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经部二十四
卷二十四 经部二十四○礼类存目二△《批点檀弓》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旧本题“宋谢枋得撰”。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宝祐四年进士。宋末为江东制置使。临安破后，即弋阳起义兵。兵溃后遁迹浦城，元福建行省魏天佑迫胁送燕京，遂绝食而卒。事迹具《宋史忠义传》。是编莫知所自来。明万历丙辰，乌程闵齐伋始以朱墨版刻之。齐伋《序》称得谢高泉所校旧本，亦不言谢本出谁氏。书中圈点甚密，而评则但标章法、句法等字，似孙鑛等评书之法，不类宋人体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轨范》，依托为之。又题“杨升庵附注”，而与慎《檀弓丛训》复不相同。据齐伋《序》，称汇《注》、《疏》、《集注》、《集说》诸书，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於简端。则齐伋之所加，非慎原注也。盖明季刊本，名实舛互，往往如斯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通行本）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以七十二候分属於二十四气，各训释其所以然。考《礼记月令》，本无七十二候之说。《逸周书时训解》乃以五日为一候。澄作《礼记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义，然不闻更有此书。其说以《经》文所记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习见，乃博考《说文》、《埤雅》诸书，兼访之於农牧，著为此编。然考证名物，罕所发明。又既以蝼蝈为土狗，又载鼯鼠五技之说，自相矛盾。既以虹为日映雨气，又引虹首如驴之说，兼采杂书，亦乖解经之法。疑好事者为之，托名于澄也。△《檀弓丛训》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杨慎撰。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正德辛未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谏大礼，谪戍滇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此本前有慎《自序》，后有永昌张含《跋》。盖慎在滇中，采郑、孔、贺、陆、黄、吴诸家注义，以补陈澔《集传》所未备。然如胡寅以檀弓为曾子门人，与子思同纂修《论语》。魏了翁又断为子游门人。此书既单行，何得於著书之人略而不叙，但引孔《疏》数言，无所订正。又言思为子游之子，《注》复遗之。至大夫遣车五乘，与《周官典命》之文不合者，亦未置一语。盖边地无书，姑以点勘遣日，原不足以言诂经也。△《就正录礼记会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宗周撰。周字维翰，兴化人。嘉靖辛卯举人，官至马湖府知府。是编於先王之制、先圣之言多以意断制，悬定是非。其义皆不考於古，其体亦近於语录，颇不雅驯。△《礼记明音》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王觉撰。觉，江阴人。《江南通志》作武进人。嘉靖辛丑进士。书末有南京礼部郎中巴郡刘起宗《跋》，称沟东王子。沟东盖其别号也。是书大抵据陈澔《集说》，专标字音，因书而及其义，因声而及其形。其所引诸书，删节详略，初无体例，亦间有不著出典者。虽於订正俗读，不为无功，要亦乡塾课蒙之本而已。△《礼记集说辨疑》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戴冠撰。冠字章甫，长洲人。以选贡授绍兴府训导。是书所论，凡《曲礼》六条，《檀弓》九条、《王制》三条、《曾子问》二条、《文王世子》一条、《礼器》一条、《郊特牲》一条、《内则》五条、《玉藻》二条、《大传》一条、《少仪》一条、《丧大记》二条、《祭义》一条、《表记》一条、《缁衣》一条，盖未竟之书也。嘉靖丁未，陆粲刊冠所作《濯缨亭笔记》，附载於末。然笔记为杂说，而此书究为经解。今仍析为二，各著录焉。△《礼记集注》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徐师曾撰。师曾有《今文周易演义》，已著录。是书以陈澔《集说》为未得《经》义，故别采先儒旧说以为此注。於郑、贾《注》、《疏》间能体会，然訾斥《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曾子问》云：“如将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齐衰、大功、小功之丧，则因丧服而冠，除丧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赐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庙，归设奠，服赐服，於斯乎有冠醮，无冠醴。”师曾谓齐衰、大小功待除而冠，未为迟，何必因丧而冠？冠礼三加而醮，冠毕而醴，若诸侯大夫服赐服，不云三加，安得有醮而无醴？遂指二句为误，当云“有冠醴，无冠醮”。盖师曾以《仪礼士冠礼》之三醮一醴并为周人一代之制，故谓三醮之时各有醮，冠毕而又醴。今《经》文既无三加，则第当有醴，不当有醮。不知周制三加之时并无三醮，待冠毕而始一醴耳。其三加、三醮乃殷礼，故《经》文次在冠毕而醴之后，先本朝而后前代也。《士冠礼》郑《注》、贾《疏》甚明。此《经》因遭丧杀礼，故改冠后之一醴为一醮，自用周制。师曾不考《注》、《疏》，误执殷礼，故有是说。盖於三《礼》经义未能融合。仅随文而生义，宜其说之多误也。△《礼记日录》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卷二十四 经部二十四 ○礼类存目二 △《批点檀弓》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谢枋得撰”。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宝祐四年进士。宋朝末年任江东制置使。临安失陷以后，在弋阳起兵。军队溃败后逃到浦城隐迹，元福建行省魏天佑逼迫他押送到燕京，于是绝食而死。事迹详见《宋史·忠义传》。这部编书不知道出自何人。明万历丙辰年，乌程人闵齐伋才用朱墨套印版刻印。闵齐伋的《序》说得到谢高泉校订的旧本，却也没有说明谢氏底本出自谁家。书中的圈点非常密集，但评语只标出“章法”“句法”等字样，似乎是孙鑛等人评书的方式，不像宋人的体例。怀疑是因为谢枋得有《文章轨范》，所以假托他的名义编成。书名又题作“杨升庵附注”，但与杨慎的《檀弓丛训》又不相同。根据闵齐伋《序》，他说汇集《注》《疏》《集注》《集说》等书，删去繁复而保存要点，写在书端。那么这些内容是闵齐伋增补的，不是杨慎原来的注。大概明代末年的刻本，书名和实际内容相互错杂，往往就是这样。△《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作“元吴澄撰”。这部书把七十二候分别归属于二十四节气，逐一解释各候所以如此的原因。考察《礼记·月令》，原本没有七十二候的说法。《逸周书·时训解》才把五日定为一候。吴澄撰写《礼记纂言》时也引用《唐月令》，分条说明五日为一候的意义，但没有听说他另有这部书。他认为《经》文所记载的事物多指北方，是南方人平时不易见到的，于是广泛考察《说文》《埤雅》等书，又向农民和牧人访求，写成这部编书。然而在考证名物方面，很少有新的发明。并且既把蝼蝈解释为土狗，又记载鼯鼠有五种技艺的说法，前后自相矛盾。既把虹解释为太阳映照雨气所形成的现象，又引用虹头像驴的说法，同时杂取各书，也违背解释经文的方法。怀疑是好事之徒编写的，假托吴澄之名。△《檀弓丛训》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杨慎撰写。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正德辛未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因为进谏大礼，谪戍滇中。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个本子前面有杨慎的《自序》，后面有永昌张含的《跋》。大概杨慎在滇中时，采集郑玄、孔颖达、贺、陆、黄、吴诸家的注释义理，用来补充陈澔《集传》中没有完备的地方。然而，胡寅认为檀弓是曾子的门人，并与子思共同纂修《论语》；魏了翁又断定他是子游的门人。这部书既然单独刊行，怎么能对著书人的问题略过不谈，只引用孔颖达《疏》的几句话，却不加订正？又说子思是子游的儿子，《注》中对此又遗漏了。至于大夫遣车五乘，与《周官·典命》的文字不相符合，也没有说一句。大概边地没有书，只是姑且以点校来消磨日子，原本不足以称为训诂经书。△《就正录礼记会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宗周撰写。宗周字维翰，兴化人。嘉靖辛卯年举人，官至马湖府知府。这部编书对于先王的制度、先圣的言论，大多凭自己的意思裁断，悬定是非。它的义理都没有考察古制，体例也近似语录，颇为不文雅驯正。△《礼记明音》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觉撰写。王觉是江阴人。《江南通志》记作武进人。嘉靖辛丑年进士。书末有南京礼部郎中、巴郡人刘起宗的《跋》，称他为沟东王子。沟东大概是他的别号。这部书大体依据陈澔《集说》，专门标注字音，由字音涉及字义，又由读音涉及字形。所引用的各书，删节详略没有固定体例，间或还有不注明出处的地方。虽然对于订正民间读音不能说没有功劳，但也不过是乡塾教授蒙童的读本罢了。△《礼记集说辨疑》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戴冠撰写。戴冠字章甫，长洲人。以选贡身份授官绍兴府训导。这部书所论，共有《曲礼》六条、《檀弓》九条、《王制》三条、《曾子问》二条、《文王世子》一条、《礼器》一条、《郊特牲》一条、《内则》五条、《玉藻》二条、《大传》一条、《少仪》一条、《丧大记》二条、《祭义》一条、《表记》一条、《缁衣》一条，大概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书。嘉靖丁未年，陆粲刊刻戴冠所作的《濯缨亭笔记》，并附载在书末。然而《笔记》是杂说，而这部书终究是经解。现在仍然分为两部，分别著录。△《礼记集注》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师曾撰写。