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三十一

译指出成玄英《庄子疏》不知道当时已经有县令，错误地把“县”读作“悬”，解释为高名令闻；指出古代席面上的宾客才称为“客”，列座的宾客都称为“旅”，并引用《左传》作为证据；指出二十八宿中的亢、氐、觜三星，《韵略》的注音都错了；指出赐酺始于赵武灵王；指出“河鼓”的“河”应当作“何”；指出唐代《中兴颂》中的“复复指期”，“复复”二字本出自《汉书·匡衡传》。这些都引用了确凿的文献依据，不同于凭空臆说。他认为《离骚》中的“正则”“灵均”是小名、小字，虽然没有考据依据，也足以作为一种解释保存下来。只是书中颇杂有佛、道二氏的说法，甚至说韩愈也深深通晓佛理；这也是刘安世学术中喜谈禅、喜好佛理的余波，可以保存而不加评论。△《春渚纪闻》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何薳撰写。何薳是浦城人，自号韩青老农。他的书分为杂记五卷、《东坡事实》一卷、《诗词事略》一卷、《杂书》《琴事》附《墨说》一卷、《记研》一卷、《记丹药》一卷。明代陈继儒《秘笈》刊刻的只有前五卷，是姚士粦从沈虎臣那里得到的。后来毛晋得到旧本，补足其中脱漏的部分，才成为完整的书，就是现在这个本子。何薳的父亲名叫何去非，曾因苏轼推荐而得到官职，所以书中记载苏轼的事情特别详细。他的杂记多引用仙鬼报应的故事，也兼及琐碎事情。例如说刘仲甫下棋无人能敌，又记载祝不疑战胜了刘仲甫，这两条彼此矛盾，实在很不检点。又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前面以棋胜过刘仲甫的是王憨子，后面以棋胜过刘仲甫的是晋士明，这与祝不疑的说法也不相合，大概是流传中的说法不同吧？张有是张先的孙子，他所作的《复古编》如今还有传本，而这部书却写作“章有”。那么这或许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并不是何薳的原文。△《石林燕语》十卷、《考异》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叶梦得撰写。叶梦得有《春秋传》，已经著录。叶梦得是绍圣时期的旧人，徽宗时曾主管纶诰。对于朝廷章程和国家典制，他一向用心研究，所以这部书编述旧闻，都与当时的掌故有关。对于官制、科目，谈得尤其详细，很能补充史传的缺漏，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徐度《却扫编》可以相互参照。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此书成于宣和五年，但其中论述馆伴辽使的一条称建炎三年，另有论述宰相的一条说“自元祐五年至今绍兴六年”，那么此书应成于南渡以后，陈振孙的说法未经核实。只是叶梦得处在南北宋之间，战事匆忙，图书典籍散失，或许有记忆失真的地方，考据也有不详尽之处。因此汪应辰曾作《石林燕语辨》，成都宇文绍奕（按：宇文绍奕的生平始末无考，嘉定年间有枢密使宇文绍节，怀疑是他的兄弟）也作《考异》来纠正它。汪应辰的书，陈振孙已经说没有见到，大概宋末传本就很稀少，只有《儒学警悟》（按：《儒学警悟》也是南宋的书，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氏） 偶尔引用其中几条，与宇文绍奕《考异》相同，零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但寥寥无几，难以编成一书。只有宇文绍奕的书还可以搜集汇编，于是谨慎地搜罗考订，把各条分别附在叶梦得原书相应条目的下面。虽然其中把传闻中年代的错误、缮写字形的错误逐一列举出来，有时不免有意吹毛求疵，很像刘炫纠正杜预、吴缜纠正欧阳修；但他援引旧文、辨析驳正而详细准确的地方，十之有八九。这样，一代的故事因为有叶梦得的书而大略保存，因为有宇文绍奕的书而考证更加严密；两部书相辅并行，对于史学非常有帮助。此外，叶梦得的书，宋代刻本很少见。前明有大字刻本，摹印本也很稀少。世间流行的毛晋《津逮秘书》所收本，脱漏错误很多；而商维濬《稗海》所收本，错乱驳杂尤其严重。现在一并参照核验各个本子，以《永乐大典》所收内容为依据，详细加以校勘，订正讹误、补足缺文，使它归于完整。凡是校正之处，都在下面附上按语，用来纠正通行刻本的错误，希望多少恢复旧貌，不失原书的真实面貌。△《避暑录话》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叶梦得撰写。考察晁公武《读书志》著录此书，作十五卷，与这个本子的卷数相差悬殊，怀疑现在流行的不是完整的书帙。然而《文献通考》已经作二卷，毛晋《津逮秘书》的跋语说，他得到的宋刻本与坊刻本完全不同，也作二卷，那么宋代流传的也就是这个本子。考察各书所引用的《避暑录话》，也都能在这个本子中找到，没有一条缺失。由此知道《读书志》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叶梦得在南渡初年是屹然独立的老宿，他收藏的书多达三万余卷，在各家中也属第一。因此他通晓古今，所论所著多有根基。只是他本来是蔡京的门客，难免因为门户关系，多方暗中压抑元祐一派，而曲意解释绍圣时期的事情。例如论诗赋的一条，是为王安石罢除诗赋科解说；论叶源的一条，是为蔡京禁止读史解说；论王姬的一条，是为蔡京把公主改称帝姬解说。至于极力斥责苏洵《辨奸论》，那就更加明显了。不过他最终还是依据公论，只是把文字写得隐约一些，还不像陈善《扪虱新话》那样颠倒是非、党护邪恶、诋毁正人，一味肆意狂骂。他所叙述记录的内容，也有许多足以供考证、补益见闻。因此《扪虱新话》竟然被摒弃，而这部书仍然收录保存。△《岩下放言》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宋代叶梦得撰写。这是他从崇庆节度使任上退休，退居卞山时所作。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一卷，这个本子却是三卷，怀疑陈振孙的书是传刻造成的错误。又明代商维濬《稗海》中另有《蒙斋笔谈》二卷，题为湘山郑景望撰写，文字与这部书完全相同，只删去了几十条。厉鹗作《宋诗纪事》，说郑景望是元丰、元祐年间人；其中所收郑景望的《颍川》一诗，也就是这部书所载的诗。此书旧来没有刻本，有人怀疑它是剽窃郑景望的书写成的。然而考察书中称“先祖魏公”，又称“我在绍圣年间春试落第”，又称“大观初年我正任职翰林”，又称“我在颍州时，初次从翰林免官”，又称“我任许昌太守时，洛阳正营建西内”，又称“遭逢钱塘兵乱”，又称“我镇守福唐”，又称“出入军旅之间十多年，所统领的有几十万人”，又称“我不久前罢任建康镇守”，所述仕宦经历都与叶梦得本传相合。