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八十
问：「诗次序是当如此否？」曰：「不见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诸诗，元初却当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说『岂弟君子』，自作贤者；如泂酌说『岂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诗中有可以比并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这般样子。」说卷阿与诗传不同。以下论诗次序章句。
「诗，人只见他恁地重三迭四说，将谓是无伦理次序，不知他一句不胡乱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朴，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说人归附文王之德，后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纪纲四方之德，致得人归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曰：「然。『遐不作人』，却是说他鼓舞作兴底事。功夫细密处，又在后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线索内，牵着都动。」文蔚曰：「『勉勉』，即是『纯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
恭父问：「诗章起于谁？」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无『故言』者，皆是郑康成。有全章换一韵处，有全押韵处。如颂中有全篇句句是韵。如殷武之类无两句不是韵，到『稼穑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辈分章都晓不得，某细读，方知是欠了一句。」
李善注文选，其中多有韩诗章句，常欲写出。「易直子谅」，韩诗作「慈良」。
问：「王风是他风如此，不是降为国风。」曰：「其辞语可见。风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虽有刺，而其辞庄重，与风异。」以下论风、雅、颂。
「大序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所以析卫为邶墉卫。」曰：「诗，古之乐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卫有卫音，墉有墉音，邶有邶音。故诗有墉音者系之墉，有邶音者系之邶。若大雅小雅，则亦如今之商调、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尔。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辞目为大雅小雅也。大抵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宗庙之诗。」又云：「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绝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处。」
器之问「风雅」，与无天子之风之义。先生举郑渔仲之说言：「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周召之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者谓之王风。似乎大约是如此，亦不敢为断然之说。但古人作诗，体自不同，雅自是雅之体，风自是风之体。如今人做诗曲，亦自有体制不同者，自不可乱，不必说雅之降为风。今且就诗上理会意义，其不可晓处，不必反倒。」因说，「尝见蔡行之举陈君举说春秋云：『须先看圣人所不书处，方见所书之义。』见成所书者更自理会不得，却又取不书者来理会，少间只是说得奇巧。」
「诗，有是当时朝廷作者，雅颂是也。若国风乃采诗有采之民间，以见四方民情之美恶，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乐章尔。程先生必要说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从。若变风，又多是淫乱之诗，故班固言『男女相与歌咏以言其伤』，是也。圣人存此，亦以见上失其教，则民欲动情胜，其弊至此，故曰『诗可以观』也。且『诗有六义』，先儒更不曾说得明。却因周礼说豳诗有豳雅豳颂，即于一诗之中要见六义，思之皆不然。盖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兴、赋，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非特使人知其声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问：「豳之所以为雅为颂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调，又可用颂底腔调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断，今只说恐是亡其二。」
问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系者小，大雅是所系者大。『呦呦鹿鸣』，其义小；『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其义大。」问变雅。
译问：“《诗经》的篇章次序应当是这样吗？”回答说：“不见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这几首诗，原本起初却是当作一篇的。”又说：“比如《卷阿》说‘岂弟君子’，是当作贤者；《泂酌》说‘岂弟君子’，是当作人君。大抵《诗经》中有可以并列对照来看的，有不可以这样看的，自有这样的体例。”指出《卷阿》与《毛诗传》的解释不同。以下论述《诗经》的篇章次序和句读。
“《诗经》，人们只见它那样反复重叠地说，以为是没有伦理次序，不知道它没有一个字是胡乱安放的。”文蔚说：“今天偶然看《棫朴》，一篇共有五章。前三章是说人们归附文王的德行，后两章是说文王有造就人才的功绩，以及统摄四方的德行，使得人们归附的原因就在这里。一篇的意思，次序非常明白。”回答说：“是的。‘遐不作人’，却是说他鼓舞兴起人才的事情。功夫细密的地方，又在于最后一章。比如‘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牵动一处，处处都动。”文蔚说：“‘勉勉’，就是‘纯亦不已’的意思吗？”回答说：“是的。‘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功夫达到之后，文章真是盛大美好，资质真是坚实。”
恭父问：“《诗经》的篇章起源于谁？”回答说：“有‘故言’的，是指毛公；没有‘故言’的，都是郑康成。有整章换韵的地方，有全篇押韵的地方。比如《颂》中有全篇句句押韵的。像《殷武》之类没有两句不押韵的，到‘稼穑匪解’，自少了一句。前辈分章都不明白，我仔细研读，才知道是少了一句。”
李善注《文选》，其中多有《韩诗》的章句，常想写出来。“易直子谅”，《韩诗》作“慈良”。
问：“《王风》是因为那里的风俗如此，不是降格为国风。”回答说：“从辞语就可以看出来。风多出自下层百姓，雅则是士大夫所作。雅虽然有讽刺，但辞语庄重，与风不同。”以下论述风、雅、颂。
“《大序》说：‘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所以把卫国分为邶、鄘、卫。”回答说：“《诗》是古代的音乐，也如同现在的歌曲，音调各不相同：卫有卫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所以《诗》中有鄘音的归于鄘，有邶音的归于邶。至于大雅小雅，也如同现在的商调、宫调，作歌曲的人，也是按照腔调来创作的。大雅小雅也是古代作乐的体格，按照大雅的体格作大雅，按照小雅的体格作小雅；不是做成诗后，临时衡量其辞目为大雅小雅。大抵国风是百姓所作，雅是朝廷的诗，颂是宗庙的诗。”又说：“小序是汉儒所作，可信的地方极少。大序好处多，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器之问“风雅”，与没有天子之风的意义。先生举郑渔仲的说法说：“出自朝廷的为雅，出自民俗的为风。文武之时，周公召公所作的称为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百姓所作的称为王风。似乎大体是这样，也不敢断然这样说。但古人作诗，体例自然不同，雅自然是雅的体例，风自然是风的体例。如同现在人作诗曲，也自有体制不同的，自然不可混乱，不必说雅降格为风。现在且就《诗》上理会意义，那些不可明白的地方，不必反倒去追究。”因而说，“曾见蔡行之举陈君举说《春秋》云：‘须先看圣人所不书处，方见所书的意义。’见成所书的更理会不得，却又取不书的来理会，少间只是说得奇巧。”
“《诗》，有当时朝廷所作的，雅颂就是。至于国风则是采诗官采自民间，以见四方民情的美恶，二南也是采民言而被以乐章罢了。程先生一定要说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我不敢从。至于变风，又多是淫乱之诗，所以班固说‘男女相与歌咏以言其伤’，是对的。圣人保留这些，也是以见上面失去教化，则百姓欲望发动、情欲胜过，其弊端达到这种地步，所以说‘诗可以观’。况且‘诗有六义’，先儒更不曾说得明白。却因《周礼》说豳诗有豳雅豳颂，就想在一首诗中要见六义，思之皆不然。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的腔调，如说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于比、兴、赋，又不同：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是赋；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从而接续下去者，是兴；引物为况者，是比。立此六义，不仅使人知道声音所当，又想让歌者知道作诗的法度。”问：“豳之所以为雅为颂，恐怕是可以使用雅的腔调，又可以使用颂的腔调吗？”回答说：“恐怕是这样，我也不敢如此断定，现在只说恐怕是亡失了其二。”
问二雅所以分开。回答说：“小雅是所系者小，大雅是所系大。‘呦呦鹿鸣’，其义小；‘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其义大。”问变雅。
曰：「亦是变用他腔调尔。大抵今人说诗，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关关雎鸠』之义，却不与理会。」王德修云：「诗序只是『国史』一句可信，如『关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讲师说，如荡诗自是说『荡荡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荡荡』；赉诗自是说『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是说后世子孙赖其祖宗基业之意，他序却说『赉，予也』，岂不是后人多被讲师瞒耶？」曰：「此是苏子由曾说来，然亦有不通处。如汉广，『德广所及也』，有何义理？却是下面『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几句却有理。若某，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迭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且如『止乎礼义』，果能止礼义否？桑中之诗，礼义在何处？」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乱事尔。若鹑之奔奔相鼠等诗，却是讥骂可以为戒，此则不然。某今看得郑诗自叔于田等诗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乱之诗，而说诗者误以为刺昭公，刺学校废耳。卫诗尚可，犹是男子戏妇人。郑诗则不然，多是妇人戏男子，所以圣人尤恶郑声也。出其东门却是个识道理底人做。」
译先生说：“这也是变换了说话的腔调罢了。大抵现在的人谈论《诗经》，大多去辨析《诗序》的文字，想要找到依据。至于正文中‘关关雎鸠’的含义，却不去理会。”王德修说：“《诗序》中只有‘国史’这一句可信，比如‘《关雎》，后妃之德也’。这以下的就是讲师的解说，比如《荡》诗本来就是说‘荡荡上帝’，《诗序》却说它是‘天下荡荡’；《赉》诗本来就是说‘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是说后世子孙依靠祖宗基业的意思，但《诗序》却说‘赉，予也’，岂不是后人大多被讲师蒙骗了吗？”先生说：“这是苏辙曾经说过的，但也有不通的地方。比如《汉广》，说‘德广所及也’，有什么义理呢？倒是下面‘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几句却有道理。至于我，连第一句也不敢相信它。从前有一位老儒郑渔仲更不相信小序，只依照古本把它附在后面。我现在也这样做，让人虚心阅读正文，时间久了，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大概所谓的《诗序》，大多是后世儒者的错误，不理解诗人本意的地方很多。且如‘止乎礼义’，果真能止于礼义吗？《桑中》这首诗，礼义在哪里？”王德修说：“他是想保存警戒之意。”先生说：“这正文中没有警戒的意思，只是直述他们淫乱的事情罢了。像《鹑之奔奔》《相鼠》等诗，却是讥讽责骂可以作为警戒，这首诗却不是这样。我现在看《郑风》自《叔于田》等诗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都是淫乱的诗，而解说《诗经》的人误以为是讽刺郑昭公，讽刺学校废弛罢了。《卫风》还可以，还是男子戏弄妇人。《郑风》却不是这样，多是妇人戏弄男子，所以圣人尤其厌恶郑声。《出其东门》却是懂道理的人所作。”
林子武问「诗者，中声之所止」。曰：「这只是正风雅颂是中声，那变风不是。伯恭坚要牵合说是，然恐无此理。今但去读看，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如韩愈说数句，『其声浮且淫』之类，这正是如此。」
问「比、兴」。曰：「说出那物事来是兴，不说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乔木』，只是说个『汉有游女』；『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只说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关雎亦然，皆是兴体。比底只是从头比下来，不说破。兴、比相近，却不同。周礼说『以六诗教国子』，其实只是这赋、比、兴三个物事。风雅颂，诗之标名。理会得那兴、比、赋时，里面全不大段费解。今人要细解，不道此说为是。如『奕奕寝庙』，不认得意在那『他人有心』处，只管解那『奕奕寝庙』。」以下赋、比、兴。
