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经部十五

译卷十五 经部十五 ○诗类一《诗》有四家传本，只有毛氏一家的传本流传下来；唐代以前没有异议，宋代以后却众说纷纭了。然而，攻击汉学的人，其意图并不完全在于阐明经义，只是力求胜过汉儒罢了；维护汉学的人，其意图也不完全在于阐明经义，只是因为对宋儒诋毁汉儒感到愤懑罢了。双方各自怀着互不相让的心，又加上不平之气，受到激发而说得过分，大概也是形势使然吧！解说《春秋》的人中，只有《公羊传》的驳杂之处很多，其中高子、沈子的说法，大概又是辗转附会增益而成的。但总的说来，其中关于大义的几十条，是从孔门传下来的，不能废弃。《诗序》说是子夏所作，但它所引用的高子、孟仲子却是战国时人，这本来就是后来掺续的明显证据。即使成伯玙等人所指出的篇首一句是经师口授，也未必没有失去原貌。不过距离古代不远，必定有所承受。我认为其中真伪各半，也近似《公羊传》的情况。完全相信或完全怀疑，都是偏见。现在参照考察各种说法，务求取其平允。只要不是像程大昌那样妄改旧文，像王柏那样任意删削圣人典籍，凡是论说中有可取之处，就一并采录保存，用来消除数百年来门户之见。至于鸟兽草木的名称，以及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都必须考证，不能空谈。现在所采辑的材料，以尊崇汉学的说法居多。△《诗序》二卷（内府藏本） 考察《诗序》的说法，纷乱得像聚众争辩。认为《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和毛公合作者，是郑玄的《诗谱》。认为子夏所作的《诗》序就是现在的《毛诗序》，是王肃的《家语注》。认为子夏从谢曼卿那里受学并作《诗序》，是《后汉书·儒林传》。认为《诗序》由子夏创始，毛公和卫宏又加以润色增补，是《隋书·经籍志》。认为子夏没有作《诗序》，是韩愈。认为子夏只裁定开头第一句，以下文字出于毛公，是成伯玙。认为《诗序》是诗人自己创作的，是王安石。认为《小序》是国史遗留下来的旧文、《大序》是孔子所作，是明道程子。认为开头第一句就是孔子题写的，是王得臣。认为毛《传》最初流行时还没有《序》，后来毛门弟子相互传授，各自记录老师的说法，是曹粹中。认为《诗序》是乡野妄人所作，并且公开极力排斥而不顾，是最初倡导这一说法的郑樵、王质，以及附和他们的朱子。然而郑樵的《诗辨妄》一出，周孚立即作《非郑樵诗辨妄》一卷，摘取其中四十二件事加以攻击。王质所作《诗总闻》也没有在世间广泛流传。朱子同时代的人，如吕祖谦、陈傅良、叶适，虽然与朱子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却各自持有不同意见。黄震笃信朱学，但他所作的《日钞》也申述《诗序》的说法。马端临作《经籍考》，对其他书没有进行考辨，唯独对《诗序》一事反复攻诘，写了几千字。从元代明代直到今天，经过几百年，儒者仍各自分成赞成或反对的两派。这难道不是解释经书的人之间最先发生争论的端绪吗？考察郑玄解释《南陔》时说：“子夏为《诗》作序，把各篇的意义分别编列出来；后来经历战国直到秦代，《南陔》等六篇诗亡佚了。毛公作《传》，分别把它们的《序》引来放在篇首，所以诗虽然亡佚，篇义却还保存着。”程大昌的《考古编》也说：“现在六篇《序》在两句话下面明说有义无辞，可知这是秦火之后只见到《序》而没有见到《诗》的人所作。”朱鹤龄在《毛诗通义序》中，又举出《宛丘篇序》的开头一句与毛《传》用词不同；这些说法都足以成为《小序》开头一句原本在毛《传》以前的明确证据。邱光庭的《兼明书》举《郑风·出其东门篇》为例，说毛《传》与《序》并不相符。曹粹中的《放斋诗说》也举出《召南·羔羊》、《曹风·鸤鸠》、《卫风·君子偕老》三篇，说《传》的意思与《序》的意思并不相合。《序》如果出于毛公，怎么会彼此抵触？这种说法尤其足以证明后面续申的文字出于毛公以后。考察蔡邕本来研究《鲁诗》，但他所作的《独断》记载《周颂》三十一篇的《序》，都只有开头两句；这些文字与《毛序》有详略不同，但大意大致相同。大概子夏传了五代到孙卿，孙卿传给毛亨，毛亨传给毛苌，这样《毛诗》距离孙卿是再传。申培拜浮邱伯为师，浮邱伯又拜孙卿为师，这样《鲁诗》距离孙卿也是再传。因此两家的《序》大体相同而细节略有差异，可以知道它们是从孙卿以来代代传授的。它们所传授的只是开头两句，以下文字出于各家的阐述，也可以知道。况且《唐书·艺文志》称“《韩诗》，卜商作序，韩婴作注，二十二卷”，可见《韩诗》也有《序》，而且它的《序》也称出于子夏。但今天流传下来的《韩诗》遗说，往往与毛诗大不相同，这难道不是传授这一学说的人代代都有增改的缘故吗？现在参考各种说法，确定《序》的开头两句话是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下面续申的文字是毛苌以后弟子所附加的，仍把它们抄录下来，置于《诗》类之首，以说明其渊源确有来历。并且抄录朱子的《辨说》，说明门户分立的由来。几百年来朋党之间的争论，这里就是它的发端。《隋志》有顾欢《毛诗集解叙义》一卷、雷次宗《毛诗序义》二卷、刘炫《毛诗集小序》一卷、刘巘《毛诗序义疏》一卷。（考察：“序”“叙”二字互见，大概是史书文字的驳杂，现在仍沿用旧本。）《唐志》则作卜商《诗序》二卷。现在因为朱子所辨析的文字较多，仍分为二卷。至于其中的是非得失，各家论述已经很详细，分别具载于各自的书中，这里不再赘述。△《毛诗正义》四十卷（内府藏本） 汉代毛亨作《传》，郑玄作《笺》，唐代孔颖达作《疏》。考察《汉书·艺文志》，有《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但只称毛公，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后汉书·儒林传》才开始说：“赵人毛长传授《诗》，这就是《毛诗》。”其中“长”字不从“”。《隋书·经籍志》记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作《传》，郑氏作《笺》。从此《诗传》才开始称作毛苌。

