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七 集部五十

译旧本题为唐代贾岛撰。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二南密旨》一卷，唐贾岛撰。全书共十五门，恐怕也是托名之作。”此本头绪繁杂，纲目混乱。卷末忽然总题一条，说“以上十五门不可妄传”。卷中又有总题一条说“以上四十七门略举大纲”。这样一来，除了陈氏所说的十五门之外，又增列了四十七门，已经同《书录解题》不同。而且所谓四十七门、十五门，反复推究，数目都对不上，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书中的议论荒谬，文辞意趣粗俗拙劣，几乎无法形容。例如把卢纶“月照何年树，花逢几度春”两句列为“大雅”；把钱起“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两句列为“小雅”；把《卫风》“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两句列为“变大雅”；把“绿衣黄裳”两句列为“变小雅”；又把《召南》的“林有朴遫，野有死鹿”两句、鲍照的“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昇”两句，以及钱起的“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两句列为“南宗”。把《卫风》的“我心匪石，不可转也”两句、左思的“吾爱段干木，偃息藩魏君”两句，以及卢纶诗中的“谁知樵子径，得到葛洪家”两句列为“北宗”。这些全都像梦呓一样。他论述“总例物象”这一门，尤其是一字也讲不通。贾岛是唐代名人，怎么会差到这种地步？这大概又是伪本一再增改的结果。△《玉壶诗话》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释文莹撰。考察《宋史·艺文志》，记载有《玉壶清话》十卷，现今此书还存在，已经著录。另有题作《玉壶野史》的，却没有所谓《玉壶诗话》。此本由《学海类编》收载，只有寥寥几页。拿它同《玉壶清话》校对，大概是书商摘录其中涉及诗歌的内容，汇编成一卷，假造了这个书名。曹溶没有来得及辨明。△《天厨禁脔》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释惠洪撰。惠洪有《冷斋夜话》，已经著录。这部书全都标举诗格，并以唐、宋旧作为例式。但其中的论述大多是强行创立名目，旁生枝节。例如开头列杜甫《寒食对月诗》为“偷春格”，又说黄庭坚《茶词》连续押四个“山”字就是运用了这种方法，这两件事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又如苏轼“芳草池塘惠连梦，上林鸿雁子卿归”两句，黄庭坚“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两句，书中说射雁取得苏武的书信没有“鸿”字，所以把谢灵运“春草池塘”改成“芳草”；又说“五车书”没有“身后”二字，所以把阮孚“人生几两屐”改成“平生”。把这称作“用事补缀法”，也是自己妄生见解。至于它所论古诗押韵、换韵之类，更是茫然不懂古法。严羽《沧浪诗话》说“《天厨禁脔》最为贻害”，并不是虚言。△《容斋诗话》六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洪迈撰。洪迈有《史记法语》，已经著录。各家书目都没有收载这部书的名称，只有《文渊阁书目》收有。《永乐大典》也在“诗”字韵部下将它全部收入。这样看来，自宋、元以来就已经有这部编纂本。如今核对其中的文字，大概是从洪迈《容斋五笔》中各处摘取论诗的话，汇编成一书，就像从《玉壶清话》中另行抄出《玉壶诗话》一样。因为流传已久，姑且把它的书名保存于此，以备参考。△《容斋四六丛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洪迈撰。它也是从《容斋五笔》中摘取论述四六文的话，另编为一卷，怀疑与《容斋诗话》是同一个人辑成的。书中的论述比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麈谈》尤其精确严密。大概洪迈早年学习词科，晚年又改任内制，对于骈偶文章用力特别深，所以不同于抄袭他人说法。△《少陵诗格》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林越撰。林越有《汉隽》，已经著录。这篇书发挥说明杜甫诗歌的篇章结构，穿凿附会得十分厉害。例如把《秋兴》八首中的第一首定为“接项格”，说“江间波浪兼天涌”写的是巫峡的萧瑟森然，“塞上风云接地阴”写的是巫山的萧瑟森然，这样牵强附会已经没有道理。第二首定为“交股格”，第三首称为“开合格”，第四首称为“双蹄格”，第五首称为“续后格”，第六首称为“首尾互换格”，第七首称为“首尾相同格”，第八首称为“单蹄格”。任意支配安排，谁也不知道这些说法从何而来。后面又有咏怀古迹、诸将等诗，也间或涉及其他诗人的作品。每首诗都标立格名，各种说法全是杜撰，这真是强行装作懂得诗法的人。△《历代吟谱》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蔡传撰。蔡传是莆田人，蔡襄的孙子。这部书起于前汉，直到唐、宋，凡是能作诗的人，都记载他们的姓和字。书末载有厉鹗的跋语说：“这部书过去曾有麻沙刻本，但删节而且不完整。”按其编次，应当是汉至唐为第一卷，宋代为第二卷，名僧为第三卷，闺秀为第四卷，武人为第五卷。今本的次序完全同跋语所说，大概是近人根据厉鹗的跋语重新确定的。△《唐子西文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宋代强行父撰。全书共三十五条，都是记述他听到的唐庚论文章的话。前面有绍兴戊午年行父的自序，说：“宣和元年我在京师被罢官，眉山唐先生和我一同住在城东的景德僧舍。我同同郡的关注子东每天跟随他交游，回来后便记下他论文章的话。后来经过兵火，记载全都没有保存下来。子东来信，嘱咐我追忆补录。我十件事中只能记得五六件，于是便追忆记录。”等等。考察唐庚是在张商英罢相后，因为替张商英作赋而获罪，被贬到惠州。

译他在大观五年遇到大赦，向北归途中去世。大观五年就是政和元年辛卯年。距离宣和元年己亥已经九年，唐庚怎么可能还在京师同强行父同住？这番说法很值得怀疑。又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子西的各类文章都很高明，不只是诗而已。他出仕稍晚，假如能成为东坡的门人，应当不会在秦观、晁补之之下。”可见唐庚一生没有见过苏轼。但此书提到苏轼的地方共有八条，其中一条说“我平素很擅长同东坡交往”。另一条说“东坡赴定武，经过京师，住在城外一座园子里，当时我十八岁，前去拜见他。”这样说来，他同苏轼非常熟悉，刘克庄不应当说得如此错误。这大概是好事者托名伪作的。其中记载唐庚评论《史记》《汉书》的一条，同徐庆《却扫编》所记唐庚的话相同，剽窃的痕迹十分明显。又有关于皎然改御沟诗“掌中书中字”的事情，其实改诗的是进士王贞白。而这部书却说是另一位诗僧所说，也不免疏漏错误。△《艺苑雌黄》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宋代严有翼撰。考察严有翼，是建安人，曾任泉州、荆州二郡的教官。他所著《艺苑雌黄》，《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二十卷，列入集部文史类。陈振孙《书录解题》则将它列入子部杂家类，说这部书大抵是辨正错误的。其分类有子史、传注、诗词、时序、名数、声画、器用、地理、动植、神怪、杂事。全书二十卷，共四百条。砚冈居士唐稷为它作序。洪迈《容斋随笔》又记载其中有《辨坡》一篇，都是诋毁苏轼的话。如今考察此本，只有十卷，而且没有序文和分类标题，同宋人所说的都不相合。又宋代说部诸家，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蔡梦弼《草堂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等，多次征引《艺苑雌黄》的文字。