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三

译皇上探求它，不能回归简约，才说就是如此。这便是在穿凿附会上更加穿凿附会，疑惑误导后学。”可学于是问道：“左氏的识见如何？”先生说：“左氏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人，想要置身于安稳之地，却不识道理，在大伦理上全都错了。看他的议论，往往都是这样。况且《大学》论及所止之处，便只说君臣父子这五件事，左氏哪里知道这些？比如他说‘周郑交质’，却说‘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这就像田客议论主人，却责怪主人不请喝茶！假使孔子议论这件事，肯这样吗？还能说他的好恶与圣人相同吗！又如议论宋宣公的事，说：‘宋宣公可谓知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祭祀，这是以义命名的啊！’这是何等言谈！”可学说：“这件事，《公羊传》的议论却好。”先生说：“《公羊传》是儒者的言论。”可学又问：“林黄中也主张《左传》，如何？”先生说：“林黄中却会占便宜。《左传》的疏漏多在‘君子曰’，他却把这份罪过推给刘歆。从前吕伯恭也多次劝学者读《左传》，我曾对他说：‘《论语》《孟子》是圣贤之言，不使学者读，反而使读《左传》！’伯恭说：‘读《论语》《孟子》，使学者容易向外走。’于是我对他说：‘《论语》《孟子》却向外走，《左传》却不向外走！读《论语》《孟子》，且先端正人的见识，以此来参看其他书籍，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左传》从记载惠公元妃孟子开始，便没有道理可讲。’大体上《春秋》自是难看。现在人议论《春秋》，有九分九厘是不对的，凭什么知道圣人的心意是如此？平日学者问《春秋》，暂且用胡文定的传注来告诉他们。”

译陈君举来信说：“更希望用雅颂那样的音乐来消除群小邪恶，把章句训诂的工作交给学生们去做。”问他什么是雅颂之音？现在只有雅颂的文字还在，再无其他道理可讲，又从哪里去寻求雅颂之音呢？这便都是在欺瞒人！他又说我前次不该和林黄中、陆子静等人辩论，认为“互相诘问辩难，终究没有深远的益处。大概是因为剖析得太精细，颇伤简易；自我矜持太过，反而涉及吝啬与骄傲”。不知道怎样才算是有深远的益处？如果像孟子辟杨墨那样，也只能那样去辟。他说“剖析太精细”，便只是我不该说得太明白，不像他只是那样含糊其辞。他是自己理不清，被众人拥戴跟随，又不肯说自己不懂，又不得不说，说了又不懂，所以不肯索性开口说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是那样含糊混过去。陆子静虽然狡猾不说，但他毕竟看出了一些名堂，说话间自然有个痕迹可见。只是人们理不清他的意思，所以看不出来，然而也容易看出来。陆子静只是别人还没顺从他，他就不说；等到被人追问逼问出来，才直说，这才给你讲明白。至于像陈君举，胸中有一部《周礼》，都撑肠拄肚，放不下。像他游古山的诗，又何必提他？只是他稍微懂一点，便自己要说，又说得不着边际。像苏东坡、苏子由看出了一些道理，却不成道理，却又敞开心扉，让人能明白。又说：“他哪里像陆子静！陆子静是看出了一些道理，却成了一部禅，他和禅的区别都分不清。”

金溪之学虽然偏颇，但起初还只是说自己私路上的事，不曾侵入官方的大路来。后来对于不懂的也要强说，便说出无数乱话。前辈如欧阳修等人写文章，都善于使用自己的长处；凡是短处，更不拿出来讲，所以不见疏漏脱节。现在永嘉又自说一种学问，更没头没尾，还不如金溪。大抵只说一半话，终究不说破是什么；然而都以道义先觉自居，以此传授。陈君举到湘中一招收，收尽了南轩的门人，胡季随也从他问学。我从前见胡季随，固然知道他不能自立，他胸中空空无主，所以刚听到别人的学说，便心动。胡季随在湖南颇自尊大，众人也多宗奉他。凡有议论，胡季随便为之判断孰是孰非。这正像张天师，不问长少贤否，只是世袭做天师。正淳说：“湖南跟从南轩的人很多且久，为什么没有一个得到他的学问？”回答说：“钦夫的话自有弊端。诸公只去学他说话，凡说道理先大拍一下。然而钦夫后面却自有说法，诸公却只学得那大拍头。”

