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 经部三十二

译卷三十二 经部三十二。○孝经类。蔡邕《明堂论》引用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也引用《孝经·诸侯章》，可见它的来历已经很古老了。但由于传授承接没有清楚的系统，所以陈骙、汪应辰都怀疑它是伪作。现在看它的文字，与二戴所记录的内容接近，大体应当是七十子门徒遗留下来的书。如果河间献王把它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之中，那么它也就是《礼记》中的一篇，可以和《儒行》《缁衣》归入同类。只是它各自单独流传，又声称是孔子所作，传抄记录的人还分章立题，自称一部经书。后来的儒者于是用它不像《系辞》《论语》那样的标准来衡量它，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中孔氏本和郑氏本互有优劣。起初唐开元年间的《御注》采用今文，遵守制度的人便依从郑氏；后来朱子的《刊误》采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依从孔氏。归根结底，两本只是文句略有不同，义理并没有差别，应当以黄震的话作为定论（见黄氏《日钞》）。所以现在所收录的，只取其辞句通达、义理明白、能够有益于后学的内容，不再以今文、古文划分门户，徒然酿成水火不容的争论。注释经书是为了阐明道理，并不是为了分朋结党、争强斗胜。△《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经》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旧本题名为“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根据卷末乾隆丙申年歙县鲍廷博所作《新刊跋》，说他的朋友汪翼沧随商船到日本，在日本长崎港得到此书。核对它所记的干支年份，应该是康熙十一年刊刻的。卷前有太宰纯的《序》，说：“古书在中夏亡佚、在日本保存下来的很多。从前僧人奝然到宋朝去，进献了一部郑玄注的《孝经》。如今距离那个时代已经七百多年，散佚的古书也不少，而孔安国传的《古文孝经》却仍然完整保存着。只是这部经书在日本流传已久，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抄写，因此文字多有讹误，鱼、鲁二字也无法分辨。纯根据几种抄本进行校勘，同时旁采其他书籍所引用的文字；凡是有足以验证的材料，没有不加以参考的。经过十次寒暑更替，才编成定本。此书的经文与宋人所说的古文也不完全相同，如今不敢按照宋本改动此本。《传》中有些地方语句不通，虽然怀疑其中有错误，但各本都相同，又没有可以取正的依据，所以姑且把疑问保留下来，等待后来的君子裁定。今文《孝经》唐代陆元朗曾经为它注音，古文却没有。如今因此依照陆氏的注音体例，为《经》和《传》一并注音，希望能使读者不读错字音。”考察世间流传的海外本子，另有一部所谓《七经孟子考文》，也是日本人刊刻的，题称“西条掌书记山井鼎辑，东都讲官物观补遗”。其中有《古文孝经》一卷，也说是古文《孔传》，称中国已经失传，而日本独自保存。又说：“它的真伪无法辨明，我学识浅薄，不敢贸然议论。” 这样看来，日本一向就有这部书流传，并不是鲍氏新近刊刻的伪书。此本核对其文句，大体与山井鼎等人考订的相合。只是山井鼎等人说，每章题目下面有刘炫的《直解》，字写得极细，与《注》文的粗细不同；又有引用邢昺《正义》的文字，是后人附录的。此本没有这些内容，这是稍有不同之处。此书的《传》文，虽然用《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用的文字来验证，也颇为相合。然而文字浅陋冗长，不像汉代儒生解释经书的体例，也不像唐、宋、元以前人的语言。大概是海舶往来流通以后，日本颇能得到中国书籍，有狡黠而懂得文义的人摘取各书所引的《孔传》，仿照拼附而成，用来夸耀自己图书典籍的丰富吧？考察元代王恽《中堂事纪》记载说：“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来朝，在中书省设宴。有人问：听说你们那里有《古文尚书》以及海外的奇异书籍。回答说：与中国的书没有不同。”高丽和日本相邻相接，海东地区的经典，大致可以由此推知。假如日本果真有这部书，奝然为什么不把它与郑玄《注》一起进献，而要到今天才出现？这足以证明日本的本子出自宋、元以后。连山井鼎也对它表示怀疑，那么事情的真相本来就可以知道了。只是海外的秘本文献，人人都喜欢观看。假如不亲眼看到这部书，终究不知道所谓《古文孝经孔传》原来不过如此，反而会成为好古之人的遗憾。因此特意把它抄录保存下来，并把它的来龙去脉详细列在这里。△《孝经正义》三卷（内府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作御注，宋代邢昺作疏。考察《唐会要》说：“开元十年六月，皇上为《孝经》作注，颁行天下以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二月，皇上重新作注，也颁行天下。”《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孝经》一卷，玄宗注。《新唐书·艺文志》记作“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文说“玄宗”。所谓“制旨”，就像梁武帝的《中庸义》称作“制旨”一样，实际上是同一部书。