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九 史部四十五

译，但所征引的故事大多不注明出处，也颇有错漏。因此，王维俭以下几家为《史通》作注的人，都嫌他的注释不够妥当，作了许多订正。△《史通训故》二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王维俭撰写。王维俭字损仲，祥符人。万历乙未年考中进士，官至山东巡抚。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书根据郭孔延的注释重新整理订正，又以华亭张之象的藏本参校刊定。卷首有王维俭的题记，称：“除增加《因习》一篇，以及重新订定《直书》《曲笔》两篇之外，共校正一千一百四十二字。”然而把两种版本相互校对，只有《曲笔篇》增加了一百一十九字。其中《因习》《直书》两篇都与郭本相同，并没有增加的文字，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郭孔延的注本，脱漏简略实在很严重。王维俭所补充的内容，引用考证比较详细。然而黄叔琳、浦起龙续注此书时，仍然作了许多驳正。这是因为刘知几博览穷尽史籍，在这方面属于专门家；而且唐代以前的书籍如今不能全部见到，后人搜集残存篇章，互相比附推求，实在不是一两个人的见闻所能全部考察清楚的。辗转相承，才能逐渐完备，这本来也是形势所必然的。△《史通训故补》二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写。黄叔琳有《研北易抄》，已经著录。这部书补充王维俭注释所未涉及的内容，与浦起龙的《史通通释》同时完成。由于此书略早刊行，所以浦起龙也间或摘取采用。书中所称的北平本，就是这部书。浦本的注释较为精审，但缺点是喜欢改动原文，而且把评论和注释夹杂在一起，俨然像坊间刻印古文的体例，这是它的短处。这部书的注释不如浦起龙精详，但不大改窜原文，还算谨严。它的圈点批语，不超出时文的格式，这一点与浦起龙相同。只是浦起龙对刘知几原书多方回护，即使是“疑古”“惑经”之类，也不认为有错；这部书颇有订正，略胜于浦本。△《四明尊尧集》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陈瓘撰写。陈瓘有《了翁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在《书录解题》中著录时只有一卷，这个本子有十一卷，是后人把原来的表、序、跋等合并编成的。陈瓘认为绍圣年间的史官专门依据王安石的《日录》改修《神宗实录》，颠倒混淆是非，不能据以传信，于是写作此书来辨明其中的虚妄。此书最初是在他被贬谪到廉州时所作，名为《合浦尊尧集》。当时只写了十篇论说，还没有直接攻击王安石。等到北归以后，才改作此书，分为八门，名为《圣训》《论道》《献替》《理财》《边机》《论兵》《处己》《寓言》，这才竭力斥责王安石的诬妄。全书都摘录《实录》原文，并分别在下面写驳论，共六十五条。因此获罪，被羁管于台州。书中的总论说，王安石退居锺山时，写成这部诋毁人的书交给蔡卞。蔡卞在元祐年间，对它增删润色，九年之中反复修改，等等。总的说来，这部书主要在攻击蔡卞，所以史书说京、卞兄弟是最忌恨的人，所受祸患也最惨重。然而朱子仍然认为它有所回避迁就，不能直接击中王安石隐微之处。△《读史管见》三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胡寅撰写。胡寅字明仲，号致堂，崇安人。官至礼部侍郎，谥号文忠。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他被贬居住时阅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的。卷前有嘉定丙寅年他的侄子胡大壮所作的序，称“本书成于绍兴乙亥年”，又说他的父亲胡安国受到宋高宗知遇，奉诏修撰《春秋传》。

