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十七 子部二十七

译卷一百十七 子部二十七 ○杂家类一 衰周末年，诸子百家争相发言。各自创立学说、撰写书籍，分别形成不同流派。《汉志》所列已经很完备了。有的学说没有流传下来，后世无从记述；有的名称不够美好，人们不愿以此自居，所以各类有的绝续，有的不同，不能一概著录。后人拘守旧有文献，于是墨家只有《墨子》《晏子》二书，名家只有《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只有《鬼谷子》一书，还另外设置标题，自成支派，这就是拘泥门类的过错。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把那些寥寥无几、不能成类的书一并归入杂家。“杂”的意义广大，没有什么不能包括。正如班固所说，是兼合儒家、墨家，兼取名家、法家的内容。加以变通而适宜，在分类体例上是好的。现在依从他的说法，把创立学说的称为“杂学”，考辨论证的称为“杂考”，兼有议论和叙述的称为“杂说”，旁及考究事物道理、铺陈细碎事项的称为“杂品”，分类编集旧文、兼容各家内容的称为“杂纂”，合刻多种书而不属于同一体例的称为“杂编”，共分六类。△《鬻子》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为周代鬻熊撰写。《崇文总目》作十四篇，高似孙《子略》作十二篇，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是陆佃校订的十五篇。此本题为唐代逢行珪注，共十四篇，大概就是《崇文总目》所著录的本子。考查《汉书·艺文志》，道家有《鬻子说》二十二篇，小说家又有《鬻子说》十九篇，可见当时原有两部书。《列子》引用《鬻子》共三条，都是黄老清静的学说，与今本不相同。疑心那就是道家二十二篇的文字。今本所载内容与贾谊《新书》引用的六条，文体格调大致相同，疑心就是小说家的《鬻子说》。杜预《左传注》称鬻熊是祝融的十二世孙。孔颖达作疏时说，不知道出自哪部书。《史记》记载，鬻熊的儿子侍奉文王，早年去世；他的儿子名叫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成王时，举用文王、武王功劳勤苦者的后代，熊绎受封于楚。《汉书》记载魏相给霍光的奏记，称文王见到鬻子时，鬻子已经九十多岁。虽然说法略有不同，但大体都是文王、武王时期的人。如今这部书却有“从前鲁周公说”，又有“从前鲁周公派康叔前往殷地守卫”的话；贾谊《新书》也引用其中成王问答五条，时代明显互不相及。刘勰《文心雕龙》说：“鬻熊懂得道，文王向他咨询；他的遗文和遗事，被记录为《鬻子》。”这样看来，是辑录汇编而成，并非鬻熊亲手撰写。流传过程中有所增益，或许还编造了虚假的文辞，所以《汉志》把它另列入小说家吧？只是伪书《四八目》见于北齐阳休之的序录，其中凡是自古以来帝王辅佐中有若干事迹可考的，无不详细记载；而这部书所列禹的七位大夫皋陶、杜子业、既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堪、轻子玉，商汤的七位大夫庆誧、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蝡、西门疵、北门侧，全都有姓名，唯独没有收录鬻熊。看来直到六朝末年还没有这部书。也可能是唐代以来好事之人仿照贾谊所引用的文字，撰成了伪本，这也未可知。看它的篇目甲乙，故意造成散佚错乱的样子，而贾谊《新书》所引却没有一条与它偶然相合，难道是有意回避，巧妙地隐藏了相同文字，使读者相互检验，从而产生相信它的心理吗？而且它的篇名冗长，古代没有这种体例；每篇又只有寥寥数语，文辞和旨意浅薄，决不是三代旧文。姑且因为流传已久，保存下来作为一家之言。卷首有逢行珪的序和永徽四年进书表，自署为华州郑县尉。他的籍贯居处不详。△《墨子》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为宋国墨翟撰写。考查《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说墨子名翟，是宋国大夫。《隋书·经籍志》也说是宋国大夫墨翟撰写。然而书中多次称“子墨子”，可见是门人的话，不是墨子亲自撰写的。又有许多书称墨子名翟，唯有《因树屋书影》说墨子姓翟，母亲梦见乌鸦而生下他，便给他取名为乌，以“墨”为道。现在把姓当作名，把墨当作姓，难道老子就应当姓老吗？这种说法没有说明出处，不足以作为依据。《宋馆阁书目》称《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数与《汉志》相合，卷数与《馆阁书目》相合。只是七十一篇中仅缺《节用下》第二十二、《节葬上》第二十三、《节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下》第三十、《非乐中》第三十三、《非乐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共八篇，现存六十三篇，与《馆阁书目》不合。陈振孙《书录解题》又说有一种版本只保存十三篇，如今已经看不到了。或许是后人用两种版本互相校对，各有保存和亡佚，于是增入了两篇？还是抄写者把六十三误写成了六十一？墨家这一流派，史书很少著录，大概是因为受到孟子的驳斥，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个名称。然而佛教的教义，其中清净的一面取自老子，慈悲的一面则取自墨子。韩愈《送浮屠文畅序》说，儒家有墨家的名声和行为，墨家有儒家的名声和行为。把佛教看作墨家，大概抓住了实质。但读《墨子》中的一篇，却说墨家一定采用孔子的学说，孔家也一定采用墨家的学说，由此开启了后人三教归一的说法，不能算确切的论断。只是在墨家的教法中，能够自我节制自身，却又时时有利于万物、救济万物，也有足以自立的地方。因此它的教派能够列入九流，它的书也流传至今而没有湮没。第五十二篇以下全是兵家言论，文字古奥，有的甚至难以断句，与全书不相类似。疑心是因为第五十一篇讲公输般九次进攻、墨子九次抵御的事情，他的门徒于是采集这些技术，附记在篇末。看它说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坚守城防的器械在宋城城墙上，这正是他们能够传授这种技术的证明。△《子华子》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旧本题为晋人程本撰写。考查程本这个名字见于《孔子家语》，子华子这个名字见于《列子》，本来不是同一个人。《吕氏春秋》引用《子华子》共三处，高诱认为他是古代体道之人。因此秦代以前原来确实有《子华子》一书。然而《汉志》已经没有著录，那么到刘向时这部书已经亡佚了。此本从宋室南渡以后才开始在会稽刻版。晁公武因为它多采用字书训诂，指为元丰以后举子所作。朱熹因为它出自越中，指为王铚、姚宽一类人假托所作，但又怀疑不是这两人所能写成。周氏《涉笔》则根据其中《神气》一篇，指为党禁尚未解除时失意之人所作。如今看这部书，多采集黄帝、老子的言论，又参杂术数之说。《吕氏春秋·贵生篇》中的一条，今见于《阳城渠胥问篇》；《知度篇》的一条，今见于《虎会篇》；《审为篇》的一条则故意佚失不载，用来掩盖剽窃的痕迹，可见作伪手法颇为巧妙。然而它讨论治理之道，大旨都不违背圣贤之说。它论述黄帝铸鼎的一条，认为是古人的寓言，足以纠正方士的谬说。它论述唐尧土阶的一条，说圣人不只是看重节俭，更看重礼，尤其足以针砭墨家的偏颇。它的文字虽然稍微有些铺陈拖沓，但纵横驰骋、广博善辩，也常常令人喜爱，大概是有文才的人发愤著书，假托古人的名字罢了。看篇末自己叙述世系，说程氏出自赵国，恋恋不忘自己的宗族，并嘱咐他的儿子不要怀有二心来侍奉君主，这明显是在暗中寄托宋姓。他大概是熙宁、绍圣年间，因违逆时势而不出仕的宗室子弟吧？诸子之书，伪本各不相同；但这一本最有义理和文采，辨明它是伪书可以，因它是伪书就废弃它却不可以。陈振孙说它的文字不古朴但也有可观之处，应当出自近世善于作文之人，确实是公允的评论。晁公武讥评它荒谬浅陋，过分了。△《尹文子》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周代尹文撰写。前面有魏黄初末年山阳仲长氏的序，说分条编次、撰定为上篇和下篇。《文献通考》著录为二卷。此本也题作《大道上篇》《大道下篇》，与序文相合，但合为一卷，大概是后人合并的。《庄子·天下篇》把尹文和田骈并列称说，颜师古注《汉书》认为尹文是齐宣王时人。考查刘向《说苑》记载尹文与宣王问答，颜师古大概据此而说。但《吕氏春秋》又记载尹文与湣王问答的事，他大概是宣王时稷下的旧人，到湣王时仍然在世吧？他的学说本属名家一派。大旨在于说明治理之道，想使自己处于虚静状态，而对万事万物则一一综合考核其实际，所以他的言论往来于黄帝、老子、申不害、韩非之间。周氏《涉笔》说，他由“道”达到“名”，由“名”达到“法”，大概抓住了他的实质。晁公武《读书志》认为他诵习并效法仲尼，他这种说法确实过分，应该受到高似孙《纬略》的讥评。但高似孙用儒家道理来约束他，说他的学说混杂，也并不恰当。诸子百家争鸣，九流并列，各自尊崇自己所听闻的学说，各自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从老子、庄子以下，都各自形成一家之言。读这篇文章的人，取其博大善辩、宏阔放达也就够了，怎么能用一种标准限制它呢！序中所说的熙伯，大概是缪袭的字。至于山阳仲长氏，不知道究竟是谁。李淑《邯郸书目》认为是仲长统，但仲长统死于建安末年，与序中所说的黄初末年不合。晁公武因此怀疑是史书记错了，未免是牵强附会。△《慎子》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周代慎到撰写。慎到是赵国人，《中兴书目》却作浏阳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慎到是赵国人，见于《史记》。”浏阳在今天的潭州，吴代才开始设置县，与赵国相隔南北，完全没有关系。大概是根据书坊的说法，不知所云，所以说是浏阳人的说法错了。明人刻本又说慎到一名广。考查陆德明《庄子释文》，在《田骈》下注说“慎子名广”，那么名广的是田骈，不是慎到，这就更加错误了。《庄子·天下篇》说：慎到抛弃知识、去除自我，顺着不得已的情势，在万物中随波淘汰，把这当作道理。他说，所谓“知道自己不知道”，就是轻视知识，后来又使邻近的人受到伤害。行为乖僻而不任事，却嘲笑天下崇尚贤人的做法；放纵脱略而不守常行，却非难天下所尊的大圣人。他任凭外物推撞、拍击、扭转、折断，顺着万物转移；舍弃是非，只要能够免祸就行。不运用智虑，不知前后，只是茫然自得罢了。被推动之后才行动，被拖曳之后才前往，像旋转的风，像回旋的羽毛，像磨石的转动，周全而没有偏失。行动或静止都没有过错，从未获罪。这是什么缘故呢？没有知觉的事物，没有自我确立的忧患，也没有运用知识的负累，行动和静止都不离开道理，因此终身没有声誉。所以说，达到像没有知觉的事物那样就够了，不必使用贤人圣人的方法。土块也不会失去道理，豪杰们却一起嘲笑他，说：“慎到的道理，不是活人的行为，而是死人的原则，只是显得怪异罢了。”大意如此。这说明《慎子》的学说接近佛教，但《汉志》把它列在法家。如今考察他的书，大旨是顺应事物本然的道理，各自制定一种法则并加以遵守。不在法则之外另求办法，也不在法则之内放宽尺度，这样上下都能相安，可以用清静的方式治理。但法令一旦不能实行，势必要用刑罚来整齐统一。把道德转变为刑名之学，这就是其中的关键转折，所以申不害、韩非常常称述它。（话见《汉书·艺文志》。）《汉志》说此书有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总目》作三十七篇，《书录解题》则说麻沙刻本共有五篇，已经不是全书。此本虽然也分为五篇，但文字删削很多，又不是陈振孙所见的本子，大概是明人搜集残余篇章，重新编排而成。看“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圣君之下”两句前后出现了两次，可知是杂录编成的，连重复部分也没有删去。△《鹖冠子》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考查《汉书·艺文志》著录《鹖冠子》一篇，注说是楚国人，居住在深山中，用鹖鸟羽毛做帽子。刘勰《文心雕龙》称鹖冠子的文章绵延不绝，屡屡阐发深刻的言论。《韩愈集》中有《读鹖冠子》一首，称道其中《博选篇》“四稽五至”的说法、《学问篇》“一壶千金”的话，并且说若施行于国家，功德难道会少吗？《柳宗元集》中有《鹖冠子辨》一篇，却诋毁它，说其言论全都鄙陋浅薄，又认为其中《世兵篇》多与《鵩赋》相同，根据司马迁所引用的贾谊两句话，断定它是伪书。然而古人著书，往往偶尔使用旧文；古人引证，也往往偶然依据所见之文。例如“谷神不死”四句话，今见于《老子》，《列子》却称为黄帝之书；“克己复礼”一句，今在《论语》中，《左传》却说是仲尼称述古书中的话；“元者善之长也”八句，今在《文言传》中，《左传》却记为穆姜的话。司马迁只称贾生，大概也属于这一类，不能凭单独一篇文字这一孤证，仓促断定它是伪书。只是《汉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都作三卷，或许后来有所增益，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它的学说虽然夹杂刑名之术，但大旨本源于道德，文章也博大善辩、宏阔放达。从六朝到唐代，刘勰最被称为懂得文章的人，韩愈最被称为懂得道的人；这两人都称许它，柳宗元却认为它鄙陋浅薄，是过分了。此本为陆佃作注，共十九篇。陆佃的序说，韩愈只称十六篇，没有看到全本。陆佃是北宋人，当时古本《韩文》刚刚出现，应当得见真实情况。如今的《韩文》也作十九篇，大概是后人反过来依据这部书改动了《韩集》，就像刘禹锡《河东集》的序说编为三十二通，而今天的《柳集》也反过来依据穆修本改成四十五通一样。陆佃所作《埤雅》盛行于世，已经另行著录；这部注在当时却已经不太显著，只有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了它的名称。晁公武《读书志》只说有一种八卷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后两卷多引用汉代以后的事。晁公武删去前后五卷，得到十九篇。大概是因为没有见到陆佃的注本，所以不知道陆佃所注的本子原先就是十九篇。△《公孙龙子》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周代的公孙龙撰写。考察《史记》，赵国有公孙龙，主张“坚白异同”之辩。《汉书·艺文志》说，公孙龙与毛公等人一同游学于平原君门下，也称他是赵国人。高诱注《吕氏春秋》说，公孙龙是魏国人，却不知道根据是什么。《列子释文》说，公孙龙字子秉；《庄子》中惠子说：“儒、墨、杨、秉四家，加上我就是五家。”子秉就是公孙龙。根据这些记载，公孙龙应当是战国时期的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公孙龙就是孔子的弟子，这不对。