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 经部三十六

译卷三十六 经部三十六 ○四书类二 △《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刘因撰写。刘因字梦吉，号静修，是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被征召授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没有多久便辞职归乡，后来又以集贤学士的身份征召他，他没有应召。事迹详见《元史》本传。朱子撰写《四书集注》时，凡是各种人的问答与《集注》有异同的地方，都没有来得及订正并归于一说。朱子死后，卢孝孙取《语类》《文集》中所说的内容，辑成《四书集义》，共一百卷，读者很嫌它繁琐冗长。刘因于是选取其中的要旨，删去繁杂部分，编成这部书。张萱《内阁书目》作三十五卷，《一斋书目》则作三十卷。考察苏天爵所作刘因《墓志》，也称此书为三十卷，那么张萱所记是错误的。这个本子只存二十八卷，到《孟子·滕文公上》为止。后面的内容都已经缺失散佚，也不是完整的书帙。然而朱彝尊《经义考》注作“未见”，可见它流传很少，也是元人遗留下来的著作中仅存的本子，不应因残缺而责怪它。这部书删去浮泛的言辞，标举要领，使朱子的学说不被众多分歧所迷惑。苏天爵用“简严粹精”来称赞它，确实不是虚夸。大概刘因潜心于义理，所得很深，所以取舍分明，如同辨别黑白。与那些只是徒然获取尊崇朱子之名、不管朱子说法已经确定还是尚未确定，连片言只字都奉若珍宝的人，当然不同。△《四书辨疑》十五卷（内府藏本） 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说：“自从宋氏播迁到江表，南北分隔才一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经有了不同。”由此看来，是元初人所撰。苏天爵《安熙行状》说：“国初有人把朱子的《四书集注》传到北方，滹南王公王若虚很以善于辨析、博洽自负，作书来非难它。赵郡陈氏独自喜欢他的说法，又增益到若干言。”这部书多次引用王若虚的说法，大概就是宁晋陈天祥的著作。朱彝尊《经义考》说：“《四书辨疑》，元人共有四家著作：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陈成甫、孟长文都是浙江人，云峰胡氏专宗朱子，因此它是偃师陈氏的书无疑。”这个说法是对的。称作“偃师”，是因为《元史》说陈天祥的哥哥陈祐在河南做官，天祥因此从宁晋迁居洛阳，曾居住在偃师南山。苏天爵又说安熙作书辨析它，后来陈天祥深深悔恨，便把自己的书烧掉了。如今这个本子仍完整保存，或许是苏天爵想要夸大其老师的学问，所以他的话不足以作为充分依据。全书《大学》十五条，《论语》一百七十三条，《孟子》一百七十四条，《中庸》十三条。其中如驳斥汤盘不是沐浴之盘，认为盘是浅器，难以容纳沐浴之水，这是没有考察《礼·丧大记》郑玄《注》中有“盘长二丈，深三尺”的文字，颇为疏漏错误。书中又多次改动经文来迁就自己的说法，也未见得一定正确。不过其中也有许多平心静气的剖析，各自阐明一种义理，并不是故意进行门户之争。解说《春秋》的有三《传》并存，解说《诗》的有四家互相不同，自古以来的训诂本来就不专门以一人为主。各自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学说，各自施行自己所了解的道理，本来不妨保存这一家著作，以供参考。△《读四书丛说》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许谦撰写。许谦著有《诗集传名物钞》，已经著录。考察《元史》本传说：“许谦研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他对学者说：‘学习要以圣人为准则，但一定要得到圣人的内心，然后才可以学习圣人的事业。圣贤的心意都具备在《四书》中，而《四书》的义理又完备地体现在朱子之书中。只是朱子的文辞简约而意旨广大，读者怎么可以不用心体会便去求取它呢？’”黄溍作许谦《墓志》，也称这部书在反复阐发义理时，专门追求平实。所记卷数与《元史》本传相同。明代钱溥《秘阁书目》中还著录《四书丛说》四册。到了朱彝尊《经义考》，只是根据《一斋书目》把书名编入其中，并注“未见”。这部书大概长期处于若存若亡的状态。这个本子共有《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缺失了一半，《论语》则已经全部缺失，也不是完整的书。然而约略计算现存部分，仍有原书的五六成。即使再加上缺失的卷帙，也不能达到原书目录所记二十卷的数目，难道是后来已有合并的情况吗？书中阐发义理，都是言辞简洁而意义完备。有的地方难以理解，就绘制图式来说明，务必使读者没有凝滞不通之处才停止。对于训诂和名物，也颇多考证，有足以补充《章句》未完备之处的内容。对于朱子一家的学说，可以说确有发明。△《四书通》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胡炳文撰写。这一编书中，认为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都阐发了朱子学说的绪论，但仍有与朱子相违背的地方。因此重新加以删削，附上自己的说法，编成这部书。凡是朱子以前的说法，认为有补充朱子遗漏之嫌的，都排斥不予收录，所以从《纂疏》《集成》中取用的只有十四家。除这两部书外，又增入四十五家，都是严格遵守考亭之学的人。大体上，他不讨论是否符合经义，只根据是否符合朱子注文来判定是非。虽然坚持门户之见，未免偏袒一家，但看他的《凡例》，对于“颜渊好学”一章中“哀乐”“哀惧”一字的笔误，也一定加以辨明；对于“为政以德”一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前后文字的差异，也全部加以考订纠正：他对于朱子一家的学说，用心也确实勤勉而周密。《章句集注》所引用的共有五十四家，现在大多已经难以考察。蔡模《集疏》偶尔有所注释，也不很详细。这部书还逐一载明各家的姓名，很足以用来考订验证。然而如《集注》把“有妇人焉”解释为邑姜，所引用的“刘侍读曰”其实就是刘敞《七经小传》的说法，胡炳文却独独遗漏而没有记载。大概刘敞生活在北宋，闭门穷究经书，不属于伊洛学派。讲学之家厌恶他没有依附自己这一派，于是后来不再提及他的姓名。所以朱子虽然引用了他的说法，胡炳文却不知道“刘侍读”究竟是谁。这也是各自尊重所听闻学说的一个例证。

译△《四书通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张存中撰写。存中字德庸，是新安人。当初，胡炳文撰作《四书通》，详细阐述义理而略去名物训诂。张存中于是编排旧说，写成这部书附在《四书通》之后，所以命名为《四书通证》。胡炳文为它作序，说北方杜缑山有《语孟旁通》，平水薛寿之有《四书引证》（考：杜缑山名瑛，是金人；薛寿之名引年，是元初人），都失之于过分繁琐。张存中能够删去冗文、趋于简约，去掉错误而选取正确。又说：“学者从我的《通》中，知道《四书》用意的深远；从《通证》中，知道《四书》用事考据的严密。” 这话推许得太过了。如今考察此书，它引用经文、考证典故，几乎每个字都一定注明出处。然而《论语》“夏曰瑚，商曰琏”一条承袭包氏的错误，却没有引用《礼记》来作证明。又如“时见曰会，众頫曰同”，与《周礼》原文略有不同。大概宋代避讳“殷”字，所以把“殷”改成了“众”。张存中只是把《周礼》引在下文，却没有辨明为什么会不同。这些地方都不免有所回护。他不知道朱子之学在于阐明圣道的正统传承，在区区训诂之间本来不必替朱子讳饰。《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张存中说“《史记》作八邑，不知哪一个正确”，却不知道司马贞《史记索隐》已经明确注出《史记》古本作“七邑”。