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三 经部四十三

译卷四十三 经部四十三 ○小学类存目一 △《尔雅补注》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姜兆锡撰写。姜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经著录。这部注释多用后世的文义来推测古人的训诂。例如《释诂》说：“在，终也。”他便注说：“凡是事物有确定的所在，也有终了的意思。现在人们说不知道所在，也说不知道最终归宿。”他又喜欢凭主观意思武断解释。例如《释训》“子子孙孙”以下三十二句，他便注说：“每句话都用三个字简略概括它的意义，和经书《小序》大致相似，并且都用韵相叶。这类文字恐怕是先贤卜氏从圣人那里接受《诗》以后替它作成的。”等等。他大概是因为《诗序》开头的文字而推求到子夏。然而考察《周易·象传》全都采用这种体例，王逸注释《楚辞·抽思》等篇也采用这种体例，这又怎么足以作为出自子夏的证据呢？△《小尔雅》一卷（通行本） 考《汉书·艺文志》有《小尔雅》一篇，但没有撰写人的姓名。《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记载有李轨注的《小尔雅》一卷，但这部书早已散佚。现在流传的本子，是从《孔丛子》第十一篇抄出后另行刊行的本子。全书分为《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十章，又增加《度》《量》《衡》三章，共十三章，颇可用来资助考证，但其中也时有错误。例如《广量》说：“四豆叫作区，四区叫作釜。”这是根据《春秋传》“四升为豆，各以自己的四数递增到釜”的文字。下面又说：“二釜半叫作薮。”这同《仪礼》“十六斗叫作薮”相合。下面又说：“二薮半叫作缶，二缶叫作锺。”这样实际就是八斛，正是《春秋传》所说的陈氏新量，并不是齐国旧制六斛四斗的锺。因此，豆、釜、区使用旧量，而锺使用新量。《广衡》说：“两半叫作捷，两个捷叫作举，两个举叫作锊。” 《公羊传疏》引用贾逵的话，说俗儒把锊的重量说成六两，大概就是指这里。如果汉代小学遗书果真有这句话，贾逵一定不会把他们称为俗儒。其他如说“鹄中叫作正”，就是连“正”“鹄”这两个名称也没有辨清；说“四尺叫作仞”，那么《考工记》所说的浍深二仞，就同洫深八尺没有区别了。汉代儒者解释经书，都没有引用这些说法。到了杜预注《左传》时，才稍稍出现征引。这明显是汉末晚出、到晋代才流行的书，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旧本。晁公武《读书志》认为它是孔子的古文，大概是沿袭书名而误判了。这个说法流传已久，姑且保存这一书目。至于它的文字，已经见于《孔丛子》，不再另行著录。△《崔氏小尔雅》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旧本题作明代崔铣撰写。崔铣有《读易馀言》，已经著录。这部书共分十篇。核查其中的文字，实际上就是《孔丛子》中的《小尔雅》。闵元衢《欧馀漫录》说：“《小尔雅》是汉代孔鲋撰写的，汝郡袁氏《金声玉振集》误说是崔仲凫撰写，收入《撰述部》。把汉代说成我朝，把崔氏换成孔氏，难道是没有详细考察吗？还是以为世人可以欺骗呢？”这样看来，这是假托的撰写姓名，明代人已经指出了。△《汇雅》二十卷、《续编》二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张萱撰写。张萱字孟奇，博罗人。万历壬午举人，由中书舍人官至户部郎中。这部书每篇都先列《尔雅》，其次列《小尔雅》《广雅》《方言》等书。书中抄录注疏，又附上张萱自己的解释，也颇有发明。但如《释诂》说“肃、延、诱、荐、餤、晋、寅、荩，进也”，郭璞《注》说“寅，未详”。对于其他注释中意义未详的地方，张萱没有任何证据；而“晋”解释为“进”，人人都能理解，他反而详细说明，实在失去了体例的要旨。又如《释诂》说“祪，祖也”，张萱解释说：“祪，是远祖。亲人在上而尊祖在其上，就危险了。”这个解释尤其不妥。大概明代人不崇尚确切证据，而喜欢提出新说，其流弊往往如此。《续编》二十八卷，则全是割取陆佃《埤雅》、罗愿《尔雅翼》拼合成一集，每条分别标出陆佃、罗愿的名字，只有第一卷《说凤》一门中有一条题作“张萱曰”，是他自己的解释。大概这是尚未完成的稿本，后来人没有察觉而误加刊刻。陆氏、罗氏的原书都完整存在，又哪里需要这种抄录拼凑之作呢？这尤其是画蛇添足。△《方言据》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魏濬撰写。魏濬有《易象古义通》，已经著录。这部书记录四方言语的差异，并寻求其中可以作为依据的，共二百多条，多有考据价值。但其中也有些字见于经史，本来并不是方言，例如张口笑叫作“哆”、下巴叫作“颏”、脚背叫作“跗”、毛多叫作“氄”等。小学类的各部书对这些字的意义解释得很清楚，不必再费心探求。又如“畔牢”与“畔愁”、“儿良”作“郎”，都是声音的转变，并非由于地域不同而产生差异，却一概收入《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体例颇不相类。△《方言类聚》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与郊撰写。陈与郊还撰有《檀弓集注》，已经著录。这部书取用扬雄的原本，按照《尔雅》的篇目分为《释诂》《释言》等十六门，另行编排，使同类内容聚集在一起。例如原本第三卷从“氓，民也”到“枨，随也”的几句话，移到卷首，编为《释诂》；原本卷首“党，晓也”的两节，则列入《释言》，反而编在“敦、丰、庞、奔”一节之后。郭璞的原注则总附在每节之后，另低一格书写以示区别。间或有双行夹注，是陈与郊考订的内容，不过略微涉及音切和字形笔画的异同而已。△《越语肯綮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还撰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篇书全都记载他家乡的方言，并用古音、古训加以考证，认为这些方言同陆法言的《切韵》多有相合之处。因为宋代赵叔向有《肯綮录》，所以沿用了这个书名。不过赵叔向的书大多记述朝廷制度，这部书却只是一个地方的里巷俗语罢了。从前扬雄的《方言》多涉及训诂，历代史志和各家书目都把它列入《经部·小学类》。这部书所记都是里巷中的日常谈说，似乎不能贸然列在《六经》之后。然而《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李少通《俗语难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张推《证俗音》、颜愍楚《证俗音略》、李虔《续通俗文》，也都列在《小学类》中。按照类别归在一起，古代本来就有这样的例子，所以现在仍把它列入《小学类》。△《连文释义》一卷（通行本） 清代王言撰写。王言字慎旃，是仁和人。这部书把两个字连用的词语、一个名称兼有两种意义的词语，以及两个字各自合起来表示一个意义的词语，都分别加以训释，整理分为十门。书中的词语相当浅近，大概是为启蒙教学而作。与方以智《通雅》所收的内容相比，相差很远。──以上“小学类”训诂一属，共八部六十四卷，都附列于《存目》。△《别本干禄字书》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唐代颜元孙撰写。该书原本已经著录。这一版本是柏乡魏裔介刊刻的，卷首加有考证。其中题作“炎武按”的文字，应当是顾炎武的话。也有不标姓名的内容，不知道出自谁手，或许就是魏裔介增补的吧？颜元孙这部书原来按照韵编排，却没有标出韵部名称，石刻本可以作为依据。这个版本则依据《广韵》加上了韵部名称。然而原本同《广韵》的次序实际上并不相同。例如《覃》《谈》列在《阳》《唐》之前，《蒸》列在《盐》之后，仄声也都相应如此。考察夏竦《古文四声韵》，其中称采用《唐韵》部分的，次序也同这里相同，可知这并不是错误。大概当时的韵书不止一种，顾炎武批评它次序颠倒，也不是可以通用于所有韵书的说法。△《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卷（通行本） 宋代李焘撰写。李焘字仁父。《桯史》说：“另一个字是子真。”号巽严，是丹棱人。绍兴八年考中进士，官做到敷文阁学士。赠官光禄大夫，谥号文简（按：《文献通考》作谥文定）。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当初，徐锴撰写《说文韵谱》十卷，音义训释简略，只是大致便于检阅罢了，并不是要改动许慎的原书。李焘于是取《说文》而把它的次序颠倒了。他的初稿按照《类篇》的次序，在各部之中改变字数的先后，而各部本身没有移动。后来又改为依从《集韵》，把原来从一到亥的部改为从东到甲。《说文》的旧有次序，于是荡然无存。考察徐锴《说文系传》，仿照《易序卦传》的体例，撰写《部叙》二篇，说明五百四十部依次承接的缘故，虽然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古人治学有渊源，必定有其说法，不能凭个人臆见任意改乱。况且徐铉后来增附的字，本来就不是许慎原文中的字，却把它们一概混杂起来，也违背了体例。后人引用时，往往把徐铉的说法当成许慎的说法，实际上这是由李焘造成的。其中只有《手部》“捴”字，徐铉作“许归切”这一条，能够纠正本书的错误。其余如“[缺字]”字原本作“似醉切”，却改为“房九切”；“苜”字原本作“模结切”，却改为“徒结切”；又如“臤”字原本作“苦闲切”，却改为“邱耕切”，大多遭到窜改扰乱。《说文》“酉部”有“酓”字，读音为“咽嗛切”，李焘删去没有收载，这是有所遗漏。甚至“犛”字原本是“里之切”，却误作“莫交切”；“氂”字原本是“莫交切”，却误作“里之切”，颠倒错乱，完全违背了原字的本义和本音，尤其疏漏舛误。不过这部书容易阅读浏览，所以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明人刊刻《文献通考》时，又偶然遗漏了这部书的书名，把前后《序》文连缀在徐锴《系传》条目之下，世人于是便不知道李焘有这部书。明代陈大科撰写《序》，竟误以为是许慎的旧本。茅溱撰写《韵谱本义》，于是推演阐释许慎《说文》之所以从“东”字开始的意义，实在是牵强附会。顾炎武博览群书，而他所撰《日知录》也说：“《说文》原本的次序已经不可见。现在按四声排列的，是徐铉等人所确定的。”