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六

译这具身体不回乡，而是寄居在管理产业的地方。

道夫说：“察院黄公锾，字用和。为人刚正，人们向来畏惧他。他的同族中有放纵恶马践踏他人的，黄公严厉地追究。那人躲避得非常小心谨慎，黄公就斩断那匹马的脚来向受害者谢罪。”先生（朱熹）说：“我在南康任职即将离任时，有人在市场上纵马奔驰，践踏了一个小孩，差点致死。我当时在学宫，命令将那人送到军院，第二天又嘱咐知录处理。晚上经过官署，知录说：‘早上您指示的，已经依法拷打惩治了。’我随后心中产生怀疑，回到军院，却发现那人衣帽整齐，根本没有受过拷打！于是将吏人和犯人一起审讯。第二天，吏人受杖刑脊背并被勒令罢免，偶然有一位相识的人说：‘这是人家子弟，何必如此侮辱他？’我说：‘这关系到人命，怎么可以宽纵！如果说子弟可以纵马践踏他人，那么日后将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况了。况且州郡是朝廷施行法度的地方，保护善良百姓，压制豪强横行，是他们的职责。放纵而不加追究，难道可以吗！’后来我离任，各位在鹿洞书院为我饯行，我极力讲述《西铭》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一段。现在人做了秀才，就偏袒秀才；做了武官，就偏袒武官；做了子弟，就偏袒子弟；他们沉溺偏私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贺孙听先生说过，又补充道：“因为外出拜客回来，就立即让吏人在谯楼下杖责犯人，这才开始办理交接手续。”人杰记录说：“先生曾说刘子澄喜欢谈论家世，说：‘我在南康时，有一个子弟骑马伤害了别人家的小孩，我审讯并拘禁了他，子澄认为不对。我于是讲解《西铭》中‘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吾兄弟颠连而无告者也’。君子执政，就是要主张保护这类人，于是严厉斥责了他。’大抵人不可以有偏私之处。”

译法令规定：邻县在邻州有事，只需发送公函（牒）。如今小郡对邻接的大郡却呈递申状，这是不对的。因为即使是大郡，也只不过是并列的郡县，只应当使用公函。我在南康任职时，吏员想要向隆兴府呈递申状。另外，建康府除了安抚使之外，也只是并列的郡县，我都是使用公函。吏员起初惶恐畏惧，我对他们说：“有法令依据，不妨就这样办理。”

总论担任郡守

在谈论常平仓时，我说：“我自巡察两州以来，深知常平仓的弊端如此，再也不敢过问。看南康府自有五六万石粮食，漳州也有六七万石，全都是浮尘空壳，怎么敢去触动！这件事，不知究竟该怎么做才合适？我在浙东时曾上奏说，常平仓与省仓不可相连，必须分设在东西两侧，让两仓相距遥远才行。每当官吏检查省仓时，就挂着省仓某号的牌子；检查常平仓时，就挂着常平仓的牌子。其实只是一个仓库，互相遮掩隐瞒！让各地的常平仓都由司法参军管理，这是最不恰当的。稍后太守想要侵吞支用，司法参军怎么敢违抗他！通判虽然名义上管理常平仓，但其职权实际上受制于司法参军。而且，各地的通判，大抵因避嫌而不敢与知州争执事务，正如韩愈所说‘惯例因避嫌而不敢决断事务’。比如经制钱、总制钱、牙契钱、倍契钱等，全被知州瞒着朝廷侵吞，更不敢去争辩。”

与陈尉谈论治理盗贼之事，于是我说：“凡事，必须仔细体察，思考到别人思考不到的地方，防备到别人防备不到的地方，才能无事。”又说：“凡事，必须小心敬畏，如果这样粗心大意地处理，是不行的。”又说：“我曾担任过郡守。每当看到盗贼发生，就感到惊恐不安！便想到自己是管理百姓的官员，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去捕捉。捉到了，便自然欢喜；没捉到，就整夜惶恐不安！”

因为提到郑惠叔爱惜官钱，我说：“我看到有人胡乱使用官钱，为此痛心！我两次担任太守，都承接了弊政之后，所使用的官钱，都没有明确账目。凡是馈赠，都没有固定标准，只是随意根据对方喜好决定厚薄。询问胥吏，都说：‘有时这类官员路过，给十千或五千。后来若是这样，又完全不送，白算了。’我于是说：‘这样不行。朝廷有个公库在这里，如果过往官员，应当根据其地位高低多少给予，这才是公道，怎么可以把它当作自家的私恩！’于是立下固定标准，看什么官员路过此地，就用什么标准赠送给他，这才显得公平普遍。后来甚至凡是进入广州的小官，如主簿、县尉之类，每个人都有五千钱的资助，觉得意思很好。”

