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经部二十

译宋代李如圭撰。李如圭字宝之，庐陵人，官至福建路抚干。考《文献通考》引用宋代《中兴艺文志》的话说：“《仪礼》既已废弃，学者不再诵读学习。乾道年间有张淳，开始订正其中的错误，作《仪礼识误》。淳熙年间，李如圭作《集释》，出入经传之间加以考证，又作《纲目》来区别章句的旨意，作《释宫》来讨论宫室的制度。朱熹曾经同他校定礼书，大概是熟悉礼学的人。”由此看来，李如圭应当与朱子同时代。可是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李如圭是淳熙癸丑进士，《文献通考》引用陈振孙的话，又作绍兴癸丑进士。考察淳熙年号共十六年，其中实际上没有癸丑年。绍兴癸丑是高宗改元后的第三年。朱子校订《仪礼》，是在晚年。疑心应当是绍熙癸丑，陈氏、马氏都误写了一个字。宋代自熙宁年间废止《仪礼》以后，学者很少研究这部经。李如圭完整抄录郑康成《注》，又广泛引用旁证为之解释，补充了许多贾公彦《疏》中没有详备说明的地方。他还撰写《纲目》《释宫》各一篇，但世上没有传本，所以朱彝尊《经义考》说：“都没有见到。” 现在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编排成书。十七篇中，首尾完整的还有十五篇。只有《乡射》《大射》两篇在《永乐大典》的缺卷中，它们的《纲目》一篇也缺失，无法考证补足，姑且仍依原貌保存。不过已经得到全书的十分之九了。《仪礼》这部经书，因为研究它的人很少，经文和注文往往有讹误脱漏。李如圭生于南宋，还能见到古本。现在依据古本校正，补入注疏本经文脱字二十四处，改正讹字十四处，删去衍字十处；补入注文脱字五百零三处，改正讹字一百三十二处，删去衍字一百六十九处。并且参考唐《石经》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张淳《仪礼识误》和各本在文句、字体上的差异，凡是需要辨析考证的地方，多得无法一一列举，都分别附上按语在下方。至于《乡射》《大射》两篇，虽然李如圭的解释已经失传，也参考采用惠栋、沈大成两家所校的宋本，用唐《石经》本加以验证，补入经文脱字七处，改正讹字四处，删去衍字二处；补入注文脱字四十一处，改正讹字三十九处，删去衍字十七处，以此使《仪礼》成为完整的篇帙。李如圭原本共十七篇，每篇各自成一卷，其中有些篇章文句较为繁多，篇幅太长，难以分成卷帙，现在将其析分为三十卷。《释宫》仍然单独作为一部书，另行著录。△《仪礼释宫》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李如圭撰。李如圭既作《仪礼集释》，又作这部书来考察论述古人的宫室制度。它仿照《尔雅·释宫》，分条分类编排，分别引用《经》《记》《注》《疏》，互相参考、证明。例如依据《顾命》中关于东西序、东西夹、东西房的文字，证明寝、庙的制度不同于明堂，而不采用《郑志》所说的成王死在镐京，宫室因沿袭文王、武王而没有改建，所以制度同于诸侯的说法（按：《郑志》的这条内容见《顾命》孔颖达《疏》）。又如关于大夫、士有东房、西室的说法，虽然仍沿用旧注，却根据《聘礼》“宾馆於大夫士”证明大夫、士也有右房；又根据《乡饮酒》和《少牢馈食》证明大夫、士也有左房、东房的称呼，这同天子、诸侯说左而相对称右、说东而相对称西是一样的。他的辨析详细明白，深得经文旨意，阐发了先儒没有阐发的内容，大体都如此，不是那些凭空谈论礼制的人所能做到的。考察《朱子大全集》也收有他的这篇文章，与这里大致相同，只是没有序文和引言。宋代《中兴艺文志》说朱子曾经同他校订礼书。疑心朱子确实曾抄录李如圭的这篇文章，而编集朱子文章的人于是误以为是朱子所作，便收入文集中，就像苏轼抄录刘禹锡的话并题在姜秀才课册上一样，结果误编入苏轼文集。看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对于《乡饮酒》“荐出自左房”和《聘礼》“负右房”，都只是保存贾公彦《疏》的说法，与这篇文章所说的不同。这也可以作为它不是朱子所作的一个证据。古代宫室都有固定的制度，历代屡经变更，逐渐不同于原来的样子。像序、楹、楣、阿、箱、夹、牖、户、当荣、当碑之类的处所，读《仪礼》的人尚且不能完全知道它们的位置，那么对于陈设之地、进退之位就都不能明白，甚至还用后世宫室的规模来臆测先王制度的尺寸，实在失去了真实情况。这部书的编成，确实是研究《仪礼》者的准则。宋代陈汶曾为《集释》作序，在桂林郡学舍刻印，并同时刻印这篇书。如今刻本已经不流传，只有《永乐大典》完整收录了它的文字，另编为一卷，题作《李如圭仪礼释宫》。看来它所依据的仍是宋本。现在据此辑录出来，仍附在《集释》之后。其中字句与朱子本略有异同，似乎朱子本是初稿，这一部是定稿。现在全部依照《永乐大典》所载，以保存李如圭的原貌。△《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杨复撰。杨复字茂才，号信斋，福州人。郑逢辰任江西漕时，把自己撰写的《仪礼经传通解续》献给朝廷，获赠文林郎。这部书成于绍定元年戊子。《书录解题》说成于淳祐年间，大概没有核对他的《自序》。序文说，严陵赵彦肃作《特牲、少牢二礼图》，拿去向朱子请教。朱子认为，如果再得到《冠昏图》，并对堂室制度作进一步考察，就更好了。杨复于是依据老师原来的旨意，抄录十七篇经文，节取旧说，疏通其意义，详细说明各种仪节和陈设的方位，并附上图，共二百零五幅。又分为《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绘图二十五幅，命名为《仪礼旁通图》，附在后面。他对于这部经书，可以说用心勤恳专一。只是读《仪礼》的人，必须先明白古人的宫室制度，然后各物所处的位置、陈设的地方以及揖让进退，才不会失去正确方位。因此，李如圭《仪礼通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都特别提出《释宫》一篇，用来总括纲领，使各项内容都有所依附。这部书却独独省略了这一门，只是随事绘图，有时纵向，有时横向，既没有固定方向；有时在左，有时在右，也只列出一角。

译于是就像满屋散落的钱币，纷乱而没有条理。它在《宫庙门》中只有七幅图，颇为遗漏简略。而且对于远近、宽窄，完全没有尺寸比例。比如序外的两夹，刘熙《释名》所说的“在堂两头，所以叫夹”就是这种地方。图中却把它同房、室并列，于是《公食大夫礼》“宰东夹北西面”，《疏》说“位置在北堂之南”，以及《特牲馈食礼》“豆、笾、鉶在东堂”，《注》说“在房中的东面、正当夹的北面”等内容，都茫然无法知道它们的位置了。门与东西塾本来同在一处地基上，图中却把它们分列在东隅、西隅，于是《士虞礼》“七俎在西塾之西”便没有相应的地方，《士冠礼》“摈者负东塾”之类也都不在应有的位置上。像这类情况，实在还不能做到条理清楚。不过其余各图，大多仍依照经文绘制形象，约略举出主要内容，大致可以看出古礼的梗概，对于学者并非没有帮助。一两处错漏，体谅这是初创之作，难以一下做到完善，也就可以了。△《仪礼要义》五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这是宋代魏了翁所撰《九经要义》中的一种。它对每篇分别列出条目，摘取《注》《疏》的内容，抄录在下方，体例大致同《周易要义》。大概他著书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仪礼》这部经最难读，各位儒者的训诂也很少。