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八 集部一

译卷一百四十八，集部一。○集部总叙。集部的分类中，《楚辞》最早，其次是别集，再次是总集，诗文评论出现得更晚，词曲则是余绪。古人不以文章著名，所以秦代以前的书中，没有称屈原、宋玉擅长作赋的说法。到了汉代，才开始有词人。考察他们的著作，大多是后来追寻搜录而来的。因此汉武帝命所忠搜求司马相如的遗书。魏文帝也下诏让天下进献孔融的文章。到了六朝，才开始自行编次。唐末又刻版印行。（事情见贯休《磾月集序》。）自行编纂，就会多所爱惜；刻版印行，则容易流传。四部书中，别集最为杂乱，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然而，典章文册中的高雅文章，清丽辞句，也未尝没有高标独秀、挺立于邓林之中的作品。这在于删去浮夸空泛的话，辨别裁汰伪体，不必因为内容繁杂泛滥而加以责病。总集的编纂，大多是经过评论取舍而定的。像《兰亭》《金谷》，都是一时之间饮酒吟咏的作品；下至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只收录同乡人的作品，《箧中集》则附录登载作者的弟弟。虽然取舍大体都符合众议，但积微成著，已经成为诗社标榜的先驱。它们彼此声气相通、互相援引，比别集更甚。总的说来，浮华容易消歇，公论最终会明白，能够巍然独存的，不过《文选》《玉台新咏》以下几十家罢了。诗文评论的著作，出现于齐梁时期。看起来，同样都是讲八病四声。锺嵘因为求取声誉未能如愿，便巧妙地加以讥刺排斥；刘勰因为受到知遇特别深厚，便接着为它推演阐发。文坛上的恩怨，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冷斋曲意附和豫章，石林暗中排斥元祐。党人的余怨，报复牵连到文章，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本来就应当分别辨明、保存这些作品，并各自核实其实际情况。至于依声填词这种末流技艺，分属于诗歌一类，其中周邦彦、柳永、苏轼、辛弃疾，也不断争论各自的创作路径。然而它们的得失，不值得过分看重。姑且附录保存，以备作为一种体裁罢了。大体说来，门户之见所造成的争斗，没有比讲学更严重的，而论文次之。讲学的人结党分朋，往往祸及国家社稷。写文章的人用笔舌相互攻击，却从来没有祸乱波及国事的。大概讲学一定要辨明是非，辨明是非就一定会涉及当时的政事，而政事同权势相连，所以祸患大。文人的文章词翰，所争的不过是声誉罢了，同朝廷没有关系，所以祸患小。然而像艾南英，因为排斥王世贞、李攀龙，竟至于把严嵩说成明察之相，而认为杀死杨继盛只是稍微过分。难道他在深夜扪心自问时，果真会这样认为吗？也是因为朋党已经分裂，双方势不两立，所以即使破坏名教也不在意罢了。到了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更是颠倒贤人与奸人，使常理和善良泯灭。它对人心风俗造成的危害，难道还少吗！如今扫除门户界限，一概以最公正的标准衡量。明代以来各派之中，各取其长处，而不回护其短处。这是为了防止世道人心受到损害，并不仅仅是为了考虑文章体裁。○楚辞类。汇集屈原、宋玉的各篇赋，定名为《楚辞》，是从刘向开始的。后人有时称它为“骚”，所以刘勰评论《楚辞》时，以《辨骚》作为篇目。考察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只是举出其中最著名的一篇。《九歌》以下各篇都沿袭“骚”的名称，就不是事实了。《隋书·经籍志》在集部中把《楚辞》另列为一门，历代都沿袭这种做法。大概汉、魏以后，赋的体制已经改变，没有一部全集全都采用这种体裁。其他文集不归入《楚辞》类，《楚辞》也不归入其他文集类，体例既然不同，按理就不得不分别著录。杨穆有《九悼》一卷，到宋代已经散佚。晁补之、朱子都曾续编过，但晁补之的书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朱子的书附刻在《集注》之后。现在流传的，大多只是注释和音义。注家从东汉到宋代，前后相继补充修订，没有什么大的异说。到了近世，才出现许多不同的解释。割裂篇章、拼凑补缀，各人说法不同。改动错简、穿凿解经的方法，也蔓延到词赋中了。如今一并刊除，以杜绝窜乱古书的趋势。△《楚辞章句》十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汉代王逸撰写。王逸字叔师，是南郡宜城人。顺帝时官至侍中。事迹详见《后汉书·文苑传》。旧本题作“校书郎中”，大概是依据他注这部书时所任的官职。起初，刘向汇集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的《九辨》《招魂》，景差的《大招》，又把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以及刘向所作的《九叹》合在一起，共为《楚辞》十六篇。这是总集的鼻祖。王逸又增加自己所作的《九思》和班固的两篇序，合为十七卷，并分别为它们作注。《九思》的注释，洪兴祖怀疑是王逸的儿子王延寿所作。不过《汉书·地理志》《艺文志》中已经有作者自注，这件事在王逸以前就有了。