这虽然知道它不是许慎的书，却又把李焘编排的书误认为是徐铉编定的。可见考证古籍确实困难啊！△《续千文》一卷（通行本） 宋代侍其良器撰写。侍其良器的籍贯不详。官为左朝散大夫，任知池州军事。他编的这部书，都是摘取周兴嗣《千字文》遗漏的字，仍然仿照《千字文》的体制，编成四言韵语，文辞也颇为可观。他的孙子曾经把它刻在浯溪的石头上。书后有乾道乙酉乡贡进士谢褒所作的《跋》。△《四声篇海》十五卷（通行本） 金代韩孝彦撰写。韩孝彦字允中，是真定松水人。这部书以《玉篇》的五百四十二部为基础，按照三十六字母排列，又取《类篇》《龙龛手镜》等书增补杂部三十七部，共五百七十九部。凡是属于同一字母的各部，都辨别四声并据此排列先后。每部之内，又按字的笔画多少排列先后，以便查检。此书成于明昌、承安年间。到泰和戊辰年，韩孝彦的儿子道昭把它改并为四百四十四部，韩道昇为此作序。各种异体字和生僻字，没有不全部收载的。然而错误实在很多，只是徒然增加繁琐琐碎。韩道昇《序》说：“泰和八年，岁在强圉单阏。”考察可知，泰和八年是戊辰年，但说“强圉单阏”却是丁卯年。刊刻此书的人又在书后记道：“崇庆己丑，新集杂部，至今成化辛卯，删补重编。” 考察崇庆元年是壬申年，第二年就改元为至宁，说己丑年也同样是错误。道昭又依据《广韵》改动编排次序，编成《五音集韵》十五卷。明代成化丁亥年，僧人文儒等校勘刊行这两部书，合称《篇韵类聚》。“篇”指韩孝彦编的书，以《玉篇》为依据；“韵”指道昭编的书，以《广韵》为依据。两部书合计三十卷。与其他版本相比，多了《五音类聚径指目录》，其余没有增删改动。△《六书溯源》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元代杨桓撰写。杨桓还撰有《六书统》，已经著录。《六书统》详细收录古文、篆书、籀文；这部书则专门收取《说文》没有记载的字，或者收录那些附见于重文中的字。《六书统》所收的古文字，都是凭个人臆想增删改易而成，其中的字已经有很多不值得相信。至于这部书，所收都是《说文》没有记载的字，本来就没有篆体，却竟根据后世增益的讹误文字，替它们推究原始形体并制作篆书。第一卷从会意字开始，只有十一字；接着是指事字，只有十四字。把转注字合并编为两卷。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全都是谐声字。唯独缺少象形这一门。名义上称为“六书”，实际上只有五类。杨桓喜欢讲论六书，却不能深入通晓其中的意义，所说的全是凭空穿凿附会，不足以作为依据。他论说指事、转注，尤其乖谬，大体上是从会意、形声之中，凭自己的见解强行加以区分。因此，他所谓的指事字，有以形体说明形体、以注释说明形体、以声音说明形体、以意义说明形体、以声音说明意义等类别；他所谓的转注字，有由两个文字、三个文字、四个文字组成，以及由一个文字一个字、两个文字一个字、一个文字两个字组成等类别。大概文字学发展到元、明时期的一些人，大多擅自改动汉代以来流传的篆书，使它符合自己的见解，几乎到了人人都可以造字的地步。戴侗开导了这种风气，周伯琦又推波助澜，不过其中还间或有可以采纳的地方，尚未达到太过分的程度。到了杨桓和魏校，便横流四溢、旁决泛滥，矫饰欺诬更加严重。这本来就是应当公开作为戒律，以堵塞变乱文字源头的做法啊。△《增修复古编》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作“吴均撰”。但作者自署字为“仲平”。既没有记载爵位和籍贯，也没有记载所处时代。书中的《凡例》说注释采用黄氏《韵会》，而全书分部却完全依照周德清《中原音韵》，所以应当是元代以后的人。起初，张有撰写《复古编》，辨别篆书、隶书的错误和差异，立论很平正；又只着重辨正字形笔画，不再泛泛引用训诂，所说也颇为简要。吴均认为它过于简略，于是补辑成这部书。所分各部，都用俗音改变古法；所收各字，又都用古文来规范今体字。它拘泥的地方，例如“童子”一定要从“人”旁写作“僮”等，大都滞涩而无法实行。它泛滥的地方，例如“仝”字竟引用道教书籍，内容也杂乱而不完全准确。它对六书的分类尤其错误很多。例如把“艐”字解释为国名，把“孙”字解释为人的姓，把“阶”字训释为等差，把“宾”字训释为客，把“环”字训释为绕，都称为假借字；如果这样，那么天下几乎就没有正字了。这部书从平声到入声，首尾完整，但每个韵都题作“上卷”。大概原来还有下卷，只是已经散佚。不过，即使散佚了，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蒙古译语》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书前有《自序》，说：“语言不通，如果没有译者，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现在详细审定《译语》一卷，好事之人熟读它，那么在问答之间，随问随答，就没有话语梗塞的忧患了。”大概像是元代南方人所记。然而这部书分类编排，简略得厉害；注音也多似是而非，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华夷译语》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洪武二十二年，翰林侍讲火源洁奉诏撰写。钱曾《读书敏求记》写作史源洁，是字形的讹误。书前有刘三吾《序》，说：“元朝初年还没有制定文字，借用高昌的文字；后来命令番僧创制蒙古字，反复用纽切的方法，之后才形成文字，繁复得厉害。翰林侍讲火源洁本来就是朔漠一带的族人，于是命他把这些文字译成汉文。声音和谐，随时使用都很完备。”它的分类编排同《蒙古译语》大致相同，但稍微详细完备一些。然而只是粗略具备梗概，讹误遗漏极多。《钦定元国语解》已经成书，火源洁这部编录，直接拿去覆瓿也就罢了。《读书敏求记》又另外记载《华夷译语》二卷，说是回回馆增订的。如今虽然没有见到它的版本，但明人在翻译和演绎方面的学问，依稀只是受到影响，十件中连一件也未必得到；那么这部书的情况，也可以想见了。△《篇海类编》二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旧本题作“明宋濂撰，屠隆订正”。宋濂字景濂，是浦江人。元至正末年征召他任国史院编修官，他没有就任。洪武年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屠隆字长卿，是鄞县人。万历丁丑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徐渭传》中。这部书取韩道昭《五音篇海》，按部首的字分类编排，错误浅陋到了极点。不说宋濂本来没有这部书，即使只从书中引用的人和书来看，像田汝耔、都俞、李登、汤显祖、赵铭、章黼、杨时乔、刘孔当、赵宧光，都是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的人，宋濂怎么能够见到他们的著作？至于把赵捴谦列在林罕、李阳冰之间；既有一个“郑樵”，注说“著《六书略》”，又有一个“郑渔”，注说“字仲明，夹漈人”。其他如把《玉篇》说成陈新所作，把《韵会笺》说成黄绍所作，把高似孙写成高衍孙，把《洪武正韵》说成毛晃所作，把《古文字号》说成马融所作、郑玄作注，把《五声韵》说成张有所作，把《别字》十三篇说成孙强所作，把《六书精蕴》说成孙愐所作，简直像醉梦中的颠倒错乱、狂病者的胡言乱语。屠隆虽然不怎么读书，也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大概是荒谬妄诞的书坊商人假托他们的名义所作。△《童蒙习句》一卷（通行本） 明代赵捴谦撰写。赵捴谦还撰有《六书本义》，已经著录。焦竑《笔乘》记载赵捴谦著书十种，这部书排在第八。只有《六书本义》和《学范》流传于世，其余书籍邱濬、李东阳、谢迁先后到岭南访求，都没有得到。因此，这部书是明代人没有见过的，也只是仅存的版本了。它的体例是每列一个字，必定收载篆、隶、真、草四种字体。不过小篆和真书各有固定格式，而隶书、草书的变体很多，无法全部具备，只能姑且显示一个大概罢了。赵捴谦本来以小学著名，这部书却是乡塾训课之作，并不是他的精义所在。△《从古正文》五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译明代黄谏撰写。黄谏字世臣，是兰州人。天顺壬戌年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后来因同石亨交往获罪，被贬为广州府通判。这部书考订字形笔画的错误，按照《洪武正韵》给字隶定。每个字都把正文大字书写出来，再分条疏解训诂，并在下面注出“作某某非”。他推论六书的意义，未尝不准确。然而篆书演变为八分，八分又演变为楷书，沿用已久，形体势必不能相同。所以楷书不能用小篆来规范，就如同小篆不能用籀文来规范一样。黄谏却一一用小篆来写楷书，字形奇怪，必须反复翻译才能看懂。追究其根本，实际上不过是人人常见的《说文》九千字，并不是什么僻书。对义理没有帮助，反而妨碍实际使用。这就是所谓言论能够自成道理，但事情实际必定不能实行的一类。△《六书精蕴》六卷、《音释》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魏校撰写。魏校还撰有《周礼沿革传》，已经著录。这部书的《自序》说：“依据古文来纠正小篆的错误，选择小篆来补足古文的缺漏。”又说：“只以仓颉为祖本，并参考籀书、斯篆；可以采用的就取用，不能采用的就加以整理修正。”然而，文字就是不断滋生的东西，辗转繁衍，如同子孙相对于祖父，血脉相通而面貌各不相同。魏校一定要用古文来纠正小篆，就好比子孙的相貌有不像祖父的，便说不是他的子孙；又挑选小篆来补足古文，就好比子孙的相貌偶然有像祖父的，便把他列入祖父一辈，以补足世系的缺漏。元代以来喜好标新立异的人，把篆书写成隶书，正如熊忠《韵会举要》所讥讽的那样，已经足以惊骇世俗。魏校更是一层层推高，想超过他们。他用籀书改造小篆的字形，但所采用的籀书没有任何依据。名义上说是恢复古代，实际上只是听从自己的主观臆见，他的说法恐怕不能作为规范。末尾附有《音释》一卷，是他的门人徐官所作，用来解释注文中的奇僻字。书中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借助注文来说明；但如果连他的注文都还需要再翻译一遍，便可知其说法怪僻而没有用处了。△《集古隶韵》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方仕撰。