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

译到了这个境界，自然不能间断吧？」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这些功夫常常如此。从前李初平想要读书，周敦颐说：「您年纪大了，来不及了，只等我把道理说给您听，两年后您才会觉悟。」他既然读不了书，周敦颐把道理说给他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两年之久才觉悟？这两年间说了多少事情，可以想见是每件事都对他讲。不可能今天一说，明天就觉悟，立刻变成另外一类人，没有这样的道理。您虽然年纪大了，更要下涵养的功夫。就像一粒菜籽，中间蕴含着许多生机，也必须培土浇灌，才能成长。不能说道有那种子在这里，只等它自然生根发芽。如果只看到道理是这样，就想要去享受，那么一天就像一天，一年就像一年，不会有长进。这正像菜籽没有粪土去培壅，没有水去浇灌一样。必须再用《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中的道理来涵养。」

译尧卿问：“事情来了，如果判断处置不下，应当如何处理？”先生说：“即便判断处置不了，也要去判断处置，难道就丢开不管吗？”尧卿又问：“难道只能暂且随着自己的力气去做吗？”先生说：“也只好随着自己的力气去做。”尧卿又问：“事情有极至的道理，道理有极至恰当的地方。现在我已经理解了七八分，等到穷究到底，熟练之后，自然就能达到那十分充足的地步。”先生说：“虽然还未能从容不迫，但只要熟练了自然就会明白，关键只是熟练，只是熟练。”淳录略。

傅诚至叔请教。先生说：“圣贤教导人非常清楚明白，只是人们不把圣贤的话当作切身相关的事来看待，所以觉得读做时文的书与读圣贤书不同。总之，其实只是这一本书。现在的人只看到嘴上能说，笔下能写，纸上能写，以为这样就够了。却不知道圣贤教导人起初并非如此，而现在所读的圣贤书也与自己毫不相干。”

对杨通老说：“做学问最怕悠悠荡荡、漫不经心。读书不在于贪多，如果还未能读到后面的内容，就先温习前面已经明白的部分。看一遍，就有一遍不同的收获。”

通老问：“孟子说‘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先生没有回答。过了很久，先生说：“你如果在这里停留几天，只需把《孟子》原文熟读。它每一句自会解释一句，你自己只管排比句读读下去，自然就能看得分明，然后再来商量。如果贸然提问，等着别人告诉你，那也是徒劳。邵雍向穆修学习，每次有所请教，穆修必定说：‘希望你开启端绪，不要穷尽我的意思。’他是想让你自己思考明白。大凡事理，如果是自己去寻讨明白的，确实不一样。”

对通老说：“早先说无事时此理存在，有事时此理消亡。没有其他原因，只是把事情看得太轻。必须要在事情上穷究事理，才可以。事理与事情本来没有差异，现在看到事情来了，另外把它当作另一回事来看，自然就错了。”

周公谨问：“学者研究文字，却又昏沉了。如果不去看，恐怕又没有入门的路径。”先生说：“这确实很难。暂且去看圣贤的气象，认识他的规模。如果想要穷尽天下的道理，也非常难，暂且随着自己规模的大小去做。如果是迫切地追求益处，也会坏事，这岂不是私意！”

李公谨问：“读书暂且看大意，有少许窒碍的地方，暂且放过，后来再慢慢理会，怎么样？”先生说：“你一开始就立下这样的规模，就不行了。才这样立下规模，只是想要苟且简略。小的地方不明白，终究也见不到大的地方。如果说有窒碍，等到临时十分不得已，只好暂且放下。怎么能先这样立心！”

对敬子说：“读书必须是心虚一而静，才能看出道理。现在你的心只是管外面的事，硬定要如此，要别人也如此做，所以在这里看了许多时候的文字，都不起作用，不曾见到有长进。是你的心只在门外走动，与人相抵拒在这里，不曾进入门中，不知道屋里是什么模样。这道理本自然，不需要这样。如你所说，说得都是对的，只是不曾自己理会你身上的事，所以全然无益。只是硬定方法抵拒下去，全无自然的意思，都没有那活水，只是积聚了许多死水。”李说：“也必须积累下去。”先生说：“也只积聚了那死水，那源头活水不生了。你只是每天硬用力推这车子，只见费力。如果是有活水来，那车子自转，不用费力。”李说：“恐怕才这样说，不善听的人放宽，便不济事。”先生说：“不曾教你放宽。所以学问难，才说得宽，就不着紧；才太紧，又不济事。宽固然容易狼狈，然而紧到底也不济事。”

敬子问：“人患多惧，虽然明知其不当惧，然而不能克制。不如暂且强制此心使不动吗？”先生说：“只管强制，也没有了期。只是理明白了，自然就不惧，不需要强制。”

胡叔器问：“每常多有恐惧，何由可免？”先生说：“必须是自己下功夫，看此事是当恐惧不当恐惧。《遗书》说：‘治怒难，治惧亦难。克己可以治惧，明理可以治惧。’如果于道理见得了，何惧之有！”

问叔器：“看文字怎么样？”叔器说：“两天方在思量颜子乐处。”先生疾言说：“不用思量！他只是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后，见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间义理纯熟，不被那人欲来苦楚，自然这样快活。现在只去博文约礼，便自然见得。现在却索之于杳冥无朕之际，去何处找这乐处？将次思量得成病。现在一部《论语》，说得这样分明，自然不用思量，只要着实去用工。前日所说的人心、道心，便只是这两事。只去临时思量哪个是人心，哪个是道心。便颜子也只是使人心听命于道德心，不被人心胜了道心。现在便须是常常拣择教精，使道心常常在里如个主人，人心只如客样。常常这样无间断，便能‘允执厥中’。”

译胡问静坐用功的方法。回答说：“静坐只是那样静坐，不要做闲杂的事，不要有闲杂的思虑，也没有固定的方法。”问：“静坐时若思虑一件事，心就依附在那件事上；若不思虑，心就无所依附；该怎么办？”回答说：“不需要依附。如果那样，又像是道家数呼吸出入、眼睛注视鼻端白光一样。他们也是因为心无处寄托，所以才需要这样依附。如果不能断绝思虑，还不如暂且这样，也没有害处。”又说：“静坐时止息闲杂的思虑，那么修养得身心就会通畅。”

译胡叔器担心自己精神不足。先生说：“如果精神少，也只是去做罢了。难道说因为精神少，就不做了吗？你只是思索义理不够精微，平日读书只是泛泛地读过，不曾贴近内心细致严密地思考。你与安卿的毛病正好相反。安卿思考义理非常精微，只是想要把那些粗浅的事物都抛弃掉。你又不从义理上去思考，事物来了，都无可奈何。只是不曾向内在深处去理会。就像进入市场，看见铺席上都是好东西，只是自己没钱买；就像书册上都是好言论，只是自己无可奈何。就像黄兄前日说的忠恕。忠恕只是体用，只是一个事物，如同形影，要除去一个也除不掉。如果还不明白，且先放过去，那时再拿来玩味，不久自然就会明白。”叔器说：“安之在远方，希望先生指点一条脉络，回去后自己寻找。”先生说：“所见所行的就是路，哪里还有别的路呢？道理星散在事物上，却没有总聚在一处的。现在只能暂且把《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熟读。如果在《论语》上看不出，不久就在《孟子》上看得出了。《孟子》上的道理，只是《论语》上的道理，不能说《孟子》胜过《论语》。只是自己以前看不到，现在才看得到。”又问：“‘优游涵泳，勇猛精进’这几个字该怎么理解？”先生说：“也不须这样立定招牌，淳录作‘做题目’。也不须这样起草，只是去做罢了。”又问：“处理事务应当如何？”先生说：“士人在家有什么大事？只是穿衣吃饭，处理眼前的事罢了。其他天下大事，圣贤都已经说得十分尽了。现在没有其他方法，筑高台必依托丘陵，挖深池必依托川泽，自己只在他人的言论上寄托一些工夫，便都成了自己的。我过去看文字很费力。比如《论语》《孟子》，各家注解有一箱子，每看一段，必定查阅许多，各自在诸说上推寻意脉，各自找到落脚点，然后判断其是非。对的都抄出来，一两个字好也抄出来。虽然不如现在集注简练详尽，但大纲已经确定。现在集注只是在那上面删减而来，但人们不用心，守着现成的说法，只是草草看过。现在试着拿精义来参看一两段，取舍的理由是什么，自然就会明白。大体上事情要思考，学问要讲习。比如古人一件事，有四五个人一起做。自己必须看那个人做得对，那个人做得不对。又比如眼前一件事，有四五个人共同商议，甲要这样，乙要那样。自己必须看那个人说得对，那个人说得不对。即便等到思考得不对，这颗心曾经思考过，有时那不对的能启发我对的。比如十个事物，九个没抓住，那一个抓住了，那么九个没抓住的，也不是白白思考。又比如讲习义理有不通的地方，与朋友共同讲习。十个人十种说法，自己平心静气看哪个不对。或者他说的对的，却启发出我不对的地方；或者十个人都说不对，有时因此启发出我对的地方。所以刚才说，有时在这里能理会，有时在那里能理会，不久就都能理会了。只是自己的见识到了，没有其他方法。学者必须敞开胸怀，事事逐件都去理会，没理会明白的，暂且放下，等无事时再拿来理会，不久什么事理会不明白呢！”

