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六

译将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与一个“空”字相对说来，所以说“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意思是说它们都是空的。而《清净经》窃取这句话的意思，却说“无无亦无”，只窃取了“色即是空”的意思，却没有领会“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含义，完全不通情理。佛家窃取了老子的长处，后来道家却只窃取了佛家的短处。譬如道家有一个宝藏，被佛家窃取了；后来道家却只捡到了佛家的瓦砾，实在可笑。人们说孟子只批驳杨朱、墨子，不批驳老子。却不知道道家修养的学说只是为了自己，只要独自一身安顿好了，再也不管别人，这就是杨朱“为我”的学说。”又说：“孔子向老聃问礼，而老聃所说的礼毫无意义。恐怕老聃与老子不是同一个人，只是无法考证罢了。”接着谈到“子张学干禄”这一章。先生说：“如今科举录取的人不问其才能，应试的人也不必真有才能，只要写得满纸文章，就可以被录取并推行于世。如官员的任免升迁都是如此。礼官不懂礼，乐官不懂乐，都是由吏员操作上去的。学官只是充数应付考试罢了，起初并不是有德行才能可以作为表率，仁义礼智从头到尾都不认识。国家元初取人就是这样，对此能怎么办呢！”

译佛教趁着中国空虚的时机传入。那种宏大自胜的学说，虚幻荒谬、寂灭无为的理论，从最初的斋戒修行演变为义理之学。像慧远法师、支道林等人都是研究义理的，但他们不过是窃取袭用了庄子的学说。如今世上流传的《肇论》，说是出自僧肇法师，其中有“四不迁”的说法：“日月在天上运行却并未周遍，江河竞相奔流却并未流动，野马般的雾气飘动鼓荡却并未移动，山岳倾倒却常处静止。”这四句话只是一个意思，只是表达动中有静的含义，就像刚才所说的苏轼“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的意思一样。这是斋戒之学发生的一次变化，于是又讲出了这一类道理。等到达摩传入，又翻出了许多新的花样，讲出了禅宗，比义理之学更加高妙，认为可以直达超越、顿悟真理。而其最初关于祸福报应的说法，又足以钳制愚昧的俗人，作为获取衣食资财的手段。于是使得有国家的人割让田地来供养他们，选择地方让他们居住，从而相跟着陷入无父无君的境界而不自知。大概道教和佛教的教化，经过一两次传衍就逐渐失去了本真。有国家的人虽然推崇儒学，但选举的制度、学校的法则、施设安排的方法，既然都不出于对文字言语的精通；而又认为道的精妙之处没有超过释老之中的，所以尊崇奉行的，反而在于他们。至于二帝三王阐述天理、顺应人心、治理世间教化百姓、厚植典章常礼的大法，一切都不再有人实行了。唐代的韩愈，本朝的欧阳修，以及闽洛地区的各位先生，既然都阐明了正道以排斥佛教，而他们言论的要切之处，如傅奕的本传，宋祁、李蔚的赞辞，苏轼的《储祥观碑》，陈师道的《白鹤宫记》，都足以完全看出佛教的过失。这几个人都没有深深懂得道，而且他们的言论有的出于勉强为之，所以最终总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至于苏轼、苏辙兄弟晚年的一些诗，自称没有堕落，却又亲身陷入其中而不自知了。

佛教的书籍起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说的话非常粗俗鄙陋。后来日积月累，都是中华文士协助撰写的。比如晋宋之间自立讲师，谁是释迦牟尼，谁是阿难，谁是迦叶，各自相互诘难，记录在书上，互相欺骗。大体上多是剽窃老子、列子的意思，变换推演以修饰他们的学说。《大般若经》卷帙非常多，自觉支离破碎，所以删减浓缩为《心经》一卷。《楞严经》只是强行确立一两个意义，只管反复堆砌，几节之后，全无意味。至于《圆觉经》起初又能怎么样呢？只是粗俗鄙陋的地方罢了，其余都是增益附会的。佛学起初只说空，后来讲动静，枝蔓既然非常多，达摩于是超脱出来不立文字，只是默默端坐，便心静而见真理。这个说法一实行，前面许多都不值一提，老子也难以与之抗衡了。如今的佛教，其兴盛到了极点。但程先生所说的“攻击它的人执着于理反而处于下风”。我们儒者执着于理既然自己卑下污浊，难怪攻击它而不能取胜。谈论佛书都能列举其支离破碎的篇章并背诵，这不能完全记住。

因为说到程子“耳无闻，目无见”的回答，说：“决没有这样的道理。”于是举出释教中有“尘既不缘，根无所著，反流全一，陆用不行”的说法，苏辙认为这个道理至深至妙。大概他的意思是六根既然不与六尘相缘，就收拾六根的作用，反复归于本体，而使之不行。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我于是举出程子的说法：“比如静坐时，忽然有人呼唤自己，只得应答他，不能不回答。”说：“他讲的是《楞严经》。这部经是唐代房融训释的，所以说得如此巧妙。佛书中只有这部经最巧妙。然而佛当初也不这样说。比如《四十二章经》，是最先传入中国的文字，然而它的说法却自平实。道书中有《真诰》，最后有道授篇，却是窃取《四十二章经》的意思而作的。不仅这样，至于地狱托生等荒诞的说法，都是窃取佛教中最粗俗最鄙陋的东西而作的。我曾经对他们的徒众说：‘自家有个大宝珠，被他窃去了，却不照管，也不知道，却去他墙根壁角，窃取破瓶破罐使用，这很可笑！’西汉时儒者说道理，也只是黄老的意思。比如扬雄的《太玄经》都是如此，所以他自述有说：‘老子的言论道德，我有取用的。’后汉明帝时，佛教才传入中国。当时楚王英最喜欢它，然而都不懂它的说法。直到晋宋之间，其教化逐渐兴盛。然而当时的文字也只是将庄老的学说铺张开来，比如慧远法师的各种论述，都通篇尽是老庄的意思。直到梁会通年间，达摩传入，然后一切被他扫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大概当时儒者的学问，已经废绝不讲；老佛的学说，又如此浅陋；被他窥见了这个缝隙了，所以横说竖说，如此张皇，拿他没办法。人才聪明，便被他诱引而去。曾经见过画中的各位祖师，其人物都雄伟，所以杲老说临济如果不做僧人，必定做一个渠魁。又曾经在庐山见过归宗的画像，尤为可畏；如果不做僧人，必定做大贼了。”

道在天下，一个人说取一种样子。禅家说得最高妙，大概从庄老而来，说得道自是一种事物，寂静地存在于天地间。后来佛教又放开来说，大决藩篱，更没有下落，愈高愈妙，

译我们儒家许多人多有背离正道而投入佛门的。把圣贤的言语拿来对照，全然不是这样。世间迷惑人的事物，不仅仅在物质方面如此。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值得称道，也足以迷惑人，何况佛教的说法足以打动人心到如此地步呢！有学问的人便不会被它所迷惑。谦。

译于是谈论佛教，先生说：“老子最先倡导学说，后来佛教又讲得更加洒脱广阔，然而考察其言论，大多本源于庄子和列子。”公晦说：“曾听先生说过，庄子讲得更加广阔，似乎比佛教还要广大，如果后来有人推演出来，其危害更大！”拱寿记录。

谦之问：“佛教的‘空’，与老子的‘无’是一样的吗？”先生说：“不同。佛教只是空荡荡的，连‘有’都完全没有了，所谓‘整天吃饭，不曾咬破一粒米；整天穿衣，不曾挂着一条丝’。至于老子，骨子里还是有‘有’的，只是清净无为，一味地深藏固守，自认为玄妙，让人摸索不到，这就是把‘有’和‘无’看作两截了。”恪以下杂论佛教与老子的同异。

谦之问：“现在人们都认为佛教说的是‘空’，老子说的是‘无’，‘空’与‘无’的不同在哪里？”先生说：“‘空’是兼有‘有’和‘无’的名称。道家说一半是‘有’，一半是‘无’，以前都是‘无’，如今眼前却是‘有’，所以称之为‘无’。至于佛教的说法，全都是‘无’，以前也是‘无’，如今眼前也是‘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到万事万物，小到身体的百骸九窍，一齐都归于‘无’。整天吃饭，却说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穿衣，却说不曾挂着一条丝。”

问：“佛教的‘无’，与老子的‘无’有什么不同？”先生说：“老子依旧有‘有’，比如所谓‘无欲观其妙，有欲观其徼’就是这样。至于佛教，则认为天地是虚幻妄诞，四大是假合而成，那就是完全没有‘有’了。”柄记录。

老子想要保全自身的意思很多；佛教则完全不把身体当事，自认为另外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欧阳修曾经说，老子贪生，佛教畏死，这种说法也很好。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顺其自然罢了，佛教和老子都是违背这一点的。

