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三

译这不过是地位低微的人罢了。然而朝廷并没有接待地位低微者的礼仪，却又有“人”这样的记载，这类情况也是无法理解的。

译有人解释《春秋》，专门用日月来作为褒贬的标准，记载了时月就认为是贬斥，记载了日子就认为是褒奖，这种穿凿附会完全毫无义理！像胡文定公那样的解释，是用义理去穿凿附会，所以还值得一看。

“世间人解释经典，大多是凭空捏造。比如《春秋》只是根据各国的通报来记载，孔子也只是依据旧史书来编写《春秋》，并没有那么多曲折深意。比如记载郑忽和郑突的事情，刚写了‘忽’，又写‘郑忽’，又写‘郑伯突’，胡文定就要说郑突有君临国家的德行，必须从‘郑伯’这两个字上去寻求他的好处，像这样都是凭空捏造。大抵从成公、襄公以前，旧史书不完整，有错漏，所以记载各不相同。如果是昭公、哀公以后，都是圣人亲眼所见的事情，所以记载得真实，不至于有遗漏的地方。怎么能说是圣人给予爵位、削去爵位、奖赏功劳、惩罚罪过呢？这是什么话！”祖道问：“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怎么理解？”回答说：“只是因为孔子把它写在这里，人们见了自然有所畏惧罢了。如果要说孔子去褒贬他们，削去他们的爵位，给予他们的爵位，奖赏他们的功劳，惩罚他们的罪过，岂不是荒谬吗！爵位的有无以及人的有功有罪，孔子也不能随意给予或剥夺。”人杰记录说：“苏子由解释《春秋》，认为它是根据通报来记载的，这个说法也是对的。既然写了‘郑伯突’，又写‘郑世子忽’，只是依据史书原文来记载罢了。定公、哀公的时候，圣人亲眼所见，依据事实来记载。隐公、桓公的时代，时间久远，史册也有简略的地方，夫子也只是依据史册来写出罢了。”

有人说：“沈卿解释《春秋》，说：‘不应当用褒贬的眼光来看。圣人只是完备地记录是非，让人自己看出来。比如记载‘克段’，兄弟之间的道义自然显现；记载‘蔑’，私自结盟的罪过自然显现；记载‘来赗仲子’，就自然显现出以天子的尊贵去吊唁诸侯的妾室。圣人怀着公平正大之心，哪里曾拘泥于褒贬呢？’”回答说：“只是中间不能一概而论，自然有让人不明白的地方。您且说说像‘翚帅师’这类情况，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没有赐给族氏，像挟、柔、无骇这类人。无骇是鲁国的大夫，隐公二年记载‘无骇’，九年记载‘挟卒’，庄公十一年记载‘柔’，都是没有受命赐族。到了庄公以后，却不等待赐族，而诸侯自己给予他们。”回答说：“就是这样的地方，哪里看得出这个是赐族？那个是没有赐族？三传中只有《左传》比较接近事实。有人说《左传》是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所作，所以记载楚国历史比较详细。《国语》和《左传》似乎出自同一人之手，然而《国语》让人看了厌倦，像齐、楚、吴、越那些地方又很简略。像纪周、鲁国那些地方自然是没什么可说的，用虚文敷衍，比如讲籍田等地方，让人看了厌倦。《左传》的作者必定不是丘明，像圣人所称赞的，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像《左传》的文字，自有纵横捭阖的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有人说，左丘明，左丘是他的姓。《左传》自然是左姓的人所作。又如秦国才开始有腊祭，而《左传》说‘虞不腊矣’！这是秦时的文字分明。”

《春秋》传中的体例大多不可信。圣人记事，怎么会有那么多义例！比如记载讨伐国家，是厌恶诸侯擅自兴兵；记载山崩、地震、螽、蝗之类，是知道灾异有所自致。

有人论及《春秋》的凡例。先生说：“《春秋》有体例固然没错，奈何这不是夫子所制定的。从前曾有人谈到命格，我说：‘命格，是谁做的呢？’回答说：‘善于谈论五行的人做的。’我说：‘那么有什么可贵呢？假如从天上降下来，详细说出它是美是恶，那才确实可信。现在只是出于人为，哪里可信呢？’知道这个，就知道《春秋》的体例了。”又说：“‘季子来归’，以为季子在鲁国，不过有拥立僖公的私恩罢了，起初有什么大功劳于鲁国！况且他与成风私通，与庆父之流有什么不同？那么他的归来，有什么值得欣喜的？大概是为了开启季氏专权的事情而记载的吧！”

有人论及《春秋》，认为有很多变例，所以前后记载的方法大多不同。回答说：“这哪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是要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展示万世不变的法度。现在却忽然用这种说法来诛杀人，不久又用这种说法来奖赏人，让天下后世都寻求却不知其意，这是后世玩弄法律、舞文弄墨的官吏所做的事，难道说大中至正的道理是这样的吗！”

张元德问《春秋》和《周礼》中的疑难问题。回答说：“这些都没有左证，强说不得。如果穿凿附会地说出来，就是侮辱圣人的言语。不如先研究义理，义理明白了，那么都可以贯通了。”于是说：“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懂的。这句话是我提出来的，各位可以记住。”以下是看《春秋》的方法。

问：“《春秋》应当怎么看？”回答说：“就像看史书一样看。”问：“程子所说的‘用传来考证经中的事迹，用经来辨别传的真伪’，怎么理解？”回答说：“就是也有不可考证的地方。”问：“其中不知道圣人果然有褒贬吗？”回答说：“也看不出来。”“像许世子止尝药这类事情怎么理解？”回答说：“圣人也是只根据国史所载而确立罢了。圣人光明正大，不应当用一两个字去褒贬人。如果这样琐碎地寻求

译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

译阅读《春秋》，必须先通读《左传》从头到尾，把握其整体意脉贯通，才能大致看出圣人删削笔法的用意，以及当时事件的大致轮廓。

叔器询问阅读《左传》的方法。回答说：“也只是平心静气地看待事理、事情和事势。《春秋》十二公的时代各不相同。比如隐公、桓公时期，周王室刚刚东迁，号令无法施行，天下诸侯如星辰散乱，没有主宰。庄公、僖公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政令出自诸侯，天下开始有了统一。宣公时期，楚庄王强盛，夷狄主持盟会，中原诸侯中服从齐国的也都朝拜楚国，服从晋国的也都朝拜楚国。到了成公时代，晋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国才退去；接着吴国、越国又强盛起来争夺霸权。定公、哀公时期，政令都出自大夫，鲁国有三家，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宋国有华氏、向氏，任由他们肆意妄为，直到《春秋》结束，再也无可奈何。但是我曾经说，《春秋》末年与初年大不相同。然而那时诸侯征战，只像儿戏一样，也没有多少大规模的杀戮。等到战国七国争雄，那时便多是胡乱互相残杀。比如雁门斩首四万，不知怎么杀了这么多人；长平之战，四十万人被坑杀，不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后来项羽也坑杀了十五万，不知他怎么挖那些坑的，那些被杀的人都不知，当时不知怎么对应这么多人。”安卿说：“恐怕不是挖坑。”回答说：“是挖坑。曾见邓艾伐蜀，坑杀许多人，记载说是挖坑。”

阅读《春秋》，暂且依据《左氏传》。当时天下大乱，圣人暂且据实记载，其是非得失，交给后世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一字一词之间寻求褒贬所在，我私下认为恐怕不对。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对周王室有功，是因为当时楚国最强大，时常对郑国用兵，郑国却在周王畿之内；又讨伐陆浑之戎，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其形势与战国六国不同。战国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手。楚国在春秋时，其他国家都不及它强大；如果不是齐桓公、晋文公遏制它，周王室就会被它吞并了。再说，诸侯不朝见聘问周天子，周天子反而向下聘问各国，这是什么道理！”以下是论述《左氏传》。