马子严庄甫见先生时说：“最近有人伪造书信请托公事。”先生说：“收下假信，却不追查写信的人，不是善于处理事务的人。以前看到吴提刑逵公路当官时，凡是写信的人，必须让他当堂投递；然后将信拿到背后观看，看完后才打发那人，让他等待回信。前辈处理事务，详细严密到这种程度。另外，我当官时，有人拿信来，也有办法对待他，必须留那人喝汤，当面拆信，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才让他离开。”

问：“现在的神祠，没有义理的极多。如果在当官的地方，对于极没有义理的神祠，虽然是朝廷赐额的，凡祈祷之类不去，可以吗？”回答说：“我当官所到之处，必须处理一番。如仪案所符合应当祈祷的神示，没有义理的，派人去也可以。”

浙东

“如今救荒很可笑。自古救荒只有两说：第一是感召祥和之气，以致丰收；其次只有储蓄的计划。如果等到饥荒时再处理，还有什么策略？东边派使者去赈济，西边派使者去赈济，只讨得各州几个紫绫册子来，某处已经如何处置，某处已经如何筹划，原本没有实惠惠及百姓。”有人问：“先生以前救荒如何。”回答说：“也只是讨得紫绫册子，还有什么策略！”朱熹自修。

赈济没有奇策，不如讲求水利。到赈济时能成什么事！以前在浙东，怀疑山阴、会稽两县统计的饥饿人数少，通判郑南再三说数字属实。等到仔细核查，统计出的饥饿人数是原来的三倍！

绍兴年间去得迟，已经没有筹划，只依照常规，先派一名通判抄录城下两县的饥民。那人不在意，只抄得四万来人。外县却抄得很多，于是想惩治他却没有，却托付石天民重新抄录得八万人。这时已经晚了。天民说：“很容易。只召集大保长全部在一座寺庙，让他们供出贫穷的人。大保长没有不知道的，几天就能分辨。然后分作几等赈济、赈粜。起初命令绘制地图，测量道路远近，就在僧寺或庄园设立卖米处。在门口设立木窗，防止重复进入的人。”

先生谈话间，问起浙东旱灾。可学说：“浙东百姓歌颂先生的恩德。”先生说：“以前到部任，州县有处置，也依赖朝廷应援得以效力，已经有很多有名无实的。”于是说：“以前浙东先处置，按户高低出米，不知道有米无米不同。有徐木的人献计，必须逐乡让有米的人互相推排。当时因事急没有实行。现在如果在一个县实行

译这非常容易。大体上，当今做事，在州郡一级已经很难，在监司一级尤其困难，因为地域辽阔遥远，动不动就流于形式。只有县令与百姓亲近，推行起来较为容易。根据米粮的有无，委托乡里聪明且诚信的人去处理；聪明的人别人无法欺骗，诚信的人别人不忍心欺骗。如果是昏庸懦弱的人，就会被他们欺骗；如果是诡诈奸猾的人，则务必想要包容，这是绝对不行的。

译浙东的弊病，比如和买制度的危害，酒坊的危害。设立酒坊的人，做不起的会破家，做得起的会害民。比如盐仓的危害，像温州有几处盐仓，设置的官吏很多，而一年所买的盐不过几十斤，本来就可以裁撤。还想向朝廷禀报。产盐的地方，缴纳白户盐，却允许私盐流通。

我过去在浙东时，吏人拿着安抚司的公文，既要求签押名字；到了绍兴府的公文，吏人也请求签押名字，我当时只签了字。听说王仲行有句话，这就是伊川所说的“只第一件便做不得”的意思。比如南康旧时有公文到建康，都用申状，我认为不对。当时陈福公担任留守，只发牒文给建康佥厅；如果是前任宰执，只应当直接发牒。比如南康有公文到邻近路分的监司，也只应当备牒。各县与邻近州用牒，却有法令规定。

因为讨论监司巡历时接受折送（馈赠），说：“近来的法令，自从上任后允许接受一次。”直卿说：“看情况也只可以酌情接受。”我说：“我在浙东时，都不曾接受。”

“建阳主簿代理县令。有个妇人，丈夫没有能力供养，父母想把她接回去。事情报到官府，主簿判决允许离婚。致道认为这很不应该，说夫妻的道义，怎么可以因为贫穷就互相抛弃？官府又怎么可以就顺从他们的请求？”我说：“这类事情都不能只看一面。如果是丈夫无能，不能养活妻子，妻子无法自给，又该怎么办？这似乎不能用大义来拘束。只怕妻子想离开丈夫，另有曲折，不能不彻底查究。”直卿说：“她的哥哥在某地任职，有继母与父亲不体恤前妻的儿子。那儿子几人贫穷不能自活，向官府哀告。官府因为名分不便，只得安慰后打发他们走，最终无可奈何。”我说：“不对。这类地方，应当用官法来治理。也必须追回继母责罚警戒，如果还离间前妻的儿子，不让他们存活，一定痛加惩治。”接着说，程先生曾说“舜不告而娶”，舜虽然不告，尧曾经告知了。尧告知他，是用王法来治理罢了。接着说：“过去我担任浙东仓时，绍兴有个继母与丈夫的表弟通奸，于是成为接脚夫，擅自使用家业，肆意挥霍。她的儿子不甘心，来申诉。起初因为名分不便，拒绝了。后来追到几十里外，他的情意非常迫切，于是受理，委派杨敬仲，他深深认为儿子控告母亲不便。我告诉他：‘曾替她父亲想过吗？她父亲死后，她的妻子就背弃与人私通，败坏家业。罪过到了这个地步，官府如果不替她父亲彻底根治，那么她父亲能不在地下含冤吗！现在官府只得暂且把她儿子放在一边。’他当时也认为对。我后来离任，想必事情平息了。起初追查得急，那个接脚夫就投井，他的罪过确实不可掩盖。”