史书著录的相关著作，除《丧服》诸传以外，《隋志》只有四家，《旧唐志》也只有四家，《新唐志》只有三家。如今只有郑玄《注》、贾公彦《疏》还保存着。郑玄的注文古奥，有时很难立即通晓。贾公彦的《疏》文字繁多、语句重复，虽然详细丰富，却失于枝蔓，头绪也不容易看清。《朱子语录》说它不很分明，大概也是有原因的。魏了翁把它删削整理，分列纲目，条理井然，使礼制、节次、尺度等方面的区别，打开书就能明白，不再因文辞义理纠缠而感到困难。他的梳理、爬剔和抉发，对学者最有功劳。虽然他采录的内容不及其他各家广泛，但《仪礼》的训诂都在郑、贾的著述中，郑、贾的精华又都集中在这部书所选取的内容中。后来的解释著作虽然很多，大体都以《注》《疏》为蓝本，那么这部书也可以说是提取了它们的纲要。△《仪礼逸经传》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吴澄撰。吴澄有《易纂言》，已经著录。这篇书搜集散佚的经文，用来补足《仪礼》遗失的内容。经文共八篇：一篇是《投壶礼》，一篇是《奔丧礼》，取自《礼记》；一篇是《公冠礼》，一篇是《诸侯迁庙礼》，一篇是《诸侯衅庙礼》，取自《大戴礼记》，并参考《小戴礼记》加以订定；一篇是《中霤礼》，一篇是《禘于太庙礼》，一篇是《王居明堂礼》，取自郑康成《三礼注》所引用的散佚文字。它编排的先后，都依照行礼的节次，不完全按照原文的次序，大概是仿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体例。引用二戴《记》时注明出处，引用郑玄《注》时不注明出处，这同王应麟《郑氏易》的做法相同。古人著书，不如后来的体例严密，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它的传文共有十篇，都取自二戴《记》：一篇是《冠仪》，一篇是《昏仪》，一篇是《士相见仪》，一篇是《乡饮酒仪》，一篇是《乡射仪》，一篇是《燕仪》，一篇是《大射仪》，一篇是《聘仪》，一篇是《公食大夫仪》，一篇是《朝事仪》。《乡射仪》《大射仪》取自《礼记·射仪篇》中所陈述的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射礼，把它整理分为两篇。其中《士相见》《公食大夫》两篇仪礼，取自宋代刘敞所补。刘敞仿照《礼记》撰写，另有《投壶仪》一篇，也见于《公是集》，但吴澄偶然遗漏了。明代何乔新曾取来编在《朝事仪》之后，并为它作跋。通志堂刻的《九经解》又把这篇文字佚失了。大概吴澄依据的是尚未补完的旧本，不是何乔新的本子。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二十一篇又说：“汉朝建立后，高堂生传授《礼》十七篇。孔壁中发现的古文，多出三十九篇，称为《逸礼》。汉平帝时，王莽把它们立为学官，随即又废止。这些篇章仍流传到东汉，郑康成注释《三礼》时曾经引用。《天子巡狩礼》说：制作礼币，长一丈八尺，纯四<羽只>。《中霤礼》说：用功布作道布，连接到几。《烝尝礼》说：射猪的人。《军礼》说：没有干车，不从后面放箭。《朝贡礼》说：纯四<羽只>，制作长度一丈八尺。《禘于太庙礼》说：日期用丁亥；如果没有丁亥，就用己亥、辛亥；如果这些也没有，只要有亥日就可以。又《中霤礼》说：凡是在宗庙祭祀五祀，都用一头特牲，有神主，有尸，全部先在室内西南隅铺设席位。祭祀户神的礼仪是：面向南，在门内西边设置神主；然后把脾和肾制成俎，放置在神主北面。又在俎的西面设置盛器，祭黍稷、祭肉、祭醴酒，都各三次。祭肉时，脾一份，肾两份。祭祀完毕，撤去这些祭品；再陈列鼎和俎，把祭馔摆在席前。迎尸，大致如同祭祀宗庙的仪式。《王居明堂礼》说：出行十五里迎接岁神。又说：用弓袋作为佩带，在禖神之下举行礼仪，他的孩子一定能得到天赋的才质。又说：季春时节在郊外驱除疫鬼，以排除春天的邪气。又《中霤礼》说：祭灶的礼仪是：先在门内西南隅铺席，面向东在灶的陉处设置神主；然后把肺、心、肝制成俎，放置在神主西面。又在俎的南面设置盛器，也祭黍三次，祭肺、心、肝各一次，祭醴酒三次。祭祀完毕，也撤去这些祭品；再陈列鼎和俎，把祭馔摆在席前。迎尸如同祭祀户神的礼仪。又《王居明堂礼》说：不要留宿在国都之外。又《中霤礼》说：祭祀中霤之神的礼仪是：在窗下设置神主；然后把心、肺、肝制成俎。祭肉中，心一份，肺、肝各一份，其他都如祭祀户神的礼仪。又说：祭祀门神的礼仪是：面向北，在门左边的门轴处设置神主；然后把肝、肺、心制成俎，放置在神主南面；又在俎的东面设置盛器。其他都如祭灶的礼仪。又《王居明堂礼》说：仲秋时节在九门处举行磔禳，以宣泄积聚的邪气，防御和制止疾病疫气。又说：仲秋农事空闲时，百姓全都进入室内，说时令的灾杀将要到来，不要遭受它的灾害。又说：季秋时节修治道路、架设桥梁，以便利农业。又《中霤礼》说：祭祀道路之神的礼仪是：面向北，在軷上设置神主；然后把肾和脾制成俎，放置在神主南面；又在俎的东面设置盛器。祭肉中，肾一份，脾两份。

译其他各项都如同祭祀门神的礼仪。又《王居明堂礼》说：孟冬之月，命令农人把聚积的粮物全部储藏好，并把牧养的牛马系好。又说：季冬时节，命令国中酿酒，以会聚三族。君子因此喜悦，小人因此欢乐。又说：仲秋时节，命令国中聚钱合酿。《逸奔丧礼》说：来不及在下葬那天赶到，到了再次哭吊时，仍然要束发并就位，但不袒露左臂。已经把事情告知完毕的人，哭五声后就不再哭了。又说：在宗庙中为父族和母党哭吊，在寝中为妻子的亲族哭吊，在寝门外为朋友哭吊，只哭一次，不跳踊。又说：凡是拜谢吉礼和丧礼，都以左手为尊。又说：没有服丧服而袒露左臂、戴免冠并为之设位的，只有嫂和叔；凡是为死者的男子服丧，其妇女降等而不服丧的，则以麻布表示。以上共二十五条。以篇名命名的有八篇，吴草庐《逸经》八篇，只涉及其中三篇，等等；这样看来，也不能免于有所疏漏。然而同汪克宽的书相比，它的条理精密得多。《明一统志》说：‘沅州刘有年，洪武年间任监察御史，永乐年间进献《仪礼逸经》十八篇。’杨慎到内阁寻找，没有见到这部书。朱彝尊《经义考》认为，刘有年所进献的就是吴澄这部书，其中《逸经》八篇、《传》十篇，正好与篇数相合。他的说法似乎有根据。如今世间流传的《内阁书目》，只记载吴澄的书，不记刘有年的姓名。大概当时也知道这部书出自吴澄。△《仪礼集说》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敖继公撰写。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人，家居吴兴。赵孟頫曾跟随他学习。后来经江浙平章高彦敬推荐，授任信州教授。这部书成于大德辛丑年。前面有《自序》，说：‘郑康成的《注》毛病多而精粹少，我删去其中不合《经》的地方；意义有不足的，就采用疏、记或前代儒者的说法加以补充；仍有不足的，就附上自己的一点见解。’他又怀疑《丧服传》违背《经》的义理，不是子夏所作。这些看法都不免带有南宋末年竭力诋毁汉儒的余习。不过，他在郑氏《注》中记录郑氏所采用的说法，却不攻击郑氏没有采用的说法。他没有那种吹毛求疵、想尽办法争胜的心态。大概敖继公对《礼》的理解很深，他与旧说不合的地方，不过是见解不同、各自抒发心得，并不是故意矫激来争取名声。因此，他与那些没有亲眼看过《注》《疏》、只跟着声音附和争论的人不同。况且郑氏《注》文字简约，又多用古语，贾公彦的《疏》尚且不能逐一阐明。敖继公独自逐字考究，力求把它的旨意讲通，确实有所发挥，所以也不应责怪他与旧说有异同。书末各篇都附有《正误》，考辨字句十分详细，可知他并不是徒然卖弄空话。他的《丧服传》一篇，因为兼释《记》文，可以知道它作于《记》之后。他又怀疑这篇文字是郑康成分散附在《经》《记》下面的，只是不敢移动它原来的次序。