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
不及，再调发来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据山东。纔据山东，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盖精锐萃于山东而虏势已截成两段去。又先下明诏，使中原豪杰自为响应。是时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终当如何？」曰：「须有道理。」蔡曰：「莫着改更法制？」曰：「这如何得？如同父云：『将今法制，重新洗换一番方好。』某看来，若便使改换得井牧其田，民皆为兵，若无人统率之，其为乱道一也。」「然则如之何？」曰：「只就这腔里自有道理，这极易。只呼吸之间，便可以弱为强，变怯为勇，振柔为刚，易败为胜，直如反掌耳！」
译如果赶不上，再次调发军队来增援，他们的士兵还没有聚集，而我们已经占据了山东。一旦占据山东，中原和燕京自然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因为精锐部队集中在山东，敌人的势力就被截成两段了。又先颁布明确的诏书，让中原的豪杰自行响应。这时魏公回答说：“我只接受一方面的命令，这件事恐怕不能由我主持。”蔡云说：“现在兵政如此，最终该怎么办？”回答说：“必须有道理。”蔡云说：“莫非是要更改法制？”回答说：“这怎么行？就像父亲说：‘把现在的法制重新洗换一番才好。’在我看来，如果立刻更换法制，使田地井田化，百姓都成为士兵，如果没有人统率他们，那造成的混乱是一样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就在这体制内部自有道理，这很容易。只在呼吸之间，就可以使弱变强，使怯变勇，使柔变刚，使败变胜，简直像翻手掌一样容易！”
先生云：「当今要复太祖兵法，方可复中原。」又云：「诸州禁军皆不可用。几年说要拣冗兵，但只说得，各图苟且安便，无有为者。故新者来，旧者又不去，来而又来，相将积得，皆不可用。如澄冗官，见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复留而不去，故军冗不练，官冗不澄。」寿昌。
问：「今日之军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拣之又拣，如太祖时，方好。」曰：「只有拣练便用。太祖时即用。如拣而养十数年，又老了，依旧无用。」
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
今日兵不济事。兵官不得人，专务刻削兵，且骄弱赡养，不知劳苦，一旦如何用！某尝言，宜散京师之兵，却练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趱去淮上卫边。谓如福建之兵趱去饶州，饶州之兵趱去衢信，衢信趱去行在，迤逦趱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趱去，则京师全无养兵之费，岂不大好！[与心]。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节度、兵。观察、财。处置等使，即节镇也；使持节某州诸军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隶于节镇，而节镇、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军都头，并掌兵事，又皆是士人为之。其久则根势深固，反视节度有客主之势。至有诛逐其上，而更代为之。凡陆梁跋扈之事，因兹而有。惟是节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归命朝廷。若论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广，乃在于统兵者简约而无牵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节镇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强中干，其势必有以通其变而后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于是削其支郡，以断其臂指之势；当时至有某州某县直隶京师，而不属节度者。置通判，以夺其政；命都监监押，以夺其兵；立仓场库务之官，以夺其财；向之所患，今皆无忧矣。其后又有路分、钤辖、总管等员。神宗时，又增置三十七将。乱离之后，又有都统、统领、统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于主兵之员多。