林恭甫问：“《论语》记载门人问答的话，而《尧曰》一篇却记载尧舜汤武许多事，为什么呢？”先生说：“不必这样去理会文字，只需理会那道理。譬如吃饭，碗中盛着饭，自己只管去吃，看那滋味如何，不要问它从哪里来。《尧曰》一篇，我也曾听人说过，是孔子曾经诵述前代圣人的言论，弟子分类记录在这里。先儒也只是这样说。然而道理紧要处却不在这里，这只是外面一层，读书必须向里面去理会。譬如看房屋，必须看那房屋的间架，不要只看那外面的墙壁粉饰。比如吃荔枝，必须吃那果肉，不吃那果皮。你如今却是剥了果肉，却吃那果皮果核！读书必须用自己的心体验圣人的心。不久体验得熟练，自己的心就是圣人的心。我从二十岁时看道理，就要看那里面。曾看《上蔡论语》，起初用红笔抹出，后来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番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是要寻找那精微处。看道理，必须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才是对的。比如射箭：起初刚上靶，后来又要中靶心；不久又要中第一圈，又要中第二圈，最后又要射中红心。你如今只在靶的左右，或上或下，却不想要射中靶心，这样不济事。必须仔细看，看得这一类熟练后，事事书都好看。即便是七言杂字，也有道理。没看懂时，正要去紧要处钻研；不久透彻了，就没有书不可读。如今人不理会的，固然不足说；去理会的，又不知道寻找紧要处，也都找不到头绪。”

子升问：“向来读书，毛病在于草率，所以多疑而无益。现在承蒙先生教导，想从《大学》温习起来。”先生说：“对。只是着便把做事。比如说要持敬，便

译必须亲身投入其中去实践，不能仅仅把它当作口头说说就罢了。」

译子升问：“主一的功夫是否兼括动静？”先生说：“如果在动的时候，收敛心神专注于某一件事，不胡乱思想，东想西想，这就是主一。”子升又问：“由恭敬可以达到真诚吗？”先生说：“真诚自然是真实，恭敬自然是严谨。现在正不要这样看待，只要看得分晓了，就下功夫去做。比如‘整齐严肃’，‘其心收敛’，‘常惺惺’这几条，没有不相互贯通的。”

子升问遇事时心不能存留的毛病。先生说：“只是随处警觉反省，收回放逸的心，收与放只在自己俄顷瞬息之间罢了。”有人举先生给吕子约的信，其中有“知道心之所以放逸的原因而收回它，心就存留了”。这话最切中要害。又问曾子对孟敬子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意思。先生说：“曾子的意思，且对着下面‘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来说。说君子动容貌，是为了远离粗暴傲慢；端正脸色，是为了接近诚信；说话语气，是为了远离鄙陋背理。这是根本所应当先做的。至于‘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那是末节而应当后做的，还没说到下功夫上。如果说这三者的功夫，则在平日操持存养、反省察验罢了。”

黎季成问：“向来功夫零碎，现在听了先生的教诲，才见得到人的责任很重，整体贯通。”先生说：“季成只是守着旧窠臼，必须进步。”

敬之，名显子。问：“理既然在心中明了，必须又见到这个样子，才安稳。”先生说：“学问思辨，也都是学。但学是习练这件事，思是思量这个道理。只说见到这个样子还不行，必须依样去做。然而只依本画葫芦也不行，必须千方百计自己去寻讨，才行。”

对敬之说：“现在看文字，专要看进里面去。怎么里面更没有去处，看不进许多言语？这里只‘主一无适’，‘敬以直内’，去涵养。我曾经说文字宁可看得浅，不可太深；宁可低看，不可太盖。浅近虽然未能到那切近处，更从上面推寻，却有见的时候；如果太深远，更没有回头的时候。恰像人要来建阳，从信州来，走到崇安歇了，却不妨；明天再走，总会到。如果不问来由，一直直走过均亭去，迤逦前行，更没有到建阳的时候。”

对敬之说：“这道理也只是这样看。必须自己奋发振作去做，才行。看你的大病痛只在懦弱，必须勇猛果决，该做就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别人，不要依靠书籍言语，只是自己检点。你曾看《易经》，《易经》里说阳刚阴柔，阴柔是极不好的。”

对黄敬之说：“必须打扑精神，不要教这样慢。慢的必须矫正，教紧；紧的必须不要放教慢。”

对敬之说：“敬之意气很弱，看文字都这样迟疑不决，只是不见得道理分明。”贺孙问：“先生向来让敬之看《孟子》。如果读这本书透彻，自然就会改变气质吗？”先生说：“只是道理明，自然会变。现在且说读《孟子》，读了只依旧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便是不曾得到他里面的意思；《孟子》自是《孟子》，自家身己自是自家身己。读书看道理，也必须着些气力，打扑精神，看得分明透彻，才在身上有功。我近来衰晚，不甚着力看文字。如果旧时看文字，有一段理会未得，必须理会得，直是辛苦！近日却看得平易。旧时必须勉强说得，才了，要知道初间也着如此着力。看你如今只这样慢慢，要进又不敢进，要取又不敢取只如将手这样探摸，只怕物事触了手相似。如果这样看文字，终不见得道理，终不济事徒然费了时光。必须勇猛向前，匹马单枪做将去看如何，只管怕个什么？‘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他合下也有许多义理，自家合下也有许多理；他做得，自家也做得。我近来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祸祸，直是不怕。只是见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去。”

黄敬之有信，先生示人杰说：“他说名义处，或中或否。大概他没有实功，说不济事。”先生说：“也须要理会。如果实下功夫，也必须先理会名义，都要着落。他说‘易者心之妙用，太极者性之本体’，这话有病。如伊川所谓‘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用则谓之神’，才说得恰当。然而伊川所谓‘体’字，与‘实’字相似，乃是该体、用而言。如阴阳动之类，毕竟是阴为体，阳为用，静而动动而静，是所以为易之体也。”人杰说：“向来见先生说，体是形体，却是着形气说，不如该体、用者为备耳。”先生说：“如果作形气说，然却只说得一边。惟有说作该体

译运用，才算是完备，这统领了下面“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这两句话。

译我平生不懒惰，即使病得很重，也一心想要向前做事，自然是不能懒惰的。现在的人之所以懒惰，未必是真的怯弱，而是先有畏难的心理。刚见到一件事，就预料它困难而不去做。因为先有畏缩的心理，所以习成怯弱而不能有所作为。昌父说：“我平生自觉血气虚弱，日常功夫大多只拣容易的事做。或者评论人物，也只选取与自己力量相近的人来效法，自觉难以进步。”先生说：“就应当在容易的地方进一步追求所谓的难，凭借这近处进一步追求所谓的远，不可只守着这个而不求进步。纵然自己的力量达不到那难处，但不可不勉力仰慕而追求它。现在的人都是还没到做不到的地步，就先自己懒惰怯弱了。虽然是怯弱，但难道可以不向前追求那难处和远处吗？只要去追求，没有得不到的。如果真个用力追求而得不到，那就无可奈何了。”赵说：“我有幸听到老先生的教诲，粗略知道谨慎遵守，而不敢丢失。”先生说：“这固然好，但终究不是活法。”

昌父告辞，请教。先生说：“应当在实处下功夫。”

饶干廷老问：“现在的学者不是遗忘，就是拔苗助长。”先生说：“这只是因为对道理认识不明罢了。道理是自己本来就有的，从内心发出，怎么会遗忘呢？假如让他认识得明白，就像饿了必然要吃饭，渴了必然要喝水，那还有什么遗忘的呢？就像吃饭吃到饱就停止，喝水喝到满腹就停止，又有什么拔苗助长呢？这些都是因为对道理认识不明而产生的毛病。”

先生对饶廷老说：“看您近日都淹没了这个意思。虽然县里的事务繁杂，自然应当如此，更应当下功夫。”

二彭寻找蠡。初次见面，问平时做什么功夫。回答说：“被科举所拖累，除了时文之外不曾做学问。”先生说：“现在的学者大多如此。然而既然读圣人的书，应当反求诸己也可以。”二公颇自述居家实践等事。先生说：“亲身践行固然好，也必须讲学。不讲学，遇事就会有不安稳的地方。讲学明白了，就坦坦荡荡地前行。这道理没有超出圣人的言论，但应当熟读深思。比如人看生疏的文字和熟读的文字，自然是两回事。既然熟读了，别人说的就成了自己的。读其他的书，不如读《论语》最重要，因为其中无所不有。如果只亲身践行而不讲学，只是个糊涂的好人。”又说：“《论语》只是个毛坯，如果仔细理会，很有值得商讨的地方。”