又十三篇之后的《记》，朱子《经传通解》都把它们割裂开来，分别归入《经》文各条之下。敖继公则认为，各篇的《记》有专门为一条经文而发的，有兼为两条经文而发的，有兼为数条经文而发的，也有在《经》义之外另见其他礼制的；因此不敢移动、拆取它的文字，以免失去作《记》者的本意。他把自己比作不能学习鲁男子的行为，而能学习柳下惠的行为。他在书末特意作《后序》一篇记述这些情况。由此可见，敖继公所学仍有前代儒者谨慎严密的遗风，确实不同于王柏、吴澄等人奋笔改动经文的做法。△《经礼补逸》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汪克宽撰写。汪克宽字德辅，祁门人。泰定丙寅年乡试中举。元朝灭亡后不出仕。明初征召他参与修撰《元史》，他以年老有病为由辞归。洪武五年在家中去世。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这部书取《仪礼》《周官》、大小戴《记》《春秋三传》以及诸经中涉及《礼》的文字，以吉、凶、军、宾、嘉五礼统摄。吉礼有六十八目，凶礼有五十七目，军礼有二十五目，宾礼有十三目，嘉礼有二十一目，最后以《礼经附说》结束。汪克宽专心研究道学，对于礼家有关礼数、制度、数量的内容，不是深入探求的重点。对于著书体例，也不太讲究。例如每条都标明出处，这一点是对的；但在同一类别中，又把各条连续编写，合成一篇，文字彼此相连而语意并不相属，于是参差杂乱、没有头绪。况且这部书实际是考察典籍文字，并不是考察历史故事，却常常记载《春秋》中失礼的事，混杂排列在古代制度之中。例如祠礼中列有鲁昭公十五年在武宫举行祭祀；尝礼中列有鲁桓公十四年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烝礼中列有鲁桓公八年正月、五月两次举行烝祭；大阅礼中列有鲁桓公六年秋八月举行大阅；朝礼中列有《春秋》记载朝见三十六次；遇礼中列有隐公四年鲁隐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会礼中列有《春秋》记载会盟九十五次；锡命礼中列有庄公元年周王派荣叔赐给桓公命；燕飨礼中列有庄公四年夫人在祝丘宴请齐侯。这些本来都只是列出条文，尚且略微附上评论，纠正其中的错误。至于祫尝礼中记载的文公二年升僖公神主，以及诸侯大祫礼，也都引用这一条。赙赗礼中列有隐公元年宰咺归还惠公、仲子的赗，三年武氏子来索求赙；襚礼中列有襄公二十八年楚人派人让鲁公亲自为死者举行襚礼；会葬礼中列有襄公二年诸姜和宗妇前来送葬。这些全都是最严重的失礼行为，他却只是罗列原文，一句话也不加，难道不会使读者以为古礼本来就应该这样吗？至于祭寒暑礼下面，他诋毁郑康成，只因看到‘木铎徇令’一节与《夏书》的孟春相合，就指称正月是夏正，似乎没有看到《隋书·经籍志》记载郑康成注《书》只有二十九篇。又《王居明堂礼》说《月令》是汉儒所作，指认作者为吕不韦，却不知依据是什么，似乎没有看到《吕氏春秋》中有十二月纪，也实在很疏漏。程敏政《篁墩集》中有一篇题为《书是书后》的文章说：‘环谷汪先生著书十多种。先生去世后，全部被一个人偷走，窃取过来当作自己的书。《经礼补逸》一编尤其号称精确，我是费尽办法才买到的。它的原本虽然被改窜，但有附加的内容，却没有删补。真本和伪本的痕迹，十分清楚。先生的元孙文汇等人努力谋求刊行，因此我亲手校订，又把先生的画像摹绘在书卷开头，另编《附录》一卷。’

译这个本子有附录、关文、行状之类的内容，却没有画像，也没有程敏政这篇《跋》，难道是后人另外得到一个经过改窜的本子并将其刻印出来的吗？因为它是元人的旧书，议论还没有失去醇正，姑且保存下来，以备一家之说。△《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的第二部。它的诠释体例有七条，与《周官义疏》相同。把《经》文分为四十卷，卷首冠以《纲领》一卷、《释宫》一卷，这两卷不计入卷数；卷末列《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仪礼》极其难读，郑氏《注》的文句古奥，也不容易理解。而且它完全属于名物、制度、数量方面的学问，不能凭空话任意逞辩。因此宋代儒者大多回避而不讲，即使偶有论述，也多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元代敖继公的《仪礼集说》能够疏通郑氏《注》并纠正其中的错误，号称善本。所以这部书的大旨以敖继公的说法为宗旨，同时参照考核各家学说，补正其中的错误和遗漏。至于今文、古文的异同，则全部采用郑氏《注》的说法，并把它移附在音切下面；《经》文、《记》文的次序，则完全依从古本，不采用割裂附会的说法。所分的章段，大多依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并用杨复、敖继公的说法互相参校。《释宫》采用朱子点定的李如圭本，《礼器》采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采用杨复《仪礼图》本，同时逐一刊正其中的讹误，补拾其中的疏漏。把积存数百年的尘封旧编搜罗剔抉、爬梳整理，使疑难的义理和深奥的文辞一下子融会贯通、像冰雪消释，先王的旧典也可以沿流溯源而得到它的门径。考证的功力，实在比其他经书多出一倍有余。这难道不是圣朝表彰古学、为万世所罕有的盛会吗？△《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本朝张尔岐撰写。张尔岐有《周易说略》，已经著录。这部书全部录载《仪礼》郑康成的《注》，摘取贾公彦的《疏》，略微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因为郑注文字古奥难通，所以又为它分定句读。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有其父马廷鸾的《仪礼注疏序》，说他家中‘有景德年间的官刻本《仪礼疏》。校正《经》《注》的文字，都标明起止，而把《疏》文列在下面。于是又用监本加以补益，亲手点校。并且取朱子的礼书以及他的门人高弟黄氏、杨氏续补的编本，分章析条，在上面题写要旨。’如今马廷鸾的书已经失传。张尔岐这部书的体例大致与它相近。考察《礼记》说：‘学习一年，要考察他能否断开经文、辨明志趣。’注说：‘离经，就是断句、分节。’那么句读就是讲解经书的首要工作。沈约《宋书·乐志》记载其他乐歌时都连写，只有《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因为只有声音而没有文义，担心句读混淆，于是每句空一字书写。这说明把难懂的句子分开，也是古代的方法。至于字句的异同，考证尤其详细。所校本子除监本外，还有唐代开成石经本、元代吴澄本，以及陆德明《音义》、朱子和黄榦编次的《经传通解》等各家本子。其中讹误、脱落、衍文、倒置以及《经》《注》混淆的地方，都参考各本而得到确切判断。又明代西安王尧惠所刻的《石经补字》最为错误，也逐一加以驳正。大概《仪礼》这部经书，从韩愈起就已经苦于难读，所以学习它的人越来越少，传刻中的错误也越来越严重。张尔岐这部书，对于学者可以说是有功劳的。顾炎武很少推许别人，但他在《与江琬书》中说：‘济阳有位张君，字稷若，名尔岐，作了一部《仪礼郑注句读》，颇能以先儒为根本，立论简洁恰当。因为他本人不求闻达，所以当时没有名声，但他的书确实似乎可以流传。假如朱子见到它，一定不会仅仅有谢监岳那样的称许。’他又在《广师》一篇中说：‘专精于三《礼》，卓然成为经学老师，我不如张稷若。’