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经部二十八

译的著作，所以把它取来同三《传》并论。通观全书，其主旨大体可以看出，它本来并不像明代诸人那样竟把《胡传》尊奉为《经》。△《春秋纂言》十二卷、《总例》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吴澄撰写。吴澄另有《易纂言》，已经著录。此书采集各家的传注，间或加入自己的论断。开头为《总例》，共分七纲、八十一目，其中“天道”“人纪”两例是吴澄创立的；其余“吉”“凶”“军”“宾”“嘉”五例，则同宋代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互有出入，似乎有所袭取。然而吴澄并不是抄袭别人著作的人，大概吴澄的学派兼出于金谿、新安之间，而张大亨的学派则出于苏氏。吴澄大概因为学派门户不同，没有读过张大亨的书，所以暗中相合却自己不知道。不过，他分析条理的细密程度，还是比张大亨更严密。至于《经》文的行款，很多地方被割裂；《经》文的缺字，也都用方框补出，在体例上很不协调。大概吴澄对各种经书都常有所删改点窜，并不只是《春秋》如此。读此书的人，取用它的长处而搁置它的短处就可以了。明代嘉靖年间，嘉兴府知府蒋若愚曾经刻印此书，湛若水为它作序。年代久远后散失，世间很少有传本。王士祯《居易录》自称“没有见过这部书”，又说“朱检讨曾在吴郡陆医其清家见过它”。所以朱彝尊《经义考》的注语只写“存”，也不过是亲眼见过一次而已。这个本子由两淮采进，大概就是陆氏所藏的传抄本吧？久已湮没而如今显现出来，当然也是值得珍藏的书籍了。△《春秋诸国统纪》六卷、目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代齐履谦撰写。齐履谦字伯恒，是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迹详见《元史》本传。此书是他在延祐丁巳年任国子司业时所作。书前有《自序》，说现在的《春秋》，大概是圣人合并二十国的史记编成的。三《传》只专门讲褒贬，对于各国的分合以及《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的原因，全都没有涉及。因此编叙成这样的书，用来补足各家著作的缺漏。全书共二十二篇，首列鲁，其次是周、宋、齐、晋、卫、蔡、陈、郑、曹、秦、薛、杞、滕、莒、邾、许、宿、楚、吴。除内诸夏的鲁国和尊崇周王外，其余各国都按五等爵位排列。那些进入《春秋》以后降低爵位的国家，就按所降的爵位排列；楚、吴则因为僭越称王而列在末尾。《目录》说，这些都是各国史书真实存在、圣人据此写成《春秋》的材料。又把各小国和各亡国分别整理为两篇，附录在末尾。《目录》说，这些国家没有国史，是因二十国史事涉及它们才记录下来的。各国篇首都先叙述该国大势以及编排次序的意图，题为“某国春秋统纪”。大概他根据《墨子》所说有百国《春秋》，以及徐彦《公羊疏》中所引孔子求取《周史记》而得到一百二十国宝书的说法，所以不主张因袭鲁史、依据诸侯赴告来解释《春秋》的义例。考察《春秋》，如果不是依据鲁史，就不应以十二公作为纪年；如果不是依据诸侯赴告，就不应当僖公以后晋国的事情记载最详，而僖公以前晋国竟一事不载。这大概只是搜集杂说，并没有考察正确的经文。而且鲁史不记周王年代，鲁国列在内诸夏之中尚可；齐履谦把各国分列编次，却把鲁列第一、周列第二，难道不是说“王人虽然微小，也要加在诸侯之上”吗？何况周天子呢？至于隐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经》中都有明文。齐履谦漏掉这两条，却在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一条下说，各国都僭越称公，只有蔡国仍遵守旧章。还反过来

译引用《左传》作证，实在十分疏漏错乱。而且《经》记载，桓公三年夫人姜氏从齐国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出生，这些事情更是没有疑义。

译《穀梁传》所谓“因为对事情有疑问，所以记录下来”的说法，已经是不核查事实。齐履谦竟然据此把庄公说成齐侯之子，更加荒谬。他把《经》文排比编列，颇便于查阅，所作论述也时有可取之处，所以仍将此书著录保存。吴澄《序》称它“缕析细数而旁通各义，务求符合《春秋》的书法”。其中有时探求过度，总的来说却不是随便立说。大概是优点和缺点互相不能掩盖，吴澄已经在序中含蓄地表示了批评。△《春秋本义》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程端学撰写。程端学字时叔，号积斋，是庆元人。至治元年考中进士第二名，任国子助教，升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事迹附载于《元史·儒学传·韩性传》中。此书是他在国学任职时所作。所采材料从三《传》以下共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列出了各家的名称。《宁波府志》和《千顷堂书目》都说所采为一百三十家，不知原因何在。开头是《通论》一篇、《问答》一篇、《纲领》一篇。其后依附《经》文，编排各家说法，间或缀入自己的按语。《左传》记载的事迹，也交错编入各家说法之中，体例颇为混杂。全书主旨仍以“平常的事情不记载、只有贬责而没有褒扬”为原则。因此所征引的，大多是孙复以后的说法，常常迂回支离，横加推衍，事事都要追究圣人贬责的原因。如《经》记“纪履緰来逆女”“伯姬归于纪”，这本来只是直书其事，旧说没有褒贬。程端学却一定说，履緰不是命卿，纪国不应派他来迎亲，鲁国也不应允许他迎亲。履緰是命卿，本来没有明确文献；说他不是命卿，又有什么根据呢？纪叔姬归于酅，旧说都赞美她不因家族盛衰而改变志向，归于夫族。程端学却一定认为她应当归鲁而不应归酅，这已经很苛刻了，竟又诬说她在纪季那里失节，这又有什么根据呢？至于宋代儒者驳斥《左传》，不过是摘出它与《经》相抵触的地方，如《经》说“楚子麇卒”，而《传》说“遇弑”之类。程端学却对每件事都说不知道是否可信，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可以依据的古书了。考虑到他还颇能纠正胡氏《传》，并且所采一百七十六家中有十分之九的著作已经亡佚，这部书还可以大略看出那些著作的梗概，所以姑且著录，以备参考。△《春秋或问》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程端学撰写。程端学编成《春秋本义》以后，又逐条列举各家说法的得失，用来说明取舍的意图，于是写成此书。它大概是同《本义》相辅而行的著作。其中最为荒谬的，莫过于死守“周朝使用夏历”这一条。他反复引用譬喻，篇幅达到一万多字，却没有一句不是把郢书当作燕说。甚至对于隐公元年不记即位，也说即位应在前一年十一月，所以正月不记即位，认为这是改正朔而不改月份的证据。他的见解鄙陋，几乎不值得辩论。不过，他其他方面的论说反而胜过自己所作的《本义》。因为《本义》错误地听从孙复的说法，根本立场先已错了，所以每件事都一定要穿凿《经》文，务求找出圣人贬责的原因。即使本条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也一定要旁引一件事或一个人来承当罪责，于是弄得支离纠缠，多与《经》的意义相违。此书则逐一列举各家说法，并分别加以抨击。虽然它过分怀疑三《传》，难免违背常理；但对于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的言论、牵强附会的说法，反而能够一举加以摧破。因此，《本义》的过失，是在删削纠结之后又自行产生了新的纠结。