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三

译涵养，就是在行动中有所收获，而在静止时却无所收获。

译问：“看先生所解释的文字，大致能通晓大义，只是意味不如这样融贯透彻。”先生说：“只要熟读。”又说：“先把正文熟读背诵，自然意义就会显现。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记录下来，日后反复研读时就会有收获。”

德明问：“编撰丧礼、祭礼，应当依据先生的指点，以《仪礼》为经，以《戴记》为传，以《周礼》作旁证。”先生说：“《通典》也必须看，其中关于议论变革的地方尤其要注意。”说完，又说道：“子晦正应该先做切己的修养工夫，只是一味在外部文字上打转，支离破碎、杂乱干扰，于事无补。孔子说：‘操持则存，舍弃则亡。’孟子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求取那颗放失的心罢了。’必须这样来经营家计。程子说：‘心要在胸中，不可向外驰求。’这颗心，必须管束住才行。比如曾子对于礼仪的细节无不理会，但当他告诉孟敬子时，却说：‘端正容貌，就能远离粗暴傲慢；端正脸色，就能接近诚信；注意言辞语气，就能远离鄙陋悖谬。至于笾豆等祭祀器具的事务，自有主管的官吏负责。’必须有缓急先后的次序，必须有本末之分，必须将操持存养心性的工夫作为根本，然后逐段逐义地去研读，才有益处，也必须有伦常秩序。只是一味支离破碎地杂看，都办不成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才能‘游于艺’。现在只在书本上理会，所以每每不相似。”又说：“正要在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引用《遗书》说：“根本必须先培土施肥，然后才能确立趋向。”又说：“做学问的人必须恭敬地守持此心，不可急躁逼迫，应当栽培深厚，在其中涵泳体味，然后才能自得。现在暂且要收敛此心，常常提撕省察。比如坐间谈论时事，每人说几件，如果只管说下去，有什么益处呢！就截断它，提撕此心，让它在此。凡是遇事应物都应当这样。”问：“当官事务繁多，胶扰纷乱，怎么办？”先生说：“他自胶扰，我与他有什么关系？濂溪说：‘以中正仁义来定立，而以静为主。’中与仁是发动的地方，正是当然定理的地方，义是截断的地方，常要以静为主。岂可只管放出不收敛！‘截断’二字最紧要。”

又说：“必须培壅根本，使其丰壮。以此去理会学问，三代以下的书籍，古今世变治乱存亡，都应当理会。现在只看这几本书，又半上落下。比如编撰礼书不能完成，也是此心不壮，必须培养使其丰硕。吕子约‘读三代以下书’的说法，也有道理。大体上有书要读，有事要做。”

问：“五典的常道，四端的本性，推寻根源，既然知道是我所固有的，日常之间，大伦大端，自然不会有差错。稍有差失，只是被私欲所干扰，其关键在窒欲。”先生说：“有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见识不尽；见识有未尽，便胜过私欲不如见得脱然透彻，私欲自然不能留存。大体必须达到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诚、心正的境界一直去。”又举虎伤的事。当时再三深思所见，以及推究太极动静、阴阳五行与仁义中正之所以主静的道理来请教。先生说：“据所说，也只是如此，思索也只到此。然而也无从思索。这是‘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地方。只要时常习练，常读书，常讲贯，让它常在眼前，久久自然见得。”

问：“山居颇为舒适，读书完毕，临水登山，觉得非常快乐。”先生说：“只任凭闲散不可，必须读书。”又说上古没有闲民。他的说法很多，没有记录。大意似乎说闲散是虚乐，不是实乐。

因为说到某人“开广可喜，很难得，只是读书全没有对的地方。做学问的人必须有学业次第。我怀疑各位先生也难免如此”。德明与张显父在座，恭敬地听教。先生说：“前辈诸贤，大多只是略绰见得个道理就罢了，少有苦心理会的人。必须专心致意，一切从原头理会。比如读《尧舜典》‘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礼、五玉’之类，《禹贡》山川，《洪范》九畴，必须一一理会令透。又如礼书冠、婚、丧祭，王朝邦国许多制度，逐一讲究。”因而说：“赵丞相论庙制，不取王安石的说法，编奏议时，已编作细注。不知道王安石所论，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讲究毁庙的礼仪，当时拆除，已经很不符合《仪礼》，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编奏议。现在众人的学问，又只是做奏议以下的工夫。一种稍胜的，又只做得西汉以下的工夫，无人就尧舜三代源头处理会来。”又对敬之说：“比如做举业，也必须苦心理会文字，才可以决科。读书若不苦心去求，不成学业次第，终不济事。”

