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七
不敢公荐，然皆托于士大夫之公论，而实出于此曹之私意。且如监司守臣荐属吏，盖有受宰相、台谏风旨者。况此曹奸伪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赐对，亦尝以此为说，圣谕谓为不然。臣恐疏远所闻不审，退而得之士大夫，与夫防夫走卒，莫不谓然，独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远而复还！」谓甘升。问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泄漏文书，乃是他子弟之罪。」对曰：「岂有子弟有过，而父兄无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挟势为奸，所以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荐过来。」对曰：「小人无才尚可，小人有才，鲜不为恶。」上因举马苏论才、德之辩云云，至「当言责者，怀其私以缄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县人为六院察官，阙则取以充之。虽曰亲擢，然其涂辙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于合入之人；及当言责，往往怀其私恩，岂肯言其过失！」上曰：「然。近日一事可见矣。」至「知其为贤而用之，则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为不肖而退之，则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尽」；奏曰：「岂有虑君子太多，须留几个小人在里！人之治身亦然，岂有虑善太多，须留些恶在里！」至「军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将刻剥士卒以为苞苴，升转阶级，皆有成价。」上曰：「却不闻此。果有时，岂可不理会！卿可子细采探，却来说。」末后辞云：「照对江西系是盗贼刑狱浩繁去处，久阙官正。臣今迤逦前去之任，不知有何处分？」上曰：「卿自详练，不在多嘱。」
译不敢公开推荐，但都假托士大夫的公正舆论，而实际上出于这些人的私意。况且像监司、地方长官推荐下属官吏，确实有接受宰相、台谏暗示旨意的情况。何况这些人奸诈虚伪层出不穷，什么事做不出来！臣过去承蒙陛下召对，也曾以此进言，圣旨说不是这样。臣担心自己疏远所闻不确切，退朝后向士大夫以及门卫、差役询问，没有不认为确实如此，只是陛下尚未知晓罢了。至于被罢免的人不久又复职！」指的是甘升。问皇上说：「陛下知道这个人吗？」皇上说：「确实如此。但泄露文书，是他子弟的罪过。」回答说：「哪有子弟有过错，而父兄没有罪责的道理！但这只是一件事罢了。此人倚仗权势作恶，损害盛德的事情多了。」皇上说：「高宗因为他有才能，推荐他过来。」回答说：「小人没有才能还可以，小人有才能，很少有不作恶的。」皇上于是举出马苏关于才、德的辩论等等，说到「担任言官的人，怀着私心而沉默不语」，上奏说：「陛下任用曾任知县的人担任六院察官，职位空缺就用他们来填补。虽然说是亲自提拔，但他们的晋升途径已经固定，宰相得以预先向符合条件的人施予私恩；等到他们担任言官时，往往怀着这份私恩，怎肯指出他们的过失！」皇上说：「是的。近日的一件事就可以证明了。」说到「知道他是贤才而任用他，就任用他唯恐不够快，聚集他唯恐不够多；知道他不贤而罢黜他，就罢黜他唯恐不够早，清除他唯恐不够彻底」；上奏说：「哪有担心君子太多，必须留几个小人在里面的道理！人修养自身也是这样，哪有担心善行太多，必须留些恶习在里面的道理！」说到「军政不修，士卒愁怨」，说：「主将盘剥士卒作为贿赂，升迁军阶，都有固定的价格。」皇上说：「却没听说过这些。如果确实如此，岂能不管！你可以仔细查访，然后再来报告。」最后辞别时说：「按照对答，江西是盗贼、刑狱繁多的地方，长期缺少官员。臣现在逐渐前往赴任，不知有何吩咐？」皇上说：「你自己详细斟酌，不必多嘱咐。」
「今之兵官，有副都总管、路钤、路分、都监、统领将官、州钤辖、州都监，而路钤、路分、统领之类，多以贵游子弟处之。至如副都总管，事体极重，向以节度使为之，后有以修武郎为之者。如州统领，至有以下班祇应为之者，此士夫所亲见。只今天下无虞，边境不耸，故无害。万一略有警，便难承当。兵政病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某屡言于寿皇。寿皇谓某曰：『命将，国之大事，非朝廷之公选，即诸军之公荐，决无他也。』某奏云：『陛下但见列荐于朝廷之上，以为是皆公选，而不知皆结托来尔。且如今之文臣列荐者，陛下以为果皆出于公乎？不过有势力者一书便可得。』寿皇曰：『果尔，诚所当察。卿其为朕察之！』」
宁宗朝
初见先生，即拜问云：「先生难进易退之风，天下所共知。今新天子嗣位，乃幡然一来，必将大有论建。」先生笑云：「只为当时不合出长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辞。」又云：「今既受了侍从职名，却不容便去。」先生云：「正为如此。」又笑云：「若病得狼狈时，也只得去。」自修。
在讲筵时，论嫡孙承重之服，当时不曾带得文字行。旋借得仪礼看，又不能得分晓，不免以礼律为证。后来归家检注疏看，分明说：「嗣君有废疾不任国事者，嫡孙承重。」当时若写此文字出去，谁人敢争！此亦讲学不熟之咎。
祧僖祖之议，始于礼官许及之曾三复，永嘉诸公合为一辞。先生独建不可祧之议。陈君举力以为不然，赵揆亦右陈说。文字既上，有旨，次日引见。上出所进文字，云：「高宗不敢祧，寿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不祧为是。既退，而政府持之甚坚，竟不行。唯谢中丞入文字，右先生之说，乞且依礼官初议。为楼大防所缴，卒祧僖祖云。
先生检熙宁祧庙议示诸生云：「荆公数语，是甚次第！若韩维孙固张师颜等所说，如何及得他！最乱道是张师颜说。当时亲法之议也如此，是多少人说，都说不倒。东坡是甚么样会辩！也说得不甚切。荆公可知是动得人主。前日所论欲祧者，其说不出三项：一欲祧僖祖于夹室，以顺翼宣祖所祧之主祔焉。但夹室乃偏侧之处，若藏列祖于偏侧之处，而太祖以孙居中尊，是不可也。一，是欲祔景灵宫。景灵宫元符所建，貌象西畔六人，东向。其四皆衣道家冠服，是四祖。二人通天冠，绛纱袍，乃是太祖太宗，暗地设在里，不敢明言。某书中有一句说云云。今既无顿处，况元初奉祀景灵宫圣祖，是用簠簋边豆，又是蔬食。今若祔列祖，主祭时须用荤腥，须用牙盘食，这也不可行。又一项，是欲立别庙。某说，若立别庙，须大似太庙，乃可。又不知祫祭时如何，终不成四人令在那一边，几人自在这一庙，也只是不可。不知何苦如此！其说不过但欲太祖正东向之位，别更无说。他所谓『东向』，又那曾考得古时是如何？东向都不曾识，只从少时读书时，见奏议中有说甚『东向』，依稀听得。如今庙室甚狭，外面又接檐，似乎阔三丈，深三丈。祭时各捧主出祭，东向位便在楹南檐北之间，后自坐空；昭在室外，后却靠实；穆却在檐下一带，亦坐空。如此，则东向不足为尊，昭一列却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东向乃在西南隅，所谓奥，故为尊。合祭时，太祖位不动，以群主入就尊者，左右致飨，此所以有取于东向也。今堂上之位既不足以为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无所自出。」祝禹圭云：「僖祖以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定是有祖所自出。不然，僖祖却从平地爆出来，是甚说话！」问：「郊则如何？」曰：「郊则自以太祖配天。这般事，最是宰相没主张。奏议是赵子直编。是他当初已不把荆公做是了，所以将那不可祧之说，皆附于注脚下，又甚率略；那许多要祧底话，却作大字写。不知那许多是说个甚么？只看荆公云：『反屈列祖之主，下祔子孙之庙，非所以顺祖宗之孝心。』如何不说得人主动！当时上云：『朕闻之矍
译如今的兵官，有副都总管、路钤辖、路分都监、都监、统领将官、州钤辖、州立都监，而路钤辖、路分都监、统领之类，大多由权贵子弟担任。至于副都总管，职事体统极重，过去由节度使担任，后来甚至有由修武郎担任的。如州统领，甚至由下等班祇应担任，这是士大夫亲眼所见的。只因如今天下太平无事，边境没有惊扰，所以没有危害。万一稍有警报，便难以承受。兵政败坏，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我多次向寿皇陈述。寿皇对我说：“任命将领，是国家大事，如果不是朝廷公开选拔，就是各军公开推荐，决没有别的途径。”我上奏说：“陛下只见列名推荐于朝廷之上，以为这都是公开选拔，却不知道都是结党营私而来。况且如今文臣列名推荐的，陛下以为真的都出于公心吗？不过是有势力的人写一封信就可以得到。”寿皇说：“果真如此，确实应当考察。你替朕考察！”
宁宗朝
初次拜见先生，就叩问说：“先生难进易退的风范，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新天子即位，竟然幡然前来，必定会有重大的议论和建设。”先生笑着说：“只因为当时不该出长沙，在官任上有召命，又不敢坚决推辞。”又说：“如今既然接受了侍从的职名，却不允许立刻离去。”先生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又笑着说：“如果病得狼狈不堪时，也只得离去。”自修。
在讲筵时，讨论嫡孙为承重孙服丧的问题，当时没有带文字来。随即借得《仪礼》看，又不能分辨清楚，不免以礼律为证。后来回家检阅注疏看，明确说：“嗣君有废疾不能处理国事的，嫡孙承重。”当时如果写出这些文字出去，谁敢争辩！这也是讲学不熟练的过错。
