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四 子部四

译卷九十四　子部四 ○儒家类四 △《御定资政要览》三卷，《后序》一卷。顺治十二年世祖章皇帝亲自撰写。全书共三十章，分别是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夫道、妇道、友道、体仁、弘义、敦礼、察微、昭信、知人、厚生、教化、俭德、迁善、务学、重农、睦亲、积善、爱民、慈幼、养生、惩忿、窒欲、履谦、谨言、慎行、爱物。每篇都有笺注，也都是皇帝亲自撰写的。体例虽然仿效周、秦诸子，但融会铸造古代典籍，阐发为圣人训谟。义理一概本于经书，法则和鉴戒则兼取史书。全书主旨是阐明修身、齐家的道理，又多是对群臣和百姓说的。考察《尧典》说：“使百姓受到治理和辨明，百姓就会明白通达；协调各邦，百姓就会改变风俗而和睦兴盛。”《说命》又说：“上天聪明，圣人应时取法；臣下恭敬顺从，百姓也跟随而行。”大概治理天下，不过就是治理臣民罢了。假使百官都能修养自身、整饬品行，恪守职责；万民都能讲求谦让、效法仁德，使风俗更加淳厚，那么唐、虞以及三代的政治也不过如此。明朝末年，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上层兴起谗言妄说，下层产生奸邪盗乱，风气日益偷薄，人心败坏，国运也随之衰败，天命于是终结。世祖章皇帝以夏、殷为鉴，深知前朝覆败的原因，所以反复郑重地发布诰诫，亲自撰写这部书，使朝廷内外都知道应当受到激励和劝勉，共同达到太平。御题书名为《资政要览》，可见澄清官府事务、敦厚崇重世道人教，是保全国家的紧要事务，圣人的心意已经显现在文字中了。应当把它流传万年，聪明地听取并恭敬地遵守。△《圣谕广训》一卷。谨按，《圣谕》十六条，是圣祖仁皇帝颁布的。《广训》有一万多字，是世宗宪皇帝推演阐释圣人训谟，用来垂范后世的著作。考察虞代，舜任命契为司徒，恭敬地施行五教，当时一定有诰诫文字，只是现在已经散佚，无法考察。按照《周礼》，州长在正月初一的吉日召集本州百姓，宣读法令，以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才能并加以劝勉，纠正他们的过失和罪恶并加以告诫。又如族师，每月初一召集族人宣读教法，登记其中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亲族、协调婚姻以及有学问的人。这些制度如今也没有流传下来。然而圣明的帝王承担君主和老师的职责，启发教导愚昧之人，必定反复郑重地告诫，并用文告加以申明，那么这种制度的条文显然是可以考察的。因此《尚书》称赞皇极的宣示之言，说它是常法、是训诫，也是上帝的训诫。只是历代以来，像家训、世范之类，大多是儒者私下教导一家人的著作；像《琴堂谕俗编》之类，也只是地方长官在一县自行施行。很少听说深宫之中亲自挥笔，为普通男女特别撰写一部书。只有明太祖所著《资治通训》等书，完整收载于《永乐大典》中，但其中义理有的并不纯正，文辞有的也不典雅，后世也没有加以称述。伟大的圣祖仁皇帝体察上天启迪下民的心意，亲自挥笔，向亿万百姓昭示典范。世宗宪皇帝又恭敬承接这种警醒世人的旨意，郑重地加以申明，使家家户户都能弦歌诵读。圣人的训谟，文字简约而意义宏大，概括为十六句话并不算少，推演成一万多字也不算多。直到今天，每月初一、十五宣读时，士人和百姓都肃静聆听，人人都容易明白、容易遵从，但即使读到白头，也不能穷尽其中的深意。这确实就是所谓一经说出，便足以世世代代成为天下法则的话。△《庭训格言》一卷。雍正八年，世宗宪皇帝追述圣祖仁皇帝的亲口训言，亲自记录编成此书。全书共二百四十六则，都是实录中圣人训言没有记载的内容。世宗宪皇帝极其孝顺，承受圣祖的慈颜，特别蒙受宠爱眷顾。在宫中问安省视的闲暇，圣祖从容温和地加以训谕，所作指示格外详尽；而世宗的帝王德行与圣祖相合，内心默契相通，听受这些训言也能独自领会其深意。因此他整理阐释旧日听闻，编纂成珍贵篇帙，阐发皇极之道，与六经并列。考察从三皇、五帝直到禹、汤、文王、武王，他们散佚的文字和遗留下来的教诲，散见于周、秦诸书中，但记载往往失实，纯正与瑕疵相互杂糅。所以司马迁说，百家所称述的黄帝，其文字并不雅正驯顺。大概是那些人的见识不足以认识圣人，因此所记述的内容不能完全符合圣人的本旨。这部书用圣人的笔记录圣人的言语，传述已经得到精微之处；又是圣人亲自从圣人那里听闻而来，传授接受尤其亲切。流传万世之后，本来应当与《典》《谟》《训》《诰》一样，成为昭示法则、守持规范的经典。△《御制日知荟说》四卷。乾隆元年，皇帝从旧有的各种体裁文章中删取精要，得到二百六十则，厘定为四卷。第一卷论述帝王治理教化的要领，第二卷论述天人性命的旨趣，第三卷论述礼乐法度的作用，第四卷论述古今成败得失的事迹。考察三代以前，帝王的训诫大多散见于诸子百家之中，真伪相杂，不能全部作为依据。《汉书》所记载的黄帝以下各篇篇目，班固已经注明是后人依托之作，也不足以凭信。只有其中所载高帝八篇、文帝十二篇，是帝王御制著作被著录为儒家书籍的开端，但现在这些书已经失传。然而高帝在战争讨伐之后，施政兼用霸术；文帝崇尚清静之学，源自道家，他们的文辞未必全都纯正。书籍久已散佚，或许就是这个缘故吧？梁元帝的《金楼子》，体裁属于说部一类，又低了一个层次。文人著作，不过极力铺陈华丽辞藻罢了；帝王之学，则必定归结于传授心法的根本义理。儒生所作的论说，不过高谈性命罢了；帝王之学，则必定要以治理天下的实际功业来验证。因此，必须具备圣人的德行、居于天子的地位，然后所说的话才可以成为经典，足以垂范万世。当今皇上天资聪颖，远超众人，对经典典籍更加勤勉，整理阐释旧日见闻，发挥新近所得。所谓“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百姓确立性命，为先圣继承已经断绝的学术，为万世开创太平”，在这部书中全都具备。直到今天，天下太和融洽，长期的教化已经成功；皇上具有周公“无逸”、孔子“作所”那样的用心，与上天运行一样永不停息。各种制度修治清明，天下八方都受到砥砺，天子的声威显赫远播，这尤其是史册中罕有记载的盛况。难道不是因为内圣外王的道理、文治武功的根源，皇上早已一一掌握了其中的关键吗？臣等校勘编录这部宏大的著作，反复跪读，敬佩圣学的高深，也更加知道圣功是有其根源的。△《御定内则衍义》十六卷。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亲自审定。

译书首冠有御制序文和恭进皇太后的表文。以《礼记·内则篇》为根本，援引经史诸书来相互证明并推演阐发。全书分为八纲、三十二个子目。第一是孝之道，分为侍奉舅姑、侍奉父母两个子目。第二是敬之道，分为侍奉丈夫、劝勉学习、辅助忠诚、赞助廉洁、尊重贤者五个子目。第三是教之道，分为教育子女、勉励学习、训导忠诚三个子目。第四是礼之道，分为恭敬祭祀、整肃家政、应对变故、守持贞节、殉守节义、端正爱好风尚、崇尚俭约、谨慎言语、慎重仪容九个子目。第五是让之道，分为崇尚谦退、和睦妯娌、亲睦宗族、对待外戚四个子目。第六是慈之道，分为推及下人、慈爱幼小、敦厚仁德、爱护百姓、宽宥过错五个子目。第七是勤之道，分为女工、饮食两个子目。第八是学之道，分为喜好学习、著书两个子目。考察古代西周盛治时期，教化从宫廷内廷兴起。《周南》以《关雎》开篇，接着《桃夭》《汉广》使民间风气大为改变；《召南》以《鹊巢》开篇，接着《采蘋》《采蘩》充分体现礼教。大概先端正家庭，天下才会端正；天下各家都端正，风俗才会淳厚美好，百姓和万物才会安泰太平。因此先王治理天下，必定以宫廷内政为根本。这部编书出自圣上的裁定，又经过皇太后的审阅。它端正人伦的根本，以掌握风俗教化的源头；疏通经义，使人知道应当遵循什么；引用史事，使人有所效法和戒惧。用它来整治、阐明妇女教育，永远树立典范；与丰镐开创基业时的政治相比，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班昭《女诫》以下的著作，不过是微弱如火星的光明，又哪里足以仰望比拟日月呢？△《御定孝经衍义》一百卷。谨按，此书是顺治十三年奉诏修撰的，到康熙二十一年完成。圣祖仁皇帝亲自审定，撰写序文并颁行。体例完全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卷首冠有《衍经之序》《述经之旨》两篇，不计入卷数。接着推演“至德”的意义，以五常分为五个子目；又推演“要道”的意义，以五伦分为五个子目。接着推演“教所由生”的意义，以礼、乐、政、刑分为四个子目。然后论天子的孝，以爱亲、敬亲为纲：爱亲分十二个子目，敬亲分十四个子目。再论诸侯之孝，分四个子目；卿大夫之孝，分五个子目；士之孝，分四个子目；庶人之孝，分三个子目。各部分也都以爱亲、敬亲作为首尾，最后以“大顺”的征验结束。全书主旨是从一心一理推展开来，贯通一切事物；由上而下，先笃行近处，再推举远处，源流、本末无不包罗，其中对天子的孝推演尤其详尽。凡例说，经书以“先王”开端，是明确为统治天下的天子陈述孝道。这确实得到了孔子、曾子的传授本旨。真德秀《大学衍义》只讲到修身、齐家为止，治理天下、使天下太平的内容要等邱濬才加以补充，因此不如这部书体用兼备。孝治的渊源、圣人功业的继承发扬，其关键大概全都具备于此书之中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御纂性理精义》十二卷。康熙五十六年圣祖仁皇帝亲自审定。起初，朱子门人陈淳撰写《性理字义》，熊刚大又撰写《性理群书》，性理这一名称由此产生。明永乐年间，于是命胡广等人杂录宋代儒者的言论。他们拼凑编成一部书，名为《性理大全书》，与《五经四书大全》一同颁行天下，列入学校官学的教材。然而胡广等人才能低下，却滥居编纂之职；他们编纂的《五经四书大全》还抄袭坊间刊刻的讲章，篡改姓名，勉强充数成卷。（详情见各书条下。）《性理大全书》尤其庞杂割裂，只把数量多当作可贵，完全没有体裁。我圣祖仁皇帝承接唐、虞的治统，契合孔、孟的心传，以六经为根本，权衡诸子百家。对于宋代儒者的论著，无论其见道有深有浅、立言有纯有驳，都一一考察，连细微幽暗之处也明察无遗。圣祖认为胡广等人编纂的书只是徒然博取讲学的名声，不过是随声附和，内容支离、冗碎，贻误后人，于是命大学士李光地等人刊正此书，又亲自加以厘定。像蔡沈《洪范数》一类的书，既斥责它以防止僭拟；附录的诗赋一类，也删去以戒除浮华文辞。其余各门，都精心淘汰、严格收录，十份中取一份。卷帙虽然比从前减少，但义理内涵宏大深厚，裁取辨别精密；与原书相比，正如司空图所说，是从矿石中炼出黄金。各种说法纷乱，归依圣人加以裁断，难道不是这样吗？△《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亲自审定。南宋各位儒者喜欢编写语录，论卷帙的丰富，没有超过朱子的。咸淳年间，黎靖德删去重复内容，编成一集，仍有一百四十卷。南宋文集数量之多，也没有超过周必大、杨万里、陆游，而《晦菴大全集》的卷帙也与它们相当。这些记载出自许多人之手，编次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因此有的按个人意思润色，难免失真；有的把臆测之说托名于朱子，完全没有根据。即使确实得自老师传说的内容，其中早年和晚年的见解也各有不同，前后异同之处，往往相互矛盾。儒者追求博闻，又笃信朱子的名望，于是不探究其源头，不追问其后果，常常执取其中一句话，把它奉若六经，反而使朱子的本旨被尊崇朱子的人搅乱。考察《朱子语录》，其中说孔门诸弟子留下《家语》，至今仍成为弊病，遗憾的是选择得不精。那么读朱子著作的人不辨真伪是非，随声附和，又难道是朱子的本意吗？圣祖仁皇帝表彰朱子之学，而圣明的鉴识高深，独能洞察语录、文集的得失，于是特意诏令大学士李光地等人，淘汰芜杂，保存精粹，按类别编排，分为十九门。黄金经过冶炼而质地纯粹，美玉经过雕琢而瑕疵去除。读朱子著作的人把这部编书奉为指南，大概就可以不被众多歧路迷惑了。△《御定执中成宪》八卷。雍正六年春，世宗宪皇帝下诏撰写。

