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九 集部五十二

译卷一百九十九　集部五十二 ○词曲类二 △《梦窗稿》四卷、《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吴文英撰写。吴文英字君特，“梦窗”是他的自号。他是庆元人。所著词有甲、乙、丙、丁四稿。毛晋最初得到其中的丙、丁二稿，刊入《宋词》第五集中；又搜集他临终前所作一篇、散佚的词九篇，附在卷末。后来又得到甲、乙二稿，刊入第六集中。毛晋原跋可以考见此事。这一版本就是毛晋所刻的本子，但四稿合为一集，则又是后人移并的结果。所收《绝笔莺啼序》一首，残缺过半，但在乙稿《补遗》中却有全文。《绛都春》一首，也已经先载在乙稿中，如今卷末仍未删去。这也说明刊刻并非在同一时期完成，是因为没有仔细校检而造成的失误。他把词分成四稿的原因，也不大容易理解。毛晋跋中说，吴文英去世后，他的同游者把丙、丁两年的稿子收集起来，整理为两卷。考察吴文英死于淳祐十一年辛亥，不应当只有丙、丁两年写有词。而且丙稿中有乙巳年所作《永遇乐》、甲辰年所作《满江红》，其中还夹有《丙午岁旦》一首。丁稿中有癸卯年所作《思佳客》、壬寅年所作《六丑》、甲辰年所作《凤栖梧》，丙午年所作《西江月》也在这一卷中。这样看来，丙、丁二稿不应分别属于丙年、丁年。况且甲稿有癸卯年所作的词，乙稿有端平丙申年所作、淳祐辛亥年所作的词，也完全不是按照编年排列的。我怀疑这些稿子起初并不是吴文英自己收拾编定的。后来有人汇辑旧作，每得到一卷就编作一集，用十干作为标题，原本并没有排列先后。吴文英曾同姜夔、辛弃疾交游，彼此唱和的作品都收在集中，另外又有为贾似道祝寿的作品。他大概也是晚年志节颓唐，像朱希真、陆游那样。他的词却卓然成为南宋词坛的一大宗派。沈泰嘉《乐府指迷》称赞他深得周邦彦清真词的妙处，只是用典和遣词有过于晦涩的地方，使人不容易理解。张炎《乐府指迷》也说他的词像七宝楼台，耀人眼目，拆碎下来便不能成为完整片段。他的短处和长处，这些评论都很公允。大概他的天分比不上周邦彦，但在推敲锤炼方面却超过周邦彦。词家有吴文英，正如诗家有李商隐一样。他的稿本屡经传抄，很多地方有讹误脱漏。例如朱存理《铁网珊瑚》记载吴文英手书《江南春》词，题下注有“张筠庄杜衡山庄”七字，而刻本脱去了上面三个字，这就是明显的证明。又如《夜飞鹊》下阕“轻冰润”一句，“轻”字上面应当脱去一字。《解语花·门横皱碧》一首，下阕“冷云荒翠”一句，“翠”字同全首的韵不相合。《塞翁吟·别》一首，下阕“吴女晕浓”一句，按词谱“女”字应当读平声。《高山流水》下阕“唾碧窗喷花茸”一句，音律不相合，文义也无法解释。《惜红衣》一阕，是仿照白石调创作的，下阕“当时醉近绣箔夜吟”一句只有八个字。考察姜夔原词，作“维舟试望故国渺天北”一句，实际上是九个字。不仅少了一个字，而且还脱漏了一个韵脚。《齐天乐》末句“画旗塞鼓”，按词谱还脱漏一个字。《垂丝钓》上阕“波光掩映，烛花黯淡”两句，“掩”字不应押韵，而且也不宜作四字句。《绕佛阁·蒨霞艳锦》一首，上阕“东风摇飏花絮下”缺少三个字。不过“花絮”二字是句末押韵的字，根据前一首词“怕教彻胆寒光见怀抱”一句推断，所缺的字应当在“花絮”二字之前。毛本在校勘刊刻时都没有来得及订正。至于乙亥年所作的《丑奴儿慢》，丙稿又改名为《愁春未醒》，这是因为潘元质的这首词以“愁春未醒”起句，所以后人又有这个名称。根据这一点追改旧题，尤其错乱。△《惜香乐府》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赵长卿撰写。赵长卿自号仙源居士，是南丰人，宗室子弟。这部词集按类别编排，共有春景三卷、夏景一卷、冬景一卷、总词三卷、拾遗一卷。根据毛晋跋语，是当时乡贡进士刘泽所编定的，体例实在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夏景中如《减字木兰花·咏柳》一阕、《画堂春·辇下游西湖》一阕，都应归入春景；冬景中的《永遇乐》一阕，也应归入秋景。这样分类归属也并不完全恰当。他的词往往优劣并见。例如卷二《水龙吟》第四阕，以“了、少、峭”押“昼、秀”的韵，纯粹采用江右方音，终究不是正统的音律。卷五《一剪梅》末句“才下眉尖，恰上心头”，抄袭李清照这首调的原句，只改动了两个字，几乎是把点金变成了点铁。卷六《叨叨令》一阕，完全写成俳体，已经成为北曲。至于卷七《一丛花》一阕，本是追和张先所作。上阕第四句，张词是三字一句、四字一句，这一首却写成七字一句；下阕末三句，张词是两个四字句、一个五字句，这一首却写成一个三字句、两个五字句。这样一来，连音律也有很多不相合的地方。不过赵长卿淡泊于仕进，以饮酒赋诗自我娱乐，随意吟成，多有清淡深远、萧疏淡泊的情致，当然不能因为一处过失就完全否定他。又如《小重山》上阕结句，押“疏雨”的韵，却把“芭蕉”六字填入其中，也不合词谱，大概是毛晋刊本误增了“雨”字。又如卷六《梅词》一首，题作《一剪梅》，注文却说有的刻本作《摊破丑奴儿》。但不知道这首词牌并不是《一剪梅》，应当以别的版本为正确。卷五的《似娘儿》就是卷八的《青杏儿》，也就是《丑奴儿》。毛晋在《似娘儿》下注说：“有的作《青杏儿》。”在《青杏儿》下注说：“旧刊作《摊破丑奴儿》，不对。”但他不知道错误在“摊破”二字，《丑奴儿》本身并不是误刻。这又是明人校勘的失误，过错不在赵长卿。△《龙洲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刘过撰写。刘过有《龙洲集》，已经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刘改之词》一卷。

译这一版本由毛晋刊刻，题作《龙洲词》，沿用其全集的名称。黄昇《花庵词选》说，刘改之是辛弃疾的门客，词中多有壮语，大概是在学习辛弃疾。不过刘过凡是赠给辛弃疾的词，才仿效他的体格，如“古岂无人，可以似吾稼轩者谁”等句就是这样；其余作品虽然纵横奔放、淋漓酣畅，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写成辛体。陶九成《辍耕录》又说，刘改之造语丰富洒脱而有意趣，《沁园春》二首尤其纤丽可爱。如今看集中《咏美人指甲》《美人足》两阕，描写猥亵，很不合大雅之旨。陶九成却单独加以推许，不如张端义《贵耳集》只取他的《南楼》一词，认为它没有失去真正欣赏词作的眼光。《渚山堂词话》说：“刘改之《沁园春·绿鬓朱颜》一阕，是代韩平原祝寿所作。”但在当时，不知道究竟是替谁作的，现在也无从详细考察。看集中《贺新郎》第五首，注文说：“平原纳宠姬，奏方响，席上赋。” 那么刘改之还亲自参加了南园的宴会，并不只是代别人祝寿而已。他本是纵横驰骋的游士，志向在于功名，当然不能拘守规矩、谨慎行事，也没有必要曲意替他隐讳。又如《沁园春》第七首，注文说：“寄给辛承旨，当时辛承旨招他而没有赴约。”这是原来的注文，事情本来很清楚。另有注文说，或作“风雪中欲诣稼轩，久寓湖上，未能一往，赋此以解”。这是毛晋校本中的注文，已经自行产生了讹误和歧异。《乐府纪闻》竟说，辛幼安任京口守时，刘改之穿着破衣、拖着鞋，应命赋诗。这样说来，两人结交是在辛幼安担任越地帅臣之前。《山房随笔》记载这首词，又说：“辛弃疾任越东帅时，刘改之想去拜见，辛弃疾没有接纳他。他借助晦庵、南轩二人从中周旋，才得以进见。”考察岳珂同刘过交情很好，岳珂所作《桯史》卷二记载此事说：“嘉泰癸亥年，刘改之在中都。当时辛稼轩任越地帅臣，听说他的名声，便派使者招请他。恰好因为有事来不及前往，于是仿效辛体作了一首《沁园春》。”这同集中自注相合。那么其他各说显然都是诬说了。岳珂又说，刘过诵读这首词时捋着胡须，面有得意之色，岳珂便用“白日见鬼”的调侃来讥笑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他的话虽然是戏言，但也未尝没有说中刘过的毛病。△《竹屋痴语》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高观国撰写。