这样推重赞许他到了极点，并非没有理由。张尔岐《蒿菴集》中有一篇《自序》，说还著有《吴氏仪礼考注订误》一卷，如今不在这部书中。但这部书是新刊本，没有遗漏。难道是那一卷另行刊行了吗？△《仪礼商》二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万斯大撰写。万斯大字充宗，鄞县人。这部书取《仪礼》十七篇，逐篇作解说，很有一些新见解，但也敢于任凭自己的意见下判断。前面有应捴谦的《序》，说：‘我喜欢他思考深远，却嫌他过于自信。’这也是中肯的评论。他解释《聘礼》中‘衣之裼袭’说：‘裘衣外面的衣服称为裼衣，裼衣就是礼服。《聘礼》中，聘问完成后举行享礼，宾主都穿着裼衣来办理事务。由此推论，凡是裘衣外面的裼衣都是礼服。’考察《聘礼》郑氏《注》说：‘裼，就是脱去上衣，露出裼衣。’那么裼衣上面显然还有衣服。贾氏《疏》说：‘假如冬天穿裘，贴身有单衫，单衫外又有襦袴，襦袴外面有裘，裘外有裼衣，裼衣外面又有上服、皮弁服、祭服之类，这些才是礼服。’按照万斯大的说法，裼衣上面就不能再有皮弁、祭服之类了。至于《玉藻》所说‘君穿狐白裘，用锦衣作裼衣’，大概诸侯戴皮弁视朔时，只特意用锦衣作裼衣，没听说可以不加皮弁服而专门使用锦衣。《玉藻》又说：‘君子穿狐青裘，袖口用豹皮，以玄色纱衣作裼衣。’大夫助祭时穿爵弁、纯衣，也只是特意用玄色纱衣作裼衣，没听说不用纯衣而改穿玄色纱衣。这样看来，说裼衣上面没有礼服，不仅违背郑氏《注》，也违背《经》文。万斯大又说：‘袭衣就是在裼衣上加穿深衣。大概裼衣衣襟直开，所以会露出美好的衣服；深衣衣襟交叠，所以不会露出美好的衣服。’

译现在就以聘礼所穿的皮弁服来考察：皮弁服下面是朝服，朝服下面是玄端，玄端下面是深衣。深衣是庶人的服装，而聘礼重视聘问、轻视享礼。如果享礼时穿皮弁服并穿裼衣，聘问时却穿深衣并穿袭衣，那么聘问所穿的服装反而比享礼所穿的服装低三等，尊卑等差的道理又在哪里呢？况且主国国君和使臣在宗庙中举行聘礼，却各自穿着庶人的服装相见，说这样可以充作美饰，哪有这种道理？他的《庙寝图》把东西两箱列在东西堂之下，就像现在的廊庑。考察《公食大夫礼》说：‘宾登堂，公作揖，退到箱下。’ 他又说：“公降下阶，再拜。”如果箱在堂下，那么他已经退到箱处，为什么还要下阶呢？所以郑玄《注》把箱解释为堂上东夹室的前面。《汉书·董贤传》说：“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董贤，引见于东箱。”由此可见，东箱显然不是廊庑之间。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右个清晏。”李善注引杜预《左传注》说：“个，就是东西两箱。”东西两“个”在堂上，那么东西两箱显然不在堂下。万斯大所绘制的图，也不符合《仪礼》经义。然而万斯大博学通达，思考尤其敏锐，他意见正确的地方，往往阐明了前人没有阐明的问题。卷末附有《答应嗣寅书》，辨析朝会之处没有堂，尤其精密详核。舍弃他的短处而取其长处，对考证也很有帮助。△《仪礼述注》十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本朝李光坡撰。李光坡有《周礼述注》，已经著录。这部书总括郑玄《注》和贾公彦《疏》的大意，并节略其中的文辞；也间或采用各家的异同说法，附在后面。其中《注》《疏》的原文，有些可以删削。例如《士冠礼》说：“筮人拿着荚，抽出上面的韇。”《注》说：“现在收藏弓箭的器物叫作韇丸。”考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公的徒众脱下铠甲，拿着冰而蹲坐。” 杜预注说：“冰，就是韇丸。有人说：韇丸就是箭筒。”《方言》说：“收藏弓的器物叫鞬，有的叫韇丸。”《后汉书·南匈奴传》说：“现在带着各种杂色丝织品五百匹、一具弓鞬韇丸、四发箭，遣送给单于。”《广雅》写作“〔OCR疑误：<卖皮><皮丸>〕”。这里借韇丸来说明“韇”字的训释，并不是《仪礼》经文的正义，删去它是可以的。至于《士冠礼》“赞者在房中洗觯，靠近处斟醴”一句，《注》说：“负责斟酒的赞者，因为宾客的尊贵，不进入房中。”李光坡节录这两句后，就变成宾客不亲自斟酒而由赞者代斟，意义反而不明，这就是不应删去的内容被删掉了。又，《注》中记载古文、今文，往往与经义密切相关。例如《士丧礼》“设决丽于〔缺字〕”，《注》引古文“〔缺字〕”作“捥”。考察《管子·弟子职》说：“吃饭一定捧着，羹汤不用手。”《吕氏春秋·本味篇》说：“〔缺字〕述荡之。”高诱注说：“〔缺字〕，是古代‘手捥’二字。”据此，用古文的“捥”来证明今文的〔缺字〕，意义就更加清楚；而李光坡一概节略，也过于简略。他旁征各家的说法，尤其有时考察得不够审慎，例如《公食大夫礼》说：“饮酒、浆饮，在东房等候。” 《注》说：“先说饮酒，是为了说明它不是献酬之酒。”又说：“宰夫右手拿着觯，左手拿着丰，进来把它设置在豆的东边。”《注》说：“饮食中备有酒，是优待宾客。”李光坡引用杨孚的说法：“上文‘饮酒、浆饮，在东房等候’，《疏》说酒和浆都是用来漱口的。这里‘进来把它设置在豆的东边’，《疏》又说浆用来漱口，不用酒，主人仍然把酒浆设置在那里。因此，关于‘优待宾客’的两种说法彼此矛盾。下文说：‘在上豆之间祭饮酒，鱼、腊、酱、湆不祭。’鱼、腊、酱、湆都不祭，却祭饮酒，由此可知酒是用来优待宾客的，只是宾客不举饮罢了，怎么会是漱口之物呢？应当以‘优待宾客’的说法为正确。”现在考察贾公彦前面的《疏》说：“酒和浆都是用来漱口的。”意思是两种饮料本来都一同设置，等待宾客使用。后面的《疏》说：“浆用来漱口，不用酒。”意思是两种饮料虽然一同设置，实际上宾客只使用浆。前后意思相承，并没有矛盾。杨氏实在没有理解《疏》的意思。至于郑玄《注》所说“优待宾客”的含义，也是说宾客漱口时只使用浆，而主人仍然特意设置酒，所以称为“优待宾客”。下文所说祭饮酒，是宾客增加敬意，用来报答主人以酒浆漱口的优待，与其他篇中献酬用的酒和祭酒不同。看郑玄上面的《注》，明白说饮酒不是献酬之酒，那么它是饭后清洁口腔的饮料，就可以知道了。杨氏认为设置饮酒是优待宾客，却说饮酒不是用来漱口的，对郑玄《注》“优待宾客”的含义也没有弄明白。再考察《周礼·酒人》说：“供给宾客礼酒、饮酒，并奉上它们。”《注》说：“礼酒，是飨宴之酒；饮酒，是进食时的酒。”贾公彦《疏》说：“所谓‘饮酒，是进食时的酒’，就是《曲礼》所说‘酒浆放在右边’。这不是献酬之酒，而是漱口之酒。”那么杨氏认为饮酒不是漱口之物，就同《酒人》的《经》文、《注》文都相矛盾了。李光坡采用这种说法，实在是没有深入考察。不过，像《士冠礼》说：“母亲拜谢接受，儿子拜谢送上。”李光坡认为：“母亲拜谢接受，是接受脯肉后行拜礼，并不是拜自己的儿子。”这个解释最为恰当。因为这里的“拜受”，就像《大射仪》说“主人洗手，洗象觚，升堂，斟膳酒，面向东北献给公，公拜谢接受”，是拜谢接受酒觚，并不是公先拜谢他的卿大夫。又如《特牲馈食礼》说：“主人洗角杯，升堂，斟酒，给尸漱口，尸拜谢接受。”也是拜谢接受角杯，并不是祖先先拜谢自己的子孙。这一类解释，很有可取之处。又如《丧服记》说：“丈夫为兄弟所穿的丧服，妻子降一等。”万斯同据此认为这是嫂叔之间有服的证据，李光坡不采用他的说法，也可见他颇有取舍判断。《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之学，到宋代已经衰微，到明代几乎绝迹。《仪礼》尤其为世人少有研习，几乎被当作废纸而抛弃。给它作注的人寥寥几家，即使像郝敬《完解》一类稍有名声的著作，大多也只是牵强揣测，任意产生臆见。