徐师曾有《今文周易演义》，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陈澔《集说》没有得到《经》的本义，所以另行采集先儒的旧说来作这部注。在郑玄、贾公彦的《注》《疏》之间能够有所体会，但指责《经》文的地方也很多。例如《曾子问》说：“正准备给儿子举行冠礼，还没有到预定日期，却遇到齐衰、大功、小功的丧事，那么就因为丧服而举行冠礼，除丧以后还不更换冠吗？孔子说：天子在太庙把冕弁服赐给诸侯、大夫，他们回去设奠，穿着所赐的服装，在这时举行冠醮，不举行冠醴。”徐师曾认为，齐衰、大小功应等到除丧后再举行冠礼，并不算晚，何必因为丧事而提前举行冠礼？冠礼三次加冠并举行醮礼，冠礼结束后举行醴礼；如果诸侯、大夫穿着所赐的服装，文中没有说三次加冠，怎么会有醮礼而没有醴礼？于是指责这两句有误，认为应该说“有冠醴，无冠醮”。原来徐师曾把《仪礼·士冠礼》的三次醮礼和一次醴礼都当作周人一代的制度，所以认为三次加冠时各有一次醮礼，冠礼结束后又举行醴礼。现在《经》文既然没有三次加冠，就只应有醴礼，不应有醮礼。他不知道周制在三次加冠时并没有三次醮礼，而是等冠礼结束后才举行一次醴礼。三加、三醮是殷礼，所以《经》文把它放在冠毕而醴之后，先说本朝周礼，后说前代殷礼。《士冠礼》的郑玄《注》、贾公彦《疏》说得非常明白。这段《经》文因为遭遇丧事而减省礼仪，所以把冠礼后的一次醴礼改为一次醮礼，这是采用周制。徐师曾没有考察《注》《疏》，错误地执守殷礼，因此有了这样的说法。大概他不能融会贯通三《礼》的经义，只是随着文字随意生发义理，难怪他的说法错误很多。△《礼记日录》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乾行撰。乾行字玉岩，福宁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重庆府知府。是书首有嘉靖乙卯锺一元《序》，言乾行以是经掇科第，拜京秩，膺命相礼衡藩，乃以公之士类。今观其书，割裂《周礼》、《仪礼》，散缀於《礼记》之中，不复别识。与朱子《经传通解》之例，已大相剌谬。又以小学故实窜入《经》文，混合为一，尤为庞杂。其注或一节附论一篇，或十馀节附论一篇，多牵引道学语录，义皆肤廓。△《礼记辑览》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徐养相撰。养相，睢阳卫籍，凤阳人。嘉靖丙辰进士。其书盖为科举而设，不载《经》文，惟以某章某节标目，循文训释，不出陈澔之绪论。△《礼记要旨补》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本题“戈九畴撰，闻人德行增补”。蔡必大《序》又称：“古睦守戈公以闻人先生旧所传《要旨》版行，先生独弗是，曰是吾土苴也。因取旧稿改窜补缀，以备一家之言。”据此，则是书始终出德行手，九畴特刊行之耳，与标题殊相矛盾。又朱彝尊《经义考》载闻人德行《礼记要旨补》十六卷，又载戈九畴《礼记要旨》十六卷。戈氏书既载其后，不应闻人氏书先云补，尤为舛互。此本仅有十卷，而兼题二人之名。其书乃乡塾讲章，每节下缀以破题，最为猥陋。殆书贾以二家之言合并窜乱，以成此本欤？明季坊本，其不足信类如此，不足深诘也。九畴字雨泉，锦衣卫人。嘉靖己未进士。据蔡必大《序》，其官为严州府知府。德行字越望，馀姚人。嘉靖戊戌进士。据吕本《序》，其官乃由翰林外谪。其详则均不可考矣。△《礼记中说》三十六卷（内府藏本）明马时敏撰。时敏字晋卿，陈留人。隆庆中贡生。是编不载《经》文，但如坊刻时文题目之式，标某章某节，而敷衍其语气。其名“中说”者，谓折众说而得其中也。然大旨株守陈澔《集说》，未见其折中者安在。△《礼记新义》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汤三才撰。三才字中立，丹阳人。朱彝尊《经义考》叙其书於王翼明、赵宧光之前，盖隆庆、万历间人也。前有其子道衡《序》。其书与先儒传注多所牴牾，如解“纯素”谓纯字不当读准；解“负剑辟咡”谓负剑为长者背负童子：皆不可为训。惟於名物度数偶有考证，间或可备一解耳。△《礼记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依文训义，多作语录之体。间有新说，则多与《经》义违背。如《曲礼》：“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郑氏《注》：“纯，缘也。”《玉藻》曰：“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缟冠素纰，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纯以青。孤子，衣纯以素。”训最明晰。舜牧乃云《论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此纯字亦将作饰缘解乎？是并字义未及详考，而漫与郑、孔为难也。△《檀弓辑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陈与郊撰。与郊字子野，海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是书惟解《檀弓》上、下二篇。於郑《注》全录，於孔《疏》则删繁存简，谓之《疏略》。其陈澔诸家之说，则分行附书，各略以已意为论断。所论如《檀弓》名篇取首二字，不从《正义》非门徒而达礼之说；孔子少孤一条，释其慎也即如字，谓必诚必信曰慎，不从郑氏改慎为引之训：皆有可取。然於丧礼异同，反无是正，未免举小而遗大耳。△《檀弓述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著录。是书集郑《注》及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如二三子群居则绖，辨郑《注》以为朋友之非；速贫速朽取方希古之言，以为传者之缪：皆为有见。惟《经》文加以评点，非先儒训诂之法。如王廷相论立后笄榛，与王应麟考证苍梧之类，皆事关《经》义，而转与论文剩语列在上方，亦非体例也。△《礼记通解》二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言《礼记》者当以郑《注》为宗。
译明代黄乾行撰写。黄乾行字玉岩，福宁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重庆府知府。这部书开头有嘉靖乙卯年锺一元的《序》，说黄乾行凭借这部经书考中科举，授任京官，奉命参与相礼并衡量藩国，于是把它公之于士人。现在看他的书，把《周礼》《仪礼》割裂开来，分散缀入《礼记》之中，不再加以区别。这与朱子《经传通解》的体例已经大相违背。又把小学中的旧事窜入《经》文，混合为一体，更加庞杂。他的注释有时每一节附一篇议论，有时十多节附一篇议论，大量牵引道学家的语录，义理都浅薄空疏。△《礼记辑览》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徐养相撰写。徐养相属睢阳卫籍，凤阳人。嘉靖丙辰年进士。这部书大概是为科举而编写的，不载《经》文，只用某章某节作标题，依照文字训释，没有超出陈澔的绪论。△《礼记要旨补》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戈九畴撰，闻人德行增补”。蔡必大《序》又说：“古睦守戈公把闻人先生过去所传的《要旨》刊刻流行，先生本人却认为不对，说：‘这是我的粗劣之作。’于是取旧稿加以改动、增补和缀辑，用来形成一家之言。”据此可见，这部书始终出自闻人德行之手，戈九畴只是负责刊行罢了，这与书名下的题署明显矛盾。朱彝尊《经义考》又记载闻人德行《礼记要旨补》十六卷，同时记载戈九畴《礼记要旨》十六卷。既然戈氏之书记在后面，就不应当把闻人氏之书称为“补”，尤其显得相互错乱。这个本子只有十卷，却同时题有两个人的姓名。书中内容是乡塾讲章，每节下面缀有破题，最为鄙陋。大概是书商把两家的言论合并，窜改混乱，编成了这个本子吧？明代末年的坊刻本，其不值得相信大多如此，也不值得深究。九畴字雨泉，是锦衣卫人。嘉靖己未进士。据蔡必大《序》，他的官职是严州府知府。德行字越望，是馀姚人。嘉靖戊戌进士。据吕本《序》，他的官职是由翰林外调贬谪。具体情况都无法考知了。△《礼记中说》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代马时敏撰写。时敏字晋卿，陈留人。隆庆年间贡生。这部编书不载《礼记》经文，只按照坊刻时文题目的格式，标出某章某节，铺陈发挥其中的语气。书名叫“中说”，是说折衷各种说法而得到其中正之意。然而全书大旨拘守陈澔《集说》，看不出它究竟折衷在什么地方。△《礼记新义》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汤三才撰写。三才字中立，丹阳人。朱彝尊《经义考》把他的书叙列在王翼明、赵宧光之前，大概是隆庆、万历年间的人。书前有他的儿子道衡所作的《序》。此书与先儒的传注多有抵牾，例如解释“纯素”时说“纯”字不应读作“准”；解释“负剑辟咡”时说“负剑”是长者背负儿童：这些说法都不能作为训释。只有对名物、度数偶有考证，间或可以作为一种参考。△《礼记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姚舜牧撰写。舜牧有《易经疑问》，已经著录。这部书依照经文训释义理，多采用语录的体裁。其中偶尔有新说，却大多违背《礼记》的经义。例如《曲礼》说：“做儿子的，父母在世，所戴的冠和所穿的衣服不能用纯白色镶边。父亲去世而承当家事的孤子，所戴的冠和所穿的衣服不能用杂色镶边。”郑氏《注》说：“纯，就是镶边。”《玉藻》说：“缟冠玄武，是子姓所戴的冠；缟冠素纰，是既祥之后所戴的冠。”《深衣》说：“父母都在世，衣服用青色镶边；父亲去世的孤子，衣服用白色镶边。”这些训释最为明白。姚舜牧却引用《论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来解释。那么这里的“纯”字也要解释成装饰性的镶边吗？这实在是连字义都没有详细考察，便贸然向郑玄、孔颖达发难。△《檀弓辑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与郊撰写。与郊字子野，海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这部书只解释《檀弓》上、下两篇。对于郑玄《注》全部录入，对于孔颖达《疏》则删去繁杂、保存简要，称作《疏略》。对于陈澔等各家的说法，则分行附在书中，各自略加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他所论说的内容，如认为《檀弓》篇名取自开头两个字，不采用《正义》所谓“不是门徒而能通达礼义”的说法；又如“孔子少孤”一条，解释“慎”字仍依本字，认为必定诚实、必定守信叫作“慎”，不采用郑氏把“慎”改作“引”的训释：这些都有可取之处。然而对于丧礼的异同，反而没有作出是非判断，未免举重小而遗漏重大了。△《檀弓述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林兆珂撰写。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经著录。这部书汇集郑玄《注》及各家的说法，再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例如对“二三子群居则绖”，辨析郑玄《注》所说的“朋友”并不正确；对“速贫速朽”，采用方希古的说法，认为传文有误：这些都很有见地。只是他在经文上加评点，不是先儒训诂经书的体例。如王廷相论立后笄榛、王应麟考证苍梧之类，都是关系到经义的内容，却转而同论文的多余话语一起列在上方，也不合体例。△《礼记通解》二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郝敬撰写。郝敬有《周易正解》，已经著录。讲说《礼记》的人，应当以郑玄《注》为宗旨。