因说乡里诸贤的文字，认为“都不免有藏头露尾的意思。有学者来问，便应当直说给他，在我不可不说。如果那人半懂不懂，与那人本无求益之意，故意来磨难，则不宜说除此之外，说尽无害。我毕竟说的是从古圣贤已行的道理，不是为奸为盗，怕说给人听。不知道我说出便有什么罪过？诸贤所见皆如此。只因怕人讥笑，遂以此为戒，便藏头不说不说。我与林黄中争辩一事，至今也只是说，不以为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说及某人，乡里都推许他有所见。他与朋友的信中说，学不至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处，则学为无用。先生说：“近来人自要向高说一等话。要知道初学及此，是为躐等。诗人这句自然是形容文王圣德不可及处。圣人教人，何尝不是由识入来！”

有人说：“永嘉诸公多喜欢文中子。”回答说：“是的，只是小。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刚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因说永嘉之学，说：“张子韶学问虽不是，然而他却做得来高，不似今人卑污。”又说：“上蔡多说知觉，自上蔡一变而为张子韶。”学蒙。

“古人纪纲天下，凡措置许多事，都是从心法这里流出，是多少正大！现在若去逐些子搜抉出来评议，恐怕不得。凡看文字，也须待自有忽然凑合看见异同处。若先去逐些安排比并，便不对。”因问：“君举说汉唐好处与三代暗合，是怎么回事？”曹说：“也只是从事上看，如汉初待群臣不专执其权略堂陛之严，不恁地操切，如财散于天下之类。”回答说：“这也自是事势到这里，看见秦时君臣之势如此间隔，所以汉初待宰相如此。然而萧何是多少功劳，几年宰相，一旦系狱，这叫做操切不操切？又如周勃终身有功，后来也纳狱对问。又如贾谊书中所说是怎么回事？财用那时自宽饶，不得不散在郡县，且如现在要散在郡县，得也不得？上面又不储备财赋闲在那里，

译只是每年全国的收入，不足以供给一年的开支；一个月的收入，不足以供给一个月的开支，只能逐月拖延应付。若以汉朝初年为例，想要分散到各郡县去管理，行得通吗？这不过是闲谈。第一件最严重的事，就是供养大量不事生产的军队，其耗费极大。州郡本有的军队，自然是州郡自己负责，至于那些庞大的军队，如今该如何处置？疆土不到祖宗的一半，却拥有祖宗时代所没有的军队。如果州郡兵还保留着，那大军还有什么用！如果太守用心，又会教他们拉些弓、射些弩，摆出许多架势，也只是舍不得白白把许多钱粮给他们。等到有战事时，你说他们会为你去作战吗？不过是徒然耗费罢了！」问：「君举曾打算如何处置？」回答说：「常常为此忧虑，但处置的办法也未曾说出来。」问：「看唐朝的情况如何？」回答说：「听陈先生说，唐朝初年的好处，也是将三省推置在外。这其实从魏晋时就有内部的一项制度，唐朝初年却全部归属外部，以形成统一的整体。如唐朝经历祸变后，便都有诸王出来收复失地，如肃宗之事。等到代宗后来，虽然是郭子仪，也有君主出来主持。」说：「三省在外，恐怕从隋朝时就已经这样，只是唐朝时一并归属宰相。诸王收复失地，代宗时期，只是郭子仪，恐怕没有别的诸王。唐朝的官制，看《唐六典》，将前代许多官职一并设置为偏官，怎么会不冗杂？现在只看汉朝初年的官制如何，到元帝、成帝年间如何，再看东汉初年如何，到东汉末年如何，再到三国魏晋以后如何：只是一味增加，一味杂乱。」