这是因为《周礼》还可以谈论王道、霸道，《礼记》还可以谈论诚、敬，《仪礼》却全是礼仪制度和仪节文辞，不是空泛的言辞所能铺陈发挥的，所以讲学家避而不谈。李光坡这部编著，虽然优点和缺点都有，但疏解简明，使学者不必担心难以阅读，也足以作为讲说《仪礼》的入门途径。△《仪礼析疑》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方苞撰。方苞有《周官集注》，已经著录。这部书的主旨，是列举《仪礼》中可疑的地方加以详细辨析；没有疑问的地方，连同经文也不收录。方苞对于三礼之学，研究《周礼》较为深入。他晚年自称研究《仪礼》达十一次，用力确实勤苦，但也颇为自信。例如《士冠礼》“缁布冠缺项”，郑康成把“缺”读作“頍弁”的“頍”。敖继公则说：“用一条缁布围在冠上作为缺项，另用一件东西贯穿它，两端相对之处又用缨连接。”历来讲解《仪礼》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说法。方苞说：“既然有紒用来束发，为什么又要用缁布围绕冠？根据经文，应当是把青色组带称为缁，后面连接缺项，前面系在两端，再结在下颌之下。”他不知道郑氏把“缺”读作“頍”，固然是改了字；但郑氏另有注说：“项中有〔OCR疑误：纟屈〕。《疏》说两头都是〔OCR疑误：纟屈〕，另用绳子穿过〔OCR疑误：纟屈〕中间把它结起来。《广韵》解释〔OCR疑误：纟屈〕为缺。《类篇》说：‘〔OCR疑误：纟屈〕，就是结。’那么郑氏这一注很有根据。显然是缺项用布做成结，然后再加上绳子。”敖继公的说法尚且有不详细之处，方苞却离敖氏的说法更远了。《士昏礼》“纳征：玄纁束帛”，方苞说：“送交聘币的仪节没有记全，为什么？这是士和庶人普遍通行的礼仪，人人都知道。”然而《经》文从“俪皮”以下既然说“如纳吉礼”，就不能因为人人通行而省略。况且束帛是十端，这在《周礼》郑玄《注》和《礼记·杂记注》中说得很详细：十端合为一束，两端相对卷起，共为一两。方苞只说“拿着一两来致辞”，却不知道“一两”究竟指什么。至于《有司彻》的“侑俎”二字，大概总括羊的左肩、左肫以下各项；下一节的“阼俎”，则是承接羊肺等各项。方苞因为前文已经有“侑”和“俎”，便认为这里是衍文。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么它就同下文的“阼俎”不能相配，都是因为没有详细考察的缘故。不过，他用功既深，阐明经义的地方也不少。他在《士相见礼》中辨析《注》所说宾客返回相见后就有燕礼这一说法不对；又辨析张设侯的下纲这一段文字为什么见于《乡射》而不载于《大射仪》，这些都是通过《周礼》来贯通说明的。在《聘礼》“公答拜两次，摈者出来，站在门中与之相拜”一句，他认为应当等公拜完之后，摈者才返回去取回币帛。在《觐礼》“侯氏走近帷门外，再拜”一句，他解释使者不答拜，是因为王命尚未宣布，不敢接受拜礼。这些都经过细心体会，符合经义。其他同类的可取之处还有很多。检查他的全书，总的说来是优点多于缺点。△《仪礼章句》十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本朝吴廷华撰。吴廷华字中林，起初名叫兰芳，是仁和人。康熙甲午年中举人，由中书舍人历任福建海防同知。乾隆初年，曾被推荐参与修撰三礼。杭世骏《榕城诗话》说：“吴廷华离职以后，寄居在萧寺，钻研贾公彦、孔颖达的著作，写成《二礼疑义》几十卷。”考察吴廷华所著的《周礼疑义》，现在没有见到；而这部书却名为《章句》，不知道是否另有《仪礼疑义》，或者是后来改名为《章句》。此书认为张尔岐《仪礼句读》过于拘守郑玄《注》，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以分句为主，笺注又失于过于简略，因此折中采用前代儒者的意见，用来补足两书没有涉及的地方。每一篇中，都划分段落次序；每一段之内，又分析句读。它的训释大多依据郑玄、贾公彦的笺注疏解，也间或采纳其他说法，附上按语加以阐明，对于丧礼尤其详尽审慎。例如《丧服》“嫡孙”一条，《疏》认为祖孙本来不是一体，这里是祖父为嫡子服斩衰，所以对孙不再服重服，只特别提高到大功；《疏》的说法不对。《士丧礼》“陈列大敛用具”一条中，熬煮的黍、稷各两筐，敖继公认为这是放置用来代替奠祭的东西；吴廷华独自遵从《注》的说法，认为设置这些是为了聚集蚂蚁，去掉熬物，蚂蚁也就一同离开，大概是较好的处理办法。他又认为《既夕礼》“皆木桁久之”一句中的“久”，应当写作“庐人灸诸墙”的“灸”，意思是柱子，用来辨明《注》《疏》的说法不对。他又说：“祖奠时，主人应当在灵柩东边，奠品在灵柩南边，那么也就在灵柩东边；《注》说主人和奠品都在灵柩西边，是不对的。”这些说法颇为精确。只是对于三年之丧，他过于相信毛奇龄关于三十六月的说法。他不知道这一说法由唐代王元感首先倡导，当时已经被礼官驳斥，阎若璩《潜邱劄记》辨析得尤其详细。吴廷华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考察到。又说：“袒免的‘免’，怀疑是衬冠。”考察《疏》说，髽与括发，是用麻布从颈部向前交结在额头上，再绕过发髻；免也是这样，只是麻布宽一寸不同。没有听说过有衬冠。他的说法也是穿凿附会。不过，他分章析句，解释经文，笺注疏解明白简要，对于经学确实不能说没有补益。△《补飨礼》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诸锦撰。诸锦有《毛诗说》，已经著录。这部编著认为，《仪礼》十七篇中有燕礼，有公食大夫礼，却唯独没有飨礼。不过，飨礼见于《周官》《春秋传》《礼记》的内容，仍然可以考察得到。元代吴澄撰写《纂言》和《考注》时，曾经作《补经》八篇、《补传》十篇，却唯独没有专门写出飨礼的内容。大概是因为《聘礼》《觐礼》篇都兼及飨食，认为两者可以互相贯通，所以略去不论；却不知道飨作为一种礼仪，远不是一次聘礼或觐礼所能包括的。既有祭祀天帝、合祭祖先的大飨，又有天子享宴诸侯之长、两国国君相见以及各种飨宴宾客的不同礼仪。如果不单独编成一篇，那么即使各书中有可考的材料，也无法由此考察其完整内容。因此，他依据《周官》中宾客礼仪的记载，联系相关事项加以编排；又采用《左传》《礼记》中互相发明的材料，逐条注在下面，编成《补飨礼》一卷。考察敖继公《仪礼集说序》说：“《公食大夫礼》说：‘设置洗濯器具如同飨礼。’意思是按照国君飨宴大夫的礼仪办理。但如今的《仪礼》经文中竟没有这项礼仪，那么就是散佚了。”根据他的考察，《仪礼》原本确实有《飨礼》一篇，且经文可以作为证明。

译诸锦所补写的内容，并不是凭空臆造。而且这部编著以《周官》为根本，《经》本来就是《仪礼》的纲领。用经文补充经文，本来没有不合体例的问题。至于分条注释所采用的传记材料，都是自然的证据，条理清楚，尤其不是牵强附会之作。对于荐笾、不荐笾的异文，以及庭燎、门燎究竟由阍人还是甸人掌管的不同说法，他都保留两种解释，不作穿凿，这也胜过空谈臆断的学问。全书虽然寥寥不足二十叶，但保存下来的古典材料足以资助考证，不能因为篇幅少就弃置不顾。△《礼经本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蔡德晋撰。蔡德晋字仁锡，是无锡人。雍正丙午年中举人，乾隆初年因杨名时推荐而任司务。此书前十六卷都是《礼经》原文，第十七卷附有吴澄辑录的《逸礼》八篇；全书都引用宋、元、明以来各家的说法，与《注》《疏》相互参证，总的旨趣都不违背古义。对于名物制度，考证辨析颇为详尽，也间或提出新的解释。例如《士冠礼》经文说：“用魁柎涂饰白色鞋。”郑玄《注》说：“魁，是蜃蛤；柎，是涂敷。”大概是把蛤灰涂敷在鞋上，以取得洁白朴素的效果。《说文》所说的魁蛤，就是确切的证明。