对泉州赵公说：“做学问固然不在于读书，但不读书，义理就没有途径明白。总之，没有事不要理会，没有书不要读。如果不读这一本书，就缺失了这一条道理；不理会这一件事，就缺失了这一件事的道理。要得到它，须要费些精神才行，但泛泛地做也不行。所以程先生教人以敬为本，然后心定理明。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等等，也是散说要人敬。但敬就是总括的道理，不是专门闭目静坐，耳不听，目不见，不接触事物，然后才是敬。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就是敬。我曾经说‘敬’字像什么字？恰好像‘畏’字相似。”

萧兄问心不能自己把握。先生说：“自然是这样的。因为心就能把握自己，自己却怎么能把握它呢！只有用义理来涵养罢了。”又问：“‘持其志’，为什么又要主张？”先生说：“志是心的发动，难道可以听任它自我放纵而不把握吗？但不可硬守定罢了。”

问曾光祖说：“您读书，有什么大的疑问吗？”回答说：“觉得持敬不太安适。”先生说：“初学者怎么能就安适呢？除非是孔子才‘恭而安’。现在的人平日那样放肆，身心一下自然不安。起初要持敬。也须有些勉强。但只要觉察到有些放逸，就必须收敛提起，让它在这里，常常相接，久了自然熟练。”又说：“虽然这个也那样把握不住，必须先理会得一个道理。如今的学问，只要理会一个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有一个物，就有一个道理。所以大学的道理，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会得一个道理。如果理会一件没得到，必须反复推究研穷，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间又拿出来思量；晚间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这样，哪有得不到的道理呢！如果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就丢掉了，这样千年也理会不得，只管责怪是自己鲁钝。我常说，这道理没有别的，只是要熟。只是今天这样看过，明天又这样看过，看来看去，不久自然看得懂。或许有看不懂的，不久遇到别的事莫名其妙，也会自然触发，因为天下只是一个道理。”

光祖说：“《大学》首尾贯通，此处必有脱字。起初看，就不应当这样。要知道理只是这个道理，只因为丢失了多年，突然要寻找不见。等到只管理会教熟，却便

译这个道理，起初稍微懂得一点时，似乎也是如此。」回答说：「人如果这样，自然没有安身立命的去处。等到后来道理熟透了，自然应当如此。就像一件器具掉在某个地方多年，突然想要找，却找不到。等寻来寻去，忽然找到了，那就是原本就在那里的固定之物。」

译光祖说：“治国、平天下，都根本于致知、格物，看来归结起来只是一个‘敬’字。”又引用伊川的话说“内心正直，那么外在就没有不方正的”。先生说：“伊川也只是大体上这样说。看来世上自有一类人，不明白内心正直外在自然就会方正的道理；他们只是搞定了自己，遇到事情应对事物，全都颠三倒四没有条理。《大学》就是要人穷究事理。现在有一种学问，正犯这个毛病。只说自己心里明白了，其余的事都切断，不必理会，自然就能做好；更不懂得商量，更不懂得讲究，结果做出来的事都不符合义理。所以圣人说‘用敬来使内心正直’，又说‘用义来使外在方正’，是看到了世上有这样的人。做学问的人必须穷究事理，不论小事大事，都要认识得通透。直到从根本到枝末，从头顶到脚跟，没有一点夹杂的地方。如果说自己资质这么好，只要这样去做，更不去理会其他道理，也不用问别人，这倒是夹杂，倒是私意。”

光祖告辞，说：“承蒙教诲读《大学》，已经大致知道了做学问的次序。平日言语动作，也常常自我检点。又恐怕有显露出来而自己不觉察的，请求指示箴言戒律。”先生说：“看你的意思迟缓庄重，不至于有那种毛病，只是在看文字上，更要仔细下功夫，更须要增添一些精神光彩。”

曾问：“读《大学》已经知道了纲领和次序，但大要用功，恐怕在‘敬’这一个字上。以前见伊川说‘用敬来使内心正直，用义来使外在方正’的地方。”先生说：“能够‘用敬来使内心正直’了，也必须‘用义来使外在方正’，才能知道是非，才开始能格物。不用义来使外在方正，那么是非好恶就不能分别，事物也就不能格尽。”曾又问：“恐怕敬确立了，义就在其中，伊川所说的‘充实于内，显耀于外’，就是这样。”先生说：“虽然敬确立了而义在其中，也必须认得真切，才能看见。现在有人虽然胸中知道得明白，说出来也是见得千了百当，等到应对事物时，颠倒错谬，全是私意。不知道圣人所说的敬义，全是天理，哪里会有私意？”接着说：“现在佛老之所以能立起一个门户那样，也是他们从旁窥探到了近似的东西。他们所说的敬，也确实能敬，更有‘笠影’的比喻。”

程次卿自述：“从前曾经读伊洛的书。妄自认为人应当随着事情而思考，看的时候便思考明，听的时候便思考聪。视听不接触时，都不可有所思考，所谓‘思不出其位’。如果没有事而思考，那就是纷纭妄想。”先生说：“如果空闲时不思考义理，等到临事才思考，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只是呆呆地守着自家的躯壳，直到有事才思考，空闲时都不思考，这却很容易，只守着这一句就够了。圣贤千千万万，在这里有什么用？像您所说的，那么六经语孟的书，都一齐不需要保存了。以孔子的圣，也只是好学：‘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勉以求得的人。’‘文武之道没有坠落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的，不贤者识其小的，没有不有文武之道的。夫子哪里不学？而又有固定的老师吗？’如果说空闲时都不思考，那么世上大事小事，都不必理会。这样，却都没有难的。事事必须先理会，知道了，才能做才能行。为什么《中庸》却不先说‘笃行之’，却先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大学》为什么却不先说‘正心诚意’，却先说致知是如何如何？孟子却说‘偏颇的言辞知道它所蒙蔽的，过分的言辞知道它所陷入的，邪僻的言辞知道它所背离的，逃避的言辞知道它所穷尽的’？如果像您所说，空闲时都不必思考。”季通问：“程君的意思是什么？”先生说：“他只要理会自家这颗心在里面，事情来了才思考，外面的事都不要思考理会。”蔡云：“如果不理会世上许多事，自家里面的也怕理会不得。”先生说：“只据他所见，自守一个小小的偏枯的事物，无缘知道大体。”于是看着贺孙说：“你乡间的陈叔向正是这样。像他说格物说：‘物是心，须是格住这颗心。致知如了了的当，常常知觉。’他所见既然那样，便将圣贤说话都纳入他的腔调里面；不这样，那么他所学就没有依据。这都是不曾平心读圣贤之书，只把自家人心先顿放在这里，却捉圣贤说话压在里面。像说随事而思，无事不消思，圣贤也有这样说的时节，又自就他的地头说。只像您说‘思不出其位’，也不如您说，这‘位’字却不是只守着这躯壳。这‘位’字很大，若见得这意思，天下什么事不关自家身己！极而至于参赞天地，辅助化育，也只是这颗心，都只是自家分内事。”蔡云：“陆子静正是不要理会许多。王道夫请求朝廷以一监书赐象山，这正犯他所忌。”先生说：“固然是。”蔡云：“如果一向是禅时，也终是”先生说：“只是许多模样，是什么道理如此？若实见得自家底分明，看彼许多道理的”

译道理是不待辨析就明白的。如今各位先生说这个也好，我敢用一百张嘴担保，他们自己原本就没有看得分明。如果说洛学的观点是对的，蜀学的观点也是对的，我断定他们原本就没有真正理解。如果说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不对，元祐年间的政策也不对，我敢担保他们原本就没有真正理解。如果说佛教也好，道教也好，我断定他们原本就没有真正理解。如果把自己所见的道理看得分明，对的确实是对的，错的确实是错的，怎么会如此含糊不清，害怕触怒别人，这个人也要应酬，那个人也要应酬呢！

译程又问：“我不是说闲暇时完全不去思考，意思是遇到事情时才去思虑，比如读书时只思考这本书的内容。”先生回答说：“读书时思考：书，一旦合上书本，就都不要再去思虑。行动时心里连书都不得思考。坐在这里，只思考这里的事；移到那边去坐，便不可再思考这里的事。今天只思考今天的事，更不可思考明天的事。这不成话！试着自己去平心静气地看圣贤的书，道理都自然说得尽。”

吴伯英初次拜见，问：“书该怎么读？”先生说：“读书没有什么巧妙的方法，只是熟读。字字句句，对照注解仔细辨认语意。理解一遍就是一遍的功夫，理解两遍就是两遍的功夫。功夫熟练时，义理自然贯通，不用问人。”先生问：“平时看什么文字？”回答说：“曾读过《大学》。”先生问：“读得怎么样？”回答说：“不过是逐行逐字地研读，理解文义通顺，自己不曾在言语之外寻求深意。”先生问：“什么是言语之外的深意？”回答说：“比如臣子的忠，子女的孝，火的炎热，水的寒冷，只知道做臣子应当忠，做子女应当孝，火性本来热，水性本来寒；却不知道臣子之所以忠，子女之所以孝，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的原因。”先生说：“格物只是在事物上寻求当然之理。如果臣子忠，臣子自然是应当忠；子女孝，子女自然是应当孝。做臣子试着不忠，做子女试着不孝，看看自己心里如何？火热水冷，是水火的本性如此。凡事只是寻求当然之理，不必过度探求，否则就会产生怪诞的想法。”

