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四
。」
颜师古注前汉书如此详，犹有不可晓者，况其它史无注者。汉宣渭上诏令「单于毋谒」，范升劾周党「伏而不谒」，谒不知是何礼数，无注。疑是君臣之礼。见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必大录云：「想谒礼必又重。」
译颜师古为《汉书》所作的注释如此详尽，尚且有难以理解之处，何况其他没有注释的史书呢？汉宣帝在渭水边颁布诏令说“单于不必行谒见之礼”，范升弹劾周党说他“趴在地上而不行谒见之礼”，这“谒”究竟是什么样的礼节，却没有注释。我怀疑这是君臣之间的礼节，见面时通报自己的姓名，然而无法考证。必大录中说：“想必谒见的礼节更为隆重。”
汉书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妇人做底文字，亦有载当时狱辞者。秀才文章便易晓。当时文字多碎句，难读。尚书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齐整了。
汉书言：「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又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自经于沟渎而人莫之知也」！添一个「人」字，甚分晓。
「解杂乱纷纠不控拳。」拳，音絭，攘臂绳，今之骨袖手圈也。言解斗者当善解之，不可牵引絭绳也。「批亢捣虚。」亢，音刚，喉咙也。言与人斗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见其能胜也。
沈存中以班固律历志定言数处为胫说是小说中「胫庙」之意，盖不晓算法而言尔。
汉书「引绳排拫音痕。不附己者」，今人误读「拫」为「根」。注云：「犹今言『拫●』音户谷反。之类。」盖关中俗语如此。「拫●」，犹云「抵拒担阁」也。「引绳排拫」，如以绳扞拒然。
刘昭补志，于冠帻车服尤详，前史所无。
晋书皆为许敬宗胡写入小说，又多改坏了。东坡言，孟嘉传，陶渊明之自然，今盖云「使然」。更有一二处。饶何氏录作「此类甚多」。东坡此文亦不曾见。扬因问：「晋书说得晋人风流处好。」先生云云。又云：「世说所载，说得较好，今皆改之矣。」
载记所纪夷狄祖先之类，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记而过誉之。
旧唐书一传载乞加恩相王事，其文曰：「恩加四海。」宋景文为改作「恩加骨肉」。
五代史略假借太原，以刘知远之后非僭窃，辞较直也。
五代旧史，温公通鉴用之。欧公盖以此作文，因有失实处。如宦者张居翰当时但言缓取一日则一日固，二日则二日固。欧公直将作大忠，说得太好了。
问：「班史通鉴二氏之学如何？」曰：「读其书自可见。」又曰：「温公不取孟子，取扬子，至谓王伯无异道。夫王伯之不侔，犹碔砆之于美玉。故荀卿谓粹而王，驳而伯。孟子为齐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异也。又，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柰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做论说以断之？」骧。
通鉴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汉书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
明仲看节通鉴。文定问：「当是温公节否？」明仲云：「豫让好处。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简子云：『真义士也！』今节去之，是无见识，必非温公节也。」
温公无自节通鉴。今所有者乃伪本，序亦伪作。
通鉴例，每一年或数次改年号者，只取后一号。故石晋冬始篡，而以此年系之。曾问吕丈。吕丈曰：「到此亦须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系年，下面注所改年号。」
通鉴：「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议更法，首便有斩敌首、降敌两条赏罚，后面方有此两句比类之法。其实秦人上战功，故以此二条为更法之首。温公却节去之，只存后两句比类之法，遂使读之者不见来历。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
通鉴：「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谓收之为奴婢，不得比良民。有罪，则民得以告之官而自杀之。
温公论才、德处未尽。如此，则才都是不好底物矣！」
或问温公才、德之辨。曰：「温公之言非不是，但语脉有病耳。才如何全做不好？人有刚明果决之才，此自是好。德，亦有所谓『昏德』。若块然无能为，亦何取于德！德是得诸己，才是所能为。若以才、德兼全为圣人，却是圣人又夹杂个好不好也。」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于己；才者，能有所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谓之圣人」，则圣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说得偏，谓之不是则不可。
问：「温公言：『聪明强毅之谓才。』聪明恐只是才，不是
译《汉书》中有秀才写的文章，有妇人写的文字，也有记载当时法庭供词的。秀才的文章容易理解。当时的文字多由碎句组成，难以阅读。《尚书》就有这样的。《周官》就像现在的文字，太过整齐了。
《汉书》说：“几是事物变动的细微征兆，是吉凶的先兆。”又如“哪里像普通男女那样固执于小信，自缢于沟渠中而无人知晓呢”！多了一个“人”字，非常清楚明白。
“解杂乱纷纠不控拳。”拳，音同“絭”，是挽起袖子用的绳圈，即现在的骨袖手圈。意思是说调解争斗的人应当善于调解，不可拉扯束缚人的绳索。“批亢捣虚。”亢，音同“刚”，指喉咙。意思是说与人争斗的人，如果不扼住他的喉咙，拍打他的背部，就看不到他能取胜。
沈存中用班固《律历志》中确定言数的地方来解释“胫说”，认为是小说中“胫庙”的意思，大概是不懂算法才这样说罢了。
《汉书》“引绳排拫（音痕），不附己者”，现在的人误读“拫”为“根”。注解说：“就像现在说的‘拫●’（音户谷反）之类。”大概是关中俗语如此。“拫●”，意思是“抵拒拖延”。“引绳排拫”，就像用绳子抵挡拒绝一样。
刘昭补写的志，对于冠帻车服尤其详细，这是前代史书所没有的。
《晋书》都被许敬宗胡乱写入了小说内容，又大多改坏了。苏东坡说，《孟嘉传》中陶渊明的自然，现在却说是“使然”。还有一两处。饶何氏记录说“此类甚多”。苏东坡这篇文章我也没见到。杨因问：“《晋书》把晋人的风流之处说得很好。”先生说了些话。又说：“《世说新语》所载，说得较好，现在都被改掉了。”
《载记》所记载的夷狄祖先之类，特别夸张，这恐怕是他们的故臣追记而过分赞誉。
《旧唐书》一传记载请求加恩于相王的事，其文说：“恩加四海。”宋祁改为“恩加骨肉”。
《五代史略》假借太原，认为刘知远的后代并非僭窃，言辞较为直率。
《五代旧史》，司马光《资治通鉴》采用了它。欧阳修大概以此为依据写文章，因此有失实之处。如宦官张居翰当时只说缓取一日则一日稳固，二日则二日稳固。欧阳修直接把他当作大忠臣，说得太好了。
问：“班固史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学问如何？”回答说：“读他们的书自然可见。”又说：“司马光不取《孟子》，取《扬子》，甚至说王道与霸道没有不同的道理。王道与霸道的不同，就像碔砆与美玉的区别。所以荀子说纯粹则王，驳杂则霸。孟子为齐梁的君主极力判断是非，是因为它们有区别。另外，司马光不喜欢权谋，直到修书时颇加删减，但当时有这些事怎么办？只能把它们保留下来。如果每处删去几行，只读起来都没有血脉意思，不如保留下来，却另作论说以判断它。”骧。