朝廷虽知其无用，姑存其名。日费国家之财，不可胜计，又刻剥士卒，使士卒困怨于下。若更不变而通之，则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责之郡守。他分明谓之郡将，若使之练习士卒，修治器甲，筑固城垒，以为一方之守，岂不隐然有备而可畏！古人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问：「后世虽养长征兵，然有缓急，依旧征发于民，终是离民兵不得。兼长征兵终不足靠，如杜子美石壕吏诗可见。」曰：「自秦汉以下至六国，皆未有长征兵，都是征发于民。及唐府卫法坏，然后方有长征兵。」因论荆襄义勇，州县官吏反扰之。当时朝廷免征科，官吏不得役使。今征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费，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当初见刘共父说，他制得义勇极好，且是不属官吏，官不得扰之。某应之曰：『无缘有不属州县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
兵甲诡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于此理会。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数人之料。军中若无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择将，以其全数钱米与之，只责其成功，不来此屑屑计较。近来刮刷得都尽，朝廷方以为核实得好。先生云，闻前辈云云。
兵法以能分合为变，不独一阵之间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旧来只郡国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锐耳。渡江后，又添上御前军，却是张韩辈自起此项兵。后来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时财赋，养祖宗时所无之兵，安得不穷也！
唐时州县上供少，故州县富。兵在藩镇，朝廷无甚养兵之费。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熙丰间，又令州郡见看军额几人，折了者不得补，却以其费桩管上供，而朝廷得钱物甚多。今天下兵约四五十万，又皆羸弱无用之人，所费不可计。今若要理会，须从此起。
论财赋，曰：「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它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
译先生说：“当今必须恢复太祖的兵法，才能收复中原。”又说：“各州的禁军都不可用。多年来说要裁减冗兵，但只是嘴上说说，大家都图苟且安适，没有人真正去做。所以新兵来了，旧兵又不走，来了又来，逐渐积累，都不可用。就像清理冗官，看见这人不可用，就罢免一人。如今不可用的人却又留着不走，所以军队冗杂而不训练，官员冗杂而不清理。”寿昌记。
问：“如今的军政，只有君臣上下同心，反复挑选，像太祖时期那样，才好。”回答说：“只有挑选训练后就用。太祖时期就是选出来就用。如果挑选后养了十几年，又老了，依旧无用。”
如今带兵的官员越多，士兵越不精锐。
如今军队不能成事。带兵的官员不得其人，专门致力于克扣士兵，而且士兵骄纵软弱、被供养着，不知劳苦，一旦有事怎么使用！我曾经说，应该分散京师的军队，却去训练各郡的军队，依照太祖的法度，每年轮换戍守，催促他们去淮上保卫边疆。比如福建的军队催促去饶州，饶州的军队催促去衢州、信州，衢州、信州的军队催促去行在，依次催促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催促去，那么京师完全没有养兵的费用，岂不很好！[与心]记。
谈论当今军政的弊端，说：“唐代制度，节度使管兵，观察使管财，处置等使就是节镇；持节某州诸军事管兵，某州刺史管民，就是支郡。支郡隶属于节镇，而节镇、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军都头，都掌管军事，而且都是士人担任。时间久了根基势力深固，反而看待节度使有主客之势。甚至有诛杀驱逐上级，而更替担任的。凡是骄横跋扈的事，因此而有。只有节度使得人，才能率服人心，归顺朝廷。如果论唐代初期兵力最盛，开拓土地最广，在于统兵的人简约而没有牵制的祸患。然而自从唐末，大致节镇的祸患深，像人的病，外强中干，其形势必须有办法通达变化而后可以。所以太祖皇帝知道这个弊病而疏通治理它，于是削去支郡，以断绝其臂指之势；当时甚至有某州某县直接隶属于京师，而不属于节度的。