吴伯英问：“我应当从致知、持敬方面，这样用功吗？”先生说：“这本来是你身上应该做的事，不需要商量。”

吴伯英问持敬的含义。先生说：“暂且放下持敬，更需要向前进一步。”问：“进步的地方在哪里？”回答说：“心中若无一事时，就是敬。”

吴伯英讲书。先生因此说：“凡人读书，必须虚心深入玩味道理，不可只停留在表面。比如一种食物，滋味全在里面，如果只舔噬其外表，而得不到滋味，是没有益处的。”

问器远所学的来历。回答说：“从二十岁起跟随陈先生。他教人读书，只让人事事都去理会，比如读《周礼》，就理会三百六十官如何安顿；读《书经》，就理会二帝三王之所以治理天下的原因；读《春秋》，就理会对待霸主予夺之义。至于论及自身修养的功夫，说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中便有道，不是两样，必须认识到礼乐法度都是道理。”先生说：“礼乐法度，古人不是不理会。只是古人的都是现成的事物，到需要使用时便拿来使用。比如告诉颜渊‘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只是现成的事物。就像学写字一样，从小儿便自然懂得，后来只是习练教熟。如今礼乐法度都一齐混乱散失，不可考证，如果费心费力在上面，不久就会弄得自己都困顿不堪。”

器远说：“年轻时喜欢读伊洛诸书。后来见到陈先生，却说只就事上理会，比较切实。如果只管去理会道理，不久恐怕会流于空虚。”先生说：“以前见伯恭也有此意，却认为《论语》《孟子》是虚浮的。《论语》《孟子》开陈许多大本原，多少实在可行的道理，反而认为恐怕流于空虚，却把《左传》当作实在的，要人看。殊不知不久自己都没有主张，只见许多神头鬼面，一场没有头绪，这才是大不实！又只管教人看史书，后来诸生都衰退了。比如潘叔度临死，却去讨佛书来看，且是止不住。因为是他那里都没有个把握，却来寻讨这个。就像人乘船，一齐破散了，无可奈何，将一片板且守在这里。”又说：“孟子说：‘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有害于其政。’如果不就自家身心理会教分明，只说有些病痛不妨，待有事来再作安排；不久也把捉得一事了，只是有些缝隙，不久便是一个祸端。这利害非轻，即使你尽力极巧，百方去做，如果此心有些病根，只是会不好。”又说：“又有说道，自身修养自要理会，一种应对外界的事又自要理会，这分明分做两边去。不知道古人说修身而天下平，须说做不是才行。《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等等，如今却截断一项，只便要理会平天下，怎么行！”又说：“圣门之中，得其传者只有颜子。颜子的问，夫子的答有两项：一是问为仁，一是问为邦。须知得哪个是先，哪个是后。也必须从‘克己复礼’上做来，方可及为邦之事，这事最分明可见。”又说：“你刚才来说君举要理会经世之学。现在且理会一件要紧事，比如国家养许多归明、归正及还军年老者耗费粮食供养他们，州郡困乏，辗转二三十年，都缩手坐视其困顿。器远

译况且道理应当如何商量？赶走他们则伤害恩情，供养他们则更加困窘。如果壮年时利用他们的劳力，年老时却抛弃他们，这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切实的指向。」器远说：「乡间的各位先生曾怀着拜见先生的心意，却未能当面会晤剖析，使这心意得以契合。」又说：「我并不是要教人步步遵循，全都落入这个圈套。只是要教人分辨是非，使之明白，对的还它对的，错的还它错的，大家各自努力，各自支撑。君主尽到职责，臣子效其功劳，各自走到大道上，自然有一个归一之处。这是不同的相同，这才是真正的相同。如果只是依顺含糊，委曲包容，不辨是非，想要打成一片，那一定是不可行的。」

译器远问：“初学者必须减少事务，才能下得工夫。”先生说：“如果不能应对事务，终究是减少为好。但又怕刻意要去减少，却有不减少的弊病。我曾经看到有时做事想省些工夫，等到做出来却不好，不能让人满意。比如出行想减少些用度以求简便，等到要用时却无处可寻，也心烦，照旧是没有省下来。如果确实没事，那么尽量减少是好的。如果主持家事，以及父母在堂，应当代劳服役，终究不能甩手不管，去闲处坐着。减少事务固然好，但如果一向不经历，等到事情来了，却会被它打倒。”问：“处理乡里事务固然应当尽力，不要理会别人。如果有事与自己相关，不可以不说，应当如何？”先生说：“如果该说，就说，就像所谓‘若要我的头也须说’！如果是不该自己说，或者对那个人不可说，那就只得不说。但自己虽然不说，也须表示出不赞同的意思。只有该说与不该说之分，如果把他的不是之处当作该说的理由，那就绝对不可！”

曹叔远问：“先生所解释的‘致知格物’之处，我就在这上面用功。如果还不能达到贯通的地步，恐怕也没有害处吧？”先生说：“什么叫没有害处？你只是不曾学习，哪有不通达的地方？学得熟练就通了。比如要去某个地方，必须走到，才行。如果走了一天，又说恐怕未必能到，如果这样，怎么能到呢？天下只有一个道理，紧紧包裹在下面，撕破它便光明，那怕不通达！”

又问：“比如孟子说‘勿忘，勿助长’，却很简易。而现在要从细碎处做起，却怕不能贯通。”先生说：“‘勿忘，勿助长’，自然是说养气，试着取孟子说的地方仔细看看。大凡做学问，最切要的地方在于我的心身，其次便是做事，这是切实紧要的地方。又从哪里看得出这样？必须是圣人的言语。现在的学者，必须把圣人的言语来穷究，明白心身要这样，做事要这样。天下自有一个道理像大路一样，圣人的言语，就是那引路的。”

江文卿博识群书，因为感念先生的教诲，自责说：“我五十年前，枉费许多工夫，记了许多文字。”先生说：“也不妨碍。如今如果理会到这紧要处，那许多都有用。比如七年十载堆积了柴，如今才点火烧。”

对江文卿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识之。’你现在却没有择善这一着。圣人择善，就是事不违背理。你现在知道了，就扭转以前许多工夫也不妨碍。要转就转，更没有难的。觉得你的意思尚且放许多不下，说几句又渐渐走上来，像车水相似，又滚将去。”又说：“东坡说话固然多不对，就他那一套中间又自有精妙之处。比如谈《易》，谈什么性命，全然恶劣模样。比如谈《书》，却有好处。比如谈帝王兴起，受命的祥瑞，像河图、洛书、玄鸟、《生民》之诗，固然有道理，但不是以此为先。恨学者推究得过于详细，流入谶纬；后人举而废弃它，也过分了。这是他说得好的地方，你却不记得这般所在，也是自家本领不明。如果理会得源头正确，等到看那许多，才有辨别。比如程先生与禅僧读碑，说：‘你所看都是字，我所看都是理。’像你如今所说的也都是字，自己看见的都是理。”

周兄良问：“我平时所为，把持这颗心教它安定。一念忽然产生，这颗心反而被他引去。”先生说：“这个也只是认得熟，熟了便不这样。今天一念才生，有办法制约它；明天一念生，又有办法制约它，久后便没有这个道理。只是这边较少，那边较多，便被他战胜了。如一车之火，以少水去胜它，水扑处才灭，而火又发了。又如弱人与强人相牵一般，强人在门外弱人在门里，弱的不能胜，便被他强的拖去了。要得胜他，也只是将养教力壮后，自然可以敌得过去。不是别有个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办法处置罢了。孟子所谓舍则亡，操则存，就在此。《大学》所谓忿懥、好乐等事，也是除了此心，则心自然正，不是用一个心来正一个心。”又说：“心只是敬。程子所谓‘主一无适’，主一只是专一。比如在这里读书，又思量做文字，又思量别的事去，都是不专。”又说：“见得透彻处，彻上彻下，只是一个道理，必须是见得实在才是。见得铁定，这样就是善，不这样就是恶，这才是见得实在。”

诸生讲书完毕，先生说：“各位看道理，寻得一线子路脉着了。讲时也只是这样，但在持守处更须加工夫。必须是着实于行己上做得三两分才行，只这样说过不济事。”周贵卿说：“不是不想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帅气，后来临事又变迁了。”先生说：

译这只是在胡乱说道罢了！难道能由着他自行其是？正是要在他打算离去的时候，将他扭转回来。《论语》说：“实践仁德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又说：“停下，是我自己要停下；前进，是我自己要前进。”