至于此书所作的辨析订正，也并非全都不合情理。舍弃它的短处而取用它的长处，当然不能彻底废弃。△《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程端学撰写。此书以攻击驳斥三《传》为主。凡是程端学认为可疑的地方，都摘录《经》文和《传》文，在下面加以疏释辨析。大体上，他先存有一个一定要废弃三《传》的心思，然后想尽办法寻找三《传》的瑕疵。如果找不到，就用一句“不可信”概括过去。大概不信三《传》的说法始于啖助、赵匡（按：韩愈《赠卢仝》诗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句，卢仝与啖助、赵匡同时，大概也宗奉二人的说法。因为卢仝所作《春秋摘微》已经亡佚，所以现在根据现存的书籍只称啖助、赵匡），后来分成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是抛弃《传》而不驳斥《传》的一派；刘敞《春秋权衡》以下，是驳斥三《传》义例的一派；叶梦得《春秋谳》以下，是驳斥三《传》典故的一派。至于程端学，则兼用三派的方法，而且把《左传》也说成伪作。这样变本加厉，完全不顾后果，到这一步横流泛滥达到了极点。平心而论，左氏身为国史之官，记载最为真实；公羊、穀梁距离圣人时代不远，见闻也较为接近。如果一定斥责它们一部也不可信，那么世上难道还会有可信的书吗？这实在是凭空虚构的妄言，严重诬蔑先贤。至于褒贬的义例，左氏所见本来较为疏略；《公羊》《穀梁》两家之书通过口头传授，经师又有所增益，难免私自增饰，确实不如后来的说法精密。程端学这部书在研究《春秋》书法、纠正是非方面，即使经过千百次思虑，也未必没有一点所得；当然不能因为他刚愎自用，就把他的说法一概排斥。《通志堂经解》刊刻的本子有《本义》和《或问》，却没有这部书。根据纳喇性德的《序》，大概是因为此书残缺不全，所以弃置不用。这个本子是浙江吴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被虫蛀得最严重，有的每行只剩几个字；但第二卷以下还都完整。现在用《永乐大典》所载的文字校订补足它，于是重新成为完整的一部书。吴氏本在《左氏》所载的各条轶事下面，都注有“非本义，不录”六字。疑心这是程端学定稿时加上的删削标记，想让抄写者依此删去，但抄写者仍误将它们保存下来。既然原本就是这样，如今也姑且依旧保留。△《春秋谳义》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元代王元杰撰写。王元杰字子英，是吴江人。至正年间考中乡试。因战乱兴起而没有出仕，终身在乡里教授学生。过去程子撰写《春秋传》没有完成，朱子论说《春秋》也没有专书。王元杰于是辑录他们遗留下来的言论，分别缀列在《经》文下面，又删取胡安国《传》来充分阐发他们的意思。胡安国的书成于朱子之前，但他的说法都列在朱子之后。为了区别所尊奉的对象，所以不拘泥于时代先后。其中如隐公四年“州吁”一条下面，完整抄录朱子《邶风·击鼓篇传》，这与《春秋》的书法没有关系，只是因为他所推崇的内容，连一个字也不愿删削。三家之说之后，王元杰用自己的意思推演阐发，另标作《谳》。如桓公四年“纪侯大去”一条下面，程子把“大”看作纪侯的名，意思在于责备纪国而不责备齐国；王元杰的《谳》则委婉曲折地宽恕纪国，不采用程子的说法。全书之中，对朱子的说法没有一句异议，他的宗旨大体可以看出。恭敬地阅读御题诗注，其中把程子、朱子看得很重，确实足以打破乡曲陋儒只固守一位先生的狭隘见解。并且，此书承袭叶梦得以“谳”为名的错误，也受到御题严厉斥责，尤其足以警戒那些刻意深文周纳、用法家之说解释《春秋》的人。因为它谨慎地遵守旧文，尚且略胜于没有老师传授而凭空臆说的见解，所以仍然著录保存，并恭敬地转述圣训，像上面这样明确纠正它的错误。原书共十二卷，长期没有刻本。如今各家收藏的本子都缺少最后三卷，无法校补，也姑且依照现状保留。△《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李廉撰写。李廉字行简，是庐陵人。明代杨士奇《东里集》说：“李廉在至正壬午年以《春秋》参加乡试，后来考中陈祖仁榜进士。官至信丰令。遇到寇乱，守节而死。当时南北道路阻隔，来不及表彰褒奖。明初修撰《元史》时，他过去的朋友没有人在掌权部门任职，有司又不知道采录他的事迹上报，所以史书最终遗漏了他。”这样看来，李廉确实是忠义之士，不是凭空用言语解释《经》的人。此书汇集各家的说法编成。《自序》说：“先列《左氏》，作为考察史事的依据；其次列《公羊》《穀梁》，因为它们是传述《经》的开端。其次列三《传》，作为专门的注释；其次列疏义，用来解释疑难；最后总括胡氏之说，看重的是作出判断。陈氏、张氏并列，是为了选择他们各自的长处。又广泛采录各位儒者已经形成的说法以及其他传记，略加疏理剔抉；对于异同、是非和事情始末之间，每一处都尽心探究。”然而这部书虽然以胡氏为主，却有很多地方驳正胡氏。又参考各家说法，而且能够采取它们的长处。一件事情的疑问、一句话的差异，都贯串全经加以折中判断。如说仲子不是嫡夫人，隐公不能称为摄政；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基础在僖公、襄公时期；三桓势力的兴盛在鲁僖公时已经显出征兆；《经》不记吴国在夫椒击败越国，是责备吴国不能为越国报仇；记载安葬昭公，是责备鲁国不把季氏视为逆臣；记载安葬刘文公，是责备畿内诸侯僭越；记载修筑蛇渊囿，是责备定公接受女乐而荒废政事。这些论点都明白正大。《总论》一百多条，权衡事情和道理，尤其深得联系事例、斟酌文辞的旨趣。因此，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多有采录。李廉《自序》题为“至正九年己丑”，又说：“我读《经》三十年，考中进士后南归，承蒙录用主管剧务的官司，于是写成此书。”考察《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大概李廉在乡试中举的那一年就考中了进士，只是取得仕籍较晚。他闭门著书，所以能够专心探究古义，不同于专门应付科举的学问。△《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郑玉撰写。郑玉的事迹详见《元史·忠义传》。本书的体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述史事专门以《左氏》为主，并附以《公羊》《穀梁》；立论则先依据《公羊》《穀梁》，再参考历代儒者的说法。《经》文有残缺，就考察各《传》来补足遗漏；《传》文有错误，就查考《经》来证明其谬误。大体上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较多地方得到了圣人的本意。他所著《师山集》中有《属王季温刊春秋阙疑书》，直到被捕将死之时，仍念念不忘这部书，大概这是他一生精力所倾注的著作。他的《序》说：“平常的事情就直书其事，而义理自然显现；重大的事情必须改变文辞，义理才开始明白。大概《春秋》中既有鲁史原有的旧文，也有圣人特意创制的笔法。不能像苛酷官吏处理刑书那样逐字寻求意义，也不能像史官记录实录那样认为它完全没有义理。”又说：“圣人的《经》文字简约而义理深奥，本来不是浅薄见识和主观臆说所能窥测的。年代已经久远，残缺越来越多，又哪里是凭空想象所能补缀的？与其强行解释那些本不可通之处，以至于被当世人讥笑，哪里比得上对本应残缺的地方保留残缺，以等待后人理解呢？” 他的论述都通达明白，深深掌握了解释《春秋》的要领。因此，对于开卷所说周正、夏正一事，虽然道理容易明白，但只要心中有所疑惑，就暂且存疑而不加论述，谨慎到了极点。从前程端学撰写《春秋本义》等三部书，至正年间由官府刊行，却说已经长期论定，后人终究会重视赵汸这部书。