《资治通鉴》的文字有自己改动的，仍然都不使用《汉书》中的古字，都用今字代替。《南史》《北史》除了《资治通鉴》所采用的，其余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说。
明仲看节本的《资治通鉴》。文定问：“当是司马光节选的吗？”明仲说：“豫让的好处，是不以死生改变自己的心，所以赵简子说：‘真义士也！’现在节去了，是没有见识，必不是司马光节选的。”
司马光没有自己节选《资治通鉴》。现在所有的乃是伪本，序也是伪作。
《资治通鉴》的体例，每年或数次改年号的，只取后一个年号。所以石晋冬天开始篡位，而用这一年系之。曾问吕丈。吕丈说：“到此也须后悔。但多了不能改得。我只用甲子系年，下面注所改年号。”
《资治通鉴》：“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投降敌人同罚。”《史记》商君议更法，开头便有斩敌首、降敌两条赏罚，后面才有这两句比类之法。其实秦人崇尚战功，所以以这两条为更法之首。司马光却节去了，只存后两句比类之法，遂使读者不见来历。司马光修书，凡与己意不合的，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资治通鉴》此类多矣。
《资治通鉴》：“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孻。”谓收之为奴婢，不得比良民。有罪，民得以告之官而自杀之。
司马光论才、德处未尽。如此，则才都是不好的东西了！
有人问司马光才、德的辨析。回答说：“司马光的话不是不对，但语脉有病。才如何全做不好？人有刚明果决的才，这自是好。德，亦有所谓‘昏德’。若块然无能为，亦何取于德？德是得诸己，才是所能为。若以才德兼全为圣人，却是圣人又夹杂个不好。”
才有好的，有不好的；德有好的，有不好的。德者，得之于己；才者，能有所作为。如司马光所言，才是不好的。既才是不好的，又说“才德兼全谓之圣人”，则圣人一半是不好的！司马光的话多说得偏，谓之不是则不可。
问：“司马光说：‘聪明强毅之谓才。’聪明恐只是才，不是
德。」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尧舜皆曰『聪明』，又曰『钦明』，又曰『文明』，岂可只谓之才！如今人不聪明，便将何者唤作德也？」
译德。」回答说：「司马光的话是有问题的。尧和舜都被称为『聪明』，又被称为『钦明』，还被称为『文明』，怎么可以仅仅把这称作才能呢！如果现在的人不聪明，那又拿什么来叫做德呢？」
温公以正直中和为德，聪明强毅为才。先生曰：「皆是德也。圣人以仁智勇为德。聪明便是智，强毅便是勇。」赐。
陈仲亨问诸儒才、德之说。曰：「合下语自不同。如说『才难』，须是那有德底才。高阳氏才子八人，这须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将才对德说，则如『周公之才之美』样，便有是才更要德。这个合下说得自不同。」又问智伯五贤。曰：「如说射御足力之类，也可谓之才。」
温公通鉴不信「四皓」辅太子事，谓只是叔孙通谏得行。意谓子房如此，则是胁其父。曰：「子房平生之术，只是如此。唐太宗从谏，亦只是识利害，非诚实。高祖只是识事机，明利害。故见『四皓』者辅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为之矣。叔孙通嫡庶之说如何动得他！又谓高祖平生立大功业过人，只是不杀人。温公乃谓高祖杀四人，甚异。事见考异。其后一处所在，又却载四人。又不信剧孟事，意谓剧孟何以为轻重！然又载周丘，其人极无行，自请于吴，云去呼召得数万人助吴。如子房剧孟，皆温公好恶所在。然着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温公此样处议论极纯。」因论章惇言温公义理不透曰：「温公大处占得多。章小黯，何足以知大处！」
温公谓魏为正统。使当三国时，便去仕魏矣。
胡致堂云：「通鉴久未成书。或言温公利餐钱，故迟迟。温公遂急结束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见管见后唐庄宗「六月甲午」条下。
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学蒙。
稽古录有不备者，当以通鉴补之。温公作此书，想在忙里做成，元无义例。
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官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接续读去，亦好。末后一表，其言如蓍龟，一一皆验。宋莒公历年通谱与此书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一好书，但难得本子。高峻唐人。通鉴中亦多取之。
匡衡传、司马公史论、稽古录、范唐鉴，不可不读。
致堂管见方是议论。唐鉴议论弱，又有不相应处。前面说一项事，末又说别处去。
唐鉴欠处多，看底辨得出时好。
唐鉴多说得散开无收杀。如姚崇论择十道使患未得人，它自说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贬其说。
范唐鉴第一段论守臣节处不圆。要做一书补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资质浑厚，说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疏，多不入理。终守臣节处，于此亦须有些处置，岂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议论，岂不为英雄所笑！扬录云：「程门此人最好。然今看，都只是吕与叔紧。」
「范唐鉴首一段专是论太宗本原，然亦未尽。太宗后来做处尽好，只为本领不是，与三代便别。」问：「欧阳以『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赞之，无乃太过？」曰：「只为欧公一辈人寻常亦不曾理会本领处，故其言如此。」
范氏以武王释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诛高德儒。此亦据他眼前好处恁地比并，也未论到他本原处。似此样，且宽看。若一一责以全，则后世之君不复有一事可言。
唐鉴白马之祸，欧公论不及此。
唐鉴议论，觉似迂缓不切。考其意，盖王介甫秉政，造新法，神考专意信之，以为真可以振起国势，一新其旧，故范氏之论每以为此惟在人主身心之间而不在法。如言，丰财在于节用，神考曰：「岂有着破皁袄、破皮鞋，即能致国富邪！」公谨。
唐鉴意正有疏处。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
伯恭晚年谓人曰：「孙之翰唐论胜唐鉴。」要之，也是切于事情，只是大刚却不正了。唐鉴也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及杨炎二税之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善云尔。他也是见熙宁间详于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
译司马光以正直中和为德行，以聪明强毅为才能。先生说：“这些都是德行。圣人以仁、智、勇为德行。聪明就是智，强毅就是勇。”赐记录。