他的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四篇，到宋代已经亡佚八篇，现在只存《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六篇。书的第一章记载了公孙龙与孔穿辩论的事情，《孔丛子》中也有这件事，说公孙龙被孔穿驳倒；但本书又说孔穿愿意做公孙龙的弟子，两种记载彼此不同。大概公孙龙是自己撰写此书，当然一定要伸张自己的学说。《孔丛子》是伪书，产生于晋、汉之间；朱熹认为是孔氏子孙所作，他们当然也一定要伸张祖先的学说。记载不同，并不值得奇怪。本书的大意是憎恶名分、器物与实际不相符合，于是假借“指物”来混淆是非，借“自马”来齐同万物与我，希望当时的君主有所觉悟，从而纠正名分与实际，所以各部史书都把它列入名家。《淮南鸿烈解》说，公孙龙善于辞令，却把名声当作交易。《扬子法言》说，公孙龙的诡辩之辞有数万言。大概他的论说雄辩丰富，确实足以震动天下，所以当时庄子、列子、荀卿都记述过他的言论，成为学术中的一家。只是对于各种品类、名称和称谓，他纷纷加以辨析，数量多得无法计数；公孙龙一定要逐一核查它们的真实情况，但道理终究不足以彼此胜过，所以越是辨说，名分与实际反而越难以厘正。不过本书出自先秦，义理虽然夸诞，文章却相当广博善辩。陈振孙《书录解题》笼统地以浅陋、迂曲、怪僻来讥评它，那又过分了。明代锺惺刊刻此书，把书名改为《辨言》，荒诞妄说，毫无根据。现在仍依照《汉书·艺文志》，题作《公孙龙子》。又据郑樵《通志略》记载，本书有陈嗣古注一卷、贾士隐注一卷，现在都已经失传。本书现存的注，是宋代谢希深所撰，前面有一篇自序。注释文字浅显简近，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因为原书还保存着，姑且一并收录。△《鬼谷子》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考察《鬼谷子》，《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隋书·经籍志》纵横家著有《鬼谷子》三卷，注说：“周代隐居于鬼谷。”《玉海》引用《中兴书目》说：“周代的高士，没有乡里、族姓和名字，因为他隐居的地方，自号鬼谷先生。”苏秦、张仪曾向他求学，他传授给二人《捭阖》到《符言》等十二篇，以及《转丸》《本经》《持枢》《中经》等篇。这是依据《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唐书·艺文志》的卷数相同，但注说作者是苏秦。张守节《史记正义》说，鬼谷在雒州阳城县北五里。《七录》中有苏秦的书，乐壹注说，苏秦想使自己的学说显得神秘，所以假托鬼谷之名。这又是《唐书·艺文志》说法的依据。胡应麟《笔丛》则说，《隋书·经籍志》载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这一定是东汉人根据两部书中的言论，汇集编成此书，托名鬼谷，就像《子虚赋》《亡是公》一类的假托作品。他的话很接近道理，但终究也没有确实证据。《隋书·经籍志》说有皇甫谧作注，那么本书是魏、晋以来的书，确实无疑。《说苑》引用《鬼谷子》“人的不善之处而能够矫正它，是很难的”一句，现在的版本没有收载；

译又，惠洪《冷斋夜话》引用《鬼谷子》说：“崖蜜，就是樱桃。”现在的版本也没有收载；因此怀疑这不是本书原文。不过，现在的版本已经亡佚《转丸》《胠箧》二篇，只保存从《捭阖》到《符言》的十二篇，刘向所引用的内容或许就在亡佚的篇章之中。至于惠洪所引用的文字，据王直方《诗话》，其实是《金楼子》的文字，惠洪误以为是《鬼谷子》。（考：王直方《诗话》现在没有完整本子，这一条见于朱翌《猗觉寮杂记》的引用。）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怀疑本书的理由。高似孙《子略》说，开合、关闭，是《周易》的神妙之处；一收一放，是老子的学术。这种说法认为《鬼谷子》超出战国诸家的范围，实在太过分了。宋濂《潜溪集》斥责它是蛇鼠般的智术，又说它的文章浅近，不像战国时期的人所作，这又贬抑得太过。柳宗元辨析《鬼谷子》，认为其中的言论越奇异，道术就越狭隘，多少说到了它的真实情况。大概它的权术虽然不足称道，但文章奇特多变、诡异雄伟，终究不是后世人所能写出的。△《吕氏春秋》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秦国吕不韦撰写。考察《史记·吕不韦列传》，实际上是他的宾客们汇集编成的。太史公《自序》又说吕不韦迁居蜀地，世间流传《吕览》。考察《序意》篇，其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这时吕不韦还没有迁往蜀地，所以自高诱以下的注家都不采用后一种说法，大概那是《史记》文字上的驳杂。《汉书·艺文志》记载《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现在的本子共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所统辖的子目有六十一篇，八览所统辖的子目有六十三篇，六论所统辖的子目有三十六篇，实际共一百六十篇。《汉书·艺文志》大概只是举其纲要。十二纪就是《礼记》的《月令》。只是把十二个月分割成十二篇，每篇之后又分别插入其他四篇文章。只有《夏令》多谈音乐，《秋令》多谈军事，似乎还有一定意义；其余的就完全无法理解，先儒没有解释，也没有人能详细说明。并且每一纪都附有四篇，唯独《季冬纪》有五篇。最后一篇标明年月，题为《序意》，是十二纪的总论。难道所谓“纪”相当于内篇，而“览”和“论”则是外篇、杂篇吗？唐代刘知几撰写《史通》，分为内篇、外篇，而自序一篇也在内篇末尾、外篇之前，大概就是这种体例。吕不韦固然是小人，但这部书与诸子百家的著作相比，独独显得醇厚、正大。大体上以儒家为主，同时参杂道家、墨家学说，所以常常引用六经的文字以及孔子、曾子的言论。其他如论述音乐就引用《乐记》，论述铸剑就引用《考工记》，虽然没有标明篇名，但依据其文字可以考察出来。所引用的庄子、列子的言论，都不采用其中放诞纵恣的部分。墨翟的言论，不采用其中反对儒家、宣扬鬼神的部分。至于纵横家的权术、刑名家的学说，则一概没有涉及。它的论说相当严谨。评论者鄙视吕不韦的为人，因而不很看重他的书，这不是公允的评论。自汉代以来，注释者只有高诱一家，训诂简明质朴。对于引证错误的地方，例如《制乐》篇说成汤时谷物生长在庭院中，高诱就依据《尚书序》加以驳正；说南子是厘夫人，就依据《论语》《左传》加以驳正；说西门豹在魏襄王时，就依据《魏世家》《孟子》加以驳正；说晋襄公讨伐陆浑、楚成王轻慢晋文公，也都依据《左传》加以驳正；说颜阖回答鲁庄公，就依据《鲁世家》加以驳正；说卫国驱逐献公、拥立公子黚，就依据《左传》《卫世家》加以驳正；这些地方都没有重犯注家牵强附会的错误。不过，例如书中说魏文侯俘虏齐侯，把他献给天子，史传中没有这件事，不知道高诱为什么没有加以纠正。他说梅伯称赞鬼侯的女儿漂亮，妲己认为不漂亮，于是梅伯被剁成肉酱；说白乙丙、孟明都是蹇叔的儿子；说宁戚敲牛角时所唱的是《硕鼠》诗；说公孙龙是魏国人；这些都没有注明出处，也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又如共伯得到共首以及张毅、单豹的事，都出自《庄子》；但对于共伯的事情，他却说不知道出自哪部书；对于张毅、单豹的事情，则引用班固《幽通赋》，竟然没有看到《漆园》一书，也很奇怪。至于他注释“五世之庙”说是逸书，那时梅赜的伪古文尚书本还没有出现。引用《诗经》“庶姜孽孽”时写作“<车献><车献>”，引用“鼍鼓逢逢”时写作“<音夅><音夅>”，这是经学家所依据的版本不同。这些都不足以算作错误。△《淮南子》二十一卷（内府藏本） 汉代淮南王刘安撰写，高诱作注。刘安的事迹详见《汉书》本传。《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记载，《淮南子》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颜师古注说，内篇论述道，外篇是杂说。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二十一篇，大概就是内篇。高诱序说，这部书大体归于道，题名为《鸿烈》。所以《旧唐书·经籍志》有何诱《淮南鸿烈音》一卷，是解释《鸿烈》字音的书。《宋史·艺文志》有《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也是解释《鸿烈》的书。但它的下方又注说“淮南王安撰”，好像连这部解释之书也是刘安所作。各书引用时，于是连《淮南子》的正文也题作《淮南鸿烈解》，错误得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崇文总目》记载亡佚三篇，李淑《邯郸图书志》记载亡佚二篇。他的家藏本只保存《原道》《俶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泛论》《诠言》《兵略》《说林》《说山》十七篇，亡佚了四篇。高似孙《子略》说，所读《淮南子》有二十篇。

译这样看来，到了宋代已经很少有完整的本子了。只有洪迈《容斋随笔》说，现在保存的有二十一卷，与今天的本子相同。然而白居易《六帖引》记载乌鹊填河的故事，说出自《淮南子》，而今天的本子没有这段文字，那么本书仍然有脱漏。晁公武说许慎的注中称“记上”，陈振孙说今天的本子题作许慎注，但详细考察序文，实际是高诱所作，这实在难以解释。芦泉刘绩又说，“记上”如同说题名进呈，并不是说许慎作了注。然而《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把许氏、高氏两家注并列记载。陆德明《庄子释文》引用《淮南子》注，称许慎；李善《文选注》、殷敬顺《列子释文》引用《淮南子》时，所引注释有时称高诱，有时称许慎，这是原来确实有两家注的明证。后来许慎的注散佚，传刻本误把高诱的注题上许慎的名字。从书中称“景古影字”来看，而许慎《说文解字》中没有“影”字，可知它确实不是许慎所作。高诱是涿郡人，卢植的弟子。建安年间被征召为司空掾，历任东郡濮阳令，升任河东监。这些都见于他的自序。许慎则是和帝永元年间的人，比高诱早得多，怎么可能记录高诱的注呢？刘绩的说法，大概只是牵强附会于书中文字，并没有详细考察时代先后。△《人物志》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魏代刘卲撰写。刘卲字孔才，邯郸人。黄初年间任散骑常侍。正始年间赐爵关内侯。他的事迹详见《三国志》本传。其他版本有的写作刘劭，有的写作刘邵。此书没有宋庠的跋文说，依据现今官府藏书，《魏志》写作“勉劭”的“劭”，从“力”旁；其他本子有的从“邑”旁，那是晋地的名称。按《字书》，这两个字的解释除了上述训释之外没有其他意义，但都与“孔才”的含义不相合。《说文解字》作“卲”，读音同上，只是“召”旁下从“卩”，解释为高；李舟《切韵》解释为美。高与美都和“孔才”的含义相合。扬雄《法言》说：“周公之才之卲。”就是这个意思。宋庠辨析得精确严密，现在依从他的说法。本书的注是刘昞所作。刘昞字延明，燉煌人。旧本在书名上方题有官衔“凉儒林祭酒”，大概是李暠在位时曾授予他这一官职。但《十六国春秋》说，沮渠蒙逊平定酒泉后，授刘昞为秘书郎，专门掌管注记；魏太武帝时又授任乐平从事中郎。这样，刘昞先后侍奉三位君主，只有题署凉国官职是错误的。刘卲的书共十二篇，首尾完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十六篇，疑心是传写错误。本书以论辨人才为主，通过外在表现出来的征兆，考验内在所藏的才能，区分人才的类别和品级，考察分析难以辨别的相似之处，所以《隋书·经籍志》以下的书目都把它列入名家。可是它所说的最终都能洞察事物的实情，精确严密而接近事理。与尹文兼杂陈述黄帝、老子、申不害、韩非的学说，以及公孙龙只分析坚白、同异的学说相比，完全不同。大概他的学问虽然接近名家，所讲的道理却不违背儒家。刘昞的注不涉及训诂，只是疏通大意；但文辞简约古雅，还保留着魏、晋文章的遗风。汉魏丛书所收的本子，只在每篇开头保存了十六字的解题，而且把卷首阮逸的序误题为晋人所作，实在疏漏错乱。这个本子是万历甲申年河间刘用霖刊刻的，大概是在隆庆壬申年郑旻的旧版基础上修订的，仍然保留着古本的样子。△《金楼子》六卷（《永乐大典》本） 梁孝元皇帝撰写。《梁书·本纪》说，孝元帝广泛通晓群书，所撰文章和著作大多流行于世。他在藩王时期，曾自号“金楼子”，于是用它作为书名。《隋书·经籍志》《唐书》《宋史·艺文志》都著录此书，原为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此书有十五篇，可见宋代还没有缺佚。到了宋濂《诸子辨》、胡应麟《九流绪论》所列的子部书目中，都没有提到这部书。可见到明初它已经逐渐湮没不显，明代末年终于散佚。所以马骕撰写《绎史》时，搜集材料最为广博，也自己说没有见过流传的本子，只从其他书中摘录了几条。现在查考《永乐大典》各韵，还保存了不少它的遗文。核对它所依据的版本，原来是元代至正年间的刊本。勘验其序文和篇目，都还完整。只是所列只有十四篇，与晁公武所说的十五篇数目不相合；其中《二南五霸》一篇和《说蕃》篇，文字多有重复。或许是传刻者混乱了篇目，反而使原有的一篇散佚了吧？而且《永乐大典》编排次序没有章法，文字割裂破碎，有的本来不是一篇却误行合并，有的把文字割缀到其他卷中，反而使原篇缺失。各篇开头的序述，也只有《戒子》《后妃》《捷对》《志怪》四篇保存下来，其余都脱落散失了。不过其中《兴王》《戒子》《聚书》《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八篇，都首尾完整；其他文字虽然混杂错乱，但幸好条目分明，还可以编排成册。我谨慎地详细搜集缀合，互相参照订正，整理为六卷。本书对于古今见闻和事迹，以及政治的兴衰、人物的正邪，都一并包罗记载。又附有议论，兼具劝勉和警戒的作用，大概也属于杂家一流。当时周、秦时期的异书还没有全部亡佚，书中确实有所征引。例如许由的父亲姓名、许由有兄弟七人、十九岁时隐居、成汤共有七个名号之类，都是正史以外的逸闻，其他书中没有见过。又如《立言》《聚书》《著书》各篇，自己表明撰述的勤劳；其中所记载的典籍源流，也可以补充其他书籍的不足。只是永明以后，艳丽的文辞盛行，本书的文风也华美绮丽，没有超出当时的风气。书中有些地方故意写得古奥，例如记载始安王萧遥光的一节，句读难以断定，而且还形成了伪体。至于他自称“五百年运余，何敢让”，俨然把自己比作孔子，更是荒诞不经。总之，这部书既有瑕疵，也有优点，不必委曲地替它掩饰。△《刘子》十卷（内府藏本）