译雍正十三年夏，书编成后进呈。蒙皇上裁定，下令交武英殿校勘刊刻。乾隆三年完成，皇帝撰写序文并颁行。前四卷记录帝尧以来直到明孝宗的嘉言善政，后四卷都是唐、虞以来直到明代诸臣有益于治道的论说。其中有的深奥旨意尚未显明，疑难意义尚未说明，就用皇帝的论说加以折衷，阐发其中的义理，评断是非。过去孔子删定《尚书》，从唐、虞开始，首先著明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后来历代相继推演，各有发明。皇帝亲撰的书，只有唐代《帝范》陈述得失最为详尽；官府编撰的书，只有明代《君鉴》逐条列举事迹最为详细。然而《帝范》颇杂有其他学说，文辞和意义有时不够深厚纯正；《君鉴》旁采诸书，义例也很冗杂。至于宋代《洪范政鉴》，把焦赣、京房的学说附会到周武王、箕子的文字上，更加背离了根本。大概圣人的道统，只有圣人才能传承；圣人的治国方法，也只有圣人才能阐述，不是勉强所能达到的。我世宗宪皇帝的圣德神功，上可超越三代以前，阐明帝王之学，论定这部书。淘汰驳杂而保存精华，删去繁琐而选取要旨，凡是遗文旧籍，一经皇帝持衡选择，就都成为典、谟一类的经典。这就如同虞帝传授心法，亲自阐明执守中道的道理；又如殷宗研习经典，自述成法作为鉴戒。即使百篇文字经过洙泗孔门裁定，又怎么能超过这部书呢？把家法传给后世，以巩固万世的大业根基，难道是偶然的吗？△《御览经史讲义》三十一卷。乾隆十四年奉诏编纂。考察讲义这一文体的写作，南宋最为盛行。解说经书的，如袁燮《毛诗讲义》一类；评论史事的，如曹彦约《经幄管见》一类，都是在经筵上陈述的。轮流进呈皇帝的，称为“故事”；李曾伯《可斋杂稿》、孙梦观《雪窗集》中都有这类文章。这种文体先征引古书，后附列自己的论断，以阐发义理、评议是非为主。它同讲义那种依循原文铺陈演说的体例，形式上略有不同；但都是借古人的义理来抒发自己的见解，宗旨是一样的。我皇上深入圣贤之道，又能俯察近臣的言论；其圣德如海岳般高深，连微小的意见也不遗漏。乾隆二年，特地下诏命翰林、詹事、六科、十三道诸臣轮流进呈讲义。有的标举经文，下面列出先儒的义疏，再阐明其中的义理；有的节选史事，下面列出先儒的评论，再辨析其中的得失，大体仿照宋人的旧例。对陈述中合乎义理的，皇上以温和的诏谕嘉许勉励；有的立论不当，便召来面对面开示，命其重新修订后进呈。这种事在宋代还从未听说过。难道不是前代帝王只是遵循旧制，而我皇上已经先行登上圣道的彼岸，足以折中调和各家言论吗？稿件积累得多了，于是下令大学士蒋溥等编成这部书，并把皇上训谕后修改定稿的内容恭敬地抄录在卷首。总之，无论君臣之间怎样应答议论，都无不是圣上裁成教导的结果；而诸臣如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所得的见解，能够仰蒙皇上采纳选择，并得以流传万世，更是非同寻常的荣幸。△《正学隅见述》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宏撰撰写。王宏撰另有《周易筮述》，已经著录。此书围绕周子“无极”的学说展开：陆九渊在前代对此提出争论，朱子的“格物”学说又被王守仁在后来排斥。诸儒聚集争辩，数百年仍未停止。大体说来，尊崇朱子的人就完全斥责陆九渊、王守仁为错误，尊崇陆九渊、王守仁的人就完全斥责朱子荒谬，始终没有能够公平判断是非的人。王宏撰写此书，认为“格物”之说应当以朱子所注为正确，“无极”之说则应当以陆九渊所辨析的为正确。他的立论相当平允。书中虽然逐一引用各家学说互相诘难，但言辞语气都极其平和。凡是崇尚朱氏之学的人，都说明朝的祸乱是由于学术不正，首倡祸端的人是王阳明；崇尚陆氏之学的人，则说“无极”二字出自老子，是周子确凿的剽窃罪证之类。王宏撰都认为这些说法过分。他说：“我一向信奉朱子，只是在无极、太极的学说上略有不同。实在不敢把内心不安的地方，仅仅抄袭雷同，去做自欺欺人的事情。”这也不同于那些喜欢故意提出异论的人了。△《思辨录辑要》三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世仪撰写。陆世仪字道成，号桴亭，太仓人。《江南通志》把他列在《儒林传》中。这部书是根据他给老师朋友的札记、问答，以及平生所听闻和见到的事情编成的。陆仪的封姓门人张伯行认为其中繁杂冗余，便分类编排，所以题名为《辑要》，说明这不是陆世仪的完整著作。全书分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十四门。陆世仪的学问主张敦厚地遵守礼法，不空谈诚敬的宗旨；主张实行实际的政务，不空做心性方面的功夫。在近代各家讲学者中，他最为笃实。因此他说：“天下没有讲学的人，这是世道衰败；天下都是讲学的人，也同样是世道衰败。嘉、隆年间，书院遍布天下，呼朋引类，动不动就有上千人；追随声势、附和风气，荒废时间，耽误事务。甚至有人借此来实行自己的私欲。这就是所谓处士横加议论。又说：现在应当学习的，实在不只是六艺，像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都切合经世之用，不可不讲。庸俗的儒生不懂内圣外王的学问，只是高谈性命之理，对社会毫无补益。所以才招来迂腐笨拙的讥评。”他的话都深切明白，足以针砭浮夸自大的弊病。不过其中如《修齐》类中一定要实行区田制，《治平》类中一定要实行井田、封建，也不免有迂阔的失误。但其基本内容已经切合日常实际，仍不失为有益的言论。只是张伯行的意图在于贪多求全，往往连杂乱的枝条也不加删削，甚至像“头容直”一条、《王周臣书屋警语》一条之类，前后重复出现，也失于删除。假如能够选取其中的精华，淘汰旁枝蔓节，就会更加精纯完善了。△《双桥随笔》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周召撰写。周召字公右，号拙菴，衢州人。康熙初年，任陕西凤县知县。这部书是他在甲寅、乙卯年间，适逢耿精忠发动叛乱，躲避兵乱居住山中时写成的。“双桥”就是他在山中居住的地方。卷首题作《受书堂集》，而把《双桥随笔》作为子目，大概是全书中的一种吧？书前有自序，说这是老生常谈，确实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地方；但所谓药石之言，本来是用来针砭后辈的，与世事无关。他自己所夸耀的，是说全书的大意在于信奉正道而不信邪说，侍奉人而不侍奉鬼神，谈论义理而不谈论术数，崇尚实际而不崇尚虚浮；私下认为这是独立的见解，就像砥柱立在急流中一样，等等。虽然自我夸耀似乎太过，但所说的都崇尚礼教、斥责异端，对于明末士大夫表面尊崇儒学、暗中信奉佛教以及空谈性命之理的弊病，尤其说得深切；对于人心和风俗，也颇有补益。只是他的随笔式记录，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难免重复而冗长散漫。又正逢寇乱，流离奔走，也难免有激愤的言辞。这说明他的学问还不够纯粹。△《读朱随笔》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写。陆陇其另有《读礼志疑》，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阅读《朱子大全集》时，摘取自己的心得，随手记录下来的。对于正集二十九卷以前那些诗、赋、札子等人们都熟知的内容，便不再置论；从正集第三十卷起到别集第五卷为止，则摘录其中的精深内容，分条编纂，并各自加上案语加以申说。此书起初没有刻本，康熙戊子年，仪封张伯行从陆陇其的女婿曹宗柱那里索取到稿本，因而在福州刊刻发行。陆陇其的学问完全以朱子为宗，在近代儒者中最称醇正。这部书的主旨尤其在于排斥异说，以辅助朱子。因此对于儒学与佛学相互出入的辨析，以及金谿、姚江学派混淆不清的弊病，凡是朱子书中涉及这些义理的，无不节取出来加以阐明。他剖析疑似之处，分别异同，相当亲切细致。其他即使是一字一句，也多能潜心体察，深入了解其中用意的所以然。总之，他对于朱子的著作确实能够融会贯通，而不是只把口耳相传、死记诵读当作事情。虽然这些不过是一时写在书页前后的题识文字，本来并非有意著书，但他一生学问的着力所在，也大体可以看出来了。△《三鱼堂賸言》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陆陇其撰写。原名《日抄》，都是平时札记的文字，尚未分列门目。他的外甥金山人陈济将其编排成书。虽然也没有设置标题，但推求其编排体例，可以看出：第一卷至第四卷都是讲说五经；第五、六卷都是讲说四书，并附有《太极图说》《近思录》《小学》数条；第七、八卷都是讨论诸儒的得失；第九卷至第十二卷都是讲说子书、史籍，其中也间或议论杂事。从前朱子广泛通晓群书，对于古今事物，一一追究其原委，并明确辨别是非，所以凡是他的考订评论，大都有根据。陆陇其传承朱子之学，是国朝醇儒中的第一人。这部书只是他的余绪，但对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度数，一一考察精确到如此程度。凡是汉代注、唐代疏这些讲学诸家不谈的内容，他也都深入思考、探索，取舍采录很多。由此可知，一个时代的通儒，他的立论有本有末，必定不会空谈诚敬，抛弃诗书，却自称获得了圣贤的心法。他对于朱子与陆九渊的异同，并非不能委婉详尽地说明、剖析疑似；但言辞语气平和，使人自己领会，也从未坚决划分壁垒，以辱骂责难相争。大概诸儒所得浅薄，所以争夺名目而实际不足；陆陇其所得深厚，所以致力于实际而绰有余裕。观察这部编书，就可以看出他的造诣了。△《松阳抄存》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写。这部书是他任灵寿知县时，利用处理文书的空闲，取自己编纂的《问学录》《日记》两书，摘录其中切要的言论，编成一书，用来给学者阅读。灵寿是古代松阳之地，所以取名《松阳抄存》。