可见朱子称七邑是依据古本，原本不是错误。张存中抱着疑问而不能决定，也是考核不够。又如“三让”一条引用《吴越春秋》，泛泛涉及杂说；对于历代史事又常常舍弃正史而引用《资治通鉴》，也不是探究根本的学问。不过总的说来，征引详明，对于人人熟读却没有察觉的地方，一一明确标出出处，可以省去查检的麻烦，对学者也不是没有补益。△《四书疑节》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代袁俊翁撰写。俊翁字敏斋，是袁州人。书前有黎立武、李应星的《序》，又有彭元龙的两篇《序》。李应星、彭元龙的《序》都写作“俊翁”，只有黎立武的《序》写作“隽翁”，大概是传抄时用字不同。袁俊翁的仕历没有可以考察的材料。黎立武《序》称他“重吾榜”，李应星《序》也称他“奕奕魁文”，由此知道他曾经在乡试中考取第一。黎立武、李应星的《序》和彭元龙前一篇《序》，旁边都注有“经史疑义”几个字；彭元龙后一篇《序》旁边又注有“四书经疑”几个字。但卷首标题却作“待问集四书疑节”，彼此错杂。考察袁俊翁的题词，说科举考试以《四书》设置疑问，以经史发策，于是把《四书》与经史分门别类地编排。大概“《待问集》”是总名，“《经史疑义》”“《四书经疑》”是其中的子目。如今《经史疑义》已经散佚，所以《序》和书名彼此不相应。只是“疑节”这个名称不太容易解释。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样，或许重刻时有所删节，所以改题为“节”吗？朱彝尊《经义考》记载了它，注说“未见”。这个本子仍然是从元版传抄下来的，体例是把《四书》中的文字互相参照比对作为题目；有的看似不同其实相同，有的看似相同其实不同，有的阐发义理，有的采用考证，都是先在前面标出问题，后面列出回答。大概当时的体例就是这样。虽然也是科举之学，但如果不能融会贯通经义、阐明清楚而没有疑惑，就会处处受阻，连一句话也写不出来，并不像明人的科举之学那样。△《四书经疑贯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王充耘撰写。王充耘另有《读书管见》，已经著录。这部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说已经散佚。现在这部本子是明代范钦天一阁的旧抄本，首尾还完整。只是第二卷缺了一页，第八卷也缺了一页，无法校补，因此也只是仅存的秘籍了。此书把《四书》的异同交互比较，分别设置问答来阐明。大概延祐年间科举考试，在经义之外还有经疑，这部书和袁俊翁的书都是程试的格式。其中辨析疑似之处颇有发明，不是那种按照题目敷衍引申、靠揣摩来应付经义的书可比。因此，元代一朝，士人仍然专心致志地研究经书。明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科举时，《四书》疑问题把《大学》“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两节和《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询问两书所说的平天下大意有什么异同（按：这道题见《日知录》），大概还沿袭元代制度。到洪武十七年改定格式，经疑的办法于是废止。著录这两部书，还可以看到宋元以来以明经取士的旧制度。《四书纂笺》二十八卷（内府藏本）。元代詹道传撰写。詹道传是临川人，他的生平事迹不详。这部书大体仿照古代经书笺疏的体例，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和《或问》，订正字音和句读，考订名物、制度和数量单位，分别注在原句下面；有时还解释朱子所引用的成语。例如“真积力久”出自《荀子·劝学篇》，“孝子爱日”出自《扬子·孝至篇》，都是为了证明出处。他所引用的材料，有时也相互抵牾。例如《论语》“夏瑚、商琏”一句，朱子原本引用的是包咸的旧《注》（按：包咸的《注》早已散佚，这里依据何晏《集解》所引）。詹道传既引用《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辨析二者的异同，却又说“夏称瑚，商称琏”出自《尔雅·释器》。如今查考《尔雅》，实际没有这段文字，那么詹道传就是杜撰并牵强附会了。此外，这部书对于朱子所引用的各位儒者，都详细说明其姓名和籍贯居处。可是《孟子·尽心章》引用陈氏关于“厌于嫡母”的说法，实际上是陈耆卿《孟子记蒙》中的话。陈耆卿字寿老，是临海人，见叶适《水心集》。这里却独独漏载了，也未免有所疏漏。不过大体上都有根据，仍然是元代儒者中注重实学的一类。和张存中的《四书通证》相比，本书当然还在其上。《四书通旨》六卷（内府藏本）。

译元代朱公迁撰写。朱公迁另有《诗传疏义》，已经著录。这部书把《四书》的文字逐条分解、细致分析，按照类别归并，共分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把语意相近的内容联缀排列起来，逐一辨析异同，并分别用“右明某义”等话标明立论宗旨。大概过去程子曾用这种方法教导学者，朱公迁把他的意思推广开来，写成了这部书。其中门类既多，有时也涉及繁琐琐碎之处。因此朱彝尊《经义考》说，读者稍微会嫌它繁多。又如“樊迟请学稼”，不过是拘泥于末业，却把它列在“异端门”，和许行一起加以讥刺。“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来是周王室分列爵位的制度，却把它列在“士门”，和处士相提并论，也颇为杂乱失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等门，按照人物归属事类，体例接近类书，尤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不过，对于天人性命的精微之处、道德学问的要旨，大多能够剖析其中似是而非的地方，详细说明它们的次序，使读者由此印证彼处，疑惑顿时像冰融化一样全都消除。若不是融会贯通，就不能像这样把道理说得通。所引用的各家学说，唯独称饶鲁为“饶子”，大概是有其渊源的。明正统年间何英作《诗传疏义序》，说永乐乙酉年，因为阅读《四书通旨》而谈到《疏义》，那么这部书流传于世，应当在《疏义》之前。不过明代以来解释《四书》的人很少征引它，直到近来《通志堂经解》才开始刊刻流行，大概是长期湮没后又重新出现了。书中有时在句下列出异同，例如“喜怒哀乐”一条说“右以体言”，而注中又写“亦曰以性言”；“允执其中”一条说“右以用言”，而注中又写“亦曰以事理言”；类似的地方不止一处。怀疑这是刊刻此书的人参校各本后附加的，不是朱公迁的原文。至于出自谁的手笔，就无法考定了。《四书管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元代史伯璿撰写。史伯璿字文玑，是温州平阳人。根据他所作《管窥外篇》成于至元丁未年，也就是元朝灭亡之年推算，此人当时应当已经进入明代。但他的生平事迹无法考知。这部书见于《秘阁书目》时为五册。杨士奇《东里集》则说有四册，刻版存放在永嘉郡学。永嘉人叶琮任黄州府知府，又把它刊刻后置于府学。这样看来，这是明初流行的书，已经有两个版本。不过刻本都已散佚不传，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未见”。这个本子是毛晋汲古阁的旧抄本，《大学》《中庸》《孟子》还完整，只有《论语》缺少《先进篇》以下的部分，大概是传抄时有所脱失。不过按它的篇页数量重新厘分，已经成为八卷。《经义考》却写作五卷，或许是误把五册当作五卷了吧？此书引用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栎《四书发明》以及饶氏、张氏等人的学说，选取其中与《集注》有异同的地方，分别在下方加以评论辨析。各家学说相互矛盾的地方，也逐条列出并加以厘订。全书经过三十年才完成。对于朱子的学说，颇有阐发。考察朱子的著述最多，辨析论说也最为繁多。