设置通判，以夺取其行政权；命令都监监押，以夺取其兵权；设立仓场库务的官员，以夺取其财权；向来所担忧的，如今都没有忧虑了。其后又有路分、钤辖、总管等官员。神宗时，又增设三十七将。战乱离散之后，又有都统、统领、统制的名称。大致如今的祸患，却又在于主管军队的官员多。朝廷虽然知道他们无用，暂且保留他们的名号。每天耗费国家的钱财，不可胜计，又刻剥士卒，使士卒在下困顿怨恨。如果再不变化通达，那么祸害没有止境。总之，这件事只可以责成郡守。他们分明称为郡将，如果让他们训练士卒，修治器械铠甲，筑固城垒，作为一方的守卫，岂不隐然有备而可畏！古人说‘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做事的人快，使用的人舒缓’，如今一切都相反！”
问：“后世虽然养长征兵，但有缓急，依旧征发于民，终究离不开民兵。加上长征兵终究不足依靠，如杜甫《石壕吏》诗可见。”回答说：“从秦汉以下到六国，都没有长征兵，都是征发于民。等到唐代府兵制败坏，然后才有长征兵。”于是谈论荆襄义勇，州县官吏反而骚扰他们。当时朝廷免征科，官吏不得役使。如今征科既然不能免除，百姓反而加倍有所耗费，又官吏役使如故。回答说：“我当初听刘共父说，他制定的义勇极好，而且不属于官吏，官府不得骚扰他们。我回答说：‘没有不属于州县的道理。’本来怀疑其末流如此。”
军队中虚报名册不可免，善于用兵的人也不在此处计较。才有一人可用，就让他兼领数人的粮饷。军中如果没有这个，就不足以使人。所以朝廷只是选择将领，把全额的钱米给他，只责成他成功，不来此处琐碎计较。近来搜刮得都尽了，朝廷方才认为核实得好。先生说，听前辈说。
兵法以能分能合为变化，不独一阵之间有分合，天下的军队都如此。如今的军队，分开的就不能合，合起来的就不能分。本朝旧时只有郡国禁兵而已，只是在西北的稍微精锐。渡江后，又添上御前军，却是岳飞、韩世忠辈自己兴起这项军队。后来既然不能去掉，只得如此聚集屯驻。如今以不如祖宗时的财赋，养祖宗时所没有的军队，怎能不穷困呢！
唐代州县上供少，所以州县富。军队在藩镇，朝廷没有多少养兵的费用。自从本朝废除了藩镇，州郡的财赋已多归于朝廷。熙宁、元丰年间，又命令州郡查看军额几人，折减的不得补充，却用其费用桩管上供，而朝廷得到钱物很多。如今天下军队约四五十万，又都是羸弱无用的人，所费不可计算。如今如果要治理，须从此起。
谈论财赋，说：“财用不足，都起于养兵。十分中，八分是养兵，其它用度，只在二分之中。古代刻剥的法度，本朝都”
备，所以有靖康之乱。已前未有徐扬江鄂之兵，止谓张宣抚兵，某人兵。今增添许多兵。合当精练禁兵，汰其老弱，以为厢兵。」
译防备，因此才有靖康之乱。以前没有徐州、扬州、江州、鄂州的军队，只称为张宣抚的军队、某人的军队。如今增添了这么多军队。应当精心训练禁军，淘汰其中的老弱士兵，让他们充当厢军。
今朝廷尽力养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农既分之后，计其所费，却是无日不用兵也。
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此以一岁计。
「今日民困，正缘沿江屯兵费重。只有屯田可减民力，见说襄汉间尽有荒地。」某云：「当用甚人耕垦？」曰：「兵民兼用，各自为屯。彼地沃衍，收谷必多。若做得成，敌人亦不敢窥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战，便是金城汤池。兵食既足，可省漕运，民力自苏。然后尽驱州郡所养归明北军，往彼就食，则州郡自宽。迟之十年，其效必着。须是择帅。既得其人，专一委任，许令辟召寮属，同心措置，勿数更易，庶几有济。」屯田。
范伯达有文字，说淮上屯田，须与画成一井，中为公田，以给军。令军人子弟分耕，取公田所入以给军。
因言：「淮上屯田，前此朝廷尝差官理会。其人到彼，都不曾敢起人所与者。都只令人筑起沿江闲地以为屯，此亦太不立。大抵世事须是出来担当，不可如此放倒。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载，地能载而不能覆，恁地大事，圣人犹能裁成辅相之，况于其它。」因举齐景公答夫子「君君臣臣」之语，又与晏子言「美哉室」之语，皆放倒说话。且如五代时，兵骄甚矣。周世宗高平一战既败却，忽然诛不用命者七十余人，三军大振，遂复合战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
屯田，须是分而屯之，统帅屯某州，总司屯甚州，漕司屯甚州，以户部尚书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为殿最，则无不可行者。今则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则经由数司佥押相牵制，事何由成！