原本共有七十八条，仪封张伯行曾为它刻版，删去与《问学录》重复的内容，只保留二十八条，大大违背了陆陇其的本意。这个本子刊刻于乾隆辛未年，是金山杨开基重新编定的，分为道体、为学、处事、教学、辨学术、观圣贤六门。仍把原来的第几条注明在各条下面，以保存旧貌，另外又在后面附记自己的见解。前面有杨开基的序，说《问学录》是陆陇其中年的著作，此书是他晚年亲自定稿的书，并极力论述张伯行删节本的错误。又有陆陇其孙子申宪的跋，也说张伯行刻印陆陇其遗书四种，只有《读礼志疑》《读朱随笔》是足本，这部书和《问学录》都删节失真。△《榕村语录》三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写。李光地另有《周易观彖》，已经著录。这部书由他的门人徐用锡及其孙清植编纂。其中有李光地亲自记录的，也有子弟、门人记录的，各自在有关条目后注明。卷首为经书总论；讨论四书的为八卷，讨论《易》《书》《诗》、三礼、《春秋》《孝经》的为九卷；讨论六子、诸儒和诸子道统的为三卷；讨论史事的为一卷，讨论历代的为一卷，讨论学问的为二卷，讨论性命、理气的为二卷；讨论治道的为二卷，讨论诗文的为二卷，韵学附在其中。李光地对于律吕、算术都曾用心研究，但这部书一字未载，难道是因为这些内容另立专门，是儒者应当知道而不是儒者当务之急的吗？还是律吕只传授给王兰生，算术只传授给魏廷珍，而清植等没有听闻呢？李光地的学问源于朱子，但能够从心里体会他的本意，并有所变通，所以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他解释经书兼取汉、唐诸家的说法，讲论学问也酌情采纳陆、王的义理；至于其中是非得失之间虽相差极细却关系极大的地方，则辨析得非常明白，往往一句话就能解决疑似之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与那些结党同异、互相攻伐的人相比，有些斥责姚江学派的人没有一个字不加以排斥诋毁，有些攻击紫阳学派的人没有一句话不带讥讽嘲笑，他们之间的差距简直无法用道路里程来计算。大概学问越深，见识就越坚定，内心也越平和，本来就应当同那些只随声附和、相互争斗的人大不相同。△《读书偶记》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雷鋐撰写。雷鋐字贯一，宁化人。雍正癸丑进士。官做到副都御史。这部书是他的读书札记。全书大旨只是以朱子为宗，但能够不争门户。比如第一卷有一条说：“古人的心最平正，像孟子说伯夷、惠施偏狭和不恭敬，君子不走他们的道路，却又说他们是百世之师，就是这样。后世如陆子静、王阳明、陈白沙，评论学术的人一定要辨别他们，说他们不是孔子、孟子、程子、朱子的正统。可是他们砥砺节操、磨炼品行，用来针砭卑鄙庸俗的人，不也可以成为百世之师吗？”他的立论特别平正。与各家讲学者相比，很是笃实而不讲空泛客套。书中谈《易》的内容将近一半，大多依据李光地；谈礼的内容大多依据方苞。一位是他的乡里前辈，一位是他的授业老师。书中记载方苞驳斥苏轼的一条，引用《曾子问》和《檀弓》中曾申的事，说父母健在并不妨碍学习丧礼。清初汪琬与阎若璩因为礼学问题争论并互相斥责，汪琬据此攻击阎若璩，阎若璩又引用此事反驳汪琬，事情的始末在阎若璩《潜邱札记》中记载得很完整。方苞大概只是偶然转述旧文，雷鋐却误以为是老师的学说；大概在雷鋐在世时，《潜邱札记》还没有刊行，所以他没有看到。只是“太极”一图，经过先儒阐发，已经没有什么剩余的意义了，却还绘图著说，连篇累牍地说个不停，实在是枝蔓繁多。人的事情近在眼前，天道则遥远；日月五星都有形体，可以看见。儒者所讨论的内容，自以为精微，若由推步家实际测验，其中不合之处本来就很多，何况还要臆测天地形成以前的事情呢？这就是不免受旧习气影响罢了。──以上“儒家类”共一百十二部，一千六百九十四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案：八儒、三墨，见于《荀子》；“非十二子”也见于《荀子》，这就是儒术内部争论的开始。到了宋代，门户分判得很厉害，彼此仇视接连不断，学者各自尊崇自己的学说，争斗不休，竟持续了四五百年。期间兴衰更替，不知有多少，其中最著名的，只有新安、金谿两宗而已。明代的河东一派，承接朱子学说的余波；姚江一派，则煽动陆氏学说的余烬。其余各派千变万化，总在这两者之间出入。学术传承的脉络，一一都可以考察。因此王圻《续文献通考》对儒家各书，分别按学派分类，以显示区别。然而儒者的弊病，没有比门户之见更大的。后人评论定论，应当使各家归于平允。王圻仍然用门户来限制它们，这简直是在率领天下人争斗，对于学问有什么益处呢？现在保存著录的书，只按时代先后排列，不追问它们出自哪一家，只要求不违背孔子、孟子的宗旨罢了。各自尊崇一个承继小宗的支派，却把大宗置之不问，这哪里是懂得学问的本源呢！）

译卷九十五 子部五 ○儒家类存目一 △《孔子家语注》八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何孟春撰写。何孟春另有《何文简疏议》，已经著录。古本《家语》早已散佚，今本《家语》出自王肃之手，其注也由王肃撰写。名义上是给古书作注，实际上是王肃自注。所以在各家版本中，它还算较好。但明代很少流传。直到崇祯末年，毛晋才得到北宋本并加以刊刻。因此在崇祯以前，明代人没有见过旧本。何孟春认为元代王广谋所作《家语注》浅陋荒谬，而且正文也有很多遗漏，于是撰写了这部注。他的考订、补缀并非没有功劳，但由于没有见到王肃的注本，所以也难免有凭臆测度之处。他的序说今本不同于唐代本，未必不是王广谋荒谬庸陋、擅自有所删削；这个说法近于合理。然而近来重刊何孟春注本的人，因为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家语》二十七卷”条下有“不见于今本《家语》”之类的话，便说唐代以前的本子已经不同，哪里知道何孟春所依据的不是古本呢？考察颜师古只是说唐代的《家语》不是古代的《家语》，并没有说当时另有一种古《家语》。《隋志》载《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注；梁代有《家语》二卷，为魏博士张融所撰，已经亡佚；《旧唐书·经籍志》载《孔子家语》十卷，王肃注，《新唐书·艺文志》也相同。何孟春怎么可能得到古《家语》呢？这只是借古本来作说辞，并不是确实可靠的论断。至于近本校补何孟春本的缺漏错误，共有数百条，而且引据精确，那么何孟春这部注的错误和遗漏，也就可以知道了。△《家语正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写。姜兆锡另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列出《至圣年表正讹》，其中四十四篇的次序，则依照葛鼐本。把《正论》和《三问礼篇》编为第九卷，把《本姓终记》和《七十二弟子篇》编为第十卷。考察明代毛晋汲古阁本的自跋，说他起初从吴兴商人那里得到一册，是北宋版王肃注本，可惜从第二卷第十六叶以前都已被虫蛀坏；后来又从锡山酒家得到一函，也是宋刻王氏注本，缺失的只有最后两卷。于是赶紧请善于书写的人一人补写开头，一人补写结尾，两册俨然成为一对璧玉。即使未必是孔子旧堂墙壁中的原物，也已经没有失去王肃本注的面貌。这就是汲古阁刊本，它的篇目次序全都沿袭王本旧貌。即使徐<火勃>家的宋本《家语》，也只同毛本略有不同，并没有说卷目次序有所改动。姜兆锡却依据万鼐本，擅自扰乱旧有次序，实在过于大胆地改变古本。他的训释也像俗浅的讲章体例，不足以用作考证。△《孔丛子正义》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写。此书就是世间流传的《孔丛子》，删去了《连丛子》上、下篇，又删去了《小尔雅》《诘墨》二篇，只把记载孔氏言行的内容编成五卷。每条下面大略仿照《诗序》的体例，注说“这是解释某种义理的”，称为《正义》。其中偶尔有考订之处，例如把“纳于大麓”解释为“纳于大录”；“万机之政”则沿用旧说，又引用蔡沈的传来驳斥它。其他凡是引用经书而与宋儒传注不合的，一概称为“断章”。这未免是拘泥偏执的见解。至于子顺游说赵王，使他把尸体归还齐国，以及帮助嫪毐保存魏国等事，姜兆锡也颇为怀疑，但往往曲意为这些说法辩护，不肯最终斥为假托。△《曾子全书》三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曾承业编。曾承业是曾子第六十二代孙，序中称为博士，大概是承袭此职的宗子。考宋代汪晫曾辑录《曾子》一卷，分为十二篇，割裂增补，已经不是唐代以来的旧本。此书又把《主言》一篇分为卷一，把《修身》《事父母》《制言》上、中、下篇、《疾病》《天圆》七篇编为卷二，把《本孝》《立孝》《大孝》三篇编为卷三。与王应麟《玉海》所说的今存十篇不同；王应麟说从《修身》到《天圆》都见于《大戴礼》，此书又多出《主言》一篇，篇章的分合也大不相同。不知道它依据的是什么，大概也是凭主观意图编成的。△《忠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汉代马融撰、郑玄注。书中文字仿照《孝经》，分为十八章，经文和注语好像出自同一人之手。考察马融所撰述的著作，已完整载于《后汉书·本传》；郑玄所作的训释，载于郑玄《志目录》，尤其详细。所谓《孝经注》托名郑玄，刘知几尚且设置十二条证据来辨别，其文字完整载于《唐会要》，哪里会有所谓《忠经注》呢！《隋志》《唐志》都没有著录，《崇文总目》才开始列出它的名称，因此它是宋代伪书，几乎毫无疑问。《玉海》引用宋代《两朝志》，记载有海鹏的《忠经》。这样看来，此书本来确有撰写人，原本并非伪造；后人却假题马融、郑玄之名，掩盖它的本名，反而使真本变成了伪书。△《女孝经》一卷（内府藏本） 唐代郑氏撰写。郑氏是朝散郎侯莫陈邈的妻子。侯莫陈是三个字的复姓。书前载有进书表，称她的侄女策为永王妃，因此写此书来劝诫她。《唐书·艺文志》没有记载，《宋史·艺文志》才开始记载。宣和《书谱》记载，孟昶在位时有石恪所画的《女孝经》图像八幅，可见到五代时此书才盛行于世。此书仿照《孝经》分为十八章，每章开头都假托班大家的名义立论。进书表所说“不敢自专”，因此以班大家作为主要的著述者，文意非常明白。陈振孙《书录解题》竟直接认为是班昭所撰，错误得太厉害了。△《千秋金鉴录》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译旧本题为唐代张九龄撰。根据王士祯《皇华纪闻》所说：隆庆年间，曲江刻印张文献的《千秋金鉴录》一卷，又伪造序文和奏表。平湖人陆世楷任南雄守时，写文章辨明此事。这类荒谬伪作，凡是稍微识字而懂得道理的人都不肯去做；可是粤中新刻的《曲江文集》竟把它收入其中，所以孝山说应当赶快烧掉此书、砸碎它的刻版等等。