陈仲亨问各位儒者关于才、德的学说。先生说：“起初的说法自然不同。比如说到‘才难’，必须是那有德行的才。高阳氏的八位才子，这必须是有德又有才的。如果是将才与德相对立来说，就像‘周公之才之美’那样，便意味着有了才还要有德。这个起初的说法自然不同。”又问智伯的五贤。先生说：“像说射箭、驾车、体力充足之类，也可以称为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不相信“四皓”辅佐太子的事情，认为只是叔孙通劝谏得以实行。意思是说张良这样做，那就是胁迫他的父亲。先生说：“张良平生的权术，只是如此。唐太宗听从谏言，也只是识别利害，并非诚实。汉高祖只是识别事机，明白利害。所以看到‘四皓’辅佐太子，便知道这是得人心的，可以让他做太子了。叔孙通嫡庶的说法怎么能动摇他！又说汉高祖平生建立大功业超过常人，只是不杀人。司马光却说汉高祖杀了四个人，很奇怪。事情见于《考异》。后来一处记载，却又载了四个人。又不相信剧孟的事情，意思是剧孟凭什么能影响轻重！然而又记载周丘，此人极无品行，自己向吴王请求，说去呼召能得到数万人帮助吴王。像张良、剧孟，都是司马光好恶所在。然而记载其事并立论以阐明它是可以的，怎么可以以有无其事作为褒贬？司马光这样的议论极为纯正。”于是论及章惇说司马光义理不通透，先生说：“司马光在大处占得多。章惇见识浅陋，哪里足以知道大处！”
司马光认为魏是正统。如果处在三国时期，就会去魏国做官了。
胡致堂说：“《资治通鉴》很久没有成书。有人说司马光贪图餐钱，所以迟迟不完成。司马光于是急忙结束了。所以唐五代部分多繁冗。”见于《管见》后唐庄宗“六月甲午”条下。
司马光的话像桑麻谷粟一样实用。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想着让太子诸王学习。恐怕《资治通鉴》难读，且看一部《稽古录》。人家子弟如果先看了这个，便是一部古今史在肚子里了。学蒙记录。
《稽古录》有不完备的地方，应当用《资治通鉴》来补充。司马光写这本书，想在忙碌中完成，原本没有义例。
《稽古录》一书，可以备讲筵官僚进读。小孩读完六经后，令其接续读下去，也好。最后的一表，其言如蓍龟般灵验，一一都应验。宋莒公的《历年通谱》与此书相似，但不如司马光有法度。高氏《小史》也是一本好书，但难得本子。高峻是唐人。《资治通鉴》中亦多取用他的书。
《匡衡传》、司马光史论、《稽古录》、《范唐鉴》，不可不读。
胡致堂的《管见》才是议论。《唐鉴》议论软弱，又有不相应之处。前面说一项事，末尾又说别处去。
《唐鉴》欠缺之处多，看的人能辨别出来才好。
《唐鉴》多说得散开无收束。比如姚崇论择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己说得意好，不知范氏为何却贬低他的说法。
《范唐鉴》第一段论守臣节处不圆满。要做一书补之，不曾做得。范氏此文草率得很。其人资质浑厚，说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粗疏，多不入理。终守臣节处，在此也须有些处置，岂可便如此结束了！如此议论，岂不为英雄所笑！杨录说：“程门此人最好。然今看，都只是吕与叔紧密。”
“《范唐鉴》首一段专是论太宗本原，然亦未尽。太祖后来做处尽好，只为本领不是，与三代理便不同。”问：“欧阳修以‘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赞之，无乃太过？”曰：“只为欧公一辈人寻常亦不曾理会本领处，故言如此。”
范氏以武王释放箕子、封比干的事，比太宗诛高德儒。此亦据他眼前好事如此比并，也未论到他本原处。像这样，且宽看。若一一责以全备，则后世之君不复有一事可言。
《唐鉴》白马之祸，欧阳修论不及此。
《唐鉴》议论，觉似迂缓不切。考其意，大概王安石秉政，造新法，神宗专意信之，以为真可以振起国势，革新旧弊，故范氏之论每以为此惟在人主身心而在不在法。如言，丰财在于节用，神宗曰：“岂有着破皁袄、破皮鞋，即能致富国邪！”公谨记录。
《唐鉴》意正有疏漏处。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
伯恭晚年谓人曰：“孙之翰《唐论》胜《唐鉴》。”要之，也是切于事情，只是大体却不正了。《唐鉴》也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制及杨炎两税法，说得都无收束。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之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善云耳。他也是见熙宁间详于制度，故有激发而言。要之，只那有激发，便
不平正。
或说「二气五行，错揉万变」。曰：「物久自有弊坏。秦汉而下，二气五行自是较昏浊，不如太古之清明纯粹。且如中星自尧时至今已自差五十度了。秦汉而下，自是弊坏。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个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终不能如太古。」或云：「本然底亦不坏。」曰：「固是。」论历代。
译（世道）不平正。
有人说道：“阴阳二气与五行，交错揉合，变化万千。”回答说：“事物长久之后，自然会有弊病和败坏。秦汉以后，阴阳二气和五行自然是比较昏浊的，不如太古时期那样清明纯粹。就像中星，从尧帝时代到现在，已经偏差了五十度了。秦汉以后，自然是弊坏衰落了。等到光武帝兴起，整顿得稍微好了一些，后来又不好了。又等到唐太宗兴起，整顿得稍微好了一些，后来又不好了。终究不能像太古时期那样。”有人说道：“本来如此的本体也是不会败坏的。”回答说：“确实是这样。”（这是）论述历代兴衰。
周自东迁之后，王室益弱，畿内疆土皆为世臣据袭，莫可谁何。而畿外土地亦皆为诸侯争据，天子虽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郑桓公，都是先用计，指射郐地，罔而取之，亦是无讨土地处。此后王室子孙，岂复有疆土分封！某常以为郡县之事已萌于此矣。至秦时，是事势穷极，去不得了，必须如此做也。以下春秋。
权重处便有弊：宗室权重，则宗室作乱，汉初及晋是也；外戚权重，则外戚作乱，两汉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晋惠公得国，便不纳群公子。文公之入，即杀怀公。此乃异日六卿分晋之兆。
问：「春秋时，良法美意尚有存者。」曰：「去古愈近，便古意愈多。」
成周之时，卿士甚小。到后来郑武公们为王卿士，便是宰相，恰如后世侍中、中书令一般。
论周称「卿士」不同：「在周官六卿之属言之，则卿士乃是六卿之士也。徒几人，士几人。如『皇父卿士，番为司徒』，如『周人将畀虢公政』，亦卿士。『卿士惟月』，卫武公为平王卿士之类，则这般之职，不知如何。」小蒙。
封建世臣，贤者无顿身处，初间亦未甚。至春秋时，孔子事如何？
楚地最广，今之襄汉皆是，尽是强大。齐晋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缘他极强大，所以齐威晋文责之，皆是没紧要底事。威公岂不欲将僭王猾夏之事责之？但恐无收杀，故只得如此。至如晋文城濮之战，依旧委曲还他许多礼数，亦如威公之意。然此处亦足以见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设使威文所以责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连祸结，何时而已！到得战国，斩首动是数万，无复先王之意矣！
问扬：「管仲子产如何？」扬谓：「管仲全是功利心，不好。子产较近道理。圣人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然只就得如此，如何？是本原头有病否？」曰：「是本原杂。」问：「傅全美谓范文正所为似子产，谓细腻。是否？」曰：「文正疏，决不相似。」「亦粗。」曰：「只是杂。」
管仲内政士卿十五，乃战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亲上之义。夫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虽霸者之道，亦必如此。
