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五 集部四十八

译又引用《朱子本义》说：“四象，就是阴阳、老阳、少阳、老阴、少阴。”考察《系辞》，《易经》确实有“四象”之说，孔颖达疏中引用庄氏的话说：“四象，是指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假象、义象、用象，共为四象。”又引用何氏的说法：“把‘天生神物’八句看作四象；至于解释‘两仪生四象’，则认为金、木、水、火承受天地之气而生成。”可见唐代以前都没有阴阳老少的说法；刘勰是梁代人，怎么会知道后世邵子的《易》学呢？又如“秉文之金科”一句，引用扬雄《剧秦美新》。“金科玉条”又引用注释说：“指法令。说金玉，是谄媚的言辞。”考察李善的注释说：“金科玉条指法令。说金玉，是为了表示尊贵。”这里说是谄媚的言辞，不知道依据的是哪一种版本。而且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还可以说这是谄媚的言辞；这里引用《徵圣篇》的注释却采用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和原文的意思相抵触吗？其他如注释《宗经篇》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不引用《左传》，却引用伪托孔安国的《书序》；注释《谐讔篇》中的荀卿《蚕赋》，不引用《荀子》的《赋篇》，却引用明人的《赋苑》。尤其有很多地方没有弄清根本依据。不过与梅注相比，这部注本还是详细完备得多。△《诗品》三卷（内府藏本） 梁代锺嵘撰写。锺嵘字仲伟，是颍川长社人。他和兄长锺岏、弟弟锺屿，都喜好学习并且很有声名。齐永明年间，他担任国子生。王俭推荐他为本州秀才，他由此出任王国侍郎。进入梁朝后，官至晋安王记室，死在任上。锺嵘学问通晓《周易》，文辞才藻也很擅长。他品评古今五言诗，从汉、魏以来共一百零三人，评论他们的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每一品的开头，各自冠以一篇序文。这些序文都精妙地通晓文章义理，可以和《文心雕龙》并称。近来王士祯极力评论他的品第，认为其中有很多失误。不过梁代至今已经相隔超过一千年，遗留下来的篇章和旧日体制，十分之九都已不存在，不能仅凭搜集残存的文章，就判定当时完整作品的优劣。只是他评论某人的诗歌源出于某人，好像逐一亲眼见到他们的师承关系一样，这一点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史书说锺嵘曾向沈约求取声誉，沈约不肯替他奖誉援引，所以锺嵘怨恨沈约，把他列入中品。考察沈约的诗被列入中品，并不能算是排斥贬抑。只是序文中极力诋毁声律之学，说蜂腰、鹤膝这些毛病自己还不能避免；双声、叠韵，不过是乡里俗人已经具备的东西。这显然是在攻击沈约的说法，他的话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另外，在这一百零三人中，只有王融称王元长，不写他的姓名，有人怀疑这是对他的偏私尊崇。不过徐陵《玉台新咏》也只写王融的字，大概是齐、梁之间为了避齐和帝的讳，所以按字称呼，实际上没有别的原因。现在也姑且沿用原本的写法，以保存它的旧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三人〕 △《文章缘起》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作梁代任昉撰写。考察《隋书·经籍志》，记载任昉《文章始》一卷，说是只有目录而没有书。可见这部书到隋代已经亡佚。《唐书·艺文志》记载任昉《文章始》一卷，注说是张绩补作。张绩不知道是哪里人。不过既然唐代已经有人补写它的亡佚部分，就可以知道唐代已经没有这部书了。宋人编修《太平御览》，所引用的书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像挚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论》这一类，都收录得很完备，却也没有这个书名。现在考察它所列的内容，引用依据相当疏略。例如把表和让表分为两类，把骚和反骚另立为两种文体；《挽歌》说起于缪袭，却不知道《薤露》还在它之前；《玉篇》说起于凡将，却不知道苍颉更为古老。崔骃《达旨》，就是扬雄《解嘲》这一类文章，却另立“旨”这一名称；崔瑗《草书势》，本来是论述草书的笔势，却硬要标出“势”这一类别。这些都不足以作为典范和要籍。至于把谢恩文称为“章”，《文心雕龙》已有明确的解释，它却直接把“谢恩”二字作为文章的名称。这尤其不妥，怀疑是托名伪作；连书末洪适的一篇跋，也怀疑是从《盘洲集》中抄入的。不过王得臣是嘉祐年间的人，他所作《麈史》中说：“梁代任昉把秦、汉以来文章名称的起源汇集起来，题目叫作《文章缘起》。从诗、赋、离骚一直到势、约，共有八十五个题目，可以说内容很广了。既然收录司马相如的《喻蜀》，却不收扬雄的《剧秦美新》；收录《解嘲》，却不收韩非的《说难》；取用刘向的《列女传》，却遗漏陈寿的《三国志评》。又说：“任昉把三言诗起始于晋代夏侯湛，唐代刘存认为应当起始于‘鹭于飞，醉言归’；任昉把颂起始于汉代王褒，刘存认为应当起始于周公的《时迈》；任昉把檄起始于汉代陈琳写给曹操的檄文，刘存认为应当起始于张仪写给楚国的檄文；任昉把碑起始于汉惠帝所作的四皓碑，刘存认为管子所说无怀氏封禅泰山、刻石记录功业的文字就是碑；任昉把铭起始于秦始皇登会稽山，刘存认为应当起始于蔡邕所说黄帝有巾几之铭。”如此等等。所说的内容一一与这部书相合，可知北宋已经有这个本子；它大概就是张绩补写的，后来人误以为是任昉的原书吧？明代陈懋仁曾为它作注，本朝方熊又加以增补。全书中题下注明“注”字的，都是陈懋仁的话；题下注明“补注”字的，都是方熊增添的。他的注释每条下面都铺陈议论，很多是搜集挚虞、李充、刘勰的话，再加上王世贞《艺苑卮言》之类的内容，并不精要。对于原书偶尔有所考证，但没有加以纠正驳斥的地方还很多。议论也往往错误。例如说枚乘《七发》源自《孟子》和《庄子》的七篇，实在是牵强附会。又说乡约一类的文章应当仿照王褒的《僮约》来写，这样或许不失古意。却不知道《僮约》只是诙谐游戏之作，它的全文都载在《太平御览》中。怎么可以拿它作为乡约的格式？这就更加乖谬了。因为原本本来就有这些内容，所以姑且附录保存下来罢了。△《本事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代孟棨撰写。孟棨字初中，爵位和籍贯不详。王定保《唐摭言》称：“孟棨出入科场将近三十多年，年纪稍长于小魏公。他在放榜日出行曲谢。”如此等等。由此可知，他曾在崔沆主持的考试下登第。

译书中《韩翃》一条说：“开成年间，我离开梧州。” 也不知道他在梧州任什么官。《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这部书，题作孟启。毛晋《津逮秘书》沿用了这一写法。但各家引用时都写作“棨”字，怀疑是《唐志》写错了。这部书前面有光启二年的自序，说：“大驾在褒中。”大概是唐僖宗巡幸兴元时写成的。全书采集历代诗人因情感而作的诗，叙述诗的本事，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类。所记只有乐昌公主、宋武帝两条是六朝的事，其余都是唐人。其中《士人代妻答诗》一首，韦縠《才调集》作《葛鵶儿》。两人的时代相距不远，大概是传闻中说法不同。《蔷薇花落》一诗其实是贾岛讽刺裴度而作，孟棨记载时没有写出缘起，怀疑是传抄时脱漏了。至于李白《饭颗山头》一诗，评论者多认为记载不真实。不过唐代诗人的轶事颇多依赖这部书保存下来，也是谈论诗艺的人不能废弃的。晁公武《读书志》记载，五代有一个叫处常子的人，曾续写孟棨的书为二卷，仍依照孟棨的体例，分为七章，全部是唐人的诗。现在已经亡佚不传，只有孟棨的书还保存着。△《诗品》一卷（内府藏本） 唐代司空图撰写。司空图有《文集》，已经著录。唐人的诗格著作流传于世的，王昌龄、杜甫、贾岛等人的书，大多是托名之作。即使皎然的《杼山诗式》，也处在真伪难辨之间。只有这一编确实出自司空图之手。他的《一鸣集》中有《与李秀才论诗书》，说诗贯通六义，讽谕、抑扬、渟蓄、渊雅，都包含在其中。只有写得近而不浮浅，远而不直尽其意，然后才可以说有言外之意。又说梅子止于酸，盐止于咸，而滋味在酸咸之外。他的这种见解不是晚唐人所能达到的。所以这部书也深刻理解诗的义理，共分二十四品：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每一品都用十二句押韵的文字来描绘其特点。所列各种风格十分完备，并不专主某一格。王士祯只取其中“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两句，又取其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两句，认为这是诗家的最高准则；其实并不是司空图的本意。