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八 史部三十四

译明代姚希孟撰写。姚希孟字孟长，长洲人。万历己未年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他所作的游记，以“循沧”为篇名，大概是采用宋代袁粲的话。上卷十三篇，都是游览太湖、洞庭时所作。下卷十五篇，则把他一生所作的南北游记都收在其中。末尾是题跋王文恪《洞庭游记》二篇，以及题跋徐弘祖《鹿门鸿宝册》一篇。徐弘祖也爱好游览，所以按同类附在游记之后。它的文体完全沿袭公安、竟陵的习气，务求以纤细轻佻为工巧。甚至《游广陵记》在整篇散文之中，忽然写出一联骈偶句：“洞天深处，别开翡翠之巢；笑语微闻，更掣鸳鸯之锁。”自古以来，哪里有这样的文风呢？△《山行杂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宋彦撰写。宋彦是华亭人，与赵宦光同时。曾到京师，先后游览玉泉、香山，于是记述那里园亭、寺刹、岩壑的胜景。这大概也是学习《游城南记》等书而作的。但考据多有疏漏，例如书中说：“玉泉道上有《壮节祠碑》，称崇安侯谭公而没有记他的名字，怀疑是靖难时战死的武臣。”考察可知：崇安侯谭渊跟随成祖起兵，在夹河战死，子孙得以世袭侯爵。当时郑晓、王世贞所著的书中，都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而宋彦竟然不知道，也实在很不熟悉典故。△《名山记》四十八卷、《图》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大概是因何钅堂的书而增补编修的。全书北直隶二卷，南直隶十卷，浙江十卷，江西四卷，湖广四卷，河南三卷，山东二卷，山西一卷，陕西一卷，福建二卷，广东二卷，广西一卷，四川二卷，云南一卷，贵州一卷；前面是《图》一卷，大略绘制名胜古迹。末尾是《附录》一卷，内容则是荒诞怪异的说法，如《神异经》《十洲记》一类。所收古人游记约占十分之三，明人游记约占十分之七。采录相当丰富，但尤其杂乱。例如郦道元《水经注》、徐兢《高丽图经》、张敦颐《六朝事迹》等书，都被割裂摘取，拼凑堆砌，改换名目。至于孔稚圭《北山移文》、骆宾王《冒雨寻菊序》、宗忄禀《荆楚岁时记》、周密《武林旧事》、杨衍之《洛阳伽蓝记》、王观《扬州芍药谱》、张鎡《梅品》、王世贞《题洛中九老图》等，胡乱收入其中的更不可尽数。不知道这些同名山有什么关系！书中的图前有篆书题记说：“崇祯六年春月，墨绘斋新摹。” 由此可知，这是出自书坊商人之手。胡维霖《墨池浪语》却说：“《名山记》是何滨岩编集的，近来又加以补入。景物一定探究幽深之处，文字一定达到奇异境界。” 仁者、智者难道能够把天下走遍吗？得到这部书，便可以躺着游览天下。所谓“补入”，大概就是指这个版本。恐怕胡维霖没有仔细看过这部书吧。△《广州游览小志》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士祯撰写。王士祯有《古欢录》，已经著录。王士祯在康熙甲子年十一月奉命祭告南海，乙丑年二月八日到达，四月一日返回。计算起来，他在广州停留了五十一天，于是游览古迹，写成这部志书。所记光孝寺、六榕寺、五羊观、海幢寺、海珠寺、越秀山、蒲涧寺、长寿寺、南园三忠祠九处，都是广州城内外的地方。△《天下名山记钞》（无卷数，内府藏本） 清代吴秋士编。吴秋士字西湄，歙县人。这部书取何钅堂《游名山记》和王世贞的《广编》删削抄录，没有一字经过考订。△《泰山纪胜》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代孔贞瑄撰写。孔贞瑄有《大成乐律》，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初任泰安教谕时，记录游历所得而作的。大体仿照《岱史》的旧例，从万仙楼以下共五十多则，每处景物分别叙述它的胜景。其余与岱宗山脉相连的各山，如尼山、防山、龟山、蒙山、凫山、绎山之类，也都收入记载。其中关于捨身崖、社首、蒿里、封禅的几条，立论颇不违背正理。但对于封禅的旧典，引证还不够详尽周全。