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五 子部五十五

译卷一百四十五 子部五十五 ○释家类 梁代阮孝绪编《七录》，把佛、道二家的著作另行编录在末尾。《隋书》沿用这个体例，也把它们附在志书末尾，只有部数、卷数而没有书名。《旧唐书》认为古代没有释家，于是把佛书和道家书合在一起，名实很不相称。不过，只收录诸家著作中属于佛、道二家作者的书，而不收录佛、道二家的经典，这个原则还是可以采用的。现在把佛、道二家收录在子部末尾，采用阮孝绪的体例；不收录经典，采用刘昫的体例。各部志书都把道家排在佛家之前，但《魏书》已经称作《释老志》，《七录》的旧目录载于释道宣《广弘明集》中的，也把佛家排在道家之前。因此现在编次著录时，把释家列在前面。△《弘明集》十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梁代释僧祐编纂。僧祐姓俞，彭城下邳人。起初在扬都建初寺出家，武帝时居住在锺山定林寺。《唐书·艺文志》记载僧祐《弘明集》十四卷，与此本卷数相同，大概还保存着佛教藏经旧本的面貌。书末有僧祐后序，开头却没有前序，怀疑是在传抄中散失了。书中辑录的全是东汉以下直到梁代阐明佛法的文章。它的学说以戒律为主，论说以因果为主，而总的宗旨则在于压抑周公、孔子的学说，排斥黄帝、老子的思想，独自伸张释氏的教法。上天不说话却自然受到尊崇，圣人的道理不说话却自然使人信服，都不需要夸耀，也不需要辩解。恐怕人们不尊崇、不信服，于是在外表上大肆喧张，用来加以弥补，这也正是不足之处已由内在显露出来的明证。然而，这是六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流传年代最早；梁代以前名流的著作，如今没有专集流传的，很多还要依靠它保存下来，终究胜过庸俗僧人所撰写的作品。就佛教的言论而言，它仍然是佛教内部文雅而驯正的言论。△《广弘明集》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代释道宣撰写。道宣姓钱，丹徒人。隋末居住在终南白泉寺，后来迁到丰德寺、净业寺，到唐高宗时去世。他持戒精严刻苦，佛教中称他为宣律师。《唐志》记载《广弘明集》三十卷，与此本相合；但第二十七卷以后每卷又分为上下，实际上是三十四卷。这部书续接梁代僧祐的《弘明集》，但体例略有不同，分为十篇：一叫归正，二叫辨惑，三叫佛德，四叫法义，五叫僧行，六叫慈济，七叫戒功，八叫启福，九叫悔罪，十叫统归。每篇各有小序，大旨是排斥道教，与僧祐的书相同。其中如《魏书·释老志》，本来取材于佛、道二家，各自记载神异之事，虽然同样都是粉饰，却没有抑扬褒贬。道宣于是记叙释氏的部分就把全文详细载入，记叙道家的部分却暗中删去其神异事迹。这样看来，对亲疏一视同仁，仍然是佛法最初的面貌。到了后世，世俗意味逐渐加深，佛、道两家互相争胜，即使是身处丛林、被人天共同瞻仰礼敬的道宣这样的人，也不免有门户之见。他的书采录广博，篇卷数量是僧祐书的两倍，像梁简文帝被幽禁时所作的述志诗以及连珠三首之类，也颇为泛滥。然而，道宣生活在隋、唐之间，那时古书大多还没有散佚，所以散落的简册和遗留下来的文章，往往还能见到。例如阮孝绪《七录》的序文及其门类、篇目部分，儒家类的书早已失传，《隋志》只保存了它的说法，而这部书第三卷中竟然记载了它的大纲，还可以据此推寻其大略。这也算是礼制失传而到民间去寻求的一种情况，不能说对考证毫无帮助。《神僧传》称，僧祐的前身是南齐剡溪隐岳寺的僧护，道宣的前身就是僧祐。大概因为道宣续写了僧祐的书，所以才附会出这种说法。又说，道宣死于乾封二年；可是书末有一首游大慈恩寺诗，诗中却题作高宗的谥号，这实在难以解释。书中又注说“另一版本作唐太宗”，大概是知道其中相互矛盾，便替它曲意迁就。考察《雍录》，其中记载慈恩寺是在贞观二十二年高宗居于春宫时为文德皇后所建，那么太宗还来得及见到它。然而“大慈恩”这个名称可以出自高宗之口，却不可能出自太宗之口。大概原本题作“御制”，后来被人误改了吧？