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八
，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数如何。封建则根本较固，国家可恃；郡县则截然易制，然来来去去，无长久之意，不可恃以为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见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时皆土著家户人，州县亦较可靠；免役则皆浮浪之人。靖康间州县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无复可恃。然其弊亦不胜其多。」
译天下的制度，没有只有利益而没有弊害的道理，只看利益和弊害的比例如何。封建制则根基较为稳固，国家可以依赖；郡县制则界限分明容易控制，然而官吏来来去去，没有长久的意思，不能依赖它来稳固。役法也是如此。王安石只看到差役的弊害，而看到免役的利益。先生说：“实行差役时，都是本地住户，州县也较为可靠；实行免役时，都是游手好闲之人。靖康年间，州县也有守令需要坚守，但官吏百姓都散去了，没有可以再依赖的。然而免役的弊病也多得不胜枚举。”
先生言论间犹有不满于五峰论封建井田数事。尝疏其说以质疑。先生云：「封建井田，乃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岂敢以为不然！但在今日恐难下手。设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则难收拾耳。此等事，未须深论。他日读书多，历事久，当自见之也。」枅。
因论封建，曰：「此亦难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学而居士民上，其为害岂有涯哉！且以汉诸王观之，其荒纵淫虐如此，岂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劝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国，故祸不及民。所以后来诸王也都善弱，盖渐染使然。积而至于魏之诸王，遂使人监守，虽饮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晋惩其弊，诸王各使之典大藩，摠强兵，相屠相戮，驯致大乱。」僩云：「监防太密，则有魏之伤恩；若宽去绳勒，又有晋之祸乱。恐皆是无古人教养之法，故尔。」曰：「那个虽教，无人柰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卓录起此，作郭兄问。曰：「却无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县之权太轻，卓录作「无权」。卒有变故，更支撑不住。」僩因举祖宗官制沿革中，说祖宗时州郡禁兵之额极多，又有诸般名色钱可以赡养。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财，皆括归朝廷，而州县益虚。所以后来之变，天下瓦解，由州郡无兵无财故也。曰：「只祖宗时，州郡已自轻了。如仁宗朝京西群盗横行，破州屠县，无如之何。淮南盗王伦破高邮，郡守晁仲约以郡无兵财，遂开门犒之卓录作：「敛金帛赂之。」使去。富郑公闻之大怒，欲诛守臣，曰：『岂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贼，而反赂之！』范文正公争之曰：『州郡无兵无财，俾之将何捍拒？今守臣能权宜应变，以全一城之生灵，亦可矣；岂可反以为罪耶？』然则彼时州郡已如此虚弱了，如何尽责得介甫！」卓录今附于下：「介甫只是刮刷太甚，凡州郡禁兵阙额，尽令勿补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军额，阙五百人，则本郡不得招填，每岁桩留五百名之衣粮，并二季衣赐之物，令转运使掌之，而尽归于朝廷，如此煞得钱不可胜计。」陈丈云：「记得先生说，教提刑掌之，归朝廷，名曰『封桩阙额禁军钱』。」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诚无粮食给之，其势多招不得。某守南康，旧有千人禁军额，某到时纔有二百人而已，然岁已自阙供给。本军每年有租米四万六千石，以三万九千来上供，所余者止七千石，仅能赡得三月之粮。三月之外，便用别擘画措置，如斛面、加粮之属。又尽，则预于民间借支。方借之时，早谷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将早米来纳，亦谓之租米。俟冬，则折除其租米，亦当大米之数，如此犹赡不给。寿皇数数有指挥下来，必欲招满千人之额。某申去云：『不难于招，只是无讨粮食处。』又行下云：『便不及千人，亦须招填五百人。』虽圣旨如此，然终无得钱粮处，只得如此挨过日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额，自来不曾及数。盖州郡只有许多米，他无来处，何以赡给之？然上供外所余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转运使每岁行文字下来约束，只教桩留在本州岛，不得侵支颗粒。那里有？年年侵使了，每监司使公吏下来检视，州郡又厚赂遗之，使去。全无颗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从得赡军？然亦只赡得两三月，何况都无！非天雨鬼输，何从得来！某在彼时，颜鲁子王齐贤屡行文字下来，令不得动。某报去云：『累政即无颗粒见在。虽上司约束分明，柰岁用支使何？今求上司，不若为之豁除其数。若守此虚名而无实，徒为胥吏辈赂贿之地。又况州郡每岁靠此米支遣，决不能如约束，何似罢之？』更不听，督责愈急。颜鲁子又推王齐贤，王齐贤又推颜鲁子。及王齐贤去，颜依旧行下约束，却被某不能管得，只认支使了。若以为罪，则前后之为守者皆一样，又何从根究？其势不柰何，只得如此处。」
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又事体重大，阻格处多，决然难行。要之
译先生言论间，对五峰关于封建、井田等几件事的论述，仍有所不满。曾梳理其说法以提出质疑。先生说：“封建、井田，是圣王的制度，公天下的大法，我怎敢认为不对！但在今天恐怕难以着手实行。假设勉强做成了，也恐怕意外生出别的弊病，反而不如从前，那就难以收拾了。这类事情，不必深入讨论。日后读书多了，经历世事久了，自然就会明白。”枅记录。