谢灵运作《山居赋》，也亲自作注。怎么知道王逸不是沿用这种先例呢？过去的说法没有文献根据，不能立刻怀疑是王延寿所作。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有《古文楚辞释文》一卷，其篇目次第以《离骚》为首，接着是《九辨》《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与今本完全不同。洪兴祖根据王逸《九章》注中所说“都在《九辨》中解释”，知道古本《九辨》在前，《九章》在后。振孙又引用朱子的说法，根据天圣十年陈说的序，认为旧本的篇次已经混乱，于是考察作者的先后，重新确定篇次，由此知道今本是陈说改订的。那么从宋代以来，流传的就已经不是刘向本人的旧本了。黄伯思《东观馀论》又说，王逸注《楚辞》，各篇序文都放在正文之后，就像《法言》旧本的体例，不知是什么人把它移到了前面。这样看来，不仅篇次不是旧本的，连序文也不是旧本的了。不过，洪兴祖《考异》在“离骚经”下注说：“《释文》作第一篇”，没有“经”字；而王逸注文中明确说：“离，就是分别；骚，就是忧愁；经，就是路径。”

译可见王逸所注的本子确实有“经”字，与《释文》不同。如果一定认为《释文》才是旧本，也未必可信，姑且保留这种说法罢了。王逸的注文虽然不十分详尽完备，但因为距离古代不远，保留了许多前代儒者的训诂。因此李善注《文选》，全部采用了他的文字。《抽思》以下各篇的注文中，常常隔句押韵。例如“哀愤结縎，是说忧虑烦闷。哀悲太息，是说悲哀叹息会损伤肺肝。心中结屈，就像连环一样”之类的例子，很多很多。大概是仿照《周易·象传》的体例，也足以用来考证汉人的韵文。可是从吴棫以来，谈论古韵的人都没有引用这些材料，这就尤其应当加以标举并刊布出来了。△《楚辞补注》十七卷（内府藏本） 宋代洪兴祖撰写。洪兴祖字庆善。陆游《渭南集》中有洪兴祖亲笔帖子的跋文，称他为“洪成季庆善”，但具体情况不详。洪兴祖是丹阳人。政和年间考中上舍。南渡以后应召试，授任秘书省正字。历任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饶州。后来触犯秦桧，被编管昭州，最终去世。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周麟之《海陵集》中有洪兴祖所作的《赠直敷文阁制》，极力褒扬他编纂书籍的功劳。大概是秦桧死后，洪兴祖才得到昭雪。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列有《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说：“洪兴祖年轻时，从柳展如那里得到苏轼亲自校订的十卷本。凡是各本的异同，都分别列出。后来又得到洪玉父以下十四五家的本子，参互校勘，于是成为定本，开始补充王逸《章句》中不完备的地方。书写成后，又得到姚廷辉的本子，作《考异》，附在古本《释文》之后。又从关子东、叶少协那里得到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的本子，校正后用来补充《考异》中遗漏的地方。”由此可知，旧本兼载《释文》，另附《考异》一卷，位于《补注》十七卷之外。这个本子的每卷末尾都有“汲古后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的印记，但《考异》已经分散编入各句之下，不知道是谁加以窜改弄乱的。目录后面又有洪兴祖的《附记》，其中称鲍钦止说：“《辨骚》不是《楚辞》本书，不应收入。班固的两篇序，旧本在《九叹》之后，如今附在第一通的末尾。”这个本子在《离骚》末尾有班固的两篇序，与附记所说相合。但刘勰《辨骚》一篇仍列在序文之后，也不详为何如此。难道只是说它不应收入，却还不敢立即删去吗？汉人的注书，大体简约质朴，往往只列举训诂，而不把考据材料全部罗列出来。洪兴祖编纂这部书，把王逸的注文列在前面，再逐条疏通、证明、补注在后，对王逸注文多有阐发。又都用“补曰”二字加以区别，使它们不与原文混淆，这也不同于明代一些人任意改动古书、随意增删的做法。在各种《楚辞》注本中，这部书尤其算是善本。因此陈振孙称赞他用力勤勉，朱子作《集注》时，也多采用了他的说法。△《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内府藏本） 宋代朱子撰写。朱子认为后汉王逸《章句》和洪兴祖《补注》这两部书在训诂方面虽然详细，却没有得到作品的主旨。于是概括整理旧有编本，编定为这部书。把屈原所作的二十五篇列为《离骚》，把宋玉以下十六篇列为《续离骚》。随着原文逐句解释，每章分别标上“兴”“比”“赋”三字，体例仿照《毛诗》传。对于订正旧注错误的内容，另编为《辨证》二卷附在后面，并亲自为它作序。又刊定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二书，收录从荀卿到吕大临的文章共五十二篇，编成《楚辞后语》，也亲自为它作序。《楚辞》旧本有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晁补之的本子删去《九思》一篇。