高观国字宾王，是山阴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竹屋词》一卷，题为高观国撰写，但不知道是怎样的人。高邮人陈造和史达祖两家曾为此书作序。这一版本由毛晋刊刻，末尾有毛晋的跋，只摘录陈造序中所说的关于竹屋、梅溪的几句话，称赞二人“皆不经人道”，说他们的精妙之处连少游、美成也比不上，却没有刊载全文。不过考察陈造的《江湖长翁集》，其中也没有收录这篇序，或许是当时删去了他的稿子。词自鄱阳姜夔开始逐字琢磨、精心锤炼，才归于醇厚雅正，而史达祖、高观国是辅佐他的人。因此张炎说，几家的格调都不凡，句法挺拔奇异，都能独立创出清新之意，删去了柔靡绮丽的词语。但《草堂诗馀》对白石、梅溪的作品一概没有认真阅览，《竹屋词》也只选了其中《玉蝴蜨》一阕，大概是因为当时正崇尚甜熟的风格，同流行风尚相反的缘故。高观国同史达祖反复唱和，双方旗鼓相当。只是梅溪词中还有《贺新郎》一阕，注文说：“在湖上同高宾王一起作。”如今高观国的词集中没有看到这个词牌，大概已经散佚了吗？△《竹斋诗余》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黄机撰写。黄机字几仲，一说字几叔，是东阳人。他的事迹没有可以考见的地方。根据词牌下注语中有“有时欲之官永兴”的话，大概也曾在州郡任职，只是不知道担任的是什么官。至于他的游踪，大多在吴、楚之间，同岳总干以长调互相唱和尤其多。所谓总干，就是岳飞的孙子岳珂，当时任淮东总领兼制置使。岳氏是忠义之家，所以黄机赠给他的词，也都沉郁苍凉，不再写草媚花香之类的语句。他的《乳燕飞》第二阕，是依照徐斯远寄给辛弃疾的词韵所作，辛弃疾也有和词。世间流传的《稼轩词》版本中，“赋”字重复使用了两个韵。如今考察黄机的词，知道上阕所用的本来是“付”字，这足以证明流俗刊刻本的错误。另外，辛弃疾的词牌名作《贺新郎》，这里却题作《乳燕飞》，是因为苏轼在这一词牌中有“乳燕飞华屋”一句，后人于是改了名称，实际上是同一个词牌。卷末毛晋在跋中惋惜《草堂诗余》没有收录黄机的一个字。考察《草堂诗余》是南宋书坊商人编的，胡乱编选而没有鉴别，只是因为古旧便保存下来。因此朱彝尊说，《草堂诗余》选词，可以说是没有眼光。它取什么、删什么，又哪里值得用来衡量黄机的高下呢？△《梅溪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史达祖词集》，宋代史达祖撰。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汴京人。田汝成《西湖志馀》说，韩侂胄有一名堂吏叫史达祖，擅权处理政事，与词作者的姓名完全相同。现在考察词集中的《齐天乐》第五首，注说：“中秋宿真定驿。”《满江红》第三首注说：“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水龙吟》第三首注说：“陪节欲行，留别社友。”《鹧鸪天》第四首注说：“卫县道中。”《惜黄花》一首注说：“九月七日定兴道中。”考核这些词的意思，必定是在李壁出使金国时，韩侂胄派史达祖随行侦察金国，所以才有这些词。由此可知，编撰此集的人就是韩侂胄所任用的史达祖。又考察《玉津园事》，张鎡虽然参与了这件事的谋划，但张鎡实际上是韩侂胄的亲近宾客，所以在《满头花》所写的生辰宴上，能够把厨师和乐工调到自己的宅第。此编前面有张鎡的序，足以证明他是韩侂胄一党。序末说“数路得人，恐不特寻美於汉”，也足以证明史达祖确实是掾史，并非两个人。只是序作于嘉泰元年辛酉，而词集中有《壬戌立春》一首；序中说初次认识史达祖时，他拿出一编词作来，而词集中又有与张鎡唱和的词两首。因此，这个本子是后来编成的，并不是张鎡作序的那个本子。史达祖这个人的身世不值得称道，但他的词却相当工巧。张鎡称赞他可以与周邦彦并驾齐驱，平视贺铸，而纷纷扰扰的柳永一辈人，根本不值得拿来比较。清真是周邦彦的号，方回是贺铸的字，三变是柳永原来的名字。他的推许未免有些过分。但史达祖清丽的词句，在宋代末期确实颇为出色，也不能因为他的人品而埋没他的文章。△《石屏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戴复古撰。戴复古有《石屏集》，已经著录。这部词集一卷，是毛晋刻印的单行本。戴复古是陆游的门人，凭诗歌在江湖间知名。方回《瀛奎律髓》称赞他的诗豪迈健劲、清新爽快，自成一家。现在看他的词，也是音韵自然生成，不费雕琢。他的《望江南》自嘲第一首说：“贾岛的外貌本来就瘦，杜陵的言语不妨显得村野，谁能理解学习西昆体。”戴复古论诗的宗旨，在这里完全可以看出。因此他以诗的方式作词，时常显出新意，没有一句沿袭旧套。集中的《大江西上曲》就是《念奴娇》，本来因为苏轼词的起句而称作《大江东去》。戴复古却用自己词的首句，改名为《大江西上曲》，未免有仿效之嫌。至于《赤壁怀古满江红》一阕，豪迈的情怀和壮丽的文采，实际上不比苏轼的差。杨慎《词品》最为欣赏它，是恰当的。本卷卷后载有楼钥记述的一则文字，就是《石屏集》中的跋语；陶宗仪记述的一则，见于《辍耕录》。其中《江右女子》一词没有标明调名。以各调相互考证，应当是《祝英台近》。但前阕三十七字完整，后阕却缺失起头三句十四字。这应当是流传中残缺了。陶宗仪既没有辨明，后来作词谱图解的人因为词中第四句有“揉碎花笺”四字，便另造了一个调名，实在是杜撰。至于《木兰花慢·怀旧》词的前阕，有“重来故人不见”等句，与《江右女子》词中“君若重来，不相忘处”的语意似乎彼此唱和。怀疑这首词就是为他的妻子而作，但已经无法考证了。△《散花庵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黄昇撰。黄昇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因为他的居所有玉林，也有散花庵。毛晋刊本把“昇”写作“昃”，把“叔旸”写作“叔阳”，但各本大多确实作“黄昇”。考察花庵《绝妙词选》的旧传刻本，题名写作“黄{曰多}”。又《诗人玉屑》前面有黄昇的序，世间流传的翻刻宋本仍然摹写当时的手书，也作“黄{曰多}”。查看《词选》序末，还留有当时的姓氏小印，确实作“{曰多}”字。原来许慎《说文》中，“昇”字的篆文写作“{曰多}”。黄昇只是用篆体署名，所以写作“{曰多}”字。毛晋没有考察《六书》，妄自改成“昃”，实在错误。至于“叔阳”本是卢炳的字，卢炳就是撰写《哄堂词》的人。毛晋却把这个字移来作为黄昇的字，更是张冠李戴。黄昇所选《绝妙词》，末尾附有自己的词四十首，大概是仿照王逸编《楚词》、徐陵编《玉台新咏》、芮挺章编《国秀集》的体例。这个本子全部收录了这些词，只是又从其他书中旁采增入三首。黄昇早年放弃科举，专心于歌咏。曾因诗歌得到游九功的赏识，见胡德方所作《词选序》。他的词也逼近秦少游，近似摹写姜白石。游九功赠诗中所说的“晴空见冰柱”，大概就很像他的词。胡德方的序又说，福建帅臣楼秋房听说他与魏菊庄交好，便把他视为泉石间的清雅之士。按魏菊庄名庆之，建安人，就是撰写《诗人玉屑》的人。《梅磵诗话》载有庆之《过玉林诗》绝句：“一步离家是出尘，几重山色几重云。沙溪清浅桥边路，折得梅花又见君。”那么黄昇一定与庆之是同乡，隐居在这里，所以得到福建帅臣的称许。另外，游九功也是建阳人，他的《答叔旸》五言古诗一首，仍载在《诗家鼎脔》中。这样可以考见黄昇是福建人。朱彝尊《词综》和近时厉鹗《宋诗纪事》都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籍贯，现在附带记载于此。△《断肠词》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宋代朱淑真撰。朱淑真是海宁女子，自称幽栖居士。这部集子前面有《纪略》一篇，称她是文公的侄女。但朱子本是新安人，后来流寓福建。考察年谱和世系，也没有别的兄弟在籍贯上著录为海宁人。怀疑这是依附名人声望的说法，未必确实。