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七
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七
程子之书三此卷系遗书中非入近思与四书等注者,以类而从,为一卷。文集附。
或问:「尹和靖言看语录,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语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盖卿录云:「若伊川不在,则何可不读!」只是门人所编,各随所见浅深,却要自家分别它是非。前辈有言不必观语录,只看易传等书自好。天下亦无恁地道理,如此,则只当读六经,不当看论孟矣!天下事无高无下,无小无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择书来看亦无益。」先生又言:「语录是杂载。只如闲说一件话,偶然引上经史上,便把来编了;明日人又随上面去看。直是有学力,方能分晓。」以下论语录。
问:「遗书中有十余段说佛处,似皆云形上、直内与圣人同;却有一两处云:『要之,其直内者亦自不是。』此语见得甚分明。不知其它所载,莫是传录之差?」曰:「固是。纔经李端伯吕与叔刘质夫记,便真;至游定夫,便错。可惜端伯与叔质夫早丧!使此三人者在,于程门之道,必有发明。」可学谓:「此事所系非轻,先生盍作一段文字为辨明之?」曰:「须待为之。」因说:「芮国器尝云:『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如何要排佛?』」曰:「只为无二道,故着不得它。佛法只是作一无头话相欺诳,故且恁地过;若分明说出,便穷。」
记录言语难,故程子谓:「若不得某之心,则是记得它底意思。今遗书,某所以各存所记人之姓名者,盖欲人辨识得耳。」今观上蔡所记,则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记多有激扬发越之意;游氏所说则有温纯不决之意;李端伯所记则平正;质夫所记虽简约,然甚明切。看得来刘质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寿!
伊川语,各随学者意所录。不应一人之说其不同如此:游录语慢,上蔡语险,刘质夫语简,永嘉诸公语絮。
李端伯语录宏肆,刘质夫语记其髓。
坐客有问侯先生语录异同者。曰:「侯氏之说多未通。胡先生尝荐之罗。他录作「杨」。后延平先生与相会,颇谓胡先生称之过当。因言其人轻躁不定,罗先生虽以凛然严毅之容与相待,度其颇难之。但云,其游程门之久,甚能言程门之事。然于道理未有所见,故其说前后相反,没理会。有与龟山一书。」
张思叔语录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处,不若只录语录为善。
杨志仁问明道说话。曰:「最难看。须是轻轻地挨傍它,描摸它意思,方得。若将来解,解不得。须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先生问:「近来全无所问,是在此做甚工夫?」义刚对:「数日偶看遗书数版入心,遂乘兴看数日。」先生曰:「遗书录明道语,多有只载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无邪』,如曰『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当时举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语至此,整容而诵「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圣人也要神明。这个本是一个灵圣底物事,自家斋戒,便会灵圣;不斋戒,便不灵圣。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斋。」胡叔器曰:「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斋较谨于戒。湛然纯一之谓斋,肃然警惕之谓戒。到湛然纯一时,那肃然警惕也无了。」
胡明仲文伊川之语而成书,凡五日而毕。世传河南夫子书,乃其略也。
问:「欲取程氏遗书中紧要言语,分为门类,作一处看;庶得前后言语互相发明,易于融会。如何?」曰:「若编得也好。只恐言仁处或说着义,言性处或说着命,难入类耳。」
学者宜先看遗书,次看尹和靖文字,后乃看上蔡文字,以发光彩,且已不述其说也。季通语。
伊川语尹曰:「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不知数十年后,人将谓我是何如人。」作说怪异模样。又,三录中说,且得它见得不错,已是好。所以杨谢如此。
「改文字自是难。有时意
译《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七
程子的著作有三,这一卷收录的是《遗书》中未编入《近思录》及《四书》等注疏的部分,按类别汇编为一卷,附于文集之后。
有人问:“尹和靖说看语录,伊川说:‘我还在,何必看这些?’这话怎么理解?”朱子说:“伊川在世,自然不必看;伊川不在了,怎么能不看!”大概尹和靖记录说:“如果伊川不在,那怎么可以不读!”这只是门人编纂的,各自随着所见深浅不同,却需要自己分辨其中的是非。前辈有人说不要看语录,只看《易传》等书就好。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如果这样,那就只该读六经,不该看《论语》《孟子》了!天下的事没有高低,没有大小,如果切合自身下功夫,件件都是自己的东西;如果不下功夫,挑选书籍来看也没有益处。”先生又说:“语录是杂乱记载的。就像闲聊一件小事,偶然引到经史上,就把它编录下来;第二天人们又顺着上面的话去看。实在是有学问功底,才能分辨清楚。”以下讨论语录。
问:“《遗书》中有十几段谈论佛教的地方,似乎都说形而上、直内与圣人相同;却有一两处说:‘总之,那直内的也不对。’这话看得很分明。不知道其他所载,莫非是传录的错误?”朱子说:“确实是。才经过李端伯、吕与叔、刘质夫记录,便真实;到了游定夫,便错了。可惜端伯、与叔、质夫早逝!如果这三个人还在,对于程门之道,必定有所阐发。”可学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先生何不写一段文字来辨明?”朱子说:“须等待去做。”于是说:“芮国器曾说:‘天下没有两条道,圣人没有两样心,为什么要排斥佛教?’”朱子说:“正因为没有两条道,所以容不下它。佛法只是说些没有头绪的话来欺骗人,所以姑且这样过去;如果分明说出来,就穷尽了。”
记录言语很难,所以程子说:“如果不能领会我的心意,那就是记住了他的意思。现在《遗书》,我之所以保留各记录者的姓名,是想让人辨识清楚。”现在看谢上蔡所记,十分之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的意思,所以他所记多有激扬发越之意;游氏所说的则有温纯不决之意;李端伯所记平正;刘质夫所记虽然简约,但很明切。看来刘质夫那人很高明,可惜短命!
伊川的话,各随学者的意思记录。不应该一个人的说法如此不同:游录语慢,上蔡语险,刘质夫君语简,永嘉诸公语絮。
李端伯语录宏肆,刘质夫君语记其髓。
坐客中有问侯先生语录异同的。朱子说:“侯氏的说法大多未通。胡先生曾推荐他给罗先生。他录作‘杨’。后来延平先生与他相会,颇认为胡先生称赞过当。于是说那人轻躁不定,罗先生虽然以凛然严毅的容貌对待他,估计他颇难堪。只说,他游历程门很久,很能说程门的事。但在道理上没有所见,所以他的说法前后相反,没有条理。有一封给龟山的信。”
张思叔语录多作文,所以有失去本意的地方,不如只录语录为好。
杨志仁问明道说话。朱子说:“最难看。必须轻轻地挨傍它,描摹它的意思,才得。如果拿来解释,解释不得。必须看得道理大段熟,才可以看。”
先生问:“近来全无所问,是在此做什么工夫?”义刚回答:“数日偶然看《遗书》几版入心,于是乘兴看了数日。”先生说:“《遗书》录明道语,多有只载古人全句,不加一字底的。如说‘思无邪’,如说‘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都是。也有重复出现的,是当时举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语至此,整容而诵“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说:“便是圣人也要神明。这个本是一个灵圣的东西,自家斋戒,便会灵圣;不斋戒,就不灵圣。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斋。”胡叔器说:“斋戒只是敬。”朱子说:“固然是敬,但斋比戒更谨。湛然纯一叫做斋,肃然警惕叫做戒。到湛然纯一时,那肃然警惕也没有了。”
胡明仲文伊川之语而成书,共五天完成。世传河南夫子书,乃是其略本。
问:“想要取程氏《遗书》中紧要言语,分为门类,作一处看;希望前后言语互相发明,易于融会。怎么样?”朱子说:“如果编得好也好。只怕言仁处或说着义,言性处或说着命难入类耳。”
学者宜先看《遗书》,次看尹和靖文字,后乃看上蔡文字以发光彩,且已不述其说也。这是季通的话。
伊川语尹曰:“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不知数十年后,人将谓我是何如人。”作说怪异模样。又,三录中说,且得他见得不错,已是好。所以杨谢如此。
“改文字自是难。有时意
思或不好,便把来改;待得再看,又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见皆在此心如何,纔昏便不得。或有所迁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张,随其意之所重,义理便差了。」器之问:「程子语有何疑处?」曰:「此等恐录得差,或恐是一时有个意思说出,或是未定之论。今且怕把人未定之论便唤做是,也是切害。如今言语最是难得一一恰好。或有一时意思见得是如此,它日所见或未必然。惟圣人说出,句句字字都恰好。这只是这个心,只是圣人之心平一。」
译如果(对某事)思虑得不好,就把它改过来;等到再看时,反而不如原来的样子。因此可以看出,关键在于此心如何,刚一昏昧就不行了。如果有所迁就,或有所回避,或事先有了主张,随着心意所偏重的方向,义理就错了。」器之问:「程子的话有什么可疑之处?」回答说:「这类话恐怕记录有误,或者是一时兴起说出的意思,又或者是尚未确定的论断。现在只怕把别人尚未确定的论断就当作是正确的,这也是极大的害处。如今的言语最难做到一一恰到好处。有时一时的见解认为是这样,日后所见未必如此。只有圣人所说的话,句句字字都恰到好处。这仅仅是因为此心,只是圣人之心平和专一。」
记录言语有不同处。如伊川江行事,有二处载:一本云:「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风,舟人皆惧,惟伊川不动。岸上有负薪者,遥谓之曰:『达后如此,舍后如此。』伊川欲答之,而舟去已远矣。」一本谓:「既至岸,或问其故。伊川曰:『心存诚敬尔。』或曰:『心存诚敬,曷若无心?』伊川欲与之言,已忽不见矣。」某尝谓,前说不然。盖风涛汹涌之际,负薪者何以见其不惧?而语言又何以相闻邪?「孰若无心」之说,谓隐者既言,则趋而辟之,可也。谓其忽然不见,则若鬼物然,必不然矣。又况达之与舍,只是一事,安得有分别邪?