如今这部书序中所说“不是我的子孙不得记录，不是人而传播必遭刑宪；学习的，穿素衣的人可以上达，不学习的，穿赭衣的人也可以成为白士；本录要到一千年以后才允许流传”等语句，都与陆世楷所指斥驳斥的内容相合。王士祯又说，另有《金鉴录》一册，是嘉靖年间张文献的后裔张希祖所撰。康熙甲辰年，曲江县令凌作圣重刊。王士祯摘出的荒谬无稽之处，例如说安禄山是野猪之精，史思明是翮鸟之精，杨贵妃是白鹇之精；又说立子旦为相王、武后太子，后来先成为中宗，皇后废黜他，又给他改名为哲宗；还说蜀州司户杨元琬的女儿成为上子寿王妃，今上宠爱她，赐名杨贵妃，以及“宫室未委肃宗也”等话，如今也全都在这部录中。这样看来，两种本子大体上也是相同的。末后一章预先编造谶语，说到狄青等人，更加妖妄荒诞。这是粗略认识字义却不通晓文章义理的人所作，本来不值得保存。只是因为它出自张九龄的子孙，恐怕会迷惑世俗，所以保存下来加以驳斥，使它不再惑乱众人的听闻。△《渔樵对问》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为宋代邵子撰，晁公武《读书志》又说是张子、刘安所作，《上集》中也有记载。这三人的时代相互接近，不详究竟是谁所作。此书假设问答，以阐明义理。书中所说“有温泉而没有寒火”，杨慎《丹铅录》曾引用葛洪《抱朴子》中的萧邱寒焰来驳斥它。却不知道儒者谈论义理，只是讨论通常的情形罢了。即使偶尔有不同的情形，即使确实存在，也不足以作为依据。拿松柏来断言冬天不会肃杀，拿靡草来断言夏天不会茂盛生长，这就是拘泥一隅的见解。况且萧邱谁能亲眼见到，葛洪又从哪里知道呢？摘取百家著作中迂曲怪诞的话，来勉强相互诘难，那么道经、佛典以及超出义理范围的事情也有很多，难道可以拿来作为证据吗？至于“天依靠什么”，回答说“依靠地”。“地附着在什么上面”，回答说“附着在天上”。“天地依靠什么、附着什么”，回答说“彼此相互依靠、相互附着”这一条，杨慎也加以驳斥。然而地处在天之中，由大气包围并托举着它，所以不会坠落。蛋黄、浮囊和豆子的比喻，说明得十分明白，这就是相互依靠、相互附着的明确证据。杨慎不懂历法术数，所以提出疑问；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指责此书的理由。不过书中所论，大多是人们习见的言谈。也可能是后人摘取它的绪论编成的，例如《二程遗书》难道不全是口授的吗？△《太极图分解》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天一阁书目》说是罗鹤撰写，然而书中自称罗鹗，所以名字应是“鹗”而不是“鹤”。考《江西通志》，罗鹗是宜黄人，嘉靖辛酉年举人，官至思南府同知，应当就是此人，范氏把“鹗”误作“鹤”了。（按：嘉靖年间另有罗鹤，泰和人；他所注的《应菴任意录》，详见杂家类本条之下。）此书列出周子的《太极图说》和朱子的注解，又申述陆九渊的学说来加以驳斥。按圣人创立教化，只是使天下人知道应当遵循的准则罢了，并没有进行这种辨析。孟子开始辨明性善，也只是阐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并没有争论四端以前的性。到了宋儒根据性来谈理气，又根据理气来谈天，再根据天谈到天以前的事，辗转推演，于是产生了太极、无极的辨析。朱、陆两家的学说已经连篇累牍，演绎朱、陆学说的人又多得堆满栋梁、流汗运书。性善性恶关系到民众伦理和天理，这是不得不辨析的。至于说太极而不说无极，对于阳气变化、阴气会合的奥妙，以及修养所得吉祥、悖逆所得凶祸的道理，并没有什么妨害；说太极同时又说无极，对于这些奥妙和道理，也同样没有什么妨害。可是他们舍弃人事不谈，却去争论天；又舍弃大家共同看见、共同听见的天，却去争论耳目所不能达到的天。他们所争论的，和人事的得失毫无关系，却说“我是为了捍卫道”。学问的醇厚与驳杂，心术和人品的正邪，天下国家的治乱，难道果真取决于这两个字吗？医家讨论三焦，有人说三焦有名称而没有形体，有人说上焦像雾，中焦像沤，下焦像沟渠，认为它实际上既有名称又有形体，纷纷争论，动辄充满卷帙。等到问他们虚实的诊断，有形与无形却是一样的；问他们补泻的方法，有形与无形也一样。这样看来，这并不是在争论疾病的生死，只是在争论学说的胜负罢了。太极、无极的辨析正类似于此。因此现在对于两家的学说一概置之不录，只在这里说明这个体例，以后不再逐条辨析。△《太极图说论》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王嗣槐撰。王嗣槐字仲昭，钱塘人。康熙己未年被荐举为博学鸿词。年老而未参加考试，授内阁中书舍人后回乡。他在书中说，圣人讲《易》时只说有太极，从未说无极，不应在太极之上再加“无极”二字。他怀疑这幅图是陈抟传下来的，不是周濂溪所作。朱、陆两家相互辨析，朱子不得已，只用“无形而有理”来解释，但“无极”二字最终总是流入佛、道二家的学说。他又说，谈天道时说“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这是老氏“道生天地”的学说；谈人道时说“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主静”二字尤其是老氏学说的根本所在。他还说，“原始反终，故知生死”这两句话，是老氏谈道的根源，也是“不死无生”的枢纽。他逐条辨驳，每条各成一篇，也是竭力申述陆九渊学说的人。△《太极集注》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子昶撰。孙子昶号主一，闻喜人。康熙己未年进士，官任垣曲县知县。此书采用朱子的解释，把它们分别配合周子的图，列为十章，将原图分割开来，分别系在各章下面。又把周子的原说分为十章，逐句解释、逐字训释；所释内容分别注明解释的是前面哪一章、哪一种义理，完全仿照朱子《大学章句》的体例。图后附有孙子昶推演的《易》图，说后又附有诸家的学说，大体上都是本来可以停止，却仍然继续增添的内容。前面有康熙丁卯年范镐的序，也颇为含蓄地流露出批评之意。△《太极图说注解》（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陈兆成撰。陈兆成字慎亭，常熟人。此书作于康熙初年，用来阐明朱子《太极图说》的注解。他说，性虽然夹杂并寄寓在气禀之中，但如果没有习染的牵累，也只是在善之中略有细微差别；如果说性中有恶，那就不可以。这足以补正程子关于“善固然是性，恶也不能说不是性”的说法。只是他谈论五行干支，语言多有纠缠难解之处。至于把一年四时每一时的九十天分成五段，每段十八天，分别由五行各自主宰十八天，更是新奇特别。末尾有乾隆戊辰年他的儿子鲁所附的凡例，称此书与《参同契》彼此有异有同，这一刻本可以分开成为两部，也可以合在一起等等。大概是与他所注的《参同契》一同刊刻的，因此只讲阴阳五行之说。△《通书问》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代何中撰。何中有《通鉴纲目测海》，已经著录。此书因为朱子认为周子的《通书》是阐明《太极图说》义理的，所以朱子所注《通书》，都把它附会到太极、阴阳、五行之中。何中认为两部书各自有自己的义理，不必逐字逐句牵强附会，所以写了此书来辨析。前面有自序，说自天地形成以来，只有一个道理；相同的道理，即使在百世以前、百世以后，九州之内、四荒之外，也没有不同，何况一个人的心和一个人的话，难道会有不相通的地方吗？朱子解释《通书》，阐明幽微，揭示隐奥，对学者的功劳已经很大了；但如果一定要用《通书》来阐明《太极图说》，恐怕不是周子著书的本意等等。他的论点相当精确严密，所提出疑问的各条，也都合乎道理。卷末附记说，私下考察朱子的意思，同时代的学者本来就有人怀疑《太极图说》不是周子所作；但朱子极力主张，于是以《太极图说》为主，把《通书》看作为了阐明《太极图说》而作等等。这尤其深刻地了解了当时朱子因有所激发而立论的原因。然而把两部书分开解释，本来各有自己的义理；合在一起解释，对原本的意义也没有妨害。既然这并不关系到宏大的宗旨，又何必只在字句之间白白增添聚讼呢？△《太极绎义》一卷、《通书绎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舒芬撰。舒芬有《周易笺》，已经著录。这是他所著《梓溪内集》中的两种。他谈论太极，大体认为《太极图》不是依据《易》，而是依据《河图》。他说秋冬并不是肃杀，而是万物孕育的时期；土寄托并主宰万物，只在夏秋交替之际。火性猛烈、金性刚强，水性舒缓、土性柔和，这是性情彼此相近的原因；火性发散、金性坚劲，木气上升、水气下降，这是习染使它们彼此相远的原因。这些都不同于先儒的说法，往往也有难以贯通之处。《通书》则不过是随着文字解释意义罢了。他解释《颜子》章，说“陋巷”是鄙陋风俗的街巷。住在那里的人习于不善，却能够忧虑颜子的贫困，这是受到颜子德行感化的结果。他的说法也十分怪异。△《正蒙释》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明代高攀龙集注、徐必达发明。高攀龙有《周易易简说》，徐必达有《南京都察院志》，都已经著录。叶向高作序说，《正蒙》精深广大，朱子的训释没有穷尽，锡山高云从依据朱子的旨意，扩充为集注。槜李人徐德夫非常喜爱此书，曾逐条记录自己的见解，称为《发明》，用来质疑高云从的说法；相同的删去，不同的保留；有不同而一方错误、另一方正确的删去；长处和短处互相显现的保留，等等。那么这部书就是徐必达自己编定的，并不是高攀龙的原本了。△《周张全书》二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代徐必达编。周子的著作除《太极图说》《通书》以外，只剩诗文和几首尺牍，附以年谱、传志以及诸儒的论说，共编为七卷。张子的著作除《正蒙》《理窟》《易说》以外，还兼收语录、文集；其中散见于《性理》《近思录》《二程书》的内容，则搜集汇编，另编为《拾遗附录》，总计十五卷。△《太极解拾遗》一卷、《通书解拾遗》一卷、《后录》一卷、《西铭解拾遗》一卷、《后录》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李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经著录。此书认为朱子对《太极图说》《通书》《西铭》只解释了大意，所以在原注下面另加按语，发挥朱子的学说，因此名为《拾遗》。△《正蒙集解》九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此书解释张子的《正蒙》，只是粗略具备训释，没有什么发明。其中《乾称》篇，因为朱子把《西铭》单独取出自成一书，所以删去而不载。这与陈澔注《礼记》时删去《大学》《中庸》有什么不同呢？至于他的解释，涉及《参两篇》中七政交食的道理，都依据黄瑞节的旧文，尤其疏略。△《周子疏解》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明弼撰。