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八

译岑参的诗句“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未干”，也是殿庭种植花柳的一个证据。另外，杜甫赠给田澄舍人的诗中有“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进御宴”，也可以作为两位宫嫔存在的证据。儒用。

译过去皇上每天都不临幸正殿。然而自从升朝官以上，凡是在京城的官员都要去站立，等候宰相奏事完毕，才来押班，拜两拜才结束，天天如此。后来韩魏公不知怎么偶然忘记了，没来得及押班就回府了。御史中丞王陶立刻弹劾他，韩魏公于是离开朝廷。司马光担任御史中丞时，先上奏说：“以前王陶因为弹劾宰相不押班而离开朝廷。现在如果宰相再不押班，那么御史中丞就没有可以履行的职责。必须让宰相押班，我才就职。”这样一来，不押班也就成了不对。方子录记载说：“建国初年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以上都排列班次，宰相押班，拜两次后退出。当时归班的官员非常苦于这种仪式，后来于是废除了，导致王乐道以此攻击韩魏公，大概也是因为人情趋向简便的缘故。”

祖宗对于古代制度虽然不能完全遵守，但是遵守家法却极其谨慎。过去朝见，都是先由合门引见，合门引导从殿下舞蹈之后，才能上殿，现在全都省去了。本来朝见时，都是用一张榜文呈给合门，合门奏报上去，才开始引见。现在却在引见时，合门积攒这些榜文，等到放见时，却一并呈上。这就都省去了许多，只是在殿下拜两拜，就上殿。这不仅是因为下面的人懒惰，也是因为君主不能那样等待，看他们在那里舞手弄脚。更是合门也懒得教导他们；等到他们有失仪，又要弹劾。现在都是从简便的地方去做了。

引见、上殿是两件事。现在合门引见，就要舞蹈。近日多是放见，只是上殿在阶下拜，直接上前奏事罢了。只有授告门谢有舞蹈。

近日上殿礼节简略，像所谓的舞蹈等事，都没有了。只是直到殿下拜一次，上殿奏事，退下又拜，就退下。这也是合门想要省事，所以这样。寿皇初年得见群臣时，都允许只穿紫衫。后来有人说太简略，后来就不这样了。

问朝见舞蹈的礼节。回答说：“不知道起于何时。北魏末年，才听说那舞蹈，但恐怕或者是夷狄的风俗。”

近日拜表的礼节很怪异。论礼节，班首应当跪着进表，上面却有人来跪着接受，但进表后，进表的人因为跪着而拜。现在进表的人先拜，然后跪着进表，接受的人也拜。这个礼节不可理解。

皇太子参决时，见宰相侍从用宾主之礼。其他官员不是这样。又说：“只有宰相是正拜的，大概其他官员谢恩在殿下拜，侍从以上虽然在殿上拜，也只是偏拜，只有宰相正拜，所以说。”

宫中有内尚书，主管文书，文书都经过他那里，天子也很礼遇他，有时赐他坐，不属于嫔妃。也掌管印玺，多代皇帝批阅。行出的文书，只到三省。

问：“本朝十一室，那么九庙、七庙的制度如何？”回答说：“孝宗未祔庙，僖祖宣祖未迁出时，为十二室，是九世。现在既然迁出宣祖，又迁出僖祖，却祔入孝宗，正是八世。进不到九，退不到七。当时暂且迁出宣祖，保留九庙，却等待后世商量还来得及。直接这样匆忙，为什么呢？”

现在景灵宫，就是叔孙通所说的“原庙”。叔孙通说“原庙”，那么是衣冠每月出游的地方，只是一月一次到那里，起初没有神位。现在却一一都有，又只像太庙了，恐怕不是叔孙通所说的“原庙”的意思。现在景灵宫称为“朝献”，太庙称为“大享”。

问：“景灵起于何代？”回答说：“起于真宗朝。起初只祭祀圣祖，各帝后神御分散在各寺。后来神宗开始在前殿祭祀圣祖，帝后在后殿。像这样的礼数，唐人也没有。比如唐人配庙只有一位皇后，其他皇后立别庙。本朝各皇后都配享。”问：“人家配享如何？先儒说只用元妃。伊川说如果所祭的人是次妃生的，就配以次妃。”回答说：“这不安妥。古代诸侯一娶九女，元妃去世，次妃奉事。所谓次妃，乃是元妃的妾，固然不可同坐。如果像后世士大夫家或三娶，都是人家女子，虽然同祀有什么害处？所谓‘礼以义起’，唐人已经这样。”可学说：“唐人立庙院，重视氏族，固然能这样。”回答说：“唐人极有可取之处。”

因而说到五礼，说：“现在各皇后位数多，至尊拜跪劳累。古代一帝只以一后配享，其余自然别立庙，差不多不混乱嫡妾之分。现在都配享，不对。唐人有言，人家夫妇却不同。大概古代天子诸侯不再娶，所以次后与正后有名分。如果人家，那么再娶也是妻，所以可同祭。伊川祭仪祭继室于别廟，恐怕不稳当。”

三后并配，从本朝真宗朝开始。起初议论的人都归咎于钱惟演，后来既已习以为常，也没有再议论的人了。古人虽然因儿子尊贵，但庶母没有系于先君的礼节。如左传记载“僖公成风”，晋书“简文太后”，都因系于其子，而别制庙来祭祀。