这难道不是因为赵汸著书的宗旨在于阐明经义、树立教化，而程端学著书的宗旨在于诋毁《左传》、求取声名，两人的用心一公一私，完全不同吗？赵汸字子美，是歙县人。元末被授为翰林待制，因病辞职。明军进入徽州，守将逼迫他投降，赵汸不屈而死。他与宋代吕大圭以及同时代的李廉，都可以说是能够明辨大义的人，不愧于研究《春秋》。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却说赵汸既然不接受元朝爵位，就应当出仕明朝，称他为“应当活着却没有活着”。这种说法非常荒谬。伯夷、叔齐难道曾接受过殷朝的爵位吗？郎瑛所说的这些话，正是所谓小人喜欢议论，却不愿成人之美。△《春秋集传》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元代赵汸撰写。赵汸另有《周易文诠》，已经著录。此书有赵汸的《自序》和他的门人倪尚谊的《后序》。倪尚谊称，此书初稿始于至正戊子年，经过一再删改，到丁酉年编成。此后又撰写《属辞》，义理精深，体例严密。由此可知，《集传》初稿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而《序》文中所列举的史法和经义，仍有未完善之处。戊寅年，赵汸重新撰写这部《传》。草创到昭公二十八年时，因疾病和困厄，搁笔未能续成。到洪武己酉年，终于去世。从昭公二十八年以下的部分，倪尚谊依据《属辞》的义例续写完成。《序》中所说策书的十五条例、笔削的八项义旨，也都是倪尚谊重新订定的；原本中有讹误、疏漏和遗缺的地方，也全部补正了。因此，这部书实际上成于倪尚谊之手。不过，它的义例完全本于赵汸，仍然是赵汸的著作。赵汸《自序》说：“学者必须知道策书的体例，然后才能探求笔削的义旨。笔削的义旨明白以后，那么凡是凭借虚浮言辞解释经书的说法，都会不用攻驳便自行破灭。”这可以说掌握了解释经书的要领。△《春秋师说》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赵汸撰写。赵汸曾经以九江人黄泽为老师。他起初两次登门求教，得到《六经疑义》十多条后回来。后来又前往黄泽处留学两年，得到口授的六十四卦大义以及学习《春秋》的要领。因此题名为《师说》，表明不忘自己的学术渊源。赵汸撰写《左传补注序》说：“黄先生论《春秋》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他又撰写黄泽的《行状》，记述黄泽的话说：“解释《春秋》，必须先认识圣人的气象，那么一切刻意雕琢、琐碎烦杂的说法自然会退去。”又说：“我曾考察古今礼俗的不同，写成十多篇文章，以说明凭借虚浮言辞解释经书是没有益处的。”大概黄泽的学问有根本依据，而他的论述持守平和，多半深得圣人的旨意。赵汸继承他的思想，分类写成十一篇。他的门人金居敬又辑录黄泽的《思古十吟》，并把吴澄的两篇《序》和《行状》附在书后。《行状》记载黄泽解释《春秋》的著作，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这大概就是所谓写成十多篇文章。朱彝尊《经义考》又记载有《三传义例考》。如今这些书都已失传。只有依靠赵汸的这部书，还可以认识黄氏的宗旨。这也如同阅读孙觉的著作，因而能够看到胡瑗的学说一样。△《春秋属辞》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赵汸撰写。赵汸在《春秋》上用力极深。至正丁酉年，《集传》初稿已经定下；又因《礼记·经解》中的话，领悟到《春秋》的义理在于比较史事、联属文辞，于是进一步推究笔削的旨意，撰定了这部书。它所列的体例共有八项：一是保存策书的大体，二是借笔削来施行权变，三是改变文辞以显示义理，四是辨明名分与实际的关系，五是谨慎区分内外，六是特意下笔以端正名分，七是借助日期来辨明类别，八是文辞依从记事主体。它以杜预《释例》、陈傅良《后传》为基础，同时也有许多补充订正。赵汸《东山集》中有《与朱枫林书》说：“有人说《春秋》随着事情而笔削，绝没有固定的凡例，前辈谈到这一点的也很多；等到丹阳洪氏的说法出现以后，这段旧案就不容再提了。他说：《春秋》本来没有条例，学者根据事迹来制定条例；就像天本来没有尺度，历法家取周天的度数作为尺度一样。这种说法很恰当。至于黄先生则认为，鲁国史书有条例，圣人的经书没有条例。并不是没有条例，而是以义理作为条例，只是隐含而不显露。这就更加精深了。” 如今赵汸编纂的这部书，采用的正是比较史事、联属文辞的方法。其中异同、详略随着具体事例贯通起来，自成义例，与前代儒者所编纂、解释的体例很不相同。这样以后才知道，用固定条例解释经书，固然不足以认识圣人；而把各种说法任意拼凑来欺骗自己、完全没有纲纪，也不足以谈论《春秋》。所以只用《属辞》作为书名。”他又在《与赵伯友书》中说：“承蒙您为《行状》删削文字，撰写《黄先生传》，特地奉上《师说》一部、《属辞》一部。尊兄既熟读《行状》，又看过《师说》，那么对于六经复古之学及其艰苦形成的原因，已经大致了解了。然后仔细读一遍《属辞》，才知道我抱持这项学问二十多年，并不是出于不得已不肯罢休，而是勉强把自己附会为传注家，以求在当世取得声名。此书内容互相参照、错综交织，似乎不容易读懂；但它的着眼处只是联属文辞、比较史事的方法，没有一条义理是凭空杜撰的。”他的义例论述相当准确，自我期许也很高。如今看他的书，删去了繁琐，分为八门，比其他各家更有条理。但分类项目过多，容易陷入纷杂；项目过少，又容易强行配合，各家的弊病大致相同。至于以日期为例，不出《公羊传》《穀梁传》的旧套，尤其显得迂回烦琐，因此仍然受到卓尔康的讥评（话见卓尔康《春秋辨义》），大概正是说明谈论容易而实行困难。不过，这部书学识广博，贯通前后，依据《左传》来寻求《春秋》经文的意义，大多通过考证得出，终究不像其他各家那样凭空臆说。因此，牵强附会和穿凿之处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宏大的纲领和主要旨趣大多值得取法。书前有宋濂的《序》，其中所论《春秋》的五种变化，都切中那些空腹游谈、没有实际学问之人的弊病。现在一并录入，使凭臆说解释经书的人知道，真实情状是无法掩盖的。△《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赵汸撰写。赵汸尊崇黄泽的学说，认为解释《春秋》应以《左氏传》为主，注释则以杜预为宗。《左传》有所不足的地方，就用《公羊传》《穀梁传》来贯通；杜预有所未及的地方，就用陈傅良《左传章旨》来贯通。这部书就是采纳陈傅良的说法，补充《左传集解》没有涉及的内容。它的主要宗旨是：杜预偏重《左传》，陈傅良偏重《穀梁传》。如果用陈傅良的长处来补杜预的短处，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正确之处来纠正《左传》的错误，那么两方面就都兼顾了。笔削的义例能够触类旁通，传注的得失也辨析解释得很恰当。这部书不只是补充杜预的注解、对《左传》有所贡献，就连圣人没有明说的旨意，也清楚可见了。这大概也是《春秋》学者持平公允的论述。至于杜预的《释例》，自从孔颖达把它分散收入《疏》文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单独刊行的版本了。