译然而郑玄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作训诂，把它传给家人；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朝廷，于是任用小毛公为博士。”陆玑的《毛诗草木虫鱼疏》也说：“孔子删定《诗》，传给卜商；卜商为它作序，传给鲁人曾申；曾申传给魏人李克；李克传给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给根牟子；根牟子传给赵人荀卿；荀卿传给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传给赵国毛苌。当时人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根据这两部书，作《传》的人是毛亨而不是毛苌，所以孔颖达的《正义》也说大毛公作他的《传》，因为由小毛公传承，所以题作毛氏。《隋志》的说法明显错误。但流俗沿袭已久，没有人能够改正。朱彝尊的《经义考》于是把《毛诗》二十九卷题作毛亨撰写，并注明“已佚”。《毛诗训故传》三十卷题为毛苌撰写，并注明“尚存”。大概是想调和两种说法，但尤其没有古代依据。现在综合考察各种说法，确定作《传》的人是毛亨。郑玄是后汉人，陆玑是三国吴人，他们都传授《毛诗》，传承渊源有自，所说的话一定不会是虚妄的。郑氏阐明毛氏的义理，自称为《笺》。《博物志》说：“毛公曾任北海郡守，康成是这个郡的人，所以用《笺》表示敬意。”推究张华的话，大概是把公府所用的文书称为“记”，郡守所用的文书称为“笺”的意思。然而康成生于汉末，却向四百年前的郡守表示敬意，实在没有什么必要。考察《说文》说：“笺，是用来标记书籍的文字。”郑氏的《六艺论》说：“注释《诗》以毛氏为宗旨。毛氏的义理如果隐晦简略，就再加以表明；如果有不同之处，就写下自己的意见，使人能够辨识。（考察：这段话现在已经散佚，此处根据《正义》所引用的文字。）”既然如此，康成只是因为有《毛传》，便在它旁边作标识，就像今天人的签记，积累编成一册，所以称为《笺》，不必另作曲解。自从郑《笺》流行以后，齐、鲁、韩三家便衰废了。（考察：这是陆德明《经典释文》的说法。） 然而《笺》和《传》的义理有时也有不同。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等书，用来申述毛氏、驳难郑玄。欧阳修引用他解释《卫风·击鼓》第五章的话，说“郑玄不如王肃”（见《诗本义》）。王基又作《毛诗驳》，用来申述郑玄、驳难王肃。王应麟引用他驳斥《芣苡》的一条，说“王肃不及郑玄”（见《困学纪闻》，《经典释文》中也有记载）。晋代孙毓作《毛诗异同评》，再次申述王肃的说法。陈统作《难孙氏毛诗评》，又阐明郑玄的义理（均见《经典释文》）。双方分成左右两派，这种争论延续了几百年。到了唐贞观十六年，朝廷命孔颖达等人依据郑《笺》作《正义》，才把各家议论归于一统，不再有分歧。毛《传》二十九卷，《隋志》把它和郑《笺》合为二十卷，大概是康成合并的。孔颖达等人认为疏文繁多，又分为四十卷。这部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所以能够融会贯通各家言论，包罗古代义理；整个唐代，没有人提出异议。只有王谠《唐语林》记载刘禹锡听施士匄讲《毛诗》时所说“维鹈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维北有斗”四条义理，说毛《传》没有注释，但也未曾加以诋毁排斥。到了宋代郑樵，凭恃自己的才辩，无缘无故地提出诘难的端绪；南渡以后的儒者才开始把攻击毛、郑当作能事。元代延祐年间的科举条制规定，《诗》虽然兼用古代的注疏，但当时门户之见已经形成，讲学的人始终不肯遵用。到了明代，胡广等人窃取刘瑾的书编作《诗经大全》，并把它定为法定典籍，于是专门尊奉朱子的《传》，汉学便灭亡了。然而朱子沿袭郑樵的说法，不过是攻击《小序》罢了。至于《诗》中的训诂，多数仍采用毛、郑的说法。后来的儒者不考察古书，不知道《小序》自有《小序》的依据，《传》《笺》自有《传》《笺》的根据，却哄然加入争斗，终于连毛、郑的说法也一并抛弃。这不只是不了解毛、郑究竟说了什么，几乎连朱子的《传》究竟说了什么也分辨不清了。我国经学昌明，把前明的固陋一扫而空。乾隆四年，皇上特意命令校刊《十三经注疏》，颁发到各地学宫，读书求学的儒者都逐渐勤奋地研究古学。现在特意把这部书和《小序》一同列在《诗类》之首，用来彰明《诗》六义的渊源有自；孔门师徒传授的端绪清楚显著，终究不能被其他说法掩盖。△《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通行本） 吴人陆玑撰写。明代北监本《诗正义》全部引用的地方，都写作陆机。考察《隋书·经籍志》，有《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注说：“乌程令、吴郡人陆玑撰写。”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作“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注说：“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资暇集》也辨明“玑”字从玉旁，因此监本写作陆机是错误的。又毛晋《津逮秘书》所刻本援引陈振孙的话，说这部书引用《尔雅》郭璞的注，应当成书在郭璞以后，未必是吴人所作，因而题作唐代陆玑。唐代的书，《隋志》怎么可能著录呢？而且书中所引用的《尔雅注》，只涉及汉代犍为文学樊光，实际上没有一个字涉及郭璞，不知陈氏为什么这样说。姚士粦的《跋》已经辨明了这一点，或许毛晋没有见到姚士粦的《跋》吧？原书早已散佚。这一版本不知道是谁辑录的，大体上是从《诗正义》中抄录出来的。然而《正义·卫风·淇澳篇》引用陆玑《疏》说：“淇、澳，是两条水名。”现在的版本却没有这一条。可知采集抄录不周全，所以有所遗漏，不是陆玑原来的残帙了。

译又如《卫风》“椅桐梓漆”一条，称说“如今云南牂牁人把它织成布”。考察《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有云南县；《后汉书·郡国志》中，永昌郡有云南县。这些都只是县邑的名称。《唐书·地理志》记载，姚州云南郡是在武德四年以汉代云南县的土地设置的。大概到这时才升为大郡，于是袁滋的《云南记》、窦滂的《云南别录》等书才得以写成。陆玑生活在三国时期，却已经把云南与牂牁相配，似乎各家传抄时又发生了窜乱，不全是原文。然而核对各书引用的内容，一一都相合，终究不是后人假托的本子。书末附有四家《诗》的源流四篇，其中对《毛诗》尤其详细。考察王柏的《诗疑》已经指责陆玑所叙述的内容与《经典释文》不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批评它误把曾申说成申公。这样看来，宋代版本中已经有这些文字，不是后人增补的。虫鱼草木的名称古今不同，年代相隔遥远，传闻疑误就更加严重。