考察这一时期，有两个叫方仕的人：一个是固始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另一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方仕，字伯行，宁波人。他的书把汉碑隶书按四声编排，完全沿袭宋代娄机《汉隶字源》的体例，只是把“一、二、三、四”等分类名称改成了《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等字，体例十分鄙陋。又因摹写刊刻粗劣错误很多，往往失去原字形。书前有嘉靖丙戌年市舶太监赖恩的《序》。大概是方仕替赖恩题写射厅的榜额，赖恩于是出资刊刻此书。另有浙江进士章滔的《序》，也称颂赖恩的功劳，这些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石鼓文音释》三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杨慎撰。杨慎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这部书第一卷是《石鼓古文》，第二卷是《音释》，第三卷是《今文》；《附录》收录唐代韦应物到明代李东阳所作的石鼓诗，共五篇。书前有正德辛巳年杨慎的《自序》，说李东阳曾告诉杨慎，他看到苏东坡的拓本，篆书、籀书保存得特别完整，准备亲手书写后刻在石鼓上，但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杨慎因此把李东阳的旧本抄录保存下来。《金石古文》也说，升庵得到唐代拓本，共有七百零二字，就是石鼓文的全文。冯惟讷《诗纪》也据此把它收入《古逸诗》中。当时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大概很多。后来陆深写《金台纪闻》，才开始怀疑这是把残文拼补起来以求奇异。到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考证出古本在“六辔”下面的“沃若”二字，以及“灵雨”上面的“我来自东”四字，都是杨慎强行增补的。第六鼓、第七鼓也增益了很多文字，都同《小雅》中的文字相同。石鼓上又有“”字，郭氏说恐怕是{白大}字，即白泽。杨慎于是把“恶兽白泽”写入正文，这尤其是欺骗世人的明显证据。而且李东阳《石鼓歌》说：“拾残补阙能几何？” 如果原本真有七百多个字，李东阳就不应当这样说。因此，这部书假托李东阳之名的伪作性质，更无疑问。现在考察苏轼《石鼓歌》的自注，他说能够辨认的只有“维鱮贯柳”等几句，那么说完整本子出自苏轼的说法就是妄说。又韩愈《石鼓歌》有“年深阙画”的话，那么说完整本子出自唐人的说法也属妄说。即使确实出自李东阳家藏，也不足以作为依据，何况连李东阳也是假托的呢？△《六书索隐》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杨慎撰。《自序》说：“取《说文》中遗漏的内容，汇集编成此书。以古文、籀书为主，至于小篆，旧籍已经著录，我能够得到，所以略去。”等等，大概是专门为研究古文、篆字的人写的。然而书中所载古文、籀书，实际上多有简略而不完备之处。即使只看第一卷，例如《东韵》的“工”字，考察钟鼎文字释文，像乙酉父丁彝、穆公鼎、尨敦、九工鉴等器物，字形各不相同，但此书都没有收录。又如“共”字只收录汾阴鼎中的字形，至于好畤鼎、上林鼎、绥和鼎等器物中的字形，也一概没有采用。而且古文中罕见的字，必须注明出处才可以使人相信；但此书有十分之四五没有注明出处，考古的人将凭什么依据呢？△《经子难字》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代杨慎撰。上卷是阅读各经义疏时所记录的内容，共涉及《易》、《诗》、《书》、三《传》、三《礼》和《尔雅》十部书。下卷是阅读诸子书时所记录的内容，共涉及《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法言》、《中说》、《管子》、《十洲记》、《战国策》、《太玄经》、《逸周书》、《楚词》、《文选》十三部书。有时摘录字音，有时摘录文句，完全没有什么奇闻异说。这大概只是随手杂录的文字，本来不是著书。杨慎的孙子宗吾过分珍视祖父的手迹，把它编辑成册，王尚修为之作序刊刻，这些都违背了杨慎本来的意思。△《石鼓文正误》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陶滋撰。陶滋字时雨，绛州人，正德甲戌年进士。这部书认为薛尚功、郑樵、施宿等人对石鼓文的训释难免有错误，于是亲自到太学石鼓旁，剔剖考察石刻文字，逐一校定。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笔画残缺，仍有很多地方只是根据模糊的痕迹推测。他的《后序》沿袭杨慎的说法，称曾见到苏轼摹写的本子，共六百一十一字，这也是没有考证的说法。△《金石遗文》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丰道生撰。丰道生就是丰坊改用的名字。他所著《古易世学》已经著录。丰坊很能写篆书、籀书，他所伪造的各经本子大多用古文书写，到今天还受到世人的诟骂。这部书杂采奇异字形，按韵编排。但每个字只写一个楷书字形，在下面直接注明读音，没有任何考证，也不注明出处，体例大致接近李登的《摭古遗文》。虽然未必全部都是假托之作，但因为丰道生喜欢撰写伪书，所以凡是他论述编撰的内容，便没有不令人怀疑的，世上因此没有遵从采用它的人。这个本子又在传抄过程中失真，更加不足以作为依据。△《同文备考》八卷、附《声韵会通韵要粗释》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王应电撰。王应电有《周礼传》，已经著录。这部书考订辨析文字和声音。他的学说出自魏校，但乖僻之处又超过他的老师。书前有《自序》，说《洪武正韵》有时用小篆来纠正楷书的错误，却从来没有用古文来纠正小篆的错误。因此撰写此书，取古文、篆书加以修订，同时还想用来订正许慎《说文》的错误。他沿袭戴侗的旧法，分为八类：天文、地理、人容、人道、人体、动物、植物、用物。以这八项总纲统领各条目，又列出各条目来附缀偏旁，归属各字。考察文字，书中有古文、大篆、小篆。三代以后，能够考见六书大概情况的，只依靠小篆的保存；能够考见小篆本来意义的，只依靠《说文》“始一终亥”的部目。各部按次序排列，不相混乱。因此上可以贯通古文、籀书，下可以贯通隶书、楷书，还能够知道它们之间形体差异和演变沿革的缘由。至于大篆，《说文》中所见不到二百字，即使岐阳石鼓相传为籀书，也还不能把它们全部看作大篆。何况《说文》所见的古文同钟鼎上的古文已经不同，如果一定要把它们合并起来讨论，名义上说是复古，实际上却是凭空穿凿。于是竟至于杜撰字体、凭空造出偏旁，仿佛在千百代以后重新出现了一个造字的仓颉，难道不是奇怪吗？而且他既然不相信《说文》，对于《说文》所引经书文句与今本不同的地方，却反而据此来驳正经文。他不知道汉代经师的经书多由口头传授，写到竹简帛书上时往往出现异文。自马融、郑玄以来，诸儒相互商议斟酌、折中取舍，才定成今天的经书本子。杨慎书中所依据的，例如《易》采用孟喜一派的说法，他的《序》中本来已经明白说明，那不过是当时一家之学。王应电却把它当作古经，拘泥得特别厉害。至于附录的《声韵会通韵要粗释》二卷，把字母改为二十八个，把韵类改为四十五类，又制成横向图表来推演。对于古今读音的不同、南北读音的差异，他都没有考察。把本来不应合并的合并起来，把本来不应分开的分开。又把每个字都配上篆体，头绪杂乱，像治理一团乱丝一样。也可以说是劳苦很多而成效很少。△《古俗字略》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陈士元撰。陈士元有《易象钩解》，已经著录。这部书书名下面题作“归云别集”，与他所注的《周易》相同，大概也是他的别集之一。体例仿照颜元孙《干禄字书》，略有增删，也按韵部分列字。每组所列的第一个字，就是颜元孙所说的“正”；所列古体字以及汉碑中借用的字，就是颜元孙所说的“通”；所列俗用的杂字，就是颜元孙所说的“俗”。其中古字多把钟鼎文字改写成隶体，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真实形态。又不注明出处，更难以作为依据。其他如把“窗”写作“<片囱>”、把“春”写作“{屯曰}”，都是周伯琦讹误的字形。把“{佛国}”写作“天”、把“卍”写作“万”，则是佛典中的错误字形。这样一概滥收，实在缺乏考订。书中有些字已经见于经典，例如《左传》的“民生敦厖”和《毛诗》的“民之方殿屎”等字，却都斥为俗字；而徐铉校订《说文》所说的俗书字，如亹、个等二十八字，反而没有刊正，取舍也很失当。陈士元的著述丰富，几乎可以同杨慎、朱谋<土韦>相提并论，但这部书的疏漏错误多得数不胜数，这也许是贪求奇异、喜好多闻的过失吧？△《字考启蒙》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周宇撰。周宇字必大，自称关中人。书前有万历十一年《自序》。考察《太学进士题名碑》，万历癸丑科有周宇；崇祯初年所定的逆案中也有他的名字。但碑上称他是四川成都人，与他自称关中人不合。《序》写于万历十一年，他当时已经自称年老而且有病，那么就不应当还来得及谄媚魏忠贤。只有《咸宁县志》记载：“周宇，西安左卫人，嘉靖己酉举人，官至户部主事，精通古文奇字”等等，应该就是这个人。这部书辨析文字学中的错误，分为四考：一是《正形》，二是《殊音》，三是《辨似》，四是《通用》。前三门都按照《洪武正韵》分部编排，只有《通用》一门分为《实名》、《虚声》、《叠字》三篇，另用一种体例。《正形》多用篆书来约束隶书，例如“东”字、“同”字，都把起钩写作错误字形。照他说的做，必然要把永字八法全部废弃，实在拘束难以通行。《殊音》就是韵书中的互相注音，但辨别古音、今音以及双声转读，都不很精密。《辨似》一门尤其琐碎。例如“壶”和“壸”、“傅”和“传”的区别，稍微拿过笔的人都知道，何必如此一一烦琐说明呢？《通用》一门杂收通假字，既有很多遗漏，又相当泛滥。这些都不足以称为小学之学。△《六书赋音义》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张士佩撰。张士佩号澽，韩城人，嘉靖丙辰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明史·邹元标传》记载，他和礼部尚书徐学谟都被邹元标弹劾罢职。他的事迹始末，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这部书取《洪武正韵》收录的各字，按照偏旁分为八十五部。每一部的字都仿照周兴嗣《千字文》的体例，用四言韵语贯串起来，文义有时相属，有时不相属，只是为了便于诵读而已。每个字都大略作出训诂，说明基本意义。凡是一字有多种字体的，只收一种字体，其他字体都附在后面；有多个读音的也这样处理。这部书大概专为初学者编写。然而它所分的各部，不遵循《说文》、《玉篇》的旧法。例如把“月”字归入“肉部”，把“户”字归入“尸部”，把“支”字归入“攴部”等，都不符合六书。