△《六一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欧阳修撰写。欧阳修有《诗本义》，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一行自题，说是在退居汝阴时编集，用来作为闲谈的资料。大概是熙宁四年致仕以后所作。他过了一年便去世了，这是他晚年最后的著作。陈师道《后山诗话》说欧阳修不喜欢杜甫的诗，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欧阳修竭力纠正西昆体。但这部书中有一条评论蔡都尉的诗，另一条评论刘子仪的诗，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毛晋后跋中的辨析，也属于公允的意见。其中如“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这一联，如今见于杜荀鹤《唐风集》，而欧阳修却把它作为周朴的诗。魏泰作《临汉隐居诗话》，斥责这种错误。不过考察宋代吴聿《观林诗话》说：“杜荀鹤的诗句鄙俗恶劣，世上流传的《唐风集》开头‘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这一首，我很怀疑不像杜荀鹤的语言。后来我读唐人小说，看到这首诗原来是周朴所作，欧阳文忠公也这样说。大概是借此把诗编入集子，使它流传于世了。”如此看来，这首诗另作周朴所作，确实有根据，欧阳修没有错。只是九僧的姓名遗漏了其中八人，司马光《续诗话》才为他补全，这只是记忆偶然疏漏罢了。△《续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司马光撰写。司马光有《易说》，已经著录。这部编著题为《续诗话》，根据卷首司马光亲自写的小引，大概是续写欧阳修《六一诗话》而作的。司马光的传家文集中详细收载杂著，却没有收入这部书。只有左圭《百川学海》收录了它。不过司马光的传家文集中也没有收入《切韵指掌图》，难道这两部书是在文集编成以后才写成的吗？司马光的德行和功业冠绝一代，并不是斤斤计较于词章末节的人。然而他品评各家诗作，却极其精密。例如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魏野的“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韩琦的“花去晓丛蝴蝶乱，雨馀春圃桔槔闲”；耿仙芝的“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吹暖卖饧天”。寇准的《江南春诗》、陈尧佐的《吴江诗》、畅当和王之涣的《鹳雀楼诗》，以及他父亲的《行色诗》，这些诗相沿传诵，都是从司马光开始表彰出来的。他评论魏野诗中误改“药”字，以及解释杜甫“国破山河在”一首，尤其精妙而切中诗意，不是其他诗话所能相比的。只是“梅尧臣病死”这一条与诗无关，却把它载入这部书中，就无法理解了。考察司马光另有《涑水记闻》一书，记载当时的杂事。难道两部书同时编修，偶然想把这段文字写在那一册，却误写到这一册中了吗？△《中山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刘攽撰写。刘攽有《文选类林》，已经著录。熙宁、元祐年间，刘攽兄弟以学识广博闻名一时，但吟咏创作并不很有名，只有这部论诗之书流传下来。宋人引用时，大多称它为《刘贡父诗话》。

译这个本子名为《中山》，怀疑原来没有书名，后人根据他的郡望追题，以便和其他人的诗话区别开来。花蕊夫人的《宫词》原本有一百首，刘攽说自己只见到三十多篇。怀疑王安国最初传布时，或许有好事者摘抄了一部分，刘攽没有见到完整的本子。他评论李商隐《锦瑟诗》，认为“令狐楚青衣”是人名，这颇为凭空臆造。他评论“赫连勃勃蒸土”一条，也不恰当。不仅解释杜甫诗中“功曹非复汉萧何”一句时考察不够周密，受到晁公武纠正；而且在开卷第二条引用刘子仪时，竟把《论语》的“师也辟”误作“师也达”。全书漫无驳正，也令人无法理解。所载嘲笑戏谑的话尤其繁杂。刘攽喜欢诙谐，曾因此获罪而被马默弹劾。大概是他的性情所接近的内容，不知不觉收得过多吧？北宋诗话只有欧阳修、司马光和刘攽三家号称最古。这部书比欧阳修、司马光两家似乎略逊一筹，但刘攽在元祐诸人中，学问最有根柢。他的考证和议论，值得取用的地方很多，终究不是江湖末流那种专门抠字眼、靠空谈来论诗的人可比的。△《后山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宋代陈师道撰写。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已经著录。这部书《文献通考》记作二卷，这个本子只有一卷，怀疑是后人合并的。陆游《老学菴笔记》对《后山丛谈》和这部书都深表怀疑，并且说《后山丛谈》或许是陈师道年轻时的作品，而这部书一定不是陈师道撰写的。现在考察其中对苏轼、黄庭坚、秦观都有不满的话，很不像陈师道的语气。而且说苏轼的词像教坊雷大使跳舞，虽然达到天下最高的工巧，最终却不是本色。考察蔡绦《铁围山丛谈》，说雷万庆在宣和年间因擅长舞蹈而隶属于教坊。苏轼死于建中靖国元年六月，陈师道也死于这一年十一月，怎么能预先知道宣和年间有雷大使，并拿他作比喻呢？这显然是托名之作，不必再问。至于说陶潜的诗切合事情却不文雅，说韩愈《元和圣德》诗在其文集中最差；而裴说《寄边衣》一首，诗格柔弱靡丽，几乎像小词，却极力称赞它，这尤其不恰当。他把王建《望夫石诗》说成顾况所作，也偶有错误。怀疑南渡以后旧稿散佚，好事者凭自己的意思补写了它吧？不过，他说写诗作文宁可拙朴不可巧饰，宁可朴素不可华丽，宁可粗率不可软弱，宁可奇僻不可流俗。又说善于作文的人要根据事情来写出奇特之处。江河流行，只不过顺着地势向下罢了；等到它冲撞山岭、奔赴山谷，风力卷动万物、物势受到激发，这才穷尽天下的变化。他的这些论点间有可取之处。他解释杜甫《同谷歌》中的“黄独”、百舌诗中的“谗人”，解释韦应物诗中的“新橘”三百，驳斥苏轼《戏马台诗》中的“玉钩、白鹤”，也偶有考证。这部书流传已久，当然不妨保存下来，作为一家之言。△《临汉隐居诗话》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代魏泰撰写。魏泰有《东轩笔录》，已经著录。魏泰是曾布妻子的弟弟，所以曾经借梅尧臣的名义，撰写《碧云騢》来诋毁文彦博、范仲淹等人。等到写这部书时，他也偏袒熙宁而贬抑元祐。例如评论欧阳修，说遗憾他的诗缺少余味，对于“行人仰头飞鸟惊”这一句始终不取；评论黄庭坚，就讥讽他自以为诗写得工巧，实际见识偏僻，并以“方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为题；评论石延年，认为他的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评论苏舜钦，说他以奔放豪健为主；评论梅尧臣，说他缺乏高远的情致。只有对于王安石，大力推许他的佳句。这大概是固执地坚持门户之见，甘愿同公论相违背的人。至于“草草杯柈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这一联，本是王安石的诗，却认为是他妹妹长安县君所作，尤其是传闻失实。不过，像评论梅尧臣《赠邻居诗》不如徐铉，这一点也并非不准确。其他如引用韩愈的诗来证明《国史补》所记并非虚妄，引用《汉书》来证明刘禹锡称卫绾有误，以及评论韦应物、白居易、杨亿、刘筠等人的诗，考订王维诗中颠倒的字，也颇有可以采择之处。略去它的短处，取用它的长处，也未尝不能用来备作考证。《优古堂诗话》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吴幵撰写。吴幵字正仲，是滁州人。绍圣丁丑年，考中宏词科。靖康年间，任翰林承旨。他和耿南仲竭力主张割让土地的建议，最终误了国事。又替金人往来传达意旨，拥立张邦昌并侍奉他。建炎以后，他逃亡贬谪而死。这个人本来不值得称道，但他所作的诗话却颇有可采之处。这部书共一百五十四条，多数评论北宋人的诗，也间或涉及唐人。只是卷末收录杨万里一条，时代相差很远，怀疑传写有错误，或者是后人有所窜改吧？其中只有卷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条、“裹饭非子来”一条、王僧“绰蜡凤”一条、“荷囊”一条、“阳燧”一条、“阳关图”一条、“珠还合浦”一条、“黄金台”一条、“以玉儿为玉奴”一条、“东坡用事切”一条、“妓人出家诗”一条、“蒸壶似蒸鸭”一条、“望夫石”一条、“落梅花折杨柳”一条兼涉考证。其余都是评论诗家用字、炼句以及前后相承和变化的原因。所谓夺胎换骨、翻案出奇，作者未必全都没有依据。实际上无意之间暗合的情况，也很多。如果一定要逐句逐字追究它的来源出自某人某处，未免像刻舟求剑。比如李贺诗中“桃花乱落如红雨”这一句，和刘禹锡诗中“摇落繁英堕红雨”这一句，吴幵既然知道二人同时代，就必定不是互相抄袭。