祧迁僖祖的议论，始于礼官许及之、曾三复，永嘉诸公合为一辞。先生独自提出不可祧迁的议论。陈君举极力认为不对，赵揆也支持陈说。文字既已上奏，有旨，次日引见。皇上拿出所进的文字，说：“高宗不敢祧迁，寿皇不敢祧迁，朕怎么敢祧迁！”再三以不祧迁为是。退朝后，而政府坚持得很坚定，最终没有实行。只有谢中丞上奏文字，支持先生的说法，请求暂且依照礼官最初的议论。被楼大防所弹劾，最终祧迁了僖祖。
先生检阅熙宁年祧迁宗庙的议论给诸生看说：“荆公几句话，是什么次序！如果韩维、孙固、张师颜等所说，怎么能比得上他！最乱道的是张师颜所说。当时亲法之议也如此，是多少人说的，都说不倒。东坡是多么会辩！也说得不甚切中要害。荆公可知是能动摇人主。前日所论想要祧迁的，说不出三项：一想要祧迁僖祖于夹室，以顺应翼祖、宣祖所祧之主附祭。但夹室是偏侧之处，如果把列祖藏在偏侧之处，而太祖以孙子居中尊位，是不可以的。一，是想要附祭于景灵宫。景灵宫是元符年间所建，西畔六人，东向。其中四个都穿着道家冠服，是四祖。两个人戴通天冠，穿绛纱袍，乃是太祖、太宗，暗地里设在里面，不敢明言。我书中有一句说云云。如今既然没有放置的地方，况且元初奉祀景灵宫圣祖，是用簋、豆，又是素食。如今如果附祭列祖，主祭时必须用荤腥，必须用牙盘食，这也不可行。又一项，是想立别庙。我说，如果立别庙，必须大似太庙，才可以。又不知道祫祭时如何，终不成四个人令在那一边，几个人自在这一庙，也只是不可。不知何苦如此！他们的说法不过只是想要太祖正东向之位，别更没有说法。他们所谓‘东向’，又哪里曾考得古时是如何？东向都不曾认识，只从少时读书时，见奏议中有说什么‘东向’，依稀听得。如今庙室甚狭，外面又接着屋檐，似乎阔三丈，深三丈。祭祀时各捧神主出祭，东向位便在楹南、檐北之间，后自坐空；昭在室外后却靠实；穆却在檐下一带，也坐空。如此，则东向不足为尊，昭一排却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向东乃在西南隅，所谓奥，故为尊。合祀时，太祖位不动，以群主入就尊者左右致飨，这所以有取于东向。如今堂上之位既不足以为尊，何苦要这样？乃使太祖无所自出。”祝禹圭说：“僖祖以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道定是有祖所自出。不然，僖祖却是从平地爆出来，是什么说话！”问：“郊祀则如何？”曰：“郊祀则自以太祖配天。这般事，最是宰相没有主张。奏议是赵子直编的。是他当初已不把荆公做对了，所以将那不可祧之说，都附于注脚下，又甚率略；那许多想要祧的话，却作大字写。不知那许多是说个什么？只看荆公说：‘反屈列祖之主，下附子孙之庙，非所以顺祖宗之孝心。’怎么不说得人主动！当时皇上说：‘朕闻之矍
然，敢不祗允！』这许多只闲说，只是好胜，都不平心看道理。」又云：「某尝在上前说此，上亦以为不可，云：『高宗既不祧，寿皇既不祧，朕又安可为！』柰何都无一人将顺这好意思。某所议，赵丞相白干地不付出，可怪！」
译然而，怎敢不恭敬地应允呢？’这些不过是闲谈，只是出于好胜之心，都没有平心静气地看待道理。”又说：“我曾经在皇上面前说过这件事，皇上也认为不可以，说：‘高宗不祧迁，寿皇不祧迁，我又怎么可以祧迁呢！’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个人顺承这种好的心意。我所议定的，赵丞相白白地不肯公布，真是奇怪！”
问：「本朝庙制，韩维请迁僖祖，孙固欲为僖祖立别庙，王安石欲以僖祖东向，其议如何？」曰：「韩说固未是，孙欲立别庙，如姜嫄，则姜嫄是妇人，尤无义理。介甫之说却好。僖祖虽无功德，乃是太祖尝以为高祖。今居东向，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者也。近者孝宗祔庙，赵丞相主其事，因祧宣祖，乃并僖祖祧之，令人毁拆僖祖之庙。当时集议某不曾预，只入文字，又于上前说此事。末云：『臣亦不敢自以为是，更乞下礼官，与群臣集议。』赵丞相遂不付出。当时曾无玷陈君举之徒全然不晓，但谢子肃章茂献却颇主某说。又孙从之云：『僖祖无功德。』某云：『且如秀才起家贵显，是自能力学致位，何预祖宗？而朝廷赠官必及三代。如公之说，则不必赠三代矣。僖祖有庙，则其下子孙当祧者置于东西夹室，于理为顺。若以太祖为尊，而自僖祖至宣祖，反置于其侧，则太祖之心安乎？』」又问：「赵丞相平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某后来到家检渠所编本朝诸臣奏议，正主韩维等说，而作小字附注王安石之说于其下，此恶王氏之僻也。」又问庙门堂室之制。曰：「古之士庙，如今之五架屋，以四分之一为室，其制甚狭。近因在朝，见太庙之堂亦浅，祫祭时，太祖东向，乃在虚处。群穆背檐而坐，临祭皆以帟幙围之。古人惟朝践在堂，它祭皆在室中。户近东，则太祖与昭穆之位背处皆实。又其祭逐庙以东向为尊，配位南向。若朝践以南向为尊，则配位西向矣。」又问：「今之州县学，先圣有殿，只是一虚敞处，则堂室之制不备？」曰：「古礼无塑像，只云先圣位向东。」又问：「若一理会，则更无是处？」曰：「固是。」
「太庙向有十二室，今祔孝宗，却除了僖祖宣祖两室，止有十一室，止有八世，进不及祖宗时之九，退不得如古之七，岂有祔一宗而除两祖之理！况太祖而上，又岂可不存一始祖？今太祖在庙，而四祖并列四夹室，亦甚不便。某谓止祧宣祖，合存僖祖。既有一祖在上，以下诸祖列于西夹室，犹可。或言：『周祖后稷，以其有功德；今僖祖无功，不可与后稷并论。』某遂言：『今士大夫白屋起家，以至荣显，皆说道功名是我自致，何关于乃祖乃父？则朝廷封赠三代，诸公能辞而不受乎！况太祖初来自尊僖祖为始祖，诸公必忍去之乎？』某闻一日集议，遂辞不赴。某若去时，必与诸公合炒去。乃是陈君举与赵子直自如此做，曾三复孙逢吉亦主他说。中间若谢子肃章茂献张春卿楼大防皆以为不安，云：『且待朱丈来商量。』曾三复乃云：『乘此机会祧了。』这是甚么事，乘机投会恁地急！某先有一奏议投了。楼张诸公上札，乞降出朱某议；若某言近理，臣等敢不遵从！赵子直又不付出，至于乘夜撤去僖祖室！兼古时迁庙，又岂应如此？偶一日接奉使，两府侍从皆出，以官驿狭，侍郎幙次在茶坊中，而隔幙次说及此，某遂辨说一番，诸公皆顺听。陈君举谓：『今各立一庙。周时后稷亦各立庙。』某说：『周制与今不同。周时岂特后稷各立庙，虽赧王也自是一庙。今立庙若大于太庙，始是尊祖。今地步狭窄，若别立庙，必做得小小庙宇，名曰尊祖，实贬之也！』君举说几句话，皆是临时去检注脚来说。某告之云：『某所说底，都是大字印在那里底，却不是注脚细字。』向时太庙一带十二间，前堂后室，每一庙各占一间，祧庙之主却在西夹室。今立一小庙在庙前，不知中间如何安排？后来章茂献谢深甫诸公皆云：『悔不用朱丈之说！』想也且恁地说。」正淳欲借奏草看，曰：「今事过了，不须看。」
集议欲祧僖祖，正太祖东向之位，先生以为僖祖不可祧，惟存此，则顺、翼、宣祧祖可以祔入。刘知夫云：「诸公议欲立僖祖庙为别庙。陈君举舍人引閟宫为故事。先生曰：「閟宫诗，而今人都说错了。」又因论周礼「祀先王以羇冕，祀先公以鷩冕」，此乃不敢以天子之服加先公，故降一等。直卿云：「恐不是『祭以
译问：“本朝的宗庙制度，韩维请求迁走僖祖，孙固想为僖祖建立别庙，王安石想让僖祖面向东坐，这些议论如何？”回答说：“韩维的说法固然不对，孙固想立别庙，就像姜嫄那样，但姜嫄是妇人，更加没有道理。王安石的说法却很好。僖祖虽然没有功德，但太祖曾经把他当作高祖。现在让他面向东坐，这就是所谓的‘祖因孙而尊贵，孙因祖而谦抑’。近来孝宗入庙，赵丞相主持其事，因为要迁走宣祖，于是连僖祖也一起迁走，让人拆毁僖祖的庙。当时集议我没有参与，只是写了文字，又在皇帝面前说了这件事。最后说：‘臣也不敢自以为是，请求再下交礼官，与群臣集议。’赵丞相于是没有公布。当时曾无玷、陈君举等人完全不明白，只有谢子肃、章茂献却颇为赞同我的说法。又孙从之说：‘僖祖没有功德。’我说：‘且如秀才出身而显贵，是自己努力求学得到的地位，与祖宗有什么关系？但朝廷赠官必定及三代。如果按您的说法，就不必赠三代了。僖祖有庙，那么他下面子孙应当迁走的就放在东西夹室，于理才顺。如果以太祖为尊，而从僖祖到宣祖，反而放在他的旁边，那么太祖的心安吗？’”又问：“赵丞相平时信任先生，为什么这样做？”回答说：“我后来回家检查他编纂的本朝诸臣奏议，正是主张韩维等人的说法，而在下面用小字附注王安石的说法，这是厌恶王安石偏执的缘故。”又问宗庙门堂室的制度。回答说：“古代的士人宗庙，像现在的五架屋，以四分之一为室，制度很狭窄。近来因为在朝，看见太庙的堂也很浅，合祭时，太祖面向东，却在空处。群穆背对着屋檐而坐，临祭都用帷帐围起来。古人只有朝践在堂上，其他祭祀都在室中。门靠近东边，那么太祖与昭穆的位置背后都是实的。又他们的祭祀逐庙以面向东为尊，配位面向南。如果朝践以面向南为尊，那么配位就面向西了。”又问：“现在的州县学，先圣有殿，只是一个空旷的地方，那么堂室的制度就不完备吗？”回答说：“古礼没有塑像，只说先圣位面向东。”又问：“如果一概而论，那么更没有合适的地方吗？”回答说：“确实如此。”
“太庙向来有十二室，现在孝宗入庙，却去掉了僖祖、宣祖两室，只有十一室，只有八世，进不如祖宗时的九世，退不能像古时的七世，哪有入一宗而除两祖的道理！况且太祖以上，又怎么能不存一个始祖？现在太祖在庙，而四祖并列在四夹室，也很不便。我认为只迁走宣祖，应该保留僖祖。既然有一个祖在上面，以下诸祖列在西夹室，还可以。有人说：‘周祖后稷，因为他有功德；现在僖祖无功，不能与后稷相提并论。’我于是说：‘现在士大夫从平民起家，以至荣显，都说功名是自己得到的，与乃祖乃父有什么关系？那么朝廷封赠三代，各位能推辞不受吗！况且太祖初来自尊僖祖为始祖，各位一定忍心去掉他吗？’我听说一天集议，于是推辞不去。我要去的话，必定与各位大吵一架。乃是陈君举与赵子直自己这样做，曾三复、孙逢吉也主张他的说法。中间谢子肃、章茂献、张春卿、楼大防都认为不安，说：‘且等朱丈来商量。’曾三复却说：‘趁此机会迁走了。’这是什么事，乘机投会这样急！我先有一个奏议投了。楼、张诸公上札，请求降出朱某的议论；如果我的话近理，臣等敢不遵从！赵子直又不出付，以至于乘夜撤去僖祖室！况且古时迁庙，又怎么应该这样？偶然一天接奉使，两府侍从都出去了，因为官驿狭窄，侍郎的幕次在茶坊中，而隔着幕次说到此事，我于是辩说一番，各位都顺从地听。陈君举说：‘现在各立一庙。周时后稷也各立庙。’我说：‘周制与现在不同。周时岂止后稷各立庙，即使赧王也自是一庙。现在立庙如果大于太庙，才是尊祖。现在地步狭窄，如果别立庙，必定做得小小庙宇，名义上是尊祖，实际上是贬低他！’君举说几句话，都是临时去查注脚来说的。我告诉他：‘我所说的，都是大字印在那里底，却不是注脚细字。’以前太庙一带十二间，前堂后室，每一庙各自占一间，迁庙的主却在西夹室。现在立一个小庙在庙前，不知道中间如何安排？后来章茂献、谢深甫诸公都说：‘后悔不用朱丈的说法！’想必也是姑且这样说。”正淳想借奏草看，说：“现在事情过去了，不必看。”