赵明诚《金石录》记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自己家中有这部刻本，共分为四大轴。大概是天宝四载九月，朝廷把《御注》刻在太学的石碑上，称为《石台孝经》。如今它还保存于西安府学中，共有四块碑，所以拓本题作四卷。玄宗《御制序》末尾说：“一章之中有几句话，一句话之内包含多重意义，全部记载下来文章就会繁多，略去则意义又会缺失。现在把这些内容保存于《疏》中，用来扩大阐发。”《新唐书·元行冲传》说：“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下诏让元行冲作《疏》，并立于学官。”《唐会要》又记载：“天宝五载下诏说，《孝经书疏》虽然粗略地阐明了经义，但还不能完备地包罗全书，如今再加以铺陈畅达，以补足文字的缺失，命集贤院抄写后颁行中外。”可见《注》曾经两次修订，《疏》也曾经两次修订。《唐志》把《疏》记作二卷，宋代《志》则记作三卷，大概是后来续增了一卷吧？宋咸平年间，邢昺所修的《疏》，就是以元行冲的书为蓝本。然而哪些是旧文，哪些是新说，如今已经无法辨别了。

译《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本子。今文称为郑玄注，其说法传自荀昶，但《郑志》中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古文称为孔安国注，这部书出自刘炫之手，而《隋书》已经说它是伪书。到了唐开元七年三月，皇帝下诏让群儒考订裁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张古文，提出十二条证据来驳斥郑玄。国子祭酒司马贞主张今文，摘出《闺门章》的文句，认为它粗鄙浅俗；又说《庶人章》割裂旧文，妄自增添“子曰”二字以及《注》中“脱衣就功”等语句，以此驳斥孔安国。相关文字都载在《唐会要》中。此后今文流行而古文废弃。元代熊禾作《董鼎〈孝经大义〉序》，于是说司马贞删去《闺门》一章，最终引发了玄宗无礼无度的祸乱。明代孙本作《孝经辨疑》，又说唐代宫廷内部不严肃，司马贞删掉《闺门》一章，是为了替国家避讳。难道删掉《闺门》一章，就会引发玄宗幸蜀的祸端吗？即使当时采用古文，天宝之乱难道就不会发生吗？唐代宫廷内部不严肃确实存在，但《闺门章》二十四个字与武氏、韦氏完全没有关系。把删去此章说成是避讳，却不知道究竟是在避什么讳。何况刘知几和司马贞两种意见一同上奏，《会要》所载当时的诏令，明明是仍依郑玄旧说施行。孔安国《注》的传习者很少，但它也属于保存失传典籍的制度。因此，并没有因为刘知几而废除郑玄之说，也没有因为司马贞而废除孔安国之说。又过了三年，才有玄宗御注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司马贞没有列名。《御注》流行以后，孔、郑两家的说法便一同废弃了，也没有听说司马贞后来又建议废除孔安国之说。熊禾等人只是因为朱子《刊误》偶尔采用古文，便把不采用古文说成大罪；又不了解唐代的典故，只听《中兴书目》有“议论者排斥毁弃，古文于是废止”的话，便沿袭这种错误说法，糊里糊涂地把罪过归给司马贞。他们不知道，若从《注》来说，孔安国的注失传了，郑玄的注也失传了；孔安国的注失传，要归罪于司马贞，那么郑玄的注失传又该归罪于谁呢？若从经文来说，郑玄本保存下来，孔安国本也保存下来，古文并没有因为司马贞的一次议论而灭亡，司马贞又有什么罪呢？如今详细考察其源流，可以明确知道，今文的确立始于玄宗的这部《注》；玄宗这部《注》的确立，则始于宋代诏令邢昺等人修订这部《疏》。各种喧闹纷争的说法，都是根据影子和传闻揣测出来的议论，置之不论不议就可以了。△《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内府藏本） 没有署编辑者的姓名。它把宋代司马光、范祖禹的说法合编成一部书。考察宋代《中兴艺文志》说：“自唐明皇时，议论者排斥毁弃古文，认为《闺门》一章鄙俗，于是古文便废弃了（按：这种说法错误，辨析已经见于《孝经正义》条下）。到司马光时，才开始采用古文作《指解》。”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又说：“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任职，作成《古文指解》，上表进献给仁宗皇帝。我又根据自己的见解，作了说明。”《书录解题》记载司马光、范祖禹的书各一卷。此本大概是因为两书前后相承，所以合编在一起。王应麟《玉海》记载司马光的书在至和元年进献，当时司马光任殿中丞、直秘阁，与范祖禹所说略有不同。然而《司马光集》所载《进表》说：“我曾经撰写《古文孝经指解》，皇祐年间进献给仁宗皇帝，私下担心年代久远后不能保存，如今抄写成一卷进献上去。”如此看来，范祖禹所说的是第一次进献的本子，王应麟所说的是重新进献的本子。《孝经》的今文、古文，自从《隋书·经籍志》记载王劭、刘炫以来，就一直纷纷争论不休。到了唐代，刘知几主张古文，司马贞主张今文。他们彼此驳斥议论的文字，《唐会要》都详细记载了，直到今天讲解经书的人也多半相互站在不同一边。然而他们所争论的不过是字句之间的差异。看司马光采用古文，但在每句下面却完整记载唐元宗今文的注。如果两种本子南辕北辙，能够把今文的注拿来注释古文吗？宋代黄震《日钞》说：“考察《孝经》本来就是一部书，古文、今文只是传写过程中略有不同。