陆玑距离古代不远，他所说的仍不太失实。《诗正义》全部采用他的说法，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考辨订正各家说法时，也多以陆玑的说法为依据。讲求广泛认识事物之学的人，本来就应当把这部书看作最古的著作。△《毛诗陆疏广要》二卷（内府藏本） 吴人陆玑撰写，明代毛晋作注。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是常熟人。家中富有图书典籍，世间流传的宋代精刻影印本，大多由他收藏。又喜爱传播刊刻古书，汲古阁的刻本直到今天仍流布天下。因此在明朝末年，他以博雅好古、热心于事而闻名一时。他曾经刊刻《津逮秘书》十五集，都是宋元以前的旧书，只有这部书是毛晋亲自编纂的。陆玑原书二卷，每卷又分成两个子卷。大概因为所藏书籍丰富，所以征引容易繁多；采集抄录既多，所以异同也越来越多。辨析疑难、考订文字，他的论说不能不更加丰富。其中如“南山有台”一条，就引用韵书来证明有脱文；“有集维鷮”一条，就引用《诗缉》来证明异文同文。它的考订也颇为认真。至于喜好搜奇、贪求繁多，往往容易造成枝蔓。例如“鹤鸣于九皋”一条，后面附有《焦山瘗鹤铭考》一篇，内容蔓延到石刻方面，与经义没有多少关系。用解释经书的古代体例来衡量，实在违背体例。然而它虽然有繁冗琐碎的毛病，终究胜过空疏无据。明朝末年解说《诗》的人，往往卖弄聪明，把圣人经典改作小品文章。唯独毛晋句句讲求征实，确实应该因为有过失仍加以保存，这也就是所谓考察作者所处时代。△《毛诗指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代成伯玙撰写。伯玙的爵位、籍贯和仕履无从考证。全书共四篇：第一篇为《兴述》，阐明先王陈述《诗》、观察风俗的旨意，以及孔子删定《诗》、厘正《雅》的缘由。第二篇为《解说》，先解释《诗》的意义，其次说明《风》《雅》《颂》，再其次说明《周南》，又其次诠释《传》和《序》，再其次说明篇章，又其次说明后妃，最后以《鹊巢》《驺虞》作结。大体上只是举出《周南》一篇，概括论述其中各项内容，并推演说明到其他篇章。第三篇为《传受》，详细叙述齐、鲁、毛、韩四家传授的世系次第，以及后世儒者训释的源流。第四篇为《文体》，凡三百篇中句法的长短、篇章的多寡、措辞的异同、用字的体例，都分别列举并详加说明，颇像刘氏《文心雕龙》的体例。大概是谈经之外的论述。然而，他把《诗序》的首句定为子夏所传，以下文字定为毛苌续作，实际上是伯玙此书首先提出这一说法；因此辨别疑似之处，对《诗》的解释也很有功劳。伯玙还著有《毛诗断章》二卷，见于《崇文总目》，称其取《春秋》断章取义的方法，摘录《诗》中的语句，汇集编排而成。大概就是李石《诗如例》一类的著作。宋代熊克曾和毗陵人沈必豫打算把这两部书合在一起刊刻，但《断章》一书最终没有找到，于是先刊刻了《指说》。这个本子末尾有熊克的《跋》，大概就是根据宋本传刻而来。熊克曾著《中兴小历》，另见《史部编年类》中。他刊刻此书时，正任教于京口，所以《跋》中说是在泮林刊刻的。△《毛诗本义》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欧阳修撰写。此书共一百一十四篇《说》、十篇《统解》，以及《时世》《本末》二篇论述和《豳、鲁、序三问》，另将《补亡郑谱》和《诗图总序》附在卷末。欧阳修的文章名重一世，而经学造诣也十分深厚。王宏撰写《山志》，记载嘉靖年间有人想让欧阳修配享孔子庙，但众议始终没有定论。世宗对大学士杨一清说：“朕读《尚书·武成篇》，其中引用了欧阳修的话，怎么能说欧阳修对《六经》没有辅助功劳、对圣门没有功绩呢？”杨一清回答说：“欧阳修的议论见于《武成》，大概只是他著作中仅有的这一点。至于配享一事，不敢轻率议论。”大意如此。原来他们都不知道欧阳修有这部书。自唐代以来，解释《诗》的人没有谁敢议论毛氏、郑氏；即使是老师宿儒，也谨慎地遵守《小序》。到了宋代，新义日益增多，旧说全都被废弃。追溯其源头，实际上是由欧阳修首先发端的。然而欧阳修说：“后世的学者，依据前代流传下来的踪迹来比较得失，这种情况或许是有的。假如只是抱着焚毁残余、残缺不全的经书，在距离圣人千百年之后茫然无措，既看不到前代儒者中间的说法，却想独立创立一家之学，果真有人能够做到吗？我不相信。”又说：“前代儒者对于经书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他们所得本来已经很多了。应当穷尽他们的说法，等到其中确有道理不通之处，然后再用自己的议论加以订正。”所以，欧阳修撰写这部书，本来就是出于和缓的态度、平静的心情，按照诗的意旨来推求诗人的心志。

译因此，他立论从未轻率地批评毛氏、郑氏两家，但也不曲意顺从两家。他的训释往往能够得到诗人的本来心志。后世的学者，有的专门追求新奇，自夸具有神妙的理解。至于王柏一类人，竟连圣人留下的经书也一并怀疑，使《周南》《召南》都遭到删改窜乱。这种变本加厉的过失，当然不能把它的最初根源归罪于欧阳修。林光朝《艾轩集》中有《与赵子直书》，说：“我起初得到《诗本义》时，感觉像洗涤肠胃一样痛快；读了三年后，觉得其中还有不稳妥的地方。大体上欧阳修、二苏以及刘贡父谈论经书，大多都是这样。”他另有一封书信驳斥《本义》对《关雎》《樛木》《兔罝》《麟趾》等篇的解释，辨析诘难十分有力。大概文士解释《诗》，多半着重探求诗意；讲学者解释《诗》，则力求用义理加以约束，彼此互相攻击，形势自然如此，但未必每一方都能成为定论。△《诗集传》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苏辙撰写。他认为《诗》的《小序》反复繁重，好像不是一个人的言辞，怀疑是毛公学派的说法，由卫宏汇集记录而成。因此只保留它开头的一句话，以下其余文字全都删去。考察《礼记》说：“《驺虞》，是乐官已经完备；《貍首》，是乐会合于时令；《采蘋》，是乐能够遵循法度。” 这足以看出，古人谈论《诗》，通常用一句话概括它的主旨。《小序》的体例，实际上就是由此开创的。王应麟《韩诗考》所记载的内容，例如：“《关雎》，讽刺时政。《芣莒》，哀伤丈夫患有恶疾。《汉广》，使人喜悦。《汝坟》，是辞别家人。《蝃蝀》，讽刺私奔的女子。《黍离》，是伯封所作。《宾之初筵》，是卫武公因饮酒而悔过。”刘安世《元城语录》也说：“我年轻时曾记得读过《韩诗》。”（考察《崇文总目》，北宋时《韩诗》还存在；范处义《逸斋诗补传》说《韩诗》世间很少见到，这句话不可信，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考察。）