临别，再次说：“做学问的人必须有学业次第，必须专读一书完了，又读一书。”德明起身禀告：“数日侍奉行走，极蒙教诲。若得师友常提撕警醒，自然见得有益。”先生说：

译像今天的讨论，我也温习了一遍。

译问：“之前承蒙先生来信说：‘李先生说：”依靠上天的灵佑，（道）常在我眼前。”像这样，怎么能不进步呢？大概李先生修习默坐澄心的学问，持守得很牢固。后来张南轩深深地认为默坐澄心是错误的。从此学者的工夫越发散漫，反而不如默坐澄心那样专一。’”先生说：“只是因为李先生没有出仕做官，才能做这种工夫。如果是做官，就必须出来处理事务。以前见到吴公济修习这种学问，当时他正在授徒，整天在屋里默坐。学生们在外面，都不成样子，大概一直这样是不行的。”问：“杨龟山的学问说：‘用身体去体验它，用内心去验证它，在闲暇宁静专一之中从容自得。’李先生师从杨龟山，其源流是这样的。”先生说：“杨龟山只是想要闲散，然而他却读书。尹和靖就不读书。”

初一七日禀告辞行，因此请求一句话作为终身奉行的准则，先生没有回答。暂且退出，晚上拜见再次请求。先生说：“早上所说的用功的事，仔细思考，只是昨天说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要切实用功。佛教说得非常相似，然而不同。佛教要使此心空无，道家要使此气保持，都是人为安排。子思的时代，异端同时兴起，所以作《中庸》发出这件事；只是戒慎恐惧，便自然常存，不需要安排。‘戒慎恐惧’虽然是四个字，到用时没有别的，只是紧紧鞭策约束，让它回到这个规范中来。”问：“佛教似乎也能慎独。”先生说：“他只在静处做得，这与儒家不同。佛教只是占便宜，找闲静的地方去。老庄只是耍奸巧，要使自身平稳。”先生又自言自语：“两三年前，对这件事还看得模糊，因为佛教说得相似。近年来才看得分明，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像颜回约束礼制的事就是这样。佛教却没有这段工夫。”

先生极力论述戒慎恐惧，认为这是学者切要的工夫。因此问：“《遗书》中‘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的话，也是切要的工夫吗？”先生说：“不理解时，凡是读书的语言，各自在一处。到底只是一件事。”又问：“‘必有事焉而勿正’这一段，也是不安排，也是戒慎恐惧则心自然存在的意思吗？”先生说：“这是孟子说的养气的事。‘必有事焉’，是说积累正义。积累正义，则气自然增长。既难以去端正它，也难以去帮助它增长。必有事而不忘于积累正义，则逐渐自然增长。”

安卿问：“前几天先生给廖子晦的信说：‘道不是有一个东西闪闪烁烁在那里。’固然如此。但所谓‘操则存，舍则忘’，毕竟也须有个东西。”先生说：“操存只是教你收敛，教那颗心不要胡思乱想，何曾抓住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又问：“‘顾諟天之明命’，毕竟是个什么？”先生说：“只是说看见道理在面前，不被事物遮蔽了。‘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面前，在车上看见它倚靠在车辕横木上’，都是看见理是这样，难道是一块东西光辉辉地在那里。”

廖子晦得信来说：“有本原，有学问。”我起初不明白，后来看到他们都是把本原处当作别有一块东西的样子。圣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难道真个是有一个东西，像一块水银样，走来走去那里。这便是禅家说的“赤肉团上自有一个无位真人”的样子。

以前看得心只是虚荡荡地，而今看来，湛然虚明，万理便在里面。以前看得便像一张白纸，现在看，便见纸上都是字。廖子晦他们便只见得是一张纸。

直卿说：“廖子晦做县令，不行庭参之礼，当时冒犯了上级，但这一节最可佩服。”先生说：“行庭参固然不对，然而等上级来争论，到底也不是。”

廖德明赴任潮州通判，来告别，临行请求一个安乐的方法。先生说：“圣人门下没有这种方法。”

