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经部二十六

译惠文君十二年才开始举行腊祭。张守节《正义》说秦惠文王才开始仿效中原举行腊祭，这说明古代本来就有腊祭，只是秦到这时才采用，并不是到这时才创立。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也驳斥这种说法说：“史书称秦文公开始设置史官来记事，秦宣公开始记录闰月，难道也能说中原没有这些制度，要等秦国独自创立吗？” 那么，把腊祭说成秦国的礼制，就不能作为依据。《左传》记载杜预预断祸福，没有不应验的，大概免不了有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附会的成分。只有《哀公九年》说赵氏世代会有祸乱，后来竟然没有发生，这正是没有看到后世事情的证据。《经》记事止于获麟，但弟子续记到孔子去世。《传》记载智伯灭亡，大概也是后人续写的。《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的话，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指责司马迁是后汉人。那么，书中记载到智伯一事，也不足以怀疑它。如今仍然确定为左丘明所作，用来消除众人的疑惑。至于他作《传》的缘由，刘知几所说的“亲自担任国史之职”，是最为确切的论断。《疏》说，国家大事记录在策上的，就是《经》所记载的；小事记录在简上的，就是《传》所记载的。考察晋史记载赵盾、齐史记载崔杼和甯殖，所谓记载在诸侯典籍中的内容，它们的文体都与《经》相合。《墨子》说，《周春秋》记载杜伯，《燕春秋》记载庄子仪，《朱春秋》记载礻后观辜，《齐春秋》记载王里国、中里。核对它们的文体，都与《传》相合。《经》和《传》都是依据各国国史编修的，这是明显的证据。由此可知，讲说《经》而舍弃《传》，是舍近求远。《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说：“这是公羊、穀梁两家的书。”那么，左氏《经》的文字就没有著录。然而杜预《集解序》说，把《经》所记各年的文字与《传》所记各年相附列，按照义类分别编次，依次加以解释。陆德明《经典释文》说：“从前孔子的《经》和丘明的《传》各不相同，杜氏把它们合在一起解释。”这样看来，《左传》又另有自己的《经》。考察《汉书·艺文志》的文字，既然说《古经》十二篇，就不应又说《经》十一卷。看公羊、穀梁两《传》都是十一卷，正好与《经》十一卷相配，便知道十一卷是两《传》所附的《经》，所以才有这样的注。徐彦《公羊传疏》说：“《左氏》先写在竹帛上，所以汉代儒者称它为古学。”那么所谓《古经》十二篇，就是《左传》的《经》，所以称作“古经”；刻印《汉书》的人错误地把两条连成了一条。如今用《左传》的《经》文同两《传》校勘，都是左氏的义理更为长处，由此知道手抄本比口授本更为确实。讲说《左传》的，孔奇、孔嘉的说法早已失传；贾逵、服虔的说法，也只偶尔见于其他书中。如今世上流传的书，只有杜预的《注》和孔颖达的《疏》最为古老。杜《注》多次强行使《经》迁就《传》，孔《疏》也多半袒护杜预而贬抑刘炫（按：刘炫作《规过》来攻击杜预的《解》，凡是他驳正的地方，孔《疏》都认为不对），这都是笃信专门之学的过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点。然而有了《注》《疏》，然后《左氏》的义理才明白；《左氏》的义理明白以后，二百四十二年间善恶的事迹才一一有了证据。后世儒者妄自聪明，凭个人臆想议论褒贬的人，还可以依据《传》的文字知道他们的谬误。这样，汉、晋以来借助《左氏》来了解《经》的义理；宋、元以后，又借助《左氏》来遏止臆造的说法。《传》以及《注》《疏》，都可以说对《春秋》有重大功劳。△《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译汉代公羊寿传，何休作解诂，唐代徐彦作疏。考察《汉书·艺文志》说：“《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说：“公羊子，是齐人。”（按：《汉书·艺文志》没有题颜师古的名字，都是班固自注。）颜师古《注》说：“名高。”（按：这是依据《春秋说》以及徐彦《疏》的“题词”，见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传给他的儿子公羊平，公羊平传给他的儿子公羊地，公羊地传给他的儿子公羊敢，公羊敢传给他的儿子公羊寿。到汉景帝时，公羊寿才同齐人胡母子都把它写在竹帛上。何休的《注》也这样说。”（何休的说法见《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条下。）如今考察《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大概都是传授此经的经师所说，并不全是出自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两句，《穀梁传》引用它时，直接称沈子，而不称公羊；这说明即使是那些没有写出姓氏的内容，也不全是出自公羊子。而且其中还有“子公羊子曰”，更是明确证明不可能出自公羊高。由此可知，《传》确实是公羊寿编撰的，胡母子都对它有所助成。旧本开头题署公羊高的名字，大概是没有考察清楚。罗璧《识遗》又说，公羊、穀梁除高、赤作《传》之外，再没有见到有这个姓。万见春说，这些都是姜字的切韵字脚，怀疑是借姜姓来假托的。考察邹写作邾娄、披写作勃鞮、木写作弥牟、殖写作舌职，记载中由于语音而产生讹误，经典中本来就有这种情况。至于弟子记录先师、子孙叙述祖父，必定不至于完全忘记本字，而另用合声字。罗璧所说，实在是喜欢标新立异。至于程端学《春秋本义》竟然指公羊高为汉初人，那是讲学家的臆断之词，更不值得同它争辩。三《传》和《经》的文字，《汉书·艺文志》都各自编为卷帙。《左传》把《传》附在《经》之后，始于杜预；《公羊传》把《传》附在《经》之后，则不知道从何人开始。