“玄朗”讳起于真宗朝，王钦若

译这类人推演得出来，但这也没有考证的尽头。

译我常怀疑本朝忌讳得那旧时的忌讳毫无意义。比如宣帝旧名病己，何曾避讳？平帝旧名也不曾避讳。敌国中忌讳得又高峻险阻，偏旁都忌讳：说是忌讳“敬”字，“立人”旁底的也忌讳，下面着“言”字底的也忌讳。近日朝廷祧了几个祖讳却是，然而“玄朗”却不祧。那圣祖莫不较近似宣祖些么？

张以道说：“秦王陵在汝州，太祖以下八朝陵在永安軍。瞿兴、瞿俊父子曾带兵到此，缺水，瞿兴祈祷。天不下雨，小溪平白涌出洪流，六军于是得水使用。”

古时车只六尺六寸，如今五路车非常大。曾听人说秦太师制造这种车，又高于京师旧日的车。上面耀叶三层，皆高于旧日三寸，成一尺二寸。周辂，孔子尚且认为奢侈，主张乘坐殷辂。如今的辂车只是极其奢侈靡费。

于是问陈庭秀临安人。说：“如今大礼命从官一人立在王辂旁，用帛维系它，名叫什么官？”回答说：“名叫‘备顾问官’，又叫‘执绥官’。”先生笑着说：“然而遍检古今郊礼，哪里有叫‘备顾问官’、‘执绥官’的？这本来是太仆卿，即执御的职务。古时君主将要登车，则御者先登，执辔立于中间，把绥绳度到左肩而双垂下来。绥像圆辔。君主用两手拉着绥绳登车，立于车的左边，以左边为尊。魏公子无忌自驾，空出左边座位来迎接侯生就是如此。行大礼，不敢坐。车行几步停下。中书令宣读诏书，命千牛将军千牛，挑选有武力的人担任。手持长刀，立于车的右边以防非常，所谓骖乘。既登车，又前行，望见郊坛几步，又稍停，千牛将军于是下车立于道旁。车又前行，则手持长刀在前引导而行。这是唐制。等到政和修礼，脱漏了千牛登车一节，而只有‘下车立于道旁’的文字。起初未曾登车，何来下车？所谓太仆卿执御的职务，于是讹传为‘执绥官’、‘备顾问官’。然而又不执绥，却立于辂旁，恐怕其倾跌，用物维系它。虽如今的典礼官，也只说‘执绥官’、‘备顾问官’罢了。如今任太常少卿的人，便拨出几天工夫，将礼书仔细阅览一遍，也须略知，却直为此卤莽！周洪道曾记他作执绥官的事，自云考订精博。我问周：‘何谓执绥官？’他也不知。又，绥，本是君主登车时所执，御者只授予君主，则御者也不可称为‘执绥官’。语曰‘升车，必正立执绥’，说的是乘车的人。”又说：“如今玉辂太重，转动极难，加之雕刻既多，反不坚牢，不知为何用许多金玉装饰？所以圣人欲乘殷之辂，取其坚实质朴而轻便罢了。仁宗神宗两朝造玉辂，都以重大导致压坏。本朝尚存唐一玉辂，听说小而轻，捷而稳，诸辂之行，这必居先。或置于后，则隐隐作声。既有此辂，乘这足矣，为何又造？听说后来此辂也落入敌国。”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王安石、伊川皆说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的，朝廷赐令乘轿，尚且极力推辞后接受。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了。

于是说，物才数年不用，便忘记它。祖宗时，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它的形制是水精小斧头子，在轿前。到宣政间方才罢之，今人遂不识此物，也不闻其名了。如祖宗时人画像有执柱斧的。

册命之礼，始于汉武帝封三王，后遂不废。古时自有此礼，到武帝始恢复罢了。郊祀宗庙，太子皆有玉册，皇后用金策，记不审。宰相贵妃皆用竹策。凡宰相宣麻，不是宣与宰相，乃是扬告王庭，令百官都听闻，以其人可用与否。首则称道的文辞，后乃警戒之词，如今云“于戏”以下数语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谓“施行”者，行册拜之礼也。此礼，自唐以来皆用之。到本朝宰相不敢当册拜之礼，于是具辞免。三辞，然后许，只命书写麻词于诰以赐之，便当作册文，不复宣麻于庭，便是书写以赐宰相。乃是独宣诰命于宰相，而其他人都不得听闻，失古意矣。

于是论如今宗室与汉朝差别。汉朝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孙世袭，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除其徭役戍边，如汉光武都是从民间起家的。

如今南班宗室，多带“皇兄”、“皇叔”等冠于官职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王定国曾对神宗言之，欲令只带某王孙，或曾孙，几世孙。且如越王下当云：“越王几世孙。”广录云：“此说却是。不惟可免‘戚君’之非礼，又可因而见其世系，稍能保全些宗法。”后来定国得罪，指此为离间骨肉。