「论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电是阴阳相轧,如以石相磨而火生。』『长安西风而雨。』『因食韭,言天地间寒暖有先后。』『或传京师少雷,恐是地有高下。』『霹雳震死,是恶气相击搏。』凡此数条者,果皆有此理否?」曰:「此皆一时谈论所及,学者记录如此。要之,天地阴阳变化之机,日月星辰运行之度,各有成说,而未可以立谈判也。明道诗有『思入风云变态中』之语。前辈穷理,何事不极其至?今所疑数条,其间必自有说。且『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圣人垂训如此,则霹雳震死等事,理之所有,不可以为无也。」以下天地性理。
「伊川云:『测景以三万里为准,若有穷然。有至一边已及一万五千里者,而天地之运盖如初也。』此言盖误。所谓『升降一万五千里中』者,谓冬夏日行南陆北陆之间,相去一万五千里耳,非谓周天只三万里。」
程氏遗书一段说日月处,诸本皆云:「不如三焦说周回而行。」不晓其义。后见一本云:「不如旧说周回而行。」乃传写之误。
「十五卷:『必有无种之人,生于海岛。』十八卷:『太古之时,人有牛首蛇身。』『金山得龙卵,龙涌水入寺,取卵而去。』『涪州见村民化虎。』此数条,皆记录者之诞。」曰:「以太极之旨而论气化之事,则厥初生民,何种之有?此言海岛无人之处,必有无种之人,不足多怪也。龙亦是天地间所有之物,有此物则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村民化虎,其说可疑。或恐此人气恶如虎,它有所感召,未足深较也。」
问:「遗书中有数段,皆云人与物共有此理,只是气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纲言其本同出?若论其得此理,莫已不同?」曰:「同。」曰:「既同,则所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于通塞上别。如人虽气禀异而终可同,物则终不可同。然则谓之理同则可,谓之性同则不可。」曰:「固然。但随其光明发见处可见,如蝼蚁君臣之类。但其禀形既别,则无复与人通之理。如狝猴形与人略似,则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为怪;如猪则极昏。如草木之类,荔枝牡丹乃发出许多精英,此最难晓。」
伊川说海沤一段,与横渠水冰说不争多。
问:「程子说性一条云:『学者须要识得仁体。若知见得,便须立诚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紧是那句?」曰:「是『诚敬』二字上。」曰:「便是公不会看文字。它说要识仁,要知见得,方说到诚敬。末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这几句说得甚好。人也会解得,只是未必实见得。向编近思录,欲收此段,伯恭以为怕人晓不得,错认了。程先生又说:『性即理也』,更说得亲切。」曰:「佛氏所以得罪于圣人,止缘它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万物。」曰:「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己理会。」又问:「『性即理』,何如?」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论枯槁,它本来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云:「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书灯便有书灯底道理。水之润下,火之炎上,金之从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顺它理,始得。若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镕做金用,便无此理。」曰:
译记录言语有不同的地方。比如伊川江上行走的事,有两处记载:一本说:“伊川从涪陵乘船遇到风浪,船夫都害怕,只有伊川不动。岸上有背着柴的人,远远地对他喊道:‘到达后如此,舍弃后如此。’伊川想回答他,但船已经走远了。”另一本说:“到了岸边,有人问他缘故。伊川说:‘心里存有诚敬罢了。’那人说:‘心里存有诚敬,怎么比得上无心?’伊川想和他说话,那人忽然就不见了。”我曾经说,前面的说法不对。因为在风涛汹涌的时候,背柴的人怎么能看见他不害怕?而且语言又怎么能互相听到呢?“怎么比得上无心”的说法,是说隐士既然说了,就避开他,是可以的。说那人忽然不见了,就像鬼怪一样,一定不是这样的。何况到达和舍弃,只是一件事,怎么会有分别呢?
“讨论太阳的运行,‘到了寅位,寅位上方有光;到了卯位,卯位上方有光’。‘闪电是阴阳相互摩擦,就像用石头相互摩擦而生火。’‘长安刮西风就下雨。’‘因为吃韭菜,说天地间寒暖有先后。’‘有人传说京城很少打雷,恐怕是因为地势有高下。’‘雷击死人,是恶气相互搏击。’这几条,果真都有这样的道理吗?”回答说:“这些都是当时谈论所涉及的,学者记录成这样。总之,天地阴阳变化的机理,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各自有确定的说法,不能凭一时的议论来判定。明道的诗有‘思入风云变态中’的话。前辈探究事理,什么事不推究到极点?现在所怀疑的这几条,其中一定自有说法。况且《易经》说‘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圣人留下这样的教诲,那么雷击死人等事,是道理中本来就有的,不能认为没有。”以下是关于天地性理的内容。
“伊川说:‘测量日影以三万里为标准,好像有尽头一样。有到达一边已经一万五千里的人,而天地的运行却像当初一样。’这话大概错了。所谓‘在一万五千里的升降之中’,是说冬夏日行在南陆北陆之间,相距一万五千里罢了,不是说周天只有三万里。”
程氏遗书中一段讲日月的地方,各本都说:“不如三焦说周回而行。”不明白它的意思。后来看到一本说:“不如旧说周回而行。”原来是传抄的错误。
“十五卷:‘一定有无种的人,生于海岛。’十八卷:‘太古的时候,人有牛头蛇身。’‘金山得到龙卵,龙涌水进入寺庙,取卵而去。’‘涪州看见村民变成老虎。’这几条,都是记录者的荒诞之言。”回答说:“用太极的宗旨来讨论气化的事,那么最初产生人类,有什么种呢?这话是说海岛无人之处,一定有无种的人,不值得奇怪。龙也是天地间所有的东西,有这种东西就有这种道理,取卵而去,或许有的。村民变成老虎,这种说法可疑。或许恐怕这人脾气像老虎,其他有所感召,不值得深究。”
问:“遗书中有几段,都说人与物共有这个理,只是气昏浊推究不到,这莫非只是大纲说它们本同出于一源?如果论它们得到这个理,莫非已经不同了?”回答说:“同。”说:“既然同,那么区分人物之性的,却是在通塞上区别。比如人虽然气禀不同但最终可以相同,物则最终不能相同。那么说理同是可以的,说性同则不可以。”回答说:“确实如此。但随其光明显现的地方可以看到,比如蝼蚁君臣之类。但它们禀受形体既然不同,就没有再与人相通的道理。比如猴子形体与人略似,就有能解人意;野狐能人立,所以能作怪;比如猪则极昏浊。比如草木之类,荔枝牡丹发出许多精英,这最难理解。”
伊川说海沤的一段,与横渠水冰的说法差不多。
问:“程子说性的一条说:‘学者必须识得仁体。如果知道看见了,就必须立诚敬来存养它。’是怎么回事?”回答说:“你看这段要紧的是哪句?”说:“是‘诚敬’二字上。”回答说:“这就是你不会看文字。它说要识仁,要知看见,才说到诚敬。最后说:‘我的心,就是天地的心;我的理,就是万物的理;一天的运行,就是一年的运行。’这几句说得很好。人也会解释,只是未必真能看见。以前编近思录,想收录这段,伯恭认为怕人理解不了,错认了。程先生又说:‘性即理也’,更说得亲切。”说:“佛家之所以得罪圣人,只因为它只知道有一身,而不知道有天地万物。”说:“现在人又太过不就自身去理会。”又问:“‘性即理’,怎么样?”回答说:“万物都有性,就都有它的理。”说:“枯槁的东西,也有理吗?”回答说:“不论枯槁,它本来都有道理。”指着案上的花瓶说:“花瓶就有花瓶的道理,书灯就有书灯的道理。水的润下,火的炎上,金的从革,木的曲直,土的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如果使用它们,又要顺着它们的理,才行。如果把金削来做木用,把木熔来做金用,就没有这个理。”说:
「『西铭之意,与物同体』,体莫是仁否?」曰:「固是如此。然怎生见得意思是如此?与物同体固是仁,只便把与物同体做仁不得。恁地,只说得个仁之躯壳。须实见得,方说得亲切。如一碗灯,初不识之;只见人说如何是灯光,只恁地抟摸,只是不亲切。只是便把光做灯,不得。」
译“‘《西铭》的主旨是万物一体’,这个‘体’莫非就是‘仁’吗?”回答说:“确实是这样。然而怎么看出它的意思是这样的呢?万物一体固然就是仁,但仅仅把万物一体当作仁来理解是不行的。像这样,只是说到了仁的外在形式。必须切实地体认到,才能说得真切。好比一盏灯,起初并不认识它;只听别人说什么是灯光,只是那样摸索,终究不真切。只是把灯光当作灯,是不行的。”
明道言「学者须先识仁」一段,说话极好。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
问:「一段说性命,下却云『见于事业之谓理』。『理』字不甚切。」曰:「意谓理有善有恶,但不甚安。」良久,又曰:「上两句正是『天命之谓性』,下一句是『率性之谓道』。中庸是就天性上言,此是就事物上言,亦无害。」
吕与叔谓养气可以为养心之助。程先生以为不然,养心只是养心,又何必助?如为孝只是为孝,又何必以一事助之?某看得来,又不止此。盖才养气,则其心便在气上了,此所以为不可也。
吕与叔言养气可以为养心之助,程先生大以为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春来方信。心死在养气上,气虽得其养,却不是养心了。
问:「吕与叔有养气之说,伊川有数处皆不予之。养气莫亦不妨?只是认此为道,却不是。」曰:「然。」又问:「一处说及平日思虑,如何?」曰:「此处正是微涉于道,故正之。」
「遗书论命处,注云:『圣人非不知命,然于人事不得不尽。』如何?」曰:「人固有命,可是不可不『顺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是。若谓其有命,却去岩墙之下立,万一倒覆压处,却是专言命不得。人事尽处便是命。」
问:「『观鸡雏,此可观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观,此偶见鸡雏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
仲思问:「遗书云,看鸡雏可以观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后,这般个久久自知之。记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难者。』所以游先生问『阴阳不测之谓神』,而程子问之曰:『公是拣难底问?是疑后问?』故昨日与公说,读书,须看一句后,又看一句;读一章后,又读一章。格物,须格一物后,又格一物。见这个物事道理既多,则难者道理自然识得。」骧。
问:「遗书谓切脉可以体仁,莫是心诚求之之意否?」曰:「还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则当切脉时,又用着个意思去体仁。」复问蜚卿曰:「仲思所说如何?」曰:「以伯羽观之,恐是观鸡雏之意。」曰:「如何?」曰:「鸡雏便是仁也。」曰:「切脉体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气周流,切脉则便可以见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贯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问:「鸡雏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尝谓初与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较分明。盖当是时饮啄自如,未有所谓争斗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致道问:「『仁则一,不仁则二』,如何?」曰:「仁则公,公则通,天下只是一个道理。不仁则是私意,故变诈百出而不一也。」
问:「和靖语录中有两段言仁:一云:『某谓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谓也?」曰:「能好人,能恶人。」伊川曰:「善涵养。」』又云:『某以仁,惟公可尽之。』伊川曰:『思而至此,学者所难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先生曰:「『人能至公,便是仁』,此句未安。然和靖言仁,所见如此。」问:「伊川何不以一二语告之?」曰:「未知其如何。」
伊川言:「一心之谓诚,尽心之谓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诚之用。「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十分真实,恁地便是诚;若有八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夹杂些虚伪在内,便是不诚。忠,便是尽心,尽心亦是恁地,便有些子是诚之用。
「一心之谓诚,尽己之谓忠。」诚是实理自然如此,此处却不曾带那动,只恁地平放在这里。忠却是处事待物见得,却是向外说来。
「尽心之谓忠,一心之谓诚,存于中之谓孚,见诸事之谓信。」问「中孚」之义,先生引伊川。盖「孚」字从「爪」,从「子」,取鸟抱卵之义。言人心之所存者,实有是物也。