集议想要迁走僖祖，正太祖面向东的位置，先生认为僖祖不可迁，只保留这个，那么顺、翼、宣祧祖可以入庙。刘知夫说：“各位议论想立僖祖庙为别庙。陈君举舍人以閟宫为故事。先生说：‘閟宫诗，现在人都说错了。’又因为讨论周礼‘祀先王以羇冕，祀先公以鷦冕’，这是不敢以天子之服加先公，所以降一等。直卿说：‘恐怕不是‘祭以
问：「甲寅祧庙，其说异同？」曰：「赵丞相初编奏议时，已将王介甫之说不作正文写，只注小字在下。」又曰：「祧庙亦无毁拆之理。」曰：「曾入文字论祧。朝奏云：『此事不可轻易。』上云：『说得极好。以高宗朝不曾议祧，孝宗朝不曾议祧，卿云「不可轻易」，极是。』又奏云：『陛下既以臣言为然，合下臣章疏集议。』却不曾降出。」
今日偶见韩持国庙议，都不成文字！元佑诸贤文字大率如此，只是胡乱讨得一二浮辞引证，便将来立议论，抵当他人。似此样议论，如何当得王介甫！所以当时只被介甫出，便挥动一世，更无人敢当其锋。只看王介甫庙议是甚么样文字！他只是数句便说尽，更移动不得，是甚么样精神！这几个如何当得他！伊川最说得公道，云：「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又曰：「朱公掞排禅学札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这般样论，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乱讨几句引证，便要断倒他，可笑之甚！」时吕正献公作相，好佛，士大夫竞往参禅，寺院中入室升堂者皆满。当时号为「禅钻」。（去声。）故公掞上疏乞禁止之。
实录院略无统纪。修撰官三员，检讨官四员，各欲着撰，不相统摄，所修前后往往不相应。先生尝与众议，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专编差除，礼部专编典礼，刑部专编刑法，须依次序编排，各具首末，然后类聚为书，方有条理。又如一事而记载不同者，须置簿抄出，与众会议，然后去取，庶几存得总底在。唯叶正则不从。叶为检讨，正修高宗实录。
今之史官，全无相统摄，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头在第一年，末梢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认分年去做，及至把来，全斗凑不着。某在朝时建议说，不要分年，只分事去做。且天下大事无出吏、礼、兵、刑、工、户六件事。如除拜注授是吏部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从建炎元年，逐一编排至绍兴三十二年。他皆仿此，却各将来编年逐月类入。众人不从。某又云，若要逐年做，须是实置三簿：一簿关报上下年事首末，首当附前年某月，末当附后年某月；一簿承受所关报本年合入事件；一簿考异。向后各人收拾得，也存得个本。又别置一簿，列具合立传者若干人，某人传，当行下某处收索行状、墓志等文字，专牒转运司疾速报应。已到者，钩销簿；未到者，据数再摧；庶几易集。后来去国，闻此说又不行。赐。
而今史官不相统总，只是各自去书，书得不是，人亦不敢改。更是他书了，亦不将出来，据他书放那里，知他是不是！今虽有那日历，然皆是兼官，无暇来修得。而今须是别差六人锁放那里，教他专工修，方得。如近时作高宗实录，却是教人管一年，这也不得。且如这一事，头在去年，尾在今年，那书头底不知尾，书尾底不知头，都不成文字！如为臣下作传，某将来看时，说得详底只是写行状，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样，更无本末可考。又有差除去了底，这一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考！据某看来，合分作六项，人管一事。谓如刑事，便去关那刑部文字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恁地把来编类，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俟编一年成了，却合敛来。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这一月内事先后便皆可见。且如立传，他那日历上，薨卒皆有年月在。这便当印板行下诸州，索行实、墓志之属，却令运司专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运司。有未到底。又刷下去催来，便恁地便好，得成个好文字。而今实录，他们也是将日历做骨，然却皆不曾实用心。有时考不得后，将牒下州县去讨；那州郡不应，也不管。恁地，如何解理会得！
近世修史之弊极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关，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杀处在二年，前所书者不知其尾，后所书者不知其头。有做一年未终，而忽迁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复修者。有立某人传，移文州郡索事实，而竟无至者。尝观徽宗实录，有传极详，似只写行状、墓志；有传
译问：“甲寅年讨论祧庙之事，说法有同有异吗？”回答说：“赵丞相当初编纂奏议时，已经把王安石的说法不作为正文写入，只以小字注在下面。”又说：“祧庙也没有拆毁的道理。”（有人）说：“我曾上奏章议论祧庙之事。上奏说：‘这件事不可轻易处理。’皇上说：‘说得极好。高宗朝不曾议论祧庙，孝宗朝不曾议论祧庙，你说‘不可轻易’，非常正确。’又上奏说：‘陛下既然认为臣的话对，应当下达臣的章疏让大家集议。’却没有降旨发出。”
今天偶然看到韩持国关于庙议的文章，完全不成样子！元祐年间各位贤臣的文章大体都是这样，只是胡乱找出一两条浮泛的言辞作为引证，就拿来确立议论，抵挡别人。像这样的议论，怎么抵挡得住王安石！所以当时只被王安石一出面，就左右了一世，再没有人敢抵挡他的锋芒。只看王安石的庙议是什么样的文章！他只是几句就把道理说尽，再也无法改动，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几个人怎么抵挡得住他！伊川先生说得最公道，说：“王安石所见，终究高于世俗的儒者。”又说：“朱公掞排斥禅学的札子，他排斥的理由很正当。只是像这样的议论，怎么排斥得了他！也是胡乱找几句引证，就要驳倒他，可笑之至！”当时吕正献公担任宰相，喜好佛教，士大夫争相去参禅，寺院中入室升堂的人全都满了。当时号称“禅钻”。（“钻”读去声。）所以朱公掞上疏请求禁止。
实录院毫无条理。修撰官三人，检讨官四人，各自想要撰写，互不统属，所修撰的内容前后往往不相呼应。先生曾和大家商议，想要按事项分类。譬如六部：吏部专门编纂任免，礼部专门编纂典礼，刑部专门编纂刑法，必须依次序编排，各自具备开头结尾，然后分类聚集成书，才有条理。又如一件事记载不同的，必须立簿抄出，和大家会议，然后取舍，或许能保存总体的内容。只有叶正则不听从。叶正则担任检讨，正在修撰高宗实录。
现在的史官，完全没有统属，每人各自分一年去写。或许有一件事，开头在第一年，结尾却在第二三年，史官只认分年去做，等到拿来，完全拼凑不上。我在朝时建议说，不要分年，只分事项去做。况且天下大事不出吏、礼、兵、刑、工、户这六件事。如任免注授是吏部的事，只让分得吏事的人，从建炎元年，逐一编排到绍兴三十二年。其他都仿照此例，却各自按年月分类编入。众人不听从。我又说，如果要逐年做，必须设立三本簿册：一本通报上下年份事情的开头结尾，开头应附在前一年某月，结尾应附在后一年某月；一本承接所通报本年应入的事件；一本考异。往后各人收拾好，也能保存根本。又另设一本簿册，列出应立传的人若干，某人的传，应当下达某处收索行状、墓志等文章，专门发公文给转运司迅速回复。已到者，在簿上勾销；未到者，按数再次催促；或许容易收集。后来我离京，听说这个建议又不实行。赐。
现在史官互不统属，只是各自去写，写得不对，别人也不敢改。更是他写完了，也不拿出来，据他写的放在那里，谁知道对不对！现在虽然有那日历，但都是兼任官职，无暇来修撰。现在必须另外派六人锁在那里，让他们专门修撰，才行。如近来修高宗实录，却是让人管一年，这也不行。且如这一件事，开头在去年，结尾在今年，那写开头的不知道结尾，写结尾的不知道开头，都不成文章！如为臣下作传，我看来，写得详细的只是抄写行状、墓志，写得简略的又恰像《春秋》一样，更没有本末可考。又有任免去了的，这一截又只算了，怎么稽考！据我看来，应分作六项，每人管一事。譬如刑事，便去查那刑部的文字看。他用刑都有年月，这样拿来编类，便成次序。那五项都如此。等编一年成了，却合拢来。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这一个月内事情的先后便都可见。且如立传，那日历上，死亡都有年月在。这便应当印板下达各州，索取行实、墓志之类，却令转运司专门派一人督促，史院再去督促转运司。有未到的，又刷下去催来，便这样便好，能成好文章。现在实录，他们也是拿日历做骨干，但都不曾实用心。有时考不得后，把公文下到州县去讨；那州郡不回应，也不管。这样，怎么理会得！
近世修史的弊端极严重！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关，也不互相示知。也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杀处在第二年，前所写的不知道结尾，后所写的不知道开头。有做一年未终，而忽然迁任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再修撰的。有立某人传，移文州郡索取事实，而竟然没有到的。曾看徽宗实录，有传极详，似乎只写行状、墓志；有传