问：「诗中说兴处，多近比。」曰：「然。如关雎麟趾相似，皆是兴而兼比。然虽近比，其体却只是兴。且如『关关雎鸠』本是兴起，到得下面说『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题说那实事。盖兴是以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说。盖公本是个好底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则却不入题了。如比那一物说，便是说实事。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说那人了，下面『宜尔子孙』，依旧是就『螽斯羽』上说，更不用说实事，此所以谓之比。大率诗中比、兴皆类此。」
比虽是较切，然兴却意较深远。也有兴而不甚深远者，比而深远者，又系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后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诗，皆只是说风景。独曹操爱说周公，其诗中屡说。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较别，也是乖。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
诗之兴，全无巴鼻，振录云。「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皆是此体。振录同。
六义自郑氏以来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来失之。后妃安知当时之称如何！以下六义。
或问诗六义，注「三经、三纬」之说。曰：「『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丳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
器之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备处。」曰：「不必又只管滞却许多，且看诗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会得这个。如柏舟之诗，只说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绿衣之诗说『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此可谓『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处。推此以观，则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当以此意处之。如屈原之怀沙赴水，贾谊言：『历九州岛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便都过常了。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诗，则后世之诗多不足观矣。」
问「诗传说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说不同。」曰：「觉旧说费力，失本指。如兴体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说将起，或别自将一物说起，大抵只是将三四句引起，如唐时尚有此等诗体。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别借此物，兴起其辞，非必有感而见于此物也。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前辈都理会这个不分明，如何说得诗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见得。看所说有甚广大处，子细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晓得诗，如云『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体面』，这是他识得要领处。」问：「诗虽是吟咏，使人自有兴起，固不专在
译林子武问：“《诗》说‘诗者，中声之所止’。”回答说：“这只是说正风、正雅、正颂是中声，那变风就不是。胡安国（伯恭）坚持要牵强附会说是，然而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现在只要去诵读，便自然会有那轻浮薄情的意味流露出来。比如韩愈说的几句，‘其声浮且淫’之类，正是如此。”
问“比、兴”。回答说：“说出那事物来是兴，不说出那事物是比。比如‘南有乔木’，只是说个‘汉有游女’；‘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只说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关雎》也是这样，都是兴体。比体只是从头比喻下来，不说破。兴、比相近，却不相同。《周礼》说‘以六诗教国子’，其实只是这赋、比、兴三件事。风、雅、颂，是诗的标目名称。理会得那兴、比、赋时，其中全不大段费解。现在的人要细细解说，不说此说为是。比如‘奕奕寝庙’，不认得意思在那‘他人有心’处，只管解说那‘奕奕寝庙’。”以下论赋、比、兴。
问：“诗中说兴的地方，多接近比。”回答说：“是的。比如《关雎》《麟趾》相似，都是兴而兼比。然而虽接近比，其体却只是兴。比如‘关关雎鸠’本是兴起，到得下面说‘窈窕淑女’，这才入题说那实事。大概兴是以一个事物贴一个事物说，上文兴起，下文便接说实事。比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说。大概公本是个好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比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等到比，则却不入题了。比如比那一物说，便是说实事。比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说那人了，下面‘宜尔子孙’，依旧是就‘螽斯羽’上说，更不用说实事，这所以称为比。大抵诗中比、兴都类此。”
比虽然是较切近，然而兴却意较深远。也有兴而不甚深远的，比而深远的，又系乎人的高下，有做得好的，有拙劣的。常看后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诗，都只是说风景。独曹操爱说周公，其诗中屡次说到。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较别，也是乖谬。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语之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近却浅，兴意虽阔大而味长。
诗的兴，全无巴鼻，振录云：“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后人的诗犹有此体。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皆是此体。振录同。
六义自郑玄以来失之，后妃自程颐以来失之。后妃安知当时的称呼如何！以下论六义。
有人问诗六义，注“三经、三纬”之说。回答说：“‘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的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大概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比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亘的，都有赋、比、兴，故称为‘三纬’。”
器之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备处。”回答说：“不必又只管滞碍于许多，且看诗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句意思，且要理会得这个。比如《柏舟》之诗，只说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绿衣》之诗说‘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可谓‘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处。推此以观，则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当以此意处之。比如屈原之怀沙赴水，贾谊说：‘历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便都过常了。古人胸中发出的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诗，则后世的诗多不足观了。”
问“《诗传》说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说不同。”回答说：“觉得旧说费力，失本指。比如兴体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说将起来，或别自将一物说起，大抵只是用三四句引起，比如唐时尚有此等诗体。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别借此物，兴起其辞，非必有感而见于此物也。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前辈都理会这个不分明,如何说得诗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见。看所说有甚广大处，子细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晓得诗,比如云‘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体面’，这是他识得要领处。”问：“诗虽是吟咏，使人自有兴起，固不专在于”
文辞；然亦须是篇篇句句理会着实，见得古人所以作此诗之意，方始于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实，吟咏个甚么？然古人已多不晓其意，如左传所载歌诗，多与本意元不相关。」问：「我将『维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右』，与旧不同。」曰：「周礼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诗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类。如我将所云，作保佑说，更难。方说『维羊维牛』，如何便说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说未得右助之『右』。」问：「振鹭诗不是正祭之乐歌，乃献助祭之臣，未审如何？」曰：「看此文意，都无告神之语，恐是献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与宾尸皆有献酬之礼；既毕，然后亚献；至献毕，复受胙。如此，礼意甚好，有接续意思。到唐时尚然。今并受胙于诸献既毕之后，主与宾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古人祭礼，是大段有节奏。」
译文辞；然而也必须篇篇句句切实地理解，看清古人之所以创作这首诗的意图，这样在吟咏上才会有所收获。」先生说：「固然如此。如果得不到其中的真实含义，吟咏什么呢？然而古人已经大多不了解其意，比如《左传》所载的歌诗，大多与本意原本就不相关。」问：「我将『维天其右之』『既右享之』，现在所解释的都作左右之『右』，与旧解不同。」先生说：「《周礼》有『享右祭祀』的文字。像诗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类的。像我刚才所说的，作保佑讲，更难。刚说『维羊维牛』，怎么就说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也说不得是右助之『右』。」问：「《振鹭》这首诗不是正祭时的乐歌，而是献给助祭之臣的，不知如何理解？」先生说：「看这篇文字的意思，都没有告神的语句，恐怕是献给助祭之臣的。古代祭祀，每次接受胙肉，主人与宾尸都有献酬之礼；完毕后，然后亚献；等到献礼完毕，再次接受胙肉。像这样，礼意很好，有接续的意思。到唐代时还是如此。现在都在诸献完毕后一起接受胙肉，主人与宾尸的意思都隔绝了。古代一次祭祀中所以事情繁多，如『季氏祭祀，等到天黑才祭祀，白天时间不够，接着点燃蜡烛。虽然有强力的仪容，肃敬的心意，都疲倦了。有司跛倚着临祭，这是极大的不敬！后来祭祀，子路参与，室内的事务在门口交接，堂上的事务在台阶上交接，天刚亮就开始行事，晚朝才退下。孔子听说后说：『谁说子由不懂礼呢！』』古人的祭礼，是大段有节奏的。」
诗序起「关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诗者，志之所之也」，止「诗之至也」。以下大序。
声发出于口，成文而节宣和畅谓之音，乃合于音调。如今之唱曲，合宫调、商调之类。
诗大序亦只是后人作，其间有病句。国史。
诗，纔说得密，便说他不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这一句也有病。周礼礼记中，史并不掌诗，左传说自分晓。以此见得大序亦未必是圣人做。小序更不须说。他做小序，不会宽说，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了。他有寻得着底，犹自可通；不然，便与诗相碍。那解底，要就诗，却碍序；要就序，却碍诗。诗之兴，是劈头说那没来由底两句，下面方说那事，这个如何通解！「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今唤做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这个只似而今闲泼曲子。南山有台等数篇，是燕享时常用底，叙宾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语。又曰：「诗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诗，有诗中分明说是某人某事者，则可知。其它不曾说者，而今但可知其说此等事而已。韩退之诗曰：『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大序亦有未尽。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