漳州

郡中原本就发出公牒，延请郡中士人黄知录樵、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林易简、杨士训以及淳和永嘉徐寓八人入学，而张教授和旧职事官阻挠。到这时先生下到学宫，僚属中又有请求保留旧有的官学正的，有司只能守法，进言的人不止。先生变色厉声说：“郡守以承流宣化为职责，不以文书财务诉讼为事务。我刚到这里，不知道人物贤能与否，风俗厚薄。现在已经是九月了，才了解学校的情况，于是想留意学校。所以采访乡评舆论，延请黄知录，因为他有恬淡退让的节操，想让他表率诸生。又延请前辈士人一同作为表率，想让邦国士子认识些向背，稍知行善的方法，与一邦之人共同趋向士君子的境界，以体现朝廷教养造就的意图。没想到做这件事没有响应，弄得无法收场。教授受朝廷之命，在一邦分教，他的责任不轻，应当自行规矩。现在却容许多无行的人、争讼职事的人在学，白白领取官钱，都不成学校！士人首先要认识廉退的礼义廉耻，这叫做四维。如果寡廉鲜耻，即使能写文章有什么用！我虽然不肖，深深为诸君感到羞耻！”徐寓的记录稍有不同。

到学宫，学官按惯例讲书。回来对诸生说：“且须看古人道理意思如何。现在却只做成一篇文字读了，希望看到古人道理意思的地方，都没有见到。”

先生熟闻知录赵师虙的为人，试用他处理政事，又得到实情，于是首先举荐他，他的评语说：“履行深醇，持心明恕。”听到的人没有不心服的。

“听说先生禁止漳民礼佛朝岳，都是为了端正人心。”我说：“还没说到这个地步。只是男女混淆，就应当禁止罢了。”侍坐的各位公卿各自说各处淫巫瞽惑等事，先生蹙额嗟叹而已。于是举出江西有玉隆万寿宫、太平兴国宫，每年两处朝拜，不惧怕远近奔波，失去本心，一至于此！我说：“我曾经见过这样，深深哀怜他们的愚昧！上升一事，断无此理。怎么会有许多人一天同登天，自后却又不见一个登天的人！比如汀民信奉定光二佛，他们的迷惑也很深。那佛的肉身曾经留在公厅，祷祈求福。如果有知道道理的人担任汀州知州，应当先投入水火，以祛除民惑。愚民施财崇修佛宇，到处都这样，这种弊病滋长

译蔓延得尤其严重。」陈后的话说：「泉州的妖巫迷惑百姓！新近建起了庙宇。海船运输土石，以及从远方赶来施舍钱财，遭遇风浪翻船，接连发生却仍然不觉悟。」（有人）说：「我也曾远远望见庙宇壮丽，只是平常不喜欢进入神庙，没有前去观看。凡此种种，都是愚昧无知的人所做的罢了！」

译郑湜字补之，询问如何制止盗贼。先生说：“只是严格实行保甲制度。”郑湜说：“保甲制度之中，弊端自然难以防范，比如保头之类，容易倚仗权势骚扰百姓。”先生说：“应当命令各地乡村推举众人信服的人做保头。如果不这样，就实行我在漳州训练军队的办法，来遏制盗贼之心。这是已经试验过有效的办法。”于是对郑湜说：“我在漳州时，刚到的时候，训练各军射箭等事，没有一个人会的。后来把许多军队分成三批，每天轮流进入校场拉弓，达到标准的有赏赐；达不到标准的留下来，只管拉射，达到标准就停止；始终达不到的就罢免他们。两个月之间，大家都学会了射箭，达到上等的也很多，后来多留下刺字以填补缺额。那些老弱不能胜任的，一并退职罢免。他们如果会射箭了，有盗贼他们就不怕了。”

刘叔通问：“韩琦、范仲淹当初训练士兵很好。”先生于是说：“公道说韩公的兵法怎么样？”又说：“招募陕西义勇这件事，为什么这个人如此不懂事！侬智高造反，也是容易对付的事，为什么如此费力？”刘叔通说：“听说广州都没有城墙，那里种植柘木作为城墙，枝节生出刺，刀火不能破坏。”