又说曾经撰写《老子解》《论语释言》二书；现在考察《书录解题》的经部《论语》类，有叶梦得《论语释言》十卷，道家类中有叶梦得《老子解》二卷；其中所载《老子解》关于“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的话，本于《韩非子》的说法，并解释为四肢九窍等，也与这部书相符。这样看来，是《蒙斋笔谈》剽窃这部书写成的，并不是这部书剽窃《蒙斋笔谈》写成的，证据确实明白。商维濬、厉鹗大概都是错误地相信了伪书，考察得不够审慎。叶梦得年老后归田，沉溺于佛、道二氏，书中所说的内容多是提倡佛、老宗旨。沈作喆、王宗传、杨简等人用禅学解释《易经》，实际上在这里已经有了萌芽，这实在不可以作为训诫。不过叶梦得学问广博，又熟悉许多旧日掌故，他所记录的内容也颇有可采之处。宋人的旧书帙，姑且保存下来，以备一家之言。△《却扫编》三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宋徐度撰》。徐度，字敦立，穀熟人。南渡以后，官至吏部侍郎。书中多次称“先公”，大概他的父亲徐处仁在靖康年间曾任知政事。因此，徐家世代遗留的风俗，具有不少传闻资料。这部书所记，都是国家典章和前贤逸事，对史学很有帮助。陆游《渭南集》的书跋说：“这部书写成时，敦立还年轻，所以大体没有绍兴以后之事，大概成书于高宗初年。”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王明清曾在霅川访问徐度，徐度把创置右府、与宰执议政以及制度分合沿革等事考订后写入此书。又记载他论述哲宗实录，以及评论秦桧删削建炎航海以后《日历》《起居注》《时政记》等书的两件事；由此可以大致看出徐度对史学的用心。至于他说《新唐书》所载史事比旧史多一倍，都是取自小说，并主张史官应广泛采录异闻，则未免失于泛滥。这部书上卷记载叶梦得所记的一条俚语，中卷记载王鼎的一条嘲谑，下卷记载翟巽的一条诙谐之语，体例很不纯正，反而玷污了自己的书，这也是他嗜好博杂的一个证明。然而，总的说来，它编纂记述旧闻，足以供掌故参考，和《挥麈》诸录、《石林燕语》可以并列；而且文字比王明清的简练，事实比叶梦得的核实，似乎胜过这两家。△《五总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吴炯撰。吴炯的仕宦经历不详。只有宋代《中兴百官题名记》记载，绍兴十三年七月，吴炯任枢密院编修官；八月，授任浙西提举。他一生的始末便无法考见了。书前有自序，题作建炎庚戌年避居无诸城时，写于萧寺的道山亭。书中记有他与苏叔党从太原到河外的事情，又记有靖康丙午年在京兆祥符寓舍被掠夺的事情。第一条中还记载，他的祖父侍奉仁宗时任御史，曾说大臣没有报效，又上章请求斩杀奸臣以向天下谢罪；皇帝大书“铁御史”三字赐给他。另一条说，嘉州每年进贡荔枝、红桑等物，他的祖父任犍为令时，作《三戒诗》表达意见，得到皇帝的称赞。书中还记载他的父亲曾在李邦直的幕府任职，以及崇宁乙酉年被贬居荆南等事。他家大概也是北宋旧族，跟随高宗南渡的人。这部书都是记载他所听闻、所见到的杂事，间或也考证旧说。作者取“龟生五总，灵而知事”的话来命名，称为《五总志》。他论诗推重黄庭坚，认为黄庭坚对诗人有开创之功，大概也是江西诗派一流。他引述的故事，得失相杂。例如他说，《千字文》是敕令散骑员外郎周兴嗣按韵次序编成的，其中“敕”字应当作“梁”，因为当时帝王的命令还不称“敕”；却不知道“敕”字在汉代已经存在。又说汉高祖占据厕所接见大将军，不戴帽子不接见丞相；却不知道这其实是汉武帝的事。他的疏漏错误也未能避免。《唐诗纪事》说骆宾王跟随徐敬业起兵，兵败后在灵隐寺出家为僧，并替宋之问续成“桂子天香”的诗句，这种说法本已错乱不合事实；而这部书却说骆宾王未显达时，曾在杭州梵天寺做庸工，有一位老僧苦苦吟咏不成，骆宾王替他补足诗句，更不知道依据何在。然而，对于北宋琐事，它记录得非常详细，仍有足以用来互相考证的地方。《说郛》所载只是摘录几条，这个版本与《永乐大典》收录的内容核对相合，大概还保存着原本的面貌。△《紫微杂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吕祖谦撰，另有版本只题作《东莱吕紫微杂说》，而不署作者姓名。现在考察赵希弁《读书志》，其中记载《东莱吕紫微杂说》一卷、《师友杂志》一卷、《诗话》一卷，都是吕本中居仁的著述，郑寅在庐陵刻印，等等。这样看来，这部书应当是吕本中所撰。大概吕氏祖孙在当时都被称为东莱先生，传抄这部书的人于是误以为出自吕祖谦之手，却不知道吕本中曾任中书官，人们因此称他为紫微。吕祖谦最终只做到著作郎，不可能有“紫微”的称号。书中又有“从岭外归来”的话，而吕本中的《东莱集》中有避地经过岭南的诗，和这些事迹正好相合，因此无疑是吕本中所撰。书中分条列举，对六经疑义、各史事迹都有辨论，往往醇正扎实，值得取法。

译例如他说，经书中的“致”字有取得之义，也有送纳之义，先儒只用“达到极点”来解释，是不够完整的。又说《檀弓》中“齐穀王姬之丧”一句，“穀”应当作“告”；“使必知其反也”一句，“知”应当作“如”，这些解释都符合经书训诂。又说《论语》“四体不勤，五穀不分”一句，是荷丈人自称，也颇有见地。其他论说大都平正通达，切合义理，不是各家说部所能相比的。这部书开头论述《衡门》诗的一条，说它是哀叹当时国君没有树立志向；吕祖谦后来撰写《读诗记》，实际上承袭了这种说法，也可以看出吕氏家学的渊源。△《辨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员兴宗撰。员兴宗有《采石战胜录》，已经著录。员兴宗的著作载入《永乐大典》的，都冠以《九华集》三字，只有《采石战胜录》和这部书不以《九华集》为书名冠称，怀疑这两书是在文集之外另行流传的。书中广泛采录经、传、史、子以及宋代诸儒的说法，凡是认为道理不妥的，都逐条列出并加以辨析，所以称为《辨言》。其中只有论《公羊传》“纪季入齐”的一条，说纪国凭借千乘之国的兵力畏惧他人为错误，这是因绍兴时的事情而发，未必恰当。至于他辨明《尚书》关于六宗的旧解释有误，指出《礼记》所说文王九龄是荒诞之说，以及讥评刘氏《汉书刊误》不懂史家行文的方法，都有独到见解。其他论述也多合乎义理。至于他说诗歌不必依靠序文便能明白，并断定《诗序》的制作不是古代的说法，是沿袭郑樵的新说，各自保留一种解释也就可以了。△《墨庄漫录》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仕宦经历不详。他自称宣和癸卯年在吴中见过朱勔采集的太湖鼋山石，又说绍兴十八年见到赵不弃被授任侍郎，因此是北宋、南宋之间的人。书前有自序，说自己生性喜欢藏书，随所居住的地方都题写“墨庄”，所以用它作为书名。书中多记杂事，也颇涉及考证。例如记载渭州潘源县的土怪、周昕的父亲变成羊、胡师文见到吴伴姑、明州士人遇到裴休，以及叶世宁、严清关注梦境等事，虽然不免属于小说家的说法。又如把王安石的妹妹误说成王安石的女儿，正如《宋诗纪事》所纠正的那样，也时有疏漏错误。然而，例如考辨韩愈诗中“风棱”“露液”二字的异同，苏轼儋耳诗中“石”字、“者”字的讹误，辨析杜甫诗“王母昼下云旗翻”一句，又考释“何逊在扬州”句、“江湖多白鸟”句、“星落黄姑渚”句、“功曹非复汉萧何”句；解释王珪诗“舞急锦腰迎十八，酒酣玉盏照东西”两句，解释黄庭坚诗“争名朝市鱼千里，影落华亭千尺月，梦通岐下六州王”几句，都极为典雅精确。