这部书又一并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三篇，增加贾谊的两篇赋。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这是因为“《七谏》以下的作品，文辞和意味平缓，情意不深切，就像没有病却在那里呻吟”。晁氏《续离骚》共二十卷，《变楚辞》也有二十卷。《后语》删定为六卷，取舍特别严格。扬雄《反骚》是《旧录》没有收录的，却反而收入其中。《自序》说：“想借《反骚》来记述苏氏、洪氏所说的贬斥之辞，以此昭示天下最大的警戒。”周密《齐东野语》记载绍熙年间内禅的事情说：“赵汝愚被安置到永州，走到衡州便去世了，朱熹为他注释《离骚》，用来寄托自己的意思。”那么，这部书的大旨，难道是在借灵均被放逐来寄托宗臣被贬的遭遇，借宋玉《招魂》来抒发对故旧的悲伤吗？本来就不必在笺释和押韵读音这些细节上，拘泥地争论它的是非得失了。△《离骚草木疏》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吴仁杰撰写。吴仁杰有《古周易》一书，已经著录。这部书末尾有吴仁杰庆元丁巳年的自序，说梁代刘杳有《草木疏》二卷，见于他的本传。这部书已经亡佚。刘杳的《草木疏》凡是王逸所汇集的内容都包括在内，吴仁杰只选取二十五篇加以疏释。它的大旨认为，《离骚》的文字多取法于《山海经》，所以书中引用材料时，常常以《山海经》为判断依据。例如解释“夕揽洲之宿莽”一句，引用《朝歌》中“山有莽草焉”的话作为根据，驳斥王逸旧注的错误。他的说法十分有条理。然而骚人的寄托兴发，含义并不只有一种。琼枝、若木之类，固然有寓言意味；澧兰、沅芷之类，也多是眼前所见之物。如果一定把他随时抒发的感望、触物而生的情怀，全都牵引到大荒之外的事物上，使灵均所赋的一切都出自伯益所写的书，那就成了泽畔行吟只注重夸耀博大丰富，而不是为了抒写他的哀怨，这也是好奇求异的过失。可是由于它征引广博，考辨精确，确实能够补充王逸训诂所未涉及之处。拿它同陆玑疏解《毛诗》、罗愿辅翼《尔雅》相比，可以并驾齐驱，争先竞进，所以博物之士常常凭借它。考察它内容的广博融洽，确实也属于考证一类的著作。这个本子是影写宋代旧抄本，末尾有庆元庚申年方灿的跋文。另有三行校正者的姓氏。大概是吴仁杰任国子学录时，嘱托方灿在罗田刊刻的。旧版已经散失，流传很少。如今只剩抄本，也可以说是文艺界的珍贵秘籍了。△《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国朝萧云从绘制原图，乾隆四十七年奉诏补绘。

译萧云从字尺木，是当涂贡生。考察《天问序》，其中说：“屈原被放逐后，在山泽之间彷徨，看到楚国有先王的宗庙以及公卿的祠堂，那里画着天地、山川、神灵、奇异瑰丽的事物，以及古代圣贤、怪物异事，于是就在墙上写下文字，对着这些图画呵斥发问。”因此，《天问》这一篇本来就是依据图画创作的。后世读它的人，看到其中所征引的内容，从天文、地理、虫鱼、草木，到凡是令人喜爱或惊异的事物，无不完备，都足以扩展见闻、穷究幽深奥妙，所以往往按照它兴致所到之处，绘制成图。例如宋代的李公麟等人，都凭此擅长绘画。只是他们所画的不过是一篇一章，不能把全部情状都概括表现出来。萧云从于是根据《楚辞》的章句，广泛绘制成这部图册。当时人们都推许其工巧精妙，为它镌刻传播。原本所有的图，只把三闾大夫、郑詹尹、渔父合画成一图，置于卷首。《九歌》画成九图，《天问》画成五十四图。可是《目录》《凡例》中所说的《离骚经》《远游》等图，都已经残缺亡佚。《香草》一图，则自称有此志向而未能完成。核对《楚辞》的篇目，遗漏很多。皇上在闲暇之余披阅此书，认为它用心虽然勤勉，但免不了有脱漏简略之处，于是特命内廷诸臣参考考订，分别补绘。对于《离骚经》，逐文分析、逐句安排为三十二图；《九章》为九图，《远游》为五图，《九辨》为九图，《招魂》为十三图，《大招》为七图，《香草》为十六图。这样一来，描绘事物、摹写神态，灿然完备。不仅从起始到终结、各篇没有遗漏的含义，而且灵均作品的旨趣，也借此可以考察出其比兴的根源。由此可仰见大圣人游艺观文的用意深远；而萧云从凭借绘画技艺中的微长，承蒙皇帝鉴察，得以成为大辂之前的椎轮，实在是永远承受荣宠而流传不朽了。△《山带阁注楚辞》六卷、《楚辞馀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通行本） 国朝蒋骥撰写。蒋骥字洓塍，是武进人。这部书的《自序》题为康熙癸巳年，而《馀论》上卷有“庚子以后又见到安溪李氏《离骚解义》”的话，可见《馀论》又是在注书之后写成的。注本前面冠以《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以及《楚世家》的节略，用来考察屈原事迹的始末。接着绘列《楚辞》地理，共五图，用来考察屈原行经各地的先后。注释时依据事迹发生的年月、道路里程的远近，来确定作品写作的时间和地点。虽然其中不能没有穿凿附会，但这种征实求据的说法，终究胜过凭空臆断。《馀论》二卷，用来驳正注释的是非得失，考证典故的异同。其中斥责旧说，颇为轻薄。例如把“少司命”解释为月下老人之类，也几乎同戏剧一样，都违背著书的体例。不过，它删汰冗杂，提炼精要，也算是瑕不掩瑜。《说韵》一卷，按字母分类，用方音贯通。又广泛引用古音的异同，每一部列出“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种例子，用来批驳顾炎武、毛奇龄的说法。