杨通老问：“赵太守判决立嗣的事错了，人们无处申诉。”先生说：“理却是心的骨干，这骨干不端正，不久万事一齐都错了！比如一个印章刻得不端正，看印在什么位置，千个万个都歪斜。不知道人心怎么如此昏暗！这件事，道理很明白。这些地方，都是要自己专断，不肯分派委任属官，所以事务繁杂，来不及处理，胡乱判决。按法律，属官本来应该每天到长官处共同处理事务；如果有不到的，自有罪责。现在属官虽然想来，长官自己不要他们来，他们也只得顺从这种法意，这是多么好。我曾经说，或者是做县令，看状纸文书多么烦多，都自有个安排。每次听审词状，召集属官都来，列位在厅上看，有多少均分给他们，各自判决。到了上呈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是眼前容易的事，各自处理。如果有可疑等事，就留下来，召集众人商量判决，没有不恰当的，那么狱讼怎么会壅塞？这不仅为长官省事，而且属官也各自想要效力。况且像主簿、县尉等初任官，让他们决狱听讼熟练，这也是教诲他们。我在漳州，提刑司送下的状纸如雨，起初也随手判决几件。后来觉得多了，恐怕被他压倒了，于是安排几只厨子在厅上，分了头项。送下的讼案来，就登记入簿。需要索取案卷的，自入一厨；人证案卷已齐全的，自入一厨。一天召集各位同僚，各分几件去定夺。只在厅两边设幙位，令逐项叙述来历，最后拟判。等到吃饭时，就在郡厨办几道菜，饮食同坐。吃完后，就逐人把所定的事商量。起初定得几个来，自去做文章，都不说到事情。我不免先画个样子说，某官今天承受提刑司判下的状系某事。（一）甲家在某年某月某日有什么凭证，计几项；乙家在某年某月某日有什么凭证，计几项，逐项次第写令分明。（二）甲家如何因什么事争起到官，乙家如何来解释互论，甲又如何供对以前事分明了。（三）某年某月某日如何判决。（四）某年某月某日某家在某官处番诉，某官又如何判决。以后几经番诉，并画一写出，后面点对以前所断当否，或有未尽情节，拟定判决在后。如此了，却把来看：中间有拟定是对的，并依其所拟断决，该追人便追人；如果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拟，回复提刑司去。有拟定未对的，或大事可疑，就合众商量。如此事都了，并无壅塞。”杨通老说：“天下事体固然是说道当从原头理会来，也须是从下面细微处理会将上，始得。”先生说：“固是。如做监司，只管怕诉讼多，措置不下。然而要省状，也不得。若不受词讼，怎么知道守令政事的当否？全在这里见得。只如进入建阳，接受建阳民户诉讼，这个知县的善恶便见得。如今做守令，弊端百端，岂能尽防！比如胥吏沉滞公事，向人邀求，人们都知道可恶，没有办法防止。要好，在于严立期限。期限到了，自然要苦苦邀索不得。如果是做守令，有可以白白沉滞的事，便是无头脑。必须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我做太守，一天词诉，一天着到。该是第九日亦词讼，我却罢了此日词讼。明日是休日，今天便刷起，一旬之内，有未了事，一起都要了。大抵做官，必须令自己家常闲，吏胥常忙，方得。如果自己被子文字丛了，讨头不见，吏胥便来作弊做官必须立纲纪，纲纪既立，都自无事。比如各县发簿历到州，按法律，本州点对自有限日。起初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