问「止乎礼义」。曰：「如变风柏舟等诗，谓之『止乎礼义』，可也。桑中诸篇曰『止乎礼义』，则不可。盖大纲有『止乎礼义』者。」
「止乎礼义」，如泉水、载驰固「止乎礼义」；如桑中有甚礼义？大序只是拣好底说，亦未尽。
诗大序只有「六义」之说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说从别处去。如小序亦间有说得好处，只是杜撰处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虚心子细看这道理，便只恁说却。后人又只依他那个说出，亦不看诗是有此意无。若说不去处，又须穿凿说将去。又，诗人当时多有唱和之词，如是者有十数篇，序中都说从别处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风俗勤俭，其民终岁勤劳，不得少休，及岁之暮，方且相与燕乐；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无已太康。」盖谓今虽不可以不为乐，然不已过于乐乎！其忧深思远固如此。至山有枢一诗，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忧尔，故说山则有枢矣，隰则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一旦宛然以死，则他人藉之以为乐尔，所以解劝他及时而乐也。而序蟋蟀者则曰：「刺晋僖公俭不中礼。」盖风俗之变，必由上以及下。今谓君之俭反过于礼，而民之俗犹知用礼，则必无是理也。至山有枢则以为「刺晋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鱼藻，则天子燕诸侯，而诸侯美天子之诗也。采菽，则天子所以答鱼藻矣。至鹿鸣，则燕享宾客也，序颇得其意。四牡，则劳使臣也，而诗序下文则妄矣！皇皇者华，则遣使臣之诗也；棠棣，则燕兄弟之诗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则燕朋友故旧之诗也。人君以鹿鸣而下五诗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赐者，则歌天保之诗以答其上。天保之序虽略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归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却说得尤分明。又如行苇，自是祭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首章言开燕设席之初，而殷懃笃厚之意，已见于言语之外；二章言侍御献酬饮食歌乐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为欢乐；末章祝颂其既饮此酒，皆得享夫长寿。今序者不知本旨，见有「勿践履」之说，则便谓「仁及草木」；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细细碎碎，殊无伦理，其失为尤甚！既醉，则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诗也；凫鹥，则祭之明日绎而宾尸之诗也。古者宗庙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则暖其祭食，以燕为尸之人，故有此诗。假乐则公尸之所以答凫鹥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诗，即所谓乐章。虽有唱和之意，祇是乐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
诗、书序，当开在后面。以
译《诗序》从“《关雎》，后妃之德也”开始，到“教以化之”结束。《大序》从“诗者，志之所之也”开始，到“诗之至也”结束。以下部分是《大序》的内容。
声音从口中发出，形成文辞，节奏舒缓和谐，称为“音”，这才符合音调。就像现在的唱曲，要符合宫调、商调等曲调一样。
《诗大序》也只是后人所作，其中存在语病。关于“国史”的说法。
《诗经》，一旦解释得过于细密，便说不通。“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这一句也有语病。在《周礼》和《礼记》中，史官并不掌管《诗》，《左传》对此说得很清楚。由此可以看出，《大序》未必是圣人所作。至于《小序》，更不必说了。作《小序》的人，不肯宽泛地解说，每篇诗都要找一个具体的实事来填塞。如果他找对了，尚且还能讲通；如果找错了，便与诗意相抵触。那些解诗的人，要顺从诗意，却与《序》相碍；要顺从《序》，却与诗意相碍。《诗》中的“兴”，是劈头先说那两句看似无来由的话，下面才说那件事，这如何能讲通！“郑声淫”，所以郑国的诗多是淫佚之辞，像《狡童》《将仲子》之类就是。现在把《将仲子》解释为忽与祭仲之事，与诗辞全不相似。这就像现在的闲散曲子一样。《南山有台》等几篇，是宴享时常用的，叙述宾主相好的情意，很像今人的致语。又说：“《诗小序》不可信。现在看《诗》，有诗中明确说是某人某事的，就可以知道。其他没有明确说的，现在只知道它说的是这类事而已。韩愈的诗说：‘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大序》也有未尽善之处。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只是说正诗，变风何曾止乎礼义！
问：“止乎礼义”。回答说：“像变风中的《柏舟》等诗，称为‘止乎礼义’，是可以的。《桑中》等篇称为‘止乎礼义’，则不可以。大概大纲上有‘止乎礼义’的。”
“止乎礼义”，像《泉水》《载驰》固然“止乎礼义”；像《桑中》有什么礼义？《大序》只是拣取好的来说，也不尽善。
《诗大序》只有“六义”的说法是对的，而程先生不知为何，又说从别处去理解。如《小序》也间或有说得好的地方，只是杜撰的地方多。不知先儒为何不虚心仔细查看这道理，便只这样乱说。后人又只依着他的说法去说，也不看诗是否有此意。如果说不通的地方，又须穿凿附会地解释。又，诗人当时多有唱和之词，这样的有十几篇，《序》中都说从别处去理解。且如《蟋蟀》一篇，本是因其风俗勤俭，百姓终年勤劳，不得稍作休息，到了岁末，才互相宴乐；却又急忙互相告诫说：“日月流逝，不要过于安乐。”大概是说现在虽然不可以不享乐，但难道不是过于享乐了吗！其忧深思远本来就是这样。至于《山有枢》一诗，特意用来和答其意而解除其忧愁，所以说山中有枢木，低湿处有榆树。你有衣裳，不穿不系；你有车马，不驰不驱。一旦忽然死去，那么他人就借用来享乐，所以用来劝解他及时行乐。而《蟋蟀》的《序》却说：“讽刺晋僖公节俭不合礼。”大概风俗的变化，必定由上及下。现在说君主的节俭反而超过了礼，而百姓的风俗还知道用礼，这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至于《山有枢》则认为是“讽刺晋昭公”，更是大错特错了！至于《鱼藻》，则是天子宴享诸侯，而诸侯赞美天子的诗。《采菽》，则是天子用来回答《鱼藻》的诗。至于《鹿鸣》，则是宴享宾客的诗，《序》颇得其意。《四牡》，则是慰劳使臣的诗，而《诗序》下文就妄说了！《皇皇者华》，则是派遣使臣的诗；《棠棣》，则是宴享兄弟的诗，《序》本来得其意。《伐木》，则是宴享朋友故旧的诗。人君用《鹿鸣》以下五首诗宴享其臣，所以臣下接受君主的赏赐，就歌《天保》之诗以回答君主。《天保》的《序》虽然略微得到此意，而古注说《鹿鸣》至《伐木》“都是君主用来降恩于臣，臣也归美于上，尊崇君主的尊贵，并赐福禄，以回答其歌”，却说得尤为分明。又如《行苇》，本是祭祀完毕后宴享父兄耆老的诗。首章说开始宴享设席之初，而殷勤笃厚之意，已见于言语之外；二章说侍从献酬饮食歌乐的盛况；三章说宴饮之后射箭以为欢乐；末章祝颂他们饮了这酒，都能享有长寿。现在作《序》的人不知本旨，见有“勿践履”之说，就说是“仁及草木”；见“戚戚兄弟”，就说是“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就说是“养老”；见“以祈黄耇”，就说是“乞言”；见“介尔景福”，就说是“成其福禄”：细细碎碎，毫无条理，其失误尤其严重！《既醉》，则是父兄用来回答《行苇》的诗；《凫鹥》，则是祭祀次日绎祭而宴享尸神的诗。古代宗庙祭祀都有尸，祭祀的次日，就温热祭食，以宴享作为尸的人，所以有此诗。《假乐》则是公尸用来回答《凫鹥》的诗。现在《序》篇都失误了。又说：“《诗》，就是所谓的乐章。虽有唱和之意，只是乐工代歌，也不是君臣自己歌唱。”
《诗》、《书》的《序》，应当放在后面。以
下小序。
敬之问诗、书序。曰：「古本自是别作一处。如易大传、班固序传并在后。京师旧本扬子注，其序亦总在后。」
译下面列出小序。
敬之询问《诗经》和《尚书》的序文。回答说：“古本原本是将它们单独列为一处。比如《周易》的大传、班固的序传都放在后面。京师旧本的扬雄注，其序文也全部放在后面。”
王德修曰：「六经惟诗最分明。」曰：「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却自分晓。见作诗集传，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逐过后面，自作一处。」
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
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说愈疏。」浩云：「苏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见葛而思归宁，序得却如此！毛公全无序解，郑间见之。序是卫宏作。
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便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甚多。
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作。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纔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为「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理论。卷耳之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志事，固不伦矣！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亲昵太甚，宁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其它变风诸诗，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会以为此人。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淫者相戏之辞；岂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亦岂刺学校之辞！有女同车等，皆以为刺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皆无其实。至遂目为「狡童」，岂诗人爱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疏，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皆以为伤今思古而作。其它谬误，不可胜说。后世但见诗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复议其非，至有解说不通，多为饰辞以曲护之者，其误后学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谓补凑而成，亦有此理。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历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它书序亦然。至如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它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抑诗中间煞有好语，亦非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厉王无道，谤讪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
译王德修说：“六经之中，只有《诗经》最为明白。”朱熹说：“《诗经》本来容易明白，只是被前面的《诗序》作了阻碍。《诗序》出自汉代儒生，反而扰乱了《诗经》的本意。且只看那些四字成句的诗去读，自然分明晓畅。我作《诗集传》，打算把《诗序》编排在后面，驱逐到后面去，自成一处。”
《诗序》一旦写成，观看《诗经》的人就不明白诗意了！
《诗序》，《东汉儒林传》明明说是卫宏所作。后来经书的意思不明白，都是被他搞坏了。我又看出也不全是卫宏一个人写的，多是两三个人合成一个序，越说越疏远。胡浩说：“苏辙却不采纳小序。”朱熹说：“他虽然不采纳下面的话，却保留了上面一句，这就是病根。吕祖谦专门相信《诗序》，又不免牵强附会。吕祖谦凡事宽厚，不肯非毁前辈，想要推脱回护。不知道只是为了做一个解释经书的人，却没有为圣人本意着想。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样才行。”
《诗经》的小序全不可信。怎么就能断定是赞美或讽刺那个人呢？诗人也有意思偶然而作的。又，其序与诗完全不相合。诗词理很顺畅，平易好懂，不如序所说的那样。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见到葛草而思念回家省亲，序却说得如此！毛亨完全没有序的解释，郑玄才见到。序是卫宏作的。
小序极有难懂的地方，多是附会。如《鱼藻》诗中有“王在镐”的话，便认为是君子思念古代的武王。像这类情况很多。