译岑参和孟浩然也是同时代的人，吴幵却把岑参诗中“黄昏争渡”的字样说成是采用了孟浩然《夜归鹿门》诗的语句，不免是勉强比附。又知道张耒诗《夕阳外》中的字本出于杨巨源，却不知道“夕阳西”三字本出于薜能。由此可知，诗句辗转相承，终究也不可能全部搜求出来。不过，彼此相互参照，可以观察古今诗人运用意旨的异同，以及遣词造句的巧拙。使读者由一个端绪产生领悟，触类旁通、引申发挥，总也不能说没有益处。其中“蓬生麻中”一条、“畜不吠之犬”一条、“韩退之全用列子文”一条、“韩退之学文而及道”一条、“定命论”一条、“富郑公之言出元璹”一条、“宁人负我勿我负人”一条，都兼论杂文，不专门谈诗。又有“手滑”一条、“应声虫”一条，更与诗文都没有关系。大概诗话中兼及杂事，从刘攽、欧阳修等人开始就已经如此了。《诗话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阮阅撰写。阮阅有《郴江百咏》，已经著录。考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序说：“舒城人阮阅，过去曾任郴江守，曾经编纂《诗总》，颇为详细完备。大概是依据《古今诗话》，附加各家小说，分门别类加以增广。唯独元祐以来诸公的诗话没有收载。考察编写这部《诗总》，是在宣和癸卯年，当时元祐时期的文章被禁止使用，所以阮阅因此略去了它们。”根据他所说，这部书原名应是《诗总》。它改成今天这个名称，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这个本子是明代宗室月窗道人刊刻的，并且把他的名字改成阮一阅，尤其疏漏错误。这部书《前集》分为四十五门，所采录的书共一百种；《后集》分为六十一门，所采录的书也有一百种。它搜集旧文，大多有助于考证。只是分类过于琐碎，很有违背体例之处。书前有郴阳李易的序，序中说：“阮子的旧集颇为杂乱，月窗道人分条整理并加以删约，汇集编次很有条理，纷乱的结缀也可以寻得。” 这样看来，这部书已经经过改动删削，并不是它原来的面貌了。《彦周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许顗撰写。许顗是襄邑人，彦周是他的字。他的生平始末无从考察。书中有“宣和癸卯年我游览嵩山”的话，往下距建炎元年只有三年，当时他应当已经进入南宋了。看书中记载他曾同惠洪当面讨论《冷斋夜话》评论李商隐的错误，惠洪随即改正；又极力推许惠洪的《题李愬画像》诗，说自己在长沙同他相从达一年之久。惠洪《冷斋夜话》也记载许顗述说李元膺《悼亡长短句》的事。许顗大概也是宗尚元祐学术的人，他所引用的多是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的话，他的宗旨也可以由此想见。他的议论大多有根基，品评诗文也确实有独到的裁断。他说韩愈对于齐梁以及陈隋时期的作品，一概视为蝉鸣般的言语，不敢评论，也不敢盲从；又说谈论道理应当严格，取用人物应当宽厚。这些都显得卓越而有见识。只是他讥讽杜牧《赤壁》诗，说诗中不谈国家社稷的存亡，只谈二乔。他不知道，大乔是孙策的妻子，小乔是周瑜的妻子。二人一旦进入魏国，就可以知道吴国已经灭亡了。这是诗人不愿直说，所以改换了说法而已。许顗却突然诋毁杜牧，说这是秀才不知道好坏，实在没有领会杜牧的本意。他又用“適怨清和”来解释李商隐《锦瑟》诗，也过于穿凿附会。至于汉武帝《李夫人歌》，本来是以“之时”押韵，他却把“读立而望之”偏断为一句，这样一来，这首歌竟然不押韵了，尤其是好奇求异到了无法通解的地步。其他内容又杂有神怪梦幻之事，更不免体制接近小说。但是总的评论它的内容，瑕疵少而优点多，在宋人的诗话中，仍然算是较好的本子。《紫微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吕本中撰写。吕本中有《春秋集解》，已经著录。吕本中历任中书舍人，权知直学士院。因此诗家称他为吕紫微，而他所作的诗话也用“紫微”命名。其中如李鼎祚《易解》等条，偶尔涉及经义；秦观《黄楼赋》等条，颇多涉及杂文；吴俦《倒语》等条，也间杂诙谐戏谑。但全书大体以评论诗歌为主。他的学问出自黄庭坚，曾经作《江西宗派图》，以黄庭坚为祖师，把陈师道等二十四人列在下面。宋代诗坛分门立户，实际上从这里开始。然而吕本中虽然从豫章黄庭坚那里得到诗法，这部书中称述黄庭坚的只有“范元实”一条、“从叔知止”一条、“晁叔用”一条、“潘邠老”两条、“晁无咎”一条，都是因谈到别人而涉及黄庭坚。专门评论黄庭坚诗歌的，只有“欧阳季默”一条而已。其余都记述他的家世旧闻以及朋友的近作。像横渠张子、伊川程子之类，也都备加记载，实际上并不专主一家。又极力称赞李商隐《重过圣女祠》诗中“一春梦雨常飘互，尽日灵风不满旗”这一联，以及《嫦娥》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两句，也并不专主于一种诗格。大概在诗体刚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虽然自己创出新的意趣，也未尝不兼采众家之长。自从方回等人“一祖三宗”的说法兴起，西昆、江西两派才像冰炭一样截然分开，再也不能合流。元好问在《中州集》末尾题诗，因而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一句，实际上是诗坛末流互相诟骂，借以激发论争。从这部书来看，可以知道事情起初并不完全是这样。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说：“《紫微诗话》记载张子厚的诗‘井丹已厌尝葱叶，庾亮何劳惜薤根’，其中‘三韭二十七’是杲之的事，和元规有什么关系？张子厚误用了，吕本中却也没有加以辨证，这是为什么呢？”现在考察《南齐书·庾杲之传》，庾杲之清贫自守，所吃的只有韭菹、沦韭、生韭和杂菜。有人戏弄他说：‘谁说庾郎贫穷？吃鲑鱼时曾经有二十七种。’那么庾杲之只是有吃韭菜的事情，实际上没有说吃薤。《晋书·庾亮传》记载：‘庾亮吃薤，因而留下薤白。陶侃问道：“留下这个做什么？”庾亮说：“原来可以用来种。”’那么爱惜薤白确实是庾亮的事，和庾杲之无关。这是王士祯偶然记错了，怎么反过来责怪吕本中没有加以辨证呢！” 《四六话》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王铚撰写。王铚有《侍儿小名录补遗》，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评论宋人的表、启之文。六代以及唐代，文辞虽然讲究骈偶，但风格要求浑厚完整。唐末、五代逐渐趋向工巧。例如罗隐代钱镠所作《贺昭宗更名表》，所谓“右则虞舜之全文，左则姬昌之半字”，当时人认为这是警策之句。宋代沿袭这种流风，更加竞相追求精密切合。所以王铚的评论，也只是在一联一字之间比较高下。到了周必大等人，承接这种余波，转而更加细密。整个宋代，只有把典故运用得贴切作为工巧。文辞组织日益繁琐，文章格调日益低下，都是王铚等人的议论引导造成的。不过，就当时的文法来评论，他也有推阐得十分精微的地方。比如诗家有句图，是不能废弃的。上卷末尾，记载他父亲王素替滕甫辨明诽谤、请求出任郡官的劄子，被误刻入苏轼文集。王铚依据王素的手迹，事情大概确实不假。现在苏轼文集仍然收载这篇文章，大概是没有加以厘正。这一点也足以用来帮助考订。《珊瑚钩诗话》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张表臣撰写。张表臣字正民，籍贯不详。官至右承议郎、通判常州军州事。绍兴年间，死于司农丞任上。这部书名为《珊瑚钩》，是取自杜甫“文采珊瑚钩”一句。它虽然以诗话为名，却多涉及其他文章，间或谈到杂事，并不全是评论诗歌的内容。又喜欢自行记载自己的诗，竭力显扬自己的长处，器量也十分浅狭。他评论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把“天阙”改成“天阅”，引据支离，已经被前人驳斥。又如评论杜牧“拟把一麾江海去”一句，认为误用了颜延年的词语，把麾斥的“麾”误作麾旄之“麾”。但是考察崔豹《古今注》说：“麾，是用来指挥的东西。周武王拿着白旄指挥，就是这种情况。皇帝车舆用黄色，三公用朱色，刺史二千石用纁色。”按照它所说的，那么刺史二千石才可以树立麾。杜牧将要请求出任郡守，所以有“拟把一麾”的说法，不能说是误用。张表臣的评论也是不对的。不过张表臣生在北宋末年，还来得及同陈师道交游，和晁说之尤其友善，所以他评论诗歌往往得到元祐诸人的余绪。在宋人的诗话中，他本来就和惠洪《冷斋夜话》不相上下。《石林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叶梦得撰写。叶梦得有《石林春秋传》，已经著录。这部书评论诗歌，推重王安石的地方不止一处。对于欧阳修的诗，一处摘出他评论《河豚诗》的错误，一处摘出他的言语有不合伦次之处，却不再改正，一处搜取他怀疑“夜半钟声”用典错误的说法。对于苏轼的诗，一处讥讽他“系懑割愁”一句为险怪诙谐；一处讥讽他“捐三尺字”和“乱蛙”两组句子为歇后语；一处讥讽他失去了李廌；一处讥讽他不能听取文同的意见；一处讥讽他把石建如厕的事弄错了。