译案件移交通判审计司，也有五天的期限。如今各处都不管期限，有的拖延一个月，有的拖延两三个月，以此向县令勒索钱财，直到县令满足他们的欲望，才呈报给州府。起初在磨算司使了一笔钱，到了审计司又使一笔钱，到了通判厅发回呈报州府复核，吏人又要钱。我曾做过主簿，知道其中的弊端，在南康和漳州，都严格使用期限。他这种办法用意很好，后来却一直被埋没了。我每到一处，就用法令晓谕众人，定要如此执行，也让磨算的人磨算得仔细，审核的人审核得仔细。有新旧账簿不同的地方，就批出来处理。起初吏人认为没什么紧要，在漳州我压下县簿，交给磨算司和审计司，限期到了却不见上报。追查出来，原来是交点司没有上报，我立刻杖责了两个吏人，后来他们就常常能赶上期限，虽然想勒索，也不敢拖延。县令知道期限严格，也不被他们勒索。像这样的事整顿了几件，自然省事。这是大致的纲纪。像我担任太守时，凡是遇到发放官员俸禄，预先告知期限，到了这天，只要一天发完，不再留下未发的。这也是为了防止勒索的弊端。看弊端之多，只能严格期限来催促，使他们大大方方地勒索不得。」又说：「某人世代做良吏，说紧要处有八个字：『开除民丁，削减户税。』世代相传。」又说：「法令刚制定时，有很多好的用意。后来接连有臣僚胡乱申请，都变坏了。比如父母在世，不许分家，法令用意最好。如今为人父母的不分家，却背地里典当变卖，后来却抵赖别人。因为一时的弊端，改变了万世的良法，只是因为某人私意申请。法令尽有好处。如今不仅下面的人不敬畏法令，把法令当作具文，上面从朝廷开始，也只当作具文执行，都不期望一定实行。前夜说上下都把法令当作闲事。比如不许州郡监司馈赠，几次下达命令，而州郡监司也像以前一样；只是变换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庙焚香，于是都有馈赠，数量不少。偶尔有极无廉耻的人，本来没有忌日，却假设为忌日焚香来图谋馈赠。朝廷诏令，事事都这样没有纲纪，人人玩忽懈怠，可虑！可虑！」又说：「只如省部有时下达文书，尽有好处。只是后来交给胥吏之手，都没收杀。我在漳州，忽然下达文书，各州使用铸印的地方，如果有缺损磨灭的，都允许申报，重新改造。这也应当申报。比如应有铸印的地方，是兵刑钱谷处；比如县尉有铸印，也有管辖弓兵，司理主管郡中刑狱，却没有铸印。后来申报上去，又像掉在水中一样！过了不久，又下达文书；又申报上去，又罢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书，一交给吏人手，一味勒索，百般阻挠。像我绍兴年间，有缴纳助米的人从县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监司监司才申报到部，忽然部中又下达一文书，再令保明！我于是逐一详细申报说：『已经一一保明完毕，不知现在为何再作行移？』这样申报上去，罢了。后来忽然又下达文书说：『助米人称进士，不知是哪里何时请到的文解？还是乡贡？如何，仰逐一牒问上来。』这是可气不可气！他们事事敢这样勒索取求。当初朝廷只允许进士缴纳助米，所谓『进士』，只是科举终场的人，怎么敢这样说！我当时若便得这省吏在前，立刻便刺两行字配流！然而申报上去，以为省官必定惩治这吏，哪里惩治他？又如奏罢一县令，就申请一面派人待缺，等救荒事完毕，交割下任。不知下任就来争，上去部里论，部里就判罢权官。后来申报上去说，起初派这人，是奉圣旨令救荒，尽与备许多在前面。及后部中下达，乃前列圣旨了，后乃仍旧自说：『合还下任，交割职事。』直是这样胡乱行移，略不知有圣旨！那个权官来替代者来得这样急，不能与他争，自去了。」

译敬之问：“《淳熙事类》中，本朝历代圣君删定刑书，不知是否还有不妥当的地方？”先生回答说：“正因为删改太多，反而失去了当初立法的本意。比如父母在世时，不允许分家析产，这条法律的本意极好。但后来因为有人父母在世时私自分家，把家产挥霍殆尽，等到父母去世后，却依据法律拒绝承担赡养责任，于是朝廷下令允许私下分家。又比如我从前在临漳任职时，丰宪送来一件公案，有人自愿不分家，大家都认为这是美德。但实际上是因为家里有寡妇和孤儿，后来这人用计谋将嫂子嫁出去，又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立为继承人，从而吞并了全部家产。后来委派郑承去查验，逐项仔细剖析，才得知其中的实情。”

近来常想借奏对的机会陈述一件事，却忘记了：各州军的军服绢帛，如果本地没有，就用上供钱向出产州军兑换，这最为烦扰百姓。比如漳州过去与信州、处州两州兑换。每年漳州为这两州包认上供钱若干，全部解送缴纳，但两州的绢帛却从来不来！太守每年派人送信恳求，对方却漠不关心，有时能拿到三分之一，已经算是尽力了。然而绢帛质量低劣，价格却很高，常常导致军人怨恨咒骂。傅景仁刚离开漳州时，因为发放的军服绢帛不好，被军人喧哗闹事，不得已用钱补贴发放，才平息了事端，每年因此感到困苦。兴化军向台州索取绢帛，路途更加遥远。这件事其实不难处理，却没有一个人肯说，不知是何缘故。既然知道漳州不产绢，信州、处州有绢，为什么不命令这两州把应缴纳的上供钱折算成绢帛送入左藏库，只让漳州用钱发给军人，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军人都愿意得钱，不愿意得绢。因为现在绢价每匹三千省陌，而领钱则能得到五千省陌的缘故。这也是当初立法过于迂曲繁琐的过错，修改它有什么妨碍呢？