译肉。如今宗室分散，没有统属纲纪，如果当时采纳定国的建议，那么宗室的次序就还有据可考了。广同。

译古代三公坐着讨论治国大道，这样才能详细地陈述。如今别说让宰相执政坐着，上朝奏对时，片刻就退下了。奏章藏在袖子里，只说几句，就把奏章呈上让皇帝宣读过，怎么能详细指点呢？再说即使没有座位，也该有个案子，把奏章展开放在上面，指着画着说明利害关系，皇上也能知道得详细。现在片刻就退下，君臣怎么能同心协力去理解事情呢？六朝时，还有“对案画敕”的说法。如果有个案子，尚且能让大臣稍微倚靠着详细陈述，现在就像公吏们呈递文书一样，也能说得详细。又说：“真要处理事情，比如一件事属于吏部，其长官奏对时，下面许多属官都一同站在殿下。每件事分派给某人，就让他们有个安排，当时就可以参考是非利害，立刻施行，这件事就办完了。其他各部有事也都这样，难道不能把事办完吗？现在只是按惯例送到某部查看，拖延推托，没完没了；有的拖一两个月，有的拖四五月，有的拖一年，有的拖两三年，怎么能办得完！我在漳州要处理某事，召集各位同僚商量，大家都犹豫不决、泛泛而谈，不敢向前。这样，什么时候能办完！于是我就拿纸来，我自己先写起来，让各位同僚各自根据所见写下利害关系，只在这里就看得分明，这件事就办成了。稍后如果还有什么要商量的，也只是在这上面处理，写在这里定下来了，就不会再拖延。如果只用嘴说来说去，什么时候能办完！朝廷万事，只因为各家都不说要办完，只是随时间拖延岁月，当作履历升迁罢了，怎么能把事办完呢？古代君主‘从早朝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用来调和万民’，‘一天两天有万千机要’。现在群臣进言奏对，片刻就退下，君主可以说非常安逸。古人难道是故意多事吗？」又说：“汉唐时，御史弹劾人，大多在殿上高声直指其罪，又如要弹劾某人，先在宫门外张榜，直指其名，不许入朝。这必须是这样的。现在要说一件事，要罢免一个人，千回百转，多方谋划后才敢说话，说了还说不尽，这是什么样子！六朝所载‘对案画敕’下面，又说：‘后来不这样，有同谮愬！’看现在言事的人，虽然所说的都是对的，也只像谗言诬陷。”

“本朝祖宗积累深厚，没有意外的仓促变故。正因为没有意外的变故，所以都不做意外的防备。现在枢密院号称掌管军事，仓促之际，想要得一匹马使用也没有地方找！现在枢密院要发兵，必须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才能发兵。如果有紧急事变，怎么能等得及这么多环节？汉代三公都兼任司马及将军，所以仓促之际，就能出手，能立事，能扶正倾危。现在幸好没有意外的变故，如果有的话，枢密院仓促间下手不得。苗刘之变，现在人多责怪朱、吕，当时他们也是自己做得不好。古人平定大难的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范仲淹、寇准是什么样的人？气度相貌是怎样的？平日饮食言语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不能再亲身看了，且得到一个依稀的样子，看看是怎样的。现在有志节担当大事的人，也必须有平阔广大的意度才行。”致道说：“如果做不成，只能以死继之罢了。”先生说：“固然事情到了极点也不惜一死。但拼着一死，对于自身的道理虽然勉强得到了，但恐怕对事情无益，危亡倾颓依然如故，怎么办！如靖康之难，李忠愍死于敌手，也可以说得到了死节。但当时让敌人感慨，说中国有这样的忠臣义士，可以不必相扰，引兵退去。这样，却对宗庙社稷有益。如果自身已经死了，事变还是这样，能济什么事！当死而死，自然是无可怀疑的。”

于是说到历代承袭的弊端，说：“本朝鉴于五代藩镇的弊端，于是完全夺取了藩镇的权力，兵权也收了，财权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也收了，州郡于是日渐困弱。靖康之祸，敌骑所过之处，无不溃散。”于是谈到熙宁变法，说：“这也是在苟且废弛之余，想要振作起来，只是变法没有做到适中罢了。”

本朝官制与唐代大致相似，但其细节却不同。

神宗用唐代《六典》改革官制，颁布实行。王安石当时住在金陵，见了大惊。说：“皇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只有这一件大事，却不曾商量。”因为神宗因为看到唐代《六典》，于是断自宸衷，锐意改革，不久就定下来了，却不曾与臣下商量。

唐代初期每件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省拟定后呈上，得到旨意再下中书省，中书省付门下省。如果有不当，则门下省缴驳，又上中书省，中书省又呈上，得到旨意再下中书省，中中书省又下门下省。如果事情可行，门下省就下尚书省，尚书省只主管书写填“奉行”而已，所以中书省的权力独重。本朝也最重中书省，因为造命可否进退都由它。门下省虽有缴驳，依旧经由中书省，所以中书省权力独重。等到神宗仿照唐代《六典》，三省都依此制，而事情多稽滞。所以渡江以来，执政事皆归一。

译各衙门的吏曹共二十四曹。依照旧制，各曹的编制名额分别隶属于各自的部门，三省中的吏员也各自归属本衙门，但统领它们的纲领性制度则是不分的。过去，三省的事务各自独立处理，互不侵扰越权，也不互相知晓。中书省自行处理中书省的事务，尚书省自行处理尚书省的事务，门下省自行处理门下省的事务。如果有官员任免，则由宰相和执政官共同商议决定，当值的宰相和执政官批示“过中”，中书省的吏员将文书呈递上去，再下发到中书省，中书省下发到门下省，门下省下发到尚书省。文书下发后，给事中、舍人进行封驳审查，这就像州郡下发公文，必须由幕职官共同签署，如果有不当之处，可以据理力争。中书省下发公文到门下省，都使用门下省的官员签署。如果事情处理得不妥当，门下省的官员可以据理上奏。

译旧制规定：门下省设有侍中、门下侍郎；中书省设有中书令、中书侍郎。改革官制时，神宗废除了侍中、中书令，只设置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后来又将尚书左、右丞，以及门下、中书侍郎这四员官员，合并为参知政事。有人议论说：“起初昭文馆大学士兼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富弼等郑公担任。后来改为左、右仆射，则由蔡京、王黼首先担任。等到改为左、右丞相，则由某某等人担任。官名越是端正，担任的人却越不如从前，这又与官名的正误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只是实质不端正，假如名义端正而实质也端正，难道不是更好吗？”又有人说：“人们议论王安石凭借‘正名’的理论逐渐导致祸乱。况且‘正名’是孔子的话，怎么能说王安石说得不对呢！如果他的名义确实端正，难道不是更好吗？”