佛教和老子，其气象规模大致相似。然而老子的学问，还讲究调理自己这一具身体，佛教则连自己这一具身体都不管了。

佛教的过失，出于对自私的厌恶；老子的过失，出于对自私的巧诈。厌恶淡薄世故，而想要空掉一切的，是佛教的过失；机关巧诈，穷尽天下的权术机数的，是老子的过失。所以世间用兵、算数、刑名等事，大多本源于老子的意思。

老子只是想要长生，其弊病容易看见。佛教在天理根本处见到了一些道理，但却认为那是自己所有的，而把生命看作寄寓。所以想要见到父母未生时的面目，既然见到了，就不认作是众人公共的，一定要见到是自己所有的，死后也不失掉，而把父母所生的身体看作寄寓的地方。譬如旧屋破倒，就自己挑入新屋。所以黄檗一位僧人有偈语给他的母亲说：‘先曾寄宿此婆家。’只把父母之身看作寄宿的地方，其无情无义、灭绝天理可想而知！当时有关部门见到他这种说法，就应当明正典刑。至于圣人的道理就不是这样，在天理根本处见到是众人公共的，就只顺着天理去，更没有分毫私见。这样，伦理自然明白，不是自家造作出来的，都是自然如此。往来屈伸，我怎么能据为己有呢！

“佛教见到高深的地方都尽了。”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只说‘空’？”先生说：“说‘玄空’，又说‘真空’。玄空就是空无所有，真空却是有物，与我们儒家的说法略同。但是他们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调理一个心。如同老子也只是要存得一个神。伊川先生说：‘只就迹上判断就行了。’不知道他们这样想要做什么用？”南升记录。

问：“佛教认为天地万物是虚幻，老子却又讲到下截。”先生说：“老子胜过。”

佛教的说法容易穷尽。大抵不过如道家《阴符经》所谓‘绝利一源，便到至道’。

“夺胎出世”的说法是有的。道教专心于此心，所以神妙。道教出神，所以能夺胎；佛教入定，所以死后能出世。佛教入定，所以能入定；道教入定，所以能成丹。

佛教只有《四十二章经》是古书，其余都是中国文士润色而成的。《维摩经》也是南北朝时期作的。道家的书只有《老子》、《庄子》、《列子》以及丹经而已。丹经如《参同契》之类，但已经不是老子的学问了。《清净经》、《消灾经》都是模仿佛教书籍而错误的。《度人经》、《生神章》都是杜光庭撰写的。最鄙俗的是《北斗经》。苏东坡作《储祥宫记》，说后世的道士只是方士之流，他的说法是对的。

有人谈论庄子、老子、禅宗、佛教的危害。先生说：“禅学最害道。庄子和老子对于义理的灭绝还没有完全。佛教则人伦已经败坏。至于禅宗，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除得一无剩余。以此来说，禅宗是危害最深者。”过了一会儿，又说：“要其实质则是一样的。危害没有不由浅入深的。”以下论述佛教和老子灭绝纲常。

有人问佛教与庄子、老子不同的地方。先生说：“庄子、老子灭绝义理，还没有完全；佛教则人伦灭绝殆尽；至于禅宗，则义理灭绝殆尽。”方子录说：“正卿问庄子与佛教所以不同的原因。回答说：‘庄子灭绝不尽，佛教灭绝尽。佛教是人伦灭绝殆尽，到禅家义理都灭绝殆尽。’”佛教刚进入中国时，只说修行，还没有这么多禅宗的话。”学蒙记录。

译佛教和道家的学说，不需要深入辨析就能明白。只是它们废弃了三纲五常，这一件事已经是极大的罪过了！其他更不必再说了。

译天下的道理终究是无法逃避的。比如佛家和道家虽然灭绝了人伦纲常，但终究是逃不掉的。如果没有父子关系，却拜师父为师，把弟子当作儿子；年长的称为师兄，年幼的称为师弟。但这只是维护了一个虚假的表象，而圣贤所保存的才是真实的本质。

佛家和道家自称有所见解，只是看到了空虚寂灭。那确实是虚，确实是寂灭，不知道他们所谓的“见”究竟看到了什么？没有比父子更亲近的了，他们却抛弃了父子关系；没有比君臣更重要的了，他们却断绝了君臣关系；以至于民生常理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一概摒弃。他们所谓的“见”究竟看到了什么？况且圣人主张“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他们却不亲爱亲人，却一味地想要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爱惜万物时，也不过是捕猎有时、使用有节；看到活物不忍心看它死，听到叫声不忍心吃它的肉；比如在仲春之月，祭祀不用雌性牲畜，不捕幼兽，不取鸟卵，不杀怀孕的母兽，不翻鸟巢之类，仅此而已。他们却不食肉，不吃荤腥，甚至投身喂虎！这是什么道理！卓。

有人说：“天下没有两种道，圣人没有两样心。儒家和佛家虽然不同，毕竟只是一个理。”我说：“正因为天下没有两种道，圣人没有两样心，所以我的道理不能掺入他的道理，他的道理也不能掺入我的道理。如果天下有两种道，圣人有两样心，那么我就能实行我的道理，他就能实行他的道理。”以下是关于儒佛之辨的论述。

儒家和佛家对“性”的看法不同，只是佛家说“空”，儒家说“实”；佛家说“无”，儒家说“有”。

我们儒家的心虽然虚，但理却是实的。如果佛家则一味归于空寂去了。柄。

佛家虚，我们儒家实；佛家二，我们儒家一。佛家认为事理不重要而不加理会。

佛家只求空，圣人只求实。佛家所说的“敬以直内”，只是空荡荡的，更无一物，却做不到“义以方外”。圣人所说的“敬以直内”，则是清澈虚明，万理具备，这样才能做到“义以方外”。

问：“儒佛之辨，难道只是在‘虚、实’两个字上分别吗？”回答说：“不必去理会。自己本分如果真正明白了，那么伪妄自然辨别出来，非常分明，不需要去辩论。”

问：“佛家以空寂为根本吗？”回答说：“佛家说空，并不是说空就不对，但空里面必须有道理才行。如果只说我看到一个空，却不知道有一个实在的道理，那有什么用呢？比如一潭清水，清澈见底，看起来好像没有水一样。他们就说这潭水只是空的，不曾伸手去探一探是冷是温，不知道有水在里面。佛家的见解正是如此。现在的学者贵在格物、致知，就是要看到根本。现在的人只是一知半解，所以达不到极致。”南升。

我认为心与理是一体的，他们认为心与理是二分的。这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而是见解不同，他们看到心是空的而没有理，我们看到心虽然是空的但万理具备。虽然说心与理是一体的，如果不察清气禀物欲的私心，就是见解不真切，所以有此弊病。《大学》之所以贵在格物。《或录》说：“近世有一种学问，虽然说心与理是一体的，但不察清气禀物欲的私心，所以其表现也不合理，却与佛家有同样的弊病，不可不察。”

儒家认为理是不生不灭的，佛家认为神识是不生不灭的。龟山说：“儒佛之辨，差别细微。”以我看来，真像冰炭一样不同！

儒家见道，条理分明。佛家也见到天机，有不被外物束缚的地方，但只是粗略地过去了。

问：“先生认为佛家的说法是空的，是没有理的。以空来说，似乎不如‘无理’两个字切中要害。”回答说：“正因为无理，所以才是空的。他们所谓的心，所谓的性，只是一个空的东西，没有理。”

先生问众人说：“佛家说‘牧牛’，道家说‘抱一’，孟子说‘求放心’，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结果不同？”节就问说：“难道是没有这个理吗？”先生说：“没有理是大害。”

佛家一开始就见到一个道理空虚不实，所以要超脱，尽去物累，才是无漏的佛的地位。其他有恶趣的，都是众生饿鬼。只是随顺有所修为的，还是菩萨的地位，未能成佛。如果我们儒家，一开始就见到一个道理是实在的，所以从头到尾都与他们不合。

引用佛家的话说：“千种言，万般解，只要教君长不迷。”这话很好。问：“程子说：‘佛家的言论近理，所以为害尤甚。’所谓近理，是指这些地方吗？”回答说：“是的。他们只是守得住这些光明，全不识道理，所以用处七颠八倒。我们儒家的学问，则以居敬为根本，而穷理来充实它。其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曹问如何分别儒佛的差别。回答说：“只比如‘天命之谓性’，佛家就不认识了，就急忙说是空觉。我们儒家说的是实理，看他便错了。他说：‘不染一尘，不舍一法。’既然‘不染一尘’，却如何‘不舍一法’？到了最后是说那个空处，又没有归宿。且如人心，须

译这中间自然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这些伦理关系。他们（指佛家）修行得彻底到底，结果反而与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都不亲近。我们儒家修行得彻底到底，就能做到“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道义，兄弟之间有序位，夫妇之间有所别，朋友之间有信用”。我们儒家只认得一个诚实的道理，诚就是万善的根本。