例如第一章，今文说：‘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说：‘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说：‘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说：‘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说：‘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字有的增加、有的减少，不过如此，在大的意义上本来没有不同。至于分章多少，今文《三才章》把‘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合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两章；今文《圣治章》第九把‘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合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两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的分合，大抵不过如此，在大的意义上也没有不同。古文又说：‘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这二十二个字，今文完全没有；古文另自成为一章，与前面分章的差异合计三处，共增加为二十二章。两者的差异也不过如此，并不是今文、古文各自成为一部书。”这番说法可以算是持平之论。司马光的解释和范祖禹的说法，读者只要观察它们的宏大旨趣，以探求天经地义的根本就可以了。关于今文、古文的争论，直接说是贤者的过失也可以。胡爌《拾遗录》曾经讥刺范祖禹的说法，说他把司马光注中“言之不通也”一句误作《经》文。如今用朱子《刊误》来验证，胡爌的说法确实如此。不过这也不是关系大义的事情，现在姑且仍按原本抄录，同时附载胡爌的说法，以纠正这一错误。（按：给《孝经》作注，驳斥今文而遵从古文，是从这部书开始的；五六百年来门户相争，则是从朱子采用此本作《刊误》开始的：都是追逐末节而遗忘根本。现在特意把黄震的话全部录下，说明其大概，以表明这种争论毫无意义。其余一切纷繁杂乱的说法，后面不再载录，也不再辨析。△《孝经刊误》一卷（通行本）

译宋代朱子撰写。此书成于淳熙十三年，当时朱子五十七岁，任主管华州云台观，正在此时写成。他采用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去旧文二百二十三字。书后有《自记》说：“我过去看到衡山胡侍郎的《论语说》（按：胡宏在高宗时任礼部侍郎，居住在衡州，所以称为衡山；他所著有《五峰论语指南》一卷），怀疑《孝经》引用《诗》的文字并不是《经》的原文。起初我非常惊讶，慢慢考察后，才明白胡公的话确实可信。而且《孝经》中可疑的地方不只是这一处，于是写信向沙随程可久先生请教（按：可久是程迥的字）。程可久回信说：不久前见到玉山汪端明（按：汪应辰，孝宗时任端明殿学士），他也认为这部书有许多内容是后人附会的。由此才知道前辈读书精审，他们的论断本来已经涉及这些问题。我私下庆幸自己有所依据、有所继承，因此免于凭空妄说的罪过。”如今考察《朱子语录》，黄震记载说：“《孝经》除了后人添加在前面的‘子曰’以及后面引用《诗》的文字，便有头有尾了。”又说：“‘以顺则逆，民无则焉’，是季文子的话；‘言斯可道，行斯可乐’这一段，是北宫文子评论令尹威仪的话，在《左传》中本来有完整的前后文。把它们载入《孝经》，上下都接续不上，完全没有意义。”叶贺孙又记载说：“古文《孝经》有些地方不如今文通顺。例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后面又加了一个‘子曰’字，才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这本来是一段话，却被‘子曰’分成两段，恐怕是不对的。辅广又记载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使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这难道不是违背道理吗？这样说来，就必须像武王、周公那样的人才能完全做到孝道，普通人都没有份，这难道不会诱发人们僭越作乱的念头吗？”可见朱子诋毁这部书，并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不愿意把自己置于擅改经书的地位，所以把这些意见托之于胡宏、汪应辰。欧阳修《诗本义》说：“所谓删《诗》，并不只是删去整篇，有时删去一篇中的一章，有时删去一章中的句子，有时删去一句中的字。”他引用《唐棣》《君子偕老》《节南山》三首诗作为证明。朱子大概暗中采用了这一做法。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此书，在书下评论说：“在千年之后保存将要失传的经典，能够卓然悟解疑难、辨明迷惑，如果不是才智杰出、特立独行的人，怎么能够做到？这是后学不敢仿效，也不敢妄加议论的。”这话确实正确。南宋以后，作《注》的人大多采用这个本子。所以现在特意把它著录下来，用来说明诸儒学说的渊源所在，以及学术门户分立的由来。△《孝经大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董鼎撰写。董鼎有《尚书辑录纂注》，已经著录。起初，朱子作《孝经刊误》，只是整理确定《经》《传》的篇章，删削字句，还没有来得及为它作训释。董鼎于是依据朱子的改本，为它作解释。凡是改本中圈记的字，全都删去；改本中辨正的话，仍保存在各章末尾。所谓“右传之几章释某义”的内容，全都逐一依照原文推演出来，没有增减。