译李周翰请教，多次感叹自己年岁已高，难免受到科举时文的牵累。先生回答说：“这必须是自己有所体悟才行。从小也必须读《孝经》《论语》之类，中间为什么不让人们这样去做呢？既然读过书，也应当产生疑问。我所编撰的《小学》，你且仔细去读，其中既有古人的言论，也有今人的言论，且看究竟如何。古人都从年少时就把涵养功夫做好了。”后来谈到“至善”时，又问起写时文的事，先生说：“读书才说要做文章用，这心思就错了。如果剩下来看得多了，到该说的时候就说话，不该说的时候不说也可以，本来不是要人说得痛快就算完了。比如时文，也只是把圣贤不多说的话翻抄出来罢了。且如说到忠信的地方，他也会说要做好，只是与自身完全不相干。”于是举了一个例子：“我在漳州任职时，诉讼案件审理完毕，有一个读书人站在庭下。等待询问时，才知道他是想来跟从我学习。他住在泉州，父母派他去学习科举文章，他却厌恶那种学习，想要跟从我学习。我因为他不是父母之命，让他暂且回去，得到父母的允许再来，这才没有阻碍。然而他能有这样的见解，自从我分别后。”

吴楶字直翁问：“学习也颇知道自立，但毛病还很多，怎么办？”先生说：“还没谈到毛病。人必须整体都是对的，然后才可以谈毛病。譬如纯粹是白色的东西，中间有黑点，这才可以说有毛病。你现在整体都不对，有什么毛病可谈！假设虽然有善行，也只是在黑地上冒出白点，这只是义理不能自我克制，而气质偶尔美好罢了。大体上，人必须先要趋向正确。如果趋向正确的人，虽然有毛病，也是白地上开出黑花。这只是气质禀赋的偏差，未能完全克服罢了，总之白地多。趋向不正确的人，虽然有善行，也只是黑地上开出白花，这就成了截然不同的事。比如孔子门下的弟子，难道能纯粹完美吗？但终究是白地多，可爱。人必须先扭转自己的趋向才行。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没有恶行了。’既然立志于义理，自然就没有恶；虽然有不完善的地方，只是过失罢了，不是恶。由此推论，不立志于仁，就没有善了。因为心志在于利欲，假使有善事，也只是偶然罢了，因为他的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上立志于利欲与立志于理义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立志于利欲的人，就像走向夷狄禽兽的小径；立志于理义的人，就是走向正道。乡里像江德功、吴公济这些人，多少有些激恼人，但他们的志向终究在于善。世上也有一种不激恼人的，又见人说道理，他也跟着赞美；见人非议佛老，他也跟着非议。但只是胡乱顺从人情说话，而心里其实不是这样，不肯真正去做，这最不成事。”

“某人来讲书，大概只是拼凑来说，都不详细精密、活泼熟透。这毛病是心上的毛病，因为心不专一宁静、纯粹单一，所以思虑不精明。必须修养这颗心，使它虚灵明澈、专一宁静，让道理从里面流露出来，才好。”铢说：“《豫》卦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正是说的这个。”先生说：“对。”张仁叟问：“怎么能这样？难道只在静坐吗？”先生说：“自己去检点。且一天之中试着看，这心有几个时辰在内？几个时辰在外？小说中记载赵公用黑白豆记录善恶念头的兴起，这是古人做工夫的地方。这样检点，自然就看出来了。”又说：“读书必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看得各有着落，才好商量。必须收拾这颗心，使它专一宁静、纯粹单一，日常动静间都在其中，不驰骋散乱，才能看得文字精审。这样，才算是有了根本。”

先生对陈公直说：“读书，且一点一点去理会，不要搅动其他的东西。现在的人读书，多是从头一直看到尾，都搅浑了。”

先生曾经对刘学古说：“邵雍诗云：‘闲居谨莫说无妨！’因为说无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级；做不好人，则立刻就到，只在把住放行之间罢了。”

彦忠问：“平时苦于私意纷扰，虽然立刻觉悟并痛加抑制，但终究不能得到洁净不起。”先生笑着说：“这正是子静‘有头’的说法，却是可用的。正因为这颗心没有主宰，所以被私意所胜。如果经常加以省察，使良心常在，看破了这私意只是从外面进入。纵然有所发动，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劳自家这里也容他不得。这事必须平日做工夫，如果等他兴起后才省察，很不济事。”

林士谦初次见面，问仁智自得的地方。先生说：“仁者得到其为仁，智者得到其为智，难道仁智之外还有自得？你这问不成问。且去将《论语》从‘学而时习’读起，《孟子》从‘梁惠王’读起，《大学》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读起，《中庸》从‘天命之谓性’读起。我的方法是这样，不可只摘中间一两句来理会，意脉不连贯。”

苏宜久辞别，问回去想要观《易》。先生说：“现在如果教你读《易》，只看古注，以及近世几家注，又不是我的本心。如果一定要教你依我的《易》看，我的又只说得三分，自有……”

译如果只能明白六七分，这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教化。看来《易经》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物，匆忙间看不明白，不如暂且不去理会。圣人曾说：“诵读《诗》《书》，执行礼仪，都使用雅言。”看来圣人教导人，不过就是这几样。您既然已经明白了《诗》，就暂且去理解《书》；明白了《书》，就应当去理解《礼》。《礼》这部书，内容浩瀚难以理解，匆忙间怎么能看这么多？且说《仪礼》这一部，也有许多门类。我因为想到一个办法：不如暂且买一本司马光的《书仪》，回去仔细观看。看懂了这本，不仅人家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礼仪，都能派上用场；而且凭借它来阅读其他礼书，如《礼记》《仪礼》《周礼》之类，不久自然容易，不过只是许多路径和细节罢了。司马光的《书仪》固然有对有错，然而它的大致框架是正确的。

译廖晋卿问应该读什么书。先生说：“你的心志放纵已久，精神尚未收敛安定，无非是心神散乱的时候。暂且收敛精神，才好商量读书的事。”接着又对他说：“王藻所说的‘九容’，暂且去仔细体会认识。等有了心得，才好读书。”

厚之临别请教，先生因此说：“看文字生疏。”厚之说：“日子久了，自然就熟悉了。”

陈希周请问读书修学的门径。先生说：“所谓读书，只是要理会这个道理。治家有治家的道理，居官有居官的道理，虽然头面不同，然而终究只是一个道理。就像水一样，遇到圆处就圆，遇到方处就方，遇到小处就小，遇到大处就大，然而终究只是一个水罢了。”

先生对郑光弼子直说：“书虽然是古人的书，今天读它，是为了涵养自己的德行。却不是想要这边读得一些，就搬出来在那边使用。《易经》说：‘君子通过多识前言往行，来涵养自己的德行。’您现在却是读了一本书，就写许多文章，驰骋跳跃，心都不在里面。这样读书，终究与自家无关。”又说：“义与利的辨别，正是学者所应当深刻知晓的。”

子合纯厚笃实，肤仲疏略敏捷。

先生说正甫任忠厚，于是安人。“精神专一”。倪。

锺唐杰问“穷理、持敬”。先生说：“这件事不用商量。如果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如果商量穷理，便不成穷理。必须让实理在题目之后。”

闾丘次孟说：“曾经读《曲礼》、《遗书》、康节的诗，觉得心意快活。”先生说：“他本来平铺直叙地写在里面，您却贴了一个飞扬的意思在上面，可知是这么回事。康节诗说：‘真乐攻心不柰何。’我认为这不是真乐，真乐便不会攻心。比如颜回的快乐，何曾这样！”次孟说：“次孟怎敢望康节，只是路人罢了。”先生说：“路人却没有这么多毛病。您正是肚里有许多见识道理，搅得这样叫唤。”又举《曲礼》成诵。先生说：“但《曲礼》没有这么多叫唤。”次孟说：“次孟气不足。”先生说：“不是气不足，而是气有余。”

对元昭说：“暂且要虚心，不要遮遮掩掩。”元昭献上十首诗，每首诗各用两个字命题，如“实理”之类，节节推演。先生指着《立命》诗两句：“‘几度风霜猛摧折，依前春草满池塘’。既然说佛道老之非，却又流于佛道老，这意思如何？”元昭说：“是说它没有止息。”先生说：“看此诗与您说话又不同。这只是要斗胜。知道了，何用许多言语！颜回当时不曾这样，这只是要人知道，安排摆弄出来，便不是。末篇极致尤其不是。如何便到此，直要撞破天门！前几天说话那样，今天又这样，只是说话。”