《左氏传》的弊病，是用成败来论断是非，而不以义理的正统为根本。我曾经说《左氏传》的作者是个狡猾世故、趋炎附势的人。

元城说，《左氏传》不识大体，只是时时看到一些小事，就认为是正确的。

于是引用陈君举论述《左传》的话，说：“《左氏传》的作者是一个审察利害细微、善于避害就利的人，所以书中贬低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其中议论有极不对的地方：比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什么议论！他说：‘宋宣公可谓知人了，立穆公，穆公的儿子享受了君位，这是以义命名的啊！’只知道利害，不知道义理。这段不如《谷梁传》说‘君子推崇居守正道’，这才是儒者的议论。我平生不敢谈论《春秋》。如果谈论，只是将胡文定的说法扶持着讲下去。毕竟在圣人千百年之后，怎么知道圣人的心意？比如先蔑逃奔秦国，记载了，就是贬低先蔑；不记载，又看不出这件事。如果像现在人所说，教圣人怎么记载才是对的？吕伯恭喜欢教人看《左传》，我认为不如教人看《论语》《孟子》。伯恭说，恐怕人跑到外面去。我说，看《论语》《孟子》还没走出三步，看《左传》的已经走出十步百步了！人如果读熟了《左传》，就会趋利避害。然而世间的利害，怎么能被人完全趋避呢！君子只看道理应当如何，可行就去做，不可行就停止，祸福自有天命。比如一个善于选择利害的人，有一件事，自以为选择了十分有利的地方，最终也必定带着二三分祸害来，自己无可奈何。董仲舒说：‘仁人端正其义而不谋求其利，阐明其道而不计较其功。’一部《左传》没有这句话。如果人人都选择利害之后，到了临难死节的时候，还有谁去做？其中那些为国杀身的人，只是白白死了，这才对！”于是引用“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明生”！“因为‘百姓所秉持的常道’，又有不可埋没，自然流露出来的地方。”可学记录说：“天下的事，不可顾念利害。凡人做事大多要趋利避害；不知道刚有利，必有害，我虽然处在了十分有利的境地，有害跟在背后，不如暂且在道理上寻求。孟子说：‘如果以利为标准，那么弯曲一寻伸直一尺而获利，也可以做吗？’比如临难致死，是义。如果不明其理而顾念利害，那么见危授命的人反而不如偷生苟免的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源生！’‘百姓所秉持的常道’不可磨灭如此，岂不是自然！”

林黄中说：“《左传》中的‘君子曰’，是刘歆的话。胡先生说《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是怎么说的。”“《左传》中的‘君子曰’，最没有意思。”于是引用“芟夷蕴崇之”一段，“这与上文有什么关系”？

《左氏传》见识很低，比如说到赵盾弑君的事，却说：“孔子听说后，说：‘可惜啊！越过国境就免罪了。’”这样，就完全是让回避责任、占便宜的人得逞，圣人哪有这种意思！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难道反而为他们解脱罪责吗！

译问：“《左传》中记载的占卜之事，有能够预先知道几代以后的事情，有这样的道理吗？”回答说：“这恐怕不是这样。只是当时子孙想要僭越窃取权力，所以这样做来欺骗君主、蒙蔽下属罢了。比如汉高祖斩蛇的故事，也只是凭空捏造。陈胜称王只有六个月，就只是因为他做不成，所以人们认为那是凶兆；汉高祖做成了，所以人们认为那是祥瑞。”

译《左传》和《国语》之所以道理说得宏大而细密，是因为周王室有一种士大夫。这得益于文王、武王、周公、召公在王都设立学校，将人教导成那样。只有周王室的人能那样说话。比如《烝民》这首诗说得极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类的话，说得极为细密。此外也论及《国语》。

《左传》所记载的《春秋》之事，恐怕八九分是可信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专门解释经义，史实则多出于推测。以下讨论三传。

《春秋》制度的大纲，以《左传》较为可据，《公羊传》和《谷梁传》较难凭信。胡安国的义理正当，但在这些地方，多是主观臆测。

李丈问：“《左传》怎么样？”回答说：“《左传》一部记载了许多事，不知道是对是错。但道理也是如此，现在暂且拿来参考。”问：“《公羊传》和《谷梁传》怎么样？”回答说：“根据他们的说法也有那些道理，但恐怕圣人当初没有这些意思。像孙明复、赵啖、陆淳、胡安国，都说得好，道理都是如此。但后世因为《春秋》去考察当时，应当这样处理。如果论及圣人当初作《春秋》时，他的意思不至于有这么多说法。”择之说：“胡安国说得理太多，全都堆在里面。”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也是压着从这理上推演出来的。”义刚的记录略有不同。

《左传》是一个博闻强记的人做的，只是用世俗的见识去裁断那些事，都是功利之说。《公羊传》和《谷梁传》虽然浅陋，也有对的地方，但都是从传闻中得来，多有错误。

国秀问三传的优劣。回答说：“《左传》曾见过国史，考证史实颇为精当，只是不懂大义，专在小处揣摩，往往不曾讲学。《公羊传》和《谷梁传》考证史实很疏漏，但义理却精当。这两个人是经学家，传下许多说法，往往都不曾见过国史。”

《左传》是后来的人做的，因为看见陈氏夺取了齐国，所以说“八代之后，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看见三家分晋，所以说“公侯的子孙，必定恢复其祖业”。以三传来说，《左传》是史学，《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经学。史学家记事详细，但在道理上就有偏差；经学家在义理上有功，但记事多有错误。像司马迁、班固的史书，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劣，只主张做贼的人，后来他自己做贼却失败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凡是涉及智谋险诈的事，往往不记载，却看不出当时的风俗。比如陈平劝说高祖离间楚军的事，也不记载上一段；不如全部记载，可以看见当时的情形，然后在下面议论破斥，才好。又如周亚夫得到剧孟的事，《资治通鉴》也删节了，以为得到剧孟不值得说；不知道当时风俗事势，剧孟这类人也关系重大。知道周休且能一夜召集三万人，只因为吴王败后各自散去，事情没有成功。司马光对这件事却不知不觉地记载了，大概因为周休名声不太显赫，不如剧孟罢了。猜想司马光平日厌恶剧孟。不知道司马光如果做将领，遇到这种人，能拿他怎么样呢？又如议论唐太宗的事，也很不对。吕祖谦《大事记》在周赧王之后接着写秦，也不恰当。应当像记载楚汉事那样，并书记载；项籍死后，才可以专写汉朝。

“孔子作《春秋》，当时也必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得到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误。当初如果全无传授，怎么能凭空编造？”问：“现在想读《春秋》，暂且把胡安国的说法作为正统，怎么样？”回答说：“就是他也太过分了。苏辙教人只读《左传》，只是他读《春秋》也自己分晓。比如‘公与夫人如齐’，必定是去处理什么事，自然可见。又如季氏驱逐昭公，毕竟因为什么这样？现在理清一个义理后，用那些事来处置，符合义理的是对的，不符合义理的是错的。也有叫做是对的而未尽善的，也有叫做是错的而彼善于此的。比如读《史记》，便看见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等到后来刘邦项羽的事，又知道刘邦之所以得，项羽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己用义理去折衷。”

问：“《公羊传》和《谷梁传》大概都相同？”回答说：“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个人，只是看他的文字怀疑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有人说：“怀疑当时都有传授，其后门人弟子才开始写下来。”回答说：“猜想都是齐鲁间的儒生，他们所著的书，恐怕有所传授，但都夹杂自己的意思，所以多有差错。其中符合道理的，怀疑是圣人的旧说。”以下讨论《公羊传》和《谷梁传》。

《春秋》难以理解。《公羊传》和《谷梁传》很不好，但又有很好的地方。比如叙述隐公让国，宣公让位给侄子之处，很好。何休的注很谬误。

《公羊传》说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类。《谷梁传》虽然精细，但有些琐碎狭窄。

《公羊传》像个乡村朴实的秀才，《谷梁传》又较狡猾一些。

“《春秋》难看，三家都不是亲见孔子。有人以‘左丘明耻之’，认为是姓左丘；《左传》乃是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所以记载楚国的事极详细。吕祖谦的《春秋》不太主张胡氏，要是此书难看。如刘敞的《春秋》也好。”可学说：“胡安国解释‘宋灾故’一段，乃是刘敞的说法。”回答说：“林黄中的《春秋》又怪异，说隐公……”

译“公篡威公！”可学说：“黄中说，‘归仲子之赗’，乃是周王以此来端正其名分。”先生说：“要端正名分，还有多少种方式，却如此不加以考察！”可学说：“杜预每到不通畅的地方，大多说是记载简略。经文与传文互相差异，不说传文有误，却说经文有误。”先生说：“奇怪！这是什么见识！”以下是诸家对《春秋》的解说。

译问：“《春秋传序》中引用孔子回答颜回关于治理国家的言论，认为颜回曾听闻《春秋》的大法，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并不是孔子把《春秋》的大法专门告诉颜回。因为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已经极其完备，孔子不能再重新制作，所以告诉颜回夏、商、周、殷四代的礼乐，只是汇集历代君王不可改变的根本大法。他作《春秋》，对善行就采纳，对恶行就声讨，用意也不过如此，所以程颐引用它作为依据罢了。”

程子所说的“《春秋》大义有数十条，像日星一样光明”，例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接进行诛伐贬斥，自然是十分明白的。像胡安国认为书写“晋侯”是用常情对待晋襄公，书写“秦人”是用王事责备秦穆公的地方，恐怕未必是这样。必须是自己内心确实与圣人之心精神相交、心意契合，才能断定他所书写的旨意；不然，就不容易说清楚了。程子所说的“微妙的言辞、隐含的意义，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难以理解”，正是这个意思。

有人问程颐《春秋序》后面的条目。回答说：“四代的礼乐，这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春秋》这本书，也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但是四代的礼乐是以善行作为法则，《春秋》是以不善作为警戒。”又问：“孔子对五霸有所采纳，难道不是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吗？”回答说：“是的。”又说：“看他给予五霸肯定，其中便含有剥夺的意思。”