《纪略》又说她的婚配不合意，不能实现平素的志愿，于是写成《断肠集》十卷来排遣自己。她的词只有《书录解题》记载一卷，世间很久没有流传。这个本子是毛晋《汲古阁》刊刻的。后面有毛晋的跋，说她的词只见到两阕，在《草堂集》中又见到一阕，在十大曲家中稀少得如同清晨的星星。后来才得到这一卷，是洪武年间的抄本，于是与《漱玉词》合并刊刻。但其中的词只有二十七阕，所以也一定不是原本。杨慎《升庵词品》载有她的《生查子》一阕，其中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话，毛晋的跋于是称这是白璧上的微小瑕疵。然而这首词如今载在欧阳修《庐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为什么被窜入《淑真集》，还诬说她有桑间濮上的行为。杨慎把它收入《词品》，已经是没有考察。毛晋刻《宋名家词》六十一种，《六一词》就在其中，却在《六一词》中漏注“又见于《断肠词》”，自己已经扰乱了体例。对于这部集子又完全不作辨析，反而证明它是“白璧微瑕”，更加显得鲁莽。现在刊刻这一篇，希望避免深深诬蔑古人，给九泉之下的古人留下遗憾。△《山中白云词》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张炎撰。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他是循王张俊的五世孙，家居临安。

译宋朝灭亡后，他隐匿行迹，不出仕，纵情游历浙江东西两路，潦倒终身。他一生擅长写长短句，凭《春水词》成名，人们因此称他为张春水。后来编次词集的人，就把这首词列为卷首，倚声家至今还传诵它。但词集中其他调的作品，像这样的还很多，大概如同贺铸被称作梅子一样，偶然遇到品评题咏，便成了佳话而已。他真正擅长的并不只是这一首。张炎生于淳祐戊申年。宋朝覆亡时，他已经三十三岁，还来得及见到临安全盛的日子。因此他所作的词往往苍凉激越、悲楚感人，借眼前景物抒发感情，充分写出自己对身世和盛衰的感慨，并不只是以剪裁红花、雕刻翠色为工巧。至于他研究声律，尤其能够领会其中精髓。凭此承接姜夔的传统，成为后继者中的佼佼者。在宋元之间，也可以说是江东独秀。张炎的词集世间很少有完整的篇帙，这个本子是钱中谐所藏的，还是明初陶宗仪的手写本。康熙年间，钱塘龚翔麟才开始传抄并付梓。后来上海曹炳曾又重新刊刻。旧本附有《乐府指迷》一卷，现在析出另行著录。仇远的原序、郑思肖的原跋以及戴表元送给张炎的序，仍然一并收录，以保存旧本的面貌。△《竹山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蒋捷编撰。蒋捷字胜欲，自号竹山，宜兴人。德祐年间曾考中进士，宋朝灭亡后，隐遁不仕直到终身。这个本子是毛晋《汲古阁》刊刻的。卷首载有至正乙巳年湖滨散人的题词，说这份稿本得自唐士牧家，虽然没有编排次序，但已经没有遗漏，应该仍是元人所传的旧本。他的词炼字精深，声调和谐流畅，是倚声作词者的准则。间或有意作出【狡犭会】的写法，例如《水龙吟·招落梅魂》一阕，通篇句末都用“些”字；《瑞鹤仙·寿东轩》一阕，通篇句末都用“也”字，却仍然在虚字上押韵。这只是偶尔采用《诗经》《楚辞》的格调，并不像黄庭坚、赵长卿一类人完全不用韵，最终写成散体。又如《应天长》一阕，注说“次清真韵”。前半阕“转翠笼池阁”一句只有五字，但考察周邦彦的词，作“正是夜堂无月”，实际是六字句。后半阕“漫有戏龙盘”一句也只有五字，但考察周邦彦的词，“又见汉宫传烛”实际也同样是六字。这一定是刊本各自脱漏了字。至于《沁园春》“绝胜珠帘十里楼”一句，“楼”字上错误地多了一个“迷”字。《玉楼春》“明朝与子穿花去”一句，“花”字误作“不”字。《行香子》“柰云溶溶”一句，“柰”字下面误加了“何”字。《粉蝶儿》“古今来人易老”一句，误脱了一个“来”字。《翠羽吟》“但留残月挂苍穹”一句，误脱了“月”“苍”二字。这些都是疏漏错误。“唐多令”误作“糖多”，尤其足以令人发笑。它的《喜迁莺》调中所载改本一阕，比原词大为减损风韵，似乎不是蒋捷自己改定的。《词统》批评它很恰当，但把它指为史达祖的词，却又是记错了。△《天籁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金代白朴撰。白朴字仁甫，又字太素，号兰谷，真定人。他的父亲号寓斋，姓名失考，在金朝任枢密院判官。适逢世道动乱，父子失散。白朴曾在元好问家中被抚养，得到元好问的指授。金朝灭亡后，他受到荐举却不肯出仕，迁居金陵。放浪于诗酒之间，尤其精通制曲。这是他所作的词集，世间久已失传。康熙年间，六安杨希洛才从白氏后裔那里得到，共有二百篇。前面有王博文的序，后面有孙作的序以及曹安的赞。杨希洛把它拿给朱彝尊看，朱彝尊分为二卷，作序并使之流传。白朴的词清新俊逸、婉约飘逸，意境惬意，韵律和谐，可以与张炎的《玉田词》相匹敌。只是因为他制作曲子的名声掩盖了词作的名声，所以沉寂了几百年。词家选本于是都不载他的姓名。朱彝尊编纂《词综》时，也还没有见到这个本子，书完成以后才得到它。此书虽然出得较晚，但倚声作词的人没有谁怀疑它是伪作。因为它的文采、气韵都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本来一看就知道是宋元人的语言。△《蜕岩词》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张翥撰。张翥有《蜕庵集》，已经著录。这部编本附在诗集之后，但另自分成卷帙。考察《元史》张翥本传，称张翥长于写诗。他的近体诗和长短句尤其工巧。他死后没有儿子，遗稿没有流传下来。流传的作品只有乐府和律诗，共三卷。那么在当时就已经与诗合编为一部书了。但传记说是三卷，和现在的本子不相合。考察诗集前面有僧人来复的序，说至正丙午年，僧人大杼选编刊刻他的遗稿。又有僧人宗泐的跋，作于洪武丁巳年，仍说将要刊版流传于世。这样，大杼编次书稿是在至正二十六年，刊版则是在洪武六年。而宋濂等修撰《元史》是在洪武二年，没有来得及看到这部完整的本子。所以依据另外流传的本子，把它和诗合称为三卷。来复的序题作《蜕庵诗集》，宗泐的跋也称《右潞国张公诗集》若干卷，都没有一字提到词。但宗泐说大杼把他的遗稿带回江南，选得九百首。现在实际有诗七百六十七首。加上词一百三十三首，才正好是九百首。那么他的词也是大杼编纂的，只是传抄者有的把它附在诗集里，有的析出单独刊行罢了。张翥八十二岁才去世。向上还来得及见到仇远，传授他的诗法；向下还来得及与张羽、倪瓒、顾阿瑛、郯九韶、危素等人唱和。他一生经历了元朝的盛衰，所以诗中多有忧虑时局、伤感战乱的作品。他的词却婉约秀丽、风流有致，具有南宋旧有的格调。他的《沁园春》题下注说：“读白太素《天籁集》，戏用韵仿效它的体制。”大概白朴所取法的多是苏轼、辛弃疾的变调，而张翥所取法的还是姜白石、吴梦窗的余韵。他们的门径不同，所以张翥这样说。又《春从天上来》题下注说：“广陵冬夜，和松云子讨论五音、二变、十二调，并且品评箫声来确定它们。清浊高下，彼此互相作为宫音，分明合乎律吕的均调，雅俗也得到了正当安排。”由此可见，他对倚声之学的讲求很深。△《珂雪词》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曹贞吉撰。曹贞吉有《珂雪诗》，已经著录。这部编本就是他的诗余。上卷共一百三十四首，下卷共一百零五首。总目所载的补遗还有《卜算子》《浪淘沙》《木兰花》《春草碧》《满江红》《百字令》《木兰花慢》《台城路》等八个词调，但都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大概因为附在卷末，装订时偶然散失了吧？他的词大体上风华掩映，寄托深远。在古调之中织入新意。不必模仿周邦彦、范仲淹、柳永，像邯郸学步那样机械仿效，却自然不失为雅正的作品，大概他的天分在这件事上尤其接近这种境界。《陈维崧集》有曹贞吉《咏物词序》说：“吟成十首，事足千秋。