译它阐明历史的大纲大义，使之如日月般显著明白，从二百四十二年以后一直讲到五代。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史事虽然完备，但议论较少，实际上是因为采用《春秋》的经义，详细考论褒贬，等等。考察胡安国传述《春秋》，对于删削裁定的大旨虽然有所阐发，但也颇嫌深刻。因此《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对于其中过分的言辞，多加驳正，以保持褒贬的公平。胡寅写这部书，沿用他父亲的说法，因而更加严苛。大体上，他评论人物，人人都拿孔子、颜回、曾子、孟子作为标准来责求；评论事情，件件都用虞、夏、商、周的标准来衡量。名义上说是保存天理、遏制人欲、尊崇王道、鄙弃霸业，却不近人情，也不考虑事势，最终造成窒碍难行。王应麟《通鉴答问》说，他只是针对一件事加以诋斥，却不考察这件事的始末。确实是中肯的评论。他又常常借题发挥，申说自己的主张，凡是所论的是非，往往枝蔓到原事之外。赵与旹《宾退录》说：“胡致堂写《读史管见》，主旨在于讥刺议论秦桧，打开书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桑维翰虽然因为契丹而任宰相，他的用意只是想振兴后晋罢了，本来没有借助敌国来抬高自己、劫持国家以窃取权力的意思，仍然足以称为贤者。” 这话尤其深刻切中要害。致堂本来是胡文定的从子。他出生时，父母想把他弃掉，是文定夫人把他抱来抚养，作为自己的儿子。后来他显贵了，遇到亲生父母的丧事。士人舆论中有人非议他（考察可知，胡寅因为没有服亲生父母的丧服而遭到弹劾，见《宋史》本传；他为自己辩解的文章，则见他所撰《斐然集》中），于是考察汉宣帝建立皇考庙、晋出帝封宋王石敬儒这两件事，专门用来为自己辩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章〕 可是对于汉哀帝立定陶后这一节，他却直接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安然这样做，也仍然是人的天性。唉，实在太过分了！他在第一卷评论豫让报仇时说：‘没有任何目的却去行善，即使是《大学》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像致堂这样的人，难道也是有所目的才写这部书的吗？”可见当时评论此书的人，也有不同意见。到了国朝，朱直撰写《史论初集》，专门驳斥这部书。其中诋毁斥责的话，虽然不免有些过分，但也是因为胡寅喜欢发表高论而激发了他，以至于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三国纪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陈亮撰写。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绍熙四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官至建康军节度判官，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的大旨在于尊崇蜀而贬低魏、吴，名义上叫《纪年》，实际上是史家评论的体裁。已经收入陈亮所著《龙川集》中，这是另外单行的版本。△《议史摘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名为《新刊祖谦吕先生议史摘要》，又题名为《议史摘粹》。同一部书中，书名已经彼此矛盾。如今查检其中的文字，正是吕祖谦的《左氏博议》，只是增加了注释罢了。然而注释也极其浅陋，只有版式相当古旧，大概是元、明之间麻沙书坊伪造刻印的。△《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二十八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只是卷前有开禧丁卯年吴焕然的序，说魏君仲举近来访求得到永嘉朱先生的《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他依照《通鉴》，考察前史，为此书作辨析议论，文辞警策挺拔。侍郎叶公正则也说，这部书融会事理，贯通古今，等等。考察《文献通考》，记载有《纪年统论》一卷、《纪年备遗》一百卷，都是永嘉朱黼所撰。它引用陈振孙《书录解题》的话，说此书起于陶唐，终于显德，与这个本子不相符合。又记载叶适的序，说这部书有三千多篇，叙述吕后、武则天、王莽、曹丕、朱温时，都删去了他们的纪年。然而这个本子的三国从汉昭烈帝章武元年开始，不列曹丕；五代从唐天祐四年到十九年，接着是后唐同光元年，不列朱温。这些体例又相互符合。考察可知，魏仲举是建阳的书商，现在流传的《五百家注韩柳文集》就是出自他家，大概是靠刊书牟利的人。又吴焕然的序开头以用兵立论，中间还有“灵旗向北指去，正是诸位封侯的时节”的话。