译《永乐大典》所采录的内容，能够看到的也很少。陈傅良的《章旨》，世上尤其罕见。赵汸所采录的内容，大略保存了它的梗概。这本来就是考察古代文献的人急切需要取用的材料。△《春秋金锁匙》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赵汸撰写。这部书摘举圣人的特笔和《春秋》的重要条例，把相类似的事情相互推求考察，研究它们的异同，并阐明其中的正常与变例。大体上是把比较史事和联属文辞的方法合为一体。它的主要宗旨是：《春秋》初期，主要在于抑制诸侯；《春秋》末期，主要在于抑制大夫。中间齐、晋主持诸侯盟会，则根据它们是否尊王来决定褒贬进退。其中例如说，圣人贬低杞国的爵位，把侯降为子；毛伯奉天子之命赐予命令时称“天王”，称“锡”，是以君主对臣下说话的用语；召伯奉天子之命赐予命令时称“天子”，称“赐”，是彼此相互交往的用语。这些说法虽然还沿袭了旧说的鄙陋之处，但阐发《春秋》的书写义例，条理井然。程子所说“大义数十，炳如日星”，大概差不多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了。考察宋代沈棐曾有《春秋比事》一书，主要旨趣与此书相近。或许赵汸没有见过它的原本，所以才写作此书。不过两书的体例各不相同：沈棐详尽周全，赵汸简明扼要，本来不妨并行流传。△《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代汪克宽撰写。汪克宽另有《礼经补逸》，已经著录。此书前有汪克宽的《自序》，称：“详细注释各国的纪年和谥号，可以考究史实的全部情况；完备列出经文的异同，可以探求圣人下笔的真实意图。再加上各家的学说，用来补足胡氏存疑之处；附上辨析疑义、权衡是非的内容，从而了解三《传》的得失。”不过，它的主要宗旨最终仍以胡《传》为依据。考察《元史·选举志》，延祐二年规定经义、经疑取士的条例格式，《春秋》采用三《传》以及胡安国《传》。虞集的《序》中也提到这件事。大概这部书也是兼为科举考试而设置的。吴澄《序》中所说的俞皋《春秋释义》，就是指顺应当时风尚而采用胡《传》的书。陈霆《两山墨谈》讥讽它把鲁国的郊祀定为夏正，又把鲁国的烝尝定为周正，这也是迁就胡《传》、不免骑墙的一项证据。不过，它能够对胡《传》的说法逐一考察其援引的出处，就像注中有疏一样。对于一家之学来说，也可以说是相当详尽了。明永乐年间，胡广等人修撰《春秋大全》，其《凡例》说：“纪年依照汪氏《纂疏》，地名依照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依据，义例依照林氏。”实际上是把克宽这部书全部抄袭过来。原书现在还在，可以一一相互核对。△《春王正月考》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张以宁撰写。张以宁字志道，是古田人。元泰定丁卯年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进入明朝后仍担任原来的官职。洪武二年奉命出使，册封安南王，返回途中，死在路上。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史书称张以宁凭借《春秋》取得高等科第，因此他的学问尤其专攻《春秋》，有许多独到见解。他撰写的《胡传辨疑》辨析最为广博，只是《春王正月考》没有完成。他在安南停留了半年多，才完成这部书。如今《胡传辨疑》已经失传，只有这部书还保存着。考察三正交替更换，时令和月份也随之改变。《春秋》经文把正月系属于王，既然如此就是周正，不需要再辨析。“正月”“正岁”这两个名称载于《周礼》。两种正朔同时使用，都是王制。左氏解释经文时，特意说“王周正月”，那么正月建子，也就没有疑问了。自汉代以来，也没有不同意见。到了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才开始把《春秋》解释为采用夏正，但世上没有人相信他的说法。自从程子拘泥于“行夏之时”一句话以后，在盛名之下为这种说法助势的人很多。胡安国于是确立了以夏时配周月的说法。程端学撰写《春秋或问》，又坚持门户之见。他以梅赜伪造的书为依据，支离蔓延地援引材料来加以证明，越辨析反而越显得颠倒混乱。《左氏》在失实方面确实有问题，其中偶尔有记载失真的地方，也可能存在；但至于本朝的正朔，妇女和儿童都知道，不应当说《左氏》会误记。即使按照程子的说法，认为左氏是秦人，也不应在距离周末仅几十年的时候，就不知道前代的正朔。各种异说纷纷出现，几乎无法解释。张以宁只征引五经，再参照《史记》《汉书》，撰成一部书，判定数百年来的疑案，可以说见识卓越。至于当时帝王的后代，允许采用前代的正朔，所以宋朝采用商正，这一点见于长葛的《传》。诸侯的国家，也有采用夏正的。因此《传》中记载晋国的事情，与《春秋》经文有两个月的差异。古书的记载有时彼此参错。后代儒者把这些记载执持为立论依据，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张以宁还没有来得及揭示其中的根本原因。此外，《伊训》《泰誓》等篇都出自古文，本来不足以作为依据；张以宁还没有来得及说明它们是伪托的。《周礼》兼用“正岁”“正月”，也只引用郑氏《注》中的几句话，没有加以分析并充分说明，从而消除似是而非之处。在辨析考证方面，还不够严密。不过，既然大纲已经掌握，那么细节略有疏漏，也不足以成为缺点。△《春秋钩玄》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石光霁撰写。石光霁字仲濂，是泰州人。他是张以宁的弟子。洪武十三年因荐举任国子监学正，升任《春秋》博士。《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张以宁传》中。史书称：“元朝旧官中来到京城的，有危素和张以宁，两人的声望尤其高。危素长于史学，张以宁长于经学。危素的宋、元史稿都已经失传，而张以宁的《春秋》学说得以流传。他的门人石光霁撰写《春秋钩玄》。”如此看来，这部书就是传承张以宁学说的著作。它的主要宗旨本于张大亨、吴澄的思想，把《春秋》的书写义例分别归入五礼。凡是违失礼制的，就记载下来以表示褒贬。于是考察《周礼》的经文和注释，详细记录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礼的条目。五礼不能完全包括的内容，例如年月日时、名称爵号之类，则另立杂项书法，列在篇首。每一条书法下面，采集各《传》的文辞，以切要的内容为纲，以阐发其义理的内容为目。大体上以《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胡氏、张氏为主。义理有不完备的地方，也间或采纳啖助、赵匡等儒者的说法，最后总以自己的意见加以折衷。书中所称的张氏，就是张以宁。

译史书称张以宁长于《春秋》，著有《春秋胡传辨疑》和《春王正月考》。如今《辨疑》已经失传，幸赖石光霁能够传承他的学说。这部书引用张以宁的话最多，还可以看到其学说的大致面貌。书前有一篇序文，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序中说：“啖助、赵匡的《纂例》，对经文详尽而对传文简略；《纂疏》《会通》一类的书，对传文完备而对经文简略。此书能够对它们未完备的地方有所增损。”这样的称许相当恰当。朱彝尊《经义考》记作四卷。这个版本不分卷数，怀疑是传抄者合并而成的。现在依照朱彝尊的说法，仍分为四卷著录。△《春秋大全》七十卷（内府藏本） 明永乐年间，胡广等奉敕撰写。考察宋代胡安国的《春秋传》，高宗时期虽然已经上奏进呈，但当时命题取士实际上兼用三《传》，这一点可以考见《礼部韵略》后面所附的条例。《元史·选举志》记载延祐科举新制，才开始把《春秋》采用胡安国《传》规定为考试法令。汪克宽撰写《春秋纂疏》，完全以胡安国为主，大概是遵循当时的法令。胡广等人编写这部书，就是依照汪克宽的书，稍作改动。朱彝尊《经义考》引用吴任臣的话说：“永乐年间奉敕修撰《春秋大全》，纂修官有四十二人。它的《发凡》说：纪年依照汪氏《纂疏》，地名依照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依据，义例依照林氏。实际上是把《纂疏》全部抄袭后成书。虽然奉敕纂修，实际上并没有进行纂修。朝廷可以欺骗，按月领取的俸禄可以白白消耗，赏赐可以借机求取，难道还能欺骗天下后世吗？”这些话对于胡广等人的缺失，可以说揭露得很彻底了。