现在拿此本相互参校，前三卷大体虽相符合，但《渔隐丛话》所录卢橘、朝云、秋千、琼花等十多条，以及《草堂诗话》所录“古人用韵重复”一条，此本都没有收载。又如“中兴”条末尾关于东坡诗的内容、“牵牛织女”条末尾关于《文选》注的内容，都是胡仔驳辨的话。但这些内容也被一概混杂编入，错乱尤其严重。至于第四卷以后，则全部抄录葛立方《韵语阳秋》，只是把次序颠倒了。其中如“东坡在儋耳”一条，葛立方原文有“三从兄讳延之”等语，此本改作“葛延之”，以掩盖抄袭的痕迹。而书中所称“先文康公”，是葛立方父亲葛胜仲的谥号，却又沿用原文，没有加以删改。大概严有翼的原书已经亡佚，好事者搜集《渔隐丛话》所引的内容，伪托为旧本；但又无法凑足卷数，于是另外窃取《韵语阳秋》来增补。他们又故意颠倒篇章次序，来欺骗一时人的耳目，很容易使后来的学习者受到疑惑和误导。现在特意加以订正，以消除后人的疑惑。△《吟窗杂录》五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旧本题为状元陈应行编。前面有绍兴五年重阳后一天浩然子的序。序末有嘉靖戊申年孟夏崇文书堂家藏宋本的刊刻题字，可见是伪书。书前列举各家诗话，只有锺嵘《诗品》有根据，但也经过删削而失去原貌。其余如李峤、王昌龄、皎然、贾岛、齐己、白居易、李商隐等各家的著作，大多是托名伪作，鄙陋荒谬得像出自同一人之手。而开卷所列《魏文帝诗格》一卷，竟大肆论述律诗，所引用的全是六朝以后的诗句，更不足以排斥伪作。真可以说是费尽心力却一天比一天拙劣了。△《全唐诗话》十卷（内府藏本） 原本题为宋代尤袤撰。尤袤有《梁谿遗稿》，已经著录。考察尤袤是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在光宗时去世，而此书自序所题年月却是咸淳年间，时代完全对不上。校验书中文字，都同计有功《唐诗纪事》相同。《唐诗纪事》的体例是：凡是唐人所作的诗被收入总集，都说“右某取为某集”。此本在张籍条下还没有删去这句话，可见它是后人抄取、仿撰的，更没有疑问。考察周密《齐东野语》，记载贾似道所著的各部书，此书就是其中之一。大概贾似道借廖莹中的手编写，而廖莹中又剽窃旧文，涂改粉饰以敷衍塞责。后人憎恶贾似道的奸邪，改题尤袤的名字，以便流传于世。于是伪书之中又增加了一个伪造的作者。毛晋没有加以考核，把它刻入《津逮秘书》，疏忽也太严重了。△《深雪偶谈》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方岳撰。方岳字元善，是宁海人。

译书中记载淳祐初年的事情说：“屈指算来已经二十年，我已经老了。” 书中又记载丙寅年三月丧子的事情。丙寅年是度宗咸淳二年，由此可见方岳到宋朝末年还在世。全书共十四条，都是评论诗词。又自行收录他所作的《感旧》《题画》两首诗，都不算很好。至于他说“梅花”二字写入诗中尤其难以写好，却只引用贾似道“梅花见处多留句”的话，认为这是绝唱，就未免近于谄媚了。△《吴氏诗话》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此书收入曹溶《学海类编》，题为宋代吴氏撰。其姓名和字号都不详。如今考察其中的文字，实际上是从吴子良《林下偶谈》中摘取论诗的话，并不是另一部书。△《诗话》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为陈日华撰。陈日华有《谈谐》，已经著录。这部书所记大多是猥琐鄙俗、诙谐戏谑的作品，很不合于大雅。只有它记载黄庭坚教人学习写诗，首先要读经；如果不懂经书的旨意，就不能辨别是非，不知道轻重，又怎么能够作诗。又记载宋祁的话说：“诗人一定要自成一家，然后才能流传不朽。如果只是依样画葫芦，按照圆规画圆、按照曲尺画方，最终只能成为别人的臣仆。”这些都是确切的论断。△《老杜诗评》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方深道撰。方深道是晋江人，官至奉议郎，知泉州。旧本题作元人。考察此书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确实是宋人之作。书中都是汇集各家评论杜甫诗歌的话，没有什么新的见解。△《竹窗诗文辨正丛说》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为嚣嚣子编。从书中所引用的内容来看，大概是南宋人所作。全书包括《诗辨正》二卷、《文辨正》二卷，都是摘抄前人的诗话、语录编成的，文字都是常见的。只有李希声《诗话》、《浦氏漫斋录》、《世韵语》三部书稍微偏僻一些。△《太学黼藻文章百段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方颐孙编。方颐孙是福州人，理宗时任太学笃信斋长。他的生平始末不详。这部书作于淳祐己酉年，选取唐、宋名人的文章，标明写作方法，分为十七格。每格缀辑若干段文章，每段下面附有评论，大概是当时科举应试的学习材料。王惲《玉堂嘉话》记载辛弃疾说：“花三百青铜钱买一部，就可以考中进士。”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类书。△《答策秘诀》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卷首题为建安刘锦文叔简辑。末尾有跋语说：“题至正己丑，建安日新堂志。”跋中又说：“不知道此书是谁所作，民间相传认为是贡士曾坚子白所作。”如此看来，它又不是刘锦文编辑的。全书共列十二项纲目：治道、圣学、制度、性学、取材、人才、文章、形势、灾异、谏议、经疑、历象。每项下面又列出六十六个子目，都是预先拟定的应对策问的通用方法。例如“历象”一条说：“大凡回答关于历象的策问，即使所问的问题有千条万绪，也不过是说一个君子治理历法、使时令明确，只要变换一下说法就可以了。”全书每一条都像这样，其浅陋程度可以想见。“观其形势”一条说：“比如回答三国、六朝进取方面的策问，只是说三国的君臣以智慧对待智慧，这就是形势；六朝有机可乘、有隙可入，却反而不能利用，实在可惜。后面从山东说起、从关中说起，都要把题目所问的内容融化成自己的话。”等等。看来仍然是南宋人的书。△《诗法家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元代杨载撰。杨载有《杨仲宏集》，已经著录。这部书的议论大多庸俗浅薄，体例尤其琐碎杂乱。例如开卷便说：“诗作为一种法则，是有其说法的。赋、比、兴都是诗歌创作的方法。不过有以赋起兴的，有以比起兴的，有以兴起兴的。”等等。这简直像是一个略懂字面意义的人，勉强写作文辞，已经十分可笑了。可是才隔了一页，忽然另标一题为“诗学正源”，题下列出一条纲目说：“诗有六义，实际上是三种体制。风、雅、颂是诗的体制，赋、比、兴是诗的方法。所以兴、比、赋，又是用来创作风、雅、颂的。凡是诗中有以赋起兴的，有以比起兴的，有以兴起兴的；然而《风》中有赋、比、兴，《雅》《颂》中也有赋、比、兴。”等等。杨载在元代号称作诗高手，他的浅陋怎么会达到这种程度？必定是书坊商人托名伪作的。△《木天禁语》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元代范德机撰。范德机是范梈的字。范梈有诗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标着“内篇”二字，然而并没有外篇，不知为什么唯独称作“内篇”。它的体例杂乱琐碎、冗长繁杂，几乎难以逐一列举。它的大纲把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称为“六关”。每一关又附列子目，各引唐人一首诗来充实说明。其中论七言律诗的一条，称唐人李淑有《诗苑》一书，如今世上很少流传。书中所说的篇法只有六格，现在扩充为十三格。考查晁公武《读书志》，有《诗苑类格》三卷，为李淑所撰。宝元三年，豫王出阁，李淑担任皇子傅，于是编成此书进献。这样看来，李淑是宋仁宗时人，怎么能称为唐人？明代华阳王宣墡作《诗心珠会》，完全引用了这一条，也写作“唐”字。由此可知原本确实误认为唐人，并不是刊本出了错误。它的荒唐浅陋也就可以想见了。书中又说：“十三格犹如六十四卦的变化，都不超出八卦；八卦的产生，不离奇偶。”可以说神妙极了。篇目又说：“屠龙的绝技，这套方法一旦泄露，大道便显而易见。”等等。这大概像道经中传授法术的说法。大概它和杨载《诗法家数》出自同一个人的伪撰。考查两书所论，多见于赵捴谦《学范》中。由此可知，是庸俗荒谬的书商剽窃《学范》而写成的。△《诗学禁脔》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元代范德机撰。全书分为十五格，每格选唐诗一篇作为范式，并逐句解释。它的浅陋尤其严重，也必定不是真本。△《文筌》八卷、附《诗小谱》二卷（浙江总督采进本）