总的来说，议论多而考据少，文章风格也还沿袭竟陵末派。△《匡庐纪游》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清代吴阐思撰写。吴阐思字道贤，武进人。所记庐山名胜共五十八条，文字颇为简洁。但总的来说，长处在于描摹景物。△《滇黔纪游》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清代陈鼎撰写。陈鼎有《东林列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客居游历滇、黔时所作的记录。上卷记黔，下卷记滇，对于山川佳胜，叙述很有情致，但也不免偶尔出现鄙俗的言语。例如记贵州各地苗人说：“男子美丽的，就是古代的潘安，宋代的美男子也有比不上的；女子美丽的，即使汉代的赵飞燕、唐代的杨太真也没有能超过她们的。这种女子，想买的人，牛马要用千数来计算。男子都不愿意做龙阳君，有人侵犯他们，便往往自杀。”又记楚雄、姚安、开化三郡说：“我遍游三郡，分别时各有赠送。土产礼物的丰盛、赠送路费的厚重，有的多到一百金。”等等，这些话实在鄙陋。又如记述三塔寺黄华老人石刻一事，黄华老人就是金代王庭筠，他所作的四首诗刻在山西汾州的石上，所以有“人道高欢避暑宫”一句。后来李中阳才开始摹刻在点苍山，王士祯《居易录》记载得很详细。陈鼎却认为是仙人所写的笔迹，那么他的考证疏漏，也可以由此大略看出。△《玉山遗响》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张贞生撰写。张贞生号篑山，庐陵人。顺治戊戌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

译玉山在泰和县仁善乡，起初名叫义山，后来改名匡山，当地人称为子瑶山。张贞生曾在这里游憩。这部书开头收录他所作的诗；其次收录所题的对联；再次收录所作的记；接下来是《茅屋随札》，即他在山中的日记；最后收录他人所作的诗、赋、传、记。前面有罗丽的序，说张贞生所著文集尚未刊行，这是他居家一年之内，留连山水，随笔记录下来，用来表现他的情怀寄托。所收虽然都是诗文，但体例介于游记和地志之间，所以附入《地理类》。△《苍洱小记》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清代毕曰澪撰写。毕曰澪有《滇游记》，已经著录。这部书也是毕曰澪的父亲毕忠告任云南布政司参议时，毕曰澪前往大理省觐父亲，记述当地山川名胜而作的。相传灵鹫山就是今天的点苍山，是释迦佛修道的地方；宾川的鸡足山就是迦叶的道场。所以毕曰澪在这部书中多引用佛经作为证据。──以上“地理类”游记一类，共二十一部、一百二十三卷，其中二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南中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作晋代常璩撰写。前面有顾应祥的序说：“这部书附在《华阳国志》中，近代已经失传。升菴杨太史谪居滇地时，把他过去收藏的版本亲手抄录出来给我看。”考察隋代以来的《经籍志》《艺文志》等书目，都没有这部书。宋代李焘校订《华阳国志》时，原序完整保存，也没有说附有这一卷。而且汉代王恢攻打南越是在建元六年，张骞出使大夏是在元狩元年；这里却说张骞带着白帝向东越攻打南越，大行王恢前去救援。年代先后既然不同，事迹又不知道根据什么。晋泰始七年分益州设置宁州，而这里说是泰始六年；牂柯郡下面又把元鼎六年误作元鼎二年，前后抵牾不一。杨慎喜欢伪造书籍，这部书大概也是《汉杂事秘辛》一类的伪书。△《高丽记》（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徐兢撰写。考察可知，徐兢另有《高丽图经》四十卷，已经著录。这一版本所载内容，就是从《高丽图经》中摘抄而成，并不是两部书。△《记古滇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代张道宗撰写。前面有嘉靖己酉年沐朝弼的序，却称张道宗是元代人。卷末题写“咸淳元年春正月八日，滇民张道宗录”。