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

译让他达到目的。」又问：「圣人处理太公的事情是怎样的？」回答说：「圣人必须对外放宽，同时自己进取，一定不会像高祖那样说出那样激烈的话。然而高祖也只是宽待他。刘邦与项羽相争的时候，局势真是纷乱可怕。估计那时候有几十人、几百人的，都形成了部落，到处都有。那时也没有粮食，只是靠抢劫掠夺。」

译广武对峙时，太公已经被项羽抓获。高祖如果去请求项羽放人，肯定会被杀。所以只能派兵攻打，项羽却不敢杀太公。当时高祖自己也知道汉军已经强大，项羽也知道杀太公没有好处，不如留着，或许可以结交汉军的欢心。《人杰录》说：“假如高祖屈意侍奉项羽，那么父子都会死，正因为高祖急于攻打项羽，所以太公才得以回来。”问：“舜把天下看得像破鞋一样。”回答说：“如果是这样，那么父子都会受戮，也救不了太公。至于‘分羹’的话，自然是高祖说得不对。”《人杰录》说：“‘分羹’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然而难道应该以此责备高祖吗？如果以此责备他，就完全没有道理了。”方子《录》却说：“‘杯羹’的话，只能这样说。”

问：“‘养虎自遗患’这件事，张良当时如果放过项羽，恐怕大事就完了。怎么样？”回答说：“如果只计算利害得失，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当时如果放过不取，也不会超过三年。”问：“机会到来，间不容发。况且沛公一向没有什么能维系豪杰之心，放过了事情就不可知了。”回答说：“如果要做成这件事，一开始就不该与项羽讲和。既然已经约定讲和，就不能再做了。大体上张良多阴谋，比如进入关中之初，贿赂秦将中做商人的人，这类事情很多。”问：“伊川先生却赞许张良有儒者气象，难道是因为他在出处进退之际值得观察吗？”回答说：“为韩国报仇这件事，也是对的。这是为君父报仇。”

有人问：“太史公记载项籍在垓下的失败，实在是因为韩信布阵布得好，所以一败就彻底灭亡了。”回答说：“不只是这样。自从韩信向左攻取燕、齐、赵、魏，向右攻取九江英布，收编大司马周殷，而项羽逐渐被困在中间，手脚被一天天剪除。那么不等到垓下之败，他的大势就已经不能胜过汉军了。”

伯丰于是问善家令关于尊崇太公的事。回答说：“这些地方，高祖自然是理解不了的。但他看见太公拿着扫帚，心里却不安。然而像尊崇太公这件事，也是古代所没有的。”

高祖斩杀丁公，赦免季布，并不是真心想要伸张大义，只是私意罢了。季布之所以能活命，大概是想向天下功臣表示。当时功臣很多，所以不敢杀季布。既然要明大义，陈平、韩信、英布都是项羽的臣子，韩信、英布为什么要等到反叛才诛杀他们？寿昌。

义刚说赐姓刘氏，说：“古人族系不乱，只因为姓氏分明。自从高祖赐姓，谱系就无从查考，姓氏就紊乱了，但是族系紊乱，也未害于治体。但是一旦有了同姓异姓的私心，就不是以天下为公的意思。现在看所谓的‘刘氏冠’、‘非刘氏不王’，往往都是这一私意。使得天下后世有亲疏之别，互相残杀结党，都由此而起。”先生说：“古人是没有姓的，所以赐他姓，教他各自分别。后来既然有姓了，又何必赐？只是一时想要用恩惠结交他们，使他们亲附自己，所以赐姓。像高祖还少。像唐朝，夷狄来归附的都赐姓，道理也是不对的，但不要像您这样兴风作浪地说。”

太史公三代本纪都记载孔子所说的损益四代之说。高祖纪又说“色尚黄，朝以十月”，这确实有深意。况且用孔颜之道而行夏时，乘商辂，服周冕，奏韶舞，那是好的；用刘季来做，也办不成事。

高祖、张良英明，项羽雄武。

曾经想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的一段，邓禹初见光武帝时的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的一段，将这几段话以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

程先生说萧何追韩信，高祖知道，也有这个理。无垢说申屠嘉责备邓通，文帝也知道，恐怕未必如此。申屠嘉是高祖时踏弩的士卒，想也是一个朴直的人。文帝让他做宰相，他就做，有事应当做就做。《大事记解题》说自从申屠嘉死后，宰相的权力就减轻了，是因为用御史大夫做副手。