赵明诚《金石》之录，逊此华文。郭弘农《山海》之篇，惭斯丽制。” 这虽然是朋友推重他的言辞，未免有些夸张。但在近代词家中，他也确实是卓然出众的作家。旧本每个词调的末尾必定列出王士祯、彭孙遹、张潮、李良年、曹勋、陈维崧等人的评语，实际上沿袭了明代末年文社的陋习，最令人厌恶。现在全部删去，以使读者耳目清净，也让人看出文章本身工巧与否，原本就取决于作品自身。作品流传或不流传，取决于它自己。名流的序、跋、批语、圈点，不过是“木兰之椟”。日久之后评价自然确定，作品的美丑并不由这些东西决定。希望借助名声的人能够明白，标榜声誉其实没有用处。──以上“词曲类”中词集一属，共五十九部、一百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花间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后蜀赵崇祚编纂。赵崇祚字宏基，侍奉孟昶，任卫尉少卿，但他的籍贯不详。《十国春秋》也没有为他立传。考察蜀地有个赵崇韬，是中书令赵廷隐的儿子，赵崇祚恐怕就是他的兄弟。词这种体裁由唐代变化而来，到了五代盛行。从宋代以后，体制更加繁多，选录的作品也越来越多。追溯词的源流和起始，这部集子应当是最古的。唐末名家的词曲，都靠这部集子才得以仅存。其中《渔父词》《杨柳枝》《浪淘沙》等词调，唐人仍把它们收入诗集，大概诗与词的转变正发生在这几个词调上。因此，作者处不题姓名而题官职，大概是沿袭《文选》中只署字号的遗意。只是同一人的词，有时分割出几首收入前卷和后卷，以凑足每卷五十首，这种体例是古书中从未有过的。陈振孙说，书中所录从温庭筠以下共十八人，总计五百首，如今缺少其中两首。坊间刻本擅自增添，已经严重失去原貌。这是明代毛晋重新刊刻的宋本，仍然精审。书前有蜀国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欧阳炯所作序，写于孟昶广政三年，也就是晋高祖天福五年。书后有陆游两篇跋文。其中一篇说，当时天下形势危急，士大夫却放纵流荡到这种地步，也许是由于百无聊赖。却不知道，正是士大夫放纵流荡到这种地步，才是天下形势危急的原因，陆游没有反过来思考根本原因罢了。另一篇说，唐代末年和五代时期，诗歌越来越低下，而依声填词的作品却往往简洁古朴而可爱，能够写好这种而不能写好那种，其中的原因很难用道理推究。其实不知道文章的体格有高下，人的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以配合其体格，勉强去写就会有所不足；学力足以配合其体格，尽力施展便会绰绰有余。律诗的地位低于古诗，所以中唐、晚唐的古诗大多写得不好，而律诗却时常有佳作。词又低于律诗，所以五代人的诗不如唐代，词却独自胜过唐代。这就像能够举起七十斤的人，举一百斤便会跌倒，但举五十斤却能运用自如；这有什么不能用道理推究的呢？△《尊前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编辑者的姓名。书前有万历年间嘉兴人顾梧芳的序，说：“我喜爱《花间集》，想把它传播开来，但我这部编集只是有所分类罢了。”看起来似乎就是顾梧芳所编。因此毛晋也说，顾梧芳采录名篇，整理为二卷。但朱彝尊的跋文说，他在吴下得到吴宽手抄本，拿来与顾氏本校勘，词人的先后、乐章的次序，没有一处不同。因此判定它是宋初人编的。考察宋代张炎《乐府指迷》说：“自隋、唐以来，声诗间或写成长短句。到了唐人，就有《尊前》《花间》两部集子。”这样看来，这部书与《花间集》似乎都是五代旧本。然而《乐府指迷》一处说是沈伯时所作，另一处又说是顾阿瑛所作，它是否真的出自张炎，恐怕还不能确定。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的歌词类把《花间集》列为第一，注说：“这是近世依声填词的鼻祖。”却没有《尊前集》的名称。不应当张炎见过此书，而陈振孙反而没有见过。朱彝尊把它定为宋本，也不能完全凭信。既然疑点相传，就不必强行指明。况且只就词作评论，它原本也不失为《花间集》的辅佐之作。玩味其中的情感和文采，足以给人滋养，也不必一定考定作者来使它得到落实。△《梅苑》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代黄大舆编。黄大舆字载万。钱曾《读书敏求记》引王灼的话说：“字载方。” 大概是把“万”字写成“万”，又把“万”讹写成“方”，就像“萧方等”转写成“万等”之类吧？他的爵位、籍贯和里居没有详细记载。厉鹗《宋诗纪事》称他是蜀人，也是根据原序自署“岷山耦耕”，以及《成都文类》收录他的诗，推测而来的，并没有确切证据。王灼称赞黄大舆的歌词可以和唐代名家相抗衡。他的乐府号称《广变风》，有几首赋咏梅花的作品，也很奇特。不过《广变风》如今已经失传，只有这部集子保存下来。书中所录全是咏梅的词，起于唐代，止于南、北宋之间。黄大舆自序说，己酉年冬天，他在山阳抱病，门前小径无人来往。他住处书斋前又栽了一株梅花，不到一个月，已经略显灿烂。于是他辑录唐代以来才士的作品，作为居斋时的赏玩，题名为《梅苑》。考察己酉年是建炎二年，正是高宗航海逃难的一年。山阳又是战事频繁的要冲，不知黄大舆为何能够独自闲适地编成这部集子。大概“己酉”二字有误吧。从前屈原、宋玉遍举香草，却唯独没有涉及梅花。六代和唐代，咏梅的篇章也寥寥可数。自宋代人开始重视这种花，人人都吟咏它；方回编撰《瀛奎律髓》，在通常的题材之外，另列梅花一类，不让它混杂在群芳之中。黄大舆编这部集子，也是有志于此。虽然一个题目收集到数百阕，有时难免彼此因袭窠臼，但在描摹形容方面，也往往各自别出新意，确实是填词者可以采择的。集中同时收录蜡梅，大概因为这两种花是不同的品种而花期相近，所以可以附带列出。到了第九卷又兼收杨梅，就是一味追求广博的过失，自己不知道已经泛滥了。

译△《乐府雅词》三卷、《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曾慥编。曾慥有《类说》，已经著录。这部编集全是辑录宋人的词。前面有朱彝尊的题词，说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曾端伯的《乐府雅词》十二卷、《拾遗》二卷。这部抄本抄自上元焦氏，只保存三卷和《拾遗》，大概不是足本。然而朱彝尊《曝书亭集》又收录这部书的跋文说：“考察它的自序，称有三十四家，合为三卷，毫无疑问是足本。”大概本书卷首所载的是朱彝尊的初稿，《曝书亭集》所载才是详细订定的稿本。曾慥自序说，凡是涉及诙谐戏谑的就删去，当时那些把艳曲错误托名为欧阳修作品的，也全部删除。因此命名为《雅词》，都具有《诗经》的风旨，不是柔靡低俗的声音可以相比的。至于《道宫》《薄媚》《西子词》《排遍》等词调之后的《入破》《虚催》《衮遍》《摧拍》《歇拍》《煞衮》等名称，都是其他本子很少记载的，仍可由此看见宋人的旧有曲法。不仅《九张机词》只在这部书中见到。这一点又足以为词学家的考证提供资料。△《花庵词选》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黄昇撰。此书成于淳祐乙酉年。前十卷名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起于唐代李白，止于北宋王昴；方外人士、闺秀作品各编一卷附在后面。后十卷名为《中兴以来绝妙词》。起于康与之，止于洪瑹。黄昇自己创作的词三十八首，也附录在末尾。前十卷中颇有已经属于南宋的作品，大概是宣和、靖康年间的旧人，其中渡江以后仍然在世的。可是后十卷中的康与之、陈与义、叶梦得，也都是北宋旧人。又不知道他究竟以什么作为划分界限。看黄昇的自序，他的意思大概是想接续赵崇祚《花间集》、曾慥《乐府雅词》之后，所以搜罗得很广。其中如李后主的《山花子》一首，本来是李璟的作品，《南唐书》记载冯延巳的答词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样也不免有些疏漏错误。