但书中又记载元统二年设置段信茁为大理宣慰使司事，前后颠倒矛盾，突然无法查问。这部书大体是暗中剽窃各史《西南夷传》，只是略微改动文字。只有所记金马、碧鸡的故事，说阿育王有三个儿子争逐一匹金马，幼子名叫至德，追到滇池东面的山上得到它，于是把那座山命名为金马山。长子名叫福邦，随后到了滇池西面的山上，忽然看见一只碧色凤凰，于是把那座山命名为碧鸡山。所谓金马、碧鸡之神，就是这两个儿子。这个说法荒诞，和史传尤其不同。文字也多不雅正，大概是伪托之作。何况书中明白说：“宋朝兴起后，北方有强大的敌人，无暇向远方经营。使者和传书往来，也不能通到中国。” 那么，为什么在度宗衰微的时候，反而奉行宋朝的正朔呢？这样看来，不但张道宗所处时代恍惚难以凭信，就连这个人的有无也不能马上相信了。卷首有杨慎的点校字迹，难道是杨慎依托他人之名，故意把文章弄错来迷惑后人吗？△《异域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篇首胡惟庸的序说：“所谓《臝虫录》，是我自吴元年丁未出镇江陵时，有一位处士周致中，他是前元的知院，拿着这部书献到军门。”由此可知，这部书最初名为《臝虫录》，是周致中所作。开济的跋又说：“这部书是我兄长从青宫得到的，是建国初年的旧物。现在我兄长重新编定，把书名改为《异域志》。”由此可知，《异域志》这个书名，是开济的兄长改定的。但考察明太祖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建立国家，国号称吴；丁未年应当称“吴三年”，不能称“吴元年”。又开济的跋题作“壬午长至”，这是惠帝建文四年。当时开济已经被诛杀很久，不应还能作跋。怀疑这些都是托名伪作。书中杂论各国的风俗、物产和土地，文字非常简略，颇像金铣所刻的《异域图志》，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地方。△《异域图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后有明代广信府知府金铣的序，说宋代也有应天府，因而怀疑这是一部宋代的书。但书中记载明初把元梁王的儿子封在耽罗，因此无疑是明代人所作。此书采集各史和各种小说编成，颇有疏漏错误。例如占城臣属于安南，却说安南“臣属于占城”，实在不足为据。其他叙述也过于简略。△《百夷传》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钱古训撰写。钱古训是余姚人。洪武甲戌年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政。百夷就是麓川平缅宣慰司。（考：百夷就是今天的猡夷，是译语的对音，所以没有固定的字形。）洪武二十九年，该地酋长思仑发上诉，说与缅人发生战争。钱古训当时任行人，和同僚桂阳人李思聪奉诏前往晓谕，思仑发等听从命令后返回。于是叙述当地山川、人物、风俗、道路，写成此书进呈。钱古训不久因功劳升任湖广参政。请泽州杨砥作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把这部书说成是李思聪所作。现在根据杨砥的序和夏原吉的后序，可知实为钱古训所作。黄虞稷只是偶然失察。△《南夷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张洪撰写。张洪字宗海，常熟人。洪熙初年被召入翰林，任修撰。这部书记载永乐四年缅甸宣慰使那罗塔劫杀孟养宣慰使刁查以及思栾发，并占据其地的事情。张洪当时任行人，带着诏敕前去晓谕，于是采集见闻，记下事情的大概。书中所记洪武初年至永乐四年平定云南各土司的事情，都写得简略而不详细。对于云南郡县设置的始末，也没有说明清楚。例如南诏被蒙氏改为鄯阐府，后来历经郑、赵、杨三姓，最后归于大理段氏；孟养、麓川各自都有土司，书中都遗漏了。只有所记梁王拒守，以及杨苴乘机突然发动的诸事，稍微足以和史书互相参照。书中把“澜沧江”写作“兰沧江”，把“思栾发”写作“思鸾发”，与史书不同，大概也是译语对音造成的。△《西洋番国志》（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巩珍撰写。