可是他引用万斯大的说法，认为“魁是用木制成的。明代的巾帽以木头制成模具，称为魁头，大概就是源于此”，就未免是杜撰而没有根据了。然而像《士冠礼》经文又说：“就席坐下，梳理头发，设置笄。” 敖继公认为这是固定冠帽的笄。蔡德晋则说：“笄有两种：一种是安置在发髻中、用来固定头发的笄；一种是固定弁冕冠帽的笄。这里还没有加冠，显然是安置头发的笄，敖继公的说法错了。”这个辨析也相当精密，是前代儒者没有达到的。△《宫室考》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任启运撰。任启运有《周易洗心》，已经著录。这部书在李如圭《释宫》的基础上另行分类编排，分为门、观、朝、庙、寝、塾、宁、等威、名物、门的大小广狭、明堂、方明、辟雍等类，考证相当详尽严密。只是他认为房的东边是东厢，西边是西厢；北牖、东牖、西牖和南户都属于堂的东部，东边是东堂，西边是西堂；堂上东西两面的墙叫序，序的东边是东夹室，西边是西夹室；南墉、东墉、西墉和北户都偏向东边，东边是东堂，西边是西堂。按照他的说法，那么东西两厢在房的东西两侧，东西两夹室在堂的东西两侧；东西两厢的南面、东西两夹室的北面，又有东西两个堂，这样就有四个东西堂了。然而考察经传，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仪礼·觐礼篇》《注》说：“东厢，是东夹室的前面，是回旋等候办事的地方。”《特牲馈食礼》《注》说：“西堂，在西夹室前面，靠近南边。”《疏》说：“这就是西厢。”《尔雅·释宫》说：“房室有东西两厢的叫庙。”郭璞《注》说：“夹室前面的堂。” 据此看来，东西厢就是东西堂，明确位于东西夹室之前；而任启运说它在东西夹室之后，是错误的。《公食大夫礼》说：“公向宾作揖，退到厢下；公接受宰夫送上的束帛以劝饮，面向西站立。”《注》说：“厢在东夹室之前，是等待行事的地方；在序端接受束帛。”大概东厢正接近序端，公应当在序端接受东帛，所以先站在东厢等待。距离近，办事就方便。如果东厢在东房的东边、夹室的北边，那么它向南距离序端，中间隔着一座正堂；在这里等待行事，往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方便的呢？用《仪礼》经文来验证，没有一处相合。又《汉书·周昌传》说：“吕后在东厢侧耳倾听。”颜师古注说：“正寝东西两边的室都叫厢。”如果东厢偏在房东、远在夹室以北，那么又怎么能侧耳听到呢？又《汉书·金日磾传》说：“莽何罗从外面进来，登上东厢，看见金日磾脸色改变，便奔向内寝。”大概是从东堂奔向室内，所以说从外面进来。如果东厢在房东夹室以北，那就是从里面出来了。《后汉书·周举传》说：“天子亲自露坐在德阳殿东厢，请求降雨。” 这样看来，东厢显然不应在房东夹室以北。用史事来考核，也没有一处相合。况且《仪礼·燕礼》说：“小臣把槃匜准备在东堂下。”《注》说：“这是为公盥洗准备的。”下文又说：“公下堂盥洗。”大概公是下东阶到槃匜处，所以把槃匜准备在东堂下，以便就近使用。任启运说东堂在东夹室以北，那么就是公在东夹室以北的堂下盥洗，这难道符合《仪礼》的意思吗？又《特牲馈食礼》说：“主妇在西堂下察看炊爨。” 《注》说：“靠近西墙，南边与坫齐平。”如果东堂在东夹室以北，那么《注》在说堂下的位置时就应当说“北边与坫齐平”了。任启运没有通考《仪礼》全经，便自行创立新说，所以错误如此。他又说周代的学校有五所：中央叫成均，左方前面叫东胶，左方后面叫东序，右方前面叫瞽宗，右方后面叫虞庠。在四郊先设置四所国学：南郊的东边叫东胶，北郊的东边叫东序，南郊的西边叫瞽宗，北郊的西边叫虞庠。如今考察，周代的太学称为东胶，在公宫南面的左方；小学称为虞庠，在西郊。这些见于《王制》的《注》。

译夏、商、周三代学校所在的位置，典籍没有记载。到刘敞时，才说辟廱居中，北面是虞学，东面是夏学，西面是殷学。到陆佃《礼象》，才说辟廱居中，南面是成均，北面是上庠，东面是东序，西面是瞽宗。任启运大概沿袭了这种说法，于是说四代的学校都在学宫之中，却没有考察这种说法无所依据。又《三礼义宗》说：“凡是设置学校，有四郊和国中。在东郊的叫东学，在南郊的叫南学，在西郊的叫西学，在北郊的叫北学。所以郑玄注《祭义》说：周代在四郊设有虞庠。”据此，周代只是特意在四郊设置虞庠，而任启运说还在郊外并设东序、瞽宗，尤其是独自创立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至于他认为宗庙在雉门以内，并引用《礼运》“仲尼参与蜡祭作宾，事情完毕后，出游于观台之上”和《穀梁传》“按礼，嫁女时，母亲不出祭门，诸母和兄弟不出阙门”等说法，这类考辨颇为精审，可以与郑玄《注》相互参证。《仪礼》这部经书，久已成为绝学。任启运能够深入研究、贯通考索，使各项条理井然。其中虽有疵误，但大体精密核实，总的说来也不愧为穷究经学的人。△《肆献祼馈食礼》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任启运撰写。这部书认为《仪礼》的《特牲馈食礼》和《少牢馈食礼》都是士礼，于是根据三《礼》以及其他传记中与王礼有关的内容加以推求；经文中没有的，就到注疏中寻找材料补充。全书分五篇：第一篇叫《祭统》，第二篇叫《吉蠲》，第三篇叫《朝践》，第四篇叫《正祭》，第五篇叫《绎祭》。篇名取自《周礼》“用肆献祼祭享先王，用馈食祭享先王”的文字。每篇内部又分别编排礼仪次序。每一节都先概括自己的说法，并自行注明其说法的出处，随后还附录经传原文。与黄榦续作的《祭礼》相比，更加精密。其中如《吉蠲篇》的“省牲视濯”一节说：“饔人洗涤鼎，廪人洗涤甑和甗，司宫洗涤豆、笾以及勺、爵。”现在考察《周礼·天官·世妇》说：“掌管祭祀的事务，率领女官洗涤器物，为祭祀准备齐盛。” 贾公彦《疏》说：“《少牢馈食礼》中洗涤器物由饔人、廪人、司宫负责，是因为大夫家没有妇官，所以一并让男子官员来做。这里是天子礼，有妇官，和《少牢馈食礼》不同。”任启运这部书既然推论天子之礼，却仍然依据《少牢馈食礼》的文字，那么《世妇》中‘率领女官洗涤’的文字就无从安置了。又在“列位”一节，任启运说：“同姓的人都在阼阶，从北向南排列，依昭穆和爵位为次序。那么在同一世系中，就从西向东，以尊卑为次序。” 大概世代不同，儿子不能排在父亲之前；世代相同，弟弟却不妨排在兄长之前。看《中庸》在燕饮时按年龄排列座次，就可以知道昭穆并不按年龄排列。考察同姓之人的位置，旧说分歧很多。《文王世子》说：“公族在宗庙之中，像外朝的位次一样。宗人按照爵位和官职安排事务。”《中庸》说：“宗庙的礼，是用来排列昭穆的。”孔颖达《疏》说：“同姓中没有爵位的人依昭穆排列，有爵位的人则按官职排列，与公侯列在西阶。”孔颖达的意思，大概是想使《中庸》和《文王世子》的两层意思归为一义，但这种说法还只是推测。《祭统》说：“凡是赐爵，昭列为一组，穆列为一组。昭与昭按年龄排列，穆与穆按年龄排列，众有司也都按年龄排列，这就叫长幼的次序。” 《注》说：“昭穆，就像《特牲馈食礼》和《少牢馈食礼》中的众兄弟。”这样看来，兄弟受赐爵位按年龄排列，他们的位置也按年龄排列，确实有明确的文献依据。任启运既不用孔颖达的说法，也不用郑玄的说法，另行创立昭穆不按年龄排列的说法，与经文的意思很不相合。又《正祭篇》有“荐币”一节，自注说：“根据薛氏《礼图》，郑氏、孔氏都没有引用《大宰》《小宰》的文字以及《大戴礼·诸侯迁庙礼》作为依据。”现在考察《大宰》说：“到了祭祀的日子，赞助办理玉币和爵的事务。”这句话承接的是祭祀五帝的文字，与宗庙无关。《小宰》说：“凡祭祀，赞助办理玉币和爵的事务、祼将的事务。”贾公彦《疏》说：“赞助玉币和爵，是根据祭天的礼。” 