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经部三

译卷三 经部三 ○易类三 △《周易窥馀》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郑刚中撰写。郑刚中字亨仲，是金华人。绍兴二年考中进士并及第。官至礼部侍郎，出任川陕宣抚副使，后被贬居桂阳军。又被降职授为濠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复州，后来再次迁往封州。死后追复原官，谥号忠愍。事迹详见《宋史》本传。王应麟《困学纪闻》说郑刚中有《周礼解义》。考察王与之《周礼订义》，开头列举各家姓氏，其中有三山郑锷，字刚中，淳熙年间进呈《周礼全解》。这显然是另外一个人，只是字与郑刚中的名字偶然相同，或者把两人混为一谈，并不是这样。郑刚中所著《易解》十五卷，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卷数相同。只是《乾》《坤》两卦以及《系辞》以下原本缺失，且没有解释，陈振孙认为或许是郑刚中在《乾》《坤》之间有所避讳。然而他的《自序》说：“从《屯》《蒙》开始，通过卦象寻求爻义，根据爻义认识卦象，万一能够看出一些仿佛的线索，就沿着支流追寻源头，《乾》《坤》的精微之处也可以探究。”据此看来，陈振孙的说法是不对的。《自序》又说：“伊川《易传》和《汉上易传》两部书，在卦象与义理之间颇能互相补足。但《易》的道理广大，其中还有可以窥见的余蕴，我就来窥探它。”《窥馀》这个书名，大概就是取自这句话。明初《文渊阁书目》和叶盛《菉竹堂书目》中还著录此书，后来传本几乎绝迹，朱彝尊《经义考》也认为“没有见到”。只有《永乐大典》还保存着它的文字，现在加以采集编纂，依照经文次序编排。其中有七卦是原本缺失的，只记录经文。有些说法在其他书中另有记载的，也搜集起来补入。依照原书目录的体例，仍定为十五卷。自从唐人把王弼的注定为《正义》以后，学习《易》的人便专门谈论名理。只有李鼎祚的《集解》不以王弼的义理为主，广泛采集各家学说，自称是“刊正辅嗣的粗疏文字，补充康成散失的卦象”，但当时的经学家不能完全采用他的学说。宋儒如胡瑗、程子，他们关于义理的论述精纯深刻，当然不是晋唐诸儒所能相比的；然而在卦象方面也有许多缺略。郑刚中这部书开始兼采汉学。凡是荀爽、虞翻、干宝、蜀才等九家的学说，都相互参照考察，不专主其中一家。他解释经义有时不同于先儒，但往往也合乎义理。例如解释《讼》卦九二，把“不克讼归”断为一句，把“逋其邑人三百户”断为一句，认为圣人之所以一定要让他逃避自己的邑人三百户，是担心他依仗众人、凭借险要之地而造成叛乱，所以要谨慎维护上下尊卑的分别。解释《比》卦初六“终来有它吉”，朱子说难以理解。郑刚中认为，比附亲近之道以诚信为先。诚信积累已久，从前没有亲近的人都会自行从外面前来，所以说“有它吉”。这些解释都能自己提出新意，不受成说束缚。至于解释《泰》卦九二和《大有》卦的《大象》，议论尤其正大精切，通达于治国之道。虽然郑刚中是依靠秦桧而进身，依附和议，抛弃旧有疆土，在公论中颇不得人心；但是他阐发《经》的义理，确实有自己的理解，终究是讲《易》的人不能废弃的。△《易璇玑》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吴沆撰写。吴沆字德远，是临川人。绍兴十六年，他和弟弟吴澥到行在进献书籍。吴澥所献的是《宇内辨》和《历代疆域志》；吴沆所献的是《易璇玑》和《三坟训义》。吴澥的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吴沆的《三坟训义》被太学博士王之望驳斥，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这部书保存至今。全书共作论二十七篇，分别是：《法天》《通六子》《贵中》《初上定位》《六九定名》《天地变卦》《论变有四》《有象》《求彖》《明位》《明君道》《明君子》《论养》《论刑》《论伐》《辨圣》《辨内外》《辨吉凶》《通卦》《通象》《通爻》《通辞辞》《通证》《释卦》《释系》《存互体》《广演》。每九篇为一卷。《自序》说：“上卷阐明天理的自然，中卷讲论人事的修治，下卷记录并疏解前人注释的错误。” 它的大旨在于观察《彖传》，通过《彖传》探求卦，探求象，探求爻。所谓“璇玑”，是取自王弼《易略例·明彖篇》中“处璇玑以观大运”这句话。胡一桂称说，吴沆还有《易礼图说》，其中有《或问》六条、《图说》十二轴。现在没有见到这些书，大概也已经散佚了。只有他的《环溪诗话》被人记录下来，还保存在《永乐大典》中，现在另行著录在《集部》。△《易变体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都絜撰写。都絜字圣与，是丹阳人。绍兴年间官任吏部郎中，出知德庆府。都絜的父亲都郁，字子文，曾任惠州教官，一生留心《易》学。都絜于是根据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学说写成这部书。全书大旨认为，卦爻辞的意义，先儒的论述已经很详尽，所以专门阐明变体。现在考察《左传》记载的《周易》各种占例，所谓“某卦之某卦”的，共有十件事。看起来似乎是根据动爻，随机判断卦义，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易》的本旨。然而，王子伯廖评论郑国公子曼满时，说他在《周易》的《丰》卦变为《离》卦；游吉评论楚子时，说《周易》中有这种情况，在《复》卦变为《颐》卦时说“迷复凶”；荀首评论邲之战时，说《周易》中有这种情况，在《师》卦变为《临》卦时说“师出以律，否臧凶”；蔡墨评论龙出现在绛地时，说《周易》中有这种情况，在《乾》卦变为《姤》卦时说“潜龙勿用”；变为《同人》卦时说“见龙在田”；变为《大有》卦时说“飞龙在天”；变为《夬》卦时说“亢龙有悔”；变为《坤》卦时说：“见群龙无首，吉”；《坤》卦变为《剥》卦时说：“龙战于野”等等。这些都不是实际进行卜筮，却全都称为变体，由此可知古来《周易》本来就有这一层意义。

译只是古书散失了，这些说法也就没有流传下来。于是他用义理加以揣摩，探求其中的大概。其间有些解释恰好彼此吻合，例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他说：“这是《坤》变为《复》。《月令》说：‘孟冬，水开始结冰；仲冬，冰更加坚厚。’开始时冰薄而不坚，后来坚厚而难以消融，所以爻辞说‘履霜’，因为《坤》是十月的卦。又说‘坚冰至’，是因为卦体变为《复》，这就是十一月的卦。”《家人》卦上九“有孚威如，终吉”，他说：“这是《家人》变为《既济》。《杂卦》说：‘《既济》，就是安定。’《彖传》说：‘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反省自身而达到诚实，谁还敢不听从？父子、夫妇、兄弟无不安守本分、遵循义理，天下也受到感化，不用采取什么措施就安定了。所以卦体变为《既济》，说‘有孚威如’，就是反省自身的意思。”像这一类解释，都不是勉强附会，而是自然贯通，所立的义理也都正大。但也有牵强的，例如《家人》六四“富家大吉”，他说：“这是《乾》变为《同人》。” 从道理上看，身体和家庭都成了我的拖累，何况财富呢！他有家庭，只不过是姑且与众人相同罢了，并不把家庭当作拖累；他的家庭富裕，也只不过是与众人相同罢了，并不把财富当作拖累。这大概就是极其高明而又实行中庸之道，所以可以作为普通人的准则。凡是这一类解释，都是极力穿凿附会，务求与卦变之说相合，因此义理也不纯正。他又常常引用老子、庄子的言辞来解释文王、周公的《易》经，这又是王弼、韩康伯一流弊端的变相，只不过进一步变成了王宗传、杨简的路数罢了。然而，宋人的遗著，流传下来的日益稀少。这部书虽然不能以优点掩盖缺点，也不能以缺点掩盖优点，分别来看，把它作为讲卦变的一家之说，也未尝不可。《宋志》作十六卷。《玉海》引《续书目》说：“从《乾》变为《姤》，直到《未济》变为《解》，都用自己的意思推演；每一爻写成一篇，共三百八十四篇。”冯椅《易学附录》说：“都氏《易》先讲义理，其次讲象义；每卦结束时又有总论。”现在考察《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爻义都分别载在各爻之下，并没有所谓每卦结尾的总论，这与《玉海》的记载相合。想来应麟所见到的版本，就是编纂《永乐大典》时所依据的本子，但那已经不是全本了。如今《永乐大典》又缺少《豫》、《随》、《大畜》、《大壮》、《睽》、《蹇》、《中孚》等七卦，以及《晋》卦之后的四爻，谨慎地搜集合并、编排整理，编成十二卷。另外，这部书只说明爻义，没有涉及《彖传》和《大象》《小象》，所以经文也没有全部载录，仍依照絜旧本的体例。△《周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宋代林栗撰写。林栗字黄中，福清人。绍兴十二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他与朱子讨论《易》和《西铭》时意见不合，于是上疏议论朱子。当时太常博士叶适、侍御史胡晋臣都帮助朱子弹劾林栗，林栗因此被罢职，改任泉州知州，后来又调任明州。死后谥号简肃。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在淳熙十二年四月曾进呈朝廷，开头列有《进书表》和《贴黄敕谕》各一道，以及林栗的《自序》一篇。《贴黄》称此书原名《周易爻象序杂指解》，后来因为不能概括说明《彖》《象》《系辞》《文言》《说卦》，才改为现在的书名。王应麟《玉海》称此书经传三十二卷，《系辞》上下二卷，《文言》《说卦》《序》《杂》的正文合为一卷，《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大衍总会图》《六十四卦立成图》《大衍揲蓍解》合为一卷，与今本相合。当时他与朱子争论的具体内容，如今已经无法考知。《朱子语类》中只记载了《论系辞》一条，说林栗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包含四象，四象包含八卦，这与圣人所说的“生”的意思不同。除此之外，朱子没有排斥什么。朱彝尊《经义考》引用董真卿的话，说林栗“解释每一卦都一定兼取互体、约象、覆卦，过于拘泥。当时杨敬仲有《易论》，黄中有《易解》。有人说黄中文字写得可以毁弃，朱子说：‘倒是杨敬仲的文字可以毁弃。’”由此可见，朱子并不想废弃林栗的书。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林栗与朱侍讲发生言语冲突，是因为论《易》意见不合。现在根据事情和道理推究，当时朱子声望很高，正逐渐受到任用；而林栗考中进士比朱子早七年，已经以先辈自居。况且朱子刚任兵部郎中，林栗却任兵部侍郎，正是他的上司。两人的言辞神色互相抵触，谁也不肯退让，于是彼此激怒，终于互相攻击而上奏揭发。”大概他们的嫌隙起于讨论《易》，但事情的缘故并不完全由于讨论《易》，所以陈振孙才这样说。后人因为朱子的缘故，便废弃林栗的书，似乎并不是朱子的本意。《经义考》又说：“福清林黄中、金华唐与政都博通经学，一个纠弹朱子，一个被朱子纠弹。他们所著的《经说》，学者于是搁置而不再过问。唐与政的书已经没有留存的了。黄中虽然有《易解》，但流传不广，恐怕最终也会湮没。” 然而，黄中去世后，勉斋黄氏写文章祭奠他，大意说：“唉，我的先生，承受上天赋予的刚劲之气，成为当时正直的大臣；研读伏羲《易经》的爻象，探究孔子因获麟而作《春秋》的笔削之义。至于他在朝廷上神色严正，只要违背我的意愿，即使是当时的大儒，也有时会加以排斥；只要与我的志趣不同，即使是前代贤人的笃实言论，也不愿盲目因循。指出先生的过错，而先生接近仁德的一面，也由此可以看到了。