巩珍是应天人。他任官经历的始末不详。永乐年间，奉敕派太监郑和等出使西洋。宣宗即位后，又命郑和以及王景宏等出访海外，遍行晓谕各番国。当时巩珍任职于总制的幕府，往返三年。所经过的各番国有占城、爪哇、暹罗、旧港、哑噜、满剌加、苏门答剌、那姑儿、黎代、喃勃里、溜山、榜葛剌、钖兰山、小葛兰、阿枝、古里、祖法儿、忽鲁谟厮、阿丹、天方，共二十国。他向通事询问当地风土人物，再转译成汉语，详细全部记录下来，到宣德九年编成。所记内容与《明史·外国传》大体相同，怀疑《明史》采用了这部书。△《瀛涯胜览》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马观撰写。马观不知是哪里人。书中多记郑和出使时的事情，因此应当写成于永乐以后。书中记载的海外各国有：占城、爪哇、旧港国、暹罗、满剌加、哑鲁国、苏门答剌、那孤儿、黎代、喃勃里、钖兰、小葛兰、阿枝、古俚、溜山、祖法儿、阿丹国、榜葛剌国、忽鲁谟厮国，共十九国，分为十八篇。“那孤儿国”附记在苏门答剌之后，是因为它较为弱小。各国都记载了疆域、道路里程、风俗、物产，也略微涉及沿革，大体上与史传记载有相同或不同之处。△《朝鲜杂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旧本题作明代董越撰。董越有《朝鲜赋》，已经著录。这部书内容琐碎，没有体例。拿董越所撰《朝鲜赋》来校对，书中内容都是《朝鲜赋》中董越亲自作的注。大概是好事之人抄出后另行刊刻，假立书名，并不是董越另有这部书。△《海槎馀录》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代顾<山介>撰写。顾<山介>字汇堂，吴县人。官至南安府知府。这部书是他任儋州官员时所撰写的。凡是风土、物产，都随手记录下来，共四十多条，内容都是地方志中已经具备的。只有记述处置叛乱黎人的一节较为详细，是《蛮司合志》没有记载的。△《日本考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薛俊撰写。薛俊是定海人。嘉靖二年，日本国使者宗设前来进贡，到达宁波。不久，宋素卿等人也到了。双方互相争论真假，彼此残杀；所经过的州县，大肆焚烧劫掠。浙江濒海地区的百姓深受其害。薛俊于是编纂了这部书，内容大多讲防御之事，也把国土、风俗一并收入。然而他的见闻不广，所编《沿革》《疆域》两略，只约略举出梗概，遗漏很多。记述属国时还涉及新罗、百济等国，却不知道新罗、百济在宋代已经被朝鲜吞并，当时已经没有这些国家了。又叙述世系，只写到宋雍熙以前，没有记载元以后国王的名号，也很有疏漏。△《日本图纂》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郑若曾撰写。郑若曾有《郑开阳杂著》，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在胡宗宪幕府任职时所作。由于坊间刊行的《日本考略》一书错误很多，难以作为依据，郑若曾便从奉化人那里买到南岙倭商的秘图，又拿它向使臣、投降的倭人、通事、火长等人询问，汇集订正后编成此书。书前有三幅地图，附有论说；后面记载州郡、土贡、道路、地势、语言、器物、倭寇战术，仪制和诗表则另作附录。与郑若曾《万里海防编》中所载相比，这部书较为详细严密。至于《针经图说》，只记载进贡所走的旧航道，对于便于通行的间道则有意隐而不说，大概是担心海滨奸人得到通倭的道路，其中是有深意的。只是书中说“明太祖洪武二年命赵秩前往晓谕其国”，《明史》记在洪武三年；又说“太宗十九年倭寇进犯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将其歼灭”，《明史》记在永乐十七年，主将是都督刘荣，不是总兵刘江，这些都不相符合。然而《明史》依据《明实录》和国史编成，不可能有误。大概这部书所依据的是未经证实的传闻。△《朝鲜图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郑若曾撰写。先列地图，后作考述，接着详细记载朝鲜的世系、都邑、山川、风俗、土产、道路里程和进贡制度，并附有宋代郑兴裔的一篇奏议。