王明弼有《易象》，已经著录。此书成于康熙癸巳年。解释《太极图说》一卷，解释《通书》三卷，都把朱子的注列在前面，再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敷衍。大意只是为了便利初学者罢了。△《濂关三书》（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王植有《四书参注》，已经著录。此书取《太极图说》《通书》《西铭》三部书，把朱子的注列在前面，采集诸家的学说附在后面，也时时参杂自己的意见。王植对宋代五子的著作都有注解；但《皇极经世》《正蒙》这两部书，给它们作注的人较少，所以颇有一些考订。这三部书人人都熟读，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也不过像宋代以来注释《孝经》的人一样，随着原文敷衍演绎罢了。△《伊川粹言》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宋代张栻编。考宋濂《潜溪集》中有此书的跋语，说前面的序文没有署姓氏，世代相传认为是张南轩张栻所撰。这样看来，明初此书还没有署张栻的名字，这个本子应当是后人根据宋濂的话补题的。它的序题为乾道丙戌年正月十八日，但张栻《南轩集》只收有《二程遗书》的跋，却没有这篇序。如果确实是张栻所作，就不应当隐讳而删掉它。看来，连同编次之类的说法，都只是捕风捉影而已。△《二程节录》四卷、《文集钞》一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高攀龙编纂。此书取《二程语录》，选取其中精华，先辨析性理，其次论说治学，再次论述处理事务，最后解释经义，每类各编为一卷。末尾收录《文集抄》和《附录》各一卷。前面有康熙癸未年陆楣的序文，称高攀龙任行人时编成此书。其手抄本收藏在同乡秦松龄家，顾鏊想要刻印却未能实现。顾鏊的儿子栋高于是继承父亲的志愿刊行此书。《程子详本》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明代陈龙正编纂。陈龙正有《救荒策会》，已经著录。陈龙正认为，《二程遗书》虽然是朱子亲自编纂的，但其中记载重复、字句异同以及议论出入之处，朱子都来不及订正。因此他重新排列、删削文字，分类编次，定为此本。那些另行刊行的经说，也一并收入。又增入元代谭氏《善心之传闻续记》。他在自序中说，与全书相比，此书篇幅颇为简约，但实际上又不敢不加以详尽，所以不称为“约本”，而称为《详本》。书中对程颢、程颐二人的学说多有辨驳，仍未脱离明末讲学家相互诟骂争论的习气。《二程语录》十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国朝张伯行编纂。张伯行有《道统录》，已经著录。当初，朱子辑录《程氏遗书》二十五篇，都是程子门人记载自己所见所闻以及问答言语的文字。又从各部文集中搜集编成《程氏外书》十二篇，另附一卷，收录行状、墓志一类文字，共八篇。此书的篇目和次序，全依照朱子原本，只略加删订，合编为《遗书》十五卷、《外书》二卷、《附录》一卷，另有一卷收录他年轻时听到的各位师友的言论。己巳年冬天，把“所闻”一卷全部删去不录，《外书》也删去了冯氏本的《拾遗》一卷。《附录》一卷中，明道先生行状一篇、墓志一篇、门人朋友叙述序一篇，都是伊川所作，已经收入《二程文集》，所以不再收录。至于邢恕的一篇，因认为他已经自行与程门断绝关系，也不予收录。他在《遗书》第六卷中注说：这一卷朱子原本分作三卷，现在合为一卷。另外下面两卷专门讲说《孟子》，已经与《经说易传》分别另行著录，所以全都没有收入本集中。考察朱子原本，第六卷以下原来是四卷，没有篇名；第九卷原来是一卷，专门讲说《论语》和《孟子》。如今张伯行把四卷合为三卷，把讲说《论语》《孟子》的一卷分为二卷，而且第九卷也兼说《论语》《孟子》，张伯行却说是专门讲《孟子》，大概是偶然的笔误，还是刊版者校勘失误呢？《程书》五十一卷（内府藏本）。国朝程湛编纂。程湛的爵位和籍贯不详。这部书所收的只有《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另外增入《明道文》一卷。它的编排次序也不是朱子原来的次序。《浩斋语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旧本题作宋代过源撰。卷末有一篇过源的行实，称过源字道源，号浩斋，他的祖先原是浙东人。到高祖时迁居临川。过源出生时有异常征兆，专心致志于圣贤之学，以继承斯文为己任。嘉祐年间被召任国子直讲，他没有赴任。死于崇宁丙戌年九月。书中还记载他著述非常丰富，但如今都已失传，只有此书上卷尚存，是他的门人永新龙图所记录的；下卷是他的门人白城章伟所记录的，由他的从孙勖刊刻。然而，书中列出的书名，《宋史》和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其中疑点尤其多。例如行实称过源生于丙子年，却不写年号；按照他在嘉祐年间被召、在崇宁年间去世来推算，应当出生于仁宗景祐丙子年，那么去世时七十一岁，被召时二十多岁，这样一来，他与邵、周、张、程四人属于同一辈分。当时人们称呼他们，不过是尧夫、茂叔、子厚、伯淳、正叔而已。各家的书都可以考查，而此书却称邵子、周子、张子、程子，这不是同时代人的说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凡是记载征召之事，像胡瑗、孙复、常秩等人的情况，无不详细记载。过源被征召既然在嘉祐年间，为什么嘉祐前后八年，《长编》都看不到这件事？据伊川《易传》杨时的跋文，伊川临终时把稿本交给张绎，到政和初年才整理编成此书。过源死于崇宁五年，比伊川早。那时《易传》还没有刊行，为什么他能够评论程传的是非得失？朱子以前，从没有人把《大学》说成是曾子所作，所以攻击朱子的人便以《章句》为借口；这部书却已经称曾子为作者，为什么自北宋以来没有人引用提及它？《大学》《中庸》是从二程开始受到表彰的，他们从《礼记》中取出这两篇另行刊刻；后来辨难的人，只引用梁武帝有《中庸义疏》、宋仁宗曾书写《大学》赐给进士，以说明早在程子之前就已有这些事而已。这部书却说先已有《大学》定本、《中庸》定本，那么为什么宋代儒者没有一句话提到它们呢？看它论述音乐时说黄钟为三寸九分，这是《吕氏春秋》的文字，李文利没有理解其含义，便演绎成了异说。万历以前，哪里会有这种偏僻的论调？书后的跋称有秦观、谢无逸二人的序文。查看现存的《淮海集》，实际上没有这篇文章。谢无逸的《溪堂集》虽然散佚，但诗文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如今已经辑录成册，也没有这篇文章。它是托名伪作，由此大致可以看出。末尾又附有其从孙勖的《祖光赋》，称宣和乙巳年“我在辽阳”。乙巳年是靖康前一年，两国正在交战，使者往来尚且困难，游学之士怎么能够越过国境到达那里？它的伪造性更是不必追问便可知道。《唐氏遗编》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唐棣编纂。唐棣字彦思，宜兴人。曾向伊川程子学习，并与程子门人共同记录平日问答的言语，编成此书。其内容已经收入《二程遗书》。康熙年间，他的后代孙一学等在家塾重新刊刻，于是改用《遗编》这个书名。末尾附有《桐友遗编》一卷，是一学的父亲所作。一学又和他的弟弟诗、开绪各自附上意见，缀列在各条之下。《通言》一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吴沆撰。吴沆有《易璇玑》，已经著录。这部书也是语录一类的著作。例如说：“不求超过别人，而别人却不能达到的，是善道；不求与别人相合，而别人却不能背离的，是善德。”又说：“身处朝廷之后，才看得出山林之志；享有富贵之后，才看得出安于贫贱的操守。”其中的议论也有间或可取之处。然而他在自序中说：“孟轲谈论仁义，到杨朱、墨翟便行不通了；这是因为他的道太小，不能容纳杨朱、墨翟。孔子则没有这种否定。韩愈推究道德，到佛、老便行不通了；这是因为他的道太小，不能容纳佛、老。王通则有可取之处。”他的宗旨实在荒谬诞妄，不可奉为准则。《道南三先生遗书》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书中摘录杨时、罗从彦、李侗三家的语录和杂著，杨时四卷，罗从彦六卷，李侗一卷。三人都是南剑州人，怀疑是他们的同乡编纂的。《千顷堂书目》记载莆田宋端仪有《道南三先生遗书》，或许就是这部书吧。《崇正辨》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胡寅撰。胡寅有《读史管见》，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为排斥佛教而作。每条先在前面引用佛教的说法，随后加以辨正。它所持的论点最为正当，剖析也最为明白。然而，佛教的祸患在于用关于心性微妙的言辞扰乱圣贤的学问，所以不能不加辨析。至于佛教经典中荒诞的说法，其中支离矛盾、明显虚妄的，都是所谓不值得去辨论的内容。如果一定要逐一考辨其有无，这也是争强好胜的过失，反而会自取轻辱。《小学集解》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国朝张伯行撰。这部书认为，坊间刻印的几十种《小学》版本，编纂注释、分列标题，只是用来应付科举试论、剽窃取巧的工具，与朱子亲切指点、引导人亲身实践的本意不相符合。因此汇集各家的注释，融会贯通他们的说法，编成这部书。张伯行去世后，他的门人乐亭李兰刊行了此书。《小学集解》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国朝黄澄撰。黄澄字庭闻，莆田人。康熙年间为诸生。他的书取朱子《小学》的内篇、外篇，参照会合旧注，并附加自己的见解。分章析句进行解释，征引材料颇为广博完备。然而也不免过于繁琐。《小学分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高熊徵撰。高熊徵字渭南，岑溪人。顺治庚子副榜贡生，官至浙江都转盐运使。这部书随着章节分节，略作解释，只是为了使童子阅读时容易明白罢了。《小学集解》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蒋永修撰。蒋永修有《孝经集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就是他任提督湖广学政时与《孝经》合刊的版本。注释十分简略，反而对与《小学》无关的先贤爵里和事迹记载得很详细。对于朱子著书的宗旨，似乎本末倒置了。《小学纂注》六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国朝高愈撰。高愈有《高注周礼》，已经著录。