其中有偶然的问答没有来得及审核，有后来考订订正而没有来得及追改的，也有门人各自记录后加以润色、增删，因而失去原来真实面貌的。所以《文集》《语录》之中，异同和矛盾的地方多得数不清。即使《四书章句集注》和《或问》之间，也常常有抵牾。原书都在，可以一一覆核。当时门人编排次序时，既不敢有所取舍，后来读朱子著作的人便把其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奉为经典，不再考察传述的真伪以及年月先后。只要执取自己看到的一条，就据此诋毁排斥众说，纷纷传布，结果朱子的本意反而被那些尊信他的人搅乱了。带着宝物入朝、谈论南宫之事是有缘故的；越过国境才得以免罪，替赵盾惋惜的说法原本就是诬妄。转述孔子的话尚且不能避免错乱，何况朱门弟子远远不及七十二贤，又怎么能够只根据他们的传述而完全不加厘正呢？史伯璿这部书的大旨和刘因《四书集义精要》相同。不过刘因只是删削整理，史伯璿又进一步加以辨明。过去朱子曾遗憾孔门弟子留下《家语》成为弊病，像史伯璿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是深深体会了朱子的心意吗？《大学中庸集说启蒙》二卷（内府藏本）。元代景星撰写。景星号讷菴，是馀姚人。根据卷末宣德九年钱时的《跋》，说他得到礼部侍郎蒋骥的抄本。蒋骥《跋》题作“庚辰岁”，应当是建文元年。蒋骥是景星的门人，那么景星就是元末人。书前有景星的《自序》，标题作“学庸集说启蒙”，但《序》中实际说的是“四书集说启蒙”。《凡例》中说“孟子章指”等，也兼及《四书》。蒋骥《跋》说，讷菴先师用十年功夫研究《四书》，取舍各家学说而写成此书。《大学》已有刊本，《论语》《孟子》《中庸》则还没有刊行。钱时《跋》说，他得到蒋骥的《中庸》抄本，抄写、校订后刊刻。那么，景星原本是完整注释《四书》的，蒋骥先刊刻其中的《大学》，钱时接着刊刻《中庸》，而《论语》《孟子》已经散佚了。通志堂刊刻《经解》时，嫌它不完整，只是把序文和标题一并改动了而已。这部书的阐发相当简明切实，《大学圣经章句》“欲其一於善而无自欺”一句下注说：“一于善，祝本改作必自慊。”对于字句也同样不马虎。又如《传》第二章下注“盘，邵氏说恐怕是盥颒之盘”，《传》第四章注中详细引用程子、饶鲁、吴澄的说法，《中庸》第三十二章注中引用鄱阳李氏的说法，这些都与《章句》有异同，也不是胡炳文等坚持门户之见的人所能相比的。大概仍然是能够抒发自己心得的人。书的上栏附载小字，例如《大学传》第五章载有矩堂董氏的说法，《中庸》第一章载有饶鲁的说法，也都与《章句》有出入。根据钱时《跋》，说是增入鲁斋的批点、勿轩的标题，以便幼童学习。那么钱时又加入了许衡、熊禾二人的话，并不是景星原书的内容。究竟哪些是许衡的话，哪些是熊禾的话，因为刊版相同，如今已经无法辨别了。《四书大全》三十六卷（通行本）。

译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诏撰写。成祖亲自作序，颁行天下，二百多年间被尊为科举取士的制度依据。此书是在元代倪士毅《四书辑释》的基础上稍加删改而成。顾炎武《日知录》说：“自从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以后，黄氏有《论语通释》。把《语录》采集后附在朱子《章句》下面，是从真氏开始的。祝氏仿照这种做法，写成《附录》。后来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评论者嫌它们过于泛滥。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的门人倪氏（按：定宇是陈栎的别号）把两书合为一书，颇多删削订正，命名为《四书辑释》。永乐年间纂修的《四书大全》，只是略有增删。其详略有些地方还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完全没有不同，但间或有错误。”关于这部书的始末，已经说尽了。考察倪士毅撰有《作义要诀》一卷，附刻在陈悦道《书义断法》末尾，如今还有传本。看来他很讲究科举之学。他撰写《辑释》，大概也是为了经义考试，所以胡广等人凭借早已熟读的内容，抄取剪裁编成此书吧？起初它和《五经大全》一同颁行，但当时的考试格式重视《四书》义理，因此《五经大全》大多被搁置，所研究的只有《四书》，所辨订的也只有《四书》。后来《四书》讲章多得像烟海一样，都是以这部书为开端的。大概从汉代到宋代的经学，到这里才完全发生了变化。特意把它著录保存下来，是为了说明明代一朝士大夫的学问根柢都在这里，也足以作为考察借鉴。《四书蒙引》十五卷、《别附》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蔡清撰写。蔡清另有《易经蒙引》，已经著录。他写这部书时，原先已经有稿本但后来遗失了，于是追忆旧文，重新加以辑录。过了很久又找到了原稿，拿两份稿本互相校对，重复的内容超过一半，前后还有不同之处没有统一。想删削订正却没有空闲，于是题作“蒙引初稿”，以表明这不是最后定论。《虚斋集》有这部书的《序》，叙述它的始末很详细。嘉靖年间，武进人庄煦参校两份稿本，删去繁冗重复之处，删去了十分之三四，辑成一书刊行。书末另附一册，是庄煦和学录王升商议订定的话。蔡清为人端正纯粹，学术也醇正。这部书虽然是为科举而作，只是因为明代崇尚时文，不能不这样做。至于它的体例认真切实，阐发深刻透彻，仍有宋人讲经论学的遗风，不能因为体例接近讲章，就把它看成揣摩题意、侥幸取中的书。《四书因问》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吕柟撰写。吕柟另有《周易说翼》，已经著录。这部书全是记载他的门人质疑问难《四书》时所说的话。《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不过其中称吕柟为“先生”，“先生”二字有时又另起一行，似乎不是吕柟亲自撰写的。卷首有“门人魏廷萱等校刊”字样，应当就是魏廷萱等人记录的。书中《大学》依照古本的次序，《中庸》也依照古本分章。其中所说的内容，大多是根据《四书》的义理推及亲身实践，并落实到实际事情上。例如讲解“八佾舞于庭”一章时，便指着在座门人中衣服华丽奢靡的人说：“这就是僭越。”之类的话，都能亲切地启发指示，不只是训诂上的空谈。吕柟的文集文辞艰涩难读，完全属于拟古文体；可是他解释《四书》，却如此平正笃实。大概他的文章受到李梦阳一派的影响，而学问则以薛瑄为宗法。这两方面的渊源各不相同，所以同一个人写出来，竟像出自两个人之手。《问辨录》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代高拱撰写。高拱另有《春秋正旨》，已经著录。这部书摘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疑义》，逐条加以辨驳。他论说《大学》，认为“新民”就是明德之中的事情，不应把它分为三纲领。他不知道经文中三个“在”字明显是并列的，怎么能不区别为三项呢？他又论说“贤贤易色”一章，认为人能够这样做，一定是因为求学已经达到觉悟的极点；至于“生质之美”四字，朱子不必加以说明。这也没有深入体会语意中抑扬的变化。像这类地方，都不免有意强作推求。至于伊川认为“敬事而信”一章都是说内心所存，而没有涉及具体事务，高拱却说，节省费用、役使百姓，不是事务又是什么？他又说，孔子责备臧文仲，正是因为认为他贤能，所以才对他提出全面的责备。像这类地方，都是确实有自己的见解，足以作为参考并拓宽见闻。郑汝谐《论语意原》与朱子颇有异同，而朱子对于郑汝谐的说法反而有所采纳。朱子作《周易本义》，与程颐《程传》也有异同，世人从未因此责难朱子。高拱这部书，也可以这样看待。《论语类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陈士元撰写。陈士元另有《易象钩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全是考证《论语》中的名物和典故，分为十八门，又分出四百九十四个子目。