虽朱子掊击汉儒，不遗馀力，而亦不能不取其《礼注》。盖他经可推求文句，据理而谈。三《礼》则非有授受渊源，不能臆揣也。敬作此注，於郑义多所驳难，然得者仅十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如谓“未仕者不税人”，税当为襚。“国君七个，遣车七乘”，个字同介。《月令》“冬祀行”是祀井，非祀道涂之行，若祀道涂，则祀土矣。又谓“乡人禓”是袒裼相逐，不读为阳，郑训为强鬼，非也。又谓“动乎四体”为人之四体，非龟也。凡此之类，有前人已言者，亦有自立义者，固足以匡郑氏之误。至於《曲礼》“葱处末”，郑训为熟葱，本自不误。盖上文有脍炙、有醯酱。脍为细切之肉，腥细者为脍，炙为炮肉，皆二物也。葱分生熟，亦承上二物而来。而敬引“井渫不食”，谓即渫字，通为屑，盖葱屑也。考之《尔雅》、《说文》、《玉篇》、《广韵》诸书，古无训为屑者也。又谓醆酒涚于清，汁献涚于醆酒，犹明清于旧泽之酒，本以茅泲醴盛於醆，和之以水，加郁金汁以献，如今人以水和饮陈酒之类。旧泽谓旧酒醲厚如膏泽。郑援《周礼》，谓明酌为事酒，醆酒为盎齐，清为清酒，汁献作汁沙，旧泽当作旧醳，皆误。今详推郑义，皆援据精详，无可驳诘。敬乃以意更易，徒形臆断。又谓袭上有衣，不宜又加以裼，多衣则累，古义不明。不知锦在裘上，上有絅衣，经典分明，何可居今而议古？又谓孚尹，孚为信，尹为割，郑作浮筠者非。不知玉之浮光旁达，犹诚信之及人，若第训孚为信，则下文固有信字在，岂非重文累句乎？大抵郑氏之学，其间附会谶文以及牵合古义者，诚不能无所出入，而大致则贯穿群籍，所得为多。魏王肃之学百倍於敬，竭一生之力与郑氏为难，至於伪造《家语》以助申己说。然日久论定，迄不能夺康成之席也。敬乃恃其聪明，不量力而与之角，其动辄自败，固亦宜矣。△《礼记新裁》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童维岩撰。维岩字叔嶷，钱塘人。其书但标举题目，诠发作法。盖乡塾课本，专为制义而设者。△《檀弓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姚应仁撰。应仁字安之，徽州人。是编取《檀弓》上、下二篇，删节陈氏《集说》，益以诸家评注，而参以已意，亦往往失之臆断。如“何居”之居，谓不应音姬，当作何处讲，则并不知古义。又“君子有终身之忧，故忌日不乐”，盖以丧期有限，而思慕无穷，故於此日戒之终身。而应仁谓一日不足以概终身，唯曾子不忍食羊枣，谓之日日忌，尤曲说矣。△《礼记说义集订》二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杨梧撰。梧字凤阁，一字峄珍，泾阳人。万历壬子举人，官青州府同知。是书不载《经》文，但如时文题目之式，标其首句，而下注曰几节。大旨以陈澔《礼记集说》、胡广《礼记大全》为蓝本，不甚研求古义。如郑《注》释“曾子吊於负夏”一条，谓“填池”当作“奠彻”。胡氏诠谓池以竹为之，衣以青布，所谓池视重霤者。填者县也，鱼以贯之，谓将行也。与郑大异。而此书但云填池当作奠彻，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复考订同异。又如“孺子<享黄>”一条，论设拨之制，谓设拨是设置拨榆沈之人。盖以榆性坚忍，所谓“不剥不木，十年成穀”者，性沈难转，故设拨以拨輴。其说本诸陆佃，与郑《注》读拨为拂者迥殊，亦不题出陆名及参校郑义。凡此之类，不可胜数。盖钞撮讲章，非一一采自本书，故不能元元本本，折众说之得失也。△《礼记纂注》三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汤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阳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其父三才，尝作《礼记新义》三十卷，已著於录。此本乃道衡居忧之时，自采陈澔《集说》、徐师曾《集注》，掇其所长，裒为一编，而以己所偶得，附载书之下方，故名《纂注》。与《新义》截然二书。卷首标题，亦不名《新义》。而李维桢、胡士容二《序》皆称曰《礼记纂注新义》，竟合两书而一之，殊为舛误。朱彝尊作《经义考》，但载三才书，而不及此书。殆亦误以为一也。独是刊书之时，道衡尚在，不应不一视维桢、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则理所不可解耳。△《礼记手书》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陈鸿恩撰。鸿恩，黄冈人。万历中举人。此书成於崇祯癸未，乃乡塾课蒙之本。△《檀弓通》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徐昭庆撰。昭庆有《考工记通》，已著录。此编亦取便於初学，体例与所解《考工记》同。其释“曾子易箦”一章，谓寝簟无定制，不过大夫华而士朴。案古制流传，虽不可悉考，然以席之重数与夫粉纯、黼纯之异及车旂衣服之别推之，则大夫、士之簟亦必有辨。既明曰大夫之簟，则簟为大夫之制明矣，不必好立异说也。
译虽然朱子竭尽全力抨击汉儒，并不遗余力，但他也不能不采用郑玄的《礼注》。因为其他经书还可以推求文句，依据义理来谈论；三《礼》如果没有传授承接的渊源，就不能凭空臆测。郝敬作这部注，对郑玄的义说多有驳难，但正确的只有十分之一二，错误的却有十分之八九。例如他说“未仕者不税人”的“税”应当作“襚”；“国君七个，遣车七乘”的“个”字与“介”字相同。《月令》所说“冬祀行”是祭祀井，并不是祭祀道路之神的“行”；如果是祭祀道路之神，那么就属于祭土了。他又说“乡人禓”是脱去上衣、相互追逐，不应读作“阳”；郑玄训为强鬼，是错误的。他又说“动乎四体”指人的四肢，不是指龟。像这些说法，有些是前人已经说过的，也有些是他自己提出的义理，确实足以纠正郑氏的错误。至于《曲礼》“葱处末”，郑玄训为熟葱，本来没有错。因为上文有脍、炙、醯、酱。脍是细切的肉，腥肉切细叫作脍；炙是炮制的肉，二者是两种东西。葱有生、熟之分，也是承接上面两种食物而来。郝敬却引用“井渫不食”，认为就是“渫”字通作“屑”，指葱屑。考察《尔雅》《说文》《玉篇》《广韵》等书，古代从来没有把这个字训为“屑”的。他又说“醆酒涚于清，汁献涚于醆酒”，就像把明清加入旧泽之酒一样：本来是用茅草过滤醴酒，盛在醆中，用水调和，再加入郁金汁献上，如同今天用水调和陈酒。所谓旧泽，是说旧酒浓厚得像膏泽。郑玄援引《周礼》，认为明酌是事酒，醆酒是盎齐，清是清酒，汁献应作“汁沙”，旧泽应作“旧醳”，这些都错了。现在详细推究郑玄的义理，都是援引依据精密详尽，没有可以驳斥的地方。郝敬却凭自己的意思任意改易，只是显出主观臆断罢了。他又说衣服已经穿在身上，不应再加上裼衣，衣服多了就会累赘，古义并不清楚。他不知道锦衣在裘衣之上，外面还有絅衣，这在经典中说得明明白白，怎么可以只根据今人的情况来议论古制呢？他又说孚尹的“孚”是诚信，“尹”是割取，郑玄解释为浮筠是错误的。他不知道玉的浮光向四面通达，正如诚信施及他人；如果只把“孚”训为诚信，那么下文本来就有“信”字，岂不是重复文字、累赘句子吗？总的说来，郑氏之学，其中有附会谶纬文字以及牵合古义的地方，确实不能没有出入；但大体上贯通群经，所得还是很多的。魏王肃的学问远胜郝敬，他用一生的力量同郑氏抗争，甚至伪造《孔子家语》来帮助申述自己的学说。然而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结论终于确定，王肃终究不能取代康成的地位。郝敬却仗恃自己的聪明，不估量力量便同郑玄争胜，他一动辄自行失败，本来也就理所当然了。△《礼记新裁》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童维岩撰写。维岩字叔嶷，钱塘人。这部书只标举题目，解释发挥作文的方法。大概是乡塾的课本，专门为制义而设置的。△《檀弓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姚应仁撰写。应仁字安之，徽州人。这部编书取《檀弓》上、下两篇，删节陈氏《集说》，增入各家的评注，并参杂自己的意见，但也往往流于主观臆断。例如“何居”的“居”字，他说不应读作“姬”，应当按照“何处”来讲，这就是连古义也不了解。又如“君子有终身之忧，故忌日不乐”，原意大概是说丧期有期限，而思念仰慕没有穷尽，所以在这个日子终身戒慎。姚应仁却说一天不足以概括终身，只有曾子不忍心吃羊枣，因而称为每天都要忌讳，这就更加是曲解了。△《礼记说义集订》二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杨梧撰写。梧字凤阁，一字峄珍，泾阳人。万历壬子举人，官青州府同知。这部书不载《礼记》经文，只按照时文题目的格式标出开头一句，下面注明“第几节”。大旨以陈澔《礼记集说》、胡广《礼记大全》为蓝本，并不十分探究古义。例如郑玄《注》解释“曾子吊于负夏”一条，说“填池”应当作“奠彻”。胡广解释说，池是用竹子制成的，外面包青布，就是所谓“池视重霤”。“填”是悬挂的意思，把鱼贯穿起来，是说将要出行。这与郑玄的说法大不相同。但这部书只说“填池”应当作“奠彻”，不说这一说法本来出自康成，也不再考订各种说法的异同。又如“孺子【原文作‘孺子<享黄>’，字样疑有误】”一条，讨论设置拨的制度，说设置拨就是设置用拨榆沉木的人。大概因为榆木性质坚韧，所谓“不剥不木，十年成穀”，木性下沉而难以转动，所以设置拨来拨动輴车。这种说法本于陆佃，与郑玄把“拨”读作“拂”的说法很不相同，但也没有题出陆佃的姓名，更没有参照校订郑玄的义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多得数不清。大概是抄撮讲章，并不是一一采自原书，所以不能原原本本地分析各种说法的是非得失。△《礼记纂注》三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汤道衡撰写。道衡字平子，丹阳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他的父亲汤三才曾作《礼记新义》三十卷，已经著录。这个本子是道衡居忧期间，自己采集陈澔《集说》、徐师曾《集注》，选取其中长处，汇编成一部书，并把自己偶然所得的见解附在书的下方，所以名为《纂注》。它与《新义》完全是两部书。卷首的题名也不叫《新义》。可是李维桢、胡士容所作的两篇《序》都称它为《礼记纂注新义》，竟把两部书合为一部，实在是错误。朱彝尊作《经义考》，只记载汤三才的书而没有提到此书，大概也是误以为两书是一部。只是刊刻此书时，汤道衡还在世，不应当不审视维桢、士容的《序》而贸然交付刊刻。这一点实在无法理解。△《礼记手书》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陈鸿恩撰写。鸿恩是黄冈人。万历年间举人。这部书成于崇祯癸未，是乡塾教导儿童的课本。△《檀弓通》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徐昭庆撰写。昭庆有《考工记通》，已经著录。这部编书也是为了便利初学，体例同他所解释的《考工记》相同。他解释“曾子易箦”一章，说寝簟没有固定的制度，不过是大夫所用的华美而士所用的朴素罢了。考察古代制度的流传，虽然不能全部查考清楚，但从席子的层数以及粉纯、黼纯的差别，还有车、旌旗、衣服的区别来推断，大夫和士所用的簟也一定有区别。既然明确说是“大夫之簟”，就说明簟有大夫的制度，不必偏好另立异说。