此书所采的各家学说，只依据胡氏来决定取舍，不再考察论定是非。明朝二百多年间，虽然以经文命题，实际上却是依据传文来确定义理。至于元代合题的制度，还只是考察《经》文的异同。明代则割取《传》中的一字一句，牵强附会，也称为“合题”，使《春秋》的大义日益荒芜，这都是胡广等人引导形成的后果。到了我圣祖仁皇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对于胡《传》中刻薄苛细、不合情理、迂腐空疏而很少恰当的论说，才开始一一驳正，并颁布到学校。我国皇上又删除科场中合题的惯例，以杜绝穿凿附会。《春秋》删削文字的精微旨意，才又明显地昭示于天下。胡广等人的旧本，本来就可以拿去盖坛子而弃置不顾。然而，既然一个朝代的取士制度不能不保存下来以备考察；而且必须看见荒废道路上的蒙蔽，然后才能看出铲除荒芜、清除污秽的功效；必须经历歧路上的迷惑，然后才能知道设置驿传、树立标志的作用。因此保存这部书，使学者可以相互参证，更能看出前代学术的鄙陋，以及圣朝经学训释的明达。△《春秋经传辨疑》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童品撰写。童品字廷式，号慎斋，兰溪人。弘治丙辰年进士。朱彝尊《经义考》称他官至兵部员外郎；朱国桢《涌幢小品》则称他考中进士后任兵部主事，只任满两考，便因年老请求退休。他居家十九年，因读书导致失明而去世。他的学问和品行，并不在章懋之后，只可惜有的著述流传下来，有的没有流传。他的生平始末记载得很详细，可知《经义考》是把传闻当作事实而弄错了。这部书前面有《自序》，题为“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尾又有弘治壬戌二月的《跋》，说：“这一年童品以儒学生的身份在陆生震汝亨家教授，完成了这一册书，距今已有二十五年”等语。考察朱国桢所记，童品在成化丙午年才开始乡试中举；这部书完成于此前八年，所以他自称“儒学生”。他考中进士是在弘治丙辰年，距壬戌年七年，正好满两考之年。大概《序》作于尚未中进士时，《跋》作于退休以后。《春秋》的三《传》中，《左氏》采录各国史书，《公羊》《穀梁》则传授自经学老师。民间传闻自然比不上简册的记载，其中的义理也更容易明白。这部书评论《左氏》所记载的事迹，共九十三条。对于三《传》的异同，大多以《左氏》为主而驳斥《公羊》《穀梁》，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然而，关于宋军围攻曹国一事，他又怀疑《左氏》的记载不太明白；关于华元逃奔晋国一条，也对《左氏》有所怀疑。因此他并不是坚持门户之见、偏袒一家。刻本早已亡佚，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未见”。这大概是传抄的旧本，幸而没有失传，实在应当赶快抄录保存下来。△《春秋正传》三十七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代湛若水撰写。湛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经著录。这部书的大意认为，《春秋》本来是鲁国史书的文字，不可以强行建立义例，凭主观臆说去扰乱它。只应当从事情本身考察，从内心去体会，事情考察清楚以后，圣人的心意和《春秋》的义理也就都可以得到。因此他采集各家的说法加以厘正。书名称“正传”，是说要纠正各《传》的错误。体例是先引用三《传》，其次列举各位儒者的言论，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折中，这一点很像刘敞的《权衡》。其中，例如论述隐公不记载即位，认为是因为没有得到报告所以不记载，这是史书原有的文字，并不是孔子删削的。论述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认为如果把称爵、称人都看作有褒贬，那么称卫国人为“人”就可以了，称蔡国人为“人”又是什么原因？不称宋国人为“人”又是什么原因？这决不是圣人的义理。论述卫人拥立晋，认为“卫人”是其他国家称呼卫国人的说法，各种解释都不值得拘泥。论述滕侯去世，认为诸侯本来应当写作“薨”却记作“卒，或记载下葬，或不记载下葬，都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圣人没有加以增损。论述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认为史官因为得到报告而记载，圣人因袭史文而保存下来。前后的议论，大体都以这个意思为根据。《春秋》是治理乱世的书，如果说圣人在其中绝不特别用笔，也未免矫枉过正。然而，按事情编排、连缀文辞，正是《春秋》的教诲。湛若水能够把以往穿凿破碎的义例一扫而空，考核实际事情来寻求其中的旨意，仍然是说解经书的人中谨慎严密而不偏颇的一家。△《左传附注》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陆粲撰写。陆粲字子馀，长洲人。嘉靖丙戌年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因弹劾张璁、桂萼，被贬为都镇驿驿丞，最终任永新县知县，死于任所。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前三卷驳正杜预《注》的义理，第二卷驳正孔颖达《疏》的文字，第五卷驳正陆德明《左传释文》的音义。书中广泛采纳各家论说，也间或用自己的意见断定，对于训诂家很有帮助。顾炎武《日知录》在《驳正左传注》后附记说：“凡是邵、陆、傅三位先生已经辨明的，不再收录。”邵指邵宝的《左传觿》；傅指傅逊的《左传属事》；陆就是陆粲。可见顾炎武也十分重视这部书。陆粲又有《春秋左传镌》二卷，大意认为《左传》是战国人所作，刘歆又凭自己的意见加以增益，所以其中往往卑下鄙俗而不合正道，或者成为奇异怪诞的言论，流于末流。考察陆粲把《左传》看作战国时期的作品，大概是因为程子说“腊”是秦礼，“庶长”是秦官，这种看法已经过于拘执。他把改窜混乱归咎于刘歆，大概是因为林栗说《左传》中凡是说“君子曰”的地方，都是刘歆的话，但这种说法尤其没有证据。这未免专门务求高论，仍然沿袭明人凭空猜测的习气，正所谓画蛇添足。因此这里只著录这部书，而《左传镌》另行保存其书名。△《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陆粲撰写。前面有《自序》，说胡氏解说《经》，有时失于过分求索，言辞不怕烦琐，反而使圣人的意思更加晦暗，所以撰写此书加以辨析。全书的大旨在于相信《经》文而不相信义例。他说：“不以正大之情来观察《春秋》，而曲折地制造意义，那么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又说：“过去的君子有句话：《春秋》没有可以通行于一切情况的固定义例。如果按照义例来解释，就会有行不通的时候。正因为有时行不通，所以寻求解释却得不到，便跟着替它编造说辞。”又说：“《春秋》褒奖善行、贬斥恶行，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则。如今用这个说法来责罚人，却又忽然用这个说法来奖赏人，使后世寻求它而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这简直是舞文弄墨的官吏所做的事，难道能说是圣人做的吗？”他所揭示的解说《经》的弊病，都切中了症结。书中每一条例都是先把胡《传》列在前面，再在后面用自己的说法加以纠正。例如关于《春秋》始于隐公，他只采用欧阳氏的说法，认为距离久远而难以明白的事不加修饰，而不采用胡氏责罪平王的说法。