此外，他辨明《碧云騢》是魏泰所作，辨明《龙城录》《云仙散录》是王铚所作，都足以供考证参考。至于郑玄注释《汉宫香方》，考释“玫瑰油粘叶书”“旋风叶书”，以及把“穆护”解释为木瓠，把“具理”解释为瓶罂之类，也很能增长博闻。他所记载的宋代户口、转运等各项数字，尤其足以与史籍互相参考，是宋人说部中值得观览的作品。《文献通考》没有把它著录，难道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广泛流传吗？△《寓简》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沈作喆撰。沈作喆，字明远，号寓山，湖州人。绍兴五年进士，以左奉议郎任江西漕司幹官。根据书中所叙，在和议刚刚达成时，朝廷赏赐诸将田地住宅，沈作喆替岳飞撰写谢表而触怒秦桧，因此他似乎曾在岳飞幕府任职。他又自称曾任官维扬，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官。只有《梅磵诗话》记载，他任江西官员时作《哀扇工诗》，触怒漕帅魏道弼；魏道弼罗织深文弹劾他，他因此被削夺三官。后来他随使者出使金国，韩元吉赠诗给他，其中“但如王粲赋从军，莫为班姬咏团扇”两句，完全指的就是这件事。这部书的自序题为甲午年，按长历推算，是孝宗淳熙元年，乃是他被罢废以后所作。开篇第一条就以古诗讽谏为说，大概就是由此而来。沈作喆与叶梦得友善，但叶梦得的学问宗奉王安石，沈作喆的学问则出自苏轼；不仅才思辩论纵横与苏轼相似，就连轻视王安石、与伊川程子相抵牾，以及谈论养生、沉溺禅悦，也都一一是苏轼学说的余绪。他又是丞相沈该的侄孙。沈该有《易小传》六卷，沈作喆承袭其家学，这部书也颇多谈论《易》理，但所说的内容和沈该很不相同。他解释“帝乙归妹”，认为人君的德行与帝者相互匹敌，所以能够端正人伦，这种解释颇为好奇求异。他解释卦辞终于“未济”，认为这就是道家所说的“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也是佛家所说的“不住无为，不断有为”，竟然用道、佛两家的说法来解释经文。然而，他论述《乾凿度》中太乙运行九宫的方法出自黄帝《素问》，却能揭示谶纬学说的根源。他论五行是经世致用的学问，用来纪年纪时、运行气运，缺一不可；又说邵尧夫《皇极经世》采用扬雄的四数，加上本来没有的“一”，去掉本来有的“二”，不合于古法，这也能辨别术数牵强附会之处。至于他说刘敞《解春秋》认为新建南门是僭越天子，这一说法本出自陆龟蒙《两观铭》。他说子路结缨是在获麟之后二年，《公羊传》所记孔子的话是妄说。又说苏轼《解论语》中“患得”应当作“患不得”，并以韩愈《圬者王承福传》为证，知道古本原来就是这样。他还说扬雄的姓应从“扌”而不从“木”，杨修的笺注不应称作“修家子云”。他说《柳宗元集》中《柳州谢上表》称于頔在襄阳挽留柳宗元，却不知道这时于頔离开襄阳已经两年；又有代刘禹锡所作的《同州谢上表》，却不知道刘禹锡调任同州时，柳宗元已经去世十七年，于是断定这些文章出于伪托，都具有考据价值。他在《朱子纲目》之前就抨击王安石尊崇扬雄的做法，更是高明的论断。沈作喆另有一部书，名为《已意》。《寓简》第三卷论述淮阴侯任治粟都尉的一条，注说详细情况见《已意》；又说司马氏、许氏两位夫人的事情，我已经在《已意》中说过。可见这两部书本来相互补充。如今《已意》已经失传，另有《寓林集》三十卷，也早已散佚。只有《哀扇工歌》全篇见于周煇《清波杂志》中，但文辞很不工巧。这十卷书中也没有一处谈论诗歌，可知吟咏不是他的长处。

译△《栾城遗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苏籀撰。苏籀，字仲滋，眉州人。是苏辙的孙子、苏迟的儿子。南渡以后居住在婺州，官至监丞。苏籀十多岁时，曾在颍昌侍奉苏辙，前后九年，从未离开苏辙身边，于是记录下自己听到的、可以追记的若干话，给子孙看，所以称为《遗言》。书中辨论文章流派以及古今人物的是非得失，最为详细清楚，很能显示苏辙作文的宗旨。其中精辟的言论和深奥的义理，也多有足以启发后学之处。只是苏籀偏爱自己的祖父，常常暗中含有抑制苏轼、尊崇苏辙的意思，似乎并非苏辙的本心。他又说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矛盾起因于《字说》和《三经义》，考察史传，这也不是事实。至于他说苏辙的母亲梦见蛟龙伸臂而生下苏辙，并引用孔子出生时有两条龙盘附在征在房中的事来作比，又杂记苏辙在崇宁丙戌年梦见王介甫的事情，更是流于荒诞虚妄。只是苏籀亲自承受祖父的教诲，长期耳濡目染，其中可信的内容也很多，终究不是全无根据的传闻可比。△《东园丛说》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李如篪撰。李如篪的生平始末不详。根据卷首绍兴壬子的自序，他是括苍人，当时任桐乡丞。正德《崇德县志》记载，宋代李如篪字季牖，崇德人，年轻时游学上庠，博学能文，著有《东园丛说》《乐书》流传于世，晚年以特科出任桐乡丞。姓名、书名和仕宦经历都相合，应当就是这个人。他的书各家都没有记载，也无法考察其来源。下卷杂说中所作的《初夏诗》和他父亲的三首《欢喜口号》，是历来记录宋诗的人所未曾涉及的。此外，这部书的自序作于壬子年，即绍兴元年；周庭筠刊书跋作于甲寅年，即绍兴三年。然而，书中记时事的一条记载绍兴六年杨幺、李成之事；“憸佞”一条记载绍兴二十四年秦埙登第之事；“以少败众”一条记载绍兴三十一年两淮失守之事；而且还有称高宗庙号的地方。因此，此书应当成于孝宗时期。这样一来，书中年月就很不相应；并且其中把《论语》《孟子》合称为“语孟”，也不像南宋初年的说法；它辨析“北辰不动”的一条，与明代陈士元《论语类考》的说法相同，似乎曾经见过《集注》，所以才有这种说法，也不像朱子以前的言论；书中关于天文历数的说法，认为如今的浑天说实际上是盖天法，也像是欧洲书籍传入中国以后才有的说法。宋代以前，即使推步历数的家派也没有弄清这个道理，更不用说儒生了。或者是近代好事者因李如篪书名而搜集旧文，再加上自己的见解，伪造了这部书吗？现在姑且只就书中内容评论。例如“春秋行夏时”一条，说以建子为周正月是左氏的错误，却不知道左氏是周人；他记载其他事情有时或许会失实，但对于本朝正朔，连妇女和小孩都知道，左氏不可能弄错。《诗》亡而《春秋》作一条，说孔子所听闻和亲眼见到的时代已经没有诗，却不知道《株林》《夏南》诗中有姓名，不能把它们移到东迁以前。“召公不悦”一条，说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时，召公曾面向北站立侍奉周公，这是错误地相信了《明堂位》的谬说。《左传》“其处者为刘氏”一条，先怀疑左丘明事先知道这件事，又怀疑这是附会，却没有考察这句话是汉代儒生增入的，孔颖达《正义》中已经有明确说明。