译考察《刘子》十卷，《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唐书·艺文志》题作梁代刘勰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依据唐代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的序，认为是北齐刘昼所撰。《宋史·艺文志》也题作刘昼。自明代以来，刊本不收袁孝政的注，也不收他的序。只有陈振孙记载了他的序，大略说：刘昼因感伤自己怀才不遇、天下衰乱，播迁到江南，所以写了这部书。当时人们不知道作者是谁，有的说是刘勰、刘歆、刘孝标所作，等等。不知道他依据的是哪部书，所以陈振孙认为最终也不能知道刘昼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人。考察梁代通事舍人刘勰，史书只说他撰写《文心雕龙》五十篇，没有说他还有别的著作。而且《文心雕龙·乐府篇》说：“涂山唱歌于仆人，开始形成南方的声调；有娀氏歌咏飞燕，开始形成北方的声调；夏甲在东阳叹息，东方声调由此产生；殷整在西河思念，西方声调由此兴起。”本书《辨乐篇》却说，夏甲创作《破斧之歌》，开始形成东方声调，这与刘勰的说法相合；但本书说殷辛创作《靡靡之乐》，开始形成北方声调，则与刘勰的说法完全不同，因此一定不是同一个人所作。又据史书记载，刘勰长于佛理，曾经主持定林寺经藏，后来出家，改名为慧地。这部书的末篇却归心于道教，同刘勰的志趣大不相同。《白云霁道藏目录》也把它收在《太玄部无字号》中，可见它不是奉佛之书，十分明显。近来的版本仍刻作刘勰所撰，实在是考证失误。说是刘孝标所作的说法，《南史》《梁书》都没有明文记载，不足为凭。说是刘歆所作的说法，则全书都说班超因愤怒而学习武艺，最终建立了西域功业，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只有北齐刘昼，字孔昭，是渤海阜城人，姓名见于《北史·儒林传》。然而他从未迁徙到江南，与袁孝政序文所说不合。传记称刘昼孤苦贫困而接受教育，任意博览群书，昼夜不停。他被举为秀才却未能考中，才悔恨自己没有学习属文，后来又开始编缀辞藻，言辞很古拙，同这部书文辞繁丽而轻清秀美的风格也不相合。又说他求取秀才十年没有成功，于是发愤撰写《高才不遇传》。孝昭帝时，他出发到晋阳上书，言辞也恳切正直，却多不合时宜，始终不被录用，于是把所上之书编录为《帝道》。河清年间，他又撰写《金箱壁言》，用来指斥机要政务处理不善，也没有说有这部书。难道袁孝政所指的，另有一个刘昼吗？看这部书末尾《九流》一篇，其中所说的得失，都同《隋书·经籍志·子部》的论述相同。假如《隋志》是沿袭他的说法，就不应反而不记载他的书；假如是他剽窃《隋志》，那么这部书就是贞观以后的人所作。也可能是袁孝政采集诸子的话，自己编成这部书，又自己作注。或者他故意把著书人的姓名写得模糊，使后世无法查考，也未可知。然而刘勰这个名字如今既已确知不是作者，自然应当刊正。刘昼这个名字则处于真伪可疑之间，难以确切断定。姑且仍依照晁氏、陈氏两家的目录，题作刘昼之名，同时把上述矛盾附记在后。△《颜氏家训》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考察陆法言《切韵序》，该序作于隋仁寿年间，所列共同审定《切韵》的八个人中，颜之推也在其中，那么他实际上一直活到隋代。旧本所题的时代，大概是依据他著书时的身份。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古今的家训，以这部书为始祖。不过，李翱所说的《太公家教》虽然是伪书，至于杜预《家诫》之类的著作，却早在它以前。只是颜之推所撰的这部书，篇卷比较多罢了。晁公武《读书志》说，颜之推本是梁人，著作共有二十篇。内容叙述修身立身、治理家庭的方法，辨析纠正当时风俗的谬误，用来教训世人。如今看这部书，大体上对世故人情深知利害，又能用经书训诫来文饰表达，所以《唐志》《宋志》都把它列入儒家。但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脱离当时崇尚佛教的风气。又兼论字形、书法、音韵训诂，考订典故，品评文艺，铺陈延伸而旁涉多端，并不专门表达一家之言。现在特意把它从杂家中移出，归入它所属的类别。另外，这部书《隋志》没有著录，《唐志》《宋志》都作七卷，而今本只有二卷。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有宋代抄本淳熙七年嘉兴沈揆本，共七卷。它以阁本、蜀本以及天台谢氏校订的五代和凝本互相参校审定，末尾附有考证二十三条，另成一卷，并且极力斥责流俗版本合并为二卷的错误。如今沈本已经无法再见，没有办法知道它原来分卷的情况，只好暂且依照明人的刊本录入。然而它的文字既没有异同，那么卷帙分合也只是小事，惟独考证一卷散佚，实在可惜。△《长短经》九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唐代赵蕤撰。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赵蕤是梓州盐亭人，博学而精通兵法，长于治理世事。他和妻子都有隐居守节的操行，不应征召。《唐书·艺文志》也记载赵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年间朝廷召他而他没有赴任。这同孙光宪的记载大体相同，只是书名作《长短要术》，略有不同。大概是一书二名。这部书全都讨论君主与霸主处理经常与权变事务的要领，成于开元四年。自序说全书共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唐志》和晁公武《读书志》记载的卷数也相同。如今很久没有刊本。王士祯《居易录》记载，徐乾学曾在临清得到宋代刻本。这个本子前面有“传是楼”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图书”一印，后面有徐乾学的名印，每卷末尾都题有“杭州净戒院新印”七字，仍然是南宋旧刻，大概就是王士祯所说的本子，但只保存了九卷。末尾有洪武丁巳沈新民的跋，称它的第十卷《阴谋家》原本缺失，现在保存的共有六十四篇，等等。（按：这篇跋完全抄袭晁公武的话，怀疑是书商伪托。）这就成了少了一卷却反而多出一篇，同赵蕤自序所说六十三篇的数目不合。然而查验现存部分，确实是六十四篇，怀疑赵蕤自序中的数字或许是传抄错误。第一卷八篇，题作《文上》；第三卷四篇，题作《文下》。

译第二卷四篇，有分目而没有总题；按照体例推断，应当脱漏“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题作《霸纪上》。第五卷一篇，论述七雄的事情，题作《霸纪中》。第六卷一篇，论述三国的事情，也没有总题；按照体例推断，应当脱漏“霸纪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题作《权议》。第八卷十九篇，题作《杂说》。第九卷二十四篇，题作《兵权》。至于所谓第十卷《阴谋》，如今已经无法考察。篇中的注文相当详细，引用了很多古书，大概就是赵蕤自己所作。注文开头有的标出“议曰”二字，有的也不标出，体例不一致，也不知道其中原因。刘向《战国策序》说，有的题作“长短”；这部书辨析事势，其源流大概出自纵横家，所以取名为《长短》。它虽然随着时势制定变化，不免成为讲求事功的学问，但主旨在于实用，并不是策士诡诈权变的谋略；其中言论本来就不违背儒者之道，文章格调也很接近荀卿《申鉴》、刘邵《人物志》，还保留着魏、晋时代的遗风。唐人的著述流传年代久远而逐渐稀少，即使这部书散失十分之一，也本来应当把它视为完整的璧玉来珍惜。△《两同书》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罗隐撰。罗隐字昭谏，新城人，本名罗横。十次应举都没有中第，于是改名。朱温篡夺唐朝后，以谏议大夫的职位召他，他没有应召。后来仕于钱镠，任钱塘令。不久任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授官著作佐郎、司勋郎中。历次升迁为谏议大夫、给事中。《吴越备史》记载，罗隐所著有《淮海寓言》《谗书》，没有说有这部书。然而《淮海寓言》和《谗书》陈振孙已经访求而没有得到，只有这部书流传到今天，共十篇。上卷五篇，都以老氏的话作结；下卷五篇，都以孔子的话作结。《崇文总目》说，它以内在修身采用老子的学说，以外在治世采用孔子的道理，会通二者的宗旨而认为它们同出一源。这样看来，“两同”这个名称，大概取自晋人“将无同”的含义。晁公武认为这是取两种学说同出一源而名称不同的意思，不合它的本旨。《书录解题》引用《中兴书目》，认为它是唐代吴筠所撰。考察《宋史·艺文志》，另有吴筠《两同书》二卷，同这部书一起著录在杂家类中，并不是同一本书。△《化书》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齐邱子，称为南唐宋齐邱所撰。宋代张耒为这部书作跋，于是说齐邱是犬鼠之雄，实在不值得称道。晁公武也把它作为齐邱的著作著录在目录中。然而宋代碧虚子陈景元作跋说，旧传陈抟曾说，谭峭字景昇在终南山撰写《化书》。后来他游历三茅山，经过建康，见到齐邱有得道之人的气质，于是把书交给他，说：“这部书所讲的化，变化无穷。希望你为它作序，使它流传后世。”说完便拄杖穿着草鞋离去了。齐邱于是把这部书夺来据为己有，并为它作序。那么，这部书就是谭峭所撰，题作“齐邱子”是不对的。全书共分六篇，分别是《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其中的学说大多依据黄帝、老子的道德宗旨，文笔也简练刚劲而深奥质朴。元代陆友仁《砚北杂志》说，世上从未见过谭景昇的书，其他书说他论书法，在钟繇、王羲之以下只有他一人。如今考察有关书法的一条，见于《仁化篇》中，而陆友仁却没有见到，可见到元代时这部书的流传已经很少。明初代王府曾经刊行，后来又有刘氏、申氏等版本。如今仍改题为《化书》，并把陈景元的跋附在后面。谭峭是唐代国子司业谭洙的儿子，拜嵩山道士为师，学得辟谷养气的方法。事迹见于沈汾《续仙传》中。他的学说带有神怪色彩，不值得深入辨析。又道家称谭峭为紫霄真人，而《五代史·闽世家》说王昶喜好巫术，任命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此事同谭峭处于同一时代，不知道是否就是同一个人？方外之士的行踪没有定准，也无从查究了。△《昭德新编》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代晁迥撰。晁迥字明远，澶州清丰人。从他的父亲开始迁居彭门。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至道末年升任右正言，任直史馆、知制诰。不久任翰林学士，加任承旨；天禧年间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判官，以太子太保的身份退休。死后谥号文元。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是他晚年所作。因为居住在昭德坊，所以用它来命名书名。宋初承袭唐代遗风，士大夫多用心研究佛教经典。因此晁迥撰书，大旨虽然在于勉励人向善，却不免兼杂佛教内容。他在自序中说，东鲁的书文辞文雅，西域的书内容质实完备，所以这五种说法取其中道而作，大概指的是下卷《指迷》中的五说。李淑说他服膺古代典籍，年老仍不知疲倦，年轻时曾遇到异人指点心要。王古称赞他的名理精妙，即使白乐天也比不上，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学问了。晁迥的五世孙晁溯搜集家集，在丹棱李焘处得到这部书。庆元年间曾有刊本，明代嘉靖年间又有重刊本。这个本子开头题为裔孙伏武重录。晁迥的自序以及李遵勖的后序，都同晁溯所记相符合，大概仍是旧本。书后附有晁迥以及明代晁瑮、晁东吴三人的诗几十首，大概是他的后人搜集编录家集而没有完成的部分，文字彼此不相连贯，实际上是多余的枝节。现在全部删去，不著录在目录中。△《刍言》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崔敦礼撰。崔敦礼祖籍河北，南渡以后和弟弟崔敦诗一同考中绍兴进士。官至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他喜爱溧阳的山水，买田置屋居住在那里。这部书共分三卷：上卷论政，中卷论行，下卷论学。他作文都以扬雄、王通为规模，没有语录体粗俗浅陋的习气。然而首卷把道德仁义分析为不同等级，中卷又把各经传的注释说成蛀蚀大道的书，它的宗旨颇杂有黄、老思想，不是纯粹儒者的言论。至于其中指陈事理，对人情世态揭示隐微之处，往往能切中关键，那么也不能全部废弃。杂家一流，《七略》已经著录，本来不妨让这种说法同其他学说并存，以备采择。△《乐菴遗书》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旧本题为宋代李衡撰，其门人龚昱编。李衡有《周易义海撮要》，已经著录。龚昱字立道，昆山人。根据隆庆元年沈珠的序文，旧本为五卷，现在定为四卷。旧名叫《语录》，现在改称《遗书》。然而沈珠只说最初得到《语录》一册，没有说它的来源；又说后来随即遗失，重新得到郡守曹紫峰的抄本。所谓最初得到的一本，应当就是指天顺癸未成廷珪所刻的本子。而卷末天顺己卯郑文康的跋文，写在刊刻前四年，也说只得到抄本，因此最终无法详细知道这部书传授的确切情况。考察书中的言论，大体同隆庆、万历年间的心学相合。卷首吴仁杰的序文，同他为《两汉刊误》《离骚草木疏》《古周易》等书所作的序文截然不同，显然像是出自两个人之手。它的大旨以“悟”为宗旨。又记述周必大给人写的信说：“乐菴临终前的一番著述，实在难得，禅和子也佩服他。平常说起来很容易，到腊月三十日临终之时，实在不能欺骗人。这位老人一生跌宕，到这里才真正得力，令人敬佩和羡慕。”这也很不像周必大的话。考察《宋史》李衡本传，记载他临死前沐浴、更衣戴冠，安然而逝。周必大听说后说：“世人说他专心佛氏，才能通达生死；李衡并不是逃离儒学而进入墨学的人，却能在临终时如此超然，难道接近孔门所谓闻道的人吗？”等等。难道是姚江学派的末流借用这些话来伪撰这部书和这篇序，借此助长心学的声势，连所谓天顺刻本的序跋也都是伪撰的吗？不然，龚昱编成这部书是在淳熙年间，正与朱子同时，朱子对于张九成、陆九渊的辨析已经竭尽力量，为什么这部书却把儒、墨混为一谈，甚至在轮对上殿时竟敢说周公也坐禅，而朱子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呢？姑且以疑传疑，把它保存为杂家的一种，也就可以了。△《习学记言》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叶适撰。叶适字正则，自号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考中进士，官至宝文阁学士。谥号忠定。他的书是把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的内容分别辑录并加以论述，分条编成一部书。全书经部十四卷，诸子七卷，史部二十五卷，《文鉴》四卷。他的论述喜欢追求新奇，不屑于拾取陈旧说法，所以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的文章峭拔精工，但义理还不能算纯正明白、广大正当。刘克庄为赵虚斋作《注庄子序》，也说叶适讲学分析义理，多有不同于先儒之处。