译元代陈绎曾撰。陈绎曾有《文说》，已经著录。这篇分为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体例繁琐零碎，大抵是妄自生出区别，强行创立名目，实在没有精深的道理。《诗小谱》二卷，根据至顺壬申年陈绎曾的自序，称是亡友石桓彦威所撰，因此附在后面。由此可见，这部书本来是和《诗谱》合刻的。元代麻沙坊本却把它移列在《策学统宗》的开头，很不相称。现在仍把它分开，各自著录。陈绎曾是处州人，侨居湖州；可是序末自称“汶阳左客”，难道又曾经流寓齐、鲁之间，偶然用此作为自号吗？△《诗文轨范》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徐骏撰。徐骏是常熟人。这部书杂采古人评论文章的话，大多是人们熟知的内容。所载诏、诰、表、奏等文体的格式，尤其不免流于世俗。△《东坡文谈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代陈秀民编。陈秀民字庶子，是四明人。起初任武冈城步巡检，后升任常熟州知州。后来成为张士诚的参军，历任浙江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这部书杂采各家评论苏轼文章的话，大抵是各书中常见的内容。况且陈秀民已经另有《东坡诗话录》，而这部书又泛泛涉及诗歌，体例也不纯。△《东坡诗话》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代陈秀民编。陈秀民既然作了《东坡文谈录》，又杂采各家评论苏轼诗歌的内容，汇编成这部书。它编排先后，既不以原诗所涉及的事件类别为次序，也不以原书的年代为次序，实在没有体例。又如《记仇池石》等数首诗，直接抄录原诗，前后都没有引用说明。这样一来，全部苏轼诗歌都可以收入了。至于《记芙蓉城》诗，在题目上加了一个“游”字，错误尤其严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采录的《历代诗话》，苏轼诗话只是其中一家。可是核对它的条目，比这部书多出大半，由此可知这部辑录遗漏之多了。所引用的书中，只有《燕石斋续》一书世上很少见到传本。不过它的论说颇为浅陋，例如考证“春事阑删芳草歇”一句，引用唐代刘琮以及传奇中女郎王真的诗，却不知道这是谢灵运的话。那么这部书也不值得看重了。又陈秀民既是元代人，书中却引用《西湖游览志》一条；这部书是明代田汝成所作，陈秀民从哪里能够看到它？曹溶《学海类编》喜欢制造伪书，这一类也值得怀疑。△《南溪诗话》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这部书原出明代三原王恕家。有王恕的儿子王承裕所作序，称南溪是辑录诗话者的别号，姓名已经失传，应当是胜国时人。如今看书中所引用的内容，已经有白珽、刘履等人的姓名，那么无疑是元末人所作。此书杂抄各家诗话，而不加自己的议论。大致像阮阅《总龟》的体例，只是不分门类罢了。所引用的诗话，虽然多数是常见的，但例如引用《吕氏童蒙训》的内容，今本都没有记载。只是它喜欢擅自标立名目，往往并不是原书的名称。例如祖孝徵评论沈约“崖倾护石髓”一句，却题作《祖孝徵诗话》之类，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也实在浅陋。△《归田诗话》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瞿佑撰。瞿佑有《四时宜忌》，已经著录。瞿佑在永乐年间因为作诗的事情被关进监狱，之后戍守保安。直到洪熙乙巳年才获赦返回。据他自己的序言，是仿照欧阳修《归田录》的体例，那么似乎成书于获释回归之后。但最后一条叙述塞垣的事情，称“我还滞留在这里，未能获得解脱”，又像是戍守所在地的口吻。大概是在保安开始起草，回归后才编成书吧？后来弘治年间，庐陵陈叙刊刻了它。因为瞿佑的别号是存斋，便改名为《存斋诗话》，没有什么取名的意义。现在仍题作《归田诗话》，遵从瞿佑自己命名的名称。这部书的见识颇为浅薄。它把“槌碎黄鹤楼”说成李白的话，把王建《望夫石》诗说成陈克所作。它讥讽张耒《中兴碑》“玉环妖血无人扫”一句，说杨妃是上吊死的，并没有溅血，却忘了《哀江头》中的“血污游魂”一句。在考证方面也很疏漏。但他还来得及见到杨维桢、丁鹤年等人，所以所记载的前辈遗文，有时还有值得采录之处。△《菊坡丛话》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单宇撰。单宇字时泰，菊坡是他的号，临川人。正统己未年进士，任侯官县知县。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采集古今评论文章的话，编次成书，分为二十六门。其中论诗的二十四卷，论四六文的一卷，论乐府的一卷。所采内容从乐府古词以下，以宋人居多。元人如萨都剌等，也偶有引用，但寥寥无几。每一条都注明出处，也有只注“菊坡”二字的，那就是单宇自己记录的话。史书记载，单宇在吏部等待铨选时，正值英宗北狩，他上书请求罢除监军内官；又上书请求毁掉王振所建的大兴隆寺。这个人也是刚正不阿的人，但评论诗歌并不很在行。这部书的大意是想与胡仔的书相配，所以仍以“丛话”为名。不过采录内容不如胡仔广博。胡仔的书多评论文章，这部书多记述事情；胡仔的书多作考证，这部书只是抄录旧文。体例也稍有不同。△《琼台诗话》二卷（编修吴典家藏本） 明代蒋冕编。蒋冕有《湘皋集》，已经著录。蒋冕是邱濬的门人，于是汇集邱濬一生的吟咏，并详细说明每首诗的本事。这大概就是吴沆的门人编纂《环溪诗话》的体例。全书共七十五条，言辞多有过分赞美之处。邱濬以博学广闻著称，诗歌并不是他的长处；蒋冕以端正谨慎、不阿谀奉承著称，评论诗歌也不是他的长处。△《诗话》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杨成玉编。杨成玉的生平事迹不详。他汇辑这部书时，任扬州府知府。弘治庚戌年重刊时，任知府的是继任者马忠。书中所列宋人诗话，共有刘攽、欧阳修、司马光、陈师道、吕居仁、周紫芝、许顗、张表臣、叶梦得、陈岩肖十家。在近代都已经是通行的版本，在当时却都是秘藏之书。因此这十部书虽然已经分别著录，仍然保存这部书的目录，以免埋没杨成玉搜集编纂的劳绩。△《馀冬诗话》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旧本题作明代何孟春撰。何孟春有《何文简奏疏》，已经著录。这部书收载于《学海类编》中。如今检阅其中的文字，实际上是从《孟春馀冬序录》中摘取评论诗歌的内容，诡称为这个书名。它所作的议论大多是讲道理的话。例如说苏轼的文章没有见于道，只是白白读书罢了；又说故意教歌姬到自己那里乞食，是使用韩熙载的故事，不是君子所应做的。这些都属于所谓拘泥成法而不能灵活运用。它说杜甫《呈吴郎题桃树二律》很费解说，与其他律诗不同，也实在不了解古人用意之处。其他议论大多也像这样。用讲学的见解来评论文章，已经不能领会文章之外的意味；至于用讲学的见解来评论诗歌，就更加相去千里了。既然如此，还不如不作诗文，更能专务根本。△《南濠居士诗话》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都穆撰。都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刻意评论诗歌，但见识颇为浅薄。例如《许彦周诗话》解释《锦瑟诗》，把“適怨清和”分别配合中间四句，牵强附会，毫无道理，却把它搜集来当作奇闻。杨载诗中的“六朝旧恨斜阳外，南浦新愁细雨中”，格调和音律都很低劣；“柳色嫩於鹅破壳，藓痕斑似鹿辞胎”，尤其属于粗俗鄙俚的句子，却指为佳句。至于把元景文“去年先生靡恃己，今年先生罔谈彼”的戏谑诗句也收入其中，更显得杂乱不堪。