△《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唐代僧人道世撰写。道世字元惲，是上都西明寺的僧人。这部书完成于高宗总章元年，朝散大夫、兰台侍郎、陇西人李俨为它作序，称全书总括百篇，编成十帙。这个版本共一百二十卷。大概百篇是全书的总纲，书中则大致按照篇页分为卷帙；如《千佛篇》《十恶篇》，一篇分成七八卷；《善友篇》《恶友篇》《择交篇》，则两三篇合为一卷。因此全书实际上是一百一十八卷，目录二卷也计入卷数，这与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相同，合计共一百二十卷。每篇各有“述意”，如同史传的序言。子目开头有的有“述意”，有的没有，体例并不统一。全书大旨是把佛经中的典故按类编排，推明罪福产生的原因，使人产生敬佛信法的念头。佛法刚开始兴盛时，只阐明因果；等到达摩东行之后，才开始启发禅宗。若拿《六经》的传授来作比喻，因果之说就像汉儒的训诂。虽然它是专门的传授，拘守师承，但对于名物典故，都力求有所依据，其学说重视核实，难以任意诬罔。禅宗则像宋儒的义理之学，虽然深思冥会、妙悟多端，但可以凭借揣摩臆测，其说建立在空疏之上，容易任意驰骋。所以，心印之教流行以后，天下人都避难就易，辩才无碍的说法越来越多，语录也日益增加，而在佛教中，能够通晓三藏经典的学问几乎绝迹了。这部书写成于唐初，距离古代还不远，在佛教著作中仍然能够引用经书、依凭典籍。虽然其中有些荒唐悖谬的说法同儒家义理相冲突，但总的说来并不与儒学相混乱，保存它可以用来考察佛教的掌故。与后来夸夸其谈心性、越来越接近义理、却大大混淆真相的著作相比，终究还要好得多。△《开元释教录》二十卷（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唐代僧人智昇撰写。智昇在开元年间居住于长安西崇福寺。这部书把三藏经论编成目录，不分门类，只按译经人的时代先后排列。起于汉明帝永平十年丁卯，止于开元十八年庚午，共六百六十四年。其间传译佛经的僧俗共一百七十六人，所译大小二乘、三藏圣教以及圣贤集传和失译之书，总计二千二百七十八部，合七千四十六卷，分为两录。第一录叫《总括群经录》。

译其中先列译经人的姓名，接着列出所译经书的名称、卷数以及有的保存、有的散佚的情况，最后列小传，详细说明各人的始末，共九卷。第十卷记载历代佛经目录，古代目录共二十五家，只保存了它们的名称；新目录十六家，则把数目全部列出。开头是《古经录》一卷，称为秦始皇时释利防等人所携带而来，这种说法模糊而没有证据。其次是《旧经录》一卷，称是刘向在天禄阁校书时所见，大概依据刘向《列仙传》序中所说的“七十二人已经见到佛经”一文；至于说佛经藏在孔壁中，则无需再加辨析了。除此之外，从汉代佛经目录以后，基本上都有确实的证据。第二录叫《别分乘藏录》。共分七类：第一类是有译本也有底本，第二类是有译本但没有底本，第三类是支派另行流传，第四类是删去繁杂重复，第五类是拾取遗失、补充缺漏，第六类是因疑惑而重新翻译，第七类是伪说邪说混淆真相。各类都按经论分别归类，分列篇部，同总录一纵一横，共八卷。第十九卷是大乘经、律、论的入藏目录；第二十卷是小乘经、律、论以及圣贤集传的入藏目录。佛教旧有的文献，在这里最为完备，也最为古老。所列的各种传记尤其足以作为考证资料。朱彝尊撰写《经义考》，号称是善本，但核对它的体例，很多地方都与这部书相合。究竟是仿照它，还是暗中相合，都无法确定；然而这足以看出智昇是佛教僧徒中擅长著述的人。考察《隋书》所载王俭《七志》，把道教、佛教附带著录，合为七门。阮孝绪《七录》则把佛录列为第六、道录列为第七，共成七门。《隋志》只在四部之后附载道经、佛经的总数，而不列出书目。《唐志》以下虽然颇多记载经书目录，但遗漏实在很多。现在对于道、佛二氏的书，只选择体裁还接近儒家书籍的略存数家，以备参考；至于经典目录，则只收录这部书和《白云霁道藏目录》，以保存大概情况，也就是取《隋志》只列总数的意思罢了。△《宋高僧传》三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僧人赞宁撰写。