译评论者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小过失，就掩盖他总体上的醇正。” 勉斋是文公的高足弟子，而他公正地评价好恶，推重赞许达到如此程度。既然如此，黄中的《易》怎么可以不流传抄录呢？”这种论断相当公允。从前刘安世和伊川程子都是一代伟人，他们的《元城语录》《尽言集》也没有因为刘安世曾经弹劾程子，就终于废弃。耿南仲向敌人献媚而误国，易祓依附权奸，他们所撰的《易解》如今也都还在流传。林栗虽然不能与刘安世相比，但与耿南仲、易祓相比却大有区别，所以仍然著录他的书，并一并保存朱彝尊的评论。△《易原》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程大昌撰写。程大昌字泰之，休宁人。绍兴二十一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权吏部尚书，出任泉州、建宁府知府，后来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死后谥号文简。事迹详见《案史》本传。程大昌学术深厚，对各种经书都有论说。他认为《易》的义理自汉代以来纷争尤其严重，于是撰写这部书来加以贯通。他苦心思考、竭力探究，历时四年完成此书。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赞它：“开头论述五十五这个数，参照《河图》《洛书》和大衍之数，作为《易》的根源；卦变和揲蓍的方法也都有图和论述，往往以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超出先儒之外。”现在考察他的论述，例如他说：“把各爻分别配属于日子，是京房、焦延寿卦气说的内容。它起始于《中孚》，本来采用太初历法，这与孔子所说《乾》《坤》的算策应当配合一年的日数不相合。《复》《姤》生卦的说法始于邵子，但《乾坤》生六子的说法，《说卦传》中有明文；不能先有六画的卦，后来才有三画的卦。郑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来配合大衍五十之数，依据的是《乾凿度》；至于马融增加北辰，荀爽增加用九、用六，也不过是凭自己的意思选择、附会，根本没有不可改变的道理。张行成另立二十五这个数来推求大衍，那就是在五十五数之外另有二十五数，更不是孔子曾经说过的了。”他虽然排斥先儒，努力申述自己的学说，不能脱离南宋的风气；但他参互考察、折中调和，都能以《大传》为依据，对于《易》的义理也有所阐明。这与他所作的《诗议》不同，《诗议》主张连《国风》的名称也一并废除，二者本来有区别。这部书很久没有传本，只有程敏政《新安文献志》载有三篇，因此朱彝尊《经义考》注说“已经散佚”。现在考察《永乐大典》，其中还保存一百多篇，而且篇首篇尾完整，可以编排。谨慎地加以采集、整理和订正，刻编为八卷，用来作为宋人解说《易》的一家之言。△《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编》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程迥撰写。程迥字可久，起初居住在宁陵的沙随，后来迁居余姚。他从嘉兴的闻人茂德、严陵的喻樗那里接受经学。隆兴元年考中进士。曾任德兴县丞。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这部书世上没有刊刻本，凡是藏书家传抄的本子都作二卷。前卷题为《周易古占法上》，共十一篇。后卷杂论《易》的学说，并记载古今占验，题为《周易古占法下》，又题为《古周易章句外编》。其中有一条说“程迥撰写《周易古占法》，他的序中引用……”等等，显然不可能是《占法》下卷的内容。考察《宋史·艺文志》，记载程迥的《古易占法》《周易外编》两部书，都各为一卷。这样看来，只有前卷十一篇的部分是《周易古占法》，后卷本来就是《周易章句外编》。后人误把它们合为一部书，于是擅自标上“卷上”“卷下”的字样。然而陈振孙《书录解题》把程迥的《周易章句》十卷、《外编》一卷、《占法》一卷、《古易考》一卷并列著录，并在下面总注说：“程迥字可久撰写。他论述占法、杂记占事尤其详细。”可见把它们通称为一编，从宋代就已经如此；传抄混乱，当然也有其中的缘故。他的学说本于邵子的加一倍法，根据《系辞》《说卦》阐明其中的义理，采用逆数的方法，尊重占筮以推知未来，大旨都见于《自序》。后来朱子撰写《启蒙》，多采用他的例证。吴澄说：“程迥按年龄和辈分是朱子的长辈，朱子以师礼侍奉他。” △《周易本义》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义》四卷（内府校刊宋本） 宋代朱子撰写。这部书把《上经》《下经》分作二卷，《十翼》另编为十卷。顾炎武《日知录》说：“洪武初年，朝廷把五经颁发给天下儒学，其中《易》兼用程子、朱子的著作，二人的书也各自单独成书。永乐年间编修《大全》，才采用朱子的卷次，把它割裂开来附在程《传》之后；而朱子所确定的古文也再次混乱。例如‘《彖》就是文王所系的辞，《传》是孔子用来解释经文的辞，以后凡是说“传”，都依此类推’，本来是《彖上传》条目下的说明，现在却删去了“《彖上传》”三个字，附在“大哉乾元”下面。‘《象》是卦的上下两个《象》，以及两个《象》的六爻，是周公所系的辞’，本来是《象上传》条目下的说明，现在却删去了“《象上传》”三个字，附在“天行健”下面。‘这一篇申述《彖传》《象传》的义理，以尽量阐发《乾》《坤》两卦的蕴意，至于其他卦的说法，也可以依此类推’，本来是《文言》条目下的说明，现在却删去了“《文言》”二字，附在“元者善之长也”下面。其中的“《彖》曰”“《象》曰”“《文言》曰”，都是朱子原本没有的，后来又依照程《传》添入。后来读书人厌烦程《传》内容繁多，弃置不读，专门使用《本义》。但《大全》的版本是朝廷颁行的，不敢随意改动。于是就依据监版《传义》的版本，刊去程《传》，而把程《传》的编排次序作为朱《本义》的编排次序。”

译顾炎武又说：“如今《四书》的坊刻本，每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注文都用小字。《书》《诗》《礼记》也都一样。只有《易》每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义》都用大字，和各经不同。凡是《本义》中说‘程《传》已经详备’的地方，又增加一个‘传曰’，并引用程《传》的文字，这些都是当代人所作。”等等。他的辨析最为清楚。然而，把《本义》割裂开来附在程《传》之后，从宋代董楷时就已经如此，并不是始于《永乐》年间（详见董楷《周易传义附录》条）。这个本子是咸淳乙丑年九江吴革刊刻的。内府依据宋代刻本摹刻，前面有吴革的序。每卷末尾题有“敷原后学刘容校正文字行款”，并且《象传》以及《履》《夬》两卦不载程《传》，一一都与顾炎武所说相合。卷首只列九幅图，卷末附有《易赞》五首、《筮仪》一篇，这与今本把《筮仪》提升到前面、又增加卦歌之类的做法也完全不同。《彖上传》标题下面注有“从王肃本”四字，今本删去了。又如《杂卦传》“咸，速也。恒，久也”下面，今本只注“咸，速。恒，久”四字，读者常常对此感到疑惑。考察这个本子，原来是“感，速，常，久”，后来经传刻而讹误，确实是善本。因此我朝圣祖仁皇帝亲自纂修《周易折中》，就采用这个本子的编排次序，恢复先圣的旧文，破除俗儒的浅陋见解，确实是读《易》的人所应该奉为常法的训则。至于成矩重刻的本子，自明代以来，士子从幼年起就学习它，时间已经很久，突然命令改易，恐怕会造成烦扰而难以实行。况且这个本子虽然因袭《永乐大全》，其实也是王弼、韩康伯的旧本，是唐代用来撰作《正义》的本子。因此本朝考试士子，只删去爻象与试题相合的部分，而命题次序仍然沿用旧本。内府刊刻的《袖珍五经》也同样因循旧本。考察汉代的《论语》，共有三种本子。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序》说：“《古论》把《尧曰》下章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合计二十一篇。篇次把《乡党》列为第二篇，《雍也》列为第三篇。《齐论》的篇题较长，有《问王》《知道》两篇，合计二十二篇。《鲁论》有二十篇，就是如今所讲授的本子。”等等。可见自古以来，经师传授经书，不妨各有不同。即使秘府收藏，也兼收并存各种本子。只要其中精微的言论和重大的义理本来没有相违，篇章的分合对宏旨并没有多大妨害。所以现在只记载它割裂《本义》的过失，却仍把它附在原本之后，以备参考。△《郭氏家传易说》十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代郭雍撰写。郭雍字子和，洛阳人。父亲郭忠孝曾从学于程子，撰有《兼山易解》。靖康年间任永兴军路提刑，死于战乱。《宋史·忠义传》把他的事迹附载在《唐重传》中。郭忠孝去世后，遗留下来的书散失了。郭雍南渡后隐居在峡州长杨山谷，撰成这部书。他的学说完全承袭郭忠孝，所以以“传家”为书名。乾道年间，守臣向朝廷推荐他，朝廷召见，他没有应召，赐号“冲晦处士”，后来又赐称“颐正先生”。朝廷派官员接受他想说的话，他于是进呈了这部书。事迹详见《宋史·隐逸传》。朱子说：“《兼山易》沉溺于象数之学。”陆游《跋兼山易说》则说：“程氏的《易》学，实际上是由立之父子传承下来的。”立之是郭忠孝的字。除了《大易粹言》所引用的内容外，郭忠孝的书已经没有完整本子。现在看郭雍的书，大体上是在剖析义理，与程《传》相似。他说：“《易》这部书，它的道理和文辞，都是由卦象产生的；从来没有忘掉卦象而能够懂得《易》的。比如头、腹、马、牛这一类象，有时可以忘掉，这只是卦象的末节。”等等。这实际上并不是专门主张象数，陆游所写的跋文或许更接近事实。至于郭雍又不把卦辞当作《彖》，而认为所谓“观乎《彖辞》”，就是孔子自称他的《彖传》。冯椅《厚斋易学》极力斥责这种说法不对，这才是公论。朱彝尊《经义考》说：“雍的原书没有流传下来，只零散见于《大易粹言》中。”