论三代以下的人品都称张良、孔明。张良今天说了空话，明天更无愧色，毕竟只是黄老之学。等到后来怀疑要杀戮功臣时，更找不到他了。

“唐子西说：‘自汉而下，惟有张良、孔明罢了，而张良崇尚黄老，孔明喜好申韩。’也说得好。张良分明是得了老子之术，他处己、谋人都是这样。孔明手写申韩之书以授后主，而用严刑治国，都是这个意思。”问：“邵子说：‘智哉留侯！善藏其用。’怎么样？”回答说：“只烧绝栈道，他的心意自在韩国而不在汉。等到韩国灭亡无所归，才归附汉，那么他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了。”

问张良、孔明的人品。回答说：“张良全是黄老，都出自黄石那一编书。”又问：“那一编不是现在的《三略》吗？”回答说：“又有黄石公《素书》，但大体上是这样的说话。”广说：“看他博浪沙中的事也很奇伟。”回答说：“这又太不黄老了。为君报仇，这是他资质好的地方。后来的事业则都是黄老了，凡事退让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来缘饰遮盖，那么他的纵横

译诡谲多变，几乎和陈平那一类人是一样的。诸葛亮的学问也很驳杂。”广说：“他虽然曾经学习过申不害和韩非的法家思想，但总觉得他的意旨颇为正大。”先生说：“唐子西曾说，张良和诸葛亮都是优秀的人才。但他们所学，一个源自黄老道家，一个源自申韩法家。”又问：“崔浩怎么样？”先生说：“也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虽然自比张良，但却把张良学傻了。张良辟谷，不过是姑且用来避免灾祸罢了，他却真要去实行。”

译张良善于谋划，能屈能伸。

张良一生在荆棘丛中度过，只是杀不了他。任凭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他都毫不在意。

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制度，其效果使得群臣震惊恐惧，没有人敢喧哗失礼。这与夏商周三代宴请群臣的气象大不相同，这不过是秦朝尊君卑臣的法度罢了。必大录说：“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一时上下肃然起敬、震惊恐惧，无人敢喧哗，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好事。但这不过是尊君卑臣，符合秦人的心意罢了，完全没有三代宴请群臣的那种意味了。”

齐鲁两位儒生不来，也是看透了这一点，他们未必能传承孔孟之道。只是他们深知叔孙通的为人，不肯跟随他罢了。

汉朝的“四皓”，元稹曾写诗讥讽他们。意思是说楚汉相争时他们不出来；只是因为吕后用财物招揽他们，他们就出来了，仅仅保住了一个惠帝，格局太小了。然而看“四皓”，恐怕不是儒者，只是智谋之士。

伯丰问：“‘四皓’是什么样的人品？”回答说：“当时的人才都没有条理，学术与权谋混为一谈。像安期生、蒯通、盖公这些人，都混在一起。‘四皓’恐怕只是权谋之士。看他们对高祖说话分量很重，如‘愿为太子死’，也有胁迫的意思。”又问：“高祖想换太子，想必是知道惠帝的人才不能承担重任。”回答说：“确实如此。然而即便立如意为太子，也成不了事。因为名分不正，诸将大臣心中不服。等到后来吕后专权八年，人心愤闷不平，所以大臣诛杀诸吕时，趁机诛杀了少帝。少帝如果不是张后的儿子，或者是后宫所生，也不可得知。史书说大臣阴谋认为少帝不是惠帝的儿子，意思也可以看出来。少帝毕竟是吕氏的党羽，不容不杀罢了。杜牧的诗说：‘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就像唐中宗的事，胡寅和张栻都认为五王合力废黜中宗，借机诛杀武氏，另立宗室英才。然而当时的情势，中宗却没有过错，正因为无罪被废，又是太宗的孙子、高宗的儿子，天下人心思慕他，为他愤愤不平，五王也因此容易成功。中宗后来的行为固然荒谬，但当时不能废黜他。”

“召平比‘四皓’高明，但不知道吕后时期，这四人在哪里。”蔡丈说：“邵雍说事情平定后，四人就自己离开了。”回答说：“也不见得。恐怕他们老死在那里，也不可得知。”