然而，例如他解释《易》中“王用三驱”，引用《周官》大司马立表为证；解释坤卦六五爻，驳斥程传把它说成女娲、武氏的错误；解释“说卦”中生成蓍草的说法，纠正扬雄关于蓍草产生的错误；解释《系辞》“太极生两仪”为生成蓍草的方法；引用《左传》所说楚地的句澨、章澨、雍澨、蓬澨等地，证明“三澨”不是水名；解释《关雎》是后妃为君主求取淑女，引用崔灵恩《三礼义宗》，证明缩酒使用茅草的意义；以及考究《易》的八种方法和“六日七分”的说法，推算绛县人的甲子等，都典雅精确而不马虎，对经义很有帮助。因此，虽然其中明显有可疑之处，这部书仍有可采之处，也姑且一并保存，用来作为参订的资料。△《常谈》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箕撰。吴箕，字嗣之，新安人。乾道五年进士，授任仁和主簿，分教临川。历任当涂县知县。赵汝愚很器重他，召任主审察。不久因病去世。《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他的事迹仅见于《徽州志》。他所著的还有《听词类稿》十二册，早已散佚不传。只有这部书的书名，《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一卷。如今散见于《永乐大典》各韵中的内容，经过抄录汇集，还保存一百多条。大体都是评论史事，间或涉及考证。《徽州志》说，吴箕在临川时与陆九渊交游，共同讲明义理，大概深得金谿之学的真传。现在把这部书和《九渊文集》互相核对，例如《九渊经德堂记》论汉高祖为义帝讨伐项羽一事，说新城三位老人深知天下大计，而吴箕也说新城老人独自知道并讲出了这件事，汉朝拥有天下，于是就在这里决定了。又如《九渊语录》论曹参辅佐汉朝，说他能够师法盖公，采用黄老之术，汉家的治理，其根本就在这里；吴箕也说曹参得到安静之道，盖公清心寡欲的言论先入其心。它们的旨趣往往相合，似乎都是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的人。等到读到他论述汲黯的一条，《九渊集》中称汲黯奉持符节、守护义理，虽然说他没有学习过，也一定要把他看作有学问的人；箕却认为汲黯的直言进谏出于气质，并非通过学习获得，所以对大道有所不明。他们的说法又像榫头和卯眼一样，彼此完全不能契合。由此可见，箕的学术虽然本于陆氏，却也不肯苟且附和；与辅广在《童子问》中对门户之见一字一句都坚持到底相比，他们在心术上的公正与偏私，相差很远。考察尤袤与箕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他编纂的《遂初堂书目》中已经列有《常谈》之名，可见当时就很珍重这部书。现在把保存下来的各条依次汇集编排，刊成一卷，用来恢复《宋志》原有的卷目。中间所引用的《外史梼杌》《国史补长编》等条目，有的只是摘录原书，没有任何论断，疑心《永乐大典》原本已经有脱文。如今没有办法校补，也姑且仍按原本录下。△《云麓漫钞》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赵彦卫撰写。赵彦卫字景安，绍熙年间任乌程县宰，后来又任徽州通判。这部书有开禧二年序文，序末自署为新安郡守。他最后的仕履则无法考知。根据自序，此书起初名为《拥炉闲记》，原来只有十卷，先在汉东学宫刻印。后来他任职新安，又刻了后五卷，才改用现在的书名。考察《文献通考》记载《云麓漫抄》二十卷，另有续二卷，与自序不相符合；难道是在这十五卷之外后来又有所增补，或者《通考》把十卷误写成二十卷，把续五卷误写成续二卷吗？世间流传朱彝尊《曝书亭》所抄的宋本，只有十卷，可见这部书原来就不是一个本子，不能断定哪一种才是正确的。书中记载宋代杂事的约占十分之三，考证名物的约占十分之七；他记载秦桧父子时没有贬斥的话，至于枉杀曲端一事，遗漏张浚而独自归罪于王庶，又说王庶查验曲端谋反的罪状，实在是曲意改写。可是他的考证相当广博。书中偶尔也有疏漏，例如说《论语》所谓“飞翔以后聚集”，应当不是一只雉鸟；却不知道《诗经》有“如集于木”的说法，《春秋外传》有“独集于枯树”的说法，《家语》有“隼集于陈庭”的说法，这些都不是群鸟栖息的意思。他认为魏国的如姬，是取尊如王姬之意，却不知道古代有“如”这个姓。又如宋玉的《神女赋》、吕不韦奉迎异人之事，在战国时期，把“姬”作为陪嫁侍妾和美人的称谓，早已通行。他还把芙蓉花根是断肠草的说法，当作陶宏景《名医别录》中的说法，却引用成老园丁的话来解释李白的诗；把《周礼》冬官分散在五官之中的说法，说成俞庭椿复古的主张，却夸耀为自己的独见；至于把孟婆说成元冥的配偶，把阿房宫的“阿”解释为阿娇、阿连的“阿”，又用《诗经》“不显文王”来证明太宗一系赵氏命名不当；以及“寿亭侯印”一条与《三国志》相矛盾，“米元章评书”一条与他所作《书史》互不相同，这些都无法知道其依据，都是瑕疵。然而，他辨明《十八学士图》其实是钦宗画成赐给张叔夜、李纲的，误题为阎立本所画；辨明开元年间也有十八学士，并不只有太宗时期；辨明以“黑”为“卢”，就是《尚书》中“卢弓”的训释，并非北方土语；辨明行香不是国忌之礼；辨明《史记·龟策传》中各种卜兆的名称；辨明王献之保母墓砖是伪作；辨明《博古图》错误驳斥《三礼图》；辨明王莽的律权石；辨明罗靖碑不是父子同名；辨明墓祭已经见于《周礼》；辨明萧翼并没有赚取《兰亭序》的事情。这些辨析都有根据，足以供考核。至于吕大防的《长安图》，原书已经散佚，这里保存了它的大概内容。唐代制科的名目，以及宋代迎送金国使者的费用，都是史志记载不详的；自序认为这部书可以与叶梦得《避暑录话》相抗，大概并不是虚言。△《示儿编》二十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孙奕撰写。孙奕字季昭，号履斋，庐陵人。他历任的官职无法考知。第十卷中称绍熙丁巳年三月，在春华楼侍宴，听到大丞相周益公的议论。考察《宋史》，绍熙元年是庚戌年，至绍熙五年甲寅年，正好发生内禅。丁巳年实际是庆元三年。大概他在宁宗时曾任侍从，只是传抄时误写成绍熙年间吧？这部书共分为：总说一卷，经说五卷，文说、诗说共四卷，正误三卷，杂记四卷，字说六卷。其中第九卷前半是文说，后半是诗说。李维桢的序文说文说三卷、诗说二卷，是错误的。书前有开禧元年自序，称自己考察评论经书传注，广泛搜取训诂，不敢拿这些东西玷污当代英明之人的眼目，只姑且拿来给子孙看，所以命名为《示儿编》。书中杂引各家说法，往往铺陈蔓延；又因为征引依据繁多，时时有笔误。例如经说类中把《广雅》《博雅》并称，却都说是张揖所作；诗说类中说杜甫袭用白居易的诗；杂记类中说唐太宗纳巢剌王妃为妻嫂；字说类中说《诗经》有陈佗（案：陈佗之名见于《诗序》，孙奕认为《诗经》中有陈佗，则是错误的）；这些都是考订不严谨。至于“荆舒是惩”一句，经说类中反复论说僖公没有这件事，所以孟子把它归于周公；正误类中却又说僖公的事被孟子误认为周公的事。王安石《字说》的“霸”字条下，称王安石的学说专事穿凿附会，没有定论。《艺苑雌黄》一条又说，熙宁、元丰年间确实已经完成此书；这是在纠正舛误，而学者不能深入考察，往往把它当作穿凿附会加以讥笑，其中也偶尔有自相矛盾之处。