这些地方都体现了他有所抑扬。大概叶梦得出自蔡京门下，而他的女婿章冲是章惇的孙子，本来就是绍述的余党。因此在公论大明之后，他还暗中贬抑元祐诸人。不过，叶梦得的诗文确实是南、北宋之间的大家。他所作的评论往往深深切中关键，终究不是那些只凭听闻、随人意见判断是非的人所能相比的。略去他的门户私见而取其精审确切的评论，分别来看，他的瑕疵和优点本来就不能互相遮掩。《藏海诗话》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藏海诗话》收载于《永乐大典》中，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自明代以来，各家也都没有著录。考察《永乐大典》载有宋代吴可的《藏海居士集》，已经辑成编；另行著录在书目中。吴可集中有《为王诜题春江图诗》，又多有同韩驹讨论诗歌的话。书中所记宣和、政和年号的年月，以及建炎初年为躲避战乱向南逃窜、辗转于楚地和粤地的经历，和本书卷末所说从元祐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时代也相互吻合。那么，这部书难道是吴可所作吗？他评论诗歌时常常故意写成含混不清的话，仿佛禅家的机锋，很难免带有这种习气。其他如引用徐俯的说法，把杜甫“天棘蔓青丝”一句解释为看见柳树而想起马，颇有支离之病。把“讹渝阴”误作“阴沦”，又把《广雅》误作《尔雅》，也有一些错误。不过，他曾见到元祐旧人，学问有所传授承继。他说：“诗以立意为主，并用华丽辞藻来辅助；宁可对仗不工整，也不能使气势衰弱，这足以挽救西昆诗过于浓艳的弊病。”又说：“凡是看诗，必须是一篇作品先有整体立意，这样才有归宿之处。”又说：“学习作诗应当以杜甫为体，以苏轼、黄庭坚为用。杜甫的妙处藏在内里，苏轼、黄庭坚的妙处表现在外面。” 他又说：“绝句就像处理小家常事，句中不能放入关涉大家国事的内容。比如山谷《蟹诗》用了‘虎争’以及‘支解’等字，这些事情太大，不应当放进诗里。”又说：“七言律诗极难写，因为很容易流于俗套，所以山谷另创一体。”这些话都很有见地。他所评论的有形之病、无形之病，尤其能够剖析得细微深入。其他评论和考证，也多有可取之处。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搜罗丰富，都没有来得及采录它。这样看来，这部书在宋代已经不太显著了。确实应当把它表彰出来，使谈论文学艺术的人有所考察。《风月堂诗话》二卷（内府藏本） 宋代朱弁撰写。这部书多记载元祐年间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梅尧臣以及诸晁的遗闻轶事。开头和结尾两条，都是阐明钟嵘“思君如流水”既是眼前景物，“明月照积雪”却没有引用故实这一意义，大概这正是他的宗旨所在。他评论黄庭坚运用昆体的工夫，却造达到老杜浑厚圆融的境地，尤其能够窥见其中深处。后来评论黄庭坚诗歌的人，都没有达到这一点。前面有自序，题作庚申闰月。考察庚申年是绍兴十年，也就是金熙宗天眷三年。朱弁在建炎元年出使金国，被扣留十七年才回来，那么这部书是在金国时写成的。末尾有咸淳壬申年月观道人的跋，说是在永城人朱伯玉家得到的。大概这是北方流传的本子。推想朱弁出使金国时把稿本遗留在燕京，到了度宗时期才流传到江左，所以晁氏、陈氏两家都没有著录。看元好问《中州集》收录朱弁的诗，可以知道他的著作散落在北方的很多，所以实在不能因为它出现得晚就怀疑它。

译他的序只题作甲子，没有写绍兴的纪年。大概也是金人传抄时，不使用敌国的年号，因此把它删去了吧？《岁寒堂诗话》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张戒撰写，钱曾《读书敏求记》作“赵戒”，是传抄造成的错误。考察张戒的姓名，附见于《宋史·赵鼎传》，但不详知他的生平始末。只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张戒是正平人。绍兴五年四月，由于赵鼎推荐，得到召见应对，授任国子监丞。赵鼎称说他考中进士已有十多年，曾经做过县令，那么他应当曾经参加进士考试。又记载绍兴八年三月，张戒以兵部员外郎的身份兼任监察御史。同年八月，兼任殿中侍御史。十一月，任司农少卿。不久因为上疏挽留赵鼎获罪，改任外地官职。绍兴十二年，罗汝楫弹劾他阻挠和议，结党于赵鼎、岳飞，特地下令勒令停职。绍兴二十七年九月，以佐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不曾记载他的结局，大概就是在奉祠任上去世了。起初，张戒因为议论政事切直，被宋高宗所知晓。他主张应当把和议作为外在方针，把备战作为内在根本，把作战看作不得已之举，这些意见很符合当时的形势。因此淮西之战时，他极力弹劾张浚、赵开；而秦桧想要屈己求和时，他又极力阻止，最终和赵鼎一同被逐。大概也是一位刚直明亮的人。这部书通论古今诗人，由宋代苏轼、黄庭坚上溯到汉、魏以及《风》《骚》，分为五等。大体上尊崇李白、杜甫，推重陶渊明、阮籍。开头明确说明诗歌言志的意义，结尾以“无邪”的宗旨收束，可以说没有违背正道。它评论唐代诸臣吟咏杨太真事的诗，都认为不合礼法；唯独杜甫的立意和措辞得体，尤其足以维护世道人心、端正人心。又专门评论杜甫诗三十多条，其中许多也是宋人诗话没有涉及的。考察《说郛》和《学海类编》所载此书，都只有寥寥三四页。这个本子是《永乐大典》所载的，尚且属于完整的书册。不过有两条，本书遗失了，而《学海类编》中还保存着。现在谨慎地依据它们增补进去，希望成为完整无缺的本子。《读书敏求记》原本作一卷，现在因为篇幅稍多，分为上下两卷。△《庚溪诗话》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岩肖撰写。陈岩肖字子象，金华人。他的父亲陈德固死于靖康之难。绍兴八年，凭借任子资格考中词科，官至兵部侍郎。这部书记录他在靖康年间游历京师天清寺的事情，还涉及北宋末年的情况。但书中称宋高宗为太上皇帝，称宋孝宗为今上皇帝，称宋光宗为当今皇太子，那么此书应当成于淳熙年间。上溯靖康已经六十年，大概是他晚年所写的。这一卷开头先记载宋代历朝皇帝的御制诗文，附带列出“汉高帝、唐文皇、宣宗”三条。接着依次叙述唐、宋诗人，各自加以评定。而对于元祐年间的诗人，征引尤其多。大概因为时代相接，颇能得到他们的余绪，所以所论都有规矩法度。其中如赵与旹《宾退录》所称的《虞中琳送林季仲》诗，实在嫌它陈旧。又如厉鹗《宋诗纪事》摘录的蔡肇《睦州诗》“叠嶂巧合丁字水，腊梅迟见二年花”两句，实际上是杜牧的诗，也偶有错误；然而全书的大旨并没有违背正道。它评论“山谷诗派”的一条，深深斥责当时学诗的人没有领会其中妙处，只是使声韵拗口，词语艰涩，把这当作江西诗派的风格，尤其切中后来诗学的弊病。至于遗篇散句，连缀叙述所见所闻，其中也偶有宋人诗集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宋末左圭曾把它辑入《百川学海》，但题作“西郊野叟述”，隐去了作者姓名。明代胡应麟《笔丛》根据书中评论皇太子作诗的一条，亲自题写作者姓名，才考定为陈岩肖所作。然而吴师道《敬乡录》已经说陈岩肖著有《庚溪诗话》，有明确文字为证，并不是等到胡应麟才知道。△《韵语阳秋》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葛立方撰写。葛立方有《归愚集》，已经著录。这部书杂论各家的诗，不太评论诗句格调的工拙，而多评论诗意主旨的是非，所以题名为“阳秋”，是沿用晋人的说法。然而晋人是因为避讳，才把“春”改称为“阳”，本来可以理解；宋代并不避讳“春”，葛立方却沿袭旧文，实在是好奇而没有道理。其中如偏重佛教，称欧阳修梦见十王，得知罪福，后来也信佛之类，未免虚妄诬罔；评论屈原自沉是因为不知天命之类，未免偏颇驳杂；评论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彼此轻视诋毁之类，未免牵强附会。赵与旹《宾退录》曾批评它误把郑合敬的诗当作郑谷的诗，又批评它不知道阮咸的出处。现在考察书中所载，例如把江淹“杂拟赤玉隐瑶溪”一句当作谢灵运的诗，把苏轼“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两句当作杜甫的诗，把李白“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两句说成袭用郑谷的话，都不免有错误，还不止赵与旹所纠正的那些地方。然而全书大旨持论严肃端正，其中精确之处，也不能全部抹杀。△《溪诗话》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黄彻撰写。黄彻字常明，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是莆田人。《八闽通志》说他是邵武人。陈振孙所处的时代距离黄彻不远，应当以他的记载为准。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这部书的跋文，厉鹗《宋诗纪事》也收录黄彻的诗。朱彝尊只是根据《八闽通志》知道黄彻是绍兴十五年进士，厉鹗也只是根据此书自序所说他曾任辰州官职，都不详知他的生平始末。只有鲍氏知不足斋藏本前面有乾道四年陈俊卿的序，又有黄彻之子黄廓、黄彻之孙黄焘，以及黄永存、聂棠四篇跋文。黄焘的跋文载有杨邦弼所作墓志，称黄彻考中宣和甲辰科进士。授任辰州辰溪县丞，任内升为县令。在任五年，被征调为沅州军事判官，代理通判事务。接着代理麻阳县令，不久又被征调为鄂州嘉鱼县令。又代理岳州平江县令，过了半年便正式任职。后来又触犯权贵，弃官回家。张浚想征召他入幕府，他不肯接受，于是终老在家。又称他在沅州平定猺贼之乱，在麻阳擒获大盗曹成，在平江协助征讨杨幺，运输粮饷也有功劳。然而最终因为不善于迎合世俗而被罢职。这里叙述黄彻的生平，大致可以看见其梗概。朱彝尊和厉鹗大概都没有见过这个本子，所以他们所说的有的错误、有的简略。他论诗，大体以风教为根本，不崇尚雕琢华饰。然而黄彻本人擅长作诗，所以能够不失《诗经》作者的旨趣；并不是专门以语录为宗旨，以致比兴的意义全部断绝。