不过黄昇本来就擅长作词，所以在取舍方面很精审。自序说，他闲暇时搜集了数百家的作品，而所录仅限于这些数量；取舍也特别谨慎严格，不是《草堂诗馀》一类夹杂俗调的选本可以相比的。又在每个人姓名下面注明字号和籍贯，每篇题目下面有时还附有评语，都足以供考核参考。在宋人的词选中，终究不失为善本。△《类编草堂诗馀》四卷（通行本） 没有署编辑者的姓名，旧传为南宋人所编。考察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年间，已经引用《草堂诗馀》中张仲宗《满江红》词来证明“蝶粉蜂黄”这句话，那么此书在庆元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词家把小令、中调、长调区分开来，是从这部书开始的。后来《词谱》按照字数把它作为固定格式，未免有些拘泥，所以受到《万树词律》的讥评。然而填词家终究没有废弃这些名称，那么它们也就是依声填词的格律。朱彝尊编《词综》时，说《草堂》选词可以说是毫无鉴别标准，批评得非常严厉。如今看它所收的作品，虽然不免杂乱而不纯，不如《花间》诸集精美完善；然而好坏并列，优缺点都没有被掩盖，名篇佳句也错落其中。一概斥责排斥，也并不是公允的评论。这部本子是明代杭州顾从敬刊刻的。前面有嘉靖庚戌年何良俊的序，说这是顾从敬家藏的宋刻本，比世间流行的本子多七十多种词调。它的刊刻在汲古阁本以前。此外，各篇词作后面大多附有当时的词话，汲古阁本都没有。考察其中引用的黄昇《花庵词选》、周密《绝妙好词》都在宋末，因此知道这些内容是后来附加进去的，不是原本所有。不过所采辑的材料还不算繁滥，也颇足以供考证，所以仍然一并保存。△《绝妙好词笺》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绝妙好词》由宋代周密编纂。它的笺注则是本朝查为仁、厉鹗共同撰写的。周密所编《南宋歌词》起于张孝祥，止于仇远，共一百三十二家。取舍谨慎严格，还在曾慥《乐府雅词》、黄昇《花庵词选》之上。又因为宋人的词集如今大多失传，甚至作者姓名也不全为后世所知，那些零散如珠玉的作品，都依靠这部书才得以保存；在词选中，它是最好的本子。起初，查为仁搜集各种书籍为它作笺，详细考察作者的居处和出处；有的根据词作考证本事，有的根据作者附载遗闻；此外，各家评论的话，以及那些人的名篇佳句中没有收入此集的，也全部附录进去。适逢厉鹗也正在为这部集子作笺，还没有脱稿。他到天津游历时，看见查为仁所作的笺注，于是全数拿来交给查为仁。两人删去重复、补充遗漏，合成一部书。如今书端同时题列两人的姓名，是为了不埋没厉鹗帮助成书的功劳。笺注内容多有泛泛铺陈、旁涉他事之处，不能全都切合原词，未免有嗜好广博的弊病。然而宋词大多不标明题目，读者常常不能详细了解它所写的事情。比如陆游的《瑞鹤仙》、韩元吉的《水龙吟》、辛弃疾的《祝英台近》、尹焕的《唐多令》、杨恢的《二郎神》，如果不参照其他书籍，弄清它们的源流始末，就有无法理解究竟说的是什么的情况。他们疏通文意、考证证明的功劳，也有不可磨灭之处。周密有《癸辛杂识》等书，厉鹗有《辽史拾遗》等书，都已经著录。查为仁字心穀，号莲坡，是宛平人。康熙辛卯年中举人。这部集子成于乾隆己巳年，刊刻于庚午年。厉鹗的序说，他还有《诗馀纪事》若干卷。如今没有见到，大概尚未成书吧。△《乐府补题》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没有署编辑者的姓名，都是宋末遗民相互唱和的作品。赋咏龙涎香八首，词调为《天香》；赋咏白莲十首，词调为《水龙吟》；赋咏莼五首，词调为《摸鱼儿》；赋咏蝉十首，词调为《齐天乐》；赋咏蟹四首，词调为《桂枝香》。作者有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陈恕可、唐珏、赵汝钠、李居仁、张炎、仇远等十三人，另有无名氏二人。各家著作目录都没有记载这部书。书前有朱彝尊的序，说：“这是常熟吴氏的抄本，休宁汪晋贤从长兴藏书家那里购得，后来蒋景祁刻版流传。”这样看来，它是在康熙年间才流传于世的。朱彝尊在序中又说：“当时相互唱和的篇章一定不止这些，也一定有用来记载年月的序文，可惜如今都散失了。”这个说法也是对的。但我怀疑这些作品也许是墨迹流传下来，后人抄录成册，未必是当时就编次成集，所以没有序和目录，也未可知。△《花草稡编》十二卷、《附录》一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代陈耀文编。陈耀文有《经典稽疑》，已经著录。这部编集采录唐、宋歌词，间或也涉及元人作品，但所采很少。自序说，这部集子因唐代《花间集》、宋代《草堂诗馀》而起，所以命名为《花草稡编》。然而如果只是把两部书合编，各取其中一字作为书名，已经没有什么义理可言。于是它总括两代的词，用“花”字代指“唐”字，用“草”字代指“宋”字，名实相衡，尤其不妥。但这部书搜集的材料繁多丰富，每种词调只要原有题目就一定录下；有些稍微偏僻的，就一定注明采自某书；凡有本事的，还把词话列在后面；有些词作本身并不佳，但所填的是罕见词调，如《缕缕金》之类，就注为“备题”。编排次序也相当严谨。大概陈耀文在明代诸人中还讲求考证之学，不是那些吟风弄月的人可以相比的。虽然订正详细程度不如万树的《词律》，选择精审程度不如朱彝尊的《词综》，但搜集编纂的功劳实际上在这两人之前。开创之作难以工巧，也不能让后来的作品掩盖它。这部本子的版式与《天中记》相同，大概还是陈耀文的旧刻本。然而卷首却有延祐四年陈良弼的序，刊刻粗劣，只具字形，而文章仍然是陈耀文的文字。大概是书坊商人得到它的旧版，另刻一篇序放在卷首，伪称为元代刻本罢了。△《御定历代诗馀》一百二十卷（康熙四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所收词作从唐代到明代，共一千五百四十个词调、九千多首，编为一百卷；另外有词人姓氏十卷、词话十卷。考察梁代吴声歌曲，句子有长有短，声音多柔和曼妙，已经逐渐接近小词。唐初作者如云涌现，诗道再次振兴，所以正处在将要变化却还没有变化的时候。到了唐代中叶，杂体日益增加，于是《竹枝》《柳枝》一类作品先改变了声调；《望江南》《调笑令》《宫中三台》一类作品，接着改变了词调。不过它们仍然被收入诗集，没有另立为一种体裁。到了五代，词的格调才形成。把词分为别集，开始于冯延巳的《阳春》词；把词编为总集，则开始于赵崇祚的《花间集》。从宋初直到明末，沿着这种流变接连兴起，编撰著述越来越多。但要说能够概括历代精华、汇集各家的，往往只能看到豹子的一斑而没有看见全牛，很少有既广博又精审的。我圣祖仁皇帝用心于文艺领域，对于文章的体制，逐一探究其正体和变体，考核其源流；无论大体小体都兼收，不遗漏任何一种技艺。于是命侍读学士沈辰垣等搜集旧有词集，编定这部书。柳永、周邦彦婉转绮丽的声调，苏轼、辛弃疾奇特放纵的风格，两派一并收录，不偏主一方；又旁及元人的小令，以及逐渐由短调变为繁声的作品。对于明代不沿用旧谱的新腔，只要有一点长处可以采录，也把众多优点一并收取。至于考察作者的爵位、籍贯和里居，可以作为评论时代人物的资料；辨别作品的美丑，可以作为依声填词的法则。这部书搜罗广博，尤其精细详尽。自从有词选以来，可以说它集中了词选的大成。至于各种词调的次序，一律以字数多少为标准，不沿袭《草堂诗馀》强行区分小令、中调、长调的名称，又彻底洗刷了旧本的陋习。△《词综》三十四卷（内府藏本） 本朝朱彝尊编。与他同时增补修订的，是休宁人汪森。朱彝尊有《经义考》，汪森有《粤西诗载》，都已经著录。这部编集收录唐、宋、金、元四代词作，共五百多家。在专集和各种选本之外，凡是稗官野史中有片段词作值得收录的，总要采集，因此有许多其他选本没有见过的作品。词牌名称、句读有被其他选本混淆讹误的，以及姓氏、爵位、籍贯有错误的，都详细考察并加以订正。它的取舍也确有鉴别。大概朱彝尊本来就擅长填词，平日曾把姜夔视为词家正宗，而把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视为他的羽翼。