大概当时朝鲜也遭受倭患，所以因谈日本而一并谈到朝鲜。△《琉球图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郑若曾撰写。体例与《朝鲜图说》相同；地理部分只标明航海针路，末尾附有宋代郑藻的一篇《纪事》。琉球奉行明朝正朔，从来没有进行劫掠。大概是因为琉球国外部逼近倭地，内部又紧邻福建，所以作为预先防备的计划吧？△《安南图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郑若曾撰写。体例也与《朝鲜图说》相同，只增加了《疆域》《伪制》两门。《疆域》只写了寥寥几句话；《伪制》则记载黎、莫两姓的事情。末尾附有宋代郑竦的一篇《纪略》。郑若曾所处的时代距离莫登庸的事情还不远，所以筹划边防时也涉及安南。然而两地相距遥远，能够传闻到的情况很少。△《西洋朝贡典录》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黄省曾撰写。黄省曾字勉之，吴县人，嘉靖辛卯年举人。《明史·文苑传》附见于《文徵明传》中。这部书记载西洋各国朝贡的事情，从占城直到天方，共二十三国。每国各成一篇，每篇都有论说。凡是道路远近、风俗好坏、物产器用的差异、语言服饰的不同，没有不详细记载的。考察《明史·外国传》，当时前来通行职贡的国家还不止这部书所记录的这些。黄省曾只是依据内侍郑和所到过的国家，编次成书，其他国家本来就来不及涉及。书末有两篇跋文，一篇是东山居士孙允伽所作，一篇是清常道人赵开美所作。孙允伽说此书起初没有付梓，是得到手稿后抄录的。赵开美说它的章法、句法很学习《山海经》，确实是一部奇书。钱曾《读书敏求记》也记载了它。不过其中的精华已经采入正史，其余也没有什么别的奇异见闻。△《夷俗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代萧大亨撰写。萧大亨号岳峰，泰安人，嘉靖壬戌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这部书专门记载鞑靼风俗，分为《匹配》《生育》《分家》《治奸》《治盗》《听讼》《葬埋》《崇佛》《待宾》《尊师》《耕猎》《食用》《帽衣》《敬上》《禁忌》《牧养》《习尚》《教战》《战阵》《贡市》二十类。大概萧大亨曾任宣大总督，所以记录了他所听闻的这些情况。然而其中有很多不合事实的地方，不足以作为可信的依据。只有顺义王互市地点一事，《明史》记载大同在左卫北威远堡边外，宣府在万全右卫张家口边外，山西在水泉营；而这部书记载大同互市有三座堡：一是守口堡，二是得胜堡，三是新平堡。看来萧大亨亲眼见过这些，所记比史书详细。△《朝鲜国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现存的只有《京都》《风俗》《山川》《古都》《古迹》五门。其中称“我康献王”，可知是朝鲜人所作；引用《明一统志》并称“大明”，可知写于明代；又多称王氏各王为高丽王，可知是在明代中叶李氏建立国家、改称朝鲜之后所作。△《东夷图说》二卷、《岭海异闻》一卷、《续闻》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代蔡汝贤撰写。蔡汝贤字思齐，华亭人，隆庆戊辰年进士。这部书成于万历丙戌年。所记都是东南海中的各国，其中有很多传闻，内容不合事实。例如说：“琉球国人眼睛深陷、鼻子高挺，男子剃去胡须，用鸟羽编成帽子，装饰以珠玉和红色毛皮。”如今琉球贡使往来，人人都亲眼看见，实际完全不像他说的那样。海西各国统称为西洋，蔡汝贤却把“西洋”当作国名，就更加错误了。至于《异闻》《续闻》，尤其有很多荒诞不经的内容。其中的图像全都凭想象杜撰，也完全没有根据。△《四川土夷考》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明代谭希思撰写。谭希思有《明大政纂要》，已经著录。这部书是谭希思在四川时，命布政使司官属把全蜀的土司、土府绘图并撰写说明，汇编成一部书。刊刻于万历二十六年。书首先列全图，接着是各土司、土府的分图。每图都有说明，共七十八篇。