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八

译方才看见。」问：「伯羽曾经觉得固执容易出错。如果专心致志地看，又容易陷入死钻硬抠的弊端，该怎么办？」回答说：「这是不可以死钻的。读书不能向前进一步去看，只有退后一步看。比如用眼睛看东西，想要看清它的大体是邪是正、是曲是直，必须远远地看才能确定，如果靠近看视野就狭窄了，反而看不见。」「一般人认为因为事务繁多而荒废了读书，或者说自己的气质不如别人，这都是不责备自己志向不坚定的缘故！如果有志向，还管他事务多不多？还管他气质美不美？」回答说：「事务多、气质不好，这话虽然似乎说得不太过分，但由此就可以看出他没有志向，甘心自暴自弃，还有比这更大的过错吗？真正做学问功夫的人，自然就不会说这样的话。」

译蜚卿问：“在获得知识之后，必须保持涵养，才能努力实践吗？”先生说：“如果这样，那就是今天获得知识，明天保持涵养，后天努力实践！其实保持涵养本身就是实践。正心、诚意难道不是实践吗？只是实践有远近之分，治国、平天下就是实践得比较远罢了。”

蜚卿问：“不知道我的‘主一’（专一）做得怎么样？”先生说：“人必须自己知道，就像自己吃饭，怎么能问别人是饥是饱呢！”又问：“或者在无事的时候，还有思量吗？”先生说：“无事的时候就是无事，还思量什么呢？然而人无事的时候少，有事的时候多，一旦思量就是有事了。”蜚卿说：“安静的时候大多被思虑纷扰。”先生说：“这只是因为不能专一，人心都有这个毛病。不如暂且用读书的功课来约束这颗心，逐步实行下去，到了关键处自然能看到功效的深浅。大凡道理只存在于人的心中，不在外面。只是因为人们忙碌于那些不一定能得到的利禄名声，所以原本固有的本性，一天天更加昏暗遮蔽，这难道不可惜吗！”

蜚卿想要把关于仁的论述分类整理来看。先生说：“不必记录。只要认识了一处，其他地方自然像劈竹子一样迎刃而解了。”

先生对蜚卿说：“看你所疑惑的地方，是《论语》读得不够仔细。这读书，是要让义理通达，不是要做赶课程的样子。如果一项没有通达，就在那上面思索直到通透，才行。起初疑惑的地方，只管看下去，自然会通解。如果就写在试卷上，心里就放下了，在心里就没什么收获了。我如果有不通解的地方，自己心里放不下，日日夜夜，只觉得有一件事在这里。”

蜚卿拿着书信拜见先生，其中有放弃科举考试的说法。先生说：“现在的士大夫参加科举谋求俸禄，作为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计划，也不能避免。你家里的生计怎么样？”蜚卿说：“勉强可以维持日常祭祀和饮食。”先生说：“还需要你自己斟酌衡量。”

蜚卿说：“我想向先生谋划，屏弃科举，希望先生用一句话来决断。”先生说：“这件事在于你自己看怎么样，必须估量自己可以奉养父母、养育子女。写文章，比起他人有没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道理，也必须自己思考。就像人的饥饱寒暖，必须自己知道，别人怎么说得出来！”

蜚卿说：“我正是因为心不定，才不从事科举。”先生说：“放得下吗？”蜚卿说：“想要放下。”先生说：“才说‘欲’字，就不行了，必须除去‘欲’字。如果要理会道理，忙不得，也不得懒。”骧。

“看当今学者的毛病，都在于志向没有确立。曾经看到学者不远千里来这里讲学，以为真的把这件事当作事业。后来观察他们，往往只是想做个二流人物，认识些道理就算了。不是我看他们看不破，没有用这话告诉他们。人与天地并立为三，自己应当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己一个七尺血气之躯，怎么会并立为三？只是因为自家这个本性原本善良，同是从一处出来的。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原本固有的本性没有看见，那么虽然那个人穿着衣冠，其实与万物没有多大差别。伊川先生说：‘学者被气所胜，被习惯所夺，只可责备志向。’颜渊说：‘仰望它更加高远，钻研它更加坚固，看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已经竭尽我的才能，好像有所树立，卓然独立。’在颜子那里分明看到了这个事物，必须要做到。就像人在战阵中，雷鼓一响，不杀贼，就被贼所杀，又怎么能不向前！又如学者参加科举谋求官职，从早起来，念念在此，终究被他做成了。只是把此心移向学问，有什么达不到的？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问’到‘三十而立’以上，节节推进。五峰说：‘做学问在于立志，立志在于居敬’，这话很好。一阴一阳相对。志向才确立，就已经在阳处确立了；虽然有时失脚进入阴处，但是一觉悟，就又在于阳处。现在的学者都说：‘他是尧舜，我是众人，怎么能成为尧舜？’说这话的人，还不如佛家善财童子说：‘我已发菩提心，行什么行而作佛？’他却能办到成佛，自己却不能办到成为尧舜。”我因此问：“立志固然正确，然而志向怎么确立？”先生说：“从端正根本确立。以身体参赞天地，以平民安定天下，实在有这个道理。”方伯谟问：“假使齐王用孟子，还可以安定天下吗？”先生说：“孟子分明去见齐王，认为道可以实行。只是他计较些小利害，爱些小便宜，一下子都昏了。自家只把大的确立定，其他物欲一齐退走。”又举《中庸》一段：“说‘德性’，说‘高明’，说‘广大’，都是原本就有的；‘问学’、‘中庸’、‘精微’，是用来接续这些的。”我问：“孔门弟子问仁、问智，都是从一件事上做去。”先生说：“只因为他们志向已经确立，所以寻求趋向的道路。然而孔门学者也有志向不确立的，比如宰予、冉求就是这样。颜子固然不用多说，像‘子路听到道理，没能实行，只怕再听到’，难道不是有志向吗？至于漆雕开、曾点都有志向。孔子在陈国，思念鲁国的狂士。狂士有什么值得思念的？大概是取他们有志向。得到圣人作为老师，都足以成为君子。”以下《训璘录》说：“□录异。”见后训

先生问

译“昨天我和朋友谈论立志这一节，回去后仔细思考，觉得怎么样？”某人回答说：“因为先生的话，我仔细思考，发现都是真实的道理。比如平时看到害人的事不做，看到不义的财不取，都是自然而然这样做的。”先生说：“既然自然而然这样做，为什么不能成为尧舜呢？”某人说：“尽其心，就能知道其本性。”先生说：“这不是回答科举策论的题目，必须切实地明白。‘慢慢走跟在长者后面叫做悌’，必须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悌，这样才能成为尧舜。”接着说：“‘持守德行不广大，信奉道义不坚定，怎么能说他有？怎么能说他没有？’这就是所说的天理和人欲。再把孟子回答滕文公和曹交问孟子的章节熟读。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省力多了。”

译问：“做事大多开始时锐气十足，最终却半途而废，难道只是因为血气之勇在作祟吗？”回答说：“虽然说要有义理之气，但血气也不可缺少。孟子说‘气是充满身体的’，但要以义理为主导罢了。”

问：“讲学应当立志于远大、宏大的目标。”回答说：“固然如此。但细微之处也必须深入探究。如果细微之处不深入探究，所谓的远大目标，不过是凭空捏造一些诡异的言辞，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必须了解事物的大小，推测其深浅，又辨别其轻重。”于是问：“平时读书，因为听先生讲解，才知道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样子罢了。”回答说：“大概的样子也不容易得到，恐怕只是识别了文字语句罢了。”

问：“‘反其性’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只要我的朋友懂得‘反’这个字时，这就是天性；只要顺着这个天性扩充它，没有别的道理。滕文公刚问孟子，孟子就说‘人性本善’。从现在看来，岂不是越级了吗？不知道这本来就是自家屋里的东西，有什么过分之处呢！既然确立了本性，那么每件事都要检查，看事情来了，对的顺从它，错的违背它。这下面的文字很长，暂且在根本上用功夫。既然还留着这些，就应当仔细审视，自然就会明白。”