至于“双声互转”“四声递转”这两个例子，沙随程迥已经说过，并不是蒋骥的创见。然而他确实不知道先有声韵、后有字母，声韵是古代的方法，字母则来自梵学，却反而执着于末流来约束根本。至于五方的语音各不相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不能说它们不协调，也不能把它们强行当作例证。黄庭坚的词使用蜀地语音，以“笛”押“竹”韵。《林外词》使用闽地语音，以“扫”押“锁”韵。难道可以据此作为典范，认为宋代的韵全都如此吗？古音中一个字有几个叶韵读法，也像如今的韵书中一个字有多个读音一样。“佳”字在“佳”“麻”两部都收录，“寅”字在“支”“真”两部都出现，这就是例子。假如不是各种韵书都还存在，难道也要拿这些不同的读音去攻击当今韵书的分部吗？古音本来没有成书，只是后人相互参校比较，选择彼此相通较多的，划分出界限。这就像九州列国，如今只能大略指出它们的地域，却不能逐一考察它们犬牙交错的形状。蒋骥不探究异同的原因，只抓住一两个小节，便贸然想要改变、扰乱整体纲要，也不是通达的论说。只是因为他引用考证的材料十分丰富，其中也间或有可取之处，所以仍依照原本，与《馀论》一同附录。──以上“楚辞类”六部，共六十五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楚辞类存目 △《天问天对解》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杨万里撰写。杨万里有《易传》，已经著录。这部书取屈原《天问》和柳宗元《天对》，加以比附贯连，分别作解释。内容已经收入《诚斋集》，这是它的单行本。训诂相当浅显平易。其中有些辨析考证之处，例如《天问》“雄虺九首，儵忽焉在”，引用《庄子》“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以此证明王逸把它注为“电光”是错误的。只是因为《天对》有“儵忽之居帝南北海”一句，才这样解释。又如《天问》“鲮鱼何所，魀堆焉处”，杨万里独自认为“堆”应当是“雀”，说“魀雀在北号山，形如鸡而有虎爪，以人为食”，以此证明王逸注为“奇兽”是错误的。也是因为《天对》有“魀雀在北号，惟人是食”一句，才这样解释。实际上并没有另外提出什么新的意义。△《楚辞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异》一卷（两淮监政采进本） 明代汪瑗撰写。汪瑗字玉卿，是歙县人。这部书的《集解》八卷，只注释屈原的各篇赋作，宋玉、景差以下的各篇都不收入。《蒙引》二卷，都是辨析考证文义。《考异》一卷，则把王逸、洪兴祖、朱子三种本子相互校勘，考察它们的字句异同。《楚辞》这部书，文辞深重，含义隐微，寄托深远。自汉代以来，训诂虽然有不同，但大旨并没有互相违背。汪瑗却凭主观臆测，务求创立新说来排斥诋毁各家。他最为乖谬的地方，是把“何必怀故都”一句看作《离骚》的纲领，说屈原确实有离开楚国的志向，并竭力排斥洪兴祖等人所说屈原眷恋祖国的看法。又说屈原是圣人一类的人，必定不肯投水自沉，并痛斥司马迁以来各家关于屈原死于汨罗的说法是诬妄。这大概是拾取王安石《闻吕望之解舟》诗和李壁注中的话而来的。也可以说，他把本来不该怀疑的当作可疑，把本来不该相信的反而相信了。

译△《离骚草木疏补》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屠本畯撰写。屠本畯有《闽中海错疏》，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宋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有许多不完备之处，特意在“香草”类中增入麻、秬、黍、薇、藻、稻、粢、麦、粱八种，在“嘉木”类中增入枫、梧两种。其余内容对吴仁杰的疏释也删削了很多。他自认为简明胜过吴仁杰，实际上反而失于疏略。又在每一类前面冠以《离骚》原文和王逸《注》，想仿照《诗经》的《小序》，但这对全书主旨并没有关系，只是徒然改动。至于吴仁杰认为宿莽不是卷葹，斥责王逸《注》和郭璞《尔雅注》的错误，屠本畯在这部书中引用罗愿《尔雅翼》来说明这一点。他不知道自己引用《南越志》“宁乡有一种草名叫卷葹，江淮之间称它为宿莽”的话，恰恰是支持郭璞的说法。因此不免自相矛盾，在考证方面尤其有所失误。△《楚骚协韵》十卷，附《读骚大旨》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屠本畯撰写。这个本子只题作“屠畯”，大概是他改名以前刊刻的。屠本畯认为朱子《楚辞集注》所用的韵还不完备，所以扩充写成这部书。然而他增加的内容实际上并不都恰当。古代没有韵书，各地都按本地方音来读。南北方音彼此不同，不免大体相同而细节有异。例如《离骚》“朕皇考曰伯庸，维庚寅吾以降”一句，“降”读作户工切；又如“重之以修能，纫秋兰以为佩”一句，“能”读作奴来切。这些都是古音。至于“肇锡予以嘉名，字余曰灵均”，就属于方音。长江以南“真”“庚”两部互相押韵，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屠本畯却一定把“名”读作弥延反，把“均”读作居员反，实在是牵强附会。