这部书因袭天台陈选的旧注，略加删订，后面附有总论和朱子年谱。《小学句读记》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国朝王建常撰。王建常有《律吕图说》，已经著录。这部书以陈选《小学》注本为基础，杂取各书的疏解附在各条之下。大致仿照孔颖达《正义》的体例，文字颇为烦琐杂乱。《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国朝李文炤撰。这部书把散见于各书中的朱子言论，附在《近思录》各条之下。对于原书没有完备说明的地方，就增入各家的说法，有时也附上自己的意见。前面有数条纲领，末尾附《感应诗解》一卷、《训子诗解》一卷。《感应诗》见于《朱子大全集》，《训子诗》称是黄榦传下来的，但没有可供证明的依据。这些诗浅近庸俗，绝不是朱子所作。《紫阳宗旨》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本题作宋代王佖撰。王佖是东阳人，就是淳祐壬子年作《朱子年谱序》的人。他的书采集编录《朱子文集》《语类》，分为诲人、析理、明经、论事四门，每门又各分若干子目。其中的注文，有些出自朱子原文，也有些出自王佖增补的见解。考察赵希弁《读书附志》，记载晦菴先生《朱文公语后录》二十卷，并注说：“右书是东阳王佖记录杨方、黄榦、刘琰、黄灝、邵浩、刘砥、李煇、黄卓、汪德辅、陈芝、吴振、吴雉、林子蒙、林学履、刘砺、锺震、萧佐、舒高、魏春、杨至等人所录之语。有人说，池录刚编成时，勉斋尚且不免对刊行之后有所遗憾，何况饶本又出在它之后呢？这二十卷，都是池、饶二本未能刊行的部分。” 这部书的书名各不相同，卷数也不一致，按照上述说法，它应当是续刊的语录，体例也与此书不相合。只有《内阁书目》记王佖《紫阳宗旨》三十八卷，《千顷堂书目》则作二十八卷。书名和撰人都与此本相合，但卷数又不同，不清楚原因。然而《浙江通志》的经籍部分，把王佖《朱文公语后录》列为一条，而把此书附载在其下，不列入标题，这也使人怀疑此书并非王佖所作。《朱子语类纂》十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国朝王钺撰。王钺有《粤游日记》，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世德堂遗书》的第五种。它取黎靖德编纂的一百四十卷《朱子语类》，摘取理气、鬼神、性理、论学四门，其余都不取。四门之中又各自删削，仅保存大略，并且间或附上自己的说法。例如朱子说理与气本来没有先后，这句话原本没有问题，王钺却一定要说先有天地之理，然后太极生出两仪。照他的说法，理又另是一种能够生气的东西。那么气尚未产生时，理又在哪里呢？这就是把理看得过重的弊病。又如他说雨是郁蒸之气，有时龙能够造成雨，龙也就是郁蒸之气；雹是不和之气，有时蜥蜴能够造成雹，蜥蜴也就是不和之气。执着于一个道理来概括天下万物的变化，最后必然会不断穿凿附会。《朱子文语纂编》十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译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这部书取《朱子文集》《语类》，大致按类别编排在一起，但不分门类，前后也没有序跋。大概是尚未完成的草稿本。《玉溪师传录》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本题作宋代童伯羽撰。童伯羽字蜚卿，瓯宁人，是朱子的门人。这部书所收录的朱子言语，已经收入语录的饶本，系年为庚戌。庚戌是绍熙元年，当时童伯羽四十七岁。原名《晦庵语录》。明成化年间，他的九世孙童训参校、补订语类各本，改题为今名。前面列有《道学统宗》一图，上溯羲、孔，并把童伯羽置于朱子之后直接承接朱子，这大概也是童训所作。后面附有墓表、行实，收录朱子诗二首和《敬义堂铭》；考察《朱子文集》及续刊的各集，都没有收载，不清楚这些文字的来源。书中称童伯羽撰有《四书集成》《孝经衍义》《群经训解》三部书，但《宋志》没有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也只记载童伯羽有《四书训解》，没有这些书名。书前还有邱濬的序文，文风不像邱濬所作。又有龚道的后序，作于万历甲午年，却称“皇宋淳熙”，而且行文跳行、格式失当，尤其错乱。怀疑这些内容就是童训从《语类》中搜集并增补进去的，未必真是童伯羽所作。《分类标注朱子经济文衡》七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滕珙编纂。它的原本已经著录，此本是明代朱吾弼重刊的版本，即在滕珙之书的基础上，把重要语句标在卷首，以备回答策问使用，实在十分浅陋。《性理字训》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旧本题作宋代程端蒙撰，程若庸补辑。程端蒙字正思，德兴人。淳熙七年乡贡，补为太学生。程若庸字达原，休宁人。咸淳四年进士，曾任武夷书院山长。程端蒙原作共三十条，程若庸扩充为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六门，共一百八十三条，门类纷杂，极为冗杂。明初朱升又增补“善”字一条，摘取袁甫的说法补入，共为一百八十四条。全都以四字为句，仿效李瀚《蒙求》，却不协和声韵。不仅读来多有拗口之处，而且自古也没有这种体裁。怀疑程端蒙曾游学于朱子门下，未必会浅陋到这种程度，或许是村塾学究托用他的名义所作。《圣门事业图》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宋代李元纲撰。李元纲字国纪，钱塘人。孝宗时为上庠生。这部书共分十图，分别是《传道正统》《大本达道》《进修伦类》《为学之序》《存心要法》《求仁捷径》《聚散常理》《传心密旨》《一气通感》《帅气良方》《心性本体》。前面有自序，后面有自跋。它的大旨以存心为主，以谨慎独处为要领，以穷理作为用功的开始。大体都是儒生常见的说法。《庸言》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杨万里撰。杨万里有《易传》，已经著录。这部编著就是他的语录，大致仿效扬雄《法言》，在修饰文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与他的诗文相比又自成一体，但文辞精巧而意义浅近，也略微接近扬雄。《明伦集》三卷（《永乐大典》本）。宋代涂近正撰写。近正字尊爵，是筠阳人。欧阳伟在跋文中说，他隐居守德而不求显耀，把私下师法前人为己任；谢枢的跋文则称他为“致政涂公”。他的自序也题作“嘉定六年承务郎致仕涂近正”，可见近正过去曾经入仕登记。这部书杂采前人的言论和往事，分为十类：一是“尽事”，二是“养志”，三是“勿辱”，四是“移忠”，五是“移治”，六是“因睦”，七是“广孝”，八是“念德”，九是“家学”，十是“扬名”。自序说：“考察各种典籍，随着事情分别记述。对于衣冠之族，一定记载他的家法，而不询问其门第声望；对于文章中的记载，一定记载他的实际品行，而不取浮华的辞藻。”他论述周公说：“我曾读《金縢》之书和《棠棣》之诗，只看见周公仁爱兄弟，却没有看见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后世相信周公亲自诛杀管叔、蔡叔，是由于孔安国传《尚书》的妄说和汉代儒者作《诗序》的错误。‘我之弗辟’的‘辟’，是躲避的意思，说的是周公当日把冢宰的事务交给召公、毕公，自己于是避居东都等待命令。孔安国把‘辟’解释为法，终于使周公的心志不能明白于天下。”他对经书也偶有阐发。不过，他所记的多是人们熟知的事情，未免成了“床上加床、屋下盖屋”。△《子家子》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家颐撰写。家颐字养正，是眉山人。他的生平事迹不详。卫湜的《礼记集说》曾引用他的话，可见他也是研究经书的人。这部书被赵希弁的《读书附志》著录，世上很少有传本。此本收载于《永乐大典》中，大概属于语录一类。内容也颇为明白纯正，但大多是人们熟知的话。考察《公羊传》，其中有“子公羊子”“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等称呼。何休在“子沈子”下的注中说明体例说：“子沈子，是后来的老师；在氏之前加‘子’，是表明他是老师。”如果这部书果真是家颐亲自撰写的，就不应自称“子家子”，大概是他的门人题写的吧？然而《刘禹锡集》中也自称“子刘子”，或许只是偶然沿袭讹误，也未可知。△《言子》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王爚编。王爚字伯晦，是会稽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言子相传居住的地方在常熟县。庆元年间，县令孙应时才开始为他建立祠庙。后来王爚又搜集各种书编成这部书。梁维枢《内阁书目》说：“宋嘉熙年间，平江守王爚辑录子游的言行以及祠庙事迹。”自序说，言子出生在这个县，他的嘉言美行散见于经传，于是辑录成书；他的生平本末可以由此考见。大概因为言子是吴地人，所以编成此书并刊刻，保存在祠庙中。这部书分为内篇、外篇、附录三卷。所采内容不出《论语》《礼记》《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没有什么异闻。△《心经附注》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程敏政撰写。程敏政有《宋遗民录》，已经著录。他认为真德秀的《心经》只有《尚书》一条、《诗经》二条、《易经》五条、《论语》三条、《中庸》二条、《大学》二条、《乐记》三条、《孟子》十二条，后面接有周子二条、程子一条、范氏一条、朱子三条，内容并不完备。而且书中注释有时称为《西山读书记》，怀疑并非真德秀亲自撰写。于是加以补辑，厘定为四卷，命名为《附注》。前后都有程敏政的序，末尾的私印文为“伊洛渊源”，大概是程敏政自认为程子后裔。△《大学衍义通略》三十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王诤编。王诤号竹岩，是永嘉人。嘉靖庚戌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这部书取杨廉的《大学衍义节略》和邱濬的《大学衍义补》合编为一书，其中《节略》十卷，《补略》二十一卷。间或解释字义、考证义理，以便查阅，没有什么阐发。△《大学衍义辑要》六卷、《大学衍义补辑要》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宏谋撰写。