问：“为什么起居郎职位较高，隶属门下省？起居舍人职位较低，隶属中书省？”回答说：“不知道当初是什么缘故，只是胡乱牵强附会而来的。起居郎在左边，起居舍人在右边，所以如此区分大小。只是因为改革官制时，起初没有全新排列妥当的道理。所以如此牵强拖拽旧职，不成条理秩序。”

给事中刚设置时，大概是希望他在宫内侍奉。皇帝任免官员有不恰当，用人弃人有不正确，要在内部整顿好，不希望泄露到外面。现在却不是这样，有时任命的小报刚发出，远近都知道了，给事中、舍人才进行封还驳正，这乃是给事在外了。像这样的地方，都没有理会。

问：“有人说六尚书可以议论台谏的过失，是否如此？”回答说：“旧时左、右丞可以纠察台谏。曾听老辈人说，神宗建立尚书省，中间是令听，两旁则是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蔡京掌权，上奏说土地神在某方，是居于人的位置，所以宰相屡次不利，建议将尚书省拆去。”接着说：“蔡氏用‘绍述’二字钳制天下士大夫的口，其实神宗的良法美意，变更殆尽。别人拆掉尚书省，便怎么得了！”

“起初，蔡京更改幕职，推官、判官称为‘分曹建院’。认为节度使、观察使在唐代以治理军队、治理财政，现在却都是闲职称呼，起初没有职事，而推官、判官还袭用节度、观察的名称，非常没有意义。又古代因为军队兴起，所以设置参军。现在参军等职都治理民事，却还沿袭使用参军的称号，也没有意义。所以分曹建院的推官、判官等官，改为司士曹事、司仪曹事之类。这类有六种。参军的属官改为某院某院，而完全除去节度参军的名称，看来改得自然是对的。又如妇人封号，有丈夫封为秦国公，而妻子封为魏国夫人的，也有封两国的。秦桧的妻子封两国，范伯达嘲笑他说：‘一个妻子而成为两国夫人，这是什么义理！’所以蔡京都改为跟随丈夫的称号：如丈夫封建安郡，则妻子封建安郡夫人；丈夫封秦国，则妻子也封秦国夫人；侯、伯、子、男都是如此。看来跟随丈夫称呼极是。如淑人、硕人、宜人、孓人之类，也是蔡京所定，各自跟随丈夫的官职佩戴。后人说淑人、硕人不是妇人适宜称呼的。看来称硕人也没有妨碍，只有淑人则不适宜罢了。但只有一点不好：有丈夫刚封某郡伯，而妻子已先封为某国夫人的，这就与蔡京所改的相抵触，格格不入不可行。大概封赠的格法如此。当初合并格法也一同整顿过，就没有弊病了。于是使人得以指责他，说他的法自相违背；也是蔡京不仔细，乘势粗略更改。后人因为出于蔡京，于是不过问是非，一切反其道而行。又如神宗所改官制。旧制：凡是通判、太守出去任职，都带着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的头衔；那些在职的，则加上判流内铨、流外铨的职务。哪有吏部官员可以带着出去治理州郡的！所以神宗都改为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上大夫、朝散大夫之类。所以朝散以下称为员郎，大概是本员外郎的资叙；朝奉大夫才称为正郎，大概是吏部郎中的资叙。朝散郎、朝奉大夫之类有二十四阶，分作三等，每等八阶，以区别异杂流有出身无出身的人，所以有前行、中行、后行。”又问知县、通判、知州的资叙。回答说：“按法律规定，做两任知县，有关升状的，才得做通判；两任通判，有关升状的，才得为知州；两任知州，有关升状的，才得为提刑。提刑又有一节，才得为转运。现在巧宦者想免除州县的劳苦，都经营六院。因为既为六院，便可经营寺、监、簿、簿，从寺、监、簿、丞出来，便可得到小郡。又不肯做郡守，就想经营为郎官。郎官非做郡守不得除授，所以又经营权郎，却从权郎直接除授卿、监、长、贰，则已在正郎官之上矣。又如法律中非做县令不得做郡守，所以不做县令的，必经营为临安倅。因为既为临安倅，则必得郡，不再问先前曾做过县令与否。人君深居九重，哪里知道外间许多曲折？宰相虽然知道，又且苟且”

译简省，可以应对亲友旧识。如果君主知道这一点，就把这类体例全都废除。如果不担任县令，即使做临安府的副职，也难免会被派去代理卿、监的职务；如果不担任郡守，就一定不能升任郎官；担任卿、监的人，也必须已经做过郡守才能任职，不能由寺、监、丞、簿等官职代理，这样人们就没有侥幸之心了。只因为当初制定法律时，不肯出于公心明白地规定，留下了这种掩藏侥幸的路径，所以使人争相趋附。曾经记得欧阳修说过旧制，观文殿大学士地位高于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地位高于观文殿学士，观文殿学士地位高于资政殿学士。后来改定观文殿的两类学士都高于资政殿的两类学士，议论的人认为现任官员难以改动。欧阳修认为这并不难，对已任职的人不改动，而从现在新任的人开始实行，就可以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又何须如此忙碌纷扰？把现任官员都改定又有什么妨碍？不过是更换几个数字而已，又不会痛苦，当时疑虑顾忌竟然已经这样。只因为历来制定法律、建立制度，不肯光明正大，只是这样委曲回护。其弊端到了今天，稍微想触动一件事，议论的人就纷纷认为这是破坏祖宗的法度。所以神宗愤然想要全面革新，要改的就改。孝宗也是这样，但又伤害于过于急躁，缺少商量。