看何休《解诂》只解释《传》而不解释《经》，体例与杜预不同，由此可知汉末时二者仍分别流行。如今流传的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也没有《经》的文字，可以相互证明。现在的本子把《传》附在《经》之后，或许是在徐彦作《疏》的时候合并的吧？徐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如今的本子却只有二十八卷。也可能徐彦原本把《经》文合编为两卷，另列在前面，后人又把它们分散编入《传》中，因此少了这两卷，也未可知。徐彦的《疏》，《唐书·经籍志》没有记载。《崇文总目》才开始著录，说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有人说是徐彦。董逌《广川藏书志》也说世上相传为徐彦所作，但不知道他所处的时代，推测他在贞元、长庆以后。考察《疏》中“邲之战”一条，还能见到孙炎《尔雅注》的完整本，由此知道它成书在宋代以前。又如“葬桓王”一条，完全沿用杨士勋《穀梁传疏》，可知成书在贞观以后。书中多处自行设置问答，文字繁多、语句重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也属于唐末的文体。董逌所说，并不是没有道理。因此如今依从董逌的说法，确定它是唐人所作。△《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内府藏本） 晋代范甯作集解，唐代杨士勋作疏。至于《传》，杨士勋《疏》说，穀梁子名俶，字元始，又名赤。他从子夏那里接受《经》，为《经》作《传》，那么应当是穀梁子亲自作的。徐彦《公羊传疏》又说，公羊高五代相传，直到胡母生才把它写在竹帛上，并题写其亲师的名字，所以称为《公羊传》。《穀梁传》也是把写在竹帛上的书题作其亲师的名字，所以称为《穀梁传》。这样看来，应当是传授这门学说的人所作。考察《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用“子沈子曰”，何休《解诂》认为这是后来的老师（按：这一注在《隐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条下）。这部《传》“定公即位”一条也称“沈子曰”。公羊、穀梁既然同受业于子夏，就不应当见到后来的老师。又如“初献六羽”一条，称“穀梁子曰”。《传》既然是穀梁子自己所作，就不应当引用自己的说法。而且这一条又引用“尸子曰”；尸佼是商鞅的老师，商鞅被杀以后，尸佼逃到蜀地。这个人也在穀梁之后，不应当预先被穀梁引用。由此怀疑徐彦的话是符合事实的，但究竟是谁把它写在竹帛上，就无法考察了。《汉书·艺文志》记载，公羊、穀梁两家《经》各十一卷，《传》也各十一卷。这样看来，《经》《传》起初也是分别编纂的。范甯《集解》才把《经》合并起来作注，推测这就是范甯合编的。《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条，在“春王”二字下面开始解释《传》，把“三月”另归入下文，颇使人怀疑这是割裂了原文。然而考察刘向《说苑》，其中说文王像“元年”，武王像“春王”，周公像“正月”。刘向接受穀梁《春秋》之学，所以知道《穀梁经》的文字把“春王”二字另作为一节，因而刘向有这样的读法。至于“公观鱼于棠”一条、“葬桓王”一条、“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一条、“曹伯庐卒于师”一条、“天王杀其弟佞夫”一条，都冠有“《传》曰”三字。只有“桓王”一条与《左传》相合，其余各条不知道引用的是什么《传》。推测范甯把《传》附在《经》后面时，每条都冠以“《传》曰”三字，如同郑玄、王弼的《易》书中有“彖曰”“象曰”的体例，后来传抄的人删去了这些字。这五条，是删除得不彻底而留下来的。范甯的《注》本来有十二卷，因为还兼载门生、故吏、子弟的说法，并分别列出他们的姓名，所以称为《集解》。

译《晋书》本传说，范甯这部书受到世人重视，后来徐邈又为它作注，世上也称许徐邈的注。如今考察书中却多次引用徐邈的《注》，不清楚其中的原因。又《自序》中有“商略名例”一句，《疏》说范甯另有《略例》一百多条，但这个本子没有收载。然而《注》中不时出现“传例曰”三字。也许是杨士勋割裂了《略例》的文字，把它们分散编入《注》《疏》中吧？杨士勋的生平始末无法考察。孔颖达《左传正义序》说，他曾与已故四门博士杨士勋共同审定，因此杨士勋也是贞观年间的人。他的书不如孔颖达的书广博周详。然而诸儒讲说《左传》的很多，讲说《公羊》《穀梁》的很少，既然缺少可以凭借的资料；又因为《左传》由多人完成，这部书却出自一人，也缺少辅助之力。详略各有不同，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它的《疏》“长狄眉见于轼”一条，连接在“身横九亩”一句下面，与《注》相分离。大概邢昺刊正时又多次弄乱了原来的次序，所以也不完全是杨士勋的旧本了。△《箴膏肓》一卷、《起废疾》一卷、《发墨守》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汉代郑玄撰写。《后汉书》郑玄本传说，任城人何休喜好《公羊》之学，于是撰写《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于是阐发《墨守》、针砭《膏肓》、起治《废疾》。何休见到后感叹说：“康成进入了我的屋室，拿着我的矛来攻伐我吗？”《隋书·经籍志》所见的卷目，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废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都注明为“何休撰”。另外又单列《穀梁废疾》三卷，注文说“郑玄解释，张靖作笺”。这似乎表明郑玄所解释的内容与徐休的原本，在隋代以前本来是分别流传的。到《旧唐书·经籍志》所载《膏肓》《废疾》二书，卷数都相同，只是《墨守》作二卷，略有不同。书名下面又都注有“郑玄箴”“郑玄发”“郑玄释”等字样，这时已经同徐休的书合为一书了。