他又喜欢采用《说文》的字形来改动今天的楷书字体，认为《楚骚》的文字处在小篆尚未改变之前，抄写《楚辞》应当使用小篆和分草。如今的刊本虽然使用隶书，但应当用六书的善本来订正其中的差错。隶体和分草的兴起，起初相距并不远；而且隶书取意简便，和篆书本来就不同。如果完全依照《说文》改变字形，认为这样就能守住六书的含义，反而会变得繁重。既然如此，只写篆书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用隶书呢？这也是好奇求异所造成的过失。△《楚辞听直》八卷、《合论》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黄文焕撰写。黄文焕有《诗经考》，已经著录。崇祯年间，黄文焕因被牵连为黄道周一党而入狱，于是就在狱中撰写了这部书。大概是借屈原来寄托自己的感慨。书名所谓“听直”，就是取自屈原《惜诵》篇中“皋陶听直”的话。书中的体例，凡是评论称为“品”，注释称为“笺”。《九歌》《九章》等篇的标题下面，又有“总品”。篇目次序，首为《离骚》，其次《远游》，再次《天问》，然后是《九歌》《渔父》《卜居》《九章》。又根据王逸的注本，把《大招》也认为或许是屈原所作。又根据司马迁《屈原贾生传赞》中“读原《离骚》、《招魂》、《哀郢》”的话，把《大招》《招魂》附在篇末，这与旧本都不同。《合论》一卷，是用来阐明“听直”宗旨的。有合论一篇的，是《听离骚》《听远游》《听天问》《听九歌》《听卜居、渔父》《听九章》《听二招》七篇。有合论全书的，是《听忠》《听孝》《听年》《听次》《听复》《听芳》《听玉》《听路》《听女》《听礼》十篇。大体上都是借此抒发牢骚，不一定完全符合屈原的本意。文辞气势傲慢放纵，也没有超出明末轻薄浮靡的风气。△《楚辞评林》八卷（内府藏本）。明代沈云翔编纂。沈云翔字千亻刃，庆城人。这部书成于崇祯丁丑年。因为朱子的《集注》杂采各家的说法，标注在书页前端，十分琐碎冗杂，大概是书坊商人用来牟利的版本。△《天问补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编著认为朱子的《楚辞集注》对《天问》一篇多有存疑不注之处，又说世人有时牵强引用《天问》，加以编造修饰、层层堆砌，因此形成说法，而浅陋的人更进一步牵强附会地为它作注。毛奇龄喜欢摘取朱子的错误，所以为《天问》作了补注。前面是《总论》，后面共三十四条，都是先列《天问》原文，再列《集注》，然后接着列补注。其间也有一些疏通考证。然而文辞本来就恍惚难明，事情又多奇异诡谲，终究属于凭主观推测的说法，不能一一确切证实。△《楚辞灯》四卷（内府藏本）。国朝林云铭撰写。林云铭字西仲，侯官人。顺治戊戌年进士。官任徽州府通判。王晫《今世说》称：“林云铭年轻时嗜好学习，每当探究思考精微问题，整天不吃饭。暑月里家僮准备热水请他洗澡，他有时穿着衣服就进入澡盆。同乡人都称他为‘书痴’。”然而看他所著的各种书，实际上并未能深入造诣。这部书选取《楚辞》文字，逐句解释；又为每篇作《总论》，言辞旨意浅近，大概是乡塾用来教蒙童的书。江宁朱冀曾作《离骚辨》一卷，对林云铭的说法极力攻击。然而两人都用时文的方法解释古书，也可说是同样在洗澡，却讥笑别人裸露身体。他对《九章》的篇次，从《涉江》以下全都改动旧次序，定为《惜诵》第一、《思美人》第二、《抽思》第三、《涉江》第四、《橘颂》第五、《悲回风》第六、《惜往日》第七、《哀郢》第八、《怀沙》第九。考察王逸注说：“屈原被放逐到江南的原野，思念君王和国家，忧心无边，所以又作《九章》。”大概是认为《九章》都是被放逐江南时所作。林云铭这部书却认为，《惜诵》是在怀王疏远他以后，又因进谏获罪时所作；当时只是被疏远，尚未被放逐。

译本传所说的“不复在位”，是指不再处于左徒的职位，并不是说不再在朝廷任职。他的《思美人》《抽思》是怀王把他放置在外地时所作；但这时他在汉北，还与江南原野没有关系。只有《涉江》《橘颂》《悲回风》《惜往日》《哀郢》《怀沙》六篇，才是顷襄王把他放逐到江南后所作。这样说来，既不妨碍本传所记载的出使齐国、进谏释放张仪、劝谏不要进入武关等几件事；而且与《思美人》《抽思》篇中“造都为南行，朝臣为南人”以及“来集汉北”等话，与《哀郢》篇中“仲春东迁，逍遥来东，西思故都”等话，也都一一相合，如此等等。然而这种说法本出于明代黄文焕的《楚辞听直》，也不是林云铭创立的解释。△《离骚经注》一卷、《九歌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国朝李光地撰写。李光地有《周易观彖》，已经著录。考察《史记》只说“屈原著《离骚》”，到王逸的注本，才开始在《离骚》上加“经”字，并在《九歌》《九章》上加“传”字。这里称《离骚经》，是沿用王逸注本的称呼。他的注释都是推求文意，用来疏通其中旨意，也相当简要。然而《楚辞》实际上属于诗赋一类，不能用解释经书的方法来说明。至于《国殇》《礼魂》两篇，过去都列在《九歌》的末尾。古人以“九”作为数目的概称，实际上是总括性的名称，就像《雅》《颂》称“什”一样。所以篇目共有十一篇，仍然题作“九”。李光地认为应当止于九篇，竟然不把这两篇附载进去，未免过于拘泥了。△《离骚经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方楘如撰写。