因谈论《诗经》，历数小序大无义理，都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从诗中采撷言语，更不能阐发诗的大旨。才见到“汉之广矣”的句子，便认为是德行广被所及；才见到“命彼后车”的话，便认为是不能饮食教载。《行苇》的序，只见到“牛羊勿践”，便说“仁及草木”；只见到“戚戚兄弟”，便说“亲睦九族”；见到“黄耇台背”，便说“养老”；见到“以祈黄耇”，便说“乞言”；见到“介尔景福”，便说“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没有理论。《卷耳》的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作为后妃的志事，本来就不伦不类！况且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语亲昵太过，难道是后妃能对使臣所说的吗？《桃夭》的诗说“婚姻以时，国无鳏民”是“后妃所致”，而不知道这是文王教化家庭及国家，其教化本来如此，难道专是后妃所能致吗？其它变风诸诗，未必是讽刺的都说成是讽刺；未必是说此人，必附会成是说此人。《桑中》的诗放荡流连，只是淫者相戏之辞；哪有讽刺人之恶，反而自己陷入流荡之中的！《子衿》词意轻浮，又岂是讽刺学校的辞令！《有女同车》等，都说成是讽刺郑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起初也是好的意思，只见到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都作为讽刺郑忽而作。考察郑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都没有事实。以至于目为“狡童”，难道是诗人爱君之意吗？况且他失国的原因，正是由于柔懦阔疏，又有什么狡诈呢！讽刺幽王、厉王的诗，也有不对的。《甫田》等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的，都说成是伤今思古而作。其它谬误，说不完。后世只见到诗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再议论其非，以至于有解说不通的，多为饰辞以曲意维护，其误导后学太多了！大序却好，有人说补凑而成，也有此理。《尚书》小序也未对。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位给舜一事。《舜典》到“历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它《书》序亦然。至于《书》大序也怀疑不是孔安国的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然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作的。
《诗序》实在不足信。以前见到郑樵有《诗辨妄》，极力诋毁《诗序》，其中言语太过，认为都是村野妄人所作。起初也怀疑，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而质之于《史记》《国语》，然后知道《诗序》果然不足信。因此看《行苇》《宾之初筵》《抑》几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它《诗序》，其不足信的很多。由此知道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借物起兴，大率是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作序者却牵合为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说“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也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作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之意也。《抑》诗中间有很多好语，也不是讽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况且厉王是暴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叙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且厉王无道，诽谤者必不容，武公如何这样指
斥曰「小子」？国语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纔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亦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鵰，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诗中数处皆应答之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答，行苇与既醉为唱答，蟋蟀与山有枢为唱答。唐自是晋未改号时国名，自序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合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之遗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是皆凿说。但唐风自是尚有勤俭之意，作诗者是一个不敢放怀底人，说「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说「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到山有枢是答者，便谓「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涩。诗序亦有一二有凭据，如清人硕人载驰诸诗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说「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须牵合作成王业之王？自序者恁地附会，便谓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字穿凿说了，又几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说，后来遂生一场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诗自说「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说着地，如何说道祭天地之诗？设使合祭，亦须几句说及后土。如汉诸郊祀诗，祭某神便说某事。若用以祭地，不应只说天，不说地。东莱诗记却编得子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说甚么？向尝与之论此，如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某云：「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
译斥责说“小子”？《国语》认为这是武公自我警戒的诗，却是可信的。大抵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样，其中自然有感于外物而抒发情感、吟咏性情的，哪能全都是讥刺他人呢？只因为《诗序》的作者立下体例，每篇都要从美刺的角度去解释，把诗人的本意全都穿凿附会坏了！况且如今的人看见别人刚做件事，就作一首诗去赞美他，或者讥刺他，这是什么道理？这样，也像是里巷中无知的人，胡乱称颂谄媚，把持着雕饰的言辞，怎么能体现先王的恩泽？怎么能体现性情的纯正？诗中好几处都是应答之诗，比如《天保》与《鹿鸣》相唱和，《行苇》与《既醉》相唱和，《蟋蟀》与《山有枢》相唱和。唐本来是晋未改国号时的国名，自从《诗序》的作者认为是讽刺僖公，便牵强附会地说这就是晋，而称之为唐，于是就有尧的遗风之说。本意难道因此才称之为唐吗？这些都是穿凿附会的说法。只是《唐风》中确实还有勤俭的意思，作诗的人是一个不敢放纵情怀的人，说“现在我不快乐，时光流逝”，接着又说“不要过度享乐，要想着自己的职责”。到了《山有枢》作为答诗，就说“你有衣裳，却不穿不系，你一旦死了，别人却来享用”！“你有钟鼓，却不敲不击，你一旦死了，别人却来占有”！这是回答他不能享受一些快乐，徒然如此苦涩。《诗序》中也有一二有凭据的，比如《清人》《硕人》《载驰》等诗就是这样。《昊天有成命》中说“成王不敢安逸”，成王只是成王，何必牵强附会地解释为成就王业的王？既然《诗序》的作者这样附会，就说周公作此诗来告成功。他既然说是周公告成功，就把“成王”二字穿凿附会地解释了，又哪里是郊祀天地呢？被《诗序》的作者这样说，后来就产生了一场事端，有了南北郊祀的争议。这首诗只说“昊天有成命”，又没有提到地，怎么能说是祭天地的诗呢？假使是合祭，也须有几句话提到后土。比如汉代的各郊祀诗，祭某神就说某事。如果用来祭地，不应该只说天，不说地。吕祖谦的《东莱诗记》编得详细，只是根本的大义已经失去了，还说什么呢？从前曾和他讨论这个，比如《清人》《载驰》等诗可信。他却说：“哪里有那么多的文字证据？”我说：“没有证据而可疑的，就应当存疑，不可依据《诗序》作为证据。”他又说：“这《诗序》本身就是证据。”我于是说：“今人不以诗解诗，却以《诗序》解诗，所以委曲牵强附会，一定要符合《诗序》作者的意思，宁可失去诗人的本意也不顾惜。这是《诗序》最大的害处！”
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诗虽存，而意不可得。序诗者妄诞其说，但疑见其人如此，便以为是诗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庄姜之诗，却以为刺卫顷公。今观史记所述，顷公竟无一事可纪，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无其事。顷公固亦是卫一不美之君。序诗者但见其诗有不美之迹，便指为刺顷公之诗。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至有不能考者，则但言「刺诗也」，「思贤妃也」。然此是泛泛而言。如汉广之序言「德广所及」，此语最乱道！诗人言「汉之广矣」，其言已分晓。至如下面小序却说得是谓「文王之化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此数语却好。又云：「看来诗序当时只是个山东学究等人做，不是个老师宿儒之言，故所言都无一事是当。如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不知而今做义人到这处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某谓此诗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读了。如『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诗本是兴诗，即是兴起下四句言。以『行苇』兴兄弟，『勿践履』是莫远意也。」又云：「郑、卫诗多是淫奔之诗。郑诗如将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时男女淫奔相诱之语。如桑中之诗云：『众散民流，而不可止。』故乐记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众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郑诗自缁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萧』『采艾』『青衿』之类是也。故夫子『放郑声』。如抑之诗，非诗人作以刺君，乃武公为之以自警。又有称『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语，乃自谓之言，无疑也。」
问：「诗传尽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若其它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谥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今只考一篇见是如此，故其它皆不敢信。且如苏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万一不见得是暴公则『惟暴之云』者，只作一个狂暴底人说，亦可。又如将仲子，如何便见得是祭仲？某由此见得小序大故是后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诗，今只见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实得其人姓名？于看诗有何益也！」
问：「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曰：「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言之，终不肯信。读诗记中虽多说序，然亦有说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它缪戾，辨之颇详。」辉。
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附会作小序美刺。
伯恭党得小序不好，使人看着转可恶。
器之问诗协韵之义。曰：「只要音韵相协，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今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三二分工夫理会这般去处。若只管留心此处，而于诗之义却见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协韵多用吴才老本，或自以意补入。」以下论诗韵。
问：「诗协韵，是当时如此作？是乐歌当如此？」曰：「当时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铭之类。」
问：「先生说诗，率皆协韵，得非诗本乐章，播诸声诗，自然协韵，方谐律吕，其音节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协韵。」因举王制及老子协韵处数段。又曰：「周颂多不协韵，疑自有和底篇相协。『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叹，即和声也。」儒用。
诗之音韵，是自然如此，这个与天通。古人音韵宽，后人分得密后，隔开了。离骚注中发两个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
译《诗序》大多是后人凭空推测诗人的美刺之意，并非古人所作。古人的诗虽然留存下来，但其本意已不可得知。作《诗序》的人荒诞地解说，只是怀疑见到某人如此，便认为这首诗的美刺对象必定是此人。例如庄姜的诗，却说是讽刺卫顷公。现在看《史记》的记载，顷公竟没有一件事值得记载，只说某公去世，儿子某公即位罢了，完全没有其他事迹。顷公固然也是卫国一位不美的君主。作《诗序》的人只看到诗中有不美的痕迹，便指为讽刺顷公的诗。这类情况很多，都是凭空生造美刺，起初并无事实依据。至于有些无法考证的，就只说“是讽刺的诗”、“思念贤妃”。然而这是泛泛而谈。如《汉广》的序言说“德广所及”，这话最乱说！诗人说“汉水之广”，意思已经分明。至于下面的小序却说“文王的教化波及南国，美好的教化施行于江汉地区，没有人想违犯礼制，追求却不可得”，这几句话倒是好的。又说：“看来《诗序》当时只是山东学究之类的人做的，不是老师宿儒的话，所以所说的没有一件事是恰当的。如《行苇》的序虽然都是诗人的话，但却没有领会诗人的意思。不知道现在做义理的人到了这里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当。我认为这首诗本是四章，每章八句；他们不知道，当作八章、每章四句来读。如‘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體，惟叶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这首诗本是兴诗，即用兴起下面四句言。以‘行苇’兴起兄弟，‘勿践履’是莫远的意思。”又说：“郑、卫的诗多是淫奔的诗。郑诗如《将仲子》以下，都是鄙俗的话，只是一时男女淫奔相诱的语言。如《桑中》的诗说：‘众散民流，而不可止。’所以《乐记》说：‘桑间濮上之音，是亡国的音乐！其众散，其民流，欺瞒上级行私欲而不可止。’郑诗除了《缁衣》之外，也都是鄙俗的，如《采萧》《采艾》《青衿》之类就是。所以孔子‘放郑声’。如《抑》的诗，不是诗人作来讽刺君主的，而是武公作来自我警戒的。又有称‘小子’的话，这必定不是臣下告诫君主的话，而是自称的话，无疑。”