如今看他的书，例如说“太极生两仪”等话文辞浅薄、义理鄙陋；说《檀弓》在义理上浅陋草率，在文辞上却艰涩短缩；说孟子、子产不懂得治理政事，说仲尼没有做得过分，这些话都不恰当，类似的内容确实难免惊骇世俗。然而，他说读《诗经》的人专门沉溺于旧有文字，不能得到诗意，主张全部删去原序，反而会造成更多错误；说《国语》不是左氏所作；以及考察子思生卒年月，斥责汉人所说《洪范》五行灾异的错误，这些都确实有独到见解，足以同他雄辩的才华相称。至于论述唐史的各条，往往是针对宋代事情而发，在治乱和通变的根源方面，论说最为详尽，他的见识尤其不是容易赶上的。只是在宋代末世，正当人们恪守洛学、闽学的学说时，叶适却独自不能免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所以陈振孙等人对他不满罢了。△《本语》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高拱撰。高拱有《春秋正旨》，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万历丙子年，距离高拱罢官归乡已经十三年，所以一打开书就以《否》《泰》两卦以及君子、小人的消长来发论。其中论裴度、论刘晏，都是暗中把自己比作他们；论李林甫、论哈麻，都是暗中把徐阶比作他们；论卢怀慎，则暗中把殷士儋等人比作他。这也是发愤而著书的人。书中像“隆庆六年在良乡住宿，梦见孔子”之类的话，颇为夸诞；像说“无意之妙，不是意识所能做到，所以圣人看重忘却”之类的话，也颇涉及虚无；至于驳斥伊川关于《春秋》灾异的一条，想要推翻董仲舒、刘向、刘歆的说法，于是说天道同人事没有关系，更是错误。其他辨析诘问先儒的过失、揭出传注的错误，言辞气势纵横，也是他刚强严厉的余习。然而其中颇有分析精当之处，也不能一概抹杀。第五卷以下，都是论述时事，大多切中明代末年的弊病。所以《明史》称他熟悉政体，有经世济民的才干。一部书中，大概是优点和缺点并存。──以上“杂家类”杂学一属，共二十二部、一百七十八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古代学校教育，使天下人都学习六德、六行、六艺，并没有不同的学派。周朝衰微以后，诸子百家兴起。名家说自己出自礼官，但他们关于坚石、白马的辨析，哪里有什么礼的内容；纵横家说自己出自行人，但他们所讲的倾危、变诈，古代行人并没有这样的辞令；墨家说自己出自清庙的守官，却连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解释不清〔以上说某家出自某官，都是班固的说法〕。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儒者失去根本之后，各自凭借私智把儒学变成杂学罢了。他们的传人寥寥无几，不足以自成一家，现在都归入杂学类。其他各家，有的谈论义理而有所偏差，有的议论事理而夹杂利害，也不是纯粹的儒家言论，同样附列在这一类中。）

译卷一百十八　子部二十八 ○杂家类二 △《白虎通义》四卷（通行本） 汉代班固撰写。《隋书·经籍志》记载《白虎通》六卷，没有注明作者。《唐书·艺文志》记载《白虎通义》六卷，才开始题出班固的名字。《崇文总目》记载《白虎通德论》十卷，共十四篇。陈振孙《书录解题》也作十卷，说共四十四门。今本是元代大德年间刘世常收藏的本子，共四十四篇，与陈振孙所说相符。由此可知，《崇文总目》所说的十四篇，是传抄时脱掉了一个“四”字。不过今本只分为四卷，又与各志所载不同。朱翌《猗觉寮杂记》说，《荀子注》引用《白虎通》“天子之马六”一段话，今本没有。那么，书籍辗转传抄，也可能有所脱漏散佚；朱翌因此指斥它是伪作，就不是确切的论断了。据《后汉书·班固传》，班固本传说，天子召集诸儒讲论五经，撰成《白虎通德论》，命班固汇集记录这件事。《杨终传》则说，杨终谈到宣帝时，广泛征召群儒，在石渠阁讨论并确定五经。如今国家安宁少事，学者能够完成学业，但那些只拘泥于章句的人，却破坏了经学的大体；应当依照石渠阁的旧例，使之永远成为世人的准则，于是下诏让诸儒在白虎观讨论考订异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卷〕 适逢杨终因事获罪被关进狱中，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人认为杨终深通《春秋》，学问中有许多不同寻常的见闻，便上表请求宽免他，当天就把他赦放出来。《丁鸿传》说，肃宗下诏让丁鸿与广平王刘羡以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人在北宫白虎观讨论并确定五经的异同，派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持奉皇帝诏命提出疑难。侍中淳于恭上奏，皇帝亲自依据诏令裁决。当时张酺、召驯、李育也都得以参加白虎观的会议，大概可以考知的诸儒有十多人。他们的议论和奏章统称《白虎通德论》，仍未称作《白虎通义》。《后汉书·儒林传》的序说，建初年间，肃宗在白虎观大会诸儒，考察详定经义异同，连续数月才结束。肃宗亲自临场，依照石渠阁旧例裁决，临终命史臣把它著录为《通义》。唐章怀太子李贤注说，这就是《白虎通义》。这足以证明，班固汇集成书以后，才把这部书命名为《通义》；《唐志》所记载的，大概就是它的原名。《崇文总目》称作《白虎通德论》，是不合事实的。《隋志》删去“义”字，大概是民间流传时省略而形成的另一个名称。所以唐代刘知几《史通》的序中引用《白虎通》《风俗通》来立说，实际上是名称相互沿袭，忘记了它们最初的名称。书中所引用的材料，除了六经及其传记以外，还涉及纬书，这是东汉的风气所造成的。书中又有《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这些都是《礼》的散佚篇章。当时汉代崇尚经学，人人都小心谨慎地遵守师承，古代义理和旧日见闻，大多保存在这些材料中，确实是研究经学的人应当用心探究的。国朝任启运曾经举证订正其中的缺漏，撰成《白虎通擿讹》，这件事见于他亲自撰写的制艺序中。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他所纠正的是否正确，也无法考察了。△《独断》二卷（通行本） 汉代蔡邕撰写。王应麟《玉海》说，这部书间有颠倒错乱；嘉祐年间，余择中重新编排次序，并用自己的说法加以解释，所以另一本题作《新定独断》。余择中的本子如今已经失传。不过今书在叙述历代帝王世系的末尾说：“从高祖乙未到现在壬子年，共三百一十年。”壬子年是灵帝建宁五年，而灵帝世系末行的小注却有建宁二十二年的事情，又出现献帝的谥号，因此绝不可能是蔡邕原文，大概后人也曾对它窜改错乱。这部书论述礼制，多采信《礼记》，不遵从《周官》。例如五等封爵，完全同《周官·大司徒》的说法不同，但各条解释义理与郑玄《礼注》相合的地方很多。它解释“大祝”的一条，与康成（郑玄）的《大祝注》字句完全相同，可见它所依据的材料，应当同出于一部书。又《续汉书·舆服志》说，樊哙冠宽九寸、高七寸，前后各伸出四寸；本书却说高七寸，前面伸出四寸，文字略有不同。刘昭《舆服志注》引用《独断》说，三公、诸侯用九旒，卿用七旒；今本却写作“三公九，诸侯、卿七”。《建华冠》注引用《独断》说，它的形状像妇人缕鹿；今本完全没有这段文字。又《初学记》引用《独断》说，皇帝乘坐的车都设置副辖，就是在车外加设车辖；这与今本也完全不同。这些情况，或者是诸家引用时偶然弄错，或者是今本传抄时脱漏，都无法确知。然而全书条理贯通，即使略有错杂，也并不妨害它的大旨，终究是考证家取之不尽的渊薮。△《古今注》三卷，附《中华古今注》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古今注》三卷，旧本题为晋代崔豹撰写。《中华古今注》三卷，旧本题为后唐太学博士马缟撰写。崔豹的书没有序跋。马缟的书前有自序，说从前崔豹《古今注》虽然见识广博，但大概有文字缺漏；到了黄初年间，已经无人知道这些内容。现在增补注文，用来解释它的意义。然而如今互相校勘这两部书，除了宋、齐以后事迹有二十九条不同以外，魏、晋以前的事情中，崔豹书只有草木一类，以及鸟兽类中“吐绶鸟一名功曹”七个字，是马缟书没有的；马缟书只有服饰一类，以及开头宫室一条、封部兵陈二条、马<鼠勺>犬二条，是崔豹书所缺的；其余记载全都相同，不过次序略有先后，字句偶有增减。马缟所谓增补注文、解释义理，完全没有这回事。又马缟书中卷说：“棒，崔正熊注：车辐。”既然完全抄袭崔豹的话，就不应当只有这一条特意署上崔豹的名字。考察《太平御览》所引用的书名，有崔豹的书，却没有马缟的书；《文献通考·杂家类》又只有马缟的书而没有崔豹的书。由此可知，崔豹的书早已亡佚，马缟的书后来才出现，后人摘取其中魏代以前的事迹，伪称为崔豹所作。又校勘《永乐大典》所载《苏鹗演义》，与这两部书相同的有十分之五六；这样看来，不仅崔豹的书是依托伪作的，马缟的书也难免有剽窃抄袭。

译只是因为流传已经很久，姑且保存下来，以备作为一家之言。考察刘孝标《世说注》，记载崔豹字正能，晋惠帝时官至太傅。马缟称他为正熊，这两个字相近，大概有一个记载错了。新、旧《五代史》都有马缟的传记，记载他明经及第，考中拔萃科，仕梁时任太常修撰，历任尚书郎、参知理院事，升任太常少卿。唐庄宗时任中书舍人、刑部侍郎，代理判太常卿。唐明宗时贬为绥州司马，后来又任太子宾客，升任户部侍郎、兵部侍郎，最终任国子祭酒。今本题作“唐太学博士”，大概是依据《书录解题》。但称为太学博士，实际上是陈振孙的错误。至于他的时代，陈振孙也称“后唐”，并不专称“唐”；实在是明代刻本按照自己的意思改成了“唐”。△《资暇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李匡乂撰写。旧本有的题作李济翁，大概是宋代刻本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的讳，所以只写他的字，就像唐代修撰《晋书》时称石虎为石季龙一样。有的写作李乂，也是避讳刻书时删去一个字，就像唐代修撰《隋书》时称韩擒虎为韩擒，实际是同一个人。《文献通考》一处收入杂家类，引用《书录解题》作李匡文；另一处收入小说家类，引用《读书志》作李匡义，但字济翁相同。《陆游集》有这部书的跋，也写作李匡文。王楙《野客丛书》写作李正文。但《读书志》实际写作匡乂，其他书都是传抄时误写的。李匡乂的生平末始不详。书中称“再从叔翁汧公”，可知他是李勉的孙辈。又称同族人李翰撰写《蒙求》，并记载苏武、郑众等事，那么他应当是晋代翰林学士李翰的族人，此人应生活在唐末。《唐书·艺文志》有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注说他在昭宗时任宗正少卿，大概就是李匡乂。书中只自称“守南漳”，大概是他曾任的官，而不是最后任职的官。《读书志》记载，这部书有李匡乂的自序说：“世俗的说法，大多有讹误；即使有所见闻，也默然不敢加以考证。” 所以撰写这部书：上篇订正错误，中篇谈论事物的本源，下篇说明事物本身。这个本子前面有虞山钱遵王氏的藏书印，大概也是述古堂的旧藏。没有题写埭川顾氏家塾刊刻。书中“贞”字、“徵”字、“完”字都缺末笔，大概是南宋刻本。“殷”字也仍然缺末笔，那么应当刻于理宗以前、宣祖尚未迁入太庙之前，比近来的本子更好。然而书中没有自序，怀疑是装订编纂的人把它遗失了。书中也没有标出三篇的篇名，但所说的事情都与篇名相应。推测自序只是概括说明，原书本来就没有标出篇名。这部书大体上是考订旧文。黄伯思《东观馀论》曾驳斥其中关于茶托的一条，黄朝英《缃素杂记》曾驳斥其中关于儤直的一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曾驳斥其中关于药栏的一条，王楙《野客丛书》曾驳斥其中关于“急急如律令”的一条。如今看它所辨析的内容，例如关于“千里不唾井”的事情，它说原本是因为南朝宋的计吏，却不知道《玉台新咏》旧本所载曹植代刘勋写的《出妻王氏诗》中，已经有“千里不唾井”，何况还有“昔所奉”一句；那么所谓宋代计吏的说法就是错误的。又如蜀妓薛涛，见于唐人诗集的无不写作“涛”，这部书却独自写作“薛陶”，显然是错字。又把“龙钟”解释为龙所踩踏的地方，也属于牵强附会。全书都是考证文章，只有“穆宁啗熊白”一条忽然夹杂嘲笑戏谑的杂事，在体例上尤其不协调。然而，书中说荀悦《汉纪》是为了防止后人误解；说角里应直写作禄里，足以证明在字上加一笔而另作“甪”字是错误的；说《论语》“宰予昼寝”应作“画寝”，这是梁武帝的说法；说“伤人乎不问马”应在“不”字断句，这是《经典释文》的说法，这些都不是韩愈《笔解》首先提出的。又如说五臣注《文选》窃取李善的本子，说韩愈《讳辨》把杜度误作姓名，说有母亲的人不能称舅氏为“渭阳”，说撰写《诗疏》的陆玑，其名字从玉旁而不是陆士衡，说“万几”讹作“万机”是由于汉王嘉的封事，说“除授”二字有分别，以及“座前”和“阁下”的区别、竹甲题签和门杖的起始等，所引证据都很清楚，足以作为典籍依据。其中“赞阝侯音鹾”一条，被明代焦竑撰写《笔乘》时摘取，作为奇闻。却不知道，隶属沛国的“赞阝侯”读音为“鹾”，隶属南阳的则读音为“赞”。李匡乂已经引用邹氏《史记注》驳斥读作“鹾”的错误，焦竑大概没有见到这部书吧。△《刊误》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代李涪撰写。旧本前面有署衔，称他为国子祭酒。郭忠恕《佩觿》引用这部书，也称李祭酒李涪。五代离唐末不远，应该得到他的真实身份。但陆游《渭南集》有这部书的跋说，王行瑜作乱时，宗正卿李涪极力陈说王行瑜一定会悔过。等到王行瑜的首级被送到京城，李涪也被流放到岭南而死。怀疑这就是同一个人，但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还不清楚。书前有自序，说撰成五十篇。这个本子只有四十九篇，大概散失了一篇。这部书都是考究典故，引用旧制度来纠正唐末的过失，又引用古代制度来纠正唐代制度的错误，其中许多内容可以用来订正礼制文辞。下卷间或涉及杂事，如讨论“仅、甥、旁、缪、厩、荐”六字的讹误，辨析陆法言《切韵》的错误，解释《论语》“不问马”中“不”字不是表示否定的读音，校订《左传》“缮完葺墙”中“完”字应为“宇”字，以及驳斥李商隐所谓孔子师从老聃、老聃师从竺乾的荒诞说法，纠正贾耽《七曜历》的错误，也颇有助于增长见识。唐末文人日益趋向轻薄巧饰，唯独李涪考订旧文，也可以说是学问有根基的人。△《苏氏演义》二卷（《永乐大典》本） 唐代苏鹗撰写。苏鹗字德祥，是武功人。他是宰相苏颋的族人。光启年间考中进士。仕宦经历无从考查。他曾撰写《杜阳杂编》，世间有传本。这部书早已散佚，如今才根据《永乐大典》的引文辑集成编。《杜阳杂编》只是小说家之言，这部书却对典章制度、名物多有考证。书中所说的内容，与世间流传的魏代崔豹《古今注》、马缟《中华古今注》多有出入，这些已经在《古今注》条下考证过了。然而，如果不是幸亏《永乐大典》还保存了这些内容，那么崔豹书是伪作一事还可以考察出来，马缟书的剽袭抄取就没有办法证明了。这些内容本来尤其应当赶快表彰著录，以辨明真伪。况且如今保存下来的各条中，有一大半是那两部书没有摘录的。它的训诂和考订都很精核，足见见识广博。