译△《唐诗纪事》八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计有功撰写。计有功字敏夫，他的生平始末不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五年秋七月戊子，右承议郎、新知简州计有功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 “计有功是安仁人，张浚的从舅。”又考察郭印《云溪集》，其中有一首和计敏夫《留题云溪诗》的诗，说：“知道您学问绝伦，已经谢绝了芸编；言语沉默、出仕退处，都不妨碍参禅。亲自来到云溪重说偈语，天地开辟才见到纯全之境。” 由此可知计敏夫是南渡时期的人。详细体会郭印诗中的意思，他大概是一个沉溺于禅悦的人。然而这部诗话却留心于《诗经》以来的风雅，采集极为丰富：对于唐代一朝的诗人，有的记录名篇，有的记载本事，同时详细记载他们的世系、爵位和乡里，总共一千一百五十家。唐人的诗集没有流传于世的，大多依靠这部书保存下来。至于某篇诗被某部诗集选取，例如《极玄集》《主客图》之类，也都一一详细注出。如今姚合的书还保存着，张为的书却独自依靠这部编书来了解大概，还可以考察谁是主、谁是客、谁是及门、谁是升堂、谁是入室。那么计有功辑录的功劳，也不可抹杀。只是其中有许多街巷传闻。例如说李白未显达时曾经做过县吏，还记载他牵牛的戏谑之事和溺女的诗篇。这些诙谐猥琐的内容，明显是托名附会，正是杂乱粗劣而没有删削的东西。△《观林诗话》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吴聿撰写。吴聿字子书，自称楚东人。楚东地方广大，不能知道他具体属于哪一邑哪一里。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这部书，也说不知道作者是什么人。考察书中称：“士大夫中有一个人在未显达时做过小吏，作有《三角亭诗》，其中有‘夜欠一檐雨，春无四面花’的话。他把诗献给自己的长官，长官认为奇异，便让他学习。后来果然考中进士，现在已经做郎官了。”考察曾三《异同话录》记载这件事，说是余子清的祖父仁廓。那么子书大概是南宋初年的人，所以他所引用的诗人，上至苏轼、黄庭坚、贺铸，下至汪藻、王宣为止。其中如辨析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误用了安陵君的一条，李善《文选注》已经先有这种说法。吴聿把它说成自己新发现的，大概只是偶然没有来得及查考。他又引用《摭言》中赵牧学习李长吉歌诗的一条，《摭言》中并没有这段文字，大概是记载杜牧的话时又错误地增加了“学习李长吉歌诗”一句，也属于疏漏错误。卷末记录谢朓的事三条，不加评论，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考察它的文辞和意思，似乎是想解释王安石、欧阳修唱和诗中“吏部文章二百年”一句，但文章没有写完。或许是传抄时有所脱漏，又错误地把一条分成了三条吗？吴聿的诗学出自元祐时期，对于当时散失的轶事尤其用心考究。例如说黄庭坚评论黄独是土芋，却说有人认为它是黄精，这是指苏轼“诗人空腹待黄精，生事只看长柄械”两句，而不愿意明说苏轼的名字。又如陈师道所称“但解开门留我住，主人不问是谁家”两句，原是苏轼《藏春》两首绝句中的一首，却托说是古语。又如苏轼“不向如皋闲射雉，人间何以得卿卿”两句，世人讥笑苏轼误把如皋当作地名。吴聿说自己亲眼见过苏轼手写的《会猎诗》，其中“不向”写作“向不”。又苏轼曾给贾耘老的妾取名为“双荷叶”，世人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吴聿说此事载于《泉南老人集》，取双髻以及在它前面的意义，这个名字出自温庭筠的词。《渑水燕谈》称张舜民题写苏轼《老人行役》诗，但其实是苏辙所作，是王辟之误记。苏轼《梅花诗》使用“返魂”一词，是采用韩偓《金銮秘记》中的话。解说者却错误地引用了“苏德哥及聚窟州返魂香”的故事。这些都是查慎行补注苏轼诗时没有涉及的内容。又如黄庭坚《与惠洪》诗，实际上是借用陈平“传解衣臝而刺船”一句来开玩笑。惠洪作《冷斋夜话》，却说是因为想加冠巾而自我解释；黄庭坚自称从王安石那里学得古诗句法，以及王安石词中“揉蓝一水萦花草”一句，原来是追用他曾见过的江上人家墙壁间绝句等事，这些也都是其他书没有说过的。至于引用郭义恭《广志》来证明陆龟蒙诗中“蕙炷”一词，引用尉迟枢《南楚新闻》来证明僧诗中的“毡根”一词，引用《隋书·礼志》来证明古诗“长跪问故夫”一句，引用许慎《说文》来证明“衣”也可以称作“不借”，不只是草鞋，引用《南史·邱仲宇传》来证明唐诗“半夜钟”，引用《宋书》来证明“吴融误用虞啸”一事，引用《世说新语》中的庾亮故事来证明“著屐登楼”，引用《元结自序》来证明欧阳修、黄庭坚误读“笭箵”字，引用潘岳《西征赋》来证明“晁错”的“错”可以读作七各切，引用江淹《杂拟诗》来证明《东观奏记》误称沈约，引用顾愔《新罗图记》来证明松五粒不是五鬛，引用《歌录》来证明殷芸小说误解“蜻蛚”，引用《西京杂记》驳斥贺铸词误用“玉砚生冰”。以及驳斥苏轼误把白居易《除夜诗》当作《寒食诗》，误把长桑君当作仓公，误把《左传》“小人之食”说成“小人之羹”等条目，都足以资助考证。在宋人的诗话中，也可以说是一本佳作了。△《四六谈麈》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考察这部书，是左圭《百川学海》所刊的旧本。卷首只题“灵石山药寮”字样，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书录解题》记载为谢伋撰写，考察书中时时自称“伋”，那么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谢伋字景思，上蔡人。官至太常少卿，是参政谢克家的儿子、谢良佐的从孙。书中所称的逍遥公，就是谢良佐。它评论四六文，多从立意和遣词来区分工拙，比王铚《四六话》的见解更为深入。它认为四六文施用于制诰、表奏、文檄，本来是为了便于宣读，所以多用四字句、六字句。宣和年间常常使用整篇长句相对的格式，这种习尚延续很久，直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改变。前辈没有这种格式。又说四六文的工夫在于剪裁，如果是整句对整句，又怎么能看出工夫呢。这尤其切中了南宋的弊病。书中摘录的名句，虽然与其他书重复的很多，但确实有自己独到的取舍，并不是抄袭剽窃。

译例如王铚《四六话》记载廖明略祝贺安厚卿、张丞相的几篇启文，共有数联，谢伋都没有选取，却另外选取了廖明略写给安厚卿的《举挂功德疏》一篇，可知他并不是随意迎合别人而作取舍。费衮《梁谿漫志》说：“谢景思《四六谈麈》很新奇，但其中记载陈去非起草义阳朱丞相制书时，有语意犯忌，命人贴改的事情。” 又记载：“谢显道起初并没有列入党籍，朱震请求按照党籍的惯例任命官员等事，都是错误的。朱震所起草的制书中，实际是有诏令让綦处厚贴改麻制，并不是命谢显道自己贴改。谢显道在崇宁元年确实曾经列入党籍，谢景思记载当时所见，偶然有所差错。担心错误被修史者采纳，所以特意加以订正。”这些疏漏之处，也是难免的。然而不能因为一两处小瑕疵就掩盖全书。△《环溪诗话》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全书都是品评吴沆的诗，以及叙述吴沆评论诗歌的话。卷首称吴沆为“先环溪”，并在下面注说：“这部集子不是门人编纂的，只称先生为环溪，大概是他的后人追记的。”赵与旹《宾退录》称这是吴德远的《环溪诗话》，似乎误以为是吴沆亲自撰写的。吴沆著有《三坟训义》《易璇玑》《论语发微》《易礼图说》《老子解》《环溪集》等书。现在只有《易璇玑》保存下来，已经著录。吴沆的经学颇有可取之处，诗歌也自成一格，不受当时风气束缚。他的大旨是把杜甫作为一祖，把李白、韩愈作为二宗。间或创作黄庭坚体的诗，但并不是专门以此为主。