其中所列大多是沿边城堡的守御名目，对于土司辖境的山川地势则全都没有涉及，大概专门是为防守之策而编的。虽然名为《土夷考》，实际上是险要关隘图。所附说明只依据州县申报册籍，十分简略，也不足以供考核。△《日本考》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代李言恭、都杰共同撰写。李言恭字惟寅，是岐阳武靖王文忠的后裔，万历二年承袭临淮侯爵位。都杰字彦辅，蔚州人，嘉靖丙辰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当李言恭督理京营军政时，都杰任右都御史。适逢倭患正为严重，两人便共同搜集听闻编成这部书。书中记载日本的山川地理、世系和土俗，对于文字、字书和译语，记载尤其详细。后来倭寇攻陷朝鲜，朝廷开始商议封贡之事，都杰因为据理力争而意见不合，被调往南京；李言恭的儿子宗城最终被石星推荐，充任正使前往册封。到了釜山，倭人的态度中途发生变化，宗城换装逃回，被弹劾论罪，发配戍守。大概只是凭借纸上空谈，所以不能完全了解其中的真情和虚实。△《咸宾录》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代罗曰褧撰写。罗曰褧字尚之，江西人。这部书刊刻于万历年间。它按东西南北分别编列各国的事情。因为想夸耀明代声教传播得远，所以取名“咸宾”，实际上其中很多并不是朝贡之国。并且叙事把古今混杂在一起，标题中的人物和地点也相互混淆，体例颇为不严整。△《别本坤舆外纪》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旧本题作本朝南怀仁撰写，曾收入吴震方《说铃前集》。考察可知，南怀仁的《坤舆外纪》另有完整本，已经著录。这一版本只是摘录其中文字，并删去了图说，是丛书中的节本。这仍然是明代末年坊间刻书删改、窜乱古书的陋习。△《西方要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本朝西洋人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撰写。利类思、安文思都在明朝末年进入中国，南怀仁于顺治十六年到达京师。这部书写于康熙初年，共二十条，专门记载西洋的国土、风俗、人物、土产以及海路远近，大体上是为了夸张宣扬他们的教义，所以言辞多有粉饰，内容不合事实。△《洱海丛谈》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释同揆撰写。释同揆字轮庵，是云南大理府文殊寺的僧人。这部书记载滇南最初尚未纳入版图时的情况，引用《隋书》所说西海阿育国王的次子被封在苍洱之间，作为南诏的始祖。此后其后代国家灭亡又复兴的，有段氏、蒙氏、高氏，相继延续到明初，才都归附朝廷。书中所载“观音大士在郡中结茅庵，以及唐永徽以后现身七次”等说法，都近于荒诞。让僧人来撰写地方志，借此张扬自己的教法，本来就是难免的。△《八纮译史》四卷、《纪馀》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陆次云撰写。陆次云有《湖壖杂记》，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记录荒远地区的各国。古代的事情全都采自史传，而且重复见于其他记载，并不新鲜。近代的事情大多依据《瀛涯胜览》《职方外纪》等书，也有很多传闻不合事实。书中所记西域的山川、物产，那些地方自从天威使其安定之后，都已经纳入版图。比如说：“高昌盛夏酷热，人们都住在洞穴里，鸟飞行时有的会被太阳的热气灼伤而坠落”；说“火焰山烟火高冲云天”；说“用火蚕丝絮制成的一件衣服，只需用一两，稍微多一点就热得无法忍受”；说“白叠子的果实结成茧，里面有细丝”；说“哈密四味木的果实像枣，用竹刀取它就是甜的，用铁刀取它就是苦的，用木刀取它就是酸的，用芦刀取它就是辛的”；说“龟兹有一座山流出泉水，流行几里后进入地下，形状像醍醐，气味很臭，人喝了以后牙齿脱落，但会重新长出来”。如今从嘉峪关南路到喀什噶尔，正好经过这三个国家的旧地，怎么可能还有这些事情呢？