他说从此以后，能够得到词学门径的人也许很少；又说小令应当取法汴京以前的作品，慢词则应当取法南渡时期的作品；还说评论词作必须归于雅正，所以曾慥编录《雅词》，鮦阳居士编《复雅》；又极力称赞《绝妙好词》甄选得当。他的立论大都精确，所以他的选录能够这样简慎而不苟。拿它与《花间》《草堂》等编相比，胜过它们很多。△《十五家词》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孙默编纂。孙默字无言，是休宁人。这部书辑录本朝词作，共十五家：吴伟业《梅村词》二卷，梁清标《棠村词》三卷，宋琬二《乡亭词》二卷，曹尔堪《南溪词》二卷，王士禄《炊闻词》三卷，尤侗《百末词》二卷，陈世祥《含影词》二卷，黄永《溪南词》二卷，陆求可《月湄词》四卷，邹祗谟《丽农词》二卷，彭孙遹《延露词》三卷，王士祯《衍波词》二卷，董以宁《蓉渡词》三卷，陈维崧《乌丝词》四卷，董俞《玉凫词》二卷。各家作品按小令、中调、长调排列。前面载录各家原集的序，又收录同时人的评论和评点。考王士祯《居易录》说：“新安孙布衣孙默，居住在广陵，家贫却喜欢待客。四方名士来访，他一定徒步去拜访。孙默曾告诉我，想渡江前往海盐，我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想去拜访彭十羡门，索取他的新词，和我以及邹程村的作品合刻为三家词集罢了。陈其年维崧赠诗说：‘秦七、黄九本来就很有才华，这件事同你的饥寒又有什么关系？’ 所说的就是这件事。”大概这部书最初刻于康熙甲辰年，收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祯三家，就是《居易录》中所说的情况。杜濬为它作序。到丁未年，又续入曹尔堪、王士禄、尤侗三家，成为六家本，孙金砺为它作序。戊申年又续入陈世祥、陈维崧、董以宁、董俞四家，汪懋麟为它作序。十五家本定于丁巳年，邓汉仪为它作序。前后共经历十四年，才汇编完成。虽然有标榜声气、结交同调的意味，还沿袭着明末的积习，但当时倚声填词的佳作，确实大体齐备于此，保存它可以看出国初诸人的文采风流盛况。至于每篇末尾一定附上评语，很像选刻时文，实在是恶劣的做法。现在一并删去，不让它污乱书册。——以上“词曲类”词选一类十二部，共二百七十四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碧鸡漫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代王灼撰写。王灼还撰有《糖霜谱》，已经著录。这部书详细叙述曲调的源流。前七条是总论，叙述上古直到唐、宋时期声歌逐渐变化的原因。接着列出《凉州》《伊州》《霓裳羽衣曲》《甘州》《胡渭州》《六幺》《西河》《长命女》《杨柳枝》《喝驮子》《兰陵王》《虞美人》《安公子》《水调歌》《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阿滥堆》《念奴娇》《清平乐》《雨淋铃》《菩萨蛮》《望江南》《麦秀两岐》《文溆子》《后庭花》《盐角儿》，共二十八条，逐一追溯曲名由来的缘起，以及它们逐渐演变为宋词的沿革。大体说来，《三百篇》的余音，到汉代变为乐府，到唐代变为歌诗。到了唐代中期，词也开始萌芽。到宋代，歌诗的创作方法渐渐消失，词于是大为兴盛。当时士大夫大多熟悉音律，常常自创新声，逐渐增加旧有曲谱。因此一个曲调有时多达数种体式，一个体式有时又有几个名称，曲调名目几乎无法全部列举。这些也不同于唐代和五代的古法。王灼编写此书，是选取那些传授清楚、可以考见的曲调，考核其名称含义，订正其宫调，以说明倚声填词的起源。其余晚近出现的杂曲，就来不及逐一详述了。到了金、元时期院本出现，连歌词的创作方法也随之失传。文人创作，只能按照旧曲的平仄，依循曲调填字。自明代以来，词遂变成文章的事，不再是律吕的事，连这部书所论述的宫调也没有人能理解了。然而其中正变的缘由，仍然有赖此书大略了解其梗概，这也是考察古代的人必不可少的凭借。书中辨明《霓裳羽衣曲》是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唐明皇为它润色，并援引白居易《郑嵎诗注》作为证据，一举扫除了月宫仙女之类的荒诞说法。又根据曲谱，说这支曲子的第一至第六叠都没有拍，证明《唐史》记载王维论《按乐图》时说《霓裳》第三叠开始有拍是错误的。王灼的论断极其精审。他如论《虞美人》曲，各种说法不同；论《河满子》曲，同一件事却有不同说法，都保留疑问而不强作解释，也相当详慎。至于《念奴娇》，偶尔以古人为名，也同《戚氏》的情况一样，本来不是出于天宝年间。王灼只是因为当时误称它为唐曲，才加以辨析；按理应当附录，不应混列在古曲之中。《盐角儿》既然根据《嘉祐杂志》说它出于梅尧臣，就不能附在古曲中。而且“盐”本来就是曲名，隋代《薛道衡集》中有《昔昔盐》，唐代张鷟《朝野佥载》中有《突厥盐》，可以互相印证。至于说市上卖的盐写在纸角上，因而得名，已经是牵强附会了。况且纸角究竟有多大，怎么能容纳一支曲谱？也不合事理。这就是泛泛涉及而造成的一点失误。△《沈氏乐府指迷》一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代沈义父撰写。沈义父字伯时，履历籍贯不详。书前有自题，称壬寅年秋天，开始在水泽边认识静翁；癸卯年，认识梦窗，闲暇时彼此唱和。考察壬寅、癸卯是淳祐二年、三年，可知他是宋理宗时人。元人跋《陆辅之词旨》时，曾引用这部书。但全书篇页很少，不能成册，所以世上没有单独刊行的版本。这个版本附刻在陈耀文《花草粹编》中，共二十八条。它论词以周邦彦为宗旨，所持见解大多合乎道理。只是说两个人名不能对偶使用，如“庾信愁多”“江淹恨极”之类，未免过于拘泥。又说写桃必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写柳必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写书法必须用“银钩”等字，写泪必须用“玉箸”等字，写头发必须用“绿云”等字，写竹席必须用“湘竹”等字，不能直截了当地说破。他的意思是想避开鄙俗，却不知道反而变成了粉饰，也不是确切的论断。至于所谓去声字最为重要，以及平声字可以用入声字替代、上声字不能用入声字替代这一条，分析细微，最为精审。《万树词律》实际上就是以他的说法为依据的。他又说古曲曲谱大多有异同，甚至同一腔调有相差两三个字的情况，或者句法长短不一致。这大概是因为教师改换曲调，也有歌唱者一家多添了字的情况。由此可知，宋词也不完全合乎曲律，歌者免不了增删文字。《万树词律》所谓曲有衬字、词没有衬字的说法，仍然没有彻底探究这种变化。△《渚山堂词话》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陈霆撰写。陈霆还撰有《唐馀纪传》，已经著录。这部书和他所作的诗话一起刊行，但比诗话稍好一些。大概陈霆的诗格比较纤巧，接近词的风格，所以评论词时反而发挥了他的长处。其中如韦庄“雨馀风软碎鸣禽”一句，原本用了杜荀鹤《春宫怨》中的语句。南卓《羯鼓录》所说的“透空碎远之声”，就是这个“碎”字，应当解释为细碎杂乱的意思。陈霆却说鸣禽可以称为“碎”，在道理上说不通；他改成“暖风娇鸟碎鸣音”，未免把美玉点成了顽铁。又说杨孟载“雪词簌簌飏飏”中的字，古书没有出处，想根据黄庭坚的诗改为“疏疏密密”。却不知道用“疏疏密密”来咏雪，黄庭坚的诗又有什么出处呢？这也未免过于拘泥。然而他其他的论断大多准确。宋、元、明三代散佚的篇章和断句，往往可以在书中见到。例如宋代徐一《初九日登高》之类，他的文集没有流传于世，也颇有赖此书保存。王昭仪的《满江红》词，是她宫位下的官人张琼瑛所作；“垂杨玉耳坠金环”两曲，是唐、宋旧谱中没有的。这些也足以供考证，仍然是明人词话中的善本。