文说类中关于契丹用空纸写祭文的事情，更是里巷传闻，毫无根据。在经说类中，他把“窃比老彭”的“彭”训释为“旁”，把“黾勉从事”的“黾”训释为青蛙，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对此深为取法，实际上也只是附会之说。不过，其中关于字音、字义的内容，辨别异同，可以用作考证的很多。那些繁冗杂乱的地方可以删削，但其中精审核实的内容终究不能废弃。△《游宦纪闻》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张世南撰写。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他的字是光叔，鄱阳人；但他的名却写作士南。究竟哪一种记载正确，无法详知。书中纪年称嘉定甲戌年，又称绍定癸巳年，大概是宁宗、理宗之间的人。他自称曾在闽中任官，常常记载永福县的事情，但也不知道他在永福担任什么官。张世南与刘过、高九万、赵蕃、韩淲等人交游，而记述程迥的学说尤其多。大概他的哥哥是董煟的女婿，董煟又是程迥的女婿，所以这些说法是从亲戚关系中听来的。他的书大多记载杂事和旧闻，没有一句涉及当时的政事。例如记载秦观在元祐年间被刺字，黄师尹解释“打”字的意义，张嵩先借紫衣，避讳人名和字，苏轼、黄庭坚使用“鸱”字，古书中的“刀”字，以及何致最初摹拓岣嵝碑的始末，都足以供考证。他驳斥黄伯思关于八十一首的说法，以及推究阐明王湜所说百六之义，尤其精审。其他如论述犀角、龙涎、端砚、古器之类，也足以增广见闻。它是宋末说部中的佳作。△《密斋笔记》五卷、《续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谢采伯撰写。谢采伯字元若，台州临海人，是宰相谢深甫的儿子，也是理宗皇后谢氏同辈的伯叔。他在嘉泰二年傅行简榜中考中进士，历任广德军知军、湖州知州、六部门监、 大理寺丞、大理寺正。《宋史》没有他的传记，他的事迹也不太可考，官爵和姓名仅见于陈耆卿《赤城志》。

译这部书是他改换班次、向东归乡时所撰写的，抄录出来给他的儿子看。书中杂论经史文义，共五万多字；自序认为并没有违背圣人的地方。其中援引史传，颇足以考察鉴别得失；杂录前代贤人的美德和美行，也多含有惩戒和劝勉之意。虽然他的论断有时不够醇正，援引的证据也不能像《容斋随笔》《梦溪笔谈》那样广博周详，但言论都有根源，优点多而缺点少，总的说来仍是说部中的善本。史书称谢皇后的父亲谢渠伯早死，哥哥谢奕宗封为郡王，侄子都任节度使。端平初年，谢氏颇能干预国政。谢采伯出身世家贵族，历任内外官职，屡次更换麾节，正处于谢皇后当权之时，却独自能够解下官印、逍遥退居，以至于史官遗漏了他的姓氏，可知他确实置身荣利之外，对政事全无参与。王宗旦原序说，士大夫到了晚年，爱好嗜欲很少有不迷失初心的；唯独密斋用书籍给后人留下谋划，使人知道他老年仍不忘学习。由此看来，谢采伯潜心著述，大概是用一生的精力完成的，所以他的言论多能合乎道理。原本早已散佚，只零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现谨慎地采集、编缀，分为《笔记》五卷、《续记》一卷，仍沿用原来的书名。△《梁谿漫志》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费衮撰写。费衮字补之，无锡人。卷首有开禧二年国史实录院的牒文，称他为国子免解费进士。《礼部韵略条例》中有一篇开禧元年国子监发解进士费衮论述韵略中“经”“弦”二字的札子，经礼部审阅考察，应当就是此人。他一生的经历则无法详知。他的书《宋志》记作一卷，今本实际为十卷，与牒文所说的卷数相符。末尾有嘉泰元年施济的跋文，也作十卷，可见《宋志》是传抄时写错了。牒文称他编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取用此书以备参考。然而这部书只有前两卷以及第三卷开头“入阁”一条谈到朝廷典故。从“元祐党人”一条以下，多是杂事；卷末“王巩”一条以及第四卷，则全都叙述苏轼的事。第五卷以下多考证史传、品评诗文。末卷又颇多涉及神怪。可见这属于杂家一流，并不全是为史事而作。只是他的论断都有根柢，古代典章和遗文往往保存其中。例如“不经考试而授予知制诰”始于梁周翰，并非始于杨亿，这是纠正欧阳修《归田录》的错误；薛映、梁鼎与杨亿同时受命，并非与梁周翰同时受命，这是纠正叶梦得《避暑录话》的错误。苏轼的《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距熙宁变法仅十年，并没有相隔二三十年之久，这是纠正王巩《甲申杂记》的错误。朱胜非复起任职，是綦崇礼替他贴麻，并非陈与义亲自贴麻；谢显道在崇宁元年列入党籍，崇宁四年却没有列入党碑，这是纠正谢伋《四六谈麈》的错误。欧阳修替程文简撰写碑志，隐去了程文简进献武氏七庙图的事情；程文简实际上没有接受帛五千端，这是纠正邵博《闻见后录》的诬说。这些考证都确凿可信，不同于其他小说家的剽窃沿袭。当时有人把一名没有考中科举的举子所写的书，竟然抄录收入史馆，自然是有原因的。其他如苏舜钦写给欧阳修的辨谤书没有收入其文集，陈东《茶录跋》没有载入今本，苏轼请求校正陆贽奏议并进呈的札子，以及《猎鬼章告裕陵文》都完整记录了其涂改、注文和增删的稿本，尤其是研究苏轼文章的人所未曾涉及，这些都足以扩充异闻。至于和凝、范质衣钵相传，本来是第十三名，却错误写成第五名；汉太上皇名叫煓，原本见于《后汉书注》，却错误地说成见于《后汉书》。这样的小毛病也时常存在。不过，书中值得采录的内容最多，不能因为一两处细节而掩盖它的价值。△《涧泉日记》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韩淲撰写。韩淲字仲止，“涧泉”是他的号。韩家世代居住在开封，南渡以后，他的父亲流寓信州，于是把户籍隶属于上饶。陶宗仪《说郛》记载了这部书的几条内容，题作宋虎撰写，大概是传刻时讹误脱漏。《江西通志》写作韩琥，厉鹗《宋诗记事》又写作韩氵虒。考察韩淲的哥哥名沆，弟弟名济，名字都带水旁，所以他的名字也应从水旁而不从玉旁，写作“琥”是错误的。又考察《说文》，“氵虒”是水名；徐铉注音为“息称切”，没有别的意义。再者，“淲”是水流的样子，也就是《诗经》中“滮池”的“滮”；徐铉注音为“皮彪切”。这样看来，名取水流之意，字取止息之意，在意义上相合；写作“氵虒”也不对。韩淲《宋史》没有传记，他仕宦经历的始末无法考知。只有戴复古《石屏集》中有挽韩仲止诗说：“高雅的志向不同于世俗，辞官二十年。隐居在溪边住宅，清酒来自涧中泉。慷慨谈论时事，凄凉写下绝笔诗篇。三篇遗稿还在，应当一并载入史书传记。”自注说：“时事令人惊心，得病而死。”他所作《所以商山人》《所以桃源人》《所以鹿门人》三首诗，大概就是绝笔之作。由此可知，韩淲是遭逢乱世、命运坎坷、退居隐处、怀抱志向而死去的人。这部书《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因此无法知道它原来的卷数。