本州卖盐，是最毒害百姓的苛捐杂税，多次奉旨废除，却又多次恢复。先生到任后，石丈多次陈述其中的利害曲折。先生随即发布榜文，先废除沿海十一处盐铺，其余各铺打算等经界正赋确定后，再全部废除。这时各铺解送来的盐钱，各库都堆满了。先生说：“我现在才看清盐钱的底细，与郡中的年度财政无关。前后的官员都被我见过，没有不巧立名目支取挥霍的。古时候山泽的利益，是与百姓共享的；现在都被占有了，这是什么道理！应当全部废除，但实行起来迫在眉睫，来不及了！”

本朝立法，认为知州不足以信赖，又设置通判分管财政赋税等事务。然而知州使用的钱财，下面还有许多幕职官共同管理，还可以稽查考核。只有通判的使用，更无法稽查考核。通判厅的财政赋税极多。我在漳州时，凡是胥吏的职位，有优差和重差，都给他们调换一次，优差移到重差处，重差移到优差处。只有通判厅的人吏不愿调换，我说：“你们如果不肯，就全部罢免。”于是都一律调换。这是因为通判厅财政赋税多，恣意侵吞渔利，没有稽查考核的缘故。

问想要实行经界的始末。先生说：“起初有一位姓唐的官员，上殿论及此事，随即下达漳州、泉州两州考察。本州申报认为可行，而泉州颜尚书持两可之说，导致朝廷犹豫不决。后来是因为黄伯耆轮值对答再次论述，他的札子结尾极好。比如他说：‘如今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多，商量一件经界之事，三年还不能完成！如果有比这更大的事，将怎么办？’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实时交付办理。三省宰执奏请，又暂停且只在漳州实行。况且事情应当论是非。如果经界确实可行，应当在三个州实行；如果不可行，就都应当停止。漳州与泉州、汀州接壤，现在只在漳州实行，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现在农事已经兴起，却派官措置，难道是实行经界的时机吗？去年冬天正好实行，却不去实行，朝廷为什么不稍微思考一下？”先生说：“如今各位公卿正是这样敷衍混过，所以能做到公卿之位。如果稍微有所思考，就必定会触犯障碍，怎能身位如此安稳！如果把此心放在天地间公平处置，那么什么事不可为？去年上奏朝廷的文字，以及后来抗辞请祠，都有担心时机不当的顾虑。今天却不是回避事情。”

“经界，估计半年就能全部完成。用半年的辛劳来革除数百年的弊端，且不说长久，也须四五十年不会轻易败坏。如果实行，就命令四个县特别建造四座楼来贮藏簿籍，州里特别建造一座楼，来贮藏四个县的图帐，不与其他文书混杂。全郡都说不可的人。只是一类人田多税少，就造谣恐吓，认为必定有害无利。另一类人是怕劳苦，懒做事，却被那些谣言所诬陷，于是众口一词认为不可。下面的人于是纷纷附和。”有人说：“也是因为民间多没有契约，所以害怕。”先生说：“十分之中只有一分没有契约，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况且我也允许没有契约的人来自首陈述。”有人说：“只根据民户现有的田地，不必索取契约，如何？”先生说：“这样就会引起无限的争讼，必定要索取契约，无限的争讼才能遏制。现在做县令，真有爱民之心的人十个，就十个人认为经界有利；无意于民的人十个，就十个人认为经界有害。现在的百姓，只让贫者纳税，富者自在收买田地，不要纳税。这样，人们就说好，更没有什么事不顺从他，就称颂为贤守！”

因为论述漳州、泉州实行经界的事：“假

译尚未得到合适的人选，形势也迫使我们必须去做。古人建立功业，也是硬着头皮承担起来去做，哪怕以死相殉罢了。韩魏公担任宰相时，司马光在谏官任上，凡事大多不认同韩魏公的做法，韩魏公被他激惹得很厉害。后来司马光撰写《韩魏公祠堂记》，却把韩魏公的事迹说得清清楚楚，让人看到韩魏公那些令人望尘莫及的地方，司马光这才真心佩服他。记中记载韩魏公的话说：“凡是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全力侍奉君主，生死置之度外，只看事情本身的是非如何罢了。至于成功与失败，那是天命，怎么可以预先担忧事情办不成，就干脆不做呢！”韩魏公说这番话时，正值仁宗末年、英宗初年，大概是朝廷多事之秋。”人杰录记载说：“我在临漳任职时，想要推行经界法，只找到几个熟悉情况的人让他们负责。大体上建立功业必须依靠人才，如果人才难得，难道就不做了吗？必须着手去做。”又有一条记载说：“建立功业的人，必须硬着头皮承担，以死相殉。就像韩魏公拥立英宗那样。英宗即位后，接连遭受风疾困扰，韩魏公当时只是用镇静来安抚局势。等到英宗病危，便迎立颍王。有人问：‘如果皇上康复，该怎么办？’韩魏公说：‘不过是为太上皇罢了。’司马光担任谏官时，韩魏公被他折磨得很苦。等到司马光撰写《韩魏公祠堂记》时，有几句话形容韩魏公最好，是因为他看到了韩魏公那些令人望尘莫及的地方。”