这部书是十一卷，与《宋志》相合，大概还是旧本，只是朱彝尊偶然没有见到。陈振孙《书录解题》记作六卷。考察《中兴书目》，另有雍所著《卦爻旨要》六卷，恐怕是把那部书的卷数误作这部书的卷数了吧？△《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李衡撰写。李衡字彦平，江都人。乾道年间任秘阁修撰，不久授任御史，改任起居郎。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在此以前，熙宁年间蜀人房审权苦于当时谈论《易》的各家说法，有的拘泥于阴阳，有的局限于象数，于是排除杂学异说，摘取专门阐明人事的百家之说，上自郑玄，下至王安石，编成一部书，仍把孔颖达《正义》列在首篇。遇有异同疑似之处，就分别加以评论，附在篇末，名为《周易义海》，共一百卷。李衡因为其中义理重复、文辞烦琐，便删削整理，编成此书，所以取名《撮要》。其中程子、苏轼、朱震三家的说法，是原书没有收录、由李衡续加进去的。第十二卷《杂论》，也是李衡补缀的。因此，婺州教授朱汝能、楼锷的《跋》说：“原来按一百卷计算，现在只有十一卷。”这大概专指删削后的房审权原书。《书录解题》记作十卷，又是传抄造成的错误。这部书成于绍兴三十年，到乾道六年，李衡以御史身份镇守婺州时，才开始刻板刊行。自唐代以来，只有李鼎祚《周易集解》汇合汉代以后三十五家的说法，大略称得上完备；继此之后的，就是房审权的《义海》了。然而考察《宋史·艺文志》，只有李衡的书，没有房审权的书。陈振孙《书录解题》也只记载残本四卷。难道是因为卷帙太大，当时就已经散佚了，还是李衡的书出现以后，房审权的书便被废弃了呢？既然如此，李衡采集其中精华，使古书不至于在后世失传，也可以说是有功劳了。△《南轩易说》三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张栻撰写。考察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这部书为十一卷，认为是张浚所作。考察张浚的《紫岩易传》，其书现在还保存着，与这部书本是两部不同的书，曹学佺明显弄错了。朱彝尊《经义考》也记作十一卷，注说“没有见到”，又引用董真卿的话，说已经缺少《乾》《坤》两卦。这部书是嘉兴曹溶根据至元壬辰年赣州路儒学学正胡顺父的刊本传抄的，六十四卦全部都已经散佚。现在只从《系辞》“天一地二”一章开始，比董真卿所见的本子更加残缺。然而卷首题作“《系辞》上卷下”，胡顺父的《序》说：“鲁人东泉王公，分司廉访章贡等路。公务之余讲论学问，曾诵读伊川《易传》，唯独缺少《系辞》。他留心访求，因而得到《南轩解说易系》，便抄写下来收藏在家中。倘若把它合在一起流传，这才是完整的书。于是拿出来给知事吴将仕看，在学宫刊刻，用来补足缺失，使它和《周易程氏传》的大字旧本一同流传于世。”等等。这说明最初刊刻这部书时，也只是从《系辞》开始。曹溶所传抄的本子，只缺少了上卷的上半部分。《序》的末尾有钩摹旧本的三方小印：一方作“谦卦”，一方作“赣州胡氏”，由此知道胡顺父就是赣州人；一方作“和卿”，大概是他的字。△《复斋易说》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赵彦肃撰写。赵彦肃字子钦，号复斋，是宋太祖的后代。曾经考中进士。任宁国军书记，调任秀州推官，转任华亭县丞并代理县政，因母亲去世服丧回乡。赵汝愚上奏推荐他任宁海军节度推官，不久因病去世。大概是朱子把他推荐给赵汝愚的。赵彦肃著有《广杂学辨》《士冠礼、婚礼馈食图》，都受到朱子的称许。只有他论说《易》的观点与朱子不合，所以《朱子语录》说他的说法过于精密，取义过于细密，或许损伤了简易的旨趣。然而赵彦肃解说《易》，是在即象数以求义理，以六画为主。因此他说：“先圣创作《易》，只有卦画而已。后圣为它系辞，一言一字都从卦画中来。譬如画师传神，不是画烟云草木一类的作品可比。”这样看来，赵彦肃苦心思索，确实都是钻研爻辞的义理，力求探究其中的所以然。他沉潜钻研《易》的程度，仍然胜过在《易》之外作支离破碎的议论。△《杨氏易传》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杨简撰写。杨简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大中大夫。事迹详见《宋史·道学传》。这部书是明代刘日升、陈道亨刊刻的。考察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慈湖易解》十卷，另有《已易》一卷，书名和卷数都与这部书不相同。所记载的《自序》一篇，与这部书卷首的题语相同，但少了前面的几行，也有小的差异。明代人凡是刊刻古书，大多按照自己的意思任意窜改，万历以后尤其严重。这或许是刘日升等人擅自改动的吧？这部书前十九卷全是解释经文，第二十卷则全是泛论《易》学的话，其中也间有与《序》文重复的内容。如今既然没有见到杨简的原本，也无法详细知道其中的缘故。杨简的学说出自陆九渊，所以他解说《易》，只以人心为主，而象数和事物等内容都略去，甚至认为《系辞》中“近取诸身”一节，是不知道古义的人伪造的，不是孔子的话。因此，明代杨时乔撰写《传易考》，竟斥责他为异端；元代董真卿评论《林栗易解》时，也引用《朱子语录》的话，说“杨敬仲的文字可以毁掉”等等。这实在是因为杨简专门高谈玄远之理，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考察自汉代以来，用老庄学说解说《易》，始于魏国王弼；用心性学说解说《易》，始于王宗传和杨简。王宗传是淳熙年间进士，杨简是乾道年间进士，都是宋孝宗时的人。只是王宗传地位低微、言论分量轻，他的书仅仅保存下来，并不很为学者诵读学习。杨简则是象山弟子中的佼佼者，正如朱门中有黄榦一样；又历任内外官职，政绩值得称道，在南宋是名臣，更足以影响一代。因此到了明朝末年，他的学说大为流行。紫溪苏濬解说《易》，于是把书名定为《冥冥篇》，而《易》也就完全被纳入禅学了。《易》这部书内容广大而完备，圣人的教诲兼具精微与粗浅、本末各方面；心性之理未尝不包含在《易》中，只是杨简等人专门阐明这一方面，最终流于恍惚虚无罢了。从前朱子撰写《仪礼经传通解》，没有删掉郑康成所引用的谶纬之说，说：“保存它，正是为了废弃它。”大概是因为郑康成的名望已经受到后世重视，如果不保存他的说法，人们就没有办法知道它的错误。如今把杨简和王宗传的《易》一并著录，也是这个意思。△《周易玩辞》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项安世撰写。项安世字平甫，松阳人。《馆阁续录》记载他为淳熙二年同进士出身。绍熙五年授任校书郎，庆元元年添差通判池州。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他为“太府卿”，这是他最终担任的官职。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陈振孙又说，项安世在庆元年间被贬居住江陵，闭门不出，各部经书都有论说，而《易》是完整的一部书。然而根据他的《自述》，大概是在嘉泰二年壬戌年秋天完成的。《自序》说：“《易》的道理有四项，实际上就是两项：象和辞。变，就是卦象的进退；占，就是卦辞所示的吉凶。不认识卦象，凭什么知道它的变化；不通晓卦辞，凭什么判断占问？”他在《自述》中又说：“我项安世所学习的，大概就是伊川程子的书。如今把我从《易传》中得到的东西，撰述成这部书；如果它的文字与《易传》相同，就没有必要再撰述这部书了。”大概伊川《易传》只阐明义理，项安世则兼顾象数来探求义理。他的意图是在《程传》之外补充其中没有涉及的内容，也就是所谓各自阐明一个方面。马端临、虞集作序，都极力推重他。但近来王懋竑《白田杂著》中有一篇关于这部书的《跋》，却独自极力排斥，甚至说马端临等人没有读过这部书。这大概就是项安世《自述》中所说的“用《易传》的文字来观察我的人”吧？项安世又有《项氏家说》，其中第一卷也解说《易》。董真卿曾称许它，但世上没有流传的版本。如今才根据《永乐大典》所载内容搜集汇编成书，另行著录。把两部书合起来看，项安世的经学造诣很深，怎么可以轻易诋毁呢？△《易说》四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赵善誉撰写。赵善誉字静之，是宗室子弟。乾道五年礼部考试第一名。多次升迁，任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转运判官。事迹见《宋史·宗室传》。这部书载于陈振孙《书录解题》。陈振孙称他每卦写一篇论说，大概是任潼川漕时进呈的本子。如今考察这部书，对于各卦名称和意义相近之处，多相互参照以求得它们的意义。例如他说：“《颐》《井》《鼎》都有养人的意义，难道不是因为养人的利益广泛，所以多取象来向人显示吗？”又说：“三卦的意义虽然不同，却都以上爻为吉。因此《颐》的‘由颐’、《井》的‘勿幕’、《鼎》的‘玉铉’，都在上爻。”至于各卦的六爻，也往往比较同类来观察。例如论《乾卦》说：“初九的爻辞，是果断告诫而且切迫；九四的爻辞，是因为疑虑而与它一起前进；九三的爻辞，言辞周详，仍然可以勉力而行；上九的爻辞，径直说不可有所作为。圣人的言语，细微详尽、曲折周到，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也只是担心阳刚之气有所偏失罢了。” 论述《坤卦》说：“《乾》《坤》两卦，只有二爻、五爻是好的，其他各爻都有告诫的话。” 他又说：“‘履霜’是告诫一阴开始产生；‘括囊’是告诫处在多有忧惧的位置；六三还可以‘含章’来从事；到了上六，就发展到‘龙战’而道穷。这也是《乾卦》各爻爻辞不同的意义。”论《颐卦》说：“《颐》卦以守正而不妄动为好。下卦震是动的卦体，有行动而求养的象，所以三个爻都凶；上卦艮是静的卦体，有安静而知止的象，所以三个爻都吉。” 论《革卦》说：“内在明察，就一定能把事理看透；外在和悦，就不会违背人情。不这样却能实行变革的，从来没有。”论《节卦》说：“六四是一阴柔之爻，与初九相应，又在上面承接九五的阳刚，能够安于节制；既然安于节制，就没有到哪里不通达的，所以说‘亨承上道也’。九五居于尊位而得其正位，刚健中正，是节制得当的状态；既然得当，就没有到哪里不可行的，所以说‘甘节吉，往有尚’。因为它处在臣位，所以说‘安’、说‘亨’，意思是自己能够安于节制，就会亨通；因为它处在君位，所以说‘甘’、说‘吉’，意思是把这种节制施行于天下，人人都认为美好，然后才是吉。”他的论说都明白而正大。朱子说他能够扩充先儒没有阐明的地方。冯椅《易学》也多采纳他的说法，认为他能够根据画卦、命名的意义，参照考察卦、爻、彖、象的文辞，贯通六爻的意义而加以解说，这个评价大概不是虚夸。自明代以来，外间流传的本子极少，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已经散佚”。