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二 集部五
卷一百五十二 集部五○别集类五△《骑省集》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徐铉撰。铉有《稽神录》，已著录。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并载铉集三十卷，与今本同。陈氏称其前二十卷仕南唐时作，后十卷皆归宋后作。今勘集中所载年月事迹，亦皆相符。盖犹旧本也。集为其婿吴淑所编。天禧中，都官员外郎胡克顺得其本於陈彭年，刊刻表进，始行於世。铉精於小学，所校许慎《说文》，至今为六书矩矱。而文章淹雅，亦冠一时。《读书志》称其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预作。有欲从其求文者，必戒临事即来请，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常曰：“文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势疏慢。”故其诗流易有馀，而深警不足。然如临汉《隐居诗话》所称《喜李少保卜邻诗》“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之句，亦未尝不具有思致。盖其才高而学博，故振笔而成，时出名隽也。当五季之末，古文未兴，故其文沿溯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而就一时体格言之，则亦迥然孤秀。翟耆年《籀史》曰：“太平兴国中，李煜薨，诏侍臣撰神道碑。有欲中伤铉者，奏曰：‘吴王事莫若徐铉为详。’遂诏铉撰。铉请存故主之义，太宗许之。铉但推言历数有尽，天命有归而已。其警句曰：‘东邻构祸，南箕扇疑。投杼致慈亲之惑，乞火无邻妇之词。始劳因垒之师，终后涂山之会。’太宗览之，称叹不已”云云。后吕祖谦编《文鉴》，多不取俪偶之词，而特录此碑。盖亦赏其立言有体。以视杨维桢作《明鼓吹曲》，反颜而诋故主者，其心术相去远矣。然则铉之见重於世，又不徒以词章也。△《河东集》十五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柳开撰。开字仲涂，大名人。开宝六年进士。历典州郡，终於如京使。事迹具《宋史文苑传》。开少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既又改名、改字，自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集中《东郊野夫》、《补亡先生》二传，自述甚详。集十五卷，其门人张景所编，附以景所撰行状一卷。蔡绦《铁围山丛谈》记其在陕右为刺史，喜生脍人肝，为郑文宝所按，赖徐铉救之得免。则其人实酷暴之流。石介集有《过魏东郊》诗为开而作，乃推重不遗馀力。绦说固多虚饰。介亦名心过重，好为诡激，不合中庸。其说未知孰确。今第就其文而论，则宋朝变偶俪为古文，实自开始。惟体近艰涩，是其所短耳。盛如梓《恕斋丛谈》载开论文之语曰：“古文非在词涩言苦，令人难读。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王士祯《池北偶谈》讥开能言而不能行。非过论也。又尊崇扬雄太过，至比之圣人，持论殊谬。要其转移风气，於文格实为有功。谓之明而未融则可。王士祯以为初无好处，则已甚之词也。△《咸平集》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田锡撰。锡有《奏议》，已著录。考《奏议》乃明安磐所辑，其文已全载此集中。然《宋史艺文志》载锡《奏议》二卷。《文献通考》载锡《咸平集》五十卷。此本载奏议一卷，书三卷，赋五卷，论三卷，箴铭二卷，诗六卷，颂策笏记表状七卷，制诰考词三卷。以奏议与诗文集合为一编，仅三十卷，则亦后人重辑之本，非其旧也。锡常慕魏徵、李绛之为人，以献纳为己任。《国老谈苑》记太宗幸龙图阁阅书，指西北架一漆画箧，上亲自署钥者，谓学士陈尧叟曰：“此田锡之奏疏也。”怆然者久之。则当时已重其言。故其没也，范仲淹作墓志，司马光作神道碑，而苏轼序其《奏议》亦比之贾谊。为之操笔者皆天下伟人，则锡之生平可知也。诗文乃其馀事，然亦具有典型。其气体光明磊落如其为人，固终非淟涊者所得仿佛焉。△《逍遥集》一卷（永乐大典本）宋潘阆撰。阆，大名人。晁公武《读书志》谓其字曰逍遥。江少虞《事实类苑》则谓其自号逍遥子。少虞说或近是欤！太宗时召对，赐进士第。后坐事亡命，真宗捕得之。释其罪，以为滁州参军。阆在宋初，去五代馀风未远。其诗如《秋夕旅舍书怀》一篇、《喜腊雪》一篇，间有五代粗獷之习。而其他风格孤峭，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苏轼尝称其《夏日宿西禅》诗，又称其《题资福院石井》诗，不在石曼卿、苏子美下。刘攽《中山诗话》称其《岁暮自桐庐归钱塘》诗，不减刘长卿。《事实类苑》称其《苦吟》诗、《贫居》诗、《峡中闻猿》诗、《哭高舍人》诗、《寄张咏》诗诸佳句。刘克庄《后村诗话》称其《客舍》诗。方回《瀛奎律髓》称其《渭上秋夕闲望》诗、《秋日题琅琊寺》诗、《落叶》诗。
译卷一百五十二 集部五 ○别集类五 △《骑省集》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徐铉撰写。徐铉有《稽神录》，已经著录。晁公武《读书志》和陈振孙《书录解题》都记载徐铉文集三十卷，与现在的本子相同。陈振孙称前二十卷是徐铉在南唐任职时所作，后十卷都是归宋以后所作。如今核对集中所载的年月和事迹，也都相符，大概还是旧本。文集由他的女婿吴淑编成。天禧年间，都官员外郎胡克顺从陈彭年那里得到这部书，刊刻后上表进献，才开始流传于世。徐铉精通小学之学，他所校订的许慎《说文》，直到今天仍是研究六书的规范；他的文章深厚雅正，也在一时之中居于首位。《读书志》称他文思敏捷，凡有所撰述，常常不喜欢预先起草。有人想请他作文，他一定告诫对方要到临事时再来请求，往往拿起笔立即写成，从来不曾苦苦思考。他常说：“文章写得快，思路就敏捷雄健；写得慢，体势就会疏缓散漫。”因此他的诗流畅有余，而深刻警策不足。然而，正如临汉《隐居诗话》所称《喜李少保卜邻诗》中的“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两句，也并非没有构思和情致。大概他的才华高、学问博，所以提笔便能写成，时时写出著名而俊逸的作品。当五代末期，古文还没有兴盛，所以他的文章沿袭燕、许的文风，不能继承韩愈、柳宗元的传统。但若只就当时的文章体格来说，也确实显得格外孤高秀美。翟耆年《籀史》说：“太平兴国年间，李煜去世，太宗下诏让侍臣撰写神道碑。有想中伤徐铉的人上奏说：‘关于吴王的事情，没有谁比徐铉知道得更详细。’于是下诏让徐铉撰写。徐铉请求保留侍奉故主的道义，太宗答应了。他只推说历数有尽，天命有所归属而已。其中警策的句子说：‘东邻构成祸乱，南箕煽动疑惑；投杼使慈亲产生疑心，乞火却没有邻妇那样的言辞；起初劳烦凭借营垒作战的军队，最后终于有涂山会盟。’太宗读后，赞叹不已。”后来吕祖谦编《文鉴》，大多不选骈偶文章，却特意收录了这篇碑文，大概也是欣赏它立论措辞合乎体制。拿它同杨维桢作《明鼓吹曲》、反过来变脸诋毁故主的行为相比，两人的心术相差太远了。这样看来，徐铉受到世人重视，也不只是因为文辞文章而已。△《河东集》十五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柳开撰写。柳开字仲涂，大名人。开宝六年考中进士。历任州郡长官，最终官至如京使。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柳开年轻时仰慕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因此改名为肩愈，字绍先。后来又改名、改字，自以为能够开辟圣人之道的道路。集中《东郊野夫》《补亡先生》两篇传记，自述得很详细。文集十五卷，由他的门人张景编成，另附张景所撰的行状一卷。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柳开在陕右任刺史时，喜欢生吃人的肝脏，被郑文宝弹劾，依靠徐铉营救才得以免罪。这样看来，柳开确实属于残酷暴虐之人。石介集中有《过魏东郊》诗，是为柳开所作，对他极力推重而毫不保留。蔡绦的说法本来就有很多虚饰。介也过分看重心性，喜欢发表奇诡偏激的言论，不合乎中庸之道。他的说法不知谁更正确。现在只就他的文章而言，那么宋朝把骈俪文风改变为古文，确实是从他开始的。只是文体近于艰涩难懂，这是他的短处罢了。盛如梓《恕斋丛谈》记载他谈论作文的话说：“古文不在于词语艰涩、语言苦硬，使人难以阅读，而在于道理古雅，立意高远。”王士祯《池北偶谈》讥讽他能说却不能实行。这并不是过分的批评。他又过分尊崇扬雄，甚至把扬雄比作圣人，持论很是荒谬。总的说来，他对转变文风确实有功。说他明白而尚未圆融，是可以的。王士祯认为他的文章根本没有长处，已经是过分的话了。△《咸平集》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田锡撰写。田锡另有《奏议》，已经著录。考察《奏议》是明代安磐编辑的，其中的文章已经全部收录在这部集中。然而《宋史·艺文志》记载田锡《奏议》二卷，《文献通考》记载田锡《咸平集》五十卷。此本收有奏议一卷、书三卷、赋五卷、论三卷、箴铭二卷、诗六卷、颂策笏记表状七卷、制诰考词三卷。把奏议和诗文合编为一书，却只有三十卷，可见也是后人重新辑录的本子，不是原来的旧本。田锡平时常常仰慕魏徵、李绛的为人，把进献意见、接受咨询视为自己的责任。《国老谈苑》记载，宋太宗到龙图阁查看书籍，指着西边书架上的一只漆画箱子——箱上的锁钥是皇帝亲自题署的——对学士陈尧叟说：“这是田锡的奏疏。”说完悲伤了很久。可见当时已经很看重他的言论。所以他去世后，范仲淹为他撰写墓志，司马光为他撰写神道碑，苏轼为他的《奏议》作序时也把他比作贾谊。为他执笔的都是天下的伟大人物，那么田锡一生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他的诗文只是余事，但也自有典范。其气格光明磊落，正如他的为人，本来就不是心地污浊者所能仿效的。△《逍遥集》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潘阆撰写。潘阆是大名人。晁公武《读书志》说他的字是“逍遥”，江少虞《事实类苑》则说他自号“逍遥子”。江少虞的说法或许更接近事实吧！宋太宗时，他被召入应对，赐进士出身。后来因事获罪逃亡，宋真宗将他捕获。真宗赦免了他的罪，把他任命为滁州参军。潘阆生活在北宋初年，距离五代遗风还不远。他的《秋夕旅舍书怀》和《喜腊雪》等诗，间或带有五代诗风粗犷的习气。其他作品风格孤峭，也还保留着晚唐诗人的遗风。苏轼曾称赞他的《夏日宿西禅》诗，又称赞他的《题资福院石井》诗，认为不在石曼卿、苏子美之下。刘攽《中山诗话》称赞他的《岁暮自桐庐归钱塘》诗，认为不逊于刘长卿。《事实类苑》称赞他的《苦吟》《贫居》《峡中闻猿》《哭高舍人》《寄张咏》等诗中的佳句。刘克庄《后村诗话》称赞他的《客舍》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方回《瀛奎律髓》称赞他的《渭上秋夕闲望》《秋日题琅琊寺》和《落叶》等诗。
《事实类苑》又记其在浙江时好事者画为《潘阆咏潮图》。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又记长安许道宁爱其《华山诗》，画为《潘阆倒骑驴图》。一时若王禹偁、柳开、寇准、宋白、林逋诸人皆与赠答。盖宋人绝重之也。《读书志》载《逍遥诗》三卷。《宋史艺文志》则作潘阆集一卷。原本久佚，未详孰是。今考《永乐大典》所载，裒而录之，编为一卷。而逸篇遗句载在他书者，亦并采辑，以补其阙。虽不能如晁氏著录之数，而较《宋志》所载，则约略得其八九矣。其《古意》一首，今刻唐诗者皆以为崔国辅作，而《永乐大典》则题阆名。疑以传疑，亦姑并录之，而注其讹异於本题之下焉。△《寇忠愍公诗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寇准撰。准事迹具《宋史》本传。初，准知巴东县时，自择其诗百馀篇为《巴东集》。后河阳守范雍裒合所作二百馀篇，编为此集。考《石林诗话》有《过襄州留题驿亭》诗一首，《侍儿小名录拾遗》有《和蒨桃》诗一首，《合璧事类前集》有《春恨》一首、《春昼》一首，皆集中所无。盖《题驿亭》、《和蒨桃》二篇，语皆浅率。《春昼》、《春恨》二首格意颇卑。雍殆有所持择，特为删汰，非遗漏也。准以风节著於时，其诗乃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比，惟《湘山野录》尝称其《江南春》二首，及“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二句，以为深入唐格，则殊不然。《江南春》体近填词，不止秦观之《小石调》。“野渡无人舟自横”本韦应物《西磵绝句》，准点窜一二字，改为一联，殆类生吞活剥，尤不为工。准诗自佳，此二句实非其佳处，未足据为定论也。△《乖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宋张咏撰。咏事迹具《宋史》本传。其集宋代有两本。一本十卷，见於赵希弁《读书附志》，所称钱易《墓志》、李畋《语录》附於后者是也。一本十二卷，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所称郭森卿宰崇阳刻此集，旧本十卷，今增广并《语录》为十二卷者是也。此本前有森卿序，盖即振孙所见之本。序称於世刻中增诗八篇，别附以韩琦《神道碑》、王禹偁《送宰崇阳序》、李焘《祠堂记》、项安世《北峰亭记》。今检勘并合。惟所称删次年谱别为一卷者，则已不见。盖传写有所脱佚矣。咏两莅益州，为政恩威并用，吏民畏服。平日刚方尚气，有岩岩不可犯之节。其文乃疏通平易，不为崭绝之语。其诗亦列名西昆体中。（案西昆酬唱十七人，咏名在第十一。）其《声赋》一首，穷极幽渺，梁周翰至叹为“一百年不见此作”。则亦非无意於为文者。特其光明俊伟，发於自然，故真气流露，无雕章琢句之态耳。案韩琦《神道碑》，称咏与邑人傅霖友善，登第后与傅诗有“巢由莫相笑，心不为轻肥”之句。今集中乃作七言，琦盖节用其意，故与集本不合。又案陈辅之《诗话》，称“萧林之知溧阳时，张乖崖召食，见几案一绝句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恨’作‘幸’字。且言公功高身重，奸人侧目，以此与公全身。乖崖曰：‘萧弟一字之师也。’”云云。今考集中《游赵氏西园》诗。末联云：“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诗中既无“恨”字、“幸”字，亦不作“江南”字，且七律而非绝句。则辅之所记，乃传闻讹异之词。又《青箱杂记》载咏《赠官妓小英歌》，今不见集中。其诗词意凡劣，决非咏之所为。殆亦吴处厚误采鄙谈，不足据也。△《小畜集》三十卷（鸿胪寺少卿曹学闵家藏本）、《小畜外集》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宋王禹偁撰。禹偁字元之，钜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屡以事谪守郡，终於知蕲州。事迹具《宋史》本传。禹偁尝自次其文，以易筮之，得乾之小畜，因以名集。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作三十卷，与今本同。惟《宋志》作二十卷。然《宋志》荒谬最甚，不足据也。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俪，禹偁始为古雅简淡之作。其奏疏尤极剀切。《宋史》采入本传者，议论皆英伟可观。在词垣时所为应制骈偶之文，亦多宏丽典赡，不愧一时作手。集凡赋二卷、诗十一卷、文十七卷。绍兴丁卯历阳沈虞卿尝刻之黄州。