赵昌父相见，因论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且如本朝诸公游陕西者，多知边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诸生坐于屋下，何以知其能？纵有韩白复生，亦何由辨之？」择将帅。
问选择将帅之术。曰：「当无事之时，欲识得将，须是具大眼力，如萧何识韩信，方得。不然，边警之时，两兵相抗，恁时人才自急。且如国家中兴，张韩刘岳突然而出，岂平时诸公所尝识者？不过事期到此，厮拶出来耳。」
不令宦官卖统军官职，是今日军政第一义。
今日将官全无意思，只似人家骄子弟了。褒衣博带，谈道理，说诗书，写好字，事发遣！如此，何益于事？谦。
今诸道帅臣，只曾作一二任监司，即以除之；有警，则又欲其亲督战士。此最不便，万一为贼所虏，为之柰何！彼固不足恤，然失一帅，其势岂不张大？前辈谓祖宗用帅取以二路：一是曾历边郡；一是帅臣子弟，曾谙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谓戎幕宜用文武三四员，此意亦好。盖经历知得此等利害，向后皆可为帅。然必须精选而任，不可泛滥也。
或问：「诸公论置二大帅以统诸路之帅，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择得一个人了，君相便专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择参佐，事便归一。今若更置大帅以监临之，少间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纷扰。须是得一个人委任他，听他自渐渐理会许多军政，将来自有条理。」
蜀远朝廷万有余里。择帅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压人心，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
或问古今治乱者。先生言：「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忽然放教他来，州县如何柰得他何！所幸老者已死，少者无彼中人气象，似此间人一般，无能为矣。」
边防马政甚弊。庐州旧夹肥水而城，今只筑就一边。
论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者，无过于兵刑。临陈时，是胡乱错杀了几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狱讼，面前分晓事易看。其情伪难通，或旁无左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
论刑，云：「今人说轻刑者，只是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
译如今朝廷竭尽全力供养军队，但军队却常有兵力不足的忧患。自从兵与农分离之后，计算其耗费，却是无一日不用兵。
如今天下财政用于养兵的占了十分之八九，一百万贯钱供养一万人。这是按一年来计算的。
“如今百姓困苦，正是由于沿江驻军费用沉重。只有实行屯田才能减轻百姓负担，听说襄汉之间有很多荒地。”我说：“应当用什么人来耕垦？”回答说：“士兵和百姓兼用，各自设立屯田。那地方土地肥沃，收成一定很多。如果做得成功，敌人也不敢窥伺。士兵和百姓获利既多，一边耕种一边作战，就是坚固的城池。军粮充足后，可以节省漕运，百姓的劳力自然得以恢复。然后尽数驱遣各州郡所供养的归明北军，前往那里就地取食，那么州郡自然宽裕。过十年，其效果必然显著。必须选择统帅。既然选到了合适的人，就专一委任他，允许他自行征召僚属，同心协力筹划，不要频繁更换，或许才能有所成就。”（关于）屯田。
范伯达有文章，说淮上的屯田，必须规划成井田制，中间作为公田，用来供给军队。命令军人子弟分别耕种，取公田的收入来供给军队。
接着说：“淮上的屯田，此前朝廷曾派官员去管理。那些人到了那里，都不敢触动人们所给予的（利益）。都只是让人筑起沿江的闲地作为屯田，这也太不成样子了。大体上世事必须出来担当，不可如此躺倒不干。人是天地中最灵验的生物，天能覆盖却不能承载，地能承载却不能覆盖，这样的大事，圣人尚且能裁成辅相，何况其他事物呢？”于是举出齐景公回答孔子“君君臣臣”的话，又与晏子说“美哉室”的话，都是躺倒说话。且如五代时，军队骄横得很。周世宗在高平一战失败后，忽然诛杀不服从命令的七十多人，三军大振，于是重新合战而获胜。凡事都要人有志气。
屯田，必须分开屯驻，统帅在某个州屯田，总司在某个州屯田，漕司在某个州屯田，以户部尚书为屯田使，让各自考核其所屯田的多少，以此评定优劣，那么没有不可行的。现在却不是这样，每当要推行一项政令，就要经过几个部门共同签署相互牵制，事情怎么能成功！