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中所谓不解释《经》而另外阐发一种意义的地方，也只是用《经》以外的义理来说明，没有加以辨驳诘问。只有增注今文、古文异同的内容，是董鼎所增加的。他的注释稍微夹杂方言，例如说“今有一个道理”，又说“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大致像《语录》的体例。他铺陈发挥的语气，完全采用口头讲解的形式。虽然遣词不免稍显冗长，但阐发明白畅达，很能反复说明以穷尽其意，对初学者也并非没有益处。书前有熊禾的序，大概是大德九年，董鼎的儿子真卿跟随胡一桂到云谷山中拜访熊禾，拿这部书请熊禾评定；熊禾于是嘱托族兄熊敬刊行，并亲自为书作序。序中称朱子为“桓桓文公”。考察《尚书》说：“勖哉夫子，尚桓桓。”孔安国《传》说：“桓桓，是威武的样子。”《尔雅》说：“桓桓、烈烈，是威严的意思。”这些说法都与著书阐明道理的宗旨没有关系，颇为杜撰。又把“文公”二字另起一行以表示敬意，而“孔子”“曾子”二字却都不另起一行，也很是颠倒。因为这些内容在原本中都有，所以姑且仍按旧本著录。△《孝经定本》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吴澄撰写。吴澄有《易纂言》，已经著录。此书以今文《孝经》为底本，仍依照朱子《刊误》的体例，分列《经》《传》。《经》把今文六章合为一章；《传》依照今文分为十二章，但改动了篇章次序。至于朱子删去的一百七十二字（按：朱子《刊误》共删二百二十三字，其中有些是删去句中的字；这里仅统计所删的句子，所以只有一百七十二字），以及古文《闺门章》的二十四字，都附录在书后。书后有大德癸卯年吴澄门人河南张恒的跋文，说吴澄“考察邢昺《疏》，知道古文是伪书；考察朱子所论，又知道今文也有可疑之处，于是整理各种说法，加入自己的见解，编成供家塾教导子弟的书。不想把它流传出去，也未曾给别人看过”。大概吴澄心中也有不安。他说汉初诸儒才第一次见到这部书，大概没有考察魏文侯曾经为它作《传》，这件事见于蔡邕《明堂论》。至于他根据许慎《说文》所引用的古文《孝经》中“仲尼居”没有“闲”字，便知道古文中的“仲尼闲居”是刘炫妄自增加的。又据桓谭《新论》说，古文《孝经》有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不同的有四百多字。如今刘炫本只有一千八百七十字，比今文多八字。除去增加《闺门》一章的二十四字外，与今文不同的字只有二十多个。这样看来，它比司马贞攻击古文时只泛泛说文句鄙俗，更是有根据。它所确定的篇章次序虽然多有割裂旧文之处，但解释简要明白，也条理井然，自成体系。朱子的《刊误》既然不可废弃，那么吴澄的这部书也不能不保存。这样一来，《孝经》就有了两种改本。△《孝经述注》一卷（《永乐大典》本）

译明代项霦撰写。项霦的生平事迹无从考察。只有《江西志》记载：“项霦，浙江临海人。洪武年间任按察司佥事。”这与黄昭《原序》所说相合，应当就是这个人。本书采用古文《孝经》本。他的解释不追求深奥的议论，而是顺着原文推演意义，按篇章标明主旨，词意颇为简明，仍属于说经家中不枝蔓的一类。《明史·艺文志》没有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也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只有《永乐大典》保存了这一本书，但编排次序已有脱漏，把第七章的《注》文编入第六章《经》文之下，于是第六章没有《注》，第七章没有《经》。现在依据古文原本，把散佚的《经》文补入。散佚的《注》文，世上没有别的本子，无法补缀完整了。这部书埋没在虫蛀的简册中三百多年，世上没有人能够举出它的名称；如今有幸遇到昌盛的时代，使它重新显露光彩，也是一万世中难得一遇的际会。因此特意把它搜集整理出来，使后世能够知道，不因残缺而废弃它。△《孝经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道周撰写。黄道周有《易象正》，已经著录。这部书写于他受廷杖、下狱的时候。他写书的宗旨，见于门人记录的文字，说：“《孝经》有五项大义。以人的本性建立教化，依据人心施行治理，使人知道不孝就没有教化，不合本性就没有道理，成为圣贤学问的根本，这是第一项。把教化归约到礼，把礼归约到敬，以敬达到中和，以孝引导和谐，这是帝王达到治理境界的源流，这是第二项。顺应天、依凭地，常常把自己处在地道的位置上，履行顺从、实行谦让，使天下人消除暴戾之心，觉悟到五刑、五兵都没有施展力量的地方，这是古今治乱的源流，这是第三项。反对文饰而崇尚质朴，用夏、商的治道来挽救周代，这是第四项。排斥杨氏、谴责墨氏，使佛、老之道不能扰乱常道，这是第五项。”他根据这五项，区分篇章，然后用《礼记》各篇的条文贯穿并附列其中。他《自序》中所说的“五微义”“十二著义”，都没有超出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他著书的纲领。不过，他最初的说法是把几处引用的《诗》分别归入后面的篇章，如同《中庸尚絅章》的例子；现在却仍然附在各章之后，大概也是自己知道原来的说法不妥。他起初又想先阐明篇章，其次论述孝敬的源流，第三论述反对文饰、归于质朴，似乎想自立名目，采用《大学衍义》的体例。现在的本子却仍然依照《经》文的次序，只是杂引经书和典籍来加以证明，也与最初的体例不同。从前朱子作《刊误后序》说：“想要选取其他书中能够阐发这部《经》宗旨的话，另编为《外传》，只是还不敢这样做。”黄道周这部书，大概暗中与朱子的想法相合。他的推演阐释颇为详尽周密，大概在崇祯戊寅年起草，到癸未年完成，几次改变体例以后才写成，所以比他所注的《礼记》五篇在一年之内完成的作品更加精密。