译问佛教为何有偏差。回答说：“从最初起头就错了，比如‘天命之谓性’，他把这说成是空虚的。我们儒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能看到自家从头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实的，而佛教从头到尾都是空的，这样看得透彻，怎么解释得通呢？又如‘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丛中不舍一法’等话，这是他们后来狡猾的人又编造出这些话来依附儒家的道理，正所谓‘遁辞知其所穷’。况且人生在世，必须先去理会切实的地方。说到最切近最实在的地方，不过是一个心，不过是一个身；如果不自己会做主，还去理会什么？然而寻求认识那切实地方的方法，没有比圣人的书更切近的了。圣人的书，就是引导人的事物。如果舍弃这个而另求，那就别无门路了。‘舜是人，我也是人。舜为天下立法，可以传给后世，我还只是个乡野之人，这是可以忧虑的！忧虑怎么办？像舜那样罢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是见不到，如果真是有志之士，只看到一条大路直直地向上走，不再问有什么艰难险阻。孔子说：‘向着道而行，忘记自己年老，不知道年岁不够，勤勉地每天努力，直到死才停止！’自己立定志向向前去做，鬼神也避让，怎么能先自己计较！先自己害怕！这样最终必然没有成就。”

于是列举佛教与儒家相似的地方，比如：“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又说：“朴落非它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看他是怎样的见识！如今小小的儒生，怎么出得了他的手掌？难怪被他挥斥下去。这是法眼禅师一派宗旨如此。如今的禅家都破除这种说法，认为这有道理可循，落入窠臼，有碍于正当的知见。如今的禅家多是“麻三斤”、“干屎橛”之说，称为“不落窠臼”，“不堕理路”。妙喜的说法，就是这样。然而又有翻转不这样说的时候。

佛教说：“置之一处，无事不办。”也只是教人这样做工夫；如果专一用心于此，自然就会通达。所以学禅的人只是拿着一个话头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类，都没有义理可以穿凿。看来看去，工夫到了时候，恰似打一个失落一般，就是参学的事完成了。庄子也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只是这样教人。但他们都没有义理，只是个空寂。儒家的学问则有许多义理，如果看得透彻，就可以贯通事物，可以洞察古今。士毅记录说：“佛教说：‘置之一处，无事不办。’此外还有什么方法？只是佛教没有道理，自己呀呀地向前去。”

释老的书极有高妙的，句句与自家相同。但不可拿它来比方，大大误人！季文。

先生游览钟山书院，见书籍中有佛教的书，因而揭开看。先父问：“其中有所得吗？”回答说：“幸好没有所得。我们儒家广大精微，本末具备，不必另求。”

说佛教徒为学精专，说：“就是我常说的，我们儒家这边难得这样。看他们下工夫，直是自早到晚，没有一个念头跑到别处去。学者一时一日之间有多少闲杂念虑，怎么能像他们！只是可惜他们所学的不是该学的，枉费了工夫！如果我们儒家这边的人下得这工夫，是什么次第！如今学者有两种毛病：好高，欲速。这都是志向好的人这样。一是所以学者失去主旨，二是所学的多端，所以纷纷扰扰，最终没有归宿。”以下论佛教工夫。

问佛教入定，道家数息。回答说：“他们只要静，那么应接事物就不会出差错。孟子也要存夜气，然而必须理会‘旦昼之所为’。”说：“我们儒家为什么不效仿他们这样？”回答说：“他们一睁眼就依旧失去了，只是硬把持；不如我们儒家非礼勿视听言动，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都一切从外面拦截。”说：“佛教只是‘勿视、勿听’，没有那‘非礼’的工夫。”回答说：“是的。”季通因此说：“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像他们坐定做什么？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运。”回答说：“他们不行不运，固然不对。我们是在这里行，在这里运，只是运行又有差错。如今胡乱欢喜胡乱愤怒，岂不是差错！他们是过了，今人又不及。”

问：“从前有一个禅僧，常常自己呼唤说：‘主人翁醒醒！’《大学或问》也取谢氏‘常惺惺法’的话，不知是同是异？”回答说：“谢氏的说法地步宽，在身心事物上都有工夫。如果像禅者所见，只看得个主人翁就算了，那些动而不中理的事，都不管了。况且父子天性也，”

译父亲遭受他人的无礼对待，儿子应当前去救助，他却不是这样。儿子如果有救助之心，便是被情感牵动了心，便是弄昏了主宰（本心）之处。如果像这样保持清醒，能讲什么道理！从前我曾阅览四家录，里面有些言论极其可笑，也令人惊骇！说如果父母被人杀害，没有任何举心动念，这才称为“初发心菩萨”。他之所以说“让主人翁保持清醒”，正是要求如此。虽然“惺惺”这个词相同，但所做的功夫却不同，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友仁。

译佛家有一个“流注想”的说法。水本来是要流走的，但遇到一些渗漏的地方，就会停留滞留。

僧门中的高僧大德一旦得道，便进入深山之中，穿草衣、吃木实，修养几十年。等到他们出来时，是何等的气象！自然是光明俊伟。世上的人因此只能拱手旁观，看他们自行其是。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无性”的议论。先生（朱熹）说：“性就是理，有这种事物就有这种理。子融的错误在于把心当作性，这正与佛家相似。只是佛家把心磨砺得极其精细，就像一块东西，剥去一层皮，又剥去一层皮，直到剥到尽头再也无法剥时，所以把心磨砺得精光，他们便把这当作性，却不知道这正是圣人所说的‘心’。所以上蔡先生（谢良佐）说：‘佛家所说的性，正是圣人所说的心；佛家所说的心，正是圣人所说的意。’心只是统摄这理。佛家原本就不曾认识这理这一层，便把认知觉运动当作性。比如视听言动，圣人认为看有看的理，听有听的理，说有说的理，动有动的理，思有思的理，就像箕子所说的‘明、聪、从、恭、睿’那样。佛家则只把那个能看、能听、能说、能思、能动的功能当作性。看得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听得聪明也好，不聪明也好；说得顺从也好，不顺从也好；思虑睿智也好，不睿智也好，他们都不管，横冲直撞，都当作性。他们最怕人说这个‘理’字，都要把它除掉，这正是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僩问：“禅宗又有把扬眉瞬目、知觉运动当作玩弄精魂而加以斥责的，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那确实只是玩弄精魂。只是他们磨砺得精细，有光彩，不像这样粗糙罢了。”僩问：“他们说一切万物都有破坏，只有法身常住不灭。所谓的‘法身’，就是这玩弄精魂的东西吗？”先生说：“是的。不知道你怎么能占据住这个东西？天地毁灭了，又怎么能被你占据住而让它常存不灭呢？”问：“他们大概想以空为体，说天地万物都归于空，这空就是他们的本体。”先生说：“他们也不是想以空为体。他们只是说这事物里面本来就是空的，容不下任何一物。”以下是论述佛家误认心、性的内容。

问：“儒家讲‘知性’，佛家也说‘知性’，有什么不同吗？”先生笑着说：“问得好。根据你的看法如何？试着说说看。”回答说：“根据友仁（陈淳）所见以及佛家的说法，这同一个性，在心中发动就是意，在眼中就是看，在耳中就是听，在口中就是议论，在手中能持物，在足中能奔跑，所谓的‘知性’，知道这些也就够了。”先生说：“暂且根据你的看法来说。如果这样看，就像没有秤星的秤，没有刻度的尺。如果在儒家，那么在心中发动为意，必须是真诚才行；在眼中虽然看，必须是明察才行；在耳中虽然听，必须是聪慧才行；在口中谈论以及在手中、足中之类，必须是依礼而动才行。‘天生众民，有物有则。’像你所见以及佛家的说法，只有物而没有则了，所以与儒家有差别。况且孟子所说的‘知性’，是指‘格物’的意思。”友仁。

如果是像佛家所说，只是那坐着的、看着的就是对的，那么孔子教导人，也只说视听言动是对的就行了，为什么却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非礼勿动”？比如“居处、执事、与人交往”，只说“居处、执事、与人交往”就行了，为什么在下面加上“恭、敬、忠”？比如“出门、役使民众”，也只说个“出门、役使民众”就行了，为什么却说“如同会见大宾？如同承担大祭”？孔子说：“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就是仁！”严厉地强调“复礼”、“仁”这两个字。

佛家只知道坐着是对的，行动是对的。比如坐，交叉腿坐也可以，叠脚坐也可以，歪着坐也可以，正着坐也可以。将会看到不该喜而喜，怒不该怒而怒，做不该做而做。他们只是直冲而去，不再理会理。我们儒家一定要理会坐的理应当像主尸一样庄重，立的理应当像斋戒一样恭敬，比如头容就要正直。所以佛家没有理。