他与张右丞讨论杜甫“旌旗日暖龙蛇动”一句，认为一句话能说出五种事物；又讨论“乾坤日夜浮”一句，认为一句话能充满天下的一条。（考：第一条下面孙尚书注说：“这是环溪与人议论的话。只称官职，不敢指明姓名。”所以《宾退录》不知道张右丞的姓名。现在也仍然保留原文。）《宾退录》曾反驳说：“如果以一句中包含的事物多为工巧，那么就一定都要像陈无已‘椒桧楠栌枫柞樟’这样的句子，然后才可以独步天下；即使杜子美也不能独自享有美誉。如果把“乾坤日夜浮”看作充满天下的句子，那么凡是说天地、宇宙、四海的句子都足以相当了，怎么能说没有呢？张辅喜欢司马子长用五十万字记载三千年的事情，张右丞喜欢杜子美用一句话谈五种事物，二人的情趣和见识正相同。”这些抨击相当恰当。大概宋诗多空疏轻率，所以吴沆提出多用实字就显得刚健的说法。但他坚持得过分了，于是流于偏颇。又如他举出的“白间黄里”“杀青生白”“素王黄帝”“小乌大白”“竹马木牛”“玉山银海”等对偶句，也都是小巧琐碎，与高雅的诗调颇不协调。他自己所作的诗，如“草迷花径烦调护，水汨莲塘欠节宣”之类，自称是在摹仿豫章。实际上只学到了豫章诗中不好的地方，尤其不可作为规范。然而他取法的对象终究很高，宗旨终究端正，在宋人诗话中不能不作为一家完整保存下来。赵与虤《娱书堂诗话》也称赞他《观获诗》中“新月辉辉动，黄云渐渐收”两句，认为写景最为工巧。△《竹坡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周紫芝撰写。周紫芝有《太仓稊米集》，已经著录。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在辨析“金锁甲”一条时，称《紫芝诗话》有一百篇，但本书只存八十条。又有一条《山海经》诗，称《竹坡诗话》为第一卷，那么必定还有第二卷。本书却只存一卷，大概是残缺的。周必大曾讥评他解释“绿沈金锁”时的疏漏错误；又讥评他论陶潜“刑天舞干戚”一句时抄袭曾纮说法；还讥评他《论谯国集》一条，认为这些都击中了他的失误。此外，他评论王维袭用李嘉祐诗句，仍沿袭李肇《国史补》的错误；评论柳宗元“身在刀山”之类，也近于恶劣的诙谐。然而，像辨明《嘲鼾睡》不是韩愈所作，辨明《留春不住》词不是王安石所作，辨明韩愈《调张籍诗》不是为元稹所作，都有独到见解。其余内容也颇有不少值得采录之处。只是其中有一条说李白、柳公权与文宗论诗，他们所处时代完全不相及。这并非冷僻人物、冷僻事件，周紫芝不可能错谬到这种程度。大概是传抄者的错误吧？△《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胡仔撰写。胡仔字元任，是绩溪人。胡仔是胡舜陟的儿子，因荫补授迪功郎、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官至奉议郎，任常州晋陵县知县。后来卜居湖州，自号“苕溪渔隐”。他的书是在阮阅《诗话总龟》的基础上续作的。书前有自序，称“阮阅所载的内容我都不再收录”。这两部书相互补充流传，北宋以前的诗话大体都已略备。不过，阮阅的书多记录杂事，很接近小说；这部书则多讨论文章、考核义理，取舍较为谨慎。阮阅的书分类编排，设置了许多门类；这部书只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能够成家的列出姓名，琐碎见闻和散佚句子则有的附录，有的分类汇集，体例也比较清楚。阮阅的书只是采集旧文，并不考订辨正；这部书则多附有辨析考证的话，尤其足以作为校订参考。因此阮阅的书不太受世人重视，而这部书却被各家引用依据，得到很多取资。《新安文献志》引用方回《渔隐丛话考》说：“元任寓居霅上，认为阮阅《闳休诗总》成书于宣和癸卯年，遗漏了元祐年间诸公的作品。于是增补编纂，从《国风》、汉、魏、六朝一直到南渡初年，凡是大家的作品，特别列出作者姓名。” “其余作品收入杂纪，按年代先后排列。方回幼年就喜爱这部书，学习作诗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的。元任认为闳休按门类编排并不妥当；有个叫汤岩起的人，是闳休的同乡，著有《诗海遗珠》，又认为元任的做法不对。方回从本州的罗任臣毅卿那里听说，元任真正的问题，只是记载他自己所作的诗并不高明罢了。他按历代诗人排列先后，对各家的诗话有取有舍，有时还用自己的意见加以间断；与《皇朝类苑》那样不加区别地合并编书相比，难道不是更好吗？”这虽然是乡里人的说法，但也不失为公允的评论。△《文则》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陈骙撰写。陈骙有《南宋馆阁录》，已经著录。考察《太平御览》引用挚虞《文章流别论》的话说：“古诗中四言的，例如‘振鹭于飞’，汉代郊庙歌多使用这种形式。五言的，例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乐府使用这种形式。六言的，例如‘我姑酌彼金罍’，乐府也使用这种形式。七言的，例如‘交交黄鸟止于桑’，在俳调倡乐中使用。九言的，例如‘泂酌彼行潦，浥彼注兹’，不收入歌谣的篇章，所以世上很少有人写。”文章的句法，追溯根源应当以《六经》为本，这就是它的起始。刘知几《史通》特意写出《模拟》一篇，对于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外表不同而内心相同的情形，辨析得特别精细；这又不是用句法去求取《六经》了。陈骙这部书所列的文章体式，虽然概括了各家，但大旨都是依据经书来建立规范。他不让人根据训释典籍，融会精深义理来立言，却只在文字增减上反复比较，未免追逐末节而遗忘根本。又分门别类，颇嫌过于琐碎拘束，也不免舍弃大的原则而追求细节。然而，从圣贤典籍中取文章格式，终究胜过摹仿后人的机巧声调。至于他所标举的内容，能否融会贯通并阐明其精义，取决于读者本人。固然不必用固定法则拘泥于这部书，也不必用固定法则指责这部书。△《二老堂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周必大撰写。周必大有《玉堂杂记》，已经著录。这部书论诗的话共有四十六条，原来收在《平园集》中，是后人抄出另行刊行的。周必大学问广博，又熟悉掌故，所以议论多以考证为主。例如“王禹偁不知贡举”一条、“刘禹锡《淮阴行》”一条、“欧阳修诗报班齐”一条、“陆游说苏轼诗”一条，以及周紫芝“论金锁甲”一条、司空山“李白诗”一条、杜甫“诗闲殷阑韵”一条，都极其精审。至于“奚斯作颂”一条，偏重扬雄的说法；“梅葩坠素”一条，牵强附会地联系韩愈的话，都未免偏执。又如辨析“缥缈”一词的一条，知道引用的是苏轼诗，却不知道它出自王延寿《灵光殿赋》；辨析“一麾江海”一条，知道它不是本于颜延之的诗，却不知道出自崔豹《古今注》。这些都是引用依据偶有疏漏。然而总的来看，毕竟不是学问有根柢的人不能写成的。△《诚斋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杨万里撰写。杨万里有《诚斋易传》，已经著录。这部编书题名为“诗话”，但评论文章的话反而多于评论诗的内容，又颇多涉及诙谐戏谑和杂事。这大概是宋人著书往往如此，不只是杨万里这样。杨万里本来以诗闻名，所以他的议论往往合乎道理。但杨万里作诗喜欢使用文章语句和俚俗语言，因此认为李师中“山如仁者寿，水似圣之清”是善于运用经书；认为苏轼“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僧人显万“探支春色墙头朵，阑入风光竹外梢”是善于用字；以及他自称“立岸风大壮，还舟灯小明”，把诗篇题名对作《易》卦名称，这些都不能作为确定不移的论断。又如李商隐“夜半宴归宫漏永，薜王沉醉寿王醒”两句，公开揭露国事丑恶，极其无礼。杨万里却认为这是含蓄委婉、显露与隐晦兼备，内容说尽而不污秽，更表现出宋人作诗喜欢刻薄激烈的习气。至于杨万里所处时代距离南渡初年并不远，却把隆祐太后布告中外的手诏说成劝进高宗的亲笔手书，在考辨典故方面也有错误。大概正是所谓瑕瑜不能相互掩盖，利钝同时呈现吧？全书已经编入《诚斋集》中。这只是另行刊行的本子，所以现在也另行著录。△《馀师录》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王正德撰写。王正德在《宋史》中没有传记，他的爵位和籍贯都不详。这部书前有自序，称作于绍熙四年，那么他是宋光宗时人。此书辑录前代评论文章的话，从北齐以下直到宋代。虽然其中较为常见的内容很多，但当时已经散佚、今天不能全部流传的文献，也往往保存在其中。宋人评论文章，多半划分门户，专门说过分赞美或过分贬斥的话。这部录书采集各家说法，不加入自己的论断，但在取舍之间颇为严谨，尤其值得称许。引用时偶有小错误，大概是传抄造成的讹误。序言说自己疲于应酬答对，所以记录这些内容来代替口头叙述；因此对于时代先后，完全没有编排次序。这部书《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文渊阁书目》载有王正德《馀师录》一部、一册，也早已没有传本。现在只有《永乐大典》保存了它，首尾虽然完整，却没有分卷。如今大略依据篇页，定为四卷。各处考察出的讹误和缺漏，注在句子下面。