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卷一 经部一

译（谨慎考察：唐代徐坚《初学记》把太宗御制列在历代著作之前，大概是臣子尊崇君主的大义。焦竑《国史经籍志》、朱彝尊《经义考》都沿袭这一旧例。我们编纂《四库全书》时，起初也恭敬地把御定《易经通注》、御纂《周易折中》、御纂《周易述义》列在诸经之首。承蒙皇上指示，命令把它们移列在本朝著述之首，使尊卑有序而时代不相混淆。圣上的度量谦逊冲和，斟酌适中而建立法则，实在是千古以来最公正的做法。我们谨慎恭敬地遵守常训，仍从《子夏易传》开始，并在这里说明这一体例，作为《四库全书》的通例。） 又考察：托名之书，有知道伪作者的，有不知道伪作者的，不能一一归入实际作者所处的时代，所以《汉书·艺文志》仍依照它所托名的时代排列。现在也全部遵循这个例子。△《周易郑康成注》一卷（通行本） 宋代王应麟编。王应麟字伯厚，庆元人。自称浚仪人，大概是因为他的祖籍在那里。淳祐元年中进士，宝祐四年又考中博学鸿词科。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考察《隋书·经籍志》，记载郑玄《周易注》九卷，又称郑玄、王弼的两种注本在梁、陈时列于国学，齐代只有郑玄的义理流传；到了隋代，王弼注盛行，郑学逐渐衰微。然而《新唐书》著录十卷，说明唐代这部书仍然存在，所以李鼎祚《周易集解》多有引用。宋代《崇文总目》只著录一卷，保存下来的仅有《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四篇，其余都散佚了。到《中兴书目》才不再著录。（考察《中兴书目》现在已经失传，这里依据冯椅《易学》的引文。）这样看来，它亡佚于北宋、南宋之间。因此晁说之、朱震还能够看到它的遗文，而淳熙以后各位儒者便很少称引了。王应麟开始从各种书中旁搜博采，汇集编成这部书；经文中的异体字，也都一并保存。没有经文可以缀合的内容，就总汇记录在末简。他又因为郑玄的注多讲互体，便选取《左传》《礼记》《周礼》《正义》中论述互体的八条，按类别附在后面。考察郑玄起初跟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后来又跟马融学习费氏《易》，所以他的学说出入于两家之间。但概括其大旨，费氏义理占多数，实在是传承《易》学的正统脉络。齐代陆澄《与王俭书》说：“王弼注《易》，是玄学所尊奉的。现在如果崇尚儒学，郑玄注就不可废弃。”他的论说最为坚定。唐初下诏修撰《正义》，仍然贬抑郑学而尊崇王注，并不是通达的见解。王应麟能够在散佚的资料中搜集散失的文字，使汉代《易》学保存一线传承，可以说是专心保存古代经籍、潜心研究古义的人了。近来惠栋另有考订的本子，体例较为严密。然而这项工作从创始说，实在是从王应麟开始的；他的搜集之劳也不能磨灭。现在把二人的著作一并著录，是为了保存他们各自的功绩。（谨慎按语：前代遗书由后人重新编纂，如果有所窜改增益，就按照重新编纂者所处的时代排列，《曾子》《子思子》之类就是这样。如果只是完整辑录旧文，仍然按照原书的时代排列。因此，这部书虽然是宋人辑录的，却列在汉代之后。以后都仿照这个例子。） △《新本郑氏周易》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惠栋编。惠栋字定宇，长洲人。当初，王应麟辑录郑玄《易注》一卷，后来有人把它附刻在《玉海》的末尾。虽然只是残章断句，却还颇能看出汉学的大概，对经籍很有功劳。然而书中都没有注明所出自哪部书，篇章的前后次序有时也同经文不相符合，还有遗漏没有载入的。惠栋依据旧本，重新加以补正。凡是王应麟书中已经载录的，他都一一考求原本，注明出自某书，说明其内容确实有根据，考订极其详细严密。篇章的先后次序，也全部按照经文加以厘定。他又搜集群书，《上经》补二十八条，《下经》补十六条，《系辞传》补十四条，《说卦传》补二十二条，《序卦传》补七条，《杂卦传》补五条。把王应麟所附的《易赞》一篇移到卷首，删去所引各经《正义》中论述互卦的八条。又另据郑玄《周礼·太师》注作《十二月爻辰图》，据郑玄《月令》注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图》，附在卷末，用来驳正朱震《汉上易传》的错误。