极略，如春秋样，不可晓。其首末杂手所作，不成伦理。然则如之何？本朝史以历日为骨，而参之以他书。今当于史院置六房吏，各专掌本房之事。如周礼官属下所谓史几人者，即是此类。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狱，户房有某财赋，皆各有册系日月而书。其吏房有事涉刑狱，则关过刑房；刑房有事涉财赋，则关过户房。逐月接续为书，史官一阅，则条目具列，可以依据。又以合立传之人，列其姓名于转运司，令下诸州索逐人之行状、事实、墓志等文字，专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后有可下笔处。及异日史成之后，五房书亦各存之，以备漏落。
译极其简略，像《春秋》那样，让人难以理解。其开头和结尾混杂着不同人的手笔，没有条理逻辑。那么该怎么办呢？本朝修史以编年记事为骨架，并参考其他书籍。现在应当在史院设置六个房吏，各自专门掌管本房的事务。就像《周礼》官署下属所说的“史几人”那样，就是这类人员。例如吏房有某项注差，刑房有某项刑狱，户房有某项财赋，都各自有册籍按年月记录。如果吏房的事涉及刑狱，就移交给刑房；刑房的事涉及财赋，就移交给户房。每月连续记录成书，史官一看，条目就都列出来了，可以作为依据。又将要立传的人，把他们的姓名列在转运司，命令下发各州索取每个人的行状、事实、墓志等文字，专门委派一名官员掌管，每月送交史院。这样，然后才有可以下笔的地方。等到日后史书修成之后，五房的记录也各自保存，以备遗漏。
君举谓不合与诸公争辩，这事难说。尝记得林少颖见人好说话，都记写了。尝举一项云，国家尝理会山陵，要委谕民间迁去祖坟事。后区处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夺果当如何。这个官人看了，乃云只消看中做。林说：「这话说得不是。当时只要理会当迁与不当迁。当迁去，虽尽去亦得；若不当迁，虽一毫不可动。当与不当，这便是中，如何于二者之间酌中做？」此正是今时人之大病。所以大学格物穷理，正要理会这些。须要理会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间看善恶如隔一墙；只管看来，渐渐见得善恶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胜似初看隔一墙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纸。这善恶只是争些子，这里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恶底端的是恶，略无些小疑似。大学只要论个知与不知，知得切与不切。
先生看天雨，忧形于色，云：「第一且是攒宫掘个窟在那里，如何保得无水出！梓宫甚大，攒宫今阔四丈，自成池塘，柰何！柰何！这雨浸淫已多日，柰何！」
是夜雨甚，先生屡恻然忧叹，谓：「明日掩攒雨，势如此，奈何！」再三忧之。贺孙问：「绍兴山陵土甚卑，不知如何？」曰：「固是可虑。只这事，前日既在那里都说来，只满朝无一人可恃，卒为下面许多阴阳官占住了。」问：「闻赵丞相前亦入文字，说得甚好。」曰：「是说得煞好，后来一不从，也只住了。」自高宗攒宫时，在蜀中入文字说此。今又举此，不知如何，又只如此住了。某初到，亦入一文字，后来却差孙从之相视。只孙从之是朝中煞好人，他初间画三项利害，云：『展发引之期，别卜攒宫，上策也；只依旧在绍兴，下策也。』说得煞力。到得相视归来，更说得没理会。到后来，又令集议。初已告报日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时，忽扣门报云：『不须集议。』待问其故，云：『已再差官相视。』时郑惠叔在吏书，乃六部之长，关集都是他。当时但听得说差官，便止了众人集议。当时若得集议一番，须说得事理分明。初，孙从之去，那曾得看子细！纔到那里，便被守把老阉促将去，云：『这里不是久立处。』某时在景灵宫行香，闻此甚叵耐，即与同坐诸公说：『如此，亦不可不说。』遂回聚于郑惠叔处。待到那里，更无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某云：『若作之，何辞？止缘某前日已入文字，今作出，又止此意思。得诸公更作，庶说得更透切。』都只说过，更无人下手，其遂推刘得修作。刘遂下手，郑惠叔又只管说，不消说如何。某说：『这是甚么样大事！如何恁地住？』遂顾左右，即取纸笔令刘作，众人合凑，遂成。待去到待漏院要进，都署衔位，各了。黄伯耆者，他已差做相视官，定了不签他；他又来，须要签，又换文字将上。待得他去相视归来，却说道：『自好。』这事遂定。满朝士夫都靠不得，便如此。这般事，为臣子须做一家事尽心竭诚乃可。明知有不稳当，事大体重如此，如何住得！他说须要山是如何，水须从某方位盘转，经过某方位，从某方位环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这般山，依得这般样子，更莫管他也。依他说，为臣子也须尽心寻求，那知不有如此样？蓦忽更有，也未可知，如何便住得！闻亦自有人来说几处可用，都被那边计较阻抑了。」又云：「许多侍从也不学，宰相也不学，将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祧庙集议，某时怕去争炒，遂不去，只入文字。后来说诸公在那里群起哗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举所主庙议，是把礼记『祖文王，宗武王』为据，上面又说『祖契而宗汤』。又引诗小序『禘太祖』。诗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那时自是卜洛之始，未定之时，一时礼数如此。又用国语，亦是难凭。」器之问：「濮议如何？」先生曰：「欧公说固是不是，辨之者亦说得偏。既是所生，亦不可不略是殊异。若止封皇伯，与其它皇伯等，亦不可。须封号为『大王』之类，乃可。伊川先生有
译君举说，不合与诸公争辩，这事难说。曾记得林少颖见人好说话，都记写了。曾举一项说，国家曾处理山陵事务，要委托告知民间迁去祖坟的事。后来安排未定，特意派遣某官前往定夺究竟应当如何。这个官员看了，却说只需看中做。林说：“这话说得不对。当时只要处理应当迁与不应当迁的问题。应当迁，即使全部迁走也可以；若不应当迁，即使一毫也不可动。应当与不应当，这就是中，怎么在二者之间斟酌中道来做？”这正是当今人的大病。所以《大学》格物穷理，正是要处理这些。必须把是非弄得分明，不这样定不下来。起初看善恶如同隔着一堵墙；只管看，渐渐看见善恶如同隔着一壁。看见隔着一壁的，已经胜过起初隔着墙的了；然而更看得如同隔着一张纸。这善恶只是相差些微，这里看得真是透彻！善的端的是善，恶的端的是恶，略无些小疑似。《大学》只要论个知与不知，知得深切与不深切。
先生看天雨，忧形于色，说：“第一且是攒宫掘个窟在那里，怎么保得无水出！梓宫很大，攒宫现在宽四丈，自成池塘，奈何！奈何！这雨浸淫已多日，奈何！”
这夜雨很大，先生屡次恻然忧叹，说：“明日掩攒雨，势如此，奈何！”再三忧虑。贺孙问：“绍兴山陵土很卑湿，不知如何？”先生说：“固然是可虑。只这事，前日既在那里都说过，只是满朝无一人可恃，最终被下面许多阴阳官占住了。”问：“听说赵丞相前也入文字，说得很好。”说：“是说得很好，后来一不从，也只住了。”自高宗攒宫时，在蜀中入文字说过这事。现在又举这事，不知如何，又只如此住了。我刚到，也入一文字，后来却差孙从之相视。只有孙从之是朝中很好的人，他起初画三项利害，说：“展发引之期，另卜攒宫，是上策；只依旧在绍兴，是下策。”说得很有力。等到相视归来，更说得没道理。到后来，又令集议。起初已告报日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时，忽然扣门报说：“不须集议。”待问其故，说：“已再差官相视。”当时郑惠叔在吏书，乃六部之长，集议都是他。当时但听得说差官，便停止了众人集议。当时若得集议一番，必须说得事理分明。起初，孙从之去，那曾得看仔细！才到那里，便被守把老阉催促将去，说：“这里不是久立处。”我当时在景灵宫行香，闻此甚可恨，即与同坐诸公说：“如此，亦不可不说。”遂回聚于郑惠叔处。待到那里，再无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我说：“若作之，何辞？只缘我前日已入文字，现在作出，又止此意思。得诸公更作，或许说得更透切。”都只说过，更无人下手，于是推刘得修作。刘遂下手，郑惠叔又说，不消说如何。我说：“这是甚么样大事！怎么恁地住？”遂顾左右，即取纸笔令刘作，众人合力凑成。待去到待漏院要进，都署了衔位，各了。黄伯耆，他已差做相视官，定了不签他的名；他又来，须要签，又换文字将上去。待得他去相视归来，却说道：“自好。”这事遂定。满朝士夫都靠不得，就这样。这般事，为臣子须做一家事尽心竭诚才可。明知有不稳当，事大体重如此，怎么住得！他说须要山是如何，水须从某方向盘转，经过某方向，从某方向环抱，方可用。不知天地怎么恰生这般山，依得这般样子，更不管他也。依他说，为臣子也须尽心寻求，哪知不有如此样？忽然更有，也未可知，怎么便住得！听说亦自有人来说几处可用，都被那边计较阻抑。”又说：“许多侍从也不学，宰相也不学，将这般大事只管这样做。且如祧庙集议，我当时怕去争吵，遂不去，只入文字。后来说诸公在那里众起哗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君举所主庙议，是把《礼记》‘祖文王，宗武王’为据，上面又说‘祖契而宗汤’。又引《诗小序》‘禘太祖’。《诗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文骍牛一’，那时自是卜洛之始，未定之时，一时的礼数如此。又用《国语》，亦是难凭。”器之问：“濮议如何？”先生说：“欧公说固是不是，辨之者亦说得偏。既然是所生，亦不可不略是殊异。如果只封皇伯，与其它皇伯等，亦不可。必须封号为‘大王’之类，才可。伊川先生有