“其中有《雨无极篇》，《序》说，是正直的大夫讽刺幽王。” 开头说‘雨水没有止境，使我的庄稼受到伤害。’等等，这说明《韩诗》的《序》也是用一句话概括的。蔡邕书写《石经》，全部依据《鲁诗》；他所作《独断》记载《周颂》的《序》三十一章，大体都与《毛诗》相同，只是都有开头一句。因此，《鲁诗》的《序》也是用一句话概括的。苏辙取《小序》的首句作为毛公学派的说法，并不是没有见地。史传中谈到《诗序》的，以《后汉书》最接近古代；《儒林传》称谢曼卿精通《毛诗》，并为它作训释。卫宏跟从谢曼卿学习。因此撰作《毛诗序》，苏辙认为是卫宏汇集记录的，也并非没有依据。唐代成伯玙撰写《毛诗指说》，虽然也认为《小序》出于子夏，但他说：“各篇的《小序》，子夏只裁定了开头一句。《葛覃》，是说后妃的根本……” “《鸿雁》，是赞美宣王。像这一类，就是这样。其下的文字，都是大毛公根据《诗》中的意思附加上去的。”如此看来，只取《序》的首句，成伯玙已经先说过了，并不是苏辙创立的。后来王得臣、程大昌、李樗都把苏辙的说法作为依据，确实是有原因的。苏辙《自序》又说：“只选取其中可以采用的，见于今天流传的本子；尤其不能采用的，都明确指出它的错误。”可见苏辙对毛氏学说既不激烈反对，也不盲目追随，力求持平。可是朱翌《猗觉寮杂记》却说：“苏子由解说《诗》不用《诗序》。”这也没有理解苏辙的本意。△《毛诗名物解》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蔡卞撰写。蔡卞字元度，兴化仙游人。熙宁三年与兄蔡京一同考中进士，官至观文殿学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自从王安石的《新义》和《字说》流行以后，宋代士人的风气发生了变化。研究名物训诂之学的，只有蔡卞和陆佃两家。陆佃是王安石的门客，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因此陆佃作《埤雅》，蔡卞作这部书，大旨都以《字说》为宗旨。陈振孙说蔡卞的书议论穿凿附会，征引琐碎，对经义没有帮助，对它极力诋毁。陆佃虽然学术根本出于王安石，却极力阻止新法，反复提出不同意见，君子仍有人取其可取之处。蔡卞却倾邪奸佞，触犯天下人的共同厌恶；人们因厌恶其人而连带厌弃其书，纷纷排斥，也是他自取其祸。然而他的书虽然属于王氏之学，但其中的征引和阐发，也有超出孔颖达《正义》、陆玑《草木虫鱼疏》的地方。即使只有一点长处，也不能因为作者为人而废弃他的言论。况且邢昺如此奸邪，而《尔雅疏》仍列入学官所藏之书，那么蔡卞的书又怎么能彻底弃置呢？全书共分十一类：称为《释天》《释百穀》《释草》《释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释马》《杂释》《杂解》。陈氏《书录解题》说分为十类，大概是传抄时误脱了“一”字。△《毛诗集解》四十二卷（内府藏本） 没有注明编录者的姓名。它把宋代李樗、黄櫄两家的《诗》解合编为一书，并附上李泳校订的吕祖谦《释音》。李樗字若林，闽县人。曾考取乡贡。著有《毛诗详解》三十六卷。黄櫄字实夫，龙溪人。淳熙年间以舍选身份入朝应对，升为进士两科。调任南剑州教授，最后官至宣教郎。著有《诗解》二十卷、《总论》一卷。李泳字深卿，生平事迹不详，和李樗、黄櫄都是闽人。怀疑这部书是建阳书坊合编的。李樗是林之奇的外兄（见《书录解题》），又是吕本中的门人（见何乔远《闽书》），可见他的学问具有渊源。《书录解题》称他的书广泛采集各家对名物和文义的训释，最后用自己的意思作出论断。现在看黄櫄的解释，体例也相同。似乎是两人先后撰作，黄櫄稍稍补充李樗的疏漏；彼此不相攻击，也不相附会。比如论述《诗序》，李樗采用苏辙的说法，认为《诗序》由毛公撰作、卫宏续成；黄櫄则采用王安石、程子的说法，认为不是圣人就不能撰作。两人的见解非常不同。他的学问虽然似乎稍逊于李樗，但他的说法确实足以和李樗相互补充。编纂这部书的人，只在音释方面采用吕祖谦的内容，而训释文字则舍弃《读诗记》、改取李樗和黄櫄的内容。大概也是因为这两部书前后相承，如同两匹马并驾而缀有缰绳，所以不想再掺入其他说法吧？

译△《诗补传》三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作“逸斋撰”，没有注明姓名。朱彝尊《经义考》说：“《宋史·艺文志》有范处义《诗补传》三十卷，卷数与逸斋本相合。明代朱睦《聚乐堂书目》直接写出范处义的姓名，应当是有根据的。范处义是金华人，绍兴年间考中张孝祥榜进士。”如此看来，这部书是范处义所作，逸斋大概是他的自号。全书大旨认为各儒者解释《诗》时喜欢废弃《序》来迁就自己的说法，所以《自序》说：“以《序》为根据，同时采用各家的长处，用人的性情来衡量，用事物的道理来参验，以平易的方式探求古代诗人的心意。”又说：“文义有缺漏，就用《六经》和史传来补足；诂训有缺漏，就用《说文》《篇》《韵》来补足。”大概南宋初年，最攻击《序》的是郑樵，最尊重《序》的就是范处义。考察前代儒者的学问，大体淳厚踏实而谨慎严密，不敢放纵言论、发表高论。宋人的学问比不上古人，却想凭见识取胜，于是各自用新意解释《诗》。其中剖析、疏通之处，也并非没有阐发；但其流弊发展到极端，到了王柏《诗疑》，竟连《周南》《召南》也一并删改。儒者不肯相信《传》，其弊病发展到诬毁经书，最终甚至非难圣人，这种趋势是逐渐形成的。范处义笃信旧文，致力于寻求实证，难道不能称为古代的学者吗？至于《诗序》本来是经师相传的文字，而后来的学者又有所附益，其中有得有失，大概也是互相杂糅的。范处义一定认为它出自尼山孔子的手笔，并引用《孔丛子》作为依据；但《孔丛子》本来就是伪书，牵合《春秋》，尤其属于旁枝曲说。矫枉过正，这也是一个瑕疵。只取其补救偏失、挽救弊病的用心即可。△《诗总闻》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王质撰写。王质字景文，兴国人。绍兴三十年考中进士。官至枢密院编修，出任荆南府通判，改任吉州。周亮工《书影》认为他是宋末人，大概考察得不够仔细。周亮工又说，这部书世间很久没有流传，谢肇淛才开始从秘府抄录到一个本子。后来谢肇淛的几个儿子把藏书全部卖掉，被陈开仲买得，才归于周亮工。因此，这部书能够不至于散佚，实在是很偶然的事。此书取《诗》三百篇，每篇先说明大意，又设《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十门。每篇总称为《总闻》，又在“四始”之前冠以《闻风》《闻雅》《闻颂》。南宋初年，废弃《诗序》的有三家：郑樵、朱子和王质。郑樵、朱子二人的说法最为著名，也最常与当时的学者相互辩难。