于是论及封建，说：“这也难以实行。假如那些富贵人家的子弟不学习却居于百姓之上，他们的危害哪有尽头！且看汉朝的诸侯王，他们荒淫放纵、残暴虐害百姓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以让他们治理百姓！所以主父偃劝汉武帝分封诸侯王的子弟，而让官吏治理他们的封国，因此祸患没有波及百姓。所以后来的诸侯王也都善良软弱，大概是逐渐受这种风气影响所致。积累到魏朝时，诸侯王竟被派人监视，连饮食都加以禁制，简直无法生存。等到晋朝鉴于这种弊端，让诸侯王各自统领大的藩镇，掌握强兵，互相屠杀，最终导致大乱。”僩说：“监视防范太严密，就有魏朝伤害恩情的弊端；如果放宽约束，又有晋朝祸乱的弊端。恐怕都是因为没有古人教养的方法，所以才这样。”先生说：“那个即使教，也没人能奈何得了他们。”有人说：“现在的州县长官也还算好。”卓录在此处注明，当作郭兄所问。先生说：“却没有前代尾大不掉的祸患。只是州县的权力太轻，卓录作‘无权’。一旦有变故，更支撑不住。”僩于是举出祖宗官制沿革中的事例，说祖宗时州郡禁军的数额极多，又有各种名目的钱粮可以供养。等到王安石做宰相，凡州郡的兵力和财赋，都收归朝廷，而州县更加空虚。所以后来的变故，天下瓦解，就是因为州郡无兵无财的缘故。先生说：“只是祖宗时，州郡已经自身力量薄弱了。如仁宗朝京西群盗横行，攻破州县，屠杀百姓，无可奈何。淮南盗贼王伦攻破高邮，郡守晁仲约因为郡中无兵无财，于是开门犒劳他们卓录作：‘收集金帛贿赂他们。’让他们离去。富弼公听说后大怒，想诛杀守臣，说：‘哪有受命镇守千里之地，不能抵御贼寇，反而贿赂他们的！’范仲淹公争辩说：‘州郡无兵无财，让他们拿什么抵御？现在守臣能权宜应变，保全一城百姓的生命，也就够了；怎么可以反而认为他有罪呢？’既然当时州郡已经如此虚弱，怎么能全怪王安石！”卓录现在附在下面：“王安石只是搜刮太厉害，凡州郡禁军缺额，都命令不要补填。比如一州有一千人的禁军名额，缺了五百人，那么本郡不得招募填补，每年扣留这五百人的衣粮，以及两季的衣赐之物，让转运使掌管，而全部归于朝廷，这样节省的钱不可胜计。”陈丈说：“记得先生说，让提刑掌管，归朝廷，名叫‘封桩阙额禁军钱’。”又说：“也怪不得州郡，想增加兵力，确实没有粮食供给，情势上大多招不到。我守南康时，旧有一千人的禁军名额，我到时才只有二百人而已，然而每年已经自然缺少供给。本军每年有租米四万六千石拿上供给朝廷，所剩下的只有七千石，仅能供养三个月的粮食。三个月之外，就要另外筹划安排，如斛面、加粮之类。又用完了，就预先向民间借支。刚借的时候，早稻刚熟，不得已出榜，让百姓先将早稻拿来缴纳，也称为租米。等到冬天，就折算扣除他们的租米，也当作大米的数量，这样仍然供养不够。寿皇多次有命令下来，一定要招满一千人的名额。我上报说：‘不难于招募，只是没有地方弄到粮食。’又命令下来：‘即使不及千人，也必须招填五百人。’虽然圣旨如此，然而终究没有弄到钱粮的地方，只得这样挨日子而已！想来从最初一千人的名额，从来不曾达到数额。大概州郡只有这么多米，没有别的来源，怎么供养他们？然而除了上供外剩下的七千石，州郡也不得动用。转运使每年行文下来约束，只教扣留在本州，不得侵用颗粒。哪里有？年年都侵用了，每当监司派公吏下来检视，州郡又厚赠贿赂让他们离去。全无颗粒，怪不得。如果再不支用这些米，从哪里供养军队？然而也仅能供养两三个月，何况都没有！除非天降雨露、鬼送粮食，从哪里得来！我在那里时，颜鲁子王齐贤屡次行文下来，命令不得动用。我回报说：‘历任长官就没有颗粒现存。虽然上司约束分明，但每年的开支怎么办？现在请求上司，不如免除这个数额。如果守着这个虚名而无实利，徒然成为胥吏们贿赂的地方。况且州郡每年靠这些米支应，决不能遵守约束，不如罢免它？’更不听，督责更加紧急。颜鲁子又推给王齐贤，王齐贤又推给颜鲁子。等到王齐贤离去，颜鲁子依旧行文约束，却被我管不住，只认作支用了。如果认为有罪，那么前后做守臣的都一样，又从哪里追究？情势上无可奈何，只得这样处理。”
处在今天的世道，如果想要完全废除现在的法令，实行古代的政令，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的弊端。又事情体重大，阻碍阻隔的地方多，决然难以实行。总之
，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择人。范淳夫唐鉴，其论亦如此，以为因今郡县，足以为治。某少时常鄙之，以为苟简因循之论。以今观之，信然。德明录云：「问：『今日之治，当以何为先？』曰：『只是要得人。』」
译遵循祖宗的法度而精心选拔人才，也足以治理好国家，关键只在于选拔人才。范淳夫在《唐鉴》中的论述也是如此，认为沿用现在的郡县制度，足以实现治理。我年轻时常常轻视这种观点，认为它是苟且简略、因循守旧的论调。如今看来，确实如此。德明记录说：“问：‘当今的治理，应当以什么为先？’答：‘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
问：「先生所谓『古礼繁文，不可考究，欲取今见行礼仪增损用之，庶其合于人情，方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则礼中所载冠、婚、丧、祭等仪，有可行者否？」曰：「如冠、昏礼，岂不可行？但丧、祭有烦杂耳。」问：「若是，则非理明，义精者，不足以与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乡，如汉之乡亭侯。田税亦须要均，则经界不可以不行，大纲在先正沟洫。又如孝弟忠信，人伦日用间事，播为乐章，使人歌之，仿周礼读法，遍示乡村里落，亦可代今粉壁所书条禁。」
问：「欧公本论谓今冠、昏、丧、祭之礼，只行于朝廷，宜令礼官讲明颁行于郡县。此说如何？」曰：「向来亦曾颁行，后来起告讦之讼，遂罢。然亦难得人教他。」问：「三代规模未能遽复，且讲究一个粗法管领天下，如社仓举子之类。」先生曰：「譬如补锅，谓之小补可也。若要做，须是一切重铸。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又云：「今之礼，尚有见于威仪辞逊之际；若乐，则全是失了！」问：「朝廷合颁降礼乐之制，令人讲习。」曰：「以前日浙东之事观之，州县直是视民如禽兽，丰年犹多饥死者！虽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气不来！」
制度易讲，如何有人行！