韩信谋反，没有确凿的证据。

问：“张栻曾对皇上论述韩信和诸葛亮的用兵不同。”回答说：“韩信都是诡诈无状。”

三代以下，汉朝的文帝，可以说是恭俭的君主。

文帝通晓事理，景帝不通晓事理。

文帝学习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以及黄老的清静无为，也很杂糅。但是天资素来高尚，所以所作所为大多宽厚。到了景帝，以刻薄的资质，又辅以惨刻的学问，所以所作所为不如文帝。班固说汉朝称文景帝，也只是在养民这一节上略同；就像周朝称“成康”，康王也没有多大好处。有人说《关雎》这首诗，正是讥讽康后淫乱，所以作诗讥讽他。

文帝不想让天下人守三年丧，不想因此劳累百姓，所作所为的大纲类似墨子。

有人问：“文帝想缩短丧期。有的人要为文帝遮护，说不是文帝缩短丧期，而是景帝……”回答说：“恐怕不是这样。文帝当时遗诏规定大功服丧十五日，小功服丧七日，缌麻服丧三日。有人以为当时应当服大功的只服十五日，应当服小功的只服七日，应当服缌麻的只服三日，恐怕也不懂这个道理。臣为君服丧，不服则已，服了就必须斩衰三年，哪有这种等级！有的人又说，古时候只是臣为君服三年丧，如诸侯为天子，大夫为诸侯，以及京畿内的百姓服丧。对于天下的官吏百姓没有三年丧，道理上必不可行。这个制度一定是秦人尊君卑臣，却实行这三年丧，到了文帝反而恢复旧制罢了。”

问：“文帝问陈平钱谷刑狱的数量，而陈平不回答，反而陈述所谓宰相的职责。有人认为钱谷刑狱一旦治理得当，那么阴阳调和，万物顺利，百姓各得其所。宰相的职责，没有比这更大的，可惜陈平不知道这一点。”回答说：“陈平所说的，是宰相的体统。这种议论，也是一种说法。但想执此以废彼，则不对。总之，宰相选对人，那么百官各得其职。选择一位户部尚书，那么钱谷何愁不治？而刑部选对人，那么狱事也清平了。从前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文侯说：‘钟声不协调于左边。’田子方笑了。文侯说：‘为什么笑？’子方说：‘臣听说，君主明察乐官，不明察乐音。现在君主审察音律，臣担心他聋于官职。’陈平的意思，也是这样。大概知音而不知人，那是乐官的职责。知人，那么音律虽然不懂，而所谓的乐理固无缺失。本朝韩琦为相。有人说公的德业无愧古人，只是文章有所不及。公说：‘我为相，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天下的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从现在看来，要说他自己不

译认识，怎么能知道欧阳永叔，也可以。但他偶然自知，又能拿他怎么样呢？」

译问：“周亚夫说‘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诏书’，不知这话对不对？”回答说：“这是军法。”又问：“大凡做将领的道理，首先应当让军中的人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如果只知道有将领，而不知道有君主，那么将领都像周亚夫那样，固然没有害处。但假设有奸诈的将领一旦萌生非分之想，那么军中的人，难道能不知道有君主吗？”回答说：“如果说到造反的时候，那就没话说了。凡是天子任命将领，既然把一支军队托付给他，他就只应当遵守法度。就像朝廷下令州县办理一件公事，也必须知道州县官肯放手办理，才能发下去。不然，怎么可以随意更改呢！”这是朱熹门人陈淳（字安卿，号自修）记录的。

贾谊在论述教导太子时，刚说到承接师教、求问道艺等事，却忽然说到皇帝进入太学之类的事。后面又说太子，文势都不相干。不知怎么的，贾谊的文章大抵都这样没有条理。比如后面说“春天早晨朝拜日神，秋天傍晚祭祀月神”，也是这样。他刚说到太子，又从天子身上去说。我曾经怀疑“三代之礼”这一句，应当当作“及其为天子”这几个字。因为仔细推敲他的意思，是说做太子时教导得如此，等到做了天子就能如此。其他都是引用礼经的全文作为证据，并不是他自己这样说。