元昭告辞回家。先生说：“回去以什么为工夫？”元昭说：“仔细看来，平生只是不实，应当在实处用工夫。”先生说：“只是粗。除去粗，便是实。”元昭说：“每常看书，多只理会大意，原本不曾仔细讲究。”先生说：“大意固然要理会，文义也不可不去讲究，最忌流于一偏。明道说：‘与您说话，却像扶醉汉，救得一边，倒了一边。’现在的学者大抵都是这样。如今人读史成诵，也是玩物丧志。学者如果不理会得，听到这话，又一齐丢弃了。只是停埋摊布，使表里相通才可以。但也须量力。如果自己力量不及，多读无限书，不久埋没于其间，不仅无益，反而被其所害。近日学者又有一病，多求于理而不应求于事，求于心而不应求于身。比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既能克己，则事事皆仁，天下都归仁于我，这都有实迹。而必说‘天下都归吾仁之中’，只是无形无影。自龟山以来都这样说。徐承叟也说，见龟山这样说。”

先生问元昭：“近来颇觉得如何？”元昭说：“自觉此心不实。”先生说：“但不要穷高极远，只于言行上点检，自然实。今人论道，只论理，不论事，只说心，不说身。其说至高，却荡然无守，流于空虚异端之说。比如‘天下归仁’，只是天下与其仁，程子说‘事事皆仁’是对的。今人须要说天下皆归吾仁之中，这说法并非不好，但无形无影，全无下手处。夫子对颜回‘克己复礼’的条目，也只是就视听言动上理会。凡思虑之类，都包在动字上了，不曾更出非礼勿思一条。大概人能制其外，则可以养其内。固然内是本，外是末；但只说存于中，不说制于外，便无下手处，此心便不实。外面尽有过言过行更不管，却说吾正其心，有此理吗？浙中王苹信伯亲见伊川回来，后来设教作怪。舒州有语录之类的，专教人

译用“天下归仁”来概括。才见到人，便说“天下归仁”，却不再提“克己复礼”！

译杨丞问心思纷乱扰攘。先生说：“程先生说：‘严肃威严、整饬肃穆，心便专一。专一了，自然没有邪僻的干扰。’刚刚整顿起来的时候，就是天理，没有别的天理。只要常常整顿起来，思虑自然专一。”

黄达才说思虑不能精专的毛病。先生说：“硬想也不行。只要常常提撕警醒，不要放下，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领悟。”

立之问：“我常常在事物还没有到来、思虑还没有萌生的时候，觉察到有清醒警觉的意思；所以应对变化、接待事物，虽然活动，却有不动的意思存在。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先生说：“应对变化、接待事物，只要做得正确。比如‘用敬来端正内心，用义来规范外在’，这就可以穷尽天下的事情。如果一定要不动，那么应当做事的时候，又错过了。”

李伯诚说：“打坐的时候意味也很好。”先生说：“打坐的时候固然好，但是放下脚、睁开眼，就不像那样了。必须是在临事接物的时候，长久像打坐时那样才可以。就像拉一个东西一样，等它要跑的时候，硬拉回来，才行。”

张以道请教教诲。先生说：“只要长久照管住那颗心就可以了。人如果能提掇住这颗心，事情就大有争辩余地了。”

刘炳韬仲写信问格物没有穷尽，处理义理没有精当。先生说：“这是求学者的通病。然而受病不在此，这前面别有受病的地方。”余正叔说：“难道是其自然吗？”先生说：“都不干别的事，根本没有树立罢了。”

郑昭先景绍请教。先生说：“今人却是颠倒。古人学习然后做官，今人却反过来做官然后学习。他们未做官的时候，不是不读书，只是心有所沉溺，圣贤的意思都不能见到。科举也是夺志。现在既然免除了这个，也必须急于学习。为学之道，圣经贤传用来告诉人的，已经竭尽而没有剩余，不过是想让人保存这颗心，使自家身体有主宰。今人驰骋纷扰，一颗心都不在躯壳里。孟子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求回放失的心罢了。’又说：‘保存心，培养性，所以侍奉天。’求学者必须认识这个。”

丘玉甫作别，请求教益。先生说：“这道理尽说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听惯了。了，不曾真个做。须知这理在自己，不在别人；得之于心而行之于身，才有得力，不可只做册子工夫。像我文字说话，朋友想都曾见过。想只是看过，所以既看过，依旧只像旧时。只是将身挂在理义边头，不曾真正与之为一。必须决然见得未曾离开，不可相舍的地方，便自然着做不能已了。”又说：“求学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时。然而所谓时，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时便是。今求学者自不以为饥，如何强他使食！自不为渴，如何强他使饮！”

江元益问入德。先生说：“德是自己所自有。入德，只是进得底的。且如仁义礼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的。”

江元益问门人勇者为谁。先生说：“未见勇者。”

林叔和别去，请教。先生说：“根本上欠工夫，无归宿处。如读书应事接固当用功；不读书，不应事接时如何？”林好主叶正则之说。先生说：“病在先立论，圣贤言语，却只用来证他说。凡读书须虚心，且像未识字底。将本文熟读平看，今天看不出，明天又看。看来看去，道理自出。”

周元卿问：“读书，有时半板前心在书上，半板后突然思虑他事，口虽读，心自在别处如何得心只在书上？”先生说：“此最不可。‘不诚无物’，虽读，犹不读也。‘诚者物之终始’。如半板已前心在书上，则只在半有始有终；半板以后心不在焉，则物矣。”

谓诸友曰：“郑仲履之学，只管从小处看，不知经旨初不如此，观当从大节目处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圣人之意可见矣。’”

方叔弟问：“平居时习，而习中每觉有，何也？”先生说：“如此，只是工夫不接续。要习，须令工夫接续则得。”又问寻求古人意思。先生说：“某常谓，学者须是信，又须不，久之，却自寻得个可信底道理，则真信也。”

先生以林一之问卷示诸生，曰：“一之恁地沉沦，不能得超。他说生物之心，我与那物同，便相感。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物便自然感；非是那物有此心，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觫时，此心何之？须常个赤子入井，牛觫在面前，方有此恻之心；无那物时，便无此心？又说义利作甚？此心才有不，便错了。未说到那义利处。”

林一之问：“先生说动静义，只是

译“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道理？”回答说：“本来确实是这样。然而何必非要拿它来引证呢？我生性最不喜人引证。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古人已经说过了。现在再引出来，要怎样引证才算恰当？只要与本文的意思不相违背罢了，有什么深长的意义？现在自己在此处体悟明白，便要将它拿来运用。像这样泛泛地引证，有什么用处！明道说王安石讲塔，并不是真正登塔，现在的人正是只在说塔。必须要直登塔顶，才行，说来说去能解决什么事？比如要去夺取咸阳，一直前去夺取，就好，何必一定要问咸阳是宽是窄？城池在什么地方？宫殿在什么地方？也何必说是雍州的地方？只要取得那块土地就是了。现在这样引证，恰似只在说咸阳，原本并不想去夺取那块土地。”

译郭叔云问：“做学问的起初，在于格物。万物都有理，从何处下手呢？”回答说：“人个个都有知觉，没有完全无知的，只是不能推究而使之达到极致罢了。格物，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直到彻底。”又说：“致知、格物，只是一件事；不是今天格物，明天又致知。格物是从道理方面说，致知是从内心方面说。”

先生教导郭叔云说：“做学问务必收敛身心、端庄严肃，就在自己的身心上做工夫，自然会有所收获。”

与冯德贞谈论为己、为人。先生说：“如果不为己，看做什么都只是为了别人。虽然做得好，也与自己无关。自己去拜师，也不是为了安顿自身；自己去结交朋友，也不是为了安顿自身。只是漫不经心地如此，只是要别人说也曾这样做过，要别人说好。自己又认识什么人，自己又有几个朋友，这都是徒然。说来看道理，不曾安顿自身，怎么会懂得？世上如此做学问的人很多。只看为己的人是如何，他们真是刻苦急切。事事都是自家应当做的事，这样才可以，不这样一定不可以。现在有人刻苦做学问，他为什么如此刻苦？只因为看见这事物是自家应当做的事。比如人吃饭，是自家肚子饿，一定要吃。又如人做家主，要钱用，在外面千方百计谋划，一文钱也要拿回来。这是为什么如此？只因为是自家身上的事。如果这样为学，怎么会没有收获！”

余国秀问治心、修身的要领。认为虽然知道事理应当如何，但念头思虑之间多与白天所讲论的相违背。回答说：“暂且就这样做去，只是现在且说一个‘熟’字。这‘熟’字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到了熟的地步，自然有忽然不可知的境界。不是被你硬要得到的，简直是不知不觉地如此。”