有人问“诚敬”二字等等。先生说：“也是这样。但如果不去做工夫，徒然说得，不顶用。且如你一天中，曾有多少时间去体察理会呢？如果不曾这样下工夫，只凭书上写的拿来口头说，虽说得对，有什么益处！我常对学者说，这个道理，必须用工夫自己去体究。讲论固然不可缺少，如果只管讲，不去体究，能有什么用处？因为这义理尽广大无穷尽，今天这样他说，也未必对。又恐怕他只说到这里，深入还有更深的，如果就领会过去，不过是皮毛而已；又不进入思虑，那么凭什么会进步？必须把它横看竖看，仔细穷究。都理会不得的，固然应当去看；便是领会得去的，也应当这样看。看来看去，才有疑问的地方。这个东西极细微，毫厘间便相争，怎么能这样疏略说得？如果是那真正下工夫到田地的人，说出来自然不同。汉卿所问虽然看似近似，但也看得浅。必须理会来，理会去，理会得意思到位，好像被

译胶漆粘合之时，才是长进的时候。」于是问道：「『诚敬』二字应当如何理解？」广说：「先做到敬，然后才能做到诚。」先生说：「暂且不要考虑先后顺序。敬是什么？诚是什么？」广说：「敬是把持着去用功，诚则是达到自然的境界。」先生说：「敬也有刻意把持的时候，也有自然流露的时候；诚也有勉强为之的时候，也有自然真诚的时候。且说这两个字的含义，敬只是收敛畏惧，不放纵；诚只是质朴诚实，不欺骗。起初必须做到这样不放纵、不欺骗；等到功夫纯熟时，就会自然不放纵、不欺骗了。」以下训

译杨时（龟山）说：“昨天听了先生教诲做学问功夫的道理。我反省自己，之所以没有长进，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用功，所以在阅读文字时，不是流于肤浅，就是陷入穿凿附会。现在如果按照先生的说法，就这样切实地下功夫，那么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功效，绝不会虚度光阴了。”先生说：“昨天也是偶然谈到这一点。我原本以为凡人读书都是这样用功，后来发现大多不是这样。因为这个道理，问也问不完，说也说不尽，头绪非常多，必须自己去体悟。看来看去，自然一天比一天深入，一天比一天明白，一天比一天简易，关键是要熟练。孟子说：‘仁，也不过在于熟练罢了。’熟练了，道理就像呼唤一样就在面前。不熟练时，刚被人问到，就要临时去搜寻探求，等到搜寻探求到时，心意已经不似当初了。”

先生对杨时说：“你看文字太快，恐怕不够仔细。即使是已经理解的，过后还要再看。这不厌烦重复，熟练后再看，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滋味。”于是笑着说：“这就是做‘伪学’的功夫！”

先生开导杨时说：“现在讲学也必须这样，更要在专一上做工夫。如果没有专一的功夫，那么所讲的义理就没有安顿的地方，都不是自己的东西；如果有专一的功夫，那么外面许多义理，才真正为我所有，才是自己的东西。功夫到家时，只要专一，就觉得心意美好，卓然精明；不然，就会松懈散漫，毫无意味。”杨时说：“在这里侍奉先生教诲三个月，虽然愚钝，但也自觉与以前不同，才开始有了进修的根基，回去应当闭门独自做工夫。”先生说：“也不问是在这里还是不在这里，也不说要如何分阶段做工夫，只管从脚下做起。固然不免有松懈的时候，但只要刚觉察就收敛回来，渐渐去做。只要收敛的时候多，松懈的时候少，就是长进的地方。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求找回放失的心罢了。’所谓‘求放心’，并不是另外去求一个心来存养，只是刚觉察到心放失了，心就在这里。孟子又说：‘鸡狗放失了就知道去寻找，心放失了却不知道去寻找。’我常说，鸡狗还是外物，刚放失了，必须到外面去捉回来；如果是自己的心，就不必另外去求，刚觉察，心就在这里。鸡狗放失，还有找不到的时候，自己的心则没有找不到的道理。”接着说：“张载（横渠）说做工夫的地方，比二程更加精切。二程资质高，心性洁净，不大段用功夫。张载资质有偏驳夹杂的地方，他大段用功夫。看他说的话：‘心清的时候少，乱的时候多。心清时，视力明亮听力灵敏，四肢不需要约束而自然恭敬谨慎；心乱时，则相反。’说得非常精切。”