译《事实类苑》又记载，他在浙江时，好事者把他画成《潘阆咏潮图》。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又记载，长安人许道宁喜爱他的《华山诗》，便画成《潘阆倒骑驴图》。当时像王禹偁、柳开、寇准、宋白、林逋等人，都同他有诗文赠答。可见宋人极为看重他。《读书志》记载《逍遥诗》三卷，《宋史·艺文志》则作《潘阆集》一卷。原本早已散佚，不知道哪一种记载正确。现在考察《永乐大典》所收的作品，将它们汇集编录，编成一卷。其他书中所保存的散篇残句，也一并采集辑录，以补足其中的缺漏。虽然不能像晁公武著录的数量那样完整，但与《宋志》所载相比，大致已经得到八九成了。他的《古意》一首，现今刻本的唐诗都认为是崔国辅所作，而《永乐大典》却题作潘阆之名。既然真伪尚有疑问，姑且把它一并收录，并在本题下注明这些不同和讹误。△《寇忠愍公诗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寇准撰写。寇准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当初，寇准任巴东县知县时，亲自选取自己的诗一百多篇，编成《巴东集》。后来河阳太守范雍把他的作品汇集起来二百多篇，编成这部集子。考察《石林诗话》，其中有《过襄州留题驿亭》诗一首；《侍儿小名录拾遗》中有《和蒨桃》诗一首；《合璧事类前集》中有《春恨》一首、《春昼》一首，但这些都不见于集中。大概《题驿亭》《和蒨桃》两篇，语言都浅露草率；《春昼》《春恨》两首，格调和意趣都很低下。范雍大概是有所取舍，特意删去它们，并不是遗漏。寇准当时以风操节气著名，他的诗却含有深思，情调凄婉，很有晚唐诗的韵味。然而他的骨力和韵致特别高，终究不是一般艳丽之作可以相比的。只是《湘山野录》曾称赞他的《江南春》二首，以及“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两句，认为深得唐诗格调，这实在并不是这样。《江南春》的体制接近词，并不只是秦观《小石调》的风格。“野渡无人舟自横”本是韦应物《西磵绝句》中的句子，寇准只改动了一两个字，把它改成一联，几乎像生吞活剥别人的作品，尤其算不上工巧。寇准的诗本来就很好，但这两句确实不是他的佳作，不能据此下定论。△《乖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宋代张咏撰写。张咏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他的文集在宋代有两个本子。一个是十卷本，见于赵希弁《读书附志》，其中所说的把钱易《墓志》、李畋《语录》附在后面的，就是这个本子。另一个是十二卷本，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所说的郭森卿任崇阳宰时刻印此集，旧本十卷，现今增广并把《语录》合编为十二卷的，就是这个本子。此本前面有郭森卿的序，大概就是陈振孙所见的本子。序中说，在世间刻本的基础上增补诗八篇，另外附有韩琦《神道碑》、王禹偁《送宰崇阳序》、李焘《祠堂记》、项安世《北峰亭记》。现在检验核对，确实都合在一起。只有序中所说删定编次的年谱另成一卷，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大概是在传抄中脱落散佚了。张咏两次任益州长官，治理政务时恩威并用，官吏和百姓都敬畏服从。他平日刚正而意气坚强，有高峻严正、不可侵犯的气节。他的文章却疏朗通达、平易自然，不写奇险峭拔的语句。他的诗也列名于西昆体之中。（按：西昆酬唱的十七人中，张咏的名字列在第十一位。）他的《声赋》一篇，极力写得幽深微妙，梁周翰甚至感叹说“一百年没有见过这样的作品”。可见他也不是无意于作文。只是他的光明俊伟出于自然，所以真气流露，没有雕琢辞章、刻意炼句的姿态。按韩琦《神道碑》所说，张咏与同乡傅霖友善，考中进士后，曾与傅霖唱和，诗中有“巢由莫相笑，心不为轻肥”这样的句子。如今集中却写作七言诗，韩琦大概只是节取其意，所以与文集本子不相符合。又按陈辅之《诗话》记载：“萧林任溧阳知县时，张乖崖召他来吃饭，见几案上有一首绝句说：‘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林把‘恨’字改成‘幸’字，并且说张公功劳高、身份尊贵，奸人对他侧目而视，借此可以使张公保全自身。张乖崖说：‘萧弟真是改动一个字的老师。’”等等。现在考察集中《游赵氏西园》诗，末联说：“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诗中既没有“恨”字、“幸”字，也没有“江南”二字，而且是七律，不是绝句。那么陈辅之所记，只是传闻中的讹误说法。又《青箱杂记》载有张咏《赠官妓小英歌》，如今集中看不到。这首诗的词意平庸低劣，绝不是张咏所作。大概也是吴处厚错误地采录了鄙俗传闻，不足以作为依据。△《小畜集》三十卷（鸿胪寺少卿曹学闵家藏本）、《小畜外集》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王禹偁撰写。王禹偁字元之，是钜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多次因事被贬出任郡守，最后任知蕲州时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王禹偁曾经亲自编次自己的文章，用《易》占筮，得到乾卦变为小畜卦，因而用“小畜”命名文集。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都作三十卷，与今本相同。只有《宋志》作二十卷。但《宋志》荒谬得最厉害，不足为据。宋朝承接五代之后，文风纤弱绮丽，王禹偁开始创作古雅简淡的文章。他的奏疏尤其恳切直率。《宋史》收入本传的文章，其中的议论都英明雄伟，值得观赏。他在词垣任职时所作的应制骈偶文章，也多宏大华丽、典雅富赡，不愧为当时的文章高手。全书共有赋二卷、诗十一卷、文十七卷。绍兴丁卯年，历阳人沈虞卿曾在黄州刻印此集。
明代未有刊本。世多钞传其诗，而全集罕覯。故王士祯《池北偶谈》称仅见书贾以一本持售，后不可复得为憾。近时平阳赵氏始得宋本刊行。而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外集》三百四十首，其曾孙汾所裒辑者，则久佚不传。此残本为河间纪氏阅微草堂所藏。仅存第七卷至第十三卷，而又七卷前阙数页，十三卷末《集贤钱侍郎知大名府序》惟有篇首二行，计亦当阙一两页。原帙签题，即曰《小畜外集残本》上下二册，知所传止此矣。其中《次韵和朗公见赠》诗及题下自注，“朗”字皆阙笔，知犹从宋本影抄也。凡诗四十四篇、杂文八篇、论议五篇、传三篇、箴赞颂九篇、代拟二十篇、序十二篇，共一百一篇。较原帙仅三之一。然北宋遗集，流传渐少。我皇上稽古右文，凡零篇断简，散见《永乐大典》中者，苟可编排，咸命儒臣辑录成帙，以示表章。此集原书七卷，岿然得存，是亦可宝之秘笈，不容以残阙废矣。△《南阳集》六卷（永乐大典本）宋赵湘撰。湘字叔灵，其先自京兆徙家於越。至湘始家於衢，遂为西安人。登淳化三年孙何榜进士。即资政殿大学士赵抃之祖也。《宋史》抃传不著世系，故湘始末亦不具。惟苏轼为抃作碑，称湘官为庐州庐江尉。其后追赠司徒，则以抃贵推恩者也。湘著作散佚，仅《宋文鉴》载其《春夕偶作》诗一首，《剡录》载其《剡中齐唐郎中所居》诗一首，《方舆胜览》载其《方广寺石桥》诗一首，《瀛奎律髓》载其《赠水墨峦上人》、《赠张处士》诗二首，《文翰类选》载其《秋夜集李式西斋》诗一首，《云门集》载其《别耶溪诸叔》诗一首，《烂柯山志》载其《游烂柯山》诗一首。馀悉不传。并《南阳集》之名，知者亦罕。惟《永乐大典》所载诗文颇夥，裒之尚可成帙。北宋遗集，传者日稀，是亦难覯之秘本矣。案元方回作《罗寿可诗序》，称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其晚唐一体，九僧最迫真。寇莱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祖凡数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又回所选《瀛奎律髓》评湘《赠张处士诗》曰：“清献家审言如此，宜乎乃孙之诗如其人之清，有自来哉”云云。其推挹湘者甚至。然回录湘二诗，皆取其体近江西者，殊不尽湘所长。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观之，大抵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虽源出姚合，实与彫镂琐碎、务趋僻涩者迥殊。其古文亦扫除排偶，有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非五季诸家所可及。沈埋晦蚀几数百年，今逢圣代右文，复得掇拾散亡，表见於世。岂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气终莫可掩欤！其中《扬子三辨》一篇，推重扬雄，颇为过当。然孙复、司马光亦同此失。盖北宋儒者所见如斯，不能独为湘责，知其所短则可矣。据方回称清献漕益路时，宋景文序《叔灵集》，欧阳公跋亦称之。是原集实抃所编。今其目次已不可考，谨分类排订，釐为六卷。△《武夷新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杨亿撰。亿有《历代铨政要略》，已著录。《宋史》亿本传载，所著有《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鼇》诸集，及《内外制》、《刀笔》。《艺文志》所著录者，惟《蓬山集》五十四卷、《武夷新编集》二十卷、《颍阴集》二十卷、《刀笔集》二十卷、《别集》十二卷、《汝阳杂编》二十卷、《銮坡遗札》二十卷。较本传所载，已不相符。陈氏《书录解题》谓亿所著共一百九十四卷。《馆阁书目》犹有一百四十六卷。今俱亡佚，所存者独《武夷新集》及《别集》而已。《武夷新集》者，亿景德丙午入翰林，明年辑其十年以来诗笔而自序之。《别集》者，避谗归阳翟时作也。此本但有《武夷新集》，则《别集》又亡矣。别本或题曰《杨大年全集》，误也。凡诗五卷、杂文十五卷。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昇平，舂容典赡，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田况《儒林公议》称，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斅之，时号“杨刘”。三人以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惟石介不以为然，至作怪说以讥之，见所著《徂徕集》中。近时吴之振作《宋诗钞》，遂置亿集不录，未免随声附和。观苏轼深以介说为谬，至形之於奏牍，知文章之不可以一格限矣。△《和靖诗集》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没有刊刻本。世间多有抄传他的诗，而完整的全集很少见。所以王士祯《池北偶谈》说，只见过书商拿着一本出售，后来再也没有得到，因而引以为憾。近来平阳赵氏才得到宋本并刊行。至于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外集》三百四十首，是他的曾孙王汾汇辑的，却早已散佚不传。这个残本是河间纪氏阅微草堂所藏的。现仅存第七卷至第十三卷，而且第七卷前面缺少数页，第十三卷末《集贤钱侍郎知大名府序》只有篇首两行，估计也应当缺少一两页。原书书套上的题签就写着《小畜外集残本》上下二册，可知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些。其中《次韵和朗公见赠》诗以及诗题下的自注中，“朗”字都缺笔，可知仍然是依据宋本影抄的。全书共有诗四十四篇、杂文八篇、论议五篇、传三篇、箴赞颂九篇、代拟二十篇、序十二篇，共一百零一篇，只相当于原书的三分之一。然而北宋遗留下来的文集，流传日渐稀少。我皇上考察古代、崇尚文治，凡是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零篇断简，只要可以编排，都命令儒臣辑录成册，以表示表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一篇〕 这部集子的原书共有七卷，如今巍然保存下来，也是一部值得珍藏的秘笈，不能因为残缺就废弃它。△《南阳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赵湘撰写。赵湘字叔灵，他的祖先从京兆迁居到越地。到了赵湘才在衢州定居，于是成为西安人。赵湘考中淳化三年孙何榜进士。他就是资政殿大学士赵抃的祖父。《宋史》赵抃传没有记载世系，所以赵湘一生的始末也不详尽。只有苏轼为赵抃撰写碑文时，称赵湘官任庐州庐江尉。后来追赠司徒，是因为赵抃显贵而推恩所致。赵湘的著作散佚了，只有《宋文鉴》收有他的《春夕偶作》诗一首，《剡录》收有他的《剡中齐唐郎中所居》诗一首，《方舆胜览》收有他的《方广寺石桥》诗一首，《瀛奎律髓》收有他的《赠水墨峦上人》《赠张处士》诗二首，《文翰类选》收有他的《秋夜集李式西斋》诗一首，《云门集》收有他的《别耶溪诸叔》诗一首，《烂柯山志》收有他的《游烂柯山》诗一首。其余全部失传。连《南阳集》这个名称，知道的人也很少。只有《永乐大典》所收诗文颇多，把它们汇集起来还可以编成一部集子。北宋遗集流传日益稀少，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秘本。按元代方回撰写《罗寿可诗序》时说，宋朝革除五代旧习，诗歌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晚唐体这一派，九僧最为接近其真实风貌。寇莱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的祖父等几家诗人，深厚涵养、充分培育，气势极其旺盛。方回所选《瀛奎律髓》评论赵湘《赠张处士》诗说：“赵清献的家族，祖先审言竟能有这样的诗，难怪他的子孙诗歌像他本人一样清正，原来是有渊源的啊！”等等。他推重赵湘到了极点。然而方回所录赵湘的两首诗，都是选取体制接近江西诗派的作品，并没有完全体现赵湘的长处。现在从《永乐大典》所收作品来看，他大体上构思清新，而风骨仍不失苍劲秀美。虽然源自姚合，却与那些雕琢琐碎、专门追求奇僻艰涩的作品大不相同。他的古文也扫除排偶文风，保留着李翱、皇甫湜、孙樵的遗风，不是五代各家所能相比的。他的作品沉埋晦暗、受到侵蚀，几乎有数百年，如今遇到圣明时代崇尚文治，又得以从散失的作品中搜集整理，显现于世间。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精神足以不朽，所以光彩气韵终究无法被遮掩吗！其中《扬子三辨》一篇，过分推重扬雄，未免失当。不过孙复、司马光也有同样的失误。这大概是北宋儒者的见识都如此，不能只责备赵湘；知道他的短处所在也就可以了。据方回说，赵清献任益路漕运使时，宋景文为《叔灵集》作序，欧阳公也为它作跋。由此可知，原集确实是赵抃编成的。如今原集的篇目次序已经无法考察，只好谨慎地分类编排，整理为六卷。△《武夷新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杨亿撰写。杨亿另有《历代铨政要略》，已经著录。