知觉的理，是性所应当如此的，佛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知觉，没有这理，所以孝顺也可以，不孝顺也可以。所以动而为阳，静而为阴，是因为该动不得不动，该静不得不静。

佛家抛弃了道心，却取用人心危险的部分来发挥作用；舍弃精微的，取用粗陋的作为道。比如把仁义礼智当作非性，而把眼前的作用当作性是也。这只是在源头上错了。

佛家专门以作用为性。比如某国王问某尊者说：“什么是佛？”回答说：“见性是佛。”问：“什么是性？”回答说：“作用是性。”问：“什么是作用？”回答说云云。禅宗又有偈语说：“当来尊者回答国王时，国王为什么不问尊者：‘未作用时，性在何处？’”

“作用是性：在眼中叫看，在耳中叫听，在鼻中嗅香，在口中谈论，在手中抓握，在足中奔跑”，这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

译况且就像用手拿着东西一样，如果拿着刀胡乱杀人，这也能算是本性吗？龟山先生引用庞居士所说的“神通妙用，运水搬柴”，来类比“徐行后长”，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他不知道“徐行后长”才叫做悌，而“疾行先长”就是不悌。如果说运水搬柴就是妙用，那么徐行和疾行都可以称为悌了吗？

译有人问佛教所说的“作用是性”是什么意思。朱熹回答说：“这其实就是指这个‘性’，他说的也有道理。孟子说：‘人的形体容貌，是天生的本性。只有圣人才能完全实现这种本性。’说的就是这个性。比如嘴巴会说话，说话的是谁？眼睛能看，看的是谁？耳朵能听，听的是谁？就是这个性。佛教的说法是：‘在眼睛叫作看，在耳朵叫作听，在鼻子嗅香，在嘴巴谈论，在手抓握，在脚奔跑。普遍显现并涵盖整个法界，又能收摄在一粒微尘之中。明白的人知道这是佛性，不明白的人就称之为精魂。’他说的也很好。”又举出《楞严经》中波斯匿王见恒河水的段落，略述其意。“所以禅宗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们只要你能够看见，言语当下就能领悟，行动当下就能透彻，看见没有不是这个性的。他们也说‘存养心性’，修养到光明寂静、照耀万物，无所不在，无所不通。唐代张拙的诗说：‘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一家’等等。又说：‘在究竟真理的层面，不容许沾染一丝尘埃；在佛教事务的层面，不放弃任何一种法门。’他们原本说得没错，所修养的也没错，只是偏差就出在这里。我们儒家所修养的是仁义礼智，他们所修养的只是视听言动。儒者则是在整体之中自然具备许多道理，各自有分别，有是非，上天赋予的本性和常道，无不各自具备这些道理。他们只看见一个浑然一体的事物，没有分别，没有是非，横的也是，竖的也是，直的也是，曲的也是，不合道理地看也是这个性，合乎道理地看也是这个性。稍后在运用时全都出错，所以乱七八糟，没有一处是对的。我们儒家则只有一个真实的道理，他们也说我们这个是真实的道理，如说：‘只有这一件事是真实的，其余两种就不是真实的。’只是他们说得片面，只认得那人心，无所谓道心，也无所谓仁义礼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所争论的地方只在这里。我们儒家则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直到至诚尽人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认识到这道理无所不周，无所不遍。他们也说：‘我这个无所不周，无所不遍。’然而在眼前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上，就不能周遍了，还说什么周遍！他们说‘治理生产事业，都与实相不相违背’等等，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以至于神鬼神仙、士农工商、各种技艺，都在他们的性中。他们说得极其宽泛，只是实际上行不通。只是掩饰自己的短处，强行这样笼统概括。他们早期的瞿昙（佛陀）说得本来不这么宽泛，后来禅宗自己觉得浅陋，又翻出新花样，只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昨夜谈到‘作用是性’，因而想到这句话本身也不错。虽然说是佛教的学问如此，但他们确实是真个看见了，真个修养了。如说说话的是谁？说话的是这个性；眼睛看的是谁？看的是这个性；听的是谁？听的是这个性；鼻子闻香，嘴巴知味，无非是这个性。他们无论一言一默，一动一息，无不见到这个性，修养这个性。”有人问：“他们虽然看见了，怎么能修养呢？”回答说：“看见之后，常常保持在这里，不跑偏，就是修养。现在儒者口中虽然常说性是理，不止于作用，然而却不曾像他们那样存养；只是说得如此，原本没有下功夫，心与身原本不相统摄，只是心粗疏。如果从早到晚，这颗心常常照管，什么次序！这个道理，随时随地显现，无所不在，只是你没有存养。佛教之所以流传六七百年，其教义越来越兴盛，是因为他们也依托这个道理，所以做得兴盛。他们常常在这身上用功，他们得到这一点，就来欺负你们秀才，你们秀才没有一个人做得像他们那样。现在要去做，没有别的，只说扩充四端就是了。孟子说‘存心养性’，关键只在这里。‘凡是有四端在我身上的，知道都要扩充它，就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学者只要守住这个，如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如果常常存住这恻隐之心，便修养了这恻隐之性；如果该爱的地方，自己却不产生爱人之心，就是伤害了那恻隐之性。如事情应当羞恶，自己不羞恶，就是伤害了那羞恶之性。恭敬、是非，都是如此。‘人能扩充不想害人的心，那么仁就不可胜用了；人能扩充不受轻慢侮辱的实质，无处不成为义。’只要在这里存住，修养。所以说‘利与善之间’，只争这一点，只是毫发之间。如人静坐，忽然一念发动，只这个就是道理，便有个是与非，邪与正。发动纯正的，是理；混杂而不纯正的，是邪。随时随地无非是显现的地方，只要常常存住，常常修养罢了。”

佛教的作用，引用罽宾王提问。我问他：“他们起初说空，现在却这样说。”回答说：“既然没有理，也只是无。听也是这个，不听也是这个。然而只是认错了第二个，然而他们后来又不这样说。傅大士说等等。”回答说：“他们虽然不这样说，然而终究走不出这个吗？”回答说：“是的。”

问儒

译朱熹说：“按照他的说法，虽然明白了心，却并没有让心发挥作用；虽然明白了性，却并没有让性发挥作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又问：“不知道是否应该先从他的捷径入手，然后再回归到这里？”朱熹说：“如果要从捷径入手，这就好比从近习那里谋求言官的职位。必须认识到他实际上毫无用处。”

译佛家说：“将万物会归于自身。”如果懂得这个道理，自然万物一体，哪里还需要去会归？如果不懂得，即使想要会归，又怎么能会归得了呢？

佛家只看到影子，早上说这个，晚上说这个。至于万事万理错综复杂如此，他们却全然不知！

释氏先知死亡，只是学习一种不动心的境界。告子的学问就是这样的。

“凡是遇到事情，必须先辨别出邪正、是非，完全扫除私人的偏见，那么至公的道理自然存在。”大雅说：“释氏想要驱除外物的牵累，以至于不分善恶，都想扫除干净。说无论凡夫还是圣人，情欲都穷尽，就像知道佛一样，然后往来自由。我们的道却只想要扫除邪见。邪见既然去除了，没有不是的地方，所以活着不被外物牵累，死了也一样。”有人说：“圣人不谈论死亡。已经死了，还说什么事呢？圣人只说在出生后、死亡前，必须精细地推究道理，使之正确。胡明仲侍郎自己说得好：‘人，是生物，佛不谈生而谈死；人事是可见的，佛不谈显明而谈幽暗。’释氏更不分善恶，只尊崇他们的人就是好人，违背他们的人就下地狱。如果是个杀人贼，只要尊崇了他，就可以升天。”大雅说：“在《传灯录》中作为法嗣，可见一斑。”回答说：“是的。”

佛书中有很多是后人添入的。刚传入中国时，只有《四十二章经》。但这经中也有添入的内容。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的偈语，都有韵脚，分明是后人增加的。像杨文公、苏子由都不明白这一点，真是奇怪！而且其中的文字甚至有非常拙劣的，等等。比如《楞严经》前后，只是说咒语，中间都是增入的内容。大概是因为中国好佛的人觉得它简陋而加以补充罢了。以下论述佛经。

佛初传时只有《四十二章经》，其说法很平实。比如说到弹琴，弦太急就会断，太松就不响，不急不慢才是对的。大体上是偷取了老庄的意思。后来达摩出来，把这些全部扫除干净。到了《楞严经》，做得极好。柳宗元在《六祖塔铭》中有“中外融粹孔习”的话。

达摩未来到中国时，像慧远、僧肇法师等人，只是谈论庄老，后来的人也多用庄老来辅助禅宗。古代也没有这么多经典。西域哪里有韵脚！诸祖相传的偈语，讲究平仄押韵，都是后来人拼凑假合的。