译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赞它考究书籍传记，订正名物，辨析并证明讹误，可以同李涪《刊误》、李济翁《资暇集》、邱光庭《兼明书》并驾齐驱，这确实不是过分的赞美，尤其不能不把它单独著录保存下来，以备相互考察。原书十卷。如今从散佚的材料中搜集整理，得到的只有这些。古书亡失得越久，保存下来的越少，像片羽吉光一样，更加值得珍惜。因此本来就不能以篇卷多少来评定它。△《兼明书》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五代邱光庭撰写。邱光庭是乌程人，官至太学博士。陈振孙《书录解题》称邱光庭为唐代人，《续百川学海》和《汇秘笈》则题作宋代人。考察书中把“世”字都写作“代”，他应当是唐代人。但《罗隐集》中有赠给邱光庭的诗，那么他应当已经进入五代。他把“唐”讳写成这样，正如孟昶石经中的“世民”等字仍沿用旧制而缺末笔一样。这部书全是考证文章。《宋史·艺文志》作十二卷，《书录解题》作二卷，今本五卷，怀疑是后人重新改定的。开头是论诸书的二十二条。其次是《周易》五条，《尚书》四条，《毛诗》十三条。其次是《春秋》十条，《礼记》五条，《论语》十三条，《孝经》二条，《尔雅》三条。其次是《文选》二十二条。最后是杂说十八条、字书十二条。字书十二条中，关于“耻”字、“鳏”字、“明”字、“朴”字的四条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是传抄时脱佚了。关于“起”字的一条，语意互不相连；详细考察其大意，大概是论“起”字的遗失了下段，论“朴”字的遗失了上段，传抄时误把两段合为一条。其中，诸书门依据《山海经》中凤凰的文字以及《管子》《韩诗外传》关于封禅的记载，认为“作”字并非始于仓颉，却不知道百家杂说不足以作为依据。《春秋》门讥讽刘知几认为春秋时期诸侯使用夏正是错误的说法，却不知道《左传》记载晋国之事时，经文和传文都相差两个月，这正是使用夏正的明确证据。《论语》“请车为椁”一条，认为这里是毁掉车子做成椁，而不是卖掉车子到市场上买椁；却不知道一辆车的材料，毁掉后哪里能够做成椁，实在不合事理。杂说门中，关于七夕的一条尤其是凭空杜撰。尚书门讨论周康王应当名为“钭”。《孝经》门认为“仲尼”的“尼”应当写作“▯”，这是古代“夷”字。《春秋门》说，卫桓公应当名为“儿”，这是凭空臆断，没有根据。不过，像批评《史记》错误地把“放勋”“重华”“文命”当作尧、舜、禹的名字，指出毛苌错误地把“垤”解释为蚂蚁坟，孔安国错误地解释“菁茅”，颜师古错误地把“鸤鸠”解释为白鷢，孔颖达错误地把“鸱鸮”解释为巧妇，又错误地把“占书”解释为龟策同衅，公羊氏、穀梁氏错误地把“荆人”当作贬义词，杜预错误地把“文马”解释为画马，赵匡错误地认为诸侯没有两观，郭璞错误地把“窃脂”解释为盗肉，应劭错误地把“邱氏”解释为出自左丘明，这些都能引据辨驳，条理清楚。他所记载的关于社稷的各条，多能得到礼制的本意；驳正五臣《文选注》的各条，也都精确详核。他说《春秋》的书写原则，有褒奖而记载的，有贬斥而记载的，有讥刺而记载的，也有既非褒奖、非贬斥、非讥刺，而是国家大事依法应当记载的，这尤其是卓越的见解。在唐人的考证著作中，它可以和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并驾齐驱。苏鹗的《演义》、李涪的《刊误》、李匡乂的《资暇集》，还要次一等；封演的《见闻记》杂有不少琐碎事情，又次一等。△《近事会元》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李上交撰写。李上交是赞皇人，生平始末不详。这部书成于嘉祐元年，前面有李上交的自序。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近事会元》五卷，李上交撰写。自唐武德至周显德，杂事琐务都记载其中。”钱曾《读书敏求记》说：“李上交退居锺陵，搜求近代史书以及小说、杂记之类，共得五百件，分为五卷，题名为《近事会元》。《唐史》中遗漏没有记载的，这部书大多记载了。”本书末尾题作“万历壬牛元素斋录副本”，还是明人的旧抄本，卷数与上述两家所记相合。书中所记事情的起止年月与陈振孙所说相合，条数以及自序的文字也与钱曾所说相合，大概就是原本。只是陈振孙认为它记的都是杂事琐务；现在看这部书，从第一卷到第三卷，开头记宫殿制度，接着记车舆服饰制度，再记官制、军制，此后也都是六曹的掌故。第四卷记乐曲和州郡沿革。只有第五卷较多记载琐闻；但是其中如妇人的檐子、兜笼、线鞾、线鞋、亲迎、举乐、障车，公主侍奉公婆，公主赐谥，山川岳渎的封号，国忌日行香，上元节点灯，散从亲事官，处士谥号为先生，律格、赦书、投匦、刑统、律令、死罪覆奏、断狱禁乐、逐旬审问罪人，以及表状、书奏、制敕，还有开始流放沙门岛、开始发配衙前安置、开始贬到厓州等条目，也都与典章制度有关。” 总的说来，它的体例介于崔豹的《古今注》和高承的《事物纪原》之间。其中像考证《霓裳羽衣曲》的部分，也极其精确详核，不能只把它看作记载杂事琐务的书。陈振孙大概没有详细核查此书，只是看到它的标题和分条议论的形式像《云仙杂记》《清异录》，于是就随意认为它是小说一类。△《东观馀论》二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宋代黄伯思撰写。黄伯思字长睿，号霄宾，又自号云林子，是昭武人。政和年间官至秘书郎。黄伯思去世时年仅四十岁，但学问广博通达。李纲为他撰写墓志，称他对经史百家之书以及天官、地理、律历、卜筮等学说，没有不精通的；又喜好古文奇字，对钟鼎彝器的款识、形制，全都能够通晓并加以辨正。他著有《法帖刊误》二卷、《古器说》四百二十六篇。绍兴丁卯年，他的儿子讠乃把他的著作以及论辨、题跋合在一起刊刻，总名为《东观馀论》。但讠乃的跋文说共有十卷，现在的本子只有二卷，或许是后来传抄时合并了。书中记载的古器也不足四百二十六条，因此怀疑讠乃删取了其中尚未定论的说法。若与那些只求繁多丰富、不辨美丑，徒然夸耀祖父长处、反而暴露其短处的做法相比，他的见识尤其高明。另外，《书录解题》记载黄伯思有《博古图说》十一卷，共收各种器物五百二十七件、印章四十五方，没有《古器说》这个名称。又说后来编修《博古图》时多有采用，怀疑是在官修书已经流行之后，书名恰好相同。

译也可能是讠乃改了书名，以避讳尊长之名。他的书颇为讥评欧阳修考证不精，而楼钥在跋文中摘出其中关于史籀书的一条、《异苑》的一条、王献之璇题的一条、“勿勿”的一条、《甘蔗帖》的一条，来纠正它的疏漏。考证之学本来就没有穷尽，后人相继挑摘前人的错误，这是不能避免的。总的说来，它精密而博洽，远胜《集古录》。△《靖康缃素杂记》十卷（通行本） 宋代黄朝英撰写。晁公武《读书志》说：“黄朝英是建州人，绍圣以后参加科举。”又说：“所记共二百件事。”现在的本子卷数与晁公武所记相同，但只有九十件事。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辨正它误引“麦秋”的一条，而现在这个本子没有这一条。考察王楙《野客丛书》，也完整记载了“麦秋”的说法，并称作《缃素杂记》，可知并不是程大昌误引。另外，《野客丛书》还记载了本书辨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误把“折露盘为青龙九年”作为一条、关于“麻胡仅得二事”的一条；袁文《瓮牖闲评》记载了它辨析“穀阳”的一条、辨析“芦菔”的一条。现在这个本子也都没有，看来是明人擅自删削，已经不是完整的书了。袁文、王楙对这部书颇有驳正，然而考证之学大多是后人比前人更严密，这并不算缺点。晁公武讥讽它属于王安石之学，又讥讽它解释《诗经》中“芍药握椒”是鄙俗猥亵的话；刘敞《七经小传》也摘取这一条来作谐谑笑谈，虽然没有说出姓氏，大概也是指黄朝英。现在看这部书，它颇多引用《新经义》和《字说》，尊称安石为舒王；解释《诗经》“绿竹”的一条时，对王安石的说法尤其曲意周全地加以回护，确实是王氏之学的信奉者。不过，除了“芍药握椒”这一条以外，他所说的大多引据详细明白，都有助于考证，并不是毫无根据、只是凭空臆断的说法。刘敞本来与王安石志趣不同，晁公武又自认为是元祐党人的家属，世代与新学相互攻击，所以特意摘出其中最荒谬的一条来排斥贬抑它罢了。△《猗觉寮杂记》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朱翌撰写。朱翌字新仲，自号潜山居士，是舒州人。政和年间考中进士，南渡以后官至中书舍人。这部书上卷全是诗话，只考证典故根据，不评论文字的工巧或拙劣；下卷杂论文章，也兼及史事。近来鲍氏知不足斋刻本把下卷六十八条割出移入上卷，以使各卷篇页均衡，实在失去了古人著书的用意。前面收有朱翌写给丞相洪适、请求作序的一封信，鲍氏把它移到卷末，也不是原来的编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洪适还没有来得及作序就去世了，他的弟弟洪迈才替这部书作序。洪迈称赞朱翌穷究经书、考察古事，上可探求《离骚》和《诗经》，旁及史传。刘克庄《后村集》中也极力称赞他的考证功夫。现在看这部书，例如杜甫《已上人茅斋》诗中的“天棘蔓青丝”一句，依据《本草》改作“颠棘”，未免牵强。苏轼诗中的“宜蚕使尔茧如瓮”一句，事情出自《列仙传》，他却引用伪托的《述异记》。韩愈《谢自然》诗本来确属唐人作品，他却说出自《风俗通》。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各本都作“苦县光和尚骨立”，他却误作“骨力”，还引用《南史》中张融的事情来作证明。“鹊填河”的故事见于《颜氏家训》和庾肩吾的诗，又见于白居易《六帖》，他却把它和“亲家”等字一概说成俗说。（按：马缟《中华古今注》也把“鹊填河”说成出自俗说；但《俗说》是沈约所著书名，见《隋志》。）苏辙诗的传本仍保留小序开头的一句，他却屡次说成是废序。唐、虞本来是国号，他却说尧姓唐、舜姓虞。这些都难免有疏漏错误。至于“雷琴”一条，他引用元稹诗注，证明是蜀地工匠所制。又如“贺若”一条，他引用《唐书·王涯传》，证明是贺若夷，却不知道段安节《乐府杂录》说：贞元年间，成都有个雷姓人善于凿制琴，技艺精妙，天下无比，弹奏这种琴的人也很多。其间有个贺若夷，尤其擅长弹奏。后来他成为待诏，在文宗面前弹奏一调，皇上称许他，赐给他朱衣，直到今天还称为“赐绯调”，等等。这些本来都有明确记载，不需要旁证，因此也不能算真正探究了根源。不过，他引证精确可靠的地方，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在宋人的说部著作中，它不失为仅次于《容斋随笔》的作品，洪迈在序中推重它，也是应当的。△《能改斋漫录》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吴曾撰写。吴曾字虎臣，是崇仁人。秦桧主持国政时，吴曾献上自己的学业成果而得到官职。绍兴癸酉年，他从敕局改任右承奉郎，主管奉常簿，担任玉牒检讨官。后来升任工部郎中，出任严州知州，退休后去世。书末有他儿子的跋文，说所记共有二千多条，分为十八卷。从元初以来，刊本早已绝迹；这个本子是明人从秘阁抄出的，原来缺少开头和结尾两卷。焦竑家传的抄本于是把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成两卷，以凑足卷数，实际上并不是完整的书。书中把内容分为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谨正、记事、记文、方物、乐府、神仙鬼怪，共十三类。但各家传抄本有的分卷不同，有的次序颠倒，有的合成十五卷，有的把第十一卷分作两卷，却把第九卷并入第八卷，有的没有“谨正”一类而把它并入“记事”类，有的又增加“多类对一门”和“诙谐戏谑一门”。大概由于辗转抄写，不免任意改动窜改，所以错杂纷乱、处处不同，无法知道哪一种才是原来的篇帙。赵彦卫《云麓漫抄》又记载，秦桧死后，吴曾不敢刊出他的第十九卷。这样看来，当时就已经没有定本，后来各种不同的本子纷纷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部书考证颇为详细，但在当时却很不受众人议论的认可。刘昌诗《芦浦笔记》经常摘出其中的错误十一条，又说它在“比事”一门中（按：现在的本子没有“比事”这个名称）遗漏很多，举出《史记》中的八件事来说明其余情况。赵彦卫《云麓漫抄》也摘出其中论述佛法与天地本原的一条，斥责为所学内容中的诬妄之说，并说它诋毁前贤的地方不少。比如诗人偶然得到的诗句有相同之处，它就认为是抄袭；又凭借记忆广博，任意牵强附会。周煇《清波杂志》则说，它记载荆王元俨的戏剧性批评以及宗室子弟爱好取向的偏僻等事，其中有些议论被认为不应说出，不久便奉诏毁掉书版。盛如梓《恕斋丛谈》又记载，当时有个了解麻城县情况的人郑显文，派他的儿子郑之翰到御史台控告吴曾的事情涉及讥讪诽谤，于是有诏令吴曾、郑显文各降两级官职。大臣们复奏后，才贬黜郑显文，并把他的儿子送到汀州编管。

译后来京钅堂喜爱这部书，才开始刊版流行。此说与周煇所记不同，不知哪一种是真的。王士祯《池北偶谈》认为，吴曾的书有很多地方对王安石不满，郑显文大概又沿袭了党人的旧有做法。现在看这部书，它把荀彧说成汉朝的忠臣，把冯道说成大人，其是非判断十分乖谬。又如孙仲鼇祝贺秦桧的诗，以及曾惇献给秦桧的十首绝句，书中全都一一记载，没有遗漏；可见它依附权奸，明白无误。它的书受到攻击，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士祯只是偶然没有详细考察罢了。不过，吴曾记诵广博，所以引用材料极为完备，辨析也多精确详核。当时人虽然厌恶他本人，但各家的考证文章却不能不征引他的说法，几乎可以和洪迈的《容斋随笔》相提并论。撇开他的人品，只谈他的学问；抛弃其中的瑕疵，取用其中的精华，那么在南宋的说部著作中，总要算是佳作，因此也不能彻底废弃。△《云谷杂记》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张淏撰写。张淏有《会稽续志》，已经著录。这部书《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都没有记载，只有《文渊阁书目》记载有一册，但原书早已散佚。现在从《永乐大典》中辑取出一百一十条，另有徐邦宪的《书帖》一首以及张淏的识语一则，都是当时置于卷首的。又有杨楫、章颖、叶适的后序三篇，以及张淏自己的跋文一篇，都还完整无缺。谨慎地依照类别排列次序，分为四卷，并把书帖、序、跋分别编在卷首和卷末，以大略恢复原书的旧貌。宋人的说部著作繁多，大多搜集琐碎之事，夸大谈论神怪。只有张淏这部书专门从事考据之学。它的大意见于自跋。因此，他的折中裁定精密审慎，整理订正详尽明白，对于各家的著述，都能剖析其疑点、纠正其错误。例如，他论证“蕙”不是零陵香，驳斥邵博《闻见录》的错误；论证王羲之换鹅确实有《黄庭经》《道德经》两部经书，斥责蔡绦《西清诗话》的说法不对；引用董德元的话，证明苏轼诗中“虎头城”指的是虔州；引用曾慥《百家词》，证明“虎儿”是米友仁的字，并摘出施宿、任渊两家注释中的错误。他辨明是非、订正错误，确实都有根据，很足以作为考察古事的资助，难怪当时极为看重这部书。叶适的后跋认为，张淏论述《泊宅编》书名的一条，在义理上有不妥之处，另外保留了商榷的话，张淏也把它一并保存在书中。仅仅是这一件事，对同一句话的异同，两人都务必要申明自己正确，书信往返，动辄超过万言。