《宋史》杨亿本传记载，他所著有《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鼇》等集，以及《内外制》《刀笔》。但《艺文志》著录的，只有《蓬山集》五十四卷、《武夷新编集》二十卷、《颍阴集》二十卷、《刀笔集》二十卷、《别集》十二卷、《汝阳杂编》二十卷、《銮坡遗札》二十卷。与本传所载相比，已经不相符合。陈氏《书录解题》说杨亿所著共一百九十四卷，《馆阁书目》中还载有一百四十六卷。如今这些都已散佚，保存下来的只有《武夷新集》和《别集》。所谓《武夷新集》，是杨亿在景德丙午年入翰林，第二年把十年以来的诗文辑录起来并亲自作序的作品。《别集》则是他因避谗回到阳翟时所作的。这个本子只有《武夷新集》，那么《别集》也已经亡佚了。另有本子题作《杨大年全集》，是错误的。全书共有诗五卷、杂文十五卷。大体上以李商隐为宗法，而当时正值升平时代，文章从容典雅、内容丰富，没有唐末五代衰飒的气象。田况《儒林公议》称，杨亿在两禁任职时，改变了文章的体格，刘筠、钱惟演等人都跟着学习，当时号称“杨刘”。三人以诗歌互相唱和，极尽一时的华美。只有石介不以为然，甚至写作《怪说》来讥刺他们，见于他所著《徂徕集》中。近来吴之振编《宋诗钞》，竟把杨亿的文集置之不录，未免是随声附和。看苏轼深深认为石介的说法错误，甚至把这种意见写进奏牍，就知道文章不能用一种标准加以限制。△《和靖诗集》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林逋撰。逋事迹具《宋史隐逸传》。其诗澄澹高逸，如其为人。史称其就稿辄弃去，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馀篇。兹集篇数与本传相合，盖当时所收止此。其他逸句，往往散见於说部及真迹中。刘克庄《后村诗话》谓逋一生苦吟，自摘出五言十三联。今惟五联见集中。如“隐非唐甲子，病有晋春秋”、“水天云黑白，霜野树青红”、“风回时带溜，烟远忽藏村”及郭索钩辀之联，皆不在焉。七言十七联，集逸其三。使非有《摘句图》旁证，则皆成逸诗矣。今《摘句图》亦不传，则其失於编辑者固不少也。是集前有皇祐五年梅尧臣序，康熙中长洲吴调元校刊之。后附《省心录》一卷，实李邦献所作，误以为逋。今为考辨釐正，别著录子部中，而此集则削之不载焉。△《穆参军集》三卷、附录《遗事》一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宋穆修撰。修字伯长，郓州人。苏舜钦集有修哀文，称其咸平中举进士得出身。而集中《上颍州刘侍郎书》称某以大中祥符中窃进士第。邵伯温《易学辨惑》亦称修为祥符二年梁固榜进士。《宋史》本传又云，真宗东封，诏举齐、鲁经行之士，修预选，赐进士出身。所述小异，似当以自叙为确也。修初授泰州司理参军，以伉直为通判秦应所诬构，贬池州。再逢恩，徙颍、蔡二州文学掾。明道元年病卒，宋人皆谓之穆参军，从其初官也。修受数学於陈抟，《先天图》之窜入儒家，自修始。其文章则莫考所师承，而欧阳修《论尹洙墓志书》谓其学古文在洙前。《朱子名臣言行录》亦称洙学古文於修，而邵伯温《辨惑》称修家有唐本韩柳集，募工镂版，今《柳宗元集》尚有修后序。盖天资高迈，沿溯於韩、柳而自得之。宋之古文，实柳开与修为倡。然开之学，及身而止。修则一传为尹洙，再传为欧阳修，而宋之文章於斯极盛。则其功亦不鲜矣。据苏舜钦哀文，称访其遗文，惟得《任中正尚书家庙碑》、《静胜亭记》、《徐生昌墓志》、《蔡州塔记》四篇，不能成卷。祖无择集有修集序，称其遗文於嗣子照得诗五十六，书序记志祭文总二十，次为三卷。其序作於庆历三年。所刻诗文之数与今本合，盖此集犹无择所编之旧也。王得臣《尘史》述史骧之言，讥其作《巨盗》诗以刺丁谓，为有累於道。考邵伯温《辨惑》载修於丁谓为贫贱交。谓后贵，修乃不与之揖。谓衔之，颇为所轧，修集中《闻报自崖徙雷》一章，即为谓作。则骧所谓累於道者，病其挟私怨耳。然其诗排斥奸邪，尚不致乖於公义，未可深非。又叶适《水心集》讥吕祖谦《宋文鉴》所收修《法相院钟记》、《静胜亭记》二篇为腐败粗涩，亦言之已甚。惟第三卷之首载《亳州魏武帝帐庙记》一篇，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於来世”。又称“惟帝之雄，使天济其勇，尚延数年之位，岂强吴、庸蜀之不平”！又称“至今千年下，观其书，犹震惕耳目，悚动毛发，使人凛其遗风馀烈”。又称“高祖於丰、沛，光武於南阳，庙象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则谯庙也”云云。其奖篡助逆，可谓大乖於名教。至述守臣之言，有“吾临此州，不能导尔小民心知所奉，是亦吾过”云云。显然以乱贼导天下，尤为悖理。尹洙《春秋》之学称受於修，是於《春秋》为何义乎！自南宋以来，无一人能摘其谬，殊不可解。今承睿鉴指示，使纲常大义，顺逆昭然，允足立天经而定人纪，岂可使之仍厕简牍，贻玷汗青！谨刊除此文，以彰衮钺。其他作则仍录之，用不没其古文一脉荜路蓝缕之功。旧本前有刘清之序，佚而不载。今从《龙学集》补录。《遗事》一卷，不知何人所编，亦附载备考。诸家钞本或称《河南穆先生文集》，或称《穆参军集》。祖无择序则称《河南穆公集》。参差不一。今考《文献通考》以《穆参军集》著录，盖南宋时通用此名。今从之焉。△《晏元献遗文》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宋晏殊撰。殊有《类要》，已著录，《东都事略》称殊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兴书目》作九十四卷。《文献通考》载《临川集》三十卷，《紫薇集》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其五世孙大正，为《年谱》一卷。言先元献尝自差次起儒馆至学士为《临川集》三十卷。起枢廷至宰席为《二府集》二十五卷”云云。今皆不传。此本为国朝康熙中慈谿胡亦堂所辑。仅文六篇、诗六首。馀皆诗馀。
译宋代林逋撰写。林逋的事迹详见《宋史·隐逸传》。他的诗清澄淡泊而高雅超逸，正如他的为人。史书称，他每次写成稿子就立即丢弃，好事者常常偷偷记录下来。如今流传的还有三百多篇。这部集子的篇数与本传记载相合，大概当时收集的就只有这些。其他散佚的诗句，常常散见于杂说之书和真迹中。刘克庄《后村诗话》说，林逋一生苦心吟咏，亲自摘出五言诗十三联。如今只有五联见于集中，如“隐非唐甲子，病有晋春秋”“水天云黑白，霜野树青红”“风回时带溜，烟远忽藏村”以及“郭索钩辀”一联，都不在集中。七言诗十七联，集中又散失了其中三联。假如没有《摘句图》从旁作证，这些都将成为散佚的诗作。如今《摘句图》也已经不流传了，可见这部集子在编纂时遗漏的确实不少。这部集子前面有皇祐五年梅尧臣的序，康熙年间由长洲吴调元校刊。书后附有《省心录》一卷，实际是李邦献所作，却误认为林逋所作。现在经过考证辨析，已经整理订正，另行著录在子部中，而这部诗集则删去不再收载。△《穆参军集》三卷、附录《遗事》一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穆参军集》为宋代穆修撰。穆修字伯长，是郓州人。苏舜钦的文集中有一篇悼文，称穆修在咸平年间考中进士并取得出身资格。但穆修文集中的《上颍州刘侍郎书》却说自己在大中祥符年间侥幸考中进士。邵伯温《易学辨惑》也称穆修是祥符二年梁固榜的进士。《宋史》本传又说，真宗东封时下诏选举齐、鲁一带通晓经术而有德行的人，穆修入选，赐进士出身。这些记载略有不同，似乎应当以穆修自己的叙述为准确。穆修起初授任泰州司理参军，因为性情刚直，被通判秦应诬陷构陷，贬到池州。后来再次遇到恩赦，调任颍州、蔡州二州的文学掾。明道元年病逝，宋人都称他为“穆参军”，是沿用他最初的官职。穆修曾向陈抟学习数学，《先天图》被引入儒家学术，正是从穆修开始的。至于他的文章，则无法考知师承；但欧阳修《论尹洙墓志书》说，尹洙学习古文是在穆修之后。《朱子名臣言行录》也称尹洙向穆修学习古文，而邵伯温《辨惑》说穆修家中有唐代刻本的韩愈、柳宗元文集，曾招募工匠雕版印刷，如今《柳宗元集》中还保存着穆修所作的后序。大概是他天资高超，沿着韩愈、柳宗元的道路追溯学习而自有所得。宋代古文运动，实际上是由柳开和穆修首先倡导的。然而，柳开的学术传到他本人一代就停止了；穆修则一传为尹洙，再传为欧阳修，于是宋代文章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盛。这样看来，穆修的功劳也不小。根据苏舜钦的悼文，他访求穆修的遗文，只得到《任中正尚书家庙碑》《静胜亭记》《徐生昌墓志》《蔡州塔记》四篇，不能编成一卷。祖无择文集中有一篇穆修集序，说穆修的后代从嗣子穆照那里得到诗五十六首、书信序记志祭文共二十篇，编成三卷。这篇序作于庆历三年。所刻诗文的数量与今本相合，大概这部集子仍是祖无择当年编定的旧本。王得臣《尘史》记述史骧的话，讥刺穆修作《巨盗》诗来讽刺丁谓，认为这对他的道德品行有所损害。考察邵伯温《辨惑》的记载，穆修与丁谓原本是贫贱时的朋友。丁谓后来显贵，穆修便不再向他作揖。丁谓因此记恨他，穆修颇受丁谓排挤；穆修文集中的《闻报自崖徙雷》一章，就是为丁谓而作的。这样看来，史骧所说的“有损于道德”，是责怪穆修夹杂个人怨恨。不过，这首诗排斥奸邪，尚未达到违背公义的程度，也不可以过分非难。又有叶适在《水心集》中讥评吕祖谦《宋文鉴》所收穆修的《法相院钟记》《静胜亭记》二篇，说它们腐朽、粗涩，这种批评也说得过重了。只有第三卷卷首所载《亳州魏武帝帐庙记》一篇，称道“曹操建立了伟大的功业，平定了中原，把光明显赫、盛大宏伟的事业留给后世”。又说“只是凭借魏武帝的雄才，使上天帮助他的勇力，如果还能延长几年帝位，难道还不能使强大的吴国和庸弱的蜀国平定下来吗”！又说“直到千年以后，人们读他的文章，耳目仍然受到震动，毛发也因恐惧而悚然竖起，使人凛然感受到他遗留下来的风范和余威”。又说“汉高祖在丰、沛，光武帝在南阳，都有庙宇和神像保存，威望德行并未泯灭；其次就是谯县的庙宇”之类的话。他这样赞美篡位者、帮助叛逆者，可以说严重违背了名教。至于叙述守臣的话，说“我来到这个州，不能引导你们这些百姓明白所应奉行的道理，这也是我的过错”之类，显然是把乱臣贼子当作榜样来教导天下，更加悖逆常理。尹洙关于《春秋》的学问，声称是从穆修那里学来的，那么穆修对《春秋》究竟持什么义理呢？自南宋以来，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其中的谬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如今承蒙圣明鉴察加以指示，使纲常大义以及顺逆是非都清楚明白，确实足以树立天经、确定人伦，怎么可以让这篇文章仍然混在书册中，给史册留下污点呢！谨慎地删去这篇文章，以彰明褒贬之权。其他作品仍然收入，用来不埋没他在古文一脉上艰苦开创的功劳。旧本前面有刘清之的序，已经散佚，所以没有收入。现在依照《龙学集》补录。《遗事》一卷，不知道是谁编的，也一并附录，以备考查。各家抄本有的题作《河南穆先生文集》，有的题作《穆参军集》。祖无择的序则题作《河南穆公集》，名称参差不一。现在考察《文献通考》把它著录为《穆参军集》，大概南宋时通行的就是这个名称。现在依从这一名称。△《晏元献遗文》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晏殊撰。晏殊有《类要》，已经著录。《东都事略》称晏殊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兴书目》作九十四卷。《文献通考》记载有《临川集》三十卷、《紫薇集》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的五世孙大正编有《年谱》一卷，说先祖元献公曾亲自把从儒馆起至任学士止的作品编次为《临川集》三十卷，把从枢密院起至任宰相止的作品编次为《二府集》二十五卷。” 如今这些书都已失传。这部书是本朝康熙年间慈谿胡亦堂辑录的。只有文章六篇、诗六首，其余都是词。
殊当北宋盛时，日与诸名士文酒唱和，其零章断什，往往散见诸书。如《复斋漫录》、《古今岁时杂咏》、《侯鲭录》、《西清诗话》所载诸诗，此本皆未收入，未为完备。然殊在北宋，号曰能文。虽二宋之作，亦资其点定。如《能改斋漫录》所记“白雪久残梁复道，黄头闲守汉楼船”者，其推重可以想见。原集既已无存，则此裒辑之编，仅存什一於千百者，亦不能不录备一家矣。△《文庄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宋夏竦撰。竦有《古文四声韵》，已著录。其集本一百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已不传。兹据《永乐大典》所载，兼以他书附益之，尚得诗文三十六卷。竦之为人无足取。其文章则词藻赡逸，风骨高秀，尚有燕、许轨范。《归田录》、《青箱杂记》、《东轩笔录》、《中山诗话》、《玉海》、《困学纪闻》诸书皆称引之。吕祖谦编《文鉴》，亦颇采录。盖其文可取，不以其人废矣。集中多朝廷典册之文。盖所长特在於是。所载事迹如太宗为京兆尹时召见魏咸信事在乾德五年，而史以为在开宝中。澶渊河清见底事在端拱元年，而史以为在雍熙四年。竦之直集贤院以献文得官，而史以为自通判召入。凡斯之类，皆足以订《宋史》之讹。他若李昉之追封韩国公、王曾之为兵部郎中、鲁宗道之为给事中、任中正之为右谏议大夫，史皆失书。凡斯之类，亦足补《宋史》之阙。盖托克托等年远传闻，不及竦纪录时事为得其实也。集中表奏有代王曾、王旦、寇准诸人作者。考之史传，竦在洪州，能断妖巫，毁淫祠。仁宗时增设贤良等六科，复百官转对，置理检使，亦皆竦所发。好水川之事，议者归咎韩琦，竦於任福衣带中得琦檄奏之，明其非罪。则竦虽巧忮，较之丁谓、王钦若辈，尚稍稍有间，故正人尚肯假手欤。抑或为所笼络，当时尚未遽悟其奸也。竦学赅洽，百家及二氏之书，皆能通贯。故其文徵引奥博，传写者不得其解，往往舛讹。今参考诸书，为之是正，各附案语以明之。其不可尽考者，则姑仍其旧，从阙疑之义焉。△《春卿遗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蒋堂撰。堂字希鲁，宜兴人。大中祥符五年擢进士第。仁宗朝历官左谏议大夫，知苏州。改给事中，仍知州事。后以礼部侍郎致仕，因家於苏。事迹具《宋史》本传。案胡宿《文恭集》有堂神道碑，称堂以皇祐六年卒，赠吏部侍郎。此集题曰“春卿”，仍举其致仕之官，所未详也。碑称其有高情，富清藻，多所缀述，尤邃於诗。其间所得，往往清绝。善作尺牍，思致简诣。时人得之，藏为名笔。及退居林下，神机日旺。虽饮食寝处，未尝忘诗，亦天性然。有文集二十卷。本传亦称其好学工文词，尤嗜作诗。与碑文合。所载文集卷数亦同。然原集今不传。此本乃明天启中堂二十世孙鐄掇拾佚稿而成。凡赋一篇、诗三十七篇、记一篇，不及原集十分之一。其间惟诗独多。则碑所云尤邃於诗者信也。其诗虽兴象不深，而平正通达，无雕镂纤琐之习。北宋遗集，流传日少，录之亦可备一家焉。△《东观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魏野撰。野字仲先，号草堂居士。先世蜀人，徙於陕州。真宗闻其名，召之，不出。天禧三年卒，赠秘书省著作郎。事迹具《宋史隐逸传》。野与林逋同时。身后之名，不及逋装点湖山，供后人题咏。而当时则声价出逋上。《渑水燕谈》载：“真宗西祀汾阴，至遣人图画所居。”《宋史》本传载：“大中祥符初，辽使至宋，言本国得野《草堂集》上帙，愿求全部。”《续湘山野录》载：“长安名姬添苏得野一诗，至署於堂壁，夸鬻於人。”则倾动一时可想也。据天圣元年薛田所作集序，野先有《草堂集》行在人间。《宋史》亦称野《草堂集》十卷。则十卷者野旧本也。序又称其子闲以新旧诗三百篇混而编之，汇为七卷。因取赠典命之曰《钜鹿东观集》。则《东观集》者，闲所重编七卷之本也。此本凡诗三百五十九首，题曰《东观集》，而乃作十卷。未喻其故。岂序文误十为七欤！别有《东观集补遗》三卷，出杭州汪氏家，前后无序跋，不知何人所辑。