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三
「事不成」，是粗说那事做不成。「礼乐不兴」，是和这理也没了。事，只是说他做出底；礼乐，却是那事底理。礼乐只是一件物事。安顿得齐齐整整，有次序，便是礼；无那乖争底意思，便是乐。
或问：「如何是事不成后礼乐便不兴？礼乐不兴后却如何便刑罚不中？」曰：「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如此，则用刑罚者安得不颠倒错乱？诸家说各有所长，可会而观之。」
杨问：「注谓：『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此句未晓。」曰：「实，即事也。」又问：「言与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讨水来救始得，却教它讨火来，此便是『言不顺』，如何济得事。又如人捉贼，走东去，合从东去捉，却教它走从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顺做事不成。若就卫论之，辄，子也，蒯聩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为贼，多少不顺！其何以为国，何以临民？事既不成，则颠沛乖乱，礼乐如何会兴，刑罚如何会中？明道所谓『一事苟，其余皆苟』，正谓此也。」又问：「子路之死于卫，其义如何？」曰：「子路只见得下一截道理，不见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难』，却不知食出公之食为不义。东坡尝论及此。」问：「如此，是它当初仕卫便不是？」曰：「然。」集注。总论。
问：「卫君欲召孔子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为之臣，复欲去出公，亦岂人情？」曰：「惟孔子而后可。」问：「灵公既逐蒯聩，公子郢辞不立，卫人立辄以拒蒯聩。论理，辄合下便不当立，不待拒蒯聩而后为不当立也。」曰：「固是。辄既立，蒯聩来争必矣。」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辄亦不当立，当去辄而别立君以拒蒯聩。晋赵鞅欲立蒯聩。圣人出时，必须大与他剖判一番，教它知个是与不是。」亚夫问：「论道理，固是去辄，使国人自拒蒯聩。以事情论之，晋人正主蒯聩，势足以压卫，圣人如何请于天子，请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晋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圣人出来，须自能使晋不为蒯聩。」贺孙因问：「如请讨陈常之事，也只是据道理，不论事情。」曰：「如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条万目自此而更新。圣人年七八十岁，拳拳之心，终做不成。」
吴伯英问：「若使夫子为卫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从蒯聩否？」曰：「圣人行事，只问义之合与不合，不问其能与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计较其能与不能，则岂不惑于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学者尤宜用力，而况圣人乎！」
问：「夫子得政于卫，须有所废立否？」曰：「亦只是说与他，令自为去就，亦难为迫逐之。」
胡文定说辄事，极看得好。
问：「胡氏之说，只是论孔子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设若卫君用孔子，孔子既为之臣而为政，则此说亦可通否？」曰：「圣人必不肯北面无父之人。若辄有意改过迁善，则孔子须先与断约，如此方与他做。以姚崇犹先以十事与明皇约，然后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辄不能然，则孔子决不为之臣矣。」
问：「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则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据事理言之，合当如此做耳。使孔子仕卫，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听，则去之耳。」
「蒯聩与辄，若有一人识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聩欲入卫，辄不动，则所以处其事者当如何？后世议者皆以为当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盖知其必有纷争也。若使夫子为政，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与其事也。」或谓：「春秋书『晋赵鞅纳世子蒯聩于戚』。称『世子』者，谓其当立。」曰：「若不如此书，当如何书之？说春秋者多穿凿，往往类此。」
叔器
译“事不成”，这是粗略地说那件事做不成。“礼乐不兴”，是说连这事的道理也没了。事，只是说他做出来的行为；礼乐，却是那事背后的道理。礼乐其实是一件事物。安排得整整齐齐，有次序，就是礼；没有乖戾争斗的意思，就是乐。
有人问：“为什么事做不成之后礼乐就不兴盛？礼乐不兴盛之后，为什么刑罚就不恰当？”回答说：“大凡做事必须用礼来节制，用乐来调和。事如果做不成，那么礼乐就没有安顿的地方。礼乐不兴盛，那么就没有秩序、不和谐。像这样，使用刑罚的人怎能不颠倒错乱？各家说法各有长处，可以综合起来观看。”
杨问：“注释说：‘言语不顺，就无法考察实情，事情就做不成。’这句话我不明白。”回答说：“实，就是事。”又问：“言语和事情，似乎互不相干。”回答说：“怎么互不相干？比如一个人被火烧，急着找水来救才行，却教他去找火来，这就是‘言语不顺’，怎么能成事。又如人捉贼，贼往东跑，应该往东去捉，却教他往西去，怎么能捉到。这都是言语不顺导致事情做不成。如果就卫国来说，辄是儿子，蒯聩是父亲。现在用军队抗拒父亲，是把父亲当作贼，多么不顺！这怎么治理国家，怎么面对百姓？事情既然做不成，就会颠沛混乱，礼乐怎么能够兴盛，刑罚怎么能够恰当？明道先生所说的‘一件事苟且，其余都苟且’，正是指这个。”又问：“子路死在卫国，他的道义如何？”回答说：“子路只看到下截的道理，没看到上截的道理。孔悝的事，他知道是‘吃了人家的俸禄就不躲避危难’，却不知道吃出公的俸禄是不义的。东坡曾经论及此事。”问：“像这样，是他当初在卫国做官就不对吗？”回答说：“是的。”集注。总论。