△《礼记意评》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朱泰贞撰。泰贞字道子，海盐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汉儒说《礼》，考《礼》之制。宋儒说《礼》，明《礼》之义，而亦未敢尽略其制。盖名物度数，不可以空谈测也。泰贞此书，乃弃置一切，惟事推求语气。某字应某字，某句承某句，如场屋之讲试题，非说经之道也。△《说礼约》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许兆金撰。兆金字丙仲，馀姚人。天启中贡生，官弋阳县知县。是书乃坊刻讲章，於名物制度绝无考证。其注《王制》有曰：“三命玄，再命絺。”考《周礼》孤四命絺冕，非再命也。如此者比比而是，亦太疏舛矣。△《礼记敬业》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杨鼎熙撰。鼎熙字缉庵，京山人。崇祯庚午举人。是书专为举业而作，径以时文之法诂经。又删去《曾子问》、《明堂位》、《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九篇。宋人《礼部韵略》，凡字出丧礼者不载，已为纰谬，然未敢删《经》也。至明代而丧礼不命题，士子亦遂弃而不读。如鼎熙辈者，汨于俗学，乃并《经》文去之。时文盛而经义荒，此亦一验矣。宋人亦以《檀弓》为丧礼，故“何居”之“居”，《韵略》不载，杨伯嵒《九经韵补》欲增之。此篇独有《檀弓》，盖以坊选古文多录之，以为有资於八比，故不敢去也。△《读礼记略记》四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朱朝瑛撰。朝瑛有《周易略记》，已著录。是书以一篇为一卷，每段之下附以注，无注亦存《经》文。其研究典物，有裨於实义者仅十之一，馀皆诠释文句而已。至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说，谓不可信，考证尤疏。惟前有《三礼总论》，言异同之故，乃颇有可采。△《檀弓评》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牛斗星撰。斗星字杓司，杭州人。是编每章皆摘录陈澔《集说》，而以评语载於上阑，如唐韩愈、宋谢枋得、元吴澄、明杨慎、茅坤诸家悉采入之，而谢氏之说独多。△《礼记提纲集解》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国朝邱元复撰。元复字汉标，号嵋庵，诸城人。是书不列《经》文，但如时文之式，标某章某节题目，随文衍义，以陈氏《集说》为主。盖经生揣摩弋获之本也。前有李焕章《序》。焕章以淹通名，未必肯序此书，或托名欤？△《礼记疏略》四十七卷（河南巡抚采进本）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沐於《易》、《诗》、《书》、《春秋》皆有完书。此《经》则但有《礼运》、《礼器》、《乐记》、《学记》四篇。其馀乃武进王渭、登封冯五典、上蔡李范世及其从子煓所分注，而沐总其成。书内又有张燧、张烒所注者，《内则》一篇，则又全用陈澔注。庞杂凑泊，无复体例。《自序》谓他经皆疏略，《五经》阙一不可。又谓“耄矣倦於勤，不得已，会同志而属之以分注”云云。夫诂经本著所心得，何必务取足数乎？△《礼记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合《曲礼》、《檀弓》、《杂记》各为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学》、《中庸》二篇则仍从古本，全录以成完书。每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评其得失。所注多袭陈澔之文，而简略弥甚。如《月令》：“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於参保介之御间。”世沐释元日曰上辛，释元辰曰郊后吉日。今考《正义》：“甲乙丙丁等谓之日，郊用上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谓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蔡邕《独断》曰：“青帝以未腊卯祖，赤帝以戌腊午祖，白帝以丑腊酉祖，黑帝以辰腊子祖，黄帝以辰腊未祖。”是皆祭之用元辰，与用元日异者也。今世沐知元日为上辛，而不知元辰之为亥日，但云郊后吉日，是并未考《正义》也。又《月令》：“令百工审五库之量。”世沐云：“库门设此五库。”今考《玉海》引《三礼义宗》曰：“因其近库，即以为名，非即於库门设此五库也。”《周书作雒篇》“应门库台元阃”，盖谓库门亦为台门之制。《公羊传注》：“礼，天子诸侯台门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此两观、一观之地，岂遂以为可设五库乎？又《玉藻》曰：“日中而馂，奏而食。”世沐云：“疑朝食无乐，至日中馂馀乃用乐劝饫。”今考《膳夫》曰：“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卒食，以乐彻於造。”此非谓馂馀之食也，而侑食皆有乐，故《玉藻》孔《疏》曰：“言馂馀之时，奏乐而食。”馂尚奏乐，即朝食奏乐可知。此义甚显，而世沐疑其无乐，疏矣。观其《自序》，世沐手录此稿时，年七十四矣，可谓耄而好学，而其书如是。盖讲学家之谈经，类以训诂为末务也。
译△《礼记意评》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泰贞撰写。泰贞字道子，海盐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汉儒讲说《礼》，考察的是《礼》的制度；宋儒讲说《礼》，阐明的是《礼》的义理，但也不敢完全略去制度。因为名物、度数，不能靠空谈来推测。朱泰贞这部书却把一切都弃置不顾，只从事推求文句语气。某字应当承接某字，某句承接某句，就像科场中讲解试题一样，不是解释经书的方法。△《说礼约》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许兆金撰写。兆金字丙仲，馀姚人。天启年间贡生，官弋阳县知县。这部书是坊刻讲章，对于名物、制度完全没有考证。他注释《王制》时说：“三命玄，再命絺。”考察《周礼》，孤是四命而服絺冕，并不是再命。像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也太过疏漏错乱了。△《礼记敬业》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杨鼎熙撰写。鼎熙字缉庵，京山人。崇祯庚午举人。这部书专为科举功名而作，直接用时文的方法解释经书。又删去《曾子问》《明堂位》《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九篇。宋人的《礼部韵略》凡是字见于丧礼的都不收载，已经是错误，但还不敢删去经文。到了明代，丧礼不再作为命题内容，士子也就放弃而不读了。像杨鼎熙这一类人沉溺于世俗之学，竟连经文也一并删去。时文兴盛而经义荒废，这也是一个证明。宋人也把《檀弓》看作丧礼，所以“何居”的“居”字，《韵略》不收，杨伯嵒的《九经韵补》想把它增补进去。这部书独独保留《檀弓》，大概因为坊间选编的古文多收录它，认为对八股文有帮助，所以不敢删去。△《读礼记略记》四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朝瑛撰写。朝瑛有《周易略记》，已经著录。这部书每一篇为一卷，每段下面附有注释；即使没有注释，也保留经文。它研究典章名物，对经义确有帮助的内容只有十分之一，其余都只是解释文句。至于“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的说法，他认为不可信，考证尤其疏略。只有前面的《三礼总论》谈论各种说法异同的原因，颇有可以采纳之处。△《檀弓评》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牛斗星撰写。斗星字杓司，杭州人。这部编书每章都摘录陈澔《集说》，并把评论写在上栏，如唐代韩愈、宋代谢枋得、元代吴澄、明代杨慎、茅坤等各家的说法都采录其中，而谢氏的说法尤其多。△《礼记提纲集解》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邱元复撰写。元复字汉标，号嵋庵，诸城人。这部书不列经文，只按照时文的格式标出某章某节的题目，随着经文发挥义理，以陈氏《集说》为主。大概是经生揣摩经义、求取功名的读本。书前有李焕章所作的《序》。李焕章以学识渊博闻名，未必肯为这部书作序，或许是托名之作吧？△《礼记疏略》四十七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写。张沐有《周易疏略》，已经著录。张沐对于《易》《诗》《书》《春秋》都有完整的著作。这部《礼记》则只有《礼运》《礼器》《乐记》《学记》四篇。其余篇章是武进王渭、登封冯五典、上蔡李范世以及他的侄子煓分别作注，由张沐总汇成书。书中又有张燧、张烒所作的注释；《内则》一篇则完全采用陈澔的注。内容庞杂拼凑，完全没有体例。《自序》说其他经书都有《疏略》，《五经》缺少一部都不可以。又说：“我已经老了，疲倦于勤勉，不得已，只好会合志同道合的人，把这些篇章交给他们分别作注。”解说经书本来应当写出自己的心得，何必一定要追求凑足卷数呢？△《礼记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写。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把《曲礼》《檀弓》《杂记》各合为一篇，删去古本上下篇的篇目。《大学》《中庸》两篇仍依照古本，全部录入以成完整的书。每篇开头各自注释大意，每篇末尾各自评论得失。所作注释多袭用陈澔的文字，但更加简略。