他的书在世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黄桓刻的，共七十二则；一个是文璧刻的，共四十二则。后者比黄本少三十则，其中却有三则是黄本没有的。最近鲍廷博才把两个版本参照校订，合为七十五则，就是现在这个版本。△《梦蕉诗话》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游潜撰。游潜有《博物志补》，已经著录。这部书评论蔡确的一条，说蔡确因为自称“不肖”，人们误以为他说的是“不笑”；后来又把“不笑”误认为“哭”，接着又把“哭”误认为“酷”，于是被部使者斥责。游潜大概是因为“酷”字而被罢官的吗？它所评论的诗歌，大半是明代人的，大多没有深刻的理解。有时借此抒发自己的不平，尤其显得偏狭浅薄。例如关于河源袭都实的说法，以及关于嫦娥、祖史绳祖、白珽的论述，都不免剽窃陈旧的说法。评论《洪武正韵》的一条说：“沈约在宋、齐、梁、陈时期，一直身居要职，按照韵谱凭词赋取士，积久成习。到了唐朝拥有天下，也竟然沿袭了这种做法。”等等。考查沈约死于梁代，实际上没有进入陈代。以诗赋考试选取进士始于唐高宗调露二年，梁代怎么会有这种制度？这就更加是杜撰了。只有驳斥许彦周《诗话》评论杜牧诗歌的一条，确实有深刻的理解，不是其他各家所能比的。△《渚山堂诗话》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陈霆撰。陈霆有《唐馀纪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杂论唐、宋以来诗句的工巧与拙劣，其中评论明诗的最多。他又喜欢收录自己的诗，正如《冷斋夜话》《珊瑚钩诗话》的体例。例如评论古人作诗，认为用典应当像把盐放进水中一样，使人不易察觉；寄托意旨应当像花朵散落在空中一样，自然无迹。于是举出自己所作的“独背小阑无”一句，以及“门前吹进落花风”一句，认为是空中散花；又举“风月多情自进楼”一句，认为是水中放盐。这些说法都很不确切。他引用考据古人的地方，也颇为疏漏错误。例如李商隐所谓“杀风景”的话，本来出自他所作的《杂纂》。虽然世上没有完整的版本，但删节本还载在《说郛》中。陈霆却指为义山的《诗品》，世上根本没有这部书。又《复斋漫录》说张耒“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两句，本自郎士元“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一联。陈霆只知道上句本于郎士元的诗，却不知道下句本于薛能“好山多在夕阳西”一句，也就罢了；陈霆却说它不知道本于九僧“春生桂岭外，月在海门西”一句，这和张耒的诗有什么关系呢？△《诗谈》一卷（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徐泰撰。徐泰字子元，海盐人。弘治甲子年举人，任光泽县知县。这部书全都评论明代诗歌，从刘基、高启以下直到黄省曾。附列女子朱静菴、道士卢大雅、僧人来复、宗泐、守仁、梵琦。各自分列品评，大体宗旨没有超出“七子”的门庭。他所造的语句多采用四言两句，力求模仿敖陶孙《诗评》，也颇有东施效颦之嫌。△《存馀堂诗话》一卷（两淮总督采进本） 明代朱承爵撰。朱承爵有《灼薪剧谈》，已经著录。这部书共评论诗歌二十六条，其中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各占一半。例如评论《天厨禁脔》假借格的错误，以及辨析《渔隐丛话》评论琴、阮、琵琶诗的错误，这些说法都很确切。他评论“映雪收萤”一联，以及评论苏轼少年诗、欧阳修学习温庭筠的一条，也都有道理。只是他所称述的明人诗歌，多有杂乱之处；评论乐府时必定要合乎原题篇名的一条，看似确切却过于拘泥。至于不知道寒山子是什么人，则是连眼前的事情都没有看清了。△《全唐诗说》一卷、《诗评》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明代王世贞撰。王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经著录。这两部书收载于曹溶《学海类编》中。实际上是割裂剥取王世贞《艺苑卮言》的内容，抄成两卷。王世贞的著作原本没有这两个书名。△《诗家直说》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明代谢榛撰。谢榛有《四溟集》，已经著录。谢榛的诗本来足以自行流传，却急于求取名声，于是写了这部书来夸耀自己，所持的观点多有夸张而不切实际之处。他又多指摘唐人诗歌的毛病，并改定其中的字句。甚至说梦见杜甫、李白登堂来访，勉励他努力与二人齐名。如今看他的书，大旨在于崇尚超脱领悟，常常以煮无米之粥作比。这也就是严羽“才不关学，趣不关理”的说法。又以锤炼字句为主，也是方回所谓“句眼”的说法。例如说杜牧《开元寺水阁诗》“深秋帘幙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两句写得不好，改成“深秋帘幙千家月，静夜楼台一笛风”。却不知道前四句是“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末两句是“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这些都是登高远眺、傍晚所见的景色；如果把“雨”改成“月”，把“落日”改成“静夜”，那么“鸟去鸟来山色里”就不是夜间的景色，“参差烟树五湖东”也不是月下能够看见的。只逐句改动句子，却不顾全诗，自古以来有这样的诗法吗？王士祯《论诗绝句》说：“为什么要在澄江如练上妄加改动，真叫谈诗的谢茂榛笑死。”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地轻率诋毁别人。至于所谓诗以一句为主，押在某个韵上，意思随着字句自然产生，难道一定要先确定立意是什么吗？这话表面上高妙，实际上错误，尤其容易误导人。这不过是针对流连山水、描写风月的闲适小诗而言的。不知道诗歌应当发于情感而止于礼义，感动天地而惊动鬼神，本来是以表达志意为根本的。△《诗文原始》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为明代李攀龙撰写。李攀龙有《诗学事类》，已经著录。这部书自明代以来，从未听说是李攀龙所作，其中的论点也不像李攀龙的言论。怀疑也是曹溶搜集零散材料割裂编成的书，假托李攀龙之名。△《文脉》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王文禄撰写。王文禄有《廉矩》，已经著录。这部书杂论古今文章，认为文章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名为《文脉》。第一卷总论，第二卷杂论，第三卷新论。品评古今文章，颇有一些不同的见解。然而，他论述理学时推崇陆九渊、慈湖，评论文体时推崇六朝和《文选》。至于评论唐文，抬高柳州而压低昌黎，认为韩愈不能与柳宗元匹敌。尤其不免于过分标新立异。△《过庭诗话》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刘世伟撰写。刘世伟有《厌次琐谈》，已经著录。这部书卷首有嘉靖丁巳年阎新恩的序，说：“世伟的父亲是宁国君冷菴翁，所以他所著的诗话取名为《过庭》。然而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家学，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它的大意是说，后学阅读诗话，应当以严沧浪为标准。最可恶的是惠洪的《冷斋夜话》，对于汉、魏、唐人的好诗一句也没有真正领会，他所评论的全是苏轼、黄庭坚的坏诗。大体说来，宋诗远远比不上唐诗，也是苏轼、黄庭坚共同把它弄坏的。”然而根据全书来看，它只是拾取明代七子的余绪，实际上对于汉、魏、盛唐诗歌完全没有理解，对于宋诗也没有理解。看他评论绝句，竟说有绝前四句、后四句、中四句等体式，可见他连先有绝句、后来才有律诗都不知道。他诋毁唐诗，称僧人为“公”、为“师”，尤其迂腐疏阔。古人称呼别人，通常都表示尊敬；林公、远公，在晋代已经这样称呼了，为什么偏偏要深责唐人？