立一个简易之法，与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难废者，固是有圣贤之君继作，亦是法简，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时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废。使孔子继周，必能通变使简易，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极繁，人不能变通，只管筑塞在这里。
吴伯英与黄直卿议沟洫。先生徐曰：「今则且理会当世事尚未尽，如刑罚，则杀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税赋，则有产者无税，有税者无产，何暇议古？」
欲整顿一时之弊，譬如常洗澣，不济事。须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几有益。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因说理会天下弥文，曰：「伊川云：『只患不得为，不患不能为。如有称在此，物来即轻重皆了，何必先要一一等过天下之物！』」
审微于未形，御变于将来，非知道者孰能！
会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不能则谨守常法。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这一般人。但是有圣贤之君在上，气焰大，熏蒸陶冶得别，这个自争八九分。只如时节虽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转，下面便转。况乎圣贤是甚力量！少间无状底人自销铄改变，不敢做出来；以其平日为己之心为公家办事，自然修举，盖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或录云：「问：『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用，但患人不能尽用天地之才，此其不能大治。若以今世论之，则人才之可数者，亦可见矣，果然足以致大治乎？』曰：『不然。人只是这个人，若有圣贤出来，只它气焰自熏蒸陶冶了无限人才，这个自争八九分。少间无状者恶者自消烁，不敢使出，各求奋励所长，而化为好人矣。而今朝廷意思略转，则天下之人便皆变动，况有大圣贤者出，甚么样气魄！那个尽熏蒸了，小人自是不敢放出无状；以其自私自利办事之心而为上之用，皆是有用之人矣。』」
荀悦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若是举世恁地各举其职，有不能者，亦须勉强去做，不然，也怕公议。既无公议，更举无忌惮了！
天下人，不成尽废之，使不得从政。只当讲学，庶得人渐有好者，庶有可以为天下之理。
今日人材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将来截长补短使。
后世只是无个人样！
泛言人才，曰：「今人只是两种：谨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粗疏。」
世间有才底人，若能损那有余，勉其不足时节，却做得事；却出来担当得
译问：“先生曾说‘古代礼仪繁琐，难以考究，想要取用当今通行的礼仪，加以增减，使之符合人情，这样才有益处’。这话怎么理解？”回答说：“确实如此。”又问：“如果是这样，那么礼书中记载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仪式，有没有可以实行的呢？”回答说：“像冠礼、婚礼，难道不可以实行吗？只是丧礼、祭礼有些烦琐杂乱罢了。”问：“如果是这样，那么不是明理精义的人，不足以从事这些工作。”回答说：“确实如此。”又问：“井田制和分封制怎么样？”回答说：“也有可以实行的部分。比如对有功劳的大臣，封给一个乡，像汉代的乡亭侯那样。田税也必须公平，那么经界制度就不能不实行，首要的大纲在于先整治沟渠。又如孝悌忠信，这是人伦日常的事，编成乐章，让人们歌唱，仿照《周礼》宣读法令的方式，在乡村里落普遍宣示，也可以代替如今粉壁上书写的禁令。”
问：“欧阳修的本论认为，如今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只在朝廷实行，应当让礼官讲明并颁布到郡县。这个说法怎么样？”回答说：“以前也曾颁布实行，后来因为引发告发诉讼的案件，就停止了。然而也很难找到人来教导百姓。”问：“三代的制度规模不能立刻恢复，姑且讲究一个粗略的法度来管理天下，比如社仓、举子之类。”先生说：“这就像补锅，说是小修补还可以。如果要真正做起来，必须全部重新铸造。如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官、众府，外到州县，其法度没有不弊端的，学校科举尤其严重。”又说：“如今的礼仪，还能见到威严仪态和辞让谦逊的方面；至于音乐，则完全丧失了！”问：“朝廷应当颁布礼乐制度，让人讲习。”回答说：“从前日浙东的事情来看，州县官吏简直把百姓看作禽兽，丰收年景还有很多人饿死！即使有一百个后夔，也召唤不来和气！”
制度容易讲说，怎么有人去实行呢！
确立一个简易的法度，让百姓遵循，很好。夏商井田法之所以难以废除，固然因为有圣贤君主相继出现，也是因为法度简单，不像周代的法度那样繁碎。然而周公在当时不得不那样做，正因为繁碎所以容易废除。假使孔子继承周代，必定能通权达变使之简易，不至于如此繁碎。如今法度极其繁复，人们不能变通，只是堵塞在这里。
吴伯英与黄直卿讨论沟渠。先生缓缓说：“如今尚且连当世的事情都还没理清，比如刑罚，杀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受刑；税赋，有财产者不纳税，纳税者无财产，哪有空闲议论古代的事情？”
想要整顿一时的弊端，就像平常洗涤衣物，不济事。必须是善于洗涤的人，一件件拆开洗涤，才不白费力气，或许才有益处。
圣人固然认为天下没有不可作为的时候，然而时势不到他作为的地步，他也做不成。
因谈论治理天下过于文饰，说：“伊川说：‘只担心不能作为，不担心不能作为。如果有秤在这里，东西拿来轻重就都清楚了，何必先要把天下的东西一一称量过！’”
在细微之处尚未显现时加以审察，在变故将要发生前加以防范，不是懂得道理的人谁能做到！
会做事的人，必定先估量事势，有必定可以做的道理，才去做。