今核所载诗一百十九首，即此本之四卷至六卷。盖书贾作伪之本，不足为据。或疑除此三卷，正合薛田序七卷之数，当为后人所合并。不知除此一百一十九首，则七卷仅诗二百四十首，与田序三百首之说仍不相合。知决不然矣。野在宋初，其诗尚仍五代旧格，未能及林逋之超诣。而胸次不俗，故究无龌龊凡鄙之气。较杨朴《咏蓑》诸篇固无多让。赵与虤《娱书堂诗话》曰：“魏仲先诗冲淡闲逸，前辈称其警句甚多。《上陈使君》云：‘忧民如有病，见客似无官。’形容甚切，余喜诵之”云云。亦录隐逸诗者所不废矣。△《宋元宪集》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译晏殊处在北宋全盛时期，每天同各位名士以文章和酒相互唱和，他的零篇断章常常散见于各种书中。例如《复斋漫录》《古今岁时杂咏》《侯鲭录》《西清诗话》所收的那些诗，这部书都没有收入，因而并不完备。不过，晏殊在北宋时号称擅长文章，即使是二宋的作品，也曾借助他的评点订正。例如《能改斋漫录》记载的“白雪久残梁复道，黄头闲守汉楼船”两句，他受到推重的程度由此可以想见。既然原集已经不存，那么这部辑录本虽然只保存了原作千百篇中的极少部分，也不能不收录，以保存一家之言。△《文庄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夏竦撰。夏竦有《古文四声韵》，已经著录。他的文集原有一百卷，《宋史·艺文志》曾著录，如今已经失传。现在依据《永乐大典》的记载，再参考其他书加以补充，尚且得到诗文三十六卷。夏竦的为人没有什么值得取法之处，但他的文章辞藻丰富洒脱，风格气骨高雅秀拔，还保有燕、许的典范。《归田录》《青箱杂记》《东轩笔录》《中山诗话》《玉海》《困学纪闻》等书都曾称引他的文章。吕祖谦编《文鉴》时，也颇多采录。大概他的文章有可取之处，不能因为他这个人而一概废弃。集中的文章多是朝廷典册一类的文字，大概他的长处尤其在这里。书中所载事迹，例如太宗任京兆尹时召见魏咸信一事，发生在乾德五年，而史书认为是在开宝年间；澶渊河水清澈见底一事，发生在端拱元年，而史书认为是在雍熙四年。夏竦被任命为直集贤院，是因为进献文章而得到官职，而史书却说他是从通判任上被召入朝。这些事例都足以订正《宋史》的错误。其他如李昉追封韩国公、王曾任兵部郎中、鲁宗道任给事中、任中正任右谏议大夫等事，史书全都漏载。这些事例也足以补充《宋史》的缺漏。大概托克托等人距离时代久远，只能依据传闻，不如夏竦记录当时的事情更接近事实。集中还有代王曾、王旦、寇准等人撰写的表奏。考察史传，夏竦在洪州时能够裁断妖巫之事，毁掉淫祠。仁宗时增设贤良等六科，恢复百官转对，设置理检使，也都是夏竦提出的。好水川之战发生后，议论者把责任归咎于韩琦，夏竦却在任福的衣带中发现韩琦的檄文，替韩琦上奏申辩，说明韩琦并无罪责。这样看来，夏竦虽然机巧嫉妒，比起丁谓、王钦若一类人，仍然稍有区别，所以正直之士还肯借助他的手来办事吗？还是他们被夏竦笼络，而当时还没有立即觉察他的奸诈呢？夏竦学问广博，诸子百家以及佛、道二氏的书，都能融会贯通。因此他的文章征引深奥而广博，传抄的人不能理解其中含义，往往造成错讹。现在参考各种书籍，为它们加以订正，并分别附上案语来说明。那些无法完全考证的地方，暂且保留原貌，遵从存疑的原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春卿遗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蒋堂撰。蒋堂字希鲁，是宜兴人。大中祥符五年考中进士。仁宗朝历任左谏议大夫，任苏州知州；改任给事中，仍然主持苏州州政。后来以礼部侍郎身份退休，于是定居苏州。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考察胡宿《文恭集》中的蒋堂神道碑，称蒋堂在皇祐六年去世，追赠吏部侍郎。这部集子题名为“春卿”，仍然沿用他退休时的官职，这一点没有详细说明。碑文称他具有高雅的情怀，富有清丽的文采，善于撰写各种文章，尤其精于诗歌。他所作的诗，往往清新绝妙。他擅长写尺牍，构思情致简洁明达。当时人得到他的尺牍，都珍藏为名家手笔。等到退居林下之后，他的精神才思一天比一天旺盛。即使饮食起居之间，也从未忘记作诗，这也是他的天性。他有文集二十卷。《宋史》本传也称他好学而擅长文章词赋，尤其喜爱作诗，与碑文相合。所记载的文集卷数也相同。不过，原集如今已经不传。这部书是明代天启年间蒋堂的二十世孙鐄搜集遗稿编成的，共有赋一篇、诗三十七篇、记一篇，不到原集的十分之一。其中只有诗最多，这就说明碑文所说他“尤其精于诗”确实可信。他的诗虽然意境和形象不算深厚，但平实端正、通达流畅，没有雕琢细碎的习气。北宋遗集流传日益稀少，收入这部书也可以保存一家作品。△《东观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魏野撰。魏野字仲先，号草堂居士。祖先世代是蜀人，后来迁居陕州。真宗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入朝，他没有出仕。天禧三年去世，追赠秘书省著作郎。事迹详见《宋史·隐逸传》。魏野与林逋同时代。他死后的名声，不如林逋装点湖山、供后人题咏那样流传；但在当时，他的声望和身价却超过林逋。《渑水燕谈》记载：“真宗西行祭祀汾阴，甚至派人把他的居处画下来。”《宋史》本传记载：“大中祥符初年，辽国使者来到宋朝，说他们国家得到魏野《草堂集》的上帙，希望求得全书。”《续湘山野录》记载：“长安的名妓添苏得到魏野的一首诗，竟题写在厅堂墙壁上，向人夸耀出售。”由此可以想见他一时轰动的程度。根据天圣元年薛田所作的集序，魏野先前已有《草堂集》流行于世。《宋史》也称魏野有《草堂集》十卷，那么十卷本就是魏野的旧本。薛田的序又称，他的儿子魏闲把新旧诗三百篇混合编排，汇成七卷。于是取赠官的典故，给它命名为《钜鹿东观集》。这样看来，《东观集》就是魏闲重新编成的七卷本。这部书共有诗三百五十九首，题为《东观集》，却编成十卷，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难道是序文把“十”误写成“七”吗？另有《东观集补遗》三卷，出自杭州汪氏家藏，前后没有序跋，不知道是谁辑录的。现在核对其中所载诗一百十九首，正是这部书第四卷至第六卷的内容。大概这是书商伪造的本子，不足作为依据。有人怀疑删去这三卷后，正好符合薛田序所说的七卷，因此认为它是后人合并而成的。但如果删去这一百十九首，七卷就只有诗二百四十首，仍然与薛田所说三百首不相符合，因此可以确定不是这样。魏野生活在宋初，他的诗还沿袭五代的旧有格调，不能达到林逋那样的超逸境界。但他的胸襟气度不俗，所以终究没有局促鄙陋的气息。与杨朴《咏蓑》等诗相比，本来就没有多少逊色。赵与虤《娱书堂诗话》说：“魏仲先的诗冲淡闲逸，前辈称道他的警策佳句很多。《上陈使君》说：‘忧民如有病，见客似无官。’描写得十分贴切，我很喜欢诵读它。” 因此，吟咏隐逸人物的诗歌也没有把它废弃。△《宋元宪集》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宋庠撰。史称庠所著有《国语补音》三卷、《纪年通谱》十二卷、《别集》四十卷、《掖垣丛志》三卷、《尊号录》一卷。今惟《国语补音》有传本，已著录。馀书与文集并佚。国朝厉鹗编《宋诗纪事》，仅采掇《西清诗话》、《侯鲭录》、《合璧事类》、《杨州府志》所载得诗八首，则海内绝无其本已三四百年矣。《永乐大典》修於明初，距宋末仅百馀年，旧刻犹存，故得以采录。而庠文章淹雅，可取者多，故所载特为繁富。今以类排比，仍可得四十卷，疑当时全部收入也。方回《瀛奎律髓》载：“夏竦守安州日，庠兄弟以布衣游学，席上各赋《落花诗》。竦以为有台辅器。”赵令畤《侯鲭录》亦云：“二宋《落花诗》，为时脍炙。”今考庠诗所谓“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祁诗所谓“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者，特晚唐浓丽之格，实不尽其所长。祁集有和庠《赴镇圃田游西池作》，极称其“长杨猎近寒罴吼，太液歌残瑞鹄飞”句，叹其警迈。蔡绦《西清诗话》亦称之。又载其《许昌西湖》诗“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旷古未有。然集中名章隽句，络绎纷披，固不止是数联也。文章多馆阁之作，皆温雅瑰丽，沨沨乎治世之音。盖文章至五季而极弊。北宋诸家，各奋起振作，以追复唐贤之旧。穆修、柳开以至尹洙、欧阳修，则沿洄韩、柳之波。庠兄弟则方驾燕、许之轨。譬诸贾、董、枚、马，体制各殊，而同为汉京之极盛。固不必论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矣。陈振孙称“景文清约庄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辅”。今观其集，庠有沉博之气，而祁多新警之思，其气象亦复小殊。所谓文章关乎器识者欤！《书录解题》载是集作四十四卷，与史不合。然《文献通考》亦作四十四卷，似非讹舛。疑别本以《掖垣丛志》三卷、《尊号录》一卷编入集中，共成此数。唐、宋诸集往往有兼收杂著例也。《通考》於是集之下又附注曰：“一作《湜中集》二十卷。”其名又异。然《永乐大典》实只标《宋元宪集》，则非《湜中集》明甚。故今仍旧目，不取《通考》之名焉。△《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宋宋祁撰。祁有《益部方物略》，已著录。晁公武《读书志》谓祁诗文多奇字，证以苏轼诗“渊源皆有考，奇险或难句”之语。以今观之，殆以祁撰《唐书》彫琢劖削，务为艰涩，故有是言。实则所著诗文博奥典雅，具有唐以前格律。残膏賸馥，沾匄靡穷，未可尽以诘屈斥也。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祁自言年至六十，见少时所作，皆欲烧弃。”然考祁笔记尝云：“年二十五，即见奇於宰相夏公。试礼部又见称於龙图刘公。”盖少作未尝不工，特晚岁弥为进境耳。至於举陆机之“谢华启秀”、韩愈之“陈言务去”以为为文之要，则其生平得力，具可想见矣。祁笔记又深戒其子无妄编缀作集，使后世嗤诋。然当时实已裒合成编，且非一种。据本传称集百卷。《艺文志》则称百五十卷，又有《濡削》一卷、《刀笔集》二十卷。已与本传不符。马端临《通考》亦称百五十卷。《书录解题》暨焦竑《经籍志》俱止称百卷。王偁《东都事略》则文集百卷之外，又有《广乐记》六十五卷。记载互殊，莫详孰是。陆游集载祁诗有《出麾小集》、《西州猥稿》，蜀人任渊曾与黄庭坚、陈无已二家同注。今亦不传。近人所传北宋小集中有《西州猥稿》一种，乃从《成都文类》、《瀛奎律髓》、《文翰类选》诸书采辑而成，非其原帙。兹就《永乐大典》所载，汇萃裒次，釐为六十有二卷。又旁采诸书，纂成《补遗》二卷。并以轶闻馀事各为考证，附录於末。虽未必尽还旧观，名章钜制，谅可得十之七八矣。祁兄弟俱以文学名，当时号大宋、小宋。今其兄庠遗集已从《永乐大典》采掇成编，祁集亦於蠹蚀之馀得以复见於世。虽其文章足以自传，实亦幸际圣朝表章遗佚，乃得晦而再显，同邀乙夜之观。其遭遇之奇，良非偶然也。△《文恭集》五十卷、《补遗》一卷（永乐大典本）
译宋代宋庠撰。史书称宋庠著有《国语补音》三卷、《纪年通谱》十二卷、《别集》四十卷、《掖垣丛志》三卷、《尊号录》一卷。现在只有《国语补音》还有传本，已经著录；其余各书和文集都已散佚。本朝厉鹗编《宋诗纪事》，只从《西清诗话》《侯鲭录》《合璧事类》《杨州府志》所载资料中搜集到诗八首，可见天下已经三四百年没有宋庠文集的传本了。《永乐大典》修纂于明初，距离宋末只有一百多年，当时旧刻本还存在，所以能够采录；而且宋庠的文章深厚雅正，可取之处很多，因此《永乐大典》所载尤其丰富。现在按类别排列，仍然可以编成四十卷，怀疑当时已经把他的作品全部收入了。方回《瀛奎律髓》记载：“夏竦任安州知州时，宋庠兄弟以平民身份游学，在席间各自创作《落花诗》。夏竦认为他们具有宰辅的才器。”赵令畤《侯鲭录》也说：“二宋的《落花诗》，当时人人传诵。”现在考察宋庠诗中“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两句，以及宋祁诗中“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两句，只是晚唐浓艳华丽的风格，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长处。宋祁集中有一首和宋庠《赴镇圃田游西池作》的诗，极力称赞其中“长杨猎近寒罴吼，太液歌残瑞鹄飞”两句，感叹其警策高迈。蔡绦《西清诗话》也称道这两句。书中又记载宋庠《许昌西湖》诗中的“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两句，认为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佳句。不过，集中著名的篇章和俊秀的句子接连不断、纷然可见，当然不只是这几联。宋庠的文章多是馆阁体作品，都温润雅正而瑰丽华美，声调流畅，充满太平盛世的气象。文章到了五代，弊病已经达到极点。北宋各家纷纷奋起振作，努力恢复唐代贤人的传统。穆修、柳开直到尹洙、欧阳修，是沿着韩愈、柳宗元的文脉前行；宋庠兄弟则与燕、许并驾齐驱。譬如贾谊、董仲舒、枚乘、司马相如，文体各不相同，却共同构成汉代京城文学的极盛局面，本来不必偏爱甘美而排斥辛辣，认为丹色高贵而轻视素色。陈振孙称：“景文为人清简约束、庄重自持，不如他的哥哥，因此没有做到公辅。”现在观察他的文集，宋庠有沉厚博大的气势，宋祁则多有新颖警策的构思，气象也确实略有不同。这大概就是所谓文章与人的器量见识有关吧！《书录解题》记载这部集子为四十四卷，与史书不合。然而《文献通考》也作四十四卷，似乎并非讹误。怀疑另有版本把《掖垣丛志》三卷、《尊号录》一卷编入集内，所以合计成这个卷数。唐、宋各家文集往往有兼收杂著的例子。《通考》在这部集子下面又附注说：“一作《湜中集》二十卷。”书名又不相同。不过，《永乐大典》实际只标作《宋元宪集》，显然不是《湜中集》。所以现在仍沿用旧题名，不采用《通考》所说的名称。△《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宋祁撰。宋祁有《益部方物略》，已经著录。晁公武《读书志》说宋祁的诗文多有奇僻字句，可以用苏轼诗中“渊源皆有考，奇险或难句”的话来验证。现在看来，大概是因为宋祁撰写《唐书》时刻意雕琢删削，务求写得艰涩，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他所作的诗文广博深奥而典雅，具有唐代以前的格律风貌。其中残存的精华和余韵，施惠于后世无穷，不能全都因为文字艰涩难解而加以斥责。又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宋祁自己说，到了六十岁，看见年轻时所作的文章，都想烧掉。”然而考察宋祁的笔记，他曾说：“二十五岁时，就因文章奇异出众而受到宰相夏公的赏识；参加礼部试，又受到龙图刘公的称许。”可见他年轻时的作品并不是不好，只是到了晚年，境界更加进步了。至于他引用陆机“谢华启秀”、韩愈“陈言务去”的话，作为写文章的要旨，那么他一生的成就和心得，也都可以想见了。祁氏在笔记中又郑重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妄自编缀成集，以免后世讥笑诋毁。然而当时实际上已经把他的作品搜集编成了集子，而且不止一种。据本传称有文集一百卷。《艺文志》则称一百五十卷，另有《濡削》一卷、《刀笔集》二十卷，这已经与本传不相符合。马端临《文献通考》也称一百五十卷。《书录解题》和焦竑《经籍志》都只称一百卷。王偁《东都事略》则说，除文集一百卷外，还有《广乐记》六十五卷。各书记载互不相同，无法详细考知究竟哪一种正确。