况且“子”是男子的美称，而异端没有比杨、墨更严重的了，孟子称杨子、墨子，难道他也在推崇异端吗？至于评论古乐府的一条，称“山上复有山”是虎谜的鼻祖。元人的正宫乐府说：“拿起这张纸来啊，真叫我眼边加水，想说的话怎么也说不尽。拿起笔来啊，真叫我在门字里面挑出一个心字，怎么也写不成。大概善于学习这种方法的人……”等等。这样就更加浅陋了。△《解颐新语》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皇甫汸撰写。皇甫汸有《百泉子绪论》，已经著录。这部编著是他论说诗歌的话，共分八门：一叫“叙论”，二叫“述事”，三叫“考证”，四叫“诠藻”，五叫“矜赏”，六叫“遗误”，七叫“讥评”，八叫“杂记”。他自称：“匡鼎谈论诗歌，使人喜笑；陆贾撰写言辞，皇帝常常称好。”所以私下把自己比作这两个人。然而皇甫汸的诗当时虽有名声，这部书却多有错误浅陋之处。大体都是袭用旧文，完全没有精深见识。喜欢说大话，实际上全是浮浅的言辞。例如他说：“诗以《关雎》开头，《周易》以《龙德》开始，‘逍遥’和‘大鹏’的意义相同。”这十六个字作为一条，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引用考证也不准确，提笔就出错。比如钟嵘的《诗品》，家家传诵，户户熟读，他却说《钟品》已经湮没，只剩下严氏之说。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唐书》本传明明说是凭表、启而成名，他却指为诗派。杜甫已经有七言长律，他却说元稹、白居易的诗意没有写尽，增加为六韵，这是七言排律的开始。选取杨徽之的诗十联写在御屏上，本来是宋太宗的事，见于《渑水燕谈》。张为的《主客图》作于唐代，这部书虽然已经散佚，仍可从计有功《唐诗纪事》中看到一些内容。他却说唐太宗听说杨徽之的诗名后，索取他全部的著作，选出十联写在御屏上，于是才有了《句对句图》和《主客图》。其他如“黄金费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是司空图的诗，他却说是顾况的；“王莽弄来曾半破，曹公将去便平沉”，是李山甫的诗，他却说是李商隐的。他还称作李商隐的“棹里自成歌，歌竟乘流去”这两句。如今《义山集》中也没有这两句，不知道他依据的是哪一种版本。像这样的错误，多得数也数不清。世人只是因为皇甫汸的名声大，才把这部书传了下来。△《冰川诗式》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梁桥撰写。梁桥字公济，号冰川子，真定人。由选贡生授任四川布政司经历。这部书成于嘉靖己巳年。分为定体、练句、贞韵、审声、研几、综赜六门。杂录旧说，却不注明出处；又掺入个人臆见，任意创立名目，还增加了杜撰的诗体。看来，他对于诗歌的源流以及正变，都没有真正理解。△《豫章诗话》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郭子章撰写。郭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经著录。这部编著评论他的乡人所作的诗，以及在他的家乡创作的诗，上起远古，下至明代。然而其中多依据郡县志书所采录的材料，难免杂乱。例如惠远的七言绝句，郭子章能够辨明是伪作；但《寻真观玉简天篆》绝不是秦代的语言，《岩下老人武帝问答》也绝不是汉人的语言，他却把它们当作四言诗的鼻祖，这是为什么呢？又如房璘妻高氏碑刻之类，也与诗话没有关系。至于卢仝、韩愈使用“龙钟”“躘踵”等字的例子，也与豫章没有关系。这些都属于喜爱奇异、贪求博杂的毛病。△《玉笥诗谈》四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朱孟震撰写。朱孟震有《河上楮谈》，已经著录。这是他所作的诗话，记载的都是明代事情，其中涉及江西的尤其多，大概是根据自己的见闻。至于他评论诗歌的大旨，则只是以王世贞为宗旨。△《玉堂日钞》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洪宪编。黄洪宪有《朝鲜国纪》，已经著录。这部编著摘抄汇集宋代陈骙《文则》、李耆卿《文章精义》、明代何良俊《论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吴讷《文章辨体》五家的言论，合编成一书。卷首有他的四世从孙黄经所作的序，说黄洪宪在中秘读书时，随手把所见内容记录下来。这大概只是偶然摘抄，并不是正式著述。后来他的后人尊重祖先的手迹，因此把它收藏起来。实际上，陈骙等人的书都完整存在，没有必要再重复陈述其中的内容。△《诗心珠会》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华阳王朱宣墡编。朱宣墡字白厚，自号味一道人，是蜀献王朱椿的八世孙。考察《明史·宗室表》，他是在万历十三年承袭封爵的。这部书前面有他的自序，题为嘉靖庚申年。大概是在尚未袭封时写成的，所以他的私印一方刻着“蜀国分藩”，另一方刻着“华阳王长子”。这部书选取前人的诗话，分类编排，共有体格二卷、法则二卷、评论二卷、辨正一卷、杂拾一卷。他所引用的材料都不注明出处，内容庞杂而没有条理。间或有附注，署名“味一”以区别，也都很浅薄。△《冷邸小言》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邓云霄撰写。邓云霄有《百花洲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自序，说“论诗占十分之九，品评古人占十分之一”。大旨以严羽为宗旨，尊崇陶渊明、谢灵运而疏远苏轼、李白，贬低王维、孟浩然而推重杜甫、韩愈。司空图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是诗家的一派，不可以废弃。然而如果把它当作最高准则，范围就太狭窄了。△《艺薮谈宗》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周子文编。周子文字岐阳，无锡人，万历癸未年进士，是把明人的诗论编成一部书，共收宋濂、高棅、何景明、李东阳、徐祯卿、王廷相、杨慎、都穆、皇甫汸、王世贞、何良俊、谢榛、王世懋、胡应麟、王穉登、屠隆、焦竑、李维桢、朱长春十九家。有的选录他们的文集，有的删节他们的诗话，大体以王世贞为准则。大概在万历中叶，七子派的余焰还没有完全熄灭，所以周子文依据《艺苑卮言》一书，仓促地想用它来衡量千古文章。△《楚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张之象撰写。张之象有《太史史例》，已经著录。这部编著割裂《楚辞》的文字，分别标列格目，把它作为模拟创作的方法。分为十二编：一叫辨体，二叫解题，三叫发端，四叫造句，五叫丽词，六叫叶韵，七叫用韵，八叫更韵，九叫连文，十叫叠字，十一叫助语，十二叫余音。屈原、宋玉的作品，上承《诗经》风诗作者的遗风，下开创百代以来的词赋。它们是性情所自然造就，音律也自然形成，正所谓文章写成之后法度才随之确立。张之象却摘取其中某章某句，设置许多门类，限定为固定的法则，就像词曲家有工尺一样。用这种方法来模拟《离骚》，难道只是相差九牛一毛吗？△《恬志堂诗话》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李日华撰写。李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经著录。这部编著收在曹溶《学海类编》中，是摘取李日华各部杂著中评论诗歌的话，拼凑编成的。例如武伯英“烛剪”一联，原文很繁复；现在删去上文，只说：“‘烛剪’这句，我改为‘吐残月魄蟆颐动，蹴落春红燕尾忙’。”这个改字究竟从哪里来的？可见它完全是没有读通书籍的书商摘录的。至于李日华堂号本来是“恬致”，他的文集也名为《恬致堂集》，却改成“恬志”，更是道听途说造成的错误。△《诗薮》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胡应麟撰写。胡应麟有《笔丛》，已经著录。这部书内编六卷，分古体、今体各三卷；外编六卷，从周代至元代，按时代编次；杂编六卷，分遗逸、闰余各三卷。都是他的评论之语。《明史·文苑传》说：“胡应麟幼年就能作诗，万历四年在乡试中中举。