到了宋代，书逐渐散佚。只有《崇文总目》著录《左氏膏肓》九卷。但陈振孙所见的本子又缺少宣公、定公、哀公三公的内容。陈振孙说其文字错误，无法阅读，怀疑是后人抄录的，已经不是《隋志》《唐志》的旧本了。此后汉学更加衰微，连陈振孙所说的那部不完整的《左氏膏肓》也终于再也看不到了。现在这个本子，共有《箴膏肓》二十多条、《起废疾》四十多条、《发墨守》四条，都是从各书所引用的文字中搜集编成的，不知道出自何人。有的题作“宋王应麟辑”，但也没有别的明确证据。大概是因为王应麟曾辑录郑氏《周易注》和《齐鲁韩三家诗考》，所以有人据此类推吧？然而《玉海》的末尾并没有附载此书；不应当王应麟的孙子没有见过它，后来反而会有传本流传。现在拿各书相互校勘，只有《诗·大明篇疏》所引用的“宋襄公战泓”一条还没有收入，其余都已经搜集无遗。即使不是王应麟亲手所作，也一定是用心研究古义的人所编成的。谨慎地把这些材料搜集、补缀起来，著录于此。虽然同原书相比不到十分之一二，但经过排比汇集，大略还保存了全书的梗概。研究郑氏之学的人，或许也可以从中有所考察。△《春秋释例》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晋代杜预撰写。杜预的事迹详见《晋书》本传。这部书认为，《经》的条理脉络必定体现于《传》中，《传》的义例则总括在“凡”字之中。《左传》称“凡”的有五十条，其中有区别的有四十九条，都是周公传下来的法则，也是史书旧有的体例。孔子据此加以修订，形成一部经书的完整体例。凡是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的说法，都是用来显示新旧、阐发大义的，称为变例。也有旧史没有记载、却正合孔子心意的事情，孔子便以此作为义例；如果不相互比较，褒贬就不明确，所以另行汇集各种义例以及地名、世族谱系、历法数术，分别编为各部。先列出《经》《传》的若干条，以此统摄其余内容，再把《传》所说的“凡”附在相应部分。又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说明，书名就叫《释例》。地名取材于《泰始郡国图》，世族谱系取材于刘向《世本》和《集解》。一经一纬，互相表里。《晋书》说，杜预在平定吴国以后，闲暇无事，于是撰成《集解》；又参考各家世族谱系，称为《释例》；还撰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完备地形成一家之学，到老年才完成。现在考察《土地名篇》，其中说孙氏在吴地僭越称号，所以江表地区的记载特别简略。由此可知，他实际起稿是在平吴以前，因此其中列举的多是两汉、三国时期的郡县，同晋代的建置并不完全相合。至于《盟会图》《长历》，都只是本书中的一篇，并不是另外撰成的一部书。看杜预所作《集解序》就可以知道，史书所说的情况并不详细。《晋书》又说，当时评论者认为杜预的文章义理质朴直率，世人不重视，只有秘书监挚虞赏识他。考察嵇含《南方草木状》，其中说晋武帝赐给杜预蜜香纸一万番，用来书写《春秋释例》和《经传集解》，可见当时本来就重视他的书。史书所说的情况，也并不完全准确。这部书从《隋书·经籍志》以后一直著录在书目中，卷数都只是十五卷。只有元代吴莱作《后序》，说是四十卷。难道元代流行的本子只是把卷次另行分拆了吗？自明代以来，这部书长期散佚。只有《永乐大典》中还保存三十篇，并且有唐代刘蕡的原序。其中六篇有《释例》而没有《经》《传》，其余篇章也有许多脱文。谨慎地随着各篇搜集材料，采用孔颖达《正义》和各书所引用的《释例》文字加以补足。校正其中的错误，厘定为二十七篇。仍然分作十五卷，以恢复它原来的面貌。

译吴莱的《后序》也一并附在这里。考察杜预《集解序》说：“《释例》总共有四十部。”《崇文总目》说：“总共有五十三例。”而孔颖达《正义》则说：“《释例》把事情相同的编为一部，略有差异的附列出来；单独的《经》没有相应义例的，就集中在篇末。四十部的次序，以隐公即位为开头；有事在先的，就排在前面。世族、土地两类，所说的事情既然不是义例，所以退置在篇末之前。也就是说，《土地名》从宋国、卫国在垂地相遇开始，《世族谱》从无骇去世开始。无骇去世在垂地相遇之后，所以地名排在世族之前。”现在这部书的原目录已经无法考察，因此根据孔颖达所说的大意加以推衍，按照各项事情在《经》中出现的先后编排次序。《长历》一篇排在《土地名》《世族谱》之后，因为《集解序》叙述历法数术时，也把它排在地名、谱系之后。《土地名篇》的释例说：“根据当今天下郡国县邑的名称、山川道路的实际情况，直到四方边远地区，都绘图加以完备记载。然后把《春秋》中各国城邑和盟会地点的名称附列在后面，命名为《古今书》。《春秋盟会图》另行汇集的《疏》一卷附在这里。释例中所绘的地图，本来依据官司空的地图，以泰始初年的郡国作为标准。孙氏刚刚被平定时，江表十四郡都进献了图籍。荆州、扬州、徐州三州都改以当时的情况为准，不再依用司空图。”由此看来，这部书本来应当有地图，但现在已经散佚了。又有《附盟会图疏》，详细列举郡县，所用的都是元魏、隋、唐时期的建置地名，并不是晋初的地名。其中“阳城”一条还记载唐武后的事情。这应当是杜预原书已经散佚，后来由唐人补辑的。《土地名》所解释的内容中，也有后人增补的话。现在仍然抄录原文，并在下方分别加以辨证。考察杜预的书虽然有委曲迁就《左传》的缺点，但用心周密，后人无法再超过。他所列的义例也都参考《经》文，掌握了其中的体要，不同于公羊、穀梁两家穿凿附会地考订月日。挚虞说，左丘明本来是为《春秋》作《传》的，后来《左传》就独自流行；《释例》本来是为《传》而设的，但它所阐明的道理哪里只是《左传》的内容，所以也独自流行（按：“故”字文义不明，怀疑是“当”字的讹误；由于《晋书》原本就是这样，姑且仍依旧文）。这确实不是虚假的赞美。而且《永乐大典》所载的，还是宋代的古本。看《夫人内女归宁例》一篇，篇末说共多少字，《经》《传》各多少字，《释例》多少字，可见当时校勘精审，大致可以想见。例如《长历》记载，文公四年十二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杜预说：“十二月庚午日为初一，没有壬寅日。”