王质的说法并不逐字诋毁《小序》，所以攻击他的人也少。然而，他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另出新裁，思考锋利坚决的气势，反而比郑樵、朱子更加突出。他自称深入精心研究将近三十年，才完成此书。淳祐癸卯年，吴兴人陈日强才开始在富川刻板。陈日强《跋》称此书“以自己的理解推求诗人的心志，自成一家”，这个评价最为恰当。又说它“删去《小序》，实际上与文公朱先生相合”，这却不完全正确。王质废弃《序》与朱子相同，但他们的解释各不相同。黄震《日钞》说：“雪山王质、夹漈郑樵，起初都去掉《序》来解释《诗》，与各家说法不同。晦庵先生因循郑公的说法，把美刺全部去掉，探求古代的本始，这种说法很惊世骇俗。即使东莱先生也不能没有疑问。”这里说因循郑樵而不说因循王质，可知两人的旨趣不同。然而王质冥思苦索，务求达到幽深之处，穿凿附会的地方本来就很多，凭空悬解的地方也不少。所以，虽然不能把它当作训诂依据，最终却也不能废弃。△《诗集传》八卷（通行本） 宋代朱子撰写。《宋志》记作二十卷。现在的本子为八卷，大概是书坊刻本合并而成。朱子注《易》，一共两次改稿。他最初撰写的《易传》，《宋志》著录过，现在已经散佚，不知道它与后来的说法同异如何。他注释《诗》，也有两次改稿。凡是吕祖谦《读诗记》中所称“朱氏曰”的，都是他的初稿，学说完全遵从《小序》。后来才改从郑樵的说法（考察朱子在《语录》中说攻击《序》采用郑樵的说法；朱升认为采用的是欧阳修的说法，大概错了），这就是现在流传的本子。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其中没有一句斥责《小序》的话，大概仍是初稿。《序》末说当时正在编纂《诗传》，这就是证据。他注释《孟子》时，把《柏舟》解释为仁人怀才不遇；撰写《白鹿洞赋》时，把《子衿》解释为讽刺学校废弛。《周颂·丰年篇小序》，《辨说》极力说明它的错误，但《集传》却仍采用《小序》的说法，前后不相一致。这也是旧稿删改得不彻底的地方。杨慎《丹铅录》说，文公因为吕成公过分尊重《小序》，于是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说法；虽然这只是推测之词，或许也不是全无根据。从此以后，解释《诗》的人便分成攻击《序》和尊崇《序》两家，彼此对立争论，但最终也不能偏废一方。钦定《诗经汇纂》虽然把《集传》列在前面，但《序》的说法也都附录其中，确实是持守千古公允的做法。旧本把《诗序辨说》附在后面，近来的刻本都删去了。郑玄说毛公把《序》分别置于各篇之前，那么在毛公以前，《序》本来就是单独的一卷。《隋志》《唐志》中也把它和《毛诗》分别著录。现在已经将它与《辨说》分别著录于目录中，这里不再重复收录。其中经文有讹误不同，冯嗣京校正的例如：《鄘风》“终然允臧”，“然”误作“焉”；《王风》“牛羊下括”，“括”误作“栝”；《齐风》“不能辰夜”，“辰”误作“晨”。《小雅》“求尔新特”，“尔”误作“我”；“胡然厉矣”，“然”误作“为”；“朔月辛卯”，“月”误作“日”；“家伯维宰”，“维”误作“冢”；“如彼泉流”，“泉流”误作“流泉”；“爰其适归”，“爰”误作“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误作“慆”；“如彼泉流”也误作“流泉”。

译《商颂》“降予卿士”一句，“予”字误作“于”，共十二条。陈启源校正的有：《召南》“无使尨也吠”一句，“尨”字误作“厖”；《何彼襛矣》篇，“襛”字误作“秾”；《卫风》“远兄弟父母”一句，误作“远父母兄弟”；《小雅》“言归斯复”一句，“斯”字误作“思”；“昊天大怃”一句，“大”字误作“泰”；《楚茨》“以享以祀”一句，“享”字误作“飨”；“福禄膍之”一句，“膍”字误作“媲”；“畏不能趋”一句，“趋”字误作“趍”；“不皇朝矣”一句，“皇”字误作“遑”（下面两章相同）；《大雅》“淠彼泾舟”一句，“淠”字误作“渒”；“以笃于周祐”一句，脱漏“于”字；《周颂》“既右飨之”一句，“飨”误作“享”；《鲁颂》“其旂茷々”一句，误作“茷々”；《商颂》“来格祁祁”一句，误作“祈祈”，共十四条。又有《传》文的讹误，陈启源校正的有：《召南·驺虞》篇“豝，牝豕也”，“牝”字误作“牡”。《终南》篇“黻之状亚，象两弓相背”，“亚”字误作“亚”，“弓”字误作“己”；《南有嘉鱼》篇“鲤质鳟鳞”，“鳞”字误作“鲫”，又多出“肌”字；《甫田》篇“或耘或耔”，引用《汉书》“苗生叶以上”一句，脱漏“生”字；“隤其土”误作“壝其土”；《頍弁》篇“赋而比也”，错误地增加了“兴又”二字（按：这是辅广《诗童子问》所增加的）；《小宛》篇“俗呼青雀”，“雀”字误作“觜”；《文王有声》篇“淢成沟也”，“成”字讹作“城”；《召旻》篇“池之竭矣”章的“比也”，误作“赋”；《闵予小子》篇引用《大招》“三公穆穆”，误作“三公揖让”；《赉》篇“此颂文王之功”，“王”字误作“武”；《駉》篇“此言鲁侯牧马之盛”，“鲁侯”误作“僖公”，共十一条。史荣校正的有：《卫风·伯兮》篇，《传》说“女为悦己者容”，“己”字下面脱漏“者”字。《王风·采葛》篇“萧，萩也”，“萩”字误作“荻”；《唐风·葛生》篇“域，营域也”，“营”字误作“茔”；《秦风·蒹葭》篇“小渚曰沚”，“小”字误作“水”；《小雅·四牡》篇“今<孚鸟>鸠也”，“<孚鸟>”误作“鹁”；《蓼萧》篇“在衡曰鸾”，“衡”字误作“镳”；《采芑》篇“即今苦荬菜”，“荬”字误作“藚”；《正月》篇“申包胥曰：人定则胜天”，“定”字误作“众”；《小弁》篇“江东呼为鹎鸟”，“鹎”字误作“鸭”；《巧言》篇“君子不能堲谗”，“堲”字误作“塈”，共十条。这大概是因为《五经》中只有《诗》容易阅读，学习它的人十人中常有七八人，所以书坊刊刻的版本也最多，辗转传抄造成的讹误也最严重。现在把这些错误全部整理改正，使它不失去原貌。至于押韵字的读音，朱子最初采用吴棫的《诗补音》（按：吴棫《诗补音》和他所作的《韵补》是两部书，《书录解题》记载得很清楚。《经义考》把它们合为一书，是错误的）。吴棫的孙子吴鉴又自以为应当有所增删，结果有很多错乱失当之处。史荣所作《风雅遗音》已经详细辨析了这些问题，这里不再一一论述。△《慈湖诗传》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杨简撰写。杨简有《慈湖易传》，已经著录。这部书原本二十卷。焦竑《国史经籍志》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还记载着它的书名，而朱彝尊《经义考》注说：“已经散佚。” 如今天下收藏的书籍都汇集在秘府中，却没有这部书的目录，那么朱彝尊的说法是可信的。