△《词话》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还撰有《仲氏易》，已经著录。据《西河合集序目》说，这部书原来有四卷，散失了其中两卷，不敢伪造补写，所以只刊行一半。王晫《今世说》说，毛奇龄擅长诗歌、乐府和填词，他所作的大多寄托于美人香草，缠绵绮丽，随着节拍歌唱，使人感到凄怆；他又能吹箫度曲。这样看来，毛奇龄填词的功力比作诗更深。况且词本来只是小道，起源于唐代而完成于宋代，也不需要援引古书，另作高深的议论。因此他所说的反而不至于支离破碎。他论述沈去矜《词韵》的那一条，尤其精审。他论述辛弃疾、蒋捷属于别调，也深刻明白其中源流。只是他把源头追溯到六朝，认为鲍照《梅花落》也可以称为词；那么汉代的铙歌何尝不是句子有长有短，难道也要把它看作词的开始吗？又如《西厢记》“相女配夫”的“相”字，本来是察看、衡量的意思，至今还有这种方言。但他引用孙复“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的话，把它解释为宰相的“相”，于是仍是牵强附会，沿袭旧习。至于他叙述词曲变成戏剧，详细说明始末，也极其完备。他说宋末安定郡王赵令畤开始作商调鼓子词，为《西厢传奇》谱曲。考察赵令畤就是《苏轼集》中所说的赵德麟，实际上不是宋末人。这一点也未免稍有疏漏。然而自宋代以来，撰写诗话的人很多，撰写词话的人较少。毛奇龄这部书虽然不如徐釚《词苑丛谈》采辑丰富、门类条目详明，但所叙述评论的内容，也足以作为谈论词学的资料。因此删去他的诗话，只保存这部书。△《词苑丛谈》十二卷（通行本） 本朝徐釚撰写。徐釚字电发，号虹亭，是吴江人。康熙己未年应召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此书专门辑录词家的故实，分为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正、谐谑、外编七门。采集丰富，引用考据详明，足以成为评论词的总汇。《江南通志》说：“徐釚年轻时刻印《菊庄乐府》，朝鲜贡使仇元吉见到后，用饼金买走。赠诗说：‘从中朝携得菊庄词，读完之后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今在何处？一声铁笛引起相思。’”由此看来，徐釚在倚声填词方面，从年轻时就已经擅长。因此他评论词也有鉴别和裁断的能力，并不是随意写成的。只是其中征引旧文，没有全部注明出处，当时朱彝尊、陈维崧等人曾经议论过这一点。徐釚也曾想补充完善，但没有完成。至于“纪事”一门，有一半取自近代的事情。其中将一些事点缀成佳句，借标榜来获取虚名，大概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考察《世说新语》注中记载裴启作《语林》，记录谢安在黄公酒垆的故事，谢安认为其中所说不真实。可见编录同时代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情况。唐、宋人的诗话、说部中，这类事情尤其多，所以也不是徐釚首创的例子。——以上“词曲类”词话一类五部，共十九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钦定词谱》四十卷，康熙五十四年由圣祖仁皇帝御定。词在唐代开始萌芽，到宋代大为兴盛。但唐、宋两代都没有词谱。大概当时的词，就像今天街巷中的歌曲，人人都懂得它的音律，能够自己创制腔调，不需要依靠曲谱。即使有独自创制的新声，流传于世，如《霓裳羽衣》之类，也不过是一曲一调各有曲谱，没有把各种体式汇集起来编成一部书。元代以来南曲、北曲流行，歌词的创作方法于是失传。姜夔《白石词》中偶尔有旁注节拍的文字，形状像西域梵书，也没有人能够通晓它的含义。今天的《词谱》，都是取唐、宋旧词，把调名相同的作品互相校对，以求得它们的句法和字数；又把句法、字数相同的作品互相校对，以求得它们的平仄。句法、字数有异同的，就据此注为又一体；平仄有异同的，就据此注为可平可仄。自《啸馀谱》以下，都是用这种方法推求。它们所得的只是大略，订定为格律罢了。但由于见闻不广、考证不精，又有时参杂没有根据的臆断，往往不合古法。只有近来万树所作《词律》，分析疑难、辨明错误，所得较多，但仍不免有错漏。只有我圣祖仁皇帝天赋聪明，凡事都能深刻契合精微之处。圣祖仁皇帝既然亲自订定唐、宋、金、元、明各代诗作，树立咏歌的准则；又亲自编纂《律吕精义》，贯通声气的本原；再考虑到词也是诗的余脉，其音节也是音乐的支流，于是命儒臣编纂了这部词谱。全书共八百二十六调，二千三百六体。唐代至元代遗留下来的作品，没有不采录的；元人的小令，其中言辞接近雅正的，也间或附录。唐、宋大曲则汇编为一卷，缀列在全书末尾。每个曲调都注释其源流，每个字都标明平仄，每一句都注明用韵，分辨节拍、尺度和节奏，探究得极其幽微精妙，作词倚声的人可以永远遵守它作为法式。圣人裁成万物，即使是细小的一件事，也一定考察古法而制定制度，大概都是如此。△《词律》二十卷（通行本）

译本朝万树撰写。万树还撰有《璇玑碎锦》，已经著录。这部书纠正《啸馀谱》《填词图谱》的错误，以及各家词集中的错乱。例如《草堂诗馀》设有小令、中调、长调的名目，旧谱于是说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万树则说，《七娘子》有五十八字的，也有六十字的，究竟应当算小令还是中调？《雪狮儿》有八十九字的，也有九十二字的，究竟应当算中调还是长调？所以他只列出各个调名，不设小令、中调、长调三等名称。旧谱对于同一调而长短不同的，全部定为第一体、第二体；万树则说，调有异同，体没有先后，既然排列次序不是按时代先后，那么怎么知道哪个是第几体？所以他只按字数多少排列，不列出第一、第二等名目。这些见解都很精确，不可更改。他最深入细微的见解，是认为旧谱不分句读，往往只根据平仄混合填词。万树说，七字句中有上三下四的句式，如《唐多令》“燕辞归客尚淹留”一类；五字句中有上一下四的句式，如《桂华明》“遇广寒宫女”一类；四字句中有横向跨担的句式，如《风流子》“倚栏杆处上琴台去”一类。关于词中字的平仄，旧谱只按字面填写。万树说，上声、入声有时可以代替平声，而名词中转折跌宕的地方，多用去声。关于旧谱在五字、七字句中所注的可平可仄，旧谱多把它们改成诗句；万树说，古词的抑扬顿挫，多在拗字上。他的论述最为细密。至于考察调名的新旧，考证传抄中的错误，辨别元人曲与词的区别，斥责明人自创腔调的谬误，考证也都一一有根据。虽然他的考核偶尔疏漏，也是难免的。例如“绿意”就是“疏影”，万树却对此反复争辩，连篇累牍地竭力攻击朱彝尊的疏漏，却不知道“疏影”之前已有“八宝妆”，“疏影”之后又有“八犯玉交枝”，这已经是同一调重复收录了。试把李甲、仇远的词合起来考察，彼此契合得如同符节。至于他论定《燕台春》《夏初临》是同一调，说《啸馀谱》颠倒重复收录，遗笑千古，于是想在张子野词“探芳菲走马”下面添入“归来”二字作为韵脚。却不知道它上面的韵已经用了“当时去燕还来”。同一个韵重复使用，这个错误比同一调重复收录更严重。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思虑千遍也难免有一次失误。虽然偶尔也有这种情况，总的说来，唐、宋以来倚声度曲的方法，早已失传。像万树这样的人，确实已经十成中取得八九成了。——以上“词曲类”词谱、词韵一类二部，共六十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顾曲杂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沈德符撰写。沈德符还撰有《飞凫语略》，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讨论杂剧、南曲、北曲的区别。他说元人没有灭亡南宋以前，曾以杂剧作为考试士人的内容。用《元史·选举志》考察，完全没有这回事。这只是街巷间的鄙俗传闻。