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是临桂人。雍正癸卯年进士。官至大学士。谥号文悫。这部书是陈宏谋任云南布政使时刊刻的。他取真德秀《大学衍义》四十三卷，编成六卷；又把邱濬《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编成十二卷。大概是为边地人士难以购得全书而设置的。△《研几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宋代王柏撰写。王柏有《书疑》，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自序，说温习旧书时遇到不能理解的地方，于是画成图，深入沉潜地玩味探索，使万般义理悠然汇聚而来。考察《宋史·王柏本传》，虽然记载王柏曾撰写《研几图》，但他的原本没有流传。元代诸儒也从未有一字提及此书。到了明永乐年间，这个本子突然出现。从“二五交运”以下，制图共七十三幅。又有衍圣公孔昭焕家所藏的另一传本，增加缀合李元纲《圣门事业图》和徐毅斋《性命心说诸图》，共成八十五幅图。大体上支离破碎，只是扰乱视听。即使真是王柏所作，也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更何况是伪造的呢？△《太极辨》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孙自强撰写。孙自强是会稽人，仕宦经历不详。这部书的大意认为，圣人的话简约而明白，先儒的论述详细却混乱；又认为汉、唐以来的言论虽有所涉及却没有阐明，濂、洛诸贤虽已阐明却还不纯粹，学者因各种说法纷杂，不能把异端学说附会到圣经上的人很少。因此，他分条列举《太极图说》《正蒙》以及《朱子四书集注》等书中论述性命的内容加以辨析。他认为经典从未脱离气质来谈性，这大概是在驳斥张子关于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后来李光地的《孟子札记》《榕村语录》，所论都与孙自强相同。然而孙自强的书在外间实际上没有传本，李光地大概是暗中与他的论述相合。△《鲁斋心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许衡撰写。许衡有《读易私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刊刻于嘉靖元年。前面有怀庆府知府、洪洞人韩士奇的序，说正德庚辰年得到《鲁斋全书》，其中许衡的品行事迹和文章已经完备；后来又得到他的《心法》抄本，仔细阅读后，确实看出鲁斋的品行和文章之所以受到世人重视，全都出自这部书的记录。那么，这部记录对于全书流传于世的补益怎么样呢？他非常喜爱。可惜此书没有流传，于是广泛付梓刊行，等等。现在考察，这部书就是《鲁斋全书》中语录的下卷，只是摘取语录上卷的三十二条，打乱次序，窜入其中，并不是全书之外另有此书。韩士奇所说的情况，实在是考察失误。他难道是把这当作书帕本了吗？△《圣贤语论》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元代王广谋编。王广谋的生平不详。这部书把《礼记》《孔子家语》《史记》等书所记载的孔子言行，从孔子担任鲁国相开始，写到公西赤为止，分为四十四篇。卷首有孔子像和“素王”事迹。书中还记载至元十年制定的庙制以及祭祀仪注、乐章；后面有嘉靖癸巳年书林余氏自新斋的跋语，大概是明人重新刊印的本子。卷首题作《新刊标题明解圣贤语论》，难道当时各路曾以孔子遗语命题来考试士人吗？《元史·选举志》的延祐条格没有记载此事，详情无从知道。这部书体例杂乱，注释也浅陋。虽说是元人的旧本，却很不值得著录。何孟春注《家语》时说，有元代王广谋本，改窜错乱很多；如今没有见到他所说的本子。这部书应当就是当时编成的一种本子。△《圣学心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成祖文皇帝撰写。前面有永乐七年御制序，说以君道、父道、臣道、子道标举纲领，下面再分列条目；有总括论述的，也有专门论述的。现在考察，前三卷和第四卷前半部都讲君道。除总论之外，又分列二十五个子目。第四卷后半部则把父道、子道、臣道附列进去。所采都是经、史、子、集中的文章，每条后面各有附注。考察《实录》，记载永乐七年二月甲戌日，皇上拿出一部书给翰林学士胡广等人看，说：“朕因闲暇采录圣贤的话，如今已经编成一部书。你们试着看看，其中有不好的地方，再告诉朕。”胡广等人看完后奏道：“帝王治国的要旨，这部书中已经完备记载，请刊印后颁赐。”皇上说：“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卷〕 于是命名为《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行，皇上亲自为它作序。由此可见，这部书确实是成祖亲自编成的，并不是由文学之臣拟定后进呈的。他在序中把自己同唐文皇帝撰写《帝范》十二篇相比。考察成祖，他以兵变夺取帝位，违背并扰乱纲常。

译他虽然侥幸成事，使国家传给子孙，但高煦、宸濠、寘鐇之类相继举兵，都想着犯上作乱，实际上是成祖自身的教示导致了这种结果。然而他却依附圣贤，夸谈名教，想把自己附会成以逆取天下、以顺守天下的人。他的自序曲折繁复，多达五千余言，也可以说是说这些话时毫不惭愧了。至于杀戮众多忠臣，祸及十族；淫滥用刑，残酷暴虐，连桀、纣所不做的事，他都安然做了，真可说是已经完全没有人性了。可是他的序中却说：“秦、隋的君主，使用惨酷的法律，倚仗苛暴的官吏，执行严酷刻深的法令。在法令之外加法，在刑罚之外施刑，哪里有一点忠厚恻隐的心意？死人的血漂流在市场上，受刑的人肩并肩站立。这正是仁人君子所悲痛的。”天下和后世万代，难道会受这种欺骗吗？△《性理备要》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三极撰写。王三极号少墩，是仙游人。这部书成于万历丁亥年，取《性理大全》中的要点，摘编成书，以便诵读学习。仍然把成祖御制序冠于卷首。取舍不很合乎义理，大概是坊间刊刻的粗陋本子。（谨案：这部书是因《性理大全》删削而成的，所依据的都是永乐年间编纂的原本，所以仍然列在永乐年间所编原书的次序中。至于杨道会的《性理钞》、锺仁杰的《性理会通》、詹淮和陈仁锡的《性理综要》《性理标题汇要》，都颠倒错乱、任意窜改，已经不是原文，因此仍分别按照它们所属的时代编排。） △《颜子鼎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达左编。高阳删补并作注。徐达左字良夫，是平江人。元朝末年隐遁于邓尉山。洪武初年，被起用为建宁县学训导。旧本题为元人所作，是错误的。高阳是嘉兴人，生平不详。看他的论说，原来是李贽、何心隐一流的人。考察历代史志，并没有关于颜子的书。胡应麟《甲乙剩言》说，明太祖时朝鲜国进献颜子书，明太祖拒绝接受。由此可知这部书是伪托的。只有宋代张栻采集经文编成《希颜录》，元代高安李纯仁、河北李鼐又相继加以补充。徐达左这部编书成于至正庚子年。前面有自序，说李鼐编的书自己没有见到，李纯仁编的书也有不完善之处，所以重新订定而编成此书；高阳又根据徐达左的书重新删改，先列出徐达左的旧目录，并分别注明应当删去的理由；接着列出新目录，分别注明增入的条数。末尾有高阳自识，说增删都是私自裁定，先后次序也任意参杂，因此已经不是徐达左的旧本了。考察徐达左的原序，他批评两家从《庄子》《列子》的寓言中杂乱采取而不加选择，伊川、洛学和考亭的绪论也还没有全部列举。但这个本子所引用的《庄子》《列子》连篇累牍，而且注释中不断宣扬心学，与徐达左的宗旨完全相违。大概是姚江学派的末流借颜子来阐发禅宗，终于使先儒编纂此书的本来意旨被窜改得荡然无存。这不仅是轻率改动古书，而且也是深重地诬蔑先贤。所谓《鼎编》，大概就是“鼎新”的意思。连它的命名，也显露出明朝末年纤巧诡异的习气。△《西村省己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顾谅撰写。顾谅字希武，是上虞人；西村是他的别号。洪武年间，经人推荐任无锡县教谕。书中都是论述修身反省之道的内容，大旨纯正，文辞也平易近人、容易理解，但所持论点未免有些迂阔。这部书第一次刻于正统年间，第二次刻于弘治年间。万历九年，他的第十六世孙顾充又访求旧本，亲手抄写并刊刻。△《杂诫》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方孝孺撰写。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号正学，是天台人。经人推荐，被召任汉中府学教授。建文年间，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改任文学博士。燕王篡位后，他坚持节操而死。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号忠文。这部书分为三十八章，所说的都是立身、行己之道，对日常生活很切近。已经编入《逊志斋集》第一卷。这是弘治辛酉年蜀人邹鲁摘出另行刊刻的本子。△《夜行烛》（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曹端撰写。曹端有《太极图说述解》，已经著录。明初的理学家中，以曹端为首。他的父亲崇奉佛教、道教，曹端于是采集经传中切合日常生活的格言，辑成这部书。题名为《夜行烛》，是用来进献给他的父亲的。这部书按类别编排，共列十五项目，大体选取浅显易懂的话。△《月川语录》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曹端撰写。曹端讲学的著作有《理学要览》一卷、《性理论》一卷。又有《儒家宗统谱》《存疑录》，卷数已经失传，均载于《千顷堂书目》，现在都没有见到。这部编书是由真宁人赵邦清把曹端讲学的话辑成一卷，并不是曹端的全部著作，也不是曹端亲自撰写的，不能用来完全了解他的学术底蕴。然而《千顷堂书目》记载《月川语录》为一卷，那么它所见到的也就是这个本子了。△《从政名言》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薛瑄撰写。薛瑄有《读书录》，已经著录。考察薛瑄年谱，宣德元年四月，他服丧期满到京，上奏章希望任教职。宣宗特意提拔他为御史，不久派他监督沅州银场。这部书第二条说“我任职察院”，第四条说“我开始从京师出发前往南方”，可见是写于奉命出使沅州时。他所说的都切实通达，但精要内容已经见于《读书录》，这里不过是其中的余绪。△《薛子道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为明代薛瑄撰写。其实都是从薛瑄的《读书录》中摘出，另立这个书名，用来炫惑世俗听闻。这大概是明朝末年诡异荒诞的风气：凡是古书，大多改换面目来求售。即使像《读书录》这样人们熟知的书，也不能避免被删改窜乱，用来欺骗世人。△《明良交泰录》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尹直撰写。尹直有《名臣赞》，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是他致仕以后所作，成于弘治十七年，到了正德六年才上表进呈。书中都是援引经史，再附加议论。一卷有《易》三篇、《书》十二篇。二卷有《诗》五篇、《春秋传》五篇、《礼记》二篇、孔子三篇、孟子五篇。第三卷以下，则详细叙述历代君臣问答的话语、政治治乱和国家兴衰的原因，从汉高祖开始，直到明孝宗；其中关于明代的事情，与古代事情的比例约为二比一。