赞宁还撰有《筍谱》，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太平兴国七年奉太宗敕旨编撰的。到端拱元年十月书成，朝廷派天寿寺僧显忠等人在乾明节奉表进呈。皇帝下敕嘉奖，赏赐绢三十匹，并令僧录司编入大藏经。但《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大概史志对于外教的书只粗略保存大概，不必求全，按体例如此，按道理也如此。高僧传这一名称始于梁代僧人惠敏，他分为译经、义解两门。僧人慧皎又加以扩充，分设十科。到唐代僧人道宣的《续高僧传》，搜集更加广博，于是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诵读、兴福、杂科十门，所记止于唐贞观年间。赞宁这部书，大概是接续道宣之后的著作，所以所记始于唐高宗时期，门目也仍然沿用旧制。正传共五百三十三人，附带记载一百三十人。每篇传记之后附有评论，对传授源流的记载最为完备。其中如武后时期的人都列入周朝，明显违背史书体例。又因为本书既然说从唐代开始，杂科篇中却有刘宋、元魏两人，也没有明确划定范围。然而，它对于诔文、铭文、记文、志文等材料搜采不遗，确实称得上详细而广博，文章格调也颇为典雅丰赡。考察佛教门中的典故，当然可以从这里得到资料。△《法藏碎金录》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晁迥撰写。晁迥还撰有《昭德新编》，已经著录。晁迥曾向王禹偁求学，以文章典雅丰富而知名，但性情沉溺于禅悦，喜欢用心研究佛教经典。这部书是他在天圣五年退居昭德里时写成的。全书都是融会佛理，随笔记录，大概属于禅门语录一类。书名中的“碎金”，取自《世说新语》中“安石碎金”的意思。孙觌说，他的宗旨是归向佛乘，把庄子、老子和儒家书籍汇合为一体。大概在嘉祐、治平以前，濂、洛之说还没有兴盛，儒者承袭唐代遗风，大多归心于佛教。以范仲淹这样的贤者，尚且亲自写疏文，请道古开坛讲法，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晁迥写这部书，大概没有什么奇怪的。南宋初年，晁迥的五世孙公武撰写《郡斋读书志》，于是把晁迥的《道院集》附载在《道院别集》之后，列入别集类中，实在很不合适。大概二程以后，儒者的辨析逐渐明白，公武既不敢删去祖宗的书，又不把它著录，还不肯列入释氏类，怕留下供评论者指责的话柄，进退两难，所以姑且用附载的办法加以回护。看它条目下所列的内容，只叙述晁迥仕宦经历的始末、品行和文章，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部书，其中隐微的用意大概可以看出来了。然而，自从阮孝绪《七录》以后，佛教的书早已自成一类，历代史志的著录也都相同，没有必要委曲地替它推崇，也没有必要巧妙地替它隐讳。现在依照陈振孙《书录解题》的做法，把它列入释氏类，保存事实真相。这部书的传本相当稀少，明嘉靖乙巳年，晁迥的后代、翰林院检讨瑮才从内阁抄录出来，刻版流传。他把书名改为《迦谈》，实在没有意义。现在仍按晁迥原来的书名著录。△《道院集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作《道院集》，宋代晁迥撰写。《宋史·艺文志》著录《道院集要》三卷，注说不知道作者。考察晁公武《读书志》，其中著录《道院别集》十五卷，称是五世祖文元公所撰。文元就是晁迥的谥号。又另行著录《道院集要》三卷，称是元祐年间侍从王古编纂的。书中还记载王古的序说：文元晁公广泛阅读佛教典籍，又勤于著述。他的书有《道院别集》《自择》《增修百法》《法藏碎金》《随因纪述》《髦智馀书》。我曾经把它们全部读过，认为其中阐述名理的精妙之处，即使白乐天也比不上。于是删去重复内容，汇集其中的精华，以便阅读。由此可见，这部书是王古选录晁迥的著作，所以名为《集要》。旧本认为它就是《道院集》，错了。《文献通考》把它列在别集类中，现在考察这部书，原来是语录一类，实际上不是文集。改列入释家类，才大致不违背它的宗旨。△《僧宝传》三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僧人惠洪撰写。惠洪还撰有《冷斋夜话》，已经著录。禅宗自六祖以后，分成两支。一支是青原，其下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一支是南岳，其下分为临济、沩仰。这就是五宗。