大概焦竑所记载的，都是依据史志中的记载，其中有很多只是虚列书名。黄虞稷征集刊刻《书目》时，也有很多书没有见到原书本，所以本来就不能完全据此为准。现在根据《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辑录成编，仍编定为二十卷。又从《慈湖遗书》中补录《自序》一篇、《总论》四条，并把《攻媿集》所载的褛钥之文以及杨简《论诗解书》一篇附在卷首。其他若干条辨论文字，分别附在有关解释之下，以供考证。至于《总论》中列举各国《雅》《颂》的篇目，《永乐大典》这一卷正好缺失，无法采录。至于《公刘》以下的诗共十六篇，《永乐大典》却没有记载它们的《传》。难道也像吕祖谦的《读诗记》一样，唯独缺少《公刘》以下的各篇；还是在明初就已经残缺了呢？这部书的主旨，是依据孔子“无邪”的宗旨，反复加以阐明。同时依据《后汉书》的说法，认为《小序》出自卫宏，不值得深信。书中所论，如认为《左传》不能作为依据，认为《尔雅》也有许多错误，认为陆德明喜欢标举异读，认为郑康成不善于缀辑文章。甚至在《自序》中，还认为《大学》解释“淇澳”多有牵强附会，并诋毁子夏是小人儒。大概杨简的学说出自陆九渊，所以其高明自负的过失，竟发展到放言自恣、无所畏惧的地步。至于其他笺释文义的地方，如把“聊乐我员”的“员”解释为姓氏，把“六驳”说成是“赤驳”的讹字，把“天子葵之”的“葵”解释为有向着太阳的意义，其中偶尔也有附会穿凿之处。然而，他对于一个名物、一个字、一个句子，都一定反复斟酌取舍，并旁征博引，曲折而透彻地阐明自己的说法。他考核六书，从《说文》《尔雅》《释文》以及史传中的音注，无不全部搜求；订正训诂，则从齐、鲁、毛、韩诸家一直到方言、杂说，无不广泛征引。可以说他调和裁定了各种异说，自成一家之言，并不是他所作、以禅学解释经义的《易传》所能相比的。过去吴棫作《诗补音》十卷，又另作《韵补》五卷。《韵补》明代有人刻印过，它所采集的材料从《诗经》《离骚》以下直到欧阳修、苏轼、苏辙的作品，颇为杂乱泛滥；《补音》早已散佚，只有这部书所引用的内容还保存了十分之六七，但往往拿汉、魏以来的韵来牵合古音，它的弊病与《韵补》相同。

译《朱子语类》说，才老的《补音》也有推演不通的地方，大概就是指这一类问题。顾炎武也曾作《韵补正》一书，用来纠正它的错误。考究古音的人，本来就不能完全把它作为准则。△《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代吕祖谦撰写。吕祖谦有《古周易》，已经著录。这是他解说《诗经》的著作。朱子与吕祖谦交往最为密切，起初谈论《诗经》时，两人的意见也最为一致。本书中所说的“朱氏曰”，就是采录朱子的说法。后来朱子改采郑樵的观点，改变了自己先前的说法，而吕祖谦仍然坚持毛、郑之说。因此吕祖谦去世后，朱子撰写本书《序》时说：“我年轻时浅陋的说法，伯恭父错误地有所取用。后来过了很久，我自己知道这些说法有不妥之处，或许不得不有所修改确定；伯恭父反而不能不对此产生疑问，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正准备同他反复讨论这些说法，以求得真正正确的归宿，可是伯恭父已经去世了。”这些话大概虽然是应他的弟弟祖约之请而写，却是因为早年的见解很有不平之意。然而直到现在，两种说法仍然相持不下，喜爱吕氏这部书的人始终没有断绝。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从‘笃公刘’以下，编纂已经完备，但条例尚未完成，学者对此感到惋惜。”这个版本是陆釴重新刊刻的。陆釴《序》说，他从友人丰存叔那里得到宋本；吕氏此书原有二十二卷，《公刘》以后部分，是他的门人续编完成的。这与陈振孙所说略有不同，但没有说明门人是谁。然而《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都著录为三十二卷，那么当时的本子已经是这样了。陆釴所说的情况，或许是因为戴溪有《续读诗记》三卷，于是误把后十卷当成了戴溪的续作吧？陈振孙称赞它说：“广泛采集各家说法，保留他们的姓名；先列训诂，后陈述文义，剪裁贯通，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有所发明，就另行列出。《诗》学的详备正确，没有超过这部书的。” 魏了翁作《后序》，则称赞它能够阐明诗人严于要求自己、宽于责备他人的宗旨。两人各自举出一个方面，已经大致说尽了这部书的长处。魏了翁的《后序》是为眉山人贺春卿重新刊刻此书而作的。当时距离吕祖谦去世还不久，但书版已经再次翻新，可见宋人极其重视这部书。△《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卷（《永乐大典》本） 这是宋代戴溪续编吕祖谦《家塾读诗记》的书。戴溪是永嘉人。淳熙五年，在别头省试中名列第一；历任工部尚书、文华阁学士。去世后追赠端明殿学士。理宗绍定年间赐谥“文端”。他的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儒林传》称戴溪字肖望，黄震《日钞》也这样记载；但沈光作戴溪《春秋讲义序》，称他的字为少望。黄震是戴溪同时代的人，不应有误。戴溪的儿子戴桷刊刻父亲的遗书，请沈光作《序》，也不应有误。或许戴溪有两个字吧？戴溪以吕氏《家塾读诗记》尊奉毛《传》，综合裁定各家说法，对于名物和训诂讲得最为详细；但对于篇章中的微妙旨意、言辞之外的寄托，有时不能贯通，所以作这部书来补充它，因而取名《续记》。实际上是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不完全墨守吕祖谦的说法。其中如认为《摽梅》讲的是父母为女儿选择女婿，《有狐》讲的是国人怜悯鳏夫，《甘棠》不是接受百姓的讼诉，《行露》不是讲受人侵凌，所以《书录解题》说它的主旨不大以《小序》为依据。不过，他都是平心静气地探究诗人的旨意，与那些预先存有成见、一定要攻击毛、郑之说并将其排除的人，本来就很不相同。《温州志》称戴溪“平实简易，探求圣贤的用心，不作新奇可喜的说法，而有见识的人都佩服他的说理恰当”。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到这种特点的一斑。原本三卷，早已散佚不传。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内容，还保存了十分之七八。现在谨慎地加以缀辑，编成一帙，仍厘定为三卷。《永乐大典》中“诗”字这一韵部，缺失的卷数尤其多。原书的《序》和《总纲》无法补录，因此也姑且缺着。