问：“《心经》怎么样？”回答说：“原本是大般若经六百卷，《心经》只是节选本。”问：“它既说空，又说色，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它大概是想在色中见空罢了。大体上只是想要混淆人的视听。比如‘实际中不立一法’，又说‘不舍一法’，这是佛经的话，记不全。之类的话，都是这样。”问：“劫数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它的说法，也说天地开辟，但讲不通。某经说，到了末劫人都变小，先被火烧成劫灰，又被风吹，又被水淹。水又变成泡沫，地上自然生出五谷，天上的人自然飞下来吃，又形成世界。它不懂阴阳，就这样胡乱说。”问：“佛默然不语是怎么回事？”回答说：“那是他到处如此。”问：“怎么‘与洒扫应对相合’？”回答说：“大概是说精微和粗浅没有两样。”问：“‘活泼泼地’是禅语吗？”回答说：“不是禅语，是俗语。现在有儒家的字被佛家窃取使用，而后人反而认为出自佛家：比如‘寺’、‘精舍’之类，不一而足。”

佛书中说“六根”、“六尘”、“六识”、“四大”、“十二缘生”之类，都极其精巧。所以前辈学佛的人，认为这些是孔子所不及的。现在的学者必须截断这些念头。如果一定要穷究其说法，恐怕不能把自己解脱出来。方子记录到此为止。他们所说的四大，即我们儒家所说的魂魄聚散。十二缘生在《华严合论》第十三御卷中。佛说原本是要尽去世间万事。后来狡猾的人出来，却说“实证理地，不染一尘；万事门中，不舍一法的”。

《华严合论》精密。

《华严合论》，其言辞极其鄙陋无稽。不知道陈了翁一生研究这个，有什么好处，也不会厌倦。可惜极好的秀才，就这样被它引去了！又说：“它的言辞旁征博引，说神说鬼，只是一个天地万物都具备这个理而已。经中本来说得简明直白，却被注解得越发没有收束。”有人问《金刚经》的大意。回答说：“它的大意只在须菩提问‘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两句话上。所以说不应住法生心，不应住色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回答‘云何住’。又说‘若胎生，若卵生，若湿生，若化成，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这是回答‘云何降伏其心’。他们所谓的‘降伏’，不是说想要遏制这颗心，是说尽降收世间众生之心，进入它无余涅盘中灭度，都让你无心才是，只是一个‘无’字。自此以后，只管缠绕下去，只是这两句话。比如这张桌子，就说若此桌子，非名桌子，是名桌子。‘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离一切相，即名佛；都是这个意思。总之，只是说一个‘无’字。”

问：

译龟山先生集中有一封回复了翁的信，论述《华严经》的大旨。不知道了翁等人为什么如此笃好它？回答说：“只是因为他们看不透彻，所以觉得那个好。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它确实也有可取之处，也能打动人心。”道夫说：“只因为他们的根本宗旨没有确立，所以偏颇了。”先生沉默了很久，说：“这真是所谓的‘诐、淫、邪、遁’。所谓‘诐’，是它一开始就看得偏颇。儒者的道大中至正，四面均衡。佛教只看到一边，在那方面都闭塞了，这就是‘诐辞知其所蔽’。所谓‘淫’，是只看到一边，却又说得繁复冗杂；所以他们的书多达数百卷，都是陷入偏颇而不能返回，这就是‘淫辞知其所陷’。所谓‘邪’，是它看得偏颇了，与道都不相贯通，这就是‘邪辞知其所离’。所谓‘遁’，是它已经背离了道而不通，对君臣父子都已弃绝，见不到道理，却说道的精妙不在于此，这就是‘遁辞知其所穷’。起初只是偏颇，偏颇之后变得繁冗，繁冗之后变得邪僻，邪僻之后背离正道，背离之后便遁逃。总之，佛教偏颇的地方只是使理变得空虚。理是实在的理，他们却把它弄虚了，所以根本宗旨没有确立。”于是问道：“司马光解释禅偈，恐怕后人会理解为儒佛一贯。”先生因此诵读说：“这些都是佛教中最粗陋的东西，精妙之处不在此。”又问：“《遗书》说：‘佛教对于“敬以直内”是有的，“义以方外”则没有。’道夫对此感到不安。”先生笑着说：“前几天童蜚卿正讨论这个，认为佛教的根本宗旨与我们儒家相同，只是末节不同。我对他说：‘正是根本宗旨不同。’”于是查阅《近思录》，其中有说：“佛教有一个觉悟的理，可以说‘敬以直内’了，然而没有‘义以方外’。它所谓的‘直内’，总之其根本也不是正确的。”“这是当时记得完整的地方，前者记得不完整。”又说：“只要没有‘义以方外’，那么连‘敬以直内’也不是了。”又说：“程子说：‘佛教只追求上达而没有下学，那么它的上达之处难道是正确的吗！’也是这个意思。学佛的人常说：‘儒佛相同。’我说：‘你只承认自己说的不同。如果确实相同，又何必说相同呢？只是这种依附的意思，就是不同；就是你的不对，我的对了。’”

译《圆觉经》只有前两卷好，后面便只是无话可说却硬要添补。就像《楞严经》，当初只有阿难那一件事，以及烧牛粪时的那一道咒语，其余的都是文人墨客添加的。那烧牛粪，就像烧萧草一样。后来也有人祈求降雨时烧它，也是出于这个意思。

《楞严经》原本只是咒语。后来房融添入了许多讲道理的话。咒语想必也很浅显，但他的门徒担心如果翻译出来，人们就会轻视它，所以不翻译。之所以有咒语，是因为佛教徒居住在深山中，有鬼神蛇兽为害，所以制作咒语来禁止它们。因为佛教徒心灵敏锐，所以能知道它们的性情，制服它们。咒语完全是心理作用。西域人诵咒像呵斥一样，又做出雄壮刚毅的样子，所以能制服鬼神，也像巫师作法一样。又说：“汀州人多做巫师。如果巫师作祟，那么治理它的人完全无法施行。沈存中记载水中的《金刚经》不湿，这是因为人心归向深信不疑，所感应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说：“后世被佛法强行介入，鬼神也不理会了。”又说：“世人所说的鬼神，大多也是吃酒肉的人，看到他们戒行精洁，内心没有牵挂，怎么能不产生钦敬之心呢！”

《维摩诘经》，以前听说李伯纪的儿子说，是南北朝时期一位像萧子良那样的贵人撰写的。他说记载在正史中，然而查检却不见。伯纪的儿子名叫缜，读书非常广博。

《传灯录》极其粗陋，大概是真宗时期一个僧人写上去的。真宗让杨大年删改过，所以出现了杨大年的名字，但这正是杨大年也不懂。

于是谈到禅宗，说：“当初进入中国，只有《四十二章经》。后来时间久了，无话可说，晋宋以后，才开始互相阐发义理。后来义理又穷尽了。到了达摩以来，才开始一切扫除。然而他起初回答问话，也只是明白地说。到后来又穷尽了，所以一直说没有头绪的话，像‘干屎橛’、‘柏树子’之类，只是胡乱糊弄人。既然说不能不说话，又说不能说话，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这样，就让人向东也不行，向西也不行。把心置于危急之地，悟到的就是禅，悟不到的就是疯癫。虽然是禅，也是走错了路径，把心置于别处，连身体都不管，所以喜怒任意。然而仔细观察，只是在精神上发挥作用。”问：“他们既然一直说空，而他们的作用又只是……”回答说：“作用是心，也是气，他们自己认错了。他们虽然说空，又要连空都没有，像说‘空生大觉中’之类。昔日了老专门教人坐禅，杲老认为不对，写《正邪论》排斥他。后来杲在天童寺，了老便一直像师尊一样礼拜，杲于是和他一样。等到死了，为他作铭文。”问：“他们既要清净寂灭，为什么不坐禅？”回答说：“他们又要得到悟。杲以前很喜欢子韶，等到南归，写信责备他，认为和以前不同。现在他的弟子收录杲的文字，删去了《正邪论》，给子韶的信也删节了。”问：“病翁墓志中说官莆田的事，怎么样？”回答说：“佛家自己说有体无用，是他们这样说，如实记载罢了。”问：“禅僧有鸣鼓升座而死的，怎么样？”回答说：“世念既已去除，自己知道得到。只是能躺下不卧床席罢了，没有别的说法。”以下是关于禅学的讨论。

禅只是一个呆板的守法，像“麻三斤”、“干屎橛”。他们的道理起初不在这上面，只是教人麻木了心，只思量这一条路，专心积累久了，忽然有见处，就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让散乱，久后光明自然发生。所以不识字的人，刚悟后就能作偈颂。悟后所见虽然相同，然而也有深浅。我以前喜欢问参禅的人，他们的说法只是如此。其中有会说话的，却吹嘘得很大。像杲佛日之徒，自然是气魄大，所以能鼓动一世，像张子韶、汪圣锡辈都北面尊奉他。