例如《月令》说：“这个月，天子于是选择吉日向上帝祈求五谷丰收；于是选择吉辰，天子亲自装载耒耜，把它放在参保介和御者之间。”徐世沐把“元日”解释为上辛日，把“元辰”解释为郊祭之后的吉日。现在考察《正义》说：“甲乙丙丁等称为日，郊祭采用上辛日，所以说是元日。子丑寅卯等称为辰，耕作采用亥日，所以说是元辰。”蔡邕《独断》说：“青帝以未日腊祭，在卯日祭祖；赤帝以戌日腊祭，在午日祭祖；白帝以丑日腊祭，在酉日祭祖；黑帝以辰日腊祭，在子日祭祖；黄帝以辰日腊祭，在未日祭祖。”这些都是祭祀采用元辰，与采用元日不同的情况。如今世沐只知道元日是上辛日，却不知道元辰是亥日，只说郊祭以后选择吉日，这是因为根本没有考察《正义》。又《月令》说：“命令百工审定五库的容量。”世沐说：“库门设置这五库。”现在考察《玉海》引《三礼义宗》说：“因为它们靠近库，所以就以库为名，并不是在库门设置这五库。”《周书·作雒篇》说“应门、库台、元阃”，大概是说库门也采用台门的制度。《公羊传注》说：“按照礼制，天子和诸侯的台门外有两座阙、两座观，诸侯的内阙有一座观。”有两座观、一座观的地方，难道就能设置五库吗？又《玉藻》说：“日中进食剩余的祭食，要奏乐进食。”世沐说：“大概早食时没有音乐，到日中食用剩余祭食时才用音乐劝人饱食。”现在考察《膳夫》说：“王每天举行一次进食礼，十二种食物都有俎，以音乐助食。进食完毕，用音乐撤除食器送到造处。”这不是说食用剩余祭食，而是助食本来都有音乐，所以《玉藻》孔颖达《疏》说：“这是说食用剩余祭食时奏乐进食。”食用剩余祭食尚且奏乐，那么早食时奏乐也就可以知道了。这一义理十分明白，而世沐却怀疑没有音乐，实在疏漏。看他的《自序》，世沐亲手抄录这部稿子时已经七十四岁了，可以说是年老而仍然好学，但他的书却达到这种程度。大概讲学家的解说经书，大多把训诂看作末务。
△《礼记偶笺》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与所为《学礼质疑》相表里，皆欲独出新义，而多不能自通。如谓《士丧礼》所云乘车、道车、稾车即是遣车，则士亦有遣车，郑《注》谓士无遣车误。又谓牲体不载於遣车。今考《杂记》：“遣车，疏布輤，四面有章。”《注》：“輤其盖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阴翳牢肉。”而《既夕》记荐乘车，鹿浅幦、干笮、革靾，载旟，缨辔、贝勒，县於衡。但称鹿幦，则仅覆式之章，而无四面之章可知。又凡丧车之有輤者，《经》文必特著之。《杂记》曰：“其輤有裧，缁布裳帷。”又曰：“大夫以布为輤。”又曰：“士輤蒲席以为裳帷。”其於遣车，亦特著曰布輤。《士丧礼》经文於乘车详及幦、笮、靾、旃、及缨辔、贝勒之细，而不著輤及四面之章，则异於遣车明矣。又《士丧礼》：“乘车载皮弁，道车载朝服，稾车载蓑笠。”而《杂记》曰：“遣车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载粻。”盖载牲兼载粻也，与载皮弁、朝服、蓑笠不同。乃斯大谓遣车载粻而不载牲，乌知载皮弁、朝服之车又岂容兼载粻乎？又郑注“置於四隅”，谓以此遣车置於椁之四隅。故《周礼巾车》云：“大丧饰遣车。”郑亦云：“使人以次举之，以如墓。”盖遣车小，故可以人举之，置诸椁中。即斯大亦信其说。若《士丧礼》之乘车、道车、稾车，贾《疏》云：“此三车皆当有马，故有缨、辔、勒。”则非人力之所能举而椁之所能容也，与遣车安得合而为一？《檀弓》曰：“诸侯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是遣车载牲之明证。乃斯大谓个与介通，七乘、五乘乃视七介、五介之数。今考《杂记》曰：“遣车视牢具。”《注》：“言车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体之数也。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车。”据此，则《杂记》所云“牢具”，即《檀弓》所云七个、五个。惟遣车载牢具，故其数视牢具。其牢具有七个、五个，故《檀弓》有七乘、五乘。斯大乃谓遣车不载牲，於《檀弓》、《杂记》显相剌谬。《特牲礼》曰：“佐食盛肵俎，俎释三个。”郑《注》：“个犹枚也。”《有司彻》曰：“乃摭于鱼腊俎，俎释三个。”《士虞礼》曰：“举鱼腊俎，俎释三个。”《少仪曰》：“太牢则以牛左肩臂臑九个。”是个为牲体，诸经凿凿。斯大於《檀弓》乃废个之正文而从介之借读，影响甚矣。斯大又谓《杂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以上间月卒哭。若亦间日虞，则终虞与卒哭相去日远，於《檀弓》所言“必於是日也接”不合。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后或间五日，或七日，或九日。今考《檀弓》曰：“其变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归。”《注》曰：“有所用接之处，礼所谓他用刚日也。”贾疏《丧服小记》：“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后卒哭。彼据士礼而言，速葬速虞而后，卒哭之前，其日尚赊，不可无祭，谓之为变。大夫以上依时葬，及虞者后卒哭，虽远，其间不复祭。”据此，则大夫以上虞与卒哭异月，本是常礼，为赴葬、赴虞者设，并不为大夫以上虞、卒哭异月设也。然则虞、卒哭不相接，於大夫以上何嫌哉？《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故再虞、次虞，止间日一举。若间五日、七日、九日一举，则与弗忍离之意太远。又《丧服》章：“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注》：“凡天子、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诸侯无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据此，大夫於虞讫受服，《经》明云三月受服，则大夫之卒哭自在五月，而初虞自在三月明矣。斯大谓大夫以上虞必与卒哭之日相接，因延虞期以下就卒哭之月，殊属臆测。又斯大谓鲁有周庙，即頖宫也。鲁立頖宫之学，以后稷为先圣，文王为先师。后人因頖宫祀文王，故以周庙为文王之庙。今考《文王世子》：“必释奠於先圣、先师。”
译△《礼记偶笺》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万斯大有《仪礼商》，已经著录。这部书与他所作的《学礼质疑》相互表里，都是想独自提出新义，但很多地方自己也不能讲通。例如他说《士丧礼》所说的乘车、道车、稾车就是遣车，那么士也有遣车，郑玄《注》说士没有遣车就是错误。又说牲体不装载在遣车上。现在考察《杂记》说：“遣车用粗疏的布作輤，四面都有章饰。”《注》说：“輤是车盖。四面都有章饰遮蔽，用来遮盖牲肉。”而《既夕》记载荐献乘车，车上有鹿皮浅色幦、干笮、革靾，装载旟，缨、辔、贝勒悬挂在衡上。这里只称鹿幦，那么可知只有覆盖车轼的章饰，而没有四面的章饰。又凡是丧车有輤的，《经》文一定特别注明。《杂记》说：“它的輤有裧，用黑色布作帷裳。”又说：“大夫用布作輤。”又说：“士的輤用蒲席作帷裳。”对于遣车，也特意说是布輤。《士丧礼》经文对乘车详细说到幦、笮、靾、旃，以及缨、辔、贝勒等细节，却没有说輤和四面章饰，那么它与遣车不同就很明显了。又《士丧礼》说：“乘车装载皮弁，道车装载朝服，稾车装载蓑笠。” 而《杂记》说：“遣车用粗疏的布作輤，四面都有章饰，放置在四角，装载粻。”这大概是既装载牲体又装载粻，与装载皮弁、朝服、蓑笠不同。可是万斯大却说遣车装载粻而不装载牲体，他哪里知道装载皮弁、朝服的车又怎么能兼载粻呢？又郑玄注“放置在四角”，是说把这种遣车放在椁的四角。所以《周礼·巾车》说：“装饰遣车。”郑玄也说：“派人依次抬举它，使它到达墓地。”大概遣车小，所以可以由人抬举，放进椁中。万斯大也相信这种说法。至于《士丧礼》的乘车、道车、稾车，贾公彦《疏》说：“这三种车都应当有马，所以有缨、辔、勒。”那么就不是人力所能抬举、椁所能容纳的了，怎能与遣车合为一物？《檀弓》说：“诸侯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这是遣车装载牲体的明证。可是万斯大说“个”与“介”相通，七乘、五乘是按照七介、五介的数目而定。现在考察《杂记》说：“遣车的数目视牢具而定。”《注》说：“这是说车的多少各如所包裹遣奠牲体的数目。遣奠方面，天子太牢包九个，诸侯也太牢包七个，大夫也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才有遣车。” 据此，《杂记》所说的“牢具”，就是《檀弓》所说的七个、五个。只是因为遣车装载牢具，所以车数按照牢具数目而定。牢具有七个、五个，所以《檀弓》有七乘、五乘。万斯大却说遣车不装牲体，这与《檀弓》《杂记》明显互相矛盾。《特牲礼》说：“佐食把肵俎装好，俎上留下三个。”郑玄《注》说：“个同枚。”《有司彻》说：“于是从鱼腊俎中取出，俎上留下三个。”《士虞礼》说：“举起鱼腊俎，俎上留下三个。”《少仪》说：“太牢就用牛的左肩、臂、臑，共九个。”可见“个”就是牲体，各经说得非常明确。万斯大对《檀弓》竟然废弃“个”的正文而采用“介”的借读，实在是受一点影响便大肆发挥。万斯大又说，《杂记》所言大夫三月下葬，五月举行卒哭；诸侯五月下葬，七月举行卒哭；大夫以上隔月举行卒哭。如果虞祭也隔日举行，那么最后一次虞祭与卒哭相隔的日期就很远，便与《檀弓》所说“必于这一天相接”不合。大夫以上，初虞都在下葬当天，此后有时相隔五日，有时相隔七日，有时相隔九日。现在考察《檀弓》说：“等到变为吉祭时，在到达祔祭以前，必须在这一天相接，不忍心有一天没有归属。”《注》说：“所谓有所用来相接的地方，就是礼所说的在其他场合使用刚日。”贾公彦疏《丧服小记》说：“前往报丧并下葬的人，过三个月举行虞祭，然后举行卒哭。这是依据士礼来说的，迅速下葬、迅速举行虞祭以后，在卒哭以前，日期还很长，不可以没有祭祀，所以称为变。大夫以上依照规定时间下葬，及至举行虞祭后再到卒哭，虽然相隔较远，但中间不再祭祀。”据此，大夫以上虞祭与卒哭不在同一个月，本来就是常礼；“赴葬、赴虞”是为特殊情况设置的，并不是为大夫以上虞祭、卒哭相隔月份设置的。既然如此，虞祭与卒哭不相接，对于大夫以上有什么可疑之处呢？《檀弓》说：“下葬当天举行虞祭，不忍心有一天离开。”所以再虞、次虞，只相隔一天举行一次。如果相隔五日、七日、九日举行一次，就与“不忍心离开”的意思相差太远了。又《丧服》篇说：“大功丧服三个月，改穿小功丧服，随即改用葛，穿九个月。”《注》说：“凡天子、诸侯在虞祭以后，士在卒哭以后改换丧服。特别说三个月，是因为天子、诸侯没有大功丧服，主要针对大夫、士而言。”据此，大夫在虞祭完毕后改换丧服；《经》文明确说三个月改服，那么大夫的卒哭自然在五月，而初虞在三月也很清楚了。万斯大说大夫以上虞祭必定与卒哭在同一天相接，于是把虞祭日期延后到卒哭的月份，完全是凭空猜测。万斯大又说鲁国有周庙，就是頖宫。鲁国建立頖宫之学，以后稷为先圣，文王为先师。后人因为頖宫祭祀文王，所以把周庙当作文王之庙。现在考察《文王世子》说：“一定要在先圣、先师那里举行释奠。”