再次见面，请教。于是问：“平时读书时似乎也有所领悟，但一旦放下书本，就变成另一种样子了。又，常常苦于思虑纷扰，虽然持守恭敬，也难免松懈怠慢，不知道病根在哪里？”回答说：“这是因为不向自身寻求，而专门向书本寻求，本来就应该这样。古人说：‘实行仁德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凡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无不是道，书本是用来衔接这颗心的。所以必须先向自身寻求，然后向书本寻求，这样读书才有滋味。”又说：“持守恭敬却难免松懈怠慢，是因为未曾真正恭敬，必须没有间断才可以。至于说到思虑多，必须是该思虑的就思虑，不该思虑的就不必思虑，这样就一定不扰乱。”又问：“凡向内心寻求，必须是专一？还是对每件事都去寻求？”回答说：“凡事无不是用心的地方，比如在孝道上就寻求什么是孝，在悌道上就寻求什么是悌。大体上见到善就迁善，有过错就改正。圣人千言万语，不出这一条路。必须积累习惯时间久了，像在水中游泳浸渍，如同喝醇酒，味道越久越浓，才开始看到什么是真是非。如果似是而非，似有而实际上未曾有，终究会恍惚不定，然而这是学者最大的毛病。”又问：“读书应当以什么为法则？”回答说：“必须少看。凡读书必须仔细深入探究讲究，不可马虎放过。如果有五项议论，展开策问时，必须逐一分辨明白，求得一个确定的说法。如果日后再看，又必须从头检阅，然后才知道前日读书太草率了。近日的学者读书，都说六经都通晓；等到问他们，却往往答不上来，只是当初读的时候马虎过去了。孟子说‘仁在于熟练’，我的朋友再详细思考一下。大体上古人读书，与今人不同。比如孔门学者对于圣人，刚问仁、问知，终身的事业就在这里了。今人读书，仁义礼智都认识，却没有落脚处，这是不熟练的缘故。从前五峰在京师问龟山读书法，龟山说：‘先读论语。’五峰问：‘论语二十篇，以什么为紧要？’龟山说：‘事事紧要。’看这个就可以明白了。”

问：“可学禀性太急躁，几年来在克制愤怒上用功夫，似乎减少了几分。然而遇到事情不知不觉就愤怒暴躁，从哪里去除这个毛病呢？”回答说：“也在于熟练罢了。比如小孩子读书遍数多，自然记得，这是熟练的验证。大体上禀赋得深，多少年月，一旦怎么能全部收拾干净呢！必须日夜惩戒自己以至于熟练，久了自然就会去除。”

一天晚上，和王春先生的亲戚在一起。魏才仲请求见面。问：“我的朋友多大年纪？”回答说：“三十七。”说：“已经过时了。如果在这里因循苟且，就因循苟且了。从前的人读书，二十四五岁时必须已经确立了一个门庭。”我说：“平时也有志于学问。只是因为贫穷奔走，虽然勤奋读书，全无趋向。”说：“读书必须深入探究道理。我的朋友每天看《论语》《孟子》吗？”回答说经常看。说：“怎么看？”说：“白天只是看精义。”说：“看精义，有利也有害。如果能因为诸家的说法来考察圣人的意思而得于我的心，那么精义有益。如果只是模糊马虎地掠过，像风过耳朵一样，虽然看一百遍有什么补益呢！善于看《论语》《孟子》的人，只看一部《论语》《孟子》自己也可以，何必看精义？”于是举“学而时习之”问说：“我的朋友怎么说？”我依照通常的解释说。先生说：“圣人下五个字，没有一个字是虚的。学了然后时常温习它，不学又有什么可温习的呢？所谓学，不必是前言往行，凡事上都是学，比如一个人好，学他的为人；一件事好，学他的做事。温习它，温习所学的东西。温习它而熟练，能不喜悦吗？近日的学者多学而不温习。”我又问：“‘学而不思则罔’，也是这个意思吗？”说：“且就本文去理会。牵强附会，最学者的毛病。”又问：“‘有朋自远方来’，为什么快乐？”回答说得到朋友而讲习，所以快乐。说：“如果已经得之于自己，何必还等待朋友呢？”再三请求指教。说：“且自己思考一下。”

译谈话间，（那人）于是说道：“我平时读书不识门径，白白耗费心力。刚才得到先生的开导启发，才知道努力的方向。从今以后早晚勤勉不懈，不辜负您的教诲。”先生回答说：“既然你朋友这样说，就必须给别人做个榜样。第一，下功夫不要草率粗略。研究一章的义理已经透彻，才去看下一章。近日的学者大多因为草率粗略地读过，所以到最后知识杂乱没有归宿，便全部放弃了。大凡看书粗疏，心思就粗疏；看书细致，心思就细致。如果钻研穷究不熟练，得到一些义理，认为对也对，认为错也错。必须看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道理才可以。”

译问：“昨天先生所问的，我回去后把《滕文公》几章熟读了。就像昨天所说的四端，这就是真心，就是性善。现在只是在天理和人欲上分辨清楚，去得人欲，天理自然明白。自家家里的事，哪有不去做的？”先生曰：“对。还不要论到人欲，人欲也很难去除。只且自己体认这个理，怎么见得是性善？尧舜是可以做到的？怎么是仁？怎么是义？如果对此有见解，想要停止都停不下来。孟子说：‘求就得到，舍就失去。’现在的学者求却不见得，舍却不见失，只是悠悠荡荡，今天等明天，明天又等后天。”话没说完，伯谟先生说：“刚才所说的，子上却有很多话，德粹没有说话，但都是不勉力做功夫。谢上蔡在明道面前举史书成文，明道说：‘贤却会记得，可谓玩物丧志！’上蔡发汗。必须是这样感动，才可以。现在只且于旧事如此过去，难道是感发？必须是不安，才是，所谓‘不能以一朝居’。”

问德粹：“这几天做什么功夫？”曰：“读《告子》。”曰：“见得如何？”曰：“固然要见，也应当在事上见之。”曰：“行事上固然要见，无事时也应该理会。如看古人书，或静坐，都可以见。”又问某：“见得如何？”曰：“只是‘操舍’二字分辨。”曰：“操舍固然对，也必须先见其本。不然，刚操而存时，已舍而亡矣。”又问：“前说‘有朋自远方来’，看见如何？”曰：“前日说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乃是善可以及人；善可以及人，就合彼己为一，岂不乐？”先生曰：“这是可以及人？还是已经及人？”曰：“惟其可以及人，所以能及人。”先生曰：“乐是可以及人而乐？是已及人而乐？”曰：“已及人而乐。”先生曰：“对。伊川说已尽，后来诸公多变其说云朋友讲习。我若未有所得，谁肯从远方来？总之，此道天下公共，既已得于己，必须要及于人。‘不知而不愠’，非君子成德不能。愠，不是怒的意思。自君子以下，人不知己，也不能没有芥蒂于胸中。”

先生问：“近日所见如何？”某对：“间断处颇知提撕。”曰：“更宜加意。”

先生问：“近日如何？”曰：“颇觉心定。”“如何心定？”曰：“每常遇无事，却散漫；遇有事，就旋求此心。现在却稍胜前。”曰：“读什么书？”曰：“读《告子》，昨天读到‘夜气’之说，因而觉得病痛全在此心上。”曰：“也还没说到这地步，必须是见得有踊跃之意，才可以。”这天德粹又语小学。先生曰：“德粹毕竟昏弱。子上尚杂，更宜加力。”

问：“人有刚果过于中，如何？”曰：“只为见彼善于此，刚果胜柔，所以一向刚。周子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义，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梁。’须如此别，才可以。”璘录云：“问：‘孙吉甫说，性刚未免有失，如何?’先生举通书云：‘刚善、刚恶。’‘固然刚比之暗弱之人为胜，然而只是彼善于此而已。毕竟未是。’”问：“何以制之使归于善？”曰：“须于中求之。”问：“昨天承先生教诲矫激事，归而思之：务必为长厚固不可。然而程氏教人却说，当学颜子之浑厚。看近日之弊端，莫只是真伪不同？”曰：“对。颜子却是浑厚，今人却是夹杂，大不同。且如当官，必须审是非，明去就。现在做事至于危处，却避祸，说：‘吾为浑厚’，可以吗？且如后汉诸贤与宦官为敌既为冀州刺史，宦官亲戚在部内作恶，安得不除去！安得谓之矫激！必须是不做它官。所以古人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居卑则不与权豪相抗，也没有甚职事。”符舜功云：“如陈寔吊宦官之丧，是大要浑。”曰：“对。”某问：“如范滂之徒，太甚。”曰：“只是行其职。大抵义理所在，当为则为之，无浑厚，无矫激，如此才可以。”某又问：“李膺赦后杀人，莫不顺天理？”曰：“对。士不幸遇乱世，不必仕。如赵台乃于杜子宾夹壁中坐过几年，又如蔡邕，更无整身处。”