译唐代制度：某镇节度使、某州刺史观察使，这是藩镇的称呼；使持节某州军州事，这是属州军的称呼。其属官则称为某州军事判官、某州军事推官。现在尚且如此。如果是节镇的属官，则称为节度推官、判官，以区别于属州。使院与州院各自分设曹司案牍。使院设有观察判官、观察推官，州院设有知录，纠察六曹官员，作为六曹之长。凡是军事事务归属使院，民事事务归属州院，刑狱事务归属司理院。三者分属，互不侵越。司法专司检阅法律，司户专掌仓库。然而司理院既然结案，必须经推官、判官签押，才算完备。否则，就不敢结案。本朝将州院、使院合并为一。如署衔，只称知某州军州事。军州事，是使院的职责。自从合并三院后，州郡六曹的职事颇为混乱，司法、司理、司户三者仍沿旧制。知录管理州院事务，专主教化百姓，现在却管理仓库，唯独他不能胜任其职。所以六曹官员中只有知录免除两日衙署值班，因为他的职位尊贵，所以给他优待。这类事情，史书都不记载，只在杂说中零星见到一二。过去曾怀疑州院就是司理院。后来阅读范文正公文集，其中有说，如使院、州院应当合并归一，才知道并非如此。因此明白了州院、使院的区别。使院，就是现在的佥厅。凡是诸幕职官都称为当职官。如《唐书》所说，有事应当处罚，则诏令说自当职官以下依次受罚；有事应当奖赏，则说当职官以下依次受赏，指的是从推官、判官以下的人。」又说：「后来蔡京更改六曹官名，颇得旧职，不至于混乱。渡江以来，因为出于蔡京之手，都废除了。」又问：「长史是什么官？」回答说：「六朝时长史职位很轻。次序上只是奔走于长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就座。到了唐代则很重。因为皇子既遥领正大帅，那些出为藩镇的群臣，则称为副大帅某州长史。韩愈文中董晋的官位可见。到了唐中叶，长史、司马、别驾都成为贬官，不处理事务。因为节度使既然能自行辟置官属，如节度、观察推官、判官之类。这些职位既重，那么那些职位就轻了。」

蔡元道所著的祖宗官制旧典，他只知惩戒后来的祸患，于是都归咎于神宗，认为不应轻易更改官制。事事以祖宗官制为是，就说这是百王不可改变的典制。殊不知后来之所以放行逾越，任用小人，自是执法者偏私，与更改官制何干！如武臣诸节度、副总管等使之所以恩礼隆异，俸给优厚，是因为太祖初夺诸镇兵权，恐其谋反，所以设置诸节度使，给予隆恩异数，极其优厚，以收服其心而杜绝其异志。到了太宗、真宗以后，这些人有的老死，又没有兵权。后来除授的人，自可削减其礼数，减少其俸给，降低其事权，却仍然沿袭一时权宜苟且的制度，作为子孙不可改变的常典，岂不过分！然而祖宗时放行，极难其选，不过一二人、二三人。后来小人当权，凡是宰相被罢免，以及武臣、宠幸、宦官之类，无不得到，实在是法制不善有以开启罢了。等到经历变故，才追咎轻越祖宗法度，不知道这既开了可入的途径，谁不为可入的途径以求合乎呢？

唐代沈既济的说法已如此。新添改官制，而旧职名未除，所以愈见重复。然而唐时犹自归一，如藩镇节度使兼观察使，民事兵事一人皆管。现在既有帅，又有家居节度使，便用许多钱养他。见任事者请俸反而少，而家居守闲名者，请俸反而多。节度使请俸月千余缗。又如节度印，古者所以置旌节作为仪卫，而加重其权。现在却令带之家居，请重俸，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任福州安抚使，反而不如威武军节度使的请俸。

祖宗设置资格，自立侥幸之门。如武臣横行，最为超越快捷。刚除授横行，便可越过诸使，许多等级都不须经历，一直上去。然而现在人又不除授横行，横行犹用守这数级，只是落得借官则无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让人遵守资格，谨重名器。却不知自设许多侥幸之路，让人脱过，这是什么意思？除非执法者大段把得定，不轻放过一两个，无一毫私心，方能执得住。否则，便不可禁遏了。不知当初立法，何故如此？现在呆笨的人，便只守此为不可改变之典，才触动着，便说是变动祖宗法制。也必须赌过是非，始得。

赵表之生做文官，刚到封王，封安定郡王。便用换武官。难道文官不可封王，而须武官吗？又如现在宗正须以宗室武官为之，文官也只做得到。世间一样愚人，便以此等制度为百王不变之法！

只改儒林、文林之类，其它皆可通行。文官犹有古名，而武官诸阶称呼，多有无意义者。又说：「四厢都指

译“挥使，以及各类其他使职，都是虚衔。只有三衙都指挥使才拥有实际的职权。”又说：“元丰年间以前，武官没有宫观之职，所以武官中没有闲散人员。当时武官请求解除军职，必定是外放到藩镇任职。等到元丰年间王安石担任宰相，设置了宫观之职，这才有了闲散的武官。”

译本朝起初并没有祠禄之制，只有主管某宫、某观公事的人，都是大官兼任，确实是主管本宫、本观御容之类的事务。其他大多只是监当一类的差遣。即使是担任过谏议大夫的人，也有去做监当的，比如监管船场、酒务之类。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担心天下士大夫议论不合，想要一概弹劾罢黜，又恐怕惊动舆论，于是创设了宫观祠禄，用来安置对新法有异议的人。然而这也很难得到，只有监司、郡守以上，受皇帝恩宠优厚的人才能得到。从郡守以下，则全部送交吏部安排监当差遣。后来逐渐变得容易，现在更加容易，都可以得到了。