译先生在州衙射堂后面的园子里，画成井字形九块区域，中间区域用石头砌成高坛，中间区域后面的那块作为茅草庵，庵有三扇窗，左边窗格画的是泰卦，右边是剥卦，后面是复卦；前面的门扇画的是剥卦。庵前连接着一间小屋。前面的区域建了一座小茅亭。左右两边的三个区域，分别种植桃树和李树，中间夹杂着梅花。九块区域的外围，环绕种植竹子。这天先生在其中游览，笑着对各位学生说：“上面有九畴八卦的象征，下面有九丘八阵的法度。”

先生庚戌年四月到达临漳。我（黄淳）罢免省试后归来，直到冬至，才得以拜见先生。第二年，先生因为嫡子去世，坚决请求主管祠禄。当权者又因为先生极力坚持经界改革的奏议，虽然已经上报施行，但最终因为不利于自己而以此为病，庆幸先生有此请求，就立即批准了。四月，先生主管鸿庆宫，加官秘阁修撰，二十九日就出发了。我送先生到同安县东边的沈井铺分别，实际上是五月二日。先生在临漳，从头到尾只有一年，因为南方偏远地区风俗鄙陋，突然承受道德正大的教化，开始时虽然有欣然仰慕的，但也有直言怀疑的，喧哗诋毁的。过了半年后，人心才肃然安定。同僚下属砥砺志节而不敢放纵欲望，仕宦家族遵守法度而不敢用私事干扰，吏卒改变念头而不敢行奸，豪强狡猾之人收敛行迹而不敢触犯法律。平时习惯信奉佛教，举行传经、礼塔、朝岳集会的人，到处都为之屏息静气。平时依附鬼神作妖，在街衢游荡并在里巷掠夺的人，也都互相观望收敛，不敢轻易举动。良家女子出家为尼的，各自关闭精舍，有的恢复人伦常态。四境盗窃之民，也望风逃遁，改过恢复生计。到了这时满一年，正安于先生的教化，而先生却离去了！这难道不令人遗憾吗！

先生因为谈论县中陨星，担心有火灾，县官祈祷禳灾，说：“怎么能不修人事！应当拘禁各家蓄水警戒防备。”于是举出漳州的政令。

建宁自从郑丙、程大昌以来，圣节不允许僧人升堂说法。其他地方只是人们不敢担当住持罢了。我在临漳，且让他们随例祝香，只不许人问话。从前曾孝叙任青州知州，请一位僧人开堂，观看的人很多。那僧人忽然说：“这位知州是你青州半面天子。”曾孝叙非常惶恐，立即自我弹劾，给这僧人戴上枷锁送进监狱。

先生被任命为江东转运使，辞谢免职。文蔚问：“万一不允许辞免，那么应当如何？”先生说：“事情就是这样安排不了的。这已经辞谢了，而现在事情却在他那里，怎么预先安排得了？”

潭州

在潭州时，到学宫升堂，用上百支签抽取八斋，每斋一人，出位讲解《大学》一章。讲完后，教授以下官员请先生座讲说大义。先生说：“大纲要紧，只是前面三两章。君子小人的分别，就在‘诚其意’处。诚于为善，便是君子；不诚实的，便是小人，更没有别的说法。”黄琮记录。

问：“先生到此，再次到学宫了，不知用来教导诸生的，规模如何？”先生说：“暂且教他们读经书，识得圣人的法语大训。”问：“先前南康白鹿洞学规，却是教条，不是官府约束。”先生说：“屡次想要寻访湖学旧规，至今还没获得。”问：“先生如此教人，可没有越级的祸患。”先生说：“越级有什么害处？如果真的有会越级的人，自然可以敬服。”问：“为什么？”先生说：“现在如果有人在山脚下，就能一跃到山顶上，多么幸运啊！只怕不从山脚走，终究不能上山顶罢了。”黄琮记录。

先生到岳麓书院，抽签子，请两位士人讲解《大学》，语意都不分明。先生立即制止他们，于是告诉诸生说：“前人建立书院，本来是为了接待四方士友，一起讲学，不只是为科举打算。我自到任，很愿意与诸公一起讲明。一江之隔，又大多不暇。以为诸公必定都留意，今天所说的，反而不如州学，又何必用这累赘之物！明天烦请教授诸职事共同商量一个规程，将来参定，下发两学，共同讲磨此事。如果只如此不留心，听任其所为。学校本来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哪有固守而留之的道理？况且学问自然是人合理会的事。只如‘明明德’一句，如果理会得，自然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从外面拿来，安在身上，自是本来固有的事物。只把此切己做工夫，有什么限量！这是圣贤紧要警策人的地方，怎么不去理会？不理会学问，与愚昧无知、横目而视的百姓有什么不同？”