问:「诚然后能敬。未知诚,须敬然后诚。『敬小诚大』,如何说?」曰:「必存此实理方能敬。只是此一『敬』字,圣人与学者深
译明道先生说“做学问的人必须先认识仁”这一段话,讲得极好。只是说得过于宽泛,做学问的人难以入手。
问:“前一段讲性命,下面却说‘体现在事业上的叫做理’。这个‘理’字不太贴切。”回答说:“意思是说理有善有恶,但这样解释也不太妥当。”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上面两句正是‘天命之谓性’,下面一句是‘率性之谓道’。《中庸》是从天性上讲的,这里是从事物上讲的,也没有妨害。”
吕与叔认为养气可以作为养心的辅助。程先生认为不是这样,养心只是养心,又何必借助其他事物?比如行孝只是行孝,又何必用另一件事来辅助它?我看来,不止于此。因为一旦去养气,心就落在气上了,这就是不可行的原因。
吕与叔说养气可以作为养心的辅助,程先生非常不以为然。我起初也对此有疑问,今年春天才相信。心死在养气上,气虽然得到了培养,却不是养心了。
问:“吕与叔有养气的说法,伊川先生有几处都不赞同他。养气或许也无妨?只是把它当作道,那就不对了。”回答说:“是的。”又问:“有一处提到平日的思虑,怎么解释?”回答说:“这里正是稍微涉及道的地方,所以予以纠正。”
问:“《遗书》论及命运的地方,注释说:‘圣人并非不知道命运,但在人事上不得不尽力。’怎么理解?”回答说:“人固然有命运,可是不可不‘顺受其正命’,比如‘知道命运的人不站在危墙之下’就是这样。如果说因为有命运,就站在危墙之下,万一墙倒塌压下来,那就只是专门谈论命运而不可行了。人事尽力的地方就是命运。”
问:“‘观察小鸡雏,这可以观察仁’,为什么呢?”回答说:“凡是事物都可以观察,这只是偶然看到小鸡雏而说的罢了。”小小的生物,生命的道理全都具备。
仲思问:“《遗书》说,看小鸡雏可以观察仁,怎么理解?”回答说:“既然通晓了道理,这样长久下去自然就会明白。《记》说:‘善于提问的人就像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部分,后砍困难的部分。’所以游先生问‘阴阳不测之谓神’,程子反问他说:‘您是挑选难的问题问?还是有了疑惑才问?’所以昨天我对您说,读书,要看完一句后,再看下一句;读完一章后,再读下一章。格物,必须格完一物后,再格另一物。见到这个事物的道理多了,那么难懂的道理自然就能认识了。”骧。
问:“《遗书》说切脉可以体察仁,莫非是诚心求索的意思吗?”回答说:“还是切脉的人是仁?那脉搏是仁?”回答说:“切脉的人是仁。”回答说:“如果这样,那么在切脉时,又要用一种意思去体察仁。”又问蜚卿说:“仲思所说的怎么样?”回答说:“以伯羽看来,恐怕是观察小鸡雏的意思。”回答说:“怎么说?”回答说:“小鸡雏就是仁。”回答说:“切脉体察仁又怎么说?”回答说:“脉搏是血气在周身流行,切脉就可以见到仁。”回答说:“对。恐怕只是这样。脉理贯通全身,仁的道理也是如此。”又问:“小鸡雏怎么就是仁?”道夫说:“先生曾经说初生和嫩弱的就是。”回答说:“这样看,比较分明。因为那时小鸡雏饮啄自如,还没有所谓争斗侵凌的忧患,这就就是仁。”
致道问:“‘仁就是一,不仁就是二’,怎么理解?”回答说:“仁就是公,公就是通,天下只是一个道理。不仁就是私意,所以变诈百出而不统一。”
问:“和靖语录中有两段讲仁:一段说:‘我说仁者只是公罢了。伊川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能喜爱好人,能厌恶坏人。’伊川说:‘善于涵养。’’另一段说:‘我认为仁,只有公可以穷尽它。’伊川说:‘思考到这一步,是做学问的人难以达到的。天心之所以至仁,只是公罢了。人能达到至公,就是仁。’”先生说:“‘人能达到至公,就是仁’,这句话不太妥当。然而和靖讲仁,见解就是这样。”问:“伊川为什么不给他一两句指点?”回答说:“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伊川说:“一心不二的叫做诚,尽心尽力的叫做忠。”我看忠有些是诚的作用。“像厌恶恶臭,像喜爱美色。”十分真实,这样就是诚;如果有八九分这样,有一分不这样,就是夹杂了一些虚伪在里面,就是不诚。忠,就是尽心,尽心也是这样,便有些是诚的作用。
“一心不二的叫做诚,尽己之力的叫做忠。”诚是实理自然如此,这里却不曾带有动作,只是平平地放在这里。忠却是在处理事务对待事物时体现出来的,却是从外面来说的。
“尽心尽力的叫做忠,一心不二的叫做诚,存于内心的叫做孚,体现在事情上的叫做信。”问“中孚”的意义,先生引用伊川的解释。因为“孚”字从“爪”,从“子”,取鸟抱卵的意思。说人心所存的,确实有这个东西。
问:“诚然后能敬。不知道诚,必须敬然后诚。‘敬小诚大’,怎么说?”回答说:“必须存有这个实理才能敬。只是这一个‘敬’字,圣人与学者深
浅自异。」
问:「程子曰『天下善恶皆天理』,何也?」曰:「恻隐是善,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是恶;刚断是善,于不当刚断处刚断即是恶。虽是恶,然原头若无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为恶耳。」
译浅薄地自认为与众不同。」
问:「程子说『天下的善与恶都源于天理』,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恻隐之心是善,在不该恻隐的地方产生恻隐就是恶;刚毅果断是善,在不该刚毅果断的地方表现刚毅果断就是恶。虽然这些表现是恶,但根源上如果没有这些本性,又怎么能产生呢?它们本质上都是天理,只是被人欲所颠倒,所以运用不当就成了恶罢了。」
问:「『善恶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过处言。如『恻隐之心,仁之端』,本是善,纔过,便至于姑息;『羞恶之心,义之端』,本是善,纔过,便至于残忍。故它下面亦自云:『谓之恶者,本非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
问:「『天下善恶皆天理。』杨墨之类,只是过不及,皆出于仁义,谓之天理,则可。如世之大恶,谓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残忍,便是翻了恻隐。如放火杀人,可谓至恶;若把那去炊饭,杀其人之所当杀,岂不是天理,只缘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顺之则是,背之则非。缘有此理,方有此恶。如沟渠至浊,当初若无清冷底水,缘何有此?」
或问:「『善恶皆天理也。』若是过与不及,些小恶事,固可说天理。如世间大罪恶,如何亦是天理?」曰:「初来本心都自好,少间多被利害遮蔽。如残贼之事,自反了恻隐之心,是自反其天理。」贺孙问:「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说『皆天理也』?莫是残贼底恶,初从羞恶上发;淫溺贪欲底恶,初从恻隐上发;后来都过差了,原其初发都是天理?」曰:「如此说,亦好。但所谓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处。如羞恶,自与恻隐相反;是非,自与辞逊相反。如公说,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旧一句不通处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暴』,这两句意分晓。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贪』一句没分晓。今公说贪是爱上发来,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贪恋。」
善,只是当恁地底;恶,只是不当恁地底。善恶皆是理,但善是那顺底,恶是反转来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则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恶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恶底理。
问:「『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便是善。』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生便是继,如何分作两截?」曰:「此亦先言其理之统如此,然亦未甚安。有一人云:『「元」,当作「无」。』尤好笑!」
孟子说「性善」,是就用处发明人性之善;程子谓「乃极本穷原之性」,却就用处发明本理。
季容甫问:「『中理在事,义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来中理;义,则所以能中理者也。义便有拣择取舍,易传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
问:「『天地设位』一段,明道云见刘质夫录论人神处。『天地设位』,合道『易』字,道它字不得。不知此说如何?」曰:「明道说话,自有不论文义处。」
问:「遗书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张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
问遗书首卷「体道」之说。曰:「『体』,犹体当、体究之『体』,言以自家身己去体那道。盖圣贤所说无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体它,令此道为我之有也。如克己,便是体道工夫。」以下为学工夫。
「谢氏记明道语:『既得后,须放开。』此处恐不然。当初必是说既得后,自然从容不迫,它记得意错了。谢氏后来便是放开。周恭叔又是放倒。」因举伊川谓「持之太甚,便是助长」。「亦须且恁去。助长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从容处,亦须且恁去,犹愈于不能执捉者。」
「既得后,须放开。」此亦非谓须要放开,但谓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广大,规模开扩。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盖以放开与否为得与未得之验。若谓有意放开,则大害事矣!上蔡谓周恭叔放开太早,此语亦有病也。
论遗书中说「放开」二字。先生曰:「且理会收敛。」问:「昨日论横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须放宽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宽看将去,不要守杀了。横渠说自好。但如今日所论,却是太局促了。」
先生问:「遗书中『欲夹持这天理,则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对曰:「中庸所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问如何。曰:「此亦说得,然只是
译问:“‘善恶都是天理’,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只是就其过度之处而言。比如‘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这本来是善,才一过度,就变成姑息养奸;‘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这本来是善,才一过度,就变成了残忍。所以它下面自己也说:‘称之为恶的,本来并不是恶,只是有时过度或不及,才变成这样。’”
问:“‘天下的善恶都是天理。’杨朱、墨翟之类,只是过度或不及,都出于仁义,称之为天理,还可以。但像世间的大恶,称之为天理,可以吗?”回答说:“本来是天理,只是翻转了,才变成这样。比如人的残忍,就是翻转了恻隐之心。比如放火杀人,可以说是极恶;但如果拿火去煮饭,杀掉该杀的人,这岂不是天理,只是因为翻转了。道理有正面有反面,顺着它就是对的,背着它就是错的。正因为有这个理,才会有这个恶。比如沟渠极其浑浊,当初如果没有清澈寒冷的水,哪里会有这个浑浊?”
有人问:“‘善恶都是天理。’如果是过度与不及,一些小的恶事,固然可以说出自天理。但像世间的大罪恶,怎么也是天理呢?”回答说:“起初本心都是好的,不久大多被利害关系遮蔽。比如残暴贼害的事,就是翻转了恻隐之心,也就是翻转了自己的天理。”贺孙问:“既然翻转了天理,为什么又说‘都是天理’?莫非残暴贼害的恶,起初是从羞恶之心发出的;淫乱沉溺贪欲的恶,起初是从恻隐之心发出的;后来都过度偏差了,推究其起初发动都是天理?”回答说:“这样说,也好。但所谓翻转,也是四端之中自有相反的地方。比如羞恶,自然与恻隐相反;是非,自然与辞让谦逊相反。像你说的,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出了旧时一句不通的地方。比如‘用人的智慧去除欺诈,用人的勇气去除暴虐’,这两句意思清楚明白。只有‘用人的仁爱去除贪婪’一句意思不清楚。现在你说贪婪是从爱上发出的,也是对的。想一想,纯善的人容易含糊苟且,姑息贪恋。”
善,只是应当这样的;恶,只是不应当这样的。善恶都是理,但善是顺从的,恶是反转的。然而因为它是反转而不善,就知道那善的自在,所以“善恶都是理”,但却不能说有恶的理。
问:“‘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承这个生理就是善。’善便有一个元初的意思,生便是继承,怎么分成两截?”回答说:“这也是先说其理的总体是这样,但也不甚安稳。有一人说:‘“元”,应当作“无”。’尤其可笑!”