如今《永乐大典》在各卦之后完整收载了它，只缺少《豫》《随》《无妄》《大壮》《晋》《睽》《蹇》《解》《中孚》九卦。于是搜集整理，编成一部书，供解说《易》的学者参考。《宋史·艺文志》原来记作二卷，如今因为文字颇为繁多，整理为四卷。△《诚斋易传》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杨万里撰写。杨万里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官至宝谟阁学士，后来退休。韩侂胄召请他，他没有出仕。开禧年间，听说北伐挑起事端，忧愤不食而死。后来谥号文节。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这部书的大旨依据程氏，但多引用史传来加以证明。起初名为《易外传》，后来才改定为现在的名称。宋代书坊曾经把它和程氏《传》一起刊刻流行，称为《程杨易传》。新安陈栎极力非难它，认为它足以使文士看了惊叹，却不足以使专心研究经书的人信服。吴澄作《跋》，也有含蓄的批评。然而圣人创作《易》，本来就是用吉凶悔吝来显示人事所当遵循的道路。箕子的贞正、攻伐鬼方、帝乙嫁女，周公都明确写出了其中的人物，那么三百八十四爻，都可以依此类推。舍弃人事而谈天道，正是后世儒者解说《易》的弊病，不能因为杨万里引用史事来证明经义就指责他。理宗嘉熙元年，曾下札命人抄写收藏于秘阁。他的儿子长孺进呈奏状，称这部书从开始草创到脱稿，经过十七年才完成，也可以说用尽了他一生的精力。元代胡一桂撰写《易本义附录纂疏》，广泛采集各家说法，唯独一个字也没有收录杨万里，所见大概与陈栎相同。然而这部书终究不可磨灭，直到今天仍然流传在人世间。△《大易粹言》十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宋代方闻一编纂。方闻一是舒州人。淳熙年间任郡博士。当时温陵曾穜镇守舒州，命方闻一辑成这部书，旧《序》说得很清楚。朱彝尊《经义考》承袭《宋志》的错误，认为是曾穜所作，不对。这部书《宋志》记作十卷，《经义考》记作七十卷，另有《总论》五卷。大概原本中每卦、每传各自成篇，刊板彼此不相连接，所以按照分篇的数目，称作七十五卷。然而宋刻本明确标为卷一至卷十，因此《经义考》又错了。所采集的共有二程子、张子、杨时、游酢、郭忠孝以及曾穜的老师郭雍七家的说法。如今郭忠孝的书已经失传，只能依靠这部书保存下来。曾穜最初把刻板放在郡斋，后来摹印的字迹漫漶不清，张嗣古、陈造先后加以修补。这部本子出自苏州蒋曾莹家，就是张嗣古在嘉定癸酉年补刻的本子，已经散佚曾穜《自序》一篇，却把张嗣古的《跋》移到卷首。现在根据《经义考》补录曾穜的《序》，仍把他的《跋》移到卷末。曾穜是温陵人，生平始末无从考知。只是根据元代李简《学易记序》，知道他的字叫“献之”等。△《易图说》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吴仁杰撰写。吴仁杰字斗南，昆山人。《宋史·艺文志》记载吴仁杰有《古周易》十二卷、《易图说》三卷、《集古易》一卷。如今《古周易》世上很少有传本，只有《永乐大典》还保存着全文。这部书就是他的《易图说》。他的说法认为，六十四个正卦是伏羲创作的，所以首先列出《八纯卦各变八卦图》。又认为卦外的六爻和六十四个覆卦是文王创作的，所以有《一卦变六十四卦图》，以及《六爻皆变则占对卦、皆不变则占覆卦图》。又认为《序卦》是伏羲所作，《杂卦》是文王所作；如今的爻辞应当是《系辞传》，《系辞传》应当是《说卦传》。在各家古《易》之中，他的说法特别新奇，与先儒的意见大不相同。然而用《史记》引用“同归殊途”两句话作为《大传》的证据，而不称作《系辞传》；《隋志》说《说卦》有三篇，如今只剩一篇，说明后人曾扰乱篇题；他的说法有时也有依据。因此把它记录保存下来，用来作为一种说法备考罢了。△《古周易》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宋代吕祖谦编。吕祖谦字伯恭，金华人。隆兴元年考中进士，又考中博学宏词科。官至直秘阁著作郎、国史院编修。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古《易》上经、下经以及十翼，原来是十二篇。从费直、郑玄直到王弼，逐渐都有所移改删掇，孔颖达因袭王弼的本子撰作《正义》，在唐代流行，古《易》于是就不再保存了。宋代吕大防开始考订旧文，撰作《周易古经》二卷；晁说之撰作《录古周易》八篇；薛季宣撰作《古文周易》十二卷；程迥撰作《古周易考》一卷；李焘撰作《周易古经》八卷；吴仁杰撰作《古周易》十二卷，大体上彼此都有出入。吕祖谦这部书和吴仁杰的书出现得最晚，但比吴仁杰的书更有依据。全书分为《上经》《下经》《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十二篇。《宋志》作一卷，《书录解题》作十二卷，大概是把一篇算作一卷；实际上是同一部书。朱子曾为这部书作《跋》，后来撰作《本义》，就是采用了这个本子。这部书与吕大防的书相同，却没有说是以吕大防的书为底本，尤袤曾在与吴仁杰的书信中谈到这件事。但吕祖谦并不是窃取他人著作的人，税与权在《校正周易古经序》中说，他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见到吕大防的本子，这恐怕才是实际情况。《书录解题》又记载有《音训》二卷，是吕祖谦的门人王莘叟记录整理的。又说朱子曾在临漳、会稽刻印此书，并增入程氏校正的文字和晁氏的解说。这个本子都没有这些内容，难道是传抄者遗漏了吗？△《易传灯》四卷（《永乐大典》本） 《易传灯》这部书，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也没有记载它的名称，只有《永乐大典》把它散见于各卦之中，题署作者官职为徐总幹，却没有记载姓名。书中又载有他儿子子东的《序》，说他的父亲曾拜吕祖谦、唐仲友为师。考察《宋史》，徐侨曾向吕祖谦受业，著有《读易记》《尚书括指》等书。吕祖谦的门人又有徐侃、徐倬，《序》中没有明文说明，所以不能确定作者究竟是谁。“传灯”本来是佛教用语，却拿来作为经书解说的书名，实在很不恰当。又说《系辞下传》“《易》之为书”三章，都是汉代儒者《易纬》中的文字，却错误地当作孔子所作，用来欺骗后世；这也沿袭了欧阳修的错误。又说圣人观察河图，看到其中有数字和形象，以纵横十五的妙理，配合《乾》《坤》九六之数；白色、紫色表示吉祥，黄色、黑色表示凶险。这简直是把《易》的数理当成五行家的说法，尤其不免杂乱。不过，他的《八卦总论》十六篇，彼此参照来探求，颇能掌握《易》的类别和条例。例如他说《大壮》《大有》《夬》《乾》诸卦，是《乾》处在《乾》《兑》《离》《震》之下的卦。《乾》卦九三爻说“君子”，其余各卦的九三爻都出现“君子、小人”的说法，是因为君子处在重刚之中，君子就吉利，小人就凶险，所以分别这样说。至于处在《巽》《坎》《艮》《坤》之下的卦，称作《小畜》《大畜》《需》《泰》，凡是九三爻上面遇到阴爻的，都有畏惧敬慎的含义。他的剖析更加细密。他又说，《易》取象涉及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例如《比》卦九五说“王用三驱”，可以看出天子田猎时不合围三面、驱赶禽兽的礼制；《巽》卦九二说“史巫纷若”，可以看出古代有太史、男巫、女巫的制度。他论述《易》与《礼》的相通之处，也有一定依据。总的来说，虽然只是略知一二，但其中值得取用的地方相当不少。即使有丝麻，也不应废弃菅草和蒯草；这本来就是解说《易》的人可以旁采兼收的材料罢了。△《易裨传》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林至撰。林至字德久，松江人。《书录解题》说是槜李人，不详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淳熙年间考中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朱子文集中有《答林德久书》，就是此人。这部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文献通考》在二卷之外又记有《外篇》一卷。这个本子是元至正年间陈泰刊刻的，总共二卷，大概是陈泰合并编成的。全书分三篇：第一篇叫《法象》，第二篇叫《极数》，第三篇叫《观变》。《自序》说，《法象》以太极为依据，《极数》以天地之数为依据，《观变》以卦揲、十八变为依据，都是根据《易大传》的文字。凡是论述太极的，容易被四象之说迷惑，从而失去卦画的根本；论述天地之数的，容易被河图洛书的文字迷惑，从而失去参两之本旨；论述揲蓍的，容易被卦扐之间的说法迷惑，从而失去阴阳变化的意义。他分别加以厘正。《外篇》则论述反对、相生、世应、互体、纳甲、卦变、动爻、卦气八件事。《自序》说，如果说这些不是《易》的道理，就不对；如果说《易》的全部都在这些内容中，也不对。如今看这部书，虽然不免有立论稍嫌过分的地方，但所论大多切中解说《易》时存在的弊病。他说《易》的道理变化无穷，只要得到其中一个方面，都足以立说，尤其是至理之论。△《厚斋易学》五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冯椅撰。冯椅字仪之，一作奇之，号厚斋，南康都昌人。《宋史·冯去非传》说：“父亲冯椅，居家授徒，所著《易书诗语孟辑说》等书，共二百余卷。”如今大多已经失传，只有他辑录的《易说》还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考察胡一桂《启蒙翼传》引用《宋中兴艺文志》的话说：“宁宗时冯椅撰作《易辑注》《辑传》《外传》，认为程迥、朱熹还没有完全校正孔氏传的名义，于是把‘《彖》曰’、‘《象》曰’改作赞语。”又因为隋代《经籍志》有《说卦》三篇，便把《系辞传》上、下改作《说卦》上、中。俞琰《读易举要》所说也相同。如今查考《永乐大典》所载，只有《辑注》《辑传》，没有所谓《外传》，与旧说很不相合。用冯椅的《自序》来核对，当时大概本来是各自成书。《辑注》只解释《彖》《象》；《辑传》则尊奉《彖》《象》为经，把十翼降为传；《外传》则把十翼当作经，各篇附载前代儒者的说法，最后用自己的意见作判断。《永乐大典》的编纂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他们割裂原文，把它杂乱地附在各卦各爻下面，于是连《外传》的名称也一并湮没了。如今反复参照校勘，把它整理为《辑注》四卷、《辑传》三十卷、《外传》十八卷，仍分为三部书，以恢复原来的面貌。《辑注》多采用古文字，例如《坤卦》“黄裳”的“裳”写作“常”；《蒙卦》“渎蒙”的“渎”写作“黩”；《屯卦》“磐桓”的“磐”写作“般”，“邅如”的“邅”写作“亶”；《师卦》“丈人”写作“大人”；《旅卦》“资斧”写作“齐斧”。