虽然是借助前人成果而成事，但考核精密，实际胜过原书。王应麟本来就是郑氏学说的功臣，惠栋编成这部书，也可以说是王氏的功臣了。△《陆氏易解》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这是明代姚士粦辑录的吴国陆绩《周易注》。《吴志》记载陆绩著有《易注》，没有说明卷数。《隋书·经籍志》有陆绩《周易注》十五卷。《经典释文序录》作陆绩《周易述》十三卷、《会通》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卷数同《经典释文》。原本早已散佚，不能详知哪一种记载正确。这部书见载于《盐邑志林》，共一百五十条。朱彝尊《经义考》认为，它是抄撮陆氏《释文》和李氏《集解》两书编成的。然而此本采录京氏《易》传注的内容较多，朱彝尊没有提到这一点。他又说，这部书的经文同各家不同之处有：“履帝位而不疚”的“疚”作“疾”；“明辨晳也”的“晳”作“逝”；“纳约自牖”的“牖”作“诱”；“三年克之，惫也”的“惫”作“备”。但这个本子全都没有这些异文。难道朱彝尊所见的是另外一种本子吗？然而朱彝尊明明说的是《盐邑志林》，其中的原因就无法详细考察了。朱彝尊又说：“曹溶曾见过有三卷本。”然而各家著录都没有三卷本。大概是京氏《易传》三卷，旧本题作“陆绩注”；曹溶偶然看到它而没有审察清楚，于是误记误说了。过去宋代王应麟辑录郑氏《易注》，受到学者重视。姚士粦的这部书虽然比不上王应麟搜集考订的勤奋广博，但从残存的材料中拾取零余，保存了千百之中的十分之一，也可以看出陆氏《易注》大致的面貌。陆绩字公纪，吴郡人。官至郁林太守，加偏将军。事迹详见《吴志》。姚士粦字叔祥，海盐人。十三岁丧父，二十岁时还目不识丁。他寄居在德清姜氏家中，姜氏才开始教他句读；到了晚年，他终于卓然自立，大概也是一位奇士。△《周易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上经》《下经》的注以及《略例》，是魏代王弼所撰。《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的注，是晋代韩康伯所撰。《隋书·经籍志》分别著录王弼、韩康伯的书，所以《易注》作六卷，《略例》作一卷，《系辞注》作三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载王弼注七卷，大概是把《略例》合并计算在内。今本作十卷，则是把韩康伯的书也合并计算了。考察王俭《七志》，已经称王弼《易注》十卷。（按：《七志》现在失传，这里依据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引文。）这说明把王弼、韩康伯合为一书，流传已经很久了。自郑玄传承费直的学说，开始把《易传》分拆出来附在经文之后；到王弼又重新加以厘定。有人说，郑玄本如今本的《乾卦》，而《坤卦》以下则是王弼割裂编排的。然而郑氏《易注》到北宋还保存一卷。《崇文总目》说保存下来的是《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这说明郑玄本还把《文言》单独作为一传，分拆出来附在经文后的只是《彖传》《象传》。今本《乾》《坤》两卦各自附有《文言》，由此可知全经都是王弼重新厘定的，不是郑氏的旧本。每卷题作《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咸传》第四、《夬传》第五、《丰传》第六，都是以卷首第一卦命名。根据王应麟《玉海》，这种目录名称也是王弼增标的。大概是因为沿用了毛氏《诗传》的体例，这种做法流传已久，现在也仍按旧文著录。只是《经典释文》把《泰传》作《需传》，把《噬嗑传》作《随传》，同今本不同。以《开成石经》相互验证，逐一同陆德明所述相合。这应当是后人因为篇页分配不均而将其移并，并非宏旨所在，所以现在也不再追改。它的《略例》注，是唐代邢璹所撰。邢璹的籍贯无从考察，他的官衔署作“四门助教”。考察《唐书·王鉷传》称他为“鸿胪少卿邢璹”，他的儿子邢縡因谋反被诛杀。这样看来，他最终官至鸿胪少卿。《太平广记》记载，他奉命出使新罗，杀死商旅一百多人，掠夺他们的珍货进贡朝廷。