不能做到的话，就谨慎地遵守常法。
天生一世的人才，自然足够一世的用处。从古至今，只是这一般人。但是有圣贤君主在上面，气焰大，熏蒸陶冶得不同，这个自然相差八九分。只如时节虽然不好，但只要上面的意思稍微转变，下面就转变。何况圣贤是什么力量！稍后那些不成样子的人自然消减改变，不敢表现出来；用他们平日为自己谋利的心来为公家办事，自然能修举职事，因为小人大多是有才能的。儒用。或录云：“问：‘天地生一世人，自然满足了一世的用处，只是担心人不能充分利用天地的人才，这是不能大治的原因。如果以当今世论之，那么可以数得出来的人才，也可以看到了，果真足以达到大治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人只是这个人，如果有圣贤出现，只凭他的气焰自然熏蒸陶冶了无数人才，这个自然相差八九分。稍后不成样子、邪恶的人自然消减，不敢施展，各自寻求奋励所长，而转化为好人。如今朝廷意思稍微转变，那么天下的人就都变动，何况有大圣贤出现，什么气魄！那个全都熏蒸了，小人自然不敢放出无状；用他们自私自利办事的心而为上级所用，都是有用了的人。’”
荀悦说：“教化的推行，把中等人拉进君子的领域；教化的废弛，把中等人推入小人的道路。”如果像这样举世各自举其职，有不能做到的，也必须勉强去做，不然，也怕公议。既然没有公议，就更肆无忌惮了！
天下人，不能全部废弃，使他们不能从政。只应当讲学，或许能让人逐渐有好的人，或许可以有治理天下的道理。
今日的人才必须是得到有见识、又有度量的人，才能容纳今日的人才，将来截长补短使用。
后世只是没有个人样！
泛泛谈论人才，说：“今人只是两种：谨慎严密的人多退避，俊爽明快的人多粗疏。”
世间有才能的人，如果能减损那有余的，勉励那不足的，却做得成事；却出来担当得起
事，与那小廉曲谨底不同。
贪污者必以廉介者为不是，趋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由此类推之，常人莫不皆然。
译做事，与那些拘泥于细枝末节、谨小慎微的人不同。
贪污的人必定认为廉洁正直的人不对，热衷钻营的人必定认为淡泊退让的人不对。由此类推，普通人没有不是这样的。
今人材举业浸纤弱尖巧，恐是风气渐薄使然，好人或出于荒山中。
贺孙问先生出处，因云：「气数衰削。区区愚见，以为稍稍为善正直之人，多就摧折困顿，似皆佞谀得志之时。」曰：「亦不可一向如此说，只是无人。一人出来，须得许多人大家合力做。若是做不得，方可归之天，方可唤做气数。今若有两三人要做，其它都不管他，直教那两三人摧折了便休。」
有言：「世界无人管，久将脱去。凡事未到手，则姑晦之；俟到手，然后为。」有诘之者曰：「若不幸未及为而死，吾志不白，则如之何？」曰：「此亦不柰何，吾辈盖是折本做也。」先生曰：「如此，则是一部孟子无一句可用也！尝爱孟子答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岂一手可援哉！观其说，缘饰得来不好。安得似陆子静堂堂自在，说成一个物事乎！」
直卿云：「尝与先生言，如今有一等才能了事底人，若不识义理，终是难保。先生不以为然。以为若如此说，却只是自家这下人使得；不是自家这下人，都不是人才！」
「荀彧叹无智谋之士，看今来把谁做智谋之士？」伯谟云：「今时所推，只永嘉人；江西人又粗，福建又无甚人。」先生不应，因云：「南轩见义必为，他便是没安排周遮，要做便做。人说道他勇，便是勇，这便是不可及！」叹息数声。
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抚循为知体。先生谓：「便是『枉尺直寻』。如此风俗议论至十年，国家事都无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风大害事。」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经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为圆，且恁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伸诉，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了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今日人才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说据我逐时恁地做，也做得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说话，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并脚，便道是矫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须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带水，方始是通儒实才！
器远问：「文中子：『安我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苍生也。』看圣人恁地维持纪纲，却与有是非无利害之说有不相似者。」曰：「只为人把利害之心去看圣人。若圣人为治，终不成埽荡纪纲，使天下自恁地颓坏废弛，方唤做公天下之心！圣人只见得道理合恁地做。今有天下在这里，须着去保守，须着有许多维持纪纲，这是决定着如此，不如此便不得，这只是个睹是。」又问：「若如此说，则陈丈就事物上理会，也是合如此。」曰：「虽是合如此，只是无自家身己做本领，便不得。」又问：「事求可，功求成，亦是当如此？」曰：「只要去求可求成，便不是。圣人做事，那曾不要可，不要成！只是先从这里理会去，却不曾恁地计较成败利害。如公所说，只是要去理会许多汩董了，方牵入这心来，却不曾有从这里流出在事物上底意思。」
蔡季通因浙中主张史记，常说道邵康节所推世数，自古以降，去后是不解会甚好，只得就后世做规模。以某看来则不然。孔子修六经，要为万世标准。若就那时商量，别作个道理，孔子也不解修六经得。如司马迁亦是个英雄，文字中间自有好处。只是他说经世事业，只是第二三着，如何守他议论！如某退居老死无用之物，如诸公都出仕官，这国家许多命脉，固自有所属，不直截以圣人为标准，却要理会第二三着，
译如今人才在科举学业上逐渐变得纤弱尖巧，恐怕是风气日渐淡薄所致，好人或许会出自荒僻的山野之中。