而下文说到祼将，是根据祭祀宗庙的礼。”这样看来，赞助玉币并不是祭祀宗庙，已经很清楚了。《大宗伯》说用玉制作六种礼器，各种币帛分别采用与各方相应的颜色，也同样是根据祭祀五帝的礼。只有《诸侯迁庙礼》说：“祝三次发声，说：孝嗣侯某谨以美好的币帛告祭于皇考。”现在考察宗庙的礼，只有告奠时使用币帛，正式祭祀并不用币帛。所以《曾子问》说：“凡是告祭，使用牲和币。”《注》说：“牲应当是‘制’字的错误。制币长一丈八尺。” 又《大祝》的注说：“告祭使用牲和币。”《诸侯迁庙礼》明确说：“新庙落成将要迁入神主时，谨慎地来告祭。” 又说：“告祭的事情完毕后，才说择定日期举行祭祀。”可见这是告礼而不是祭礼，十分明白。任启运却用它来证明宗庙的正式祭祀，也属于牵强附会。又《正祭篇》说：“王后又进献两笾，有糗饵、粉餈；进献两豆，有酏食、糁食。内饔赞助进献。”自注说：“孔颖达《疏》只说内饔进献，这里依据薛氏《礼图》。”现在考察《内饔职》说：“凡宗庙的祭祀，掌管割牲和烹煮的事务。”没有明文说进献内羞，孔颖达《疏》也没有出处。又《春官·内宗》说：“掌管宗庙的祭祀，进献加豆、加笾。”加豆、加笾比内羞的礼节更隆重，王后尚且不亲自进献，何况内羞呢？任启运沿袭薛氏《礼图》的错误，也属于没有考察清楚。不过，总体上他综合考核各家说法，前后融会贯通，很有条理。例如王后进献朝事豆、笾，任启运列在纳牲之前，薛氏《礼图》列在三献之后。现在考察《内宰疏》说：“王出来迎接牲时，祝先把尸迎到户外的西面，使尸面向南。王后进献八豆八笾，王牵牲进入。”那么任启运的说法确实有依据。又考察《明堂位》说：“君袒露左臂，在门前迎接牲，夫人进献豆、笾。”下文说：“君亲自牵牲，大夫赞助币帛跟随。”

译据此，朝事时进献豆、笾，贾公彦《疏》列在纳牲之前，是非常确切的。薛氏《礼图》的次序错误，也显而易见。又王后进献馈食的豆、笾，任启运列在五献之前，薛氏《礼图》列在五献之后。现在考察郑玄《司尊彝注》说：“馈献进献熟食时，王后就在这时进献馈食的豆、笾。”说“进献熟食时”，那么当时只是刚开始进献熟食，还没有进行五献，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少牢礼》中主妇进献韭菹、醯醢、葵菹、蠃醢，还在尸未入之前；由此就知道，王后在馈食时进献豆、笾，必定不在五献之后。这些地方，任启运考正薛氏《礼图》的错误，都精密而清楚。现将此书保存著录下来，与《续仪礼通解》也可以互相参照其详略。△《仪礼释宫增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本朝江永撰写。江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经著录。这部书取朱子《仪礼释宫》一篇（按：《释宫》本是李如圭的书，错误地编入朱子文集。江永撰写此书时，《永乐大典》还没有显现于世，所以不知道不是朱子的手笔。现在仍沿用原书所称，并把其中缘故附记于此），为它作详细注释，很多地方有所阐发和补正，稍有出入的只有一两条，而考证精密的占十分之九。例如郑玄《注》说大夫、士没有东西两房，朱子怀疑大夫、士也有西房但没有作出定论。考察《诗正义》说：“《乡饮酒义》：‘酒尊设在房与户之间，宾主共同使用。’正因为没有西房，所以把房和室的户之间作为中间位置。又《乡饮酒礼》：‘在户牖之间为宾设席。’《乡饮酒义》说：‘让宾坐在西北。’那么大夫、士的户牖之间在西边，而房与户之间是正中，显然可知。”这是大夫、士没有西房的明显证据。江永于是说：“宾坐在户牖之间，主人从阼阶上望去，好像是在西北，所以说让宾坐在西北；实际上是在北面而且正中。”却不知道《乡饮酒义》又说：“让介坐在西南，让僎坐在东北。”如果按照江永的说法推论，那么《乡饮酒礼注》所说的“主人的席位在阼阶上，面向西；介的席位在西阶上，面向东”，两者东西正相对，主人望向介时，介应当在西边而不在西南；《乡饮酒礼》所说的“僎的席位在宾的东边”，主人望向僎时，僎应当在北边而不在东北。他的说法实在难以贯通。况且《乡饮酒义》还说：“主人坐在东南。”由此便知道宾坐在西北，是根据堂的西北而言，并不是根据主人所在位置的西北而言。又《诗·斯干》说：“筑起百堵宫室，门向西南。”郑玄《笺》认为，这是说天子的寝宫有左右两房，与只有一房的室门不同。江永认为《诗》中“南东其亩”是说田亩有的向南、有的向东，与这里“西南其户”的语势正相同。这是说燕寝室内可能开西户通向东房。但燕寝开西户的制度，经典中没有见到。 《玉藻》说：“君子居住时总是面向门，睡觉时总是头朝东。”这里说的也是燕寝。而《注》把“当户”解释为面向光明，那么燕寝的门就是向南的。即使考察汉代制度，《汉书·龚胜传》说：“龚胜在床室中，把床置于门的西边、南窗之下，使者从门的西边进入，面向南站立。”如果是向西的门，那么进入门后就应当向东走。然而这样看来，燕寝的门都向南，与正寝相同。向西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其他如他认为东夹、西夹不应称为夹室，《杂记》《大戴礼》中“夹室”二字是分别指夹和室，本来是两个地方，注、疏把它们连读，所以沿袭下来而造成错误。又认为门屏之间叫“宁”，即路门之外、屏树以内。邢昺《疏》的前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后来又认为是在路门之内，那就错了。又认为李巡《尔雅注》所说“宁，是正门内两塾之间”，与《诗》中“著”的含义相同，并不是门屏之间的“宁”。像这类辨析订正，无法一一列举。他的辨证订正都有根据，足以证明前人的错误，也可知他的学问不是只凭传闻加以抄袭拼凑。△《仪礼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沈彤撰写。沈彤有《尚书小疏》，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取《仪礼》中的《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五篇，为它们作疏解和笺注，每篇各有数十条。每篇后面又分别考订监本刊刻的错误。卷末附有《左右异尚考》一篇，考证颇为精密。例如他认为，牲体二十一体中包括髀，《周礼·内饔》以及《士昏礼》的两篇《疏》都没有把髀另行计数；陈祥道却去掉髀而使用觳，实在错误。又认为陈祥道把“骨折”只解释为折断脊、胁，不涉及肩、臂、臑的骨头；却不知道《士虞记》说“用完整的肤肉作为折俎，取自脰膉”，折也称作折俎，那么脊、胁也可以折断就可知了。又辨析万斯大解释缁布缺项及庙寝时的错误；又辨析《士丧礼》“众主人在其后”一句中，郑玄《注》所说“庶昆弟”在死者方面是众子，属于斩衰之亲，敖继公却说是齐衰、大功之亲，明显错误。又认为“妇人侠床东面”中郑玄《注》所说的“妻妾子姓”是指死者的妻，万斯大却说《仪礼》中凡丧礼、祭礼称主妇的，都是宗子之妻，而不是宗子之母，这完全违背郑玄的意思。凡此之类，他的说法都有经典依据，可以订正旧说的错误。