问：“《诗传》全部撤去小序，为什么呢？”回答说：“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在《左传》中见过的，自然可以无疑。如果其他讽刺的诗没有依据，多是世俗儒者把谥号不美的人，硬凑上去立名的。现在只考证一篇见到是这样，所以其他都不敢相信。且如苏公讽刺暴公，固然姓暴的人多；万一不见得是暴公，那么‘惟暴之云’者，只当作一个狂暴的人说，也可以。又如《将仲子》，怎么就能看出是祭仲？我由此看出小序大抵是后世陋儒所作。但既然是千百年以前的诗，现在只要知道大意就可以了，又何必一定要指实得到人的姓名？对于看诗有什么益处呢！”
问：“《诗传》多不解释诗序，为什么呢？”回答说：“我从二十岁时读《诗》，就觉得小序没有意义。等到去掉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通。当初也曾质问各位乡先生，都说，序不可废，而我的疑惑终究不能消除。后到三十岁，断然知道小序出于汉儒所作，其谬误乖戾，有不可胜言的。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的地方。我曾与他说过，他终究不肯相信。《读诗记》中虽然多说序，但也有说不通的地方，也废弃了。我因此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谬误乖戾之处，辨析得很详细。”辉。
郑渔仲说诗小序只是后人从史传中挑选，并看谥号，却附会作小序美刺。
伯恭觉得小序不好，使人看着转觉可恶。
器之问诗协韵的意义。回答说：“只要音韵相协，好吟哦讽诵，容易见到道理，也没有甚要紧。现在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三二分工夫理会上面那些地方。如果只管留心此处，而对于诗的意义却见不到，又有什么益处呢！”又说：“协韵多用吴才老的版本，或自己以意补入。”以下论诗韵。
问：“诗协韵，是当时如此作？是乐歌应当如此？”回答说：“当时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亲鼎铭之类。”
问：“先生说诗，大都协韵，莫非诗本乐章，播诸声诗，自然协韵，才谐律吕，其音节本如此吗？”回答说：“固然是如此。然而古人文章也多协韵。”于是举《王制》及《老子》协韵处数段。又说：“《周颂》多不协韵，疑自有和底的篇相协。‘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三叹’，叹，即和声也。”儒用。
诗之音韵，是自然如此，这个与天相通。古人音韵宽，后人分得密后，就隔开了。《离骚》注中发两个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
协韵，恐当以头一韵为准。且如「华」字协音「敷」，如「有女同车」是第一句，则第二句「颜如舜华」，当读作「敷」字，然后与下文「佩玉琼琚」，「洵美且都」，皆协。至如「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是第一韵，则当依本音读，而下文「王姬之车」却当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从吴才老旧说，不能又创得此例。然楚辞「纷余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后下文「纫秋兰以为佩」协。若「能」字只从本音，则「佩」字遂无音。如此，则又未可以头一韵为定也。
吴才老补韵甚详，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寻得，当时不曾记，今皆忘之矣。如「外御其务」协「烝也无戎」，才老无寻处，却云「务」字古人读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协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亦是协音汝也。「下民有严」，协「不敢怠遑」。才老欲音「严」为「庄」，云避汉讳，却无道理。某后来读楚辞天问见一「严」字乃押从「庄」字，乃知是协韵，「严」读作「昂」也。天问，才老岂不读？往往无甚意义，只恁打过去也。饶何氏录云：「中庸『奏格无言』，奏，音族，平声音鬃，所以毛诗作『鬷』字。」
或问：「吴氏协韵何据？」曰：「他皆有据。泉州有其书，每一字多者引十余证，少者亦两三证。他说，元初更多，后删去，姑存此耳。然犹有未尽。」因言：「商颂『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吴氏云：『「严」字，恐是「庄」字，汉人避讳，改作「严」字。』某后来因读楚辞天问，见『严』字都押入『刚』字、『方』字去。又此间乡音『严』作户刚反，乃知『严』字自与『皇』字协。然吴氏岂不曾看楚辞？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吴氏复疑『务』当作『蒙』，以协『戎』字。某却疑古人训『戎』为汝，如『以佐戎辟』，『戎虽小子』，则『戎、女』音或通。后来读常武诗有云：『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则与『汝』协，明矣。」因言：「古之谣谚皆押韵，如夏谚之类。散文亦有押韵者，如曲礼『安民哉』协音『兹』，则与上面『思、辞』二字协矣。又如『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下，协音护。礼运孔子闲居亦多押韵。庄子中尤多。至于易彖辞，皆韵语也。」又云：「礼记『五至』、『三无』处皆协。」
「知子之来扐。之，杂佩以赠入。之」，此例甚多。「作」字作「做」，「保」字作「补」。「往近王舅」，近，音「既」，说文作●，误写作「近」。
问：「诗协韵，有何所据而言？」曰：「协韵乃吴才老所作，某又续添减之。盖古人作诗皆押韵，与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读之，全失古人咏歌之意。」辉。
「诗音韵间有不可晓处。」因说：「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韵与古合处。」子升因问：「今『阳』字却与『唐』字通，『清』字却与『青』字分之类，亦自不可晓。」曰：「古人韵疏，后世韵方严密。见某人好考古字，却说『青』字音自是『亲』，如此类极多。」
器之问诗。曰：「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协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刘禹锡之徒，和诗犹自有韵相重密。本朝和诗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坏了诗！」
论读诗
诗中头项多，一项是音韵，一项是训诂名件，一项是文体。若逐一根究，然后讨得些道理，则殊不济事，须是通悟者方看得。以下总论读诗之
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了。
问：「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与周礼，字较实。诗无理会，只是看大意。若要将理去读，便碍了。」问：「变风变雅如何
译协韵，恐怕应当以第一韵为准。比如“华”字协音“敷”，如“有女同车”是第一句，那么第二句“颜如舜华”，就应当读作“敷”字，这样才与下文“佩玉琼琚”、“洵美且都”都相协。至于像“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是第一韵，就应当依本音读，而下文“王姬之车”却应当读作“尺奢反”，这样才是正确的。现在只是沿袭吴才老的旧说，不能又创立这种新例。然而《楚辞》中“纷余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字读作“耐”，然后下文“纫秋兰以为佩”才相协。如果“能”字只读本音，那么“佩”字就没有协韵了。像这样，就又不可以头一韵作为定论了。
吴才老补韵非常详细，然而也有推脱不掉的错误。我仔细寻找过，当时没有记住，现在都忘记了。比如“外御其务”协“烝也无戎”，吴才老找不到依据，却说“务”字古人读作“蒙”，不知道“戎”就是“汝”；“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协音“汝”的意思。比如“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也是协音“汝”。又如“下民有严”，协“不敢怠遑”。吴才老想把“严”音读作“庄”，说是避汉讳，却没有道理。我后来读《楚辞·天问》见到一个“严”字押在“庄”字韵上，才知道是协韵，“严”读作“昂”。《天问》吴才老难道没读过吗？往往没什么意义，只是这样敷衍过去罢了。饶何氏记录说：“《中庸》‘奏格无言’，奏，音族，平声音鬃，所以《毛诗》作‘鬷’字。”
有人问：“吴氏协韵有什么依据？”回答说：“他都有依据。泉州有他的书，每一个字多的引用十余条证据，少的也有两三条证据。他说，最初更多，后来删去，姑且保留这些罢了。然而还有未尽之处。”接着说：“《商颂》‘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吴氏说：‘“严”字，恐怕是“庄”字，汉人避讳，改作“严”字。’我后来因为读《楚辞·天问》，见到‘严’字都押入‘刚’字、‘方’字韵里。又这里乡音‘严’读作户刚反，才知道‘严’字自然与‘皇’字相协。然而吴氏难道没看过《楚辞》吗？想是偶然失误。又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朋，烝也无戎’。吴氏又怀疑‘务’应当作‘蒙’，以协‘戎’字。我却怀疑古人训‘戎’为汝，如‘以佐戎辟’、‘戎虽小子’，那么‘戎、女’音或许相通。后来读《常武》诗有说：‘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以修我戎’，则与‘汝’相协，明白了。”接着说：“古代的谣谚都押韵，如夏谚之类。散文中也有押韵的，如《曲礼》‘安民哉’协音‘兹’，则与上面‘思、辞’二字相协了。又如‘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上’，下，协音护。《礼运》孔子闲居处也多有押韵。《庄子》中尤其多。至于《易》的彖辞，都是韵语。”又说：“《礼记》‘五至’、‘三无’处都相协。”
“知子之来扐。之，杂佩以赠送。之”，这种例子很多。“作”字作“做”，“保”字作“补”。“往近王舅”，近，音“既”，《说文》作●，误写作“近”。
问：“诗协韵，有什么依据来说？”回答说：“协韵是吴才老所作，我又续添删减了一些。大概古人作诗都押韵，与今人歌曲一样。今人随口读之，完全失去了古人咏歌的意思。”辉。
“诗音韵间有不可理解的地方。”接着说：“如今各地的方言，也自有音韵与古音相合的地方。”子升于是问：“现在‘阳’字却与‘唐’字相通，‘清’字却与‘青’字分开之类，也自然不可理解。”回答说：“古人韵疏，后世韵才严密。见到某人喜好考据古字，却说‘青’字音自是‘亲’，此类极多。”
器之问诗。回答说：“古人情意温厚宽和，说出的言语自然这样好。当时协韵，只是要便于讽咏罢了。到了后来，一向在字韵上严切，却没有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刘禹锡之类，和诗还自有韵相重密。本朝和诗便一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道却更加坏了诗！”
论读诗
诗中头项多，一项是音韵，一项是训�名件，一项是文体。如果逐一追究，然后求得些道理，则完全不济事，必须是通悟的人才能看懂。以下总论读诗之
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是也，一字都有理。如果《诗》也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阻碍了。
问：“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与《周礼》，字较实。《诗》无理会，只是看大意。若要将理去读便阻碍了。”问：“变风变雅如何
？」曰：「也是后人恁地说，今也只依他恁地说。如汉广汝坟皆是说妇人。如此，则是文王之化只及妇人，不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译？」回答说：“这也是后人那样说的，现在也只能依照他们那样说。比如《汉广》《汝坟》都是说妇人的。如果这样，那么文王的教化只影响到妇人，而没影响到男子！只要看它的大意，那样拘泥是不行的。”
公不会看诗。须是看他诗人意思好处是如何，不好处是如何。看他风土，看他风俗，又看他人情、物态。只看伐檀诗，便见得他一个清高底意思；看硕鼠诗，便见他一个暴敛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动而兴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枪相似。如此看，方得诗意。
诗有说得曲折后好底，有只恁平直说后自好底。如燕燕末后一章，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远，自是说得那人着。
林子武说诗。曰：「不消得恁地求之太深。他当初只是平说，横看也好，竖看也好。今若要讨个路头去里面，寻却怕迫窄了。」
读诗之法，且如「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盖言白华与茅尚能相依，而我与子乃相去如此之远，何哉？又如「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只是说云汉恁地为章于天，周王寿考，岂不能作人也！上两句皆是引起下面说，略有些意思傍着，不须深求，只此读过便得。
看诗，且看他大意。如卫诸诗，其中有说时事者，固当细考。如郑之淫乱底诗，若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风，他只是如此说出来，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后，皆有次序。而今人费尽气力去做后，尚做得不好。
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或每日令人诵读，却从旁听之。其话有未通者，略检注解看，却时时诵其本文，便见其语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诗，既已记得其语，却逐个字将前后一样字通训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两三义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随处旋扭掜耳，非通训也。」