关于“纪履緰来逆女”，他认为这是因为齐侯灭掉纪国、安葬伯姬而记载，并不采用胡氏所说迎娶妻子必须亲自前往、派大夫前往是不合正道的说法。关于“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他认为声姜、敬嬴、穆姜都称作“妇”，文公、宣公、成公都有母亲称“妇”，这是为了区别于君母；不采用胡氏所说贬称为“妇”以显示其恶行的说法。关于“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他认为这是鲁国与齐国讲和后齐国归还田地，不必把一切功劳都归于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作用；三《传》、《孔子家语》和《史记》都不足以作为依据，也不采用胡氏所说孔子担任摄相、使齐军退却的说法。像这样的例子共有六十多条，大体明白正大，足以破除繁琐文饰和曲折附会的弊病。自元延祐二年把胡《传》立为学官教材，至明永乐年间纂修《大全》，一直沿袭而没有改变。世上的儒者于是相互沿袭、墨守成规，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只有陆粲和袁仁开始公开攻击它的错误。后来像俞汝言、焦袁熹、张自超等人接着加以论辨，于是把问题阐发得没有遗漏。虽然篇卷不多，但它对于《春秋》的功劳确实不小。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注说“未见”。现在这部书只有上、下二卷，实际上并没有缺失。大概是朱彝尊考察得不够仔细吧？△《春秋明志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熊过撰写。熊过有《周易象指决录》，已经著录。他注解《周易》，很不以先儒的旧说为依据。这部书也多有自己创立的新见解，并辨驳前人。对于《公羊》、《穀梁》和胡安国《传》都有所纠正，而攻击《左传》尤其厉害。例如认为邢国迁到夷仪，是邢国自己迁去的，不是桓公迁它；认为修筑楚丘城，是鲁国为了防备戎人而修筑，不是桓公修筑以封给卫国；认为晋人拘执虞公，是让他留在本国，控制他使不能到别处去，而不是把他拘执后带走；认为甯母之会中拒绝子华的说辞不真实；认为洮地结盟、谋划王室是诬妄之说；认为使用鄫子，是出自邾人的行为，不是宋公的命令；认为晋怀公是卓子的谥号，文公从未杀死子圉；认为赵盾并没有派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认为卫国的石恶是孙氏的党羽，不是甯氏的党羽；认为楚国杀庆封并不是因为罪行而依法讨伐，也没有背负斧钺巡行军法。这些说法都免不了凭空立说。又如认为“郭公”是鸟名，说它属于螟蜮一类，记载下来是为了记录异常；认为“梁亡”是鲁国大夫会盟时听到后，回来叙述，并不是由梁国报告，所以没有写明梁亡的原因；这些说法也多是主观臆断。总的说来，他致力于贬斥三《传》，像程端学一样。程端学不过是怀疑《传》，熊过却进一步凭主观意志虚构事迹，弊病比程端学更严重。然而程端学的论说多牵缠拘泥，处处格格不入，不能自行通达；熊过则判断明确，错误的地方错得极其严重，公允的地方也公允得很突出。卓尔康《春秋辨义》说他颇多新的裁断，有时能够微妙地切中要害，也是解说《春秋》的警策之作。这话并没有说错。因此现在纠正他废弃《传》的错误，以显示明显的警戒，同时仍不掩没他的长处。△《春秋正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高拱撰写。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辛丑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号文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的写作，大概是因为宋代以来解说《春秋》的人穿凿附会，想要尊崇圣人却不知道怎样才是尊崇，想要阐明《春秋》的笔法却不知道怎样才是阐明，于是推究《经》的本意，订正他们的错误。开头论述《春秋》是阐明天子的义理，并不是把天子赏罚的权力据为己有。其次论述孔子必定不敢改变周朝正朔而采用夏时。又论述之所以把《春秋》寄托在鲁国史书上，是因为鲁国还保存着《周礼》，不是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而借用其名义。又论述“王”不称“天”只是偶然出现的异文，滕侯称“子”是当时的王贬黜了他；圣人绝没有贬低、削降天子而把诸侯降为低等封爵的道理。

译又论述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并不是圣人亲自记载自己的功劳，深深斥责胡《传》把天子的处境据为己有的错误。又论述《春秋》作于哀公十四年，即孔子去世前一年，恰好遇到捕获麒麟，于是记载下来；《经》并不是因为感应麒麟而写成，麒麟也不是为了应合《经》而出现。又论述解说《经》应以左氏为长处，胡氏《传》是有所激愤才写成的，其余各家纷纷争论，都是由于误解“天子之事”这一句话。他的言论都明白正大，足以破除解说《春秋》者的积弊。篇卷虽然少，但就其大义而言气势凛然，多能得到《经》的本意，确实远在各位儒者之上。△《春秋辑传》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樵撰写。王樵有《周易私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朱彝尊《经义考》作十五卷，又另列《凡例》二卷，注说“未见”。现在这部书包括《辑传》十三卷，前面有《宗旨》三篇、《附论》一篇，共成一卷，与十五卷的数目不符，大概是朱彝尊偶然弄错了。又《凡例》二卷如今实际附刻在书中，朱彝尊也只是偶然没有查到。他的《辑传》以朱子为宗旨，广泛采集各家说法，附加自己的论断，不免有时失于冗长，但大旨仍然醇正。他的《凡例》则通过类比推求，不涉及穿凿附会，比其他各家尤其明白简洁。明人解说《春秋》，大体都受胡《传》范围的限制。那些以科举为打算的说法，庸俗泛滥，本来不值得谈论；那些喜欢发表议论的人，又沿袭苛刻的说法，越发用力推求，巧加诋毁、深文周纳，争相写得刻薄严酷，更加失去了《春秋》删削文字的精微旨意。王樵撰写这部书，比较能够笃实求真。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不被世俗学风改变的人了。△《春秋亿》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学谟撰写。徐学谟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这部书的《序》题为《春秋亿》，而卷首题为《徐氏海隅集》，目录又题为《外编》，大概是他的全集中的一种。十二公各自成篇，不载《经》文，而是逐一按年月排列，随着《经》文解释义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大概汉代《经》和《传》分别流行，本来并不相连。看起来像是创立的体例，实际上却是古代的旧法。全书的大旨认为，《春秋》所记载的都依据旧史，旧史缺漏的地方，圣人不能凭空增补。例如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桓公三年以后不记载“王”，卫人、陈人跟随周王攻打郑国却不称“天”，以及日月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都不是圣人亲自删削造成的。他把《公羊》《穀梁》认为每一个字都有义例的说法，以及孙复、胡安国认为每一件事都是讥刺的论说，一概扫除。既然《春秋》的撰作被称为删削，那么就一定不是把旧史文字全部照录下来，毫无褒贬。