朱子以后解释《四书》的人，如真德秀、蔡节等家，主要只是阐发义理；金履祥才开始撰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来有杜瑛《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才开始考究典故，以阐明经义。如今杜瑛、薛引年的书已经不传，只有金履祥、张存中、詹道传的书还流传于世。三人都笃信朱子，但金履祥对于《集注》承用旧文而偶然没有驳正的地方，一定逐一辨析；张存中、詹道传对于错误之处都避讳不说，他们的用意略有不同。陈士元这部书大体遵循金履祥的体例，对于《集注》并不苟且附和。每一条先列出旧说，然后搜集考察各书，互相参订，都用“元案”二字列出。凡是一切杜撰的浮泛之谈，如薛应旂《四书人物考》所说“有若字子有”之类，全都加以纠正。与明代各家的书相比，它很有根柢。只是因为专门考证《论语》，不完备涉及《四书》，所以不如薛应旂的书流传广泛；实际上，它有过之而无不及。《孟子杂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明代陈士元撰写。宋代熙宁以前，《孟子》只列在儒家类中。《史记》把孟子和荀卿合在一传中，只写了寥寥十几句话，对于孟子所经历的邹、滕、任、薛、鲁、宋等地的事情，几乎完全没有记载。到朱子的《纲目》，才对孟子到魏国、齐国等事大书特书，以彰明圣贤的出处去就；但编年体也不能详细叙述一个人一生的始末。明代薛应旂撰写《四书人物考》，才开始采集其他书籍的材料，作为《补传》。但薛应旂不擅长考证，错漏很多。陈士元继而辑成此书，第一卷叙述孟子的事迹，后三卷阐发孟子的话。书名虽然叫“杂记”，实际上大多是经书解说。它所引用的材料也都谨慎严密、各有体例，不是泛泛杂乱的空谈。例如赵岐《注》中把尾生抱住桥柱不肯离去用来证明“不虞”的声誉，把陈不瞻因丧失志气而死用来证明“求全”的毁誉，这些内容一概删去了。它和陈士元所作的《论语类考》都对经义有所裨益，所以现在特意附入《四书类》。△《学庸正说》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明代赵南星撰写。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是高邑人。万历甲戌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因触犯魏忠贤而被削去官籍、谪戍边地。崇祯初年追谥忠毅。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共分为《大学》一卷、《中庸》二卷。每一节都扩展开来解释，逐句阐发，并且把尚未说尽的意思附载在后面。虽然体例近似讲章，但文辞和旨意醇正，解释详尽明白。他解释《大学》，不采用姚江学派所谓“知本”的说法，而仍采用朱子所谓“格物”的说法，连《补传》一章也作了训解。他解释《中庸》，不把“无声无臭”空泛地谈作性与天，而是始终归本于慎独，这些都确实谨守先儒的旧说。赵南星毕竟是一代名臣，为人端正刚直，立朝时不因人情恩怨而趋避取舍，所以他解释经书，也不把流俗的好恶当作是非标准。虽然他一生没有以讲学著名，但见解笃实，超过许多讲学者，不能因为平实浅近就轻视它。△《论语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周宗建撰写。周宗建字季侯，是吴江人。万历辛丑年考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后来被魏忠贤害死。崇祯初年追赠太仆寺卿，谥忠毅。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他在湖州授徒时与诸生讲论的内容。周宗建刚正方直，卓然独立；但他的学说沿袭姚江学派的末流，颇为接近禅学。例如他说：“人心的快乐，[原文‘井情’疑误]不是趣味，不是思考，也不是作为，是虚空中的影子，水中的形象。”这一类话，几乎像禅门语录。然而，他讲解“素绚”一章时说，后人追求深奥，反而弄得浅薄；当时孔子和子夏不过是随着情境有所触发而领悟，并不是子夏想抹杀礼，也不是孔子不重视礼。他讲“颜渊问为邦”时说，孔子只是大略指出主旨，并非只拘执于几件事情。他的言论都简要明白，足以解释训诂中的纠葛。而且他本人足以与日月争辉，那么他的书自然也足以不朽。这些小小的瑕疵，不足以成为他的累赘。这当然不是要同讲学家争论某一句某一字解释上的出入。△《论语学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刘宗周撰写。刘宗周有《周易古文钞》，已经著录。刘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旨，所以他解释“为政以德”和“朝闻道”两章时，首先揭示这一旨意。他的学说虽然出自姚江学派，但能够纠正其弊失。他解释“多闻择善，多见而识”一章时说：“世人都说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是两回事，我却认为聪明睿智难道不是本性吗？睿智的本体不能不通过聪明来穷究，而闻见正是由此启发的。如今如果一定把闻见看作外在之物，想要毁弃明察、排斥聪敏来求得睿智，那么连自己的睿智也枯槁了。这是把本性毁弃于空无之中，正是禅学所借以立论的话柄。”他对良知学说末流的针砭，最为深刻切中。他解释“性相近”一章时说：“气质就是气质，为什么要把它牵扯到本性上来？所谓性，是就气质之中指出义理，并不是气质本身就是性。”这虽然与朱子的说法略有不同，但也相当明白严谨。刘宗周这部书直接抒发自己的见解，其中的论说不免有纯正和驳杂之处，但总的来说都是抒发自己真实所得，并不是剽窃佛氏学说来解释儒书，自夸为无上的义理。他解释“见危致命”一章时说：“人没有错过义理这一关，却能够截然分清生死界限的。”后来明朝灭亡，他甘愿像伯夷、叔齐那样饿死于首阳山，可以说大节光明无瑕，没有辜负自己的话。与其说它是孙承泽的著作，又怎么比得上说是刘宗周的著作呢？△《四书留书》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章世纯撰写。章世纯字大力，是临川人。天启辛酉年考中举人，官至柳州府知府。听说流寇攻陷京师后，悲愤而死。《明史·文苑传》附载于《艾南英传》中。他所著的书总名为《留书》。这里的六卷是其中解释《四书》的部分。另有《内集》一卷，是他所著的子书；《散集》一卷，是他所作的笔记。《明史·艺文志》总题为《留书》，将它列入《儒家类》。但这六卷《四书留书》之前有天启丁卯年章世纯的《自序》，之后有章世纯自作的《四书留书跋》，都说明解释《四书》的意义，没有涉及其他内容。这部书分章发表议论，体例类似刘敞的《春秋意林》。只是刘敞的书不标出经文，这部书却标明某章某章罢了。解释经书的著作本来就有这种体例，把它列入子书，实在不合类别。现在把他的《内集》《散集》分别著录，而把解释《四书》的部分列入《经部》，这是保存其真实类别。章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称“临川四家”，都以制义文章闻名一时，而章世纯构思尤其敏锐。他解释《四书》，往往超出文字本身来标举精深义理，阐发前人未曾阐发的内容。他不拘泥于训诂，却也从未像讲解良知的学者那样，流荡放纵、自我恣意。扬雄所说的“喜好深沉精微的思考”，章世纯确实具备。△《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