先生又对杨时说：“你理解义理虽然稍快，但在言语行动之间，觉得轻率的地方很多。‘孔子说：仁人的言语是迟钝的。’仁人的言语，自然不会这样轻易。谢氏说：‘视听言动不可轻率，轻率就大多不合礼。’必须时时自我反省觉察，自我收敛，稍微放纵就失掉了。”第二天杨时请教说：“先生昨天说我言语行动间多轻率，没有‘言语迟钝’的意思，这深深切中了我的毛病。因为往年读书，偶然有感发的地方，不过是赞叹圣言的美好罢了，都不能玩味以涵养心性。自从来到先生座下，一天听先生泛泛地说义理不是外在的东西，都是我们心中固有的，就像道家说的存想法，所谓‘铅汞龙虎’之类，都是人身内所有的东西。又过了几天，因为我诵读义理又向外求，先生说：‘前几天告诉您，道都是我们心中固有的，不是外在的东西。’我不觉心中受到警示！又一天侍坐，听先生说‘如今学者的大要在唤醒上’，从此才知道做工夫的道理。现在在静坐时，读书玩味时，这颗心常在；一旦与事物接触，心就松懈散漫了。所以轻率的毛病表现在言语行动之间，无法掩盖。现在得到先生的警示教诲，从此更应当在此处加强省察收摄的功夫。然而侍奉先生教诲的时间只有几天，更希望先生严厉地教导规劝。”先生沉默良久，举出程颐（伊川）的话说：“‘人心有主宰就充实，无主宰就空虚。’另一种说法却说：‘有主宰就空虚，无主宰就充实。’您且说说看是怎么回事？”杨时说：“有主宰就充实，是说人具备这真实的道理，所以充实；无主宰就充实，是说人心没有主宰，私欲为主宰，所以充实。”先生说：“心虚则理实，心实则理虚。‘有主宰就充实’，这个‘实’字是好的，是指理而言；‘无主宰就充实’，这个‘实’字是不好的，是指私欲而言。以理为主宰，那么这颗心就虚明，丝毫私意容不得。就像一泓清水，有一点砂土就看得见。”

有人问：“人的思虑，有邪有正。如果是大段邪僻的思虑却容易制止；只是许多没有头绪、不紧要的思虑，不知道如何制止？”回答说：“这也没有别的，只是觉得不该思虑的，就不要思虑，便从脚下做起。久久纯熟，

译自然就没有这些思虑了。譬如人坐不住，两脚总想走动；但只要刚想走动时，便自己稍微觉察到不该走动。久而久之纯熟了，也自然不想走动而能坐得安稳了。前辈中有想要澄治思虑的人，在坐的地方放置两个容器，每起一个善念，就往容器中投一粒白豆；每起一个恶念，就往容器中投一粒黑豆。起初白豆少，黑豆多；后来白豆多，黑豆少；再后来便不再有黑豆；最后连白豆也没有了。然而这只是一个死板的方法。如果再加上读书穷究义理的功夫，那么去除那些不正当的思虑，有什么困难呢！又如有人喜欢做无关紧要的事，像写字作诗之类。起初念念想去做，更压制不住。如果能拿圣贤的话来玩味，看清义理分明，那么渐渐觉得这边重那边轻，久而久之不知不觉，自然剥落消亡。何必横生一念，想要另外寻找一条捷径，把意见全部去除，然后才能这样呢？前晚曾有人提出“去除意见”的说法，这都是因为不耐烦去修治自己的身心，才产生这种见解。譬如人做官，就应当至诚地履行职务，却不耐烦去做，非要寻找一个侥幸的门路去钻营，说钻通这里，就可以超越常规上去。现在想要去除意见的人，都是这种心态。学者只应当在意见上分辨真假，保留真的，去除假的罢了。如果不问真假，想要全部去除，所以游荡不定，虚度光阴，都没有用功的地方。”于是引用《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叫做中，表现出来都符合节度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行大道。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就像喜怒哀乐，都是人不能没有的，怎么能去除呢？只是要表现出来符合节度罢了。所谓达到中，就像孟子的‘求放心’和‘存心养性’那样；所谓达到和，就像孟子论述平旦之气，以及扩充仁义之心那样。现在却不耐烦去做这样的功夫，只是一味要求捷径去除意见。只怕所谓去除意见，正不免成为一种意见。圣人教导人像一条大路，平平正正，从这里直走，可以到圣贤的地位。只是要人做得透彻。做得透彻时，也不大惊小怪，只是私意剥落干净，纯粹是天理融贯明白罢了。”又说：“‘兴起于诗，确立于礼，完成于乐。’圣人做出这一套东西来，让学者听到，自然欢喜，情愿走上这条路去。四面八方都促使他在这条路上行走。”又说：“所谓达到中，不仅仅是处于中而已，稍微有些偏倚，就不行。必须常常站在中心的十字交叉点上，才是达到中。譬如射箭：虽然射中红心，但在红心的边侧，也不恰当，必须正当红心的中心，才算是中。”黄广云：“这不是平常保持戒慎恐惧的功夫不行。”先生说：“固然如此。只是保持戒慎恐惧，就是功夫。”黄广云：“这几天恭敬聆听先生教诲用功的地方，左右前后，内外本末，没有不周密的，所谓盛水不漏。”先生说：“‘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制来约束我的行为’，圣门教导人，只有这两件事，必须互相阐发。约礼的功夫深，那么博文的功夫就越明白；博文的功夫达到，那么约礼的功夫就越严密。”