问：「晋伐原以示信，大搜以示礼，此是信礼否？」曰：「此是假礼信之名以欺人，欲举而用之，非诚心也。如汤之于葛，葛云『无以供粢盛』，『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云『无以供牺牲』，『汤使人遗之牛羊』。至于不得已而后征之，非是以此饵之，而图以杀之也。」又云：「司马迁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皆是降阴德以分纣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诚于为民者若此。」又云：「汉高祖取天下所谓仁义者，岂有诚心哉！其意本谓项羽背约。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谓缟素发丧之举，其意何在？似此之谋，看当时未必不是欲项羽杀之而后罪之也。」
因论宁武子，义刚言：「春秋时识义理者多。」曰：「也是那时多世臣，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晓义理。古时君臣都易得相亲，天下有天下之君臣，淳录云：「大处有大君臣，小处有小君臣。」一国有一国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汉以来，便都辽绝。今世如士人，犹略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去京师动数千里，它晓得甚么君臣！本朝但制兵却有古意。太祖军法曰：『一阶一级，皆归服事之仪。』故军中阶级却严，有定分。」淳录略。
鬻拳只是个粗豪人，其意则忠，而其事皆非理，不足言也。
子升问伍子胥。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谓之乱臣贼子，亦未可。」又问：「还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为通论否？」曰：「古人自有这般事，如不为旧君服之义可见。后世天下一家，事体又别。然亦以其出亡之故。若曾臣事之，亦不可也。」又问：「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孙曾如何？」曰：「世数渐远，终是渐轻，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
译周朝自从东迁之后，王室更加衰弱，王畿内的疆土都被世袭的大臣占据承袭，无可奈何。而王畿以外的土地也都被诸侯争夺占据，天子虽然想要分封却做不到。比如封郑桓公，都是先用计谋，指着郐国之地，欺骗并夺取它，这也是无处讨要土地。此后王室的子孙，哪里还有疆土可以分封！我常常认为郡县制的事已经在此萌芽了。到了秦朝，是事势穷极，不得不如此，必须这样做。以下讲春秋。
权重之处便有弊端：宗室权重，则宗室作乱，汉朝初年和晋朝就是这样；外戚权重，则外戚作乱，两个汉朝就是这样。春秋时的国君大多驱逐宗族。晋惠公得到国家，就不接纳群公子。晋文公回国即位，就杀了怀公。这是后来六卿瓜分晋国的征兆。
问：“春秋时，良法美意还有存在的。”回答说：“离古代越近，古代的风气就越多。”
成周的时候，卿士的职位很小。到后来郑武公等人担任王的卿士，就是宰相，恰如后世的侍中、中书令一般。
论周称“卿士”的不同：“从周官六卿的属下来讲，那么卿士乃是六卿的士。徒几人，士几人。如‘皇父为卿士，番为司徒’，如‘周人将把政事交给虢公’，也是卿士。‘卿士惟月’，卫武公担任平王的卿士之类，那么这样的职位，不知如何。”小蒙。
封建世袭的大臣，贤能的人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起初也不严重。到了春秋时，孔子的情况如何？
楚国土地最广，现在的襄阳、汉水一带都是，尽是强大。齐国、晋国如果不称霸，楚国必定吞并周朝而拥有天下。因为它极其强大，所以齐桓公、晋文公责备它，都是无关紧要的事。齐桓公难道不想将僭越称王、扰乱华夏的事责备它吗？只是恐怕没有收场，所以只得这样。至于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依旧委婉地还它许多礼数，也如齐桓公的意思。然而这里也足以看见先王不忍伤害百姓的意思尚未泯灭。假使齐桓公、晋文公责备它时不少加宽容，它一定不肯服从。战争连绵祸患不断，何时才结束！到了战国，斩首动不动就是数万，不再有先王的意思了！
问扬：“管仲、子产怎么样？”扬说：“管仲全是功利心，不好。子产比较接近道理。圣人称赞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然而只得到这样，怎么样？是本原头有病吗？”回答说：“是本原杂乱。”问：“傅全美说范仲淹所做的像子产，说细腻。是吗？”回答说：“范仲淹疏阔，决不相像。”“也粗。”回答说：“只是杂乱。”
管仲内政士卿十五，是战士。所以教导他们孝悌忠信，尊崇君主亲近上级的义理。孔子说：“用没有教化的百姓去作战，叫做抛弃他们。”所以即使是霸者的道，也必须这样。
问：“晋国攻打原国以显示信用，大阅兵以显示礼制，这是信礼吗？”回答说：“这是假借礼信的名义来欺骗人，想要举事而使用它，不是诚心。如商汤对待葛国，葛国说‘没有用来祭祀的谷物’，‘商汤派亳地的百姓去为他们耕种’；葛国说‘没有用来祭祀的牺牲’，‘商汤派人送他们牛羊’。到了不得已然后征伐它，不是用这些引诱他们，而图谋杀死他们。”又说：“司马迁说，文王治理岐地，‘耕种者九分抽一，做官者世袭俸禄’，都是降下阴德来分割纣王的天下。不知道文王诚心为民是这样的。”又说：“汉高祖取得天下所谓仁义，哪里有诚心呢！他的本意是说项羽违背约定。等到新城，遇到三老董公拦路的话，才假借这个名义，来纠正他的罪过。所谓穿白衣发丧的举动，他的意思在哪里？像这样的谋略，看当时未必不是想项羽杀了他然后定罪他。”
因为谈论宁武子，义刚说：“春秋时懂得义理的人多。”回答说：“也是那时多世袭大臣，君臣的分别密切，他们的情义自然不能相舍，不是都懂得义理。古代君臣都容易相亲，天下有天下的君臣，淳录说：‘大处有大君臣，小处有小君臣。’一国有一国的君臣，一家有一家的君臣。自秦汉以来，就都疏远了。现在世上如士人，还略知有君臣的分别。如果是农夫，去京城动不动数千里，他懂得什么君臣！本朝只有制兵却有古意。太祖军法说：‘一阶一级，都归服事的礼仪。’所以军中阶级却严格，有定分。”淳录略。
鬻拳只是个粗豪人，他的心意则忠，而他的事情都不合理，不值得说。
子升问伍子胥。回答说：“‘父亲不被诛杀，儿子报仇，可以。’称为乱臣贼子，也不可以。”又问：“还是因为他出亡在外来说，也可以作为通论吗？”回答说：“古人自有这样的事，如不为旧君服丧的义理可见。后世天下一家，事体又不同。然而也因为他出亡的缘故。如果曾经臣事过他，也不可以。”又问：“父亲死不是他的罪，儿子也可以做官吗？”回答说：“不可以。”“孙子曾孙怎么样？”回答说：“世数渐远，终究是渐轻，也有可以做官的道理。但不做官的是正
仕者权也。」
越栖会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其种散，史记。故后号为「百越」。此间处处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垒，皆是诸越旧都邑也。春秋末，楚地最广，盖自初间并吞诸蛮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亳之蓼，皆是。初间若不得齐威管仲，看他气势定是吞周室。以此观之，孔子称管仲之功，岂溢美哉？吴之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后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往吴，教之射御战阵。这两人所以不向齐晋那边去，也是见得齐晋都破坏了。兼那时如阖闾夫差勾践几人，皆是蛮夷中之豪杰。今浙间是南越，地平广，闽广是东越，地狭多阻。南丰送李柳州，误谓柳为南越。
译做官的人掌握着权柄。”