译又如“源”字注音为“于权切”，“江”字注音为“居良切”，“沂”字注音为“延知切”等，也都沿袭《正韵》的错误，在声音方面多有乖谬。他的注释也有很多错误，没有什么可看的。△《古器铭释》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卞蓘撰。卞蓘是扬州人。这部书成于嘉靖年间，内容全是抄袭《博古图》和薛尚功《钟鼎款识》的文字。前后次序错乱，摹刻又有错误，实在不足以作为依据。△《字义总略》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顾充撰。顾充字回澜，上虞人，隆庆丁卯举人，官至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这部书辨析各字的音义和笔画，分为四十四门，体例最为烦琐。又不了解六书的本旨和古字通假的规律。例如《字始门》注“景”字说：“就是影字，葛洪《字苑》才开始加上彡。”这是错误地采用《颜氏家训》的说法。不知道汉代高诱注《淮南子》时已经说“景，是古代的影字”。注“尔朱”二字说：“《百家姓》、《千家姓》都没有，最早见于唐代神仙尔朱洞。”这连《魏书》都没有考察。注《避忌门》的“齿”字说：“张万岁牧马，众人因为避张氏的讳，于是把马岁作为齿。”这连《公羊传》、《礼记》也没有考察。甚至《字始门》注“回文”二字说：“始于温峤。”注“云土”二字说：“云土梦写作乂，旧本误写作云梦土。宋太宗得到古本后，才下诏改正。”这些说法已经同字义没有关系了。至于《避忌门》注“海棠”二字说：“杜子美的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的诗集中没有写海棠的诗。”注“道”字说：“师道渊为了避萧道成的名讳，称作师渊。”注“崇”字说：“姚元之为了避开元年号，改名为崇。” 这些说法同字义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半字通用门》中像“廋、弥弥、澭灉、污汙、帱”等字，本来是同一个字，只是今体、古体不同，却分别当作两个字，强行说成可以通用。《各音门》中像把“庚桑”写作“亢仓”、把“裂繻”写作“履緰”，这些只是读音的转变，并不是“庚桑”就读作“亢仓”，“裂繻”就读作“履緰”。“侠累”写作“韩傀”，是人名本身的讹误，更不是“侠累”就读作“韩傀”。他却又把这些混合为一，说上面的字就读下面的音。此类错误多得无法逐一列举。其他如《二字分书门》已经收录“旱旰”、“星甠”等字，另卷却又把“愈愉”、“怠怡”等字按心旁、忄旁分别立门，彼此重复。《正音门》注“积”字时，既说读音是“恣”，不是“积”；《动静门》注“积”字时又说：“凡是指聚集的东西，读恣；取来东西使之积聚，读迹。”《字始门》注“车”字说：“尺遮切。从汉代以来，才有居的读音。”《正音门》注“下”字又说：“古音读虎。魏了翁说：《六经》中凡‘下’都读户，所以‘下’都读虎。”这样前后自相矛盾。其余如说“俎豆”应当写作“俎斗”，以及说周人为了避文王的名讳，把“昌”读作去声，更不知道有什么根据。△《问奇集》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张位撰。张位字明成，新建人，隆庆戊辰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考察评论各字的字形、字音和训诂，分为十九门：一为《六书大义》，一为《三十六字母》，一为《早梅诗切字例》，一为《好雨诗切字例》，一为《辨声音要诀》，一为《辨五音诀》，一为《四声三声例》，一为《分毫字辨》，一为《误读诸字》，一为《奇字考》，一为《假借圈发字音》，一为《画同音异旧不旁发诸字》，一为《音义同而书画异诸字》，一为《音义异而可通用诸字》，一为《一字数音例》，一为《误习已久难改字音并正韵不载诸字》，一为《相近字音》，一为《各地乡音》。辨析论说颇为详细，但不免见识浅陋。例如合并字母，已经不是古法；所采用的直音，如把“龟”注音为“圭”、把“冰”注音为“兵”等，也有一部分没有辨析清楚。又如“倒景”的“景”本来就是“影”字，却错误地说成读“影”。“{工虫}”是“虹”的另一种字形，却错误地说成读“虹”。“李阳冰”这个名字出自木华《海赋》，但他拘泥于自己篆写的碑文，把名字写成“”，错误地说读作“佞”。甚至把“台骀”错误地读作“胡苔”，并注说：“《左传》中的人名。”考察《左传》，子产称台骀为汾水之神，《注》中没有“胡苔”的读音。又如“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注》说：“骀，音诒”，也没有“苔”的读音。只有《檀弓》引用这句话时写作“败于台骀”，虽然《注》说“台”读“壶”，但这又不是《左传》中的人名，实在荒谬。像这样的例子，无法逐一列举，不能据此谈小学之学。△《大明同文集》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田艺蘅撰写。田艺蘅字子艺，钱塘人。以岁贡生身份任休宁县学训导。《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父亲田汝成的传记中。这部书割裂《说文》，把其中谐声字作为部首。例如把“东”字作为部首，就让“栋”“涷”等字归属于它。颠倒了本末，专门务求与古人相反。他又自行创制篆文，形体诡异怪诞，更超过魏校的《六书精蕴》。考察沈括《梦溪笔谈》说：“王圣美研究文字学，推演其中的意义，认为这是右文。例如水类字，它们的左边都从水。所谓右文，如‘戋’，是小的意思。水小叫‘浅’，金小叫‘钱’，贝小叫‘贱’。像这一类字，都以‘戋’为意义。”《梦溪笔谈》并不是僻书，田艺蘅不应当没有见过，大概是剽窃了这套说法，却隐瞒了出处。他不知道王圣美的说法本来就是不能成立的。△《正韵汇编》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周嘉栋撰写。周嘉栋字隆之，黄州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这部书取《洪武正韵》，按偏旁分为八十部；所分各部以及部中所列的字，都按笔画多少排列。每个字下面仍分别注明“某韵”。只是根据韵书原文编成字书，以便检索，没有增删改动。它的分部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至于“乃”字、“丹”字之类，认为没有偏旁可以归入，便编为《杂部》，附在末尾，更是没有考察古义。△《六书指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登撰写。李登字士龙，自号如真生，上元人。官任新野县县丞。这部书成于万历壬辰年。它采用《千字文》的体例，以四字为句，辨别民间流传的讹误字形，用来教导儿童，也属于颜氏《干禄字书》一类。不过俗字很多，书中不能全部收载，又不分析它们的意义，对于初学者仍然没有启发。△《摭古遗文》二卷、《补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登撰写。这部书本于夏竦《篆韵》的体例，选取钟鼎古文，按韵编排。它把《东》韵并入《冬》韵，把《江》韵并入《阳》韵，把《侵》韵并入《真》韵，把《肴》韵并入《萧》韵；把《齐》《微》两韵的字分别分入《支》《灰》；把《覃》《咸》《盐》三韵的字分别分入《寒》《先》；把《蒸韵》的字分入《青》《庚》，并且按照《广韵》把《真》《谆》《桓》《寒》各分为二，大体都是凭主观臆测杜撰的。所列古文也都不注明出处，不能据此作为依据。它又比《金石韵府》低劣了。△《诸书字考》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林茂槐撰写。林茂槐字穉虚，福清人。万历乙未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这部书辨别字音，分为四十四类。它的条例有八种：一是字有不同读音而读错的，如“格泽”读作“鹤铎”之类。二是偏旁错误的，如“沴”读作“戾”之类。三是假借通用的，如“霸”本来读作“魄”之类。四是读音相同、可以通用的，如把“辟历”写作“霹雳”之类。五是由于错误书写而导致误读的，如“飓”读作“具”之类。六是一字有动、静两种读音的，如“解”读作“蟹”、“坏”读作“怪”之类。七是两种读音可以通用的，如“孛”有“佩”的读音之类。八是古今读音不同的，如“鸿胪”读作“庐”、“太守”读作“狩”之类。但是，他对于古字、古音都没有弄清根本，所以搜集材料编成此书，颇显得疏漏简略。例如《诗经》中“南”反切为“尼心反”，“风”反切为“孚金反”，这只是古今韵母不同，并不是一个字有两个读音。像这一类情况，多得如烟海，为什么只收三五个字？又如“拥篲”的“拥”读作“涌”，“北邙”的“邙”读作“茫”，这些本来人人都能明白，何必还要注音？至于说张翰的名字应当读平声，是因为没有见到李商隐诗中“越桂留烹张翰脍”这句。说“宁馨”的“宁”应当读“甯”，是因为没有见到刘禹锡诗中“几人雄猛得宁馨”这句。看他解释“哉”字时说是“始”，不引用《尔雅》而引用《韵会》；解释“烟煴”时写作“氤氲”，不引用班固的赋而引用《周易注》，可知这是堆砌材料的学问，未能全面考察源流。△《五侯鲭字海》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只题作“汤海若订正”。考察可知，汤显祖号若士，也号海若，临川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最终任遂昌县知县。《明史》中有他的传记。那么这部书应当是汤显祖所作。书前有陈继儒的《序》说：“取《海篇》原本，遵照《洪武正韵》，参照合并编成此书。”然而它的注释极其简略，体例也很杂乱。每个字都用直音注音，错误尤其多。至于卷首把《四书五经难字》另列为一篇，浅陋就更加严重了。汤显祖尚且是当时的名流，怎么会做到这种程度？大概是明末书坊商人借托他的名义而作。△《字学指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光家撰写。朱光家字谦甫，上海人。