问：“卫君想召孔子执政，而孔子想先正名。孔子既然做了臣子，又想废黜出公，这也符合人情吗？”回答说：“只有孔子才可以。”问：“灵公既然驱逐了蒯聩，公子郢推辞不即位，卫国人立辄来抗拒蒯聩。按理说，辄本来就不该立，不必等到抗拒蒯聩之后才说不该立。”回答说：“确实如此。辄既然已经即位，蒯聩来争夺是必然的。”
“‘一定要先正名啊’！孔子如果在卫国做官，必定先正君臣父子之名。比如蒯聩不该立，辄也不该立，应当废掉辄而另立君主来抗拒蒯聩。晋国的赵鞅想立蒯聩。圣人出现时，必须跟他大大地剖析判断一番，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亚夫问：“按道理说，固然应该废掉辄，让国人自己抗拒蒯聩。从实际情况来看，晋人正支持蒯聩，势力足以压制卫国，圣人怎么向天子请示，向方伯请示？天子自己都无法处理，方伯又是晋国自己担任，怎么行得通？”回答说：“道理上本来应该这样。圣人出来，自然能让晋国不为蒯聩。”贺孙于是问：“比如请求讨伐陈常的事，也只是依据道理，不论实际情况。”回答说：“像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没能做成。如果做成了，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头万绪从此更新。圣人年纪七八十岁，恳切之心，终究没做成。”
吴伯英问：“如果让夫子在卫国执政，不知真能让出公出去服从蒯聩吗？”回答说：“圣人做事，只问义理是否相合，不问能不能做到。如果每件事只计较能不能做到，那岂不是被常情利害的私心所迷惑吗？这在学者身上尤其要用力，何况圣人呢！”
问：“夫子在卫国得到政权，必定有废立吗？”回答说：“也只是告诉他，让他自己决定去留，也难以强迫驱逐他。”
胡文定论辄的事，看得极好。
问：“胡氏的说法，只是论孔子执政正名，事理应该这样。假设卫君任用孔子，孔子既然做了臣子而执政，那么这种说法也通吗？”回答说：“圣人必定不肯北面事奉没有父亲的人。如果辄有意改过向善，那么孔子必须先与他约定，这样才帮他做事。以姚崇尚且先以十件事与明皇约定，然后才做宰相，何况孔子呢！如果辄不能这样，那么孔子决不做他的臣子。”
问：“胡氏说的那些话。如果孔子得到政权，那是出公任用他的，怎么做得了这种事？”回答说：“据事理来说，应当这样做。如果孔子在卫国做官，也必定把这事告诉出公。如果他不听，就离开罢了。”
“蒯聩和辄，如果有一人懂道理，各自避让就走了。现在蒯聩想进入卫国，辄不动，那么处理这事应当如何？后世的议论者都认为应当立郢，不知道郢不肯做。郢不即位，大概知道必定会有纷争。如果让夫子执政，必定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提拔郢而立他，这才合乎正道。然而夫子本来不想参与这事。”有人说：“《春秋》记载‘晋赵鞅把世子蒯聩送入戚地’。称‘世子’，是说该立他。”回答说：“如果不这样记载，应当怎么记载？解说《春秋》的人多穿凿附会，往往像这样。”
叔器
问：「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辄时，只是蒯聩一个来争。若立它时，则又添一个来争，愈见事多。人以千乘之国让之而不肯受，它毕竟是看得来惹手难做后，不敢做。」
译问：“子郢不肯即位，似乎也不对。”回答说：“当初立辄的时候，只有蒯聩一个人来争夺。如果立子郢，那就又增加一个争夺者，事情显得更加繁多。有人把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让给他，他却不肯接受，他毕竟是看到了事情棘手难办之后，才不敢去做。”
樊迟请学稼章
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炎。
诵诗三百章
亚夫问：「『诵诗三百』，何以见其必达于政？」曰：「其中所载可见。如小夫贱隶闾党之间，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闻见者，其情状皆可因此而知之。而圣人所以修德于己，施于事业者，莫不悉备。于其间所载之美恶，读诵而讽咏之，如是而为善，如是而为恶；吾之所以自修于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当赏，如是而当罚，莫不备见，如何于政不达。若读诗而不达于政，则是不曾读也。」又问：「如何使于四方必能专对？」曰：「于诗有得，必是于应对言语之间，委曲和平。」
子谓卫公子荆章
问：「『公子荆善居室』，也无甚高处，圣人称善，何也？」曰：「公子荆所为正合道理恰好处。常人为屋室，不是极其华丽，则墙崩壁倒，全不理会。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圣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圣人称之。」谦之。时举录小异。
问：「卫公子荆，夫子止称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举其一事之善而称之，又安知其它无所长乎？」
子适卫章
宜久说『子适卫』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礼乐，动容周旋，皆要合他节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宽底要慢也不得，所以养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无礼乐，只得把两册文字教他读。然而今未论人会学，吃紧自无人会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讲明教人之方，选其德行最高者，留以为大学师，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学者。须是如此，然后学校方成次第也。」
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而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故既富而教之。
苟有用我章