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又曰：“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师。”郑注《周礼》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国子，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此先师之类也。斯大谓鲁頖宫以后稷为先圣，文王为先师，未之前闻也。又考《襄公十二年传》曰：“吴王寿梦卒，临於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於外，同姓於宗庙，同宗於祖庙，同族於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於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於周公之庙。”杜《注》“宗庙，所出王之庙。”又考《檀弓》：“兄弟吾哭诸庙。”若頖宫则郑《礼器注》所谓郊之学也。为同姓哭临，不应在郊学，则周庙非頖宫明矣。《昭十八年传》：“郑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庙。”岂亦曰頖宫乎？是其尤不可通者也。其他若谓周每年时祭皆祫，《仪礼》、《觐礼》与《曲礼》天子当宁而立曰朝，本是一礼。深衣十二片，四片属於内衽，四片属於外衽。其误已於所为《仪礼商》、《学春秋随笔》、黄宗羲《深衣考》中辨之。至谓祭天之圜丘即《觐礼》之方明坛，则尤骇见闻，不足深诘已。△《曾子问讲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载许輶以下诸人质问之辞，而各为之答。大抵掊击郑《注》、孔《疏》，独标己见。其中决不可通者，如《经》文：“壻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壻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曰：“女之父母已葬，壻家使人请，女家不许，壻然后别取，礼也。”盖孔氏以女家不许而男别取，与男家不许而女别嫁，互文见义。奇龄则谓壻辞婚后，女家复请重理前说，而男家反故以馀哀未忘，弗敢即取，然后女家徐徐嫁之。谓仍嫁此壻，弗别嫁也。殆因何孟春《馀冬序录》深疑此记之有讹，故奇龄解以此说。然案之《经》文，全不相合。夫读古人书，当心知其立言之意，而不可拘滞於其辞。《礼记》此文，盖为届婚期而遭丧者，男或以中馈之乏主，不能待其女免丧，而先议别取。女或以摽梅之过期，不能待其壻免丧，而先议别嫁。故圣人明为之制，使必待三年免丧而后请。明未三年免丧以前，不容有异说也。使必待壻不取而后别嫁，必待女不嫁而后别取，明苟非壻不取、女不嫁，则断无别嫁、别取之理也。然则所谓壻不取、女不嫁者，乃充类至义之尽，要以必无之事，犹晋文公曰“待我二十五年而后嫁”耳。何必作是曲说哉？况《左传》载齐桓公出蔡姬，蔡人嫁之。魏犨以嬖妾属其子曰：“必嫁之。”则嫁之为别嫁，明矣。何得解为仍嫁此壻，弗别嫁也？是皆横生臆见，殊不可从。惟谓三月庙见为庙见舅姑，谓除丧不复昏为不复行昏礼数条，尚能恪守《经》文《注》义，不为谲变之说耳。△《礼记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其《自序》谓明太祖时专以《注》、《疏》衡士，及成祖始用陈氏《集说》。考《元史选举志》，仁宗皇庆中，已以《礼记注疏》取士，不始於明。觐祖考之未审也。其书於《注》、《疏》录十之五，兼采卫湜、吴澄、郝敬及诸家之说，大旨取足与陈澔《集说》相发明者。《自序》谓坊本诸讲，其标宗旨、剔字句、顺口吻、联脉络、化板为圆，亦足醒人心目，故编检而分载之，附先儒后。则其作书之旨，大略可知已。△《礼记章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大意，谓《礼记》由汉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说者往往误断误连，当分章以明其义，故曰“章义。”其说谓如《曲礼》“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当通下父子、兄弟二条为章，“儗人必於其伦”当通下君大夫、士庶各条为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牵合为篇者，如《经解》之“天子”以下，《聘义》之“问玉”之属。有简篇互错者，如《射义》篇首之“射必先燕”节，当是领起《燕义》、《乡饮酒义》之总辞。《燕义》篇首之“秋合诸射”节，当是领起《射义》之辞。逐条讨论，时有所见。至於孔氏之不丧出母及降妇人而后行礼诸条，皆徵引《仪礼》以驳前人之谬，亦间有考证。较之陈澔所注，固为稍密，而大致循文推衍者多。如《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此自孔子没后之事，兆锡乃注曰：“岂其未闻教之初则然欤？”是未详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也。疏略如是，而动辄排击郑、孔，谈何容易乎？△《校补礼记纂言》三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郑玄《注》说：“先圣，是周公或孔子。”又说：“凡是学校，春季由官员在先师那里举行释奠。”郑玄注《周礼》说：“凡是有道德、有德行的人，派他来教国子；死后就把他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这就是先师一类的人。万斯大说鲁国頖宫以后的稷为先圣、文王为先师，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又考察《襄公十二年传》说：“吴王寿梦去世，临吊于周庙，这是合于礼的。凡诸侯的丧事，异姓在外面临吊，同姓在宗庙临吊，同宗在祖庙临吊，同族在祢庙临吊。所以鲁国为各姬姓诸侯在周庙临吊，为邢、凡、蒋、茅、胙、祭诸国在周公庙临吊。”杜预《注》说：“宗庙，是所出之王的庙。”又考察《檀弓》说：“兄弟死了，我在庙中哭吊。”如果頖宫就是郑玄《礼器注》所说的郊外学校，那么为同姓哭吊，不应在郊外学校进行，因此周庙不是頖宫，已经很清楚了。《昭公十八年传》说：“郑国派祝史把神主迁移到周庙。”难道这也能说是頖宫吗？这是最不能解释通的地方。其他如他说周朝每年四时祭祀都举行祫祭，《仪礼·觐礼》和《曲礼》所说天子面向朝廷正门站立称为朝见，本来就是同一礼制。深衣共有十二片，其中四片连接内衽，四片连接外衽。他的这些错误，已经在他所作的《仪礼商》《学春秋随笔》以及黄宗羲的《深衣考》中辨析过了。至于他说祭天的圜丘就是《觐礼》的方明坛，更是极其惊异，已经不值得深入诘问了。△《曾子问讲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许輶以下诸人的质问，并分别作答。大体上是抨击郑玄《注》、孔颖达《疏》，独自标举自己的见解。其中绝对讲不通的，例如《经》文说：“女婿服丧期满，女方父母派人来请，女婿不娶，然后把女儿嫁出去，这是合于礼的。女方父母去世，女婿也如此。”孔颖达《疏》说：“女方父母已经下葬，女婿家派人来请，女方家不答应，女婿于是另行娶妻，这是合于礼的。”大概孔颖达认为女方家不答应而男方另娶，与男方家不答应而女方另嫁，是用互文来显示意义。毛奇龄却说，女婿推辞婚事以后，女方家再次来请，重新说明先前的意思；而男方家反而仍以余哀未尽，不敢立即迎娶，女方家于是慢慢把女儿嫁出。他认为仍然是嫁给这个女婿，而不是另嫁他人。大概是因为何孟春《余冬序录》深深怀疑这段记载有错误，所以毛奇龄才用这种说法解释。然而考察《经》文，完全不相合。读古人的书，应当从心里理解他立言的用意，不能拘泥停滞在字面上。《礼记》这段文字，大概是说到了婚期却遭逢丧事的人：男方有时因家中缺少主持饮食家务的人，不能等到女方服丧期满，便先商议另娶。女方有时因婚期过了，不能等到女婿服丧期满，便先商议另嫁。所以圣人明确制定制度，使他们一定要等到三年服丧期满以后再来请婚。这就说明在未满三年丧期以前，不容许有其他说法。假如必须等到女婿不娶以后才能另嫁，必须等到女子不嫁以后才能另娶，那么显然如果不是女婿不娶、女子不嫁，就绝对没有另嫁、另娶的道理。这样看来，所谓女婿不娶、女子不嫁，只是推演其类而把道理说尽，实际上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事，就像晋文公说“等我二十五年以后再嫁”一样。何必编造这种曲折的说法呢？何况《左传》记载齐桓公把蔡姬送回蔡国，蔡人便把她嫁了出去。魏犨把宠妾托付给自己的儿子，并说：“一定要把她嫁出去。”那么“嫁之”是另嫁，已经很明确了。怎么能解释为仍然嫁给这个女婿，而不是另嫁呢？这些都是横生的主观臆见，实在不能采纳。只有他所说三个月后到宗庙拜见，是拜见舅姑；所说除丧后不再结婚，是不再举行婚礼仪式等几条，还能谨守《经》文和《注》的意义，没有作诡变的说法。△《礼记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冉觐祖有《易经详说》，已经著录。他的《自序》说，明太祖时专门以《注》《疏》来衡量士人，到成祖时才开始采用陈澔的《集说》。考察《元史·选举志》，元仁宗皇庆年间，已经用《礼记注疏》选取士人，并不是始于明代。冉觐祖考察得不够审慎。这部书录取《注》《疏》的内容约十分之五，同时采纳卫湜、吴澄、郝敬以及各家的说法，大旨在于选取足以与陈澔《集说》相互发明的内容。《自序》说，坊间各书的讲解，能够标明宗旨、剖析字句、使语气顺畅、联贯文脉、把板滞变为圆融，也足以使人耳目一新，所以编排检选后分别载录，并把它们附在先儒之后。由此可大致知道他撰书的宗旨了。△《礼记章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姜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经著录。这部书的大意是认为《礼记》由汉儒搜集编纂而成，篇章段落繁多琐碎，解说者往往误断、误连，应当分章来阐明意义，所以名为“章义”。他的说法认为，例如《曲礼》“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一句，应当同下面父子、兄弟两条连起来作为一章；“拟人必于其伦”一句，应当同下面君、大夫、士、庶人的各条连起来作为一章。又有本来不是一篇却牵强合为一篇的，例如《经解》中“天子”以下的内容，《聘义》中“问玉”一类的内容。有简篇互相错置的，例如《射义》篇开头“射必先燕”一节，应当是领起《燕义》《乡饮酒义》的总括语；《燕义》篇开头“秋合诸射”一节，应当是领起《射义》的话。他逐条讨论，时常有自己的见解。至于孔颖达关于不为出母服丧以及降服妇人以后才行礼等条，都是引用《仪礼》来驳斥前人的错误，也间或有考证。与陈澔的注相比，固然稍微缜密，但大体上多是沿着文字推演发挥。例如《檀弓》说：“子张去世，曾子正在服母丧，穿齐衰前往哭吊。”这本是孔子去世以后的事，姜兆锡却注说：“难道是在他还没有听到教诲的初期就是这样吗？”