很久没有考中进士，便在山中筑室居住。他购置书籍四万多卷，亲手编排，著述很多。他带着诗去拜谒王世贞，王世贞很喜欢，极力称赏他。回去后更加自负。他所著的《诗薮》十八卷，大体把王世贞《艺苑卮言》中的说法奉为法令，并加以铺陈发挥。认为诗坛有了王世贞，就像孔子集大成一样。他谄媚到这种程度。”如此等等。胡应麟写这部书时，王世贞本来还在世，可是内编又自行记载他作《哭王长公诗》二百四十韵的事情，难道胡应麟后来又续写增补了吗？△《夷白斋诗话》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顾元庆撰写。顾元庆有《云林遗事》，已经著录。这部书评论诗歌，多有隔膜难通的话。例如秦韬玉诗中“地衣镇角香狮子，帘额侵钩绣辟邪”，可以说是寒酸而眼界浅陋的诗句；顾元庆却称赞它把富贵景象描绘得如在眼前，品评完全错了。所记录的明诗大多琐碎鄙俗。至于评论蔡邕《饮马长城窟行》，说鱼肚子里怎么会有书，更是高叟作诗式的说法。△《诗谭》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叶廷秀撰写。叶廷秀有《西曹秋思》，已经著录。这部书所辑的诗话，一半摘录旧文，一半出自自己的议论。叶廷秀在前面的自序中说：“把它看作谈诗也可以，看作谈道也可以。”然而，他的毛病正是由此而来。第一条就说心学，第二条就说“做到才是难”。大概是把讲学看作诗家的正统源流，这种倾向始于《文章正宗》。

译《白沙》《定山》等人的文集，又把这种倾向推得更严重。到了叶廷秀等人手里，风雅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就是所谓言论似乎有根据，执守起来也自成道理，但绝对不能施行于天下的情况。因此，这些人虽然风采气度高峻，他们评论诗歌却不能作为准则。△《佘山诗话》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为明代陈继儒撰写。陈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经著录。这部书没有其他传本，只有《学海类编》收载。然而其中的文字都是摘取陈继儒其他说部的内容编成的，大概不是他的原书。其中例如把展子虔说成大李将军的老师。大李将军是唐代开元年间的李思训，而展子虔却是北齐人。错误疏漏到这种程度，即使真是出自陈继儒之手，也没有什么值得取用的地方。△《藕居士诗话》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陈懋仁撰写。陈懋仁有《年号韵编》，已经著录。这部书卷末评论卢照邻诗中“玉帛委奄尹，鈇质婴缙绅”两句，认为这是熹宗朝的“十字史”，因而说应当作于崇祯年间。陈懋仁曾与袁宏道、锺惺、谭元春交游，所以他评论诗歌的大旨，是以公安、竟陵为宗旨。自序说考证多而品评少。现在看他的书，例如元代王烈妇、明代铁铉女等条目，稍微还能够辨析；但错误和遗漏之处很多。例如徐祯卿《观射歌》中的“突如流星中如树，此自用诗四鍭如树”之语，他引用《仪礼》中的“皮树”，把它解释为兽名，那么“如”字究竟应当怎样解释？杜甫《杜鹃诗》用三首绝句反复使用“刺史”作证，明确说明“鹃”字是韵字，这一点是对的。他又引用《白头吟》中“郭东亦有樵”两句，却不知道这两句是晋乐后来增加用来协调声律的，并不是原来的歌词。《诗经·新台》写作“有泚”，《说文解字》作“玼”，本来就是当时流传的不同版本；他却认为“泚”误作“玼”，这是没有查考《说文解字》所引用的《五经》文本，二者不同之处还不止这一处。他说《蜀道难》始于梁代张悰，而不是始于李白。他不知道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载的作品是以梁元帝为开头的。他说杨慎《赵州馆喜晴》七言律诗把“朋”字押入东韵，符合古法，这是把古韵误用于律诗的韵。他说傅玄以“槊”押“貊”是没有押韵的诗，不知道“槊”在觉部、江韵的入声，“貊”在陌部、庚韵的入声，正是穿鼻七声彼此相通。他又用律诗的韵来评论古韵；甚至引用《尸子》“死人为归人”一句，来证明邱为诗中“万里一归人”之句，更与原意相反。他所注释的杜甫诗歌中的各种故实，也都茫然没有根据，没有一个字值得相信。△《艺活甲编》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茅元仪撰写。茅元仪有《嘉靖大政类编》，已经著录。这部编著全是评论诗歌、文章的话。嘉靖年间，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曾与王世贞争名相互排斥。茅坤作《史记钞》，王世贞还没有看过这部书，就先断定它一定没有见识。后来王世贞为《归有光集》题辞，又诋毁茅坤的《八家文钞》，说它抬高欧阳修而贬低韩愈。茅元仪为了替先祖洗雪遗憾，所以这部书的大旨在于排斥王世贞。然而王世贞模拟因袭的弊病，虽然有许多可以议论之处；但茅元仪评论古人，也往往说大话而不切实际，见识实际上很粗浅。他任意褒贬，也都不能作为定论。△《文通》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朱荃宰撰写。朱荃宰字咸一，黄冈人。他所著有文、诗、乐、词、曲五编，都以“通”命名，这一点见于他的自序，而《文通》最先刻成。这部书取古今文章的流别以及诗文格律，逐一加以条分解析，大概是想仿照刘勰《文心雕龙》而作。书末《诠梦》一篇，极力摹仿刘勰的自序。然而大体上只是搜集百家之说，夸示自己见闻广博，不能一一融会贯通。△《诗话类编》三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昌会撰写。王昌会字嘉侯，上海人，是参议王圻的孙子。这部编著搜集各种诗话，参杂小说材料，汇集编成一书。议论不注明作者姓名，事实不注明时代，也不注明出自哪部书。内容混杂割裂，完全没有体例，也是只求博杂而不求精审的学问。△《尧山堂偶隽》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代蒋一葵编。蒋一葵著有《尧山堂外纪》，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取前人骈偶文章，从六朝到宋、元，凡是制诰、笺表、赋序、启劄中的名句，以及日常应答中的诙谐语句，都依次编录。大概属于王铚《四六话》一类的书。不过搜集不广，所选内容也不全都工整。△《唐诗谈丛》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旧本题作明代胡震亨撰。胡震亨著有《海盐县图经》，已经著录。这部书收入曹溶《学海类编》，实际上就是《唐音癸签》中的文字。《癸签》共分为体、发微、评汇、乐通、诂笺、谈丛、集录七门。这里摘取其中“谈丛”一门，另立了一个书名而已。△《诗脍》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陈云式撰。陈云式字定之，是钱塘人。这部书分为二十四类，都是杂取各家诗话编成，却隐讳不说出处。取舍漫无标准，也没有考证。△《绿天耕舍燕钞》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只署名为“雪畴子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这部书杂取明人论诗的话，缀合编成，没有什么发明和考证。大体上排斥王、李，推尊锺、谭。大概是在万历、天启之间《诗归》盛行以后吧？△《雅论》二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代费经虞撰。他的儿子费密又加以增补。费经虞字仲若，是新繁人。费密著有《燕峰文钞》，已经著录。这部书详细评论历代诗歌，分为源本、体调、格式、制作、合论、工力、时代、针砭、品衡、盛事、题引、琐语、音韵十三门。自序称把诗余附在后面，作为第十四门，但目录和书中都没有这一门。大概是想编而没有完成。费经虞的著作没有全部流传。费密则因为“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这一联受到王士祯称赞，并有“十字须千古”的评价。然而编次这部书，却不够精密。