虽然与今本不同，但都有旧义作为依据。至于《履》《否》《同人》等卦，认为旧本脱去了卦名，应当补入；《姤彖》“女壮勿用取”以下，认为“女”字是衍文之类，则是冯椅自己提出的见解。《辑传》各卦都分列《卦序》《卦义》《彖义》《爻义》《象占》等目，分析条理极为详细，搜集材料也相当广博。如王安石、张汝明、张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闾邱昕、毛朴、冯时行、兰廷瑞等诸家，他们的全书如今都已失传，还借此书保存了大概的面貌。《外传》汇集各家言论，也有不少阐发。它把《系辞》作为《说卦》，奉吴仁杰的本子为依据，董真卿在《周易会通》中驳斥它，是很正确的。明代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却因为它符合《隋志》而采用，这是好奇求异过头了。不过，把三部书合起来看，大体上都能追溯本源、贯通博涉，宏大通达，终究不能因为一两处细小瑕疵而掩盖其价值。《启蒙翼传》又说：“鄱阳人汪标亲手编纂各家《易》解，汇成一部巨著，名为《经传通解》，以冯椅《易》解为底本，搜求古今解说增补进去。”大概宋元之际，人们非常重视这部书。如今汪标的书也已失传，那么这部书就更加值得珍视了。董真卿、胡一桂都称这部书为《易辑》，《宋史·艺文志》作《易学》，《文献通考》则作《厚斋易学》。考察王湜先前已有《易学》，应当有所区别，所以现在采用《通考》所载的书名。△《童溪易传》三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代王宗传撰。王宗传字景孟，宁德人。淳熙八年考中进士。官任韶州教授。董真卿认为他是临安人。朱彝尊《经义考》说，这部书前有宁德人林焞的《序》，说他与王宗传出生在同一地方、求学于同一学校，并且同在辛丑年考中进士，那么说他是临安人的记载就是错误的。王宗传的学说，大体上舍弃梁、孟而尊奉王弼，所以他的书只凭内心领悟，极力斥责象数之学的弊病，甚至把它比作错误注释《本草》而导致杀人。林焞《序》叙述王宗传的观点，有“本性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圣人本来没有什么言语”这样的说法，不免涉及异端学说，与杨简《慈湖易传》的宗旨相同。大概王弼的《易》尊尚玄虚来阐发义理，汉学到这里才开始发生变化。宋代儒者扫除古代学法，实际就是从这里开始萌芽的。不过胡氏、程氏继承他的义理而归结到人事，所以看似浅近而纯正扎实；王宗传和杨简继承他的玄虚，转而从性命、天道中探求，所以看似高深而幽玄空幻。考察沈作喆所作《寓简》，第一卷多谈《易》理，大体以佛教为宗旨。沈作喆是绍兴五年进士，他撰作《寓简》是在淳熙元年，正与王宗传同时。这样看来，用禅学来谈《易》，起始于南宋初年。只是沈作喆没有完成著作，王宗传和杨简则各自有成编的书，不过是明显地阐发了不同的路径罢了。《春秋》记载史事，《檀弓》记载礼制，都必定谨慎考察这种变化的起始；这里记录保存这部书，是为了让学者知道，明代万历以后，动辄用心学来解说《易》，其流派就是从这两个人开始分出的。这也像保存那些解说《周礼》的俞庭椿、邱葵的观点一样。△《周易总义》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易祓撰。《南宋馆阁续录》记载，易祓字彦章，潭州宁乡人。淳熙十一年以太学生身份释褐出身。庆元六年八月授任著作郎，九月任江州知州。周密《齐东野语》则记载他谄媚侍奉苏师旦，因此由国子司业越级擢升为左司谏。苏师旦失败后，易祓被贬谪而死。大概《馆阁续录》只记载他进入馆阁和离开馆阁的事情，周密所记才是他的最终结局。易祓这个人不值得看重，他的书在世上也不很流传，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未见”。然而他解说《易》，兼通义理和象数，调和折中各家观点。每卦先概括为《总论》，又在六爻下面分别作解释，对于经文义理确实有不少阐发。它与耿南仲的《新讲义》一样，都不能因为作者的人品而废弃其言论。书前有易祓门人陈章的《序》，说易祓在侍奉经筵时，曾经用这部经书进讲。又说易祓另有《易学举隅》四卷，汇集象数绘制图表并加以解说，可以与此书相互参考。如今没有见到传本，只有他撰作的《周礼总义》还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乐雷发有《谒山斋》诗说：“淳熙人物到嘉熙，听说山斋亦白髭。细细品味梅花，阅读《总义》，想来只有姬老才是知己。”大概指的就是这两部书。山斋是易祓的别号。由此看来，他的书在当时也颇受重视。

译△《西溪易说》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李过撰。李过字季辨，兴化人。董真卿《周易会通》说，这部书有李过的《自序》，作于庆元戊午年，自称用了将近二十年才写成。这个本子遗失了《自序》，书中也有许多缺文，大概是传抄造成的讹误脱漏，不再是董真卿所见的旧本了。全书开头为《序说》一卷，分按《上经》《下经》依照经文讲解，却没有涉及《系辞》以下的内容。冯椅《易学》称赞它多有发明，但批评它相信毛渐的《三坟》，又屡次割裂经文。例如《乾》《坤》两卦初爻的初九“潜龙勿用”以下，立即接上“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又接上“《文言》曰：潜龙勿用，下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到这里说这是君子不宜有所作为”。文字混乱颠倒，几乎无法解释。难怪胡一桂要讥评他。他论述爻辞是周文王所作，认为前代儒者把“西山”等字样指为文王，是牵强附会；但他解说《明夷》一卦时，又把上三爻说成箕子的事情、下三爻说成文王的事情，仍然不免自己破坏了原先的体例。大概李过晚年失明，闭目沉思，无法与师友相互订正，自己独到的意见有时不免固执地自行发挥。然而他收敛视听、专心思考，态度刻苦诚挚，也常常阐发前代儒者没有阐发的内容。他扰乱经文的过失和训释经文的功劳，大体上可以相互抵消。△《丙子学易编》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李心传撰。李心传字微之，号秀岩，隆州人。宝庆二年以平民身份被征召，补授从政郎，差遣充任秘阁校勘。历任官职至工部侍郎，兼秘书监。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李心传精通史学，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两部书，受到史家的重视，在经学方面也很用心。高斯得《耻堂存稿》中有《学易编》《诵诗训》两书的《跋》，说：“秀岩先生是近世的大儒，世人只看见他的论著收藏在明堂石室、金匮玉版之中，于是仅仅把他看作良史，却不知道先生中年以后，穷尽探究大道的奥秘，他在经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不是近世学士大夫所能比得上的。” 这虽然是弟子尊敬老师的话，但也并不是过分的赞美。这部书在嘉定九年耗费二百零八天的力量，编排纂集完成，因为这一年干支为丙子，所以用“丙子”命名。书中只采用王弼、张子、程子、郭雍、朱子五家的说法，并用他父亲李舜臣《易本传》的说法加以验证，也间或附入自己的意见。原书十五卷，高斯得曾把它和《诵诗训》合刻于桐江，如今已经散佚。这个本子是元初俞琬抄录的，后来俞琬在《跋》中说：“这部书是借来看闻德坊周家书肆所出售的本子。天气寒冷，白天短，我老眼昏花，只好两天合并成一天来抄录其中值得取用的内容。”如此等等，大概现存内容还不到原书的十分之一。不过俞琬精通《易》学，他所采录的都是其中的精华，因此全书大旨仍然可以大致看见。李心传《自序》说：“采录王氏、张子、程子和朱文公四家的传说，间或用周子、邵子以及先父的说法补充，唐代以前各家儒者字义不同的地方，也附带记载。”但俞琰《跋》中列出的没有周子、邵子，却有郭子和。子和是郭雍的字，就是著有《郭氏传家易说》的人。李心传的原书已经不存，不能详知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八日〕 考察周子《通书》、邵子《皇极经世》，虽然都阐发《易》的道理，但实际上是在《易》之外另自立说，可以拿来作为义疏的内容很少。只有郭雍依据经文阐明义理，确实有完整的著作；或者是李心传《自序》在传抄时出了错误吧？△《易通》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赵以夫撰写。赵以夫字用父，是宗室子弟，居住在长乐。嘉定十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资政殿学士。这部书前面有赵以夫的《自序》，其中都自称“臣下没有不敢把它私自收藏的，将要把它进呈皇上，希望多少能仰助圣学光明昌盛的万分之一”，可见这是进献给皇帝的本子。考察赵汝腾《庸斋集》，其中有弹劾赵以夫不应担任史馆修撰的奏札，说：“郑清把进呈史书的任务交给赵以夫，天下都传为笑谈。有人说，他进呈《易》尚且代人执笔，怎么能够进呈史书呢？后来听说他担任史馆长官，人们又笑着说：这就是从前代人执笔进呈《易》的赵以夫啊。”又据何乔远《闽书》说：“赵以夫撰写《易通》，莆田人黄绩与他共同讨论并修订其说。”据此看来，这部书实际上是黄绩参与考订完成的。赵汝腾的议论，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大概是因为赵以夫的见解不合众人，所以众人哗然，认为是黄绩代他执笔吧？胡一桂说：“《易通》六卷，《或问类例图象》四卷。”朱彝尊《经义考》说：“《宋志》著录为十卷。”又注说：“《聚乐堂书目》作六卷。”大概《宋志》把《或问类例图象》也连在一起计算，《聚乐堂》本则只有《易通》。这个本子也只有六卷，没有《或问类例图象》。它是从《聚乐堂》本传抄下来的吗？这部书的大意，在于用“不易”和“变易”两层意义说明人事动静的准则。所以书中说：“奇数、偶数是七和八，交爻、重爻是九和六。卦画用七、八，是不易；爻画用九、六，是变易。卦虽然是不易的，其中却包含变易，这就叫作亨通。爻虽然是变易的，其中却包含不易，这就叫作守正。《洪范》说占筮使用两个“贞悔”，“贞”就是静，“悔”就是动。因此，动静之中若静吉而动凶，就不要采用；若动吉而静凶，就不要停留；若动静都吉，那么无论遇到什么都可以；若动静都凶，那么在天地之间便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对于圣人创作《易》的宗旨，这些话可以说深刻而明白了。至于这部书究竟真正出自谁的手笔，也只能把它作为存疑的传闻看待。△《周易经传训解》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宋代蔡渊撰写。蔡渊字伯静，号节斋，建阳人。