这部书成于万历辛丑年。前两卷中，第一篇是《辨体辨音》，第二篇是《同音异义》，第三篇是《古今变体》，第四篇是《同音互体》，第五篇是《骈奇解义》，第六篇是《同体异义》，第七篇是《正误举例》，第八篇是《假借从译》。从第三卷开始，按韵归字，共分二十二部。每一部用一个字标明四声，例如东、董、冻、笃之类，各以一个字标作纲目，同音的字列在其下，如“蝀”归入“东”，“懂”归入“董”，“栋”归入“冻”，“督”归入“笃”之类，大概是取法于章黼的《韵学集成》。只是章黼把四声汇集在一个韵中，仍各自分部；这部书则把四声错落相联，合并为一部，只是对其体例作了小小改变。前两卷所列的内容，大多没有考证。例如“断断”“<火登>灯”“来来”，都是上字为正字、下字为俗字。而这部书却把“断”分别注作“短”和“段”，把“灯”分别解释为“灯笼”和“灯火”，把“来”分别解释为“往来”和“来牟”，全凭臆测加以区别，并没有根据。△《字学订讹》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当泰撰写。李当泰字元祉，泗州人。这部书是在万历丁未年，殷城人黄吉士督学江南时，命李当泰把张位的《问奇集》和焦竑的《字学》两部书编纂为一编。开头是《六书大略》，结尾是《俗用杂字》，共二十四门，义例十分杂乱。至于《分门订讹》中所收的内容，如说甘露叫“天酒”、酒叫“红友”之类，简直就是类书，哪里还算小学训诂呢？△《合并字学集篇集韵》二十三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徐孝编纂，张元善校订。徐孝是顺天府的平民。张元善是永城人，彭城伯骐的后代，承袭封为惠安伯。这部书共有《集篇》十卷，分为二百部，附《拾遗》一卷。全都没有研究《说文》《玉篇》的旨趣，偏旁错误很多。例如“禾”字的两个字形之一读作“稽”，是木头弯曲的顶部，与禾稼的“禾”完全不同，却把它并入禾部，由此可知对于六书的本义全无考据。又有《集韵》十卷，分为一百部，附《四声类率谱》一卷、《等韵》一卷。也没有研究陆法言、孙愐的旧法，例如把“扃”“登”“等”等字并入《东韵》，把“箴”“簪”与“真”“臻”一同收入《根韵》，都极其乖谬。又删去十六摄，改为十四摄；把三十六母改为二十二母，并且把浊平、浊入改称为如声。事事都是自行创制，比《篇海》《正韵》等书更加变乱。△《字考》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夏宏撰写。夏宏字用德，号铭乾，海阳人。这部书上卷共分三类：一为《误写字》，二为《疑似字》，三为《误读字》。下卷共分两类：一为《通用古字》，二为《通用联字》。他的意图在于订正六书方面的错误，却不能深入研究古义，只是在近代韵书、字书之间贩取材料。例如他说“鸡”字一定从“佳”，不知道古文实际上从“鸟”，这见于《说文》；他说“豸”字连同“獬”写作“砦”，不知道本字实际写作“廌”，其中的“豸”是虫豸的“豸”字，这也见于《说文》，很是考证失当。“些”字在《误写字》条下注作“音梭，楚歌声”，在《通用联字》条下又以“楚些”为标题，却注说“梭去声”，自身也互相矛盾。他又不通晓反切，多用直音。例如说“欃枪”的“枪”读作“当”，“临邛”的“邛”读作“穹”，这样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他与《佩觿》《字鉴》等书的距离，大概不能用道路里程来计算了。△《类纂古文字考》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都俞撰写。都俞字仲良，钱唐人。仕宦经历不详。考察他的《序》和《跋》，大概是万历年间的人。这部书以古文字为名，实际上取用《洪武正韵》中的字，按偏旁分类编排，共分三百一十四部，卷首列有《辨疑》一篇、《切字》一篇，末尾附有《杂字》。其中的字都用直音注音，直音无法注音时就用四声，四声仍无法注音时才用反切。例如“钧”读作“君”，“铭”读作“明”，完全违背沈约、陆法言的旧法。又把“月”从“舟”中分出，把“灬”从“火”中分出，按照六书来衡量，也有很多地方失去了许慎、顾野王的本义。只是每部之中按笔画多少排列前后，比《说文》《玉篇》《类篇》较容易检索。所以后来的字书，都采用了它的体例。△《六书正义》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吴元满撰写。吴元满字敬甫，歙县人。万历年间的平民。焦竑《笔乘》说：“新安吴敬甫，是一位博学雅正的士人。精心研究文字学，所著有《六书正义》十二卷。”如今考察这部书，大体上都是指责许慎，推崇戴侗、杨桓，根本立场已经颠倒。体例又烦琐，既大略模仿《六书故》，分为数位、天文、地理、人伦、身体、饮食、衣服、宫室、器用、鸟兽、虫鱼、草木十二门，分列为五百三十四部；又大略模仿《六书统》而加以铺衍。它把象形、指事、会意、谐声扩大为二十九体，把转注、假借敷衍为十四门，几乎纷乱得像乱丝一样。它所附的“存疑”“阙疑备考”“楷书备用”“俗借俗转”等条目，也多有错误和疏漏。它论述转注，把“曲逆读去”“遇”等类归入其中。它论述假借，把“一”作为一种数名，借作“太一贵神”；把“九”作为一种数名，借作“阳九”；把“真”作为真假的“真”字的本字，借作真州、真姓之“真”等类归入其中，尤其不准确。至于把“帝”写作“以”，把“卍”写作“万”，在“昴”字上加三重围框，把“火”字直排四画，有的错误采用梵书，有的是自行制造的伪体。可是他动不动就说《说文》的篆文有错误，这就尤其奇怪了。△《六书总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吴元满撰写。这部书也分为数位、天文、地理、人伦、身体、饮食、衣服、宫室、器用、鸟兽、虫鱼、草木十二部，大概承袭戴侗、杨桓的论说，却变本加厉。它所分的部首都以象形为主，称为“正生”；而指事、会意以下，又分为正生、变生、兼生。它不采用许慎的《说文》，一概用谐声来解释。书中的字都用柳叶篆书写，说这种字体保留了鸟迹的遗意，足以排斥小篆方整妍美的形态。然而所谓古文，大多出于杜撰，而且往往自相矛盾。例如在“三”字下注说：“俗作叁、弎。”这就把《说文》中的“弎”当作俗字了。在“一”字下面又说：“有的加弋写作弌。”这又采用了《说文》的说法。难道“三”从“弋”就是俗字，“一”从“弋”就不是俗字吗？至于它所引用的经传文字，大多凭主观改动。例如在“二”字下面引用《诗经》“衣服不二”和《论语》“不二过”，在“采”字下面引用《左传》“不采菽麦”之类，尤其疏漏错误。△《六书溯原直音》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吴元满撰写。这部书以辨别字形为主。所分的十二门也与《六书正义》相同，它的庞杂混乱也相同。所采用的直音错误尤其多。例如“凡”读作“烦”，“千”读作“签”，“必”读作“碧”，“禛”读作“真”，都夹杂方言，违背旧读。至于“士”“是”本来都读上声，既然把“士”注作读“是”，又注说“叶上声”，尤其自相矛盾。△《谐声指南》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吴元满撰写。他论说六书，以谐声为主；但古代有几个字同从一个字谐声，而这几个字的读音却完全不同，于是为此提出说法，称为谐本声、谐叶声、谐本音、谐叶音、谐转声、谐转叶声、谐转音、谐转叶音，共有这八种区别。古字本来只应有一个声，从属的谐声字，其读音总不会相差太远。后人读字，自然与古代不同，却说古人造字时有所谓谐叶、谐转之声。这只是凭臆测立说，所以设置许多分歧，实际上并不是六书的本旨。

译△《说文长笺》一百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赵宧光撰写。赵宧光字凡夫，吴县人。这部书前面列有《解题》一卷，记载他一生所著的文字学书籍七十多种。那些书的真伪、存佚，都无法考察。接着列《凡例》一卷。又列《说文》原《序》、宋初官牒，附上他自己撰写的《通误释文》和徐锴的《部叙》两篇，合为《卷首上》。接着列出他年轻时所撰的《子母原》一篇，泛论文字学的大意。又取《说文》五百四十部的原有目录，打乱并重新安排，区分门类，撰成《说文表》一篇，合为《卷首下》。这部书采用李焘《五音韵谱》的版本，但《凡例》中却说是徐锴、徐铉奉南唐诏令修定的，实在是不明白书籍源流。书中所列的字，对原书多有增删：增加的字在字外加方框，删去的字在字外加圆框。字下的注释称为“长语”，附带的论辨称为“笺文”，所以书名叫“长笺”。然而所增加的字，往往失去笔画和方框，因而与原书混淆。所作注释和论辨，也处处疏漏错误。顾炎武《日知录》摘举他把《论语》“虎兕出于柙”误说成《孟子》，并称其连《四书》都没有读过；虽然顾炎武斥责得过于严厉，但他所指出的问题，例如《诗经》“锦衾烂兮”本来有“衾”字，他却认为就是“青青子衿”中的“衿”字；“瓜分”一词见于《史记·虞卿传》和《汉书·贾谊传》，他却认为“瓜”应当写作“爪”；“灶突”一词见于《汉书·霍光传》，他却认为“突”应当写作“{穴夹}”。“百姓忧愁，就会陷于困顿狭隘”见于《左传》；“鹊，▯丑，它飞行时▯”、“驠，是毛色白的马”，都见于《尔雅》，赵宧光却认为文义未详。顾野王是陈朝人，他却说成晋朝人；陆龟蒙是唐朝人，他却说成宋朝人；王筠是梁朝人，他却说成晋朝人；王禹偁是宋朝人，他却说成南朝人。防风氏“身横九亩”本是《穀梁传》的文字，他却在“野”字的注释下误引为“身横九野”，又误说出自《左传》。《后汉书·刘虞传》说：“故吏尾敦在路上劫取刘虞的首级，带回来安葬。”他却说成后汉的尾敦在路上劫取刘虞的首级，带到“之莽”归葬。《晋书·虞啸父传》说：“他被孝武帝亲近宠爱，陪侍饮酒，大醉，行拜礼时不能起身。皇帝回头说：‘扶虞侍中起来。’”他却说成晋献帝喝醉了，命人扶起虞侍中。汉宣帝名讳“询”，他却说成名讳“恂”；汉平帝名讳“衎”，他却说成名讳“衍”。甚至《孟子》已经见有“簿正祭器”，他却说唐朝中晚期的诗文才开始出现“簿”字，在此以前没有；夏州到唐代才设置，他却说中国称“华夏”是从这里开始；“叩地”在京兆蓝田，他却认为该地靠近京口，所以从“口”字。祢衡《渔阳三掺》本来注音为“七绀反”，他却认为应当写作“操”。这样的例子有十多条，全都准确揭示了他的错误。这样看来，顾炎武说赵宧光喜欢卖弄小聪明，学问如同面墙而立、没有真正学习，并不算说得过分。《六书长笺》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代赵宧光撰写。此书与《说文长笺》合刻，本来就是一部书。他把许氏《叙》中解释六书含义的部分分出，列在前六卷卷首；又详细列举班固、卫恒、贾公彦、徐锴、张有、郑樵、戴侗、杨桓、刘秦、余谦、周伯琦、赵古则、王应电、王鏊、僧真空、朱谋<土韦>、张位、熊朋来、吴元满十九家的学说，逐条辨析论说，再把自己的意见列在后面。