译自从朱子确定编定《四书》以后，经过元、明直到本朝，被悬为科举考试的法令，家家诵读，几乎把它当成耳熟能详、没有新奇之处的书。实际上，内圣外王之道完备于孔子，孔子的心法寄寓在《六经》中，《六经》的精要概括在《论语》中，而曾子、子思、孟子又相继推演其绪。因而《论语》开头讲求学，结尾讲到尧、舜、汤、武的政事以及尊崇善行、屏弃恶行的教诲；《大学》开头讲格物致知，结尾讲治国平天下；《中庸》开头讲中和、位育，结尾讲笃恭而使天下太平；《孟子》开头讲义利之辨，结尾讲尧舜以来的道统。圣贤立言的主要宗旨，清楚可见。千古帝王治国的关键要义，毕竟不只是经生从事章句训诂的学业。我圣祖仁皇帝即位初年接受顾命时，就亲自确定了这部经筵讲义。书中推演的，都是成就圣贤的基础和治理国家的根本，文辞浅近而旨意深远，语言简约而道理宏大。圣祖皇帝的圣德神功之所以能够契合洙泗之传、继承唐虞的治道，大概都由此发端。△《四书近指》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本朝孙奇逢撰写。孙奇逢有《周易大旨》，已经著录。这部书提取四子之书的要领，统论其大旨，间或引用先儒的说法来考证异同，但旨意也不免偶有偏颇。例如说“圣人的教诲，无非是学”，这句话说得最为确切；可是他解释《论语》两篇时，逐章都牵强附会到“学”字上，甚至说“道千乘之国”一章中的敬、信、节、爱、使民以时，都是时常学习的事情。《大学》“圣经”一章所论本末先后，又说为了彰明明德，必须在百姓之上彰明；为了修身，必须在天下、国家之上修养。还说：“格物没有《传》，这是《大学》最精微的地方。因为事物不能用一个固定名称概括，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物的，也就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格的。朱子所说穷究事物的道理，是贯通《大学》几章而言。”这些说法都不免有过于高明、失之穿凿的毛病。孙奇逢的学问兼采朱子、陆九渊，而根本主张在困穷时勉励实行，出仕后经世治国，所以他的说法如此。虽然不可能句句都符合经义，但读他这部书的人能够知道反躬自省，追求实际实行和实际功用，对于求学者也不是没有益处。△《孟子师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黄宗羲撰写。黄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经著录。这篇书是因为他的老师刘宗周在《论语》方面有《学案》，在《大学》方面有《统义》，在《中庸》方面有《慎独义》，唯独对《孟子》没有成书，于是黄宗羲记述老师平日所听到的学说，写成此书，以补足尚未完备之处。书名叫“师说”，是仿照赵汸记述黄泽《春秋》之学、题名为《春秋师说》的例子。刘宗周的学说虽然以慎独为宗旨，但其根本旨趣和源流究竟以姚江学派为本，所以黄宗羲所记述的内容，仍多阐发良知之旨。然而在解释“滕文公为世子”一章时，竭力批驳沈作喆的话，辨明“无善无恶”说的错误；在解释“居下位”一章时，竭力批驳王畿的话，辨明“性也是空寂、随外物而有善恶”的说法；这样看来，他也并不完全以姚江学说为宗旨。其他议论，大多依据实际，推究事理，不是空疏无用的谈论。略去其中偏颇驳杂之处而取其明白切实，对求学者也不是没有益处，实在不必拘泥于一种格式而废弃众说，也不应因为一处过失而废弃全书。△《大学翼真》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胡渭撰写。胡渭有《禹贡锥指》，已经著录。这部书第一卷分为四个题目：一是《大学二字音义》，二是《先王学校之制》，三是《子弟入学之年》，四是《乡学之教》。第二卷分为三个题目：一是《小学之教》，二是《大学之教》，三是《学校选举之法》。第三卷也分为三个题目：一是《大学经传撰人》，二是《古本大学》，三是《改本大学》。这些内容都征引精确核实，考证详细明白，不是空疏浮泛的言论可以相比的。第四卷以下，是胡渭考订确定的版本。全书大旨仍以朱子为主，竭力驳斥王学改本的错误。他把《经》定为一章，把《传》定为八章。“诚意”章以下与各本相同，只是把“《康诰》曰”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定为第一章，统括解释三纲领；把“《诗》云：邦畿千里”到“此以没世不忘也”定为第二章，认为前面三节解释《经》中“知止能得”的次序，后面两节解释“知止”的由来和“能得”的次序；把“听讼吾犹人也”一节定为第三章，认为它解释本末的意义，并把“此谓知本”两句移到前章“止于信”之下，这与各本不同。他的说法虽然与朱子略有不同，但只是在认为“格物致知”一章不必补作《传》这一点上有异。他论说格物，根本上仍然是朱子的旨意。他在卷末有一条说：“古代的《大学》用来教育人的内容，文字方面是《诗》《书》《礼》《乐》，道路方面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方法方面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所以《孟子》说庠、序、学校，都是用来彰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这些见解切实。与那些泛泛谈论性命理气、仿佛五常百行之外另有一种东西叫作道、另有一件事情叫作学的说法相比，它高明得多。△《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陆陇其撰写。陆陇其有《古文尚书》，已经著录。这部书依据彦陵张氏《讲义》的原本，删取其中精要，增入明末诸家的说法，并参照自己的意见加以编配。全书《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此书创始于顺治戊戌年，草稿尚未完全定稿，陆陇其便去世了；后来他的族人公穋才为他缮写编次，他的门人席永恂等又为之刊刻。书名《困勉录》是陆陇其亲自题定的。明代万历以后，异端学说争相喧鸣，攻击《集注》的人固然各自立说，即使名义上阐发《集注》的人，也多半表面上尊奉儒学、暗中采用佛学，似是而非。陆陇其笃信朱子，从《四书》中所得尤其深厚。这部书汇集各种说法，逐一加以取舍，一切支离破碎、捕风捉影的议论，几乎都删除净尽了。他辅翼朱子的功劳，比胡炳文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松阳讲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陆陇其撰写。这部书是他任灵寿知县时与诸生讲论而作的，所以所讲只涉及一百一十八章。对《四书》不能全部涉及，大概是随时举出篇章来指示，并不是逐节逐句地解释。陆陇其的学问以潜心修养、自己有所体得为目标，不太把争辩当作要务。唯独对于姚江一派，则把同异看得黑白分明，不肯有丝毫宽容。当时黄宗羲的学说盛行于南方，孙奇逢的学说盛行于北方，李颙的学说盛行于西方，陆陇其都不以为然。因此这部书对于学术的醇正与疵病，再三着意辨析。其中融会贯通旧说的地方，也多深刻切实、明白显著，剖析精密。朱子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四书》上，陆陇其一生的精力都用在《章句集注》上。因此这部书虽然是在处理公文事务之余写成的，但能抒发自己的心得来启发后辈，恳切详明，具有古代循吏遗留下来的意味。与那些聚集门徒、刊刻语录、借此博取讲学声名的人相比，他的见识和志趣自然很不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八章〕 △《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馀论》一卷、《读论语劄记》二卷、《读孟子劄记》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本朝李光地撰写。李光地有《周易观彖》，已经著录。这部书采用《大学》古本。书后有《自记》，说：“我读朱子的书五十年，凡是像《易》的卜筮、《诗》的雅郑，周子的无极之旨、邵子的先天之传等，都能明白无疑，年老以后反而更加坚定。唯独对于这部书，也只是勉强牵合、随声附和，并不是所谓心领神会、默契相通。间或考察郑氏旧本，寻求经文的意义，私下怀疑旧有体例仍然可以保存，文字可以由义理而得到说明。