现在把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内容汇集、编排，编成三卷，大致依次归类：有关史事的放在前面，品评人物的其次，考证经史的再次，品评诗文的又次之，杂记山川古迹的再其次。虽然未必完全恢复原貌，但也已经内容灿然、颇可观览了。考察《东南纪闻》记载韩淲清高绝俗，不轻易拜见贵人，也不随便接受馈赠；他的人品和学问，本来就有根柢。又因为他是参政韩亿的后裔、吏部尚书韩元吉的儿子，他的亲戚也都是当代的旧家世族，如东莱吕氏一类，所以熟悉许多旧闻，不同于剿袭传说。他所记明道二年明肃太后亲自拜谒太庙的事情，可以用来证明《石林燕语》的错误；大观四年四月命礼部尚书郑允中等人修撰哲宗正史的事情，也可以补充史传的遗漏。其他议论大都精审。在宋人的说部中，本来就是卓然杰出的作品。△《老学菴笔记》十卷、《续笔记》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陆游撰写。陆游有《入蜀记》，已经著录。考察《宋史·艺文志·杂史类》记载陆游《老学菴笔记》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十卷，与此本相合，《宋史》大概是传抄时的错误。《续笔记》二卷，陈振孙没有著录，疑心是当时偶然没有见到。陈振孙称陆游亲身认识前辈，年纪到了老年，所记的见闻很有可观之处。《文献通考》把它列在小说家一类。现在检阅其中的记载，如杨戩是虾蟆精、钱逊叔落水而有水神救他之类，接近怪异的只有一两条；鲜于广题写《逸居集》、曾纯甫与萧鹧巴应答之类，杂有诙谐戏谑的也不过七八件。其余都是轶闻旧典，往往足以备作考证。只是因为他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门客，所作《埤雅》多次引用《字说》，所以陆游对《字说》没有贬斥的话，对王安石也没有讥讽的言语；但他又记述王安石关于龙睛的事情，并称《埤雅》是错误的说法，不免有曲笔。杜甫诗中有“蔚蓝天”三字，本来是说天空的颜色，所以韩驹沿用这个词，写有“水色天光共蔚蓝”一句；陆游却说“蔚蓝”是隐语，是天的名称。现在考察，“蔚蓝”作为天名并没有别的出处，只有杜田的注释引用《度人经》。但《度人经》所载三十二天中有东方太黄皇曾天，它的天帝名叫郁繿玉明；这样看来，郁繿是帝名，并不是天名“蔚蓝”。陆游的说法反而错了。他又说宋初人崇尚《文选》，草一定称作王孙，梅一定称作驿使，月一定称作望舒，山水一定称作清晖。现在考察，“驿使寄梅”出自陆凯的诗，昭明太子编录的《文选》中根本没有这首诗，这也是记忆偶然疏漏。不只是朱国桢《涌幢小品》所纠正的“游岱之魂”一条，不知道是引用骆宾王《请中宗封禅文》；王肯堂《郁冈斋笔麈》所纠正的记载诸晁把女婿称为“借倩”的“倩”一条，也不知道出自郭璞《方言注》。不过，总体上大多可以依据，不能因为细小的过失而掩盖其价值。《宋史·艺文志》又记载陆游有《山阴诗话》一卷，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这部书中论诗的各条颇能体现陆游的宗旨，也可以补充诗话类书籍的缺佚。△《愧郯录》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岳珂撰写。岳珂另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经著录。这部书多记载宋代制度，并参照考证旧典的异同。书名叫《愧郯》，取自《左传》所载郯子来朝、孔子询问官制的故事，意思是说自己通晓掌故，却仍有愧于古人。其中记载鱼袋的颁赐以及章饰的始末、公主改称帝姬等事，辨析论述十分确切。关于“同二品”起于五代、金带有六种、金涂带有九种等说法，都是史志中没有详细记载的。至于叙述“尚书”这一名称时，引用战国时期已经有尚冠、尚衣之类官职，这些也都是杜氏《通典》职官部分没有涉及的内容。它的征引可以说广博精洽，和《石林燕语》等书相比，也不相上下。书中偶尔也有错误，例如论金太祖建元始于天辅，却把收国当作辽帝年号；以及《通考》所指出的错误，把九品中正说成官品之类，也间有这些情况。但总的来说，它考证详实，典据丰富，对史学、礼学都很有帮助，不能说不是中原文献的遗存。△《祛疑说》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储泳撰写。储泳字文卿，号华谷，侨居华亭。他擅长吟诗作咏，诗集如今已经失传，只有《诗家鼎脔》和《至元嘉禾志》中略载了一两篇遗作而已。这部书因为他平生特别爱好术数，时间久了完全了解其中的真伪，于是写成此书加以辨析。明代商维濬曾将它刻入《稗海》，但删削很多，只保存了十分之五六，题名为《祛疑说纂》，已经很不是储氏原书了。这一部是左圭《百川学海》所收的，大概还保留着当时的完本。书中只有“辨脉”一条讨论医理，“墨说”一条讨论杂艺，其余都是考察阴阳五行家的说法，以及驳斥方士荒诞虚妄的方术和黄白之说。书中认为鬼神是气的聚散，主张炼养在于内心诚正。又说神像之所以灵验，是因为灵验于人的内心；又说对于阴阳禁忌的说法，重大而紧要的应当避开，细小而缓慢的可以略去，合乎道理的保留，违背道理的舍弃。他的言论都平易而切实，足以警醒世俗。储泳曾作《易说》，见于丁易东的引文中；又曾作《老子注》。可见他虽然广泛涉猎道术，却能用经义加以裁断，所以所立的学说大都合乎正道，也是理所当然的。△《琴堂谕俗编》二卷（《永乐大典》本）。考查《宋史·艺文志》，其中记载郑玉道《谕俗编》一卷、彭仲刚《谕俗续》一卷。两书虽是相承而作，实际上各自成书。这个本子是宜丰县令应俊把二人的书编为一编，又为它补写了论说。书末的《择交游》一篇，又是元人左祥增补进去的，用来补足原书的遗漏。这部书大体上采集经史中的故事，内容涉及伦理纲常和日常生活，并从旁引用证据、用曲折的比喻来表示劝诫，所以叫作《谕俗》。文章的意义颇为鄙俗浅近。但它本来就是为乡里的愚民而设，不是为士大夫而设，因此取其浅显易懂，能够让家家户户都明白。若以文章的工拙来评论，反而违背了著书的本意。《宋志》把它列在子部杂家中，但史部刑法类又列有郑玉道《谕俗编》一条，不仅前后重复，而且它不是审判文书的语言，也不是禁令方面的事情，列入刑法类实在杂乱而不合体例。现在仍把它列在杂家类中，或许才不失其实际性质。△《鹤林玉露》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宋代罗大经撰写。罗大经字景纶，庐陵人。生平事迹没有考证可知的。只有他所记《竹谷老人畏说》一条中有同年欧阳景颜的话，由此知道他曾经登第；又据“高登忤秦桧”一条中有“任容州法曹掾”的话，知道他曾经在岭南任官而已。这部书的体例介于诗话和语录之间，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所引用的多是朱子、张栻、真德秀、魏了翁、杨万里的话，同时又推重陆九渊。它极力称赞欧阳修、苏轼的文章，却又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尚且是白费精力，更何况吕祖谦的《文鉴》。