译例如“源本”类中论述诗句起源的一条，原是挚虞《文章流别》中的文字，现今还载在《太平御览》中，却引用为孔颖达《诗疏》的文字。“葛天八阕”一条，原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字，却引用为梅鼎祚《古乐苑》的文字。《左传》记载浑良夫披散头发大声叫喊，原文是表示呼喊的“譟”字，却把“譟”当作诗歌的一种体裁，说这种体裁始于浑良夫。杨慎虽然有《五言律祖》，但齐、梁时期只有“永明体”和“宫体”的名称，没有“律”的名称。可是书中说五言律诗最早见于齐、梁，排律这个名称始于杨士宏的《唐音》；古代本来没有这种称呼，却说它最早见于唐代。“体调”类中的西昆酬唱，指的是杨亿、刘子仪等人，杨亿的序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书中却认为西昆指的是唐代李义山、温飞卿，又把韩偓也列入其中，反而另把段成式列为一种体裁。王素有《效阮公体》诗，李商隐、杜牧都有《拟沈下贤体》诗；此外，宋末的四灵、江湖诸体，以及明末的竟陵、公安诸体，都遗漏未载，却另行创立了一个“才调体”。“格式”类中每种体裁选录数篇，既没有完整说明其源流，也没有简择其中的精华，遗漏实在很多。又因袭齐己《风骚旨格》而加以推演，随意增立许多名目，却毫无根据。“制作”类所选的名句，大多是从诗话中搜集来的。例如何逊“金粟裹搔头”一句见于黄伯思《东观馀论》，本来是作为考证材料引用，并不是说这句诗写得工巧；书中却把这类内容一概列入，实在没有深入考察。所列对偶的方法尤其繁琐琐碎。“合论”“工力”“时代”“针砭”四类，也都是杂取陈旧说法。“品衡”类分为十六格，各选古诗来充实内容，但都不恰当。“盛事”类遗漏很多，内容也有不少泛滥之处。“题引”类评论近人拟制诗题不够雅正，很能切中这种弊病。不过，所引用的各种格式虽然分类列目，实际采用古代诗题，却有许多不恰当之处。“琐语”类都是费经虞的笔记，其中偶尔有些话还值得取用。大体上，他在古代推尊严羽，在近人中推尊王世贞。 “音韵”类与“格式”门一样冗杂琐碎，而且本来就是“格式”中的内容，却另列一门，也没有体例。其中《礼部韵略》一卷，只有字而没有注，题作《雅论礼部韵略》，几乎不成文句。看它的附记，大概是费经虞有这样的文字，而他的孙子锡璜把它补入书中。费经虞又说，吴棫的补叶、杨慎的转注也应当收录。但这部书中没有这些内容，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的说来，作者只是想搜集得多，却不善于取舍。像游艺《诗法入门》中所载“律诗平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类的说法，也都一并收入，难怪劳心费力却收效很少。△《艳雪斋诗评》二卷、《词曲评》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诗评》有崇祯己巳年自序，《词曲评》有崇祯戊辰年自序，都署名为“石公”。他的私印上名字是“亭奭”，字是“以召”，姓氏则无法考知，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这部编书杂取明人的诗话、词话，亲手抄录成册，并不是他自己撰写的。大体上以王世贞为准则，没有超出当时的习气。△《明人文断》（没有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全书都是搜集前人评论文章的话，抄录编成。所引用的《纬文琐语》《湖阴残语》之类的书，今天都已经失传，其中颇有可以资助考证的内容。不过，错乱、错误和杂乱之处也不少。例如所引用杜牧的一条，不知道那是《李贺集序》中专门把李贺的诗比作各种事物的话，却误以为是在泛论文章。由此可知，这部书是从贩卖流传的抄本中得来，并没有全部见到原书。△《四六金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清代陈维崧撰。陈维崧著有《两晋南北集珍》，已经著录。这部书收入《学海类编》，取元代陈绎曾《文说》中论述四六文的方法，割裂编成一书。内容相当浅陋，一定不是陈维崧的手笔。大概因为陈维崧擅长四六文，所以借用了他的名字。正如《木天禁语》假托范梈，《诗法家数》假托杨载一样。△《蠖斋诗话》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清代施闰章撰。施闰章著有《矩斋杂记》，已经著录。这部编书就是他所著的诗话。施闰章的诗深沉婉约而含蓄蕴藉，世人推许他为诗歌高手，但他的诗话却有很多可以议论的地方。如颜真卿《判杨志坚妻》、李翱《嫁韦应物女》、李绅《题放生池》、胡钉铰《感梦能诗》、廖有方《葬胡秀琯》；韩愈、孟郊友善，韩愈等人奖掖后辈；淳化年间的《老妓诗》；《老叟改萨天锡诗》；石介《庆历圣德颂》、艮岳诗谶；李后主《题金楼子》；刘长卿题诗不署姓，共十三条，全都直接抄录旧文，却当作自己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至于刘贡父《诗话》说，李商隐所吟咏的《锦瑟》是令狐楚家青衣的名字，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施闰章却把它取来采用。“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是常建《宿王昌龄隐居诗》中的句子，却误作王维《灞桥》诗。无名氏《法帖》中的两首诗，题下间有“二字”，毫无疑问是金代赵秉文所作，却把它们当作唐人作品。类似失于考证的地方也很多。大概只是偶然记下的札记，并不是很经意的作品吧。△《诗话》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毛奇龄撰。毛奇龄著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编书多记录他自己所作的诗文，以及同时代各人的唱和诗，间或也涉及唐诗。毛奇龄长于考据，诗文则只是凭才气锋芒运用典故，尤其对诗歌所知浅薄。他尊唐抑宋，并不是完全不合适；但他所评论的宋诗，都没有看出宋人的得失，任意加以讥讽。即使评论唐诗，也没有深入唐代诗歌的范围和底蕴，却妄自标榜。例如诋毁李白、李商隐、柳宗元、苏轼，都是务求发表高论，实际上茫然不知要领。第八卷记载姜仲子、姚季方说毛奇龄的相貌像苏轼的画像，又记载乩仙认为毛奇龄是苏轼的后身，而毛奇龄都把这些话看作侮辱。他反复用数百字诋毁苏轼，还写有“莫将今日扶乩画，又认他人著屐图”这样的句子，已经十分荒诞。至于说苏轼不能真正看清理学的是非，在先圣传授承继的问题上还有所取正，更是夸大的言论。一百多年来，时间久了，评论早已确定，难道有谁在理学宗派传承方面能屈指胜过毛奇龄吗？△《枣林艺篑》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清代谈迁撰。谈迁著有《海昌外志》，已经著录。这部书收入曹溶编纂的《学海类编》，实际上就是谈迁《枣林杂俎》中的一卷。所谈论的诗文，都没有超出明人的门径。书中记载张弼推尊《洪武正韵》的一条，尤其错误。△《诗辨坻》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清代毛先舒撰。毛先舒著有《声韵丛说》，已经著录。这部编书评论历代诗歌。首先是总论，其次是经，其次是逸，其次是汉至唐，其次是杂论，其次是学诗经录，其次是竟陵诗解驳议，最后是词曲。书名中的“坻”字，是因为扬雄说，自己所作的《方言》如同鼠坻与牛场相比，使用它就能使五谷成熟、百姓吃饱，不使用它就会成为粪土。毛先舒取“坻”对于道的这种意义来命名。然而毛先舒的诗学源自太仓、历下，所以把宋、元诗都置之不论，而且特别喜欢发表高论。例如说常建“深入强千里”一句不懂句法；说杜甫《咏怀古迹》第五首全篇草率，其中“伯仲”二语尤其损害了深厚雅正的风格；说元结《欸乃曲》写的是粗鄙汉子的样子，使人想要呕吐；说李白《清平调》中“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句落入填词的纤弱境界；又说“若非会向，居然滑调，一枝浓艳，君王带笑”，完全没有高雅的情趣；还说胡应麟性情追逐繁多，所以连宋、元诗也都评论。然而眼中能够容纳这样多的尘俗之物，胸襟见识也就可想而知了。而纵论上下千古，能够铸成金身、呼佛一般推尊的，却只有一个李攀龙。△《五代诗话》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清代王士祯撰，宋弼等人补辑。