立之说『苟有用我者』一章。曰：「圣人为政，一年之间，想见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尽。到三年，便财足兵强，教行民服。」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圣人做时，须一切将许多不好底撤换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纪纲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
善人为邦章
安卿问：「集注云：『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恐善人只是使风俗醇朴。若化于善，恐是圣君之事？」曰：「大概论功效是如此。其深浅在人，不必恁地粘皮着骨去说。不成说圣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别。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积累到此，自是能使人兴善，人自是不陷于刑辟。如文景恁地，后来海内富庶，岂不是『胜残去杀』。如汉循吏，许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陈太丘卓茂鲁恭只是县令，也能如此。不成说你便不是圣人，如何做得这个！只看他功效处，又何必较量道圣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圣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善人定是未能到这田地。但是有这般见识，有这般心胸，积累做将去，亦须有效。且如而今宽刑薄赋，民亦自能兴起而不陷于刑。圣人论功效亦是大概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处如何便了，何必较他优劣。便理会得，也无甚切己处。」
问：「『善人为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后仁』，与『可也，三年有成』之义，如何？」曰：「此须有圣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大概亦自可见。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详，与今人答策专是谩策题者甚别。试读之，可见。」
如有王者章
或问：「『三年有成』，『必世后仁』，迟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天下变化，风移俗易，民归于仁，而礼乐可兴，所谓仁也。此非积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这个道理浸灌透彻；自天下言之，举一世之
译樊迟请教学习种庄稼这一章
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当时必定有他特定的一套说法，比如像许行提倡神农氏“君民并耕”的说法之类。炎。
诵读《诗经》三百篇这一章
亚夫问：“‘诵读《诗经》三百篇’，凭什么能看出他一定通晓政事？”回答说：“从《诗经》中所记载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比如那些普通百姓、低贱仆役在乡里之间，那些极其粗俗鄙陋的事情，君子平时耳目未曾听闻见到的，他们的情形状态都可以因此而知晓。而圣人用来修养自身德行、施行于事业上的道理，没有不全部具备的。对于其中所记载的美与恶，通过诵读和吟咏，像这样是善，像这样是恶；我用来修养自身的，像这样是应该做的事，像这样是不应该做的事。等到用来治理他人时，像这样应当奖赏，像这样应当惩罚，没有不全部显现的，怎么能不通晓政事呢。如果读了《诗经》却不通晓政事，那就是没有真正读懂。”又问：“为什么出使四方一定能独立应对？”回答说：“对《诗经》有所心得，必然在应对言语之间，委婉曲折而平和。”
孔子评论卫国的公子荆这一章
有人问：“‘公子荆善于治家’，也没什么特别高深的地方，圣人称赞他，为什么呢？”回答说：“公子荆的做法正好符合道理的恰当之处。一般人建造房屋，不是极其华丽，就是墙塌壁倒，完全不去理会。公子荆从合适到完备，从完备到美好，循序渐进有条理，而且都说是‘差不多就行了’，起初并不因此牵累自己的心。在圣人那里，德行盛大，这类事情都能化解，不值得提及。在公子荆能够这样，所以圣人称赞他。”谦之。时举记录的略有不同。
有人问：“卫国的公子荆，孔子只称赞他善于治家，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是姑且举出一件善事来称赞他，又怎么知道他没有其他长处呢？”
孔子到卫国这一章
宜久讲解“孔子到卫国”这一章。先生于是说：“古代教育人有礼乐，一举一动、周旋应对，都要符合它的节奏，使得性子急躁的人想快也快不了，性子宽缓的人想慢也慢不了，所以能够涵养人的性情。如今教育人既然没有礼乐，只能拿两本书教他们读。然而现在不论人会不会学，关键是没有人会教。所以程颢想要招致天下的名儒，让他们阐明教育人的方法，选拔德行最高的人，留下来担任太学的老师，然后依次分布到天下，让他们教导学生。必须这样，然后学校才能形成次序。”
衣食不足，就没有空闲去讲求礼义；而吃饱穿暖却没有教化，就又接近于禽兽，所以先使百姓富裕然后加以教化。
如果有用我的人这一章
立之讲解“如果有用我的人”这一章。先生说：“圣人治理政事，一年之间，可以想见以前不好的事情都革除尽了。到了三年，就财富充足、兵力强大，教化施行、百姓顺服。”
“如果有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了。”圣人做事时，必须先把许多不好的东西撤换掉，才做自己的事情。所以程颐说，法度纪纲的布置，必须三年才能有所成就。
善人治理国家这一章
安卿问：“集注说：‘百姓被善人感化，可以不用刑罚杀戮。’恐怕善人只是使风俗醇厚质朴。如果被感化向善，恐怕是圣君的事情？”回答说：“大概论功效是这样的。其深浅在于人，不必那样死抠字眼去说。难道说圣人就能这样，善人就不能这样！不必那样分别。善人是他做了百年工夫，积累到这种地步，自然能使人兴起善行，人自然不陷入刑罚之中。比如汉文帝、汉景帝那样，后来天下富庶，岂不是‘战胜残暴、废除杀戮’。比如汉朝的循吏，许多人才循良，也有效果。比如陈太丘、卓茂、鲁恭只是县令，也能这样。难道说你不是圣人，就做不到这个！只看他的功效，又何必计较说圣人的功效是这样，善人的功效是那样？圣人比善人自然不同。比如‘安抚他们他们就来了，动员他们他们就和谐’；‘杀他们而不怨恨，利他们而不感激，百姓日益向善而不知道是谁做的’，善人一定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有这种见识，有这种心胸，积累去做，也一定有效。比如现在宽刑薄赋，百姓自然能兴起而不陷入刑罚。圣人论功效也是大概如此。只想想他导致这种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行了，何必比较他的优劣。即便明白了，也没什么切身相关的。”