既引用张栻关于词科不可以学习的说法，又引用真德秀关于词科应当学习的说法。大体上，他本是文章之士，同时又仰慕道学的名声，所以常常两边都持有，不能归于一贯。然而概括他的基本宗旨，原本并不违背圣贤之道。陈耀文在《学林就正》中讥讽他记载冯京《偷狗赋》，其实是搜取滕元发的事迹，假托为冯京所作；现在查考《侯鲭录》所载的滕元发赋，确实如此。大概这部书多因事发表议论，并不把记事作为主要目的。偶尔依据传闻，不再加以考核，其中的疏漏本来也不值得奇怪。△《贵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张端义撰写。张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住在苏州。端平年间，他奉诏三次上书，因为妄发议论获罪，被安置到韶州。这部书就是他在韶州写成的，共分三集，每集都有自序。初集成于淳祐元年。序中说，他平生接触诸老先生的遗绪，写成一卷《短长录》，获罪以后被妻子烧掉了，于是追述旧事加以记载，取名《贵耳集》。因为耳朵是人最宝贵的器官，言语由声音进入耳中，事情由听到言语而知，古人有“入耳著心”的训诫，又有“贵耳贱目”的说法，所以用此命名。集末的一条自序，十分详细地叙述了他的生平。《二集》成于淳祐四年，《三集》成于淳祐八年。这部书多记载朝廷轶事，也兼及诗话，另有几条考证。《二集》末尾附有“王排岸女孙”一条，开始涉及神怪；《三集》则多记猥琐杂乱的事情，所以它的序中说是稗官虞初一类的文字。书中如论述制诰时，引用陆游《南唐书》，说李煜的词臣有陶穀、徐铉；但考查陶穀是由后晋、后汉、后周进入宋朝，并没有在李煜那里任职，《南唐书》中也没有这段文字。论述物产来自中国、名称由主人命名时，引用《穀梁传》，说长狄把善于种稻称为“伊”、把稻称为“缓”；考查《穀梁传》，原文是吴地把善于种稻称为“伊”，把稻称为“缓”，并没有说长狄。论述《易卦》时说，汉代的《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由此知道扬雄《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就是汉代的《易》。但考查卦气从中孚开始，见于《易纬·稽览图》，那是孟喜六日七分之法，并不是《易卦》的次序。论述《春秋》时说，王安石废黜《春秋》，认为它不是圣人经典，所以元祐年间的诸人多作《春秋解》，这种情况从胡安定先生开始；但考查胡瑗是仁宗时人，没有活到熙宁变法之时。论述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赋》时说，熊就是侯爵，不是野兽；查考《桯史》，记载金海陵王在国内校猎，一天捕获三十六头熊，廷试众士时便以此命题，那么熊就是野兽，不是侯爵。论述《艺文类聚》把鸡称作稽山子、把驴称作庐山公，认为吴越毛胜所作《水族加恩簿》是承袭欧阳询遗意时，考查可知，这些内容是《艺文类聚》禽部、兽部辑录旧文，并不是欧阳询所作。论述伶官时说，从汉武帝时东方朔以诙谐戏谑进身开始；但考查可知，优施远在《春秋》中就已经出现，并非始于东方朔；东方朔本人官至大中大夫，也不是伶人。考察这三集，大体上作者本是江湖诗派中的人物，又意气用事、喜欢议论，因此引用考据并不是他的长处，常常有这样的颠倒错误。然而，书中所记载的事颇有一些轶闻，足以资助考证；他论诗、论文、论时事，也往往有可取之处，这些长处固然也不能抹杀。△《吹剑录外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俞文豹撰写。俞文豹字文蔚，括苍人。其生平始末不详。他先前写有《吹剑录》，所以这部书称为《外集》。但卷首有淳祐庚戌年序文，说续作三编而成为四编，以检验自己的学问是否进步，可见中间还曾有两编，如今已经散佚了。《吹剑录》的持论偏颇驳杂，多不合乎道理，现在另行保存它的书目。这部集子的卷末载有两首诗，诗前题词中有“绝笔斯录”的话，大概是他晚年所作，因此学问已经深厚，言论多醇正。书中记载道学党禁的始末非常详细。书中所说的韩、范、欧、马、张、吕诸公，虽没有道学的名声，却有道学的实际，所以人们没有非议。伊川、晦庵二位先生，言论可以作为世人的准则，行为可以作为世人的师表，道并非不宏大，学问也并非不精粹，但动辄获罪，是因为把道统责任自任，处处以严师自居，辨明是非时分毫也不宽贷。他们和安定争论，和东坡争论，和东川、象山辩论，一定要争到胜利才罢休；但这也未尝不是平心而论。△《脚气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车若水撰写。车若水字清臣，号玉峰山民，黄岩人。这部书据他的侄子惟一所作的跋文来看，大概成于咸淳甲戌年。他因为患脚气，写书自我消遣，所以命名为《脚气集》。书中论述《孟子》“集义”一章的一条，下面有小字夹注说：“这两章是癸酉八月所写，现在录在这里。”那么其余内容都是冬天所写的。车若水年轻时曾拜陈耆卿为师，学习古文，晚年才放弃；后来改拜陈文蔚为师，专心讲学。书中所说的筼窗先生，就是陈耆卿的号；克斋先生，就是陈文蔚的号。因此这部书的体例很接近语录。他论《诗》，攻击《诗序》；论《春秋》，主张使用夏正；论《礼记》，抨击汉儒，这些都坚持门户之见。论《周礼》的冬官时，讥讽俞庭椿武断地认定冬官被调置，他的说法很正确；但他一定要用《周官》尚存三百五十官来证明冬官没有亡佚，这样仍然留下了柯尚迁等人割裂经文的根源。论《诗》三百篇是汉儒伪托，与王柏的说法相同。论《礼记》中“畏压溺”，把“畏”解释为疫气传染，尤其是凭空杜撰。他论史，认为诸葛亮劝说刘备夺取刘璋的地盘是在申明大义；论文，认为李邕等人的碑文文辞不成文章、道理也不成道理，这些说法也都乖谬。

译然而，他论《周礼》所载的“载师”只是征收园地的税，不是田赋制度，驳正苏洵说法的错误；论《春秋》中的蔑之盟，主张程子所说的盟誓是结成信约，先王并不禁止；论宋人在宿地结盟，主张《公羊传》所说“以及为与之”；论宰咺归赗，主张直书“天王”而是非自然显现的说法，这些都有助于阐明经义。他对朱子《四书集注》极其信服，只是认为《大学》“格物”难以训释为“至”，应当依据《玉篇》的旧训，解释为比方、思量的意思。又认为《论语》“惟求则非邦也与”以后的一段，都是圣人的话，只是略微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基本宗旨并没有不同。又认为《诗集传》应当在纲领之后列出各家姓名，使他们有所传承；这部书不像《论语》《孟子》，从“自和鸣挚别”以下，都是采用各家已经形成的说法，如果没有前人先有这样的训释，《诗经》也会使人茫然；这也算是公允的看法。其他如论蔡琬《十八拍》是伪作，论白居易《长恨歌》不是臣子立言的体例，论《文中子》“鼓荡”一类篇章是妄作，论钱塘不属于吴境、不可能有伍子胥的潮水，论伍子胥鞭尸是大逆，论王羲之帖中“宣”字不应如此书写，都确实有道理。论“击壤”是用手杖敲击土地，论应劭注《汉书》错误地把夏姬说成丹姬，也足以作为一种说法备用。