有人问：“禅家说没有头绪的话，是怎么回事？”回答说：“他们说得明白的地方，却不是。只其中一句黑如漆的，就是他们要紧的地方。在这里晓得时，就全都晓得了。他们又爱说一些最险绝的话，像把人引到千仞悬崖边，猛推一把下去。人在这里猛然醒悟，就了了。”有人说：“不明白，也是一事不了。”回答说：“这也算是格物。”

郭德元问：“禅者说：‘“知”这一个字，是众妙之门。’他们也懂得这‘知’字的妙处。”回答说：“所以伊川说佛氏的话近理，就是指这类。他们也稍微见得这个意思，想要笼络这个道理。只是他们用处全错，所以都间断，相接不着。”僩问：“他们所谓的知，正是指此心的神明作用吗？”回答说：“是的。”郭又问：“圭峰说：‘做有意义的事，是省悟心；做无意义的事，是狂乱心。狂乱由于情念，临终被业力牵引；省悟不由于情，临终能转变业力。’又自己注解说：‘这“义”不是“仁义”的“义”，而是“理义”的“义”。’很好笑。”回答说：“他们把仁义当作恩爱之义，所以这样说。他们虽然说理义，何尝梦见？后来杲老也非议他说：

译“理义”中的“义”，就是“仁义”中的“义”，怎么能把虚空割裂成两截呢！

译僧家所说的禅，与他们实际的行为完全不相符合。先前见过几个好僧人谈论禅，而且行为也很好，那只是他们天资和为人本来就好罢了，并不是禅的力量所致。所谓的禅，是僧家自己提出的一种见解，就像秀才家的科举学业一样，与个人的修身行事完全无关。那些学禅的人，有许多机锋妙语，拿出来炫耀一番，便收起来了；至于他们的为人，与世俗之人没有两样。只因为禅就是禅，与行为不相符合罢了。僧家有所谓“行、解”的说法，行是指修身行事，解是指禅。

禅僧自称有所心得，但做事却与所言不相符合，看他哪里还有温润和悦的面色和背部的气象！只是把这一套禅横放在心中，遇到事情拿出来用，事情完了又收起来。大抵只谈论说教，不讲究实行。昔日病翁看见妙喜在他面前要逞强自己的话头。妙喜在开喜升座说法时，却说：“彦冲修行却不会禅，宝学会禅却不修行，这就像张三有钱不会花，李四会花钱却没有钱。”这些都是胡乱说辞。大抵这种风气也有盛衰，绍兴年间最为兴盛，福建地区就有好几个人，可叹啊！可叹啊！先王的正道不明，竟让异端邪说横行竖立！

对于佛教，必须明确地看清它的错误，那一出一入的修行于事无补，禅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禅学那一喝一棒，都掀翻了，倒也痛快。但看看二程的言论，可知他们不够彻底。岂止是二程，就连孔子的话也是如此。“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看起来好支离破碎。

学道又夹杂佛学的人，只要停歇一个月的功夫，看看哪一边更有意味？佛教只要停歇一个月，意味就消散了。那边逐渐消散，这边就逐渐进步，这是笨拙的功夫，但却是正确的法门。

问德粹：“在四明时，曾到天章寺、育王寺去吗？”德粹说：“去了。”又问：“也曾参禅吗？”德粹说：“有时夜深人静无事，看见长老入室，也觉得心境宁静。”先生笑了，于是问：“德光怎么样？”滕德光说：“我不问他法门里的事，他自然是大管闲事。”先生说：“都是这样。今年我去莆田吊唁陈魏公，回来的路上经过雪峰寺，长老升堂说法，而且胡乱应对接引学人，却非常世俗，只是一路贪小便宜，才说到六七句，就说仰山大王会打供，想见宗杲也是这样。”又问人杰：“怎么样？”人杰说：“临死时只是逐渐消减。”先生说：“他平日只理会临终那一节，结果却又是这样！”这是杂论。

佛教关于“地、水、火、风”的说法，他们所说的地水，如同云魄气；火风，如同云魂。又说，火风先散，地水后散，那么疾病就不剧烈；地水先散，火风后散，那么疾病就剧烈。德明

佛教的地、水、火、风，粗略地说：地就是形体，水就是魄，火风就是魂。他们也是看到了这魂魄。

佛教说，法身就是本性，报身是其德业，化身是其肉身。有人问：“报身是怎样的？”回答说：“是他成就的、可以验证的言论。看他画毗卢遮那佛坐在千叶莲花上，常享富贵，就像我们儒家说圣人具备大道、完美无缺一样。”

鲁可几问佛教关于“因缘”的说法。先生说：“如果看书上说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那么报应的说法确实存在。但他们说出来的只是不对。”又问：“阴德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也只是不在他身上，就在他的子孙身上罢了。”

佛家不该把才能当作缘习。缘习是说宿世的因缘习气。

禅家把父子兄弟相亲相爱之处称为有缘之慈。比如虎狼与我不是同类，我却爱它们，甚至以身饲虎。这便是无缘之慈，以此作为真正的慈爱。

甘吉父问“仁者爱之理，心之德”。时举于是问：“佛教说慈，就是爱。但施行时不从亲人开始，所以爱没有等级差别。”先生说：“佛教说‘无缘慈’。记得哪里说过：‘融性起无缘之大慈。’大概佛教所谓的慈，并没有缘由，只是无所不爱。如果像爱亲人那样的爱，他们便认为是有缘的；所以父母抛弃而不赡养，遇到老虎饥饿，就舍身给它吃，这是什么义理呢！”

问：“佛法为什么是以利心去求？”回答说：“要求清净寂灭、超脱世界，这是求一身的便利。”

佛教的学问，致力于使精神轻灵，去除躯壳，作为坐亡立脱的准备；那些魂魄没有完全化掉的，就流为膏液，散为珠玉，用来惊动世俗人的耳目，这不是老子所说的“专气致柔”。

因为谈论佛教多有神异，怀疑确实有。回答说：“这未必有。即使有，也只是妖怪。”

佛家多有“夺胎”的说法，又怎么见得？只是在道理上没有这种事。

问禅家言性，如同太阳下放置器皿的地方。回答说：“这就是说轮回。”

问禅家言性“倾此于彼”的说法。回答说：“这只是‘偷生夺阴’的说法罢了。禅家说偷生夺阴，是说人怀胎时，里面自有个神识，我却撞入里面，驱逐了他，我却承受他的血阴。他们说倾此于彼，就像一件破旧的东西在日光下，下面的日影自有方圆大小，”

译反而想要把这一天的影子倾斜成为那一天的影子。有人说，人生有一样东西包裹在里面，等到人死后，这样东西又会去变成张三，做了张三，又会变成王二。就像人做官一样，做了这个官任期满了，又去做别的官，只是没有这样的道理。」有人举出世间有这类事情来提问。先生说：「现在只是要理清正确的道理。如果根据耳闻目见所接触到的情况来讨论，那就没完没了了。」又说：「张载说『形体溃散后回归本源』，认为人得到这样东西，死后，这样东西却重新回归到大的本源中去，又另外从里面抽取出来生成人。就像一块黄泥，既然把它做成弹子了，却依旧回到那一块泥里去，又做一个弹子出来。程颐却说『不必认为已经屈曲消散的气就是即将伸展的气』。如果用圣人『精气凝聚成物，游荡的魂魄产生变化』的话来看，那么程颐的说法是对的。因为人死后气就消散了；人出生时，又是从大的本源中发散出来的。」

译问：“轮回的说法当时是如何产生的？”回答说：“自从汉代以来，就已经有了这种说法。说得成熟了，就顺着这个结果（来解释）。”又问：“不知道佛祖是否有这种说法？”回答说：“现在保存下来的佛经，也不知道哪些是佛祖亲自写的。”厚之说：“有人说范淳夫是邓禹的转世。”回答说：“邓禹也是一个好人，死了这么久，怎么魂魄神识到现在还能成为别人！”我说：“吕居仁的诗里也有‘狗脚朕’这样的话。”回答说：“他们又有‘偷胎夺阴’的说法，都是凭空捏造。”

郑问：“轮回的说法，是佛家自己创造的吗？”回答说：“自从《汉书》记载鬼神的地方，就已经有这种说法的样子了。《元城语录》记载，司马光说‘我只是想扶持教化罢了’。司马光也看不透，只是硬要这样说。”

有人谈论修养后世（来世）的。先生说：“今生不修养，却去修养后世，为什么呢？”