孟子说“性善”,是就作用处发明人性的善;程子说“乃是极本穷原之性”,却是就作用处发明本理。
季容甫问:“‘中理在事,义在心’,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中理,只是做事做得合乎理;义,则是能使事情合乎理的原因。义便有拣择取舍,《易传》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
问:“‘天地设位’一段,明道说见刘质夫记录论人神处。‘天地设位’,合道‘易’字,道它字不得。不知此说如何?”回答说:“明道说话,自有不论文义的地方。”
问《遗书》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一段,却主张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予采纳。”
问《遗书》首卷“体道”的说法。回答说:“‘体’,如同体当、体究的‘体’,是说用自家身己去体认那道。大概圣贤所说无非是道,只要自家以此身去体认它,使这道成为我所有的。比如克己,就是体道的工夫。”以下是为学的工夫。
“谢氏记录明道的话:‘既得后,须放开。’此处恐怕不对。当初必是说既得后,自然从容不迫,他记得意思错了。谢氏后来便是放开。周恭叔更是放倒。”于是举出伊川说“持之太甚,便是助长”。“也须且这样去做。助长固然不好,但起初未能达到从容处,也须且这样去做,还胜过不能执捉的人。”
“既得后,须放开。”这也并非说须要放开,只是说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广大,规模开扩。如果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而已。大概以放开与否作为得与未得的验证。如果说有意放开,那就大害事了!上蔡说周恭叔放开太早,这话也有毛病。
论《遗书》中说“放开”二字。先生说:“且理会收敛。”问:“昨日论横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说‘须放宽地步’,怎么解释?”回答说:“只是且放宽看将去,不要守死了。横渠说自好。但如今日所论,却太局促了。”
先生问:“《遗书》中‘欲夹持这天理,则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回答说:“《中庸》所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沉默了很久。必大问如何。回答说:“这也说得,然只是
引证。毕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讲习躬行后,见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寻常看『据于德』,如何说?」必大以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对。曰:「须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说上,依旧认『德』字未着。今且说只是这道理,然须长长提撕,令在己者决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独处默坐,未曾事君亲,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浑全是一个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来,事亲则必孝,事君则必忠,与朋友交则必信,不待旋安排。盖存于中之谓德,见于事之谓行。易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正谓以此德而见诸事耳。德成于我者,若有一个人在内,必定孝弟忠信,断不肯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与道家所谓『养成个婴儿在内』相似。凡人欲边事,这个人断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谓虽未曾说出来时,存于心中者,已断是如此了,然后用得戒慎恐惧存养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养者,犹恐其或有时间断故耳。程子所谓『须有不言而信者』,谓未言动时,已浑全是个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难为形状。』又言:『学者须学文,知道者进德而已。有德,则「不习无不利」。』自初学者言之,它既未知此道理,则教它认何为德?故必先令其学文。既学文后,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进德。圣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级做进德工夫,不令其止于学文而已。德既在己,则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强旋做,故曰『有德,则「不习无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敛近里而已。中庸末章发明此意,至为深切。自『衣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时,已报得满地人知,然实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皆是收敛近里。『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一句紧一句。」先生再三诵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无味,然做时却自有可乐,故不厌;似乎简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则又不止于简而已。『温而理』,温厚似不可晓,而条目不可乱,是于有序中更有分别。如此入细做工夫,故能『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夫见于远者皆本于吾心,可谓至近矣,然犹以己对物言之。『知风之自』,则知凡见于视听举动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从来,此则皆本于一身而言矣。至于『知微之显』,则又说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极,分明显著。学者工夫能如此收敛来,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谓之德,但如此则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于屋漏』,盖已能如此做入细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慎独涵养。其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盖不动不言时,已是个敬信底人了。又引诗『不显维德』,『予怀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发明个『德』字。然所谓德者,实无形状,故以『无声臭』终之。」
译引证。究竟什么是德?」回答说:「只是这个天理,因为经过讲习和亲身实践之后,发现它是我本来就具有的,所以坚守而不丢失罢了。」问:「平常看『据于德』,该怎么解释?」必大用张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的话来回答。先生说:「必须先得到了,才能去守。这样说来,还是对『德』字没有认识清楚。现在暂且说只是这个天理,然而必须时时提撕警醒,使自己在内心确实能做到这样。比如独自静坐时,还没有侍奉君主父母、结交朋友,但在我内心的已经浑然是一个孝悌忠信的人了。凭着这个去做事,侍奉父母就一定孝顺,侍奉君主就一定忠诚,与朋友交往就一定守信,不需要临时去安排。因为存于内心的叫做德,表现在事情上的叫做行。《易经》说『君子以成德为行』,正是说凭着这个德而表现在事情上罢了。德成就在我身上,就像有一个人住在里面,必定孝悌忠信,决不肯做不孝不悌不忠不信的事,这与道家所说的『养成个婴儿在内』相似。凡是世俗欲望边的事,这个人决断不肯教自己去做的。所以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虽然还没有说出来,但存于心中的,已经确定是这样了,然后才用戒慎恐惧的存养功夫。之所以必须用这样的存养功夫,是担心它有时可能会间断的缘故。程子所说的『须有不言而信者』,是说在未说话行动时,已经浑然是一个这样的人了,然而却没有迹象可以说,所以说『言难为形状』。又说:『学者须学文,知道者进德而已,有德,则『不习无不利』。』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说,他既然还不知道这个天理,那么教他认识什么是德呢?所以必须先让他学习文献。既学习了文献,知道了这个天理了,才可以教他增进德行。圣人教导人,既不让他越级去做增进德行的功夫,也不让他只停留在学习文献上。德既然在自己身上,就凭着它去实行罢了,不需要在外面勉强临时去做,所以说『有德,则『不习无不利』』。所有这些功夫,全在于收敛向内而已。《中庸》末章阐发这个意思,非常深切。从『衣锦尚絅』以下都是,只是暗暗地去做功夫罢了。然而这个天理自然掩盖不住,所以说『闇然而日章』。小人在没做的时候,已经报告给满世界的人知道了,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所以说『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厌,简而有文,温而理』,都是收敛向内。『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几之显』,一句比一句紧密。」先生反复诵读这六个字,说:「这个功夫似乎平淡无味,然而做起来却自有可乐之处,所以不厌烦;似乎简略,然而大小精粗井然有序,那么又不止于简略而已。『温而理』,温厚似乎不可理解,而条理不可混乱,这是在有序之中更有分别。这样深入细致地做功夫,所以能『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几显』。那些表现在远处的,都根源于我的心,可以说是极近的了,然而还是以自己对物的关系来说。『知风之自』,就知道凡是表现在视听举动上的,其是非得失,必定有所由来,这都是以一身来说的了。至于『知几之显』,则又说得更严密。一心是最微妙的,然而知道它的极致,分明显著。学者的功夫能这样收敛进来,才可以谈论德,然而也不能马上称之为德,但这样就可以进入德的境界了。下面接着说『尚不愧于屋漏』,大概已经能这样深入细致地做功夫,知道得明白了,才能慎独涵养。它说『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大概在不说话不动作时,已经是个恭敬诚信的人了。又引用《诗经》『不显维德』、『予怀明德』、『德輶如毛』来说,一章之中都是阐发一个『德』字。然而所谓的德,实在没有形状,所以用『无声臭』来结尾。」
伊川云:「敬则无己可克。」其说高矣。然夫子当时只告颜子以「克己复礼」而已。盖敬是常常存养底道理,克己是私欲发时便与克除去,两不相妨。孔子告颜子克己之论,下面又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语在。
问:「主敬不接视听,须得如此否?」曰:「盖有此样人,如许渤之类。」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对着死说。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必大录云:「天理存则活,人欲用则死。」周流无穷,活便能如此。
伯丰问:「程子曰『觉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觉悟时,不能无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觉悟了,别无所疑,即是信。」
「何以窒欲?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欲心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否?」曰:「然。」又问:「思与敬如何?」曰:「人于敬上未有用力处,且自思入,庶几有个巴揽处。『思』之一字,于学者最有力。」
「惟思为能窒欲,如何?」曰:「思与观同。如言『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盖是非既见,自然欲不能行。」
「思可以胜欲,亦是。」曰:「莫是要唤醒否?」曰:「然。」
蔡问:「程子曰:『要息思虑,便是不息思虑。』」曰:「思虑息不得,只敬便都没了。」
上床断不可思虑事为,思虑了,没顿放处。如思虑处事,思虑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写未得,遂只管展转思量起来。便尽思量,不过如此。某旧来缘此不能寐,宁可呼灯来随手写了,方睡得着。程子赠温公数珠,只是令它数数而已,如道家数息是也。
问:「『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莫是因事言之?」曰:「此说不知如何,郭子和亦如此说。如絜矩,岂无事上之恕?」
程子曰:「积习尽有功。」礼在何处积习?在学者事到积习熟时,即和礼亦不见矣。
问:「『从善如登』,是进向上底意?抑难底意?」曰:「从善积累之难,从恶沦胥之易。从善却好,然却难;从恶,便陷得易了。」
问苏季明「治经、传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业上说。忠信便是诚。」曰:『诚』字说来大,如何执捉以进德?」曰:「由致知格物以至诚意处,则诚矣。」曰:「此是圣人事,学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说圣人,乃是言圣人之学如此。若学者则又有说话。干言圣人之学,故曰『忠信所以进德,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坤言贤人之学,故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内,修辞是在外。」问:「何不说事?却说辞?」曰:「事尚可欺人,辞不可揜,故曰『言顾行,行顾言』。」曰:「既分圣贤之学,其归如何?」曰:「归无异。但着干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终无自然底气象。正如孔子告颜渊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则无己可克,则又与颜渊无异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门户做。若到彼处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
问:「伊川语龟山:『勿好著书,著书则多言,多言则害道。』如何?」曰:「怕分却心,自是于道有害。」
居甫问:「伊川云:『随时变易,乃能常久。』不知既变易,何以反能久?」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吕舍人记伊川说「人有三不幸」,以为有高才能文章,亦谓之不幸。便是这事乖,少间尽被这些子能解担阁了一生,便无暇子细理会义理。只从外面见得些皮肤,便说我已会得,笔下便写得去,自然无暇去讲究那精微。被人扛得来大,又被人以先生长者目我,更不去下问。少间传得满乡满保,都是这般种子。横渠有一段说:「人多为人以前辈见处,每事不肯下问,坏了一生。我宁终是不知。」此段最好看。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会得主宰,然后随自家力量穷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过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当先
译伊川先生说:“能够持敬,就没有自我需要克制了。”这种说法境界很高。然而孔子当时只是告诉颜回“克制私欲,使言行回归礼制”罢了。大概持敬是日常存养心性的道理,克制私欲是私欲萌发时便将其克制去除,两者互不冲突。孔子告诫颜回关于克制私欲的言论,下面还有“实践仁德全靠自己,难道靠别人吗”这样的话。
有人问:“持守恭敬而不接触视听,必须这样吗?”回答说:“确实有这样的人,比如许渤之类。”
“心要活泼。”活泼的“活”,是相对于死板而言。活泼是天理,死板是人欲。必大记录说:“天理存在就活泼,人欲起作用就死板。”周流无穷,活泼就能达到这种境界。
伯丰问:“程子说‘觉悟就是信’,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没有觉悟时,心中不能没有疑惑,就会半信半疑。已经觉悟了,再无其他疑惑,这就是信。”
“怎样堵塞私欲?伊川说:‘思考。’这莫非是说私欲刚一萌发,就应当思考礼义来战胜它吗?”回答说:“是的。”又问:“思考与持敬有什么关系?”回答说:“人在持敬方面还没有用力的地方,姑且从思考入手,大概有个可以把握的地方。‘思考’这一个字,对于求学的人最有力。”
“只有思考能够堵塞私欲,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思考与观察相同。比如说到‘只能够在发怒时立刻忘记愤怒而观察事理的是非’。大概是非既然看清,自然私欲就不能施行。”
“思考可以战胜私欲,也是对的。”回答说:“莫非是要唤醒良知吗?”回答说:“是的。”
蔡问:“程子说:‘想要停止思虑,就是不停止思虑。’”回答说:“思虑是停止不了的,只靠持敬就全都没了。”
上床睡觉绝对不可以思考事情,思考了,心里就没有安放的地方。比如思考处理事务,思考完了,又做不到;比如思考写文章,思考完了,又写不出来,于是只管辗转反侧地思考。即便全都思考了,也不过如此。我过去因为这样无法入睡,宁可叫人来点灯随手写下来,才能睡着。程子送给司马光几串念珠,只是让他数数而已,就像道家数呼吸一样。
有人问:“‘侍奉上级之道没有比忠诚更好的,对待下级之道没有比宽恕更好的。’莫非是针对具体事情说的吗?”回答说:“这种说法不知如何,郭子和也这样说。比如‘絜矩之道’,难道没有侍奉上级时的宽恕吗?”