何况‘知本’‘诚身’这两个义理，尤其是《大学》的关键所在，似乎不应混杂在众多章目之中，使陆、王一派能够挽袖握臂，借据经文来责问《传》。”这大概是因为有些地方与朱子不合，不愿附和朱子来自我欺骗，并不是故意与朱子为难。他解释《中庸》不用朱子的本子，也不用郑注古本，而是自行分为十二章。不过只是把文字联缀起来，使篇章次序分明，大旨本来没有不同。《中庸馀论》一卷，阐发精微义理的地方尤其多。《论语》《孟子》则是随有所见便作札记，只举经文开头一句，标明为某章；没有解释的，就连章目也不保存。全书大旨都以寻求义理为主，曲折委婉地加以阐明，不像近代讲章那样，只把描摹语气当作时文敷衍的材料。△《论语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字义理，以义理通顺为止，本来就不是以考证见长。毛奇龄学问广博而且喜好辩论，于是旁征博引古义来诘难朱子的说法。这部书就是他用来驳斥《论语集注》的。其中有些地方是强行生发枝节。例如古人凡有所师法都称为“学”，即使说到鱄诸学炙、秦青学讴，也没有不同的训释。朱子把“学”注释为“效”，原本没有什么毛病。毛奇龄却一定要说，“学”是修业、学习道理的名称，如果泛泛解释为“效”，那和工匠之间的传授有什么区别？他不知道学习道理和学习技艺，所学习的事情虽然不同，但“学”字不能因此分别作不同解释；这也如同说“喻义”“喻利”，所比喻的事情虽不同，但“喻”字不能作两种解释。用这一点来提出责难，看不出有什么道理。有些说法半是正确、半是错误。例如“不是他的鬼神却去祭祀”，《注》中引用季氏祭祀泰山的事，本来就是祭祀非其所当祭的对象。毛奇龄认为“鬼”是人鬼，专指祖先，所以说“其鬼”，并引用《周礼·大宗伯》的文字作为证明，认为泰山之神不能称为泰山之鬼，这种说法也有辨析。然而，“鬼”实际上可以通指淫祀所祭的鬼神，并不专指人鬼。如果真如毛奇龄所说，那么宋襄公在次雎之社用鄫子祭祀，《左传》称为“淫昏之鬼”的，那究竟是谁的祖先呢？也有完全没有道理的说法。例如“无所取材”，郑康成注释说“材”是“桴材”，这实在不合事理。即使是牛刀小试的戏言，怎么会严重到这种地步？朱子把“材”解释为“裁”，大概本于韦昭《国语注》，并非毫无根据。毛奇龄却一定要申述郑康成假设性的说法来攻击《集注》，岂不是近于侮慢圣人之言吗？不过，其中如认为甯俞没有出仕于文公，以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等说法，考证尤其详尽；解释“为政以德”等条目，立论也很端正。与陈天祥《四书辨疑》只在文句之间反复推求以刁难朱子的做法相比，毛奇龄的书本来就胜过它。汉代的学官中，《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立。兼采不同的说法以供参考，这也是古人让各家学说并存的意义。△《四书賸言》四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毛奇龄杂论《四书》的言论。前两卷由他的门人盛唐、王锡编纂，后两卷由他的儿子宗远编纂，《补》二卷则由他的门人章大来编纂。这部书属于语录一类，随时杂记，不以经文次序作为先后，也不按《四书》分别编排，只是每卷目录分别注明《论语》若干条、《大学》若干条、《中庸》若干条、《孟子》若干条。毛奇龄解说经书，擅长考证而喜欢辩论，因此解释义理时，往往反复推演，借助典籍来进行驳诘，枝蔓离散、铺陈过度，也不顾论说是否妥当。至于考核事实、征引训诂，偏僻的固然很多，精审核实的也相当不少。例如，他认为姚方兴补写的《舜典》二十八字是伪作，这个论断本来很确实；但考察他所著《古文尚书冤词》，却又竭力认为这二十八字是真的，引用各史加以证明，说得也十分确凿。这难道不是辩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意气用事、务求取胜，于是无暇顾及自身矛盾吗？至于把“畏匡”解释为郑地，以及认为公山弗扰叛乱不在定公十二年等条目，证据确实可靠，确有超出《集注》之处。舍弃短处而取其长处，未尝不可以和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并传于世。《补》二卷中多载有他的门人和子侄的说法，推测盛唐、王锡等人也有所删改润色，并不全是毛奇龄原来的面貌。章大来的《序》说：“把所听到的内容补缀起来，各自都有记忆，而且又是陆续编成此书，不能完全采用同一体例。”可见此书确实杂出于多人之手。△《大学证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毛奇龄撰写。这部书详细叙述各家《大学》改本的异同。首先列出注疏本，这是《大学》真正的古本。其次列出汉代熹平石经本，只记录而不收录全文，因为原本已经失传，而且考察旧文后，知道它就是今天的注疏本，所以不再另行列出。其次是魏代正始石经本，即丰坊所依托的本子，仍然列在前面，按照它伪造所依托的时代排列。其次是明道程子的改本，再其次是伊川程子的改本，最后是朱子的改本，这些都抄录全文。其次是王柏改本，再其次是季本改本，再其次是高攀龙改本，也就是崔铣改本；其次是葛寅亮改本。这些都只列出它们的不同之处，而不抄录全文。汉代以来的专门经学，各自承袭师说，只不过在字句训诂上有所不同，没有人敢于窜改、扰乱古经。郑玄说自己喜欢改字，也只是注明“某字当作某字”，不敢立即改动原字。费直开始移置《周易》的经文，杜预开始移置《左传》的经文，但也只是把传文析分后附在经文旁边，同样不敢颠倒经文。自从刘敞考定《武成》，把它列入《七经小传》以后，儒者把这种做法视为惯例，后来逐渐形成风气。《大学》一篇，移置、删改尤其严重。譬如增删古代药方来治疗今天的疾病，不能说对医疗没有帮助，但也不能说它就是扁鹊、仓公留下的旧方剂。毛奇龄把各种本子都列出来，使其沿革次序井然，也足以帮助考证。这样做，一方面是想使纲目分明，让学者容易用功；另一方面是想使章句不被轻易改动，让古经不至于失去原貌。各自阐明一个道理，本来可以并行而不相冲突。△《四书释地》一卷、《四书释地续》一卷（以上二种，江苏巡抚采进本）；《释地又续》二卷、《四书释地三续》二卷（以上二种，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本朝阎若璩撰写。阎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经著录。这部书因为解说《四书》的人不明白地理，往往导致违背经义，于是撰写《释地》一卷，共五十七条；又摘取前书没有说尽的内容，编成《释地续》一卷，因牵连而涉及人名的共有八十条；又由地理、人名扩展到物类、训诂、典制，共一百六十三条，称为《又续》；其他解释经义的内容又有一百二十六条，称为《三续》。总的都以《释地》为名，沿用它最初的名称。大体上，考察事情一定追求根本，解释言语一定寻找依据，并从旁参照、互相验证，许多内容都能贯通起来。虽然其中也有过分拘执己见的地方，例如把“邹君假馆”解释为曹国再次受封，把“南蛮鴂舌”所指的许行说成永州人，偶尔也有这类说法；然而四百二十一条中，可以凭据的有十分之七八。阎若璩博览群书，又精于考证，近百年以来，除了顾炎武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和他抗衡。看这部书和《尚书古文疏证》，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学术面貌了。△《四书札记》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杨名时撰写。杨名时有《周易札记》，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阅读《四书》时所作的札记。《大学》不标明古本的名称，也不明白说出古本、改本的是非，但全都采用李光地关于古本的说法。所以开头一条说：“文贞公把‘知止’归入‘志学’，把‘静安’归入‘主敬’，把‘能虑能得’归入致知力行，把‘知所先后’解释为知道根本和达到知至，这种解释确实不可更改。”