陆游集中记载，祁氏的诗有《出麾小集》《西州猥稿》，蜀人任渊曾与黄庭坚、陈无已两家共同作注，现今也已失传。近人所传的北宋小集中有一种《西州猥稿》，是从《成都文类》《瀛奎律髓》《文翰类选》等书中辑录而成的，并非原来的篇帙。现在根据《永乐大典》所载，汇集编次，厘定为六十二卷；又旁采其他书籍，编成《补遗》二卷。并且把有关轶闻和其他遗事分别考证，附录在末尾。虽然未必完全恢复旧日的面貌，但其中名篇和宏篇巨制，大概可以得到原作的十分之七八。祁氏兄弟都以文学著名，当时号称“大宋”“小宋”。如今他的兄长宋庠的遗集已经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编成，祁氏文集也在遭受蠹蚀之后得以重新传行于世。虽然他们的文章本来足以自行流传，实际上也有幸遇到圣朝表彰、搜集散佚文献，才得以由隐晦而重新显现，并共同得到皇帝在乙夜阅览的机会。他们遭遇如此奇特，实在不是偶然的。△《文恭集》五十卷、《补遗》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胡宿撰。宿字武平，常州晋陵人。天圣二年进士。历官两浙转运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诰。由翰林学士拜枢密副使，以太子少师致仕。文恭其谥也。事迹具《宋史》本传。宿立朝以廉直著，而学问亦极该博。当时文格未变，尚沿四六骈偶之习，而宿於是体尤工。所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追踪六朝。其五七言律诗，波澜壮阔，声律铿訇，亦可仿佛盛唐遗响。陈氏《书录解题》载宿集七十卷，久无传本。近人编《北宋名贤小集》，所辑仅寥寥数篇，厉鹗撰《宋诗纪事》搜罗至博，所录宿诗，亦只从志乘掇拾，未窥全豹。至金元好问选《唐诗鼓吹》，误编入宿诗二十馀首，说者遂以为唐末之人，爵里未详。今考好问所录诸诗，大半在《文恭集》内。且其中有《和朱况》一首，其人为胡氏之婿，与宿同籍常州。具见所撰《李太夫人行状》，确凿可据。好问乃不能考证，舛错至此，亦可知金、元之间，其集已罕覯矣。今惟《永乐大典》分采入各韵下者，裒而录之，计诗文一千五百馀首。虽未必尽合原目，而篇帙较富。已可什得其八九。谨以类编次，釐为五十卷。庶俾艺林好古之士得以复见完书。其有《永乐大典》失采而散见於他书者，则别加搜辑，为《补遗》一卷，附之於后焉。△《武溪集》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宋余靖撰。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天圣二年进士。累除右正言，知制诰。出知古州，经略广西南路安抚使。预平侬智高，迁工部侍郎。英宗时官至工部尚书。谥曰襄。事迹具《宋史》本传。靖初为台谏，以申救范仲淹外贬。蔡襄因作《四贤一不肖》诗，颇涉标榜。（语详《蔡忠惠集》条下。）然实襄随众嚣譁，非靖之本志。迹其生平树立，要不失为名臣。其文章不甚著名。然狄青讨平侬智高，靖磨崖作记，以旌武功，当时咸重其文。尝奉命使辽，作《契丹官仪》一篇，颇可与史传参证。他如《论史》、《序潮》诸作，亦多斐然可观。以方驾欧、梅，固为不足。要於北宋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队也。是集乃其子屯田员外郎仲荀所编，有屯田郎中周源序。凡古律诗一百二十、碑志记五十、议论箴碣表五十三、制诰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状启七十五、祭文六。卷目与欧阳修所撰墓志相合。其奏议五卷，别为一编，今已散佚，故集中阙此体焉。历元及明，几希湮没。成化中邱濬抄自内阁，始传於世。今所行本为嘉靖甲午都御史唐胄所重刊云。△《安阳集》五十卷（内府藏本）宋韩琦撰。琦事迹具《宋史》本传。其集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俱作五十卷。此本目次相符，盖即原本。琦历相三朝，功在社稷，生平不以文章名世。而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吕祖谦编《文鉴》，录其文十首。其中如《论减省冗费》、《论西夏请和》、《论时事》、《论青苗》诸篇，皆正论凛然，足觇其大节。诗句多不事彫镂，自然高雅。“黄花晚节”一联，久为世所传诵。而其他随时抒兴，亦多寄托遥深。江少虞《事实类苑》称：“琦作《喜雪》一联云：‘危石盖深盐虎陷，老枝擎重玉龙寒。’人谓其身在外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固未免涉於附会，非琦本旨。至於司马光《诗话》称：“琦罢相守北京，新进多凌侮之，琦为诗云：‘风定晓枝蝴蜨闹，雨匀春圃桔槔闲。’时人推其微婉。”强至《韩忠献遗事》称：“琦在相台，作《喜雨》诗断句云：‘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似无。’人谓此真做出相业。”则实能得其寓意。盖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风雅之遗，固不徒以风云月露为工矣。《名臣言行录》载：“司马光辞枢副时，琦有书与文彦博。”《东莱诗话》载：“是时亦有二书与光。”吴师道《礼部诗话》载：“琦手书《早夏》三诗，备萧散闲適之趣。”皆《安阳集》所无。又陆游《渭南集》有《韩忠献帖跋》，称“西夏犯边，琦当御戎重任，后入辅帷幄，陈谟画策，驾驭人才，观此帖可见。”今集中亦未载入。盖编次犹有所脱遗也。此集之后，旧附家传十卷，别录、遗事各一卷。检验《通考》三书，本各自为目，乃后人汇而附之。今仍釐原帙，别著录於史部，从其类焉。△《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范仲淹撰。仲淹有《奏议》，已著录。是编本名曰《丹阳集》，凡诗赋五卷，二百六十八首；杂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苏轼为之序。淳熙丙午鄱阳从事綦焕校定旧刻，又得诗文三十七篇，为《遗集》附於后。即今《别集》。
译宋胡宿撰写。胡宿字武平，常州晋陵人。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历任两浙转运使，被召修撰起居注，任知制诰。由翰林学士升任枢密副使，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文恭”是他的谥号。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胡宿在朝廷任职，以廉洁正直著称，学问也极其广博。当时文风尚未改变，仍沿袭四六骈偶的习惯，而胡宿尤其擅长这种文体。他所作的朝廷重大文章，典雅庄重、丰赡华丽，可以追踪六朝文风。他的五言、七言律诗，气势雄阔，音律铿锵，也可以约略听到盛唐遗留下来的声调。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胡宿文集七十卷，但很久没有传本。近人编纂《北宋名贤小集》，所辑只有寥寥几篇；厉鹗撰写《宋诗纪事》，搜罗已经非常广泛，所收胡宿诗作也只是从志书史乘中拾取，未能窥见全貌。到了金代元好问选编《唐诗鼓吹》时，误把胡宿二十多首诗编入其中，于是有人便认为他是唐末人，爵位和籍贯也无法考知。现在考察元好问所收的那些诗，大半都在《文恭集》中。其中还有《和朱况》一首，朱况是胡氏的女婿，与胡宿同为常州人。这些情况都见于胡宿所撰《李太夫人行状》，证据确凿，可以凭据。元好问竟然不能考证，错误达到这种程度，也可以知道金、元之间，他的文集已经很少有人见到了。如今只有把《永乐大典》分别辑入各韵部下面的作品汇集抄录出来，共计诗文一千五百多篇。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原来的目录，但篇章数量较为丰富，已经可以得到原集的十分之八九。现谨依类别编次，厘定为五十卷。希望使文坛上爱好古典的士人能够重新看到完整的书。至于《永乐大典》没有采录、而散见于其他书中的作品，则另外搜集编成《补遗》一卷，附在后面。△《武溪集》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余靖撰写。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多次升任右正言，任知制诰。出任古州知州，兼任经略广西南路安抚使。参与平定侬智高，升任工部侍郎。英宗时官至工部尚书。谥号为“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余靖起初任台谏官时，曾上书申救范仲淹，因此被贬到外地。蔡襄于是作《四贤一不肖》诗，其中颇有标榜之意。（详细情况见《蔡忠惠集》条下。）但实际上蔡襄只是随众喧嚷，并非余靖本人的意愿。考察他一生的立身行事，终究不失为名臣。他的文章并不十分著名。但狄青讨平侬智高后，余靖在摩崖上撰写记文，以表彰武功，当时人们都很看重这篇文章。他曾奉命出使辽国，写有《契丹官仪》一篇，很可以与史传相互参证。至于《论史》《序潮》等作品，也大多文采可观。若要与欧阳修、梅尧臣并驾齐驱，当然有所不足；但在北宋诸人之中，也确实自成一派。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屯田员外郎仲荀编纂的，有屯田郎中周源作序。全书收古体、律诗一百二十首，碑志、记五十篇，议论、箴、碣、表五十三篇，制诰九十八篇，判五十五篇，表、状、启七十五篇，祭文六篇。卷目与欧阳修撰写的墓志相合。他的奏议五卷，另编为一部书，如今已经散佚，因此集中缺少这一体裁。历经元、明两代，几乎湮没无闻。成化年间，邱濬从内阁抄录出来，才开始流传于世。如今流行的版本，是嘉靖甲午年都御史唐胄重新刊印的。△《安阳集》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韩琦撰写。韩琦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他的文集，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都作五十卷。这个版本的目录次序相符，大概就是原本。韩琦历任三朝宰相，功劳关系到国家社稷，平生并不以文章著名。但他的文辞气势典雅庄重，铺陈论述恳切明白，具有古代执笏垂绅之士的风范。吕祖谦编《文鉴》，收录他的文章十篇。其中如《论减省冗费》《论西夏请和》《论时事》《论青苗》等篇，都是凛然正大的论说，足以窥见他的重大节操。他的诗句大多不事雕琢，自然高雅。“黄花晚节”这一联，长期为世人传诵。他其他随时抒发兴致的作品，也多有寄托深远之处。江少虞《事实类苑》说：“韩琦作《喜雪》诗，有一联说：‘危石盖深盐虎陷，老枝擎重玉龙寒。’人们说，他身在外地，却把天下的重任自任。”这当然不免牵强附会，并不是韩琦本来的意思。至于司马光《诗话》说：“韩琦罢去宰相职务后任职北京，新进之士多有凌辱他的，韩琦作诗说：‘风定晓枝蝴蜨闹，雨匀春圃桔槔闲。’当时人称许其中含蓄委婉的意味。”强至《韩忠献遗事》说：“韩琦在相台任职时，作《喜雨》诗的断句说：‘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似无。’人们说，这才真正写出了宰相的功业。” 这些说法才确实能够领会诗中的寄托。大概是因为他的内涵积蓄很深，所以直抒胸臆时，自然能得到《诗经》风雅的遗意，当然不只是把风云月露写得工巧罢了。《名臣言行录》记载：“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时，韩琦曾写信给文彦博。”《东莱诗话》记载：“当时韩琦也曾写过两封信给司马光。”吴师道《礼部诗话》记载：“韩琦亲笔书写《早夏》诗三首，充分表现出萧散闲适的情趣。”这些都不见于《安阳集》。陆游《渭南集》中又有《韩忠献帖跋》，说：“西夏侵犯边境时，韩琦承担防御戎敌的重大责任，后来入朝辅佐，陈述谋略，筹划策略，驾驭人才，看这封帖就可以知道。”如今韩琦集中也没有收入。大概编次时仍有遗漏。这部集子之后，旧时附有家传十卷，别录、遗事各一卷。查考《文献通考》所列三部书，原本各自列目，只是后人汇集后附在这里。现在仍恢复原来的篇帙，另行著录于史部，归入相应类别。△《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范仲淹撰写。范仲淹有《奏议》，已经著录。这部书原名《丹阳集》，共诗、赋五卷，二百六十八首；杂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苏轼为它作序。淳熙丙午年，鄱阳从事綦焕校订旧刻，又得到诗文三十七篇，编成《遗集》附在后面，就是今天所说的《别集》。
其《补编》五卷，则国朝康熙中仲淹裔孙能濬所搜辑也。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苏轼称其天圣中所上《执政万言书》，天下传诵。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者。盖行求无愧於圣贤，学求有济於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初不必说太极，衍先天，而后谓之能闻圣道；亦不必讲封建，议井田，而后谓之不愧王佐也。观仲淹之人与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实效之分矣。△《河南集》二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尹洙撰。洙有《五代春秋》，已著录。洙为人内刚外和，能以义自守。久历边塞，灼知情形。凡所措置，多有成效。其没也，欧阳修为墓志，韩琦为墓表，而范仲淹为序其集。其为正人君子所重，与田锡相等。至所为文章，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邵伯温《闻见录》称：“钱惟演守西都，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命欧阳修及洙作记。修文千馀言，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简古。”又称“修早工偶俪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韩退之之文学之。盖修与洙文虽不同，而修为古文则居洙后也”云云。盖有宋古文，修为巨擘，而洙实开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转为所掩。然洙文具在，亦乌可尽没其功也。集凡二十七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二十卷者，盖传写之脱漏。其《双桂楼》、《临园驿记》集中未载，当由编录之时已佚其稿矣。△《孙明复小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宋孙复撰。复有《春秋尊王发微》，已著录。案《文献通考》载孙复《睢阳子集》十卷。《宋史艺文志》亦同。此本出自泰安赵国麟家，仅文十九篇、诗三篇，附以欧阳修所作墓志一篇。盖从《宋文鉴》、《宋文选》诸书钞撮而成，十不存一。然复集久佚，得此犹见其梗概。苏辙《欧阳修墓碑》载：“修谓於文得尹师鲁、孙明复，而意犹不足。”盖宋初承五代之敝，文体卑靡。穆修、柳开始追古格，复与尹洙继之。风气初开，菁华未盛。故修之言云尔。然复之文，根柢经术，谨严峭洁，卓然为儒者之言。与欧、苏、曾、王千变万化，务极文章之能事者，又别为一格。修之所言，似未可概执也。至於扬雄过为溢美，谓其《太玄》之作非以准《易》，乃以嫉莽。则白圭之玷，亦不必为复讳矣。