程子说:“积累习惯很有功效。”礼在哪里积累习惯?在求学的人事情到来时积累习惯熟练了,就连礼也看不见了。
有人问:“‘从善如登’,是进取向上的意思?还是艰难的意思?”回答说:“从善积累之难,从恶沦落之易。从善固然好,然而却难;从恶,就容易陷进去了。”
有人问苏季明关于“治经、传道”的一段话。回答说:“明道只在居业上说。忠信就是诚。”问:“‘诚’字说起来很大,怎样把握它来增进德行?”回答说:“从致知格物直到诚意那里,就诚了。”问:“这是圣人的事,求学的人怎样用功?”回答说:“这不是说圣人,而是说圣人的学问如此。如果是求学的人,又有另外的说法。乾卦讲圣人的学问,所以说‘忠信用来增进德行,修饰言辞确立真诚用来安守事业’。坤卦讲贤人的学问,所以说‘恭敬用来端正内心,正义用来规范外在’。忠信便是在内,修辞是在外。”问:“为什么不谈事,却谈辞?”回答说:“事还可以欺骗人,辞无法掩盖,所以说‘言语要顾及行为,行为要顾及言语’。”问:“既然区分了圣人和贤人的学问,它们的归宿怎样?”回答说:“归宿没有不同。只是乾卦所说的,就有自然的意思;坤卦所说的,只是做得持守,终究没有自然的气象。正如孔子告诉颜渊要克制私欲,而告诉仲弓要持敬宽恕。”问:“伊川说:‘持敬就没有自我需要克制,那就与颜渊没有不同了。’”回答说:“不必这样看,姑且各自从自己的门径去做。如果到了那个境界自然能进入,那就更好。只是它们的分界本来就是这样。”
有人问:“伊川对龟山说:‘不要喜好著书,著书就会多言,多言就会害道。’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怕分散了心神,自然对道有害。”
居甫问:“伊川说:‘随时变易,才能长久。’不知道既然变易,为什么反而能长久?”回答说:“一出一入才能常,比如春夏秋冬,才是天地之常久。假如寒冷而不炎热,炎热而不寒冷,怎么能长久!”
吕舍人记录伊川说“人有三不幸”,认为有高才能文章,也叫不幸。就是这件事乖谬,稍后全被这些才能耽误了一生,便没有空闲仔细理会义理。只从外面看到些皮毛,就说我已经会了,笔下就写出来,自然没有空闲去讲究那精微之处。被人抬举得很大,又被别人以先生长者的眼光看我,更不下去请教。稍后传遍乡里,都是这样的种子。横渠有一段话说:“人多因为被人以前辈的眼光看待,每件事不肯下问,毁掉了一生。我宁愿始终不知道。”这段最好看。
“自己既然有这个身体,必有主宰。理会得主宰,然后随自己的力量穷理格物;而该做的事,不可放过丝毫。”于是引用程子的话:“比如行军,应当先
做活计。」
问:「『以物待物』一段,上文云:『安可使小者亦大!』下又云:『用一心而处之。』意似相背。」曰:「『一心而处之』,只是言尽吾心耳。」
译做活计。」
问:“‘以物待物’这一段,上文说:‘怎么能让小的也变大呢!’下文又说:‘用一心来对待它。’意思似乎相互违背。”回答说:“‘用一心来对待它’,只是说尽我的心意罢了。”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程子云:「可以见得浩然之」先生云:「此只是无间断之意,看『相关对语』,『不断交花』,便见得。」
问:「遗书云:『尧舜几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谓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则分明昭昭,具在面前。」以下圣贤及先儒。
问:「伊川言:『「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与孔子「微服而过宋」相类。』」曰:「舜知象之将杀己,而象忧则亦忧,象喜则亦喜。孔子知恒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过宋。此两事若相拗,然皆是『道并行而不相悖』,故云相类。非谓舜与孔子事一一相类也。」节录云:「舜知象欲杀己而不防,夫子知桓魋不能杀己而微服,此两事甚相拗。故伊川曰『相类』。」
问:「伊川曰:『圣人与理为一,无过不及,中而已。』敢问:颜子择乎中庸,未见其止,叹夫子瞻前忽后;则过不及虽不见于言行,而亦尝动于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说得好。圣人只是一个中底道理。」
问:「『有颜子之德,则孟子之事功自有』,与说才、诚处一段不同。恐彼是说天资之才,与此才别。到得理明,无不可用,是理明则天资之才不用?」曰:「然。」
周茂叔纳拜已受去,如何还?
问:「遗书中说孔孟一段,看见不甚有异,南轩好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里』,此句只是带后来却说是以天自处,便错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时之意思如此。今必欲执以为定说,却向空去了!」
问:「明道行状谓未及著书,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了翁初得此书,亦疑行状所未尝载,后乃谓非明道不能为此。了翁之侄几叟,龟山之婿也。翁移书曰:『近得一异书,吾侄不可不见。』几叟至,次日,翁冠带出此书。几叟心知其书非是,未敢言。翁问曰:『何疑?』曰:『以某闻之龟山,乃与叔初年本也。』翁始觉,遂不复出。近日陆子静力主以为真明道之书。某云:『却不要与某争。某所闻甚的,自有源流,非强说也。』兼了翁所举知仁勇之类,却是道得着;至子静所举,没意味也。」
「伊川前后进讲,未尝不斋戒,潜思存诚。如此,则未进讲已前还有间断否?」曰:「不然。寻常未尝不诚,只是临见君时,又加意尔,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问:「伊川临终时,或曰:『平生学底,正要今日用。』伊川开目曰:『说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说要用,便是两心。」
魏问:「横渠言:『十五年学「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学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说:『若不知得,只是觑却尧学它行事,无尧许多聪明睿知,怎生得似它动容周旋中礼?』」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个气质局定,变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变得些子,又更有些子。」又云:「圣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发愤便忘食,乐便忘忧,直是一刀两段,千了万当!圣人固不在说,但颜子得圣人说一句,直是倾肠倒肚,便都了;更无许多廉纤缠绕,丝来线去。」问:「横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它只是学个恭,自验见不曾熟;不是学个恭,又学个安。」
程先生幼年屡说须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说难行,见于畅潜道录。想是它经历世故之多,见得事势不可行。
问「古不必[马念]」一段。曰:「此是说井田。伊川高明,必见得是无不可行。然不如横渠更验过,则行出去无窒碍。」
「古不必验」,因横渠欲置田验井田,故云尔。伊川说话,多有如此处。
范纯父言:「今人陈乞恩例,义当然否,人皆以为本分,不为害。」伊川曰:「只为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惯,却动不动又是乞也。」因问:「陈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体又别。」再三请益,但云:「其说甚长,待别时说。」先生云:「某因说『甚长』之意思之,后来人只是投家状,便是陈乞
译“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程子说:“从中可以见到浩然之气。”先生说:“这只是没有间断的意思,看‘相关对语’、‘不断交花’,便能见到。”
问:“《遗书》中说:‘尧舜几千年,其心至今在。’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心的理,现在分明昭昭,具在面前。”以下涉及圣贤及先儒。
问:“伊川说:‘舜“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与孔子“微服而过宋”相类似。’”回答说:“舜知道象将要杀自己,而象忧愁他也忧愁,象欢喜他也欢喜。孔子知道桓魋必定不能害自己,却又穿着便服经过宋国。这两件事看似相矛盾,但都是‘道并行而不相悖’,所以说相类似。并不是说舜与孔子的事一一相类似。”节录说:“舜知道象想杀自己却不防备,夫子知道桓魋不能杀自己却穿着便服,这两件事很相矛盾。所以伊川说‘相类似’。”
问:“伊川说:‘圣人与理合一,没有过与不及,只是中罢了。’请问:颜回选择中庸,却没有见到他止步,感叹夫子瞻前顾后;那么过与不及虽然不见于言行,但也曾在心中动过。这也是失误吗?”回答说:“这一段说得好。圣人只是一个中的道理。”
问:“‘有颜回的德行,那么孟子的事功自然会有’,与说才、诚的那一段不同。恐怕那里说的是天资之才,与此处的才不同。等到理明白了,没有不可用的,是理明则天资之才不用吗?”回答说:“是的。”
周茂叔接受拜见后离去,如何还能返回?
问:“《遗书》中说孔孟的一段,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南轩喜欢提出来。”回答说:“明道说‘我自做天里’,这句话只是连带后来却说是以天自处,便错了。总之,这句话也是明道一时的意思如此。现在如果一定要执此为定论,却向空去了!”