王士祯著有《古欢录》，宋弼著有《山左明诗钞》，都已经著录。这部书中，王士祯的原稿本来只是草创而未完成的稿本。宋弼续写增入的部分一味追求广博，于是体例受到冗杂的损害。这很违背王士祯最初的意图，但遗漏之处仍然无法避免。后来郑方坤重新加以补正，才显得文采可观。这部书的精华，已经全部被郑方坤采录了；郑方坤没有采录的，都是糟粕。现在录用郑方坤的本子，而把这个本子的目录附存下来。因为这两个本子都不是王士祯的旧本，但郑方坤学问广博融通，并不是靠琐碎拼凑得来。他的凡例所指摘的这个本子的过失，全都一一切中要害。所以录用郑本而舍置此本。△《然脂集例》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清代王士禄撰。王士禄著有《读史蒙拾》，已经著录。王士禄曾经想把古今闺阁女子的文章编成一部书，取徐陵《玉台新咏序》中“然脂暝写”的话作为书名，但徐陵所选的是艳歌，并不是女子诗，王士禄大概误引了。其弟王士祯在书写他的年谱后说：“先生著书，只有《然脂集》二百三十余卷，条目已经初步编成。大概是想编而没有完成，只留下这十条凡例而已。”《隋志》中有妇人集，这些书已经失传。明代以来的选本多得很，杂乱不堪。王士禄这十条凡例还算有条理，所以把它的名称附存于诗文评论类中，使后来的人有所考查。△《围炉诗话》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清代吴乔撰。吴乔字修龄，是昆山人。这部书的论述，如说：“意念好比米，文章则把米煮成饭，诗则把米酿成酒。饭不改变米的形状，酒却把米完全改变了。像《小弁》《凯风》这些篇章，绝不能用文章的道理平直地写出来。”又说：“诗中必须有诗人在。”赵执信作《谈龙录》，对他的这些说法都深为取法。然而通观全书，可以说偏颇驳杂得特别厉害。大体上起初尊崇长沙而排斥庆阳，又尊祖晚唐而排挤两宋。气质浮躁轻薄，想用恶毒的辱骂和狂妄的谈论来压服世俗人的耳朵，于是把王、李说成牛[疑字]驴叫，又把陈子龙比作王锡爵的仆夫。七子摹拟盛唐，确实不能免除流弊，但也各自有所依据。一定要斥责他们不配称为人类，实在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至于赋、比、兴三体并行，源自《诗经》三百篇。因触景而抒发感情，各有适宜之处。从来没有听说兴、比就一定优越，赋就一定低劣。何况唐人并非没有赋体，宋人也并非完全没有比兴。遗留下来的诗还在，我将能欺骗谁呢？可是他竟然划分界限、区别疆域，诬称宋人完全没有比兴，而所谓唐人的比兴，实际上全是穿凿附会，大半难以通晓。即使是他最推重的李商隐、韩偓两家，李商隐就被说成每一个字都是为令狐楚而吟咏，韩偓则每一句都是为朱温而发。平心而论，果真全都如此吗？阎若璩《潜邱劄记》记载吴乔自我夸耀的话说：“贺黄公《载酒园诗话》、冯定远《钝吟杂录》和我的《围炉诗话》，可以称为谈论诗歌的三部绝作。” 这是什么话呢？△《漫堂说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清代宋荦撰。宋荦著有《沧浪小志》，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谈论诗歌的话，收入《学海类编》中。与曹溶所收的《伪妄诗话》相比，还算是真本。不过宋荦已经把它编入《西陂类稿》中了。△《说诗乐趣》二十卷、附《偶咏草续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伍涵芬撰。伍涵芬著有《读书乐趣》，已经著录。这部书全是搜集前人的诗话。《偶咏草续集》则是他自己所作。因为他所撰的《读书乐趣》末尾有《偶咏草》，所以这里称为“续集”。这部书内容庞杂而没有条理，取舍也失去次序。卷首列出的引用书目，错误混乱之处不一而足。由此也可以知道他在诗歌方面的情况了。伍涵芬《偶咏草》中有“侨居白下三山市，乱卖紫溪伍氏书”一句。大概是贫困的士人靠刊刻、贩卖书籍来供给自己，本来就不是以著述为打算。△《柳亭诗话》三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清代宋长白撰。宋长白原名宋俊，按字行世，是山阴人。这部书完成于康熙乙酉年。从三代直到近人，凡是涉及诗歌的人，大多有所记录。书中时常按照自己的意见加以品评，但议论和考据大多没有根基。这仍然是明代末年山人的余绪。△《原诗》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叶燮撰。叶燮著有《江南星野辨》，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是他论诗的话。分为内篇、外篇，内篇、外篇又各分上、下。它的主旨在于排斥有明七子的摹拟，以及纠正、抨击近人的剽窃，所说的话都深深击中弊病。不过文辞胜过思想，虽然极尽纵横博辨之能事，却是写论说的体例，不是评论诗歌的体例。其中也有不少自以为高明而欺人的话。例如说，宋诗在工巧和拙劣之外，工巧之处固然有意求工，拙劣之处也有意写拙；如果用工拙来评定高下，宋人是不会接受的。这种说法用于苏轼、黄庭坚等几家还可以，概括地说宋人都如此，难道是这样吗？至于说谢灵运胜过曹植，也不过是故意发表高论罢了。△《春秋诗话》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清代劳孝舆撰写。劳孝舆字巨峰，又字阮斋，南海人。以贡生身份出任镇远县知县。这部书专门选取《春秋左氏传》中引用诗句的内容，编成五卷。第一类叫“赋诗”，如重耳赋《河水》、秦穆公赋《六月》之类。第二类叫“解诗”，如郤至解释《兔罝》、穆叔解释《三夏》和《文王鹿鸣》之类。第三类叫“引诗”，如郑太子忽辞谢婚事时引用“求多福”，陈敬仲辞去卿位时引用“翘翘车乘”之类。第四类叫“拾诗”，就是古诗中散佚的句子，由左氏拾取并列出，分别列为赋诵、讴歌、谣箴、铭、投壶词、繇词、谚隐等名目。第五类叫“评诗”，就是《吴公子观乐》一篇。每条后面都附上自己的见解。这部书既不是考订解释传文，也没有完全沿袭考辨诗义的做法。虽然编纂搜辑很勤勉，却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铁立文起》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代王之绩撰写。王之绩字懋功，宣城人。这部书都是论述作文方法的，“铁立”是他的书斋名。卷首题为《文体通论》。前编十二卷，从“自序”到“七”，共九十三种文体；后编十卷，从“王言”到“论判”，共四十八种。大致取材于《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二书，再参以自己的意见加以补充。然而持论多有偏颇，不能看出作文的要领。甚至认为屠隆的《溟海波恬赋》胜过木华、郭璞的作品，更是把优劣次序颠倒了。△《学稼馀谭》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书前题作“栎社老人辑”。上卷名为《诗鹄》，中卷名为《诗考》，下卷名为《诗话》。它的下卷又分出一个子卷。《诗考》和《诗话》都是采辑各书编成的，尤其冗杂琐碎。《诗鹄》认为诗有南、北两宗，《国风》中“林有朴遬”是南宗的话，“我心匪石”两句是北宗的话。这是抄袭伪本贾岛《二南密旨》中的说法，尤其缺少辨别取舍。又说七言古诗是唐代歌行尚未发展成熟的形式，那就更加奇异了。△《榕城诗话》三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清代杭世骏撰写。杭世骏有《续方言》，已经著录。这部书是雍正壬子年杭世骏以举人身份充任福建乡试同考官时所作，所以用“榕城”命名。（按：雍正壬子、乙卯两科，都由邻省举人充任乡试同考官，因此杭世骏是凭甲辰科举人的身份担任这一职务的。谨附记于此。）他评论诗歌，以王士祯为宗旨。因此，像冯舒、冯班、赵执信、庞垲、何焯等不依附王士祯的人，他都深表不满。对于同时代的人物，他无不极力标举，想仿效王士祯的各种杂著。然而王士祯善于选择，每部诗集只节取一两联，往往很有可观之处；杭世骏却做不到这一点。──以上“诗文评类”共八十五部、五百二十四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