译陈广向先生请教，请求“居敬穷理”这四个字。先生说：“自己一向向内用功，何必求这四个字呢？”于是先生说道，从前罗隐跟随吴越王钱镠巡视钱塘城，看见楼橹之类的建筑，假装不懂而问道：“这是什么东西？”钱镠说：“这是楼橹。”罗隐又问：“有什么用？”钱镠说：“用来抵御寇贼。”罗隐说：“如果真的能这样，那就应当把它移到内部来使用。”这是讽谏钱镠，因为寇贼在内部啊。

先生问陈广：“你到这里几天了？”陈广说：“八十五天了。”先生说：“明天可以动身吗？”陈广说：“明天早上拜别。”先生说：“有疑惑再问。”陈广说：“现在也没有疑惑。从此去用功，必定会有疑惑，到时候再写信请问。”先生说：“姑且自己勉励用功。学者最怕因循拖延，不要说一下子就能做成。今天知道一件事也好，做到一件事也好，只是不要间断；积累久了，自然能做得透彻。如果有疑惑的地方，姑且自己思量，不要倚靠别人，说等去问他。如果没有人可以问，难道就停止吗！人如果能除去倚靠别人的心，学问也必定会进步。”

先生对汉卿说：“有疑惑没有决断，可以早点商量。”汉卿回答说：“眼前也没有疑惑。姑且看做去有阻碍，才敢请问。”先生于是说：“人们说顿然用功，也很难得到顿然的工夫。不要说今天做不成，姑且等明天做。如果做成一件事，就是一件事的工夫；如果理会得这些道理，便有这些工夫。如果见解上有积累，那么见解自然贯通；如果存养上有积累，那么大雅去铅山观音寺拜见先生，献上贽礼拜见。先生问他的学问，大雅于是陈述自己的见解。先生说：“所谓事事物物各得其所，就是所谓的时中之义。但是所说的大意却错杂。按照这样的说法，乃是想要从无形无象之中求道，近世学者大抵都是这样。圣人的语言很实在，且就在我们日常行为之间可见。只有能审慎探求经义，将圣贤言语虚心观看，不必要刻意去看待它，久了道理自然显现，不必追求得太高。现在如你所论，却只在渺茫之处想象有一物悬空存在，更没有捉摸的地方，将来如何安放，更没有收束。这样，就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判为两物，凭什么能得之于己？只看《论语》一书，何曾有悬空说的话？只是因为汉儒一向寻求训诂，不再看圣贤的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他们激昂向上，探求圣人用心的地方，所以放得稍宽。不期望今天的学者舍弃近处追求远处，处在低处窥探高处，一向悬空说教，扛得两脚都不着地！其危害，反而比从前不知道寻求道理，依旧在大路上行走更严重。今天的学者却追求快捷方式，以至于钻山入水。我的朋友要知道，必须与古本相似的，才是本分道理；如果不与古本相似，尽是乱说。”以下是训诫。

临别请教，作为铭记在心的计划。先生说：“老兄已经自己历练，但目前姑且须要省却闲事，在简约上用功。如果科举也是本分事。比如前天让老兄写告子未尝知义的论，其说法也自好；但终究是揣度，不是实在见得。如今人说人的文字辞藻太多。不是辞藻多，自然是因为意思少。如果根据我的见解，‘义内’即是‘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便自然见得义在内。如果从头到尾一篇说得此理明白，就是我们日常的事，岂止是一篇时文而已！”