贺孙询问先生出仕或隐退的打算，先生因而说：“气数衰微。我个人的愚见认为，稍微行善正直的人，大多遭受摧折困顿，这似乎都是谄媚阿谀之人得志的时候。”贺孙说：“也不能一直这样说，只是没有人罢了。一个人站出来，必须许多人合力去做。如果实在做不成，才可以归咎于天命，才可以称为气数。现在如果有两三个人想要去做，其他人都不管他们，直到让这两三个人被摧折了才罢休。”
有人说：“世间无人管理，长久下去将会脱离正轨。凡事还没到手，就姑且隐藏起来；等到到手了，然后再去做。”有人责问他：“如果不幸还没做成就死了，我的志向不能彰显，那该怎么办？”回答说：“这也无可奈何，我们这一辈人本来就是亏本做的。”先生说：“像这样的话，那么整部《孟子》没有一句可以用了！我曾喜爱孟子回答淳于髡的话说：‘嫂子溺水，用手去拉她；天下溺水，用道去拯救。你想用手去拯救天下吗？’我们之所以能救世，是因为我们有道。既然自己已经躺倒放弃，天下难道一只手就能拯救吗！看他的说法，粉饰得并不好。哪里能像陆子静那样堂堂正正、自由自在，说得像一个完整的道理呢！”
直卿说：“我曾对先生说，现在有一类有才能、能办事的人，如果不通晓义理，终究难以保全。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如果这样说，却只是自家底下的人使得；不是自家底下的人，都不是人才！”
“荀彧感叹没有智谋之士，看现在把谁当作智谋之士？”伯谟说：“现在所推崇的，只有永嘉人；江西人又粗疏，福建又没什么人。”先生没有回应，因而说：“南轩见义必为，他便是没有安排周遮，要做就做。人们说他勇，便是勇，这就是不可及的！”叹息了几声。
浙中的人大抵以不惹事、安抚循良为懂得体制。先生说：“这就是‘枉尺直寻’。这样的风俗议论持续十年，国家的事就都无人做了！常人借此粉饰文过，小人借此包容奸邪，这样的风气极大地危害事情。”
当今士大夫只以苟且偷安、逐日挨混为事，挨得过时且上下互相示意不要惹事，不要十分分明地处理事情，姑且这样糊弄过去。才处理得分明，就做不成官了。有人年轻时负有能干的名声，等到稍微经历挫折压抑，却后悔自己太清醒明了；一切磨去棱角变得圆滑，姑且随俗苟且，自说道是年高见识长进。当官的人，无论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处理政事为得策，是非曲直摆在面前，只不理会，希望百姓自然不来诉讼，以此作为止讼的方法。百姓有冤屈压抑，无处申诉，只得忍耐遏制。即使有诉讼的人，半年一年不见消息，不能得到决断，百姓也只得休和，居官者于是以为没有诉讼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当今人才的败坏，都由于诋毁排斥道学。治国之道必定本于正心、修身，确实见得是这样，然后从这里做出。如今士大夫，只说据我随时这样去做，也能做出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空话，我自己不需要用这些。如果是一个人叉手并脚，就说他是矫激，就说他是邀名，就说他是做崖岸。必须是像市井之人那样拖泥带水，才算是通儒实才！
器远问：“文中子说：‘安我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以厚苍生也。’看圣人这样维持纪纲，却与有是非无利害的说法有不相似的地方。”先生说：“只因为人用利害之心去看圣人。如果圣人治理天下，终不成扫荡纪纲，让天下自然颓坏废弛，才叫做公天下之心！圣人只看见道理应该这样做。现在有天下在这里，必须去保守，必须有许多维持纪纲，这是确定着如此，不如此便不行，这只是个看见是非。”又问：“如果这样说，那么陈丈在事物上理会，也是合该如此。”先生说：“虽然是合该如此，只是没有自家身己做本领，便不行。”又问：“事求可，功求成，也是应当如此？”先生说：“只要去求可求成，便不是。圣人做事，哪曾不要可，不要成！只是先从这道理上理会去，却不曾这样计较成败利害。如你所说，只是要去理会许多杂乱之事，才牵入这心来，却不曾有从这道理流出到事物上的意思。”
蔡季通因为浙中主张《史记》，常说邵康节所推演的世数，自古以来，后世是不解会甚好，只得就后世做规模。在我看来则不然。孔子修六经，要作为万世标准。如果就那时商量，别作个道理，孔子也不解得修六经。如司马迁也是个英雄，文字中间自有好处。只是他说经世事业，只是在第二三着，如何守他议论！像我退居老死无用之物，如各位都出仕做官，这国家许多命脉，固自有所属，如果不直截以圣人为标准，却要理会第二三着。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谋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
古人立法，只是大纲，下之人得自为。后世法皆详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进退下之人不得。
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佑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
扬因论科举法虽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铨法亦公。然法至于尽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
今日之法，君子欲为其事，以拘于法而不得骋；小人却徇其私，敢越于法而不之顾。
今人只认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谓之循典故，也须拣个是底始得。学蒙。
被几个秀才在这里翻弄那吏文，翻得来难看。吏文只合直说，某事是如何，条贯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见，方是。今只管弄闲言语，说到紧要处，又只恁地带过去。
今日天下，且得个姚崇李德裕来措置，看如何。浩。
今日之事，若向上寻求，须用孟子方法；其次则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许下也。
因论郡县政治之乖，曰：「民虽众，毕竟只是一个心，甚易感也。」
吴英茂实云：「政治当明其号令，不必严刑以为威。」曰：「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与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核实检察于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言经界。