有人问：“‘善人治理国家百年’，又‘教化百姓七年’，又‘必须三十年后仁政才能确立’，与‘一年就可以了，三年有所成就’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回答说：“这必须有圣人的作为，才能这样。现在大概也自然可见。只有程颢文集中的一篇对策回答得很详细，与今人答题专门敷衍题目的很不一样。试着读读，就可以明白。”
如果有王者这一章
有人问：“‘三年有所成就’，‘必须三十年后仁政才能确立’，快慢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程颐说：‘三年，是说法度纪纲有所成就而教化施行。’用仁德逐渐教化百姓，用义理慢慢磨砺百姓，使它们渗透肌肤，深入骨髓，天下发生变化，风气转移习俗改变，百姓归于仁德，而礼乐可以兴起，这就是所谓的仁。这不是积累很久，怎么能达到？”又说：“从自身的仁德来说，这个道理浸润透彻；从天下来说，举一世之
问：「范氏以先正其身，为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不能正其身而正人，为以力假仁之事。」曰：「王者霸者，只是指王霸之道。范氏之说，缓而不切。」
定公问一言兴邦章
圣人说话，无不子细，磨棱合缝，盛水不漏。如说「以德报怨」，如说「一言兴邦」。其它人便只说「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便可以丧邦，只此一句便了。圣人则须是恁地子细说，方休。如孟子说得便粗，如「今之乐犹古之乐」，大王公刘好色好货之类。故横渠说：「孟子比圣人自是粗。颜子所以未到圣人，亦只是心尚粗。」
叶公问政章
曾问：「『近者悦，远者来。』夫子答叶公之问政者，专言其效，与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须有施为之次第。叶公老成，必能晓解也。」
近者悦而远者来，则大小强弱，非所论矣。
樊迟问仁章
孔门教人，多以数语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处恭」，纔恭，则心不放也。如此之类。
问「虽之夷狄不可弃」。曰：「上三句散着，下一句方●得紧。」谦之。
亚夫问：「如何『虽之夷狄不可弃』？」曰：「『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须是无间断方得。若有间断，此心便死了。在中国是这个道理，在夷狄也只是这个道理。」子善云：「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时，私心更无着处。」曰：「若无私心，当体便是道理。」南升。
或问：「『樊迟问仁』一段，圣人以是告之，不知樊迟果能尽此否？」曰：「此段须反求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迟身上讨，则与我不相干矣。必当思之曰，居处恭乎？执事敬乎？与人忠乎？不必求诸樊迟能尽此与否也。又须思『居处恭』时如何，不恭时如何；『执事敬』时如何，不敬时如何；『与人忠』时如何，不忠时如何，方知须用恭敬与忠也。今人处于中国，饱食暖衣，未至于夷狄，犹且与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弃，而况之夷狄，临之以白刃，而能不自弃者乎！」履孙。
大凡读书，须是要自家日用躬行处着力，方可。且如「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与那「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须是日日粘放心头，不可有些亏欠处。此最是为人日下急切处，切宜体之！椿。
亚夫问「居处恭，执事敬」一章。曰：「这个道理，须要到处皆在，使生意无少间断，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叶，无非生意。才有一毫间断，便枝叶有不茂处。」时举云：「看来此三句，动静出处，待人接物，无所不该，便私意自无容处。」因兼「仲弓问仁」一章说曰：「大抵学问只要得个门户子入。若入得门了，便只要理会个仁。其初入底门户，不必只说道如何如何。若纔得个门户子入，须便要入去。若只在外面说道如何，也不济事。」
或问：「胡氏谓：『樊迟问仁者三：此最先，「先难」次之，「爱人」其最后乎！』何以知其然？」曰：「虽无明证，看得来是如此。若未尝告之以恭敬忠之说，则所谓『先难』者，将从何下手？至于『爱人』，则又以发于外者言之矣。」
子贡问士章
问：「『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两句似不连缀。恐是『行己有耻』，则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职分，则『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职分之所当为。」曰：「『行己有耻』，则不辱其身；『使于四方』，能尽其职，则『不辱君命』。」
「宗族称孝，乡党称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广其固有之良心。
文振举程子曰：「子贡欲为皎皎之行闻于人者，夫子告之皆笃实自得之事。」谓子贡发问节次正如此。曰：「子贡平日虽有此意思，然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实了。盖渠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问其次。至『宗族称孝，乡党称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问其次。凡此节次，皆是他要放平实去做工夫，故每问皆下。到下面问『
译问：“范氏认为，先端正自身，是王者以德行仁政的做法；不能端正自身却去端正别人，是以武力假借仁义的做法。”回答说：“王者和霸者，只是指王道和霸道。范氏的说法，宽缓而不切中要害。”