华州云台观、南京鸿庆宫，有神宗的神像在那里，派人主管，还有说法。如果是武夷山冲佑观、临安府洞霄宫，知道他们主管什么吗？

现在太庙的室深而堂浅，一代为一室；堂虽然在室前，但实际上与室同为一堂。古人大概室中的事务崇尚东向，堂中的事务崇尚西向。

“皇城使有亲兵数千人，现在八厢貌士之类就是。由两名武臣和两名内侍都知掌管。本朝只有这一项，让宦官掌兵，而用武臣参与。”于是笑着说：“这项又像是制约殿前都指挥使的兵力。”

“现在的二衙，就是旧日的指挥使。朱温由宣武节度使篡夺唐朝，猜忌他人，自己任用宣武指挥使为殿前指挥使，管辖禁卫各军。直到今天，其权力更加重要。曾见欧阳公记载他担任某官时，殿帅的权力还轻，见到从官，不接坐；只传话，不到献茶的地步。等到再次入朝担任执政，则礼节大不相同了。”问：“为什么这样？”回答说：“这也是逐渐积累造成的。是他权力加重后，自然如此。”

问：“唐朝的君主喜欢用宦官监军，为什么呢？”回答说：“是他不信任各位将领，所以用他向来亲信的人。后来一直疏远排斥各位将领，全部使用宦官。本朝太宗让王继恩平定李顺有功，宰相拟定以宣徽使赏赐他。太宗愤怒，严厉责备宰相，认为太重，因为宣徽使仅次于执政，于是创设‘宣政使’来安置他。朝臣和各位将领中难道没有可任用的人，必须用宦官！他既然有功，那么爵位赏赐就不能吝惜。然而还守着这个意思，担心引起宦官权重之患。等到熙宁、元丰年间用兵，于是全部使用宦官。李宪在西部，权位如同大将。发展到后来，于是有了童贯、谭稹的祸患。”宦官起初只是走马承受之类，逐渐掌权，于是到了如此地步。

现在的总管，是建国初期的部署。后来避英宗名讳，改称总管。都监乃是唐朝的监军，不知何时转变了。

太祖收回各藩镇节度使的兵权，设置各州指挥使，大州十数名，中等州六七名，小州三四名，每名管辖士兵四五百人。本州自行设置营寨招募士兵，由军员管辖。每次遇到升迁，则由枢密院发出宣命交付。用一张大幅纸，在上面题写“宣付指挥使某”，却不盖印号，而用御前大宝印盖印。军员得到这个非常看重，有一人得到多次宣命的，因为营中也有多种品级升迁。指挥使有厅舍，有射场，只在营中升迁，不得出任外官。

“总领一司，是赵忠简设置的，当时用意很重视。因为韩世忠、岳飞统兵权力重大，正想设置副职，又恐怕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特意设置这一司，以总制财赋为名，却专门负责上报御前兵马文书，是想暗中监察他们。”有人说：“总领的职务，自然可以合并归入漕司。”回答说：“财赋分散在各路，漕司却都指挥不动。也像坑冶一样，必须创立都大提点，才能指挥得动。”

转运使本来是爱民之官，现在因为督办财赋，反而成为残害百姓的职务。提刑官本来是仁民之官，现在因为经制、总制钱，反而成为不仁的工具。

祖宗时期，凡是升朝官在京师，没有职事的，每天上朝，一旦有差遣就结束。

现在群臣因罪被罢免的，不能保全其退居的体面，凡有辞避，必定再三不允，直到奏章弹劾，于是才罢黜。

旧制：贬谪人的词头，当天命令下达，当天就要，不允许隔宿，就与词头报行。而现在因为有信札，所以词头有一两个月不下达的，中书因此觉得事务繁多。这都是军兴后事务繁多，所以如此。本朝旧制，很多因为军兴后废置而未恢复的。

旧法：贬责人如果是庶官，也必须带别驾或司马，没有带阶官的。现在吕子约却是带阶官安置。

现在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相执政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都送史馆著作处参改，编入实录作史。大概史书都不真实，紧要之处不敢上史，也不通报。

史书弊病很大，因为神宗实录都不敢写。传闻只根据人自己录来的。刚对答的，就要所上文字，连同奏对语上史馆。

现在修史的人，只是依照本子写，不敢增减一字。大概自从绍圣初年，章惇为相，蔡卞修国史，想要借史事中伤各位公卿。前史官范纯夫、黄鲁直已去职，

译分别命令他们在开封府管辖范围内居住，就近前往国史院，查阅核对相关文书。对于其中不乐意的人，逐条向黄范询问，还必须让他详细陈述原因，直到无话可问，才允许他们离开。后来的史官因此受到惩戒，所以不敢对史书有所增删。查考实录，当时史官赵彦若也一同在府界居住。后来赵彦若被安置到豊州，范祖禹被安置到永州，黄履被安置到黔州。儒用。

译先生问：“有山谷陈留对问吗？”回答说：“没有。”先生说：“听说当时秦少游争辩得最激烈，可惜也没见到。陆农师却有当来对问，其中说，曾与山谷争辩王安石‘无使上知’这句话。又说，当时史官因为议论司马光修改诗赋不对。我说：‘司马光哪有一件是对的？都是自叙与各位公卿争辩的话。’”