近来刻印的注疏本都作“十一月”。考察十一月庚子日为初一，第三天就是壬寅日，不能说没有壬寅日。又如襄公六年《经》文原本说“十二月，齐侯灭莱”，而近来刻印的《左传》本前面却说“十一月，齐侯灭莱，莱国倚仗谋略”，后面又说“晏弱包围棠邑，十一月丙辰日灭掉了它”。现在考察《长历》，十一月丁丑日为初一，这个月没有丙辰日。十二月丁未日为初一，第十天就是丙辰日。杜预把这一天系在十二月之下，并没有说日月有误。由此可见，今本《传》文两次说“十一月”，都是把“十二月”误写了。像这一类可以用来校订错误的地方，无法一一列举。《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预的解释为入门，《集解》又以这部《释例》为辅助。沿着这部书来探求孔子删削编定的旨意，也可以说是考察古代的津梁、穷究经义的渊薮了。△《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唐代陆淳撰写。大概是解释他的老师啖助和赵匡的学说。啖助字叔佐，原籍赵州，后来迁居关中，官任润州丹阳县主簿。赵匡字伯循，河东人，官任洋州刺史。陆淳字伯冲，吴郡人，官至给事中。后来为了避宪宗的讳，改名为陆质。他的事迹详见《唐书·儒学传》。考察《二程遗书》、陈振孙《书录解题》以及朱临所作本书《后序》，都说陆淳以啖助、赵匡为老师。《旧唐书》说：“陆淳以赵匡为师，赵匡以啖助为师。”《新唐书》则说：“赵匡、陆淳都是啖助的高足。”根据吕温文集中的代陆淳所作《进书表》，其中称啖助为严师，赵匡为益友。又陆淳自己所作《修传始终记》中称啖助为啖先生，称赵匡为赵子。其他文字有时称赵氏。《重修集传义》又说：“陆淳执笔持简，侍奉在啖先生左右十一年，却没有接触赵匡。”柳宗元作陆淳《墓表》，也称啖助、赵匡是陆淳的师友。当时的记述显然清楚明白。刘昫以下各家，都是误传。啖助解释《春秋》，着力考察三家《传》的得失，弥补疏漏，所以他的论说多不同于前代儒者。例如他认为《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汉书》所说左丘明把《春秋》传给鲁国曾申、曾申传给吴起、从吴起经过六传传到贾谊等说法，也都是牵强附会。公羊氏名高、穀梁氏名赤，未必确有其人。他又说：“《春秋》的文字简约平易，前代儒者各自拘守一部《传》，不肯彼此贯通，互相攻击，这种弊病越来越严重。《左传》叙述周、晋、齐、宋、楚、郑等国的事情特别详细，这不过是后代学者因师传递相互衍说，编排年月，形成传记；又杂取各国卿大夫的家传以及卜书、梦书、占书、纵横家书、小说。因此它叙述事情虽然很多，解释《经》却很少，仍然不如《公羊传》《穀梁传》解释《经》那样严密。”他的论断不免偏颇。因此欧阳修、晁公武等人都不满意。程子却称赞它远远超过各家，有排斥异端、开辟正途的功劳。大概抛开《传》而寻求《经》，确实为宋人开了先路。它凭空臆断的弊病，其过失无法掩盖；但它破除附会的错误，其功劳也不能抹杀。啖助的书原名《春秋统例》，只有六卷。他去世后，陆淳和他的儿子陆异搜集编录遗文，请赵匡加以删补增益，才改名为《纂例》。

译成书于大历乙卯年，定为四十篇，分作十卷。《唐书·艺文志》记载也相同。这个本子的卷数相合，大概还保存着旧有的编帙。第一篇至第八篇是全书的总论，第九篇是鲁国十二公及其世系沿革，第三十六篇以下讲《经》《传》文字的脱漏错误以及人名、国名、地名。真正阐明删削编定义例的，实际上只有中间二十六篇。袁桷《后序》说，这部书废弃流传已经很久，他得到的是宝章桂公的校本；听说蜀地有小字本，可惜没有见到。吴莱、柳贯的两篇《后序》都说，得到的是平阳府所刻金泰和三年礼部尚书赵秉文家藏本。可见元代已经很难得到此书，而它流传到今天，也可以说是巍然独存了。△《春秋微旨》三卷（内府藏本） 唐代陆淳撰写。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唐志》著录陆淳《春秋集传》二十卷，现已不存；又有《微旨》一卷，没有见到。袁桷作陆淳《春秋纂例后序》说，他来到杭州，得到《微旨》三卷，是皇祐年间的汴京刻本。大概此书刻于开封，所以南渡以后，传本就很少。到袁桷得到北宋旧刻本，才又在世间流传。柳宗元作陆淳《墓表》，称《春秋微旨》二篇。《唐书·艺文志》也作二卷。这个本子却是三卷，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分成这样的。但卷首有陆淳《自序》，明确说全书总共三卷。也许校刻《柳集》的人误把“三篇”作成“二篇”，修撰《唐书》的人又沿袭了这一错误吧？这部书先列出三《传》的异同，参考啖助、赵匡的学说来判断是非。《自序》说，有的事情表面上违背经义而心志却合于道，有的行为表面上接近义理而内心实际上包藏奸邪，有的本来正当而结局邪僻，有的开始错误而最终正确；对于处在疑似之间的情况，都曲折详尽地加以阐明，所以称为“微旨”。此书虽然是陆淳亲自撰写的，但每一条必定称“陆淳听老师说”，表示不忘根本。《自序》又说，三《传》的旧说也都保存，对错不同的，用朱笔、墨笔来区别。现在流行的本子，凡是应当用朱笔书写的地方，都用方框界线标明起止。大概皇祐旧刻本因为木刻不能同时具备朱、墨两色，所以仿照嘉祐《本草》的办法，用阴文、阳文来区别。后人传抄时，又难以用双钩字形摹写，于是用界线来代替。由于这不关系全书大旨，现在也姑且保留这种形式，并把旧例附录在这里。△《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这是唐代陆淳记述啖助、赵匡两家驳斥三《传》言论的书。柳宗元作陆淳《墓志》，称《辨疑》七篇。《唐书·艺文志》的记载相同。吴莱作《序》，也称七卷。这个本子却是十卷，也不知道是谁分成这样的。刻本在吴莱《序》的末尾附载延祐五年十一月集贤学士曲出的文字，说：“唐代陆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书，对后学有益。请命令江西行省刻印。”等等。难道是这个时候分卷的吗？陆淳所记述的《纂例》一书，大概是啖助编排条目、阐发删削编定旨意的作品。其中驳斥三《传》，只是总括说明大意而已。