再见，于是说：“去年冬天拜别之后，因为得到一首诗说：‘三见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如今决破本根说，不作从前料相看。有物有常须自尽，中伦中觉犹难。愿言克己工夫熟，要周旋事仰钻。’”看完，说：“很好。”大雅说：“近来却完全去掉了以前的毛病，又觉得完全安定了，太过无疑，恐怕难以进步。比如南轩说‘无适无莫’，‘适是有所必，莫是无所主’，便见得不妥贴。程氏说‘无所往，无所不往，且要‘义之与比’处重’，便安定了。”先生说：“这姑且做得一个粗粗的基础，尚可加工。但是古人训释字义，没有用‘适’字为‘往’字的。这个‘适’字，应当是‘吾谁适从’的‘适’，音‘的’，是端的意思。说无所定，亦无不定。张钦夫说：‘“无适无莫”，释氏谓有适、莫。’这也可以通。”问：“什么是粗粗的基础？”说：“无所往，亦无所不往，也没有深害。但是认得‘义’字重，也是对的。所谓粗的，比如匠人处理材料，姑且成朴在，然后刻画可加。比如‘义’字，岂可便止？须要见之于事那里是义，那里是不义。不可说心安于此便是义。比如宰我以食稻衣锦为安，难道就是义！现在之所以要在圣贤言语上精加考究，从而分别轻重，辨明是非

译是非不混淆，这才叫做“文理密察”。从此应对事物、接触外物，都能合乎事理的关键，既不过分，也不不足，这都是精通义理的功效。」问：「这是否就是“精义入神以致用”呢？」回答说：「所谓“精义入神”，不过是要求思考得极其精细，那么在日常应用中自然合乎道理。所谓“入神”，就是这本身，并非另外还有一个入神的境界。就像老兄诗中所说的“中伦中虑”，如果只是泛泛而谈有什么益处？伦和虑，不过是伦理所在，要使言行符合伦理罢了。必须平时精心考究，然后亲身实践，使得每一言每一行都出于这个理，那么这边就自重。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气也就由此产生。如果这样用功，才有进步的地方。如果这样进步，就会一齐进步。圣贤的见解，虽然最终未必能立刻完全穷尽，但不断进步不停止，自然会根据能力有所达到。如果不是在这上面看清义理的正道，那么不仅所学不能体现在行动上，也不是这条道的真谛。」于是问：「如果没有至德，至道就不会凝聚。」脱离事物、舍弃亲身实践而谈道，那么道就是道，我就是我，尚且不能合一，怎么会有进步呢？」回答说：「是的。」

译再次见面，先生便问：“三年没见面，近来情况如何？”我回答：“独自学习，漫无目标，没看到有什么进步。”先生说：“漫无目标对做学问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弊病。我以前的讲话，也显得漫无目标，而向我学习的人都不做切身的工夫，所以也很少见到特别值得倚靠的人。比如孟子起初对滕文公说话，只讲‘性善’。善于学习的人只就这一点上下工夫，自然会有所收获。等到后来再见孟子，就不再另起话题了。只说‘世子怀疑我的话吗？道只有一个罢了’。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直到‘如果药不让人头晕目眩，病就不会好’！他的话如此激切，只是想要他们加紧下工夫罢了。又如对曹交说的那一段，意思也与此相同。大体上做学问，必须自己发愤振作，鼓起勇气去做；一定要做到一天看到一天的效果，一个月看到一个月的效果。各位如果想做，就从今天开始做；如果不做，就干脆从今天断绝，不要徒然追求言语上的功夫，那是没有益处的。”大雅说：“从前只觉得有寸许的进步，没看到特别显著的效果。”先生说：“正因为这样，才没能脱离旧的窠臼，怎么能改变旧的气质呢？”

又说：“做学问的人做切身的工夫，要想不出现偏差，首先必须辨别义和利所在。比如思考一件事，不仅仅是财利、利欲，只要处处寻求对自己安适有利的地方就是，推而广之就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务必勤勉地提撕反省，在细微毫忽之间加以察识，不能放任这样，就不会错用工夫。”