△《徂徕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石介撰。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进士及第。初授嘉州判官。后以直集贤院出通判濮州。事迹具《宋史》本传。初，介尝躬耕徂徕山下，人以徂徕先生称之，因以名集。介深恶五季以后文格卑靡，故集中极推柳开之功，而复作怪说以排杨亿，其文章宗旨，可以想见。虽主持太过，抑扬皆不得其平，要亦戛然自为者。王士祯《池北偶谈》称其倔强劲质，有唐人风。较胜柳、穆二家，而终未脱草昧之气，亦笃论也。欧阳修作介墓志，称所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又曰：“某集者若干卷。”凡重言之，似原集当分为二部。此本统名《徂徕集》，殆后人所合编欤？第四卷内《寄元均叔仁》、《读易堂》、《永轩》、《暂憩》四诗，有录无书，则传写脱佚，亦非尽其旧矣。介传孙复之学，毅然以天下是非为己任。然客气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於诡激。王偁《东都事略》记仁宗时罢吕夷简、夏竦，而进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王素、欧阳修、余靖诸人。介时为国子直讲，因作《庆历圣德诗》，以褒贬忠佞。其诗今载集中。盖仿韩愈《元和圣德诗》体。然唐宪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颂》以纪功，是其职也。至於贤奸黜陟，权在朝廷，非儒官所应议。且其人见在，非盖棺论定之时。迹涉嫌疑，尤不当播诸简牍，以分恩怨。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又若太学诸生挟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於脔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於驱逐宰执。由来者渐，亦介有以倡之。史称孙复见诗，有“子祸始此”之语。是犹为一人言之，未及虑其大且远者也。虽当时以此诗得名，而其事实不可以训。故仍旧本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蔡忠惠集》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补编》五卷，则是本朝康熙年间范仲淹的后裔能濬搜集编成的。范仲淹的品德和事业，在当时卓绝一世，本来不需要借文章来流传。他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是论述撰写的文字，无不有根有据。这样的文章，当然不是徒事虚饰辞藻的人所能写出，也不是只会高谈心性的人所能达到的。苏轼称赞他在天圣年间所上《执政万言书》，说天下都在传诵。考察他一生所作的文章，没有超过这一篇的。大概他的行为追求无愧于圣贤，学问追求能够有益于天下。古人所说的“大儒”，有体有用，不过如此。并不一定非要讲太极、推演先天，然后才称得上能够听闻圣道；也不一定非要谈封建、议论井田，然后才称得上无愧于王佐之才。观察范仲淹这个人和范仲淹的文章，就可以知道空洞言论与实际功效之间的区别了。△《河南集》二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尹洙撰写。尹洙有《五代春秋》，已经著录。尹洙为人内心刚强而外表温和，能够以义自守。他长期在边塞任职，清楚了解当地情势，凡是采取的措施，大多取得成效。他去世后，欧阳修为他撰写墓志，韩琦为他撰写墓表，范仲淹为他的文集作序。他受到正人君子的推重，与田锡相当。至于他的文章，古朴峭拔、刚劲简洁，继承柳开、穆修之后，一举挽回五代以来浮华靡弱的文风，尤其卓然自立，足以凭文章流传后世。邵伯温《闻见录》说：“钱惟演镇守西都时，兴建双桂楼，修建临园驿，命欧阳修和尹洙作记。欧阳修的文章有一千多字，尹洙只用了五百字。欧阳修佩服他的简约古雅。”又说：“欧阳修早年擅长四六骈俪之文，到了任职河南时才结识尹洙，于是从韩退之的文学中取法。大概欧阳修与尹洙的文章虽然不同，但欧阳修写古文却在尹洙之后。”大概宋代古文，欧阳修是巨擘，而尹洙实际上是开创先声的人。因此他的作品都有根本。自从欧阳修的文章盛行以后，尹洙的名声反而被掩盖了。但尹洙的文章都还在，怎么可以把他的功绩完全埋没呢？这部集子共二十七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相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二十卷，大概是传抄时脱漏所致。他的《双桂楼记》《临园驿记》没有收入集中，应当是编录时已经遗失了稿本。△《孙明复小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孙复撰写。孙复有《春秋尊王发微》，已经著录。考察《文献通考》记载，孙复有《睢阳子集》十卷。《宋史·艺文志》也如此记载。这个版本出自泰安赵国麟家，只有文章十九篇、诗三篇，附有欧阳修所作墓志一篇。大概是从《宋文鉴》《宋文选》等书中抄取辑录而成，原书十篇中保存不了一篇。但孙复文集已经失传很久，得到这些仍然可以看见它的大概面貌。苏辙《欧阳修墓碑》记载：“欧阳修说，在文章方面得到尹师鲁、孙明复的帮助，但心意仍不满足。”大概宋初承接五代的衰败，文体卑弱浮靡。穆修、柳开开始追求古代文风，孙复和尹洙继承了他们。文风刚开始转变，精华还没有充分发展，所以欧阳修才这样说。不过孙复的文章以经术为根基，谨严峭洁，卓然是儒者的言论。它与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那种千变万化、力求穷尽文章技巧的作品，又是另一种风格。欧阳修所说的话，似乎不能一概拘泥于字面。至于扬雄过分溢美孙复，说他作《太玄》不是为了比拟《易》，而是为了嫉恨王莽，那么这也算是白圭上的斑点，不必替孙复隐讳了。△《徂徕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石介撰写。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进士及第。起初授任嘉州判官。后来以直集贤院的身份出任濮州通判。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起初，石介曾亲自在徂徕山下耕种，人们称他为徂徕先生，于是用“徂徕”作为文集名称。石介非常厌恶五代以来卑弱浮靡的文风，所以在集中极力推崇柳开的功劳，又编造怪异的说法来排斥杨亿；由此可以想见他的文章宗旨。虽然主持得过于偏激，褒贬也都没有做到公平，但终究是一个卓然自立的人。王士祯《池北偶谈》称他的文章倔强刚劲而质朴，有唐人的风格。比柳开、穆修两家略胜一筹，但最终没有摆脱草创时期的气息，这个评论也是公允的。欧阳修撰写石介墓志，称他的作品说：“某集若干卷。”又说：“某集若干卷。”反复这样说，似乎原集本来应当分为两部。这个版本总称《徂徕集》，大概是后人合编的吧？第四卷中的《寄元均叔仁》《读易堂》《永轩》《暂憩》四首诗，有目录而没有正文，这是传抄时脱失了，也说明它并没有完全保存旧本。石介传承孙复的学问，毅然把天下的是非当作自己的责任。然而他的意气太盛，求取名声的心太重，不免流于诡诈偏激。王偁《东都事略》记载，仁宗时罢免吕夷简、夏竦，提拔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王素、欧阳修、余靖等人。石介当时任国子直讲，于是作《庆历圣德诗》，用来褒贬忠臣和奸佞。这首诗如今载在集中，大概仿照韩愈《元和圣德诗》的体例。但唐宪宗削平淮西、蔡州，功劳关系到国家社稷，韩愈仿《雅》《颂》体裁来记载功绩，是他的职责。至于贤能和奸邪的升降任免，权力在朝廷，不是儒官所应当议论的；况且那些人都还活着，并不是盖棺定论的时候。石介的行为已经有涉嫌疑之处，尤其不应把这种议论传播到书册中，以此区分恩怨。后来欧阳修、司马光的朋党之祸多次兴起，苏轼、黄庭坚的文字之狱接连发生，实际上石介在其中起了开头引导作用。又如太学诸生挟持朝政，北宋末年甚至发展到割裂中使；南宋末年甚至发展到驱逐宰执。这种事都是逐渐发展而来，石介也有倡导之功。史书称孙复看到这首诗时，说过“子祸始于此”的话。这还只是针对一个人而言，没有考虑到它可能造成的更大、更长远的后果。虽然石介当时凭这首诗获得声名，但其中的事实却不能作为规范。因此仍旧保存原本，并把它的过失附论如下。△《蔡忠惠集》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蔡襄撰。襄有《茶录》，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襄集六十卷、奏议十卷。《文献通考》则作十七卷。多寡悬殊，不应如是。疑《通考》以奏议十卷合於集六十卷，总为七十卷。而传刻讹舛，倒其文为十七也。然其初本世不甚传，乾道四年王十朋出知泉州，已求其本而不得。后属知兴化军锺离松访得其书，重编为三十六卷，与教授蒋邕校正鋟版，乃复行於世。陈振孙《书录解题》惟载十朋三十六卷之本。与史不符，盖以此也。元代版复散佚，明人皆未睹全帙。闽谢肇淛尝从叶向高入秘阁检寻，亦仅有目无书。万历中莆田卢廷选始得钞本於豫章俞氏，於是御史陈一元刻於南昌，析为四十卷。兴化府知府蔡善继复刻於郡署，仍为三十六卷，而附以徐<火勃>所辑《别纪》十卷。然卢本错杂少绪，陈、蔡二本均未及铨次。后其里人宋珏重为编定，而不及全刻，仅刻其诗集以行。雍正甲寅，襄裔孙廷魁又裒次重刻，是为今本。观十朋序称所编凡古律诗三百七十首、奏议六十四首、杂文五百八十四首，则已合奏议於集中。又称尝於张唐英《仁英政要》见所作《四贤一不肖》诗，而集中不载，乃补置於卷首。又称奏议之切直、旧所不载者并编之。则十朋颇有所增益，已非初本之旧。今本不以《四贤一不肖》诗弁首，又非十朋之旧。然据目录末徐居敬跋，则此本仅古今体诗从宋珏本更其旧第。其馀惟删除十五卷、十九卷内重见之《请用韩琦、范仲淹奏》一篇而已。则与十朋旧本亦无大异同也。襄於仁宗朝危言谠论，持正不挠。一时号为名臣，不但以书法名一世。其诗文亦光明磊落，如其为人。惟其为秘阁校勘时，以《四贤一不肖》诗得名，《宋史》载之本传，以为美谈。今考其时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亦上书请与同贬，欧阳修又移书责司谏高若讷，均坐谴贬谪。襄时为秘阁校勘，因作是诗，至刊刻模印，为辽使所鬻。夫一人去国，众人譁然而争之，章疏交於上，讽刺作於下。此其意虽出於公，而其迹已近於党。北宋门户之祸，实从此胚胎。且宋代之制，虽小臣亦得上书，襄既以朝廷赏罚为不公，何难稽首青蒲，正言悟主？乃仅作为歌诗，使万口流传，贻侮邻国，於事理尤为不宜，襄平生著作，确有可传。惟此五篇，不可为训。欧阳修作襄墓志，削此一事不书。其自编《居士集》，亦削去《与高司谏书》不载。岂非晚年客气渐平，知其过当欤？王十朋续收入集，殆非襄志。读是集者固当分别观之，未可循声而和也。△《祠部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宋强至撰。至有《韩忠献遗事》，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至《祠部集》四十卷。《文渊阁书目》尚著於录，其后遂湮没不传。近时厉鹗撰《宋诗纪事》，仅从高似孙《蟹略》、方回《瀛奎律髓》采录二诗，其他均佚不可见。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裒辑编缀，得诗文数百篇。虽原目久佚，无由知其完阙；而准计卷帙，当尚存十之八九。谨分类排纂，釐为三十六卷。稍据其出处之迹，以为论次。而曾巩原序载於《元丰类稿》者，仍录以冠篇。大抵奏牍之文，曲折疏鬯，切中事情，多有裨於世用。《杭州志》称：“韩琦出镇时，上奏及他书，皆至属稿。琦乞不散青苗钱，神宗阅之曰：‘此必强至之文也。’因出疏以示宰臣，新法几罢。”是固琦之忠诚恻怛，足以感动人主；亦至文章恳挚，有以助之矣。其诗沉郁顿挫，气格颇高，在北宋诸家之中，可自树一帜。观所作《送郭秀才序》，称初为乡试举首，赋出，四方皆传诵之。既得第，耻以赋见称，乃专力六经，发为文章。有举其赋者，辄颈涨面赤，恶其薄己。是其屏斥时蹊，力追古人。实有毅然以著作自命者。宜其以馀事为诗，亦根柢深厚若此也。△《镡津集》二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释契嵩撰。契嵩姓李氏，字仲灵，藤州镡津人。庆历闲居杭州灵隐寺。
译宋蔡襄撰写。蔡襄有《茶录》，已经著录。《宋史·艺文志》记载蔡襄文集六十卷、奏议十卷。《文献通考》则作十七卷。卷数相差悬殊，不应当如此。怀疑《文献通考》是把奏议十卷合并到文集六十卷中，共七十卷；后来传刻时发生讹误倒置，把“七十”写成了“十七”。然而他的原本当时并不太流传，乾道四年王十朋出任泉州知州时，已经寻求此书却没有找到。后来他嘱托兴化军知军锺离松访求，才找到这部书；重新编为三十六卷，与教授蒋邕校正后刊刻，才又流传于世。陈振孙《书录解题》只记载王十朋编成的三十六卷本。它与《宋史》记载不相符合，大概就是因为采用了这个版本。元代版本又散佚，明代人都没有见过完整的篇帙。闽人谢肇淛曾随叶向高进入秘阁查找，也只有目录而没有书。万历年间，莆田卢廷选才从豫章俞氏那里得到抄本，于是御史陈一元在南昌刊刻，将其析分为四十卷。兴化府知府蔡善继又在府署重刻，仍为三十六卷，并附上徐<火勃>辑录的《别纪》十卷。然而卢本错杂而缺少条理，陈本、蔡本也都没有来得及编次整理。后来，他的同乡宋珏重新编定，但来不及全部刻印，只刻了他的诗集流传。雍正甲寅年，襄的后代孙廷魁又搜集编次，重新刻印，这就是今天所见的版本。看王十朋的序文，说他所编的书共有古体、近体诗三百七十首，奏议六十四首，杂文五百八十四首，可见已经把奏议合并收入诗集中。序文又说，曾在张唐英《仁英政要》中看到襄所作的《四贤一不肖》诗，而集中没有收录，于是补入卷首；又说那些切直而旧本没有收录的奏议，也一并编入。这样看来，王十朋的本子增补了不少，已经不是最初版本的原貌。现在的本子没有把《四贤一不肖》诗列在卷首，也不是王十朋本子的原貌。不过，根据目录末尾徐居敬的跋文，这个本子只是把古今体诗按照宋珏本改动了原来的次序。其余地方只删去了第十五卷、第十九卷中重复出现的《请用韩琦、范仲淹奏》一篇而已。因此，它同王十朋的旧本也没有多大不同。襄在宋仁宗朝敢于直言，发表正直的议论，坚持正道而不屈服。当时号称名臣，不只是因为书法闻名一世。他的诗文也同他的为人一样，光明磊落。只是他任秘阁校勘时，因为《四贤一不肖》诗而成名，《宋史》在他的本传中记载了这件事，把它当作美谈。现在考察当时的情况，范仲淹因为议论政事被逐出国都，余靖上书论救范仲淹，尹洙也上书请求把自己同范仲淹一起贬谪，欧阳修又写信责备司谏高若讷，这些人都因此获罪，被谴责贬谪。襄当时任秘阁校勘，于是写了这首诗，后来刻印传播，竟被辽国使者买去。一个人被逐出国都，众人便哗然争论，上呈的奏章接连不断，下面又创作讽刺诗文。这件事的用意虽然出于公心，但其表现已经接近朋党。北宋朋党门户之祸，实际上由此开始萌芽。况且宋代的制度，即使是小臣也可以上书；襄既然认为朝廷的赏罚不公，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到青蒲殿前叩首，直言规劝以使君主醒悟呢？他却只写成歌诗，使许多人传诵，给邻国留下侮辱，在事理上尤其不合适。襄一生的著作确实有值得流传的地方，只有这五篇不能作为教训。欧阳修撰写襄的墓志时，删去了这件事而不记载。他亲自编纂《居士集》时，也删去了《与高司谏书》而不收入。难道不是晚年意气渐趋平和，知道这些做法过分了吗？王十朋后来把这些作品收入集中，大概并不符合襄本人的意愿。读这部集子的人，当然应当分别看待，不能因为众人的传诵便跟着附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祠部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强至撰写。强至有《韩忠献遗事》，已经著录。《宋史·艺文志》记载强至的《祠部集》四十卷。《文渊阁书目》也还著录此书，后来便湮没失传。近来厉鹗编撰《宋诗纪事》，只从高似孙《蟹略》和方回《瀛奎律髓》中采录了两首诗，其余作品都已散佚，不可见到。现在从《永乐大典》各韵部中搜集、辑录、编排，得到诗文数百篇。虽然原来的目录早已散失，无法知道是否完整，但按照现存卷帙推算，大概还保存了十分之八九。谨慎地分类编排，整理为三十六卷。又稍微依据作品出处的线索，作为编次的依据。曾巩原来载于《元丰类稿》的序文，仍旧录入，置于全书开头。总的说来，其中奏牍一类的文章，曲折而通畅，切合事情实际，对世务多有补益。《杭州志》说：“韩琦出任镇守时，所上的奏章和其他书信，都由强至起草。韩琦请求不要发放青苗钱，神宗看后说：‘这一定是强至的文章。’于是拿出奏疏给宰臣看，新法几乎因此被废止。”这固然是韩琦忠诚恳切，足以感动君主；同时也是因为强至的文章恳切真挚，对此有所帮助。他的诗沉郁顿挫，气韵格调很高，在北宋各家之中足以自成一派。看他所作的《送郭秀才序》，说郭秀才起初在乡试中考取第一名，赋文写成后，四方都传诵它。后来考中进士，却以凭赋文受到称誉为可耻，于是专心致力于六经，发之于文章。有人一提到他的赋，他就脖子发涨、脸色发红，厌恶别人因此轻视自己。这说明他排斥当时的便捷途径，努力追踪古人，确实有毅然把著述当作自身事业的人生态度。难怪他把写诗看作余事，诗作也有这样深厚的根基。△《镡津集》二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僧人契嵩撰写。契嵩姓李，字仲灵，是藤州镡津人。庆历年间居住在杭州灵隐寺。