其他记载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书后附《译史纪余》四卷：第一卷记东海、西海以及各种异物；第二卷是高丽、日本、占城、安南、琉球的诗；第三卷是外国钱文；第四卷是西番、百译、缅甸、暹罗四国的文字。这些也都是道听途说，不能作为确实的依据。例如“人面鱼食目”一条，本书说是前朝使臣到日本时的事情；《峒溪纤志》又认为是苗人进献给初任官员的土产。同一个人的书却彼此矛盾，这还能够作为信史吗？△《八纮荒史》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本朝陆次云撰写。陆次云既然撰写了《八纮译史》，记载那些曾经与中国往来的国家，于是又搜集小说、稗官野史中所记的荒诞渺茫之说，编成这部书，内容都是没有根据的传言。书首题作“卷之一”，那么应当不止这一卷；可是陆次云所刻的杂著，前面列有总目，这部书实际上只有一卷。难道是想继续编纂却没有完成吗？△《峒谿纤志》三卷、《志馀》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本朝陆次云撰写。所记载的都是各地苗蛮部落的风俗。书前有题词，说各书的记载彼此相同或不同，差异很大。我根据自己的见闻加以考察订正，措辞虽然简略，所征引的事情却更加全面。上卷为《峒谿群言考正》，中卷为《蛮獠志》，下卷为《滇中峒谿所产》。《志馀》一卷则全是蛮地歌谣，是从吴淇《粤风续》所采录的内容中选出的。△《安南纪游》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本朝潘鼎珪撰写。潘鼎珪字子登，晋江人。这部书成于康熙二十七年，是潘鼎珪游历广东时偶然搭乘海船，遇到风暴漂流到安南，于是记述当地山川风土的大致情况。与其他书的记载没有太大差别，没有别的奇异见闻。△《海外纪事》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释大汕撰写。大汕是广东长寿寺的僧人。康熙乙亥年春，大越国王阮福周聘请他前往讲说佛法，经过一年才回来。因此记载了大越国的风土，以及往来大洋时所见所闻。大越国的先世本是安南的赘婿，后来分封割据，于是称为大越。卷前有阮福周的序，题作“丙子蒲月”，大概就是康熙三十五年。△《连阳八排风土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李来章撰写。李来章号礼山，本名灼然，因字而行世，是襄城人。康熙乙卯年举人，官任连山县知县。这部书就是他康熙戊子年在连山任职时所作。“八排”是猺獠居住的地方，他们用竹木建成寨栅，称为“排”。全书分为《图绘》《形势》《风俗》《言语》《剿抚》《建置》《约束》《向化》八门，每门一卷。目录中还列有第九卷，题为《杂述》上下，但只有著录而没有书稿，难道是编写过却没有完成吗？书中有很多地方自我叙述政绩。《向化》一门记载他所审判的案件，每案各立标题，几乎像传奇故事，尤其不合体例。△《中山传信录》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本朝徐葆光撰写。徐葆光字澄斋，吴江人。康熙壬辰年进士，官任翰林院编修。康熙五十七年，奉命册封琉球国世子尚贞为国王，徐葆光任副使。回国时上奏呈进了这部书。书中绘图并列说明，记述相当详细。△《楚南苗志》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本朝段汝霖撰写。段汝霖字时斋，号梅亭，汉阳人。由举人历任建宁府知府。这部书是段汝霖任湖南永绥同知时所作。前五卷都记载苗人的种类、风俗、物产、语言、服饰，以及历代控制、安抚和治理苗人的办法。最后一卷附带记载猺人、土人和粤西六寨蛮，其中六寨蛮记得尤其简略，因为不属于楚地管辖。体例杂乱，叙述也不十分典雅驯顺；但都是从见闻中得到的，所记事情都很实在。只是前面记载的星野，与苗蛮、土人都没有关系，未免是沿袭了地理志的鄙陋格式罢了。——以上是“地理类”外纪属，共三十四部，八十三卷，其中有两部没有卷数，都附列于《存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