德粹问：“人生就是气，死了气就散了。佛教不值得相信。但是世间人做恶事死了，如果没有地狱来惩治他们，他们怎么受到惩罚？”回答说：“我的朋友且说尧舜三代的时候没有佛教，却家家可以封赏，天下太平。等到后来有了佛教，做恶事的人却遍布天下。如果做恶事的人一定要等到死了才惩治他们，那么活着的时候设立君主又有什么用呢？”滕说：“曾经记得前辈说，除了佛教的祠庙，天下人就知道向善，莫非是这个意思？”回答说：“自从佛教进入中国，善的名分就错了。他们把信奉佛教当作善。比如修桥铺路，还对别人有益。把斋僧建寺当作善，善在哪里？所谓除去佛教祠庙就向善，天下人既然不沉迷于佛教，自然就会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做一个好人，这就是善。大致现在的佛书，多是后世写文章的人所作。以前听伯恭说，曾看过藏经，其中有极其不通顺的话。现在世间流传的一两本经，是他们的祖师所传，所以士大夫中喜好佛教的人，多被迷惑。”我问：“道家的说法，说出自老子。现在的道士却不是这样。现在流传的，莫非是张角的法术？”回答说：“是张陵，见《三国志》。他们现在用的印，是‘阳平治都功印’。张鲁起兵的地方，又有祭酒，有都讲祭酒。张鲁把女儿嫁给马超，让他做事。他们设斋用五斗米，所谓的‘米贼’就是这个。以前在浙东祈雨设斋，拜得脚痛。自己心想这怎么能求得雨？自己本来就不相信。”我问：“汉代像郑康成注解《周礼》《仪礼》，只说鬼神，直到佛教进入中国，人鬼才开始混乱。”回答说：“是的。”

起初，西域僧人来到东汉时，让鸿胪寺寄居；后来认为僧人居住，因此命名为“寺”。寺是官署，不是佛教徒取的。寺的兴起从这时开始。

俗话说的佛灯，这是气盛而有光，又恐怕是宝气，又恐怕是腐烂叶子飞虫的光。蔡季通去庐山问得，说是腐烂叶子的光。说，以前有人用盒子合住一团光，第二天看，是一块腐烂的叶子。妙喜在某处看见光，让人扑打，得到一只小虫，像蛇一样，而且很细，仅像布线那么大。这里有人跟随汪圣锡到峨眉山。说，五更初去看，起初布满白气，不久有圆光像镜子，其中有佛。但是那个人用手裹着头巾，那么光中的佛也裹着头巾，就知道是人影。现在到处有石头，号称“菩萨石”的，像水晶的样子，在阳光下照它，就有圆光。猜想是那里山中有一物，太阳刚出来，照见它的影子是圆的，而映出人的影子像佛影。峨眉山看佛，在五更初看。

道谦说：“大藏经中说，禅子病脾时，只坐禅六七天，减少饮食就平安了。”道谦说：“他曾经生病，坐得三四天就没事了”。

雪峰开山和尚住山几年，没有一个僧人到，于是下山。到半山腰，忽然有一个僧人来，于是和他一起回去。先生说：“如果是某，虽然没有人来，也不下山！”

王质不尊敬他的父母，说：“自有万物无始以来，自己换了几次父母了。”他的不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由此知道佛法没有父亲，它的祸害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假使还有几个像王质的人，那么即使杀了他的父母，也认为是平常。佛法说君臣父子兄弟，只说是偶然相遇。子直戒杀子的文章，最后用因果报应的说法说：“你如今杀他，他再出世一定杀你。”这种言语，是用来启发他杀子，大概他们怎么不知道说：‘我如今可以杀你，一定是你前身杀了我？’以下论述佛教灭绝人伦的危害。

佛家说要废除君臣父子，他们依旧废除不了。且如现在一个寺庙，依旧有长老之类，他们的名分也很严格，怎么废除得了！但都是虚伪的。

问：“佛教的过失，一是自利，厌恶生死而学习，根本已经不对；二是灭绝人伦，三是直接追求上达，不致力于下学，偏颇而不全面。”回答说：“不必这样立论。”

第二天因为余国秀解释“物则”，谈到佛教，先生说：“他们佛家从头就不认识，只是把认知觉运动当作性，所以鼓动了许多聪明豪杰之士。因为他们是高于世俗，世俗一副当污浊底

译关于佛教，它本身是空无所有的，所以人们争相趋附它的学说。元初时期并非如此。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只是讲修行方面的话语，比如《四十二章经》就是如此。起初只有这一卷经书。其中记载，佛陀问一位僧人：“你在家时从事什么职业？”僧人回答：“喜爱弹琴。”佛陀问：“琴弦松弛会怎样？”僧人说：“就不发声了。”佛陀问：“琴弦绷紧会怎样？”僧人说：“声音就断绝了。”佛陀问：“松紧适中会怎样？”僧人说：“各种音调就都和谐了。”佛陀说：“修道也是如此。心境必须调节适度，道就能得到了。”起初佛教只是这样讲。后来达摩进入中国，看到这类话语，中国人已经都能说了，于是便换了话题，专门去面壁静坐、默照内观，那时也仅仅是这样。到了后来，又翻译出许多禅宗的话语，完全抛弃了旧时的许多话头。不必看经书，不必静坐，越搞越显得高深阔大，其实只是在玩弄这些精神把戏罢了。

有人问：“他们也将知觉运动视为形而下的事物，将空寂视为形而上的事物，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那也仅仅是形而下的事物。他们只是把知觉运动说得玄妙罢了。”有人问：“既然如此，那怎么能够打动人心呢？必定还有更玄妙的地方。”回答说：“也就是这个。他们所谓的妙处，离不开这知觉运动；没有这个，就说不过去。只是被他们玩弄得精妙，所以张载（横渠）有‘释氏两末’的论断。他只说到了两边的末梢，中间真实的道理却没有认识。比如知觉运动，是上面的末梢；因果报应，是下面的末梢。”有人问：“因果报应，他们那边有见识的人，自己也不相信。”回答说：“虽然有不相信的，依旧离不开这个。比如他们几位高深的禅师，纵然说得再高深，也依旧抛舍不下这个，用来欺骗愚人。他们那套东西没有道理，抓不住把柄。你说他这样，他又说不这样。你说他是知觉运动，他有时又翻过来否定。都不说的时候，虽然是翻过来否定，依旧离不开这个。”

有人问：“当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禅宗引去，是什么原因？”回答说：“是因为他们的高深胜过你。你平生所读的许多书，所记诵的文章，所凭借以获取利禄声名的资本，到这里都靠不住了，所以被他们降服。他们的高深胜过你，而且省力，谁不心悦诚服地趋附呢？王安石（王介甫）平生读了许多书，讲了许多道理，临了却舍宅为寺，还请两个僧人来住持，也是被他们嘲笑。你这些东西，怎么出得了他们！”有人问：“现在也不消学他们那一套，只认依着自家的道理去做就行了。”回答说：“固然如此。岂可学他们？只是依着自家的去做，不久自然会发现他们的那套低劣。”以下论述士大夫喜好佛教。

译问：“士大夫晚年大多沉溺于佛教的学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曾探求自己本心的源头，只是读了一些浅显的文字，不过是为了写些文章，效法一些旧例，作为获取官位俸禄的手段罢了。反而觉得佛教的境界高深，极其玄妙，而且省力，自己比不上他们，反被他们轻视，所以便沉溺于他们的学说，被他们引入歧途。”

现在的学者往往多归附异端邪说，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自家这里的功夫有欠缺之处，无奈这心放不下来，没有着落。又见自家这里讲得疏略，没有好的药方来治疗那无可奈何的心；而禅宗的说法，则认为有一个悟入的门径，一旦悟入，则前后际断，说得如此现成快捷，怎么能不跟随他们去呢！这却是他们实在要在心性上如此理会。不知道自家这里有个道理，不必向外寻求，而这心自然各安其所。不仅如今的学者如此，即使是程门的高弟，看他们讲做工夫的地方，往往也不精切。

道家看得极高，佛教怎敢望其项背！唐代人才开始谈论佛教。本朝士大夫喜好佛教的，起初是杨大年，后来是张无尽。又说：“张无垢参访杲老，汪玉山被他引入，后来也喜好佛教。但汪丈为人没有决断，喜好佛教又看不透彻，又不能决断地退出来。曾见汪丈议论杨大年喜好佛教，后来守不住，汪丈很不相信。说是苏子由记载的，恐怕未必是真的。”南升记录。

“道家极其清高，佛教却是逃避法律的渊薮。现在看什么样的人，不论大人小孩，官员村民商贾，男子妇人，都能进入他们的门庭。最不成体统的，是见到妇人便与之对谈。如杲老与宦官权贵以及士大夫都交好。汤思退与张魏公如同水火，杲老与汤、张二人都交好。”又说：“杲老乃是禅家中的侠客。”又说：“陈了翁喜好佛教，说得乱七八糟！”南升记录。