“道君、钦宗的实录有几百卷，吕丈用了十天就修好了。说，只是得到了百十条大节目。”问：“为什么不写进文字来拖延时日？”回答说：“那就不是吕丈的做派了。”

本朝的国纪好看，虽然简略，但大纲都看得见。长编太详细，难看。熊子复编的九朝要略，不太好。国纪是徐端立编的。

圣政编年这本书，从太祖开始，到绍兴九年结束，是书坊人做的。不是好书。

现在的学规，不是胡安定所写的。仁宗设立州县学校，取湖学的规矩颁布实行。湖学的规矩，一定含有义理，不会如此浅陋。比如第一条“谤讪朝政”之类，那是出于蔡京实行舍法之时有所改易吧！当时如徐节孝担任楚州教官，就被罢免，而换上了他的党羽。大概本朝经过王安石及蔡京用事之后，旧有的章法荡然无存，可叹啊！

问学究这一科的沿革原因。回答说：“这一科就是唐代的明经科。进士科则考试文章，学究科只考试墨义。有才思的人多去习进士科，有记性的人则应考学究科。凡是考一大经的，兼考一小经。每段举出一句，令写上下文，以通不通作为取舍。应考的多数是齐鲁河朔一带的人，只务熟读，连注文也记得，所以当时有‘董五经’‘黄二传’之称。但未必懂得文义，正如和尚转经相似。又有司对待他们的礼节，也不与进士同等。进士入试之日，主考官则设案焚香，垂帘讲拜。至于学究，则撤去帘幕以防传义，其法极严，有人渴到喝砚台里的水而把嘴染黑了！当时传以为笑。欧阳修也有诗说：‘焚香礼进士，彻幕待诸生。’有人说，‘彻幕’是‘瞑目’的字，也不是欧阳修的诗。其取厌薄如此，王安石所以厌恶而罢废它。但自此科一罢之后，人多不肯去读书。”儒用。

熙宁三舍法，是李定所定的。崇观三舍法，是蔡京所定的。胡德辉埕曾作记。学者，是用来学习忠与孝的。现在想要用忠孝来训导天下士人，而学校之制却出于不忠不孝之人，不是很难吗！儒用。

“大学舍法坏人多，龟山曾立论。高抑崇曾见过龟山。太学初兴，召为司业，善良的人颇寄希望。到了那里一切放倒，三舍法，却在他手中成。莫负了龟山否？”王子合说：“听说那时只是取法于一旧老吏。”浩说：“秦会之是旧大学中人，想是依据他往日所行的。”说：“高公不该与承当。高公大率不立，五峰曾有书信责备他。”

先生因论本朝南渡以来，其初立法很放宽，大概是想要聚人。不知后来放紧，便不行了。

现在的法，大概用唐法。

问：“现在三代的法，或许可见于律中吗？”回答说：“律自秦汉以来，历代修改，都不可得而见了。如汉律文简奥，后代修改，现在也不可得了。”

律是历代相传，敕是太祖时修的，律轻而敕重。如敕中有刺面编配，律中没有，只是流若干里，即现在的白面编管是也。敕中上刑重下刑轻，如律中杖一百，实有一百下，敕中则折之为二十下。五折一。今世断狱只用敕，敕中没有，才用律。同。

因说：“律极好。律即刑统。后来的敕令格式，罪都太重，不如律。干道淳熙新书更是杂乱一时法官不识制法本意，不合于理的很多。又或许有计嘱妄立条例的。如母已出嫁，欲卖产业，必须出母亲着押之类。此皆非理，必是当时有人计嘱而创此条也。孝宗不喜欢这本书，曾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

刑统大字是历代相传，注字是世宗时修的。

旧来敕令文辞典雅，近日很浅俗。里面是有几多病痛。

宋莒公说：“‘应从而违，堪供而阙’，这是六经之亚文也。”谓子不从父不义之命，及力所不能养的，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义当从而不从而不从，力可供而不供，然后坐以不孝的罪。

或问：“‘敕、令、格、式’，如何分别？”回答说：“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时纲领。本朝只有编敕，后来乃命群臣修定。元豊中，执政安焘等上所定敕令上喻焘曰：‘设于此而逆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谓之“式”，禁于未然谓之“令”

译治理已经发生的事叫做“敕”。修撰法典的人应当如此。如果法典完备，由朝廷总领，有关部门守护，这就没有事了。”这件事记载在《己仰录》中，当时出示给学者看。因此记下这篇文章，但恐怕有遗漏错误之处。神宗皇帝天资超越常人，看这几句话，确实是分辨得很好。格，比如五服制度，某种亲属关系应当穿什么丧服，某种丧服应当守多少时间，各自有明确的限度，这就是所说的“在此设立规范以预先应对那将要到来的情况”的意思。式，比如考核官员升迁、请求恩泽封赠之类，只是依照一定的格式去写，这就是所说的“在此设立样式让他人效仿”的意思。令，则是条令禁令，规定某事不得做、某事违反者有处罚之类，这就是所说的“在事情发生之前加以禁止”的意思。敕，则是事情已经发生，依照条令判决处置之类，这就是所说的“治理已经发生的事”的意思。格、令、式在前，敕在后，就有“教导而不改正然后才惩罚”的意思。现在只想尊崇“敕”字，把敕放在前面，令、格、式放在后面，那与不教导就杀人有什么不同？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本意。”又问：“伊川先生说：‘王安石说：‘律是八分书。’是他见解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律是《刑统》，这本书很好，怀疑是历代传袭下来的。到周世宗时，命令窦仪注解过，名叫《刑统》，就是律。现在世人不使用律，只使用敕令。大抵敕令的法律，都比《刑统》严厉。《刑统》与古法相近，所以说是‘八分书’。”“王安石的见解，终究高于世俗的儒生。”这也是伊川的话，因为讨论祧庙而提及。儒生使用。