译嘉祐年间，达观昙颖曾经为他们作传，记载其中的机缘和语句，却略去了他们一生的始末和行事。惠洪于是编缀辑录旧闻，分别为他们作传，并系以赞语，共八十一人。书前有宝庆丁亥年临川张宏敬所作的序，说旧本藏在庐阜，后来毁于火灾。钱塘风篁山僧广遇担心它湮没无传，于是校订并刻印。然而卷末题作“明州府大慈名山教忠报国禅寺住持比邱宝定刊版”，又像是刻于四明，因此怀疑这是重刻本。陈氏《书录解题》作三十卷，《文献通考》作三十二卷，大概原书本来三十卷，后来又有《补禅林僧宝传》一卷，以及《临济宗旨》一卷，合计成为三十二卷。《临济宗旨》也是惠洪所撰；《补禅林僧宝传》题为舟峰庵僧庆老所作，大概也是北宋人。△《林间录》二卷、《后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僧人惠洪撰写。晁公武《读书志》称，这部书所记都是高僧的嘉言善行，但其中多处订正赞宁《高僧传》等书的错误，又往往自行提出议论，阐明禅理，并不完全是在叙述和记录旧事。书前有大观元年谢逸所作的序，说惠洪同林间的高士们击掌清谈，每得到一件事，随即记录下来。本明上人把他所记录的内容分成上、下两帙，刻版流传。由此可见，这部书是惠洪的札记，由本明替他编次。《文献通考》作四卷，依据原序所说的上、下二帙来判断，大概是《通考》文字上的错误。《后集》一卷，收录惠洪所作赞、偈、铭三十一首，渔父词六首。谢逸的序没有提到它，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它附入的。惠洪很有诗名，他的著作大多借重引用黄庭坚等人。然而他喜欢游走于公卿之间，起初凭借医术结交张商英，后来又往来于郭天信门下。政和元年，张商英、郭天信获罪，他也受到牵连，被决配朱厓。吴曾《能改斋漫录》又记载，他所作《上元宿岳麓寺诗》中有“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乡心未到家”两句，被蔡卞的妻子讥笑，因此得到“浪子和尚”的称号。这样看来，他既把心志耗费在繁华之中，又沉溺于绮丽的言辞，对于佛门戒律，实际上并不精严，在佛教中未必会被视为合格的法器。而且书中记载杜衍、张咏同住睢阳的事情，晁公武《读书志》曾经辨析过其中的疏漏，胡应麟《笔丛》也说，书中记载杜衍称张咏为安道；安道是张方平的字，不是张咏的字，更加证明它所记载的是虚妄之事。大概这同他所作《冷斋夜话》一样，都喜欢编造妄语。然而，他所作的《石门文字禅》被佛教收入大藏经，普济《五灯会元》也多有采录这部书的内容。大概惠洪虽然对僧律多有疏忽，但聪明才智特别出众，所以对于禅宗的微妙义理，能够找到悟入的门径。他平素又擅长文辞，精于润色，所叙述的佛门典故都文采斐然、颇为可观，也远胜于粗鄙的语录。在佛教书籍中，终究还是属于有益于文章的一类。△《五灯会元》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僧人普济撰写。普济字大川，是灵隐寺的僧人。他取释道原《景德传灯录》、驸马都尉李遵勖《天圣广灯录》、僧人维白《建中靖国续灯录》、僧人道明《联灯会要》、僧人正受《嘉泰普灯录》，撮取它们的要旨汇编成一部书，所以叫《五灯会元》。书以七佛为首，接着记四祖、五祖、六祖；南岳、青原以下各宗，则分别按传法的世数记载。禅宗自慧能以后，分派越来越多。有良价，号称洞下宗；文偃，号称云门宗；文益，号称法眼宗；灵祐、慧寂，号称沩仰宗；义元，号称临济宗。门徒传授，几乎遍及天下，禅宗的著述也一天比一天繁杂。名义上说以不建立语言文字作为不二法门，实际上却纠缠纷乱，障碍反而越来越多。