这部书则把《传》文中没有收入《纂例》的部分列举出来，逐条说明它们的过失，对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加以诘问，所以称为《辨疑》。书中引用赵匡的说法较多，啖助的说法次之。篇首冠以《凡例》一篇，共十七条，只说明删节《经》文、《传》文的原因。至于取舍的原则，仍然按照《经》文的年月依次解释。其中如“郑伯克段”的《传》，啖氏认为郑伯一定不会囚禁母亲，未免是主观臆断。以此为例，哪里还有可信的史书？何况“大隧”的旧迹，《水经注》有明确记载，怎么能说是左氏虚构的呢？像这一类，不免过分怀疑古书。又如“齐卫胥命”的《传》，其说法同《荀子》相符合。当时距离圣人还不远，必定有所承受；赵氏却认为这是讥刺齐、卫无礼。像这一类，多半也不免是有意寻找瑕疵。又如“叔姬归于纪”的《传》，《穀梁传》认为《经》文不说迎接，是因为迎接的礼道微小。陆淳则认为，凡是不说迎接的，都是丈夫亲自迎接。礼制只听说送媵妾，没有听说迎接媵妾，《传》在这里本来就说错了。礼制只听说亲自迎娶正妻，没有听说亲自迎娶妻子的妹妹或侄女，陆淳的说法也未必正确。像这一类，也是越辨析反而越不正确。然而，《左氏》所记的事实确实有根据，只是论断多有疏略。《公羊》《穀梁》常常有曲解之说，而《公羊》尤其严重。自汉代以来，各家都固守专门之学，喜欢甜味的厌恶酸味，认为丹色正确的便否定白色。自从这部书和《微旨》问世，常常抓住缝隙、踩着瑕疵驳难三《传》，往往能够击中要害。虽然其中优点和缺点并存，但总的说来，其精审核实之处，确实有汉代以来诸儒未曾发明的内容，当然不同于凭空凿造、横生枝节的说法。△《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蜀地冯继先撰写。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此书所列的人名为：周一、鲁二、齐三、晋四、楚五、郑六、卫七、秦八、宋九、陈十、蔡十一、曹十二、吴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许十九，以及杂小国二十。《崇文总目》说，此书是把官职、谥号、名字汇集起来，附在初名的左边。《文献通考》引用李焘的话说：“从前丘明传述《春秋》，对于各国君臣的名字，称呼并不统一，多的有时达到四五种。初学者大概苦于纷繁错杂、难以记忆，冯继先于是把相同的人名汇集起来，编成一百六十篇。”根据这两点推断，冯继先的旧本原来应当是旁行斜上的形式，体例像表谱，所以用“图”命名，并分成一百六十篇。现在的本子，目录次序同陈振孙所说的相合。可是它每人列为一条，既不是把名字汇集后附在初名左边，也没有所谓一百六十篇，与《崇文总目》和李焘所说的完全不同。考察岳珂《雕印相台九经例》说：“《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刻本多有讹误错乱。我曾把京本、杭本、建本、蜀本相互参校，发现有些姓氏、名字虽然不同，实际上并不是两个人，却合并成一人；

译有些名字看起来不同，实际上不是两个人，却被拆分成两人；有些人从某国前往另一个国家，前后在不同地方出现；有些地方称某公并标明某年，却与经文、传文不相合；有的把传文当作经文，有的把注文当作传文，有的因偏旁相近、字形相似而出现亥豕之误，有的因行款相连而无法区分甲乙。现在都订正了其中的错误，并且分行刊刻，以显示各书的区别。”这样看来，今天的本子大概是岳珂刊定、改移后的本子，不再是李焘以前的旧本了。看李焘所说的宋国大夫庄堇、秦国右大夫詹传，从来没有父字，而冯继先却擅自给他们增加了父字。至于子韩晰，大概是齐顷公的孙子，《世族谱》和《传》都这样说；冯继先却单独称作韩子晰，和楚、郑两国的公孙黑合编一篇。现在检验这个本子，完全没有这些文字，那么显然是被岳珂删改了。△《春秋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从周开始，依次列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越、邾、莒、薛、小邾。”《馆阁书目》有《年表》二卷，是元丰年间杨彦龄撰写的。除周以外，共列十三国。另外，《董氏藏书志》有一部《年表》，没有署撰写人。从周到吴、越，共列十国；征伐、朝觐、会同等事都作了记载。现在这部表正好列二十国，与《书录解题》所载相同，大概就是陈振孙所见的那一部。此书在宋代本来单独流传，岳珂雕印九经时，才把它附在《春秋》之后。岳珂记载说：“《春秋年表》现在的各种本子，有的缺少谥号、名号，有的年月错乱，参照《经》和《传》来看，错误很多。现在都加以刊正。各国国君的去世和即位都作了记载，只有鲁国的缺漏了，现在依据《经》《传》补上。廖本没有《年表》和《归一图》。现在既然刊刻了《公羊传》《穀梁传》，便把这两部书也补上，附在《经》《传》之后。”由此可知，此书经过岳珂刊补，是同冯继先的《名号归一图》一起刻印的。《通志堂经解》没有考察岳珂的话，竟把它同《名号归一图》连成一书，也认为是冯继先所撰，错误实在很严重。△《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内府藏本） 宋代孙复撰写。孙复字明复，是平阳人。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考察李焘《续通鉴长编》说：“中丞、国子监直讲孙复，研究《春秋》而不受《传》《注》拘束。他的言论简明易懂，得到了《经》的本义。他患病以后，枢密使韩琦向皇上进言，选派书吏，供给纸张，命他的门人祖无择到孙复家中抄录。得到十五卷，收藏在秘阁。”然而此书实际上是十二卷。考察《中兴书目》，另有孙复《春秋总论》三卷，大概是把它合起来才共为十五卷。如今《总论》已经失传，只有这部书还保存着。孙复的论说，上承陆淳，下启胡安国，认为《春秋》只有贬责而没有褒扬，大体以严苛深刻为主。晁公武《读书志》记载常秩的话说：“明复撰写《春秋》，就像商鞅制定法律一样，在道路上丢弃灰土的人要受刑罚，走路超过六尺的人要被诛杀。”这大概是持论过于笃定了。宋代各位儒者喜欢作苛刻的议论，却互相推重这种说法，沿着这种趋势不回头，终于使孔门对于《春秋》的笔削变成了罗织罪名之书。