编排次序则仍旧保持原样。△《沧浪诗话》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严羽撰写。严羽有诗集，已经著录。这部书有时称为《沧浪吟卷》。大概闽中的刻本把诗话放在诗集之前作为第一卷，所以沿用了诗集的名称，实际上并不是它原来的书名。开头是“诗辨”，其次是“诗体”，再其次是“诗法”“诗评”“诗证”，共分五门。末尾附有《与吴景仙论诗书》。全书大旨以盛唐为宗旨，主张通过妙悟领会诗理。因此认为像空中的声音、象身上的颜色、镜中的花、水中的月、羚羊挂角一样无迹可寻，是诗家最高的法则。明代胡应麟把它比作达摩西来，认为它独自开创了禅宗；而冯班作《严氏纠缪》一卷，甚至斥责它是梦呓。总的说来，当时宋代诗歌竞相涉及诗学宗旨，又恰逢“四灵”一派兴盛，世人都推崇晚唐，所以严羽提出这一家之言，用来挽救一时的弊病。后人辗转承袭这种风气，渐渐流于浮光掠影，这本来不是严羽能够预知的。赞誉他的人过分，毁谤他的人也过分。钱曾《读书敏求记》又摘出他“《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其精妙”的话，认为《九歌》中没有《哀郢》，于是斥责严羽没有读过《离骚》。但这也可能是一时的笔误，也可能是传抄错误，都不能确定。钱曾竟然立即加以轻率的贬斥，未免轻薄。例如赵宧光在六书之学方面固然浅陋，但《说文长笺》引用“虎兕出于柙”一句时误称出自《孟子》，这个过错应当在抄写人员。顾炎武作《日知录》却径直说他没有读过《论语》，这难道足以使赵宧光心服吗？△《诗人玉屑》二十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魏庆之撰写。魏庆之字醇甫，号菊庄，是建安人。这部书前有淳祐甲辰年黄昇的序。（案：黄昇的字原本作“易”，大概偶然沿用了篆体，相关说明见“昇花庵词”条下。）序中称他有才华却不屑于科举，只种植上千丛菊花，每天同文人雅士在花间饮酒吟咏。他大概也是宋末江湖诗派的一员。宋人喜欢写诗话，汇集成编的很多。流传到今天的，只有阮阅《诗话总龟》、蔡正孙《诗林广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和魏庆之这部书篇卷较为丰富。不过，《总龟》杂乱，《广记》有所遗漏，都比不上胡、魏两家的书。胡仔的书作于宋高宗时，所记录的多是北宋人的话；魏庆之的书作于宋度宗时，所记录的南宋人话语较为完备。两书互相补充，宋人论诗的大概情形也略备了。魏庆之的书按诗歌格法分类，体例同胡仔的书稍有不同。他兼收齐己《风骚旨格》的伪本，奇异地创立句律名称，很是失于取舍。又如在“禁体”中载入蒲鞋诗之类，也特别粗俗鄙陋。他评论韩愈《精卫衔石填海》中的“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两句，认为胜过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之类，判断是非也不够公允。然而，采集得既多，精华也就寓于其中。钟嵘所说的披开沙土挑选金子，往往能够发现宝物，这部书大概也差不多如此！它本来就是评论诗歌的人必定要借助的书。△《娱书堂诗话》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赵与虤撰写。“虤”字按《集韵》音“牛闲切”，《说文》训释为虎发怒，所以他的字是威伯。按照《宋史·宗室表》中连名排列的次序考察，他大概是宋太祖的第十世孙。书中多次称述陆游、杨万里、楼钥晚年的作品，又称宗室中人紫芝，因此他应是宋宁宗以后的人。他评论诗歌，源头出自江西诗派，同时也涉及江湖诗派。因此，他所称述的作品，如罗隐、范仲淹《钓台诗》，高端叔《雨诗》，以及“桂子梅花”一联，毛国英《投岳飞诗》，罗隐《绣诗》，沙门《游雁宕诗》，唐宣宗《百丈山诗》，姜夔《潘转庵赠答诗》，黄景说《贺周必大致仕诗》，无名氏《濞亭诗》，危稹《送柴中行致仕诗》，徐得之《明妃曲》，黄居万《瀑布诗》，无名氏《龟峰诗》，周镐《将雨诗》，寿赵《倅诗》，刘咏《八月十四夜诗》、“双柏”句、“扑满子”句、《寓兴诗》，杨万里所称的刘应时诗，唐人《汴河诗》，陆九渊早年所作，石延年《夷齐庙诗》，无名氏《天开图画亭诗》，刘敞《种柏诗》，吴镒绝句，江东客献给杨万里的诗，刘概诗，徐似道、杨万里的赠答诗，赵横《钓台诗》，以及白居易《周公恐惧流言日》一首。以及一条关于作诗使用佛教用语的方法。大体都是平凡浅近的话，评论品评很不恰当。大概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不过，名篇佳句、轶闻散文也接连出现在其中，很足以增长见闻。它确实有失于杂乱，但总的说来，其中的精华不能丢弃。书中考辨只有两条：第一条解释钱惟演《无题诗》“夜长惟有辟寒金”一句，根据《拾遗记》“嗽金鸟”的故事，认为“辟”字应当作“畏辟”的“辟”，读去声；钱惟演误读作入声，以为是“辟除”的“辟”，这种说法颇为妥当。第二条解释杨亿《无题诗》“死讳文成食马肝”一句，不引用《史记》的正文，却牵扯《拾遗记》中“马肝石”的故事，因而支离而没有道理。而且这两条都只依据王嘉的书，可见考据并不是他的长处，保留下来而不加评论就可以了。△《后村诗话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四卷、《新集》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刘克庄撰写。刘克庄有《后村集》，已经著录。他所撰写的诗话，只有前集有单独刊行的本子，其余都编入文集，共十四卷。末尾有自跋，称前集、后集是六十岁至七十岁时所作；续集四卷，是八十岁时所作；新集六卷，则是八十二岁时所作。刘克庄晚年节操和精神都衰颓，诗也逐渐变得潦倒。例如《发脱诗》中的“论为城旦宁非恕，度作沙弥亦自佳”，以及《老吏诗》中的“只恐阎罗难抹过，铁鞭他日鬼臀红”，几乎足以供人笑谈。然而他评论诗歌却很有条理，真德秀作《文章正宗》时，把诗歌一门交给刘克庄编纂。刘克庄所取录的，如汉武帝《秋风词》和三谢的作品之类，真德秀删去了许多，刘克庄对此并不赞同。他的说法如今载在前集第一卷中。大概刘克庄在诗歌方面是专门家，而真德秀对诗还没有深入理解，所以两人的意见不合，正如方榫不能配圆孔。前集、后集、续集总论汉、魏以来的诗，其中唐、宋人的诗较多；新集六卷则详细评论唐人的诗。全书都采录精华，品评优劣。往往连整篇诗作都录下，这同其他兼涉考证的诗话相比，体例略有不同。大概采用了《唐诗纪事》的体例。书中所载宋代各诗，今天已经失传的诗集约有十分之五六，也都依靠这部书得以保存，可以称为善本。其中像《韩诗外传》《西京杂记》《朝野佥载》等书，往往连续抄录一二十条还不止；甚至沈既济驳斥武后本纪之类、广泛涉及史事的内容，也一并收入，这些同诗没有关系，体例很不纯粹。又如说杜牧兄弟分属牛党、李党，认为这是高尚的义行，却不知道那是门户私见；又说吴融、韩偓在国势困蹙、君主受辱时，完全没有感伤时事的作品。这似乎只是依据《唐英歌诗》《香奁集》，而对于《韩内翰集》却没有仔细阅读，所以立论也有时偶然疏漏。至于他一方面斥责《玉台新咏》是淫靡歌曲，另一方面却详细抄录它的续集；一方面说欧阳修厌弃杨亿、刘筠，另一方面又说欧阳修推重杨亿、刘筠，尤其自相矛盾。然而总的说来，他的基本论旨中精确核实的内容很多，确实远在南宋各家诗话之上。△《荆溪林下偶谈》四卷（内府藏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根据其中所载“文字好骂”一条，知道作者姓吴。书中多次推重叶适。姚士粦作跋说，按照《水心集》考察，只有《即事兼谢吴民表宣义》诗六首，以及《答吴明辅》一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考察元代无名氏《南溪诗话》引用此书的一条，称作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又陈栎《勤有堂随录》说：“陈筠窗名耆卿，字寿老。” 吴荆溪名叫子良，字明辅。这两个人都以水心为宗师来作文。这样看来，这部书确实是吴子良所作。子良是临海人，宝庆二年中进士，官做到湖南运使、太府少卿。另著有《荆溪集》，如今已经散佚。只有陈景沂的《全芳备祖前集》载有他的一首《葵花》绝句。这部书全是他评论诗歌、文章的话，其中见解颇多精确之处。书中记载叶适作《徐道晖墓志》《王本叔诗序》《刘潜夫诗卷跋》，都说不取法晚唐，大概是叶适晚年自我悔悟之论。作者唯独详细记录下来，可见他的见识远远高于当时其他人。旧本有八卷，这个本子只有四卷，大概是士粦合并的。△《草堂诗话》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蔡梦弼撰写。梦弼是建安人，他的生平始末不详。曾著有《杜工部草堂诗笺》和这部书。如今《诗笺》早已散佚，只有这部书还保存着。书中全是评论杜甫诗歌的内容。称为“草堂”，是因为杜甫客居蜀地时曾居住在那里。全书共有二百多条，都是从宋人的诗话、语录、文集和说部中采辑而来，其中取自《韵语阳秋》的最多。