大概唐代以前，各自尊奉本师的说法，儒、释之间相互争论；宋代以后，机巧日益增多，儒者同儒者争论，佛教徒也同佛教徒争论；彼此区分之后便产生胜负，所以议论越来越多。这部书删取精华，去除冗杂，叙述记录较为简明。它考订论述宗派系统，分篇排列，对于佛教源流的始末，也能够清楚掌握。当然可以同《僧宝传》等传记一样，作为考察佛门典故的资料，不是各地语录中那些卖弄口舌的作品可比的。△《罗湖野录》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僧人晓莹撰写。晓莹字仲温，是江西人。很懂得吟诗作咏。他所作《南昌道中》一首律诗，收载在《宋高僧诗选》中。绍定年间，僧人绍嵩作《江浙纪行诗》，广泛搜集唐、宋名句，晓莹也被列入其中。由此可见，他在当时也能以文章著名。这部书卷首有绍兴乙亥年自序，说自己因为游历疲倦，回到罗湖之上休息，于是追忆过去听到和见到的事情，记录成四卷。其中多记禅门公案以及机锋语句，大概也属于《林间录》一类。但对于僧徒中的旧闻事实，记述颇为详细；所载士大夫之间投赠往来的诗文尤其多。遗闻逸事大多借此流传，也颇可作为谈资。末尾有绍兴庚辰年后跋一首，没有署名，但跋中自称“妙总”，那么也应当是僧人所作。近来厉鹗撰写《宋诗纪事》，多有采录此书。然而，如《普首座诗》，他只取其中的“别众”绝句，却反而没有收录《山居》中的一首绝句。由此看来，厉鹗搜集摘取的内容，还没有穷尽其中的精华。△《释氏稽古略》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译元代僧人觉岸撰写。觉岸字宝洲，乌程人。这部书全部叙述佛教的史实，采用编年体。以历代统系为纲，以佛教产生以来佛门人物的世系和事迹为纬，起于太昊庖犠氏，终于南宋瀛国公德祐二年。起初名为《稽古手鉴》，后来认为所记还不完备，又根据旧有编纂加以扩充，才改为今名。书成于至正初年，中山李恒为它作序。觉岸记诵广博，所以所记除佛教经典外，还旁及杂家传记、文集、志书、碑刻等，多能搜集考察其源流派别，内容详备而有可观之处。只是对于历代兴废盛衰中完全与佛教无关的事情，也分条摘录，杂入书中，未免枝蔓赘余。而且根据藏经记载，佛生于周昭王九年；既然要考订叙述佛门宗派，本应从这一年断定起始。但它却夸谈上古，远引洪荒时代，在体例上也显得过于泛滥。又如唐代纪年，在昭宗、宣宗以后另列少帝濮王紃一代，说是朱全忠所立，年号天焘，不久又被毒死。查考正史，完全没有这些事实，更不知道它依据的是什么。不过，它引用的材料既然丰富，其中也有不少出自冷僻书籍、足以帮助考证的内容。对于丛林古德的记载和传承，也多有考核，叙述详细明确，能够完备地征引典故。保存这些说法，也未尝不是佛门考究古代道统的一种帮助。△《佛祖通载》二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僧人念常撰写。念常姓黄，号梅屋，华亭人。延祐年间住在嘉兴大中祥符禅寺。这部书前面有至正元年虞集所作的序。所叙佛教史实，上起七佛，下至元顺帝元统元年，全部按年代记载。念常在至治癸亥年曾被驿传召至京师，抄写金字佛经，因此从帝师帕克巴受法。所以卷首列七佛偈之后，紧接着就是帕克巴撰写的《彰所知论》。又因为所谓庄严劫、贤劫不知道相当于中国哪一年，无法编排次序，所以从盘古到周康王只略记帝王统系；自周昭王二十五年释迦牟尼佛诞生以后，才依据佛教经典编年。每条记载之后，大多附有论断。全书大旨在于夸张神异、陈述罪福，以唤起人的敬畏之心，从而抬高自己的教派。不过，他知道儒家的礼、乐、刑、政绝不可废除，所以只是把儒学拉入佛教体系，同排斥佛教的人竭力争论，同时仍尊崇孔子；又知道道家的清净思想与佛教同源，所以只是攻击斋醮、章咒、服饵、修炼等术，同时仍尊崇老子。他评论唐宪宗、懿宗迎佛，认为崇奉过分；评论王缙、杜鸿渐，只说积福和报应，因此把人事放置一边而不加修治，是沉溺佛教过分，但有时也能自行弥补其中的漏洞。他立论颇为巧妙。至于韩愈是一代伟人，它却引用西蜀龙氏的书，诋毁韩愈的言行悖逆乖戾；紥木杨喇勒智极其凶恶，却隐去他的事迹，只详细叙述他谈禅的话语，竟然俨然把他写成古代高僧的宗风传人。它尤其难免颠倒是非，不能作为依据。