越国曾退守会稽，其根本之地在平江。楚国攻破越国后，越人的族群四散，这是《史记》中记载的。因此后来被称为“百越”。这一带到处都有越人，山上多有小型的城郭和旧时的营垒，这些都是各支越族旧日的都城和邑落。春秋末期，楚国的疆域最为广阔，大概是从起初兼并吞并各蛮族而占有他们的土地。例如淮南的舒地，宿、亳一带的蓼地，都是如此。起初如果楚国没有得到齐国的管仲（注：此处原文逻辑似有讹误，通常指若无管仲助齐或齐未强，或指楚若得管仲之才），看它的气势必定会吞并周王室。由此看来，孔子称赞管仲的功绩，难道会是过分赞美吗？吴国之所以能够攻破楚国，也是因为楚平王以后楚国日渐衰败削弱，又恰好使得伍子胥这样的人才得以发挥作用。先前又有申公巫臣前往吴国，教他们射箭、驾车和战阵之法。这两个人之所以不投奔齐国和晋国，也是因为他们看出齐国和晋国都已经衰败了。况且当时像阖闾、夫差、勾践这几个人，都是蛮夷中的豪杰。如今浙江一带是南越，地势平坦广阔；福建和广东一带是东越，地域狭小且多险阻。南丰先生送李柳州时，错误地称柳州为南越。
越都会稽，今东门外所在。土地只如今阔狭。后并吴了，却移都平江，亦名会稽。秦后于平江立会稽郡。吴越国势人物亦不争多，越尚着许多气力。今虏何止于吴！所以图之者，又不及越，如何济事？今做时，亦须着吃些艰辛，如越始得范蠡文种，未是难。二人皆在越笼络中，此是难。某在绍兴，想象越当时事，亦自快人。越止一小国，当时亦未甚大段富贵。在越自克如此，亦未是难事。然自越之后，后来不曾见更有一人似之，信立事之难也！
「范蠡载西子以往。王铚性之言，历考文书无此事。其原出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吴会，一舸随鸱夷。』王解此意又不然。」曰：「王性之不成器。如这般发事，渠读书多，考究得甚精且多也。」
义刚论田子方「贫贱骄人」之说，虽能折子击，却非知道者之言。不成我贫贱便可凌人，此岂忘乎贫贱富贵者哉？陈仲亨不以为然，次日请问。先生曰：「他是为子击语意而发，但子方却别有个意思。它后面说『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此是说我只是贫贱，不肯自诎。『说大人则藐之』，孟子也如此说。虽曰圣人『无小大，无敢慢』，不肯如此说，但视那为富贵权势所移者有间矣。圣人气象固不如此，若大贤以下，则未免如是。」以下战国。
赵武灵王也是有英气，所以做得恁地。也缘是他肚里事，会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这些子。如后来立后一乖，也是心不正后，感召得这般事来。
问：「乐毅伐齐，文中子以为善藏其用，东坡则责其不合妄效王者事业以取败。二说孰是？」曰：「这是他们爱去立说，后都不去考教子细。这只是那田单会守后，不柰他何。当时乐毅自是兼秦魏之师，又因人怨愍王之暴，故一旦下齐七十余城。及既杀了愍王，则人心自是休了。它又怕那三国来分他底，连忙发遣了它。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单也忠义，尽死节守那二城。乐毅不是不要取它，也煞费气力，被它善守，后不柰他何。乐毅也只是战国之士，又何尝是王者之师？它当时也恣意去卤掠，正如孟子所谓『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不过如此举措。它当时那鼎也去扛得来，他岂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单与他皆会。两个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乐毅也煞费气力，但取不得。及用骑劫则是大段无能，后被田单使一个小术数子，便乘势杀将去。便是国不可以无人，如齐但有一田单，尽死节恁地守，便不柰他何。」
常先难而后易，不然，则难将至矣。如乐毅用事，始常惧难，乃心谨畏，不敢忽易，故战则虽大国坚城，无有不破者。及至胜，则自骄，胆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寿昌。
乐毅莒即墨之围，乃用师之道当如此，用速不得。又齐愍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则人复惜之，不忍尽亡其国。即墨又有田单，故下之难。使毅得尽其策，必不失之。光武下一城不得。明帝谓下之太速。
义刚曰：「蔺相如其始能勇于制秦，其终能和以待廉颇，可谓贤矣。但以义刚观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术待秦，乃为善谋。盖柔乃能制刚，弱乃能胜强。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区区之赵而斗强秦。若秦奋其虎狼之威，将何以处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说，大故取它。说它不是战国之士，此说也太其实它只是战国之士。龟山亦有一说，大概与公说相似，说相如不合要与秦争那璧。要之恁地说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赵国相传以此为宝，若当时骤然被人将去，则国势也解不古人传国皆以宝玉之属为重，若子孙不能谨守，便是不孝。当时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杀他后，方恁地做。若其它人，则是怕秦杀了，便不敢去。如蔺相如岂是孟浪恁地做？它须是料度得那秦过了。战国时如此等也多。黄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当时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声，只恁休了。」
春秋时相杀，甚者若相骂然。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史迁
译越国的都城在会稽，就是现在东门外那个地方。土地的宽窄和现在一样。后来吞并了吴国，就把都城迁到平江，也叫会稽。秦朝以后在平江设立会稽郡。吴越两国的国势和人才差不多，越国却费了那么多气力。现在金人何止占据吴地！所以谋划对付他们的人，又比不上越国，怎么能成事？现在做事，也必须吃些辛苦，像越国那样才得到范蠡、文种，这还不算难。这两个人都在越国的掌控之中，这才是难处。我在绍兴，想象越国当时的事，也觉得很痛快。越国只不过是一个小国，当时也不怎么富贵。在越国自己克制自己做到这样，也不算难事。然而自从越国之后，后来不曾再见到有一个人像它那样，确实立大事很难啊！
“范蠡带着西施前往。王铚字性之说，查考文书没有这件事。它的来源出自杜牧的诗句：‘西子下吴会，一舸随鸱夷’。王铚解释这个意思又不对。”说：“王性之不成器。像这样提出问题，他读书多，考究得很精细且多。”
义刚谈论田子方“贫贱骄人”的说法，虽然能驳倒魏太子击，却不是懂道的人说的话。难道我贫贱就可以凌辱别人，这哪里是忘记了贫贱富贵的人呢？陈仲亨不以为然，第二天请问。先生说：“他是针对太子击的话意而发的，但田子方却另有一番意思。他后面说‘言论不被采纳，行为不合心意，就穿上鞋离开’，这是说我只是贫贱，不肯自己委屈。‘劝说大人就轻视他’，孟子也这样说。虽然说圣人‘不分大小，不敢怠慢’，不肯这样说，但看待那些被富贵权势所动摇的人就有区别了。圣人的气象固然不这样，如果是大贤以下的人，就难免这样。”以下是战国时期的内容。
赵武灵王也有英气，所以能做得那样。也因为他心里有主意，能那样做，但他不该只依靠这些。像后来立王后一事错了，也是心不正之后，感召来这样的事。
问：“乐毅攻打齐国，文中子认为他善于隐藏自己的才能，东坡则责备他不该妄图效法王者的事业以致失败。两种说法哪个对？”说：“这是他们喜欢立论，后来都不去仔细考察。这只是因为田单善于防守，拿他没办法。当时乐毅自然是兼有秦魏的军队，又因为人们怨恨齐愍王的残暴，所以一下子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等到杀了齐愍王，人心自然就平息了。他又怕那三国来瓜分他的土地，连忙打发他们走。以燕国的力量，也只能做到这样。再加上田单也忠义，拼死守那两座城。乐毅不是不想夺取它们，也费了很大气力，被他善于防守，后来拿他没办法。乐毅也只是战国之士，又何尝不是王者的军队？他当时也肆意掠夺，正如孟子所说的‘毁坏他的宗庙，迁移他的重器’，不过如此举措。他当时把鼎也扛来了，他难道不要那些东西？但是田单和他都擅长。两人相遇，智勇相争，相持三年。即使是乐毅也费了很大气力，但取不下来。等到用骑劫则是大大无能，后来被田单使用一个小计谋，就乘势杀将过去。可见国家不可以没有人，像齐国只要有一个田单，拼死守那样，就拿他没办法。”