问：“贾谊《新书》说：‘太子所处位置不正，接受学业不恭敬，言语没有次序，声音不符合音律。’声音符合音律，恐怕是指唱歌咏诵而言。”回答说：“不是这样。太子刚出生时，太师吹奏律管来检验他的啼哭。所谓符合音律，只是要看他声音的高低。比如大射礼中‘举起旌旗对应宫音，放下旌旗对应商音’，就是这类情况。”

问：“贾谊《新书》中‘立容言早立’，什么叫‘早立’？”回答说：“无法理解。比如《仪礼》中说‘疑立’，‘疑’字读音同‘屹’，是屹然站立的意思。”

问起贾谊的《新书》。回答说：“这是贾谊平日记录的草稿。其中琐碎的内容都有，《治安策》中所说的也多在其中。”

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记载的，其余也很难找到精粹的内容。看来只是贾谊的一本杂记草稿罢了，中间什么事都有些涉及。

问：“贾谊‘五饵’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程颐（伊川）曾说，本朝正好用这种权术。契丹分明是被金帛收买了。如今金人也是这样。”黄榦（字昌父）说：“结交邻国，对待夷狄，固然自有其道。‘五饵’的说法，恐怕不是仁人的用心。”回答说：“确实如此。但敌人分明是中了诱饵。只是担心金帛用尽他们又会再来，如果不做罢了，要做就必须五饵并用。然而把宗室的女儿嫁给他们，那就大不可取。像乌孙公主之类，令人伤痛。然而何必是夷狄？‘齐人归还女乐’，就是这样了。比如阿骨打刚攻破辽国时，勇猛锐利无敌。等到攻下辽国，席卷其子女向北而去，肆意沉迷享乐，还没走到他的国家就死了。”于是笑着对赵方说：“前些年在吕季克那里看到一幅画卷，画着敌酋与一个胡女并排骑马交谈。吕季克苦苦求诗，我勉强作了一首，最后两句说：‘却是燕姬解迎敌，不教行到杀胡。’正是用了阿骨打的事。”

汉文帝是个好人，汉武帝却有狂傲的气象。陆九渊（子静）在省试策论中说汉武帝强于汉文帝。他的议论虽然偏颇，也有这种道理。汉文帝的资质虽然美好，然而安于现状而已。他说“降低标准不要太高深的议论，让现在可行”，题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愿不去做，只是循规蹈矩地自我保守。汉武帝的毛病固然多，然而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所作为。假如一开始就能得到真正的儒者辅佐，难道不会大有可观吗？可惜没有真正的儒者辅佐，不能战胜他多欲的私心，走到那方面去了！想要讨伐匈奴，就把吕后侮辱性的书信当作题目，想要掩盖他的过失。他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难道没有“修文德以招来”的道理吗？又如讨伐西域，起初一次去不通，又再去，只是想要得到一匹马，这是什么气魄！如果把这股劲头移过来做这边的事，难道不可以吗？末年天下空虚耗竭，离秦始皇不远了。如果不是霍光收拾局面，会成什么样子！轮台的悔过，也是因为他天资高，才能如此。曾经因为别人说太子仁柔不能用武，他回答说：“正想要他守成。如果我那样做，是沿袭亡秦的踪迹！”可见他当时已经知道自己有罪。当初如果能以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御史大夫，难道不好吗！先生回来后，又有取问答题目说：“狂者志向高，可以有所作为；狷者志向狭隘，有所不为，因而可以有所坚守。汉武帝狂，然而又不纯粹，不值得称道。”记录在“狂狷”章中。

“汉朝严守高祖‘无功不封侯’的法度非常严格。汉武帝想封李广利为侯，也设计谋划，最终破坏了法度。法度不足以依赖，除了得到合适的人才才好。”于是议论陆九渊推崇汉武帝，说：“他的英雄气概，正是他不好的地方，看人不能这样。”又说：“汉文帝虽然只有这些，然而也不是胸中无底。看他与贾谊半夜前席的事，那么他的论说很多。贾谊的话大概都与皇帝相悖，皇帝只是应付他。贾谊虽说得像‘厝火积薪’之类，如此紧急，皇帝看来也没觉得这么急。”又说：“他自己觉得，当时的治理，也还算是安静，不可扰乱。”