《春秋序》说：“虽然德行不如商汤、周武王，也可以效法三王的治理。”如果是这样，那么没有根本的人也可以施行治理吗？这话有所欠缺。因此说：“程颐多么细心，尚且如此。难啊！难啊！”

今天得到程颐的《春秋》解说，中间有说得好处的地方；对于难以理解的地方，他也没有做出决断的论断。以前看到沙随胡安国的《春秋》解说，只有解说“滕子来朝”一处最好。隐公十一年才记载“滕侯、薛侯”来朝见，为什么桓公二年就记载“滕子来朝”？前辈们的说法很多：有的认为是当时的周王所废黜，所以降格记载为“子”，不知道当时周王已经不能行使废黜升降的典章；即使能废黜升降诸侯，当时也不止一个滕国可以废黜。有的认为是《春秋》厌恶他们朝见齐桓公，特意削去爵位记载为“子”；从此以后，滕国一直记载为“子”，难道《春秋》厌恶他们朝见齐桓公，而连带后代子孙都削去爵位吗！有的认为是正在丧期尚未即位；前面又没有见到滕侯去世的记录。这些都是不通的论调。沙随胡安国认为这看出了《春秋》时代小国侍奉大国，其朝聘贡赋的多寡，随着爵位的高低而定。滕子侍奉鲁国，如果用侯的礼节相见，那么所供给的就多；所以自己贬降而以子的礼节相见，或许能得到贡赋减少容易供给的好处。这个说法恐怕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后面郑国朝见晋国说：“郑伯是男爵，却让他跟随公侯的赋税。”可以看出郑国本来是男爵，后来袭用侯伯的礼节，来与大国外交，起初不觉察贡赋难以办理，后来更加困窘于此，才说出这样的话。不只是郑伯，当时小国大多如此。现在程公的《春秋》也这样解说滕子。程颐是绍兴以前的文字。不知道沙随胡安国是看到程颐的说法而为之解说，还是自己领悟到这个意思？

问：“各家的《春秋》解说怎么样？”回答说：“我完全相信不及。像胡文定的《春秋》，我也相信不及，知道圣人的心意里是这样说的吗？现在只是眼前的朝廷任命官员，还不知道朝廷的意思如何，何况生活在千百代之后，想要逆推千百代之前圣人的心意！何况自己的心，又不如圣人，怎么知道圣人肚子里的事！我所以都不敢相信各家的解说，除非是孔子还魂亲自说出来，不知道会怎样。”

胡文定的《春秋》不是不好，却不合于这件事圣人的心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的心意又是如何下字。总之，圣人只是直笔根据眼前的事实来书写，哪里有许多悲苦哀伤！友仁。

问：“胡文定的《春秋》怎么样？”回答说：“胡文定的《春秋》大义端正，但《春秋》本身就难以理解。像《左传》尤其有浅陋的地方，像‘君子曰’之类，毛病很多。林黄中曾经怀疑它，却看得是对的。”

胡文定的《春秋传》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是议论有开合精神。

问胡文定的《春秋》。回答说：“也有过当的地方。”

问：“胡文定根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句作为骨干。如果是这样，那么圣人就有意图诛伐奖赏。”回答说：“文定是这样说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但是圣人只是把事实写在那里，让后世因此去考察道理，怎样才是对的，怎样才是不对的。如果说圣人当时的心意，说某人应当这样，我就写这一个字；淳录说：‘用来褒扬他。’某人应当那样，我就写那一个字，淳录说：‘用来贬斥他。’别本说：‘这样就是给予，那样就是剥夺。’恐怕圣人不会这样。圣人当初只是直写那件事在上面，比如张三打李四，李四打张三，未曾判定他们的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像孟子就是说得那地步宽阔。圣人的心意，只是如此，不会这样细碎。且如‘季子来归’，各位说得这么好。据我看来，季友的罪过与庆父也不差多少。但是他归来后，会平了祸难，鲁国人归附他，所以这样说。况且他世代执掌鲁国的大权，人们自然是怕他。史官写得这样，孔子因而保存这个，大概……”

译只是用来观察他逐步掌握权力的迹象罢了。」淳录大致如此。

译《春秋》近来的大纲是遵循胡文定的说法，但其中也有难以稳妥的地方。比如叔孙婼祈死这件事，把他当作死节，本来就没有根据；后来又将“至自晋”这一项来说，又是因为《谷梁传》中“公孙舍”等说法。他如果是回来，也须问我家里的人，怎么同去弑君？也须诛讨斯得。自己死是怎么回事？《春秋》难以解说。如果只是轻轻看过，不知是怎么回事。比如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只凭这个意思看如何。左氏是三晋之后，不知是什么人。看他说魏毕万的后代必定强大，像说陈氏取代齐国之类，都是后来预设的预言。《春秋》明白的地方，只是像“晋士侵齐，听到齐侯去世，才回来”，这分明是给予他。

问：“胡氏在解释《春秋》盟誓的地方，认为《春秋》都厌恶它，杨龟山也曾议论过。从现在来看，难道不可以根据他们盟誓能否遵守来褒贬吗？现在百姓‘混乱纷扰，没有诚信，违背诅咒盟约’的时候，却立刻要求他们做到未施诚信而百姓就诚信的事情，恐怕不符合逐渐教化风俗的意思。”回答说：“不对。盟诅，终究不是君主应该做的，所以说：‘君子屡次盟誓，混乱因此滋长。’想要改变它，不废除盟誓崇尚诚信，风俗就不能变好。所以伊川有话说：‘凡是萎靡随俗的人不能顺应时势，只有刚毅特立的人才能顺应时势。’这话可见了。”问洽：“平常怎么理解‘自命’？”回答说：“曾经考证过了。应当采纳刘侍读的说法。自从王命不行，那么诸侯上僭之事，就像登台阶一样逐步升级。然而必定与势力不相上下的人一起，所以布告众人而成其僭越。齐卫当时势力相当，所以齐僖公自以为是小伯，而黎人责备卫公以方伯之事。当时周王不敢任命伯，而想要自己成为伯，所以在这里彼此相命以成其私利。等到时间久了，那么有能力的人就专擅了，所以威公就自称伯。以至于战国诸侯各有称王的意思，不敢独自称王于国内，必定与势力相当的人共同约定而为之，魏齐在苴泽相会而相王，就是这样。后来七国都称王，秦人想有办法胜过他们，于是派人致帝于齐，约定共同称帝，难道不是相帝吗？从相命到相王，从相王到相帝，僭窃的渐变，势必如此，池录云：‘《春秋》在这里，大概记载王命不行而诸侯僭窃的开端。’难道不是明显的证据吗？”说：“那么左传所谓‘胥命于弭’，是什么？”回答说：“这是以纳王之事相逊相先。”说：“这话也有道理。”洽。池录略有不同。

问：“《春秋》，胡文定的说法如何？”回答说：“平常也不满意胡的说法。而且比如解释经文不使道理明白，却在其中多用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最近见一相知说，傅守见某说云，固然好，但其中没有一个故事可用。我作此书，又岂想多用故事呢？”问：“先生既然不解释《春秋》，也应当作一篇文章，略说大意，使后学知道所指归。”回答说：“也不消如此。但圣人作经，直接叙述其事，固然有所抑扬；然而也不是故意增减一二字，使后人就一二字上推求，以为我的意旨所在。”问：“胡文定说‘元’字，我不能无疑。元者，始也，正所谓‘辞之所谓“太”也’。现在胡却训‘元’为‘仁’，训‘仁’为‘心’，难道不太支离吗？”回答说：“杨龟山也曾以此议论过。胡氏说经，大体有这种毛病。”

胡文定说《春秋》，高而不晓事情。说“元年”不要年号。而且如今中兴以来更七个元年，如果没有号，那么契券能不欺弊吗！

吕居仁说《春秋》也很明白，正如我的诗传相似。

东莱有左氏说，也好。是人记录他的语言。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怎么率意如此，只是几天写成此文字！怎么说诸侯无史？内则尚有“闾史”。又如赵盾事，初灵公要杀盾，盾因此走出，赵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这个罪首该是谁做！

薛士龙曰：“鲁隐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谓“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诸侯皆有史。诸侯若无史，外史从何稽考而为史？如古人生子，则“闾史”书之。且二十五家为闾，闾尚且有史，何况一国呢！学蒙。

昔楚相作燕相书，其烛暗而不明楚相说：“举烛。”书者不察，遂书“举烛”字于书中。燕相得之说：“举烛”者，欲我之明于举贤也。于是举退不肖，而燕国大治。所以说：“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也。扬录略有不同。

学《春秋》者多凿说。后汉五行志注，载汉末年有发掘范明友奴冢，奴犹活

译明友是霍光的女婿，他讲述霍光家中的事情以及废立皇帝时的情况，大多与《汉书》的记载相吻合。我曾经对研究《春秋》的人说：“现在这样穿凿附会地解说，倒也无妨。只是恐怕有一天从地下挖出孔子家的奴仆，他说孔子当时的心意并非如此！”