常常先难后易，不然，困难就要来了。像乐毅用兵，开始常怕困难，心里谨慎畏惧，不敢轻忽，所以作战时即使是大国坚城，没有不攻破的。等到胜利了，就自骄，胆大而且倚仗兵强，因而去攻那两座城，也攻不下。寿昌。
乐毅包围莒和即墨，是用兵之道应当这样，不能求速。又齐愍王，人们多背叛他；等到他死了而他的儿子立在莒，人们又爱惜他，不忍心让他的国家完全灭亡。即墨又有田单，所以攻下它很难。假使乐毅能尽展他的策略，必定不会失掉它。光武帝攻下一座城不得。明帝说攻下得太快。
义刚说：“蔺相如起初能勇于制服秦国，最终能和以待廉颇，可以说是贤人了。但以义刚看来，假使相如能用对待廉颇的方法来对待秦国，才是善谋。大概柔能制刚，弱能胜强。现在却想用匹夫之勇，倚仗小小的赵国去对抗强大的秦国。如果秦国奋起虎狼之威，将怎么处置？现在能让秦国不加兵的原因，只是侥幸成功罢了。”先生说：“子由有一段话，大故取它。说它不是战国之士，这话也太实在它只是战国之士。龟山也有一段话，大概与公说相似，说相如不该要和秦国争那块璧。总之那样说也不行。和氏璧也是赵国相传以此为宝，如果当时骤然被人拿走，那么国势也解不古人传国都以宝玉之类为重，如果子孙不能谨守，就是不孝。当时秦国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定秦国不敢杀他之后，才那样做。如果是其他人，就是怕秦国杀了，就不敢去。像蔺相如难道是轻率那样做？他必须料度那秦国过了。战国时这样的事也多。黄歇取回楚太子，也是这样。当时被他取回了，秦国也不曾做声，就这样罢了。”
春秋时互相杀害，严重的像互相辱骂一样。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史迁
言不足信。败则有之，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将几多所在！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谓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窥山东之类，何尝有等事？皆史之溢言。
译言语不足以让人相信。战败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果说把四十万人全部坑杀，那需要多大的地方啊！况且赵国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怎么会有四十万人甘愿束手就擒、接受死亡呢？这绝对不可信。又说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兵窥视崤山以东之类的话，哪里有过这样的事呢？这些都是史书中的夸大之辞。
常疑四十万人死，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
「常思孙膑料庞涓暮当至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僩曰：「使其不烛火看白书，则如之何？」曰：「膑料庞涓是个絮底人，必看无疑。此有三样：上智底人，他晓得必不看；下智呆底人，亦不必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则堕其机矣。尝思古今智士之谋略诡谲，固不可及。然记之者能如此曲折书之而不失其意，则其智亦不可及矣。」
燕丹知燕必亡，故为荆轲之举。
术至韩非说难，精密至矣。苏张亦尚疏。
陈仲亨问：「合从便不便？」曰：「温公是说合从为六国之便。观当时合从时，秦也是惧。盖天下尽合为一，而秦独守关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长策。但它几个心难一，如何有个人兜揽得他，也是难。这个却须是如孟子之说方得。『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人皆引领而望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孟子只是责办于己。设使当时有仁政，则如大旱之望云霓，民自归之。秦虽强，亦无如我何。」义刚问：「苏秦激怒张仪，如秦人皆说它术高，窃以为正是失策处。」曰：「某谓未必有此事。所谓『激怒』者，只是苏秦当时做得称意，后去欺那张仪。而今若说是苏秦怕秦来败从，所以激张仪入秦，庶秦不来败从，那张仪与你有甚人情？这只是苏秦之徒见他做倒了这一着后，妆点出此事来谩人。」夔孙录云：「因说苏秦激张仪入秦事，曰：『某尝疑不恁地做得拙。苏秦岂不知张仪入秦，会翻了他？想是苏秦输了这一筹，其徒遂装撰此等说话。』」人杰录云：「常疑苏秦资送张仪入秦事，恐无此理。当时范睢蔡泽之徒，多是乘人间隙而夺之位，何尝立得事功！吴起务在富国强兵，破游说之言。纵横者若是立脚务实，自不容此辈纷纭挠乱也。」
问：「关中形胜，周用以兴，到得后来，秦又用以兴。」曰：「此亦在人做。当春秋时，秦亦为齐晋所轧，不得伸。到战国时，六国又皆以夷狄摈之，使不得与中国会盟。及孝公因此发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后来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会做底，故相继做起来。若其间有一二君昏庸，则依旧做坏了。以此见得形胜也须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睢倾穰侯之故，却尽收得许多权柄，秦遂益强，岂不是会？」以下秦。
陈仲亨以义刚所疑问云：「商鞅说孝公帝王道不从，乃说以伯道。鞅亦不晓帝王道，但是先将此说在前者，渠知孝公决不能从，且恁地说，庶可以坚后面伯道之说耳。」先生曰：「鞅又如何理会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头去挥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说，只是欲人知道我无所不晓。」义刚问：「不知温公削去前一截，是如何？」曰：「他说无此事，不肯信。」又问：「如子房招『四皓』，伊川取之，以为得『纳约自牖』之义，而温公亦削之，如何？」曰：「是他意里不爱，不合他意底，则削去。某常说，陈平说高祖曰，项王能敬人，故多得廉节之士。大王慢侮人，故廉节之士多不为用，然廉节士终不可得。臣愿得数万斤金以间疏楚君臣。这便是商鞅说孝公底一般。他知得高祖决不能不嫚侮以求廉节之士。但直说他，则恐未必便从，故且将去吓他一吓。等他不从后，却说之，此政与商鞅之术同。而温公也削去。若是有此一段时，见得他说得有意思；今削去了，则都无情意。他平白无事，教把许多金来用，问高祖便肯。如此等类，被他削去底多，如何恁地得？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里。其间自有许多事，若是不好底便不载时，孔子一部春秋便都不是了。那里面何所不有！」元本云：「商鞅先以帝王说孝公，此只是大拍头挥他底。它知孝公必不能用得这说话，且说这大话了，却放出那本色底来。通鉴削去前一节，温公之意谓鞅无那帝王底道理，遂除去了。温公便是不晓这般底人。如条侯击吴楚，到洛阳，得剧孟，隐若一敌国，亦不信。他说道，
译我常怀疑四十万人被坑杀的事，恐怕只是司马迁在文章中这样写，未必真的能全部坑杀这么多人。
“我常想，孙膑预料庞涓傍晚时会到达马陵，怎么能预料得如此准确？”黄僩说：“如果庞涓不点燃火把看树上的白字，那会怎样？”回答说：“孙膑预料庞涓是个做事不周密的人，一定会看，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有三类人：上智的人，他知道一定不去看；下智愚笨的人，也不必去看；中智的人一定会看，看了就落入他的圈套了。我曾想，古今智士的谋略诡诈，固然难以企及。然而记录这些事迹的人能够如此曲折地书写而不失其本意，那么他们的智慧也是难以企及的。”