真正懂得《春秋》的人，没有谁超过孟子；孟子不过说：“《春秋》完成了，乱臣贼子就会感到恐惧。”假如二百四十二年中没有一个人不是乱臣贼子，那么孙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如果其中不全是乱臣贼子，那么圣人也一定有所取舍。怎么会从天王直到诸侯、大夫，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不受到彻底责罚呢？过分深求，反而失去《春秋》的本旨，实在是从孙复开始的。虽然其中辨明名分、区别嫌疑，对于兴亡治乱的关键有时也有所发明，但总合起来考察，终究是所谓功劳不足以弥补弊病。后来研究《春秋》的人，大多把这种深文周纳、锻炼成罪的学问建立在此书基础上，所以特意著录保存它，以显示祸患由微小逐渐发展而来的过程，并把它的得失详细论述如上。程端学说，除《尊王发微》《总论》二书外，孙复还有《三传辨失解》，朱彝尊《经义考》也沿用了这一说法。然而此书史书没有著录，各位儒者也很少引用。考察《宋史·艺文志》和《中兴书目》，都有王日休撰写的《春秋孙复解三传辨失》四卷，或许就是王日休所撰的书，程端学误以为是孙复所作吧？既然如此，这就是驳斥孙复的书，而不是孙复所撰。△《春秋皇纲论》五卷（内府藏本） 宋代王晰撰写。王晰自称是太原人，他的生平始末没有可考的资料。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任太常博士。考察龚鼎臣《东原录》，记载真宗天禧年间，钱惟演上奏挽留曹利用、丁谓的事情，提到晏殊曾把这件事告诉翰林学士王晰，那么王晰就不只是太常博士了。王应麟《玉海》说：“至和年间，王晰撰写《春秋通义》十二卷，依据三《传》、三《注》、三《疏》以及啖助、赵匡的学说。说得通的，就附在《经》文下面；有缺漏的，就用自己的意见解释。另外还有《异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

译现在《通义》《异义》都已经失传，只有这部书还保存着。全书共二十二篇，都是阐明孔子笔削《春秋》的宗旨，并考辨三《传》以及啖助、赵匡的得失（按：赵匡的著作中都写作赵正，大概是避宋太祖的讳；他在《尊王》下篇引用《论语》作“一正天下”，也是同一例）。他的言论大多明白平易，没有穿凿附会的习气。他在《孔子修春秋篇》中说：“如果专门为了诛罚乱臣贼子，使他们知道恐惧，那么尊重贤者、表彰善人的宗旨就缺失了。”这足以驳倒孙复等人关于《春秋》只有贬责而没有褒扬的说法。他在《传释异同篇》中说：“左氏善于阅览旧史，又兼采众说，所以得到的《春秋》事迹十分完备。然而他在《经》之外另自写成一部书，因此贪多而惑于异说，采集取舍又超过限度。至于圣人的微妙旨意，也颇为疏略。但总的说来，它有本有末，大概是一个人撰述出来的。公羊、穀梁二家的学问以议论为本，选择各位儒者的说法，附系在《经》文上。所以虽然不能详细说明事迹，对于圣人的微妙旨意却多有探究。然而又失于曲折辨析、附会琐义，内容鄙浅而杂乱，大概是许多儒者讲说汇集而成的。”又说：“左氏喜欢用一时言语容貌的恭敬或怠慢，以及卜筮、巫医等事情来推定祸福，没有不应验的；这就是他的弊病。本来应当裁取其中的文字，用来贯通经义。就像玉上有瑕疵，只应舍弃瑕疵而使用玉，不可以连玉也一并舍弃。两《传》也是如此。”这也足以驳倒孙复等人完全废弃三《传》的说法，在宋代研究《春秋》的著作中，可以说没有失去古义。只是他在《郊禘篇》中说，周公本来应当举行郊禘之祭，成王赐给他这样做并不过分，鲁国因此实行也不算僭越；在《杀大夫篇》中说，凡是记载杀大夫，都是责备大夫不能预见事变、及早离去。这些便是偏颇驳杂的见解，不足以作为准则。△《春秋通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考察《宋史·艺文志》，蹇遵品、王晰、家安国、邱葵都撰有《春秋通义》，但这些书都已经失传。蹇氏、王氏的书各十二卷，家氏的书二十四卷，邱氏的书二卷。这个本子只存一卷，共四十八条。卷首冠有《小序》，说孔子修订《春秋》，是因循原有文字而加上新的意义；合于常例的就写入，不合于常事的就删削。如果其中有错误悖谬的地方，便加以订正，另行汇编称为“特笔”。《小序》之后也以“特笔”二字作标题。大概这一卷是《通义》中的一种，只是不知道四家中究竟是哪一家所撰。然而像“星陨如雨”一条，《公羊传》引用“不修《春秋》”的说法说：“流星离地不到一尺便返回。”君子修订它，说作“星陨如雨”。这只是润色旧文，并不涉及褒贬；把它列为特笔，在义理上是不相称的。至于华督有了弑君的心思，后来才表现出恶行，所以先记载殇公，后记载孔父，《传》中有明文，确实是特笔；但此书反而没有涉及，也属于遗漏。至于它说《春秋》经过二百四十二年，到获麟结束，表明动乱达到极点必然转为治理，而王者的踪迹最终不会熄灭，那么，这种说法就比各家高明得多了。△《春秋权衡》十七卷（内府藏本） 宋代刘敞撰写。刘敞字原父，是临江新喻人。庆历年间考中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据他的弟弟刘攽所作刘敞《行状》和欧阳修所作刘敞《墓志》，都称刘敞有《春秋传》十五卷、《权衡》十七卷、《说例》二卷、《文权》二卷、《意林》五卷。王应麟《玉海》记载的也相同。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原父起初撰写《权衡》，用来评定三家的得失。然后汇集各家学说，按照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写成《传》。《传》中没有说尽的内容，则见于《意林》。”这样看来，《传》写在《意林》之前，而这部书又写在《传》之前。刘敞研究《春秋》的学问，这就是根本所在。《自序》说，《权衡》刚出现时，世上没有能够读懂它的人；又说，如果不是学问通达的人，也一定不能读它。他自我评价很高。叶梦得作《石林春秋传》，对各家的义理、注疏多有排斥，尤其诋毁孙复《尊王发微》，说孙复不深通礼学，所以言论多有自相矛盾之处，对《经》造成很大损害；虽然大体用礼来评论当时的过失，却不能穷尽礼制，尤其显得浅薄。