译器远说：“乡间各位先生之所以要教导人们在具体事务上切实体认，是因为过去那些公卿大多崇尚清谈，最终导致败坏大事。”先生说：“就是如今像这样说话，我尚且记得前辈们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三十年前不是这样的，那时不曾把道理和事务分成两件事。比如所谓‘推倒墙，撞倒壁’，像这样粗俗的话，那时都那样粗率，却自有好处。南宋初年南渡时，有许多人出来做事。经历变故之后，把许多人推折了。到现在却是气魄卑弱了，凡事都没有一点正大气象，只是细巧。”先生说：“陈先生要人们在事务上切实体认的意思，大概是怕最后应用时力量不足。比如司马光在洛阳居住六年，只编修了一部《资治通鉴》；等到元祐年间出来做事，却有未尽之处，所以激起了后来的祸患。如今必须先要权衡考量周全。”先生说：“就是如今都要像这样说话。比如司马光所做的，现在只论是对是错，该做不该做，怎么可以说他激起了后来的祸患！这是完全从利害的角度去说。司马光固然有起初考究未尽之处，但也是些小事。比如役法改革得未尽完善，只是东南地区不便，他西北地区自己便利罢了。那时节已经走到极端了，只得如此做。若不是司马光这样做，更会有一场出丑的事。现在只凭纸上的言语去看，就说司马光做得过分。仔细看看那时节，若不是司马光，怎么做？司马光是何等的气势！天下人心何等感动！司马光简直有扭转乾坤的功绩。司马光这颗心可以质对天地，贯通幽明，哪里是容易比及的！后来吕惠卿、范纯仁用调停的说法，兼用小人，毫无分别，所以造成了日后的祸患。现在的人却不归咎于调停，反而归咎于元祐年间的政事。如果真是看清了君子和小人不可混杂共处，怎么还要委曲遮掩保护呢！蔡确也是仓促间难以除去，也是狡猾。他设置案件倾覆一个从官，就得到从官的职位；设置案件倾覆一个参知政事，就得到参知政事的职位；设置案件倾覆一个宰相，就得到宰相的职位。看司马光那时，已经失去了委曲周全了。比如王安石的罪过既然已经明白，后来既然加罪于蔡确之流，论起来王安石是罪人的魁首，却在他死后，又加封太傅及赠礼都完备，想当时也说要委曲周全地施予他。如今看来，这样却非常不好。要做得好，就应当显明他的罪过，使人们知道是非邪正，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必须明显地揭示他的不对之处。如果更加旌表赏赐，却惹得后来许多小人不服。现在又都毫无道理，怕说要做朋党，那边用几个人，这边用几个人，不问是非，不别邪正，最后还要怎么样？我看，天下的事必须先论其大处，比如分别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确实是怎么样的了，才好于中间斟酌轻重浅深来施用。”

器远说：“陈先生大致说，规劝君主，暂且让他在事务上转移心思，归于正道。比如萧何侍奉汉高祖，让他散财于外，可以去除他的奢侈之心，成就他爱民之心。说到北齐宣帝……”先生说：“想要侍奉君主的人，怎么可以把这作为法则？自从北魏以下到北齐，最为没有纲纪法度，自己却把这作为侍奉君主的法则！”

永嘉学派的人看文字，文字平白易懂的地方都不看，偏要去注疏的小字中，寻找细枝末节以显示博学。只如《韦玄成传》中关于宗庙的议论，他自己不明白，却引用《周礼》‘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的注解说：‘先公的迁主藏于后稷的庙，先王的迁主藏于文王武王的庙。’于是说周朝后稷有单独的庙。殊不知太祖与三昭三穆各自都有庙，难道只有后稷有单独的庙！又说：‘后稷不作为太祖，非常奇怪！’

季通和敬之都说：“永嘉表面上恭敬，甚至给予宫祠的职位，他却上奏章说：‘朱某向来迂阔，我所不取。但陛下进退人才，不应当这样。’”以此问先生，先生说：“没看到这篇文字。怎么见得。”

德粹问陈君举福州的事，先生说：“这样，只是过分了。做一个添设的副职，却一州的事都想做。《易经》益卦初九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传说：‘下不厚事也。’初九想要为九四做事，在下位本来不应当处理厚重的事务。因为认为是上位者所委任，所以做了而得到大吉，才去做。如果不这样，不仅自己不安，也会连累上位者。璘录说：‘初九在上位被九四所任用，而做大事，必须尽善而后无咎。如果所做的不尽善，未免有咎。所以孔子解释说：‘下不厚事也。’大概在下位的人不应当承担重事。如果在下位的人为上位的人做事，未能尽善，自应有咎。’以前编《近思录》，对伯恭说：‘这一段非常没有道理，不必录入。’伯恭说：‘既然说非常没有道理，那么有时就有，怎么可以不写下来作为警戒？’后来想想，果然如此。”璘录略有不同。

陈同父有纵横之才，伯恭不直接纠正他，多用讽喻劝说，反而被他玩弄。陈同父。

说到同父，于是说：“吕伯恭怎么能够没有罪？像这样横肆议论，却不给他剖析说明打教破，反而和他都被包裹在里面。现在伯恭的门人却也……”