大概开禧丁卯年正是韩侂胄挑起事端、破坏盟约的时候。当时正竞相谈论北伐，所以魏仲举从《纪年备遗》中摘出有关割据、战争的二十八卷，刻印出来供科举应试作答策使用。看序文末尾有“上可以阐发前人没有穷尽的蕴意，下可以作为学者求取功名的阶梯”的话。这样看来，书坊迎合时局以求迅速销售，其大致意图已经显露无遗了。卷首冠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的世系图，以及地理、攻守图。又有《甲子纪元总要》一卷，在曹丕、朱温名下都记载了他们的年号，与本书相抵触。由此可知，这也是魏仲举增添的，不是朱黼的旧本。考察《平阳县志》，朱黼字文昭，隐居南荡山，终身只是平民，曾在陈傅良门下受业。陈傅良喜欢议论，有《止斋论祖》一书，为当时的举子所推重。因此朱黼也专心研究史事，写成这部书。他的原书虽然不能全部见到，但从这二十八卷来看，大抵是对南渡以来的积弱感到愤懑，违背本心立论，勉强说出夸大的话。他说南方可以兼并北方，北方却不能兼并南方。韩侂胄轻率发动攻金战争，浮躁激动的人纷纷哗然响应，最终招致失败，也未必不是朱黼等人偏颇的言论迷惑了众听所造成的。△《小学史断》二卷、《续集》一卷、附《通鉴总论》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南宫靖一撰写。南宫靖一字仲靖，自号坡山主人，南昌人。这部书上起周平王，下至五代，叙述史事，并汇集宋儒的评论，联缀成文。所采录的《读史管见》《说斋讲义》最多，《通鉴》以及《程朱语录》《吕祖谦集》次之。至于邵子的诗，也摘取其中的句子缀入书中。

译其他如苏洵父子一类的材料，只有寥寥几条而已。由此可知，作者是讲学家。卷前有端平丙申年的自序。其中持论最为悖谬的，例如说秦始皇应当另立为后秦，晋元帝应当恢复牛姓，都是承袭胡寅的说法，不能加以纠正。大概这部书完全取用旧文，有如集句；遇到前代儒者的议论就收录，不敢表示异同。因此《续集》一卷，是明代庐陵晏彦文编纂的宋、元两代史事，附带辽、金，又附带西夏、安南，完全没有体例。它把宋朝南渡归功于道学，把宋朝不能恢复失地归因于禁止伪学；又认为理宗能够尊崇周敦颐、程颢、程颐，就是懂得恢复古代帝王的治理。它的大旨是以道学的盛衰来判定帝王的优劣，而把一切国家规划和民生事务都看作末等事务。与靖一原书相比，更加迂腐而不切实际。这部书过去没有刻本。明嘉靖年间，嘉兴府知府赵瀛文才开始刻印，又把阳节潘荣的《通鉴总论》附在后面，大概是乡塾用来教授蒙童的课本。△《史学提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黄继善撰写。黄继善字成性，盱江人。他的书用四言韵语编排贯串各代史事，从上古开始，到宋末为止，以便初学者记诵。然而旧本题说黄继善是宋人，书中却叙述宋朝灭亡，还说德祐幼主投降大元，这是什么缘故？宁都魏禧的文集中有这部书的序，并说重新订正其中的错误和缺漏，又嘱托盱江涂大讠乃允恒补写两篇，再为它作注。考察宋人所撰述的书，应该只写到五代为止。这个本子既然写到宋代，就只补了一篇，而且又没有注释，未必就是魏禧作序的那部书。看其中称“大元”，应当是元人增添的。△《承华事略》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代王惲撰写。王惲字仲谋，东平人。元世祖时官至翰林学士，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这部书成于至元十八年。当时裕宗是太子，王惲任燕南河北道副使，于是写成此书进献给东宫，记载前代担任太子者的事迹，并加以评论。裕宗非常喜欢这部书，命令各位皇孙共同传阅。此书已经收入他所著的《秋涧集》中，这是后人抄出另行流传的版本。进书启文称全书有二十篇，分为六卷。如今只剩一卷，也是后人合并的。△《叙古颂》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钱天祐撰写。钱天祐的籍贯和履历不详。书前有延祐五年三月的进表，称臣在延祐元年作成《大学经传直解》，进献给皇太子。第二年又作《孝经直解》进献，奉命由翰林官用威乌尔字语译成。上奏给皇帝陛下、太后殿下后，奉旨将《孝经》雕版印刷，命臣陪侍皇太子，充任说书官，并发给俸禄和粮食。臣谨献上盲歌瞽颂，采集经史中的成语旧文，仿效荀卿《成相》的体裁，配以声韵，写成一编。凡是帝王之道，从唐尧、虞舜开始，到有宋为止，共八十六章，每章二十四字。又随文在下面引用史实作注，题名为《叙古颂》。可以吟唱歌咏，在一张纸之间摘取前代史事，等等。