△《御注孝经》一卷，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亲自撰写。《孝经》的文字浅近而意义深远，依次推开来说，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推而广之，从闺门之内的孝道可以推广到四海；专心实行并达到极致，即使愚夫愚妇也可以与神明相通。所以说它平易，人人都能明白、能够实行；说它精微，即使圣人也要深思熟虑来阐明解释。这部《御注》约有一万多字，采用石台本，不采用孔安国本，是为了平息今文、古文两派的门户之争；也不采用朱子《刊误》本，是为了杜绝擅自改动经文的苗头。义理一定精粹，文辞没有深奥隐晦之处，希望做到家家户户都能明白。考察历代帝王注释这部经书的，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有《孝经义疏》，如今都已不存在。只有唐玄宗的御注列在《十三经注疏》中，流传于世。司马光、范祖禹以下的人，全都不能超出唐玄宗御注的范围。如今又得到圣上的制作和表彰，使孔子、曾子的遗训没有一个义理不能彰明，没有一个人不能晓喻。回头看唐玄宗的注释，它远远超过了唐玄宗的注，不止万倍。△《御纂孝经集注》一卷，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亲自审定。《孝经》全书只有一卷，但虞淳熙称，撰写传注的，从魏文侯以下直到唐宋，有姓名可考的将近九十九部、二百零二卷，元、明两代还不包括在内。这些书虽然年代久远，大多散佚，近来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用的，仍有唐代五家、宋代十七家、元代四家、明代二十六家、本朝十家。然而，宋代以前流传下来的文章和言论极少。宋代以后所作的解释，大多拿古文来攻击今文，又拿朱子《刊误》来攻击古文，对于孔子、曾子的宏大义理和精微言论，反而看作无关紧要的事，注释越多，距离《经》旨越远。世宗宪皇帝认为各种注本有的弊在庸俗浅薄，有的失于杂乱，不足以阐明天经地义的道理，于是指示儒臣，精心删汰，剔除糟粕，保存精华，仿照朱子《论语孟子集注》的体例，编纂了这部书。凡是润色、裁定群家言论的工作，都亲自审定，与世祖章皇帝的《御注》一同阐发圣人教化，光辉并列。正值我世祖章皇帝使四海会同，光明承继大统；我世宗宪皇帝身居九重，问候视察，恭敬侍奉父皇。孝治广泛施行，欢欣传遍万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二卷〕 以圣人契合圣人，确实深深探得了至德要道的根源。所以能够权衡鉴别各种议论，取得适当的折中，用来建立皇极、确立人伦纲纪，原本不是儒生的义疏所能相比万分之一的。△《孝经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书全部驳斥朱子《孝经刊误》和吴澄《孝经定本》两书。书中假设门人张燧发问，由毛奇龄回答，共十条：第一，《孝经》不是伪书；第二，今文、古文不是两个本子；第三，没有刘炫伪造《孝经》的事情；第四，《孝经》分章始于何时；第五，朱氏分合《经》《传》没有根据；第六，《经》文不应删削；第七，《孝经》说的“孝”不是“效”的意思；第八，朱氏、吴氏删削《经》文没有优劣之分；第九，闲居侍坐；第十，朱氏极力论述改动经文的弊端。

译但第十条实际上是在议论明人敢于辱骂刘炫，却不敢辱骂朱子、吴澄，又附带说到朱子尊崇二程超过孔子，这与所标的题目并不相应。大概题目是门人加上的，不是毛奇龄自己确定的，所以有时失去了本来的旨意。汉儒解说经书依据老师的传授，老师没有说过的，即使一个字也不敢更改。宋儒解说经书依据义理判断，只要义理有根据，那么连《六经》也可以改动。不过，谨守师传的弊端不过是失于拘泥；凭借义理判断的弊端，有时会发展到肆意妄为、无法控制。王柏等人篡改《尚书》，删削二《南》，竟强悍地想超过孔子，这种风气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毛奇龄这部书意气用事，叫嚣激烈，确实不免失之过分。但他的意图在于谨慎守护旧文，不想开启变乱古经的习气，他所持的论点不能说不正确。──以上“孝经类”十一部，十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孝经》文字意义明白，篇卷简少，注释者最容易写成书。然而也正因此，注释往往陈陈相因。现在选取其中稍有精义的，略录数家，以显示大概，所以保存的特别少。） ○孝经类存目 △《孝经句解》一卷（内府藏本） 元代朱申撰写。朱申有《周礼句解》，已经著录。这部书的注释极其浅陋。例如“仲尼闲居”一句，下面注说：“孔子名某，字仲尼。闲居，是说闲暇居处的时候。”“曾子侍”一句，下面注说：“曾子是孔子的弟子，名参，字子舆。侍奉孔子坐着。”“子曰”下面注说：“孔子说。” “参”字下面注说：“叫着他的名字告诉他。”这大概是乡塾中教授蒙童的课本，不足以称为解释经书的著作。卷首题作《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但书中却按今文的篇章次序标列其中，字句又不依从朱子《刊误》本，也十分混杂而没有条理。《通志堂经解》把它刻入其中，大概只是姑且凑数罢了。△《孝经正误》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潘府撰写。潘府字孔修，是上虞人。成化丁未年进士，官做到太常寺卿。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潘府认为《孝经》全是孔子的话，不应强行分为《经》《传》，于是依据旧本加以校正：有时把几章合为一章，有时把一章分成数章；一节之中，前后相互移动；数节之中，上下次序改变；最终定为十三章。