余国秀问：“以前曾问身心性情之德，承蒙批示教诲说……宋杰私下在自己身上省察验证，发现此心未发时，仁义礼智的体浑然没有区别。在这里恭敬而没有过失，那么发出来成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自然有条理而不混乱。这样体认，不知道是否正确？”回答说：“不必说那‘恭敬而没有过失’，以及没有区别，以及自然有条理而不混乱，首先要识认这身心性情之德是什么模样。说没有区别，又怎么可以？虽然是未发时没有分别，然而也不可没有分别。因为仁自有一个仁的模样事物在里面，义自有一个义的模样事物在里面，礼智都是如此。现在要在发出来的地方认得里面的事物是什么模样。所以发出来成为恻隐，一定要认得恻隐的根在里面是什么事物；发出来成为羞恶，一定要认得羞恶的根在里面是什么事物。礼智也是如此。譬如树有四个枝，虽然只有一个大根，但必有四个根，一枝必有一根。”又问：“宋杰平常觉得资质昏愚，但只要持敬，此心就虚静，觉得好。如果敬心稍有不存，那么里面固然昏乱混杂，而发于外也含糊不清，所以在‘恭敬而没有过失’上专一用功。”回答说：“这里不必说敬与不敬。因为敬是第二层的事，现在便把它夹杂来说，就含糊不清了，更难理会。暂且只要识得那一是是，二是二。即使是虚静，也要识得这事物；不虚静，也要识得这事物。如果不识得这事物，那么所谓的虚静，也是个黑色的虚静，不是白色的虚静。现在必须打破那黑色的虚静，换成白色的虚静，那么八窗玲珑，无不融通。不然，就守定那里的虚静，终身黑漆漆地，不能通晓。”

问：“先生回答余国秀说：‘必须理会得其性情之德。’”回答说：“必须知道哪个是仁义礼智之性，哪个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才行。”问：“比如与人作揖，就要知道礼数应当如此。不然，就‘行了却不明白，习惯了却不察觉’。”回答说：“常常这样觉得，那么所行的也不会大段差错。”

用之举问：“先生以前曾回答蔡丈的信，承蒙告知‘以礼为先’的说法。又说：‘“似识造化”的说法，不免倚于一物，不知道亲切的工夫罢了。大体上濂溪说得恰当，《通书》中屡次拈出“几”字。应当这样瞥地，即自然有个省力的地方，无规矩中却有规矩，未造化时已有造化。”这意思如何？”回答说：“几固然要得。暂且在日用处省察，善便存放这里，恶便去除而不为，就是自家切近的地方。古人的礼仪，都是从少时理会了，只如今人低头唱喏，自然习惯。现在既然不可考证，现在人去理会，合下便另外当作一个大头项。又不说暂且理会切近的地方，直是要理会古人因革一副当，把许多精神都枉耗了，原本没有切近自家身上。”又说：“只有《大学》教人致知、格物的，就是在这里理会；到意诚、心正处展开去，”

译自然是大。如果一心想去探究那造化，就会先把这颗心弄得过于宏大，等到最后，反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说得圆满。

译林仲参请教下学工夫的关键和受用之处。先生说：“就像把椅子桌子摆在屋内坐着，这便是受用。如果贪慕外面高山流水的景致，便不是受用的了。”又举诗说：“贫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贫女喜欢梳头打扮。下士晚年才听闻大道，姑且用笨拙的方法自我修养。”“前人只是这样说的。”

刘淮请求教诲。先生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将圣贤的书本虚心谦卑地阅读。且看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等到推演出一番新意，便是进步的地方。不然，只是外面的事情，只管向外去做，不见得里面的滋味，怎么要求他呢！”

赵恭父再次拜见。问：“分别之后读书怎么样？”回答说：“近来觉得意思却不太迫切。”先生说：“如果只是这样依据现有的见解做功夫，却又会有苟且敷衍的毛病。”赵恭父说：“怎敢苟且？”先生说：“既然不迫切，便渐渐向这边来了，又不可不察觉。”又问：“切身的功夫，为什么越觉得私欲难以战胜？”先生说：“这个也不须苦苦与它作对。但只要刚觉得此心随着那物事去了，便把它唤回来，便都没事了。”

对南城熊说：“圣贤的语言，只像平常俗人的说话。如今须是把圣贤言语，凑合成平常俗人的言语，才是对的，不要东引西引。如果说这句没通，又引那句，终究两边都弄不明白。如果这句已经通了，依次到那句自然就会通。”

看文字，不可过于疏略，也不可过于细密。像陈德本有过于疏略的毛病，杨志仁有过于细密的毛病。大概太谨慎细密，那么稍后看道理从那穷尽的地方去，更插不进去。不如暂且放下，放宽眼界去看。

器之看文字见得快。叔蒙也看得好，与以前不同。

许敬之侍奉受教，多次与他说话，不合意。先生说：“学问没明白道理，也没有害处；解说经书没得其意，也没有害处。暂且须要静听说话，寻找他的话脉是怎么样的。一味强辩，全不听所说的，胸中完全没有主宰，稍后只成为一个狂妄的人。”

淳叟问：“刚读书时，觉得没有静定的功夫。须要有读书的时候，有虚静的时候。”先生说：“我过去见李先生，曾教令静坐。后来看不然，只是一个‘敬’字好。刚无事时，敬在自我持守；凡心不可放入虚无之乡，须收敛在此。等到应事时，敬在应事；读书时，敬在读书；便自然贯通动静，心无时不存。”

先生见刘淳叟闭目坐着，说：“淳叟想要遗弃外物，外物本来不可遗弃。”

坐间有人提到刘淳叟的事。先生说：“没料到他变化常情到这种地步！我过去奉命奏事时来相见，他极力说陆子静的学问大错。我因此责问他：‘如果子静的学术自当付之公论，你怎么能这样说他？’这也可见他本质浅薄。然而他起初深信，毕竟是自己叫做不知人。”

《辨奸论》说“事情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是大奸恶的”。平常嫌此句过分，如今见得也有这样的人。我往年过江西与子寿对语，而刘淳叓尧夫独去后面角落坐着，都不管，学道家打坐。被我骂说：“便是我与陆丈说话不足听，也有数年之长，为什么这样作怪！”

因为论及刘淳叓的事，说：“添设的副职也可以做。”论及治理三吏的事，说：“漕司自来做也好。不然，委托别了事的官吏。淳叓自己太张扬，所以生事。”因为论及现在赵帅可语，盐政弊端为什么不提一句？说：“我怎么敢提？大体以沉潜审慎为是，以越职为戒。”

陈寅仲问刘淳叓。说：“刘淳叓，当他做功夫时，也过于陈正己；当他狼狈时，也甚于陈正己。陈正己轻浮浅薄，向到那里，觉得他意思大段轻浮浅薄，每事只说道他的是。他资质本自浮躁，后来又去迎合那陈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时，只教他权术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么地到这种地步。”笑着说：“向前见他们人有个祭文说，其有能力的，则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无能力的，便语他‘正心、诚意’！”

先生说：“陈正己，薛象先喜欢他什么事？”贺孙说：“想是喜欢他有才。”汪长孺说：“并无其才，全做事不成。”说：“叔权对长孺说：‘他日观气质之变，以验进退之浅深’，此说最好。大凡人须是仔细沉静，《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如一件物事，自家知道未曾到这里，所见未曾定；以无定之见，就要决断此事，怎么断得尽！一件物事，有长有短。自家的须实见得他那处是长，那处是短。现在便一定抓住他短处，便一齐没他长处。如果只这样，稍后一齐不通。《礼记》说：‘疑事毋质，直而勿有’，看古人都是这样不敢草率。周先生所以有‘

译“主静”的说法，就像蒙卦和艮卦，都具有静止的体性。《洪范》五事中说：“听要聪；聪就能谋划。”谋划属金，金有静密的意思；人进行谋划，也想要静密。“貌要恭；恭就能肃。”肃属水，水有细润的意思；人的举动，也想要细润。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只是因为“动静不失去时机，该停止时就停止，该行动时就行动”。圣人这种所在，真是值得效法。自己先那样浮躁，怎么能发出中节的声音！做事就事事做不成，说人则不曾说得切实。”又说：“老子的术数，自有退后一步的做法。事情也不抢先去做，话也不曾说出口，只是任你做得狼狈了，自己从容出来应对。比如人在纷争之际，自己到僻静处坐着，任其如何。对方的利害长短，一一都冷眼看清，从旁下一着，必定得当。这固然是不好的术数，然而比起现在那些浮躁胡说乱道的人，他们又较为胜出一筹。”于是引用老子的话：“‘谨慎啊，像冬天涉水过河；犹豫啊，像畏惧四周邻居；庄重啊，像做客；涣散啊，像冰将要融化。’张良深通老子的学问。曹参学习它，有体而无用。”

译问：“姜叔权自称整天没有思虑，有‘寂然不动’的意思。德辅怀疑他……”先生说：“暂且问他还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吗？必须穷究事物的道理。如果只像这样，就不需要说格物、致知了。”问：“像这样，那么叔权的静就不是极致的吗？”先生说：“确实如此。”德辅（提出疑问）。