汉武帝做事，喜欢挑选好听的名目。比如想要炫耀武力树立威势，必定说：“高皇帝遗

译我平城的忧患！」如果真以此为耻，就应当“修明文德以招来他们”，何必穷兵黩武，驱使中原百姓流落到沙漠之外，去抵偿刀箭杀戮的惨祸！

译汉武帝征讨匈奴，并非为了替祖宗洗雪多年积怨，只是借这个名义来用兵罢了。寿昌说。

王允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诽谤之书。”比如《封禅书》里记载的祭祀之事。《乐书》记载得到神马而作《太一歌》，汲黯进言说：“先帝的百姓难道能懂这些音律吗？”公孙弘说：“汲黯诽谤圣上的制度，应当灭族。”下面却忽然写了许多《礼记》的内容。又如《律书》讲律吕，又讲兵事，又讲文帝不用兵，赞叹一番。全像醉汉东撞西撞！看这些地方，恐怕是出于这种用意。

汉代儒者董仲舒比较稳重。刘向虽然博学广识却浅薄，但他们都不见圣人的大道。贾谊、司马迁都驳杂不纯，大旨是说权谋功利。说得深了，觉得不对，又说一两句仁义。然而权谋已经太多了，挽救不过来。苏辙《古史》前几卷好，后面也混杂了权谋。

汉代儒者起初并不想穷究义理，只要会读书，记得多，就是学问。

汉代儒者注书，只注难以理解的地方，不全注原文，言辞非常简略。

问：“君臣关系的变故，不可不讲。比如霍光废黜昌邑王，正与伊尹相同。然而伊尹能使太甲‘自我怨恨、自我改正’，最终恢复君位。霍光当时被昌邑王说了‘天子有七位谏臣’这两句话后，他再无转圜余地。万一昌邑王更加咆哮愤怒，那情景也很糟糕。”回答说：“到了这一步，也无法顾及糟糕的情景了。”义刚说：“霍光毕竟是做得不够委婉。”回答说：“做到这一步，也无法委婉了。”过了很久，又说：“臣子也不愿遇到这种情况。万一遇到此时，也完全无法委婉行事。”

问：“霍光废黜昌邑王，是否正确？”回答说：“正确。”“如果太甲始终不明理，伊尹该怎么办？”回答说：“也有道理。”

有人问：“霍光不背叛国家，却最终有许后之事；马援以口舌之过告诫子孙，后来却有裹尸而还的灾祸。”先生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选取别人的长处，作为自己的师法，不应当这样议论。”

问宣帝杂用王道、霸道的说法。回答说：“必须懂得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才可以议论这个。宣帝也不懂王道、霸道，只是把宽厚仁慈的叫做王道，严酷苛刻的叫做霸道。明道先生关于王霸的札子说得很透彻，自古议论王霸，到这里没有剩余的了。”

叔器问：“宣帝说汉朝杂用王道、霸道，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回答说：“这个必须先辨别清楚王道、霸道，才可以去议论它是对还是错。”叔器说：“比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之类，做得似乎也好。”回答说：“这是他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叔器说：“有意的。”回答说：“既然是有意的，就不是王道。”

《韩延寿传》说：“以按期集会为大事。”我过去读《汉书》，一开始就喜欢这一句。直卿说：“‘敬事而信’，也是这个意思。”回答说：“是的。”

问杨敞诬陷金日磾的事。徐节孝把金子还给人家。回答说：“起初必须至诚地告诉他没有，看他怎么反应。别人理解了，就算了；如果硬是执着，只得还给他。如果都不给他解释，别人一诬陷就还，那就是以不善待人而自以为是善，心里有病。”

杨恽在宴会上上书怨谤，要被斩首。这个法律古代没有，也是后人增添的。现在看他的书，说是怨是有，有什么谤呢？

正淳议论二疏（疏广、疏受）不该白白享受爵位就离去，也不该不推荐刚直之士代替自己辅导太子。先生说：“疏广父子也不必苛责。虽然未尽出处的正道，但在当时亲眼见到元帝懦弱，不可辅导，他们只得离去，也是避祸而已。看他们自己说：‘不去，怕留下后悔。’也是省事恬退的人。世间自有这种人。他们本性恬退，又看到这种情况，只得离去。如果不去，萧望之就是榜样。望之就是刚直之士。”又问：“元帝当时十二岁，怎么就能预知后来的事？”回答说：“如果是狡诈的人，就难知道。比如南北对峙时，有一个王当面做好人，背后却做坏事，这种人难知道。如果是庸碌谬误的人，自然容易看见。”又问：“为什么不告诉宣帝，或者想办法救他？”回答说：“如果这样，就越不能离去。就算告诉宣帝，让宣帝怎么办？”