译有人主张“同父”的说法，两家混为一谈，真是奇怪。君举只说我不该去辩驳，只是他看不透。天下的事情，不是对，就是错，分明地走向两极，怎么能如此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我先前与他说了许多，难道是图眼前好看吗？青天白日都在眼前，如今的人虽然不信，后世也一定有人能看清这种说法，也一定能挽回几个人。”又叹息了很久，说：“现在有一种人，自认为高出圣人之上；又有一种人，自认为陷身于污浊之中，想要出头都出不来！”

译陈同父才气高而气度粗疏，所以他的文章不精纯明澈，总之，这是他内心不清静平和的缘故。

先生说：“看史书就像看人打架，打架有什么好看的？陈同父一生被史书害了。”直卿说：“吕东莱教导学者看史书，也是被史书害了。”

陈同父在祭吕东莱的文章中说：“天下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缺少的，而人心有千万种变化难以明了。”先生说：“如果这样，那么鸡鸣狗盗之徒也都不可缺了！”于是引用《易经》说：“天下的变动，都坚守着一个正道。天下有什么思虑呢？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天下有什么思虑呢？”又说：“陈同父身处利欲的胶漆盆中。”

郑厚的《艺圃折衷》，当时被认为是邪说，但他还自己占取了一些立场，只是不懂得权变。他的学说流行，还让人知道君臣的大义。像陈同父的议论却违背常理，是不懂得正道。曹丕篡位后，说：“舜禹的事情，我知道了！”这是用自己的心思去揣度圣人，认为舜禹也只是篡位，只不过用揖让的礼仪来文饰罢了。陈同父也是在汉唐的事迹中寻找仁义，便认为这就是王者的事业，这与曹丕有什么不同呢？

于是说：“陈同父读书，就像人看劫盗的公案，看了之后，必须判定他的罪行，并防备禁制他，让他做不得。他却不想判定罪行，也不想防备禁制；只想弄明白那些做劫盗的道理，等着学他们去做！”

有人问：“陈同父口谈皇王帝霸的大略，但自身却不能保全。”先生说：“这只是他看不透。只说是对还是错就行了，如果做错了，那样依顺苟且以保全自身，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如果做对了，即使是委身赴死，也是应当做的事。”

陈同父的学问已经传到江西，浙江人信奉追随的已经很多。家家谈论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子、孟子，只说王通，可怕！可怕！

陆子静分明是禅学，但却形成了一个流派，尚有一个依据之处。像叶正则所说，只是要教人都弄不明白。曾得到他的一本书，说世间有一种魁伟的道理，自然不扰乱三纲五常。既然说不扰乱三纲五常，又说另外有一个魁伟的道理，那是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乱说！他不点破，只是笼统地这样说以欺骗人。等到人们理解后觉得没有效验时，他又说你是没有领悟到这里。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他的学说最误人，世间的愚人都被他蒙蔽，自己还不知道。叶正则。

叶正则说话，只是凭空捏造。看他进呈的奏卷，就可以看出大概。

叶正则进呈的奏卷被毁板，毁得也是对的。

叶正则写文章议论事情，完全不知道实际的利害，只是空谈。于是涉及许多云云。又看到一篇议论社仓事的文章。戴肖望尚有一些实在的说法，但也不是这样。叶正则则都是闲谈。

看到某人写的讲义，不知为何如此。圣人现成的言语，明明白白，人们尚且弄不明白，为何需要立一篇文章，使其深于圣贤之言！如何教人懂得？戴肖望近来在湖南的讲学，却平正。只是说得太容易了，兼且不免有意于卖弄文采。

江西的学问只是禅学，浙江的学问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的学者摸索一番，无可摸索，自然会转变回去。如果是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这种意向很令人担忧！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四

陆氏

性质。陆子美。精神。子静。

问陆梭山《同异辨》。回答说：“如果本有，却如何扫荡得掉？如果本无，却如何建立得起来？他认为佛氏也懂得理。如果既懂得理后，却把一个空的东西放在口头说，佛氏不到今日了。他自己见得一个道理，只是空的。”又说：“佛氏也只是理会这个性，吾儒也只理会这个性，只是他们不认许多带来的东西。”

陆子寿从抚州来信，在铅山观音寺拜访先生。子寿每谈论事情，必以《论语》为证。如说：“圣人教人‘居处恭，执事敬’。又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