定公问一言兴邦章
圣人说话，没有不细致入微、严密合缝、滴水不漏的。比如讲“以德报怨”，讲“一言兴邦”。其他人便只说“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只是我的话没有人违抗”，这就足以导致国家灭亡，仅这一句就够了。圣人则必须这样细致地说明，才算完满。比如孟子说得就比较粗略，像“今之乐犹古之乐”，以及大王、公刘好色好货之类。所以张载说：“孟子比起圣人自然要粗略。颜回之所以没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也是因为心还比较粗略。”
叶公问政章
曾问：“‘近处的人喜悦，远处的人来归附。’孔子回答叶公问政，专门讲其效果，与回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必须看施政的先后次序。叶公是老成之人，必定能够理解。”
近处的人喜悦而远处的人来归附，那么国家的大小强弱，就不是所讨论的重点了。
樊迟问仁章
孔门教导人，大多用几句话就能使人自己存养本心。比如“日常起居要恭敬”，才一恭敬，心就不会放逸。就是这类情况。
问“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抛弃”。回答说：“上面三句是分散的，下一句才收束得紧。”谦之记录。
亚夫问：“为什么说‘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抛弃’？”回答说：“‘道不可片刻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必须没有间断才行。如果有间断，这颗心就死了。在中国是这个道理，在夷狄之地也只是这个道理。”子善说：“如果在‘日常起居恭敬，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诚’的时候，私心就没有容身之处了。”回答说：“如果没有私心，当下体现的就是道理。”南升记录。
有人问：“‘樊迟问仁’这一段，圣人这样告诉他，不知道樊迟果真能完全做到吗？”回答说：“这一段必须反求诸己，才有功夫可做。如果去樊迟身上探求，那就与我无关了。一定要思考说：我日常起居恭敬吗？办事严肃认真吗？待人忠诚吗？不必探求樊迟能否完全做到。又必须思考‘日常起居恭敬’时是怎样的，不恭敬时是怎样的；‘办事严肃认真’时是怎样的，不严肃认真时是怎样的；‘待人忠诚’时是怎样的，不忠诚时是怎样的，才知道必须用恭敬和忠诚。现在的人身处中国，吃饱穿暖，还没到夷狄之地，尚且与之相忘，不知道这些道理不可抛弃，何况到了夷狄之地，面临白刃加身，能不自我抛弃吗！”履孙记录。
大凡读书，必须在自己日常亲身实践的地方着力，才可以。比如“日常起居恭敬，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抛弃”；以及“说话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蛮貊之地也行得通；说话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乡里行得通吗”！这两件事必须天天粘在心头，不可有些许亏欠。这是做人当下最急切的地方，切身体会！椿记录。
亚夫问“日常起居恭敬，办事严肃认真”一章。回答说：“这个道理，必须到处都在，使生机没有少许间断，才好。比如树木，一枝一叶，无非都是生机。才有一毫间断，枝叶就有不茂盛的地方。”时举说：“看来这三句话，动静出处，待人接物，无所不包，私意自然没有容身之处。”于是兼着“仲弓问仁”一章说：“大抵学问只要找到一个入门的门户。如果进了门，就只要理会一个仁。那初入的门户，不必只说如何如何。如果才找到一个入门的门户，必须就要进去。如果只在外面说如何如何，也不起作用。”
有人问：“胡氏说：‘樊迟问仁有三次：这第一次最先，第二次问“先难”，第三次问“爱人”最后。’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回答说：“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看起来是这样。如果没告诉过他恭敬忠诚的说法，那么所谓的‘先难’，将从哪里下手呢？至于‘爱人’，则是从外在表现来说的了。”
子贡问士章
问：“‘行为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命令’，这两句似乎不连贯。恐怕是‘行为有羞耻之心’，就足以成就自身；推此心以及职分，就‘不辱没君主的命令’，又可以成就职分所应当做的。”回答说：“‘行为有羞耻之心’，就不辱没自身；‘出使四方’，能尽到职分，就‘不辱没君主的命令’。”
“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友爱”，是能守住一个人的私德，而不能推广他固有的良心。
文振引用程子说：“子贡想要做皎洁之行让人听闻，夫子告诉他的都是笃实自得的事情。”认为子贡发问的次序正是如此。回答说：“子贡平时虽然有这种意思，但这一章却是他非常平实了。大概他看到‘行为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是小事，所以又问其次。到了‘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友爱’，他也不敢自信，所以又问其次。凡是这些次序，都是他要放平实去做功夫，所以每次问都往下。到下面问‘
今之从政者何如』，却是问错了。圣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为他截断了也。此处更宜细看。」
译现在那些从政的人怎么样呢？这却是问错了。圣人就说‘哪里值得计算呢’，这是为了给他截断（这种错误的思路）。这里更值得仔细体察。」
子贡问士，都是退后说。子贡看见都不是易事，又问其次。子贡是着实见得那说底也难，故所以再问其次。这便是伊川所谓「子贡欲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笃实自得之事」底意。