先生接着说：“曾见一个人说，匡衡做的宰相事业全然不对，只是所上的疏议论很好，恐怕是收得好怀挟。”又说：“比如回答淮阳王请求司马迁书的奏疏，言辞很好。”又说：“比如宣帝、元帝间的诏令，以及一道告诫诸侯王的诏令，都很好，不知是谁做的。汉朝初年却没有这种议论，汉朝初年却未曾讲贯得这么透彻。”又说：“匡衡解说《诗经》，《关雎》等处很好，也是有师承传授，讲究得到的。”

事情没有能独自做成的。光武帝要小小地自己做点家务事，也是邓禹先找来了许多人。太宗就是房玄龄、杜如晦找来了许多人。现在只想自己做。

古人三十岁时，都理会明白了，就受用行将去。现在的人都这么费力。只如邓禹十三岁

译在京城求学时，已经认识到光武帝是不平凡的人。后来拄着拐杖拜见军门，仅凭几句话就决定了天下的重大计策。

译古代那些能够建立功业、成就名声的将领，都是因为谨慎庄重、思虑周密，才能有所成就。比如吴汉、朱然整天恭敬谨慎，常常像面对敌阵一样。必须学习这种态度，才行。像刘琨依仗才华傲视他人，骄纵奢侈，最终导致父母妻儿都被别人杀害。现在的人大多依仗才华自满，把自己当作英雄看待，以至于依仗意气傲视他人，不能严谨庄重。用这种态度处理事务，最终只会导致失败罢了。想要成就大功名的人，越要谨慎严密，没听说过粗鲁疏忽的人能够有所成就的。

汉代儒者专门把灾异、谶纬，以及风角、鸟占之类当作内学。像徐孺子这类人多擅长这些，反而把义理之学当作外学。比如《锺离意传》里记载修建孔子庙的事，说孔子好像会覆射（一种占卜游戏）一样，很奇怪！

徐孺子用棉絮浸酒，藏在鸡肚子里，去吊丧时，就用水浸泡棉絮作为酒来祭奠，然后回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用自己家的酒，不用别处的酒。之所以用棉絮浸酒，是因为路途遥远，难以用器皿盛装的缘故。

有人问：“黄宪似乎不像颜回。”回答说：“终究是因为他的资质禀赋好。”又问：“如果得到圣人作为依归，想必是非常好的。”回答说：“又不知道他的志向如何。颜回不是一个平庸的人。看他有多少聪明！就敢问治理国家的事。孔子就告诉他四代礼乐的情况。”接着说到“伯夷是圣人中的清高者，伊尹是圣人中的担当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顺者”，这些都是有缺陷的圣人。又问：“伊尹似乎没有缺陷？”回答说：“‘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孔子和孟子一定不肯这样，只是因为他能担当罢了。”又问：“伊尹莫非是‘枉尺直寻’（弯曲一尺，伸直八尺，比喻小处吃亏大处得利）？”回答说：“伊尹不是这样，只是学习他的人才到了枉尺直寻的地步。”

乱世中保全自身的困难，从申屠蟠的事可以看出。郭林宗显扬而能免于祸患，是因为他称赞别人的美德而不称说别人的恶行，人们不厌恶他。陈仲弓分担太守的诽谤，送宦官下葬，他的行为都是这样的。不送葬也可以，这样做是为了诡遇（以非常手段应对）。

后汉魏桓不肯做官，同乡人劝勉他。他说：“求取俸禄晋升，是为了实现志向。如今后宫有上千人，能减少吗？马厩里有上万匹马，能削减吗？左右的权贵豪强，能去除吗？”感慨叹息说：“假使魏桓活着去而死着回来，对各位子弟有什么好处呢！”

问器远：“您刚才说汉党锢之事如何？”回答说：“也只是说当初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只因为把许多高官显位交给宦官，把许多儒生安置在闲散无用的地方，所以激起这样的局面。”问：“这时许多好官尚书，也不是交给宦官，也是儒生，只是不得其人。许多节义之士，固然不是他们职位上应当议论的事，足以招致祸患。我常说，只是上面缺少一个人。如果上面有一个好人，任用这一边的节义之士，剔除那一边的奸邪小人，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世界。只是一个关键转折。”