译这大概也是仿效范祖禹《帝学》多叙述宋代祖宗的意思。只是末卷自行记录他向朝廷进言的言辞，篇幅连篇累牍；虽然序中以夏侯胜、魏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杨士奇、李贤为例，但夏侯胜从未著书，魏徵的事迹是王方庆编集的，韩琦只是自己编撰奏议，欧阳修、司马光、杨士奇、李贤也都是自行记载，并不是把自己附列在古代名臣之后，再上表进呈朝廷。《明史·尹直本传》记载，孝宗看不起他的为人，命令他致仕。弘治九年，他上表庆贺万寿，又以太子将要出阁为由，援引先朝少保黄淮的事例，想求得皇帝召见。皇帝拒绝了他。这部书或许也是出于这个意图吧？（按：陆九渊在仕途上的进退取舍，不合乎儒者的道义；但他说的话却是儒家的话，所以把他的书列入《儒家》，是依据其书的内容。） △《朱子学的》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邱濬编撰。邱濬另有《家礼仪节》，已经著录。此书上卷分为“下学”“持敬”“穷理”“精蕴”“须看”“鞭策”“进德”“道在”“天德”“韦斋”十篇，下卷分为“上达”“古者”“此学”“仁礼”“为治”“纪纲”“圣人”“前辈”“斯文”“道统”十篇。蔡衍鎤作序说：上编从“下学”到“天德”，由事入手而通达义理，最后以“韦斋”收束，是为了记载朱子的生平言行，犹如《论语》中有《乡党》篇。下编从“上达”到“斯文”，由义理发散到具体事物，最后以“道统”收束，是为了记载濂、洛、关、闽之学的来由，犹如《论语》中有《尧曰》篇。然而，邱濬阐发朱子的话来教示学者，只要仿照朱子编纂《近思录》《小学》的体例就够了，何必模仿《论语》，使它外表上像圣人之书？何况扬雄、王通僭拟经典，朱子曾经严厉批评过。邱濬这部书，难道是朱子所乐意接受的吗？△《居业录类编》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胡居仁撰，陈凤梧编。胡居仁另有《易象钞》，已经著录。陈凤梧字文鸣，庐陵人。弘治丙辰年进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抚应天。此书分为三十一类，每类一卷。序中说，旧本的记录没有编排次序，不便阅览。后来他由山东巡抚改任南台佐贰官，途中乘船有空闲时，便亲手编订，按类别归并，交给门人无锡陈大尹名世校订刊刻，以扩大流传。这部本子大概是从刻本传抄而来。过去薛瑄的《读书续录》也有原本和分类刻本，但评论者认为分类本失去了薛瑄的原意；这部书也同样如此。△《道一编》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它编录朱、陆两家的往来文字，并分别作出论断，以显示两家开始时不同、最终却相同。考察陈建《学蔀通辨》说：程篁墩著《道一编》，把朱、陆二人的相同与不同分为三段。开始时像冰炭一样相反，中间则疑信参半，最后像车辅与车牙一样相互依存。朱子、陆九渊早年不同而晚年相同的说法，于是形成了。王阳明因此又编有《朱子晚年定论》，它与《道一编》所说的辅车相依，正好彼此呼应，如此等等。那么，这部书就是程敏政所作。程敏政另有《宋遗民录》，已经著录。△《性理要解》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代蔡清撰。蔡清另有《易经蒙引》，已经著录。此书题名为《性理要解》，但上卷题作虚斋《看太极图说》，下卷题作虚斋《看河图洛书说》。前面有苏濬的序，说他在深思探究的空闲中，神游太极；左边列图，右边列书，逐字加以梳理，逐句加以综合，也只是举出这两部书。他的序文辞气拙劣，大概是假托之作。怀疑蔡清原来有这份残稿，后来人把它汇编成一部书，勉强立了这个书名，又在前面伪造苏濬的序。△《虚斋三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蔡清撰。此书把《看太极图说》改名为《太极图说》，把《看河图洛书说》改名为《河洛私见》，又增加《艾庵密箴》五十条，所以称为《三书》。乾隆壬戌年由蔡清的后代蔡廷魁刊刻，书名也不是蔡清亲自拟定的。△《白沙遗言纂要》十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代张诩编。张诩字廷实，南海人。成化甲辰年进士。官至南京通政司左参议。曾向陈献章学习。《明史·儒林传》把他附载在陈献章传的末尾。此书采录陈献章《白沙文集》中的话，仿照南轩《传道粹言》的体例，分为十类，用来阐明新会之学的宗旨。陈献章的学说，当时胡居仁、章懋等人都认为是禅学。张诩沉溺于禅学尤其深，连陈献章本人也颇为非议他。这一点在罗钦顺、湛若水的问答书中略有体现。△《文公先生经世大训》十六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代余祐编。余祐字子积，鄱阳人。弘治庚戌年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被召入朝任太仆寺卿，还未成行，又升为吏部侍郎，尚未接到任命便因病去世。《明史·儒林传》把他附见于胡居仁传中。余祐是胡居仁的门人，也是他的女婿。此书成于正德甲戌年，采录《朱子文集》《语类》两书，分类编排为三十六门，没有另外发挥一个字。书名称“大训”，大概是取与天球、河图同等珍重的意思。然而，书中所称“大训”本来是古代圣王的教典，不是大贤以下的人所敢承受的称号，恐怕未必符合朱子的本意。△《近言》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顾璘撰。顾璘另有《国宝新编》，已经著录。此书共十三篇，最后一篇是《序志》。体例仿照扬雄《法言》、王符《潜夫论》，篇名则取自刘勰《文心雕龙》。所论都是修养自身、处世待人的道理，大体平正，没有什么缺点，但也没有深刻的义理。△《传习录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它取王守仁《传习录》删削后保存大略，是曹溶收入《学海类编》的本子。《明史·艺文志》记载王守仁《传习录》四卷，《聚乐堂书目》有戴经《传习录节要》一卷，《会稽县志》有刘宗周《阳明传习录选》，都没有《传习录略》这个名称。

译书末有邹元标的跋语，但也只说曾经读过《传习录》，没有说自己删编过此书。大概是把《传习录》的跋文移来拼接在这里，所附文字都不是原来的内容。△《慎言》十三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代王廷相撰。王廷相字子衡，仪封人。弘治壬戌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书前有嘉靖丁亥年自序，说自己仰观俯察，考验幽隐、核实显明，心中有所领会，便记录在册；二十多年下来，言论积累了数万条，分类编成十三篇，附在自己的文集里收藏。他又论述各儒者的过失说：揣度议论过于贪多，所援引取用的范围就必然广大；性灵不能神明贯通，解释选择就会失去精当。因此旁涉九流，过分涉及纬书方术，最终造成牵强附会的妄说，使人迷失于圣人中庸之道的轨则，如此等等。他的立论大体不违背正道。然而，他用“揣度议论过于贪多”来诋毁诸儒，所以很少考察群书的言论；用“性灵不能神明贯通”来诋毁诸儒，所以多凭自己的臆见；甚至把五行分别归属于四时，也认为是绝不可能的道理，于是越辨析反而越错误。本传称王廷相博学而喜好议论，以经学著称。他对《星历》《舆图》《乐律》《河图》《洛书》以及周、程、张、朱的著作都有所论辨驳斥，但他的说法大多乖僻。良然确实得到了王廷相学说的实情。卷九十六 子部六 ○儒家类存目二 △《后渠庸书》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崔铣撰。崔铣另有《读易馀言》，已经著录。这是他的笔记文字。例如论述《春秋》“春王正月”是周正；“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是说占筮用蓍；论述《易》不以先天图为根本，在今天已经是确定的见解，在明代却是卓越的认识。他又说：图象繁多，《易》就荒疏了；《诗经》小序废弃，《诗》就变得芜杂而浅薄了；左氏的地位轻了，《春秋》就空虚了。喜欢标新立异、改变古法，君子不会以此为乐。又说：宋人解释古代事情，大多凭自己的意思猜测。起初还显得明白，沿袭久了，竟然像真的一样，这不是欺罔吗！这是尤其不肯被讲学家说出的话。崔铣本人不巧言掩饰，也完全没有门户之见。然而这些条目都见于他所作的《士翼》中。大概是后人摘抄出来，伪造了这个书名；曹溶来不及详细核查，误把它收入《学海类编》。△《同异录》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陆深撰。陆深另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此书采录汉代以来名臣的奏疏、杂文中有关典章政事的重要文字，节录成书，分为两卷。上卷称《典常》，下卷称《论述》。每条末尾都附有论断。全书大旨是想取古人的成说，权衡事情的缓急，使之通用于当今的事务。此书最初在闽中脱稿，后来任山西提学时，又重新加以编次，准备上奏进呈。后来没有实现。进书的原序仍保存在卷首。书中凡是原文有“陛下”等字样的，都空出两个字，并在下面注说：这是前朝臣子尊称君上的文字，按义理应当避讳空缺。然而，古来传抄旧文，实际上没有这种例子。世人所见的石经《尚书》中，“帝”字、“王”字都没有避讳空缺。△《心性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湛若水撰。湛若水另有《二礼经传测》，已经著录。此书开头列有《心性图》，图后附有说明。又汇集《心性通》三十五章，并附上他的门人黄民准、锺景星、周学心、袁邮、郭肇乾、谢锡命、湛天润所作的注和赞。霍任又撰写了数十条《或问》来阐明它。大概是想仿照周子的《太极图说》《通书》。△《杨子折衷》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