因论经界，曰：「只着一『私』字，便生无限枝」或问：「程子『与五十里采地』之说如何？」曰：「人之心无穷，只恐与五十里，他又要一百里；与一百里，他又要二百里。」
吾辈今经历如此，异时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为斯民除害去恶，岂不诚可罪耶！某尝谓，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须共他理会，庶几善弱可得存立。
或问：「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曰：「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曲礼谓『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须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
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今人为宽，至于事无统纪，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宽」字。
平易近民，为政之本。
为政如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则所更一事未成，必哄然成纷扰，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故子产引郑书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
问：「为政更张之初，莫亦须稍严以整齐之否？」曰：「此事难断定说，在人如何处置。然亦何消要过于严？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若晓事底人，历练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过严者，多半是自家不晓，又虑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将大拍头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见得，何消过严？便是这事难。」又曰：「难！难！」
因言措置天下事直是难！救得这一弊，少间就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热药，少间又变成燥热；及至病热，下寒药，少间又变得寒。到得这家计坏了，更支捂不住。
问：「州县间宽严事，既已闻命矣。若经世一事，向使先生见用，其将何先？」曰：「亦只是随时。如寿皇之初是一样，中间又是一样，只合随时理会。」问：「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宪。然是太祖皇帝以来至今，其法亦有弊而常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超出做得！如荐举，如科场，如铨试，就其中从长整理。」问：「向说诸州厢禁军与屯戍大军更互教阅，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既而叹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变易，各人将他心去行法！且如荐举一事，虽多方措置堤防，然其心只是要去私他亲旧，
译凡事只求可行，功业只求成功，把取信寄托在智谋的末端，而不遵循天理的正道，这不是圣贤的道理。
古人制定法律，只是确立大纲，下面的人可以自行裁断。后世的法律都详尽严密，下面的人只是遵守法律。法律所在之处，上面的人也不能随意进退下面的人。
当今世道有两种弊端：法律的弊端，时局的弊端。法律的弊端只要全部更改，却很容易；时局的弊端则都在人身上，人们都出于私心行事，怎么改变得了！嘉佑年间法律可以说是弊病重重了，王安石不久便全部改变了它，却又引发了许多新的弊病，这是因为人难以改变啊。
杨因议论科举之法虽然不能选拔到人才，但尚且公正。我说：“铨选之法也公正。然而法律到了完全公正、不依赖人的地步，就不是好法律。要能够容许私心却能达到公正，才是好法律。”
今天的法律，君子想要做事，因为被法律拘束而不能施展；小人却徇私，敢于超越法律而不顾。
现在的人只认以前做过的事而照着做，就叫做遵循典故，这也必须挑选正确的才行。学蒙。
被几个秀才在这里翻弄那些吏文，翻弄得很难看。吏文只应该直说，某事是怎样的，条贯是怎样的，让人一看就明白，这样才对。现在只是弄些闲话，说到紧要处，又只是这样带过去。
今天天下，如果能得到姚崇、李德裕这样的人来处置，看看会怎样。浩。
今天的事情，如果向上寻求，必须用孟子的方法；其次则是诸葛亮治理蜀地，曹操在许下屯田的做法。
因为议论郡县政治的乖谬，我说：“百姓虽然众多，毕竟只有一个心，很容易感动。”
吴英茂实说：“政治应当明确号令，不必用严刑来树立威严。”我说：“号令既然明确，刑罚也不可放松。如果不使用刑罚，那么号令就只是挂在墙壁上罢了。与其让他们不遵从而阻碍我的治理，何不惩罚一个来警戒百人？与其在最终核实检察，何不严格开始而使他们不犯？做大事，怎么可以因为小不忍而心存顾虑！”谈论经界。
因为议论经界，我说：“只要有一个‘私’字，就会产生无限的枝节。”有人问：“程子‘给予五十里采地’的说法怎么样？”我说：“人的心没有穷尽，只怕给了五十里，他又想要一百里；给了一百里，他又想要二百里。”
我们这些人现在经历这样的世道，将来如果稍有尺寸之权，而不能为百姓除害去恶，难道不确实有罪吗！我曾经说，当今世道姑息不得，必须共同与他理会对付，或许善良软弱的人可以存立。
有人问：“执政者应当以宽厚为根本，而以严厉来辅助？”我说：“我认为应当以严厉为根本，而以宽厚来辅助。《曲礼》说‘担任官职执行法律，不合礼制，威严就不能施行’。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如果说令不行、禁不止，而把这叫做宽厚，那就错了。”
古人执政，一概以宽厚为本，现在必须反其道而用严厉。大概必须这样矫正，然后才能得其恰当。现在人实行宽厚，以至于事情没有条理，缓急予夺的权力都不在我手中；最终却是奸恶豪强得志，平民既没有蒙受恩惠，反而遭受祸殃了！