问:“明道行状说他没有来得及著书,而现在有了翁所跋的《中庸》,怎么样?”回答说:“了翁刚得到这本书时,也怀疑行状中没有记载,后来却说不是明道不能写这个。了翁的侄子几叟,是龟山的女婿。了翁写信说:‘最近得到一本奇书,我侄子不可不见。’几叟到了,第二天,了翁穿戴整齐拿出这本书。几叟心里知道这本书不对,不敢说。了翁问:‘有什么怀疑?’几叟说:‘据我听说龟山,这与叔初年的本子不同。’了翁才觉悟,于是不再拿出。近日陆子静极力主张这是真的明道之书。我说:‘却不要与我争。我所听说的很确切,自有源流,不是强说的。’加上所举的知仁勇之类,却是说得着的;至于子静所举的,没有意味。”
“伊川前后进讲,未曾不斋戒,潜思存诚。这样,那么在进讲之前还有间断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平常未曾不诚,只是临见君主时,又加意罢了,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就是如此。”
问:“伊川临终时,有人说:‘平生学的,正要今日用。’伊川睁开眼睛说:‘说要用,便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说要用,便是两心。”
魏问:“横渠说:‘十五年学“恭而安”,不成。’明道说:‘可知是学不成,有多少毛病在。’莫非是如伊川所说:‘若不知道,只是看着尧学他的行事,没有尧那么多聪明睿知,怎么能够像他动容周旋中礼?’”回答说:“也是如此。更有多少毛病。”过了很久说:“人就是被一个气质局限定了,改变了一些,又还有一些;改变了一些,又还有一些。”又说:“圣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发愤便忘食,乐便忘忧,简直是一刀两段,千了万当!圣人固然不在话下,但颜回得圣人说一句,简直是倾肠倒肚,便都了;更没有许多廉纤缠绕,丝来线去。”问:“横渠只是硬把捉,所以不安吗?”回答说:“他只是学个恭,自己验证不曾熟;不是学个恭,又学个安。”
程先生幼年屡次说须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说难行,见《畅潜道录》。想是他经历世故之多,见得事势不可行。
问“古不必[马念]”一段。回答说:“这是说井田。伊川高明,必定见得是无不可行。然而不如横渠更验证过,则行出去无窒碍。”
“古不必验”,因为横渠想置田验证井田,所以说这样的话。伊川说话,多有如此处。
范纯父说:“今人陈乞恩例,义当然吗,人都以为本分,不为害。”伊川说:“只因为如今士大夫说个‘乞’字惯了,却动不动又是乞。”于是问:“陈乞封父祖怎么样?”伊川说:“此事体又别。”再三请益,只说:“其说甚长,待别时说。”先生说:“我因说‘甚长’的意思,后来人只是投家状,便是陈乞。”
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举用。当时这般封赠,朝廷自行之,何待陈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观后来郊恩都不曾为太中陈请,则乞封赠,程先生亦不为之矣。」
译罢了。以至于进入仕途,事事都是如此。古代的人只要有才德,就会被举荐任用。当时这样的封赠,是朝廷主动施行的,哪里需要去请求!程先生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看后来郊祀恩赏时,都没有为太中请求封赠,那么请求封赠这件事,程先生也不会去做了。」
问:「伊川于陈乞封父母之问云:『待别时说。』过谓此自出朝廷合行之礼,当今有司检举行下,亦不必俟陈乞也。」答云:「如此,名义却正。」
问:「谢显道初见明道,自负该博,史书尽卷不遗一字。明道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闻此言,汗流浃背,面发赤。明道曰:『即此是「恻隐之心」。』夫为师问所折难,而愧形于颜色,与恻隐之心似不相属。明道乃云尔者,何也?」曰:「此问却要商量,且何不曰『羞恶之心』,而谓之『恻隐之心』?诸公试各以己意言之。」黎季成对曰:「此恐是识痛痒底道理。」先生未以为然。次日,复以此请问。先生曰:「只是谢显道闻明道之言,动一动。为它闻言而动,便是好处,却不可言学者必欲其动。且如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偏言则一事,总言则包四者』,触其一则心皆随之。言『恻隐之心』,则羞恶、辞逊、是非在其中矣。」又曰:「此心之初发处乃是恻隐,如有春方有夏,有恻隐方有羞恶也,如根蔕相连。」
伊川问和靖:「近日看大学功夫如何?」和靖曰:「只看得『心广体胖』处意思好。」伊川曰:「如何见得好?」尹但长吟「心广体胖」一句而已。看它一似瞒人,然和靖不是瞒人底人。公等读书,都不见这般意思。
又举程子之言,谓陈平「知宰相之体」。先生问:「如何是『理阴阳』?」过未对。曰:「下面三语,便是『理阴阳』。」以下杂类。
问:「程先生云:『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曰:「如仲舒语,只约度有这物事。韩退之虽知有这物事,又说得太阔疏了。」
鲁叔问:「温公薨背,程子以郊礼成,贺而不吊,如何?」曰:「这也可疑。」或问:「贺则不吊,而国家事体又重,则不吊似无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东坡谓『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即不闻歌则不哭。盖由哀而乐则难,由乐而哀则甚易。且如早作乐而暮闻亲属缌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则不哭!这个是一脚长,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谓『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不成道辞亦当三!这所在以某观之,也是伊川有些过处。」道夫问:「这事,且看温公讳日与礼成日同,则吊之可也。或已在先,则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势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进以礼,退以义』,『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称停不得。」
问:「王祥孝感事,伊川说如何?」曰:「程先生多有此处,是要说物我一同。然孝是王祥,鱼是水中物,不可不别。如说感应,亦只言己感,不须言物。」
问:「伊川『夺嫡』之说,不合礼经,是当时有遗命?抑后人为之邪?」先生曰:「亦不见得如何,只侯师圣如此说。」问:「此说是否?」曰:「亦不见得是如何。」
「世间有鬼神冯依言语者,盖屡见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师巫降言无此理』?又好谈鬼神者,假使实有闻见,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书却言『不信神怪不可,被猛撞出来后,如何处置』?」先生曰:「神怪之说,若犹未能自明,鲜有不惑者。学者惟当以正自守,而穷理之有无,久久当自见得。读书讲明义理,到此等处虽有不同,姑阙其疑,以俟它日,未晚也。」
「程先生谓:『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庄子云:「嗜欲深者,天机浅。」此言最善』。又曰:『谨礼不透者,深看庄子。』然则庄老之学,未可以为异端而不讲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废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谓『嗜欲深者,天机浅』,此语甚的当,不可尽以为虚无之论而妄訾之也。」谟曰:「平时虑为异教所汨,未尝读庄老等书,今欲读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则读之何害?要在识其意所以异于圣人者如何尔。」以下异端。
遗书说:「老子言杂,阴符经却不杂,然皆窥测天道而未
译问:“伊川先生对于陈乞封赠父母的问题说:‘等另外的时候再说。’我说过,这本来是朝廷应当施行的礼制,如今由有关部门查验施行,也不必等待陈乞。”回答说:“这样,名义就正当了。”
问:“谢显道初次拜见明道先生,自恃学识广博,史书从头到尾没有遗漏一个字。明道先生说:‘你倒记得这么多,可以说是玩物丧志!’谢显道听到这话,汗流浃背,脸色发红。明道先生说:‘这就是‘恻隐之心’。’作为老师被学生问难而感到羞愧,表现在脸色上,与恻隐之心似乎不相干。明道先生这样说,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商量,为什么不说是‘羞恶之心’,而说是‘恻隐之心’呢?各位试着各自说说自己的看法。”黎季成回答说:“这恐怕是懂得痛痒的道理。”先生不以为然。第二天,再次以此请教。先生说:“只是谢显道听到明道先生的话,内心有所触动。因为他听到话而有触动,这就是好处,但不能说做学问的人一定要他触动。况且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不是四样东西,一开始就都有。‘偏说则是一件事,总说则包含这四者’,触动其中一项,心就都随之而动。说‘恻隐之心’,那么羞恶、辞让、是非就在其中了。”又说:“这心最初发动的地方就是恻隐,就像有春天才有夏天,有恻隐才有羞恶一样,如同根蒂相连。”
伊川先生问和靖:“最近读《大学》的功夫怎么样?”和靖说:“只觉得‘心广体胖’这一处的意思好。”伊川先生说:“怎么见得它好?”尹氏只是长吟“心广体胖”一句罢了。看他似乎像是在瞒人,然而和靖不是瞒人的人。你们读书,都不见这种意思。
又举程子的话,说陈平“知道宰相的体统”。先生问:“什么是‘调理阴阳’?”我还没有回答。先生说:“下面三句话,就是‘调理阴阳’。”以下是杂类。
问:“程先生说:‘自汉代以来,儒者都不认识这个。’”回答说:“像董仲舒的话,只是大约推测有这个东西。韩愈虽然知道有这个东西,但说得太宽泛疏略了。”
鲁叔问:“司马光去世,程子因为郊祀礼成,祝贺而不吊唁,怎么样?”回答说:“这也值得怀疑。”有人问:“祝贺就不吊唁,而且国家大事又重要,那么不吊唁似乎无可怀疑。”回答说:“并不是这样。所以苏东坡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即不听到歌就不哭。大概由悲哀转为快乐很难,由快乐转为悲哀很容易。况且早上作乐而傍晚听到亲属缌麻之丧,难道能说既然唱了歌就不哭吗!这就像一脚长一脚短,不能平衡。像所谓‘三揖而进,一辞而退’,难道说辞别也应当三次吗!这地方在我看来,也是伊川有些过错。”道夫问:“这件事,且看司马光的忌日与礼成日相同,那么吊唁是可以的。或者忌日在先,那么改期一天,也没有害处吧?”回答说:“似乎忌日在先。但形势不这样,自然应当如此。就像‘进以礼,退以义’,‘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天下的事自然是这样称量不得的。”
问:“王祥孝感的事,伊川先生怎么说?”回答说:“程先生多有这类说法,是要说物我一体。然而孝是王祥,鱼是水中的物,不可不区别。如果说感应,也只说自己的感应,不需要说物的感应。”
问:“伊川先生‘夺嫡’的说法,不符合礼经,是当时有遗命?还是后人做的呢?”先生说:“也不见得如何,只是侯师圣这样说。”问:“这说法对吗?”回答说:“也不见得对。”
“世间有鬼神依附言语的,屡次见到,不能完全不信。本卷为什么说‘师巫降神说话没有这个道理’?又好谈论鬼神的人,假使真的有见闻,也不足以相信。或者是心病,或者是眼病,外书却说‘不信神怪不可以,被猛撞出来后,如何处置’?”先生说:“神怪的说法,如果还不能自己明白,很少有不被迷惑的。学者只应当以正道自守,而穷究理的有无,久了自然会明白。读书讲明义理,到了这些地方虽有不同,暂且存疑,等待日后,也不晚。”
“程先生说:‘庄子形容道体的话,尽有好处。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好。’‘庄子说:‘嗜欲深者,天机浅。’这话最好。’又说:‘谨守礼制不能通透的人,深看庄子。’那么庄老之学,不可以认为是异端而不讲吗?”回答说:“‘君子不以人废言’,话有可取之处,怎么能不取呢?像所谓‘嗜欲深者,天机浅’,这话很恰当,不可完全认为是虚无之论而妄加指责。”谟说:“平时担心被异教所迷惑,不曾读庄老等书,现在想读,怎么样?”回答说:“自有主张,那么读它有什么害处?关键在于认识它的意思与圣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以下是异端。
《遗书》说:“老子的话杂乱,《阴符经》却不杂乱,然而都窥测天道而未……”
「持国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此所谓「存存守一」。』伯淳曰:「『此三住者,人终食之顷未有不离者,其要只在收放心。』此则明道以持国之言为然,而道家『三住』之说为可取也。至第二卷,何以有曰:『若言神住气住,则是浮屠入定之法。虽言养气,亦是第二节事?』若是,则持国当日之论,容有未尽者,或所记未详,如何?」曰:「二程夫子之为教,各因其人而随事发明之,故言之抑扬亦或不同。学者于此等处,必求其所以为立言之意。倘自为窒塞,则触处有碍矣。与持国所言,自是于持国分上当如此说,然犹卒归于收放心。至辟之以为浮屠入定之说者,是必严其辞以启迪后进,使先人之初不惑乎异端之说云尔。」
「外书录伊川语:『今僧家读一卷经,便要一卷经中道理受用。儒者读书,却只闲了,都无用处!』又,明道尝至禅房,方饭,见其趋进揖逊之盛,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矣!』二说如何?」曰:「此皆叹辞也。前说叹后之学者不能着实做工夫,所以都无用处;后说叹吾儒礼仪反为异端所窃取。但其间记录未精,故语意不圆,所以为可疑耳。」