译经传附

问：“‘春王正月’，是采用周历？还是采用夏历？”回答说：“两方面都有证据，应当遵从哪一方？义刚的记录说：‘这难以考证，不要去理会这个。’我向来只管理会这件事，不肯放下，竟然耽误了。我的朋友读书不多，看不到这些细微之处。我读书多之后，有时连这个字也不敢轻易断定就是这个字。比如《家语》中周公为成王祝寿的冠辞说：‘亲近你的百姓，长寿你的年岁，珍惜你的时光，施惠你的财物，亲近贤人任用能者。’‘亲近你的百姓’，是说得到百姓的亲近喜爱；‘长寿你的年岁’，是说长寿。‘年’与‘民’押韵，读音如‘纫’；‘能’与‘财’押韵，读作‘囊来反’；与‘时’押韵，读音如‘尼’。‘财’读作‘慈’。”义刚的记录说：“‘能’字可以通三个音，如果读作十灰韵，则与‘才’字押韵，但与‘时’字又不押韵。现在更无法理会。根据现在与‘时’字押韵，则应当读作‘尼’字。”

我亲眼见到文定公家中人说，文定公在《春秋》中说，孔子用夏历来纪月，用周历来纪事。比如“公即位”，实际上还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我就不敢相信。如果这样，二百四十二年间，孔子只证明了“行夏之时”这四个字。根据现在的《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确实是将元月改作“春正月”。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从，想要改从建寅之月。比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如果真是十一月十二月，寒冷已经过去了，何必再造桥梁？古人只是在寒冷时造桥让人渡河，如果温暖时又只是让人从水里看，古时的桥也只是小桥，不像如今石桥浮桥那样好。

《春秋传》说：“元，就是仁；仁，就是人心。”固然有这个道理，但不知道仁为什么却叫做“元”？比如程子说：“天子的治理，推究其本源，没有不善的。”《易传》说：“成功之后才有失败，失败并不是先于成功的；得到之后才有失去，如果没有得到，哪里会有失去呢？”这就说得有根源。

胡文定说《春秋》中“公即位”，终究是不通的。况且逾年即位，穿着丧服如何进入宗庙？胡文定却说是冢宰代理行事。其他事情可以代理，即位岂能代理？况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已经除服了。《康王之诰》，苏东坡说是召公失礼的地方。想古时这样的大事，必定有个权宜之计，比如借吉之例。有人问：“《金縢》，前辈说不是全书。”回答说：“周公以身代武王受病的说法，只因为人们看错了。这是周公诚意笃切，希望万一能成功。‘丕子之责于天’，只是说武王接受侍奉天的责任，就像现在人说话，他要个人来侍奉。周公便说是他不能侍奉天，不似我多才多艺，自能侍奉天。”

《春秋》一开始就不记载即位，就是君臣之事；记载仲子嫡庶之分，就是夫妇之事；记载与邾国结盟，就是朋友之事；记载“郑伯克段”，就是兄弟之事。一开头，人伦就都包含了。

惠公仲子，恐怕是惠公的妾。僖公成风，却是僖公的母亲，不可一概而论，不必如孙明复所说。孙明复说：“文公九年冬，秦人来送僖公成风的丧服，与此不称夫人意义相同，讥讽她不及事，而又兼之贬斥。”

义刚说：“庄公见到颍考叔而告诉他后悔，这是他天理已渐渐明了。考叔当时听说庄公之事而想见他，这是想拨动他的机心。等到他心动，正好开明义理之说，使他的心豁然知道有天伦之亲。现在却教他这样做，则母子全恩，依旧不出于真理。这母子之间虽能如此，但其私欲固未能莹然消释。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复开其隙者，特幸耳。”回答说：“这样看得太细碎，不必如此。我便是因为不喜欢伯恭的博议，他便都是这般议论。这样太细碎，无济于事。况且像这样，他是且想全他母子之恩。因为他重视那盟誓不肯改变，故且教他这样做。这且得他全得大义，未暇计较这些，又何必如此去论他？”

陈仲蔚问：“东莱论颍考叔之说是否正确？”回答说：“古人也是重视那盟誓。”又问：“《左传》在解释经义处只是略过，如何？”回答说：“他解释经义也有好处。比如他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样处，说得也好，盖说得阔。”又问：“‘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用之。’这也不可谓知人。”回答说：“这样处，却说得无根据。如《公羊传》说，宣公却是宋国的罪首。《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到他做得好时，便说他好；做得不好时，便说他不是；却都不以理之是非来折中，这是他的大病。叙

译在论及史书时，《左传》中记载的史实大多属实，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却多是凭空捏造。它们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远，只是凭想象胡乱编造罢了。」有人问：「《左传》的作者果真是左丘明吗？」回答说：「《左传》叙述到了韩、魏、赵三家灭掉智伯的事件，这距离孔子去世已有六七十年的时间，绝对不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译“夫人子氏薨”，指的只是仲子。左氏关于“预先为凶事做准备”的说法，也有这个道理。“考仲子之宫”，是另外建立庙宇。二年。

问：“石碏的谏言本来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加上‘将立州吁’那四句话呢？”回答说：“这也是为了不至于杀死桓公。”又问：“为什么不禁止他的儿子与州吁交往呢？”回答说：“次序上是石碏年老之后，拿儿子没办法。”又问：“杀了他，为什么要引导他从陈国去？万一陈国不杀他，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就像吃饭一样，不能说因为吃不得，就不吃了，也只得吃。”二年。

陈仲蔚说“公矢鱼于棠”，说：“有人认为‘矢’，如同‘皋陶矢厥谟’中的‘矢’。”回答说：“这就是乱说。现在根据传文说：‘那么君主就不射’，那么‘矢鱼’就是拿着弓箭去射它，如同汉武帝亲自射江中的蛟龙之类。怎么看得出来？夫子作《春秋》，征讨只写征，讨伐只写伐，不曾这样多写一个字。怎么平白无事，陈列鱼不只写作‘陈’字，却要加一个‘矢’字呢？‘遂往陈鱼而观之’这几句话，却是左氏自己说的。根据他上文，并没有这个意思。”五年。

“郑人来渝平。”渝，是改变的意思。大概鲁国先前与宋国交好，郑国人却来改变平定，说是改变旧盟，以顺从新的交好。《公羊传》《谷梁传》作“输平”。胡文定认为这是用财物来求得平定，恐怕不对。但只说“输”，那么“渝”的意思自然就在其中。如同秦诅楚文说：“变输盟刺。”如果字义是这样，那么文意就只是“渝”字。六年。

因为说到勇而无刚，说：“刚与勇不同：勇只是敢于作为，刚有坚强的意思。”九年。

桓公有两年不记载秋冬，解说的人认为，这是用来比喻当时的周天子不能赏罚。如果真是这样，孔子也可以说是太迂阔了！我曾经说，解说《春秋》的人只好独自解说，不可以与人辩论诘难。因为独自解说，那么横说竖说都可以，一辩论诘难就说不过去了。桓公四年、七年。

《春秋》记载“蔡人杀陈佗”，这是夫子根据鲁国史书记载的。陈佗弑君，起初没有见于经文，也是因为鲁国史书没有记载。六年。

问：“记载蔡威侯，文定认为是因为蔡季贤能，知道请求谥号，是这样吗？”回答说：“这只是文字错误。”十七年。

问：“鲁桓公被齐襄公所杀，他的儿子庄公与桓公会盟而不报仇，先儒认为《春秋》不讥讽，是这样吗？”回答说：“他当初只是根据事实这样记载，怎么看得出讥讽与不讥讽？当桓公被杀之初，就应当为他处理。假使上有英明的天子，下有贤能的方伯，就应当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起复仇的军队。只因为周王室衰弱，没有申诉的地方，庄公又没有处理，就自己与他主持婚礼，把王姬嫁给齐国。等到桓公时，又隔了一层了。况且到这件事体又不同。桓公率领诸侯以尊崇周王室，庄公怎么能不去！如果不去，那不是背叛齐国，而是背叛周王室。”问：“假使庄公当初自己能举兵杀了襄公，还可以再去参加桓公的会盟吗？”回答说：“他如果能杀襄公，他自己就会做霸主，不用去跟随桓公。如果这样，就是这件事完结了。”僩录详见本朝六。

荆楚起初记载国名，后来进称为“人”，称为爵位，这是因为他们起初不敢突然与中国交往，所以用卑称。后来逐渐强大，所以称爵位。庄公十年。

“成风侍奉季友，与敬嬴侍奉襄仲一样，《春秋》为什么褒奖季友？如记载‘季子来归’，就是这样。”人杰说：“季子既然归来，而闵公被弑，庆父出奔。季子不能讨伐贼人，是他的意图在于立僖公。”先生说：“纵然失去庆父的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恶。现在《春秋》不贬低他，反而褒奖他，几乎不可理解。大概像高子、仲孙之类，只是旧史书这样记载，圣人沿用其文而不改变。所以记载它，是想让当时的事迹显现，交给后人的公议罢了。如果说季子是受命的大夫，那么叔孙婼曾经接受命服，为什么写名呢？”闵公元年。