考察朱彝尊《经义考》，蔡渊《周易经传训解》为四卷，注说“现存三卷”。这个本子只存《上经》《下经》二卷，题名为《周易卦爻经传训解》，与朱彝尊所记不相符。据董真卿《周易会通》说，这部书把《大象》放在卦辞之下，把《彖传》放在《大象》之后，把《小象》放在各爻辞之后，并且都低一字书写，用来区别卦辞和爻辞；这与本书的体例相合，可知不是伪托。董楷又说，其中《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也都低一字书写，可见这个本子没有这些篇章。又《经义考》载蔡渊弟弟蔡沈后来所作的《序》，说：“《易》中有太极的学说，有知至知终的意义，有正直义方的话，这些都是义理的大本原，是后学最重要的内容，确实阐发了前贤没有阐发的道理。”等等。这些话都在《系辞》《文言》中，可见这部书原来确实解释《系辞》《文言》等篇，并有明确证据，不应只解释卦爻，却把“卦爻”标在书名上。大概董楷所见的是四卷全本，朱彝尊所见的本子散失了一卷，而这个本子又散失了一卷；传抄者为了掩饰残缺，便在书名中增入“卦爻”二字，好像原本只解释《上经》《下经》一样。这种传抄者弄虚作假的做法，不足以作为依据。现在删去“卦爻”二字，仍按原来的书名著录，以保存它的真实面貌。△《易象意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蔡渊撰写。蔡渊是蔡元定的儿子，并且曾跟随朱子学习。因此，这部书阐发名理，多数依据其老师的传授。但是兼论数的方面，又是西山一派的家学。其中只有不废弃互体说这一点，与朱子的学说颇为不同。考察互体的方法，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侯占筮，得到《观》卦变为《否》卦。说：风在天所覆盖的土地之上，就是山。”杜预注说：“从二爻至四爻有艮的卦象，艮代表山。”可见《周官》所说的太卜，过去本来就有这种方法。顾炎武《日知录》说：“朱子的《本义》不采用互体说，只有《大壮》六五说卦体像兑卦，有羊的象。不说互体而说像，这是又创立了先儒所没有的说法，还不如说互体。” 这样看来，朱子只是没有把互体作为主要方法，也从未断然说没有这种道理。蔡渊对于老师的学说，可以说是通晓其变化而斟酌其平允之处。董真卿《周易会通》称，蔡渊除《周易经传训解》外，还有《卦爻辞旨》，讨论六十四卦的大义；《易象意言》，杂论卦、爻和《十翼》；《象数馀论》，杂论《易》的大义；这些书都成于开禧乙丑年。现在都已经散佚，所以朱彝尊《经义考》只能列出书名，却不能列出卷数。只有这部书还保存在《永乐大典》中，首尾完整，仍然是当时秘府收藏的旧本。现在把它著录并流传下去，使研究《易》的人知道，蔡氏的学问并不只是以术数著称，朱子的门徒也没有完全抛弃古代的义理。△《周易要义》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魏了翁撰写。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临邛人。庆元五年考中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佥书枢密院事。其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魏了翁认为，讲说经书的人只知道诵读和学习既成的文辞，却不能广泛详尽地探求经义，于是取各经注疏中的文字，按照事情分别归类记录，称为《九经要义》。这部书是其中的第一部。方回《桐江集》有《周易集义跋》，记载魏了翁曾说：“卦辞的变化、卦象和占筮，是《易》的纲领；而繇辞、彖辞、象辞、爻辞，爻画和爻位虚实的区别，互体、反体、飞伏的学说，乘、承、比、应的规则，其中有一项不知道，义理就会有所缺失。”大概他的主要宗旨，是从象数中求取义理，在汉学与宋学之间加以折衷。因此，这部书所收录的内容虽然以注疏和释文为主，但采集谨慎严密，取舍精细审慎，可以说删去了枝蔓，只摘取精华。王祎《杂说》说：“孔颖达撰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的说法，欧阳公常想删去这些内容，但他的意见没有实行。到了鹤山魏氏撰作《要义》，才开始加以删削，于是这些说法便绝迹了。”这样看来，魏了翁在廓清学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功劳。明代万历年间，张萱《重编内阁书目》记载《九经要义》还存有《仪礼》七册、《礼记》三册、《周易》二册、《尚书》一册、《春秋》二册、《论语》二册、《孟子》二册；又有《类目》六卷，原来合为一部。现在各经有的保存、有的散佚，不能再合并，所以如今把世间有传本的各部，分别著录。朱彝尊《经义考》的“群经类”中，记载《九经要义》二百六十三卷，注说“分别见于各经”。然而各经都载有《要义》，而《易》类却只根据《宋志》记载魏了翁《周易集义》六十四卷，没有记载这部书，似乎是把《集义》当成了《要义》。考察方回《周易集义跋》说：“鹤山先生被贬到靖州，取各经注疏，摘编为《要义》；又取濂洛以来各位大儒关于《易》的学说，编成《周易集义》。”这样看来，确实是两部书。△《东谷易翼传》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郑汝谐撰写。郑汝谐字舜举，号东谷，处州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官做到吏部侍郎。”《浙江通志》则说：“考中教官科，升任信州知州，被征召为考功郎，累次升迁至徽猷阁待制。”陈振孙距离郑汝谐所处时代较近，怀疑《通志》的记载有误。他的《易》学以程子的学说为宗旨，所谓“翼传”，就是辅翼程子的《传》。不过有时也与程子有所不同。差异最大的一处，如程子解释“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认为这是外物不能接触，内在欲望没有萌发。郭忠恕领会并坚持这种说法，于是自号兼山，把它看作儒者最高的学问。朱子的解释虽然稍有不同，但也把它看作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意义。唯独郑汝谐认为，“艮其背”就是所谓不看见可欲之物，使内心不乱。不看见之后才不会乱，看见了就会乱，所以仅仅只能达到“无咎”而已。有些解说者把这件事说得很大，认为是圣人的境界，这是不对的。他的见解与前人截然相反。又如他解释《困》《井》等卦，学说也有不同。不过朱子解释经书，对程子的说法也作了很多修订。

译圣贤的精微义理，本来就是越阐发越深。深入研究先儒的学说，其中合于自己的，就加以疏通；其中不合于自己内心的，就另行提出见解来加以阐明，这对于先儒来说才是有功劳的。本来就不必拘守某一位先生的话，徒然形成门户之见。这部书前面有《自序》，以及他的儿子如冈、曾孙陶孙所作的《题语》。如冈说他求得了真德秀的《序》，但这个本子中没有，大概是在传抄时散失了。△《朱文公易说》二十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代朱鉴编。考察朱子的世系，朱子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塾；朱塾有两个儿子，长子名鉴，因此朱鉴是朱子的嫡长孙。朱鉴字子明，因恩荫补授迪功郎，官至湖广总领。朱子注释《易》的著作，目录上有五种：一是《易传》十一卷，二是《易本义》十二卷，三是《易学启蒙》三卷，四是《古易音训》二卷，五是《蓍卦考误》一卷，都已编成完整的书册。他与朋友的论难，以及同门弟子的辨说，则散见于《语录》中。朱鉴汇集编纂这些内容，形成了这部书。从前郑玄为各经作笺注，他的孙子魏侍中小同又搜集郑玄门人问答的言辞，编成《郑志》十一卷。朱鉴编辑绪言，也与这种做法相同。考察朱子最初撰写《易传》时，采用王弼本；后来撰写《易本义》，才开始采用吕祖谦本。《易传》曾被《宋志》著录，如今已经散佚。理宗以后，朱子的学说大为流行，朱子遗留下来的言语和残篇，无不被奉为珍宝，不应当已经编成巨帙，反而竟然没有流传下来。大概是因为其中有些说法尚未定稿，朱子自己删去了稿本，所以没有再流布吧？朱鉴这部书全部采自《语录》，用来补足《本义》的缺漏。其中有些是门人记录整理的，未必完全符合老师的学说；有些只是偶然的问答，未必已经确定为严密的论断，怎么知道其中没有像《易传》一类、原本是朱子想删去的内容呢？不过，收集散失的材料以备考证，也可以说是能够继承并传续自己的家学了。△《易学启蒙小传》一卷，附《古经传》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税与权撰写。税与权的生平事迹不详。根据他的《自序》，可知他是魏了翁的门人；根据书末史子翚的《跋》，可知他的字是巽甫；根据《书录解题》所载他的《周礼折衷》一条，只知道他是临邛人。当初，朱子撰写《易学启蒙》，多阐发邵氏《先天图》的意义。后来同袁枢讨论《后天易》时，却说自己曾把卦画纵横交错、反复推求，始终不能得到文王安排卦序的意旨，因此心怀畏惧，不敢妄自作说。税与权跟随魏了翁讲明邵氏诸书，在《观物篇》中得到《后天易上下经序卦图》。他又用《杂卦传》以及扬雄所说文王重叠《易》的六爻、互相使用两卦十二爻，和孔颖达所说六十四卦两两相配、不是覆卦就是变卦的学说来加以验证。由此知道，《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这八个不变的卦，是上下两篇的主干；其余相互变易的五十六卦，是上下两篇的作用。把这幅图反复观察，便可见《上经》《下经》都由十八卦组成，始终不超出九这个数，以此说明伏羲、文王的《易》看似不同，实际相同。这大概是阐发邵子的学说，用来补充《易学启蒙》尚未完备的地方，所谓所持有根据，所执成道理。史子翚《跋》说，他因此领悟了《乾》《坤》《纳甲》的意义。《乾》从甲到壬，《坤》从乙到癸，它们的数都是九；但他疑惑《乾》的九能够兼容《坤》的六，而《坤》的阴却不能包容《乾》的阳这一说法。他认为六中包含一、三、五，那么九这个数本来就藏在六中，想要再同税与权商议。大概天下的数不超出奇数和偶数，无论举出其中哪一种意义，都有可以贯通的解释，越推究便越会发现各自都有道理，这一类说法就是如此。说它不是《易》的根本，可以；说它不是《易》中的一种意义，却又不可以。△《周易辑闻》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赵汝楳撰写。赵汝楳是商王元份的七世孙，资政殿大学士赵善湘的儿子。理宗时官至户部侍郎。考察《宋史·赵善湘传》，记载赵善湘解说《易》的著作，有《约说》八卷、《或问》四卷、《指要》四卷、《续问》八卷、《补过》六卷。大概他研究这部经书用功最久，所以赵汝楳继承他的家学，撰成了这部书。他根据《汉书·儒林传》所说费直只用《彖》《象》《系辞》十篇和《文言》来解释《上经》《下经》，怀疑《说卦》《序卦》《杂卦》都是汉代儒生窜入的文字；又因为《系辞》中多次称“子曰”，断定它是门人记录的，不是孔子的著作。因此把这些传文放置不用，只注释经文。他把《彖传》分散附在彖辞之后，把《小象》分散附在爻辞之后，仍然采用王弼的本子；又把《大象》移到卦画之后、彖辞之前，把《文言》分散附在《乾》《坤》的《彖传》以及《小象》之后，这又是赵汝楳自己的新见解。这样割裂颠倒，实在是任凭主观臆断。况且王弼本虽然把传文移来附在经文之后，仍然保留“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样，用来识别其区别。赵汝楳连这些字样也删去了，使经文和传文混杂不清，茫然无法辨别，尤其是把本来清楚的事情弄得更加纷乱。他在每一卦中都用卦变来立论，也未免偏重一端。不过他的学说推演阐发得详细明白，对于比、应、乘、承的道理，以及盈虚消长的规律，都有所发挥，并不是牵强附会。在宋人的《易》学说中，他的说法仍然算是明白而笃实。《易雅》一卷，总括解释名物和义理，大略像《尔雅》解释《诗》那样，所以取名为“雅”。其中的篇目有《通释》《书释》《学释》《情释》《位释》《象释》《辞释》《变释》《占释》《卦变释》《爻变释》《得失释》《八卦释》《六爻释》《阴阳释》《太极名义释》《象数体用释》《图书释》，共十八篇。它论述《河图》《洛书》说：“《易》中有衍数，有积数。从五推衍为五十，这是衍数；从一、二、三、四、五积累为五十五，这是积数。《河图》《洛书》的两个数，都属于积数一类，不能用来参与揲蓍占筮。