赵昌父来相见，于是谈论军事。先生说：“军队通过作战来显现其强弱，将领通过作战来显现其才能与否。且如本朝各位游历陕西的人，大多了解边事，这也是因为用兵的缘故。如今各位书生坐在屋檐下，凭什么知道他们是否有才能？纵然有韩信、白起再生，又从哪里辨别呢？”（关于）选择将帅。
问选择将帅的方法。回答说：“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想要识别将领，必须具备大的眼力，像萧何识别韩信那样，才行。不然，在边境警报之时，两军相抗，那时人才自然紧急。且如国家中兴，张、韩、刘、岳突然涌现，难道是平时各位所曾经认识的？不过是事态到了这一步，把他们逼出来罢了。”
不让宦官出卖统军官职，是今日军政的第一要义。
如今的将官全无志向，只像人家骄纵的子弟了。穿着宽大的衣服，谈论道理，说诗书，写好字，一旦事发就派遣！这样，对事情有什么好处？（朱）谦。
如今各道的帅臣，只是做过一两次监司，就任命他们；有警报时，又想让他们亲自督战。这最不方便，万一被贼人俘虏，该怎么办！他们固然不值得怜悯，但失去一位帅臣，其声势岂不更加张大？前辈说祖宗任用帅臣取法两条路：一是曾经历任边郡；一是帅臣的子弟，曾经熟悉兵事的。这最有道理。有人说戎幕宜用文武三四员，这个意思也好。因为经历后知道这些利害，以后都可以做帅。但必须精选而任用，不可泛滥。
有人问：“各位议论设置两位大帅来统辖各路帅臣，怎么样？”回答说：“不必如此。只是选择一个人后，君相便专意委任他，让他自行选择参佐，事情就归于统一。如今如果再设置大帅来监临他，不久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纷扰。必须得到一个人委任他，听他自行渐渐处理许多军政，将来自然有条理。”
蜀地距离朝廷一万多里。选择帅臣必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威慑人心的人，那么喜欢作乱的人就不敢行动了。
有人问古今治乱的问题。先生说：“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代宦官外戚，唐代藩镇，都是病根。如今的病根，在于归正人忽然放他们来，州县怎么对付得了他们！所幸老者已死，少者没有他们那里人的气象，像这里人一样，无能为力了。”
边防马政非常弊坏。庐州旧时夹肥水而建城，现在只筑成了一边。
论刑罚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率的，没有超过兵和刑的。临阵时，胡乱错杀了几个人。所以老子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狱讼，面前清楚的事容易看。其情伪难通，或者旁边没有佐证，各执两说关系到人性命处，必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
论刑罚，说：“如今人说轻刑的，只是所犯之人值得怜悯，而不知道被伤害的人更值得念想。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他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
；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地也。若如酒税伪会子，及饥荒窃盗之类，犹可以情原其轻重大小而处之。」
译由此可知，这是替盗贼着想，而不为良民考虑。如果像酒税、伪造会子，以及饥荒时的盗窃这类情况，还可以根据情理，衡量其轻重大小来处理。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人罪以来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为恶尔，何福报之有！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所谓钦恤者，欲其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舞法而受赇者耳！何钦恤之有？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所谓疑者，非法令之所能决，则罪从轻而功从重，惟此一条为然耳；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而凡功皆可以从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条，谓法所不能决者，则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上之。惟寿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杀之。