「李端伯所记第一条,力辟释氏说出山河大地等语,历举而言之。至论圣人之道,则以为明如日星。及其终也,以为会得此『便是会禅』。至与侯世兴讲孟子『浩然之气』,则举禅语为况云:『事则不无,拟心则差。』十五卷论中庸言『无声无臭』,胜如释氏言『非黄非白』;似又以中庸之言,下与释氏较胜负。至如所谓洒扫应对,与佛家默然处合;与陈莹中论『天在山中,大畜』,是『芥子纳须弥』,所引释氏语不一而足。如其辟异端之严,而记者多录此,何耶?」曰:「韩持国本好佛学,明道与语,而有『便是会禅』之说者,盖就其素所讲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说辟异端,往往于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说,冯虚妄语,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诸先生实尝深究其说,尽得其所以为虚诞怪僻之要领;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为苟徇其说也。」
问:「遗书首篇,明道与韩持国论禅一段,看来韩持国只是晓得那低底禅。尝见范蜀公与温公书,说韩持国为禅作祟,要想得山河大地无寸土,不知还能无寸土否?可将大乐与唤醒归这边来。今观明道答它:『至如山河大地之说,是它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想是持国曾发此问来,故明道如此说。不知当初韩持国合下被甚人教得个矮底禅如此?然范蜀公欲以大乐唤醒,不知怎生唤得它醒?它方欲尽扫世间之物归于至静,而彼欲以闹底物引之,亦拙矣。况范蜀公之乐,也可可地。」用之问:「此等说,如何是矮底禅?岂解更有一般高底禅?」曰:「不然。它说世间万法皆是虚妄,然又都是真实。你攻得它前面一项破,它又有后面一项,攻它不破。如明道云:『若说幻为不好底性,则请别寻一个好底性来,换了此不好底性。』此语也攻它不破。它元不曾说这个不是性,它也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何尝说这个不是性?你说『性外无道,道外无性』,它又何尝说『性外有道,道外有性』来?它之说,有十分与吾儒相似处,只终不是。若见得吾儒之说,则它之说不攻自破,所以孟子说『遁辞知其所穷』。它到说穷处,便又有一样说话,如云世间万法都是虚妄,然又都是真实。此又是如何?今不须穷它,穷得它一边,它又有一边,都莫问它。只看得自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分晓了,却略将它说看过,便见它底不是。所以明道引孔子『「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看这数句,几多分晓!也不待解说。只是玩味久之,便见。『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多少分
译韩持国说:“道家有三住:心住则气住,气住则精神住。这就是所谓的‘存存守一’。”程伯淳说:“这三住,人在一顿饭的工夫里,没有不离开它的,关键只在于收敛放逸的心。”这是明道认为持国的话是对的,而道家“三住”的说法是可以采纳的。到了第二卷,为什么又有说:“如果说精神住、气住,那就是佛教入定的方法。虽然说养气,也是第二等的事?”如果是这样,那么持国当时的议论,恐怕有未尽之处,或者记录得不详细,为什么呢?回答说:“二程夫子施行教化,各自根据对方的情况并随着具体事情来阐发道理,所以言语的褒贬有时也不同。学者在这些地方,一定要探求他们立言的意图。如果自己心里堵塞不通,那么处处都会遇到障碍。对持国所说的话,自然是在持国的立场上应当这样说,但最终仍然归结到收敛放逸的心。至于驳斥它认为是佛教入定说法的,一定是用严厉的词句来启发后学,使初学的人不迷惑于异端的学说罢了。”
《外书》记录伊川的话说:“现在僧人读一卷经,就要从一卷经中的道理得到受用。儒者读书,却只是空闲罢了,都没有用处!”又,明道曾经到禅房,正在吃饭,看见他们趋步进退、作揖谦让的礼仪非常完备,感叹说:“三代时的威仪,都在这里了!”这两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这都是感叹的话。前面的话感叹后来的学者不能切实做功夫,所以都没有用处;后面的话感叹我们儒家的礼仪反而被异端窃取。但是其中的记录不够精当,所以语意不圆满,因此成为可疑之处罢了。”
李端伯所记的第一条,极力驳斥佛教说出山河大地等话语,逐一列举来说明。等到论述圣人的道,就认为它明亮如日星。到了最后,却认为领会了这“便是会禅”。等到与侯世兴讲解《孟子》的“浩然之气”,就举佛教的话语作为比喻说:“事情并非没有,但用心揣测就错了。”第十五卷论述《中庸》说“无声无臭”,胜过佛教说“非黄非白”;似乎又拿《中庸》的话语,往下与佛教较量胜负。至于所谓洒扫应对,与佛教默然处相合;与陈莹中讨论“天在山中,大畜”,是“芥子纳须弥”,所引用的佛教话语不一而足。如果像他那样严厉地驳斥异端,而记录者却多记录这些,为什么呢?回答说:“韩持国本来喜好佛学,明道与他交谈,而有‘便是会禅’的说法,大概是根据他平时所讲明的内容顺势引导进去。现在人多说驳斥异端,往往对异端的教义茫然不知其说,凭空妄语,当然不足以说服他们。像明道诸位先生确实曾经深入探究他们的学说,完全掌握他们虚诞怪僻的要领;所以随着言论所及,各有其旨意,不可以认为是苟且顺从他们的学说。”
问:“《遗书》首篇,明道与韩持国论禅的一段,看来韩持国只是懂得那低等的禅。曾经看见范蜀公给温公的信,说韩持国被禅所迷惑,想要使得山河大地没有一寸土,不知道还能没有一寸土吗?可以用大乐来唤醒他回到这边来。现在看明道回答他:‘至于像山河大地之说,那是它的山河大地,又关你什么事?’想是持国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所以明道这样说。不知道当初韩持国一开始被什么人教得个低等的禅如此?然而范蜀公想要用大乐唤醒,不知道怎样能唤醒他?他正想要尽扫世间之物归于至静,而范蜀公却想用喧闹的东西引导他,也太笨拙了。况且范蜀公的音乐,也平平常常。”用之问:“这种说法,怎样算是低等的禅?难道还有另一种高等的禅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他们说世间万法都是虚妄,然而又都是真实。你攻破它前面的一项,它又有后面的一项,攻破不了。像明道说:‘如果说幻化是不好的本性,那就请另外找一个好的本性来,替换这个不好的本性。’这话也攻破不了它。它原本没有说这个不是本性,它也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何尝说这个不是本性?你说‘性外无道,道外无性’,它又何尝说‘性外有道,道外有性’来?它的学说,有十分与我们儒家相似的地方,只是终究不是。如果看清了我们儒家的学说,那么它的学说不用攻破就自己破灭了,所以孟子说‘遁辞知其所穷’。它说到穷尽之处,便又有一种说法,像说世间万法都是虚妄,然而又都是真实。这又是如何?现在不必穷究它,穷究它一边,它又有一边,都不要问它。只是看清自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明白了,却略微将它的学说看过,便看见它的不对。所以明道引用孔子‘“予欲无言”,子贡说:“您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还有什么可记述的呢?”孔子说:“天说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说什么呢!”’只看这几句,多么明白!也不等待解说。只是玩味久了,便看见。‘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多么明白
晓!只是人自昏了,所以道理也要个聪明底人看,一看便见,也是快活人。而今如此费人口颊,犹自不晓。」又曰:「释迦佛初间入山修行,它也只是厌恶世谛,为一身之计。观它修行大故用功,未有后来许多禅底说话。后来相传,一向说开了。」
译明白!只是人自己昏昧了,所以道理也需要一个聪明的人去看,一看便见,也是快活人。如今这样费尽口舌,仍然不明白。」又说:「释迦佛起初入山修行,他只是厌恶世俗的真理,为一己之计。看他修行时因为用功很大,还没有后来那些禅宗的言论。后来相传,一直说开了。」
伊川谓:「释氏之见,如管中窥天,只见直上,不见四旁。」某以为不然。释氏之见,盖是瞥见水中天影耳。
「禅家言性,犹日下置器」,谓轮回也,如以蚁性与牛,是倾此于彼。
问:「昨日先生说佛氏『但愿空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尝说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试院推算康节数,明日问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语录中,只是录得它自意,无这般条贯。颜子『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尝要人如此?若是个道理,须着存取。只如易系说『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之意。在它们说,便如鬼神变怪,有许多不可知底事。」以下论记录之疑。
伊川曰:「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实理与实见不同。今合说,必记录有误。盖有那实理,人须是实见得。见得恁地确定,便有实见得,又都闲了。
先生顾陈安卿曰:「伊川说实理,有不可晓处。云:『实见得是,实见得非。』恐是记者之误,『见』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见自是见。盖物物有那实理,人须是实见得。」义刚曰:「理在物,见在我。」曰:「是如此。」
问:「『不当以体会为非心』,是如何?」曰:「此句晓未得。它本是辟横渠『心小性大』之说。心性则一,岂有小大!横渠却自说『心统性情』,不知怎生却恁地说?」
问:「『不当以体会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说』,如何是体会?」曰:「此必是横渠有此语,今其书中失之矣。横渠云『心御见闻,不弘于性』,却做两般说。渠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处云:『心能检其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此意却好。又不知它当初把此心、性作如何分?横渠说话有差处,多如此。」
问:「游定夫所记,如云:『一息不存,非中也。』又曰:『君子之道,无适不中,故其心与中庸合。』此处必是记录时失正意。」曰:「不知所记如何,其语极难晓。」
问:「游定夫记程先生语,所谓:『一物不该,非中也;一事不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为其偏而已矣。』观其意,盖以中为理,偏为不周遍之意。『一物不该,一事不为』,是说无物不有之意;『一息不存』,是说无时不然之意。是否?」曰:「便是它说『中』字不着。中之名义不如此。它说『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遍,却不妨。但定夫记此语不亲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说话,缘它夹杂王氏学。当时王氏学盛行,熏炙得甚一时名流如江民表彭器资邹道卿陈了翁,皆被熏染,大片说去。」
问:「『自性而行,皆善也』以下,当初必是以同此性,而于其上如此分别,记录不真了。」曰:「然。」
问称性之善一段。曰:「不是。」又问:「心如何有形?」曰:「张敬夫极善此二字。」曰:「当初意思必是以心比性,有少模仿,故记如此。」曰:「然。」
「学者不可以不诚」一段,不是。
问:「『内外得』一段,亦大宽。」曰:「然。」
「物各付物,不役其知,便是致知,然最难。」此语未敢信,恐记者之误。
问:「遗书有一段云:『「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自诚。』比其它说不同,却不曾下格物工夫。」曰:「不知此一段如何。」又问:「『物来则知起』,似无害。但以下不是。」曰:「亦须格,方得。」
问「用方知,不用则不知」。曰:「这说也是理会不得,怕只是如道家通得未来底事。某向与一术者对坐,忽然云:『当有某姓人送简至矣。』久之,果然。扣之,则云:『某心先动了,故知。』所谓用与不用,怕如此。恐伊川那时自因问答去,今不可晓。要附在『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解中,只搅得鹘突,没理会。」
问:「遗书中云:『圣人于易言「无思无为」,此戒夫作为。』此句须有错。」曰:「
译伊川先生说:“佛教的见解,就像从竹管里看天,只看见正上方,看不见四周。”我认为不是这样。佛教的见解,大概是瞥见了水中的天影罢了。
“禅宗谈论本性,就像在太阳下面放置器皿”,这是指轮回,好比把蚂蚁的本性赋予牛,是将这个倾倒到那个里面。
有人问:“昨天先生您说佛教‘但愿空掉所有’,这固然不对。然而明道先生曾经说心中不可存有一事,比如在试院中推算康节先生的数,第二天再问他,就已经忘了。这个意思恐怕也是‘空掉所有’的意思。”先生说:“这话出自上蔡先生的语录中,只是记录了他自己的意思,没有这样的条理贯通。颜回‘得到一个善行就牢牢铭记在心而不丢失’,孟子‘一定要有所作为而不能忘记’,何曾要求人这样做?如果是一个道理,必须加以存养和获取。就像《易传》说‘超过这个界限,就不知道了’,也只是‘虽然想追随他,却没有途径’的意思。在他们那里说,就像鬼神的怪异变化,有许多不可知道的事情。”以下是讨论记录中的疑问。
伊川先生说:“实理,是确实看见是对的,确实看见是错的。”实理和实见是不同的。现在合在一起说,一定是记录有误。因为有那个实理,人必须确实看见它。看见得如此确定,就有了实见,又都多余了。
先生看着陈安卿说:“伊川说实理,有不可理解的地方。说:‘确实看见是对的,确实看见是错的。’恐怕是记录者的错误,‘见’字上面一定有遗漏。理自然是理,见自然是见。大概万物都有那个实理,人必须确实看见它。”义刚说:“理在物中,见在我身上。”先生说:“是这样的。”
有人问:“‘不应当把体会当作非心’,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句话没弄明白。它本来是驳斥横渠先生‘心小性大’的说法。心性和本性是一致的,哪有大小之分!横渠先生自己说‘心统摄性情’,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说?”