说到东汉诛杀宦官的事，说：“钦夫所说的，只是翻抄得好看，做文章则精彩，其实没有说到当时的事态。到了那个时节，是什么时节！即使是仓公、扁鹊也不能医治。就像天下有必死的病，吃热药不行，吃凉药也不行。有一人开了一服热药，就说他用药错了。天下有必亡的趋势，这怎么能慢慢来！如果许多宦官没有诛杀，再这样保养过几年，更糟糕。这只是胡说。那个时节是什么时节！都没有主事了。立了渤海王的儿子刘缵，才七八岁，刚说梁冀跋扈，就被弑杀了！立了蠡吾侯，作为桓帝，才十五岁，在外戚宦官手里养大，你说他要诛杀他们不要诛杀他们！东汉外戚宦官从来盘踞，轨迹相连，没有像这样可怕的。养个女子，就立刻放在宫中，十余年后就穷极富贵。等到有些过失，就全族诛灭没有遗留，想成为孤豚（比喻侥幸存活）而不可得！必亡的容易，没有像东汉末年这样的。”伯谟问：“唐代宦官与东汉末年相比如何？”回答说：“我曾经说，唐代天下还可以作为。唐代还有余策，东汉末年简直没有下手的地方，而且没有主事了。像唐昭宗、文宗，一定要除掉许多宦官。那时如果有人，似乎还可以作为。那时只有宣宗就能度事势不能谏，就一向不问他，也是老练到如此。像伊川《易解》，也失于考察。说‘屯其膏’说：‘又不是恬然不为，像唐代的僖宗、昭宗那样。’这两人完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事，与小黄门果食度日，呼田令孜为‘阿父’。不知道东汉时，如果一直把忠贤布置在内廷，不知道会怎样。只是那都没有主可以立。天下大势，像人衰老到极点，百病交作，稍微有些小变动，就变成大病。像乳母也聒噪一场；像单超、徐璜也作怪一场；像张让、赵忠之徒，才有些小权柄，就作怪一场。这是什么时节！”伯谟说：“从那时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势才安定。”回答说：“这么多时节，简直没有下手的地方。然而也有侥幸而不亡的，东晋就是这样。汪萃作《诗史》，认为窦武、陈蕃诛杀宦官，不应该先收郑飒，而没有收曹节、王甫、侯

译看。如果当时就一并诛杀了那四个人，事情也就了结了。阳球诛杀宦官，错在先前诛杀了王甫、段颎，而没有诛杀曹节、朱瑀。如果当时就一并诛杀了那四个人，局势自然也就平定了。这个说法是对的。

译荀彧是宦官唐衡的女婿，他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士大夫们已经厌烦了宦官专权，荀彧此举只是为了避祸罢了。

汉代担任宫廷宿卫的都是皇族子弟，不像现在这样使用普通士兵。

汉代设有十三州，每一州设立一名刺史，负责监察一路的政事，而诸侯和郡守则混杂设置，诸侯的势力非常大。比如齐国拥有七十多座城池，大体上其设置官职、制定法度等，都与天子相同。直到七国之乱平定后，才逐渐被削弱剥夺。主父偃采纳了贾谊的策略，将诸侯王的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诸侯的势力才逐渐变小。东汉时期也是诸侯与郡守混杂设置。曹魏对诸侯的逼迫非常严厉，经常派人监视他们，不准他们朝见天子，也不准他们与亲友往来。曹丕对待宗室就是这样。晋朝大封同姓诸侯，八王之乱就是由此而起。晋元帝中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南朝齐、梁时期对诸侯的削弱剥夺尤其严重。唐代也还有诸侯，但只是名义上的遥领。

汉代郑玄（康成）对汉律的注解，现在连正文都失传了。

汉代法官判决案件的辞令，也就像现在的供词一样，列举某项罪行，引用某条法律作为判决依据。

现在的法律中有“保辜”这两个字。自从东汉以来就有这个说法，想必这两个字是自古相传下来的。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三