注释则兼采各位儒者的说法。附录为《曾子孝实》一卷。卷首有潘府《自序》，并记载《总说》六条。他自称有幸恢复了圣经的旧貌，然而又有谁见过圣经的旧本，能够证明他是否真的恢复了旧貌呢？△《孝经宗旨》一卷（通行本） 明代罗汝芳撰写。罗汝芳字维德，是南城人。嘉靖癸丑年进士，官做到布政使参政。《明史·儒林传》把他附见于《王畿传》中。这部书都在阐明《孝经》的大旨，用问答形式来发挥自己的学说，与依照经文逐句解释的著作不同。罗汝芳讲求良知之学，书中专门阐明这一宗旨，所以用“宗旨”二字作书名。朱彝尊《经义考》认为没有见过这部书，但陈继儒《秘笈》中确实有此书，朱彝尊大概是偶然考察遗漏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又另外引用一种说法，认为是罗洪先撰写的，也不对。△《孝经疑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姚舜牧撰写。姚舜牧有《易经疑问》，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孝经》的语意前后贯通，不应分章，尤其不应设置章名。例如第一章的“开宗明义”、第七章的“三才”、第十七章的“事君”，都没有取义的必要，因此全部删去。他的解释，则都是老生常谈。他又认为《经》文多出自汉儒附会。例如“则天之经，因地之利，以顺天下”等话，似乎像汉儒的言论。“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的文字，意义前后接续不上，也应当删去。他又认为各章都引用《诗》《书》作为结尾，这一点与《韩诗外传》《天禄阁外史》相类似。《孝经》的今文、古文虽然直到今天仍有争论，但自汉代以来就已经分章，从来没有合为一篇的。它的字句虽然有异同，即使依据朱子的学说，因古文而作《刊误》，最终也不能满足儒者的心意。姚舜牧是什么人，竟敢再次变乱古籍呢？何况只有圣人才能了解圣人，姚舜牧凭什么依据，能够一一分别哪些是孔子的话、哪些不是孔子的话，难道他亲眼见过圣人的原本吗？△《孝经集讲》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原本卷首题作“直隶扬州府泰州端本社学教读后学草茅臣熊兆集讲”，又有“直隶扬州府知府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再呈看过收受”等字样。大概是乡曲鄙陋的儒生为投献求进而写的书。其中的训释都文辞粗俗、意义浅陋，完全没有可观之处。书前列有一幅图，把圈内作为五品人伦的正道，圈外作为万物的偏邪。又把元解释为天、父、君，把亨解释为长男、中男、少男，把利解释为长女、中女、少女，把贞解释为地、母、后。又推演出《天经地义人行之图》《修学致用推孝为忠之图》，都是迂曲荒谬、牵强附会，毫无义理可言。大概是无知妄作之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孝经注义》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本朝魏裔介撰写。魏裔介字石生，号贞菴，是柏乡人。顺治丙戌年进士，官做到保和殿大学士。乾隆元年追谥文毅。这部书按照《孝经》的篇章进行解释。训释字义的部分，标题作“注”；铺陈阐发文意的部分，标题作“义”。文辞和旨意浅近，大概是教授蒙童的作品。△《孝经集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蒋永修撰写。蒋永修字慎斋，是宜兴人。顺治丁亥年进士，官做到平越府知府。这部书顺着原文解释，用来训导儿童，是他任给事中、督学湖广时所作。原来与《小学》合刊，书名叫《孝经小学集解大全》。把宋儒杂纂的著作与圣经编在同一部书中，体例不合，难以著录。现在分为两部书，各自保存原来的书目。△《读孝经》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应是撰写。应是字敬非，号敬斋，是宜黄人。康熙己酉年举人。这部书以唐宋注疏为主，参照陈选《集注》和各家的说法。他自己所作的注释，称作“愚案”。大多只是顺着原文摘取句子，没有什么阐发。△《孝经类解》十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本朝吴之騄撰写。吴之騄字耳公，是歙县人。康熙壬子年举人，任绩溪县教谕，升任镇江府教授。这部书大量引用经、史、子、集来证明《经》文。不过，解释经书在于发挥其中的精微意义，不应旁引后代的史实，牵强比附。例如解释“事君”一句时所引用的经文，有《曲礼》“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服官政”等话；所引用的史实，则有文天祥起兵入卫等事。这样一来，每一句下面都可以编成类书中的一门。典籍如此浩繁，哪里还承载得完呢？△《孝经正文》一卷、《内传》一卷、《外传》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本朝李之素撰写。李之素字定菴，是麻城人。这部书完成于康熙丙辰年。它以朱子《古文孝经刊误》为底本。首先是《正文》一卷，在《经》文每章之后附上几句注释，文辞和旨意颇为浅略。其次是《内传》一卷，杂引经、史、子、集中的话来与《孝经》相互证明。再次是《外传》三卷，记载从大舜以下直到明末的孝子事迹。△《孝经详说》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本朝冉觐祖撰写。冉觐祖有《易经详说》，已经著录。