皇祐间入京师，两作《万言书》上之。仁宗赐号“明教大师”。寻还山而卒。契嵩博通内典，而不自参悟其义谛。乃恃气求胜，哓哓然与儒者争。尝作《原教孝论》十馀篇，明儒、释之一贯，以与当时辟佛者抗。又作《非韩》三十篇，以力诋韩愈。又作《论原》四十篇，反覆强辨，务欲援儒以入墨。以儒理论之，固为偏驳；即以彼法论之，亦嗔痴之念太重，非所谓解脱缠缚，空种种人我相者。第就文论文，则笔力雄伟，论端锋起，实能自畅其说，亦缁徒之健於文者也。是编为明弘治己未嘉兴僧如卺所刊。凡文十九卷、诗二卷。附他人所作序赞诗题疏一卷。卷首有陈舜俞所撰《行业记》，称契嵩所著，自《定祖图》而下为《嘉祐集》、《治平集》凡百馀卷。盖兼宗门语录言之。此集仅载诗文，故止有此数。王士祯《居易录》称其诗多秀句，而云集止十三卷。是所见篇帙更少，不及此本之完备矣。△《祖英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释重显撰。重显字隐之，遂州李氏子。幼依普安院僧仁铣。落发后至灵隐翠峰。晚住明州雪窦。皇祐四年卒。事迹详具《僧宝传》。此编乃其诗集。前有僧文政序，称师自戾止雪窦，或先德言句，师因而颂之，或感兴怀别贻赠之作，总辑成二百二十首。末署天圣十年孟陬月。天圣十年即明道元年，是岁十一月改元，故正月犹称天圣也。重显戒行清洁，彼教称为古德。故其诗多语涉禅宗，与道潜、惠洪诸人专事吟咏者蹊迳稍别。然胸怀脱洒，韵度自高，随意所如，皆天然拔俗。五言如“静空孤鹗远，高柳一蝉新”、“草随春岸绿，风倚夜涛寒”、“片石幽笼藓，残花冷衬云”、“啼狖冲寒影，归鸿见断行”。皆绰有九僧遗意。七言绝句如《自贻》、《送僧喜禅人回山》诸篇，亦皆风致清婉，琅然可诵，固非概作禅家酸馅语也。△《苏学士集》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苏舜钦撰。舜钦字子美，其先梓州人，家开封。参政易简之孙，直集贤院耆之子。景祐中进士。累迁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坐事除名。后复为湖州长史而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据欧阳修序，乃舜钦没后四年，修於其妇翁杜衍家搜得遗稿编辑。修序称十五卷，晁、陈二家目并同。而此本乃十六卷，则后人又有所续入。考费衮《梁溪漫志》，载舜钦《与欧阳公辨谤书》一篇句下各有自注。论官纸事甚详，并有修附题之语。盖修编是集时，以语涉於己，引嫌避怨而删之。此本仍未收入，则尚有所佚矣。宋文体变於柳开、穆修，舜钦与尹洙实左右之。然修作洙墓志，仅称其简而有法。苏辙作修墓碑，又载修言“於文得尹洙、孙明复，犹以为未足”。而修作是集序独曰：“子美齿少於余，而余作古文，反在其后。”推挹之甚。至集中《昭应宫火疏》、《乞纳谏书诣匦疏》、《答韩维书》，《宋史》皆载之本传。刘克庄《后村诗话》称“其歌行雄放於梅尧臣，轩昂不羁，如其为人。及蟠屈为近体，则极平夷妥帖”。其论亦允。惟称其《垂虹亭中秋月》诗“佛氏解为银色界，仙家多住月华宫”一联，胜其“金饼玉虹”之句，则殊不然。二联同一俗格，在舜钦集中为下乘，无庸置优劣也。王士祯《池北偶谈》颇讥其《及第后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然宋初去唐未远，犹沿贵重进士之馀习，亦未可以是深病之。存而不论可矣。△《苏魏公集》七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苏颂撰。颂字子容，南安人，徙居丹阳。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集禧观使。徽宗立，进太子太保，累爵赵郡公。卒赠司空、魏国公。事迹具《宋史》本传。集为其子携所编。《宋史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作七十二卷。今本与之相合，盖犹原帙。惟《艺文志》尚载有《外集》一卷，而今本无之，则其书已佚也。史称颂天性仁厚，宇量恢廓，在哲宗时称为贤相。平生嗜学，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於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宫等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叶梦得《石林燕语》亦载“颂为试官，因神宗问暨陶之姓，颂引《三国志》证其当从入声，不当从洎音。神宗甚喜”。是其学本博洽，故发之於文，亦多清丽雄赡，卓然可为典则。《石林燕语》又称“神宗用吕公著为中丞，召颂使就曾公亮第中草制”。
译皇祐年间，他进入京师，两次撰写《万言书》上呈朝廷。宋仁宗赐给他“明教大师”的称号。不久回到山中去世。契嵩广泛通晓佛教经典，却没有真正参悟其中的义理。于是凭恃意气争强好胜，喋喋不休地同儒者争辩。他曾写《原教孝论》十多篇，说明儒、释二教本来相通，以此抗辩当时排斥佛教的人；又写《非韩》三十篇，竭力诋毁韩愈；还写《论原》四十篇，反复强辩，一心想援引儒学来纳入墨家。按照儒家的理论来看，这些论说固然偏颇驳杂；即使按照佛教自己的教法来看，其中嗔怒和痴执的念头也太重，并不是所谓解脱烦恼束缚、使各种人我之相皆为空的境界。不过单从文章来评论，他笔力雄伟，论述一起笔便锋芒突出，确实能够畅快地阐明自己的主张，也算是僧人中擅长文章的了。这部集子是明弘治己未年嘉兴僧人如卺刊刻的，共有文章十九卷、诗二卷，另附他人所作的序、赞、诗、题、疏一卷。卷首有陈舜俞撰写的《行业记》，说契嵩所著的作品，从《定祖图》以下，到《嘉祐集》《治平集》，共有一百多卷。这大概还包括宗门语录在内。此集只收诗文，所以只有这些卷数。王士祯《居易录》说他的诗多有秀美的句子，却说诗集只有十三卷。这样看来，王士祯所见的篇卷更少，不如这个本子完整。△《祖英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僧人重显撰写。重显字隐之，是遂州李氏的儿子。幼年依附普安院僧人仁铣。剃度后到灵隐翠峰居住。晚年住在明州雪窦。皇祐四年去世。其事迹详细记载在《僧宝传》中。这部书就是他的诗集。卷前有僧人文政的序，说大师自从来到雪窦，有时因前代德高僧人的言句而作颂，有时因触景生情、怀人惜别而作诗赠人，总共辑成二百二十首。末尾署天圣十年孟陬月。天圣十年就是明道元年，这一年十一月改元，所以正月仍称天圣。重显戒行清净，当时佛教徒称他为古德。因此，他的诗多涉及禅宗，同道潜、惠洪等专门从事吟咏的人，创作路径略有不同。不过他胸襟洒脱，韵味格调自然高雅，随着心意所到之处，都显得天然超凡。五言诗如“静空孤鹗远，高柳一蝉新”“草随春岸绿，风倚夜涛寒”“片石幽笼藓，残花冷衬云”“啼狖冲寒影，归鸿见断行”等，都很有九僧诗的遗意。七言绝句如《自贻》《送僧喜禅人回山》等篇，也都风格清丽婉约，声调铿锵，值得诵读，当然不是一概写成禅门那种酸腐的语句。△《苏学士集》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苏舜钦撰写。舜钦字子美，他的祖先是梓州人，家居开封。他是参政苏易简的孙子、直集贤院苏耆的儿子。景祐年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因事获罪，被除去名籍。后来复出任湖州长史，最终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集子据欧阳修的序文，是苏舜钦去世四年后，欧阳修在他的岳父杜衍家搜得遗稿编成的。欧阳修序文说是十五卷，晁氏、陈氏两家的书目记载也相同。但这个本子却是十六卷，可见后来又有人续加收入。考察费衮《梁溪漫志》，记载苏舜钦《与欧阳公辨谤书》一篇，每句下面都有自注，详细论述官纸事件，并且有欧阳修附题的话。大概欧阳修编这部集子时，因为文中涉及自己，为避嫌疑、避免结怨而删去了。这个本子仍然没有收入，说明还有散佚。宋代文章的文体在柳开、穆修时发生变化，苏舜钦和尹洙实际上从旁推动了这一变化。然而欧阳修撰写尹洙墓志时，只称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苏辙撰写欧阳修墓碑，又记载欧阳修说：“在文章方面得到尹洙、孙明复的帮助，我还认为不够。”但欧阳修撰写这部集子的序文，却特意说：“子美年纪比我小，而我写古文，反倒在他之后。”对他的推许十分深厚。至于集中《昭应宫火疏》《乞纳谏书诣匦疏》《答韩维书》，《宋史》都在苏舜钦本传中收载。刘克庄《后村诗话》说：“他的歌行诗比梅尧臣更雄健奔放，昂扬不受拘束，正如他的为人；等到写盘曲收束的近体诗时，就极其平易妥帖。”这个评论也很恰当。只是他说苏舜钦《垂虹亭中秋月》诗中“佛氏解为银色界，仙家多住月华宫”这一联，胜过“金饼玉虹”一联，那就很不对了。这两联同属一个俗套，在苏舜钦集中都是下等作品，没有必要评定优劣。王士祯《池北偶谈》很讥刺他的《及第后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不过宋初距离唐代不远，还沿袭着重视进士的遗风，也不能因此就深加指责。保留下来而不评论，也就可以了。△《苏魏公集》七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苏颂撰写。颂字子容，南安人，后来迁居丹阳。庆历二年考中进士。官至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职后任集禧观使。宋徽宗即位，进为太子太保，爵位屡次晋升至赵郡公。去世后追赠司空、魏国公。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集子由他的儿子苏携编纂。《宋史·艺文志》和陈振孙《书录解题》都记作七十二卷。现在的本子与之相合，大概仍是原来的卷帙。只是《艺文志》还记载有《外集》一卷，而今本没有，说明那部书已经散佚。史书称苏颂天性仁厚，气度宽宏，在宋哲宗时被称为贤相。他一生好学，从文字、契券产生以来的经史和九流百家学说，直到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宫等术数，以及山经、本草，没有不通晓的。叶梦得《石林燕语》也记载：“苏颂任试官时，神宗问暨陶的姓应当怎样读，苏颂引用《三国志》证明应读入声，不应读作‘洎’音。神宗很高兴。”可见他的学问本来就广博精深，所以表现在文章上，也多清丽雄厚，卓然足以成为典范。《石林燕语》又称：“神宗任用吕公著为中丞，召苏颂到曾公亮府第中起草制书。”
又称“颂为晏殊谥议，以其能荐范仲淹、富弼，比之胡广、谢安”。又称“颂过省时，以《历者天地之大纪赋》为本场魁。既登第，遂留意天文术数之学”。陆游《老学菴笔记》又引颂“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众引声长”之句，以证当时宣麻之制。徐度《却扫编》又称“颂奉使契丹，文彦博留守北京，与之宴。问魏收逋峭难为之语何谓。颂言梁上小柱名，取曲折之义。因即席作诗以献”。今检是集，凡诸家所举各篇。悉在其中。足知完本尚存，无所阙佚。而颂文翰之美，单词只句，脍炙人口，即此亦可见其概矣。△《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永乐大典本）宋王珪撰。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后徙舒。举庆历二年进士第二。授大理评事。累官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兼侍读学士。神宗时拜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哲宗即位，封岐国公。卒赠太师，谥文恭。事迹具《宋史》本传。珪少掇高科，以文章致位通显。不出国门而致参预大政。词人荣遇，盖罕其比。晚居相位，惟务持禄固宠。与蔡确朋比，沮司马光。复依阿时局，倡兴西夏之役。大为物论所不予。人品事业，皆无可取。然其文章则博赡瑰丽，自成一家。计其登翰苑、掌文诰者几二十年，朝廷大典策，皆出其手。故其多而且工者，以骈俪之作为最。揖让於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铚、谢伋、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其诗以富丽为主，故王直方《诗话》载时人有至宝丹之目，以好用金玉锦绣字也。然其掞藻敷华，细润熨贴，精思锻炼，具有炉锤。名贵之篇，实复不少，正不独葛立方、方回所称《明堂庆成》、《上元应制》诸篇为工妙独绝矣。集本一百卷，诸家著录皆同。自明以来，久已湮没。仅《宋文鉴》、《文翰类选》等书略载数篇。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裒掇排比，所存诗文尚夥，而内外制草为尤备。其生平高文典册，大约已罕所遗佚。谨依类编次，厘为六十卷。其遗闻逸事，与后人评论之语，见於他书者，亦详加蒐辑。别为《附录》十卷。系之集末，用资考核。至其中有青词、密词、道场文、斋文、乐语之类，虽属当时沿用之体，而究非文章正轨，不可为训。今以原集所有，姑附存之。而刊本则概加删削焉。△《古灵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宋陈襄撰。襄有《州县提纲》，已著录。襄生平最可传者，一在熙宁中劾王安石，并极论新法。反覆陈奏，若目睹后来之弊。其文今具载集中。一在居经筵时神宗访以人才，遂条上所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孙觉、李常、范纯仁、苏轼、孙洙、王存、顾临、林希、李思忠、傅尧俞、王安国、刘挚、虞太熙、程颢、刘载、薛昌期、张载、苏辙、孔文仲、吴贲、吴恕、林英、孙奕、林旦、邹何、唐坰、郑侠等三十三人。其时或在庶僚，或在谪籍，而一一品题，各肖其真。内惟林希一人后来附和时局，自隳生平。馀则硕学名臣，后先接踵。人伦之鉴，可谓罕与等夷。其文今为集中压卷。而叶祖洽作行状，孙觉作墓志，陈瓘作祠记，惟盛称其兴学育才，勤於吏治，皆不及荐贤一事。於争新法事亦仅约略一二语。盖其时党祸初起，讳而不著也。他如陆佃博洽典礼，则荐之，不以王安石之门客而岐视；刘攽轻脱嘲弄，则弹之，亦不以苏轼等之密友而徇隐。皆是是非非，不立门户之见。乃国史本传亦并削不书。微是集之存，几无以见其心术之公矣。集内有《代贺明堂礼成表》三篇，一为崇国夫人等，一为内省宫正以下，一为脩仪婉容等，并有批答三篇，亦载集内。盖当日率由旧典。体例如斯。固与江总《代陈六宫谢表》等於狎客者，其事不同。其词气严重，亦非江表轻艳之比。则人品邪正之殊也。集为其子绍夫所编，以襄居侯官之古灵村，因以名其诗文。叶祖洽作行状，称襄於六经之义自有所得，方将营一邱之地，著书以自见其志，志竟不遂，故其生平所作文集止二十五卷。与今本卷数相符。王士祯《居易录》称《古灵集》二十卷，盖所见乃谢氏抄本，非其完帙。惟其称冠以绍兴元年求贤手诏者，与李纲序合。此本不载，盖传写佚之。纲序称其性理之学，庶乎子思、孟子，其言太过。至谓诗篇平淡如韦应物，文词高古如韩愈，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虽亦稍觉溢量，然核其所作，固约略近之矣。△《伐檀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黄庶撰。庶字亚夫，分宁人。庆历二年进士。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