最终各自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各自推行自己所知晓的，他们用意和器量的公私，相距实在太远了。△《西溪丛语》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姚宽撰写。姚宽字令威，是嵊县人。他的父亲姚舜明，绍圣四年考中进士。南渡后历任户部侍郎、徽猷阁待制。姚宽因父亲的任职资格补任官职，官至权尚书户部员外郎、枢密院编修官。他的书多考证典籍文字和说法的异同。例如辨析《文选·神女赋》中的“玉”字是“王”字之误，辨析刘攽认为萧何没有担任功曹的错误，辨析黄庭坚认为徐浩诗中“瑰能”二字押“奴来”切韵的错误，辨析欧阳修关于张继“半夜钟”的错误，辨析王安石《诗经新义》把“彤管”解释为箫笙的错误，这些都极其精密审慎。至于考察《感甄赋》的始末，他却没有辨明其不实；说陶潜诗中的“田子春”就是《汉书·刘泽传》中的田生；说杜甫诗中的“黄衫少年”就是《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又说杜甫“俊逸鲍参军”一句是讥刺李白，这些都失于牵强附会。注释刘禹锡诗中的“翁仲”一词，却不知道它不是在洛阳制作的；注释李白诗中的“唾井”一词，却不知道它出自《玉台新咏》。“王宋诗”引用秦嘉赠妇诗，错误地把第一首说成徐淑所作；引用《诗品》时又错误地改动“宝钗”二字，这些都是疏漏错误。不过，总体上优点多、缺点少，是考证家中有根基的一家。叶适《水心集》中有《西溪集跋》，其中称这部书把《易经》的“肥遯”写作“飞遯”，把《孟子》的“不若是恝”写作“不若是{介心}”，有这两条错误。又说金海陵王南侵时，姚宽推论太乙、荧惑运行的次序，断定金军必败，不久果然发生了瓜洲之事。又说他著书二百卷，古今异同没有不包括的；又说他的《古乐府》流丽而含有哀思，颇杂有近体诗。无论长篇短篇，都完全去掉尖新纤巧，全部造作古体和律诗，使其在作者中高出一等。他大概也是一代博学广闻而又善于作文的人。△《学林》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王观国撰写。王观国是长沙人。他的事迹不见于《宋史》，《湖广通志》也没有记载。只有贾昌朝《群经音辨》载有王观国所作的一篇后序，结尾署名为“左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兵马监押”，末题“绍兴壬戌秋九月中澣”，可知他是南渡以后的人。考察晁公武、陈振孙两家的书目以及《宋史·艺文志》，都没有著录这部书；吴曾《能改斋漫录》、赵与旹《宾退录》引用它时，都称作《学林新编》。可是现在流传的本子只题作《学林》，没有“新编”二字。考察袁文《瓮牖闲评》、王楙《野客丛书》，也都只称王观国《学林》，可见当时已经兼用这两个书名了。书中专门以辨别字形、字义、字音为主。从六经、史书、《汉书》旁及其他各书，凡是作注、疏、笺、释的家数，无不罗列异同，考察得失，其中有许多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宾退录》曾摘出其中把“不羹”当作“羹颉”的错误；《瓮牖闲评》也摘出它评论《资暇集》把“行李”写作“行”字、却没有依据的错误，却不知道《玉篇》山部有这个字，注释得很详细。《能改斋漫录》又摘出他认为《左传》“季氏介其鸡”一句应当保存高诱的注释，即给鸡头戴上铠甲，不应当解释为遮蒙鸡的胸部。《佛氏精舍江表传》记载于吉的事迹，说明魏初已经有此人，王观国却认为于吉是从晋代才开始出现的，这是错误的。又如《孟子》“以言餂之”的“餂”字，王观国不采用郭璞的音义，而采用《玉篇》读“甜”的说法。“京索”的“索”字，王观国认为应读作“山客反”，却不知道陆德明《经典释文》、五臣的注以及韩愈的诗都读作“悉落反”，本来并没有错，也颇被其他家考订纠正。然而考证文章彼此摘取批评，有的疏略、有的缜密，长处和短处互相显现，本来不可能一点瑕疵也没有。总的来看，其中引证详尽而周密、辨析精细而核实的内容占十分之八九。拿它同孙奕《示儿编》相比，几乎还要超过。南宋诸儒中，讲求考证的不过几家，像王观国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卓越而特别突出的了。

译△《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洪迈撰写。洪迈字景卢，鄱阳人，是洪皓的儿子。绍兴十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端明殿学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他的书先编成《随笔》十六卷，在婺州刻印。淳熙年间传入宫禁，孝宗称赞其中有议论。洪迈于是重新编成《续笔》《三笔》《四笔》《五笔》。《续笔》有隆兴三年的自序，《三笔》有庆元二年的自序，《四笔》有庆元三年的自序，也各为十六卷；《五笔》只有十卷，大概是尚未完成洪迈就去世了。书中从经史诸子百家直到医卜星算之类，凡是心中有所心得，就随手札记下来，加以辨证考据，颇为精确。例如论《易》“说卦”中“寡发”应为“宣发”，论《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等文字是说农民出入的时节，并不是指蟋蟀，这些都对经义有所补益。他尤其熟悉宋代掌故，如指出宋代由翰林学士入相的不只是向敏中一人，驳斥沈括《梦溪笔谈》的错误；又引用国史《梁颢传》，证明陈正敏《遯斋闲览》所记八十二岁中第的说法不实，这些都考核得极其严密。只是自序说，他写《一笔》前后用了十八年，写《二笔》用了十三年，《三笔》用了五年，《四笔》没有用满一年。大概因为洪迈晚年撰写《夷坚志》，对这部书不太用心，草率仓促地编写，难免有少数抵牾之处。例如他说刘昭注《后汉书》五十八卷，补写的志应当就在其中，却不知道刘昭所注的是司马彪《续汉书》的志；章怀太子以后，《后汉书》本来没有志，是把缺漏移来补上的。又驳斥宣和《博古图》解释云雷磬时所引用的臧文仲以玉磬告籴的文字，说《左传》中根本没有这段话，却不知道它出自《国语》，这也相当于考察不周。又如关于史家本末以及小学字形的内容，都没有什么发明，却拼凑成一条，只求迅速成书，不再分别选择。然而总的来看，它本身仍然精深博洽。南宋的说部著作，最终应当以此书为首。书前有嘉定壬申何异的序，明代李瀚、马元调先后刊行此书。考察《永乐大典》所载应俊合辑的《琴堂谕俗编》，其中有一条引用《容斋随笔》论说服制，而今本没有。难道还有散失的部分吗？明人传刻古书，没有不发生窜改、混乱和脱漏的，这也是一个证据。△《考古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程大昌撰写。程大昌另有《易原》，已经著录。这部书杂论经义的异同以及记传中的错误，多有订正考证。其中论诗十七篇，反复推演阐明，大体认为《诗经》有“南”“雅”“颂”的名称，没有“国风”的名称。这个说法极其明辨博洽，但终究不能解释《礼记》所引用的内容，所以最后仍被后人驳斥。正朔论认为，周人虽然以子月为岁首来规定月份，但占星、命算、修辞、举事仍然使用夏历。象刑论认为，所谓象刑，是掌刑的官取法于此，把它悬挂在象魏，而不是采用画衣冠、区别服色的说法。他的立论虽然颇为新奇，但旁征曲证，也能有所依据。其他如用白居易《乐府》纠正韦述所记《唐六典》不曾实行的错误；指出在张掖的是鲜水，而不是令鲜水；驳斥章怀太子为《后汉书·段颎传》所作注中的错误；认为《汉书》所说的比景县应当依刘昫《旧唐书》作北景；认为荀子所称的子弓就是仲弓，而不是馯臂的子弓；又用琅琊台碑文证明秦以前就曾经刻石。这些说法都典雅确实、清楚明白，并不是泛泛地搜罗材料。虽然比不上《容斋随笔》，总要胜过郑樵一类人的横加议论。△《演繁露》十六卷、《续演繁露》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程大昌撰写。考察绍兴年间《春秋繁露》刚出现时，书本并不完整。程大昌用《通典》所引“剑之在左”等条文、《太平御览》所引“禾实于野”等条文加以考证，辨明它们是伪作。因此认为董仲舒的原书一定是每句话借用一件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于是自己编成一部书加以拟作，命名为《演繁露》。后来楼钥参校各家，又得到《繁露》的原本，凡是各书所引用的内容都在其中，于是讥笑程大昌见闻不广，错误地把董仲舒当成了小说家。楼钥的议论确实正确。不过，程大昌所演述的内容虽然不是董仲舒原书的本意，但其中名物典故的考证详细明白，实际上对小学很有帮助。所引用的各书，采用李匡乂《资暇集》引用《通典》的惯例，大多注明出自某书某卷。即使有讹误，也容易查找核对，也可以作为引用依据的方法。他的正编不分类，续编分为制度、文类、诗事、谈助四门。其中如“卫士扈驾请道，等子当为鼎子”一条，岳珂《愧郯录》引用吴仁杰《盐石新论》甲编，说《魏典·韦传》中有“等人”的称呼。洪翰林说，“等人”仍然是“候人”，大概军制就是这样；程大昌对此有所怀疑，但他的考察并不详细周全。然而书中像这样偶尔疏漏的地方，不过一两条，其他内容实际上大多精深明确，足以作为典据。周密《齐东野语》说，程文简的《演繁露》刚写成时，高文虎曾借来观看，称赞它内容博大丰富。高文虎的儿子似孙当时还年少，便偷偷看了这部书。第二天，程大昌索回原书，似孙便拿出一册书说是《繁露诘》，其中有许多程文简没有记载的内容，辨证也更加详细。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各家书目也没有著录。考察高似孙所著《纬略》，其精深博洽未必胜过程大昌，或许是传闻夸大，周密误加记载了吧。△《纬略》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另有《剡录》，已经著录。高似孙曾经辑成《经略》《史略》《子略》《集略》《骚略》以及这部书，如今只有《子略》《骚略》和这部书保存下来。陈振孙《书录解题》评论他读书把隐僻的内容当作博洽，作文把怪异艰涩当作奇特。然而考证之学正不嫌内容广博，而这部书所引用的内容也都是《四库》著录的书，并不是冯贽一类以诡异言辞炫惑世俗的人，当然不能因为内容隐僻而讥评它。明代沈士龙的跋又说，他所作的《愍骚》《招隐》《八风》《围棋》《氍》《礻马牙》等篇，全部抄录《艺文》《初学》《北堂》《御览》等书，没有增加编辑内容。由此可知，宋代的编集本已经不能完整保存。摘取类书的内容来夸示宏博，这一点确实是他不可避免的缺点。周婴《卮林》讥刺他误引《金楼子》，把刘休玄《水仙赋》说成唐代刘子玄所作；他在考证上也不能没有疏漏。然而他的言论诚实可靠，没有假托伪造，最终仍然胜过杨慎《丹铅》一类著作，也是考古者必然要借助的书。△《瓮牖闲评》八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瓮牖闲评》，《宋史·艺文志》以及晁公武、陈振孙各家都没有著录。只有李焘《续通鉴长编考异》中偶尔引用这部书，明代《文渊阁书目》也有此书一部一册，但都没有详记作者姓名和时代。《永乐大典》把它分散载入各韵部中，也没有题写撰作者。如今考察袁燮《絜斋集》，其中有他为父亲作的墓表，说：“先公名文字，字质甫，是四明鄞县人。幼年喜欢读书，不急切追求科举功名，只专心勤学。有一部杂著，名叫《瓮牖闲评》。”《又燮集》又记载他的曾祖任知随州，曾祖母石氏手臂疼痛，他的祖父延请医生，以及他父亲的其他逸事，都同这部书所记相合，那么毫无疑问是袁文所撰。这部书专门以考订为主，对经书和史书都有辨论，逐条分析异同，多有发明，其中音韵之学尤其精密审慎。凡是偏旁点画、反切训诂，都能在细微而相似、容易疑惑的地方加以剖析区别；所记载的典故事实，也往往首尾完整，常常补充了其他书籍的不足。虽然征引繁多，也不免有小错误。例如说《汉书·叙传》称袁盎为“子丝”，怀疑《叙传》中“字丝”是脱文，却不知道《叙传》以四字为句，所以加上“子”字来成文；如《史记·项羽本纪》称项羽“字羽”，而自叙也写作“子羽”，就是同一个例子。又说古人“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来”，所称的“佳人”是贤人。考察“日暮倚修竹”出自杜甫《佳人》诗，把它说成不是妇人，已经错误；“佳人殊未来”出自江淹《拟休上人怨别》诗，把两句合成一篇，更是错误。至于不知道“腹犹果然”出自《庄子》，不知道“鼠姑”就是牡丹，不知道“屠蒯”“杜蒯”是声音转变，如同“包胥”转为“勃苏”，也都是在眼前的地方发生了疏失。但总的说来内容广博周详，确实是考据家中的善本。可惜它在宋代已经很少流传，到明代终于失传，以至于藏书家甚至不能说出它的书名。袁文的儿子袁燮、孙子袁甫，史书都有传，唯独没有提到袁文，他的事迹也几乎无法考见。如今幸好从沉埋剥蚀的残余中重新加以整理订正，编排成书，使他的姓名和学问不至于永远湮没在后世，也可以看出显达与湮没自有它的时运。原书卷数已不可考。如今辑录的还有四百多则，条目相当纷杂，谨依类别编次，分为八卷：第一卷论经，第二卷论史，第三卷论天文、地理、人事等类，第四卷专论小学，第五卷论诗、词、书、画等类，第六卷论饮食、衣服、器用、宫室等类，第七卷论释、道、技术、物产等类，最后以杂论因果、怪异以及自记的话结束。△《芥隐笔记》一卷（通行本） 宋代龚颐正撰写。龚颐正字养正，是处州遂昌人。他原名敦颐，光宗接受禅让后，改为现在的名字。曾任国史院检讨官。这部书名为《芥隐笔记》，考察韩元吉《南涧甲乙稿》中有一首题为《芥隐》的诗，是为龚颐正而作的。大概“芥隐”是他的书室名称，于是用来命名他的著作。龚颐正考证广博周详，很有根基，但错误之处也时常存在。例如把韩愈“马上谁家白面郎”诗误认为杜甫所作，把《公羊传》“孔父义形于色”误认为《左传》中孔子的话，把王昌龄“梦中唤作梨花雪”诗误认为王建所作，确实可见考证之难。然而综合全书来看，精密核实的内容占多数，总的说来并不在沈括《笔谈》、洪迈《随笔》之下，不能因为卷数多少来判定高下。每条下面多有注语，其中“班固宾戏”一条与正文不相对应。“王安石草堂怀古”一条明确注出了异同。“王建”一条的注语却是明白地加以驳斥，似乎不是龚颐正自己所作的注，但究竟出自谁手就无法考知了。△《芦浦笔记》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刘昌诗撰写。刘昌诗字兴伯，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卜”一条说：“开禧乙丑窃太常第。”由此可知他是在宁宗元年考中进士。书末有嘉定乙亥年自跋，说把俸禄捐出，在六峰县斋刻书，可知他曾任县令。但六峰不知道是何地。书前有嘉定癸酉年自序，说自己“服役海陬，卖盐之外没有职事，只以翻书自娱”。凡是先儒的训释传注、历代的典故事实、文字的讹误、地理的迁变，都能追溯源头、寻求流变。大概这是他监管华亭芦沥场盐课时所作，所以用“芦浦”作为书名。书中“草鞋大王”一条说“绍兴癸丑年我客居淮南”等等；癸丑是绍兴三年，距离嘉定乙亥共八十三年，按年龄计算他将近一百多岁，必定不可能还在任县令。即使从开禧乙丑算起也有七十三年，按年龄计算应当超过九十岁，更不可能考中进士。考察绍熙五年也是癸丑年，或许传写发生了错误，把“熙”写成了“兴”吧？他的书多次纠正吴曾《能改斋漫录》的错误。他评论“泥轼”“屏星”“金根车”“诸葛亮表脱句”“孙叔敖碑舛讹”“欧阳修误题《多心经》”“杜甫诗错简”等，都有独到见解。