其中“转注”一条，许氏引用“考”“老”二字作为证明。裴务齐《切韵》错误地说“考”字左边回转，“老”字右边回转，这本来不是许氏的意思。赵宧光却误把“左回右转”当作许氏的说法，讥讽许氏自相矛盾，实在十分疏漏错误。末尾又列《六书馀论》一卷，也只是支离铺陈、敷衍成篇，对于造字的精微意义全都不切合。《集钟鼎古文韵选》五卷（通行本）。明代释道泰撰写。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此书，注说：“字来峰，泰州人。”此书按韵汇集钟鼎古文，但收录颇为杂乱。秦权、汉鉴与三代文字一并收载，很不合条理。像《滕公石椁铭》本来就是伪迹，收录它已经失去辨别裁取的标准；又把摹本钩摹得完全不像原来的形状，那么传抄失真的地方就更多了。它分韵时把《咍》改为《开》，把《添》改为《凡》；上平声有《元》《魂》而没有《痕》，下平声多出《三宣》一部，都与《广韵》不同。大概是依据徐锴《篆韵谱》而来。《正字通》十二卷（通行本）。旧本有的题作“明张自烈撰”，有的题作“国朝廖文英撰”，有的题作“自烈、文英同撰”。考察钮琇《觚賸·粤觚下篇》，记载此书本是张自烈所作，廖文英用金钱买到后，便掩饰为己有，书中详细叙述了事情始末。然而书前列出国书十二字母，这在张自烈时代尚不存在，大概是廖文英续加的。裘君宏《妙贯堂馀谈》又说，廖文英死后，他的儿子把书版卖给连帅刘炳。有海幢寺僧人阿字知道此书本是张自烈所作，便告诉刘炳，刘炳于是改刻张自烈的名字。各种版本彼此不同，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此书比梅膺祚《字汇》的考据稍微广博，但征引繁杂，错误很多；又喜欢排斥许慎《说文》，尤其不免穿凿附会，不是善本。张自烈字尔公，南昌人。廖文英字百子，连州人。康熙年间任南康府知府，所以能够买到张自烈的书。《篆韵》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此书每页右侧印有“钦赐商河王勉学书楼之记”十一枚篆字，上下与朱丝栏相齐。考察《明史·诸王表》，衡王朱祐楎的孙子朱载塨，于嘉靖三十五年袭封商河王。万历二十五年，他的长子朱翊钅敻袭封。到万历四十四年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

译书中没有序和跋，不知道是朱载塨抄写的，还是朱翊钅敻抄写的。书首题作《篆书正韵》四字，但考察它的分部，实际上采用《壬子新刊礼部韵》，与《洪武正韵》截然不同。书中没有其他考证，只是依据周伯琦《六书正讹》中的“俗作某某，非”来作注。大概只是藩王府偶然抄录以备查阅，并不是专门著书。《字韵合璧》二十卷（内府藏本）。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只题作“明鄱东朱孔阳订正刊行”。书中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辨析音韵，下层区别偏旁，但荒谬错误，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例如把“天”读作“添”，便把两个韵当成一个声；把“吴”写作“吴”，却把俗字当作正体。分韵采用《洪武正韵》合并的版本，分部却扰乱了许慎《说文》的体例。看来此人对于六书的意义，完全没有真正理解。《广金石韵府》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国朝林尚葵、李根共同撰写。林尚葵字朱臣，莆田人；李根字阿灵，又字云根，晋江人。此书用朱、墨两色校录，按四声分部：朱笔写古文、籀文、篆文的字，墨笔写楷字作为字头，并分别注明出处。此书因明代朱时望《金石韵府》而作，所以题名为“广”。然而所引用的许多书，如今已有十分之九没有著录，林尚葵等人从哪里能够看到？现在核对它列出的书目，实际上就是夏竦《四声韵》，只是稍微摘取郭忠恕、薛尚功的书来增补。看它详列群书，却独独遗漏夏竦书名，便可知道这是为了避讳其来源，所以有意抹去痕迹。《他山字学》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国朝钱邦芑撰写。钱邦芑字开少，丹徒人。晚年出家为僧，号大错。他的书辨正字形和读音的错误，共四十三条。大体依据郭忠恕《佩觿》及李文仲《字鉴》等书，但搜集不够广泛。例如《一字数音考》中“苴”字列到十五个读音，是全书中最多的；但《韵会小补》记载这个字实际上有十八个读音。其他如《广韵》《集韵》所载同字异音、翻开书就能看见的例子，他也百条中找不到一两条。《六书准》四卷（内府藏本）。国朝冯调鼎撰写。冯调鼎字雪鸥，华亭人。他的书分为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类，每类又分平、上、去、入四声；假借、转注就分别包含在这四类之中。然而此书虽然竭力阐明古义，对于六书的根本宗旨却有许多地方没有弄清。例如“社”字，《说文系传》说从“示”，以“土”为声；此书没有见到《系传》，于是把“社”当作会意字。又如“风”字，《说文》说从“虫”，“凡”声；此书不知道“风”的古音，便说它从“虫”省声。其他情况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六书通》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闵齐伋撰写。闵齐伋字寓五，乌程人。世间流传的朱墨字版、五色字版，称为“闵本”的，大多是他所刻。此书成于顺治辛丑年，当时闵齐伋已经八十二岁。大体仿照《金石韵府》的体例，依据《洪武正韵》的分部编排《说文》，把篆文的异体字归类列在下面。只有小篆而没有异体的，就称为“附通”，也一并列出。不收钟鼎文，但兼收印谱。作者自称能够贯通许慎的学说，却不知道它的问题正是在于把许慎的学说当成拘泥。《韵原表》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国朝刘凝撰写。刘凝有《稽礼辨论》，已经著录。刘凝起初写成《文字韵原》一编，说《说文》按字形排列，《韵原》按字音归类。又认为《韵原》受篇幅限制，在层次排列上难免间断，因而看不出字形演变相承的次序，于是仿照《史记》各表的体例，从各字的偏旁入手，排列其世系，区分其支派，以弥补《韵原》的不足。然而篆书、隶书屡经变更，字形变化不固定，如果一定要逐一说某字产生于某字，终究难免流于穿凿。《石鼓文定本》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刘凝撰写。此书上卷是《石鼓音训释文》，下卷是《附录古今人辨说及诗歌石鼓刻文》。又因为残缺的石鼓拓本逐渐难以辨认，只能依靠摹本和释文流传。在释文中，潘迪的本子最为著名；在摹本中，薛尚功、杨慎的本子最为著名。考察宋、金以前关于石鼓制作时代的争论，双方一直争执不休。元代以来，关于真伪的争论已经定论；但争论文字的人又喧闹聚集，反复争辩。刘凝写此书，既没有根据今天保存的三百二十多个字来考定真伪，也没有详细列出各家的本子来校正差异。只是因为杨慎的伪本还算全文，便以它为主要依据，根本上先已错误。又凭主观意思增删文字，反而更加引起纷争。例如第四鼓“其写”上面的“吾”字、第五鼓“霝雨”下面的“{艹凄}”字，各本都没有，不知为什么增入。至于后卷《辨说》的第一条，载有薛尚功如何如何的话，但薛尚功《跋》中的文字也没有这些内容，实在都无法解释。他又强行把石鼓文字与《说文》的籀体相合。考察赵师尹《石鼓文考注》所摘录的《说文》与石鼓相同的字，只有“员、辞、皮、树、西、则、旁、中、囿”九字。然而“旁”字石鼓中并没有，是杨慎把壬鼓“芑其用导”中的字妄改为“旁”。其余各字也都存在相同和不同之处。刘凝如果一定要把石鼓文字附会到《说文》，也就像郑樵仅凭秦权上一两个字相合，便断定它是秦鼓一样了。《黄公说字》（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国朝顾景星撰写。顾景星字黄公，蕲州人。康熙己未年被荐举为博学鸿词。他自称其学问以许慎为根本，但大体上把梅膺祚《字汇》、廖文英《正字通》作为稿本，仍按楷字分编。例如“丑”字从“芑”从“丨”，象征手中有所执持，却把它列为一部。这对于六书的意义来说，难免不合。至于西域梵文，更是另立为一种体例。儒家书籍所记载的梵文，已经改写成楷书笔画，不是它原来的真实形态；把这些一概收录，也未免过于泛滥。

译他的注释都杂取各书，没有根本依据。所列出的书，如唐《说文》、蜀《说文》、葛洪《字苑》、何承天《纂文》、吕静《韵集》、李启《声韵》、吕忱《字林》、阳休之、夏侯该《韵略》、孟昶《书林韵会》、林罕《字源》等，不知从哪里看到的？又把李焘《说文五音谱》说成徐铉的书，把杨桓《六书溯源》说成吴元满的书，把赵明诚《金石录》说成欧阳修的书，把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成《六书正义》，把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成《六书索隐》，错误多得不胜枚举。至于司马光《集韵解》，各家目录都没有著录这个书名。米芾《大宋五音正韵》只是在他所著《画史》中提到过书名，大概只是想写而没有完成，并不是真有这部书。《读书正音》四卷（浙近巡抚采进本）。国朝吴震方撰写。吴震方字青坛，石门人。康熙己未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此书卷一把只有一种读音而有不同读法的字分门编排；没有类别可归的，另列“通用”一门。卷二另分六类，分别叫作《字音清浊辨》《同音借义》《借同音不借义》《因义借音》《音借而借》《语词之借》。卷三按四声编录生僻字。卷四则分别依照偏旁编排常见字样，用来纠正当时塾师的误读。书前有毛奇龄的《序》，很称赞它精审。然而实际上，它对于六书以及音韵源流有许多错误和遗漏。它所谓本字不读本音的例子，如“隋”字，隋代去掉“辵”旁写作“隋”，是隋文帝凭空造出的字。《说文》说：“隋，是割裂的肉。”徐铉注音为“徒果切”，这才是它的本音。又有在《支韵》中作“旬为切”的读法，表示“顺裂肉”的意思。又有“翾规切”的读法，《周礼·大祝》“隋衅”通作“绥”，就是这个例子。在《歌韵》中读作“土禾切”，《集韵》所说的“中高四下”就是这个读法。在《寘韵》中读作“呼恚切”，《周礼·守祧》所说“既祭则藏其隋”，就是这个例子。这些就是所谓本字不读本音的情况。现在吴震方误把“隋”和“随”当作同一个读音，反而把读“妥”的音认为不是本音；而《支》《歌》《寘》三韵中的读法却没有收录，未免考证失误。