韩退之的诗说：“阳明人所居，幽暗鬼所寰。嗟龙獨何智！出入人鬼间。”现在僧人上可以结交贤士大夫，下又结交宦官小人，出入其间不以为耻，这就是所谓的“出入人鬼间”。如妙喜与张魏公交好，又与一种小人小官交好。

信州人新鄂州教官龚安国，听说李德远路过郡城，去见他。李德远说：“如果论学问，只有佛教直截了当。如学习周公孔子，乃是抱着桥柱洗澡。”

问：“近世王日休立化，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个人极不好，贪污异常。”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能立脱？”回答说：“他平日坐定必向西，心在于此，于是想而得之。这是佛教最认为低下的。”程氏说“野狐精”，正是以如此为不足贵。

因说起某人弃家为僧，因为他把合奏的官职给了弟弟，弟弟又不肖；母亲在堂，无人奉养。先生皱眉说：“怎么能弃绝人伦灭绝天理到如此地步！”某人说：“这僧人是他们家的长子。”方伯谟说：“佛法也不允许长子出家。”先生说：“即使佛允许也不可。”

陈福公临终，亲笔告诫他的儿子不要用佛教仪式。林子方极力责备他。人的卑陋竟然如此！

先生说到世俗信奉佛教的人，每天早晨拜跪极其周到；等到老了，身体大多康健，以为从佛那里获得了福报。不知道他们每天劳累筋骨，其他方面节省运用血气，所以安宁。

夷狄的教义传入中国，不仅人被其所迷惑，鬼也被他迷惑。大干庙所以塑僧像，是劝他们不用牲祭。其他庙宇中，也必定有所谓劝善大师。大概因为人的信奉者众多，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本朝欧阳公排斥佛教，是从礼法上论，二程是从理上论，终究不如宋景文公捉住正赃。见李蔚传赞论华人增加处。佛经分明是中国人附益。”问：“佛法所以传至今，是因为有祸福之说相助吗？”回答说：“也不全如此，却是人辅助的。初来只有四十二章经，到晋宋间才谈义，都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其後达磨来又说禅，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论空，假想出现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说假。’以下辟佛。”

问：“胡僧不能害傅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吗？”回答说：“是他心不动。”

论释氏之说，如明道数语，驳斥得极好。见行状中者。他们只要理会个寂灭，不知须强要寂灭做什么？既寂灭后，却作何用？何况号称尊宿禅和者，也何曾寂灭得！近世如宗杲，办事全不通点检，喜怒更不中节。晋宋以前远法师之类，所谈只是庄列，现在其集中可见。其後要自立门户，方才脱去庄列之谈，然实剽窃其說。傅奕也尝如此说，论佛只是说个大话骗人，可怜人都被它骗，更不省悟。试将法华经看，就见其荒诞。开口便说恒河沙数几万几千几劫。

译更没有接近的年代。又如佛授记某人经过几劫之后才能成佛。佛有神通，为何不直接让他成就佛果？为何要等待这么久？又如住世的罗汉尚未成佛，为何长时间修行都没有长进？如今被他们编造出一套套说辞，遍布天下，迷惑了多少人。势必要像韩愈那样全部焚毁才能杜绝。现在他们的门徒如果听到这种说法，一定会说，这正是为了佛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内心怎肯这样想？这就是言行不一致的地方。如今世俗中有一类卑下的人，平时行为不善，一旦因为读佛书，稍微收敛，人们就说是学佛的效果，不知道这仅仅是比庸俗之人稍好罢了。士大夫中那些学佛的人，全没有见到成效，近世的李德远等人都是如此。现在他们的门徒看到我们儒者攻击排斥的说法，一定会说，这只是我的表象罢了，都是我内心不认同的。如果内心不认同，当初为何要那样编造？又如伪造韩愈、欧阳修的别传之类，就像盗贼怨恨抓自己的人，故意暴露赃物一样。

译于是谈论佛教，先生说道：“自从伊洛地区的君子们之后，各位先生也大多听闻过驳斥佛教的说法。然而终究驳斥不了他们，是因为不知道他们失误的关键所在。佛教自称认识本心、见到本性，然而他们之所以不能推行于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性’与‘用’分成了两截。圣人的道理，必定是明晓本性并顺从它，凡是修道的教化，没有不以此为本的。所以虽然功用充塞天地，却没有超出本性之外的。佛教并非不见本性，等到涉及作用时，却说无所不可为。所以抛弃君主、背离父亲，无所不为，是因为他们的‘性’与‘用’不相统摄。”当时魏才仲在旁边侍奉，询问其中的缘故。先生说：“现在虽然还没有这种弊病，但也不能不知道。譬如人吃东西：想要知道乌头不可吃，必须认清这东西是乌头，知道这东西有毒，那么将来就不会吃了。如果不立刻认清，将来突然遇到它，不知道它的毒性，没有不吃的。异端对道的危害，像佛教这样是极端的。以身承担道义的人，怎么能不辨别呢！就像孟子辨别杨朱、墨翟的学说，正道如果不明，异端就会肆意横行，周公、孔子的教化将要断绝了。譬如大火焚烧即将波及自身，承担道义的君子怎么能不拯救呢！”

于是说到“诚意”，先生说：“前辈有人说驳斥佛教是为了扶持儒教，这怎么不是妄语呢！”

伊川先生曾说“所执着的都出自禅学之下”，这个说法很好。这是指攻击佛教的人。

现在驳斥佛教的人，都用义利来辨别，这是第二等的意思。就像唐朝人声讨高丽不能守住鸭绿江的险要，高丽于是守住了它。现在驳斥佛教的人类似这样。佛教以空为见解。他们的见解已经错了，所以全都错了，义、利又哪里足以用来辨别！我以前曾经参究过后，颇怀疑他们不对。等到见到李先生的言论，起初也信不过，也就放在一边，且去理会学问看看如何。后来年岁间渐渐看出他们的错误。

儒者不驳斥异端，是说如果有贼在何处，放任他，不必治理。

近来看《石林过庭录》，记载上蔡先生说伊川先生参访某位僧人，后来有所心得，于是反过来，蜀本作“去”。窃取他的学说来为自己所用，这就是洛学。我也曾经怀疑像石林所说的固然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这么说，是怎么回事？以前见到光老出示某僧人与伊川居士的信帖，后来见到这信帖载于山谷集中，后来又见到蜀本有“文集别本”四个字。有跋文这信帖的，蜀本作“语”。乃是僧人与潘子真（潘淳，是潘兴嗣的儿子）的信帖，蜀本说：“它之所以载于山谷集，是因为山谷载于山谷，而或许是与山谷的信帖。”淳录说：“它不是给伊川的，很明显。”它的错误谬误类似这样。但当初佛学只是说没有存养的工夫，到唐代六祖才开始教人存养的工夫。当初学者也只是说不曾在身上做工夫，到伊川才开始教人在身上做工夫。所以说伊川窃取佛说来为自己所用。

问：“灵源与潘子真的书信，现在的人都当作是写给伊川的信，说伊川的学问出自灵源。恐怕后人把它收入《传灯录》中，像韩愈那样。不知道可以寄托在哪本书的注释中驳斥它？”回答说：“我十年前听到这件事，就半夜起来写文章了！他喜好辩论得很厉害。”

佛教的教化，兴盛到如此地步，它的势力怎么能扭转过来？我们家中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它，已经很难得了。三世之后，也必然被他扭转了。不知道大圣人出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的时候，又会怎样？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七

本朝一

太祖朝

汉高祖、本朝太祖有圣人的才能。

有人说：“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能够变乱为治。”回答说：“不是这样。只是去除了那些严重的，其他法令条目大多沿袭旧制。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抓住大纲，其他细节可以沿袭就沿袭，这才是英雄的手段。像王安石大纲都没有理会，却在细微之处纤悉计较，所以有弊端。”儒用。

问：“艺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东唯独难以攻取，为什么呢？认为兵力强盛，那么一时政事所为，都有败亡之势。不知为何如此？”回答说：“这却是他们自家的。郭威趁着他们君主年幼而夺取政权，刘氏于是占据并州。如果柴氏得到天下，那么刘氏必定不服，所以太祖用书信晓谕他们，说本来与他们没有仇隙；他们回答说：‘不忍心让刘氏断绝祭祀。’这意思可以看见了。被他们言辞正直、道理顺当，所以难以攻取。”

国初攻下江南，一年攻城不下，当时江州也城守三年。大概因为他们的国家小，君臣相亲，所以能得人心如此。于是说到先世理平公在江南死节的事，以及此事。

于是说到现在官府文书往来的烦琐，先生说：“国初时事情很简捷，没有这么多虚文。曾经见到太祖时，枢密院一卷公案，处理得很简捷。毕竟英雄的人做事自不同，多么干脆！听说番邦却如此，文书极少。且如皇帝经过景灵宫，差遣从官一人过盏子，有什么难事？只需宰相点下便了。却一定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拟定差遣申报部，部申报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