徐学谟的观点虽然不免矫枉过正，但他心平气和，不参与喧嚣争论，言辞简洁、道理明白，多能得到《经》的本意，确实胜过宋元诸儒的穿凿附会。他驳斥夏时、周月的说法时说：“作为臣下却把次序颠倒在前，哪里还算是《春秋》呢？”可以说是重要而简洁的话了。△《春秋事义全考》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姜宝撰写。姜宝有《周易传义补疑》，已经著录。《明史艺文志》和朱彝尊《经义考》都记载这部书为二十卷，而现在少了四卷。不过检查现有篇卷，没有发现缺失或散佚，怀疑或许另有附录而已经亡佚了吧？这部书的大旨虽然以胡《传》为依据，但也颇多参杂自己的意见。襄公、昭公以下，胡《传》多有缺漏，他也都加以补辑。书中用今天的地名来考证古代地名，虽然间或有所考订，但都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于各家的地方。只是过去解说《春秋》的人把删削褒贬看作义例，所以像“王”不称“天”、诸侯不记载即位之类，都说成是孔子有意贬斥、断绝其名分。这种褒贬之法甚至将要施加到君主和父辈身上，按照圣人彰明伦理、垂示教化的根本本意来衡量，必定不是这样。姜宝独自认为，孔子对于周王、鲁侯的事情有不对之处，只是直接写明其不对罢了。后人解说《经》时使用“恶”“罪”“讥”“贬”等字眼，都不是圣人的本意。他的言论明白正大，是啖助、赵匡以来所没有达到的。可以说他阐明了《春秋》删削文字的微妙本意，建立了名教的大防。虽然颇接近科举之学，却不因此损害其宏大的主旨。△《春秋胡传考误》一卷（通行本） 明代袁仁撰写。袁仁有《尚书砭蔡编》，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自序》，说宋代胡安国因王氏没有树立《春秋》的地位而愤慨，奉君主之命撰写《传》。他的志向在于匡正时弊，因此常常借《经》文来申述自己的主张。他的用意是忠诚的，但未必完全符合《春秋经》。他的说法确实有道理。至于说安国的《传》不是完整的书，则不完全如此。安国这部书，自绍兴乙卯奉敕开始编修，到绍兴庚申以后才缮写成稿进呈御览，哪里会有尚未完成的道理呢？不过，他所指出的安国的错误，例如：周历的月份并不是在夏历时令前冠以周历；“盟宿”不是说宿国之君与人结盟；“宰渠伯纠”中的“宰”不是冢宰，“伯”也不是伯爵；“夏五”不是旧史的缺文；“齐仲孙来”不是贬义；召陵之战中，齐桓公不能称为有王者之德，管仲也不能称为王者的辅佐；首止把王世子列在末尾，并不是为了表示谦逊；晋卓子即位已经超过一年，并非只是里克奉他为君；季姬遇到鄫子，并不是因为爱女儿而让她自己选择女婿；鼹鼠咬食牛角并不是三桓将要应验的征兆；正月记载襄公在楚国，并不是为了保存鲁君的名号；吴子派公子札出使，并不是责怪他让国；《左传》“莒展舆事以攻”应当是“已攻”，齐豹不是因为求取名声而不得；归还郓、讙、龟阴，并不是圣人亲自记载自己的功劳；获麟时夸说箫韶、河洛，是《传》作者的浅陋。这些见解都很有深度。至于“会防”一条，其义并不取决于胡《传》；“蔡桓侯”一条，说是按侯爵礼制安葬，也只是凭意推断，并没有其他明显证据。石之纷如本来不是大夫，不应当和孔父、仇牧一样在《春秋经》中出现。仁却一概排斥这些说法，就未免求全责备得太过分了。△《左传属事》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傅逊撰写。傅逊字士凯，太仓人。曾经游学于归有光门下。他困顿于科场，晚年才以岁贡身份授任建昌训导。这部书由他的朋友王执礼创意，傅逊续成。它仿照建安袁枢《纪事本末》的体例，把编年体改为按事类编排。事件按标题分类，标题又按国家分类。《左传》原文之后，各自概括大意并加以评论。

译对于杜预《集解》中不妥当的地方，他作了不少修订。凡是《左传》文字有违背世俗教化的地方，也常常加以纠正。傅逊曾自称：“《左传》中的文字义理，我已经费尽心力去思考；只是对于地理尤其感到遗憾，恨不能遍搜天下各郡县志书，作精详考察。”又说：“元凯如果没有汉儒，就不能作《集解》；我如果没有元凯，也不能作这部注。” 他的用心深厚周到，而且推重、谦让古人，远胜于那些文人相互轻视的做法。△《左氏释》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冯时可撰写。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隆庆辛未年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政。他的事迹附载于《明史·冯恩传》。这部书都是阐明《左传》训诂的内容。其中解释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时，认为王者事奉神明、治理百姓，有祭祀而没有祈祷，有省察而没有禳除；使用鼓已经是末等的做法，何况还要攻伐呢？董仲舒、杜预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考察《周礼·大祝》说：“六种祈祷：一叫类，二叫造，三叫禬，四叫祭，五叫攻，六叫说。”郑康成《注》认为，攻、说是用言辞责问神明，就像击鼓一样。这样看来，攻本来就是六祈之一。冯时可的说法，实在是考察不够。至于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杜预《注》、孔颖达《疏》都认为，把矿石冶炼成铁，用橐扇风助火称为鼓，计算一鼓的铁就足够了。冯时可则引用王肃《家语注》的话说：“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四石为鼓。”这样看来，大概要用四百八十斤铁来铸造刑书，正好够用。这一点胜过杜《注》、孔《疏》的说法很多。总的说来，这部书虽然间或有主观臆断，但精审核实之处很多，确实仅次于赵汸的《补注》。这部书旧时曾和《左氏讨》《左氏论》合为一书，总题作《元敏天池集》。想来当时是编入文集之中，所以抄本仍沿袭旧题。现在只收录这一编，而所谓《讨》和《论》则另列存目，因此分别著录它们的名称。△《春秋质疑》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于庭撰写。杨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这部书的宗旨是认为，胡安国《春秋传》的主旨在于纳谏开导，褒贬、避讳和抑扬损益之处，不免有附会。对于《春秋》的大义，符合的有十七条，不符合的有十三条。对于《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有的采纳，有的驳斥，也不能全部恰当，于是逐条列举加以论辨。例如胡氏认为“春王正月”是以夏历时令冠于周历月份之前，杨于庭便引用《礼记》中孟献子的话：“正月日到了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日到了夏至，可以祭祀祖先。”以此证明所说的“日至”就是冬至；由此可知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又如胡氏认为《春秋经》不记载鲁公即位，是因为尚未向周王请命；杨于庭便引用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和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据此可知，赐命都在即位以后数年或数月；由此可知，在此以前鲁公并未请命，却都记载即位，胡氏的说法不能讲通。又胡氏把“从祀先公”解释为昭公到此时才得以在太庙配享，杨于庭则认为季氏吝惜权势，不让昭公配享，这件事在三《传》中都没有记载，到冯山才首先提出；胡氏不免轻信。像这一类的论述，大多精确。它当然不是妄自攻击先儒、任意制造异说之流。