这个人的品行实在不值得称道，但他的注至今仍附在王弼书中流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蜀本《略例》中有邢璹的注，只在篇首解释‘略例’二字，文字同这个本子，其余则都不相同。”可见宋代还有另一种本子。如今只有这个本子保存下来，所谓蜀本早已散佚了。王弼解说《易》，源自费直。费直的《易》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荀爽的《易》就是费氏学说，李鼎祚的书还保存了不少它的遗说。大体上说，研究爻位的上下，辨析卦德的刚柔，已经同王弼的注略相近了，只是王弼把象数完全废弃，又变本加厉罢了。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混杂于术数，王弼、韩康伯功劳很大；尊崇虚无，使《易》终于流入老、庄之学，王弼、韩康伯也不能说没有过失。优点和缺点不能相互掩盖，这才是对他们的定评。各位儒者片面喜爱或厌恶，都是门户之见，不足以作为依据。△《周易正义》十卷（内府刊本） 魏代王弼、晋代韩康伯作注，唐代孔颖达作疏。《易》本来是用于卜筮的书，所以末流逐渐流入谶纬之学。王弼乘着汉学极度衰敝之时加以攻击，于是能够排斥、抨击汉儒，自立为新学。然而，《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代扬州刺史顾夷等人有《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册府元龟》又记载顾悦之（按：悦之就是顾夷之的字）有《难王弼易义》四十多条，京口的闵康之又为王弼驳难顾夷，这说明当时已经存在不同的意见。王俭、颜延年以后，有的推扬这一家，有的抑制那一家，彼此诘难，始终没有停止。到了颖达等奉诏撰作疏文，才开始专门尊崇王弼的注，而其他各种说法全都被废弃了。所以《隋志》在“易类”中说：“郑氏之学渐渐衰微，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大概长孙无忌等撰作《志》的时候，已经是在《正义》流行以后了。如今考察这部书，例如《复卦·彖传》的“七日来复”，王弼偶尔采用六日七分的说法，于是就推阐郑玄义理的长处；《乾卦》九二“利见大人”，王弼不采用“利见九五”的说法，于是就驳斥郑玄义理的错误。对于“见龙在田，时舍也”，则说：“《经》只说‘时舍’，《注》说‘必以时之通舍’，是辅嗣把‘通’解释为‘舍’，‘舍’就是‘通’的意思。”但不疏解“舍”为什么训释为“通”。对于“天玄而地黄”，则说：“恐怕庄氏的话不是王弼的本意，现在不采用。”却不说明庄氏的说法为什么不妥。像这一类地方，都明显是在偏袒王弼。至于《说卦传》所说的分阴分阳，韩康伯注说“二、四为阴，三、五为阳”，颖达则说“辅嗣认为初爻、上爻没有固定的阴阳位置”，这是采用王弼的说法。“帝出乎震”一句，韩氏没有注，颖达却说：“《益卦》六二‘王用亨于帝，吉’，辅嗣注说：‘帝，是生养万物的主宰，是兴益的宗主，从震而出，在巽处整齐万物。’那么，辅嗣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帝’看作天帝。” 因此，即使是王弼没有作注的地方，颖达也曲折地从旁征引，以便牵合到王弼的说法上。然而，作疏家的体例，主要在于解释注文，不愿有所出入。所以皇侃的《礼疏》有时违背郑玄的义理，颖达甚至斥责他说“狐狸死了，头还朝着自己的山丘；树叶落下，仍归于树根”。他们墨守专门之学，本来就是通常的情形。至于解释经文语句，多使用空泛的言辞，不能像各经《正义》那样根据典籍，使源流始末明白灿然，这是因为王注扫弃了旧文，没有可以征引的古义，并不是考证疏略。这部书起初名为《义赞》，后来奉诏改名《正义》，可是卷首又题作《兼义》，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序》说有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书录解题》作十三卷。这个本子是十卷，正好同王弼、韩康伯注本相同，莫非是后人根据注本合并的吗？△《周易集解》十七卷（内府藏本） 唐代李鼎祚撰。李鼎祚在《唐书》中没有传记，生平始末不详。只有根据《序》末尾的署衔，知道他的官职是秘书省著作郎。根据袁桷《清容居士集》记载“资州有鼎祚读书台”，知道他是资州人而已。