问：“吾友昔从曾大卿游，于其议论如何？”曰：“曾先生静默少言，有一二言不及其行者。”曰：“曾卿齐家正身，不欺暗室，真是难及！”

郑子上因赴省经过，问《左传》数事。先生曰：“数年不见公，

译原本以为会有不同寻常的疑问来互相启发阐明，却问这些不紧要的事情，有什么益处呢？人如果能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本书上穷究得通透，那么经传中无论多么重大的事情，用其中的道理去推演，没有不明白的，何况这些末节小事！现在像这样，可以说是“扬了甜桃树，沿山摘醋梨”啊！友仁。

译璘被任命为鄂渚的教官。先生（朱熹）说：“我曾经劝人，不如去做县丞，随着事务还可以惠及百姓。做教官没什么意思，讲说义理别人不信，又必须按份例去做课试，才算热闹。”以下训诫

问：“做怎样的工夫？”璘回答说没有工夫。先生说：“如果是做了工夫，有疑惑可以问，才好商量。如果没做工夫，只说得一个为学的大端，日后又如何能商量？曾见过一些朋友，见到事情就奋发要议论，胡乱拿经书和古人来议论，看来是没意思。又有一些全不做工夫的，更没有下手商量的地方。还不如那些胡乱做工夫的，有可商议的。比如论古人，就算是论错了，也是曾经考论过古人的事迹，日后与说得对的，将从前错的改正，便有用。”

问为学的大端。先生说：“比如士人参加科举，是要做官，所以他的工夫勇猛，念念不忘，最终能有成就。如果为学，须立个标准，我要如何为学？这个志向念念不忘，工夫自然进步。因为人以渺小的身体，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常想我以血气的身体，如何配得上天地？况且天地所给予我的，样样周全完备，人自己污坏了！”于是引用“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于焉”一章。“现在的为学，须是求恢复其本初，求保全天地所给予我的，才得。如果要保全天地所给予我的，便须以圣贤为标准，一直做到圣贤的地位，方才保全了本来之物而不失。这样，工夫自然勇猛。临事观书常有这个意思，自然接续。如果没有求恢复其本初的志向，没有必为圣贤的心，只见因循荒废了。”于是引用“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说：“‘道性善’，是说天地所给予我的，便以尧舜为样子。说人性善，都可以成为尧舜，便是立个标准了。下文引用颜渊、公明仪的话，以说明圣贤是可以必定做到的。最后‘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说得最好。人要为圣贤，须是猛起服用令人眩晕的药相似，教他麻了一上了，等到安定下来，病自然退了。”又引用颜子“仰之弥高”一段。又说：“人的为学，正如说恢复相似：比如东南也有许多财赋，许多兵甲，尽自好了，为何必要恢复？只为祖宗原本有的东西，须当恢复；如果不恢复，终究是不完满。现在人的为学，那个比这个好，随分做个好人，也自足了，何须必要做圣贤？只为天地所给予我的，不可不恢复；如果不恢复，终究是不完满，所以须要讲论。学问以圣贤为准，所以问学须要恢复性命的本然，求达到圣贤的极致，方是学问。《可学录》说：‘比如寻常人说，暂且做三五分的人，有什么不可以？何必须早晚孜孜不倦？只为自家原本有一个性，很是善，须是还其原本之物。不还原本之物，毕竟欠缺。这一件事，乃是圣人相传，立定一个铁桩，移动不得。’然而这是大端如此。其间读书，考古验今，工夫都不可废弃。”于是引用“尊德性而道问学”一章。又说：“有一般人，只说天地所给予我的，都是光明纯粹的好物；其后之所以不好的，是人为有以害之。我的为学，只是去除那些害此的东西而已。害此的东西尽去，则工夫便完了。所以其弊端至于废学不读书，临事大纲虽好，但所见道理便有偏处。为学既然知道大端是想要恢复天地所给予的而必为圣贤，便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这五者为五个大桩相似，念念理会，便有工夫可做了。所以《大学》‘在止于至善’，只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从前朋友来此，我以为不远千里而来，须知个趣向了，只是随分给他讲说个为学大概去，看来都不得力，这是我的罪过。今日思之：学者须以立志为本。比如昨日所说为学大端，在于求恢复性命的本然，求达到圣贤的极致，须是便立志如此，便去做才得。如果说我的志向只是要做个好人，识些道理就罢了，宜乎工夫不进，日夕渐渐消靡。现在须要思量天地所给予我的，必须是光明正大，必不应只如此而止，就在自家性分上尽做得去，不到圣贤地位不罢休。这样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尽有工夫可做了。比如颜子的‘欲罢不能’，比如小人的‘孜孜为利’，念念自不忘。如果不立志，终究不得力。”于是引用程子说：“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备志向。”又引用说：“‘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这是五峰议论的好处。”又引用“士尚志”。

译什么叫尊崇高尚的志向？回答说：“不过是仁义罢了。”又引用“舜成为天下的楷模，可以流传给后世，而我却还未能摆脱乡野之人的身份，这才是值得忧虑的。忧虑了该怎么办？效法舜罢了”。又引用“三军的主帅可以被夺去，但一个普通人的志向却不能被夺去”。“如果孔子门下也有不能立志的人，比如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只是力量不够’，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后来立志于聚敛财货，也就不足为怪了”。

译又说：“要知道上天赋予我的本性，正如孟子所说：‘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没有羞恶之心，就不是人；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没有辞让之心，就不是人。’现在的人并非没有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这些本心的显露之处，只是没有反省觉察罢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试着反省觉察这四种善端，它们就会清晰地迸发出来，就此去操持存养，这就是下手的功夫。只是因为从前没有反省觉察，这些善端刚一显露，就被物欲淹没了。所以，虽然秉彝（常道）不可磨灭之处依然存在，却终究不能光明正大，恢复其本来面目。”

试着想想，人凭借渺小的身躯，却能辅助天地的化育；凭借常人的资质，却能成为圣贤；凭借四端之微小，却能扩充它来安定天下，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如果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志向自然确立，功夫自然停不下来。

“昨天所说的为学的根本在于立志一定要成为圣贤，曾把‘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理看得清楚明白吗？又看到我可以成为尧舜却不去做，其弊病在哪里？固然孟子说过‘性善’、‘徐行后长’之类的话。然而现在的人四端并非不时时显露，并非不能缓步跟随长者，为什么不能成为尧舜呢？且仔细看看。如果能把这个道理看得清楚明白，志向自然确立，功夫自然不可停止。”于是引用“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来说：“不弘大德行，不笃信大道，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无足轻重。”

必须常常自问：人人都说性善，而自己的本性却看不出善来；“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自己的身体却看不出成为尧舜的迹象，这是为什么呢？常常自问，知道惭愧羞耻，就会勇猛奋发，从而确立志向。再将《孟子·告子》篇反复阅读，“指不若人”等几段，可以助人激发一定要做的志向。

问所读的书。璘回答读《告子》篇。先生说：“古人说‘兴于诗’，‘诗可以兴’。又说‘虽无文王，犹兴’。人必须要奋发兴起一定要做的念头，为学才有头绪。古人用诗吟咏来激发善心，现在既然不能通晓古诗，我认为《告子》篇的各段，读它可以激发人的善心，所以劝人读它。比如‘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口’，读这句话，要知道义理是否能使我的心喜悦？真的像牛羊猪肉使口舌喜悦吗？这才是有所得。”璘说：“理义使心喜悦，也是临事时看到这件事符合理义，自然喜悦。”先生说：“现在整天没事，难道就废弃了理义！就没有喜悦的地方了吗！比如读古人的书，看到他们的事符合理义。思量古人的行事，与我们现在思虑想要做的事，才看到符合理义，就自然喜悦；才看到不符合理义，自然有羞愧愤闷之心。不需要一一等到临事时去看。”