燕丹知道燕国必定灭亡，所以做出了派遣荆轲刺秦的举动。
权术到了韩非的《说难》篇，已经精密到了极点。苏秦、张仪相比之下还显得粗疏。
陈仲亨问：“合纵有利还是不利？”回答说：“司马光是说合纵对六国有利。看当时合纵的时候，秦国也是害怕的。因为天下都联合成一个整体，而秦国独自守着关中那一小块地方，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那几个人心难以统一，怎么会有一个人能兜揽得住他们，这也是很难的。这个却必须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才行。‘如果有不喜好杀人的君主，那么天下的人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效法周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定能在天下执政。’孟子只是要求在自己身上努力。假使当时有仁政，那么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百姓自然归附。秦国虽然强大，也拿我们没办法。”黄义刚问：“苏秦激怒张仪，像秦国人那样都说他权术高超，我私下认为这正是失策的地方。”回答说：“我认为未必有这件事。所谓‘激怒’，只是苏秦当时做得称心如意，后来去欺骗那张仪。现在如果说苏秦怕秦国来破坏合纵，所以激张仪入秦，希望秦国不来破坏合纵，那张仪与你有什么人情关系？这只是苏秦的门徒看到他做成了这一着之后，编造出这件事来欺骗世人。”夔孙记录说：“因为谈论苏秦激张仪入秦的事，先生说：‘我曾怀疑不会做得这么拙劣。苏秦难道不知道张仪入秦，会翻了他的局吗？想是苏秦输了这一筹，他的门徒于是编造了这类说话。’”人杰记录说：“我常怀疑苏秦资助张仪入秦的事，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当时范睢、蔡泽之类的人，多是乘人之危夺取职位，何曾建立过事功！吴起致力于富国强兵，破除游说之言。纵横家如果立足务实，自然不容许这类人纷纭扰乱。”
问：“关中地势险要，周朝凭借它兴起，到了后来，秦国又凭借它兴起。”回答说：“这也在于人的作为。在春秋时，秦国也被齐、晋所压制，不能伸展。到战国时，六国又都把它当作夷狄排斥，使它不能与中原各国会盟。等到秦孝公因此发愤，招致商鞅并任用他，于是变得强大。后来又得到秦惠文王、秦昭襄王，都是会做事的君主，所以相继兴盛起来。如果其中有一两个君主昏庸，就又做坏了。由此可以看出，地势险要也必须要有合适的人相辅佐。”接着说：“秦昭王因为范睢倾覆穰侯的缘故，却收回了许多权柄，秦国于是更加强大，这难道不是会做事吗？”以下是关于秦国的内容。
陈仲亨根据黄义刚的疑问说：“商鞅游说秦孝公，帝王之道不被采纳，于是游说以霸业之道。商鞅也不懂帝王之道，只是先把这个说法放在前面，他知道孝公决不会听从，暂且这样说，或许可以坚定后面霸业之道的说法罢了。”先生说：“商鞅又怎么懂得帝王之道！只是大拍马屁去迎合那秦孝公罢了。他知道孝公是行不通的，他那样说，只是想要让人知道我没有不懂的。”黄义刚问：“不知道司马光删去前面那一截，是怎么回事？”回答说：“他说没有这件事，不肯相信。”又问：“比如张良招揽‘四皓’，程颐采纳它，认为符合‘纳约自牖’（通过窗户接纳简约的约定）的意义，而司马光也删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是他心里不喜欢，不符合他意思的，就删去。我常说，陈平游说高祖说，项王能敬重人，所以多得廉洁节操之士。大王轻慢侮辱人，所以廉洁节操之士多不被任用，然而廉洁节操之士终究不可得。臣希望得到数万斤黄金来离间疏远楚国的君臣。这就是商鞅游说孝公的那一套。他知道高祖决不能不轻慢侮辱以求得廉洁节操之士。但直接说给他听，恐怕未必马上听从，所以暂且拿这话吓唬他一下。等他不听从后，再说其他的话，这正与商鞅的权术相同。而司马光也删去了。如果有这一段，可以看出他说得有意思；现在删去了，就都无情意了。他平白无故，教把许多黄金来用，问高祖便肯。像这类事情，被他删去的很多，怎么能这样呢？善善恶恶，是是非非，都应该保存下来。其中自有许多事情，如果是不好的就不记载，那么孔子一部《春秋》就都不是了。那里面何所不有！”元本说：“商鞅先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这只是大拍马屁迎合他的。他知道孝公必定不能用这些话，暂且说了这大话，却放出那本色来。《通鉴》删去前面一节，司马光的意思认为商鞅没有那帝王之道的道理，于是除去了。司马光便是不懂这类人。比如周亚夫击吴楚，到洛阳，得到剧孟，隐若一敌国，也不相信。他说，”
如何得一个侠士，便隐若一敌国！不知这般人得之未必能成事，若为盗所得，煞会挠人。盖是他自有这般宾客，那一般人都信向他。若被他一下鼓动得去，直是能生事。又如陈平说高帝，谓项王下人，能得廉节之士。大王慢侮人，故嗜利无耻者归之。大王诚能去两短，集两长，则云云。然大王恣悔慢，必不得廉节之士。故劝捐数万斤金以间楚君臣。这也是度得高祖必不能下士，故先说许多话，教高祖亦自知做不得了，方说他本谋来，故能使人听信。某说此正与商鞅之术同，而温公亦削了。」夔孙录同。但云：「温公性朴直，便是不晓这般底人。得剧孟事也不信，谓世间都无这般底人。」
译如果能得到一位侠士，他便像隐伏着一个敌国一样！不知道这样的人，得到了未必能成就大事，如果被盗贼所得，却会极大地扰乱人心。这是因为侠士自有这样的宾客，那类人都信任他。如果被他们一鼓动，简直就能挑起事端。又如陈平游说高祖，说项王谦恭下士，所以能得廉节之士；大王傲慢轻侮人，所以嗜利无耻的人归附他。大王如果真的能去掉这两方面的短处，集合这两方面的长处，那么……然而大王恣意傲慢，必定得不到廉节之士。所以劝高祖捐出数万斤黄金来离间楚国的君臣。这也是揣度高祖必定不能谦恭下士，所以先说许多话，让高祖也自知做不到了，才说出他的本意，所以能使人听信。我说这正与商鞅的权术相同，而司马光也删去了这段记载。」夔孙的记录与此相同。只是说：「司马光性情朴实正直，便是不懂这类人。对于得到剧孟这件事也不相信，认为世间都没有这类人。」
以今观之，秦取六国当甚易，而秦甚难之。以古来无此样，不敢轻易。因说，后世篡夺难。大凡事前未有样者，不易做。
仲亨问开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东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谓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个横，一个直耳。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这便是陌；若是十个涂，恁地直在横头，又作一大沟，谓之洫，洫上有路，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则只恁地闲在那里。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开破了，遇可做田处，便垦作田，更不要恁地齐整。这『开』字非开创之『开』，乃开辟之『开』。蔡泽传曰：『破坏井田，决裂阡陌。』观此可见。这两句自是合掌说，后人皆不晓。唐时却说宽乡为井田，狭乡为阡陌。东莱论井田引蔡泽传两句，然又却多方回互，说从那开阡陌之意上去。」
问井田阡陌。曰：「已前人都错看了。某尝考来，盖陌者，百也；阡者，千也。井田一夫百亩，则为遂，遂上有径，此是纵，为陌；十夫千亩，则为沟，沟上有畛，此是横，为阡。积此而往，百夫万亩，则为洫，洫上有涂，涂纵，又为陌；千夫十万亩，则为浍，浍上有道，道横，又为阡。商鞅开之，乃是当时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为无用，一切破荡了。蔡泽传云『商君决裂阡陌』，乃是如此，非谓变井田为阡陌也。」僩录云：「人皆谓废古井田，开今阡陌云云。」