又如把“廑”作为“仅”，“厸”作为“邻”，“”作为“攀”，都列在《本字不读本音》一卷中。考察《汉书·贾谊传》说：“其次廑得舍人。”注说：“廑与仅相同。”《扬雄传》说：“累既“”夫傅说兮，奚不信而行。”注说：“这是古代的‘攀’字。”《叙传》说：“东厸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注说：“厸，是古代的‘邻’字。”吴震方把这些附列为同字异读，也没有完全弄清今字与古字的区别。至于“景”是“影”的本字，“暒”是“晴”的本字，“”是“卯酉”的本字，这些都明显见于《说文》。吴震方也把它们和古字不读本音的字列为一类，就更加乖谬了。像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完。其余在耳目所及的范围内，也有许多遗漏。《汉书·地理志》说：“屯留。”颜师古注：“屯，音纯。”“朁亭”，颜师古注：“朁，音潜。”“修亭”，应劭注：“修，音条。” “计斤”，颜师古注：“音介。”“根甸氐道”，李奇注：“甸，音胜。”“卑水”，孟康注：“卑，音班。”“朴”，孟康注音“蒲环”。“泽索”，颜师古注：“泽音铎。”“骊靬”，李奇注音“迟虔”。“祖厉”，颜师古注音“罝赖”。“莫<黑旦>”，颜师古注音“忉怛”。“辽队”，颜师古注：“队音遂。”“黏蝉”，服虔注：“蝉音提。” “麊泠”，孟康注音“螟蛉”，颜师古注音“麋零”。“芍陂”，颜师古注：“芍音鹊。”这些全都是字形相同而读音不同的明显例子。吴震方都没有收集，因此可以知道他对僻书的搜辑情况了。如果目的是纠正塾师的错误读音，那么这部书所得颇多；但如果要用它来说明古人的小学，则又应当另作评价。《篆文纂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国朝陈策撰写。陈策字嘉谋，钱塘人。他的书也按韵分编。每个字下面首先列《说文》字形，其次列大篆，再次列钟鼎文。然而不注明所引用的书名，注释也大都简略；对于字体没有任何辨析考证，大概只是供镌刻印章使用的书。《字辨》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国朝熊文登撰写。熊文登字于岸，南昌人。此书详细辨析字音、字义、字形，分为十门：一叫《误写辨》，二叫《误读辨》，三叫《一字数音数义辨》，四叫《宜写古文奇字辨》，五叫《宜读经史真字辨》，六叫《形相类字辨》，七叫《声相类字辨》，八叫《形声相类字辨》，九叫《从今从古辨》，十叫《楷篆异体辨》。这些书都依照梅膺祚《字汇》的分部。大体意图在于纠正俗学的错误，使之回归古义。然而既不了解古文字，也不了解古音，于是弄得不古不今，进退都没有依据。例如说“回”本来写作“回”，却不知道篆文写作“”，本来是一笔回旋；如果改成五笔，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了。又说“册”本来写作“册”，却不知道篆文写作“”，本来是以韦绳贯穿简册的形象。仅仅缩减其中的一画，反而更加丧失了真实的字形。又如说“洚”读降，又读红，却不知道《东》《江》二韵在古代本来同音。说“彭”读朋，又读滂，却不知道《庚》《阳》二韵在古代也本来同音。至于说“逍遥”一定应当写作“消摇”，“伏羲”一定应当写作“虙戏”，“渤海”一定应当写作“渤澥”，“踌躇”一定应当写作“著”，都是见到一个古字的省写形式，就认为凡是书中写这个字的都应当省写；见到一个古字的假借形式，就认为凡是使用这个字的都应当这样假借。这就是所谓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恐怕越是辨析，反而离事实越远了。△《六书分类》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国朝傅世尧撰。傅世尧字宾石，归德人。他的书按部分类，完全依照梅膺祚《字汇》的体例；每个字都把小篆、古文列在楷书之后。古文之学在汉、魏以后早已失传，后人所解释的钟鼎文字，十分之九出于主观臆测，确实可信的没有多少。何况古器有的是从剥蚀残烂中出土的，有的是伪造的，尤其不足以作为依据。说它是爱好古文字还可以，说它确实符合古义，就未必了。△《说文广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德洽撰。程德洽字学澜，长洲人。这部书以许氏《说文》为根本，又旁采各家的篆文，排列在下方，却不注明出处。大概属于李登《摭古遗文》一类的书，甚至还不如《金石韵府》，后者尚且说明某字本出于某书。△《篆字汇》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佟世男编。佟世男是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年间任知县。这部书以梅膺祚《字汇》为根本，各字都附列篆文。篆文中没有的字，就按照楷书的笔画凭臆意造出篆体，不能作为典据。△《钟鼎字源》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立名编。汪立名号西亭，婺源人，任工部主事。这部书成于康熙丙申年。《自序》说，金石文字虽然都传自三代，但铭器文字与篆碑文字不能勉强看作相同。因此专门采集钟鼎文，依照今韵编成五卷。石刻一类中与铭文相近的，只附录《石鼓文》；其他碑刻篆文一概不收。然而汪立名知道铸金文字和刻石文字的古文体制有所不同，却不知道钟鼎文字内部又有时代的区别、音义解释的差异以及真伪的分别。三代文字固然都属于古文，但到了秦权、秦斤，其中“斯”字、“”字、“皆”字、“焉”字之类，已经很接近小篆。汉代灯器、汉代壶器，如绥和壶中的“供”字、汾阴宫鼎中的“共”字和“汾”字、首山宫镫中的“年”字，同时已经参杂隶体。把这些一概称为钟鼎文字，混淆得十分严重。又如欧阳修《集古录》所记载的晋姜、毛伯诸鼎，杨南仲、刘攽的训释彼此不同，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既然不能考定是非，《啸堂集古录》所载比干铜槃铭，宋人已经明确斥为伪托，却也没有免于一并收载。而且卷末列出二合、三合、四合字，却不注明出处，更没有根据。大概这部书只是以《金石韵府》为主，再取《博古》《考古》诸图相互校订，所以不免有瑕疵罅漏。△《天然穷源字韵》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姜日章撰。姜日章字旦童，如皋人。这部书成于康熙丁酉年。全书分为《日》《月》《水》《火》《木》《金》《土》七部，开头另列首部《字说》，末尾附列《韵说诗易》二页。《日》《月》二部是字书，不以偏旁分部，而按笔画多少分部，从一画到四十八画为止。《水》《火》《木》《金》四部是韵书，共分天、星、风、山、官、上、地、支、郊、阶、州、波、夫、下十四韵，每韵又分为中、平、上、去、入五音。《土部》则收古文奇字。自明代以来，论字画没有比《字汇》《正字通》更鄙陋的了，而姜日章却遵从它们来讲字画；论韵书没有比《洪武正韵》更乖谬的了，而姜日章却执守它来分韵；收字荒诞泛滥、毫无根据，没有比《篇海》更严重的了，而姜日章却据此谈论奇字。其余偶尔有所引证，也不过是从这四部书中采录出来的罢了。这样当然不合古义。△《六书辨通》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锡观撰。杨锡观字容若，无锡人。这部书的大意认为，六书中的假借，只要意义可以贯通，就是有所变通而没有失去正理；不能贯通的，就不得不加以辨析说明。因此按韵编排，每个字下面都标明出处，并说明本字的意义；对于错误的通假，则逐一辨正。然而古人假借文字，多半取其同音，并不要求意义相合。例如书中所载汉代《孟郁碑》借“舟”为“周”，《尧庙碑》说“委曲舟匝”，也是借“舟”为“周”，就是这种情况。杨锡观却说“周”借“舟”在意义上说不通，汉碑中的“舟”字应当是“〔舟勹〕”字的错误，“〔舟勹〕”读周，“匝”是遍的意思。他不知道《经典释文》中“鹘鸼”的“鸼”字与“雕”字相通，《类篇》中“五月鸣蜩”的“蜩”一作“〔虫舟〕”，那么“周”“舟”二字本来相通，这就是明显的证据。“鸼”和“〔虫舟〕”并没有“周匝”的意义，难道也能说它们是从“〔勹舟〕”得声吗？又如《家语》作“望羊”，《左传注》作“望阳”，《汉书》《欧阳汉碑》则作“欧羊”之类，都是近在眼前的材料，他却多有遗漏，也没有做到完备。△《六书例解》一卷，附《六书杂说》一卷、《八分书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锡观撰。这部书卷首冠有黄之隽《篆学三书序》，大概是因为杨锡观曾经撰写《秦篆韵编》《正字启蒙短笺》二书，连同这部书正好是三种。全书共六篇，分别论述六书。他认为郑玄注《周礼》把“六书”以象形为首，失去了造字的次序，所以改依许慎《说文》的次序，以指事为首。论述指事时说，有笼统地说的，有指明某一点某一画来说的。论述象形时说，小篆写作“日”“月”，已经不知道古文的写法。又说凡是从“舟”作偏旁的字，都应当改作“〔旁〕”，用来象征仓的界限。论述形声时说，形声是因形附加声，不取《周礼注》关于谐声的说法，并且认为《三百篇》的韵都不足为依据。论述会意时，列出的字多至三百多个。至于说“冥”字下部从“六”，是取“六”代表老阴；“名”字上部从“夕”，是阴暗晦昧的意义。论述转注，则沿用许慎的说法并加以扩充：一种是意义可以相通，如“老”转为“耆”“寿”一类；一种是两个字意义相反，如“可”转为“叵”、“正”转为“乏”，以及“半木”为“片”、“连水”为“川”一类；一种是辗转解释以后才能贯通，如“元”转为“仁”、“仄”转为“丸”一类。