译朱睦《序》称他为秘阁学士，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他所处的时代也无法考定。《旧唐书·经籍志》说所录的是“开元盛时四部诸书”，却没有记载这部书，由此可知他应当是天宝以后的人。这部书，《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读书志》说：“现在保存的只有十卷，但首尾都完整，没有任何亡失。”难道是后人合并的吗？《经义考》引李焘的话，却说：“鼎祚《自序》只说十卷，并没有亡失。”朱睦的《序》作于嘉靖丁巳年，也说《自序》称十卷，与李焘的说法相同。如今流行的毛晋汲古阁本却作十七卷，《序》中也说王氏《略例》附在卷末，总共成为十八卷。这与各家所说截然不同，实在令人产生疑问。现在考察《序》中所说“至于卦、爻、彖、象，义理涉及重重玄妙；经文和注文中的《文言》，文字不能尽载，另外撰作《索隐》，错综地探究根源；音义两方面都保存，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等语，那么，《集解》原本是十卷，附《略例》一卷，共十一卷；另外还有《索隐》六卷，合计十七卷。《唐志》所记载的，大概是把《索隐》和《略例》的卷数也合并计算了，实际上并没有错误。到了宋代，《索隐》散佚，刊本又删去了《略例》，只剩下《集解》十卷，所以与《唐志》不相符合。到了毛氏刊本，才把十卷析分为十七卷，以符合《唐志》的文字；又把《序》中的“一十卷”改成“一十八卷”，以符合附录《略例》一卷的数目，所以又与朱睦《序》不相符合。大概自宋代以来，都没有考察《序》中“另外撰作《索隐》”这句话，所以怀疑的人错误地怀疑，改动的人错误地改动。即使辨明其版本只有十卷的人，也不能解释《唐志》为什么称十七卷，结果越说越错罢了。现在详细加以考订，以消除后来的疑问。至于十卷本，如今既然没有见到，姑且仍以毛本著录。篇卷的分合关系不大，原本不必一一追改。这部书仍采用王弼本，只是把《序卦传》分散缀附在六十四卦的开头，大概采用了《毛诗》分列在《小序》之前的体例。所采录的共有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元、韩康伯、刘巘、何妥、崔憬、沈驎士、卢氏（按：卢氏《周易注》在《隋志》中已经失去其姓名）、崔观、伏曼容、孔颖达（按：以上三十二家，是朱睦《序》考察所得）、姚规、朱仰之、蔡景君（按：以上三家，是朱彝尊《经义考》补充考察所得）等三十五家的说法。《自序》说：“刊正辅嗣的粗疏文字，补充康成散失的卦象解释。” 大概王弼之学兴盛以后，汉代《易》学便随之亡失；千百年以后，学者能够考察、看到画卦的本来旨意，只有依赖这部书的保存了。这确实是一部值得珍藏的古代秘籍。△《周易口诀义》六卷（《永乐大典》本） 唐代史徵撰。《崇文总目》说：“河南史徵，不知道是哪一代人。”晁公武《读书志》说：“田氏认为是魏郑公撰写的，这是错误的。”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三朝史志都有这部书，它不是唐人所作，就是五代人所作。”因避讳而写作“证”字。《宋史·艺文志》又作“史文徽”，大概是因为“徽”“徵”二字相近而造成的讹误。别本作“史之徵”，则又是因为“之”“文”二字相近而造成的讹误。现在定名为史徵，依据《永乐大典》；定为唐人，依据朱彝尊《经义考》。《永乐大典》载史徵《自序》说：“只举出宏大的关键，编纂其中的要旨，先以王弼的注为宗旨，后来以孔颖达的疏约束义理。”所以《崇文总目》和晁氏《读书志》都认为这部书“只是抄录注疏，以便讲习，所以称为口诀”。