问璘：“昨天在卧云庵中做什么？”璘说：“回去时天已晚，没有看书，只是静坐罢了。”先生举出张载的“六有”说：“‘言有法，动有教，昼有为，宵有德，息有养，瞬有存’，认为即使是静坐，也要有所存主才行。不然，只是呆坐而已。”可学录记载：“先生问德粹：‘夜间在庵中做什么功夫？’德粹如此这般说。先生说：‘张载说：“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得，息有养，瞬有存。”这话极好。君子“终日干干”，不可在饮食休息时闲散，也不必整天读书，或者静坐存养，也是可以的。天地生物以四时运动。春生夏长，固然是不息；等到秋冬凋落，也只是藏在其中，所以明年又生长。如果到了秋冬就断绝了，那么来年春天就没有理由再有生机。学者常使此心不死，就会每天有进步。’”

德粹问：“在四明做官，要顾及义理。刚到利害重大的地方，就有所顾忌，只是豁出去一做，怎么样？”先生说：“没有别的，只是志向没有确立，却随着利害走了。”

问德粹：“心发动时应对事物，不发动时怎么样？”回答说：“只是散漫。”先生说：“这就是错了。自家一个心却让它分成两端！必须检点它。”

“人在做官，固然应当处理公务。然而把官做好，只是让人说是一个好官。必须讲学确立根本，才有源流。如果只想要让人说是一个好官，今天做一件，明天又做一件，却会穷尽。”德粹说：“初到明州，向沈叔晦问为学。叔晦说：‘如果要读书，且在婺源山中坐；既然在四明，且处理公务。’”先生说：“县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原本就没有理会。”

教诲力行说：“如果有人说是孔孟的天资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弃，千劫万生无缘见道！所谓‘九万里则风斯下’。”以下训

“讲学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过另求一事。如此，有什么了期？必须逐件打结，久久通贯。”力行退后读先生“格物”之说，见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力行连日受教。府判张丈退后对力行说：“士佺到此五十多天，备

译我见过先生接待学者很多了，不过是诱导他们、扶持他们，不曾见到像对待我朋友那样费心费力、严厉锤炼到如此程度。用九分的力气去打磨锻造，使之成为有用之器，不能不知道这其中的用意。

译问：“事情中有最难处理的，该怎么办？”回答说：“也有几种情况，有的是外部阻碍导致无法行动，有的是内心纷乱无法平息，还有一种是思绪纠缠时，以及细微曲折之处难以应对，这全在于人自己去体察。大略来说，只是要看得道理分明，每件事上自有一个道理。《易经》说：‘探赜索隐。’‘赜’处不是指深奥，而是指纷乱的状态；‘隐’是指隐晦深奥，全在于探索。纷乱是他自己纷乱，我若有一定之见，怎么能被它纷乱呢！大凡一类事情固然不可回避，回避事情不是用功的方法。又有一类人情世故的事，能够推辞退让时就暂且推辞退让，没有尽头，不要揽在身上。凡是能够省去的，省去也无妨，应酬应对也只是无可奈何。有应当做而不能停下的事，这却要思量处置，里面都自有个道理。”有人说：“人心纷扰时难以把握。”回答说：“确实是难以把持。不能持久，又被事物及闲杂思虑引走了。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则存，舍之则亡’。”有人又说：“把持不能持久，胜不过物欲不去。”回答说：“这不关别人的事。虽然难，也是自己着力把持，常常保持清醒，不要倒下。觉得物欲来了，便加紧不要随它去。这须是自己去理会。如果说把持不住，胜不过它，是自己坏了，还说什么‘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说：“把持心不定，喜怒忧惧四者都足以动摇心。”于是问：“忧患恐惧，恐怕这四个字似乎一样？”回答说：“不同。恐惧是眼前逼迫得紧的，使人恐惧失措；忧患是思虑，预防将来有大祸福利害的事。这不同。”又问：“忿怒喜好，是在我自身的事，可以勉强不做。如忧患恐惧，是外面来的，不由自己。”回答说：“都不行。即使是外面来的，须是自己有个道理安置得下。恐惧忧患，只是徒然。事情来了也应当思虑不妨，但只累及本心，也于事无补。孔子在匡地受困，文王被囚于羑里，死生在前了，圣人原本不动心，处之恬然。只看这个，便是要看得道理分明，自然没有这种患难。所以圣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个道理的。自此以上，诚意、正心都相连上去。”以下训导

大凡日常用功，须是自己着力把持。看见不对的地方，便不要做，不要顺从它。所说的事情有善的可以遵从，又有不善的夹杂其中，依旧从不善的地方去；所思考的事情忽然被别的思虑引走，都是自己不曾把持得住，不关别人的事。须是自己把持，不被它引走才是。颜回问仁，孔子回答了许多话，最后却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来不用这两句也可以。然而许多话，不是自己着力去做，又怎么能得到呢？明知不善又去做，看来只是知道得不亲切。如果真个知道，一定不肯做。正如人说饮食过度伤害生命，这固然众人所共知，然而不是真知。偶然一日饮食过度受害，那么第二天决不会分外饮食；这是真知它伤害，于是不再做了。把持的说法，固然是自己着力，然而又以枯槁无滋味，仓促间不易着力。须平日多读书，讲明道理，来涵养培育，使此心常与理相融合，久了自然熟练，才见得力处。且如读书，便今天看一二段，明天看三五段，殊无紧要。须是磨砺岁月，读得多，自然有用处。且简略来说：《论语》《孟子》固然应当读，六经也应当读，史书又不可不读。讲究得多，便自然会熟练。但起初须大力着力穷究，理会得道理通彻。不过一二番稍难，往后也只是以此理推演，更不艰辛，可以触类旁通。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初看时自然不熟悉，较难理会。须着些心力，依法考究。若如此看了三五项了，自然便熟；往后看时，更不像初时难，也可类推。又如人要知得轻重，须用秤才行。有拈弄得熟的人，只拿在手上，便知是多少斤两，更不用秤。这没有别的，只是熟。今天也拈弄，明天也拈弄，久了自然熟。也像百工技艺做得精的，也是熟后便精。孟子说：“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贵在熟，只是要得此心与义理相亲。如果义理与自家相近，那么非理之事，自然相远。思虑多跑偏，也只是不熟，熟后自然没有。又如说做事偶合于理则心安，或者差错时则气馁，这固然可见得本然之理，所以差错时便觉不安。然而又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不知觉悟。须是常常清醒省察，不要放纵。据我看，学问之道，只是眼前日用底便是，初无深远奥妙。

“大凡学问不可只理会一端。圣贤千言万语看得虽似纷扰，然而却都是这一个道理。而今只就紧要

译关键处做得固然好，但其他方面也必须一一去理解，凑合起来使这一个道理全都一致，才行。天下的事情硬是只从一个方面去做，终究是做不成的。就像庄子所说：“风积聚得不深厚，那么它承载巨大的翅膀就没有力量。”必须理解得多，才能支撑得起。比如“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并不是说笾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去理会。“动容貌”这三句，也只是这三句是自己紧要应当做的，笾豆之事是交付给有司去做的，那件事比较轻微。如今只理会这三句，笾豆之事都不去理会，万一被有司把笾叫做豆，如果不曾晓得，便被他蒙骗。又如田子方说“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他说得不对。如果不明白乐音，怎么明白乐官？次序被他把宫音改为商音，也是可能的！所以《中庸》先说“博学之”，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且看孔子虽然说是生而知之，却事事去问人，像问礼、问丧于老聃这类事情很多。只如官名不晓得，或许没有害处，圣人也急切地去问郯子。大概是我所不知道的，必须去问人，才行。”于是说：“南轩在洙泗之间谈论仁，编纂得也不对。圣人说仁的地方固然是仁，但不说的地方难道就不是仁吗！天下只有一个道理，圣人说许多话，都要去理解。怎么可以只去理解说仁的地方，不说仁的地方就丢掉不管！子思写《中庸》，非常周密不易，他思考就是这样。“德性”这五句，必须这么多句才能概括完全，然而第一句是主要的。“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这一部分是“尊德性”的事；像“道中庸、尽精微、知新、崇礼”，这一部分是“道问学”的事。都要细微详尽地具备，没有细微之处不穷尽，怎么只理会一件？”有人问知新的道理。回答说：“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的，温习起来以‘尊德性’；然后从里面探求得新意，才算是‘道问学’。”