译其中也有过分推求，反而导致疏漏错误的地方。如《士冠礼》注说：“就是现今的卒吏和假吏。”沈彤认为，《后汉书·百官志》中司隶校尉、州刺史都有假，刘昭注引《汉官》说“雒阳令有假”，都没有把“假”和“吏”连称；这里说“假吏”，怀疑“吏”字是衍文。考察《后汉书·光武纪》有“应当暂且停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以及军假吏”的话，《百官志》说太常卿有假佐十三人，廷尉卿有假佐三十一人，司隶校尉有假佐二十五人，每州刺史都有从事假佐。佐就是吏，所以《百官志》称“佐吏以下”，由此可见郑玄《注》中的“假吏”二字确实没有错误。又《士冠礼》说：“设洗的位置正对东荣。”《注》说：“荣，是屋翼。”《释宫》引用《说文》说：“屋梠两端翘起的部分叫荣。”梠就是屋檐，屋檐东西两端翘起的部分才叫荣。沈彤据此，认为郭璞《上林赋注》所说“南荣，就是屋南面的檐”是错误的。考察《景福殿赋》说：“南面抵达阳荣，北面直至幽崖。”这是把南檐通称为荣的明显证据，也不能说郭璞的注是错误的。又《士丧礼》说：“牢中旁寸。”《注》说：“牢读作楼。”沈彤虽然深信郑玄的《注》，却最终认为“牢”读作“楼”没有其他证据。考察焦延寿《易林》说：“失去志向而心怀忧愁，如同身处幽暗的牢狱。”又说：“羊丢失后才修补羊圈，对忧患没有益处”，以“牢”押韵。《淮南子·本经训》说：“牢笼天地，弹压山川。” 高诱《注》说：“牢读音如屋霤的‘霤’，楚人把牢读作霤。”大概萧、肴、豪、尤四韵在古音中本来相通，郑玄的《注》就是依据当时的读音。又考察《水经注》引用释氏《西域记》说：“南河从于阗流到鄯善，注入牢兰海。”牢兰就是楼兰，这也与郑玄的《注》暗相符合。沈彤怀疑没有证据，是因为没有深入考察。又《丧服》说：“用布做丧冠，插箭形簪，结髽，穿衰服三年。”《注》说：“髽，就是露出发髻，也相当于男子的括发。斩衰用麻束发，那么髽也用麻。用麻时，从颈项向前交结在额头上，再向后缠绕发髻，就像戴着惨头一样。”盛彤不采纳这个《注》，另采用《丧服小记疏》所引皇侃的说法，认为斩衰的麻髽、齐衰的布髽，都是尚未成服时的髽；已经成服后，髽便不用麻布，只是露出发髻而已。他还引用这条《注》中“紒，露紒”的文字，来证明除了麻髽、布髽之外，另有一种露髻的髽。却不知道郑玄《注》虽然说“髽，露紒”，但下文还有“髽也用麻”的话。他注释《士丧礼》时也这样说。大概《注》中“露紒”二字，是说明髽要去掉纚；去掉纚而露出发髻，又用麻布从颈项向后交结到额头上，这样髽的制度才完整。皇侃只取《丧服注》中“露紒”二字，却截去下面“髽也用麻”等句，于是指称郑《注》中服斩衰三年的髽是露紒之髽、不用麻布，这也算是歪曲了。盛彤怎么能据此攻击郑玄呢？然而除去这几条之外，他大体上援引广博，考据通达，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大概盛彤研究“三礼”的学问，仅次于惠士奇，却比万斯大醇正。这部书的论述，也不如他所作的《周官禄田考》，但比他所作的《尚书小疏》更为缜密。△《仪礼集编》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盛世佐撰写。盛世佐是秀水人，官任龙里县知县。这部书成于乾隆丁卯年。它汇辑古今讲说《仪礼》的学者共一百九十七家，并以自己的意见作出裁断。《浙江遗书总录》记作十七卷，还说全书累积有二千多翻。之所以每卷只有十七卷，是按《经》的篇数来分卷，不愿在一篇之中横加隔断。然而这个本子的目录列为十七卷，书实际却是四十卷。大概最后因为卷轴太重，不得已才分成四十卷。《总录》又说，末尾附有《勘正监本石经》，补正顾炎武、张尔岐遗漏的地方。这个本子也只有著录而没有书，难道《总录》只是根据目录记载的吗？《总录》说，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把各篇的《记》分别归入《经》文之中，大概编纂之初不得不权宜制定这个例子，以便查找阅读；可惜没有完成，后来门人接续编纂，因循旧例而没有改动，并不是朱子的本意。吴澄也怀疑《经》《传》混杂，是朱子尚未定稿的本子。因此这部书把《经》单独作为《经》，把《记》单独作为《记》，完全依照郑玄旧本。对于《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篇中《经》《记》、传文和注文在传抄时混杂的情况，则依照蔡沈考定《武成》的办法，另行确定次序放在后面，却不敢移动《经》文。他的立论很谨慎严密，没有浅薄空疏的高谈阔论，也没有轻率排斥郑玄、贾公彦的固陋习气。又杨复的《仪礼图》在世间流传已久，但其中的说法都本于《注》《疏》，有时把《注》《疏》的意思合并起来而失当，也都一一加以订正。至于各家的谬误，辨析考证尤其详细。虽然他的论断有时彼此出入，但可以用来备作参考的地方很多。在近来讲说礼制的学者中，本书确实不失为有根据的著作。○附录 △《内外服制通释》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车垓撰写。车垓字经臣，是天台人。咸淳年间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县尉，因年老没有赴任。德祐二年去世。车垓和堂兄车若水都曾向叔父车安行学习，车安行又向陈埴学习，陈埴则向朱子学习。所以车垓这部书完全仿照文公《家礼》，并补充其中没有完备的地方。书中有图、有说明、有名义、有提要。凡是正服、义服、加服、降服，都推究阐发得明白清楚，条理完备。牟楷《序》说，《家礼》记载的是“应当如此”的内容，这部书解释的是“为什么如此”。这话大体没有说错。朱彝尊《经义考》说：“车氏的书，我所收藏的本子缺少第八卷以后的部分。第八卷的书目是《三殇以次降服》《应服期而殇者降服大功小功》《应服大功而殇者降服小功》《应服小功而殇者降服缌麻》。”

译第九卷是《深衣疑义》。它的标题仍然写作九卷，注有“存”字，却没有注“缺”字，大概是不敢断定后面两卷一定已经散佚。然而现在流传的传抄本，都和朱彝尊的本子相同，那么这两卷确实已经散佚了。据马良骥所作车垓《行状》，他的《深衣疑义》本来另为一书，只是附录在这部书的后面。马良骥所举出的内容，采用皇侃所说“广头在下”的《注》，把“续衽”解释为衣裳上衣的侧面，这个说法也颇为精确。可惜全书已经无法看到了。△《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乾学撰写。徐乾学字原一，号健菴，是昆山人。康熙庚戌年考中进士第二名，官至刑部尚书。这部书是他居家读《礼》时辑录的。归田以后，又加以订正，历时十多年，三次修改稿本后才完成。对于《仪礼》的《丧服》《士丧》《既夕》《士虞》等篇以及《大戴记》《小戴记》，仿照朱子《经传通解》，兼采众家学说，剖析其中义理。对于历代典章制度，则以正史为根本，参照《通典》以及《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等书。全书建立纲目，大体有八项：一是丧期，二是丧服，三是丧仪节，四是葬考，五是丧具，六是变礼，七是丧制，八是庙制。历代丧期的异同有表，丧服、丧仪节和丧具有图。条分缕析，十分详备。大概徐乾学所传的传是楼藏书，在当代首屈一指；而当时通晓经学、好古求学的士人，如阎若璩等，也多聚集在他的门下，集合众人力量完成此书，所以内容博大而有纲要，独自超过诸位儒者。徐乾学又想连同修订吉礼、军礼、宾礼、嘉礼四礼，刚开始编排便去世了。然而这部书搜集的资料十分丰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就是依据它的体例和义例写成的。古今论述丧礼的著作，大概没有比它更完备的了。──以上“礼类”中《仪礼》这一类，共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都由文渊阁著录。（案：《仪礼》并不专门讲《丧服》，但自古以来讲丧服的书都按惯例附在《仪礼》之后。大概《周官》的凶礼没有专门的典籍，《礼记》又是解释《仪礼》义理的书。论说丧服的人大多以《仪礼》为根本，所以按照它的根本类别附列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