林丈说：「彭子寿弹韩侂冑只任气性，不顾国体，致侂冑大憾，放赵相，激成后日之事。」曰：「他绝不晓事情，率尔而妄举！」
丙辰后
正卿问：「命江陵之命，将止于三辞？」曰：「今番死亦不出。纔出，便只是死！」
直卿云：「先生去国，其它人不足责，如吴德夫项平父杨子直合乞出。」先生曰：「诸人怕做党锢，看得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杨子直前日纔见某入文字，便来劝止，且攒着眉做许多模样。某对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这一串说话，若一向绝了，又都无好人去。』」
季通被罪，台评及先生。先生饭罢，楼下起西序行数回，即中位打坐。贺孙退归精舍，告诸友。汉卿筮之，得小过「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无虞，蔡所遭必伤。」即同辅万季弟至楼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诸生偶语而觉，即揖诸生。诸生问所闻蔡丈事如何。曰：「州县捕索甚急，不晓何以得罪。」因与正淳说早上所问孟子未通处甚详。继闻蔡已遵路，防卫颇严。诸友急往中途见别，先生舟往不及。闻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调护之。先生初亦欲与经营，包显道因言：「祸福已定，徒尔劳扰。」先生嘉之，且云：「显道说得自好，未知当局如何。」是夜诸生坐楼下，围炉讲问而退。闻蔡编管道州，乃沈继祖文字，主意诋先生也。
或有谓先生曰：「沈继祖乃正淳之连袂也。」先生笑曰：「『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何伤哉！」
先生往净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贬，过净安，先生出寺门接之。坐方丈，寒暄外，无嗟劳语。以连日所读参同契所疑扣蔡，蔡应答洒然。少迟，诸人醵酒至，饮皆醉。先生间行，列坐寺前桥上饮，回寺又饮。先生醉睡。方坐饮桥上，詹元善即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贵气！」
论及「伪学」事，云：「元佑诸公后来被绍圣群小治时，却是元佑曾去撩拨它来，而今却是平地起这件事出。」
有一朋友微讽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于予』底意思，却无『微服过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书自辨，又不曾作诗谤讪，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论语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断章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赐录云：「且以利害祸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处人只信不及，便讲学得，待如何！亦没安顿处。」今人开口亦解一饮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如无物者，赐录作「如履平地」。盖缘只见得这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里死，须是溺杀，此犹不是深奥底事，难晓底话。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觉见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或劝先生散了学徒，闭户省事以避祸者。先生曰：「祸福之来，命也。」
先生曰：「如某辈皆不能保，只是做将去，事到则尽付之。人欲避祸，终不能避。」
今为辟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击鼓讼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说底话亦不敢说也！同。
或有人劝某当此之时，宜略从时。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药，锻炼得无性了，救不得病耳！」
有客游二广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风俗，因言廉州山川极好。先生笑曰：「被贤说得好，下梢不免去行一番。」此时党事方起。又因问举业，先生笑曰：「某少年时只做得十五六篇义，后来只是如此发举及第。人但不可不会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为必得，岂有此理！」
时「伪学」之禁严，彭子寿镌三官，勒停。诸权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头常如黏在颈上。」又曰：「自古圣人未尝为人所杀。」
杂记言行
某尝言，吾侪讲学，正欲上不得罪于圣贤，中不误于一己，下不为来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与。
吾辈
译林丈说：“彭子寿弹劾韩侂胄只是凭一时意气，不顾及国家体制，致使韩侂胄非常怨恨，罢免了赵相，激成了后来的事变。”又说：“他完全不懂事理，轻率地妄动！”
丙辰年之后
正卿问：“任命江陵（张栻）的命令，难道只限于三次辞让吗？”回答说：“这次即使死也不肯出来。只要出来，就只有死路一条！”
直卿说：“先生离开朝廷，其他人不值得责备，像吴德夫、项平父、杨子直应当请求出朝。”先生说：“这些人害怕陷入党锢之祸，看得太透彻反而不明白这个道理。比如杨子直前几天刚看到我的奏章，就来劝阻，皱着眉头做出许多姿态。我对他说：‘您何必这样？如今都是这一套说法，如果全都断绝了，又都没有好人去任职。’”
季通获罪，御史台的弹劾也涉及先生。先生吃完饭，从楼下向西序走了几圈，就在中位打坐。贺孙回到精舍，告诉各位朋友。汉卿占卜，得到小过卦“公弋取彼在穴”，说：“先生没有忧患，蔡元定所遭遇的必定会受伤。”随即同辅万、季弟到楼下。先生坐着睡得很熟，因为学生们偶然交谈而醒来，就向学生们作揖。学生们问所听到的蔡丈的事情怎么样。先生说：“州县追捕搜查很紧急，不知道他为什么获罪。”于是和正淳详细谈论早上所问的孟子中不通畅的地方。接着听说蔡元定已经上路，防卫很严密。各位朋友急忙到中途去告别，先生坐船前往没赶上。听说蔡元定留在县城中，都是詹元善在照料。先生起初也想参与经营，包显道于是说：“祸福已经注定，只是白白地劳扰。”先生称赞他，并且说：“显道说得自然好，不知道身处其境的人怎么样。”这天晚上学生们坐在楼下，围着火炉讲问后散去。听说蔡元定被编管到道州，这是沈继祖的奏章，主旨是诋毁先生。
有人对先生说：“沈继祖是正淳的同党。”先生笑着说：“‘弥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姐妹。’这有什么妨害呢！”
先生前往净安寺等候蔡元定。蔡元定从府城乘船赴贬所，经过净安，先生走出寺门迎接他。坐在方丈室，除了寒暄之外，没有叹息劳累的话语。用连日所读《参同契》中的疑问向蔡元定请教，蔡元定应答洒脱自然。过了一会儿，众人凑钱买酒送到，都喝醉了。先生偶尔走动，列坐在寺前的桥上饮酒，回到寺里又饮酒。先生醉倒睡着。正当坐在桥上饮酒时，詹元善就退去了。先生说：“这个人有富贵气！”
论及“伪学”的事情，说：“元祐年间各位公卿后来被绍圣年间的小人整治时，却是元祐年间曾经去撩拨他们，如今却是平地起风波。”
有一位朋友委婉地讽刺先生说：“先生有‘天生德于予’的意思，却没有‘微服过宋’的意图。”先生说：“我既没有上书自我辩解，也没有作诗诽谤讥讽，只是和朋友讲习古书，谈论这个道理。更不教唆做什么，却做什么事！”于是说：“《论语》首章说：‘别人不了解自己却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末章说：‘不了解天命，不能成为君子。’赐录说：‘暂且以利害祸福来说，这是最粗浅的。这里人们只是相信不了，即使讲学得通，又能怎么样！也没有安顿的地方。’现在的人开口也说一饮一啄自有定数，等到遇到小小的利害，就产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面，鼎镬在后面，视之如无物，赐录作‘如履平地’。大概是因为只看到了这个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又说：“‘死生有命’，如果该在水里死，必定是淹死，这还不是深奥的事情，难懂的话。如今朋友们都相信不了，觉得此道日益孤立，让人心情不好。”
有人劝先生解散学徒，闭门省事以避祸。先生说：“祸福的到来，是命运。”
先生说：“像我这样的人都不能保全，只是做下去，事情到了就全部托付给命运。人想要避祸，终究不能避。”
现在主张避祸的说法，固然出于相爱。然而使我屹立万仞，难道不更加成为我们道统的光辉吗！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击鼓鸣冤，就是默，难道屋下该说的话也不敢说吗！同。
有人劝我在这个时候，应当稍微顺从时势。我回答说：“只怕像草药，锻炼得没有药性了，救不了病罢了！”
有客人游历两广多年，知道那里的山川人物风俗，于是说廉州的山川极好。先生笑着说：“被你说得好，最后不免要去走一趟。”这时党争之事刚刚兴起。又因为问科举之事，先生笑着说：“我年轻时只写过十五六篇义，后来只是这样发举及第。人只是不可不会写文章。等到考中，也只是这样。现在的人却要求必定考中，哪有这种道理！”
当时“伪学”的禁令严厉，彭子寿被削去三官，勒令停职。各位当权的权臣，侧目而视不止。先生说：“我现在头常常像粘在脖子上。”又说：“自古圣人未曾被人所杀。”