问：“程先生说：‘喜欢包揽事情的人，心里先有包揽的毛病；多疑的人，心里先有怀疑的毛病。’大雅则胸怀坦荡没有怀疑，但不免有包揽事情的心。”先生说：“这正是没有做切身工夫，所以看到别人的事，总要揽上一份。如果自己曾实实在在地做工夫，就像忍痛一样。我自己痛，尚且来不及忍耐，哪有空管别人的事？自己如果把持得重，那么那些事自然就显得轻了。”

于是谈论古今圣贤千言万语，不过只是要争个是非罢了。先生说：“争个是非固然好，但这只是最后的一着，要想争个是非，必须去探求其中的原因。”大雅说：“不过是致知穷理。”先生说：“实实在在地去做，就能见到其中的原因。”

再次见面，先生就说：“我们这类人做的事，世俗之人理解不了。凡是想要做事，怎么能相信世俗的话来决定去留！那些流俗之人知道什么？所以王安石一概排斥他们。他做事虽然有过激之处，但我们自己坚守所学，又怎么能被流俗所阻碍？如今浙东的学者多是陆子静的门人，大都能卓然自立，见面的时候，就毅然有不可侵犯的神色。我们自己这一辈朋友又觉得不振作，好像忘记了似的，他们则又像是拔苗助长。”又说：“大体上事情只有一个是非，是非确定之后，就选择一个正确的地方去做。一定要周旋得人人都说好，哪有这种道理！然而事情的是非，久了自然就会确定。当下必须做到自己内心没有愧疚，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别人说好说坏，管他呢！”

临别时请求指教。先生说：“大要只在‘求放心’。这颗心流荡散乱，无处收拾，拿什么来管辖它？其他用工夫都是闲慢的，首先必须在自己心上立得定。决定不夹杂，自然就会光明通达，照用有余，凡是所谓的是非美恶，也不难辨别了。况且天理人欲不能并存，必须完全在天理上运行，才能看到人欲消尽。义和利，不需要分辨就很明白。至于所谓利，凡是有分毫寻求自利的地方都是，就把它克制掉，不需要等到显著，才称之为利。这颗心必须让它纯粹，纯粹只在一处，不可以让外事参杂。遇事而发，合乎道理的地方，就果断地去做，不要顾虑。如果临事见到义，反而迟疑，那又不对了。仍然必须勤勉地把持做事，不可片刻放松。日日时时如此，就一定会见到效验。人的精神，习惯久了自然形成。大凡人心如果勤勉紧实地收拾，不让它放松纵情逐物，哪有不能得其正的！如果真个提得紧，即使半个月见到效验也是可能的。”

再次见面，首先教导说：“今天用功，应当以格物为事。不说‘穷理’，却说‘格物’，是要在事物上把道理看得分明。看到正确的地方，就果断地去做，不要迟疑。把这每天做一段工夫，不要中断，这就叫做‘集义’。天下只要一个‘是’，如果不研究得清楚明白，怎么能行得通！《尚书》所说的‘惟精惟一’，最重要。这是上古圣人相传下来的，只是这样。”

问：“我们这类人中的贫穷者，让不学习的子弟去经营生计，恐怕不妥吧？”先生说：“只是经营衣食，也没什么害处。陆家也做铺子买卖。”于是指着门槛说：“但是这类事，就像在门槛里，一动脚，就在门槛外了。因为先以利存心，做的时候虽然本是为了衣食不足，后来见到利益稍多，就多方寻求多余，于是产生万般计较，做出妨碍道理的事来。必须思量只是为了衣食，为了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罢了。这个计划稍足，就必须收敛，不要超出原本所想的范围，这样大致可以补救。”于是让我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说：“‘利者，义之和也。’顺

译利于这种道，来安顿这个身，那么德行也就随之增进了。」问：「孔子遭遇许多困厄，身体也危险了，而德行却增进了，这是为什么呢？」大雅说：「身体安然后德行增进，是君子的常态。孔子遭遇变故，根据适宜的情况权衡，宁可身体不安，德行也必须增进。」问：「是这样。」回答说：「说『是这样』，意思似乎没有完全表达清楚。」刘仲升说：「横渠说：『「精义入神」是事情预先在我内心，追求利益在我外面；「利用安身」是平常的利益在我外面，用来滋养我的内心。』」问：「他说的自分明。」

译正叔有枝蔓冗杂的毛病，先生常常纠正他的偏颇，正叔因此习惯于静坐。后来他又来请教，说因此产生了厌恶书册的念头。先生说：“怎么可以一直这样！只是让你稍微虚静空闲，依旧还是要读书。”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四