译有一天，因为讨论读《大学》，回答说常常被念虑搅扰，颇妨碍用功。先生说：“只是不敬。敬是常保持清醒的方法，以敬为主，那么百事都从此做起。现在的人都不理会我的道理，自己不知心在哪里，都要理会别的事，又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心是身的主宰。撑船必须用篙，吃饭必须用匙。不理会心，就是不用篙、不使匙的意思。收摄心只是敬。才敬，看做什么事，登山也只是这个心，入水也只是这个心。”（这是训导与心。）

与立一同问：“常苦于志气怯弱，恐惧太过，心里常像有事，少有喜悦的意思，不知这病痛是如何？”先生说：“试着想想自家是有事？还是无事？”回答说：“本来无事，自己觉得如此。”先生说：“如果是无事，便是无事，又恐惧什么？只是见理不透彻后如此。若见得理透彻，自然心里无事。然而这也是心病。”于是举出《遗书》中捉虎以及满室放置尖物的事例。又说：“且如现在人害洁净病，哪里有洁净病？只是疑病，疑之后便如此。不知在君父面前，还能如此吗？”黻又因讨论气质各有不同的病痛。先生说：“才明理之后，气质自然变化，病痛都自己不见了。”（以下是训导与立、黻。）

先生教诲与立等人说：“为学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要理会得目前许多道理。世间的事无大无小，都有道理。如《中庸》所说的‘率性之谓道’，也只是这个道理；‘道不可须臾离’，也只是这个道理。见得是自家合当做的便做将去，不当做的断不可做，只是如此。”又说：“为学没有许多事，只是要持守心身，研究道理，分辨得是非善恶，直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到这里才是踏着实地，自住不得。”又说：“经书中所说的只是这一个道理，都重三叠四说在里面，只是许多头面出来。如《语》《孟》所载也只是这许多话。一个圣贤出来说一番了，另一个圣贤又出来从头说一番。如书中尧所说的，也只是这个；舜所说的，也只是这个；以至于禹、汤、文、武所说的，也只是这个。又如诗中周公所赞颂文、武的盛德，也只是这个；便如桀、纣之所以危亡，也只是反了这个道理。若使别撰得出来，古人自会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有这个道理。”又说：“读书须是件件读，理会了一件，方可换一件。这件理会得通彻是当了，那么终身更不用再理会，后来只须拿出来温习涵泳便了。若不逐件理会，那么虽读到老，依旧是生疏的，又却像不曾读一般，济什么事！如吃饭，不成一日都要吃得尽！须要分做三顿吃，只这样顿顿吃去，知道一生吃了多少饭！读书也是如此。”黻因说：“学者先立心志为难。”先生说：“也没有许多事，只是一个敬。彻上彻下，只是这个道理到得刚健，便自然胜得许多物欲的私心。”温公说：“人们认为像制悍马、干盘石那样难。静下来想想，在我而已。如转户枢，有什么难的？”

黻问：“‘思无邪’，固然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先生说：“但邪的自不要思，便了。”又问：“且如持敬，岂不欲纯一于敬？然而自有不敬的念头固欲与己相反，愈制则愈甚。有人说只自持敬，虽念虑妄发，不管他，久将自定，还能如此吗？”先生说：“要之，邪正本来不对立，只恐自家胸中无个主。若有主，邪念且自不能入。”又问：“不敬的念头非出于本心。如忿欲的萌生，学者固当自克，虽圣贤也无如之何。至于思虑妄发，想制住它却不能。”先生说：“才觉这样，自家便提起了，但莫先去防它。然而这只是自家见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才意诚，那么自然无此病。”

拜先生完毕，坐定。先生说：“文振近来看得文字较细，须用常提掇起来保持清醒，不要昏晦。若昏晦，那么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才昏晦时，少间一事来，一齐被 私意牵将去，做主不得。须要认取那个是身？那个是心？卓然在眼前，便做得身的主宰。少间事物来，逐一区处得当。”（以下是训导南升。）

又说：“看文字须以郑文振为法，理会得了便说出，待我看哪里未是，理会未得，便问。”又说：“他如今退去，心中却无疑了。”

先生说：“文振近来看得须容易了。”南升说：“不敢容易看。但见先生集注字字着实，所以易得分明。”先生说：“潘兄

译郑兄若要研读文字，可以明天暂且与文振一同从后半部分开始看，日后再把前面的部分补上。廖兄也可以从这里开始看。”这里所说的郑兄、廖兄，指的是潘立之、郑神童和廖晋卿。

译“朋友大多刚弄懂文字，便又回去了。”这似乎是针对陈植说的。又说：“郑文振能够平心静气地阅读文字，看得平正周全，只是缺乏精神。像陈立之，则有所见。像郑文振，没有特别突出的见解，也没有明显的疏漏。”

先生问倪：“以前做的是什么功夫？”倪说：“只是钻研科举文章。”先生说：“必须有功夫。”倪说：“只是学习《春秋》。”先生又问：“还做其他功夫吗？”倪说：“曾涉猎阅读先生的《语孟精义》。”先生说：“近来写《春秋》义，穿凿附会特别严重。如绍兴以前，只是忌讳谈论攘夷复仇的事，专门主张和戎，还不至于如此穿凿。我那时也自己说《春秋》不可做，如今穿凿尤其严重。”倪说：“因为主考官出的题目，多是将不相干的地方拿出来，致使考生不得不如此。”先生说：“却是引导他们如此。”又说：“先前沈司业曾有申请，令主考官不得断章取义出题，后来稍有改变。”先生说：“以前在南康时，教官出题不对，也不免将他申请下达郡学，令不得如此。近来省试，像《尚书》的题目，依旧如此。”又说：“看来不要写《春秋》义，可另治其他经书。”以下是训诫倪的话。时举说：“问游和之：‘曾看什么文字？’游和之说：‘我以《春秋》应举，在此经上粗略用力，似乎不免有求取科第的心，所以不知道理义的要领。’先生说：‘《春秋》难治，做出的经义，往往都不符合经旨。我看见绍兴初年治《春秋》的人，经义中只避开几项说话，如复仇讨贼之类罢了。如今却不然，往往所避的很多，不再依傍《春秋》经意来说，只是自说一种话，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大凡科举之事，士子固然未能避免，但只须识得轻重。若放那一边重，这一边轻，是不值得说的。然而两头轻重一般，也不行，便一心在这里，一心在那里，对于自身容易变得悠悠荡荡。须是教令这头重，那头轻，才好。孟子说：‘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凡求取人爵者，固然也理会天爵。然而以要人爵而为之，则所修的都不是切己之学。’”

问倪“未识下手工夫”。倪说：“举业与这个道理，好像一个藏子。做举业，只见那一边。若将这颗心推转来看这一边，极易。孟子说：‘古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人之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又拿起扇子说：“公只是将那一边放重，这一边放轻，便得。若两头平，也不行。”

倪求下手工夫。先生说：“只是要收敛此心，不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须要持敬。舜是古今第一个人，《尚书》说舜，劈头便说‘钦明文思’，钦，便是敬。”问：“敬如何持？”先生说：“只是要莫走作。若看见外面风吹草动，去观看他，哪得许多心去应付他？便也不是收敛。”问：“莫是‘主一之谓敬’？”先生说：“主一是敬的表德，只是要收敛。处在宗庙只是敬，处在朝廷只是严，处在闺门只是和，便是持敬。”时举闻同。见后。

倪说：“自幼既失小学之序，愿授《大学》。”先生说：“授《大学》甚好，也须把小学书看，只消十天功夫。”

“各位固然都有志于学，然而持敬的功夫大段欠缺。若不知此，何以为进学之本！程先生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切要。”和之问：“不知敬如何持？”先生说：“只是要收敛此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的精神自不曾定，读书安得精专！凡看山水，风惊草动，此心便自走失，视听便会眩惑。这何以为学？各位切宜避免此弊！”

紧切详密。以下是训诫

书信说：“千万更加勉力，就在日用实事上提撕，勿令昏纵为佳！”

至自己说：“从来于喜怒哀乐之发，虽未敢自谓中节自觉亦无甚过差。”先生说：“若不穷理，则喜怒哀乐之发，便有过差之处也不觉，所以贵于穷理。”

书信说：“日用之间，常切操存；读书穷理，也无废惰，久久当自觉有得力处。”