译所以舍弃《河图》《洛书》的名称而讨论这两个数，本来就有精妙的道理；如果强行把这两个数说成《河图》《洛书》的数，在经书中却没有依据。”这可以说是善于解决纷争了。《筮宗》一卷，朱彝尊《经义考》作三卷，大概是因为这部书原本题为《释本》第一、《述筮》第二、《先传考》第三，朱彝尊把一篇算作一卷。它推明大衍之数，颇为明白；对于各家旧说，也逐条辨析，同样具有考证订正的价值。△《用易详解》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李杞撰。李杞字子才，号谦斋，眉山人。仕途经历不详。考察宋代有三个李杞：一个是北宋人，官至大理寺丞，曾与苏轼唱和，见于《乌台诗案》；一个是朱子门人，字良仲，平江人，就是曾经记录《甲寅问答》的人。与撰写这部书的李杞都不是同一个人，把他们混为一人，是错误的。这部书原本二十卷，焦竑《经籍志》称作《谦斋详解》，朱彝尊《经义考》称作《周易详解》。考察李杞《自序》，他说：“解释经典必须用史事来验证，后世把二者分开，过分尊崇经典，反而陷入虚无的境地，无法看出经典是对万世都有用的学问。因此采用《文中子》的话，以《用易》作为书名。”他对取这个书名的意义解释得很详细。焦竑和朱彝尊大概没有见过原书，所以传闻有所讹误吧？外间长期没有流传的版本，只有《永乐大典》中还散见于各韵部之内。现将其搜集编纂起来，只缺少《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以及《晋卦》后四爻，其余都保存完整。谨慎地排列次序并加以校核，整理为十六卷。书中的体例，是对每一爻解释其文辞和意义，再引用历代史事来加以证实。例如《乾》初九称“舜在侧微”，《乾》九二称“四岳荐舜”之类。考察《易》中多有帝乙、高宗的象，《易传》中又有文王、箕子的言辞，可见圣人原本并不是凭空说理来建立教训。所以郑康成论说《乾》卦用九时，便涉及舜、禹、稷、契、皋陶在朝廷任事的情况；论说《随》初九时，便取用舜宾于四门的意义。这说明《易》与人事关系密切。宋代李光、杨万里等人，更广泛采集史籍来互相证明，虽然不免稍显泛滥，但其中推阐精确的地方，对于说明取象垂戒的宗旨，确实有很多发明。李杞解释《易》，也是抱有这样的志向。其中不可取的地方，只在于大量引用老庄的文章。例如解释《蒙》初六，便引用《老子》“终日嗥而不嗄”等话，把它作为童蒙的意义；解释《履》的《彖》，便引用《庄子》“虎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等话，把它作为履虎尾的意义。老庄之书的言论虽然似乎接近《易》，但其中关于强弱、攻取的机理，以及形势成就、内心调和的论述，同《易》所说无方无体而以中正仁义来确定事理的宗旨，实际上完全不同。自从叶梦得《岩下放言》说“《易》的精微蕴义全在庄子、刘向之书中”，程大昌于是撰写《易老通言》。李杞作《易编》，又引用并发挥这种说法，这正是王弼等人扫除汉学流弊后无穷弊端的明显证明。应当把这种情况辨明并保存下来，也足以作为崇尚清谈者的警戒。△《淙山读周易记》二十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代方实孙撰。方实孙不知是哪里人。只有刘克庄《后山集》中有《实孙乐府跋》，称他的字为端仲；又有《实孙经史说跋》，称他曾把所著《易说》进呈朝廷，以布衣身份进入史局。当时宰相因为他多次参加春官考试，想让他免经省试而直接应对，却突然因传闻而被罢止，他于是心情旷达地归去。他后来如何结局，就无法考察了。这部书的旧本只题作《读周易》。考察朱彝尊《经义考》称作《淙山读周易记》，大概是这个版本传抄时脱漏讹误。《经义考》又引用曹溶的话说：“《宋志》作八卷，《澹生堂目》作十卷，《聚乐堂目》作十六卷。现在世上流行的共有两种版本，一种不分卷，不知道哪一种才相合。” 这个版本上经八卷，下经八卷，《系辞》二卷，《序卦》《说卦》《杂卦》各一卷，又不知道是谁分成这样的。书中采用朱子《卦变图》，另编为《易卦变合图》，用来补充《易学启蒙》中未完备的地方。他的学说多以爻象为主，不涉及空泛的谈论。《自序》中说：“《易》就是道，也就是象数；谈道时，象数就在其中。道果真存在吗？《系辞》说：‘《易》无体。’” 道果真不存在吗？《系辞》说：‘《易》有太极。’这就是说，道是从无而有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宗旨。他根据《随》上六爻“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爻“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彖》“文王以之”、《革彖》“汤武革命”，来证明爻辞和《彖》辞不是文王所作，这个说法自有确实的道理。他又根据《大有》九三爻“公用亨于天子”、《解》上六爻“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小过》六五爻“公弋取彼在穴”，来证明爻辞不是周公所作，这就一定不对了。解释《易》的人本来并没有说“公就是周公”。不过，他解释《易》的大旨，比各家更为淳厚踏实。△《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董楷撰。董楷字正叔，台州临海人。宝祐四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他的学问出自陈器之，陈器之出自朱子。因此他解释《易》，只以洛学、闽学为宗旨。这部书成于咸淳丙辰，把程子的《传》和朱子的《本义》合编为一书，并采录二人的遗说附在下面，意在使义理和象数兼通。

译又引用程子、朱子的言论来辅助阐发程、朱之学，也胜过任意凭空穿凿、务求在旧说之外标新立异的人。只是程子的《传》采用王弼本，而朱子的《本义》采用吕祖谦校定的古本；董楷因为程子《传》排在前面，便割裂朱子的书，把它分散附在程《传》之后。到了明代永乐年间，胡广等编纂《周易大全》，也仍然沿用这一错误。后来成矩专刻《本义》，也采用程《传》的次序。乡塾中的读书人于是再也不知道古经原来的次序了，这个开端就是董楷造成的。不过，董楷的版本把经文按通常格式排写，而十翼的文字则低一格排写；其中没有可以附着《本义》的地方，就仿照经疏中从某句到某句的体例，用朱笔标出篇目来说明，仍然有所区别。现在的版本把经文和传文一律按通常格式排写，《本义》也任意割裂拼接，失误更加严重、距离原貌更远，这又不是董楷能够预料到的了。△《易学启蒙通释》二卷（内府藏本） 宋代胡方平撰。胡方平字师鲁，号玉斋，婺源人。据董真卿《周易会通》记载，这部书有胡方平至元己丑年所作的《自序》，那么到元代已经十四年了。然而考察熊禾《跋》，称“己丑年春天我在武夷山中读书，有新安胡庭芳来访，拿出他父亲的一部书，说是《易学启蒙通释》”；刘泾《跋》也说“一天，我约退斋熊君寻访云谷遗迹，恰逢新安胡庭芳来访，拿出《易学启蒙通释》一部，说他父亲玉斋一生的精力全在这部书中，于是就把它刻印置于书室”等语。由此看来，己丑年是熊禾、刘泾刊刻此书并撰写《跋》的年份，不是胡方平作《自序》的年份，是董真卿弄错了。胡方平的学问出自董梦程，董梦程的学问出自黄榦；黄榦是朱子的女婿。因此胡方平和他的儿子胡一桂都严格遵守朱子的学说。这部书就是阐发朱子《易学启蒙》的宗旨。考察朱子《易学启蒙序》说：“近世学者，大都喜欢谈论《易》。专门讲爻义的，既支离散漫而没有根据；涉及象数的，又都牵强附会，有的还认为它出自圣人的心思和智虑。像这样的情况，我私下里深以为忧。因此我同志同道合的人广泛辑录旧闻，编成四篇，用来给初学者看，使他们不要对这种学说产生疑惑。”大概《易》的道理是义理和象数并存，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朱子因为程《传》专门以阐明义理为主，所以兼取邵子的象数来补足它的偏颇，并不是遗漏了《易》的义理，只是专门撰写这部书来讲象数。后人放置《本义》不谈，只借用这部书彼此推演，以至于支离纠缠而没有止境，这难道是朱子的本意吗？胡方平这部书虽然也专门阐发象数学，但以朱子的书为依据，反复加以解释。所采录的著作，共有黄榦、董铢、刘爚、陈埴、蔡渊、蔡沈六家，都是朱子的门人；还有蔡模、徐几、翁泳三家。蔡模是蔡渊的儿子，徐几、翁泳都是蔡渊的门人。因此它所推演的说法，还不至于像其他各家那样完全背离宗旨。这也是读《易学启蒙》的人应当考察的。董真卿所说的胡方平《自序》，现在的版本已经失传，只保存有《后序》一篇。朱彝尊《经义考》竟然把朱子原来的《序》当作胡方平的《序》，可以说是千虑之一失。徐氏通志堂刻本在这篇《序》的末尾题作“淳熙丙午暮春既望，云台真逸手记”，这明显是朱子的别号。可是它的题目却称作《易学启蒙通释序》。淳熙丙午距离至元己丑共有一百一十三年，朱子怎么会知道有《通释》呢？现在把它刊正，使后来的人不再因此产生疑惑。△《三易备遗》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朱元昇撰，其子朱士立补充整理。朱元昇字日华，籍贯不详。只有卷首所载《咸淳八年两浙提刑家铉翁进书状》称：“承节郎、差任处州龙泉、遂昌、庆元以及建宁松溪、政和巡检朱元昇。”卷末朱士立《跋》称：“咸淳庚午年《备遗》编成一帙，堂上家先生把它报告给朝廷，三年后先父去世”等语，怀疑朱元昇就是死于这个官任上。庚午是咸淳六年，而进书状署为八年，大概是传抄时把“六”误作“八”了吧？这部书原分为《河图》《洛书》一卷，《连山》三卷，《归藏》三卷，《周易》三卷。朱元昇《自序》也兼谈三《易》。然而家铉翁的进书状特别称他著有《中天归藏书》数万言，不知其中原因。难道是因为先天、后天都是儒者传述的，而中天之说是朱元昇创立的，所以特别标举出来以显示不同吗？但是干宝《周礼注》称：“伏羲的《易》小成，叫先天；神农的《易》中成，叫中天；黄帝的《易》大成，叫后天。”这样看来，中天实际上也是古代的名称，并不是新义。朱元昇的学问本出自邵子；他论说《河图》《洛书》，则以刘牧为宗。他论说《连山》，把卦位同夏代时令的气候相配合；论说《归藏》，把干支的纳音同卦爻相配合；论说《周易》，则阐发反对、互体的宗旨。虽然未必真正符合《周官》太卜的旧说，但他潜心探索，力求相合，也可以说是好学而深思的人。即使其中有过失而仍保存下来，或许也足以作为解释《易》者的参考。△《周易集说》四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俞琬撰。俞琬字玉吾，吴县人。生于宋宝祐初年，进入元代后隐居著书。朝廷征召授予他温州学录，他没有赴任。到延祐初年才去世。他一生精通《易》学，起初汇集各家的学说，编成《大易会要》一百三十卷，后来才摘取其中精华撰成这部书。始于至元甲申年，到至大辛亥年，共四次修改稿本。他开始以程、朱之说为主，后来又在程、朱之外提出新的义理。他曾与孟淳讲论《坤》六二，认为：“六二既居中又得正，所以它的德性直而方；只是顺从《乾》卦阳刚的广大，不习染《坤》卦阴柔的狭小，所以无所不利。”