不过，念常颇为涉猎儒家书籍，在佛门之中算是比较广博，对于佛教的兴废、禅宗的传授，说得相当详细。对于唐代以来的碑刻、志传之类，采录尤其详尽，也足以供考订之用。它结党同类、攻击异己，意气用事而喧闹争辩，是佛、道两家的通病。明白它的用意，置之不论也就可以了。──以上“释家类”十三部，共三百十二卷，都是文渊阁著录之书。○释家类存目 △《迦谈》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晁迥撰写。晁迥有《昭德新编》，已经著录。这部书就是晁迥的《法藏碎金录》。明代很久没有流传的刻本。嘉靖乙巳年，他的后裔瑮以翰林院检讨兼管诰敕的身份，在内府得到这部书并将它刻印，改题为现在的书名。书前记载晁迥的几条逸事，以及瑮所作的跋。跋文称全书十卷，与《宋志》相合。现在这个本子只有四卷，大概又有散佚残缺。△《佛祖统纪》五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僧人志磐撰写。志磐在咸淳年间住在四明东湖。这部书详细记载天台宗一派的源流。它的凡例说：政和年间僧人元颖作《宗元录》，庆元年间吴克己作《释门正统》，嘉定年间僧人景迁根据吴克己的书作《宗源录》，嘉熙初年僧人宗鉴又取《释门正统》加以重修。志磐认为这些书都不够完善，于是参照各书，撰成这部书。以诸佛、诸祖为本纪八卷，以诸祖旁出的传人为世家二卷，以各位禅师为列传十三卷，又作表二卷、志三十卷，完全仿照正史体例。全书大旨以教门作为正统主脉，而莲社、净土以及达摩、贤首、慈恩、灌顶、南山诸宗，只附带见于志中。各宗派争执不休、分别门户，并不亚于儒家朱熹与陆九渊之争。至于书中所说，上考释迦显现出生之日，下至法智圆寂之年，把一佛二十九祖统统列为本纪，用来承续正统，就像帝王登上正位而传承大业一样。如果说已经超出尘世，就不该沿袭国史的名称；如果说仍在天地之间，就不该仿拟帝王的名号。虽然是为了尊崇自己的教派，但僭越已经太过分了。△《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僧人元敬、元复共同撰写。起初，西湖僧人了性搜集从晋代到宋代曾在钱塘停留的二十四位高僧，为他们建阁祭祀，事情尚未完成便离开了。元敬接续完成这件事，于是请东嘉僧人元复搜集二十四人的事迹，编成此书。后来又续得六人，元敬补作传赞。宝祐丙辰年，吴郡莫子文为它作序。△《神僧传》九卷（通行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这部书，卷数相同，也没有说是谁所作。书中所载起于汉明帝时的摩腾、法兰，终于元世祖时的国师帕克巴，共二百八人。大概是元人所撰。帕克巴传说他卒于大德七年，皇庆年间追赠谥号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帝师，因此此书应当成于仁宗以后。二百八人中，宋代僧人只有十六人；这十六人中北宋十三人，南宋只有三人，似乎是北方僧人所撰。然而辽、金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又不知道其中是什么用意。全书大旨在于神化自己的教派，只有有灵异事迹的人才记载，所以以《神僧》为名。至于各地谈禅持戒的古代高僧，则一概不收。△《大藏一览》十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陈实原编纂。陈实原，宁德人。生平始末不详。这部书因为佛教藏经浩繁，难以查阅，于是摘录其中大意，汇编成一书。全书分为八门、六十品，附列因缘一千一百八十一则。△《览迷蠡测》三卷、《剩言》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管志道撰写。管志道有《孟义订测》，已经著录。这几部书都是阐发佛理。书前有自序，说江阳段侯幻然子送来一封信，询问大觉如何从迷惑中产生，以及老子、释迦教义的差别；这些全都是儒家所说率性修道以上的内容。既不能不回答，又不忍心不回答，于是草草列出几条，题名为《觉迷蠡测》。