现在人说宽政，大多是事事不管，我认为这败坏了这个“宽”字。
平易近民，是执政的根本。
执政如果没有大的利害关系，不必议论变革。那么所变革的一件事没有成功，必定哄然成为纷扰，最终不会停止。至于大家族，姑且假借他们。所以子产引用郑国的书说：“安定国家，必须先从大事做起。”
问：“执政变革之初，难道也必须稍微严厉来整顿吗？”我说：“这件事难以断定，在于人如何处置。然而也不需要过于严厉？现在难的，是难得明白事理的人。如果明白事理的人，历练多，事情刚到面前，他都晓得依照事情的分寸来应对，人自然敬畏信服。现在人往往过于严厉的，多半是自己不明白，又担心被人欺骗，又怕被人轻慢，于是用大拍头去拍他，要他敬畏信服。如果自己看得明白，何须过于严厉？这就是难处。”又说：“难！难！”
因为说处置天下事真是难！救得了这一种弊病，不久在这救弊的心上又生出那一种弊病。如同人得了寒病，下热药，不久又变成燥热；等到得了热病，下寒药，不久又变得寒。到了这家计败坏，更支撑不住了。
问：“州县间宽严的事，已经听命了。如果经世一事，假使先生被任用，将先做什么？”我说：“也只是随时。如寿皇初年是一样，中间又是一样，只合随时处理。”问：“今天的治理，奉行祖宗成宪。但是从太祖皇帝以来到现在，其法律也有弊病而经常更改的。”我说：“也只是在其中整理，怎么就能超出做得！如荐举，如科场，如铨选考试，就在其中从长整理。”问：“以前说各州厢禁军与屯戍大军更替教阅，怎么样？”我说：“也只是在其法律中整理。”接着叹息说：“法度还可以改变，怎么能使人心改变，各人用自己的心去执行法律！且如荐举一事，虽然多方处置防备，但其心只是要去私惠他的亲旧，
应副权势，如何得心变！」说了，德明起禀云：「数日听尊诲，敬当铭佩，请出整衣拜辞。」遂出，再入，拜于床下。三哥扶掖。先生俯身颦眉，动色言曰：「后会未期。朋友间多中道而画者，老兄却能拳拳于切己之学，更勉力扩充，以慰衰老之望！」德明复致词拜谢而出，不胜怅然！前一日，先生云：「朋友赴官来相别，某病如此，时事又如此，后此相见，不知又如何。」道中追念斯言，不觉涕下！伯鲁进求一言之诲。先生云：「归去且与廖丈商量。昨日说得已详，大抵只是如此。」称「丈」者，为丈夫。伯鲁言。
译迎合权势，怎么能改变心意呢！」说完，德明起身禀告说：「这几天聆听您的教诲，我应当铭记在心，请允许我出去整理衣冠，然后拜别。」于是出去，又进来，在床下拜别。三哥搀扶着他。先生俯身皱眉，脸色严肃地说：「以后相见没有确定的日期。朋友之间很多半途而废的人，老兄却能专心致志于切身之学，更要努力扩充，以安慰我这衰老之人的期望！」德明再次致辞拜谢后出来，心中不胜惆怅！前一天，先生说：「朋友赴任来与我告别，我病成这样，时局又如此，以后相见，不知会怎样。」在路上追念这话，不禁流下眼泪！伯鲁上前请求一句教诲。先生说：「回去先与廖丈商量。昨天说得已经详细，大体上就是如此。」称「丈」，是指丈夫。伯鲁所说。
问治乱之机。曰：「今看前古治乱，那里是一时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遂俛首太息。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九
朱子六
论取士
古人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伐、师旅、田猎，皆只是一项事，皆一理也。
召穆公始谏厉王不听，而退居于郊。及厉王出奔，国人欲杀其子，召公匿之。国人围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厉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叹曰：「便是这话难说！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意交结素深，与国家共休戚，故患难相为如此。后世相遇如涂人，及有患难，则涣然离散而已。然今之公卿子孙，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孙莫不骄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进之士，举而加之公卿之位，以为苟胜于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义理，故胜之耳。若更不知义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国子，其法至详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熏陶渐染，而不失为寡过之人，岂若今之骄騃淫奢也哉！陈同父课稾中有一段论此，稍佳。」
窦问：「人才须教养。明道章疏须先择学官，如何？」曰：「便是未有善择底人。某尝谓，天下事不是从中做起，须得结子头是当，然后从上梳理下来，方见次序。」德明问：「闻先生尝言，州县学且依旧课试，太学当专养行义之士。」曰：「却如此不得。士自四方远来太学，无缘尽知其来历，须是从乡举。」
「吕与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经，曰政事，曰文学。德行则待州县举荐，下三科却许人投牒自试。明经里面分许多项目：如春秋则兼通三传，礼则通三礼，乐则尽通诸经所说乐处。某看来，乐处说也未尽。政事则如试法律等及行移决判事。又定为试辟，未试则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则令所属长官举辟。」远器云：「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这却法意详尽。如今科举，直是法先不是了。今来欲教吏部与二三郎官尽识得天下官之贤否，定是了不得这事！」
因论学校，曰：「凡事须有规模。且如太学，亦当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绳墨，迟之十年，日与之磨炼，方可。今日学官只是计资考迁用，又学识短浅，学者亦不尊尚。」可学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学亦盛。」曰：「吕氏家塾记云，未立三舍前，太学只是一大书会，当时有孙明复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趋慕！」