又书信说：“要须反己深自体察，有个火急痛处，方是入得门户。若只如此悠悠荡荡，定是闲过日月。向后无得力之处，莫相怪也。”三书文集未载。

杨子顺、杨至之、赵唐卿辞归请教。先生说：“学不是读书，然而不读书，又不知所以为学之道。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圣贤之书说修身处便如此；说齐家治国处便如此。”节

译节度使在那上面，我们都要去处理，一一安排妥当在这里；来了，就应当带去。

译杨问：“我常被思虑纷扰，想着这件事，又顾虑着那件事。虽然知道这样不对，却难以停止。”先生说：“既然知道不对，就应当彻底断绝，还何必来问！”

至之性情少而精深，蜚之性情少而宽缓，这两种毛病正好相反。

植再次引用曾子“忠恕一贯”以及子贡“闻一知二”的章节。先生说：“大抵也是如此。但必须依照曾子的做法，在每件事上亲身经历过，才能体会其中的意味。”先生接着问旁人：“你理解所举的忠恕吗？”陈因此问集注中引用的程子第一段话。先生说：“明道先生解说这一段非常好，不是程子说不出这样的话。从‘忠恕一以贯之’之后解说忠恕，到‘达道也’为止，说的是‘一以贯之’的忠恕。至于说‘这与违背道不远不同，是因为动以天理’，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句正是动以天理。像‘推己及人，违背道不远’，则是动以人欲。”又问：“这样说来，就有学者层面的忠恕吗？”先生说：“圣人不需要说恕，所以集注中说，是借用学者的事而言。”以下是对植的教诲。

植引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反复推究说：“大抵是如此，但现在只是做仁的功夫。”植因此问：“颜回‘博文约礼’，是循环的功夫吗？”先生说：“不必说循环。就像左脚走了一步，右脚才走一步；右脚走了一步，左脚又走一步。这边得力，那边就增长；那边得力，这边又增长，所以想停止也不能。所谓‘欲罢不能’，是因为他先看得透彻，所以回复天理，想停止也不能。如果教颜回复天理，他就不能自己控制；教他顺从人欲，他就不知如何举动了。只有看得通透，才没有间断。不然，怎么能没有间断！”

过拜见先生。过了几天，问：“我思考为学的关键，只在于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观察当然之理。”先生说：“主敬以存心，是对的。下句应当说：‘格物是为了明白这个心。’”以下是对过的教诲。

先生教导过为学不可粗浅，因此用橘子作比喻说：“皮里面有肉，肉里面有籽，籽里面有仁。”又说：“譬如扫地，不可只扫面前，像椅子下面以及角落背后，也必须扫到。”

先生告诉过为学必须专一用功，不可杂乱，因此引用异教的话说：“用志不分，才能凝聚精神。专注于一处，没有事办不成。”

对林正卿说：“理解这个，就先理解这个，不要引证其他，否则都理解不了。理解‘刚而塞’，就先理解这个‘刚’字，不要理解‘沉潜刚克’。各自不同。”这是对《学蒙》的教诲。

问思虑纷扰的问题。先生说：“你不思虑时，不认识心是什么东西。必须是在思虑时，知道这心如此纷扰，逐渐看清，才有下工夫的地方。”以下是对赐的教诲。

问：“存心多被物欲夺去。”先生说：“不必这样说，且自己体认自家的心是什么东西？自家既然不曾认识心，现在都说不清楚。一旦认识了，不需要刻意操持而自然存在；就像水火相济，自然不相离。圣贤说得极分明。孔子说了，孟子担心后世不认识，又说向里求，后来的学者依旧不把它当回事，还说什么闲话。孟子四端之处，尽有值得玩味探索的。”

问：“每天闲暇时，略作静坐以养心，但觉得意念自然纷起，越想静越不静。”先生说：“程子说：‘心本来就是活的东西，怎么堵塞它不让它思考？只是不可胡乱思考。’一旦有了要静的意思，就是添了多少思虑。且不要这样拘迫它，自然会有宁息的时候。”又说：“要静，就是先求收获，就是拔苗助长，就是正。”以下是对过的教诲。

问：“程子教人，常在自身本分上提撕，然后才能见到流行的妙处。正如先生昨日答语中所说‘理会得其性情之德，体用分别，各是什么面目’一段一样。”先生说：“是这样的。”问：“人的手动手足，必须都感觉到才行。看来不对的地方，都是心不在后面，错过了。”先生说：“必须看到它应当是这样。”问：“‘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乘车时看见它倚在车衡上’，只是熟练后自然看见吗？”先生说：“也只是随处看见那忠信笃敬是应当如此。”又问：“以前见敬斋箴中说：‘择地而蹈，折旋蚁封。’于是想在行走时，要步步感觉到它的移动。终究没有这个道理，只是常常提撕。”先生说：“这个毛病，必须一一认识，才行。且如侍奉父母，正在奉养时，又自己加注脚解说，这个是孝；如侍奉兄长，正在顺承时，又自己加注脚解说，这个是悌，这就变成两个了。”问：“只是如侍奉父母，当劳苦有倦心之际，却必须自省觉说这个是当然。”先生说：“是这样的。”

伯量问：“南轩所谓‘敬者通贯动静内外而言’，泳曾经验证，反而……”

译（有人）说：“我发现静坐时的功夫少，应对事务时的功夫多，不一会儿就随着事物追逐外物而去了。”先生回答说：“随着事物追逐外物，也不必去管它。有事来时，必须去应对它，也只能随它去，只是事情过后，自己依旧回到这里静坐，这就是所谓的‘动时保持恭敬，静时也保持恭敬’。”又问：“只怕静坐时功夫少，应对事务时容易受到干扰扰乱。”先生回答说：“怎么去寻找所谓的静呢！有事时必须去应对。比如早晨起来，有许多事情，难道能说事情多扰乱了人，我就去静坐吗？不是这样的。无事时固然要保持恭敬，有事时恭敬就体现在事情上。比如早晨有客人来相见，自己必须去接待他；接待他时，恭敬就体现在接待的过程中。过了一会儿又有客人来，自己又去接待他。如果从早到晚，客人不断来，自己必须尽力去接待他们，难道能不接待吗？没有这样的道理。接待他们时，恭敬就随着在这里。客人走后，恭敬也是如此。如果因为客人多了而心烦意乱，这却是自己扰乱了内心，不叫作恭敬。所以程子说：‘学问做到专一的时候才好。’因为专一，那么有事无事都是这样。程子回答别人的提问，说了一大篇，最后只有这一句是紧要之处。”又说：“不可以有厌烦事务、喜好静坐的心。人在世上，没有绝对无事的时候，要说无事的时候，除非是死了。事情来了，就必须去应对它。有事无事，自己的恭敬原本不曾间断。如果事情到了面前，自己却坚持要静坐，僵硬地不去应对，这就是心死了！”

译寿昌问：“鸢飞鱼跃，为什么‘仁’就蕴含在其中？”先生沉默良久，微笑着说：“你喜好谈论禅宗，这话也略微有点像禅，试着用禅宗的道理来解释看看。”寿昌回答：“不敢。”先生说：“莫非是‘云在青天水在瓶’吗？”寿昌又不敢回答。先生说：“不妨试着说说看。”寿昌说：“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先生说：“为什么不说是‘我今正是渠’呢？”过了一会儿又说：“必须把《中庸》其余的地方一一仔细理会，让它教得细致透彻。到了这个境界时，只是这样轻轻提点一下，便自然能领悟，再没有疑惑，也不用再问人了。”这是先生对寿昌的训诫。

先生看着寿昌说：“你喜好谈论禅宗，禅宗的道理未必正确。然而你所追求的，还认为这是超脱生死的大事。你的见识还高于世俗之人，他们纷纷攘攘地抱头聚在一起议论，不知道这是在印证什么！”

先生说：“你所说的‘贤者过之’。过分与不及一样，然而你沉溺于高妙的境界，还算比一般的人强一等。”于是问：“你游览庐山，曾经听人说过周宣干吗？”寿昌回答说听过，现在有一个叫子颐、字龟父的人在。先生说：“周宣干有一句话极好：‘朝廷如果想要恢复中原，必须废除三十年的科举制度，才行！’”

先生问寿昌：“最近教浩读什么书？”寿昌回答说方伯谟教他上午就理论《论语》，并且听讲，懂得一些义理；下午就念一些苏轼的文章之类，以便学习写时文。先生笑着说：“早上喝一服木附汤，下午又喝一服清凉散。”接着严肃地说：“只教他读《诗》《书》就好。”