△《春秋孔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高攀龙撰写。高攀龙另有《周易易简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斟酌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国四家的《传》，没有刻意考证，也没有穿凿附会。它的主旨在于用《经》解释《经》：凡是《经》中没有、而《传》中有的，不敢相信；凡是《传》中没有、而《经》中有的，也不敢怀疑，所以取名《孔义》，表明这是孔子的义理，而不是诸儒的臆说。虽然立论稍嫌拘泥，但与那些支离破碎、反复纠缠、横生异议的说《经》之作相比，仍算是谨严的。朱彝尊《经义考》在本书之外，另列有李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并注说“未见”。现在考察，书名、卷数都相同，攀龙的名字也相同，不应有如此巧合。考察李攀龙只是以诗歌著名，并不以经学见长；他的墓志、本传也没有说他曾有这部书。难道是各家书目因为攀龙同名，便误把高攀龙记成李攀龙，朱彝尊来不及考核，误将它分成两部书吗？△《春秋辨义》三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卓尔康撰写。卓尔康另有《易学》，已经著录。这部书的大旨分为六义：一是《经》义，二是《传》义，三是书义，四是不书义，五是时义，六是地义。立论都纯正。他在每条《经》文下面，杂取旧说，排比编次并加以诠释，最后用自己的意见作判断。每位公的记载末尾，又分别附有一篇《列国本末》，列举与盛衰兴亡有关的大事，另行分类叙述，也颇有体例和要旨。其中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他认为这是甲戌年正月己丑日，史官偶然把文字次序倒置了。他不知道古人纪年自有阏逢、摄提格等岁阴、岁阳二十二个名称。六十甲子，古人只用来纪日，并不用来纪年。又如把五石、六鹢说成外来的灾害，却问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它们涉及三恪，而且发生在中国境内。他不知道晋国梁山崩塌，以及宋、卫、陈、郑发生灾害，难道都属于三恪吗？又如天王狩于河阳，他认为晋国想率领诸侯朝见周王，担心有诸侯背叛离去，所以让人声称天王出猎，以此邀请诸侯前来。他的用心很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这说法过分追求翻新，反而在道理上有所妨碍。这些都不能作为规范。不过，像他认为“郑人来渝平”应当依照左氏解释为“更成”，而把它解释成毁弃盟约、没有成功，都是文义上的错误；又如解释“戎伐凡伯于楚丘”，认为一个国家可以说“伐”，一个城邑也可以说“伐”，一家也可以说“伐”，一个人也可以说“伐”；《公羊传》把“伐”解释为大规模攻伐，是不知道侵、伐的含义，强行作解。这些说法都明白正大，足以纠正各家说法的拘泥牵强。在明朝末年解释《春秋》的诸家中，这部书仍然有所阐发。△《读春秋略记》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明代朱朝瑛撰写。朱朝瑛另有《读易略记》，已经著录。他的学术出自黄道周，很不拘泥于世俗见解，但所持论点也未必都纯正。这部书辑录旧文，再补充自己的意见。所采材料上自啖助、赵匡，下至季本、郝敬，大多自行提出新义，不肯依傍三《传》来解释《经》。朱朝瑛的论断，也都是深入探求、另作解释，不以旧说为准。例如他说“甫父”二字在古文字中通用，是对男子的美称；孔父的“字”是“嘉”，就像唐代杜甫的“字”是“美”。这与程子把“大”解释为纪侯的名字，并以栾大为例，有什么不同？他又极力斥责《汉书·五行志》穿凿附会的错误，但在“恒星不见”一条中，却引用何休的说法，认为这是法度废绝、威信不能施行的征验。这与胡安国不谈灾异感应，却仍采用董仲舒、刘向解释星孛北斗、大辰的义理，也是相同的。至于论述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认为应是三月而不是二月；以及认为“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夫人而不是仲子，也都考证得很清楚。大体上，他的书像叶梦得的《三传谳》，但学识不如叶氏广博；像程端学的《三传辨疑》，但论述也不像程氏那样迂曲。对于这两部书，他大概都处在伯仲之间。撇开其中偏僻的地方，选取其中警辟精要的内容，总还不失为读书人解释《经》的一家之言。△《春秋四传质》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介之撰写。王介之字石崖，衡阳人。这部书取三《传》和胡安国《传》的异同，用自己的意见作判断。他在“无骇卒”一条中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事情屡有变化，文字也多次改变。四种《传》各自形成一套说法，以义理来判断，则胡氏精密，而《公羊传》《穀梁传》尤其正确；以事实来考察，则《左传》有证据，可以相信。这大概就是本书的主旨。其中有沿用旧说的，如隐公元年驳斥胡《传》“元就是仁”的说法，本于杨时《答胡康侯书》；驳斥胡《传》“建子不是春”的说法，本于熊朋来的观点。有根据一部《传》却取舍不同的，如“王正月”表示大一统，采用《公羊传》的说法，而驳斥其所谓“王”是文王的说法。有把四种《传》互相考辨的，如文公到齐国迎娶妇姜，四《传》说法不同，他舍弃《左传》《公羊传》和胡《传》，而采用《穀梁传》。有专门依据胡《传》但也不完全遵从的，如定公从祀先公，采用昭公从此才开始在宗庙配享的说法，却驳斥其认为此事出于阳虎、因而无法详考的说法。这些都颇有见解，不是抄袭旧说。至于桓公“公即位”，《公羊传》认为这是顺着他的意愿，王介之却误说成胡《传》的观点，并斥责这种说法巧饰而诬妄。文公“公四不视朔”，《左传》《公羊传》认为是疾病，《穀梁传》认为是厌弃政事，胡《传》采用《穀梁传》的说法；王介之却误说三《传》都认为是疾病，而胡氏辨明他并没有病。他的书也不免时时有错误。不过，在明朝末年经学和传注都荒疏的情况下，王介之还能援引古义，纠正胡安国的错误，也可以说远远超出一般人了。△《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应阶进本） 明代王道焜、赵如源共同编纂。考察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宋代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并引用郑玥的话说：“尧叟字唐翁，崇祯年间杭州书坊把他的书与杜预《注》合在一起刊行。”又记载这部书五十卷，并引用陆元辅的话说：“王道焜是杭州人，在天启辛酉年参加乡试，和同乡赵如源濬之共同辑成此书。”现在书坊刊行的本子，卷数与朱彝尊所记相合，却删去了王道焜、赵如源的名字。书首又载有《凡例》，题为林尧叟所述，但其中引用永乐《春秋大全》，几乎足以令人发笑。大概是把二人编书时的《凡例》改题成林尧叟所述。杜预注《左传》，号称精密。虽然隋代刘炫已经有所规正，元代赵汸、明代邵宝、傅逊、陆粲，以及本朝顾炎武、惠栋又相继有所补正，但总的纲领和重要内容，最终仍超过各家。林尧叟的书只以笺释文字句意为事，实在不能与杜注相比。只是古注简约深奥，有些地方不够详尽；林尧叟补充说明其中的意义，使它浅显易懂，对读者也不是没有益处。而且不像朱申《句解》那样，任意删削《传》文。所以仍然把它著录保存，以备作为一种解释。书中附有陆德明《音义》，应当也是王道焜等人增补的。原本所有的内容，现在也一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