杂记言行
我曾经说，我们讲学，正是要对上不得罪圣贤，对上不误导自己，对下不成为后来者的祸害，如此而已，除此之外不敢参与。
我们这一辈
不用有忿世疾恶之意，当常自体此心宽明无系累，则日充日明，岂可涯涘耶！泛爱亲仁，圣人忠恕体用，端的如此。
译不必怀有愤世嫉俗之心，应当时常体察自己内心宽厚清明、没有牵挂束缚，这样就会日益充实、日益明澈，哪里会有尽头呢！博爱亲人、亲近仁者，这是圣人忠恕之道的本体与功用，确实如此。
「人言好善嫉恶，而今在闲处，只见疾恶之心愈」伯谟曰：「唯其好善，所以嫉恶。」
先生爱说「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处。」
先生每语学者云：「凡事无许多闲劳攘。」
先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頞惨然，太息久之。
长孺问：「先生须得邵尧夫先知之术？」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从逆凶』；『满招损，谦受益』。若是明日晴，后日雨，吾又安能知耶！」[与心]。
因言科举之学，问：「若有大贤居今之时，不知当如何？」曰：「若是第一等人，它定不肯就。」又问：「先生少年省试报罢时如何？」曰：「某是时已自断定，若那番不过省，定不复应举矣。」
有为其兄求荐书。先生曰：「没奈何，为公发书。某只云，某人为某官，亦老成谙事，亦可备任使。更须求之公议如何，某不敢必。辛弃疾是朝廷起废为监司，初到任，也须采公议荐举。他要使一路官员。他所荐举，须要教一路官员知所激劝是如何人。他若把应付人情，有书来便取去，这一任便倒了。某两为太守，尝备员监司，非独不曾以此事恳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恳某，自谓平日修行得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来恳祝，必被某责。然某看公议举人，是个好人，人人都知；若是举错了，也是自家错了。本不是应付人情，又不是交结权势，又不是被他献谀，这是多少明白！人皆不来私恳，其间有当荐之人，自公举之。待其书来说，某已自举荐他了，更无私恳者。」
有亲戚托人求举。先生曰：「亲戚固是亲戚，然荐人于人，亦须是荐贤始得。今乡里平平等人，无可称之实，某都不与发书恳人。况某人事母如此，临财如此，居乡曲事长上如此，教自家荐举他甚么得！」因问所托之人：「公且与撰几句可荐之迹将来，是说得说不得？假使说道向来所为不善，从今日自新，要求举状，是便有此心，何可保！」
人每欲不见客，不知它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见客，必须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与客说话，却觉得意思舒畅。不知它们关着门不见人底，是如何过日？
直卿劝先生且谢宾客数月，将息病。先生曰：「天生一个人，便须着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须是如杨氏为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学得这般学。」
择之劳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烦做将去。纔起厌心，便不得。」
先生病中应接不倦，左右请少节之。先生厉声曰：「你懒惰，教我也懒惰！」
先生病起，不敢峻补，只得平补。且笑曰：「不能兴衰拨乱，只得扶衰补敝。」
近日百事都如此，医者用药，也只用平平稳稳底药，亦不能为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识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鹊视疾，察见肺肝，岂是看见里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证候极精，纔见外面，便知五脏六腑事。
先生一日说及受赃者，怒形于言，曰：「某见此等人，只与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说公吏不合取钱，为知县者自要钱矣！」节节言之，为之吁叹。
梅雨，溪流涨盛，先生扶病往观。曰：「君子于大水，必观焉。」
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高拱。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记，举辄成诵。微醺，则吟哦古文，气调清壮。某所闻见，则先生每爱诵屈原楚骚、孔明出师表、渊明归去来并诗、并杜子美数诗而已。寿昌。
先生于父母坟墓所托之乡人，必加礼。或曰：「敌己以上，拜之。」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书院，皆先着衫到影堂前击板，俟先生出。既启门，先生升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随侍登阁，拜先圣像，方坐书院，受早揖，饮汤少坐，或有请问而去。月朔，影堂荐酒果；望日，则荐茶；有时物，荐新而后食。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则深衣；冬则戴漆纱帽。衣则以布为之
译人们常说“好善嫉恶”，如今在闲暇之处，只看见嫉恶之心更加强烈。伯谟说：“正因为好善，所以才嫉恶。”
先生喜欢说“恰好”这两个字，说：“凡事自有恰好的地方。”
先生常对学者说：“凡事没有那么多闲杂的纷扰。”
先生每次谈到靖康、建炎年间的事情，必定皱着眉头，神色凄惨，长叹很久。
长孺问：“先生一定掌握了邵尧夫那种预知未来的方法吧？”先生沉默良久说：“我所知道的只有：‘顺从正道则吉，顺从邪道则凶’；‘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至于明天晴、后天雨，我又怎么能知道呢！”
于是谈到科举之学，问：“如果有大贤生活在当今时代，不知道会怎么做？”先生说：“如果是第一等的人，他一定不肯参加科举。”又问：“先生年轻时省试落榜时是怎样的心情？”先生说：“我当时已经自己断定，如果那一次不能通过省试，就再也不参加科举了。”
有人为他哥哥求取推荐信。先生说：“没办法，就为你写封信吧。我只说，某人担任某官，也是老成持重、熟悉事务的人，也可以胜任差使。还需要征求公众的意见如何，我不敢肯定。辛弃疾是朝廷起用废置之人担任监司，刚上任时，也必须采纳公众的意见来荐举人才。他要任用一路的官员。他所荐举的人，必须让一路的官员知道激励劝勉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他如果为了应付人情，有信来就取用，这一任就垮了。我两次担任太守，也曾充任监司，不仅不曾因此事恳求别人，别人也不敢因此事恳求我，自认为平日修养得这些力量。他明知用私意来恳求，一定会被我责备。然而我看公众舆论推举的人，是个好人，人人都知道；如果是推举错了，也是自己错了。这本来不是为了应付人情，又不是结交权势，又不是被他献媚讨好，这是多么明白！人们都不来私下恳求，其中有应当荐举的人，就公开推举他。等到他的信来说，我已经推举他了，更没有私下恳求的人了。”
有亲戚托人求取荐举。先生说：“亲戚固然是亲戚，然而向别人荐举人，也必须荐举贤能才行。现在乡里平平常常的人，没有可称道的实绩，我都不写信恳求别人。况且某人侍奉母亲如此，面对钱财如此，在乡里侍奉长辈如此，叫我荐举他什么呢！”于是问被托付的人：“你且写几句可以荐举的事迹拿来，是说得说不得？假使说向来行为不善，从今天开始自新，要求荐举状，即使有这种心，怎么能够保证！”
人们常常想要不见客，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如果让我一个月不见客，必定大病一个月。像今天一天与客人说话，却觉得心情舒畅。不知道他们关着门不见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直卿劝先生暂且谢绝宾客几个月，调养身体。先生说：“天生一个人，就必须让他管理天下事。如果想要不管，必须像杨朱那样为我主义才行，我却不曾学过这种学问。”
择之抱怨先生人事繁杂。回答说：“大凡做事，只能耐烦地做下去。刚起厌烦之心，就不行了。”
先生病中应酬接待不知疲倦，身边的人请求稍微节制。先生厉声说：“你懒惰，教我也懒惰！”
先生病愈后，不敢峻补，只能平补。并且笑着说：“不能振兴衰败、拨乱反正，只能扶持衰败、弥补弊病。”
近来百事都如此，医生用药，也只使用平平稳稳的药，既不能为害，也不能治病。是他起初不曾认识病根，所以暂且这样折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鹊看病，洞察肺腑，难道是看见里面如何吗？也只是看得证候极其精细，刚看见外面，就知道五脏六腑的情况。
先生一天谈到受贿者，怒气形于言表，说：“我见到这种人，只把他们发配到远地！”接着又说：“现在说公吏不该取钱，做知县的自己就要钱！”逐层陈述，为之叹息。
梅雨季节，溪流涨盛，先生扶病前往观看。说：“君子对于大水，必定观看。”
先生每次观看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微清幽阴凉的地方，整天目不转睛。饮酒不过两三巡，又移到别处。大醉，就盘腿高坐。经史子集之余，即使是记录杂记，提起就能背诵。微醺，就吟诵古文，气调清壮。我所见闻的，先生常爱诵屈原的楚辞、孔明的出师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及诗，以及杜甫的几首诗而已。寿昌。
先生对于父母坟墓所托付的乡人，必定加以礼遇。有人说：“与自己地位相当或高于自己的人，拜见他们。”