历代三

因为谈论三国形势，说：“曹操一开始就知道占据河北可以作为夺取天下的资本。既然袁绍已经先占据了，他又不甘心居于袁绍之下，所以用大话来欺骗他。胡致堂说史官后来代为修饰文辞以欺骗后世，看来只是一时找不到话说，只是大话罢了。这一步棋被袁绍先占据了，后来处境艰难万状，终于找到了一个汉献帝，做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举动，这也是第二步大棋。至于孙权占据江南，刘备占据蜀地，都不是夺取天下的形势，仅仅足以自保罢了。”

曹操用兵，有很多侥幸而没有失败的地方，但他非常善于预料。比如征讨乌桓时，就能预料到刘表不会从后面袭击他。

问：“先主被曹操打败，向吴国请求救援。如果不是孙权任用周瑜来对抗曹操，也就危险了。”回答说：“孔明请求救援，知道孙权不得不救。孙权救援刘备，必须救他，必大录记载：‘孙权与刘备共同抵御曹操，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联合。’不这样做，就应当迎接曹操了。这也并非是因为彼此关系好，而是形势使然。等到先主得到荆州，孙权就派遣吕蒙擒获关羽。一旦涉及到利害关系，便不再互相顾念。”必大录的记载略有不同。

刘备被陆逊打败，虽然说是因为轻敌，但也是自己不应该连营七百余里，先自露出了败象。当时孔明在成都督运粮饷，后来曾说：“如果法孝直还在，就不会让主上有这次行动。”孔明先前是否曾劝谏阻止，现在都无从考证。但孔明虽然正直，然而法孝直轻快敏捷，一定有办法阻止他。

诸葛孔明大体的资质很好，但毛病在于粗疏。孟子以后的人物，只有张良和孔明。张良的学问出自黄老；孔明出自申不害和韩非，比如他传授后主《六韬》等书以及用法严厉的地方，可以看出。如果与王安石相比，就不像他那样细密。他却事事都考虑周全。当时如果出来施展一番，也一定可观。

有人问起孔明。回答说：“南轩说他的体正大，学问未……这句话也好。但孔明本来不懂学问，全是驳杂的。然而却有儒者的气象，后世确实没有其他人能比得上。”

问：“孔明兴办礼乐怎么样？”回答说：“也不见得孔明都是礼乐中人，也只是粗浅的礼乐。”淳录记载：“孔明也粗。如果兴办礼乐，也是粗浅的礼乐。”砥录记载：“孔明是礼乐中人，但做事时粗疏。”

忠武侯天资高，所作所为全都出于公心。至于他的规模，以及书写申不害之类的著作，那么他的学问只是霸术。程先生说：“孔明有辅佐帝王的心，但他的道却未尽。”他的论断非常恰当。魏延请求从间道出兵关中，武侯不听。武侯心想中原已经是我们的东西，何必如此？所以不听从。不知道先主当时只听从孔明，不知道孔明是如何夺取荆州和蜀地的。如果再听从魏延从间道出兵，关中防守的只是平庸之人。这一出击，是何等声势！如同拉朽木一样容易。武侯竟然不肯这样做！

致道问孔明的出处。回答说：“当时只有蜀先主可以有所作为。像刘表、刘璋之流，都不行。曹操自是贼寇，既然不可跟随。孙权又是摇摆不定的人。只有先主名分正当，所以只得跟随他。”时可问：“王猛跟随苻坚怎么样？”回答说：“苻坚的事情自然难以看清。看他杀死苻生和东海公阳，分明是特意杀死的，而史书中列举苻生残酷邪恶的罪行。东海公的死，说是太后在某个楼上，见他门前车马很多，想要害苻坚，所以派人杀了他，这都不近人情。毕竟都是自己的儿子，不应该只偏爱苻坚而特意派人杀死东海公。这都是史家想要为苻坚开脱杀兄之罪，所以装点许多，这史书所以难以看清。”

诸葛亮的事情，对于荆州和蜀地也应当夺取。当日在草庐中也是商量好准备在这里，但此时不应当这样。如果这样夺取，全不成举措。比如二人看着魏国而不讨伐，自然应当夺取。况且在当时舍弃这个没有别的资本。如果能够声讨他的罪行，用兵夺取，却正当。但当时刘焉父子也得到人心，恐怕也不容易夺取。伯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