戴明伯请教。先生说：“暂且拿一本书来读。圣人的言语，就是圣人的心；圣人的心，就是天下的理。暂且逐段看明白，一段明白了，再看一段。像这样读到一二十段，即使还没完全理解，也能见到一些道理，但只要心平气和，不东想西想，那么道理自然逐渐分明。去掉自己心上的一个弊病，就是一个道理明白了。道理固然本来是自己就有的，但如今被隔开了，必须逐渐擦拭呼唤它回来。然而没有一呼唤就立刻显现的道理。像金溪（陆九渊）只想要自得，如果自得的是对的，固然好；如果自得的是错的，那该怎么办？不如暂且虚心读书。读书，千万不可自以为已经理解了。即使理解了，也暂且当作没理解。我听说不会的人，就有长进；不长进的，多是自以为已经理解了的人。像这样，就不只是终身不长进；即使假如有佛教所说的三生十六劫，也终究理解不了！”又说：“这颗心先前错误地用向东边，等到呼唤回西边，也还是那颗向东的心；只是稍微转动停顿放置，原本没有改换。有一个学者先前谄媚佛教，每天念金刚经和大悲咒不停口。后来虽然不念佛，来诵读《大学》《论语》《孟子》，却依旧赶着遍数，慌慌张张地诵读过去，这也是把念大悲咒时的意思移来念儒家书罢了。”

括苍徐元明，名琳。郑子上一同拜见。先生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现在江西那些人的学问，只是追求简约，不再致力于广博；本来虽然有些好处，遇到事情全是凭空捏造。至于吕子约，又一味追求广博，而不能返归简约。读的书多，左牵右拽，横说直说，都是这个理；只是不洁净，不切要害，有牵强附会无意义的地方。沈叔晦不读书，不教导人，只是他所坚守的浅薄狭隘；只有一些道理，就守定了，这也是不广博的弊病。”

陆深甫问为学的次序。先生说：“您家中尊长平时用来教导您的是怎样的？”陆说：“删定叔祖用来教导我的，是说这颗心本来没有亏欠，人必须见到这颗心，才可以为学。”先生说：“这颗心固然没有亏欠，但必须事事做得对，才没有亏欠。如果只说道本没有亏欠，只见到这个就行了，哪有这种道理！”于是说：“江西学者自以为得到了陆删定的学问，就高谈阔论，毫无顾忌。忽然一天自以为悟道，第二天与人喝酒，依法骂人。我说贾谊说，秦二世今天即位而明天射人！现在江西学者却是今天悟道而明天骂人，不知道所修持的究竟是什么道呢！”

包详道来信说“自从壬子年九月反省之后”等等。先生对显道说：“人心存亡的决定，只在呼吸之间。哪有截断从今天此时开始就鬼乱，以后就清静无为的道理？圣贤的学问，是稳稳当当地做，不知不觉，自然做得透彻。如果像他所说的，那么圣贤的修为讲学都不需要了，只等一旦恍然悟去，这样的人挑起人的侥幸心理。”

“看孙吉甫的信，见得是要做文章的习气。暂且如两汉晋宋隋唐的风俗，何尝有个人要这样变来？只是其风俗的变化，滚来滚去，自然如此。汉末名节的极致，就变作清虚的道理。到了陈隋以后，都不理会名节，也不理会清虚只是相与做一种纤艳的文章。君臣之间，把这文章当作一件大事来理会。如进士科是隋炀帝做出来的，到唐朝三百年以至建国初，都是崇尚文辞。”郑子上问：“风俗滚来滚去，为什么到本朝程先生出来，就理会发明出圣贤的道理？”先生说：“周子二程说得道理如此，也是上面诸位先生挪移推动而来的。当杨亿、刘筠时，只是理会文章。到范文正、孙明复、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等人，渐渐删减枝叶，致力于理会政事，思考学问见于用处。等到胡安定出来，又教人作‘治道斋’，理会政事，渐渐挪移得靠近里面，所以周程发明道理出来，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先生对杜叔高说：“学问贵在适用。”

先生对鲁可几说：“事情不要察看得尽。”

有人问徐子颜。先生说：“这个人有操守，但不知道他所见的如何。”

现在的学者有两种，意思迟钝的，又不能让他理解；等到意思快捷的，虽然能当下晓得，但又恐怕他不牢固。如龚郯伯理解也快，但恐怕他不牢固。

先生问郭廷硕：“现在如何？”回答说：“也只像旧时那样为学。”先生说：“贤江西人，乐善的多，知学的少。”又说：“杨诚斋廉介清洁，直是少。谢尚

译谢尚书为人宽厚，也极其质朴直率。过去我经过湘中时，曾到谢公家中，只见他颓然坐在破败的房屋下，全无一点富贵气派，这很难得。」又说：「听说彭子寿建造的宅第非常宏大，何必如此呢？」又提到另外一两个人，说：「由此看来，谢尚书确实是质朴诚实。」

译先生问：“湘乡过去有跟随南轩学习的人，是谁？”佐回答说：“是周奭（字允升）和我岳父舒谊（字周臣）。我岳父去世已经好几年了，南轩回复他讨论《知言》疑难义理的一封信，收录在文集中。允升藏书修习的地方正对着江边，南轩题名为‘涟溪书室’。乡里的后学在那里讲习，只是允升现在生病不能出门了。”先生说：“南轩以前在静江时曾收到书信，非常称赞允升，他的见解一定与众不同，怎么能请他来这里一次！依次送一些药物给他。”

直卿告诉先生，赵友裕又有相邀的意思。先生说：“看当今世事已经无可奈何。只能随处对人讲说，让懂得道理的人多起来，也是幸事。”

吕德远告辞，说将要娶妻，打算某日回去。到了那天，他哥哥说：“我和弟弟商量了，暂且再受教一个月，然后回去。”先生说：“你将要娶妻了，怎么又说这样的话？这是大事，不能这样。家中想必都已安排妥当，需要等待，不能这样了。”当天就回去了。

季绎劝蔡季通喝酒，阻止他去泉南。蔡季通向先生决断，先生笑而不答。过了很久，说：“身体劳累而内心安定的事就去做，利益少而道义多的事就去做。”广录记载：“有人想做什么事，向先生谋划。先生说：‘内心安逸而身体劳累的事就去做；利益少而道义多的事就去做。’”

先生看糊窗户，说：“有一点不整齐，就不符合它的道理。”朱季绎说：“为了好看，就从外面糊。”直卿说：“这是自欺的开端！”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一

朱子十八

训门人九 总训门人而无名氏者为此卷。

朋友初次见到先生，先生常说：“如果要来这里，先看熹所注解的书。”

世昌问：“先生教导人，有什么宗旨？”先生说：“我没有宗旨，平常只是教导学者随分读书。”

读书必须熟读成诵，才能精熟。现在之所以记不住，说不出口，心里若有若无，都是不精不熟的毛病。如果明白了义理，又都记住了，固然好。如果不懂文义，只是背下来，过一会儿不知不觉，自然互相触发，就明白了这义理。因为这一段文义横在心里，自然是放不下的，必定明白才罢休。如果既不明白，又记不住，那就不必读书了！横渠说：“读书必须熟读成诵。”现在人不如古人的地方，只差这一点。古人记住了，所以明白了；现在人粗疏，记不住，所以不明白。紧要处、次要处，都必须熟读成诵，自然就能明白。现在学者如果已经明白了大义，但有一两处阻碍说不出口，我这里稍微几句启发，自然就能明白。现在各位都不曾明白，即使我多说又有什么益处！没有别的，只要熟看熟读而已，没有别的方法。卓。僩略。

一位学者苦恼记不住文字。先生说：“只是不熟，不曾玩味入心，只守着书本上的言语，所以看到书本时记得，刚放下就忘了。如果让自己真正得到了它的意思，怎么会忘！譬如人拿一块生姜来，必须知道是辣的。如果拿一块砂糖来，就不信是辣的。”

对一位士友说，他向来喜欢藏书，说“读书不用精熟”；又说“不要思惟”。“读书正要精熟，却说不用精熟；学问正要思惟，却说不可思惟，只因为这两句话在胸中做病根。正如人吃冷物留在脾胃之间，十几年为害。所以和你分别十年还是这样，病根没有除去。”

曾经看到老苏说他读书：“《孟子》《论语》《韩子》及其他圣人的文章，端正静坐，整天阅读的有七八年。刚开始时，进入其中感到惶惑，广泛观察其外感到惊骇。等到时间久了，阅读更加精熟，而胸中豁然开朗，觉得别人的话本来就是这样，还不敢自己说出话来。时间既久，胸中的话日益增多，不能自制；试着写下来，后来再三读它，浑浑乎觉得它来得容易了！”还有韩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韦中立的信，讲读书用功的方法，也可以看到。我曾经叹息，认为这几个人，只求文字言语声响的工巧，用了许多功夫，费了许多精力，很可惜！现在想要理会这个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难的事，却不曾用十天半月的功夫熟读一卷书，只是泛泛发问，临时凑合，原本不曾记得本文，等到问到时，原本不曾记得一段首尾，能说的，不过是敷演自己的说法，与圣人的言语初不相干，这能解决什么事！现在请回家正襟危坐，取《大学》《论语》《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晓精切，探求圣贤的意思，切己体察，亲身践履，虚心体究。像这样两三年，然后才去寻师证实是非，才有可商量的，有可议论的，才是‘就有道而正焉’的人。入道的门径，是将自己的身体进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久了与自己合为一体。而现在人道理在这里，自己的身体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