先生问寿昌：“你喜好谈论禅宗，为什么不试着说说看？”寿昌说：“明眼人难以欺骗。”先生说：“我则不然，越是明眼人，越当面欺骗他。”

先生问寿昌：“你见疏山禅师，有什么收获？”寿昌回答说：“那个且先放在一边。”先生说：“是明白了才放在一边？还是不明白才放在一边？”寿昌想回答说：“总在这里面。”但当时不敢应答。后来先生为寿昌题写手中的扇子说：“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飘香。”拿着笔看着寿昌说：“懂吗？懂还是不懂？”寿昌回答说：“总在这里面。”

先生奉天子之命，前往潭州就国，路过临江。长孺从吉水山中越境前来迎接拜见。我行了四拜之礼，先生只回礼一半。跪着呈上札子，大致说：“我私下观察圣贤之间的问答，只有两处问答最亲切极致：‘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说：‘你们平时常说，没有人了解你们。如果有人了解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做呢？’’子路以施展勇武回答，冉有以富足百姓回答，公西华以主持小国礼仪回答。这三个人，孔子都没有完全认可。只有曾点转了一个话头：‘‘不同于三位同学的志向。暮春时节，春装已经制成，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在沂水沐浴，在舞雩台吹风，唱着歌回来。’孔子感叹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这是一次问答。‘子贡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孔子说：‘大概是‘恕’吧！’’这是一次问答。因此善于回答的没有谁比得上曾点，善于提问的没有谁比得上子贡。长孺懵懂无知，先生如果说：‘如果有人了解你，你打算怎么做？’长孺还没有回答。长孺狂妄，将要向先生请教说：‘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先生推究先圣的心意，安慰学者的期望，不辜负长孺委身求教的诚意，赐予金声玉振般的声音。”先生看完札子，笑着说：“这样却不行。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孔子说：’大概是‘恕’吧！’这只是针对子贡这个人，给他一个‘恕’字。如果其他学者要学习圣人，事情非常多，怎么能用一个字概括得尽！”问说：“先生说：‘一个字包不尽，非常正确。但大道茫茫，从哪里下手？必须有一个切要可以用功的地方。”先生于是举出《中庸》“大哉圣人之道”到“敦厚以崇礼”一章。诵读完毕，便说：“‘尊德性，道问学；致广大，尽精徽；极高明，道中庸；温故，知新；厚，崇礼’，只从这里下功夫理会。”问：“什么是德性？什么是问学？”回答说：“不过是‘居处恭敬，办事严肃’，‘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之类，都是德性。至于问学，却很广阔，条目很多。事事物物都是问学，无穷无尽。”问：“德性却如何尊崇？问学却如何践行？”回答说：“把德性当作一件重事，不要轻忽它，这就是尊崇。”当时先生手中拿着一把扇子，于是举起扇子说：“比如这一把扇子，自己不会做，去问人扇子怎么做。别人教以怎么做，怎么做，既然听明白了，必须去做这把扇子，才行。这样，才是践行问学。如果只问到了，却丢下不去做，这样，就不是践行问学。”问：“按照先生的话，‘道’字莫非只是解释为‘行’吗？”先生点头，说：“从‘尊德性’以下

译虽然是五句话，却是一句统领四句；虽然是十件事，却是两件事统摄八件事。问：“怎样是一句统领四句？”回答说：“‘尊德性，道问学’，这一句是主旨，都统摄了‘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敦厚，崇礼’这四句话。”问：“怎样是两件事统摄八件事？不知道哪四件事属于‘尊德性’？哪四件事属于‘道问学’？”回答说：“‘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这四件事属于尊德性。‘温故，知新；敦厚，崇礼’，这四件事属于道问学。”按：《章句》说：“‘尊德性，是用来存养本心’，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都是存养本心的范畴。‘道问学是用来推究事理’，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都是推究事理的范畴。”这条记录大概有误。问：“怎样是‘致广大’？怎样是‘尽精微’？”回答说：“自己必须立志做圣贤的事业，达到圣贤的境界，这就是‘致广大’。然而必须从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小事中，样样留心，才能做到，这就是‘尽精微’。”问：“怎样是‘极高明’？怎样是‘道中庸’？”回答说：“自身与天地并列，这就是‘极高明’。如果只说这些却不脚踏实地，没有循序渐进的地方，也只是胡说。也必须在规矩法度之中周旋委曲，直到做到俯仰无愧疚的地步才行，这就是‘道中庸’。”问：“怎样是‘温故’？怎样是‘知新’？”回答说：“譬如读《论语》，今天读这一段，所得是这样的；明天再读这一段，所得又是那样的。两天之间所读相同，而所得不同，这就是‘温故知新’。”问：“怎样是‘敦厚’？怎样是‘崇礼’？”回答说：“如果只是那样敦厚，却呆板无用。也必须在应酬交际、行事举措之间，发挥出来才行。”长孺感谢说：“教诲亲切明白，后学就可以用功了。”先生又吟诵“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等待那个人然后实行。所以说：‘如果没有至德，至道就不会凝聚。’”等几句话并赞叹说：“这全在于人。且如‘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礼仪三百，威仪三百’，是非常次第的大事，只是由一个人来做。然而下面又特地提出，说‘如果没有至德，至道就不会凝聚’。总结这两句话，最为紧要。必须先完成‘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然后才能达到‘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的境界。这个‘凝’字最要紧。如果不能凝聚，那就更没有一点属于自己。必须凝聚时，才行。所谓‘至德’，就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所谓‘至道’，就是‘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切须着力去理解！”按《章句》，至德指那个人，至道指“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两者，这条记录也有误。长孺请求说：“我愚陋恐怕不能全部记住先生的话，不知道先生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吗？”先生笑着说：“我不立文字，平时只是讲论。刚才所说的，已经足够了。如果我的朋友心中领会，推广实行，一直用功，尽有无限益处，何必我写出来！如果心中没有契合，即使写在纸上，看它是什么东西？我的朋友只在纸上寻找，又有什么用！”长孺感谢说：“岂敢不从此探讨并努力实行！”先生说：“且着力勉励！勉励！”长孺起身，先生留饭，摆酒三巡，闲谈很久，饭后告辞离去，退下来后记录下来。训诫长孺。

译于是谈到异端之学，说：“曾经看见先生回答‘死而不亡’的论述，其中有几句说：‘大抵禅学只是在自身的精神魂魄上，认定一个有知觉的东西，把持玩弄，至死不肯舍弃。’可以说直截了当、明白清楚。”先生说：“为什么只举这几句，其他平易的地方都不说呢？只是务求说话痛快，这本身就是毛病。起初在临江时，看到你的来信，就已经怀疑你有这种倾向，现在看果然如此。”问：“平时自己不知道病痛所在，今天承蒙指点破析，却希望得到指教，如何医治？”先生说：“大凡自己认为都是对的，也暂且当作一半是对的，留取一半当作不对。万一确实是对的，终究不会改变；万一是不对的，久而久之融会贯通，自然能够通达。不可刚有所见解，就在那上面扭捏造作。如《孟子》中‘养气’那一段，是学者首先要务。”问：“‘养气’那一段，不知道要紧在什么地方？”先生说：“从头到尾都要紧。”于是指着静香堂说：“现在的人谈论房屋，只说栋梁要紧，难道其他椽子榫头事事都不重要吗！”以下是对陈琮的教诲。