他把格物解释为明白善，不采用王守仁“格庭前一竹”的说法，也不主张朱子《补传》的说法。《论语》中如“谓之吴孟子”一句和“非礼勿视”四句，虽然用时文的方式解说，但大体以阐明义理为主，颇有心得。《中庸》的立论切实，例如说：“‘鬼神之为德’一章，前面说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说到鬼神，似乎幽隐怪异，不知道怎样承接。答道：宗庙、社稷正是人伦达到极致的地方；不说到这里，怎么能完整说明人伦的分量呢？”又说：“把‘无声臭’解释为无极，也没有弊病，但这样却落入空泛，不如解释为上天无心而自然成就教化。”又说：“‘无声无臭’是说天命的本然，不要把它解释到玄妙境界。”他的宗旨由此可以看出。《孟子》一卷最为简略，怀疑是尚未完成的书；但总的说来，绝不是近来讲章一类的作品。△《此木轩四书说》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焦袁熹撰写。焦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经著录。这部书根据他的儿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来看，焦袁熹亲自审定的约占十分之六，以敬等人搜集残稿、补缀编成的约占十分之四，所以与他所作《经说》偶尔有重复，但比《经说》更有不少可取之处。其中有些地方是勉强附会古义的。例如《大学章句》中的“常目在之”，本来“在”是所在的“在”，他却沿用《尚书》的训释，解释为察看；《中庸》的“如鼓瑟琴”，即使依据《诗经》，也只是说声音和谐，他却认为琴属阳、瑟属阴，用来比喻阴阳和谐；《论语》的“女弗能救”，本来就是匡救之意，他却引用《周礼·司救注》，解释为防禁；“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本来是取警觉世人的意义，他却引用《明堂位》“天子振木铎”，说孔子将拥有天下；“达巷党人”本来没有姓名，他却因为《史记》中有“童子”二字，就指认为项橐。虽然不免有贤智之人的过度穿凿，但其他地方都疏理简明，引用典籍确实可靠。偶尔与《章句集注》略有不同，也大都条理清楚，合乎人心。自明代以来，讲解《四书》的人，大多是为时文而设。焦袁熹这部书，却独能深入探求学问。原《序》说，他以内心把陆陇其当作老师，终身不直呼其名、不称其字，却也不去登门求教。大概是因为他的志向不在于追求声名，所以他的言论应当确实诚笃。△《乡党图考》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本朝江永撰写。江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经著录。这部书取经传中与乡党有关的制度、名物，分为九类：一为《图谱》，二为《圣迹》，三为《朝聘》，四为《宫室》，五为《衣服》，六为《饮食》，七为《器用》，八为《容貌》，九为《杂典》。考核最为精密。其中像深衣、车制以及宫室制度，尤其属于专门研究的内容，不是各家所能比及的。不过，也有研究得还不够充分的地方。例如他说：“每天通常上朝，王只是站在寝门外，同群臣互相作揖罢了。朝会结束后，如果有事情要商议，就进入内朝。”

译他引用《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韩献子将新中军，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於寝庭”，作为在内朝议政的证据。他说：“郑玄注《太仆》所说燕朝时王图谋宗人嘉事，只是举出其中一端，并不是说宗人可以进入，而异姓之臣不能进入。后世儒者误解《太仆注》，认为异姓之臣不能进入路门，于是说‘摄齐升堂’是登上路门外的堂；其实路门之外没有堂。”等等。现在考察江永认为异姓之臣可以进入内朝，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如果说路门之外没有议事之处，有事要商议就一定要进入内朝，那么江永就没有考察详尽。《鲁语》说：“天子和诸侯在外朝会合处理民事。”注释说：“这是说和百官在外朝共同考察、处理民事。” 又说：“在内朝会合处理神事。”注释说：“内朝在路门以内。”这样看来，路门以外的朝会，是天子、诸侯用来共同考察民事的地方，难道能说那里没有议事吗？江永又说：“《礼纬》所说的‘天子外屏’，是在应门外设置屏；‘诸侯内屏’，是在应门内设置屏。把内屏解释为在路门以内，是错误的。”等等。现在考察《曲礼》《尔雅疏》，都说诸侯的内屏在路门以内，而且《尔雅》说：“门和屏之间叫作宁。” 这道门既然根据路门来确定，那么屏的内外也自然可以根据路门的内外来确定。《晋语》说：“骊姬的谗言，你在屏内射杀我。”韦昭《注》说：“树立起来的叫作屏。礼制规定，诸侯设置内屏。”也就是说在路门以内。《吴语》说：“王于是进去召见夫人。王背对着屏站立，夫人面向屏站立。”又说：“王于是出去，夫人送王但没有走出屏外。”韦昭《注》说：“屏，是寝门以内的屏。按照妇人的礼制，送行和迎接都不走出门外。”据此，诸侯的屏显然在寝门以内。《淮南子·主术篇》说：“天子的外屏，是用来遮蔽自己的。”高诱注说：“诸侯的屏在内，天子的屏在外，所以说是用来遮蔽自己。”如果诸侯也在朝门外设置屏，那么凭什么区别天子在外遮蔽自己呢？不过，考察《大戴礼·武王践阼篇》说：“师尚父也端正衣冠，捧着书简进来，背靠屏站立。王下堂，面向南站立。”说下堂，那么所在的就是路寝；说捧书进来，就是进入路门。里面有屏，这似乎说明天子也设置内屏。不知道《释名》说：“罘罳在门外。罘，是重复；罳，是思考。臣将要请求议事时，在这里反复思考。”又说：“萧墙在门内。萧，是肃敬的意思；将要进入这里，是自我肃敬的地方。”《论语》孔安国《注》说：“萧墙，就是屏。”那么门内的萧墙也通称为屏。崔豹《古今注》说：“罘罳，是屏的遗制形态。走到门内、屏外时，还应当再次思考。”这样看来，门内的墙，《古今注》又称为罘罳；天子的外屏，就是《释名》所说的门外罘罳。《大戴礼》所说的“负屏”，则是《古今注》所说的门内罘罳。《古今注》又说，西京的门阙、宫殿、房舍前都有罘罳，大概天子不像诸侯那样只有内屏，在门内堂前也应当有遮蔽之处，所以路门内外都有屏。用《大戴礼》《释名》等书来证明，这一点最为确凿。现在江永说天子的屏在应门外，却不知道根据是什么。考察《三辅黄图》，汉代未央宫仿照路寝建造；《五行志》说未央宫东阙是朝见诸侯的门，仿照路门。罘罳在东阙外，那么天子的外屏就在路门外，汉代仍保存着这种遗制。《觐礼》说：“侯氏拜了两拜，叩头行礼，从屏的南面出来，走到门的西面，于是从门的左侧进入。”这说明宗庙门外有屏。《管子》说：“第二天，众人都到太庙门前朝见。”那么，庙门外的朝会和路门外的朝会应当相同。天子庙门外的朝会有屏，路门外的朝会也应当有屏，所以可以用庙门来类比路门。郑氏在《觐礼》中引用“天子外屏”作为证明，确实有精深的意义。江永却一定要改动这种说法，仍然不如依从郑氏的说法恰当。不过，全书有数十上百条考辨，偶尔疏漏的地方不过这一类，也可以说是深通三《礼》的人了。△《四书逸笺》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本朝程大中撰写。程大中字拳时，号是庵，是应城人。乾隆丁丑进士。这部书辑录各书中能够阐发、说明《四书》的文字；有的内容是《集注》已经引用但言语有错误，有的是《集注》没有阐发而意义可以参照订正的，都为它们注明出处。与《集注》略有不同的，列为《附录》；其他书中所记载的四子书文字与今本不同的，列为《附记》。第六卷专门考察《四书》中人物的遗闻旧事。另外还有几十条杂事，另编为《杂记》。引用依据相当详尽明白。其中如“束带”一条，没有引用《玉藻》“肄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的文字；“朋友死，无所归”一条，引用了《白虎通》却没有引用《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的文字；“廛无夫里之布”一条，《集注》只引用《载师职》，而本书没有引用《闾师职》“凡无职者出夫布”的文字来补充：不能不说有所疏漏。至于《杂记》中因为《论语》有“梦周公”一句，便把尧、舜、禹、文王等人的梦事全部征引进来，连《梦书》《六帖》也都引用，未免稍显泛滥。不过，所用文字都有依据；虽然不能和阎若璩《四书释地》并驾齐驱，但比起张存中的《通证》、詹道传的《纂笺》，总的来说并不逊色。──以上“四书类”六十三部，共七百二十九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四书》以朱子《章句集注》为定本，朱子耗费一生的力量来撰作，直到临终之日，还在修改、审定《大学》“诚意”章的注释，都是为了阐明圣学。到了元延祐年间，朝廷采用它来选取士人，于是阐明义理的著作逐渐成为猎取功名的途径。不过，当时经义、经疑并用，所以学者仍然有研究古义的功夫。）