又有礼部公文说，说书官范可仁推衍增补义理，萧贞作疏并以音注释，大概这部书是三人共同完成的；但文辞和意义鄙俗浅陋，实在不值得采录。△《史义拾遗》二卷（内府藏本） 元代杨维桢撰写。杨维桢有《春秋合题著说》，已经著录。据孙作所作《维桢传》说，他一生论史的著作有《太平纲目》四十册、《历史钺》二百卷，如今都已经亡佚。这部书在传记中没有记载，明代皇甫汸才开始刊行。大体上是杂举史事，自行作出评论。上自夏、商，下到宋代。其中有写补辞的，例如子思的《荐苟变书》、齐威王的《宝言》就是。有写拟辞的，例如孙膑的《祭庞涓文》、梁惠王的《送卫鞅还秦文》就是。有写设辞的，例如毛遂的《上平原君书》、唐太宗责备长孙无忌的文章就是。大多是借题发挥以供游戏，与事实无关。考察同时代王祎的文集中，也有很多这种体裁。大概是一时的风尚如此，既不是文章的正格，也不是史论的正格，把它当作小品看待就可以了。每篇下面都有跋语，大概是他的门人所作。跋中自称姓名为“木”，不写姓氏，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事偶韵语》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作钱塘凌纬撰。所处时代不详。这部书共收五言绝句一百首。前面的自序说，唐代李瀚的《蒙求》约用四言编成，确实便于记诵和阅读。此后文人往往仿效这种做法，却没有增加到五言的。我因闲暇时观看历代君臣的言行，发现其中有许多可以补益世道人教的内容，于是摘取其中的要点，按类别相互配对，汇集成绝句一百章。每章下面仍然选取有关得失的事迹附注。这就是仿照《蒙求》而稍微改变体例罢了。△《通鉴博论》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宁王朱权撰写。朱权有《汉唐秘史》，已经著录。这部书在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上表进献，大概是奉太祖敕令撰写的。前两卷评论历代史事的大略，后一卷仿照史家的年表，命名为《天运记》。其中上、中的两卷所说的《外记》，是刘恕、陈桱的著作；所谓《正纪》，是司马光的著作。钱曾《读书敏求记》说：“下卷图格中写道：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书写廖永忠沉杀韩林儿于瓜步。大明厌恶廖永忠的不义，后来赐他死。这不是宁王的书法，而是太祖的书法。德庆一案，尽在这二十一字之中，又有什么别的说法可说呢？”等等。韩林儿之死，犹如义帝之死（明初奉用龙凤年号）；廖永忠之死，也犹如淮阴侯之死。把过错推给廖永忠，一句话便掩盖了两件失误，这实在是玩弄文辞的曲笔。钱曾竟把它当作定论，在义理上很不合适。下卷末尾有永乐五年御制的一篇文章，题为《历代受命报复之验》。大概是官府刊行此书时，因而把这篇文章附录进去的。纯举报应轮回之说，最为浅陋。

译后面有成祖亲自写的跋文说，考察历代改朝换代之际报复、屠杀的惨状，有的祸乱发生在内部，有的灾患产生于外部，都是彼此残杀。又说，考察历代报复的缘由，是为了说明天道循环报应的道理。看他说的话，似乎还畏惧天道。然而革除时期屠杀的惨状，已经完全不讲人理，难道天下后世人的耳目可以用这种话来蒙蔽吗？又考《明史·权本传》说：“权曾奉敕编纂《通鉴博论》，又作《史断》一卷。”现在考察此书凡例，说一概取《史断》作为体例，加以删改。下卷末尾又说，取《史断》的首章来命名此书。《史断》是宋端平三年南宫靖一所作的书。现在还有流传的版本，并不是权所作。△《宋论》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刘定之撰写。刘定之有《易经图释》，已经著录。此书取《宋史》中从宋太祖到卫王的事迹，每条删节原文并提炼要旨，在后面分别写评论，共二十八篇。持论颇为端正，所以郑瑗《井观琐言》认为它胜过《宋史笔断》。但它也采用宋太宗弑杀、篡夺的说法，甚至说尼玛哈是宋太祖转世。街巷中的鄙俗传言，有什么可以作为训诫的呢？△《蔗山笔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商辂撰写。商辂有《商文毅奏议》，已经著录。这部编著杂论史事，只有三十三条，很喜欢提出异议。例如说宋代天书之事也有深意，不可以一概加以非议，这是什么话呢？△《政监》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夏寅撰写。夏寅字正夫，华亭人。正统戊辰年进士，官至山东右布政使。