或说某人可奉使。云：「子贡问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笃实自得之事』。谓如有耻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虽小人亦可，只是退步意思。如『使乎使乎』意，则是深厚足有为者。又如行三军，『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此八字极有意。然言之谦谦气象，正如出军之『忧心悄悄』也。若轩然自表于众人之上，安可为将！如孔明用兵如此，然未尝谓精。又如曹公赏谏乌桓者。至如徐禧云『左萦右拂，直前刺之，一步三人』，则其死可见矣。狄青杀伐，败之而已。『至于太原』，出境而止。段颖则不然。」
不得中行而与之章
狂者，知之过；狷者，行之
问「不得中行而与之」一段。曰：「谨厚者虽是好人，无益于事，故有取于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堕于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为精密；有狷者之节，又不至于过激；此极难得。」
人须是气魄大，刚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见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恶，也做不得那大恶，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叹「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人须有些狂狷，方可望。
圣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为。若乡原，则无说矣。今之人，纔说这人不识时之类，便须有些好处；纔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杨。
问「狂狷」集注，云：「善人胡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据见定，不会勇猛精进；循规蹈矩则有余，责之以任道则不足。淳录下云：「故无可望。」狷者虽非中道，然这般人终是有筋骨。淳录作「骨肋」。其志孤介，知善之可为而为之，知不善之不可为而不为，直是有节操。狂者志气激昂。圣人本欲得中道而与之，晚年磨来磨去，难得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为之资，裁而归之中道。道夫录云：「得圣人裁抑之，则狂者不狂，狷者不狷矣。」淳录云：「末年无柰何，方思得此等人，可见道之穷矣。问：『何谓狷？』曰：『介然有守也。』」且如孔门只一个颜子如此纯粹。道夫录作：「合下天资纯粹。」到曾子，道夫录有「气质」字。便过于刚，与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若不是刚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汉文帝谓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气象。陆子静省试策：『世谓文帝过武帝，愚谓武帝胜文帝。』其论虽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资虽美，然止此而已。道夫录云：「若责之以行圣人之道，则必不能，盖他自安于此。观其言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资高，足以有为。使合下得真儒辅佐它，岂不大可观！惜乎辅非其人，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末年天下虚耗，其去亡秦无几。然它自追悔，亦其天资高也。如与卫青言：『若后世又为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静，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见得它知过处。胡氏谓：『武帝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乎？』」道夫录、淳录同。
南人有言章
问「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读书之意。」
或问「或承之羞」。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与之也。」
君子和而不同章
问：「诸说皆以『和』如『和羹』为义，如何？」曰：「不必专指对人说。只君子平常自处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淳录云：「君子小人只是这一个事，而心有公私不同。孔子论君子小人，皆然。」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峰云：『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以『同行异情』，却是。所谓同体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体用』字，却成是体中亦有人欲。五
译子贡询问什么是士，孔子都是退一步来说。子贡看到这些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又问其次一等的人。子贡是实在觉得前面说的那些也很难，所以才再问其次。这就是伊川所说的“子贡想要做那种洁白显耀的行为，孔子告诉他的都是笃实自得的事情”的意思。
有人提到某人可以奉命出使。回答说：“子贡问士，孔子那样告诉他。伊川说‘笃实自得的事情’。意思是像有羞耻心就不会受辱，其次是一贯实行，再其次即使是小人也还可以，这不过是退步的意思。像‘好个使者啊’那样的意思，则是深厚而有作为的人。又如率领三军，‘面临战事而畏惧，喜好谋划而成功’，这八个字极有意味。然而言语间谦谦的气象，正像出兵时‘忧心悄悄’的样子。如果高高在上自我标榜于众人之上，怎么能做将领！像孔明用兵就是这样，然而不曾说他是精妙。又如曹操奖赏劝谏攻打乌桓的人。至于像徐禧说‘左边缠绕右边拂击，径直向前刺杀，一步杀三人’，那么他的死就可以预见了。狄青杀戮征伐，不过是打败敌人罢了。‘至于太原’，出了边境就停止。段颖却不是这样。”
不得中行而与之章
狂者，是知的过度；狷者，是行的……
问“不得中行而与之”这一段。回答说：“谨厚的人虽然是好人，但对事情没有益处，所以取用狂者和狷者。然而狂者和狷者又各自堕入一个偏颇。中道的人，有狂者的志向，而行为精密；有狷者的节操，又不至于过激；这极难得到。”