“《春秋》记载‘季子来归’，恐怕只是根据旧史书的文字记载，这样宽泛地看还可以。如果说‘《春秋》谨严’，就没有道理了。或者只是鲁国混乱已极，后来季友立了僖公，再整顿起社稷，有这个大功劳，所以选取他，与选取管仲的意思相同。然而季子的罪恶与庆父一样，《春秋》如果褒奖他，那么这一部经就是沦丧三纲、败坏九法的书了！当时公子牙无罪，又用药毒死了。季子赐族，这也只是当时君主的恩意，如同秦国称吕不韦为‘尚父’罢了。”正淳说：“季子虽然归来，也有放走庆父的罪。”回答说：“放走庆父的罪小，他自身上的罪大，也治不了庆父。”[莹田-玉]录说：“‘《春秋》记载“季子来归”，不知夫子为什么选取季友？恐怕只是像选取管仲的意思，只因为后来有功社稷，所以不再论他以前的罪’正淳说：‘解说的人说是国人喜欢季子归来，希望他讨伐庆父的罪，所以’

译《春秋》因此这样记载。等到后来无法惩治庆父时，季子应当被贬责的地方也就显而易见了。』说：『季子的罪过，不在于放走了庆父，在此之前就已经有罪过了！』」

译有人问季友的为人。回答说：“这个人也有很多可疑之处。各家都说季友‘来归’，是圣人赞美他的言辞。据我看，这一句正是圣人导致季氏专权祸国的根源。另外，‘成风听到季氏的占卜结果，于是侍奉他’。左氏记载这几句话，也有深意。成风无缘无故，为什么要侍奉他呢？据我看，这些人都是鲁国的祸害！”又问子家子。回答说：“他确实忠于昭公。只是没有长远的计划，不过只是劝昭公暂时隐忍含垢受辱，趁着季氏来请他而返回鲁国罢了。昭公之所以不回去，必定是要驱逐季氏之后才回去。当时各国的大夫，如晋国的栾氏，鲁国的季氏，郑国的伯有之流，各国都是这样。二百四十二年间，真是所谓的五浊恶世，不成样子！孔子说：‘有任用我的人，我就能复兴东周吧！’不知道怎么做？从哪里做起？我实在不明白。”有人说：“相礼于鲁国就可以看出来。”回答说：“他一开始只把季威子看透，威子事事信任他，所以能做成。等到后来被公敛处父一说破，威子便不再信任他，孔子于是就做不成了。孟子说五年七年可以‘为政于天下’，不知道怎么做，孔子没有详细说出来。孟子自认担当不浅，也不知道怎么做。”

“‘季子来归’，如同‘高子来盟’、‘齐仲孙来’之类。当时鲁国内乱，得到一个季子回国，那么国人都有欣慰期望之意，所以鲁国史官高兴地记载下来。夫子直接书写史家的言辞。其实季子没有善状，从成风侍奉他就可以看出来。一记载‘季子来归’，而季氏得以掌权，权力从公室流失的开端，都由此开始了。”问：“鲁君被杀而记载为‘薨’，为什么？”回答说：“如同晋国史书记载赵盾杀君，齐国史书记载崔杼杀君，鲁国却不是这样，大概是周公留下的法度，史书的老规矩。韩宣子所说的周礼在鲁国，也是其中一件事。”问诸侯记载为“卒”。回答说：“刘道原曾经说过，这本来应当记载为‘卒’。”问：“鲁君记载为‘薨’，而诸侯记载为‘卒’；国内大夫记载为‘卒’，而省略国外大夫，只是区别内外的言辞。”回答说：“确实是。而且如今敌国君主死，其国必定来报丧，史官必定记载敌国君主的死。如果敌国的宰相大臣，他们也不来报告，这里也必定不记载。但是记载‘王猛’，又记载‘王子猛’，都让人不明白。所谓‘天子未除丧称为‘予小子’，活着称名，死了也称名’，这是根据春秋的体例来解释罢了。”

“齐桓公比较正当，只有一次的出征。管仲也不见出征，有事时只是派人出去整顿。春秋常常称‘齐人’。左传上完全没有记载许多事，却记载在国语中，以及出现在孟子中。吕丈说，左传不想让桓公许多不美好的地方显露出来，要为桓公管仲保全名声。孟子所记载的桓公，也自相矛盾，所以都不记载。”回答说：“左氏有许多深意时，却是春秋。左氏也不这样迂回曲折，只是有就记载，没有就不记载。说得意思如此迂回曲折，岂不教坏了人！晋文公诡诈，如侵曹，伐卫，都是当时出兵时不礼貌的私心，却只名义上说是‘治理他们跟随楚国’。如记载‘晋侯伐卫’，辞意可见。又记载‘楚人救卫’，如记载‘救’，都是美好的意思。中原的诸侯，晋国出于私心讨伐他们，反而让楚人来救！如‘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楚人救卫’，其言辞都是圣人笔削，要在这里看义理。今人作春秋义，都只是谈论利害。晋侯侵伐都是出于私心。”僖公四年。

问：“齐侯侵蔡，也是出于私心，为什么？”回答说：“齐国谋划伐楚已经在前面。本来是伐楚，特意借机侵蔡罢了，不是预先谋划的。”问：“国语左传都是左氏编纂，为什么记载齐桓公在国语中，而不记载在左传中？”回答说：“不知道两本书作的先后。温公说先作国语，后作传。又有一个相识的人说，先左传，后国语，国语较老如左传。后来看，似乎是这样。”

从前曾听长辈说，齐桓公伐楚，不责备他僭越称王的罪过，大概是因为桓公每件事都持重，不是一个轻率而不思后路的人。当时楚国很强大，僭越称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桓公如果以此质问，只适宜楚国立即服罪；不然，齐国岂能立刻保证必胜楚国呢？等到听到先生说到，也认为是对的。

春秋记载“会王世子”，是与齐桓公。五年。

晋里克的事，只以春秋所记载的，看不出其是非。国语记载骊姬暗中托付里克的妻子，后来里克守不定，于是有中立之说。他当时只难为里克，里克如果不改变，太子可以安定。由此看来，里克的罪过明显了。后来杀奚齐卓子，也自快国人之意，且为申生伸冤。如春秋所记载的，多有不可明白的。如里克等事，只当时人自己不知道孰是孰非，何况后世呢？如蔡人杀陈佗，都不曾有陈佞弑君的踪迹。“会王世子”，却是桓公做得好。九年。

有人问：“春秋记载

译“晋杀其大夫荀息”，这是要选取他吗？”回答说：“荀息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值得选取的地方，只是始终如一，在国君的危难中死去，这也值得选取罢了。后来又记载‘晋杀其大夫里克’，并不是因为弑君的罪名去讨伐他。然而里克的罪过在于保持中立。现在《左传》中却看不到这件事，《国语》中记载得很详细。”十年。

译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初晋献公想废掉太子申生，改立奚齐，荀息就说‘国君命令立他，臣下怎敢有二心’？完全不能用道义去劝谏国君，这大错特错。里克、丕郑说‘服从国君的道义，不服从国君的迷惑’，见解很正确，只是后来做事没有贯彻到底。”回答说：“他们倒下的地方，就在那中立上。天下没有中立这回事，自己如果能把对方排挤退位，就应当排挤他；如果奈何不了他，就应当自杀。现在骊姬一允许他们中立，他们的事就了结了，这就是他们只求保全性命、躲避祸患。就像隋高祖篡夺周朝，韦孝宽起初非常不平，一见众人被杀，就去投降他，反而让他多做了几件不好的事。看史书到这里，让人气愤。”有人说：“看荀息也有不对的地方。”回答说：“完全不对，岂止是有不对的地方？只是能办到一死，也是难事。”文蔚说：“里克在献公在世时，不能极力去处理；等到献公死后，却杀了奚齐，这也不对。”回答说：“这种事就很难说。献公在世时，跟他说不听，又怎么奈何得了他？后来也应当去处理，只是不该杀了他。”

吴楚盟会不记载周王，恐怕是吴楚当时虽然在各自国内自称王，等到与诸侯盟会时，未必称王。二十一年。

诸侯灭国，不曾书写国君的名。“卫侯毁灭邢”，解说的人认为是因为灭了同姓的缘故。现在经文只隔了“夏四月癸酉”一句，就记载“卫侯毁”去世，恐怕是因而传抄错误，也未可知。又说：“鲁君记载用‘薨’，外诸侯记载用‘卒’。刘原父回复司马光的信，说‘薨’是臣子的用语。司马光也认为这样。把‘卒’当作贬义词的，恐怕也不对。”二十五年。

臧文仲废除六关，如果认为他是不知利害而轻易废除，那么只可以说他不知。所以说“不仁”的，必定是有私心害民的事。只是古事已经久远，不可考证罢了。有人说：“臧文仲知道征收关税是害民而去掉它，于是就没有用来识别奸伪的手段，所以先生这样说。”文二年。