译论述假借时，极力指斥隶书为错误，连经典中通用的“恭”写作“共”、“斋”写作“齐”、“而”写作“如”等，也都斥为乖谬。总的说来，他表面上尊崇许慎《说文》，暗中却以魏校《六书精蕴》为蓝本，所以对于造字的意义有许多地方没有讲明。他的《六书杂记》论述六书的界限，也多是强行制造分别。至于《八分书说》一卷，则申述欧阳修、洪适的说法，把八分看作隶书，却又说现在的楷书就是八分。引证牵强附会，也失于考证。△《五经字学考》五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成端人撰。成端人字友端，阳城人。这部书把《五经》各分为一卷。每个字先解释训诂，同时说明形声，并辨析俗体字的错误。然而引证不够广博，考证也不够精密。例如《春秋》隐公篇中的“彄”字，是解释公子彄名号的训释，注释却说：“从弓，区声。音抠。又是人名，公子彄。”文公篇中的“頵”字，是解释楚成王名号的训释，注释却说：“从页，君声。” 徐氏说：“头大。”又说：“是楚成王的名。”这反而把本义当成了旁义。又如《易·坤卦》“驯”字的注释说：“音同‘旬’。《字汇》引徐邈读作‘训’，是蛇足。”考察徐邈的说法出自陆德明《经典释文》，却把它说成出自《字汇》，已经没有追究源流。至于经师的不同读法，自古以来就并存，却把它说成蛇足，更加不确。△《六经字便》（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臣敬撰。刘臣敬字恭邵，江阴人。这部书收载《六经》的字形，从一画到二十九画，很能辨正偏旁和点画。又把各字转音和不转音的情况分类厘定，也容易查阅。只是他所见的古籍不多，所以错误时常不能避免。例如说《易》中“亢龙”的“亢”读刚，不读康的去声；却不知道《说文》中“人颈”的“亢”以及角亢、龙亢、亢父，固然都读刚，而“亢龙”的“亢”见于《经典释文》的只有“苦浪切”这一读音。又说《易·观卦》的“观”在《正韵》中列入去声是不对的，《解卦》的“解”在《正韵》中读作蟹音也是不对的。然而《经典释文》记载：“观，官唤反，示也。解，音蟹，缓也。”先儒传授沿袭，对于这两个卦各自只有一种读法，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正韵》把它们收入附音，仍然比较接近古音。刘臣敬却都认为不对，这是没有考察古义造成的错误。至于他说“阴疑于阳”中的“疑”字不应转读为“拟”，考察《礼记》“前疑后丞”有的版本写作“拟”；《周官·司服》说“大夫疑衰”，郑玄《注》说：“疑的意思就是拟。”又《汉书·食货志》说“远方之能疑者”，颜师古《注》说：“疑读作拟。”可见“疑”转读为“拟”明显有其义例。他又说“社”字不应有“杜”的读音。考察《史记·秦本纪》，“荡社”明明写作“荡杜”；“社”“杜”二字相通，由此可知它们是同音。他认为“社”没有“杜”音，尤其错误。大概自汉代以后，经书和史书各有专门的传授，也各自形成不同的读音；一代代承受师传，不能偏废。刘臣敬是为了启发蒙童幼儿，难以广泛引用、繁复征引，本来只取一种读音也没有关系；对于不采用的读音，放置不论就可以了。把它们一概斥为错误，难道是通达事理的说法吗？△《字学正本》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京撰。李京字元伯，高阳人。这部书《凡例》说，以小篆为根本，纠正偏旁不正确的字，所以题名为“正本”。它所依据的材料，大多取自周伯琦《六书正讹》和张有《复古编》。例如《复古编》在“崇”字下注说：“另作‘崈’，俗体。”却不知道《汉郊祀志》说：“封崈山。”又说：“莽遂崈淫鬼神祀。”《汉隶字源》所载《韩良碑》中也有“崈”字，不能说它是俗体。这部书能够引用《郊祀志》来证明《复古编》的错误，颇为接近古义；又时常驳正周伯琦杜撰的说法，其中也偶有可取之处。然而，如《东韵》的“〔戈甲〕”字，《复古编》说隶书写作“戎”，这部书却说俗体写作“戎”。它不知道《泰山都尉孔宙碑》中“〔戈甲〕”已经写作“戎”，正与《复古编》所说“隶作戎”相合。李京称之为俗字，就是考察得不够仔细。又如它从周氏的书中采录得颇为完备，对张氏的书却反而遗漏很多。仅以《东》韵考察，《复古编》记载豅误作谾、龓误作〔革龙〕、〔酉蒙〕误作〔麦蒙〕、堫误作〔耒▯〕、濛误作靀、禯误作秾、功误作〔工刀〕；这部书全都遗漏不载，也很是疏略。而且错误地依照《中原音韵》分部，完全违背唐宋的旧法，已经有改变古法的嫌疑；又把《说文》的篆体全部用来改写隶字，有的造成窒碍而无法通行，也不免有拘泥古法的过失；这两方面都不能作为准则。△《字学同文》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卫执穀撰。卫执穀字子觐，韩城人。这部书共分十三类：上类、下类、上下中类、上下左右类、上下左类、上下右类、上左类、下左类、上右类、下右类、左类、右类、左右类。各类又统摄若干部，都是古来没有的分类方法。其中错误很多，例如“元”字原在《一部》，从“一”得声于“兀”，现在却归入《兀部》；“敻”字原在《目部》，从“目”和“攴”，位于“穴”之上，现在却归入《文部》；“南”字原在〔山个〕部，从〔山个〕、〔声〕，现在却归入《十部》；“□”字本来是部首，从“壶”从“吉”，现在却归入《士部》；“今”字本来在《亼部》，从“亼”从〔缺字〕，现在却归入《人部》；“吴”字本来在《〔缺部首〕部》，从〔缺字〕从“口”，现在却归入《口部》。可见他对于六书偏旁并没有深入研究。△《文字审》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也没有序、跋。书中间颇有涂改增删。看它的纸张和墨色，大概是近人的手稿。这部书取李焘《说文五音谱》，抄录其中大略，仍以李焘原书的分部为次序，却不标明各部分的名称。篆文的笔意颇为圆润，字下面的隶书则每个字都采用古体，大概也是留心六书的人。只是偶然抄录下来，供自己查核，并不是想著书流传于世，所以完全没有体例。──以上是“小学类”字书一属，共六十八部、六百零六卷，其中有二部没有卷数，都附列于《存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六卷〕 卷四十四 经部四十四 ○小学类存目二 △《韵经》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梁吴兴沈约撰类，宋会稽夏竦集古，明宏农杨慎转注，江夏郭正域校”。前面有郭正域《自序》说：“近体诗只宗奉沈韵。如今流传的韵书不是沈约的韵书，而是唐代礼部韵书，所以唐诗宗奉它。沈韵《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二凡》。《上声》有《十六混》《十九豏》；《去声》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声》有《十六昔》，而今天的韵书没有这些韵。”它的《凡例》又说，家中收藏有《四声韵》和沈约的旧本。考察《梁书》《南史》以及《沈约传》，都记载沈约撰有《四声谱》。《隋志》记载此书一卷，但《唐志》已经不再著录。看陆法言《切韵序》，历数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六家的韵书，唯独没有提到沈约的书，可见隋开皇年间沈书已经不显著了。唐代李涪作《刊误》，只是责骂陆法言的韵书而没有提到沈书，可见到唐僖宗时沈书已经亡佚。郭正域怎么可能在数百年后得到它的旧本呢？况且沈韵虽已不可见，但沈约的诗集还保存着。现在把诗集中所用的韵逐一排列考察，只有《东》《冬》《锺》三韵同用，《鱼》《虞》《模》三韵同用，《庚》《耕》《清》《青》四韵同用，而《蒸》《登》两韵各自独用，这与《广韵》不同；其余四声都相同，又怎么会有郭正域所说的“九咍”之类呢？这部书是伪托，几乎不值得再辨析。至于夏竦《古文四声》五卷，原本是采集钟鼎奇字，分韵编排，以便查检，属于字书而不是韵书，属于古文而不是今文。正域竟然说这是夏竦编集的古书，尤其荒谬。看它开头列有徐蒇所作的吴棫《韵补序》和杨慎《转注古音略自序》，却没有夏竦的《序》，可知他根本没有见过这部书，只是根据书名抄袭附会罢了。王宏撰《山志》竟指这部书为沈约的真本，讥讽屠隆没有见过《韵经》，错误地把《平水韵》说成沈约的著作，这不是更加荒谬吗？另外，朱彝尊《重刊广韵序》说：“近来有岭外的狂妄男子，伪造沈约的书，却有人相信而不加怀疑。”考察王士祯《居易录》，其中记载康熙庚午年，广东香山县监生杨锡震自称从庐山僧人今帾那里得到沈约《四声谱》的古本。于是他结合吴棫《韵补》，详细考察音义，广泛征引典籍，编成《古今诗韵注》共二百六十一卷，前往通政司上疏进呈。皇帝下旨交给内阁，和毛奇龄进呈的《古今通韵》一同校订异同。朱彝尊所指的人，应当就是杨锡震。如今内府书目中只有毛奇龄的书，没有收录杨锡震的书，不知道它的体例内容究竟怎样。怀疑杨锡震所依据的，就是正域所说的这部书。△《书学正韵》三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代杨桓撰写。杨桓既著有《六书统》《六书溯原》，又按照韵部编排了这部书。他还把字母按等韵分为一、二、三、四等，以辨别字音的高低。但有的分、有的缺，体例并不统一。所列的字兼收篆体、隶体两种字体；每字下注明“统指、统形、统声、统意、统注”的，是《六书统》中的内容。注明“原指、原形、原声、原意、原注”的，是《六书溯原》中的内容。“指”就是指事，“形”就是象形，“声”就是谐声，“意”就是会意，“注”就是转注，只是省略了原文而已。它所划分的韵目，大体因袭《集韵》的旧制而稍作订正修改。例如《真韵》三等合口呼中的“麔、囷、奫、筠”等字，移入《谆》韵；《谆韵》四等开口呼中的“逡”字，移入《真》韵。这样，《真》与《谆》一韵属于开口呼，一韵属于合口呼，二者互不混杂。陆法言把《魂》《痕》排在《元》之后，许敬宗等人于是注明三韵同用。这部书把《魂》《痕》移到前面，与《真》《谆》《文》《欣》归为一类；把《元》移到后面，与《寒》《桓》《删》《山》《先》《仙》归为一类。对于古音中以侈、敛区分为两部的，也各自归入相应类别。然而，一方面按照今读把字移出旧部，另一方面又按照古音把字移入今韵。虽然说来有依据，执守起来也自成道理，但终究免不了扰乱旧制的嫌疑。至于平声，把《臻》并入《真》，少了一个韵目；入声却不把《栉》并入《质》。而且《隐韵》《焮韵》中二等开口呼的“{角秦}、龀”等字，也不知道它们就是《臻》《栉》的上声、去声。可见他还没有完全弄清四声一贯的道理，也真是喜欢强作解事了。△《蒙古字韵》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朱宗文撰写。朱宗文字彦章，是信安人。书前有刘更的《序》，又称他为朱巴颜。大概是朱宗文曾任蒙古字学弟子，所以另以蒙古语为名。考察《元史·释老传》，元初本来使用威乌尔字[缺字/OCR]来表达本国的语言。到世祖中统元年，才命令帝师制定蒙古新字。这种文字只有一千多个字，字母共四十一个。字母相互连接组成字的，有韵关之法；以二合、三合、四合组成字的，有语韵之法；大体以谐声为原则。文字制成后，下诏颁行天下。又在各州县设置蒙古字学教授，教授学习这种文字。因此当时颇有能够懂得其意义的人。朱宗文认为，《蒙古字韵》使字与声音相合，而各家汉文韵书大多有错误，令人不知道取舍，于是重新加以校正。书首列出各本中的错误字以及重复收入的汉字；其次列总括变化的图表；其次列三十六个字母；其次列九十八个篆体字母；再其次按韵排列各种蒙古字，从《一东》开始，到《十五麻》结束，字头都冠以蒙古文，下面注出汉字对音。先列平声，再附列上、去、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