李公晦问：「『恕』字，前辈多作爱人意思说，如何？」曰：「毕竟爱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斩之于市？盖为此人曾杀那人，不斩他，则那人之冤无以伸，这爱心便归在被杀者一边了。然古人『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虽爱心只在被杀者一边，却又溢出这一边些子。」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一
朱子八
论民
建宁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今人心都喎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舍财造庙，举室乘舟往庙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无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犹晓不得，况欲晓之以义理哉！」人杰录略。教民。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说为民减放，几时放得到他元肌肤处！且如转运使每年发十万贯，若大段轻减，减至五万贯，可谓大恩。然未减放那五万贯，尚是无名额外钱。须一切从民正赋，凡所增名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这里方可以议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头只管重，更起不得。为人君，为人臣，又不以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这须是上之人一切埽除妄费，卧薪尝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图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须更见得事体可畏处。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下面头会箕敛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间白干消没者何限！因言赋重民困，曰：「此去更须重在！」取民。
程正思言，当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毕竟无策。就使台官果用其言而陈于上前，虽戒敕州县，不过虚文而已。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碍个失人情，便都使不得。盖事理只有一个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别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择其不敢言之甚者为台谏，习以成风，如何做得事！」
今上下匮乏，势须先正经界。赋入既正，总见数目，量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荀悦云，田制须是大乱之后，方可定。
今之赋，轻处更不可重。只重处减似那轻处，可矣。
今世产赋百弊。砧基簿，只是人户私本；在官中本，天下更无一处有。税赋本末，更无可稽寻处。
朋友言，某官失了税簿。先生曰：「此岂可失了！此是根本。无这个后，如何稽考？所以周官建官，便皆要那史。所谓史，便是掌管那簿底。」
福建赋税犹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计会中使，作宫中名字以免税。向见辛幼安说，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某初不信，后提举浙东，亲见如此。尝有人充保正，来论某当催秋税，某人当催夏税。某初以为催税只一般，何争秋夏？问之，乃知秋税苗产有定色，易催；夏税是和买绢，最为重苦。盖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钱；后来变得令人先纳绢，后请钱，已自费力了；后又无钱可请，只得白纳绢；今又不纳绢，只令纳价