只有对刘敞，他推许其学术源流纯正。大概刘敞精通礼学，所以这部书评判各家学说，往往依据《经》来确立义理，不像孙复那样任凭主观意见裁断。这也是解说贵在有实证的一个例证。△《春秋传》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代刘敞撰写。刘敞所作的《春秋权衡》和《意林》，宋代就已有刻本；这部《传》则由各家收藏，都是抄本流传。近来通志堂将它刻入《经解》，才有了刻本。因此评论者有的怀疑它是伪作。但是考察它的议论和体裁，与刘敞所著的其他书一一吻合，不是后人所能伪造的。书中都是节录三《传》的事迹，再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它关于褒贬的义例，大多取自《公羊传》《穀梁传》。例如把庄公围攻郕国后收兵回来视为仁义，把公孙宁、仪行父视为有保存国家的功劳，把晋国杀先縠视为憎恶过错，把九月举行郊祭解释为任用人才；至于“赵鞅进入晋阳发动叛乱”一条，还沿袭两《传》以地名来纠正国名的错误，都免不了拘泥固执。它的《经》文杂取三《传》，不专主一家。常常把《经》和《传》连续书写，不再划分界限，很容易混淆。又喜欢删减三《传》的字句，往往改窜得失去原意。如《左传》“可惜啊，越过国境才得以免罪”这句话，后人本来就怀疑不是孔子的话，刘敞却改成“讨伐贼人就可以免罪”，仍然冠以“孔子曰”，实在荒谬杂乱。考察黄伯思《东观馀论》，说考订校正《尚书·武成》实际上是从刘敞开始的，那么宋代改动经文的先例，是刘敞首先开创的；他把改动《传》看作理所当然，也就不奇怪了。然而概括评论其大体，得到《经》意的地方还是更多。大概自北宋以来，另出新意解释《春秋》的，始于孙复和刘敞。孙复沿袭啖助、赵匡的余波，几乎把三《传》全部废弃；刘敞则既不完全听从《传》，也不完全废弃《传》，所以他的训释远远胜过孙复。△《春秋意林》二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刘敞撰写。《宋史·艺文志》作二卷，王应麟《玉海》作五卷，马端临《经籍考》则把《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合题为三十四卷。现在考察，《权衡》实际是十七卷，《传》实际是十五卷，再加《意林》二卷，正好是三十四卷，与《宋志》相合。那么《玉海》作五卷，就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元代吴莱曾为此书作《后序》，说：“刘先生撰写《春秋权衡》，自称书成以后，世上没有能够读懂的人。到了《意林》，仍未脱稿，遗漏和缺失很多。现在看这部书，有时只标出《经》文几个字，一个字也不加；有时草草写下几句话，文意彼此不相连接，下面却注写‘云云’二字；有时在一条下面另标出一两个其他题目，与正文完全无关；有时文辞艰涩难懂，突然难以断句；有时只引用开头，语句像是还没有写完。这显然是随笔札记、尚未完成的稿本。”吴莱所说确实没有欺骗。刘敞既然苦心研究，构思深曲，又喜欢雕琢文辞，使它处在似乎可以理解、又似乎不能理解之间。然而考察叶梦得《石林春秋传》，他说不了解《经》的人因为它难以入门，有人甚至斥责它用意过度、流于穿凿。但熟读深思，其中辨正名分、区别嫌疑，以及阐明大义微言、明显体现圣人意旨的地方，也颇为不少。至于文体艰涩，保留它而不加评论就可以了。△《春秋传说例》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刘敞撰写。考察刘敞的《行状》《墓志》，都称《春秋说例》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认为是一卷，大概是传抄时分合不同。到了《宋史·艺文志》，独称刘敞《说例》十一卷，恐怕是传抄时误多了一个“十”字，或者竟把十一篇当成十一卷。刘敞的《春秋传》《权衡》《意林》三部书，《通志堂经解》都有刻本；《文权》和《说例》两部书，则只有书名，完全没有流传的本子。现在查考《永乐大典》，还杂引《说例》的文字，谨慎地详细编缀辑录，仍整理为一卷。根据《书录解题》的说法，《说例》共有四十九条。现在辑出的只有二十五条，只得到一半；而且多是零散篇章和断句，并不完整。又只有《公即位例》《与例》《使来例》《师行例》《大夫奔例》《杀大夫例》《弗不例》七条保留了原文标题，其余则只保存了论说，标题已经失传。现在一并详细解释正文，仿照原来保存下来的各条体例，加以校订补充。又各书都称《春秋说例》，只有《永乐大典》加了“传”字。考察这部书，它是以排比史事来阐发议论的，正是其《传》文褒贬的大旨；《永乐大典》所载，似乎还保存着宋刻本的旧貌。现在也依从它。刘敞解说《春秋》，颇多新意，但文体大多摹仿《公羊传》《穀梁传》。各书都是如此，这部书尤其简约古朴。只是解释《大夫帅师例》一条时，认为鲁国不应当有三军，又把《周礼》说成后人附会，不免稍有偏颇。又宣公十八年《经》文“归父还自晋”，刘敞《春秋传》依《左传》作“至笙”，而这部书则依《公羊传》《穀梁传》作“至柽”，也颇为自相矛盾。其余大体精审核实，多能领会《经》的意思。可是宋、元解说《经》的各家都没有征引它，可知自宋以后已经称为罕见。此书幸而还保存着大略，确实是研究《春秋》的人所应当珍视的。△《春秋经解》十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孙觉撰写。孙觉字莘老，高邮人。考中进士，官至御史中丞。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题名为“龙学孙公”，大概是他辞官退休时的称号，因为他当时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提举醴泉观。孙觉早年跟随胡瑗学习，传承胡瑗研究《春秋》的学问，大旨以抑制霸道、尊崇王室为主。《自序》说，《左传》多讲史事，《公羊传》《穀梁传》用来保存大概。现在综合三家的说法，考察它们是否恰当，而认为《穀梁传》最为精深，并且以《穀梁传》为依据。