方楘如字文辀，淳安人。康熙丙戌年进士。官任丰润县知县。这部书的解释非常简略，没有什么考证和发明。原来附刻在《集虚斋学古文》之后，现在析出，另行著录。△《离骚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顾成天撰写。顾成天字良哉，娄县人。雍正庚戌年进士。官任翰林院侍讲。这部书成于乾隆辛酉年。大意是深切驳斥王逸以来把“求女”比作“求君”的说法，持论很正。然而词赋的体裁与叙事不同，寄托性的言语与直截了当的话不同，往往恍惚漫无边际，开合反复，远远超出通常的路径，直到篇章结束才归结到本意。如果用训诂来疏解、用事实来核对，就如同刻舟求剑。《离骚》末尾说：“登上皇天的光辉之境，忽然俯视旧日故乡。仆夫悲伤我、我的马也怀恋故土，蜷曲着回望而不肯前行。”接着又以“乱曰”等语作结，大意很明显，前面都是文章的波澜。不通观全篇，却句句字字都一定要找出具体的人来对应，反而指责古人疏漏错误，这也就是苏轼所说的“作诗必此诗”。△《楚辞九歌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顾成天撰写。他的说法把《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把《大司命》《少司命》合为一篇，将十一篇合计为九篇，以符合《九歌》的数目。这种说法还说得通。至于每篇的解释，大体以林云铭《楚辞灯》为蓝本，却又加以穿凿附会。例如《河伯篇》说：“九河属于韩、魏的疆域，而昆仑山在秦国的地域。韩、魏不能遮蔽秦国，于是东方诸侯才没有安宁的日子。‘与你游于九河’，是武关订立的重要盟约；‘大风冲起横贯水面的波浪’，是伏兵劫杀的行动；‘登上昆仑山向四方眺望’，是留在秦国而不返回；‘神灵为什么在水中，早晨到章台如同藩臣’，是不与秦国以对等礼节相抗；‘与你游于河中小洲，流冰纷纷从上游下来’，是冬季战事结束，到春天运回死者。”这样就把全篇都归到怀王身上。又如《山鬼篇》说：“楚襄王游览云梦，梦见一个妇人，名叫瑶姬。全篇的文辞意思，似乎指的就是这件事。”这样又把它归到巫山神女身上。屈原原本的旨意，难道真是这样吗！△《读骚列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顾成天撰写。这部书又列举《九章》以下各篇中尚未作解释的篇目，逐一评论它们的大意。认为《离骚》作于顷襄王时期，屈原之死是以身殉怀王，极力驳斥《史记》记事的错误。认为《九章》中的《惜诵》《惜往日》两篇是伪托，断定是河洛一带的人所作。认为《卜居》也是伪托，断定是战国人所作。认为《渔父》就是庄周。认为《招魂》《大招》都是招魂怀王。这些说法都不免武断。至于《思美人》篇“托玄鸟而致词”一句，他认为是因为张仪而产生了“鸟”字，因为商於而产生了“玄鸟”字，这种说法尤其令人无法理解。△《离骚中正》（没有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国朝林仲懿撰写。林仲懿有《南华本义》，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载有《读离骚管见》数则，认为屈原的辞赋以执守中正为宗旨，以主敬为根本。又从自述学问根柢、陈述帝王心法等方面来看，和《四书》相互表里。他的说法很迂曲，所以解释大多穿凿附会。例如解释“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认为屈原窃取了子思的道理，所说的“正则”“灵均”与《中庸》的“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符合。这果真是诗人的本意吗？△《屈骚心印》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夏大霖撰写。夏大霖字用雨，号梅皋，衢州西安人。这部书成于乾隆甲子年，是因林云铭的《楚辞灯》而加以改订的。根据他自己的叙述，除了林云铭的版本外，他所见到的只有朱子、来钦之、黄维章三家的版本。他在论述韵律时，把沈约说成晋人。所引用的依据也不过是李渔《笠翁诗韵》、蔡方炳《广舆记》等书。书前有毛以阳的评论，说朱子没有来得及注《楚辞》，现在流行的本子是后人附会的结果，却尤其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楚辞新注》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屈复撰写。屈复字悔翁，蒲城人。这部书采集汇合《楚辞》的旧注，又用自己的新意加以疏解。屈复很擅长作诗，所以能够探求诗人言外的意味，与拘泥于字面解释、涉及义理途径的人不同。然而他过于任性地以自己的意见为准，也往往凭主观臆测改动篇章。例如《离骚》“曰黄昏以为期兮”两句，他指为衍文。《天问》一篇，任意调换前后次序，说是错简。《九歌》末篇《礼魂》一章，他想改名为《礼成》，认为这是《九歌》的“乱辞”。大体都是凭主观意思改定，没有根据。△《楚辞章句》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国朝刘梦鹏撰写。刘梦鹏有《春秋义解》，已经著录。