僖公的成风，与东晋简文帝的郑太后一样，都是为了彰显妾母的道义。到本朝真宗去世后，才开始让王后配享。当时群臣也曾争论过，因为这是创见。后来就把它当作常例，这礼仪于是混乱了。四年。

胡安国的《春秋》，文八年记载公孙敖的事说：“色出于性，淫出于……”他的说法源于谢良佐，这区分得很不对。大凡出于人身上的道理，固然都是性。色固然也是性，然而不能用礼来节制，用义来制约，就是恶。所以孟子在这里只说“君子不认为这是性”，他的话便没有毛病。又说：“李先生曾经论及公孙敖的事，只说京师不到而返回，就是大不恭敬。鲁国也不再派人前往，就是罪过。这样解释，与经文很恰当，大概经文起初没有从己氏的说法。”人杰记录说：“胡氏只贬斥他从己氏的经文原本不及此事。”八年。

“于是带着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恐怕是当时史官所记载就是这样。大概因为如今鲁史不存，无法知道哪是旧文，哪是圣人的笔削，怎么见得圣人的意思？宣元年。

晋“骊姬之乱，诅咒不蓄养群公子，从此晋国没有公族”，而以卿作为公室大夫，这就是六卿分晋的开端。起初骊姬谋划驱逐群公子，想立奚齐、卓子罢了。后来就把它当作惯例，那么怀疑六卿的阴谋。然而也不可知。三年。

植因此举出楚人“卒偏之两”，是一百七十五人。说：“一广有一百七十五人，二广共计三百五十。楚国分为左、右广，前后更替。”十二年。

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夏五月，宋人与楚人讲和”。《春秋》责备宋郑，正是因为他们背叛中国而顺从夷狄。中间忌讳谈论此事，所以学者不敢直言，现在还守着它不变，这是不知时务的过错。责备他们背叛霸主，也不对。《春秋》难道率领天下诸侯去顺从三王的罪人吗！只是责备他们背叛中国罢了。这一章，先生亲自具章浦县学课簿。

先生问人杰：“记得《左传》分谤的事吗？”人杰以韩献子将要杀人，郄献子驰救不及，让快些示众回答。先生说：“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求顺从人情。如荀林父邲之战，先縠违命渡河，却说‘与其专罪，六人同之’，这是什么见识！当时作为林父的，只合按兵不动，召先縠来杀了他。”人杰说：“如果这样，岂止保全军队，即使进而救郑也可以。”于是问：“韩厥杀人的事，在郄克只得这样。”说：“既然想驰救，那么杀他未尝不对。然而这事却且莫管。”于是说：“当时楚孙叔敖不想战，伍参争辩。如果事有应当争辩的地方，必须力争，不可苟且顺从人情。”成二年。

问：“‘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气吗？”说：“中是理，理便是仁义礼智，哪有形象

译来？凡是没有形体的叫做理，如果是气，就叫做生。清的是气，浊的是形体。气是魂，叫做精；血是魄，叫做质。所谓“精气构成万物”，必须是这两者相互感应，才能形成万物；“游荡的魂魄产生变化”，所禀受的气到这里已经耗尽，魂上升到天，魄下降到地。阳的是气，是魂，回归到天；阴的是质，是魄，下降到地，这就叫做死。知道生也就知道死，只是这个道理。孔子告诉子路，并不是拒绝他，而是先后次序本来就是这样。”于是说道：“鬼神，是造化运行的迹象。比如起风下雨，打雷闪电，花开花落，如果不是有神主宰又是什么呢？只是人们不去体察罢了。一听到说鬼的事情，就认为是怪异。世间自有这样的道理，不能说没有，只是不是造化的正道罢了。这是得到了阴阳不正之气，不需要惊恐迷惑。所以孔子‘不谈怪异’，是因为明明有这种事，只是不谈罢了。南轩说没有，就不对了。”成十三年。

译胡安国解释《春秋》中“晋弑其君州蒲”这一段，意思不明确，似乎是在为栾书开脱。我曾问胡伯逢，伯逢说：“晋厉公无道，只应当废黜他。”（这是十八年的事。）

于是问：“胡氏在传文中解释栾书弑杀晋厉公的事，他的意思好像是允许栾书弑君，这是为什么呢？”胡伯逢说：“我以前也曾怀疑过，后来见到胡文定的外甥范伯达，向他询问。伯达说：‘胡文定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栾书执掌国家政事，而晋厉公如此无道，也不能坐视不管。为栾书着想，晋厉公可以废黜而不可以杀害。’”我（朱熹）说：“传文中完全看不出这个意思。”胡伯逢说：“胡文定既然认为应当这样作传，虽然不能明说，难道不能稍微暗示他的意思吗？现在写了数百字，而他的意思完全不可理解，这也是不善于传经的表现。”我（朱熹）说。

杨至之问起晋悼公。我说：“晋悼公的次序很好。他的才能非常高，看当初人们去周王室迎接他时，他才十四岁，他说几句话就很懂事，就有驾驭和放纵的手段。刚回到晋国，做事就与众不同。当时晋厉公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被人怂恿，胡乱被杀，晋国宗室非常艰难。等到悼公回来，不知怎么就被他做得那么好。就像久雨积阴，忽然遇到天晴，景象就不同了，赫然焕然一新！”又问：“他胜过晋威公和晋文公吗？”我说：“完全胜过。但威公和文公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悼公是接手现成的基业。我曾经说，晋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这三个人的才能一样，都能做事。都是一做就成功，刚成功就死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杨至之问：“《左传》中‘元者体之长’等句，是左丘明引用孔子的话？还是古代就有这样的话？”我说：“也许是古代就有这样的话，孔子引用它，也未可知。《左传》又说‘克己复礼，仁也’。‘克己复礼’这四个字，也是古代就有这样的话。”（这是襄公九年的事。）

子上问：“郑伯用女乐贿赂晋悼公，为什么会有‘歌锺二肆’？”我说：“郑卫之音，与先王的音乐，乐器相同，只是音律不同。”（这是十一年间的事。）

问：“《左传》中驹支的辩论，刘侍读认为没有这回事。”我说：“我也怀疑。既然说‘言语衣服，不与华同’，却又能够赋《青蝇》，这是为什么呢？又，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怂恿申生去死的，是几个公。申生在闵公二年十二月出兵，穿着偏衣，佩戴金玦，几个公议论如此，献公更举事不得，就有‘逆诈、亿不信’的意思。《左传》整本书都是这个意思，文章浮华艳丽，没有事实。大概周朝衰微时，自有这一类迂阔的人。看《国语》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周朝的衰微了。我曾经读宣王想籍千亩的事，就心烦。等到战国时人，却尚事实，看太史公的《史记》就可以知道。公子成与赵武灵王争论胡服，甘龙与卫鞅争论变法，其他如苏秦、张仪的辩论，莫不如此。卫鞅在魏国时，他的相公孙座劝魏君任用他；不然，必须杀了他。魏君不听，则又与卫鞅明说。卫鞅认为不能用我，焉能杀我？等到秦孝公下令，卫鞅西入秦。然而看孝公下令的几句话，如此气势，乃是吞并六国的规模。卫鞅初次见孝公，说以帝道王道，想来好笑，其实乃是霸道。卫鞅如此，所以坚定孝公的心，后来迂阔之说，更不能入。假使当时没有卫鞅，必须别有人出来。看孝公的意思，定是不用孟子。《史记》所载事实，《左传》哪里会有这样！”（这是十四年的事。）

季札辞让君位，不完全是正确的。

问：“季札，胡文定公说他辞让君位导致生乱，温公又说他明君臣的大分。”我说：“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问：“季札观乐，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我说：“这是左丘明粉饰出来的，也自难信。如听到齐国的音乐而说‘国未可量’，然而一再传而为田氏，哪里在于其未可量呢！此处都是难信处。”（这是二十九年的事。）

有人问：“子产辅佐郑国，铸刑书，作丘赋，当时的人不以为然。是他不通晓‘为国以礼’的道理，徒恃法制以为国，所以郑国日益衰削。”我说：“是他的力量只到得这里。看他与韩宣子争论时，似乎守得定。等到伯有、子皙之徒扰乱他时，则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理不了，便只含糊。也缘当时列国世卿，每国须有三两族强大家族，根株盘互，势力相依倚，卒急动他们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议论，便可逐去。故当时自有一般议论，如韩国献子‘分谤’之说，只是要大家含糊过，不要见得我是，你非。又如鲁国以相忍为国，意思都如此。后来张文潜深深取法，故其所著虽连篇累牍，不过只是这一个意思。”（这是昭公六年的事。）

《左传》中“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杜预煞费力气去解释。后来王肃只解释作刑罚的“刑”，很容易懂，便是杜预不及他。李百药也有两处说法，皆作“刑罚”字说。（这是十二年的事。）