先生每天早起，子弟在书院，都先穿好衣服到影堂前击板，等待先生出来。开门后，先生升堂，率领子弟依次列拜烧香，又拜后退出。子弟一人到土地祠烧香拜祭。跟随侍从登上阁楼，拜先圣像，才坐在书院，接受早揖，喝汤稍坐，有时有人请问后离开。每月初一，在影堂进献酒果；十五，则进献茶；有时令物品，进献新物后才进食。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则穿深衣；冬天则戴漆纱帽。衣服则用布制作
，阔袖皂褖，裳则用白纱，如濂溪画像之服。或有见任官及它官相见，易窄衫而出。
译（他）穿着宽袖的黑色长袍，下裳则用白色纱料，如同周敦颐画像中所穿的服饰。如果有现任官员或其他官员前来相见，他就换穿窄袖衣衫出门。
问衣裳制度。曰：「也无制度，但画像多如此，故效之。」又问：「有尺寸否？」曰：「也无稽考处。那礼上虽略说，然也说得没理会处。」
先生尝立北桥，忽市井游手数人悍然突过，先生敛衽桥侧避之。每闲行道间，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即厉声止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谒，步远而意专，不左右顾。及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诸生省问，必正冠坐揖，各尽其情，略无倦接之意。诸生有未及壮年者，待之亦周详。先生病少愈，既出寝室，客至必见，见必降阶肃之，去必送至阶下。诸生夜听讲退，则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则自降阶送之。先生于客退，必立视其车行，不复顾，然后退而解衣，及应酬他事。或客方登车犹相面，或以他事禀者，不领之。或前客纔登车，而尚留之客辄有所禀议，亦令少待。先生对客语及本路监司守将，必称其官。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宾客，略无分毫畦町，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势分相绝，如何使他得以尽其情？」唐石有社仓，往往支发不时，故彼人来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炎。
先生端居甚严，而或「温而厉」、「恭而安」；望其容貌，则见面盎背。当诸公攻「伪学」之时，先生处之雍容，只似平时。故炎祭先生文有云：「凛然若衔驭之甚严，泰然若方行之无畔。盖久而后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时，而昭示乎河汉！」炎。
先生书所居之桃符云：「爱君希道泰，忧国愿年丰。」书竹林精舍桃符云：「道迷前圣统，朋误远方来。」先是赵昌父书曰：「教存君子乐，朋自远方来。」故嗣岁先生自家易之以此。
先生书阁上只扁南轩「藏书」二字。镇江一窦兄托过禀求书其家斋额，不许。因云：「人家何用立牌榜？且看熹家何曾有之？」先是漳州守求新「贡院」二字，已为书去，却以此说：「彼有数百间贡院，不可无一牌，人家何用！」
登先生藏书阁，南轩题壁上题云：「于穆元圣，继天测灵；开此谟训，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厥籯；含英咀实，百世其承！」意其为藏书阁铭也，请先生书之，刻置社仓书楼之上。先生曰：「只是以此记书厨名，待为别做。」
「道间人多来求诗与跋，某以为人之所以与天地日月相为长久者，元不在此。」
先生因人求墓铭，曰：「『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人既死了，又更要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语此，岂非有为而言？」曰：「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说是说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书者，以其有可为后世法。今人只是虚美其亲，若有大功大业，则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为？且人为善，亦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须要恁地写出！」
信州一士人为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许。请之不已，又却之。临别送出，举指云：「赠公『务实』二字。」
先生初欲正甫以沙随行实来，为作墓碑，久之不到。既而以旧人文字稍多，又欲属笔。汪季路亦不曾及是议，立祠堂于德兴县学，曾为德兴丞。为书「沙随先生之祠」六字。
陈同父一子、一婿吴康，同来求铭文。先生是时例不作此，与写「有宋龙川先生陈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婺源李参仲于先生为乡旧，其子亦来求墓铭，只与跋某人所作行实，亦书「有宋钟山先生李公之墓」与之。
寿昌因先生酒酣兴逸，遂请醉墨。先生为作大字韶国师颂一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诗一首，又作大字渊明归田园居一首。有举子亦乘便请之，先生曰：「公既习举业，何事于此？」请之不已，亦为作渊明阻风于规林第二首。且云：「但能参得此一诗透，则公今日所谓举业，与夫他日所谓功名富贵者，皆不必经心可也。」寿昌。
先生语朋旧：「无事时不妨将药方看，欲知得养生之理也。」
先生说：「南轩论熹命云『官多禄少』四字。」因云：「平
译有人问起衣裳的制度。先生回答说：“没有什么固定的制度，只是画像大多如此，所以效仿它。”又问：“有尺寸规定吗？”回答说：“也没有查考的依据。那礼书上虽然略微提及，但也说得没有道理可讲。”
先生曾经在北桥站立，忽然有几个市井游手好闲的人蛮横地冲过来，先生整理衣襟站在桥边避开他们。每当闲暇时在道路上行走，身边的人有时驱赶路人，先生就严厉地制止他们说：“你们管他们做什么！”先生每次徒步拜谒，路途遥远而心意专一，不左顾右盼。等到无事带领学生们游玩赏景，就徘徊观望，缓步低吟。先生生病时，等到学生们前来探望问候，必定端正帽子坐着作揖，各自尽情表达心意，完全没有疲倦接待的意思。学生们中有未到壮年的，对待他们也很周到详细。先生病稍好，已经走出寝室，客人来了必定接见，接见必定走下台阶恭敬地接待，客人离去必定送到台阶下。学生们晚上听讲退下，就不送。或者在座有外客，就亲自走下台阶送他们。先生对于客人退去，必定站着看他们的车马走远，不再回头，然后退下解开衣服，去应酬其他事情。或者客人刚登上车还在互相致意，或者有其他事情禀告的，不予理会。或者前一位客人刚登上车，而还留着的客人随即有所禀告商议，也让他们稍等。先生对客人谈及本路的监司守将，必定称呼他们的官职。
侍奉先生到唐石，对待野老樵夫，如同接待宾客，完全没有丝毫的界限分别，我因此侍立很久。先生说：“这一类人，如果权势地位相差悬殊，怎么能使他们得以尽情表达心意？”唐石有社仓，往往发放不及时，所以那里的人来告状。先生说：“补救弊端的办法，在今天极需要严厉。不严厉，怎么能让实惠达到这些平民百姓！”炎。
先生端坐时非常严肃，有时“温和而严厉”、“恭敬而安详”；看他的容貌，就感到面色和顺背部挺直。当各位公卿攻击“伪学”的时候，先生处之泰然，只像平时一样。所以炎祭奠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凛然好像驾驭得非常严格，泰然好像前行没有边际。大概是时间久了才得到的，又何止流行于四时，而昭示于河汉呢！”炎。
先生在所居之处写的桃符上说：“爱君希望道路通达，忧国希望年成丰收。”在竹林精舍写的桃符上说：“道迷失了前圣的统绪，朋友误了远方来的人。”先前赵昌父写的是：“教存在君子快乐，朋友从远方来。”所以第二年先生自己改为这样。
先生书阁上只挂着南轩写的“藏书”二字。镇江一位窦兄托人禀告请求为他家斋室题写匾额，不允许。于是说：“人家何必要立牌匾？且看熹家何曾有过的？”先前漳州太守请求新写“贡院”二字，已经为他写去，却用这个说法：“他有数百间贡院，不可没有一块牌匾，人家何必要！”
登上先生的藏书阁，南轩在壁上题诗说：“于穆元圣，继天测灵；开此谋训，惠我光明。靖言保之，非金其籯；含英咀实，百世其承！”意思大概是藏书阁的铭文，请先生书写，刻在社仓书楼之上。先生说：“只是以此记录书厨的名字，等待另外做。”
“道路上人多来求诗与跋，我认为人之所以与天地日月相为长久的，原本不在此。”
先生因为有人请求墓铭，说：“‘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人既死了，又更要这物事做什么！”有人说：“先生说这话，难道不是有所指而言？”回答说：“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说是说非，有什么干涉！”又说：“所可书写的，是因为有可为后世效法的。今人只是虚美其亲人，若有大功大业，则天下之人都知道了，又何必要这样做？且人为善，也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须要这样写出！”
信州一位士人为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允许。请求不止，又拒绝。临别送出，举起手指说：“赠公‘务实’二字。”
先生起初想要正甫以沙随行实来，为他作墓碑，很久不到。后来因为旧人文字稍多，又想要属笔。汪季路也没有及此议，在德兴县学立祠堂，曾为德兴丞。为他书写“沙随先生之祠”六字。
陈同父一子、一婿吴康，一同来求铭文。先生这时例不作此，与他写“有宋龙川先生陈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婺源李参仲于先生为乡旧，他的儿子也来求墓铭，只与他跋某人所作行实，也书写“有宋钟山先生李公之墓”给他。