△《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袁燮撰写。袁燮有《絜斋家塾书钞》，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任崇政殿说书时撰写进呈的本子。《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都没有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也没有列出它的书名。只有《永乐大典》保存了不少文章，大概它失传也已经很久了。宋代经筵讲章，如朱震、范冲的《左氏讲义》、戴溪的《春秋讲义》，大多是编集后另行刊行的。袁燮这部书也属于这种情况。其中的议论平正温和，很能把握《诗经》中诗人的本意。对于振兴和恢复的事情，尤其再三着意。例如论《式微》篇，就极力称赞太王、句践由弱转强，同时贬斥黎侯没有奋发图强的心志；论《扬之水》篇，就认为平王柔弱而值得怜悯；论《黍离》篇，则直指汴京的宗庙宫阙来说。这些都与向君主进言纳谏的意义深相契合。胡安国作《春秋传》，主旨在于复仇，往往牵强经文来迎合自己的观点；袁燮则根据经文原有的内容加以推阐，所以道理明白、文辞通达，没有矫揉造作。可以说他能够用古代的义理来启发君主。现在谨按次序编定，厘为四卷，全部是《国风》。至于《雅》《颂》各篇，《永乐大典》没有收载，或许是轮流进讲时袁燮偶然没有当值吧？△《毛诗讲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林岊撰写。林岊字仲山，是古田人。绍熙元年特奏名。嘉定年间曾任全州知州。《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但《福建通志》称他“在郡任职九年，实行了很多惠政；重建清湘书院，和诸生讲学，勉励他们敦实行事，郡人把他供奉在柳宗元庙中”。这样看来，他也是一位循吏。这部编著全是他讲论《毛诗》的话。看它的体例，大概是他任职全州时讲授、门人记录而编成的。大体上删略《笺》和疏，依照经文训释，取毛、郑之说而调和裁定其中的异同。虽然范围没有超出古人，但能融会贯通，总没有枝蔓之言和曲解之说的弊病。光宗、宁宗时期，废弃《序》说的观点正盛行；林岊却独力阐明古义，用来告诫后来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笃信并谨慎守持古义的人。《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和《文渊阁书目》都把这部书记作五卷。明初以来，已经很久没有传本，所以朱彝尊《经义考》认为它已经散佚。现在根据《永乐大典》各韵所收的内容，依次汇辑，用来保存它的大概面貌。《永乐大典》原本已经散失的部分，也就缺着。因为篇帙稍多，谨慎地厘定为一十二卷，不再依照它原来的卷目。△《诗童子问》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辅广撰写。辅广字汉卿，号潜斋，他的父亲本来是河朔人，南渡后居住在秀州崇德县。辅广起初跟随吕祖谦游学，后来又跟随朱子讲学，就是世人所称的庆源辅氏。这部书的主旨，在于辅翼《诗集传》，用来叙述平日从朱子那里听到的说法，所以题名为《童子问》。卷首载有《大序》《小序》，并采录《尚书》《周礼》《论语》中论说《诗经》的话，分别加以注释；又完备地记录各位儒者的辨析，以说明读《诗经》的方法。书中不载经文，只记录篇目，分章训诂。最后一卷专门讨论叶韵。朱彝尊《经义考》记载这部书为二十卷，有胡一中的《序》，说他阅览建阳书市时买到此书，并把它刻印成书；还说把文公《传》排在上面，《童子问》排在下面。这个本子只有十卷，不载朱子《集传》，也没有胡一中的《序》。大概胡一中把本书和《集传》合编，所以卷数增加了一倍；这个本子是汲古阁刊刻的辅广原本，因此卷数减半，并不是有所缺失散佚。它的说法多有抨击《诗序》的地方，颇为过分。张端义《贵耳集》载有陈善《送广往考亭》诗说：“听说平生辅汉卿，武彝山下吃残羹。”这似乎很不满他拘谨柔顺、奉一位先生为绝对准则。不过，各人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学说，各自实行自己所理解的道理，谨慎守护老师的传授，彼此分门别户；南宋以后这样做的也不只是辅广一人，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奇怪的。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指责他注释《周颂·潜》篇时，不知道“季春荐鲔”是《月令》中的文字，错误地把它当作《序》中的说法加以辨析，这确实是疏漏错乱。大概义理之学和考证之学分道而行，已经很久了。辅广撰写这部书，自有他的用意，本来就不是把引用经书、考据古事作为长处。△《毛诗集解》二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段昌武撰写。段昌武字子武，是庐陵人。焦竑《国史经籍志》写作段文昌，大概是因唐代有段文昌而误；朱睦《授经图》写作段武昌，则是传抄时把文字颠倒了。他的生平事迹无从考知，只有书首所载他的侄子段维清《请给据状》说：“先叔朝奉昌武凭借《诗经》两次考中秋贡，又因多次参加科举而登春官第。”此外没有更多记载。他的书旧本题名为《丛桂毛诗集解》，大概是以居所的堂名命名。书的开头是《学诗总说》，分为《作诗之理》《寓诗之乐》《读诗之法》三条；其次是《论诗总说》，分为《诗之世》《诗之次》《诗之序》《诗之体》《诗之派》五条；其余都依照章句和疏解，大体仿效吕祖谦《读诗记》，但文字意义较为浅显。原书三十卷。明代只有朱睦万卷堂藏有宋刻完整本，后来毁没在汴梁的水灾中。这个本子是孙承泽家抄藏的，只保存二十五卷。《周颂·清庙之什》以下部分，都已经脱佚。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此书为三十卷，注说：“缺。” 另外还著录《读诗总说》一卷，注作“存”。《读诗总说》如今没有见到流传的版本，但卷首的《学诗总说》《论诗总说》现在都在原目录三十卷之外，怀疑就是所谓的《读诗总说》。或者本来是一部书而被彝尊误分为两部，或者本是两部书而在传抄时误合为一部，这就无法考定了。△《诗缉》三十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代严粲撰。严粲字坦叔，邵武人，曾任清湘令。这部书以吕祖谦《读诗记》为主要依据，同时杂采各家学说加以阐明。