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将“形”字解释为“形”，是胡扯。现在《家语》作“刑民”，注解说“刑”意为“伤害”，非常清楚明白。大概是说伤害百姓的体力来作为供养，却没有满足之心。又如《礼记》中说“耆欲将至，有开必先”，《家语》作“有物将至，其兆必先”才是正确的。因为“有”字与“耆”字相似，“物”字与“欲”字相似，“其”字与“有”字相似，“兆”字的篆文与“开”字的“门”旁相似，必定是误写无疑。现在若将“有开”解释为“有开”，也可以，只是没有意义罢了。王肃所引用的证据，也有可取之处。东汉郑玄与王肃的学问互相诋毁，王肃固然多有错误，但也有考证引证得当的地方。

译齐国田氏篡权之事，晏平仲说“只有礼制才能制止它”，不知道他当时所说的礼，究竟如何能制止它？想必他一定有一套主张。这是《春秋》昭公二十六年的事。

春秋时期掌握政权的权臣，都对百姓施予厚恩。所以晏子对景公说：“按照礼制，大夫家的恩惠不应遍及国家。”这正是先王防范权臣的深意。

有人问：“申包胥到秦国乞求援兵，秦哀公为他吟诵《无衣》这首诗，不知道是创作了这首诗，还是只是吟诵这首诗？”回答说：“‘赋诗’在其他书中没有记载，只是《国语》和《左传》的说法，都出自左丘明一人之手，不知究竟如何。《左传》前面说许穆夫人赋《载驰》，高克赋《清人》，都是说创作了这首诗。到了晋文公赋《河水》以后，像赋《鹿鸣》《四牡》之类，都只是吟诵现成的诗，不知究竟如何。”接着又说：“《左传》的记载大多难以相信。比如晋国范宣子责备姜戎不参加盟会，姜戎说：‘我们戎人贡品不通，语言不同，不参加盟会，也没有糊涂的地方。’然后赋《青蝇》而退下。既然说语言不同，却又那样说话，还会吟诵诗，这让人无法理解。”这是《春秋》定公四年的事。

问：“夹谷之会，孔子说了几句话，为什么能击退莱人的军队？”回答说：“毕竟齐国常常欺负鲁国，鲁国常常不能与之争辩，却忽然被一个人用礼义来质问，他们怎么会不动心！就像蔺相如让秦王击缶，也是秦国常常欺负赵国太过分，忽然被一个人那样强硬地对抗，他们怎么会不动心！”这是《春秋》定公十年的事。

圣人毁坏三座城池，也是因为季氏厌恶其势力强大。正像唐末五代时罗绍威，他的兵力强于各镇，是因为有五千牙兵。然而这些牙兵又不驯服于他，罗绍威非常厌恶他们；一天把他们全部杀光，他的镇区于是衰弱，被邻近的镇区欺负，这才大大后悔。”这是《春秋》定公十二年的事。

春秋时期捕获麒麟，我不敢断定是《春秋》书成后感应了麒麟，也不敢断定是因感应麒麟而作。大概是因为麒麟出现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被人杀了，这是不祥之兆。

陈仲亨问：“晋国三卿成为诸侯，司马光胡安国的说法哪个正确？”回答说：“胡安国的说法也是如此。但他只是从《春秋》中间时期说起，这却不只是这样。大概自周平王以来，就那样没有道理了。因为这样一天天衰落，到最后自然没办法对付他们。如今看《春秋》初年，周天子尚且略略有战伐之类的事，到后来都无事可做。等到定公、哀公之后，更不敢提及他。然而起初只是诸侯出来抗衡，到后来诸侯没办法对付，便又被大夫出来做主。等到大夫稍显没办法对付，又被陪臣出来做主。这便像唐朝的藩镇一样，起初是节度使抗衡，后来牙将、孔目官、虞候之类，都杀了节度使后出来做主。当时被他出来掌握天下大权，肆意那样做之后，更没办法对付他，这自然是形势必然如此。比如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段，这说得极为清楚明白。”附记于此。

问：“‘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周公和召公既是左相和右相，为什么又主持二伯的事务？”回答说：“这在《春秋》的解说中没有详细记载，像《顾命》篇说召公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边，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边，可见的大概就是这样。”这是《公羊传》隐公元年的事。

《春秋传》说毁坏宗庙的方法，是改变涂饰，更换屋檐；意思是说不是全部拆除，只是改变其灰泥装饰，更换屋檐而已。

天子的宗庙，“复庙重檐”。“檐”，指屋檐。又说：“毁坏宗庙的制度，改变涂饰是可以的，更换屋檐也是可以的。”

问：“《谷梁传》解释‘夫人孙于齐’，其文义如何？”回答说：“‘始人之也’，是说开始以人道来治理庄公。‘命’，就是‘名’，是说‘若于道’，‘若于言’，天人都认为是对的，那么我就接受这个名分。‘臣子大受命’，只是谨慎对待所接受的名分罢了。大致上齐鲁的儒者多质朴实在，当时或许传诵师说，对道理看得不明，所以他们的言论多不合逻辑。《礼记》中也是这样，比如说道：‘仁者右也，义者左也’，说他们不对，也不得。”这是《谷梁传》庄公元年的事。

林问：“先生论述《春秋》一经，本是阐明道义、权衡万世典刑的书。像朝聘、会盟、侵伐等事，都是根据人心的恭敬或放肆来决定详略；或写字，或写名，都是就事而言其义理；最是斟酌毫厘不差。后来学习《春秋》的人，多是较量齐桓、晋文的长短。从此以后，像宋襄公、晋悼公等事，都是论述霸主的事业。不知道当时是为王道而作呢？还是为霸主而作？若是为霸主而作，那么这本书岂足以成为义理之书？”回答说：“大体上本是为王道正其纪纲。看以前的《春秋》文字虽然粗疏，尚且知道有圣人明道正谊的道理，还可以看。近来只说得霸业权谋的意思，更睁不开眼了！这个义理不可不知。”论述治经的弊端。

《春秋》本是明道正谊的书，今人只较量齐桓、晋文霸业的优劣，反而成了谋利，大义都晦暗了。今人做义理，且做得齐威晋文优劣论。

《春秋》的写作不是为了晋国霸业的盛衰，这篇大意失之，也是近年来说《春秋》者的通病。正谊不谋利，明

译《春秋》的大义在于：行事不计较功利；尊崇周天子，轻视诸侯霸主；亲近中原华夏，疏远四方夷狄，这是《春秋》的核心宗旨，不可不知道。这也是先生亲手所写。

译问：“如今科举考试中研习《春秋》，只把霸者的功业缠绕在心中；那么《春秋》被先儒称为尊崇周王的书，是这样吗？”回答说：“您不要说这个，这是取士制度的弊端如此，不得不顺应它。如今把六经当作时文来写，最说得没有道理的是《易经》和《春秋》。其他经典还罢了。”容。

如今研究《春秋》的人，都只把许多权谋变诈当作解说，气象狭隘局促，不认识圣人的本意，不讨论王道的得失，却谈论霸业的盛衰，离失宗旨太远了！“公即位”，必定当时另有即位的礼仪，不记载“即位”的，是因为这个礼仪不完备的缘故。如今无法考证，其义理难以显现。诸家的说法，因此纷纷扰扰。“晋侯侵曹”，“晋侯伐卫”，都是晋文公诡诈的地方，考察《左传》可见，都是为了招致楚军。

“如今写《春秋》义，都是一般的巧辩，专门计较利害，把圣人的经典当作权谋机变的书。这样，就不是圣经，却成了一个《百将传》。”接着说：“前辈写《春秋》义，言辞虽然粗率，却能把圣人的大意说出来。近年来一味巧辩曲折，只把孟子‘何以利吾国’这句话用尽了一部《春秋》。这种文章不是现在才这样的。自从秦桧主持和议，一时士人去趋附媚悦他，《春秋》义才出现会盟夷狄的地方。这最是被《春秋》诛绝的事情，人们却都把它说得好听！看来这本书以后不能用来做文章了；才说出来，就有忌讳。常劝人不必做这部经，其他经都可以做，何必去做《春秋》？这里也是世道变迁。比如二程未出现时，就有胡瑗、孙复、石介，他们解说经典虽然很有疏略的地方，但看他们推明治国之道，真是凛凛然可畏！《春秋》本是严厉的文字，圣人作此书，遏制横流的人欲，于是把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寄托其中的褒贬。恰如判处死刑的罪人，案件在司法部门，极其严紧，一个字不敢胡乱写下。如果圣人作经，有今人巧辩的意思，圣人也不懂得这样作。”于是问起朱熹的《春秋》。回答说：“我相识的人中多有不采纳他说法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的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不知道圣人将死时，作一部书如此，感于麒麟而涕泣，雨泪沾襟，这般意思难道是徒然的吗！”问：“《春秋繁露》怎么样？”回答说：“尤延之认为这本书是伪作，我看不是董仲舒的书。”又说：“吕祖谦的《春秋》却好，直白地说去，卷首和末尾又好，中间不像。伯恭认为这本书只是装点门面来说。”道夫记录说：“近来谈论《春秋》的人，都是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曾见到。比如唐代的陆淳，本朝孙明复之类，他们虽然未能深于圣经，但看他们推言治国之道，凛凛然可畏，终究是得到了圣人的意思。《春秋》的作成，是因为当时人欲横流，于是把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寄托其中的褒贬。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极其严紧，一个字不轻易。如果如现在的说法，只是一个权谋智略兵机诡诈的书罢了。圣人晚年痛哭流涕，笔为此书，难道肯这样纤巧！难道至于这样不济事！”