译又称：“苏颂撰写晏殊的谥议，因为晏殊能够推荐范仲淹、富弼，便把他比作胡广、谢安。”又称：“苏颂参加省试时，以《历者天地之大纪赋》成为本场第一名。考中进士后，便留意天文术数之学。”陆游《老学菴笔记》又引用苏颂“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众引声长”两句诗，来证明当时宣麻的制度。徐度《却扫编》又称：“苏颂出使契丹时，文彦博留守北京，同他宴饮。文彦博问魏收所谓‘逋峭难为’的话是什么意思。苏颂说，那是房梁上小柱的名称，取曲折的意思。于是当场作诗献给文彦博。”现在检索这部集子，前面各家所举的篇章，全都在其中。由此可以知道完整的本子还保存着，并没有缺失散佚。苏颂文章和文辞的优美，以及单独的词语、句子脍炙人口，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大概了。△《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王珪撰写。珪字禹玉，是成都华阳人，后来迁居舒州。考中庆历二年进士第二名。授官大理评事。历任官职，做到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兼侍读学士。宋神宗时任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宋哲宗即位，封为岐国公。去世后追赠太师，谥号文恭。事迹详见《宋史》本传。王珪年轻时考取高等科名，凭文章取得显赫官位。不出国都，就参与了国家大政。词臣受到这样的荣遇，大概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晚年身居相位，只求保住俸禄和恩宠。他同蔡确结党，阻挠司马光；又迎合当时的局势，倡议发动西夏之役，大受舆论非难。论其人品和事业，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然而他的文章却博大丰赡、瑰丽壮美，自成一家。计算他登上翰林院、掌管诏令文书将近二十年，朝廷的大典、策文，全都出自他的手笔。因此，他作品多而且精工的，以骈俪文为最。在北宋二宋之间相互揖让，也可以毫无惭色。王铚、谢伋、陆游、杨万里等人往往称赞他，大概并不是虚假的赞美。他的诗以富丽为主，所以王直方《诗话》记载，当时人给他“至宝丹”的称号，是因为他喜欢使用金玉锦绣一类的字眼。不过他的辞藻铺陈华美，细密润泽而妥帖，构思精细、锤炼深厚，确实具有锻冶之功。著名而贵重的篇章，实在也不少，当然不只是葛立方、方回所称赞的《明堂庆成》《上元应制》等篇写得精妙绝伦。原集一百卷，各家著录都相同。从明代以来，原集早已湮没，只在《宋文鉴》《文翰类选》等书中略存数篇。现在从《永乐大典》各韵部中搜集、排比，保存下来的诗文还很多，其中内制、外制的草稿尤其完备。他一生的高文典册，大概已经很少有遗失散佚的了。谨慎地依类别编次，整理为六十卷。他的遗闻逸事，以及后人评论他的话，凡见于其他书籍的，也都详细搜集编入，另成《附录》十卷，系在集末，以供考核。至于其中的青词、密词、道场文、斋文、乐语等，虽然属于当时沿用的文体，但终究不是文章的正轨，不能作为规范。现在因为原集本来就有这些篇目，姑且附存；至于刊刻本，则一概删去。△《古灵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襄撰写。陈襄有《州县提纲》，已经著录。陈襄一生最值得流传的事，一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弹劾王安石，并且极力批评新法。他反复上奏，仿佛亲眼看到了后来新法造成的弊端。这些文章如今都收在集中。另一件是在经筵任职时，神宗向他询问人才，于是他分条上奏自己所知道的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孙觉、李常、范纯仁、苏轼、孙洙、王存、顾临、林希、李思忠、傅尧俞、王安国、刘挚、虞太熙、程颢、刘载、薛昌期、张载、苏辙、孔文仲、吴贲、吴恕、林英、孙奕、林旦、邹何、唐坰、郑侠等三十三人。当时这些人有的还在一般官员之列，有的正在贬谪名籍中，但陈襄一一品评，都准确地符合他们本来的情况。其中只有林希后来迎合时局，自己毁掉了平生的声名；其余人都是博学的大臣，前后接连出现。他识别人物贤能与否的眼光，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够相比。这篇文章如今成为集中的压卷之作。但叶祖洽撰写行状、孙觉撰写墓志、陈瓘撰写祠记，都只盛赞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勤于治理政务，却都没有提到推荐贤能这一件事；对于争论新法，也只略略说了一两句。大概是当时朋党之祸刚刚兴起，所以有所忌讳而不明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至于陆佃博通典章礼制，陈襄就推荐他，并不因为他是王安石的门客而区别对待；刘攽轻浮放纵、喜欢嘲弄，陈襄就弹劾他，也不因为他是苏轼等人的密友而徇私隐瞒。所有事情都按是非判断，不抱门户之见。可是国史本传也一并删去而不记载。若不是这部集子保存下来，几乎就无法看出他公正的心术了。集中有《代贺明堂礼成表》三篇：一篇代崇国夫人等上表，一篇代内省宫正以下上表，一篇代脩仪、婉容等上表，另外还有批答三篇，也都收入集中。这大概是当时一概遵循旧典，体例就是如此。它同江总《代陈六宫谢表》等写给宠幸宾客的文章，事情性质本来不同；文章的词气也庄重严肃，不是江总表文那种轻佻艳丽所能相比的。这正体现了人的品行有正有邪、各不相同。集子由他的儿子绍夫编纂，因为陈襄曾居住在侯官的古灵村，所以用“古灵”作为他的诗文集名称。叶祖洽撰写行状，说陈襄对六经的义理自有所得，正准备营造一座坟墓，著书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但志愿最终没有实现，所以他一生所写的文章编成的文集只有二十五卷。这同现在本子的卷数相符。王士祯《居易录》称《古灵集》二十卷，大概他看到的是谢氏抄本，不是完整的本子。只是他所说书前冠有绍兴元年求贤手诏，这一点同李纲的序文相合。这个本子没有收录，大概是在传抄过程中散失了。李纲的序文说，陈襄关于性理的学说，差不多可以同子思、孟子相比，这话说得过分了。至于说他的诗篇平淡如韦应物，文辞高古如韩愈，议论政事明白激切如陆贽，虽然也稍微有夸大，但考察他的作品，确实大致接近这些评价。△《伐檀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黄庶撰写。黄庶字亚夫，是分宁人。庆历二年考中进士。历任一府三州的佐官，都担任从事。
后终於摄知康州。黄庭坚之父也。江西诗派奉庭坚为初祖，而庭坚之学韩愈，实自庶倡之。其《和柳子玉十咏》中《怪石》一首，最为世所传诵。然集中古体诸诗，并戛戛自造，不蹈陈因。虽魄力不及庭坚之雄阔；运用古事，镕铸翦裁，亦不及庭坚之工巧；而生新矫拔，则取径略同。先河后海，其渊源要有自也。惟开卷近体诸诗，乃多不工。观集中《吕造许昌十咏后序》，称“造天圣中为许昌掾，取境内古迹之著者为十咏。其时文章用声律最盛，哇淫破碎不可读，其於诗尤甚。士出於其间，为词章能主意思而不流者，固少而最难”云云。然则庶当西昆体盛行之时，颇有意矫其流弊。故《谢崔相之示诗稿》一首，有“淡泊路久茀，共约锄榛菅”之句。《拟欧阳舍人古篆》一首，有“苏梅鸾凤相上下，鄙语燕雀何能群”之句。（原注苏子美、梅圣俞同有此诗。）而其古文一卷，亦古质简劲，颇具韩愈规格，不屑为骈偶纤浓之词。其不甚加意於近体，盖由於此，非其才有不逮也。其集自宋以来，即刻附《山谷集》末。然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古有明训。列父诗於子集之末。於义终为未协。故今析之，别著录焉。△《传家集》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司马光撰。光有《温公易说》，已著录。是集凡赋一卷，诗十四卷，杂文五十六卷，题跋、《疑孟》、《史剡》共一卷，《迂书》一卷，壶格、策问、乐词共一卷，志三卷，碑、行状、墓表、哀辞共一卷，祭文一卷。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词章为重。然即以文论，其气象亦包括诸家，凌跨一代。邵伯温《闻见录》记王安石推其文类西汉，语殆不诬。伯温又称“光除知制诰，自云不善为四六，神宗许其用古文体”。今案集中诸诏，亦有用俪体者，但语自质实，不以骈丽为工耳，邵博《闻见后录》称光《辞枢密副使疏》《传家集》不载，博独记之。熙宁中光常论西夏事，其疏亦不传，惟略见於《元城语录》中。又《论张载私谥》一书，载《张子全书》之首，称真迹在杨时家，本集不载。则亦颇有散佚矣。光所作《疑孟》，今载集中。元白珽《湛渊静语》谓为王安石而发。考《孟子》之表章为经，实自王安石始。或意见相激，务与相反，亦事理所有。疑珽必有所受之，亦可存以备一说也。△《清献集》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宋赵抃撰。抃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诗文各五卷，前有天台陈仁玉序。乃从宋嘉定中旧本重刊。所载多关时事。其《劾陈执中、王拱辰疏》，皆七八上，可以知其伉直。而宋庠、范镇亦皆见之弹章。古所称群而不党，抃庶几焉。其诗谐婉多姿，乃不类其为人。王士祯《居易录》称其五言律中《暖风》一首、《芳草》一首、《杜鹃》一首、《寒食》一首、《观水》一首，谓数诗掩卷读之，岂复知铁面者所为！案皮日休《桃花赋序》称：“宋广平铁心石肠，而所作《梅花赋》轻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抃之诗情，殆亦是类矣。
译后来终于代理知康州。他是黄庭坚的父亲。江西诗派尊奉黄庭坚为初祖，但黄庭坚学习韩愈，实际上是从庶开始倡导的。他的《和柳子玉十咏》中《怪石》一首，最为世人传诵。然而集中那些古体诗，也都艰苦自造，不沿袭陈旧成法。虽然气魄比不上黄庭坚的雄健开阔；运用古事，熔铸剪裁，也不如黄庭坚的精工巧妙；但在写得新颖、矫健挺拔方面，取径大致相同。先有源流，后有汇聚，他们的渊源大概是有来历的。只是翻开文集，近体诗大多写得不工整。看集中《吕造许昌十咏后序》，说：“吕造在天圣年间任许昌掾，选取境内著名的古迹作成十首咏诗。那时文章中讲究声律最为盛行，浮艳淫靡、破碎不完整，叫人无法阅读，在诗歌中尤其严重。士人处在这种风气之中，能够作词章而掌握主旨、不随流俗的人，本来就少，而且最为困难。”这样看来，庶在西昆体盛行的时候，很有意要纠正它的流弊。所以《谢崔相之示诗稿》一首中有“淡泊之路久已荒芜，共同约定锄去丛生的榛草菅草”这样的句子。《拟欧阳舍人古篆》一首中有“苏梅二人如鸾凤相上下，鄙陋的语言像燕雀，哪里能够同群”这样的句子。（原注：苏子美、梅圣俞都写有这首诗。）他的古文一卷，也古朴质实、简练遒劲，很有韩愈文章的规范，不屑写骈偶纤巧浓艳的文辞。他不太用心于近体诗，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并不是才力有所不及。他的文集自宋代以来，就刻在《山谷集》的末尾。但是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享用祭品，这是古代明确的训诫。把父亲的诗列在儿子文集的末尾，从义理上说终究不合适。因此现在将它析出，另行著录。△《传家集》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写。司马光有《温公易说》，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共分为：赋一卷，诗十四卷，杂文五十六卷，题跋、《疑孟》、《史剡》合一卷，《迂书》一卷，壶格、策问、乐词合一卷，志三卷，碑、行状、墓表、哀辞合一卷，祭文一卷。司马光是大儒和名臣，本来就不把辞章看得很重。然而即使只从文章来说，他的气象也兼收诸家，凌驾一代。邵伯温《闻见录》记载王安石推重他的文章，说类似西汉文章，这话大概不是不实。邵伯温又说：“司马光被授予知制诰，自己说不善于写四六文，神宗允许他使用古文体。”现在考察集中各篇诏书，也有使用骈俪体的，但文辞自然质实，并不以骈丽为工。邵博《闻见后录》说司马光的《辞枢密副使疏》，《传家集》没有收录，邵博独自记下了它。熙宁年间司马光常常议论西夏之事，他的奏疏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是在《元城语录》中略有见到。又有《论张载私谥》一文，载在《张子全书》的卷首，说真迹在杨时家中，本集没有收录。可见也颇有散佚。司马光所作《疑孟》，如今载在集中。元代白珽《湛渊静语》认为这是针对王安石而发的。考察《孟子》被表彰为经书，实际上从王安石才开始。或许是意见相互激发，务求与对方相反，这也合乎事理。想来白珽一定有所依据，姑且保存下来，以备作为一种说法。△《清献集》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赵抃撰写。赵抃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集子诗、文各五卷，前面有天台陈仁玉所作的序。这是依照宋嘉定年间的旧本重新刊刻的。所收内容多涉及时事。他弹劾陈执中、王拱辰的奏疏，都是上奏七八次，可以由此看出他的刚正直率。宋庠、范镇也都见于他的弹劾奏章。古人所说的“合群而不结党”，赵抃差不多可以当之无愧。他的诗和谐婉转、姿态多样，竟不像他的为人。王士祯《居易录》称赞他五言律诗中的《暖风》一首、《芳草》一首、《杜鹃》一首、《寒食》一首、《观水》一首，说读这几首诗时合上书，哪里还知道是铁面人物所作！考察皮日休《桃花赋序》说：“宋广平铁心石肠，但他所作的《梅花赋》轻快便利而富丽艳美，得到了南朝徐庾体的风格。”赵抃诗歌中的情趣，大概也属于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