译又如张栻《悫斋铭》原集没有收录，黄庭坚咏藕的诗实际上是胡藏所作，这些都足以作为考据的资料。王士祯《池北偶谈》尤其称道他记载王复死节的事情，可以补充《宋史》的缺漏；又称这部书流传很少。这个本子是丹阳贺氏收藏的，由绥安谢兆申传抄，因此也可称为珍贵的书册。只是“涂山启母”一条，不能辨明《淮南子》的说法是妄说，反而引用后来的荒诞言语来证实它，未免失于附会，这就是文士喜好新奇的弊病。△《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王楙撰写。王楙字勉夫，是长洲人。他奉养母亲而不出仕，只是闭门著述，当时称他为“讲书君”。这部书都是考证典籍异同的内容。书前有庆元元年自序，另有一条嘉泰二年自记，说这部书自庆元改元以来已经写了三编，后来读到其他书，偶尔有暗中相合之处，不免有所删改等等。大概他有意自成一家之言，所以书中颇多讥评洪迈《容斋随笔》不免因袭。可是像“和峤千丈松”一条、“周顗阿奴火攻”一条，都是黄朝英《缃素杂记》的说法；“灰钉”一条，自己说后来又见《艺苑雌黄》也引用这一辨说，与自己暗中相合，可见删削仍有未尽之处。其中引用考据既多，也不免有小的疏漏和错误。如欧阳修《诗本义》认为，毛苌以前没有把驺虞当作兽类的人，王楙引用《六韬》来驳斥他；赵岐《孟子》题词说孟子没有字，王楙引用《孔丛子》来驳斥；颜师古《汉书注》说玉树在甘泉，王楙引用《汉武故事》来驳斥；傅奕《请正佛法表》说佛教是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王楙引用刘向《列仙传序》来驳斥；杜甫诗中“笔架沾窗雨”一句本来是咏写实景，王楙却把“沾”改为“占”，并引用《开元天宝遗事》来证明，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晚出的伪书，不足以作为依据。庾信《哀江南赋》中“晋、郑靡依，鲁卫不睦”一句，本来反用《左传》的话，但楙却说这不是原意。黄庭坚诗注所引乌孙公主弹琵琶的故事，本出自傅玄《琵琶赋序》；其中石崇咏王明君的歌词，是因乌孙公主的事例而作，想来它也必定如此，但楙反而根据王明君的故事来驳斥乌孙公主的故事。秦观词“杜鹃声里斜阳暮”，楙辨析“暮”字没有错，似乎有道理，却又说应作“斜阳曙”，认为是为了避英宗庙讳而改字；斜阳怎么能说是“曙”呢？（按：秦观词原作“杜鹃声里斜阳树”，宣和年间歌者避英宗的嫌名，才把“树”改为“暮”，见项安《世家说》。）张祐写宁王的诗，本来只是追怀咏叹，楙却认为是亲眼所见。又因为这与张祐诗的年代不相合，便编造张祐亲历十一朝、活了一百二十多岁的说法。这样说来，李商隐有《九成宫诗》，寿命岂不是更长了。其他如茅盈，见于《史记·秦本纪》注，楙却沿袭梁孙文韬碑的说法，认为他是汉代人，还讥讽用庙讳作名字的人。认为《鹖冠子》不是柳宗元所作的，是柳宗元本人，楙却说是韩愈。作《盘中诗》的是苏伯玉的妻子，楙却认为是傅玄。这些都是千虑一失，不必委曲替他掩饰。（按：楙大概是根据陈玉父《玉台新咏》的错误版本作出这些判断的，但严羽《沧浪诗话》所载《玉台新咏》原本的文字十分清楚。）“买石得云饶”一句，本是姚合《武功县诗》中的话，楙却认为是王建所作。“余粮栖亩”本是《淮南子》中的话，楙却认为始于左思。把“{准十}”写作“准”始于吕忱《字林》，（按：《字林》已经散佚，这条材料见郭忠恕《佩觿》所引。）楙却泛泛列举唐代碑文来证明。这些都是千虑一失，不必曲意为之讳饰。其余部分则大多考订辨析精审，放在《梦溪笔谈》《缃素杂记》《容斋随笔》之间，也毫不逊色。书末附有《野老记闻》一卷，是楙的父亲所作，没有写出他的名字，只根据楙的题词，知道这是他的弟子陈长方所记录的。书中多记元祐年间人物的遗事。但解释《孟子》“既入其苙”一句，仍沿用晁氏《客语》的说法。楙的曾祖伯虎曾与黄庭坚交游，黄庭坚酬和王炳之所赠玉版笺的诗中所说“王侯须若缘坡竹”，指的就是这件事。（按：此事见书中“髯奴”条下。）楙的父亲承继了家族流传下来的见闻，所以书中才有这样的记载。至于楙把父亲的书附在自己书的末尾，大概是沿用《山谷集》后附《伐檀集》的例子，但在义理上都是不合适的。《伐檀集》是后人附加的，并非黄庭坚的意思，所以分别著录，以纠正它的名目。这部书是楙自己附入的，不能把过错推给别人，因此仍按旧次序著录，用来说明他的过失；这也如同《春秋》的褒贬，要分别探究事情本来的意旨。此书原有三十卷，见于楙的自序。陈继儒《秘笈》所刻的只有十二卷，其中凡是精审详核的地方，大多被删削了。现在仍按原本著录；陈继儒的错误版本则不再另列书目，并把它的错误附在这里加以订正。△《考古质疑》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叶大庆撰写。叶大庆在《宋史》中没有传记。这部书也不见于《艺文志》，只有《永乐大典》散见于各韵部中，另外还收录了宝庆丙戌年叶武子、淳祐甲辰年其子叶释之所作的序各一篇。根据这些序文考察，可知叶大庆字荣甫，当时以词赋知名，曾任建州州学教授。他的籍贯，序文没有说明，无法详知。这部书上自六经和各部史书，下至宋代著名学者的著述，分别摘取其中的疑义，考证详细明白，大多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他所征引的古书以及疏通文义、互相印证的地方，都在正文下面用夹注说明，体例尤其详备；在南宋的说部著作中，称得上博学通达。过去程大昌作《考古编》，号称精审；叶大庆生在程大昌之后，又取同样的书名，似乎隐约有接续其事业的意思。现在把两书对照比较，实际上也很难判定高下。然而程大昌的书流传于学术界，唯独这部书长期埋没不显，几乎完全湮没，大概是因为叶大庆的名位不显，所以世人不重视它吧。可是它经历数百年的虫蛀残损，最终还能遇逢圣明的时代，得到表彰，也说明它本身的光彩终究无法掩盖。谨慎地搜集编次，订正错讹，整理成六卷。虽然原来的目录没有流传下来，无法知道它是完整还是残缺，但在已经散佚、仅存的部分中，也可以说是吉光片羽了。△《经外杂抄》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宋代魏了翁撰写。魏了翁有《周易要义》，已经著录。这部编册都是杂录各书的内容，只是在下面略微用自己的意见作标记。书中有许多地方不抄录全文，只写“云云”二字；又有像“元子心规”之类的材料，一条内容在两卷中重复出现。这大概是随手记录，准备作为考证资料，本来没有打算著书，后来有人得到他的稿本，传抄编成书册。其中像摘录古诗十九首以及《素问》数条这样的内容，很没有可取之处；“龟字元绪”“桑字子明”之类，也尤其显得烦琐冗杂。但像邹淮记载星象的数目、杨鼎臣《方圆相生图》、吴沆《问对录》中论述明堂制度、任直翁《易心学先天环中图》之类，颇能帮助考证。又如论述虞仲房编纂的《说文五音谱》违背李焘本意，论述李焘《疑说文籀体》是吕忱窜入的错误，论述画像设置始于《招魂》，论述常元楷堵塞宫门是恶劣行为，论述老师的作用不专在传授、朋友的作用不专在讲习，认为人的精神气质之间自然有相互激发之处，论述陆贽认识“权”字早于伊川，论述韩愈《上李实书》与《顺宗实录》相互矛盾，论述《保蜀碑》只知道夸大吴氏的功劳，却不知道这会伤害中原的根本，这些话都说得合乎道理。他所引用的古诗《凛凛岁云暮》，第二句作“蝼蛄多鸣悲”，与宋本《玉台新咏》相合，也足以证明今天《文选》刊本的错误。△《古今考》一卷、《续古今考》三十七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古今考》一卷，宋代魏了翁撰写。《续古今考》三十七卷，元代方回撰写。方回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人。宋景定壬戌年通过别省登第。曾任提领池阳茶盐，升任严州知州。进入元朝后任建德路总管。魏了翁认为古代制度大多无法考查，两汉儒生只是根据叔孙通所制定的制度，认为某物就相当于今天的某物；孔安国、贾逵等人的注疏又认为距离汉代已经久远，即使汉代制度也无法考查，于是便根据《汉书》本纪所载内容，随文进行辨证，写成《古今考》。书前有自序一篇。但这部书没有完成，只写成二十条，另有四条只有条目而没有正文。咸淳丁卯年，方回从魏了翁的儿子那里得到手稿，于是推演魏了翁的意思，续成这部书。书中一并收录魏了翁的原书，并在每条下面附上自己的论述，用“鹤山先生曰”“紫阳方氏曰”来区别。原书中四条只有条目没有正文，方回又补写了“刘媪梦与神遇”一条，并在下面说明体例：“鹤山原书有这个题目但正文缺失，现在我根据意思补写，加上‘紫阳方氏曰’五字。此后都是方回所撰，不再写这五字；有时前面引用古文，便又写上‘云云’。”按方回所续的部分，也以《汉书》正文为条目标题，并推类考察历代制度以求完备。其余如“拔剑斩蛇”条下附《广剑考》，“范增举玉玦”条下附《玉佩考》，大概只是借《汉书》中某件物品的名称来推求古代制度，与史书正文完全没有关系。然而魏了翁所考察的大多是制度，方回则在宋代时向贾似道献媚，贾似道势败后又抢先弹劾他；他反复无常、阴险狡诈，受到世人讥讽。宋朝灭亡时，他又担任太守，率全城向元朝投降，更为清议所不齿。年老无聊之际，便倡导讲解高帝纪中的“宽仁爱人”四字，牵引程颢、程颐、朱熹以来诸儒关于“仁”的言论，竟列出十二篇，一字的意义就充满一卷，未免流于支离。然而方回的人品和心术虽然不值得称道，他的见闻却还算广博，所考证的内容大多有可取之处；连同魏了翁的书一起著录，也是不因人的品行而废弃其著作的意思。△《颍川语小》二卷（《永乐大典》本） 按：《颍川语小》在《宋史·艺文志》和各家书目中都没有著录，散见于《永乐大典》的部分，只题作陈叔方撰写，而没有注明时代。书中称吕祖谦为吕成公。考察《宋史·列传》，吕祖谦去世时还没有谥号，到理宗时才追封为开封伯，赐谥“成”，因此这部书应当作于理宗以后。周密《癸辛杂识》记载陈叔方的两件事，称他的字为节齐。宋代无名氏《诗家鼎脔》载有节斋陈昉叔方的一首宫词，时代在赵葵之后、王迈之前；《宋诗纪事》也称陈昉字叔方，号节斋，温州齐阳人，因父亲的任职而入仕，历任吏部侍郎、尚书、端明殿学士，死后谥“清惠”。这是一个陈叔方。另有倪瓒《清閟阁集》收有写给陈叔方的两封信，郑元祐《侨吴集》收有《元故慎独处士陈君墓志铭》一篇，称吴地有位隐士君子叫陈叔方，名植，是宋遗民宁极先生陈深的儿子。这是另一个陈叔方。这部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元代的事情，难道是宋代陈昉所撰写的吗？它考究典籍的异同和朝廷掌故，很像洪迈的《容斋随笔》；论说文章，多辨析经史的句法，又很像陈骙的《文则》。其中有些疏漏错误，例如说“履端”是闰月的名称，就是没有考察《左传疏》和《史记注》；说“叵罗”不知道是什么器物，就是没有考察《北史·祖珽传》以及李白、岑参的诗；说“只”字除了《毛诗》以外没有其他出处，就是没有考察《楚辞·大招》。说“钅宅尾”讹误为“獭尾”是黄幡绰造成的，就是没有考察王建的诗和王得臣《麈史》。说林逋诗中的“郭索钩辀”使用了《本草》的话，就是没有考察扬雄《法言》和李群玉的诗。与王观国《学林》、王应麟《困学纪闻》相比，都稍显逊色。然而总体来说，它考据详细而核实。例如辨析女娲补天并不是炼石，而是采用张湛的说法；辨析同姓不一定同氏，而是遵从许慎的论述；以及对名称、字义中因沿袭讹误而不为人知的地方，都一一订正考证，尤其足以针砭世俗的错误。与那些记载诙谐戏谑、讲述神怪故事的书相比，它有益得多。现在把它搜集记录下来，也是考证家可以取法采用的材料。陈叔方的旧本卷数没有依据可考，现在就根据《永乐大典》中保存的内容，略按类别归并，编成二卷。△《宾退录》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赵与旹撰写。赵与旹字行之。（按：宝祐五年陈崇礼为此书作序，称他的字为德行，与墓志铭不同；也可能有两个字，尚不能确定，谨附记于此。）根据《宋史·宗室世系》考察，他大概是宋太祖的七世孙。《宋史》没有他的传记，《志乘》也没有记载他的姓名。只有赵孟坚《彝斋文编》中有《从伯故丽水丞赵公墓铭》说：“有宋通直赵君行之之墓”，在安吉州归安县乡山的原野上。赵君凭借敏捷聪悟的资质，在宗室中出类拔萃。刚到弱冠之年，已经被推荐参加科举。宁考登上帝位后，他被补授右选官，调任管理仓库的职务，先后在婺州、泰州、衢州任职三处。又监管御前军器所，主管行在草料场。他在西阶上蹒跚任职，前后超过三十年，却没有一天忘记科举学业。因此从丁卯年到乙卯年，以锁厅举身份参加考试也有三次。春闱考试总是不顺利，积累资历升至忠翊。今上皇帝赏赐他，准许他改换文阶。按照旧制度，宗室改换官阶，要根据现任官品来决定；忠翊本来应当得到京秩。新制度裁减革除后，回头只按最初被荐举的资格，按照从事丞的等级安排在丽水任职。赵君平日与权贵显达交游，正准备提拔他时，他却因疾病再也不能起身了。终年五十七岁，于绍定四年十一月去世。他上表章请示谢恩，不久授任通直的命令下达，却没有来得及接受，等等。墓志铭对赵与旹一生的叙述最为详细。只是墓志铭开头说，他的儿子孟珤请求某人撰写墓志，并与丙戌年进士一同登第，那么赵与旹应当是理宗宝庆二年进士。但墓志又说他春闱考试不顺，难道是与孟珤一同登进士吗？（按：孟珤也不是丙戌年进士，这篇文章下注“代作”二字，应该是代替那位进士所作。）此书前后都有赵与旹的题识。前面的题识没有署年月，只说自己平生听到和见到的事情，喜欢讲给客人听；客人退去后，有时便写在文牍上，所以取名《宾退录》。后面的题识称“阏逢涒滩”，大概是在嘉定十七年甲申年完成的。陈崇礼的序说他曾向慈湖先生求学，大概是杨简的门人。然而书中只有论诗的部分多有迂腐错误，对于吟咏之事茫然不解。至于考证经史、辨析典故，则有十分之六七精审可靠，可以作为《梦溪笔谈》和《容斋随笔》的续作来看待。从他前后两次谈到王建和花蕊夫人的宫词，并且自己纠正最初考证不详的地方，可以知道他刻意广泛参阅考核，学问随着年岁增长而进步。在他以前，有郑康成注释《礼》和《诗》，后来的说法并不迁就前面的说法；在他以后，有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后来的说法能够订正前面的说法。各种得失同时存在，越发可以看出他的学问日益严密。正因为不自以为是，所以最终能够归于正确。与宋人一味为自己回护、违背内心争论胜负相比，他的见识和情趣相差太远了。△《学斋佔毕》四卷（通行本） 宋代史绳祖撰写。史绳祖字庆长，眉山人。曾在魏了翁门下受业。魏了翁《鹤山集》中有一篇题写史绳祖《孝经》的文章，说的就是此人。他仕途经历的始末不太可考。只有阳昉《字溪集》末尾有挽诗，署衔称“朝请大夫直焕章阁，主管成都府玉局观，齐郡史绳祖”，大概是他奉祠任职时所作。所谓“齐郡”，是他的郡望。这部书都是考证经史疑义。其中如把“君子怀刑”的“刑”解释为“型”，把“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与”解释为“许”，把凡是事物的九这个数都说成乾元之九，把《禹贡》直接归入《周易》的鼎卦，以及解释黄庭坚诗来讥讽苏轼之类，都失于穿凿附会。又如讥讽杜预注《左传》错误地称某篇为逸书，却不知道古文是后世才出现的；说“市井”一词出自东汉《循吏传》，却不知道它本来出自《国语》；说双声诗始于姚合，却不知道此前已有齐王融等，这些都说明他考据有所疏漏。然而其他援引材料、辨析论述的部分，大多精确，也可以算是仅次于孙奕《示儿编》的著作。△《鼠璞》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戴埴撰写。