《春秋》固然是尊崇诸夏，排斥夷狄。然而圣人当初作经，难道是要率领天下诸侯而尊崇齐、晋！自从秦桧和戎之后，士人忌讳谈论内外之别，而《春秋》的大义就晦暗了！

问：“《春秋》这一部经，是孔子亲笔所作，先生不可使这一部经不明于天下后世。”回答说：“我实在看不下去。”问：“以先生的高明，看怎么难？”回答说：“劈头一个‘王正月’，便说不通。”刘氏说：“六经中没有建子月，只有《礼记·杂记》中有一个‘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所于先王’，其他不见说建子月。”回答说：“只有孟子出来作闹：‘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便是如今五六月，此句又可含糊。‘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是如今九月十月。如果当作如今十一月十二月，此时天气较暖，便可涉水而过，只有九月十月不可涉水，只有此处这样说，其他便不可说。”刘氏说：“如果看《春秋》，要相信传不可。”回答说：“怎么见得？”回答说：“‘天王使宰咺来归仲子之赗’，传说是‘预凶事’，这不符合人情。天王归赗于鲁，正是要笼络鲁国。这人未死，却归之赗，正是为了怒鲁国。”回答说：“天王正以此厚待鲁国。古人不忌讳死亡。”举汉梁王事云云；又“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一段。先生举此大笑，说：“以一个人家，一伙人扛个棺榇入来哭，岂不可笑!古者大夫入国，以棺随其后，使人抬着棺榇随行，死便要用，看古人不忌讳凶事。”砥。寓录略。以下自言不解《春秋》。

《春秋》，我实在有很多不可理解的地方，不知道是圣人真正说的话否。

问：“先

译《二礼》与《春秋》在早期没有解说，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的是当时的实际事件，孔子将其记录在简册上。后世的儒者学问未达到那个境界，却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猜测传述，这正是横渠所说的“如果不是明理精义而去研究它，所以那些解说大多牵强附会”，确实如此。只有伊川认为《春秋》是“治理世务的大法”，这才把握住了它的宗旨。然而其中极有一些没有定论、难以处理的地方，现在不如暂且保存胡文定的本子留给后人来看，纵然不能完全领会，但也不会偏离太远。《尚书》中间也极有难以考证的地方，就像《禹贡》中关于三江以及荆州、扬州之间的地理，即使是我们要亲眼见过的人，都有疑问；至于北方就没有疑问，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亲眼见过罢了。《康诰》以下的三篇，更难理解。比如《酒诰》本是告诫不要饮酒，却说“开始牵车赶牛去远方经商”，为什么呢？《梓材》又分明是臣子告诫君主的言辞，更加不可理解。其他各篇也有很多可疑之处。强行去解释固然容易，难道能没有疑问吗？《礼经》必须编成门类，比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其他琐碎的礼仪，都必须分门别类地编排出来，考证它们的异同，审定它们是否恰当，这样才能看清。然而现在我的精力已经跟不上了，姑且保存下来留给后人。”赵几道又问：“礼应当如何修撰？”回答说：“礼没有完整的全书，而《礼记》尤其杂乱。现在应当以《仪礼》为正统，然后选取《礼记》等书中的说法按类别归附，再选取各位儒者剖析击驳的说法分别附在相应条目之下，这样才便于查阅。”又说：“以前三礼同为一部经，所以有三礼学究。王安石废除了《仪礼》，选取《礼记》，我由此知道他没有见识！”

译《春秋》这部书很难读懂，我这一生不敢去探问其中的深意。比如郑伯髡顽这件事，各家传注的说法差异很大。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礼一

论考礼纲领

礼乐制度废坏已经两千多年了，如果从大的时间跨度来看，这也不算太远，然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可以查考的依据了。后来必定要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出现，对礼制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整顿，只是不知道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如今世道日益衰败，恐怕必然会有“硕果不食”（指圣人不出，大道不行）的道理。

礼学大多无法查考，大概是因为记载礼制的书籍不完整，反复查考，反而查得更加没有头绪，所以学习礼制的人大多迂腐空泛。一方面是因为读书不够广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确实没有书可读。比如《周礼》中说“仲春时节教导振旅，如同战阵的排列”，仅仅这一句话，其中就包含多少事情。那战阵是如何安排的，都没有地方可以查考。其他的礼制都是这样。大抵上流传到今天的，只是一个题目罢了。

古代的礼制繁琐细密，后人对礼制日益疏略。然而在现在想要实行古代的礼制，恐怕情感和文饰不相称，不如就在当今人们所行的礼制中进行删减修订，使其具备节文、制度、等级威仪就足够了。古代的音乐也难以立即恢复，暂且在今日的音乐中去掉那些焦躁急促的音调，并考究其律吕，使其合乎正道；再让掌管辞令的官员制作乐章，其中略微叙述教化训诫以及宾主之间的情谊，以及君主对待臣下的恩意之类，让人歌唱，也足以涵养人心的平和。《周礼》中规定在岁时召集百姓诵读法令，当时所诵读的内容，不知道是怎样的。现在如果将孝悌忠信等事情撰写成文章，或者每半年，或者每三个月一次，或者在城市，或者在乡村聚集百姓诵读，并加以解说，让他们通晓，以及在各地设立粉壁书写，也必定有益处。

古代的礼制在今天确实难以实行。我曾经说，后世如果有大圣人在世，为他整理一番，让人醒悟，必定不会一一完全像古人那样繁琐，只是遵循古礼的大意。

古礼难以实行。后世如果有创制礼法的人，必须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如果是古人那样繁琐，怎么能让今人去实行呢！古人上下都习以为常，不需要家家户户去告知，都如同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略微不觉得困难。本朝陆农师的门徒，大抵说礼都要先探求其义理。哪里知道古人之所以阐明其义理，是因为那些仪节都在，器具都保存着，耳闻目见，无不是礼，所谓“三千三百”条礼仪，明显可知，所以在此论说其义理，都有依据。如果是如今古礼散失，百中无一二留存，怎么能在空中悬空地谈论义理！这说得什么义理呢？必须先将散失的各种礼制错综参考，使节文度数一一落到实处，才可以推明其义理。如果错综参考得实在，其义理也就不待说明而自然明白了。

胡兄问礼。朱子说：“‘礼，以时为大。’如果有圣人在世，必定会根据当今的礼制来裁度斟酌，取其简易易懂且可行的部分，必定不至于再取用古人繁琐的礼制而施行于今天。古礼如此零碎繁琐，今天怎么可以实行！也暂且能够随时裁减罢了。孔子推崇先进（指早期弟子），恐怕已经有这个意思。”有人说：“礼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它太繁琐而难以实行。”朱子说：“是的。苏子由在《古史》中论说‘忠、质、文’的地方，也有这个意思，只是发挥不出来，首尾不能照应，不知道文字为何如此。他说‘自夏商周以来，人情日益趋向于文饰’；结尾却说‘现在必须恢复夏商之质，才行’。既然人情日益趋向于文饰了，怎么能恢复夏商之质呢！他的本意本想如同‘先进’的说法，只是言辞不足以表达罢了。”

凶服沿用古制而吉服采用今制，两者不相衔接。释奠祭只有三献时穿法服，其余都穿今服。《礼记·礼器》说：“文、质之变相生。”百世以后如果有圣贤出世，必定不会沿袭旧本子，必须重新另做。比如《周礼》如此繁密，必定不可实行。且以《明堂位》来看，周人每件事都增添四重虞黻，不过像是一副水担相似。夏代的火纹，殷代的藻纹，周代的龙章，都是重叠加上去的。如果圣贤有作，必须简易疏通，使人看见就容易知道，推行就容易实行。大概文、质相生，秦汉初年已经自行趋向于质朴了。太史公和董仲舒每想要改用夏代的忠质，不知道其初年已经是质朴了。本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员以上都排列班次，宰相押班，再拜而出。当时归班的官员很苦于这件事，后来就废除了，致使王乐道以此攻击魏公，大概是因为人情趋向于简便的缘故。

“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全部采用。必须另有安排，看待许多琐碎的制度，都如同具文（形式），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曾子临死时叮咛说：‘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举动容貌端庄，就能远离粗暴傲慢；脸色端正，就能接近诚信；出言吐气得当，就能远离鄙陋悖逆。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上面这些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会的许多事情，正是笾豆之事。曾子临死，教导人不要去理会这个。‘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如果不是孔子，怎么能尽做这些事呢？到了孟子已经不再说到细碎的地方，只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吾尝闻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饴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这三项便是大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