他还说，《辽史·乐志》中有“大食调”，曲谱误写成“大石”，于是又配出“小石调”。他的意思是把“大食”当作国名，和“龟兹”之类相同，却不知道自宋代以来就已经有这个名称了。因此，王珪诗中称“至宝丹”，秦观诗中称“小石调”，并不是曲谱传抄造成的错误。他论说宫调中的“宫、商、角、徵、羽”等音，以及“工、尺、上、四、合、凡”，认为都是出自宋代乐书，也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处。考察南曲，没有“凡”音；“上”字则有高低之分。宋代的乐歌，未必已经分为南曲、北曲。像这些地方，虽然偶尔有小毛病，但他论述北曲以弦索为主、板拍有固定制度，南曲使用笙笛，声调长短可以随板拍调整，立论相当精确。他推究各种戏曲曲牌的名称，从金、元直到明代，条理清晰，征引也十分广博。词曲虽然属于技艺一类，但也是音乐的末流。因此，像唐人的《乐府杂录》之类，直到今天还在流传。保存这部书，用来考察南北曲的大概情况，未尝不是博物学问的一个方面。（以上为《曲品》。） △《钦定曲谱》十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编撰。这部书大概与《词谱》同时编成，彼此配合流传。开头载录各家的论说以及关于九宫谱的定论一卷，接着是北曲谱四卷、南曲谱八卷，最后又把失宫、犯调的各曲另编一卷附在末尾。北曲、南曲各按宫调列出纲要。曲文每句标注句中字数，每一韵标注韵字，每个字在旁边标出四声；入声字中有的应作平声、上声、去声，也都逐一详细注明。对于旧谱中的讹字，也一一辨析考证，附在书后。自从古乐失传而乐府兴起以后，后世乐府的歌唱方法到唐代已经失传，当时所歌唱的都只是绝句。唐人歌唱诗歌的方法到宋代也已经失传，当时所歌唱的都是词。宋人歌唱词的方法到元代又逐渐失传，于是曲调产生了。考察《三百篇》直到《诗馀》，大多是抒发性情、因情而写得绮丽婉约。只有南曲、北曲依托史实，描写情状，连篇累牍，体例略有不同。不过，《国风》中的“氓之蚩蚩”一篇，已经详细叙述了一件事情的始末；乐府中的《焦仲卿妻诗》《秋胡行》《木兰诗》，也都铺陈叙写、加以点缀，节目层次分明。这就是传奇的源头。王明清《挥麈录》记载，曾布所作《冯燕歌》已经逐渐形成套数，与词的格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沿续到金、元时期，这种风气逐渐兴盛。起初只是配上弦索伴奏，后来便进一步用衣冠装扮来表现。起初不过四折，后来往往发展到几十出。大体上也以叙述善恶、指明应当遵守和警戒的道理为主，使妇女儿童都能够受到观感激励，对世道人教化确实很有补益。至于到了它的末流，夸耀妖冶放荡，过分铺陈风流情态，

译辗转流传而逐渐衰败，也许是难免的。比如《国风》中的好色之作，后来降为《玉台》《香奁》一类，不能因此责怪诗歌，也不能因此废弃诗歌。只是当时的旧曲谱，如今全都失传了。陶宗仪《辍耕录》虽然完整记载了曲目的名称，却没有记载曲词。近代流行的《北九宫谱》《南九宫谱》，也是凭主观意见编排，错误很多。因此，朝廷特意命詹事王弈清等人考察、搜寻旧调，编定了这部书。使依声填曲的人知道区别宫调，使合拍演唱的人都能协调音律。借此铺陈古代事迹，感动人心。流芳千古和遗臭万年的踪迹，听到曲声的人都能理解；行善得福、作恶受祸的道理，看到事例的人也容易明白。大圣人阐明发扬教化、启发引导愚昧蒙昧之人的心意，曲折周详，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随事设教，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难道只是拘泥于红牙翠管之间吗！（以上为《曲谱》。） △《中原音韵》二卷（内府藏本）。元代周德清撰写。周德清字挺斋，高安人。这部书成于泰定甲子年，原本没有分卷。考察书中《中原音韵》“起例”以下的部分，接着便列出各韵部的字数；“正语作词起例”以下的部分，接着便列出作词的各种方法。前一部分是韵书，后一部分是附论，界限十分清楚。现在据此整理为两卷，以便查阅。它的音韵体例，把平声分为阴平、阳平，把入声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共分为十九部：第一部是东、锺，第二部是江、阳，第三部是支、思，第四部是齐、微，第五部是鱼、模，第六部是皆、来，第七部是真、文，第八部是寒、山，第九部是桓、欢，第十部是先、天，第十一部是萧、豪，第十二部是歌、戈，第十三部是家、麻，第十四部是车、遮，第十五部是庚、青，第十六部是尤、侯，第十七部是侵、寻，第十八部是监、咸，第十九部是廉、纤。显然全是为北曲编写的。考察齐、梁以前，平、上、去三声还没有区别。到了唐代，像元稹等人作长律诗，仍然保留着这种遗风。只有入声各自独立成部，不与其他三声相押。不过，《檀弓》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注释说文子的名字叫木，缓读时就读作弥牟。又如古乐府《江南曲》以“鱼戏莲叶北”与“鱼戏莲叶西”押韵，注释也说“北”读作“悲”。可见入声与平声相押，在古代已经有了萌芽。又如《春秋》写“盟於蔑”，《穀梁传》作“盟於昧”。《春秋》记载定姒去世，《公羊传》作定弋去世。这也是由于方言读音相近，所以平、上、去、入四声可以相互转读。北方语音舒缓悠长、迟重，不能发出收束短促的声音。所有入声字都读入平、上、去三声，是当地风土造成的。乐府既然成为北方曲调，自然应当用北方语音来歌唱。周德清这部谱，大概也是顺应这种自然的节律。因此，作北曲的人一直沿用到今天，说法各有依据，这就是所谓“各有当”。至于因此攻击古音，便是拘泥于一端，主张过分了。语言各有地域，时代不断变迁，文章也各有体裁。《三百篇》中，“东”“阳”并不押韵，而孔子《象传》却把“中”作为韵脚；《老子》道经又以“聋”与“盲”押韵。这是参杂使用方音的情况。楚辞的语音不同于《国风》《雅》《颂》，汉、魏的语音不同于屈原、宋玉的语音，这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情况。左思创作《三都赋》，完全采用古体，于是纯粹使用古音；等到他创作《白发赋》以及《咏史》《招隐》等诗，完全采用晋代体裁，也就纯粹使用晋代的语音。沈约的诗、赋都使用四声，至于《冠子祝文》，却把“化”字读作平声。这又是文章用韵各随体裁而变化的明证。词曲本来是里巷间的音乐，不能用正声的标准来约束。词曲的体制创始于唐代，但唐代还没有词韵，词的用韵与诗完全相同。唐初《回波》一类作品、唐末《花间》一集，都可以作为验证。到了宋代，用韵规则更加严密，逐渐出现以入声代替平声、以上声代替平声等例子。然而，三百年间作者多得如同云集，也没有一部词韵书。偶尔参杂使用方音，只是为了让歌唱者吐字顺畅、听众听来悦耳罢了。一方面是因为距离古代还不远，方音仍然与古韵相合，所以没有什么出入；另一方面是因为距离古代渐远，知道它已经不合古音，而各地又都随着本地方言说话，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规定。因此始终没有形成这样的书。到了元代，中原统一，北曲盛行。既然已经另立专门的曲韵，当然应当各自编成一部谱。这也是形势和道理自然发展的结果。周德清却拿后来的变化作为依据，凭一时的情况来排斥千古的音韵，实在荒谬至极。看他把“瑟”注音为“史”，把“塞”注音为“死”。如今四海之内，难道还有这样的读音吗？如果没有，难道不也将有人拿它来排斥周德清吗？不过，周德清轻率地诋毁古书，他的见解虽然错误；但他所制定的曲韵谱，却直到今天仍是北曲的准则。有人因为它改变、扰乱古法而加以责难，这又是不知道乐府的韵本来就是在韵书之外另行使用的缘故。因此现在仍然录存这部书，用来作为一代学术的参考，并把它的源流、得失一并论述如下。（以上为《曲韵》。） ──以上“词曲类”中属于南曲、北曲的著作，共三部、十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