人必须是气魄大，刚健有立的人，才能做成事情。而现在见面前的人都那样衰颓，做善事都做不尽力；即便做恶，也做不成那大恶，所以事事不成。所以孔子感叹“得不到中道的人和他交往，必定是狂者和狷者吧”！人必须有些狂狷之气，才可以有所指望。
圣人得不到中道的人和他交往，必定寻求狂者和狷者，因为狂者和狷者尚可为。如果是乡原，那就无可说了。现在的人，才说这人不懂时务之类，就必须有些好处；才说这人圆熟识大体之类，就无可观了。杨氏。
问“狂狷”的集注，说：“善人为什么也不及狷者？”回答说：“善人只是循循自守，依据既定的样子，不会勇猛精进；循规蹈矩则有余力，要求他承担大道则不足。淳录下面说：‘所以无可指望。’狷者虽然不是中道，然而这种人终究是有骨气的。淳录作‘骨肋’。他的志向孤介，知道善是可以做的就去做，知道不善是不可做的就不做，直是有节操。狂者志气激昂。圣人本来想要得到中道的人和他交往，晚年磨来磨去，难得这样恰好的人，像狂者和狷者，还可以凭借他们有作为的资质，裁度而归于中道。道夫录说：‘得到圣人的裁抑，那么狂者就不狂，狷者就不狷了。’淳录说：‘末年无可奈何，才想到这类人，可见道的穷尽了。问：‘什么叫狷？’回答说：‘介然有守也。’”比如孔门只有颜子这样纯粹。道夫录作：“合下天资纯粹。”到了曾子，道夫录有“气质”二字。便过于刚强，与孟子相似。世道衰微，人欲横流，如果不是刚介有脚跟的人，一定立不住。汉文帝称之为善人，汉武帝却有狂的气象。陆子静省试策论说：‘世人认为文帝胜过武帝，我认为武帝胜过文帝。’他的论调虽然偏颇，或许也有道理。文帝天资虽然美好，然而止于此而已。道夫录说：‘如果要求他实行圣人的大道，就必定不能，因为他自安于此。看他的话：‘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而天资高，足以有为。假如起初得到真儒辅佐他，岂不大有可观！可惜辅佐的不是合适的人，不能战胜他多欲的私心，做从那边去了。末年天下虚耗，距离亡秦不远。然而他自己追悔，也是他天资高。比如对卫青说：‘如果后世又做我所做的事，就是沿袭亡秦的踪迹。太子厚重好静，想要寻求守文的君主，哪有比太子更贤能的呢！’可以看出他知道过错之处。胡氏说：‘武帝能够以董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难道不好吗？’”道夫录、淳录相同。
南人有言章
问“不占而已矣”。回答说：“就像只是不读书的意思。”
有人问“或承之羞”。回答说：“承，像奉承的‘承’，像人送羞辱给他一样。”
君子和而不同章
问：“各种说法都以‘和’如同‘和羹’为义，怎么样？”回答说：“不必专门指对人说。只是君子平常自处也自然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和小人只在公私之间。淳录说：‘君子和小人只是这一件事，而心有公私不同。孔子论君子和小人，都是这样。’和是公的同，同是私的和。像‘周而不比’，也是这样。周是公的比，比是私的周，同一件事而有公私。五峰说：‘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以‘同行异情’，却是正确的。所谓同体者，却只是说同一件事。但既然犯了‘体用’的字眼，却成了体中也有的人欲。五
立之问：「『君子和而不同』，如温公与范蜀公议论不相下之类。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谁之类？」曰：「如吕吉甫王荆公是也。盖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会这一个公当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个私意，故虽相与阿比，然两人相聚也便分个彼己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纷争而不和也。」
君子易事而难说章
问「君子易事而难说」。曰：「君子无许多劳攘，故易事。小人便爱些便宜，人便从那罅缝去取奉他，故易说。」
君子泰而不骄章
问「君子泰而不骄」。曰：「泰是从容自在底意思，骄便有私意。欺负他无，欺负他理会不得，是靠我这些子，皆骄之谓也。如汉高祖有个粗底泰而不骄。他虽如此胡乱骂人之属，却无许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聪明与人辩，便有骄底意思。」
刚毅木讷近仁章
问：「『刚毅木讷近仁』，刚与毅如何分别？」曰：「刚是体质坚强，如一个硬物一般，不软不屈；毅却是有奋发作兴底气象。」
仁之为物难说，只是个恻隐、羞恶未发处。这个物事，能为恻隐、羞恶，能为恭敬、是非。刚毅木讷，只是质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震。
子路问士章
问「何如斯可谓之士」一段。曰：「圣人见子路有粗暴底气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说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则怡怡』。圣人之言是恁地密。」谦之。
问：「胡氏说：『切切，恳到也；偲偲，详勉也。』如何是恳到详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联字去形容那事，亦难大段解说，想当时人必是晓得这般字。今人只是想象其声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说为当。恳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无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须着详细相勉，方有相亲之意。」
善人教民七年章
问：「『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须有个分明界限。如古人谓『三十年制国用，则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则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处。料得七年之类亦如此。」
问：「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晋文公自始入国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义，以礼，仅得四年，遂能一战而霸。此岂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权谲，要功利，此与圣人教民不同。若圣人教民，则须是七年。」