此书开头列举经传中的《尚书》《春秋》，其次叙述从汉代到元代的史事。分条编排，各自加以评论判断。所说都是前人的旧论，没有大的阐发；又间或不免有偏颇、驳杂之处。△《雪航肤见》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赵弼撰写。赵弼字辅之，南平人。“雪航”是他的号。这部书成于正统、景泰年间，杂论史事，上自羲农，下至有宋。评论多迂阔，也颇为偏驳。其中如评论项羽杀宋义是正确的，认为先儒断定这是矫诏杀人是错误的；又评论杀秦王子婴、屠杀他的宗族、挖掘他的陵墓是正确的，认为先儒说这是暴虐蛮横是错误的；又评论项羽没有杀沛公，说明他有君主的气度，认为先儒没有能够表彰并阐明这一点；又评论项羽俘获太公、吕后三年，没有淫乱、杀戮的念头，听到“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这句话，便舍弃太公，这是深厚地遵守朋友之义，而先儒没有看出来；又评论项羽的才华美质，自古以来无人能比，乌江之死，根本是上天要亡他，并不是项羽的罪过。司马迁、扬雄的评论都是错误的。这些说法特别乖谬，不合乎道理，理应受到陶辅《桑榆漫志》的驳斥。然而陶辅没有驳斥这条说法的颠倒之处，却另外举出项羽弑杀义帝一事，说他即使有善行，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这样看来，陶辅的见解也和赵弼相同。△《新旧唐书杂论》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李东阳撰写。李东阳有《东祀录》，已经著录。这部编著摘取唐史事迹，辨析其中的是非。所评论的多是唐太宗、唐明皇的事情，持论也都平允。然而李东阳遇事依违，躲避祸患，保住职位以求取容纳。他评论宋璟没有参与恢复正统的功劳，并不妨害宰相的体统，实际上是暗中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评论狄仁杰和褚遂良的优劣，说如果两人的处境互换，狄仁杰一定能在武后刚即位时强谏，而褚遂良一定不能在武后已经篡位之后取得成功。及至评论唐德宗的猜忌、元载的凶狠嫉妒，说李泌能够在其中周旋，也隐约是在把自己善于调停说成一种功劳。他驳斥胡寅评论高力士的一条，以及评论姚崇任用谄媚、使用欺诈的一条，也都是想用持论正确来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宋纪受终考》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程敏政撰写。程敏政有《宋遗民录》，已经著录。他的《篁墩集》中有《宋太祖太宗授受辨》一篇，专门辨析僧人文莹在《湘山野录》中诬说宋太宗“烛影斧声”的事情。篇末自注说，仍然担心考核不够精确，所以另外编成此书。然而看文莹所说，实际上没有明确指向什么，只是李焘误解了文莹的话，才形成了疑案。宋濂、黄溍最早开始辨明这是诬说。程敏政这部书又广泛采集各书的异同，逐一加以辨证，但仍然是宋濂、黄溍两家的余论。△《宋史阐幽》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许浩撰写。许浩字复斋，馀姚人。弘治年间以贡生身份任桐城县教谕。他与编写《通鉴纲目前编》的许浩同姓名，又处于同一时代，实际上是两个人。此编因与邱濬一起读《宋史》而作，其中的是非判断都不违背圣贤之道。然而只是摘举自古以来已经定论的说法，敷衍成篇。例如司马光等人是君子，蔡京等人是小人，这些道理难道还要等许浩来才知道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元史阐幽》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许浩撰写。大体上都是采用《续纲目》所记载的内容来作评论判断，共五十二条。持论虽然正确，但也不免有偏颇、驳杂之处。△《世史积疑》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题为元代李士实撰写。书前有自序，称在至正七年壬申三月朔日书写。考察可知，至正七年是乙亥年，并非壬申，与史实不合。元代也没有听说有李士实，只有明代新建人李士实，成化丙戌年进士，官至右都御史，退休。正德年间宁王宸濠图谋叛乱，召他参与同谋。事情发生时，任命李士实和举人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宸濠被擒后，李士实一同伏法。