客人谈论社仓诉讼之事。先生说：“如今官府糊涂，都没有理会，不如莫辨。”于是说：“如今委送之事，不知属官能否，胡乱送去，更没有分晓了结的时候。我在潭州时，州中僚属，朝夕相见，却能自知得分晓，只是县官无由得知。后来区处每月版账钱，令县官逐人轮番押来，当日留下，试以公事。又怕他们糊涂写来，却给他们立了格式说：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在某年月日在某处理某事，某官如何断。（二）又于某时某再理，某官如何

译（一）我现在仔细审察，发现事情的理路是这样的，按照律条应当如何作出最终裁决。像这样，人的才能与无能，就都无法隐藏了。

译问：“先生不久将受大任重用。”朱子说：“我是什么人，怎能有此！然而我也做不了，一出任就会失败。且如在长沙城，周围很广，而兵士很少。当时局势未定，江上动荡不安，万一兵士溃散，必定奔向长沙。守臣不能离去，只是白白战死。这类事，须有预先制定的计划。魏公起初在五路，治兵积粟作为五年的计划，然后大举出兵。因为敌人攻犯淮甸，不得已作为牵制之师。事情既多违背，魏公久被废置，晚年出来，便做不了。想制定计划，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而去，所以无成。我今日也等不得了，规模素来未立，才出便败。”

有人问修城的事。朱子说：“修城一事，费用也浩瀚。恐怕事大力小，兼不得人，也难做。如今只靠两寨兵，固然费力，又没有驾驭众人的将领可用。”张倅说：“向来靖康之变，敌人到了长沙，城不可守。虽是守臣的罪，也是因城阔远难守。”朱子说：“从前见某州修城，也因阔远之故，稍缩令狭，却易修。”周伯寿说：“前此陈君举说，长沙米仓酒库在城外。万一修得城完，财物尽在城外，不方便。只当移仓库，不当修城。”朱子说：“这是秀才家应科举的议论。仓库自当移，城自当修。”先生又说：“从前见张安国帅长沙，壁上挂一修城图，计料甚详细。有人说：‘如何料得如此？恐可观不可用。’张帅自后便卷了图子，更不说起。周益公自是怕事的人，不知谁便说得他动。初，益公在任内，只料用钱七万。今砖瓦的费用已用了六万，所余止一万，初料得少，如今天朝也不肯添了。”

而今官员不论大小，尽不见客。敢立定某天见客，某天不见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什么条贯如此。是礼吗？是法吗？可怪！不知出来与人相应接少顷，有什么辛苦处？使人想见的等候不能得见，或有急事想去，有什么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得，其痛苦不可言！这类人，所谓不仁之人，心都顽然无知，抓他不痒，掐他不痛了。小官曾被他如此而非议了，至他荣显，又不自知了。因言夏漕每日先见过往人客，然后请职事官相见。盖恐幕职官禀事多时，过客不能久等候故也。潭州初一十五例不见客，各官署皆如此，我遂破例令皆相见。先生在潭州每间隔一日一诣学，士人见于斋中，官员则在府署。

今人狱事，只管理会要从厚。不知不论是非善恶，只务从厚，岂不长奸助恶？大凡事付之无心，因其所犯，考察其实情，轻重厚薄付之当然，可以。若从薄者固然不是；只说我只要从厚，则此病所系也不轻。我在长沙治一姓张的人，初不知其恶如此，只因所犯追来，久了才出头。适逢大赦，遂且与编管。后来闻得此人凶恶劣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门前有一座木桥，商贩者从桥上过，若以柱杖拄其桥，必抓来吊缚。这类事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惩戒！你等他日仕宦，不论官大小，每日词状，须置一簿，按字号录判语；到事也作一簿；发放文字也作一簿。每日必勾了号，要一日内许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完，又作一簿记未了事，日日检点，如此方不被人瞒了事。今人只胡乱随人而来理会，来与不来都不知，岂不误事！

过甲寅年见先生，闻朋辈说，去年敌人问使者说：“南朝朱先生出处如何？”回答说：“本朝见擢用。”既归，即白堂，所以得帅长沙的命令。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七

朱子四

内任丙辰后杂记言行。

孝宗朝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谕意说：“上问：‘朱某到已数日，何不请对？’”遂诣合门，通进榜子。有旨：“初七日后殿班引。”及对，上慰劳甚厚。自陈昨日浙东提举日，蒙圣恩保全。上曰：“浙东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堪使令。”上曰：“知卿刚正，只留卿在这里，待给清要差遣。”再三辞谢，方出奏札。上曰：“正所欲闻。”口奏第一札意，言犯恶逆者，近来多有奏裁减死。上曰：“似这种人，只贷命，有伤风教，不可不管。”第四札言科罚。上曰：“闻多是罗织富民。”第五札读至“制将之权，旁出阉寺”，上曰：“这个事却不然，尽是采之公论，怎能由他！”对曰：“彼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