先生因言，看诗，须并协韵读，便见得他语自整齐。又更略知协韵所由来，甚善。又曰：「伊川有诗解数篇，说到小雅以后极好。盖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识道理人言语，故它里面说得尽有道理，好子细看。非如国风或出于妇人小夫之口，但可观其大概也」。
问：「以诗观之，虽千百载之远，人之情伪只此而已，更无两般。」曰：「以某看来，须是别换过天地，方别换一样人情。释氏之说固不足据，然其书说尽百千万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无终穷，人情安得有异！」
看诗，不要死杀看了，见得无所不包。今人看诗，无兴底意思。以下论读诗在兴起。
读诗便长人一格。如今人读诗，何缘会长一格？诗之兴，最不紧要。然兴起人意处，正在兴。会得诗人之兴，便有一格长。「丰水有虬，武王岂不仕！」盖曰，丰水且有虬，武王岂不有事乎！此亦兴之一体，不必更注解。如龟山说关雎处意亦好，然终是说死了，如此便诗眼不活。
问：「向见吕丈，问读诗之法。吕丈举横渠『置心平易』之说见教。某遵用其说去诵味来，固有个涵泳情性底道理，然终不能有所启发。程子谓：『「兴于诗」，便知有着力处。』今读之，止见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而已，不知其它如何着力？」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不特诗也，他书皆然。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者，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着诗义，兴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台序云：『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盖为见诗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如此说定，便局了一诗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虽如此说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圣人系辞之意，便横说竖说都得。今断以一义解定，易便不活。诗所以能兴起人处，全在兴。如『山有枢，隰有榆』，别无意义，只是兴起下面『子有车马』，『子有衣裳』耳。小雅诸篇皆君臣燕饮之诗，道主人之意以誉宾，如今人宴饮有『致语』之类，亦间有叙宾客答辞者。汉书载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亦是此意。古人以鱼为重，故鱼丽南有嘉鱼，皆特举以歌之。仪礼载『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
译公不懂看诗。必须看他诗人意思好的地方是怎样的，不好的地方是怎样的。要看那里的风土，看那里的风俗，还要看那里的人情、物态。只看《伐檀》这首诗，就能看出他一种清高的意思；看《硕鼠》这首诗，就能看出他一种横征暴敛的意思。好的意思是这样的，不好的意思是那样的。好的意思，让自家的善意自然而然地感动而兴起。看他不好的意思，自家心里就像被枪扎了一样。这样看，才能领会诗意。
诗有说得曲折而后好的，有只是平直地说而后自然好的。如《燕燕》最后一章，这不需要看上文，考察下章，就知道是这样，意思自然高远，自然说得那个人恰当。
林子武说诗。说：“不需要这样求索得太深。他当初只是平直地说，横着看也好，竖着看也好。现在如果要找个头绪钻进去，恐怕就狭隘了。”
读诗的方法，且如“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大概是说白华和茅草尚能相依，而我与你却相距如此之远，为什么呢？又如“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命长久，难道不能造就人才吗”！只是说云汉那样成为天上的文采，周王寿命长久，难道不能造就人才吗！上两句都是引起下面说的，略微有些意思在旁边，不需要深求，只这样读过就行了。
看诗，且看它的大意。如卫国的那些诗，其中有说当时事情的，固然应当仔细考察。如郑国那些淫乱的诗，如果苦苦搜求它，有什么意思呢？一天看五六篇就可以了。
看诗，在义理之外更要看它的文章。且如《谷风》，他只是这样说出来，然而叙述事情曲折先后，都有次序。而现在的人费尽力气去做，还做得不好。
读诗，且只把它当作今人做的诗来看。或者每天让人诵读，却从旁边听。他的话有不通的地方，略微查一下注解看，却时时诵读它的本文，就能看见它的语脉所在。又说：“念这一首诗，既然已经记住了它的话，就逐个字将前后一样的字通训之。现在注解中有一个字而有两三个义项的，如‘假’字，有说是‘大’的，有说是‘至’的，只是随处旋转扭捏罢了，不是通训。”
先生因此说，看诗，必须连同协韵读，就能看见他的话自然整齐。又稍微知道协韵的来源，很好。又说：“伊川有几篇诗解，说到《小雅》以后极好。大概是王公大人好好地做，都是识道理的人言语，所以它里面说得很有道理，好仔细看。不像《国风》有的出于妇人小夫之口，只能看它的大概。”
问：“以诗来看，虽然相隔千百载之远，人之情伪只有这些，更没有两样。”回答说：“以我看来，必须是别换过天地，才别换一样人情。释氏的说法固然不足依据，然而他们的书说尽百千万劫，那些事情也不过如此而已，何况天地没有终穷，人情怎么会有不同！”
看诗，不要死板地看了，见得无所不包。现在的人看诗，没有兴起的意思。以下论述读诗在于兴起。
读诗便长人一格。现在的人读诗，凭什么会长一格？诗的兴，最不紧要。然而兴起人意的地方，正在兴。会得诗人的兴，便有一格长。“丰水有虬，武王岂不仕！”大概是说，丰水且有虬，武王难道没有事吗！这也是兴的一种，不必再注解。如龟山说《关雎》处意思也好，然而终究是说死了，这样诗眼就不活了。
问：“以前见吕丈，问读诗的方法。吕丈举横渠‘置心平易’的说法教导我。我遵用他的说法去诵味，固然有个涵泳情性的道理，然而终究不能有所启发。程子说：‘“兴于诗”，便知道有着力处。’现在读它，只看见善的可以作为法则，恶的可以作为警戒而已，不知道其他如何着力？”回答说：“善的可以作为法则，恶的可以作为警戒，不只是诗，其他书都是这样。古人唯独认为‘兴于诗’，是因为诗有感发人的意思。现在读它无所感发，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守着诗义，兴起人的善意不得。如《南山有台》序说：‘得到贤人，就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大概是因为看见诗中有‘邦家之基’字，所以这样解。这个序自然是好句，但只要这样说定，就局限了一首诗的意思。如果果然先得到它的本意，虽然这样说也不妨。正如《易》的解，如果得到圣人系辞的意思，便横说竖说都行。现在断以一义解定，《易》就不活了。诗之所以能兴起人的地方，全在兴。如‘山有枢，隰有榆’，别无意义，只是兴起下面‘子有车马’，‘子有衣裳’罢了。《小雅》各篇都是君臣宴饮的诗，说主人的意思以赞誉宾客，如现在人宴饮有‘致语’之类，也间有叙述宾客答辞的。《汉书》记载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也是这个意思。古人以鱼为重，所以《鱼丽》《南有嘉鱼》，都特别举出来歌之。《仪礼》记载‘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
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本一套事。后人移鱼丽附于鹿鸣之什，截以嘉鱼以下为成王诗，遂失当时用诗之意，故胡乱解。今观鱼丽嘉鱼南山有台等篇，辞意皆同。菁莪湛露蓼萧皆燕饮之诗。诗中所谓『君子』，皆称宾客，后人却以言人君，正颠倒了。如以湛露为恩泽，皆非诗义。故『野有蔓草，零露湑兮』，亦以为君之泽不下流，皆局于一个死例，所以如此。周礼以六诗教国子，当时未有注解，不过教之曰，此兴也，此比也，此赋也。兴者，人便自作兴看；比者，人便自作比看。兴只是兴起，谓下句直说不起，故将上句带起来说，如何去上讨义理？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彷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如人拾得一个无题目诗，再三熟看，亦须辨得出来。若被旧说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虽说不用旧说，终被他先入在内，不期依旧从它去。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又曰：「变风中固多好诗，虽其间有没意思者，然亦须得其命辞遣意处，方可观。后人便自做个道理解说，于其造意下语处，元不及究。只后代文集中诗，亦多不解其辞意者。乐府中罗敷行，罗敷即使君之妻，使君即罗敷之夫。其曰『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正相戏之辞。」又曰：「『夫婿从东来，千骑居上头』，观其气象，即使君也。后人亦错解了。须得其辞意，方见好笑处。」
译南方有美好的鱼，用笙伴奏《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用笙伴奏《由仪》，这原本是一套完整的事。后人将《鱼丽》移到《鹿鸣》那组诗中，把《嘉鱼》以下的诗篇截断，认为是成王的诗，于是失去了当时用诗的本意，所以胡乱解释。现在看《鱼丽》《嘉鱼》《南山有台》等篇，文辞意思都相同。《菁莪》《湛露》《蓼萧》都是宴饮的诗。诗中所谓的“君子”，都是指宾客，后人却用来指称君主，正好颠倒了。如果把《湛露》解释为恩泽，都不符合诗的本意。所以“野有蔓草，零露湑兮”，也被认为是君王的恩泽没有下流，都是拘泥于一个死板的例子，才这样解释。《周礼》用六诗来教育国子，当时还没有注解，只是告诉他们，这是兴，这是比，这是赋。兴，人们就自己当作兴来看；比，人们就自己当作比来看。兴只是兴起，意思是下句直接说不好，所以用上一句带起来说，怎么能从上一句去寻求义理呢？现在想读诗，不如暂且搁置小序和旧说，只把原诗虚心熟读，慢慢玩味。等到仿佛见到诗人的本意，再从此推寻下去，才会有感发。就像人捡到一首没有题目的诗，再三熟看，也一定能辨别出来。如果被旧说一层层限定，就看不出来了。现在虽然说不用旧说，终究被他先入为主，不知不觉还是顺着它去。我从前作诗解，文字起初用小序，到解释不通的地方，也曲意为之解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释时，虽然保留小序，偶尔辩驳破除，但终究不见诗人的本意。后来才知道，只要完全去掉小序，自然就能通达。于是彻底清除旧说，诗意才活泼起来。”又说：“《变风》中固然有很多好诗，虽然其中有无意义的，但也必须得到它遣词造句的地方，才可以观看。后人便自己做一个道理解说，对于它构思下语的地方，原本不去探究。只是后代文集中的诗，也有很多不理解其辞意的。乐府中的《罗敷行》，罗敷就是使君的妻，使君就是罗敷的夫。它说‘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正是互相戏谑的话。”又说：“‘夫婿从东来，千骑居上头’，看它的气象，就是使君。后人也错解了。必须得到它的辞意，才见好笑的地方。”
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认得此诗是说个甚事。谓如拾得个无题目诗，说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开，必是梅花诗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说个好意思，如「岂弟君子」，皆指成王。「纯嘏」、「尔寿」之类，皆说优游享福之事，至「有冯有翼」以下，方说用贤。大抵告人之法亦当如此，须先令人歆慕此事，则其肯从吾言，必乐为之矣。
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今公读诗，只是将己意去包笼他，如做时文相似。中间委曲周旋之意，尽不曾理会得，济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尽，何用逐日只捱得数章，而又不曾透彻耶？且如人入城郭，须是逐街坊里巷，屋庐台榭，车马人物，一一看过，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见城是如此，便说我都知得了。如郑诗虽淫乱，然出其东门一诗，却如此好。女曰鸡鸣一诗，意思亦好。读之，真个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以下论诗在熟读玩味。
诗，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晓，易理会。但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是草草看过一部诗，只两三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记不得，全不济事。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因说，永嘉之学，只是要立新巧之说，少间指摘东西，斗凑零碎，便立说去。纵说得是，也只无益，莫道又未是。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须是打迭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说「以此洗心」，便是以这道理尽洗出那心里物事，浑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味以得之。」此是读诗之要法。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切忌先自布置立说！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见公每日说得来干燥，元来不曾熟读。若读到精熟时，意思自说不得。如人下种子，既下得种了，须是讨水去灌溉他，讨粪去培拥他，与他耘锄，方是下工夫养他处。今却只下得个种子了便休，都无耘治培养工夫。如人相见，纔见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谈，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与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干燥。这个贪多不得。读得这一篇，恨不得常熟读此篇，如无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贪多，读第一篇了，便要读第二篇；读第二篇了，便要读第三篇。恁地不成读书，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厉声说。须是杀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读书。」