林择之曰：「今士人所聚多处，风俗便不好。故太学不如州学，州学不如县学，县学不如乡学。」曰：「太学真个无益，于国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见陈魏公说，亦以为可罢。」
祖宗时，科举法疏阔。张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应举。乖崖去寻得李畋出来举送去。如士人要应举时，只是着布衫麻鞋，陈状称，百姓某人，今闻朝廷取士如何如何，来应举；连投所业。太守略看所业，方请就客位，换襕[巾璞-王]相见，方得请试。只一二人，试讫举送。旧亦不糊名，仁宗时方糊名。
「商鞅论人不可多学为士人，废了耕战。此无道之言。然以今观之，士人千人万人，不知理会甚事，真所谓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真是可忧！」因云云云。「旧时此中赴试时，只是四五千人，今多一倍。」因论吕与叔论得取士好。因论其集上代人章表之类，文字多难看，此文集之弊。扬因谓：「去了此等好。」曰：「然。」因叹：「与叔甚高，可惜死早！使其得六十左右，直可观，可惜善人无福！兄弟都有立。一兄和叔，做乡仪者，更直截，死早。」
康节谓：「天下治，则人上行；天下乱，则人上文。」太祖时，人都不理会文；仁宗时，人会说。今又不会说，只是胡说。因见时文义，甚是使人伤心！
因说「子张学干禄」，曰：「如今时文，取者不问其能，应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纸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识乐，皆是吏人做上
译问治理与动乱的契机。回答说：“如今看前代治乱，哪里是一时就能做到的！少则四五十年的酝酿，多则一二百年的酝酿，才达到这样的地步。”于是低下头长叹。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九
朱子六
论取士
古人的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位俸禄、宿卫、征伐、军队、田猎，都只是一件事，都遵循同一个道理。
召穆公起初劝谏周厉王，厉王不听，召穆公就退居郊外。等到周厉王出逃，国人想要杀死他的儿子，召公把他藏起来。国人包围了召公的府第，召公于是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厉王的儿子，宣王因此得以即位。于是感叹说：“这就是这话难说！古代公卿世代承袭，君臣之间的恩义交结向来深厚，与国家休戚与共，所以在患难中互相扶持像这样。后世君臣相遇如同路人，等到有患难，就涣然离散罢了。然而现在公卿的子孙，也不可以任用，只是不曾教育好，所以公卿的子孙没有不骄奢淫逸的。不得已而任用草野新进之士，举荐他们加授公卿之位，认为只要胜过那些人罢了。然而所倚仗的，是因为他们懂得义理，所以胜过那些人罢了。如果更不懂得义理，什么事做不出来！古代教育国子，方法非常详密，所以有才能的人足以有所建树，而没有才能的人也能得到熏陶渐染，不至于成为过错很多的人，哪里像现在这样骄横愚蠢、淫乱奢侈呢！陈同父的课稿中有一段论述这个，稍好。”
窦问：“人才必须教养。明道先生的章疏说必须先选择学官，怎么样？”回答说：“就是没有善于选择的人。我曾经说，天下的事不是从中间做起，必须结子头得当，然后从上梳理下来，才见次序。”德明问：“听说先生曾说，州县学且依旧课试，太学应当专门培养行义之士。”回答说：“却这样不行。士人从四方远来太学，无缘尽知他们的来历，必须从乡举。”
“吕与叔想要奏请设立四科取士：叫德行，叫明经，叫政事，叫文学。德行则等待州县举荐，下三科却允许人投牒自试。明经里面分许多科目：如春秋则兼通三传，礼则通三禮，乐则尽通诸经所说乐处。我看来，乐处说也未尽。政事则如测试法律等及行移决判事。又定为试职，未试则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试职则令所属长官举荐。”远器说：“这也只是法。”回答说：“固然是法，也待人而行，然而这却法意详尽。如今科举，直是法首先不对了。现在想要教吏部与二三郎官尽识得天下官员的贤否，定是办不了这事！”
因论学校，说：“凡事须有规模。且如太学，也当用一个好人，让他自立绳墨，等待十年，日与之磨炼，才可以。今日学官只是计资考迁用，又学识浅短，学者也不尊尚。”可学说：“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学也很兴盛。”回答说：“吕氏家塾记说，未立三舍前，太学只是一个大书会，当时有孙明复、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趋慕！”
林择之说：“现在士人聚集多的地方，风俗便不好。所以太学不如州学，州学不如县学，县學不如乡学。”回答说：“太学真个无益，对国家教化之意何在？先前见陈魏公说，也认为可以罢废。”
祖宗时，科举法疏阔。张乖崖任蜀地太守，有士人也不应举。乖崖去寻得李畋出来，举送他去。如士人要应举时，只是穿着布衫麻鞋，陈状称，百姓某人，现在听说朝廷取士如何如何，来应举；连同投上所业。太守略看所业，才请就客位，换襕衫相见，才得请试。只一二人，试完举送。旧时也不糊名，仁宗时才糊名。
“商鞅论人不可多学为士人，废弃了耕战。这是无道之言。然而以今观之，士人千人万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谓游手！只是这样的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哪里指望他济事？真是可忧！”因云云云。“旧时此中赴试时，只是四五千人，现在多一倍。”因论吕与叔论得取士好。因论他集上代人章表之类，文字多难看，这是文集的弊病。扬因说：“去了此等好。”回答说：“然。”因叹：“与叔甚高，可惜死早！让他活到六十左右，直可观，可惜善人无福！兄弟都有所建树。一兄和叔，做乡仪者，更直接，死早。”
康节说：“天下治，则人上行；天下乱，则人上言。”太祖时，人都不理会文；仁宗时，人会说话。现在又不会说话，只是胡说。因见时文义，甚是使人伤心。
因说“子张学干禄”，说：“如今时文，取者不问其能，应者也不必其能，只是盈纸便可得。推而上之，像除擢皆然。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識乐，都是吏人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