译像这一类说法，他的见解颇为不同。至于他说“《尚书·顾命》中说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同天球并列，那么河图也是玉的名称”，这一类说法就非常奇特了。不过，他精深钻研、苦心思考，积累了三四十年，确实有潜心独创、阐发前人未曾阐发之处，因此本来不能废弃。据俞琬自作《后序》，他还有《读易举要》《读易须知》《易图纂要》《易经考证》《易传考证》《六十四卦图》《古占法》《卦爻象占分类》《易图合璧连珠》《易外别传》等书。现在只有《易外别传》有单独刊行的版本，《读易举要》《易图纂要》见于《永乐大典》，其余都没有见到。《序》中称这些编著都是过去所作，本来想毁掉它们，子弟们认为可惜，于是略加改动而保存下来。这样看来，旧刻本曾附有这几部书，现在已经失传了。△《读易举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俞琬撰。这部书在《文渊阁书目》、焦竑《经籍志》、朱睦《授经图》中都有著录。但外间流传的版本非常稀少，所以朱彝尊《经义考》也说“没有见到”。现在只有《永乐大典》中还散见于各韵部，可以搜集编成一书。谨慎地汇集编次，仍定为四卷。考察俞琬的《周易集说》，以朱子为宗；而这部书论说刚柔往来，则以两卦反对来说明义例，用《泰》《否》两卦的《彖》辞来比较，比朱子的卦变说更加接近自然。书中的《易》图多以邵子为依据；但这部书论说象数学时，却驳斥张行成把“元、亨、利、贞”作为《易》以“周”起数于四的证据，大概是不愿意勉强附和。至于田畴说“累积《乾》《坤》《屯》《蒙》《需》《讼》的策数，到《师》卦时六军的数目就全部具备了”，史璿说“《革》卦处在四十九，对应大衍之数，所以说‘天地革而四时成’；《节》卦处在六十，对应甲子一周，所以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这些都是凭偶然相合的见解来窥测圣人作《易》的意旨。俞琬却采用了这些说法，实在不是它们的本意。不过俞琬研究《易》，苦心思索、竭力探索，耗费一生的力量来完成它；其中自己独有的领会，也往往超出前人。书中列举的各家著述，虽然多以晁公武、陈振孙两家的记载为依据，但人名、爵位、籍贯之间偶有不同，也可以用作考证资料。这部书本来就应当同他所撰的《周易集说》并行流传。俞琬另有《六十四卦图》《易图合璧连珠》《易图纂要》等书，旧时曾同这部书合刻。编修《永乐大典》时，把这些书割裂得杂乱无章，混淆了原来的头绪。只有《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两图，还标着俞琬《纂图》的名目；其余各图全都冒用《读易举要》的名称，合并为一书，十分混乱。现在全部加以考订、删汰，使它们恢复原来的面貌。△《周易象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丁易东撰。丁易东字汉臣，武陵人。官至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任枢密院编修官。进入元代后不再出仕，以教授乡里终老。这部书借助《易》的卦象来阐明义理，所以称作《象义》。它取象的方式共有十二种：一是本体，就是《乾》为天、《坤》为地这一类；二是互体，就是“杂物撰德”的宗旨。三是卦变，就是《彖》所说的“大往小来”和《易传》所说的“柔来文刚”“刚上文柔”。四是正应，就是《易传》所说的“刚柔内外之应”。五是动爻，就是阳爻老变为阴爻，阴爻老变为阳爻。六是变卦，就是《左传》记载的古人占筮方法，如说“《乾》之《姤》”“《乾》之《同人》”。七是伏卦，《乾》卦伏为《坤》卦，《震》卦伏为《巽》卦，这就是《说卦》所说的“天地定位”“雷风相薄”。八是互对，也就是汉代儒者所说的旁通；卦义同伏卦相通，但又有本体和全体的区别。九是反对，如《损》卦同《益》卦，五爻、二爻的辞相同；《夬》卦同《姤》卦，四爻、三爻的辞相同，凡是可以类推的都属于这一类。十是比爻，即初爻与二爻相比，二爻与三爻相比。所谓原画，是说阳爻都归属于《乾》，阴爻都归属于《坤》。所谓纳甲，是指《蛊卦》的“先甲、后甲”，以及《巽卦》的“先庚、后庚”。对于前人的旧说，大体以李鼎祚《周易集解》和朱震《汉上易传》为宗旨。但又认为李鼎祚失之拘泥，朱震则流于巧饰，所以不专主一家。至于卦变之说，就采用邵子、朱子的说法；变卦之说，则采用沈该、都絜的说法；筮占之说，则采用朱子、蔡渊、冯椅的说法。广泛继承、旁征博采，总归于“变动不居”的宗旨，这也是研究象数的人所应当考察的。各家著录大多作十卷，只有朱睦《授经图》作《易传》十二卷，焦竑《经籍志》作《易传》十四卷。考察易东所著，另外并没有名为《易传》的书，大概就是这部书。朱氏把他的《论例》一卷也计算在内，所以成为十一卷。焦氏又把他的《大衍索隐》三卷计算在内，于是成为十四卷。朱彝尊《经义考》作十卷，并注说“存”。然而世间流传的版本残缺得非常严重，只保存了十分之二三，而且也不是朱彝尊所见的版本。只有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内容，经过排比整理，唯独缺少《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以及《晋卦》之后的四爻，其余都完整具备。把它同残本相互参照补充，于是恢复了旧貌。由于篇页颇为繁多，谨慎地析分为十六卷，以便阅读查阅。原本附有《大衍策数》等图，多已见于《大衍索隐》中，现不再抄录。它的《论例》一卷，自己叙述撰著宗旨颇为完备，现仍予以收录，置于全书卷首。△《易图通变》五卷、《易筮通变》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雷思齐撰写。雷思齐字齐贤，临川人。宋朝灭亡以后，他放弃儒服改做道士，居住在乌石观。

译后来在广信去世。事迹详见袁桷撰写的《墓志铭》。这部书前面有揭徯斯的《序》，称他所著有《老子本义》《庄子旨义》数十卷以及《和陶诗》三卷。吴全节的《序》又称他有《文集》二十卷。如今这些书都没有见到，只有这两部书保存下来。他的《易图通变自序》说：“《河图》的数由八卦排列成列，彼此相荡相错，参天两地，参伍以变，其数实际上是四十，而以其中的十五会通于中央。”书中所叙述的《河图洛书参天两地倚数之图》《错综会变》等图，以及《河图遗论》，大旨是以天一为《坎》，地二为《坤》，天三为《震》，地四为《巽》，天七为《兑》，地六为《乾》，天九为《离》，地八为《艮》，而五十是虚数。这种说法虽然不同于先儒，但按照“出震齐巽”的义理来看，也相当吻合。这正是林至《易裨传序》所说的“易道变化不穷，得到其中一端，都足以立说”。他的《易筮通变》共分五篇：第一篇叫《卜筮》，第二篇叫《立卦》，第三篇叫《九六》，第四篇叫《衍数》，第五篇叫《命蓍》，其中也多有自己提出的新见解，不以旧法为准。白云霁《道藏目录》把这两部书列在《太玄部若字后》中。大概图书之学实际上出自道家，雷思齐又依据道家的推衍来阐发它，并把它附会到《易》上，固然也是有缘由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卷四 经部四 ○易类四 △《读易私言》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许衡撰写。许衡字平仲，河内人。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兼任国子祭酒。谥号文正。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这部书论述六爻的德与位，大旨多在阐明《系辞传》所说的“同功异位”“柔危刚胜”的含义。又把各卦卦画居于六位的情况分类汇集，分别加以考察。大概健、顺、动、止、入、说、陷、丽等卦德，其吉、凶、悔、吝又取决于所处的时势，而一定以守正并得中为上。孔子《彖传》《象传》常常以当位、不当位、得中、行中为言。许衡所阐明的，大概就是依据这个宗旨。这部书原来收入许衡《文集》中，元代苏天爵《文类》、明代刘昌《中州文表》都曾收载，国朝曹溶又采入《学海类编》。通志堂刊刻《九经解》时，于是按照旧本收入其中，但何焯《校正九经解目录》认为它就是元代李简的书。如今考察李简所撰《学易记》，这部书仍然存在，其中从未与本书重复。而且《永乐大典》所载也作许衡之书，那么它不是李简的书就非常明显了。何焯校订时，不知为什么会这样说。△《易本义附录纂疏》十五卷（内府藏本） 元代胡一桂撰写。胡一桂字庭芳，号双湖，婺源人。景定甲子年考中乡试，参加礼部会试未中，后来在乡里教授学生直到去世。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这部书以朱子的《本义》为宗旨，选取《文集》《语录》中涉及《易》的内容附在后面，称为《附录》；又选取各位儒者《易》说中符合《本义》的内容加以编纂，称为《纂疏》。其取舍和裁断，唯独以朱子为标准。《元史》称他学习《易》的源流出自朱子，大概指的就是《启蒙翼传》和这部书吧？陈栎说胡一桂这部书，对于杨万里的《易传》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如今检阅书中所引用的内容，陈栎说的确实如此。大概宋末元初的讲学者门户之见最为严格，而新安诸儒对于师承授受源流的辨别尤其严厉。杨万里的《易传》虽然远承程子的学说，但他早年长于吟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