这部书针对各个版本在字句上的异同，互相参照考订，也相当详尽。然而没有注明某字出自哪个版本，因而不足以作为依据。至于篇章次序，窜改错乱尤其多。例如第二卷《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原本各自有标题，他却删去《湘夫人》《少司命》的名称，称为《湘君》前篇、后篇和《司命》前篇、后篇。第六卷《九章》中删去《抽思》《橘颂》的篇名，统归为《哀郢》，又调换它们的先后次序，都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他又错误地把《史记》叙事性的文字当作屈原的话，于是把《渔父》《怀沙》合成一篇。删去了《渔父歌》，却增加“乃作《怀沙之赋》”。其中“其辞曰”九字，尤其是凭主观意思增写的。──以上“楚辞类”十七部，共七十五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全部附入《存目》。○别集类从东汉开始。荀况的各种文集，是后人追题的。至于作者自己制定名称的，则从张融《玉海集》开始。至于区分篇卷部帙，江淹有《前集》和《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文集和别集；梁元帝有集和小集；谢朓有集和逸集；以及王筠的一官一集、沈约的正集一百卷和另外的《别选集略》约三十卷，这种体例都始于齐梁。大概文集大量兴盛，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唐宋以后，名目更加繁多。然而隋、唐志书所著录的，到了《宋志》已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的，今天又十不存一。新刻的日益增加，旧编的日益减少，难道数量上真有增减消长吗？文章的公论，经过长久时间才会明白。天地间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的文章，一代不过几十人。其余那些可传可不传的作品，则取决于作者和作品是否幸运。存亡散佚没有固定规律，不足为奇。现在对于元代以前的书，凡是评论已经确定的编本，大多加以甄别收录；明代以后，篇章越来越丰富，删汰也就越来越严格。这并不是说要沿袭重远轻近的常情、看重古代而轻视近代，而是因为经历的时间还不长，珍珠和砂砾并存，在取舍之间尤其不能不谨慎。△《扬子云集》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汉代扬雄撰写。考察《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记载扬雄文集五卷。这个版本早已散佚。宋代谭愈才取《汉书》和《古文苑》所载四十多篇，仍辑成五卷，已经不是旧本。明代万历年间，遂州郑朴又取扬雄所撰《太玄》《法言》《方言》三书以及类书所引用的《蜀王本纪》《琴清英》等条目，同各篇文章和辞赋合编，分为六卷，并把逸篇的篇目附在卷末。这就是现在的版本。扬雄所撰的各种箴，《古文苑》和《中兴书目》都说有二十四篇。只有晁公武《读书志》称有二十八篇，多出《司空》《尚书》《博士》《太常》四篇。这部集子又增加《太官令》《太史令》两篇，共三十篇。考察《后汉书·班固传》注引用扬雄《尚书箴》，《太平御览》引用扬雄《太官令》《太史令》两篇箴文，可见郑朴增加的内容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考察《汉书·胡广传》，说扬雄作了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中九篇已经亡佚。那么汉代流传的应当只有二十八篇。刘勰《文心雕龙》称有《卿尹州牧》二十五篇，这样又亡佚了其中三篇，不应当后来又重新出现。而且《古文苑》收载的《司空》等四篇箴文，明确注出作者是崔骃、崔瑗。叶大庆《考古质疑》又摘录《初学记》所载的《润州箴》，其中竟有“六代都兴”的话，那么各书或许属于错误引用，不能立即断定是扬雄所作。这部书的开头又冠以扬雄《始末辨》一篇，其实是焦竑《笔乘》中的文章。文中说：“《汉书》记载扬雄在王莽时任官，作符命后投进天禄阁，七十一岁时，于天凤五年去世。考察扬雄到京城见成帝时，已经四十多岁。从成帝建始改元到天凤五年，共五十二年；把五十二年与四十多岁相加，已经接近一百岁，这就和七十一岁相矛盾。又考察扬雄到京城时，大司马王音认为他的文章奇异，而王音死于永始初年。那么扬雄进京一定在永始以前，说扬雄在王莽时期才出仕，是错误的。”等等。近人多奉其说，为扬雄申辩冤屈。考察《文选》中任昉所作《王文宪公集序》“家谍”二字下面，李善注引用刘歆《七略》说：“子云的家谱说，他生于甘露元年。《汉书·成帝纪》记载，皇帝出行到甘泉、出行到长杨宫，都在元延元年己酉。向上距宣帝甘露元年戊辰，正好四十二年，与‘四十多岁’的数字相合。此后元延共五年，绥和共二年，哀帝建平共四年，元寿共二年，平帝元始共五年，孺子婴共三年，王莽始建国共五年，累计到天凤五年，正好七十一年，与七十一岁去世的数字也相合。他在王莽时任官十年，毫无疑问。”焦竑没有考察到甘泉祭祀、到长杨宫狩猎的年份，却从成帝即位的建始元年开始计算，荒谬得很。只有王音去世的年份，确实与扬雄传记不合。然而“音”字是“根”字的错误，宋祁已经明确说过。