问：「集注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后又添入『务农讲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说，向来此间有盗贼之害，尝与储宰议起保伍，彼时也商量做一个计划。后来贼散，亦不成行。后来思之，若成行，亦有害。盖纔行此，便着教他习武事。然这里人已是杀人底，莫更教得他会越要杀人。如司马温公尝行保伍之法，春秋教习，以民为兵。后来所教之人归，更不去理会农务生事之属，只管在家作闹，要酒物吃，其害亦不浅。古人兵出于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后驱之于此，所以无后来之害。
以不教民战章
或疑：「『不教民战。』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不须兼战法而教之否？」曰：「然，战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为见春秋时忒会战，故特说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
朱子语类卷第四十四
论语二十六
宪问篇
宪问耻章
问：「集注云：『宪之狷介，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固知之；至于「邦有道谷」之可耻，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时，不能有为，只小廉曲谨，济得甚事。且如旧日秦丞相当国，有人壁立万仞，和宫观也不请，此莫是世间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为台谏，则不过能论贪污而已，治录云：「为侍从，不过做得寻常事，此不免圣人所谓耻也。」于国家大计，亦无所建立。且如『子贡问士』一段，『宗族称孝，乡党称弟』之人，莫是至好；而圣人必先之以『行己有耻，
译立之问：“‘君子和而不同’，比如司马光与范纯仁议论不相上下这类情况。不知道‘小人同而不和’，又像谁这类情况呢？”回答说：“像吕惠卿、王安石就是如此。因为君子的心，是大家只理会那一个公正的道理，所以常常和谐而不可以苟且附和。小人是出于私意，所以虽然互相勾结，但两人聚在一起便分出了彼此；所以有些小利害，便导致纷争而不和谐。”
君子易事而难说章
问“君子易事而难说”。回答说：“君子没有那么多烦扰，所以容易侍奉。小人就爱占些便宜，人们便从那些缝隙中去逢迎他，所以容易取悦。”
君子泰而不骄章
问“君子泰而不骄”。回答说：“泰是从容自在的意思，骄便有私意。欺负他不行，欺负他不懂事，是靠我这一点点本事，这都是骄的表现。比如汉高祖有一种粗疏的泰而不骄。他虽然那样胡乱骂人等，却没有那么多私意。唐太宗喜欢卖弄聪明与人争辩，便有骄的意思。”
刚毅木讷近仁章
问：“‘刚毅木讷近仁’，刚与毅如何分别？”回答说：“刚是体质坚强，像一个硬物一般，不软不屈；毅却是有奋发兴起的气象。”
仁这种东西难以说清，只是恻隐、羞恶未发动时的状态。这个东西，能产生恻隐、羞恶，能产生恭敬、是非。刚毅木讷，只是质朴厚重能守住这个东西，所以说‘近仁’。震。
子路问士章
问“何如斯可谓之士”这一段。回答说：“圣人见子路有粗暴的气象，所以用‘切偲怡怡’来告诫他。又恐怕子路一味地和顺，又告诫他‘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则怡怡’。圣人的言语是这样严密。”谦之。
问：“胡氏说：‘切切，恳切周到；偲偲，详细勉励。’什么是恳切周到、详细勉励的意思？”回答说：“古人多用联字去形容那件事，也很难大段解说，想当时人必定懂得这些字。今人只是想象其声音，推测其意是如此罢了。‘切切偲偲’，胡氏的解释是恰当的。恳切周到，有苦切之意。然而一味这样苦切，而没有浸润涵育的意思，也不行。又必须详细地互相勉励，才有相亲的意思。”
善人教民七年章
问：“‘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为什么恰好限定七年？”回答说：“像这样的事，他必须有个明确的界限。比如古人说‘三十年制国用，则有九年之食’，到了班固，就能推算出那三十年果然可以有九年的粮食储备。推测七年之类也是如此。”
问：“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晋文公从刚入国到僖公二十七年，用信、义、礼来教导百姓，仅仅用了四年，就能一战而称霸。这难道是晋文公比善人高出一等吗？”回答说：“大抵霸主崇尚权谋诡诈，追求功利，这与圣人教导百姓不同。如果是圣人教导百姓，就必须是七年。”
问：“集注先前只说：‘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后来又添入‘务农讲武之法’。”回答说：“古人的政事，大抵本末兼具。”接着说，近来这里有盗贼之害，曾与储宰商议实行保甲制，当时也商量做一个计划。后来贼散了，也没有实行。后来想想，如果实行了，也有害处。因为刚实行这个，就要教他们习武事。然而这里的人已经是杀人的，莫不是教得他们更想杀人。比如司马光曾实行保甲法，春秋教习，以民为兵。后来被教的人回来，更不去理会农务生事之类，只管在家作闹，要酒肉吃，其害也不浅。古人兵出于民，却是先教以孝悌忠信，而后驱使他们从事军事，所以没有后来的害处。
以不教民战章
有人怀疑：“‘不教民战’。善人教民也用了七年，固然是教以孝悌忠信，不需要兼教战法吗？”回答说：“是的，战法自然不用了。孔子却是因为见春秋时太会打仗，所以特意说用孝悌忠信来教导百姓的意思。”
朱子语类卷第四十四
论语二十六
宪问篇
宪问耻章
问：“集注说：‘宪之狷介，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固知之；至于‘邦有道谷’之可耻，恐未必知。’为什么呢？”回答说：“邦有道的时候，不能有所作为，只做到小廉曲谨，能成就什么事呢。比如旧时秦丞相执政，有人壁立万仞，连宫观也不去请托，这莫非是世间第一等人！等到秦丞相死后，任用他为台谏，则不过能议论贪污罢了，治录说：‘做侍从，不过做得寻常事，这不免是圣人所说的耻。’对于国家大计，也没有所建树。比如‘子贡问士’一段，‘宗族称孝，乡党称弟’的人，莫非是最好的；而圣人却先以‘行己有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