译某件事应当如何处理，这叫做“令”。比如某项功劳获得几等奖赏，某项罪行受到几等惩罚，这叫做“格”。凡事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如今家保状式之类，这叫做“式”。某件事应当如何判决，某件事应当如何执行，这叫做“敕”。现在人们称为“敕、令、格、式”，据我看，应当称为“令、格、式、敕”。敕是令、格、式所没有涵盖的地方，所以用敕来决断。我在漳州时，曾编订过户婚两门的法律。

本来应当是先有令而后有敕，这是先教导后执行的意思。自从王安石执政以来，才定为“敕、令、格、式”的顺序。

“唐代藩镇权力过重，成为朝廷的祸患。如今州郡权力过轻，虽然不能生事，却又没有办法制服盗贼。”有人问：“这也是因为王安石对州郡搜刮得太厉害。”回答说：“也不完全是王安石的原因。比如在仁宗时，淮南发生盗贼，赵仲约担任高邮军知军，反而用金银布帛、牛酒派人去收买他们。富弼想要诛杀这些人，范仲淹说他已经没有钱，又没有兵，却教他用什么去杀贼？让他和解了事，不残破州郡，也还算好。只是王安石后来做得太过分了。州郡禁军有空缺名额的地方，都不补充。钱粮全都想解送归朝廷，叫做‘封桩阙额禁军钱’，由提刑司管理。”

经制钱，是宣和年间用兵时，经制使所创设的。总制钱，是绍兴初年用兵时，总制使所创设的。两人的姓名不记得了。所有应当征收的税钱物品，杂色场、务缴纳的钱，每贯扣除五十文，作为头子钱。将这些钱分为两种，以分毫积累，计算起来数量很多，何况那些大项呢！

经制钱，是陈亨伯所创设的。因为方腊造反，童贯去讨伐，陈亨伯担任随军转运使。朝廷认为他权力轻，又加授经制使。担心军费不足，创设了这个名目来收取州县的财物，当时大获其利。然而设立这个制度时，明确说军队撤除后就停止，其后却沿袭下来没有改变。到绍兴四年，韩球又创设总制钱，大致仿照经制钱的做法。十一年实行经界法，民间印契多，加倍有所获得，朝廷于是以这一年确立定额。到第二年，数额大大亏损，就命令州县添补解送。此后州县大为困窘，朝廷也知道。议论的人于是请求在三年中取中间数额来确立定额。却不知道中间数额乃是添补的那一年，其定额仍然很重，沿袭至今。前些年我担任江西提刑时，在陛下面前回答问话时，也曾向孝宗说过。因为这政事是提刑司的职责。又说：“陈亨伯创设经制钱时，他的兄弟有个名叫某的，劝止他。他不听从，于是率领他的子侄在家庙哭泣，认为这是作俑之罪，祖先将不再被祭祀了！”

朱熹谈论婺源缴纳银两的弊端，方伯谟因此询问和买。先生说起起初的情况说：“如今只有绍兴最重。以前抛下和买数额时，两浙转运使是绍兴人。朝廷抛下三十万匹给浙东，绍兴承受十四万。当时都吏是会稽县人，会稽又承受得多。只有余姚县令不肯承受，因为他的百姓用瓦砾投掷他，不得已承受回来，而数额少，恨不记得他的名字。”滕云说：“婺源是汪内翰的家乡。汪内翰担任家乡郡守，朝廷刚下达月椿时，召集各县县令在朝廷。婺源县令偶然说丹阳乡百姓顽劣，汪内翰本是这乡人，认为县令讥讽他，先勒令承受十分之四分三厘，直到今天成为祸害。”先生说：“从前创设封椿时，本来没有实数，只是依赖州县。比如常平中的一项钱，也允许椿数。提举司的钱今天又解送，明天又解送，解送必定有限，他们难道不来争辩？由此看来，事情都在于开始做得不对。”

祖宗立法催收赋税，只是九分，才破这一分，便不再催收。只要破得一百贯，叫做“破分”，便停止。自从曾丞相仲钦担任户部时，便不用这方法，一定要催收尽。至今所以如此。

各地上缴的供银，都分配给各县。只有建宁因为吴公路担任提刑，算在盐纲上缴纳。虽然是算在盐纲上，中间按旧科数，各县严重的甚至科派民间购买缴纳。后来沈公雅来，却检阅以前行下的命令，于是停止购买上缴供银。

张定叟尚书说，青城每次郊祀用木十五万根捆绑幕屋，事情结束后，撤去，都被那些宦官得到。其费用出自临安。他担任知府时，曾上奏请求从本府出钱盖屋，以免每次郊祀的费用，没有听从。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自国初至熙宁人物

因为谈论唐初、国初的人才，说：“国初的人才，是五代时已经生成了。”

太宗朝一时人多崇尚文中子，大概是因为看到朝廷事务不振，而文中子的书颇说治道所以如此，然而没有抓住要领。范仲淹虽然有想要做的志向，然而也粗疏，不精密，失照管的地方多。卓。僩录略。

国初的人便已崇尚礼义，尊崇经术，想要恢复二帝三代的制度，已经胜过唐人，只是说得不够透彻。直到二程出现，此理才说得透彻。因为看种明逸集。

问本朝宰相谁更优秀。回答说：“各有所长。”

赵几道说：“本朝宰相，只是一味度量而已。”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