这部书遵用今文，完整载录唐玄宗的《注》，节录邢昺的《疏》，兼采元代董鼎、明代瞿罕、陈士贤各家的说法，末尾附上朱子《刊误》。但全书大旨在于辨析确定吕维祺所著的《孝经本义》《大全》《或问》三书。所附《吕氏或问摘录》一篇，既逐条阐发其中的意义，又附《馀义》一篇来纠正他的错误。大概吕维祺的学说兼采陆王之学，冉觐祖则恪守程朱之学，所以议论有相合之处，也有不相合之处。不过，吕维祺《表章孝经疏》后面所附的拟定题目，列有单句题、双句题、连句题、摘段题、搭截题、全章合章搭章题等名称，既不是解释经书的体例，也不是讲学的方法。冉觐祖为什么反而十分赞取它呢？△《孝经》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朱轼作注。朱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经著录。这部书采用吴澄考订的本子，只是稍微推演阐发其中的意义。凡是不标姓名的，都是吴澄的原文；凡是称作“轼按”的，都是朱轼增写的。卷前有《自序》，又有梁份、殷元福两篇《序》。梁份《序》说：“这部书不标篇目次第，自称‘朱某学’。公，是大儒，也是大臣，却总是谦逊到这种程度，等等。考察汉代儒者传授经书，如梁丘氏传《易》、夏侯氏传《尚书》一类，大多不另立名目，苏轼大概沿用了这种体例。又如何休注《公羊传》，称作“何休学”，也不是苏轼首创。△《孝经三本管窥》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吴隆元撰。吴隆元有《易宫》，已经著录。这部书首先是《孝经今古文考》，其次是《古文本》，再次是《今文本》，最后是《朱子刊误本》。全书主旨认为古文本是正确的，大概是因为朱子的《刊误》采用了古文本。△《孝经集解》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清代张星徽撰。张星徽号北山，是永城人。自从朱子撰写《孝经刊误》，开始删改字句，分别《经》和《传》，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后来的儒者已经不能不对此产生疑问。到了清代，蔡衍鎤又合为《经》一章、《传》十章，以便与朱子重新厘定的《大学》版本相配。圣人的《经》和贤人的《传》，垂示教训的意旨本来相同，但文章的体例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如今《大学》是一《经》十《传》，《孝经》也一定要一《经》十《传》来相配，这样孔子、曾子的著作竟像时文的格式，必须限定为八比。有这样的圣贤吗？蔡衍鎤的见解实在错误，张星徽却遵从并采用了它，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解释如何了。△《孝经章句》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任启运撰。任启运有《周易洗心》，已经著录。这部书完全遵循朱子的《刊误》本，但在《传》的十章中增加了“君子无不敬也”等一百一十二字。这些文字与《礼记》略有异同，但今本《孝经》都没有。任启运在《自序》中说，他是在山西一座佛寺中得到此本的，怀疑是熊安生所传的版本。又说：“王肃在《家语》中说，原文有见于《戴记》的内容，后人就把这段文字从《家语》中删去了。这一章的缺失，也一定是因为原文见于《戴记》，后来有人把它从这里删掉了。”考察熊安生是北齐人，他所传的版本怎么可能直到今天还存在？这种说法没有证据。而且马昭认为《家语》是王肃伪造的，这种说法如今载在《礼记疏》中，言之确凿。任启运却又引用它作为证据，恐怕这一章也属于王肃《家语》一类的内容。△《孝经通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华玉淳撰。华玉淳有《禹贡约义》，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雍正甲寅年。全书主旨认为《孝经》一篇首尾贯通，不必分为《经》和《传》。其中删削的字句，依从朱子的《刊误》；简文中的错误，则依从吴澄考订确定的文字。这样看来，《孝经》到了华玉淳手中，又变成了一个版本。△《孝经本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姜兆锡撰。姜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经著录。这部书随着原文逐句解释，别无考订，只是塾师教授儿童的课本。△《孝经通释》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曹庭栋撰。曹庭栋有《易准》，已经著录。这部书极力主张古文本，并把今文本附录在下方。它辑录注释，征引相当完备，所收有唐代五家、宋代十七家、元代四家、明代二十六家、清代十家，另外作为旁证的诸家说法又有十二家。然而《孝经》的词义显明，不像其他经书那样深奥隐晦，各家说法大同小异，只不过多列出了作者姓名而已。──以上“孝经类”十八部，五十三卷，都附列《存目》。