戴埴字仲培，桃源人。仕途经历不可考。书中有一条考述楮券源流，历数庆元、开禧、嘉定年间的弊端，可知他是南宋末年人。因此《书录解题》著录此书，而《读书志》没有著录。这部书都是考证经史疑义以及名物、典故的异同，所持论点大多精审。它认为《麟趾》是衰世之语，是过分拘泥于序文；论述“性恶”时曲解荀子，认为荀子与孟子功绩相同；论“崖蜜”一词沿袭惠洪的错误，不知道《鬼谷子》实际上没有这篇文字。虽然不免有小的瑕疵，但如论彭祖房中术、太公阴谋以及苏轼认为武王不当伐纣等，所立论点都正大。其他辨析订正，如指出《诗序》“丝衣”篇引用高子关于灵星的言论，从而知道有讲师增益附会之类，大都确实有根据，足以补益后学。书名叫《鼠璞》，大概取周人、宋人同名而实物不同的意思。《文献通考》把它列入小说家，这是失于不当的分类。△《朝野类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赵昇撰写。赵昇字向晨，自署“文昌”。他的籍贯不详，生平经历也不可考。这部书作于理宗端平三年，征引当时朝廷的典章故事，按类别归纳编排。全书分为：一朝班，二典礼，三故事，四称谓，五举业，六医卜，七入仕，八职任，九法令，十政事，十一帅幕，十二降免，十三忧难，十四余纪；每一类下面又分别标出小标题，并逐项详细解释说明，体例接近蔡邕《独断》。宋代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当时官府文书中的文字，以及士大夫沿袭使用的说法，大多与今天不同，例如朝廷礼仪中有“把见”，科举中有“混试”之类；突然读到这些文字，几乎无法理解。这部书逐条加以解释，打开书便能一目了然，确实对考证很有贡献。与小说家流派那些用来戏谑嘲笑、夸饰神怪的作品相比，当然截然不同。△《困学纪闻》二十卷（通行本） 宋代王应麟撰写。王应麟还撰有《周易郑康成注》，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札记式的考证文章。全书论说经学八卷，论天道、地理和诸子二卷，考证史事六卷，评论诗文三卷，杂识一卷。卷首有自序说：幼年承受父母正当的教诲，晚年遭逢艰难困厄，只能借烛光自勉，专心致志如此等等。大概也是在元朝入主以后完成的。

译王应麟博学多闻，在宋代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他的学术渊源虽然也出自朱子，但书中有几处辨正朱子言语中的错误，例如《论语注》把“不舍昼夜”的“舍”字读错，《孟子注》说曹交是曹君的弟弟，以及说《大戴礼》是郑康成所注之类，都是考辨是非，并不曲意附和。他不像元代胡炳文等人那样固守门户，也不像明代杨慎、陈耀文以及本朝毛奇龄等人那样肆意互相攻击。大概是学问深厚，意气自然平和；他知道汉、唐诸儒的学说都有根源和根据，根基扎实，不能凭空话妄加诋毁；又知道洛学、闽学诸儒也并非全无心得，不能一概看作浅陋。因此能够兼收并取，绝没有党同伐异的私心。他所考证的内容大多切实可靠，确实是有原因的。元代曾有刻本，牟应龙、袁桷各自为它作序。卷首的题字，至今还摹刻着王应麟的手书。收藏这部书的人家，都把它当作珍贵的典籍。本书是本朝阎若璩、何焯校订的，各自都有评注，多能与王应麟的说法相互发明。现在仍依照刊本，把它们附在各条之下，以便互相参证。阎若璩考证的功力比何焯强十倍，但阎若璩不轻视王应麟，何焯却常常凭词科之学轻率地加以辱骂。考察王应麟博览群书，著述多达六百余卷，何焯所见所闻恐怕还不能望见他的边际，却不免轻率立论；这就是何焯不如阎若璩的一个证明。他所拾取遗漏、补充缺缝的内容，即使只是略知一二，有些也还可以采纳，所以仍将两人的评注一并保存，不加删削。△《识遗》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罗璧撰写。罗璧字子苍，自号默耕，新安人。《宋史》没有为他立传，因此不知道他的生活年代。根据书中“前定”一条引用陈抟“寒在五更头”的说法，并称第五个庚申年以后又过十五年，国运便发生转移，可知此书是在宋朝灭亡以后写成的。看他认为宋代文章大多精粹，自从伊、洛之学阐明孔子、孟子的学说以后，便觉得欧阳修、苏轼的气象不够宏大；又认为孔子之道到晦翁才集大成，各家经学解释自晦翁裁定以后，才完全归于正道等，可见他是传承朱子之学的人。他论述养老制度时，说《礼记》中“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等几句话是乡间粗俗之谈，排斥诋毁经文，十分肆无忌惮。他又说公羊高、穀梁俶都姓姜，也属于杜撰。他认为《班史》源自刘歆，并引用葛洪《西京杂记》的后序作为证据，却不知道葛洪序文所说的“刘子骏有《汉书》一百卷”，自汉、魏以来根本没有这种说法；他竟轻信伪书，尤其疏漏错误。不过，他其他方面爬梳钩考、征引旧文，仍颇有可取之处，不只是钱曾《读书敏求记》所举的孔子生卒年月一条值得用来考证而已。在讲学者中，他仍可以说是言论有根基的人。△《坦斋通编》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说郛》题作宋代邢凯撰写，但他的爵位、籍贯和生活年代也都不详。书中记载有淳熙年间见到冷世光论述姓氏的事，这应在宋孝宗时；又有庆元年间高秉文命题京堂攻讦宦官王德谦两件事，以及记载近来见到杨诚斋《易传》的话，那么此书应当成于宋宁宗以后。书中又记载乾道辛卯年王宁任武宁县令，他的家人充任里正，因此他是武宁人。这部书多考证经史，大体像程大昌《演繁露》、洪迈《容斋随笔》的体例。例如引用《思齐》诗，辨明文母是太任而不是太姒；引用《说苑》证明《春秋》中的“矢鱼”；引用《世说》辨析“元龙百尺楼”；引用《汉书》证明伏波这一称号不能单独称用；引用《国语》证明《列子》所说的“西方圣人”不是指佛；引用《明堂位郑注》证明《汉书》中的“秃翁”一字；引用朱买臣和《张汤传》，说《汉书》前后自相矛盾；引用《李吉甫传》，说《唐书》前后错乱；引用《前汉书》证明“豺狼当道”两句话并不是始于张纲埋轮；引用邹阳的书信证明“鸷鸟累百”两句话并不是始于孔融荐举祢衡；这些考订都十分精密核实。其他如论术士择日以及五音配姓的错误，论姚察把人事置之不理而归咎天数，论救济灾荒应当知道收敛奸邪，论罗浮山有飞来峰是妄说，论汉高祖同罪而处罚不同，论追求长生，论毁掉淫祠，论公仪休因织帛而发怒不可作为训诫，所持的观点都正大。至于他所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进食”，不应当把颜回、曾参安排在殿上，却把他们的父亲列在廊庑之下，应该另立一堂的主张，后世修建启圣祠，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尤其可以说是懂得礼制的本意了。这部书《宋史·艺文志》以及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它原来的卷数无法考知。现在依据散见于《永乐大典》的文字，按韵逐条辑取，编成一卷。虽然保存下来的只有几十条，但值得采纳的内容特别多。△《爱日斋丛抄》五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爱日斋丛抄》散见于《永乐大典》的文字，共有一百四十三条，都没有题写撰写人的姓氏。考察各家书目，大多也没有著录，只有陶宗仪《说郛》第十七卷载有此书二十二条，题作宋代叶某撰写，但没有记他的名字。拿《永乐大典》本参照校对，相同的有十二条，《说郛》有而《永乐大典》脱漏的有十条。取来互相参补，实际得到一百五十三条。虽然原书的卷数和篇目已经散失，但辑集编排以后，还可以看出大致情况。看其中论述先儒从祀的一条有咸淳年号，知道是宋末人所作。书中的大旨，在于辨析名物、考核典故。凡前人说部，如赵德麟、王直方、蔡绦、朱翌、洪迈、叶梦得、陆游、周必大、龚颐正、何薳、赵彦卫等人的著作，无不广泛征引，详细称述，以考核异同。它的体例与张淏《云谷杂记》、叶大庆《考古质疑》大体相近，只是文笔拖沓，很有冗长蔓延的毛病；而且引用很多，裁断很少，往往茫然无所归结，不能完全达到精粹。不过它征引依据丰富，其中订正错误、纠正舛误之处，也有许多值得采纳。例如辨明印刷书籍起于唐末，{准十}书作准之不始于宋，铜人有四次铸造，罘罳有两种意义，妇人拜跪礼节的变化，百官乘轿制度的起始，以及“两黄裳”“三白石”等事，对于考证经史颇有帮助。

译它论诗的各条，尤其能发掘深微之处，有时能够得到古人的本意，与胡仔、魏庆之等人的说法足以互相发明，确实有不能全部废弃的价值。谨慎地辑取编次，分为五卷；其中有些只节录故事而没有涉及论断，大概是因为《永乐大典》的原本已经脱佚，如今没有可供参考的材料，也只好姑且按照旧有记录保存下来。卷一百十九　子部二十九 ○杂家类三 △《日损斋笔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黄溍撰写。黄溍字晋卿，金华人。延祐二年赐同进士出身。历任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谥号文献。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这部书《续通考》作一卷，危素《行状》也称一卷，与今本相合。书中都是考证经、史、子、集异同得失的内容。其中辨析史事十六条，尤其精于辨析经书。例如引用《史记》“沛公左司马得泗州守壮杀之”的文字，证明颜师古《汉书注》的错误；又引用宋代《实录》，说明李继迁受赐姓名并不在宋真宗时，以证明僧人文莹《湘山野录》的错误。所引用的依据尤其明确，不是那种束书不看、凭空议论和主观臆断的人。这一版本卷首有至正甲午宋濂的序，卷末有危素所作《行状》以及诏令、移文、博士傅泰的谥议，末尾又附有刘刚的序。大概这三篇附录就是刘刚编入的。只是卷首、卷末都标明“大明庚辰天顺四年十三世孙叔善重刊”。现在考察《行状》，黄溍在至正十七年去世；当时只有四个孙子，距离天顺四年不过一百零三年，不可能已经有十三世孙。然而既然是他的子孙所说，世系又不应当有误，这实在是无法理解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三年〕 △《丹铅馀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摘录》十三卷、《总录》二十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杨慎撰写。杨慎还撰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杨慎博览群书，喜欢撰写杂著。据统计，他一生编撰的著作不下二百余种。他考证各书异同的著作，都以“丹铅”为名。不过，他在《志揽茝微言》中说：古代罪人，用丹书写在他的籍册上。《魏志》中因连坐而被发配没入、充当工乐杂户的人，用红纸登记，书卷用铅作轴。升庵的名字列在尺籍之中，所以借此寄托意思。共有《馀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闰录》九卷。杨慎又亲自删削，称作《摘录》，刻于嘉靖丁未年。后来他的门人梁佐把各录汇编为一部，删除重复内容，定为二十八类，称作《总录》，在上杭刻印。这部汇编出现以后，其他各录便逐渐少有人知。不过，书帕本校勘草率，错字多得像树林一样。地方官又多把它印出来充作馈赠之物，纸张、墨色和装潢都取给于百姓。百姓以此为苦，于是下令毁掉它。如今流行的版本，都是毁书以前印行的。万历年间，四川巡抚张士佩又重刊杨慎文集，把各录以及《谈苑醍醐》等书删改合并为四十一卷，附在文集之后，如今也与《总录》并行流传。这一版本只有《馀录》《续录》《摘录》，缺少《闰录》；但其中有梁佐编的《总录》，所以《闰录》也包括在内。四种书相互配合流传，以《总录》补足三录的遗漏，以三录订正《总录》的错误，仍然是杨慎的完整著作。杨慎以博学广闻冠绝一时。假如他能深入精研思考，网罗百代资料，竭尽一生的力量完成一部书，那么即使未必能够追上司马迁、郑玄，也未必就会立即排在王应麟、马端临之下。可是他取书名过于急切，稍微编成卷帙，便交付刻印，零碎材料堆成篇章，杂乱地拼成所谓杂学。王世贞说他擅长考证经书，却不善于解释经书；详尽于稗史，却忽略正史；详尽于诗歌故事，却略于诗歌主旨；到天地宇宙之外去搜求，却丢失了眼前耳目所能见闻的东西，这些话也是确切的评论。他又喜欢伪造古书来证明自己的学说，傲视当世，认为没有人能够揭破他的隐情，却不知道陈耀文所作《正杨》已经紧随其后。陈耀文虽然有意寻找他的瑕疵，但诋毁责骂也太过分了；这难道不是树木腐朽便会生虫，自己也有招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吗？不过，他涉猎搜取的材料既然丰富，根基终究深厚。因此，虽然疏漏错误很多，精华也仍然不少。若从古人中为他定位，可以把他放在郑樵、罗泌之间。他在明代，确实是杰出的人物。△《谭苑醍醐》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慎撰写。这部书也都是考证性的论说，与《丹铅录》大体相互出入，同时也颇有异同。卷首有嘉靖壬寅年杨慎的自序。书名叫“醍醐”，是说牛乳变成酪，酪变成酥，生酥变成熟酥，熟酥再变成醍醐；这就像精深的义理最终达到神妙境界，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书中所说周代八位士人属于南宫氏，引用《逸周书》中南宫忽迁运鹿台财物、南宫百达迁移九鼎的说法，认为南宫忽就是仲忽，南宫百达就是伯达。《尚书》所说的南宫适就是伯适，引用的证据十分确凿。又说《先天图》始于希夷，《后天图》由康节续成。大概希夷把它传给穆伯长，穆伯长又传给李挺之，李挺之的学问再传给康节。康节制作《后天图》的事，见于邵伯温的序。朱子之所以不明说，并不是为了替康节隐讳，只是因为涉及希夷，担心后人议论其学说流于神仙之术。他的辨析也最为详明。又依据毛传解释“鄂不韡韡”说：“鄂”是花苞。今本文字作“萼不”，是花蒂。今本文字作“跗”，说花的下面有萼，萼的下面有跗，花和萼彼此覆盖而光彩明亮，就像兄弟相互和顺而荣耀显达；由此可以辨明《集传》所说“鄂然外见”，以及“岂不韡韡”的错误吗？又根据汉代刘湛所书的《吕梁碑》，碑中叙述虞舜时代，称舜的祖先是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瞍；核对《史记》大体相同，却没有说他们出自黄帝，这可以消除二女同姓、尊卑通婚的疑问。又有其他碑文记载后稷生台玺，台玺生叔均，叔均以下传了几代，才到不窋；不窋以下传到季历，仍有十七代，而司马迁撰写《周纪》拘泥于十五王的说法，把两个人合为一个人，又删减了几个人来凑足这个数，却不知道《国语》所说的十五王，都是指贤明而有声望的人，并不是说后稷到武王一千多年间只有十五代。又引用《水经注》所载诸葛亮的表文说：我派虎步监孟琬占据武功水东面，司马懿趁渭水上涨，进攻孟琬的营寨，我架桥渡水射击他。桥架成后，他就奔驰离去。这是诸葛亮的遗事，原传记没有记载。又辨明李白是蜀地彰明人，多次引用他的《上裴长史书》《悲清秋赋》以及各首诗中的句子，来证明《唐书》称李白为陇西人以及说他是唐朝宗室的说法不正确；像这一类考订辨论，也有许多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