论述杜鹃把幼鸟生在百鸟巢中的一条，虽然未必确实如此，也足以增广奇异的见闻。△《藏一话腴》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陈郁撰写。陈郁字仲文，号藏一，临川人。理宗朝任缉熙殿应制，又任东宫讲堂掌书。他的生平始末，大略见于其子世崇的《随隐漫录》。世崇记载，度宗曾经题赞陈郁的画像，说他“文章可窥西汉，诗歌可达盛唐”，宠爱褒奖到了极点。岳珂的序文称，他闭门终日，深入搜讨典籍，足迹不踏入毁誉之地，身体不登临权势之门。然而刘埙《隐居通议》中有度宗御札的跋文，惋惜度宗向下询问陈郁父子时，竟涉及他们的卑微浅陋。（详细说法见《隐居通议》条下。）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各种伎艺人的姓名，其中列为御前应制的有八人，姜特立居首，陈郁居第四，那么陈郁也属于姜特立一类。只是姜特立的姓名列在《宋史·佞倖传》中，而陈郁没有列入，似乎不能相提并论。这部书分为甲、乙二集，每集又分上下卷，多记南宋、北宋的杂事，间或涉及诗话，也有时抒发自己的议论。岳珂序文又说他出入经史，研究事情的本末，具有法度；而对于风月、梦怪、嘲戏、讹诞以及淫丽的风气习性，则全部洗涤干净。现在看其中的记载，例如说周子游庐山大林寺诗中“水色含云白，禽声应谷清”一联，前句是“明”，后句是“诚”，这种附会迂曲荒谬，几乎令人发笑。惠洪解释杜甫“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一联，把老妻比作臣，把幼子比作君，固然荒诞；陈郁又一定说上句比喻君子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下句比喻小人把正直变成曲邪，也同样牵强而没有道理。书中所收的诗，也都写得不好。他的持论，例如说孔子不应当列入《世家》，豫让不应当列入《刺客传》，斥责《史记》不纯正，都很庸俗浅薄。他认为李虚中按照年、月、日、时推算命运，却不知道韩愈所作《虚中墓志》说李虚中推命实际上不用时辰，这种说法尤其缺乏考证。然而，他所记载的遗闻大多有助于劝善惩恶，也并非没有一处可取之处。△《佩韦斋辑闻》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俞德邻撰写。俞德邻字宗大，号大迂山人，永嘉人，后来迁居京口。咸淳癸酉年考中进士。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隐遁而终。这部书多考察、论说经史，间或涉及当代旧事以及典籍、文艺。大体都详尽核实、可以依据，不同于稗官传闻之谈。只有第四卷专门讲说《四书》，颇多新意，但往往流于穿凿附会。例如，他论“九合诸侯”，说从庄公十五年在鄄地再次会盟开始，齐桓公才建立霸业，到葵丘会盟时共九次，所以称为“九合”。至于北杏和鄄地的最初会盟，当时霸业还没有完成，都不应计入其中，这还算是有一种说法可以讲通。至于他说孔子在齐国听《韶》，三个月不知道肉味，是因为忧虑陈氏势力强大、齐国将要发生动乱；又说“匏瓜系而不食”是指把匏瓜系住用来渡水，并引用《卫风》和《庄子》作证明；又说孔子在卫国击磬，是为了用磬来树立辨别，想要说明上下名分的区别：这些都是为了务求另立解释，不顾解释是否安稳妥当。大概永嘉之学从朱子时代起就自成一派，所以到了末流仍然争论不休，不能相合。但这些说法实际上不足以压倒其他说法，原本所有的内容姑且作为附赘保留下来，也可以。△《书斋夜话》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俞琬撰写。俞琬另有《大易集说》，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平日读书、评论文章时，随有所心得便记录下来的。第一卷都是辨析经义，斥责孔安国称《洛书》赐给禹这一说法的错误，确实有见地。对于各经的字义训释、文字讹误和异文考订，也相当广博精洽。例如认为《论语》“富与贵”一章应当把“不以其道”为一句；《孟子》“则慕少艾”应解释为“爱慕年轻美貌的人”，其中“少”字应读上声，这些说法也颇可作为校正参考。第二卷、第三卷都是推演阐发先儒的学说，多有阐明《河图》《洛书》以及《先天》《太极》二图的内容。大概陈抟所述之学，是用丹诀来贯通《易》，其根本出于道家；俞琬所注《阴符经》《参同契》，都是解释黄老神仙之说；他所著《席上腐谈》《易外别传》，也研究炉火修炼之术。因此他注释《易》，都是传承邵氏之学。这部书反复申说，也没有超出这一义理。最后一卷全是评论文章的话，但颇为缺乏精深奥妙。大概俞琬在词章方面的学问比不上他的易学深度，看看他所作的《林屋山人集》，也可以大略看出这一点。△《齐东野语》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朱周密撰写。朱周密有《武林旧事》，已经著录。朱周密本是济南人，他的曾祖父随从宋室南渡，于是定居在吴兴的弁山，自号弁阳老人。但他的志向始终没有忘记中原，所以戴表元在序文中转述他父亲的话说：身体虽然住在吴地，心却没有一顿饭的工夫不在齐地。朱周密也自署历山，书中又自署华不注山人。这部书以《齐东野语》为名，是承袭他父亲的志向。书中考订、校正古义的内容很多，都极其典雅精确、考据严密。所记南宋旧事尤其多，如张浚三战的始末，绍熙年间的内禅，诛杀韩侂胄的始末，端平年间进入洛阳，端平年间襄州之战的始末，胡明仲之事的始末，李全之事的始末，朱汉章之事的始末，邓友龙开拓边境，安丙假传诏书，淳熙、绍熙年间的岁币，岳飞遗事，巴陵之事的始末，曲壮闵之事的始末，诗道的盛衰，景定年间的公田，景定年间的彗星，朱氏、唐氏交相上奏，赵葵辞去宰相，二张援救襄阳，嘉定年间的宝玺，庆元、开禧年间的六位士人，张仲孚施行反间计等各条，都足以补充史传的缺漏。自序说，他父亲曾拿出曾祖父和祖父亲手写的数十帙文稿，又拿出外祖父的日录以及诸位老人的杂著给他看，说：世俗的说法，实在多有流传讹误。国史中的议论，是不同于个人私意的。定公、哀公时期多用隐晦的言辞，是有所避讳。牛僧孺、李德裕有不同的意见，是因为各有所党。爱憎一旦衰退，议论才会公正。国史不知修订过多少次，是非不知改变过多少次，而我们家的书却不能删改，如此等等。现在看书中记载张浚、赵汝愚、胡寅、唐仲友等人的事，与讲学者的议论很不相同，他父亲所说的，大概就是指这几件事吧？明正德十年，耒阳人胡文璧重刻了这部书。他的序文说，有人认为符离、富平等战役，颇多涉及南轩的父亲；至于唐氏、陈氏之间的嫌隙，以及为生母服丧的问题，则晦庵、致堂也有所嫌疑。这部书似乎本来不必刊刻，既然刊刻，就请删去几件事；这样做实在违背了朱周密著书的本意。胡文璧没有听从这种意见，可以说他能够除去门户之见。明代商维濬曾把它刻入《稗海》，删去全书的一半，并且把它同《癸辛杂识》混合成一书，实在非常荒谬。后来毛晋得到旧本重新刊刻，这部书才恢复完整。所以现在著录，完全以毛本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