有人问:“‘不应当把体会当作非心,所以有‘心小性大’的说法’,什么是体会?”先生说:“这一定是横渠先生有这样的话,现在他的书中丢失了。横渠先生说‘心驾驭见闻,不如本性广大’,却分成两样来说。他在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地方说:‘心能检束本性,是人能弘道;本性不能检束心,是非道弘人。’这个意思却好。又不知道他当初把心、性怎么区分?横渠先生的话有差错的地方,大多像这样。”
有人问:“游定夫所记录的,比如:‘一息不存,就不是中。’又说:‘君子之道,没有哪里不中,所以他的心与中庸相合。’这里一定是记录时失去了本意。”先生说:“不知道所记录的是怎样,他的话极难理解。”
有人问:“游定夫记录程先生的话,所谓:‘一物不包罗,就不是中;一事不做,就不是中;一息不存,就不是中。为什么呢?因为偏罢了。’看他的意思,大概把中当作理,偏当作不周遍的意思。‘一物不包罗,一事不做’,是说没有事物不有的意思;‘一息不存’,是说没有时刻不是的意思。对吗?”先生说:“就是它说‘中’字不妥当。中的名义不是这样。它说‘偏’字却是一偏,一偏就不周遍,却不妨碍。只是定夫记录这话不亲切,不像程先生平常说话,因为夹杂了王氏的学问。当时王氏的学问盛行,熏染得甚是一时的名流如江民表、彭器资、邹道卿、陈了翁,都被熏染,大篇大篇地讲去。”
有人问:“‘自性而行,都是善’以下,当初一定是以同此性,而在上面这样分别,记录不真实了。”先生说:“是的。”
有人问称性之善的一段。先生说:“不是。”又问:“心怎么有形?”先生说:“张敬夫极善于这两个字。”先生说:“当初的意思一定是以心比性,有少许模仿,所以记录成这样。”先生说:“是的。”
“学者不可以不诚”一段,不是。
有人问:“‘内外得’一段,也太宽泛。”先生说:“是的。”
“物各付物,不役使认知,就是致知,然而最难。”这话不敢相信,恐怕是记录者的错误。
有人问:“《遗书》有一段说:‘“致知在格物”,事物来了认知就兴起。物各付物,不役使认知,那么意念自然真诚。’比其他说法不同,却没有下格物的工夫。”先生说:“不知道这一段怎么样。”又问:“‘事物来了认知就兴起’,似乎无害。只是以下不是。”先生说:“也必须格物,才行。”
有人问“用方知,不用则不知”。先生说:“这说法也是理会的,怕只是像道家通晓未来的事情。我从前和一个术士对坐,忽然说:‘应当有某姓人送信来了。’过了很久,果然如此。追问他,就说:‘我的心先动了,所以知道。’所谓用与不用,怕是这样。恐怕伊川那时自因问答而去,现在不可理解。要附在‘至诚之道可以前知’的解释中,只是搅得糊涂,没道理。”
有人问:“《遗书》中说:‘圣人在《易》中说“无思无为”,这是警戒作为。’这句话须有错误。”先生说:
疑当作『此非戒夫作为』。」
问「思入风云变态中」。曰:「言穷理精深,虽风云变态之理,思亦到。」以下文集。
译“疑当作‘此非戒夫作为’。”
问:“思入风云变态中”。回答说:“是说穷究事理达到精深的地步,即使是风云变幻的道理,思考也能触及。”以下是文集。
明道诗:「不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龟山语录说是时事。梅台诗亦说时事。
明道诗云:「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此是后生时,气象眩露,无含蓄。
「有锺粹美兮,会元之期。」元气会则生圣贤。历家谓十一月朔夜半甲子冬至,自是难得遇也。
问:「吕与叔问中处,『中者道之所从出』,某看吕氏意如何?」曰:「性者,道之所从出云尔。『中,即性也』,亦是此意。只是名义未善,大意却不在此。如程先生云『中,即道也』,若不论其意,亦未安。」曰:「『中即道也』,未安。谓道所从出,却是就人为上说,已陷了。」又云:「『中即道也』,却亦不妨。」又问:「『若谓性与道,大本与达道,可混为一,即未安』以下云云,至『安得不为二乎』,程先生语似相矛盾。」曰:「大本达道,性道虽同出,要须于中识所以异。」又问:「『中之为义,自过不及而立名。』此段说中,与平日异。只为吕氏形容中太过,故就其既发告之。」曰:「然。」又问「若只以中为性」以下云云,至「却为近之」。曰:「此语不可晓。当时问时,辞意亦自窘束。」又问:「『不倚之谓中,不杂之谓和』,如何?」曰:「有物方倚得。中未有物,如何倚?」曰:「若是,当倒说,中则不倚。」曰:「亦未是。不如不偏好。」又问:「中发出则自不杂,是要见工夫处,故以为未安。」曰:「不杂训和不得,可以训不纯。游定夫云『不乖之谓和』,却好。」又问:「『赤子之心』处,此是一篇大节目。程先生云:『毫厘有异,得为大本乎?』看吕氏此处不特毫厘差,乃大段差。然毫厘差亦不得。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赤子之心如何比得?」曰:「未论圣人,与叔之失,却是认赤子之已发者皆为未发。」曰:「固是如此。然若论未发时,众人心亦不可与圣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说,却是天理别在一处去了。」曰:「如此说,即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如何?」曰:「此却是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亦有不扰扰时。当于此看。大抵此书答辞,亦有反为所窘处。当初不若只与论圣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则自分明。」又问:「引孟子『心为甚』,如何?」曰:「孟子乃是论心自度,非是心度物。」又问:「引『允执厥中』,如何?」曰:「它把做已发言,故如此说。」曰:「『圣人智周』以下,终未深达。又云『言未有异』,又终未觉。又云:『固未尝以已发不同处指为大本。』虽如此说,然所指又别。」曰:「然。」曰:「南轩云:「『心体昭昭』处,分作两段。」曰:「不是如此,此说极好。敬夫初唱道时,好如此说话。」又问:「此一篇前项,只是名义失,最失处在赤子之心。」曰:「然。」
郑问吕氏与伊川论中书。曰:「吕说大概亦是,只不合将『赤子之心』一句插在那里,便做病。赤子饥便啼,寒便哭,把做未发不得。如大人心千重万折,赤子之心无恁劳攘,只不过饥便啼、寒便哭而已。未有所谓喜,所谓怒,所谓哀,所谓乐,其与圣人不同者只些子。」问:「南轩辨心体昭昭为已发,如何?」曰:「不消如此。伊川只是改它赤子未发,南轩又要去讨它病。」
施问「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发而未远,如赤子饥则啼,渴则饮,便是已发。」
今人呼墓地前为「明堂」。尝见伊川集中书为「券台」,不晓所以。南轩欲改之,某云不可,且留着。后见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诏改为「券台」。
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八
张子之书一凡入近思者为此卷。
张横渠语录用关陕方言,甚者皆不可晓。近思录所载,皆易晓者。
问「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曰:「此张子所谓『虚空即气』也。盖天在四畔,地居其中,减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气,但人不见耳。此是未成形者。」问:「虚实以阴阳言否?」曰:「以有无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
译明道先生的诗句说:“不必忧愁天色将晚,天边只是淡淡的阴云。”龟山先生的语录说这是指当时的时事。梅台先生的诗也是说时事。
明道先生的诗说:“旁人不知我心中的快乐,以为我是偷闲学少年。”这是年轻时候的作品,气象外露,没有含蓄。
“有钟粹美兮,会元之期。”元气汇聚就产生圣贤。历法家说十一月朔日半夜甲子冬至,从此以后很难再遇到了。
问:“吕与叔询问‘中’的含义,说‘中是道所从出的地方’,我看吕氏的意思如何?”回答说:“性是道所从出的地方罢了。‘中,就是性’,也是这个意思。只是名义不够完善,大意却不在此。如程先生说‘中,就是道’,如果不考虑其意,也不妥当。”问:“‘中就是道’,不妥当。说道所从出,却是从人的角度说的,已经陷落了。”又说:“‘中就是道’,却也无妨。”又问:“‘如果说性与道,大本与达道,可以混为一谈,就不妥当’以下的话,直到‘怎么能不成为二呢’,程先生的话似乎相互矛盾。”回答说:“大本达道,性道虽然同出一源,必须从中识别它们的不同之处。”又问:“‘中的含义,是从超过和不及来命名的。’这段关于中的说法,与平时不同。只是因为吕氏形容中太过,所以针对他既发的情况来告诉他。”回答说:“是的。”又问“如果只把中当作性”以下的话,直到“却接近了”。回答说:“这话不可理解。当时提问时,言辞意思也自己拘束。”又问:“‘不偏倚叫做中,不混杂叫做和’,如何?”回答说:“有东西才能偏倚。中还没有东西,怎么偏倚?”问:“如果是这样,应当倒过来说,中就不偏倚。”回答说:“也不是。不如说不偏好。”又问:“中发出就自然不混杂,是要见功夫的地方,所以认为不妥当。”回答说:“不混杂不能解释和,可以解释不纯。游定夫说‘不违背叫做和’,却很好。”又问:“‘赤子之心’那里,这是一篇大节目。程先生说:‘毫厘有差异,能称为大本吗?’看吕氏这里不只是毫厘之差,而是大段之差。然而毫厘之差也不行。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赤子之心怎么比得上?”问:“不论圣人,与叔的错误,却是把赤子已发的都当作未发。”回答说:“固然是这样。然而如果论未发时,众人的心也不能与圣人相同。”问:“怎么不同?如果这样说,却是天理另在一处去了。”回答说:“如果这样说,那么中庸所说的未发之中,怎么说?”回答说:“这却是需要存养其心,又是另一回事。今人未发时心多扰乱,然而也有不扰乱的时候。应当在此处看。大抵这本书的回答,也有反而被窘迫的地方。当初不如只与论圣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那样,就自然分明。”又问:“引用孟子‘心为甚’,如何?”回答说:“孟子是论心自度,不是心度物。”又问:“引用‘允执厥中’,如何?”回答说:“它当作已发来说,所以这样说。”问:“‘圣人智周’以下,终究没有深入理解。又说‘言未有异’,又终究没有觉察。又说:‘固然没有把已发不同的地方指为大本。’虽然这样说,然而所指又不同。”回答说:“是的。”问:“南轩说:‘心体昭昭’处,分作两段。”回答说:“不是这样,此说极好。敬夫初唱道时,喜欢这样说话。”又问:“这一篇前项,只是名义失当,最失当处在赤子之心。”回答说:“是的。”
郑问吕氏与伊川论中的书。回答说:“吕说大概也是对的,只是不该把‘赤子之心’一句插在那里,便成了毛病。赤子饿了就啼哭,冷了就叫哭,当作未发不行。如大人心千重万折,赤子之心没有这么劳攘,只不过饿了就啼哭、冷了就叫哭而已。还没有所谓的喜,所谓的怒,所谓的哀,所谓的乐,其与圣人不同的只这么一点。”问:“南轩辨心体昭昭为已发,如何?”回答说:“不用这样。伊川只是改它赤子未发,南轩又去讨它的毛病。”
施问“赤子之心”。回答说:“程子说是已发而未远,如赤子饿了就啼哭,渴了就喝,便是已发。”
今人呼墓地前为“明堂”。曾见伊川集中书为“券台”,不知所以。南轩欲改之,我说不可,且留着。后见唐人文字中,说某朝诏改为“券台”。
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八
张子的书一凡入近思者为此卷。
张横渠语录用关陕方言,甚深的都不可晓。近思录所载,都是易晓的。
问“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歇”。回答说:“这是张子所谓‘虚空即气’也。盖天在四畔,地居其中,减少一尺地,就有一尺气,只是人不见耳。这是未成形的。”问:“虚实以阴阳言否?”回答说:“以有无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