这些事见于《明史》。而正德七年正好是壬申年，与此书序文中的纪年相合。屠隆《考槃馀事》又说，李士实以擅长书法闻名；本书中李士实亲自书写的序文，笔势也很雄健放纵，足以相互印证，毫无疑问是明代李士实所撰。书首有“衡山”和“天籁阁”的印记，是文徵明、项元汴两家的旧藏本。这一定是当时因为李士实被视为参与叛逆的叛臣，担心私自保存他的著作会获罪，所以篡改纪年以掩饰其踪迹，后来著录的人便误以为是元人所作。此书摘录史事，分条立论，一直写到东汉末年为止。一个丧失良心、跟随叛乱的人，竟妄自评论古今，他的说法大概不值得深入讨论了。△《兀涯西汉书议》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旧本题为明代张邦奇撰写，实际上是根据霍韬的旧稿增补修订而成。“兀涯”是霍韬的别号。他所编的《明良集》，已经著录。张邦奇字常甫，鄞县人。弘治乙丑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号文定。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书都是摘录西汉史事，按年月编次，先记录《汉书》原文，再附加评论判断。书中多引用明代故事，来验证其得失。大概是曾经上奏皇帝的书，其中每条标作“臣案”的，是霍韬原文；另行标作“侍郎臣张邦奇曰”的，则是后来续修的文字。△《史评》十卷（内府藏本） 明代范光宙撰写。范光宙字霁阳，石门人。此书从春秋写到南宋，每个人分别作评论。大多沿袭前人的旧论，很少有自己的创见。△《责备馀谈》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方鹏撰写。方鹏有《续观感录》，已经著录。此书杂取古人被世人称道的行为，摘出其中的瑕疵。自序说，贤人和智者的过错，在立言、制定行为方面，有时不近人情、不合中道，往往被记载在典籍中，学者喜欢谈论并错误地仿效。因此直截了当地指出并加以极力批评，以此自附于《春秋》责备的意义。然而持论过于苛刻、拘泥，有时很是乖谬。例如《穀梁传》说隐公可以称为轻视拥有千乘之国的君位，至于践行道义则还没有做到，这句话本来是正确的；现在却连轻视千乘之国也一并说成错误。至于陈师道不肯借赵挺之的衣服，也加以排斥诋毁。这难道就是所谓不愿意成全别人的好事吗？△《东源读史录》（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田维祐撰写。田维祜字裕夫，号东源居士，萧山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官至肇庆府知府。此书采集史事和前人的史论，融会自己的意见。他在自跋中说，正德丁丑年，取少微《通鉴节要》来阅读，有时偶然有所见解，就立即记录在纸上。没有什么超出他人的议论，有的似乎还有抄袭沿袭之处。现在看书中的判断，虽然没有大的错误，但抄袭沿袭的弊病，确实如他自序所说。而且少微《通鉴节要》虽然出自宋人，实际上是村塾中粗陋的本子。依据它来立论，又怎么足以称为读史呢？△《翼正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何思登撰写。何思登字一举，武昌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此书标举历代史事，评论其得失，大旨在于排斥佛、老二教的虚妄荒诞，所以取名《翼正》，他的持论不能说不醇正。但语言繁琐重复，全书只有这一种主旨，未免失于冗长琐碎。它与胡寅《崇正辨》的得失相同。至于其中见解偏颇、驳杂，例如许衡任国子监祭酒时请求退休一事，竟一定要删去元世祖年号，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之下之类，更是错误到了极点，不值得再加以辨论。△《尚论编》二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邹泉撰写。邹泉字子静，昆山人。正德年间的诸生。这部编著所记，从三代直到宋、元，全部删削各史本传，只保存大概内容，间或引用其他说法加以考证；又仿照各史的论赞，附上自己的意见。其中也有颇可采纳的地方，不是明代那些辗转抄袭、贩卖旧说的作品可比的。但想把二十一史压缩收拢在二十卷中，即使有班固、司马迁那样的才华，也必然不能熔铸并包罗万象。书中有时出现疏漏，本来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