旧说有不妥当的，就根据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例如论说《大雅》《小雅》的区别，特别认为二者是体制不同，比《诗序》所谓“政有大小”的说法更合乎道理。又如《邶风》的《柏舟》，旧说认为是贤人以柏舟自比，严粲则认为“柏舟”比喻国家，“汎汎”比喻没有人维持国家。《干旌》的“良马四之”“良马五之”，旧说认为是良马的数量，严粲则认为是乘良马的人有四五批，说明喜爱善人的人很多。《中谷有蓷》，旧说用蓷草被晒干来比喻夫妇相互遗弃，严粲则认为是因为水旱灾害使草木枯死，由此导致夫妇离散。凡是这类说法，都深得诗人的本意。至于音韵训诂的疑似之处，以及名物的异同，考证尤其精密。宋代说《诗》的人，与吕祖谦的书并称为善本，其他著作没有能够与它们并列的，这个评价确实不算虚妄。△《诗传遗说》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宋代朱鉴编。朱鉴有《朱文公易说》，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是理宗端平乙未年，朱鉴以承议郎代理知兴国军事时编成的。大概是因为重新刻印朱子《集传》，于是选取《文集》《语录》中所载、能够与《集传》相互发明的论《诗》言论，汇集编排起来，所以称为《遗说》。全书先是《纲领》，其次是《序辨》，再次是《六义》，接着是对《风》《雅》《颂》的论断，最后是《逸诗》《诗》谱以及叶韵的意义。用朱子的学说来阐明朱子尚未完成的义理，正如所编《易传》的体例。朱鉴《自序》中说：“先文公的《诗集传》，豫章、长沙、后山都有刻本，其中后山本校勘最精。只是初稿脱稿时，音韵训诂有些地方还不完备，刻版已经完成，不能再增补。想要另作补遗，始终没有完成。仍然使用旧版，修补成全书，补缀增订，时间一久将要漫漶。后来来到富川，利用处理郡事之余，便取出家藏本，重新加以订正，刻置于学宫。”等等。国朝宁波史荣撰写《风雅遗音》，根据朱鉴这篇《序》认为，今天《集传》中的音韵叶音，大多是朱鉴补缀的，并非朱子亲手定稿。他的说法似乎并非没有依据。这样看来，因为音韵叶音的问题而非难朱子，以及因为顾及朱子的缘故而曲意为吴棫的书加以回护，大概同样都是错误的。△《诗考》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代王应麟撰。王应麟有《周易郑康成注》，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是考订三家《诗》说的。《隋书·经籍志》说：“《齐诗》在魏代已经亡佚，《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然还存在，却没有传授它的人。”现在三家《诗》中只有《韩诗外传》还保存着，所谓《韩故》《韩内传》《韩说》也都亡佚了。王应麟检索各书中引用的内容，汇集编成一册，用来保存三家《诗》的逸文。又旁搜博考，编成《诗异字异义》和《逸诗》，附在书后。每一条都注明出处。所引用的《韩诗》较多，齐、鲁二家只有寥寥几条。大概是《韩诗》最后才亡佚，唐代以来注书的人引用它的说法较多。卷末另编《补遗》，用来拾取遗漏的内容。他搜集编录颇为勤勉专注。明代董斯张曾指出其中遗漏十九条。其中《子华子》“清风婉兮”一条，原本出自北宋伪书，不能说是王应麟疏漏。近来会稽范家相依据王应麟的书，撰成《三家诗拾遗》十卷。他所逐条辑录的内容，又有许多是董斯张没有搜集到的。他还摘出王应麟所录的《逸诗》，例如《楚辞》的《驾辨》、夏侯玄《辨乐论》的《网罟》《丰年》、《穆天子传》的《黄竹》、《吕氏春秋》的《燕燕》《破斧》以及葛天氏的《八阕》，《尚书大传》的《晳阳》《南阳》《初虑》《朱于》《苓落》《归来》《缦缦》，认为这些都是诸子著作中的杂说，而且不应收录殷以前所说的内容。这种看法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古书散佚，搜集很困难；后人接着前人的工作增补修订，比创始者做起来容易。王应麟开辟道路、艰苦创始，终究应当作为首创者受到推重。△《诗地理考》六卷（通行本） 宋代王应麟撰。这部书全部摘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前代儒者的说法，凡是涉及《诗》中地名的，都汇集编成一书。但这些材料都只是采录遗文，按次排列而不加判断，所以往往得失并存。例如《小雅·六月》第四章说：“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第五章说：“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这些地方在周代都属于西北方；镐、方在泾阳以外，焦获又在镐、方之外，而太原更在焦获之外。因此刘向疏解说，镐地相距千里，仍然认为它很远。孔颖达却引用郭璞《尔雅注》中池阳的瓠中来解释焦获。考察《汉书》，池阳属于左冯翊，而泾阳属于安定，不应当先到焦获，再到泾阳。又把太原解释为晋阳，这样就是玁狁从西边来，周军向东出兵，更加违背实际地理，王应麟却没有加以订正，实在是失误。又如《大雅·韩奕》第一章说“奕奕梁山”，第六章说“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应麟引用《汉志》所说的“夏阳之梁山”和《通典》所说的“同州韩城县，古韩国”，用来保存旧说。他又引用王肃“燕是北燕国”的说法，以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的说法，作为参考。却不知道汉代王符《潜夫论》说：“从前周宣王时有韩国，它的国土靠近燕国，后来迁居到海中。”《水经注》也说：“高梁水的源头在戾陵堰接受酅水，水的北面有梁山。”这样看来，王肃的说法确实有明确证据。王应麟两方面都保留，也就失于不作判断。然而，像《驺虞》一篇，毛《传》说是“仁兽”，贾谊《新书》却说“驺，是天子的苑囿”。“俟我于著”，毛《传》说“门屏之间叫作著”，《汉志》却认为是济南的著县。“滮池北流”，毛《传》说“滮，是水流的样子”，《水经注》却记有滮池水，《十道志》也称它为圣女泉。兼采这些不同的传闻，也有助于考证。又如《二子乘舟》，引用《左传》“盗待于莘”的说法；秦穆公的“三良”，引用《括地志》“坟墓在雍县”的记载：这些在经文中都没有明文记载，却因相关事迹而保存了这些人的事迹。而且征引广博详备，确实是研究《诗》的人应当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