「大凡读书，先晓得文义了，只是常常熟读。如看诗，不须得着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举「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咏者久之。又曰：「大雅中如烝民板抑等诗，自有好底。董氏举侯苞言，卫武公作抑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不知此出在何处。他读书多，想见是如此。」又曰：「如孟子，也大故分晓，也不用解他，熟读滋味自出。」
先生问林武子：「看诗何处？」曰：「至」大声曰：「公前日方看节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开板便晓，但于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时，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时。『题彼脊鸰，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这个看时，也只是恁地，但里面意思却有说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说不得底里面。」又曰：「生民等篇，也可见祭祀次第，此与仪礼正相合。」
问时举：「看文字如何？」曰：「诗传今日方看得纲领。要之，紧要是要
译学者应当“兴于诗”。必须先去掉《小序》，只将正文熟读玩味，仍然不可先看各家注解。看得久了，自然能认出这首诗是说个什么事。比如拾得一首没有题目的诗，说这花既白又香，是在严寒中开放的，那必定是梅花诗了。《卷阿》是召康公告诫成王，开头只说些好意，如“岂弟君子”，都是指成王。“纯嘏”、“尔寿”之类，都是说优游享福的事，到了“有冯有翼”以下，才说任用贤人。大体上告诫人的方法也应当如此，必须先让人羡慕这件事，那么他肯听从我的话，就一定会乐意去做了。
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察其中委曲折旋的意蕴，好像是我自己作了这首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如今你们读诗，只是用自己的意思去包揽它，如同做时文一样。中间委曲周旋的意蕴，全然不曾理会，能有什么用处？如果这样看，一天就可以看完，何必每天只勉强读几章，而且又不曾透彻呢？况且就像人进入城郭，必须逐条街坊里巷，房屋台榭，车马人物，一一看过，才是正确的。如今你们只是从外面望见城是这样，就说我都知道了。比如郑国的诗虽然淫乱，然而《出其东门》这一首，却如此好。《女曰鸡鸣》这一首，意思也好。读起来，真个有不知手舞足蹈的！以下论述读诗在于熟读玩味。
诗，如今这样注解了，自然分明，容易理解。但必须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才有所益处。如果是草草看过一部诗，只需两三天就可以完成。但得不到滋味，也记不住，全不济事。古人说“诗可以兴”，必须是读了有兴起之处，才是读诗。如果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因此说，永嘉之学，只是要创立新奇巧妙的学说，稍后指摘东指西，拼凑零碎，便立说。纵然说得对，也只是无益，何况又未必对。
读诗的方法，只是熟读涵泳玩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中的妙处不可言说。不必刻意安排措置，务必自立学说，只管平平地读着，意思自然充足。必须收拾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地读它，稍后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说“以此洗心”，便是用这道理尽洗出心里的事物，浑然都是道理。上蔡先生说：“学诗，必须先识得六义的体面，而讽咏玩味以得之。”这是读诗的要法。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的道理自然显现，切忌先自布置立说！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回答说：“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了便停止。”说：“这样是不行的。必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上一百来遍，才能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才出来，才能见得精妙怪异之处。见你每日说得来枯燥，原来不曾熟读。如果读到精熟时，意思自然说不尽。如同人下种子，既下了种，必须讨水去灌溉它，讨粪去培拥它，给它耘锄，这才是下工夫养护它的地方。如今却只下了个种子便罢，全无耘治培养的工夫。如同人相见，刚见了，便散去，都不曾交谈一句，这样有什么益处！所以意思都不生，与自己都不相入，都这样枯燥。这个贪多不得。读这一篇，恨不得常熟读此篇，如果没有那第二篇才好。如今只是贪多，读第一篇了，便要读第二篇；读了第二篇，便要读第三篇。这样不成读书，这便是大不敬！此句厉声说。必须是杀了那走作的心，方可读书。”
“大凡读书，先晓得文义了，只是常常熟诵。如看诗，不须得着意去里面解释，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此举出“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啦，不云自中”四句，吟咏了很久。又说：“大雅中如《烝民》《板》《抑》等诗，自有好的。董氏举侯苞言，卫武公作《抑》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不知此出自何处。他读书多，想见是如此。”又说：“如《孟子》，也大故分晓，也不用解他，熟读滋味自然出来。”
先生问林武子：“看诗看到何处？”回答说：“至。”大声说：“你前日才看《节南山》，为何这样快！这样不行！如今人看文字，敏捷的揭开书本便晓，但于意味却不曾得到。便只管看时，也只是这样。但百遍自是强于五十遍时，二百遍自是强于一百遍时。‘题彼脊鸰，载飞载鸣；我曰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寝，无忝尔所生！’这个看时，也只是这样，但里面意思却有说不尽的。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说不尽的里面。”又说：“《生民》等篇，也可见祭祀次第，这与《仪礼》正相合。”
问时举：“看文字如何？”回答说：“《诗传》今日才看得纲领。要之，紧要是要”
识得六义头面分明，则诗亦无难看者。」曰：「读诗全在讽咏得熟，则六义将自分明。须使篇篇有个下落，始得。且如子善向看易传，往往毕竟不曾熟。如此，则何缘会浃洽！横渠云：『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今学者看文字，若记不得，则何缘贯通！」时举曰：「缘资性鲁钝，全记不起。」曰：「只是贪多，故记不得。福州陈止之极鲁钝，每读书，只读五十字，必三二百遍而后能熟；精习读去，后来却赴贤良。要知人只是不会耐苦耳。凡学者要须做得人难做底事，方好。若见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缘做得事成？切宜勉之！」
译明白六义的要点清晰分明，那么诗也就没有难懂的了。」先生说：「读诗全在于讽咏得熟练，这样六义自然会分明。必须使每一篇都有一个归宿，才行。比如子善以前看《易传》，往往到底没有读熟。像这样，怎么能够融会贯通！横渠说：『书必须背诵，精深的思考多在夜间，或者静坐时获得。如果不记忆，那么思考就不会产生。』现在的学者看文字，如果记不住，怎么能够贯通！」时举说：「因为资质愚钝，完全记不住。」先生说：「只是贪多，所以记不住。福州的陈止之非常愚钝，每次读书，只读五十字，一定要读上两三百遍然后才能熟练；精心练习诵读，后来却考中了贤良科。要知道人只是不会吃苦罢了。凡是求学的人必须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才好。如果看见做不了，就不去做，想要听任自然，怎么能够做成事情？一定要努力勉励自己！」
问：「看诗如何？」曰：「方看得关雎一篇，未有疑处。」曰：「未要去讨疑处，只熟看。某注得训诂字字分明，却便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议论，往往里面曲折，其实未晓，只髣佛见得，便自虚说耳，恐不济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
先生谓学者曰：「公看诗，只看集传，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传，却看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无却看底道理。才说却理会，便是悠悠语。今见看诗，不从头看一过，云，且等我看了一个了，却看那个，几时得再看？如冢杀相似，只是杀一阵便了。不成说今夜且如此冢杀，明日重新又杀一番！」
文蔚泛看诸家诗说。先生曰：「某有集传。」后只看集传，先生又曰：「曾参看诸家否？」曰：「不曾。」曰：「却不可。」
解诗
汉书传训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诂训，亦不与经连也。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未审此诗引经附传，是谁为之？其毛诗二十九卷，不知并何卷也。
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诗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苏黄门诗说疏放，觉得好。
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篇。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见了，也害事。如吕伯恭读诗记，人只是看这个。它上面有底便看，无底更不知看了。
因言欧阳永叔本义，而曰：「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苏明允说欧阳之文处，形容得极好。近见其奏议文字，如回河等札子，皆说得尽，诚如老苏所言。便如诗本义中辨毛郑处，文辞舒缓，而其说直到底，不可移易。」
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不如此。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诗。」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程子说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传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轩尝云：「伊川解经，有说得未的当处。此文义间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头项则伊川底却是。」此善观伊川者。陆子静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静看其说未透耳。譬如一块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盖是不识金也。」必大录云：「横渠解『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子由诗解好处多，欧公诗本义亦好。因说：「东莱改本书解，无阙疑处，只据意说去。」木之问：「书解谁底好看？」曰：「东坡解，大纲也好，只有失。如说『人心惟危』这般处，便说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须是识他是与不是处，始得。」
问：「读诗记序中『雅、郑，邪、正』之说未明。」曰：「向来看诗中郑诗邶墉卫诗，便是郑卫之音，其诗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谓诗皆贤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庙，用之宾客，此甚不然！如国风中亦多有邪淫者。」又问「思无邪」之义。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诗中此言。所谓『无邪』者，读诗之大体，善者可以劝，而恶者可以戒。若以为皆贤人所作，贤人决不肯为此。若只一乡一里中有个恁地人，专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于皆欲被之弦歌，用之宗庙，如郑卫之诗，岂不亵渎！用以祭幽厉褒姒可也。施之宾客燕享，亦待好宾客不得，须卫灵陈幽乃可耳。所谓『诗可以兴』者，使人兴起有所感发，有所惩创。『可以观』者，见一时之习俗如此，所以圣人存之不尽删去，便尽见当时风俗美恶，非谓皆贤人所作耳。大序说『止乎
译问：“读《诗经》应当如何？”先生说：“你刚读到《关雎》这一篇，还没有产生疑问。”问者说：“我不去刻意寻找疑问，只是熟读。”先生说：“我注释中的训诂字字分明，你应当玩味思索、沉浸涵泳，这样才能有所收获。如果急于确立自己的议论，往往其中曲折之处其实并未弄懂，只是大概看个轮廓，便凭空议论，恐怕无济于事。这是《诗经》三百篇的开篇之作，可以更加熟读。”
先生对学者说：“你们读《诗》，只看我的《诗集传》，完全不看古代的注疏。”问者说：“我的本意是想先看完先生的《集传》，然后再看诸家的解说。”先生说：“就不该这样，没有‘先看完这个再看那个’的道理。才说‘等下再理会’，就是敷衍拖延的话。现在看《诗》，不从头到尾通读一遍，却说‘且等我看完这一篇，再看下一篇’，什么时候才能再读？就像杀猪一样，杀一阵就完了。难道能说今晚先这样杀一阵，明天重新再杀一遍吗！”
文蔚泛泛地阅读诸家关于《诗》的解说。先生说：“我有《诗集传》。”后来文蔚只看《集传》，先生又说：“曾经参看诸家了吗？”文蔚说：“不曾。”先生说：“这却不可以。”
解《诗》
《汉书》中《传》和《训》都与经文分开刊行。《春秋》三传的经文不与传文相连，所以石经上刻的《公羊传》都没有经文。《艺文志》说：“《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这说明毛亨所作的诂训，也是不与经文相连的。马融为《周礼》作注，却说为了省去学者两次阅读的麻烦，所以完整载录了原文，那么后汉以来才开始将注依附于经文。不知这《诗》引经文附在传后，是谁做的？那《毛诗》二十九卷，不知合并了哪一卷？
毛亨、郑玄，可以说是山东的老学究。欧阳修擅长文章，所以得到的诗意也很多。但是不应该用今人文章的意思去揣度古人的意思，所以都局限了诗意。古人的文章有绵延五七十里都不回头的。苏辙（苏黄门）的《诗说》疏朗放达，觉得很好。
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说得很有好处。其中有《诗本末》篇。又有论述说：“什么是诗的本？什么是诗的末？诗的本，不可不理会；诗的末，不理会也无妨。”他的论述很好。近代自从《集注》类文字出现后，这类文字都不见了，这也妨害了学问。比如吕祖谦的《读诗记》，人们只是看这个。上面有的就看，没有的便不知再看什么了。