朱子十一

训门人二

先生问：“看什么书？”回答说：“看《论语》。”“《论语》看得怎么样？”回答说：“自从看了《论语》后，觉得做工夫要紧，不像平常那样悠悠荡荡。”“做什么工夫？”回答说：“只是存养。”“自见住不得时，便是。我害怕人说‘我要做这个事’。见饭便吃，见路便行，只顾说‘我要做这个事’，有什么益处！”文蔚又说：“近来觉得有一个进步的地方：畏惧不义，见到不义的事不敢做。”先生说：“很好。但也必须分辨得清义与不义。如果没有看清对错，颠前错后，依旧是胡乱作为。”又说：“必须看《大学》。圣贤所说的，都是自家原本就有这个理，只是人不愿意着意去看。如果稍微着意，自然就能看见，并不是自家没有这个理，是他凭空编造出来的。”以下训

问：“私意偷偷萌发，随即铲除；虽然去除了枝叶，根本还在，感触外物又萌发，怎么办？”回答说：“只能如此，所以曾子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一天侍奉先生吃饭，先生说：“只是《易经》中‘节饮食’三个字，人没有实行过。”

“子融才卿是许多文字看今更巡一遍”，所谓“温故”；再巡一遍，又须较见得分晓。如同人有多块田地，必须自己照管，曾耕过不曾耕过；如果有荒废的地方，必须耕垦。子融说：“每自思之：今亦不可谓不知，但知之未到；不可谓不诚，但其诚未到；不可谓不行，但行之未若得这三者都到了，便是了得此事。”先生说：“须有一个到底的道理。”

因为说僧家有规矩严整，士人却不遵循礼法，先生说：“他们却是心有用处。现在士人虽然有好底，不肯为非作歹，也是他资质偶然如此。总之，他们的心实在没有用处，每日闲慢的时候多。如果想要理会道理，理会不得，便搁置三五日、半月日不当事，钻不透就罢了。既然是来这一门，钻不透，又须另寻一门。不从大处入，须从小处入；不东边入，便从西边入；等到进入，却只是一般。现在头头处处钻不透，就罢了。这样，就没有话说了。有理会不得的地方，必须是皇皇汲汲然，没有理会不得的。譬如人有大宝珠，丢了，不着紧寻找，怎么会得到！”

对文蔚说：“公却是见得一个物事，只是不光彩。”一天，呈上所送崇甫序。看完，说：“前日说公不光彩，且如这般文字，也不光彩。”

问：“‘色容庄’最难。”回答说：“心肃则容庄，不是外面做出那庄重的样子。”陈才卿也说“九容”。第二天早上，才卿用右手拽着叙衫，左袖口偏在一边。先生说：“公昨夜说‘手容恭’，现在却这样！”才卿羞愧，急忙叉手鞠躬，说：“忘了。”先生说：“为己之学有忘的吗？徐节孝见胡安定，退下时，头容稍微偏斜，安定忽然厉声说：‘头容直！’节孝自思：‘不独头容要直，心也要直。’从此便无邪心。学者必须是这样才行。”友仁。

第二天相见，先生偶然脚气发作。因为苏宜久想要回去，先生蹙然说：“看我的病这样，不是久于世间的人，只是一两年间的人。也想接引后辈一两人，传续此道；承蒙你们远来，也想有所相补助。只是觉得如此苦口婆心，都没有一分相启发的地方。不知如何，横说竖说，都说不进去。如昨夜才卿问程先生如此谨严，为什么诸门人都不谨严？因为隔夜说程门诸弟子及后来失节的人。我回答说：‘是程先生自己谨严，诸门人自己不谨严，干程先生何事？’我之所以发此，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求诸身，如针之札身，惶恐发愤，无地自存！思考其所以然的缘故，却再问我。李先生资质如何，全不相干。不仅不知道针之札身，便是刀锯在身，也不知道痛了！每日读书，心全不在上面，只是要自说一段文义便罢了。如同做一篇文义相似，心中全无所作为。恰像一个无图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如果是心在上面的人，说得话来自别，自相凑合。敢说你们无一日心在上面。别说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别说十日，便是数月心也不在！别说数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读书，只是读过，便不知将此心去体会，所以说得来如此疏忽。”先生意甚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