阡陌是井田路，其路甚大。废田，遂一齐开小了作田，故谓之「破井田，开阡陌」。
「伯恭言，秦变法，后世虽屡更数易，终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使伯恭为相，果能尽用三代法度否？」问：「后有圣贤者出，如何？」曰：「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又问：「贾生『仁义攻守』之说，恐秦如此，亦难以仁义守之。」曰：「它若延得数十年，亦可扶持整顿。只是犯众怒多，下面逼得来紧，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来，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扫除，不留种子。秦视六国之君，如坑婴儿。今年捉一人，明年捉两人，绝灭都尽，所以犯天下众怒。当时但闻『秦』字，不问智愚男女，尽要起而亡之！陈涉便做陈王，张耳便做赵王，更阻遏它不住。汉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阳、金、商、蓝田入关，节录作「从长安角上入关」。项羽自河北大路入关。及项羽尽杀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婴在也。」
秦以水德王，故数用六为纪。
五德相承，古人所说皆不定。谓周为木德，后秦以邹衍之说推之，乃以为火德。故秦以所不胜者承周，号水德。汉又承周不承秦。后又有谓汉非火德者。王莽又有云云。三代而上，未有此论。则东坡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者，又未必是。
咸阳在渭北，汉在渭南。秦建十月已久，通鉴不曾契勘。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
历代二
大乱之后易治，战国嬴秦汉初是也。
周太繁密，秦人尽扫了，所以贾谊谓秦「专用茍简自恣」之行。秦又太茍简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论汉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汉初承秦，扫去许多繁文，已是质了。学蒙录：「汉承焚灭之后，却有忠质底意。」
汉高祖私意分数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
汉兴之初，人未甚繁，气象[戋刂]地较好。到武宣极盛时，便有衰底意思。人家亦然。
或问：「高祖为义帝发丧是诈，后如何却成事？」曰：「只缘当时人和诈也无。如五伯假之，亦是诸侯皆不能假故也。」
伯谟问：「汪公史评说郦食其，说得好。」曰：「高祖那时也谩教他去，未必便道
译从今人的角度来看，秦国吞并六国应当很容易，但秦国却觉得非常困难。这是因为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有人说，后世的篡夺难以成功。大凡事前没有先例的事情，都不容易做。
仲亨问关于“开阡陌”的事。回答说：“阡陌就是井田制度中的道路。‘陌’是百的意思；‘阡’是千的意思。东西方向的道路叫阡，南北方向的道路叫陌。也有人说南北叫阡，东西叫陌。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但总之是一个横向，一个纵向罢了。比如百夫之田有遂，遂上有小路，这就是陌；如果有十个涂，这样直着在横路的尽头，又挖一条大沟，叫做洫，洫上有路，这就是阡。阡陌只是田地的边界。在阡陌之外有空地，就那样闲置在那里。所以先王要这样做，也只是要端正田界的界限，怕人们互相侵占。而商鞅却把这种界限打破了，遇到可以耕种的地方，就开垦成田地，不再那样整齐划一。这‘开’字不是开创的‘开’，而是开辟的‘开’。《蔡泽传》说：‘破坏井田，决裂阡陌。’看这句话就可以明白了。这两句话本是并列说的，后人都不理解。唐代却说宽乡是井田，狭乡是阡陌。吕祖谦论述井田时引用了《蔡泽传》的这两句话，却又多方曲折，说从‘开阡陌’的意思上去理解。”
问关于井田和阡陌的事。回答说：“以前的人都看错了。我曾经考证过，大概‘陌’是百的意思；‘阡’是千的意思是。井田中一夫百亩，则有遂，遂上有径，这是纵向的，叫做陌；十夫千亩，则有沟，沟上有畛，这是横向的，叫做阡。以此类推，百夫万亩，则有洫，洫上有涂，涂是纵向的，又叫做陌；千夫十万亩，则有浍，浍上有道，道是横向的，又叫做阡。商鞅‘开’了它，是因为当时井田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便认为这些东西无用，全部破坏废弃了。《蔡泽传》说‘商君决裂阡陌’，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把井田变成了阡陌。”僩录记载：“人们都说废除古代的井田，开辟现在的阡陌等等。”
阡陌是井田中的道路，那些路很宽。废除井田后，于是把这些路全部开辟缩小作为田地，所以叫做“破坏井田，开辟阡陌”。
“伯恭说，秦国变法，后世虽然屡次更改，终究没有超出秦国的范围。是这样吗？”回答说：“这个意思很好。但如果让伯恭做宰相，果真能完全采用夏商周三代的法度吗？”问：“如果有圣贤的人出现，会怎么样？”回答说：“必须另有新的格局，不使用前人僵化的本子。”
黄仁卿问：“自从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的君主都不能改变它，为什么呢？”回答说：“秦国的法律，全是尊崇君主、贬低臣下的事情，所以后世不肯改变。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国则兼用‘皇帝’的称号。仅凭这一件事，后世怎么肯改变！”又问：“贾谊‘仁义攻守’的说法，恐怕秦国这样，也难以用仁义来守成。”回答说：“它如果能延续几十年，也可以扶持整顿。只是它触犯众怒太多，下面逼迫得太紧，所以很快灭亡。从三皇五帝三王以来，都用分封制治理天下。秦国全部扫除，不留一点余地。秦国看待六国的君主，就像坑杀婴儿一样。今年抓一个人，明年抓两个人，灭绝殆尽，所以触犯了天下的众怒。当时只要听到‘秦’字，不问智愚男女，都要起来灭亡它！陈涉就做陈王，张耳就做赵王，再也阻挡不住。汉高祖从小路进入秦国，由今天的襄阳、金州、商州、蓝田进入关中，节录作‘从长安角上入关’。项羽从河北大路进入关中。等到项羽杀尽了秦人，想必秦人也后悔当初没有留下子婴吧。”
秦国以水德称王，所以常用六作为纪数。
五德相承，古人所说的都不确定。说周朝是木德，后来秦国根据邹衍的说法推算，认为周朝是火德。所以秦国以所不胜的水德继承周朝，号称水德。汉朝又继承周朝而不继承秦国。后来又有说汉朝不是火德的。王莽又有种种说法。三代以上，没有这种理论。那么苏东坡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也未必正确。
咸阳在渭水以北，汉朝在渭水以南。秦国建正于十月已经很久了，《通鉴》没有考证清楚。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
历代二
大乱之后容易治理，战国末期、秦朝和汉朝初期就是如此。
周朝的制度太繁密，秦国人全部扫除了，所以贾谊说秦国“专用苟且简略、放纵恣意”的行为。秦国又太苟且简略、放纵恣意，没有竭尽心思。太史公和董仲舒论述汉朝的事情，都想采用夏朝的忠厚。不知道汉朝初年继承秦朝之后，扫除了许多繁琐的礼仪，已经是质朴了。学蒙录记载：“汉朝继承焚书灭学之后，却有忠厚质朴的意思。”
汉高祖私心很少。唐太宗一切假借仁义来行其私欲。
汉朝兴起之初，人口还不很繁多，气象较为简朴较好。到了汉武帝、汉宣帝极盛的时候，就有衰败的意思。人家也是这样。
有人问：“高祖为义帝发丧是欺诈，后来怎么却成功了？”回答说：“只因为当时人心和欺诈无关。比如五霸假借仁义，也是因为诸侯都不能假借的缘故。”
伯谟问：“汪公史评说郦食其，说得很好。”回答说：“高祖那时也随便让他去，未必就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