译（考：虞淳熙的《孝经集灵》旧时列在经部。但它过分铺陈神怪，比纬书还不如。现在降列在《小说家》。黄榦的《孝经本旨》、江直方的《孝经外传》、李长桂的《孝经纲目》、朱鸿的《经书孝语》，完全不解释《经》文，现在另列在《儒家》。至于李之素的《孝经内、外传》仍列在《孝经正文》之后，姑且附列保存。） 卷三十三 经部三十三 ○五经总义类。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而兼治《易》一类的人，他们对经书的训释和故训都分别自成一书。宣帝时，才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中没有可以归属的类别，于是把它杂列在《孝经》中。《隋志》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各家的著作，也附在《论语》类的末尾。《旧唐书志》才另立“经解”之名，后来各家著录都沿用了这个名称，但它并没有体现兼收诸经的意义。朱彝尊撰写《经义考》，另列名为“群经”。大概是觉得这个名称不妥，于是采用刘勰《正纬》中的说法加以改名，但又没有把它看作训诂之书。徐乾学刊刻《九经解》，顾湄兼取汇集经解的意义，命名为《总经解》，何焯又斥责这个名称不通（相关话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可见要把名称确定恰当是如此困难。考察《隋志》，其中统论各经的书虽然没有另立部类，但在《论语类》末尾称《孔丛》《家语》《尔雅》等书，并把“五经总义”附在这一类中，那么本来就已经称作“五经总义”了。现在依此确定名称，大概还接近古义。《论语》《孝经》《孟子》虽然各自成书，实际上都属于《五经》的支流别派，也足以用这个类别统摄。校正文字以及传授经书的各种图表，也一并大略附列在这里，按照其类别归入。△《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这是汉代郑玄驳斥许慎《五经异义》的文字。考察《后汉书·许慎传》，称许慎认为《五经》的传说解释褒贬不同，于是撰写《五经异义》，流传于世。《郑玄传》记载郑玄著书一百多万字，其中也有《驳许慎五经异义》这一书名。《隋书·经籍志》著录《五经异义》十卷，题为后汉太尉祭酒许慎撰，却没有提到郑玄的《驳议》。《旧唐书·经籍志》说：“《五经异义》十卷，许慎撰，郑玄驳。”《新唐书·艺文志》也相同。大概郑氏驳斥的文字，就附见在许氏原书之中，并不是另成一书，所以各代史志的记载也有详略不同。到了《宋史·艺文志》，连这部书的名称也没有了，可见它自唐代以来已经失传很久。学者所能见到的《异义》，只出自《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等书的引文；郑氏的《驳义》除《三礼正义》以外，保存下来的也很少。这部书是从各书中采集编缀而成的，有的题作宋代王应麟编，但没有确凿依据。其中有的只保存单词短句，《驳》还在而《义》已经缺失；原本错杂混编，颇为缺乏条理。现在详细加以整理校正，把《义》和《驳》两方面都保存下来的内容汇列在前面。只保存《驳》或只保存《义》的，则附录在后，以备参考。近来朱彝尊的《经义考》中也曾旁引郑玄《驳》数条，而长洲惠氏所辑的本子搜集得更加广泛完备，往往有许多是这部书没有收录的。现在把两家所采录的材料相互参照考证，删去重复，共确定五十七条，另编为《补遗》一卷，附在后面。其中有《异义》而郑玄没有驳文的，是因为郑玄与许慎的意见相同。两汉经学，号称极为兴盛。像许慎和郑玄这样的人，尤其都是一代通晓群经的大儒，双方势均力敌，攻守往来，绝不是后世那些一知半解的人所能窥见其门径的。这部编书虽然只是散佚遗文的残余，原书十成中连一成都不到，但其中援引经书、依据古义，仍然可以看出典范。即使只是残章断简，也本来远胜于后世儒者累牍连篇的著述。△《郑志》三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考察《隋书·经籍志》，《郑志》十一卷，魏代侍中郑小同撰；《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后汉书》郑玄本传则说：“门生共同编撰郑玄答复弟子的内容，依照《论语》的体例作《郑志》八篇。”刘知几《史通》也说：“郑玄的弟子追述老师的学说以及老师的应答，称为《郑志》。分授给门徒、各自记述老师言论而不涉及问答的，称为《郑记》（考：《通典》和《初学记》所引用的《郑记》，都有王赞的答词，与刘知几所说的“不问答”不相合。考察《孝经疏》引用这段文字作“各述师言，更为问答”，可知“不”字是“为”字的讹误。王应麟《玉海》、朱彝尊《经义考》都沿用了错误的版本，很失于校订。又《通典》所引《郑志》，都是郑玄与门人问答的言辞；所引《郑记》，都是他的门人彼此问答的言辞，由此可知《郑志》和《郑记》的区别就在这里。《曲礼正义》引用《郑志》，有崇精的提问和焦氏的回答；《月令正义》引用《郑志》，有王权的提问、焦乔的回答，以及焦氏的提问、张逸的回答。怀疑这些本是《郑记》的文字，校刊者只是根据《史通》“更不问答”的说法，才改列为《郑志》）。这些说法彼此不同。但范蔚宗距离东汉末年不远，他的说法应当必有根据。《隋志》依据《七录》，也是阮孝绪等人考订确定的，并非唐宋各《志》那样动辄疏漏错误，绝不可能发生把甲书误列入乙书的事情。推测追记这些内容的是郑玄的各位弟子，而编次成卷的则是郑小同。《后汉书》追溯它的起始，《隋书》概括它的最终情况。八篇却分成十一卷，由此可知这不是各位弟子原来的版本。《新唐书》《旧唐书》记载《郑记》六卷，仍与《隋志》相同。但这部书却作九卷，已经失佚了二卷。到了《崇文总目》开始不再著录，可见到北宋初年已经全部失传。这部书现存三卷，无法考知出自谁人。看书中《礼运注》“澄酒”一条回答赵商提问的文字，前后出现两次，详略略有不同；又陈铄的姓名前后出现两次，而后面一条注本作“铿”：由此可知，这是喜好郑氏之学的人痛惜其著作散佚，从各经《正义》中辑集而成的。不过，书中所载“弼成五服”回答赵商提问的一条，不称《益稷》而称《皋陶谟》，正好与孔颖达《疏》所说的郑氏版本相合。又卷首冷刚问《大畜》“童牛之牿”一条，如今《周易正义》中没有，而《周礼正义》引用了它，只是比本书少了“冷刚问”以下六十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