这是没有详细考察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疏略到这种程度，却动辄排斥郑玄、孔颖达，谈何容易呢？△《校补礼记纂言》三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吴澄原本。国朝朱轼重订。澄有《易纂言》，轼有《周易传义合订》，皆已著录。是书篇目、注释，一仍原刻。惟轼有所辨定发明者，以“轼案”二字为别，附载於澄注之末，然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中间有旁涉他文者。如注《曲礼》“左青龙而右白虎”一节云：“轼按此节，一首绝好古诗。‘急缮其怒’四字，摹写入神。予尝阅兵，壁垒森严，旌旗四匝，中建大纛，鼓停金静，寂无人语。已而风动大纛，如惊鸿乍起，急不可引。又如雷声，山鸣谷应，奔涛骇浪，澎湃冲击。乃知‘急缮其怒’四字之妙。”殆偶有所见，即笔於书，后来编录校刊之时失於删削欤？△《戴记绪言》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以《礼记》多出汉儒，不免有附会古义之处，而郑康成以下诸家，又往往牵合穿凿以就其说，乃参考诸经，旁采众说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为纲，而逐字逐句条辨於后。然自信太勇，过於疑经疑传，牵合穿凿，亦自不能免也。△《礼记类编》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沈元沧编。元沧字麟洲，仁和人。康熙丁酉副榜贡生。以修书议叙，官文昌县知县。是书取《礼记》四十七篇分类排纂，先五典，次五礼，而冠以《通论》、《广论》。《通论》兼礼、乐，《广论》分敬、仁、行、学、治、政六条目。末附诸礼仪节。如《曲礼》毋不敬”至“乐不可极”数语，列於《广论》敬之首，“贤者狎而敬之”至“直而勿有”数语，列於《广论》行之首，“夫礼者所以定亲疏”至“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数段，列於开卷《通论》礼之首，颇为繁碎。《自序》云：“割截《经》文，各依门类，先儒有行之者。”且谓“此书非诵习之书，而考索之书也。诵习则《檀弓》有《檀弓》之文，《缁衣》有《缁衣》之文。考索则《曲礼》有《内则》之事，《内则》有《少仪》之事”云云。其书盖取检阅之便，然而《经》文变为类书矣。△《学礼阙疑》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国朝刘青莲撰。青莲字华岳，襄城人。是书皆补正陈澔《礼记集说》之讹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其无所疑者则不载焉。始於雍正戊申，至乾隆己未，仅成七卷，自《曲礼》至《奔丧》篇止。末一卷则其弟青芝所续成也。其驳陈氏之误者，如“入临不翔”，《集说》“临，哭也”，青莲则引《周礼注》“以尊适卑曰临”以驳之，谓“临”当解作“莅”；“礼不下庶人”，《集说》从黄氏之误续“大夫抚式，士下之”之下，此谓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为一节，辞句对属：皆颇有所据。其拾陈氏之遗者，如“黄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国”，《集说》俱云未详，此引《周礼注》及先儒旧说以补之，亦多可取。然详於议论，而略於考据，又时时横生臆说。如以丧服之免为明之网巾，与吴廷华之以免为即今之衬冠，同一杜撰也。△《檀弓论文》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孙濩孙撰。濩孙字邃人，高邮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书专论《檀弓》之文，故圈点旁批，以栉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复缀以总评，亦附注其文义。其《凡例》谓《檀弓》有益举业，凡制义中大小题格局法律无一不备。是为时文而设，非诂经之书也。△《礼记章句》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编前有康熙戊戌《自序》，盖其未通籍时所辑也。案《礼记》诸篇之分类，自刘向《别录》首肇其端。如以《内则》属子法，《文王世子》属世子法，《曲礼》、《少仪》、《王制》、《礼器》、《玉藻》、《深衣》属制度之类，今孔《疏》篇目犹备载之。其后魏有孙炎，复改易旧本，以类相从。而唐魏徵亦以《戴记》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上之秘府。其书今皆不传。至宋朱子，尝与吕祖谦商订三《礼》编次，欲取《戴记》中有关於《仪礼》者附之《经》，其不系於《仪礼》者仍别为《记》。其大纲存於文集，而晚年编次《仪礼经传通解》，则其条例与前所订又有不同。元吴澄作《三礼叙录》，别《投壶》，《奔丧》补《仪礼》之《经》，《冠》、《婚》、《乡饮》、《燕射》、《聘义》为《仪礼》之《传》。其馀三十六篇，为《通礼》者九，为《丧礼》者十有一，为《祭礼》者四，为《通论》者十二。此则启运是书之所本也。然启运之意，则以朱子《经传通解》一书中丧祭二礼续诸黄氏，其於《礼记》不为完书，而伪本吴澄《考注》，分合增减，尚多未安。
译元代吴澄原本。国朝朱轼重新订定。吴澄有《易纂言》，朱轼有《周易传义合订》，都已经著录。这部书的篇目、注释完全沿用原刻。只有朱轼有所辨析订正、阐发说明的地方，用“轼案”二字加以区别，附载在吴澄注释的末尾，不过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中间或涉及其他文章。例如注释《曲礼》“左青龙而右白虎”一节说：“朱轼按：这一节是一首极好的古诗。‘急缮其怒’四字，描摹得神妙。我曾经阅兵，壁垒森严，旌旗四面环绕，中间树立大纛，鼓声停止，金声寂静，静悄悄没有人的说话声。不久风吹动大纛，像受惊的鸿雁突然飞起，迅疾得无法牵引。又像雷声一样，山谷彼此回响；又像奔腾的巨浪和惊涛，澎湃冲击。于是才知道‘急缮其怒’四字的妙处。”大概是偶然有所见闻，便随手写进书中，后来编录校刊时疏于删削吧？△《戴记绪言》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陆奎勋有《陆堂易学》，已经著录。这部书的大旨是认为《礼记》多出于汉儒之手，不免有附会古义的地方，而郑康成以下诸家又往往牵强附会、穿凿解释以迁就自己的说法，于是参考各经，旁采众说来加以订正。每篇各以小序为纲领，然后逐字逐句分条辨析。然而他自信过于勇决，过分怀疑经书和传注，牵强附会、穿凿附会的毛病也同样不能避免。△《礼记类编》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沈元沧编纂。元沧字麟洲，仁和人。康熙丁酉年副榜贡生。因参与修书而议叙授官，任文昌县知县。这部书取《礼记》四十七篇，分类编排，先列五典，次列五礼，篇首冠以《通论》《广论》。《通论》兼论礼、乐；《广论》分为敬、仁、行、学、治、政六个条目。末尾附列各种礼仪的节文。例如，把《曲礼》中从“毋不敬”到“乐不可极”的几句话列在《广论·敬》的开头，把从“贤者狎而敬之”到“直而勿有”的几句话列在《广论·行》的开头，又把从“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到“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的几段文字列在开篇《通论·礼》的开头，颇为繁琐。《自序》说：“割取、截分《经》文，各自依照门类编排，前代儒者已经有人这样做过。”又说：“这部书不是用来诵读学习的书，而是用来查考寻索的书。用于诵读学习，《檀弓》有《檀弓》的文字，《缁衣》有《缁衣》的文字；用于查考寻索，《曲礼》包含《内则》的事，《内则》包含《少仪》的事。”这类说法。这部书大概是为了查阅方便而编写的，然而却使《经》文变成了类书。△《学礼阙疑》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清朝刘青莲撰写。青莲字华岳，襄城人。这部书全是补正陈澔《礼记集说》中的错误和遗漏，凡是有所辨析订正的都写入书中，没有疑问的就不记载。始于雍正戊申年，到乾隆己未年，仅完成七卷，从《曲礼》到《奔丧》篇为止。最后一卷是他的弟弟青芝续成的。他驳正陈氏错误的例子，如“入临不翔”一句，《集说》解释说“临，就是哭”，青莲则引用《周礼注》“以尊适卑曰临”来驳斥，认为“临”应解释为“莅临”；又如“礼不下庶人”，《集说》沿袭黄氏的错误，在“大夫抚式，士下之”之下续写此句，青莲认为前代儒者都应当把它同下面的“刑不上大夫”合为一节，文辞句式彼此相对：这些说法都颇有依据。他补充陈氏遗漏的例子，如“黄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国”，《集说》都说不详，他便引用《周礼注》和前代儒者的旧说加以补充，其中也有很多可取之处。然而这部书详于议论而略于考据，并且时常凭空产生臆说。例如把丧服中的“免”解释为明代的网巾，和吴廷华把“免”解释为当今的衬冠一样，都是杜撰。△《檀弓论文》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孙濩孙撰写。濩孙字邃人，高邮人。雍正庚戌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这部书专门评论《檀弓》的文章，所以加以圈点和旁批，细密分析其中章法、句法的精妙之处。每章下面又附上总评，同时也注释文章的意义。他的《凡例》说，《檀弓》有益于科举应试，凡是制义文章中大小题目的格局、法式，没有一样不具备。这部书是为时文而作的，不是解释经书的著作。△《礼记章句》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任启运撰写。任启运有《周易洗心》，已经著录。这部编书前面有康熙戊戌年的《自序》，大概是他尚未取得出仕资格时编纂的。考察《礼记》各篇分类的做法，从刘向《别录》开始才有了端绪。例如把《内则》归入子法，把《文王世子》归入世子法，把《曲礼》《少仪》《王制》《礼器》《玉藻》《深衣》归入制度一类；如今孔颖达《疏》的篇目仍然完整记载着这些分类。后来魏国有孙炎，又改动旧本，按照类别编排。唐代魏徵也认为《戴记》汇集编排杂乱，另作《类礼》二十篇，进献到秘府。这些书如今都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宋代朱子，曾经和吕祖谦商议订正三《礼》的编次，想把《戴记》中与《仪礼》有关的内容附入《仪礼》经文，与《仪礼》无关的仍另列为《记》。他的基本纲要保存在文集中，但晚年编次《仪礼经传通解》时，所采用的条例又同先前订定的不同。元代吴澄作《三礼叙录》，把《投壶》《奔丧》另列出来，补入《仪礼》的《经》；把《冠》《婚》《乡饮》《燕射》《聘义》列为《仪礼》的《传》。其余三十六篇中，列为《通礼》的九篇，列为《丧礼》的十一篇，列为《祭礼》的四篇，列为《通论》的十二篇。这就是任启运这部书所依据的本子。然而任启运的意思是，朱子《经传通解》一书中，丧礼、祭礼二礼是续取黄氏之说的；对于《礼记》来说，它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书，而伪托吴澄的《考注》在篇章的分合、增删方面，还有许多不妥之处。