现在详细考察，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例如《乾卦·彖传》引用周氏的说法，《大象》引用宋衷的说法，《屯卦·彖传》引用李氏的说法，《师卦·彖传》引用陆绩的说法，六五引用庄氏的说法，《谦卦》六五引用张氏的说法，《贲卦·大象》引用王廙的说法，《颐卦·大象》引用荀爽的说法，《坎卦·大象》引用庄氏的说法，上六引用虞氏的说法，《咸卦·大象》引用何妥的说法，《萃卦·彖传》引用周宏正的说法，《升卦·彖传》引用褚氏的说法，《井卦·大象》引用何妥的说法，《革卦·彖传》引用宋衷的说法，《鼎卦·彖传》引用何妥的说法，《震卦》九四引用郑众的说法，《渐卦·彖传》引用褚氏的说法，《大象》引用侯果的说法，《困卦·大象》引用周宏正的说法，《兑卦·大象》引用郑众的说法，《渐卦》九五引用陆绩的说法，其中许多内容都超出了孔颖达《疏》和李鼎祚《集解》。又如《贲卦·大象》所引用的王氏说法、《颐卦·大象》所引用的荀爽说法，虽然《集解》中也有，但文字彼此不同。《坎卦》上六所引用的虞翻说法，《集解》删削得过于简略，而这里所载却独为详尽。大概唐代距离六朝不远，《隋志》所记载的各家著作还有保存，所以史徵能够从旁广泛搜集、征引。如今又过了数百年，旧籍已经散佚，那么遗留下来的文章和片段议论，没有一件不是极其珍贵的吉光片羽。近来惠栋撰作《九经古义》，余萧客编纂《古经解钩沈》，对于唐代以前诸儒的旧说，即使是单独的辞句和片面的义理，也搜集得极为详尽；但这部书所载的内容，他们都没有涉及，确实是难以得到的秘本。虽然它的文义有时显得拙劣艰涩，传抄也难免有讹误脱漏，但唐代以前解释《易》的著作中，《子夏传》既然属于伪作，王应麟辑录的郑玄注、姚士粦辑录的陆绩注，也不是完整的书。实际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加上这部书，共五家罢了。因此，爱好古籍的人确实应当珍重它。史徵《自序》作六卷，各家书目也都相同。现在只缺少《豫》《随》《无妄》《大壮》《晋》《暌》《蹇》《中孚》八卦，所散失的并不多。仍然编为六卷，保存它原来的卷数。△《周易举正》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唐郭京撰”。郭京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崇文总目》称他的官职为苏州司户参军。

译根据《自序》所说“御注《孝经》，删定《月令》”，那么他应当是开元以后的​​人。《序》说，他曾得到王辅嗣、韩康伯亲手抄写的真本，拿来同当世流行本以及国学、乡贡人的各种本子校对，逐一订正其中的错误。凡是改定的地方，都用朱笔、墨笔分别标记。这部书最初见载于《崇文总目》；《书录解题》在宋咸《易补注》条下说“宋咸从欧阳修那里得到这部书”，可见它在天圣、庆历年间才流行于世。洪迈、李焘都认为这件事可信。晁公武则认为，依据卦辞、彖辞互相校正，有些缺漏可以推知，却假托说得到王弼、韩康伯的手札以及石经。赵汝楳也斥责它借王弼、韩康伯的名义来改动古文。王应麟又引用《后汉书·左雄传》中“职斯禄薄”一句，证明它把《旅卦》的“斯”字改成“亻斯”是不对的。近来惠栋撰作《九经古义》，驳斥它尤其有力。现在考察这部书，《唐志》没有记载。李焘认为郭京是开元以后的人，所以他的著作不能著录（按：李焘的说法见《文献通考》）；然而，这种说法只能用来解释《旧书·经籍志》。至于《新书·艺文志》，唐末的书没有不列入的，难道会因为是开元以后之书就遗漏它吗？我怀疑这部书是宋人假托的，不仅王弼、韩康伯手札之说不可信，连“唐郭京”这个姓名也处于真假难辨之间。不过，它所说的内容，推究文义，往往近于合理。所以晁公武虽然知道它是假托姓名，所进呈的《易解》却多有引用。即使朱子《本义》在《坤象传》的“履霜坚冰”、《贲象传》的“刚柔交错”、《震彖传》的“不丧匕鬯”等处，也颇多采用它的说法。这样看来，它也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晁公武《读书志》载郭京《原序》，说改正了一百三十五处、二百七十三字；而洪迈《容斋随笔》、赵汝楳《易序丛书》都作一百零三处。现在本书所载《原序》，也说差错之处有一百零三节。那么，晁氏所说的，大概是疏漏错误的。原本又说另用朱笔、墨笔标记，大概采用了《经典释文》的体例。如今流行的本子已经全部用墨笔书写，大概不是原来的样子。因为这不关系到宏大的主旨，所以仍然沿用近来的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