译如今流传的袁俊翁《四书疑节》、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四书纂笺》之类，还可以看出这种风气的大概。到了明代永乐年间，《四书大全》出现，走捷径的门路由此打开；八股文兴盛，俗陋的学风也随之炽盛。科举文章名义上说是阐发经义，实际上却是在阐发程朱注释，根本不管经义本身如何。况且所谓阐发注释，也不深入探究其中的义理，只是一味揣摩虚字、语气，以便临场摹拟，根本也不管注释本身如何。自从高头讲章流行以来，不仅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本旨亡失了，连朱子的《四书》也亡失了。如今所采录的，只取先儒阐明经义的言论；至于那些专为揣摩科举应试而作的，一概删去。只是胡广《四书大全》既是前代科举所依据的法令，又是经义显明或晦暗、学术升降变化的重大关节点，所以也特意保存它，用来说明二百多年士人习气和文风所以产生弊病的原因。这是用来表示警戒，不是用来作为法式。卷三十七 经部三十七 ○四书类存目 △《苏评孟子》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苏洵评”。考察《宋史·艺文志》，并没有著录此书。孙绪《无用闲谈》说此书评论文章颇为精当，但摘出其中引用洪迈的话，发现洪迈在苏洵之后，由此知道此书是假托的。那么到正德年间，此书已经流行了。这一部本子是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季云校订的，由他的儿子沈心友刻印。然而其中没有所谓洪迈的话，难道是因为被孙绪指摘，所以删去以消灭痕迹吗？还是它并不是孙绪所见的本子，而是伪本中再次伪造的本子[“重佁”疑为讹字]吗？宋人读书，在紧要处通常用笔涂抹标记。所以《朱子语类》论读书方法说：“先用某一种颜色的笔涂抹出来，再用另一种颜色的笔涂抹出来。”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也都使用涂抹，这是明白的例子。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才开始稍微具备圈点，这种做法在南宋末年已经盛行了。这一部本子有大圈、小圈、连圈、重圈、三角圈，显然绝不可能是北宋人的笔迹。它的评语完全采用时文的作法，词意庸俗浅陋，不仅不是苏洵的话，也断然不是宋人的话。△《孟子解》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尹焞撰”。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尹氏《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说徽猷阁待制、河南人尹焞，字彦明，在绍兴年间向经筵进献了这些书。《孟子解》没有写完，来不及进呈便去世了。赵希弁《读书附志》则说，尹焞在绍兴初年再次以崇政殿说书的身份被征召。侍奉经筵以后，先完成《论语解》进呈；接着撰解《孟子》，刚写到全书结尾便去世了，邢正夫曾经在岳阳泮宫刻印此书。此书世间很少有传本，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已经散佚”。如今这部本子出自浙江吴玉墀家，不知道来源。每章末尾略加几句话评论大意，多的不过三四行，都是文辞意义浅薄，有的像坊间刻本的史评，有的像时文批语，没有一句真正有所发明。尹焞是程氏的高足弟子，我怀疑他的著作不至于鄙陋到这种程度。又此书只有上、下二卷，首尾完整，没有缺失散佚之处，同十四卷的卷数也不相合。大概是近代妄人假托的书。△《孟子发题》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施德操撰。德操字彦执，海昌人。因疾病残废，不能婚娶，也不能做官，困顿失意而死。这部书所论述的是《孟子》七篇的旨意，大意认为孟子有四项大功：第一，阐明人性本善；第二，阐明浩然之气；第三，驳斥杨朱、墨子的学说；第四，贬黜五霸而尊崇三王。这些都是圣人心术的要旨，也是孟子直接指示给人的内容。他前后反复阐述的，不超出这一意思。张九成的门人曾把它附在张九成《横浦集》的末尾，刻版流传。如今把它析出，著录在《经部》存目中，希望不至于埋没它的名声。△《或问小注》三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朱子撰”。宋代以来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它，诸位传授朱子学说的儒者也没有一人提到它。康熙壬午年，才出现陈彝则的家刻本，称为明代徐方广增补的注本。过了二十年，到壬寅年，郑任钥又重刻此书，附上自己的说法，并作《后序》。他反复竭力争辩，硬说这确实是朱子的书。比如卷首载有朱子《与刘用之书》和四篇《序》，《晦庵集》中没有收录，他就认为是文集中偶然散佚了；《年谱》没有记载朱子写过此书，他就认为是《年谱》遗漏了。书中多讲时文的写作方法，他便说制义始于王安石，而朱子也曾十九岁考中进士，必然擅长时文。连篇累牍，想用强词夺理来改变事实。至于解释《中庸》“其至矣乎”一节、“道之不行也”一节，都是剽窃《四书大全》所载双峰饶氏的话；“射有似乎君子”一节，则全部剽窃《四书大全》所载新安陈氏的话。伪造的痕迹已经昭然，实在无法置辩，他却说是《四书大全》误把姓名题错了。他这种偏执，实在不值得同他争辩。又他既然说此书作于《集注》之后，但《孟子》“万物皆备於我矣”一章，却在第三条下附记说：“这一条是《语类》的说法，第八条是《或问》的说法，前辈多怀疑这是尚未定稿的说法，在《集注》之前，确实如此！” 这样看来，《小注》又是在《集注》之前写成的了，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所载《中庸》原《序》称“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考察《宋史·孝宗本纪》，这一月有庚子、壬寅两日。如果庚子是初一，那么往后推三十二天才是壬申；如果壬寅是月底，那么向前推三十一天才是壬申，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在十月。又《文献通考》记载朱子说：“《集注》后来改定的地方很多，于是同《或问》不相符合，又没有工夫修订它”等等。既然《或问》尚且来不及修改，哪里还有时间再作《小注》？陈振孙《书录解题》又说：“《论语通辑》十卷，黄榦撰。此书兼载《或问》，阐发岳父尚未尽述的意思。”假如朱子果真有这部书，黄榦又何必再加以阐发呢？所以它是近人假托的书，毫无疑问。王懋竑《白田杂著》中有此书的《跋》，说郑任钥刻完此书后，自己知道错了，深深后悔被汤友信欺骗。又说《序》和各篇议论都是汤友信写的，郑任钥从未过目。△《四书问目》（不分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