书末有瞿汝稷的题语。《剩言》一卷，都是阐发本书余下义理的文字。《附录》一卷，则是与各人往来讨论禅理的书信。△《法喜志》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夏树芳撰写。夏树芳有《栖真志》，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取历代知名人物，搜集他们一件事或一句话中接近佛理的地方，都说是得力于禅学，共二百多人，甚至把韩愈、程子、周子、朱子也罗织进去。姚江学派的末流到了明代末年泛滥，士大夫无不以心学为宗，因此才有这部把儒学牵入佛教、用来文饰其谬误的书，可以说是牵强附会、荒诞无稽。书前有万历六年顾宪成所作的序。顾宪成所见的内容一定不是这样，大概也是夏树芳借用了他的名义。△《长松茹退》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僧人可真撰写。可真字达观，吴江人。世人称他为紫柏大师。起初住在苏州楞严寺，后来游历大房山石经，进献隋代僧人净琬所藏的佛舍利。慈圣太后迎他入宫，特赐紫伽黎。不久因受狱案牵连被判死刑。他有《茹退集》传世。这部书是他另行撰写的语录，间或谈及事物的道理，并不全是佛教言论。只是它以“茹退”为名，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说，佛经把牛粪称为“茹退”，这个名称很新奇，难道是他的自谦之词吗？但自谦也不应达到这种程度，或许另有取义。△《吴都法乘》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周永年撰写。周永年有《邓尉圣恩寺志》，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辑录吴中佛教的典故，分为十二篇。△《正宏集》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本朝僧人本果撰写。本果字旷圜，是潮州灵山寺的僧人。这部书全部叙述唐代僧人大颠的事迹。全书大旨在于诬称韩愈归依佛法，以此伸张佛教。卷首列寺院图，接着是元代大德辛丑年僧人了性所作的大颠本传；其次是韩愈给大颠的三封信；其次是欧阳修的别传跋；其次是虞集的别传赞；再其次是各家诗文；最后是本果自作的跋文。根据朱子《韩文考异》，韩愈给大颠的信是真的；但陈振孙《书录解题》极力辨明其为伪作，并且说这是沿袭方崧卿编纂外集时的错误。然而方崧卿刻的《韩集举正》，如今仍有淳熙旧刻本；考察其中外集所列二十五篇的篇目，确实没有这三封信。这个疑问无法弄清。韩愈与大颠往来的事情，见于韩愈给孟简的信中；而流传的《大颠别传》却说是孟简所作，显然可以看出是托名伪作。《韩文考异》也引用了它，不知道根据什么来验证。考察陈善《扪虱新话》引用《宗门统要》所载唐宪宗诘问韩愈佛光，以及韩愈皈依大颠、屡次参禅而不能悟道的事情，一一都与这部书相合。《宋史·艺文志》记载《宗门统要》十卷，是僧人宗永所撰。大概是佛门徒众编造这些言语，以报复排斥佛教者的仇怨，本不足为怪；至于儒者也采用这些说法，就不免令人惊讶了。△《南宋元明僧宝传》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僧人自融撰写，由他的门人性磊补充辑录。起于宋代建炎丁未年，终于本朝顺治丁亥年，共五百二十一年，收录九十七人。不记载禅门宗派世系，各人分别立传，并都附有赞。大概是续接宋代僧人惠洪所撰《僧宝传》的作品。△《现果随录》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本朝僧人戒显撰写。戒显字悔堂，顺治年间住在杭州灵隐寺。这部书共九十一则，每则都附有论断。内容都是陈述善恶报应，而大旨归结于持戒奉佛、忏悔以消除恶业，不过是沿袭佛教的说法罢了。──以上“释家类”十二部，共一百一十七卷，都是附入《存目》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