寿昌因为先生酒酣兴逸，于是请醉墨。先生为他作大字韶国师颂一首，又作小字杜穆之九日诗一首，又作大字渊明归田园居一篇。有举子也乘便请之，先生说：“公既习举业，何事于此？”请求不止，也与他作渊明阻风于规林第二首。并且说：“但能参得此一诗透，则公今日所谓举，与夫他日所谓功名富贵者，皆不必经可也。”寿昌。
先生语朋旧：“无事时不妨将药方看，欲知得养生理也。”
先生说：“南轩论熹命云‘官多禄少’四字。”因云：“平
因对雨，云：「安徐便好。」昨日骤雨。今日方微下，已浃洽，悠悠未已，有周溥意，不似前日暴也。
开窗坐，见窗前地上日色，即觉热；退坐不见，即不热。目受而心忌之，则身不安之矣。如许渤着衣，问人寒热，则心凝不动也。僧有受焚者，亦尔。
先生于世俗未尝立异。有岁迫欲入新居而外门未立者，曰：「若入后有禁忌，何以动作？」门欲横从巷出。曰：「直出是公道，横则与世俗相拗。」
先生问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门未立。」曰：「岁暮只有两日，便可下工。若搬入后有禁忌，如何动作？初三又是赤口。」
寿昌问先生：「『此心元自通天地，枉却灵宫一炷香！』先生游南岳诗。若在小龙王庙，还敢如此道否？」先生曰：「某却不曾到吴城山。」寿昌。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八
朱子五
论治道
治道别无说，若使人主恭俭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孙于志，必求诸非道」；这如何会不治！这别无说，从古来都有见成样子，真是如此。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余万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财以养民为本，治兵以择将为本。
天下事自有个大根本处，每事又各自有个紧要处。
天下事当从本理会，不可从事上理会。
论世事，曰：「须是心度大，方包裹得过，运动得行。」
为学，是自博而反诸约；为治，是自约而致其博。自修。
因论世俗不冠带，云：「今为天下，有一日不可缓者，有渐正之者。一日不可缓者，兴起之事也；渐正之者，维持之事也。」
古者修身与取才，恤民与养兵，皆是一事，今遂分为四。
自古有「道术为天下裂」之说，今亲见其弊矣。自修。
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
问：「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从何处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说！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用之。」问：「以一人耳目，安能尽知天下之贤？」曰：「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台谏，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
「井田之法要行，须是封建，令逐国各自去理会。如王畿之内，亦各有都鄙、家鄙。汉人尝言，郡邑在诸国之外，而远役于中都，非便。」问：「汉以王国杂见于郡县间，如何？」曰：「汉本无法度。」
封建实是不可行。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不似后世郡县，一二年辄易，虽有贤者，善政亦做不成。
因言：「封建只是历代循袭，势不容已，柳子厚亦说得是。贾生谓『树国必相疑之势』，甚然。封建后来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势。成周盛时，能得几时！到春秋列国强盛，周之势亦浸微矣。后来到战国，东西周分治，赧王但寄于西周公耳。虽是圣人法，岂有无弊者！」大率先生之意，以为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
问：「后世封建郡县，何者为得？」曰：「论治乱毕竟不在此。以道理观之，封建之意，是圣人不以天下为己私，分与亲贤共理，但其制则不过大，此所以为得。贾谊于汉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其后主父偃窃其说，用之于武帝。」
诸生论郡县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且如说郡县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继，不能得他去；如郡县非其人，却只三两年任满便去，忽然换得好底来，亦无定。范太史唐鉴议论大率皆归于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说，后来思之，只得如此说。」又云：「革弊须从原头理会。」
「柳子厚封建论则全以封建为非；胡明仲辈破其说，则专以封建为是。要之
译趁着下雨，说：“安闲从容才好。”昨天是急雨。今天才微微下，已经湿润透彻，悠悠不断，有普遍滋润的意思，不像前天的暴雨那样。
打开窗户坐着，看见窗前地上的日光，就感到热；退后坐着看不见，就不热。眼睛接受（光线）而心里忌讳它，身体就不安适了。就像许渤穿着衣服，问别人冷热，心里凝聚不动一样。僧人中有忍受火烤的，也是这样。
先生对于世俗之事，不曾刻意标新立异。有人年关迫近想搬进新居，但外门还没立起来，先生说：“如果搬进去后有禁忌，怎么行动呢？”门打算横向从巷子出去。先生说：“直着出去是公道，横向则与世俗相违背。”
先生问直卿：“为什么不搬进新屋住？”回答说：“外门还没立起来。”先生说：“年底只有两天，就可以动工。如果搬进去后有禁忌，怎么行动？初三又是赤口日。”
寿昌问先生：“‘此心元自通天地，枉却灵宫一炮香！’这是先生游南岳的诗。如果在小龙王庙，还敢这样说吗？”先生说：“我却没去过吴城山。”寿昌。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八
朱子五
论治道
治道没有别的说法，如果让君主恭敬节俭喜好善事，“有言论违背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寻求；有言论顺从意志，一定要从非道理上寻求”；这怎么会治理不好呢！这没有别的说法，从古以来都有现成的样子，真是如此。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端正君心是大根本。其余万事各自有一个根本，比如理财以养育百姓为根本，治兵以选择将领为根本。
天下事自有一个大根本的地方，每件事又各自有一个紧要的地方。
天下事应当从根本上去治理，不可从事务上去治理。
论世事，说：“必须是心胸度量宏大，才能包容得下，运转得开。”
做学问，是从广博返归到简约；治理天下，是从简约推及到广博。自我修养。
因为谈论世俗人不戴冠带，说：“现在治理天下，有一日不可延缓的事，有逐渐纠正的事。一日不可延缓的，是兴起的事；逐渐纠正的，是维持的事。”
古代修身与选拔人才，体恤百姓与供养军队，都是一件事，现在却分成了四件。
自古有“道术为天下裂”的说法，现在亲眼见到它的弊端了。自我修养。
天下事，必须是君主明白透彻了，自己想要去做，才行。比如一件事八分是君主主要做的，只有一二分是替宰相做的，也做不成。
问：“有人说现在劝谏君主的人，都能说‘修德’二字。不知道教君主从哪里开始修？必有其要领。”回答说：“怎么能这样说！只看合下心不是私欲，就转为天下的大公。将一切私意都屏除，所用的人如果不是贤人，就另外搜求正直的人任用。”问：“凭一个人的耳目，怎么能尽知天下的贤人？”回答说：“只消用一个好人做宰相，自然推举出来。有一个好的台谏，知道他不是好人，自然留不住。”
“井田之法要实行，必须是封建，让各国各自去治理。比如王畿之内，也各有都鄙、家鄙。汉人曾说，郡邑在各国之外，而在远处服役于都城，不方便。”问：“汉以王国杂见于郡县间，怎么样？”回答说：“汉本来没有法度。”
封建实在不可行。如果论三代之世，那么封建的好处，就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长久安定而没有祸患；不像后世郡县，一二年就更换，虽然有贤人，善政也做不成。
因为说：“封建只是历代沿袭，势不可免，柳子厚也说得好。贾谊说‘建立诸侯国必定有互相猜疑的形势’，很对。封建后来自然有尾大不掉的形势。成周兴盛时，能维持多久！到春秋列国强盛，周朝的势力也逐渐衰微了。后来到战国，东西周分治，周赧王只是寄居在西周公那里。虽然是圣人的法度，哪有没弊端的！”大抵先生的意思，认为封建井田都容易招致弊端。
问：“后世封建郡县，哪个更得当？”回答说：“论治乱毕竟不在此。以道理看，封建的意思，是圣人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分给亲贤共同治理，但其制度不过分大，这就是得当之处。贾谊在汉朝说‘多建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后来主父偃窃取他的说法，用在汉武帝身上。”
诸生论郡县封建的弊端。先生说：“大抵立法必定有弊端，没有没弊端的法，其关键只在得人。如果是合适的人，那么法虽然不好，也占多数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有善法，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比如有人说郡县不如封建，如果封建不是合适的人，而且是世世代代相继，不能让他离开；如果郡县不是合适的人，却只三两年任满就离开，忽然换得好的人来，也不确定。范太史《唐鉴》议论大抵都归结于得人。我起初嫌他这样说，后来思考，只得这样说。”又说：“革除弊端须从源头治理。”
“柳子厚《封建论》则完全以封建为非；胡明仲辈反驳他的说法，则专以封建为是。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