问：“程子的言论，有流传久远而产生错误的，希望先生一一加以辨析。”先生说：“现在所说的话，与程子不同的也很多啊。”说：“细小的枝节不必讨论。比如金縢这一说，程子认为，这只是周公发自诚心，不问有没有这个理。像圣人自然在天理上行事，哪有没这个理而圣人却去做的！这类话恐怕有误。”先生说：“那么有这个道理吗？”说：“详细考察金縢的始末，周公当初并没有代替武王去死。”说：“‘以旦代某之身’，这又是怎么回事？”说：“武王有病，周公恐怕是三位先王在天上有谴责，所以用自身代替武王行事而向神请命罢了。”先生举出“予仁若考”以下到“无坠天之降宝命”这一段，说：“这一段又怎么解释？”说：“按照古注的说法，恐怕对待周公太刻薄了。”先生说：“现在要怎么解释呢？”说：“我仔细推究周公的意思，大概是说竭尽才能技艺于鬼神之事，是自己所能做到的。自己所能做的，就应当自己承担责任，不是武王的责任。接受天命于帝庭而广施恩佑四方，安定你的子孙而使百姓敬畏，这是武王所能做的。如果现在三位先王用鬼神之事来责备武王，那就是‘坠天之降宝命’了。”先生说：“只是务求说得响亮痛快。前圣后贤都是这样解说下来的，怎么一下子要改换他们的说法？这不是学者的首要任务。必须在自家身心上体察，才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格物的学问，必须是穷尽见到实理。现在如果在圣人分上不能切实看见，怎么能学习圣人？”说：“自己一个身心原本没有体察，却只管议论别人不对，白费了工夫。”先生说：“平时读到这里有疑问，希望求得纠正。”说：“只因为自己在自家身上用功少，所以在别人身上议论多。暂且体察自家应事接物之处，以及未应接时，这心是怎样的。”说：“昨天先生与众人问答关于心的说法，有的说存亡出入，都是神明的妙用；有的说存下的入下的也不是。先生的说法说：‘入而存者，是道心；出而亡者，是人心。’琮认为，通篇四句只是说人心。‘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因此‘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是说它之所以危险是这样的。如果是道心，就湛然常存，不仅没有出，也自然没有入；不仅不舍，即使操持也无所用。”先生说：“暂且说说什么是人心？什么是道心？”说：“心是一个。方寸之间，人欲交杂，就称为人心；纯然天理，就称为道心。”先生说：“人心，尧舜不能没有；道心，桀纣不能没有。大概人心不全是人欲，如果全是人欲，那就直接是丧乱，岂止是危险而已！只是饥食渴饮，目视耳听之类罢了，容易流荡所以危险。道心就是恻隐、羞恶之心，它的发端很细微所以如此。”问：“‘惟精惟一’，不知道学者的工夫多在‘精’字上？还是多在‘一’字上？”先生说：“‘惟精惟一’，是一样说话。”说：“琮的意思工夫应该多在‘精’字上。”先生说：“怎么看出来的？”说：“譬如射箭：技艺精纯就专一，不精纯就二三不一。”先生说：“怎么才能得到精纯？”说：“必须从克己中来。如果私欲没有克服，就被粗鄙的东西夹杂在内，何止是二三不一？”说：“‘精’字只是在缝隙脉络上看得分明，‘一’字却是守持之处。”问：“这样，恐怕‘允执厥中’更没有着力的地方了？”先生说：“那是它的效验。”

有人问：“今天挑讲，诸生请问的是什么事情？”先生说：“萍乡一位士人问性无复。他的说法虽然不对，他的心意却可以进取。”于是说：“‘克己复礼’，现在的人完全没有仔细理会。”琮问：“《克己铭》一篇，像颜回的分上，恐怕不必如此。”先生说：“为什么？”说：“颜回‘不远复’，‘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哪里用得着如此张皇？”先生说：“又只是议论别人。”又说：“这个‘己’字未与物

译作为应对，只要从自己心意发动的地方开始，便自然能够克制了。」问：「这是『克家』的『克』，而不是『克敌』的『克』。」回答说：「林三山也有这样的说法。大凡孔子门下讲求仁德，虽然说法不同，但在用功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又问：「比如『子贡问如何实行仁。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利他的工具。居住在这个国家，就要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不知道这番话是根本的基础？还是还有进一步的地方？」回答说：「怎么说？」回答说：「侍奉贤者、结交仁者，正是磨利工具的地方。」回答说：「也是这样。」

译“圣贤的言语，只是拿来玩弄，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学生）说：“以前的学生是用论题来商议，不敢推究确立论点。”（先生）说：“不是说不问这样。只是立脚点不对，偏在言语上去，完全没有体察的工夫，所以神气飞扬。就像仲方主张‘克己’的学说，只是治理自己，他还曾这样治理过自己吗？仁作为器物是沉重的，作为道路是遥远的，举起来没有人能胜任，实行没有人能果断。如果以此自任，这是大事！形神自然肃然，‘没有师保教导，就像面对父母一样’。曾子所说的‘战战兢兢，像面临深渊，像踩在薄冰上’！有这样的气象，哪里有空闲轻易确立论点！仲方这次去，必须觉得见识只管迟钝，言语只管畏缩，才是自己进步的地方。”琮起身谢道：“先生的教诲，可以说深深击中要害，像背负着芒刺！自己想想病根生于‘只思考不学习’，于是没有涵养的气习乘虚而入，‘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声音中’，而自己不知道。孟子说：‘保持志向，不要暴戾’。琮虽然不聪明，请奉行这些话！”（先生）说：“这个意思固然如此。志向不确立，怎么保持得住！”（学生）说：“更希望指教。”（先生）说：“‘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显光明的德性，在于使民众更新’，这是立志的地方。”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九

朱子十六

训门人七

急于求成的祸患终究是有，比如一个念头刚出来，就像看书想要一下子都看完的意思，就是这样。以下训诫

方行走到屋柱边转弯，擦掉了柱子上的黑漆。先生见后说：“如果‘周旋合乎圆规，转折合乎矩尺’，不至于这样。”大体上多是戒方急于求成。

方说：“这次去应当自我持重以矫正轻浮。”先生说：“以前也曾告诫释放自己以安于稳重。”

方说：“这次去想读《论语》，怎么样？”先生说：“经书都好看，只是有次第罢了。”此前曾让方熟读《礼记》。

临行请教。先生说：“连日来所讲的，无非是这个道理，只应当勉励自己。”又说：“持守可以自我勉励，只有穷究事理需要讲论，这尤其应当勉励。”又说：“经书正需要读。比如史书要看到事变的关键脉络，不可不熟读。”又说：“持敬的工夫，越严密越精细。”因而说：“自己浮沉了二十年，只是说取去，现在才知道应当涵养。”

包显道说：“杨子直论述孟子的‘四端’，也说得不对。”先生笑着说：“他以前曾在晁以道家做馆舍先生，晁教他校正驳斥孟子的言论，被以道的说法入心后，因此与孟子不合。后来所以拼命要与他做对头，这也是固执。人才固执，就都不见正确的道理。诸葛诚之曾说，孟子说‘性善’，说得迟缓，不如说恶的较好。那说恶的，便使得人戒慎恐惧后才去为善。不知道是怎么见得偏颇后，如此奇怪。曾见他执着一部《吕览》到，说里面很有道理，不知道他见得是如何。晁以道在经筵讲授《论语》完毕，合当解释《孟子》，他说不要讲。高宗问他如何。他说：‘孟子与孔子的道不同，孔子尊王，孟子却教诸侯行王道’。由此遭到议论离开朝廷。他当时也是博学，负有盛名；但是如今看他几个札子来看，却不可理解，不知道是如何。李觏也要骂孟子。不知道只管要与孟子做对头做什么？你且拣个小的来骂，也行。”

包显道带领十四名学生来，四天都没有课程。先生让义刚问显道来的缘故，于是第二天都依照精舍规矩讲授《论语》。一个学生讲“时习”章。先生说：“只是熟，所以说；到讲的时候，自然不肯停止。现在人之所以这样作辍，只是不熟。‘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这个说法地步宽阔。盖这个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独自知晓而别人不知道，也自闷。现在‘有朋自远方来’，则跟随的人多，所以可乐。这个自然是地位大段高了。‘人不知而不愠’，也是难。愠不是大怒，但心里略有不平的意思便是愠。这不是得之深，养之厚，何以至此？”一个学生讲“务本”章。先生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是抛开说。凡事若是务本时，道便自然生。这若拈定孝弟说，下面自不要这两句话了。”又说：“爱是仁的发露，说爱是仁，却不对。论性，则仁是孝弟的根本。惟有这仁，所以能孝弟。仁是根，孝梯是发出来的；仁是体，孝弟是用；仁是性，弟是仁里面的事。我曾说孟子论‘四端’处，说得最详尽，里面事事有，心、性情都说尽。心是包得这两个物事。性是心的体，情是心的用；性是根，情是那芽子。恻隐羞恶辞逊是非皆是情。恻隐是仁的发露，说恻隐是仁，却不对，所以说是仁之端也。端，便是那端绪。读书须是仔细，‘思之弗得，弗措也；辨之不明，弗措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