因为谈到欧阳永叔的《诗本义》，先生说：“理义的大本再次在世上彰显，固然始于周敦颐、程颢、程颐，但在此之前，诸儒也有很多贡献。旧时的儒者不超过注疏而已，到了欧阳永叔、刘原父、孙明复诸位先生，才开始提出自己的议论，比如李泰伯的文章也很好。这是气运将要开启，理义渐渐想要再次在世上彰显的缘故。苏洵（苏明允）评论欧阳修文章的地方，形容得极好。最近看到他的奏议文字，如《回河》等札子，都说得很透彻，确实像老苏所说的那样。就像《诗本义》中辨析毛亨、郑玄的地方，文辞舒缓，但其说直抵根本，不可移易。”
程颐先生的《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怕不是这样。
张载（横渠）说：“把心放在平易处，才能懂得《诗》。”然而张载解《诗》大多不平易。程子说胡瑗（胡安定）将九四爻解释为太子之事，说：“如果一爻解释为一件事，那只能做成三百八十四件事！”这真是看《易》的方法。然而《易传》中也有偏执地解释为一件事的。林艾轩曾说：“伊川解经，有说得未妥当的地方。这是文义间的事，怎么能一一都对？但大方向上，伊川的却是正确的。”这是善于观察伊川的人。陆九渊（陆子静）看二程低，这恐怕是子静对他们的学说看得不透罢了。譬如一块精金，却说不是金；不是金不好，而是不识金罢了。”必大记录说：“横渠解‘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苏辙（子由）的《诗解》好处很多，欧阳公的《诗本义》也好。因此说：“朱熹（东莱）修改《书解》，没有存疑的地方，只是根据自己的意思说下去。”木之问：“《书解》谁的好看？”先生说：“东坡的解，大纲也好，只是有失误。比如他说‘人心惟危’这类地方，就说错了。如今看他的解，必须识别他对与不对的地方，才行。”
问：“《读诗记》序中关于‘雅、郑，邪、正’的说法不明白。”先生说：“以前看《诗》中的郑诗、邶、鄘、卫诗，就是郑卫之音，其诗大多邪淫。吕祖谦直接认为《诗》都是贤人所作，都可以歌唱于宗庙，用于宾客，这很不正确！比如《国风》中也有很多邪淫的。”又问“思无邪”的意义。先生说：“这只是《诗经》三百篇可以用‘思无邪’来概括的意思。所谓‘无邪’，是读《诗》的大体，善的可以劝勉，恶的可以警戒。如果认为都是贤人所作，贤人决不会做这种事。如果只是一乡一里中有个这样的人，专门做这种怨刺，恐怕也不安静。至于都想配乐歌唱，用于宗庙，像郑卫之诗，岂不亵渎！用来祭祀幽王、厉王、褒姒还可以。用于宾客宴享，也等不到好的宾客，必须卫灵公、陈幽公那样的才行。所谓‘诗可以兴’，是使人兴起有所感发，有所惩戒。‘可以观’，是看到一时的习俗如此，所以圣人保存它们而不尽删去，就能尽见当时风俗的美恶，不是说都是贤人所作。大序说‘止乎
礼义』，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后人托之，仍是不识义理，不晓事。如山东学究者，皆是取之左传史记中所不取之君，随其谥之美恶，有得恶谥，及传中载其人之事者，凡一时恶诗，尽以归之。最是郑忽可怜，凡郑风中恶诗皆以为刺之。伯恭又欲主张小序，锻炼得郑忽罪不胜诛。郑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时，他却须结齐国之援，有以钳制祭仲之徒，决不至于失国也。谥法中如『堕覆社稷曰顷』，便将柏舟一诗，硬差排为卫顷公，便云『贤人不遇，小人在侧』，更无分疏处。『愿而无立曰僖』，衡门之诗便以诱陈僖『愿而无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诗，岂是学校中气象！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之辞！只缘左传中韩宣子引『岂无他人』，便将做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诗，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会上下文义，偶一时引之耳。伯恭只诗纲领第一条，便载上蔡之说。上蔡费尽辞说，只解得个『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译《礼义》这一说法也值得怀疑，《小序》尤其不可信，都是后人假托的，仍然是因为不懂义理，不明事理。就像山东的迂腐学者一样，凡是《左传》《史记》中不予肯定的君主，就根据他们谥号的美丑，那些得到恶谥以及传记中记载其事迹的人，凡是当时那些不好的诗，全都归在他们名下。最可怜的是郑忽，凡是《郑风》中不好的诗，都认为是在讽刺他。朱伯恭又想维护《小序》，罗织罪名，使得郑忽的罪过多得无法赦免。郑忽其实并不狡猾，如果他狡猾的话，就一定会结交齐国作为外援，用来制约祭仲等人，绝不会落到失国的地步。谥法中说“败坏国家曰顷”，就把《柏舟》这首诗硬安在卫顷公身上，还说这是“贤人不得志，小人在身边”，根本没有分辨的余地。谥法中说“愿望美好但无成就曰僖”，就把《衡门》这首诗用来诱导陈僖公，说他是“愿望美好但无志向”。像《子衿》只是淫奔的诗，哪里是学校的景象！《褰裳》诗中“你若思念我，提起衣裳渡过溱水”，直到“狂妄的孩童真是狂妄啊”，这难道不是淫奔的言辞吗？只是因为《左传》中韩宣子引用了“岂无他人”，就把这当作国人希望大国匡正自己的意思。不知道古人引用《诗经》，只是借用其中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根本不去理会上下文的含义，不过是偶然一时引用罢了。朱伯恭在《诗纲领》的第一条，就记载了上蔡先生的说法。上蔡先生费尽言辞，只解释出“怨而不怒”的意思。才先引用这个说法，就等于先蒙蔽了一部《诗经》的明眼！
问：「今人自做一诗，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晓得，前辈诗如何可尽解？」曰：「何况三百篇，后人不肯道不会，须要字字句句解得么！」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
或问诗。曰：「诗几年埋没，被某取得出来，被公们看得恁地搭滞。看十年，仍旧死了那一部诗！今若有会读书底人，看某诗传，有不活络处都涂了，方好。而今诗传只堪减，不堪添。」
伯恭说诗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说，皆直靠直说。
李茂钦问：「先生曾与东莱辨论淫奔之诗。东莱谓诗人所作，先生谓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晓其说。」曰：「若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则婺州人如有淫奔，东莱何不作一诗刺之？」茂钦又引他事问难。先生曰：「未须别说，只为我答此一句来。」茂钦辞穷。先生曰：「若人家有隐僻事，便作诗讦其短讥刺，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害者。诗人温醇，必不如此。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两存之，善可劝，恶可戒。」杞。
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
因说学者解诗，曰：「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公而今只是见已前人解诗，便也要注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着，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发明得个甚么道理？公且说，人之读书，是要将作甚么用？所贵乎读书者，是要理会这个道理，以反之于身，为我之益而已。」
诗传中或云「姑从」，或云「且从其说」之类，皆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说。拱寿。
诗传只得如此说，不容更着语，工夫却在读者。
问：「分『诗之经，诗之传』，何也？」曰：「此得之于吕伯恭。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如屈平之作离骚，即经也。如后人作反骚与九辩之类则为传耳。」辉。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一
诗二
周南关雎兼论二南。
诗未论音律，且如读二南，与郑卫之诗相去多少！
问：「程氏云：『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浅深言之？」曰：「不然。」问：「莫是王者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说，便可见。大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只看那『化』字与『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见二南犹乾坤也。」
「前辈谓二南犹易之乾坤，其诗粹然无非道理，与他诗不同。」曰：「须是宽中看紧底意思。」因言：「匡衡汉儒，几语亦自说得好。」曰：「便是他做处却不如此。」炎。
关雎一诗文理深奥，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读详味，不可说。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于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读诗须得他六义之体，如风雅颂则是诗人之格。后人说诗以为杂雅颂者，缘释七月之诗者以为备风雅颂三体，所以启后人之说如此。」又曰：「『兴』之为言，起也，言兴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兴物诗也。如『稿砧今何在』？『何当大刀头』皆是比诗体也。」
敬子说诗周南。曰：「他大纲领处只在戒慎恐惧上。只自『关关雎鸠』便从这里做起，后面只是渐渐推得阔。」
译问：“现在的人自己写一首诗，其中寄托的意思，也只有自己知道，前辈的诗怎么能完全理解呢？”回答说：“何况《诗经》三百篇，后人不肯说不会，非要字字句句都解释清楚吗！”
当时解释《诗经》时，先读原文四五十遍，已经能理解六七分。再看各家说法，我的意思如何，大体上都能掌握，又读三四十遍，那么道理自然流通而自行领悟了。
有人问《诗经》。回答说：“《诗经》被埋没多年，被我挖掘出来，却被你们看得如此滞涩。看十年，那部《诗经》还是死气沉沉！现在如果有会读书的人，看我的《诗集传》，有不灵活的地方都涂抹掉，才好。如今《诗集传》只适合删减，不适合增添。”
伯恭解说《诗经》过于巧妙，也未必正确，古人直接并不这样。现在我说的，都是直截了当地说。
李茂钦问：“先生曾经与东莱先生辩论关于淫奔之诗的问题。东莱先生认为是诗人所作，先生认为是淫奔者的言语，至今我不明白先生的说法。”回答说：“如果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那么婺州人如果有淫奔行为，东莱先生为什么不作一首诗来讥刺他呢？”茂钦又引用其他事情来问难。先生说：“不必再说别的，只为我回答这一句来。”茂钦理屈词穷。先生说：“如果人家有隐秘之事，就作诗揭露其短处讥刺，这是现在的轻薄子弟，喜欢作戏谑之词嘲笑乡里之类，被全乡所厌恶的人。诗人温和醇厚，必定不这样。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都保留下来，善的可以劝勉，恶的可以警戒。”杞。
我解释《诗经》，大多不依照《毛诗序》。即使解释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了作序的人。只依照《序》来解释，而不考察本诗上下文的意思，那就得罪圣贤了。
因为说到学者解释《诗经》，说：“我过去看《诗经》，数十家的说法一一都从头记住，起初哪里敢轻易判断那说是对的，那说是错的？看熟久了，才见得这说似乎对，那说似乎错；或者开头对，结尾说不相应；或者中间几句对，两头不对；或者结尾对，开头不对。然而也不敢轻易判断，怀疑恐怕是这样。又看久了，才审察得这说是对的，那说是错的。又熟看久了，才敢断定说这说是对的，那说是错的。这一部《诗经》，连同各家解释都包在肚子里。你们现在只是看见前人解释《诗经》，便也要注解，更不问道理。只抓住一点，就根据自己的意思说，对自己无益，对经典有害，能有什么用处！凡是先儒解释经典，虽然未必完全知道，然而他们耗尽一生之力，即使没有说出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细研究，以审察其是非而成为我的益处。现在你们刚看便妄自取舍，放纵自己的意思，这发明了什么道理？你们且说，人读书，是要拿来做什么用？读书的可贵之处，是要理解这个道理，以反求诸己，成为我的益处罢了。”
《诗集传》中有时说“姑且遵从”，有时说“暂且采用其说”之类，都是没有考证，不免暂且采用其说。拱寿。
《诗集传》只能这样说，不容许再添加言语，功夫却在读者身上。
问：“区分‘诗之经，诗之传’，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从吕伯恭那里得来的。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经。如屈原作《离骚》，就是经。如后人作《反骚》与《九辩》之类，则为传罢了。”辉。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一
诗二
周南《关雎》兼论二南。
《诗经》不论音律，且如读二南，与郑、卫之诗相差多少！
问：“程氏说：‘《诗经》有二南，如同《易经》有乾坤。’莫非只是以功化深浅来说吗？”回答说：“不是这样。”问：“莫非是王者诸侯的身份不同？”回答说：“现在只看《大序》中所说，便可见。《大序》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之风，所以归属于周公；《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之风，先王用来教化的，所以归属于召公。’只看那‘化’字与‘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见二南如同乾坤了。”
“前辈说二南如同《易经》的乾坤，其诗纯粹无非道理，与其他诗不同。”回答说：“须要在宽泛中看紧切的意思。”接着说：“匡衡是汉代儒者，几句话说得也好。”回答说：“便是他做的地方却不这样。”炎。
《关雎》一诗文理深奥，如同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读详味，不可以解说。至于如《葛覃》《卷耳》，其言语迫切，专主于一事，便不这样了。又说：“读诗须得其六义的体例，如风雅颂则是诗人的格调。后人说诗以为杂有雅颂的，是因为解释《七月》之诗的人以为具备风雅颂三体，所以开启后人的说法如此。”又说：“‘兴’的意思，是兴起，言兴起物象而兴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都是兴物诗也。如‘稿砧今何在’？‘何当大刀头’都是比诗体也。”
敬子说《诗经》周南。回答说：“他大纲领处只在戒慎恐惧上。只从‘关关雎鸠’便从这里做起，后面只是渐渐推得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