译现在的法官，被罪福报应的说法所迷惑，大多喜欢宽免有罪之人，以此求取福报。如果让无罪的人得不到公正，而有罪的人得以侥幸免罪，这恰恰是助长恶行的做法，哪里有什么福报呢！《尚书》说：“要恭敬啊！要恭敬啊！只有刑罚才需要体恤啊！”所谓恭敬体恤，是希望法官详细审慎地查明是非曲直，让有罪的人不能免罪，而无罪的人不受滥刑。现在的法官被恭敬体恤的说法所迷惑，认为应当宽免人的罪过，释放死刑犯；所以凡是应当判处死刑的，必定多方寻找可以免死的途径，等待上奏裁决，于是大多减轻刑等：应当斩首的改为流放，应当流放的改为徒刑，应当徒刑的改为杖刑，应当杖刑的改为笞刑。这不过是玩弄法律条文，舞弄法度而收受贿赂罢了！哪里有什么恭敬体恤呢？罪行有疑问的从轻处罚，功劳有疑问的从重奖赏，所谓有疑问的，是指法令无法决断的情况，那么罪行从轻而功劳从重，只有这一条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从轻，而所有的功劳都可以从重。现在的律令也有这一条，说法令无法决断的，就等待上奏裁决。现在却是明明知道罪行应当处死，也无不设法寻找可以活命的途径向上呈报。只有宋孝宗不是这样，那些情理严重的都杀掉了。
李公晦问：“‘恕’字，前辈多从爱人的意思去解释，怎么样？”朱熹说：“终究爱人的意思多。”接着说：“人命最重，官府为什么要在闹市斩首？大概是因为这个人杀了那个人，不斩他，那么那个人的冤屈就无法伸张，这爱心就归于被杀者那一边了。然而古人说‘罪行有疑问的从轻’，‘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虽然爱心只在于被杀者那一边，却又溢出这一边一些。”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一
朱子八
论民
建宁迎神。先生说：“孟子说：‘我也想要端正人心，平息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靡的言辞’，现在人心都歪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个富户，出钱建造庙宇，全家乘船到庙里祭祀落成，船在江心沉没，没有一个人幸免。民心不能端正，眼前的利害尚且弄不明白，何况想要用义理去开导他们呢！”人杰录略。教化百姓。
现在想要实行古制，效法夏商周三代，相差太远了。现在说为百姓减免赋税，什么时候能减免到他们的根本之处！比如转运使每年征收十万贯，如果大幅减免，减到五万贯，可以说是大恩。然而那未减免的五万贯，还是无名额的额外钱。必须一切按照百姓的正税，凡是增加的各类名目，全部废除，百姓才能彻底解脱，这里才可以商议实行古制。如今百姓生活日益困顿，头上的负担只增不减，再也承受不住了。做君主的，做臣子的，又不认为这是急务，又不相互了解，怎么能好呢！这必须是上面的人彻底扫除虚妄的耗费，卧薪尝胆，集合天下的智力和财力，日夜谋划寻求，一举革新，才行。我在行在（临时都城）不久，如果在那里稍久一些，必定更能看到事态可畏的地方。不知那些名园丽圃，花费多少？每天花费多少？下面百姓倾家荡产来供给上面的需求。又有上面不属于天子，下面不属于百姓，只在中间白白消耗浪费的有多少！接着谈到赋税沉重百姓困顿，说：“这以后更要加重！”征收百姓。
程正思说，当今地方官征收百姓赋税的弊端，他能说出弊端，终究没有对策。即使台谏官果然采纳他的话并陈述给皇帝，虽然告诫州县，也不过是空文而已。先生说：“现在天下的事只碍于失去人情，就都行不通。大概事理只有一个是非，现在朝廷之上，不敢辨别是非。比如宰相固然不愿意违背皇上的心意，皇上也不愿意违背宰相的心意。现在聚集天下不敢说是非的人在朝廷，又挑选其中不敢说的程度更深的作为台谏，习以为常，怎么做事！”
现在上下匮乏，势必先要整顿田界。赋税收入既然公正，总见数目，量入为出，罢除冗费，而全部废除无名额的赋税，才能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如果不把百姓当作自家的百姓，就不体恤。
荀悦说，田制必须在大乱之后，才可以确定。
现在的赋税，轻的地方更不可加重。只把重的地方减到像轻的地方那样，就可以了。
当今世上的赋税有百种弊端。砧基簿，只是人户的私本；在官府中的正本，天下再没有一处有。税赋的本末，再也没有可以查考的地方。
朋友说，某官丢失了税簿。先生说：“这怎么可以丢失！这是根本。没有这个之后，怎么查考？所以《周礼》设立官职，都要有史官。所谓史官，就是掌管那些簿册的。”
福建的赋税还容易辨别，浙中全是凭空编造，横征暴敛无数，百姓非常难以生存，丁钱甚至有三千五百文的。人们因此多去迎合宫中使臣，作为宫中的名字以免除赋税。以前听辛弃疾说，粪船也插着德寿宫的旗子。我起初不信，后来提举浙东，亲眼见到如此。曾经有人充当保正，来议论我应当催征秋税，某人应当催征夏税。我起初认为催税只有一种，何必争秋夏？问了他，才知道秋税的苗产有固定的种类，容易催征；夏税是和买绢，最为沉重痛苦。大概起初一匹绢，官府先支取六百钱；后来变得让人先缴纳绢，后领取钱，已经费力了；后来又没有钱可领，只得白白缴纳绢；现在又不缴纳绢，只令缴纳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