关于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以及历代诸儒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说法，凡有长处的就采用。对于自己没有听闻过的内容，就用安定先生胡瑗的说法来解释。如今胡瑗的《口义》五卷已经亡佚，只有在这部书中还能看到它所传的绪论。周麟之《跋》说，当初王安石想要注释《春秋》并推行天下，而孙莘老的《传》已经问世。王安石一见便产生嫉妒之心，知道自己不能超过它，于是诋毁圣经而使它废弃。邵辑《序》说，这部书作于孙觉晚年，认为王安石因此废止《春秋》，似乎未必完全如此。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非常看重这部书，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宋史·艺文志》记载孙觉有《春秋经解》十五卷，另有《春秋学纂》十二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朱彝尊《经义考》据此著录，在《经解》下注“存”，在《学纂》《要义》下都注“佚”。然而今天的本子实际为十三卷，从隐公元年到获麟，首尾完整，没有残缺，和《宋志》的记载不相符。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有《春秋经解》十五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却没有《春秋学纂》。王应麟《玉海》记有《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春秋学纂》十二卷，却没有《春秋经解》。其中《学纂》条下说：“它的说法以《穀梁传》为依据，同时采纳《左传》《公羊传》以及历代诸儒的长处，间或用他的老师胡瑗的说法来作判断，把庄公分为上下两卷”等等，和今天的本子一一相合。这样看来，《春秋学纂》就是《春秋经解》的别名。《宋志》既错误地分作两部书，又把卷数弄错。《书录解题》也把十三卷误作十五卷。只有《玉海》的记载得到了真实情况。△《春秋集解》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宋代苏辙撰写。在此以前，刘敞作《春秋意林》，多有新意；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更舍弃《传》而探求《经》。古代的说法从此逐渐废弃。后来王安石把《春秋》斥为“断烂朝报”，使它废止，不列入学官所教授的经学。苏辙认为当时《经》《传》都荒废了，于是作这部书来纠正这种情况。他的说法以《左传》为主；《左传》的说法如果讲不通，就采用《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啖助、赵匡诸家的说法来补足。大概是因为《左传》有国史可以依据，而《公羊传》《穀梁传》以下各家都只是凭意推测。《自序》说，自己从熙宁年间被贬居高安起，便写作这部书，有空就修改。到元符元年，定居龙川，把所有修改订定的内容阅览一遍，自己认为没有遗憾。可见积累了十多年，书才完成。他用心勤勉诚恳，远远胜过那些任意发议论、仓促谈说的人。朱彝尊《经义考》载陈宏绪《跋》说：“《左传》记载史事，灿然完备，但其中也间有违背道理的地方。《公羊传》《穀梁传》虽然凭臆测解释《经》，但也各有得失。例如戎在楚丘攻打凡伯，《穀梁传》把戎说成卫国；齐国的仲孙来朝，《公羊传》《穀梁传》都认为是鲁国的庆父；鲁国灭掉项国，又都认为实际是齐国灭掉的。这些显然都和《经》相违背，它们的错误本来不必再说。至于隐公四年秋，翚率军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庄公二十四年夏，鲁公到齐国迎娶夫人；诸如此类，似乎《公羊传》《穀梁传》的说法巧妙地符合圣人精微的旨意，而颍滨苏辙却一概用深文周纳来诋毁它们，因噎废食。读者把它们的短处遮掩起来而取其长处，是可以的。”他的这番评论很恰当。这部本子没有收录这段文字，大概是刻印在陈宏绪《跋》之前。《宋史·艺文志》称此书为《春秋集传》，《文献通考》则作《集解》，和今天的书名相同。由此可知，《宋志》的记载是传抄造成的错误。△《春秋辨疑》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萧楚撰写。萧楚字子荆，庐陵人。绍圣年间游学太学，贡入礼部却没有考中。当时蔡京正专擅国政，萧楚痛恨他的奸邪，认为蔡京将要成为宋朝的王莽，发誓不再做官，于是退居著书。赵旸、冯澥、胡铨都以老师的礼节侍奉他，学习《春秋》。建炎四年去世。曾敏行《独醒杂志》说，他所撰的《春秋经辨》在庐陵流传。《宋史》也记载他有《春秋经解》十卷。朱彝尊《经义考》说此书已经亡佚，只抄录了胡铨的《序》。本书所载胡铨的《序》，与《经义考》相合，只是题名为《春秋辨疑》，略有不同。或者是后来重新订定过，史书没有来得及详细说明吧？《江西通志》和《万姓统谱》都说此书有四十九篇。今天只有四十四篇，大概有所散佚。《宋志》说有十卷，今天《永乐大典》所载只有两卷，是明人编辑时合并而成的。全书的大旨，主张把统治权归于天王，并深切警戒威福之权下移。虽然多是针对权奸掌握国政而发，但论旨正大，确实符合尼山孔子笔削《春秋》的意义；这和胡安国牵强附会时事、动辄违背《经》义的做法不同，也和孙复名义上尊王、实际上专门作深文巧诋的用心不同。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胡铨凭借《春秋》考中进士，回来后到萧楚床前拜见。萧楚告诫他说：“求学的人不只是为了取得一个科第，身体可以被杀害，学问却不能受辱；不要使我的《春秋》遭受祸害，这才好。”后来胡铨凭借孤忠和正直敢言的议论，名声震耀千秋，那么他们师徒对于《春秋》的学习，就不是只靠口头讲授、耳朵接受而已了。每篇各有注文，都是萧楚亲自撰写的，其中也间或有胡铨及其他弟子补入的文字。现谨慎地把原注和胡铨的附注分别标明题目，并把今天校正的文字附在其下，使各部分互不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