惟国初芮城所定三十八篇，名《礼记通识》。其条分规合，远过伪吴氏本。然於启运之意，犹有异同。因复更其后先，补其阙略，定为四十二篇。以《大学》、《中庸》冠於首，《明伦》、《敬身》、《立政》次之，《五礼》又次之，《乐》又次之，《通论》又次之。其移易章次，如《深衣篇》全附入《玉藻》内，而又取《少仪》之句以附之。《服问篇》全附入《小记》内。《檀弓》则分其半合诸《问丧》、《三年问》、《间传》、《丧服四制》而总谓之《丧义》。《郊特牲》则分其半入《礼器篇》内，而其半分入《冠》、《昏》、《祭义》。其馀补附参合，或章或句，尚非一处。盖与刘向《别录》之以全篇分类者，大不同矣。△《礼记汇编》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取《礼记》四十九篇，自以己意排纂，分为三编。上编首孔子论礼之言，曰《圣贤训拾遗》；次以《大学》、《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遗》、《诸子拾遗》；又次以《乐记》。中编括《记》中礼之大体，曰《诸儒纪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编聚列《记》中琐节末事及附会不经之条，曰《纪录杂闻》。其意盖欲别勒一经，踞汉儒之上。然自孙炎以来弗能也。况心敬乎？
○附录△《夏小正解》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国朝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前明诸生。是编总题曰《榆墩集选》，盖其集中之一卷也。其注“鸣蜮”曰：“凡释者贵以迩言土名通之。释紥以宁县，释蜮以屈造，是犹释荇菜以接余弥令人不可解矣。”其注“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曰：“六字以为夏五可也。”是亦不务奥僻，不尚穿凿之旨。然注“爽死”以为爽鸠祭鸟，恐古文虽奥，不至此。解“俊风”为俊美之风，是又未考《尚书大传》“时有俊风，俊者大也”之文，而以意解之矣。△《夏小正注》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砚北易钞》，已著录。《夏小正》一书，原载《大戴礼》中，自《隋志》始别为一卷。宋傅崧卿始分别经传而为之注。朱子沿用其例，稍加考定，附於《仪礼经传通解》中，而未言所本。元金履祥亦未见傅氏之书，遂以为朱子旧本，采附《通鉴前编》夏禹元年下，而句为之注，与《传》颇有异同。国朝济阳张尔岐合辑《传》、《注》为一编，附以己说。叔琳以《传》、《注》多相重复，乃汰其繁芜，以成是注，亦以己说附之。其称“传”者，《大戴礼》之文。其称“注”者，履祥之说。注中称“张氏曰”者，尔岐说。称“案”者，叔琳说也。其中如改“种黍菽糜”作“菽穈而下“菽穈”作“菽麋”；“鹿人从”，引《易》“即鹿从禽”；“丹鸟、白鸟”不主萤火、蝙蝠及蚊蚋之说；以匽为蝉；以“纳卵蒜”为二物：皆与旧说不同。至“鸣蜮”《传》中“屈造”之属，引《淮南子》“鼓造”之文，谓为虾蟆，则牵合甚矣。△《大戴礼删翼》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姜兆锡撰。是编节录《大戴礼记》而自为之注。其孙奭跋其后曰：删翼者，因旧本而删其繁冗，翼其义理者也。删其繁冗，如《保傅篇》删去魏公子无忌等文。翼其义理，如《礼三本篇》据《荀子》“利爵”以正“利省”之误是也。有注在《家语》而从略者，如《王言》、《五义》、《五帝德》、《盛德》等篇是也。有注在《礼记》而从略者，如《哀公问》、《礼察》、《曾子大孝》、《朝事》、《投壶》等篇是也。有注在《仪礼》外编而略互见其义者，如《夏小正》、《武王践阼》等篇是也。有旧本无注而笺解者，如《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圆》与《少间》、《本命》等篇是也。”其述兆锡之意颇悉。然古书存者仅矣，翼可，删不可也。△《夏小正诂》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诸锦撰。锦有《毛诗说》，已著录。是编解《夏小正》之文。或采他说，或出己意，欲仿郑玄之说《檀弓》、《注》简於《经》，故所注最略。然颇断以臆见。如“正月雉震呴”，此自感阳气而震动。旧解谓雷在地中，人不闻而雉闻之，已为穿凿。锦乃断“雉”为一句，“震”为一句，“呴”为一句，意训震为雷。正月安得有雷乎？“鸡孚粥”读粥如字，解为祝鸡声，引韩愈诗“群雌粥之”为证。然则“二月出初俊羔，助厥母粥”，亦解粥为祝鸡声乎？古文简奥，传写多讹，固不必一一强为之辞。必欲尽通之，则不凿不止耳。──右“礼类”《礼记》之属四十一部，五百五十四卷，内一部无卷数，《附录》四部，七卷，皆附《存目》。
译只有国初芮城所制定的三十八篇，名为《礼记通识》，其分条编排、合并调整，远远超过伪托吴澄的本子。然而这仍同任启运的意图有异同之处，于是又重新调整篇次，补充缺略，定为四十二篇。把《大学》《中庸》列在开头，其次是《明伦》《敬身》《立政》，再其次是《五礼》，然后是《乐》，最后是《通论》。它改动篇章次序，例如把《深衣篇》全部附入《玉藻》之中，又取《少仪》的句子附入其中；把《服问篇》全部附入《小记》之中；《檀弓》则分出一半，同《问丧》《三年问》《间传》《丧服四制》合在一起，总称为《丧义》；《郊特牲》则分出一半收入《礼器篇》，另一半分别收入《冠》《昏》《祭义》。其余内容也有补充、附入、参合，有的按章，有的按句，分散在各处。这同刘向《别录》把完整篇章分类编排的做法，大不相同。△《礼记汇编》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清朝王心敬撰写。王心敬有《丰川易说》，已经著录。这部编书取《礼记》四十九篇，按照自己的意思编排，分为三编。上编首先收录孔子论礼的话，名为《圣贤训拾遗》；其次是《大学》《中庸》；再次是《曾子拾遗》《诸子拾遗》；最后是《乐记》。中编概括《记》中关于礼的大体内容，名为《诸儒纪要》；其次是《月令》；再次是《王制》；最后是《嘉言善行》。下编集中列举《记》中琐碎细节、末节小事以及附会而不合经典的条文，名为《纪录杂闻》。他的意思大概是想另外编成一部经书，凌驾于汉儒之上。然而自孙炎以来尚且没有人能够做到，何况王心敬呢？○附录 △《夏小正解》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朝徐世溥撰写。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前明诸生。这部编书总题为《榆墩集选》，大概是其文集中的一卷。他注释“鸣蜮”说：“凡是解释古语，贵在用接近语言、通行的土语来说明。解释‘紥’为宁县，解释‘蜮’为屈造，就像解释荇菜为接余一样，只会更加令人无法理解。”他注释“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说：“这六个字把它解释为夏历五月也是可以的。”这也体现了不追求深奥僻涩、不崇尚穿凿附会的宗旨。然而他把“爽死”注释为爽鸠这种祭鸟，恐怕古文即使深奥，也不至于如此。解释“俊风”为俊美的风，又是没有考察《尚书大传》“时有俊风，俊者大也”这句话，而凭自己的意思解释了。△《夏小正注》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清朝黄叔琳撰写。叔琳有《砚北易钞》，已经著录。《夏小正》一书原载于《大戴礼》中，从《隋志》开始才单独列为一卷。宋代傅崧卿首先把经、传分别开来并为之作注。朱子沿用他的体例，稍作考订，附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却没有说明依据何本。元代金履祥也没有见过傅氏的书，于是把它当作朱子旧本，采录附在《通鉴前编》夏禹元年之下，并逐句作注，同《传》很有些异同。清朝济阳张尔岐把《传》《注》合编为一书，又附加自己的说法。叔琳认为《传》《注》多有重复，于是删去繁杂内容，编成这部注，也附加自己的说法。书中称“传”的，是《大戴礼》的文字；称“注”的，是履祥的说法；注中称“张氏曰”的，是尔岐的说法；称“案”的，是叔琳的说法。其中例如把“种黍菽糜”改作“菽穈”，又把下面的“菽穈”改作“菽麋”；“鹿人从”引用《易》“即鹿从禽”；“丹鸟、白鸟”不采纳萤火、蝙蝠以及蚊蚋的说法；把匽解释为蝉；把“纳卵蒜”解释为两种东西：这些都同旧说不同。至于“鸣蜮”，《传》中“屈造”之类的解释，引用《淮南子》“鼓造”的文字，认为它是虾蟆，实在是牵强附会。△《大戴礼删翼》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姜兆锡撰写。这部编书节选《大戴礼记》，并为之自作注释。他的孙子奭在书后跋语说：“所谓删翼，就是依据旧本删去繁冗，补助、阐明其中义理。删去繁冗，例如《保傅篇》删去魏公子无忌等文字；补助义理，例如《礼三本篇》依据《荀子》中‘利爵’的文字，订正‘利省’的错误，就是这样。” 有注释在《家语》中而从略的，如《王言》《五义》《五帝德》《盛德》等篇。有注释在《礼记》中而从略的，如《哀公问》《礼察》《曾子大孝》《朝事》《投壶》等篇。有注释在《仪礼》外编中而略加参照、显示其义的，如《夏小正》《武王践阼》等篇。有旧本没有注释而加以笺解的，如《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圆》以及《少间》《本命》等篇。”这段话把姜兆锡的意图说得很详细。然而古书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可以补充阐明，不能删削。△《夏小正诂》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诸锦撰写。诸锦有《毛诗说》，已经著录。这部编书解释《夏小正》的文字，有的采纳别人的说法，有的出自自己的意见，想仿照郑玄解释《檀弓》的体例，使《注》简略于《经》，所以所作注释最为简略。然而其中颇多凭臆断定之处。如“正月雉震呴”，这本是野鸡感受到阳气而震动。旧解认为雷在地下，人听不见而野鸡听见，已经是穿凿附会。诸锦竟断开为“雉”一句、“震”一句、“呴”一句，认为“震”是雷。正月怎么会有雷呢？“鸡孚粥”把“粥”按字音读，解释为呼唤鸡的声音，并引用韩愈诗“群雌粥之”作证。既然如此，那么“二月出初俊羔，助厥母粥”也要把“粥”解释为呼唤鸡的声音吗？古文简约深奥，传抄中又多有错误，本来不必强行逐一解释。若一定要把所有地方都解释通，就会不停地穿凿附会。以上“礼类”中属于《礼记》的著作共四十一部，五百五十四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附录》四部，七卷，都附列在《存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