《宋史·艺文志》载有方道醇《集诸家老杜诗评》五卷、方铨《续老杜诗评》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莆田方道深《续集诸家老杜诗评》一卷，又载有《杜诗发挥》一卷。如今只有方道深的书还能在《永乐大典》中见到，其余都已失传。然而方道深的书琐碎冗杂，没有什么可采录之处，不如这部书详尽丰富。近代注释杜诗的人引用这部书，多的也不过十几条，似乎都没有见过它的完整篇帙。这个本子是吴县惠栋收藏的，大概也是少见的书籍了。旧本与鲁訔、赵子栎所撰《杜工部年谱》合为一册，并把鲁訔的一篇序置于本书之前。大概因为篇中有王士祯的跋语，次序是先鲁訔、后梦弼，所以编排也依照这个次序。如今鲁、赵二人的谱分别收入传记类，因此仍把鲁訔的序移到谱前，以恢复旧式，不再把它载在这部书中。△《文章精义》一卷（永乐大典本） 这部书世间没有传本，各家书目也都不记载，只有《永乐大典》中还有它。但书名题作李耆卿撰写，没有注明时代，也不知道耆卿是什么地方的人。考察焦竑《经籍志》，其中有李涂《文章精义》二卷，书名和李姓都与这个本子相合，那么耆卿或许是李涂的字？但典籍没有证据，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大概无法详知了。书中谈论文章，大多以《六经》为根本，不屑于拘泥声律章句。至于文章工拙、繁简之间，以及源流得失的辨析，都一一分辨得如同黑白，具有鉴别和裁断的能力。书中说苏氏的文章不脱离纵横之术，程氏的文章不脱离训诂。这是持平之论，打破了洛学、蜀学的门户之见，尤其是南宋人不肯说的话。又如世间流传的“韩文如潮，苏文如海”以及“春蚕作茧”的说法，大家习惯使用，却不知道它们的出处。如今查考这些话，也都确实见于这部书。大概这部书最初曾被世人传诵，所以其中遗留下来的文章和片言只语，靠口头传授一直流传到现在。后来因为卷帙很少，容易散失，湮没不彰竟达数百年。如今适逢圣明时代重视文教，得以重新在世间出现，难道也是因为其中的名言至理有不可磨灭之处吗？△《竹庄诗话》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钱曾《读书敏求记》称作者为竹庄居士，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代的人。作者广泛搜集《古今诗评》《杂录》，把各家的评论列在前面，再把诗的完整篇章附在后面，这是诗话中极好的作品。考察《宋史·艺文志》，其中有何谿汶《竹庄诗话》二十七卷，大概就是这部书。只是现在的本子有二十四卷，卷数略有不同。或许是传抄时遗失了三卷，或许是后人有所合并，也或许《宋史》把“四”误作“七”，都无法确定。但它出自宋人之手则毫无疑问。这部书与蔡正孙《诗林广记》的体例大致相同，都名为诗评，实际上却像一部总集。让读者把书中评论和原诗相互考证，既可以看出作者的意旨，也可以看出评论者的是非。与其他诗话只摘取一句或一联、看不到全诗首尾，或者笼统地说某人某篇、却不知道原话是什么相比，它自然高明得多。只是蔡正孙的书把评论列在诗后，这部书把评论列在诗前，这是体例上的小小变化。书中所引用的《五经诗事》《欧公馀话》《洪驹父诗话》《潘子真诗话》《桐江诗话》《笔墨闲录》、刘次庄《乐府集》、邵公《序乐府后录》等，如今都已经没有传本可见了。吕氏《童蒙训》中评论诗歌的话，如今流行的重刊本都删去不载，只有这部书的记录还可以看到它的大概。此外，这部书成于宋末，当时所见的诗集仍多是古本。例如《焦仲卿妻诗》，明人的活字版《玉台新咏》妄自增加“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二句，错误流传至今。实际上，郭茂倩、左克明两家的乐府书以及旧本《玉台新咏》都没有这两句。这部书也没有这两句，足以互相证明。即使是其中所载的常见诗篇，也可以用来资助考订。△《浩然斋雅谈》三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周密撰写。周密所著的书有好几种，其中《癸辛杂识》《齐东野语》都记载宋末元初的事情；《云烟过眼录》全是记载书画古器的内容，如今都有刊本。《澄怀录》《续录》则是辑录清谈的书。《志雅堂杂钞》广泛涉及琐碎事情，如今只有抄本保存，都已分别著录。《千顷堂书目》记载周密所著的书还有《志雅堂耳目钞》和这部书，但收藏书籍的人家都没有传本，只有这部书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这部书的体裁类似说部，所记实际上都是诗文评论。现在搜集编排，将考证经史、评论文章的内容编为上卷，将诗话编为中卷，将词话编为下卷。各项按类别归类，仍然汇集成一部书。周密本是南宋遗老，熟悉许多旧人旧事，因此他所记载的散佚篇章和残缺词句，十分之九是其他书中没有记载的。朱彝尊编《词综》、厉鹗编《宋诗纪事》、符曾等七人编《南宋杂事》诗，都广泛采集群书，号称内容繁富；但这部书所载的旧事，他们也都没有引用，由此可知它十分罕见。其中考证经义的内容，例如解释《诗经》“巧笑倩兮”，怀疑“口辅”应当是“笑靥”，却不知道同类篇章中已有关于面部的这段文字。解释《易经》“井谷射鲋”时，把“鲋”解释为鲫鱼，却不知道《说文》中“鲫”字本来的训释是乌鰂，后世才借“鲫”来称鲋鱼，罗愿《尔雅翼》已经辨析得很清楚了。像这类情况，在训诂方面都难免稍显疏略。不过周密本来是词人，考证只是他的旁涉领域，不足以责怪他。至于他评论诗文，则确实有根基，不像阮阅等人那样漫无目的地搜集，不辨别精粗。宋人的诗话，流传下来的多如树林，大多是陈陈相因、辗转引用。这部书很有鉴别裁断的能力，只是已经湮没多年。如今隐没之后又重新出现，足以使文艺界开阔耳目，因此确实应该赶快广泛刊行传播。△《对床夜语》五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代范晞文撰写。晞文字景文，号药庄，是钱塘人，曾为太学生。咸淳丙寅年，他与叶李、萧规等上书弹劾贾似道。贾似道捏造他以泥金装饰斋匾的事情，借此把他流放到琼州。元世祖时，程钜夫向朝廷推荐范晞文和赵孟頫。赵孟頫接受诏命立即出仕，范晞文始终不接受职任，流寓无锡直到去世。这部书编成于景定年间，内容都是评论诗歌的话。其中评论曹植《七哀诗》时，只知道古人作诗不受音韵拘束，却不能通晓古韵形成的原因。因此反而对魏文帝诗押“横”字入阳部、阮籍诗押“嗟”字入歌部感到疑惑。评论杜甫律诗中的拗字时，说如果拘执这些作为规则，就会全都变成死板的法则。他不知道唐律中的双拗、单拗以及平仄相救，实际上都有一定规则，并不是可以任意出入的。评论古人的某一句本于某一句时，对于刘湾《云南行》中“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这两句，却不知道它们本于汉代《华容夫人歌》，也有些没有寻得根源。至于议论王安石误把皇甫冉的诗当作杜甫的诗，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他评论李端《芜城怀古》时，却错误地把《才调集》的删本当作绝句；评论王维《送邱为下第》诗时，又误认为是沈佺期所作。他也不能没有错误，尤其推重许浑而极力排斥李商隐，更不是公允的评论。然而在南宋末年诗道衰落的时候，他独能排斥当时流行风气中的偏差。他说：“如果说四灵是倡导唐诗的人，那么在四灵中寻求写得工巧的，就是赵紫芝。然而有眼光的人仍认为四灵没有达到尽善尽美，大概是惋惜他们立意不高，只停留在姚合、贾岛的境界。学诗的人闯入四灵诗法的深处，开拓并扩大它，尚且害怕有所失误。至于后来诗风尖细纤弱、浅薄平易，众口一词，牢不可破，都说这就是四灵体。它的根基扎得很牢，但流传开来的风气却日益泛滥，天天走向衰败，再也不能振作起来；尊奉它的人反而因此连累了它。又说：‘如今以诗歌闻名的人，不说是四灵，便说是晚唐。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晚唐究竟是什么时代呢？’他的见识实际上高出江湖诗人之上。因此他顺着流派的末流追溯源头，很能探究汉、魏、六朝以及唐人的旧法，在诗学方面多有发明。” △《诗林广记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蔡正孙撰写。正孙字粹然，自号“蒙斋野逸”。书前有自序，题作岁在屠维赤奋若，大概是己丑年所作。考察“黄庭坚寄苏辙诗”一条引用熊禾的话，那么应当是元太祖至元二十六年，当时宋朝灭亡已经十年了。《谢枋得集》附录的赠行诗篇中有蔡正孙的一首诗，大概就是这个人。前集记载从陶潜到元稹共二十四人，九卷附录薛能等三人，十卷附录薛道衡等五人。后集记载从欧阳修到刘攽共二十八人，止于北宋。目录末尾说，编选未完的内容见于续集刊行。如今续集却没有见到。前后两集都把诗归属于诗人，再把诗话归属于诗歌。每一篇诗都完整地载在前面，引用的各种评论则低于诗两格，分条列在后面。体例介于总集和诗话之间。本朝厉鹗撰写《宋诗纪事》，实际采用了它的体例。不过，这部书凡是没有评论、考证的诗，便不徒然抄录。与厉鹗的书兼用《唐诗纪事》的体例相比，又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