这个说法记载在今本《汉书》的注中，焦竑难道没有看见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十二年〕 △《蔡中郎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汉代蔡邕撰写。 《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左中郎将蔡邕的文集有十二卷。注中说，梁代有二十卷，另有一卷目录。这样看来，他的文集到隋代已经不是完整的本子了。《旧唐书·经籍志》却仍记作二十卷，应当是官府藏书虽有散佚，而民间传本尚未亡失，所以又重新出现。《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只有十卷，则又经历了一次散佚，已经不是旧日的本子了。这部书是雍正年间陈留刊刻的。文章和诗共收九十四首。拿张溥《百三家集》的刻本来校对，篇数有增有减，彼此各有不同。卷首欧静的序认为，《姜伯淮碑》和《刘镇南碑》绝不是蔡邕所作。按照年月考察，他的说法确实正确。张溥本删去《刘镇南碑》，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因为把姜伯淮看作蔡邕的前辈，认为应当有蔡邕所作的文章，便把建安二年改成熹平二年，这就近于武断了。张溥本又收录《荐董卓表》，陈留本却没有。此事《范书》没有记载，有人或许怀疑是后人伪造的。但刘克庄《后村诗话》已经排斥诋毁这篇表文，并把它与扬雄《剧秦美新》相提并论。这说明宋代本子确实有这篇文章，并不是从张溥本才开始收录的。后汉诸史，除了范氏、袁氏两家以外，还有谢承、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崧、司马彪等人的著作，如今全都散佚了，也不能因为正史没有记载，就断定这件事一定不存在。或许这部新本在陈留刊刻时，出于乡土之情，想替本地人隐讳，所以删掉它来消灭其痕迹吧？△《孔北海集》一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汉代孔融撰写。考察魏文帝《典论·论文》，称赞说：“孔氏才华卓异，确实含有非凡的气质。他运笔作文的才能，几乎是不可胜数的。”《后汉书》孔融本传也说：“魏文帝非常喜爱孔融的文章，感叹说：‘他可以和扬雄、班固相提并论。’于是向天下征求孔融的文章，凡是进献的人，就赏赐金帛。他所著的诗、颂、碑文、论议、六言诗、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共二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少府孔融集有九卷。注中说，梁代有十卷，另有一卷目录。这样看来，比本传所记已经增加了很多。新、旧《唐书》都记作十卷，大概仍是梁代的旧本。《宋史》才不再著录，那么他的文集应当在宋代时散佚了。这部书是明代人搜集残存材料编成的。共收表一篇、疏一篇、上书三篇、奏事二篇、议一篇、对一篇、教一篇、书十六篇、碑铭一篇、论四篇、诗六篇，共三十七篇。其中《圣人优劣论》大概是一篇文章，只是偶然保存了两段，编次的人于是拆成两篇，实际上是三十六篇。张溥《百三家集》也收录了这部集子，但比这部书少《再告高密令教》和《告高密县僚属》两篇。大体上是从史传和类书中搜集而来，多是残缺的断简残章，首尾都不完整。它不只是不同于隋、唐时期的旧本，即使苏轼《孔北海赞序》说自己读过孔融所作的《杨氏四公赞》，如今的本子中也没有。那么宋代人还能看到的材料，如今已经不完整了。然而，孔融既然是国家栋梁，他的文章也同样是极其珍贵的宝物。即使是残缺散佚之后留下的部分，也更加值得珍视。他的六言诗在本传中有名称，如今流传的三章，词句大多平庸浅近，而且都大力称颂曹操的功德；根据孔融一生的事迹来判断，可以相信其内容不可能出自这个意思之外。即使旧本确实有这些诗，也一定是黄初年间有人搜求遗文，假托孔融之名来歌颂曹操，不能确定为真本。流传已经很久，姑且仍按旧本录入，同时把它的伪作问题附记在这里。集中的诗文，很多有注释本事的文字，不知道是谁所作。奏疏一类，都附缀在篇末；书信、教令一类，则把注语夹在篇题下面。体例彼此不一致。现在全部把注语夹在篇题下面，使体例统一。△《曹子建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魏代曹植撰写。考察《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景初年间，曾编录曹植所著的赋、颂、诗、铭、杂论，共一百多篇，副本分别收藏在宫内和宫外。《隋书·经籍志》记载《陈思王集》三十卷。《唐书·艺文志》记作二十卷，但又说另有三十卷。大概三十卷是隋代的旧本，二十卷是后来合并重新编排的本子，实际上并不存在两部集子。郑樵撰写《通志略》时，也把两个本子一并著录。焦竑撰《国史经籍志》，竟把两本的卷数合在一起，称曹植集为五十卷，错误极其严重。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记作二十卷。然而陈振孙说，其中颇有从《太平御览》《书钞》《艺文类聚》中摘取的内容。这样看来，它是搜集拼合而成的，已经不是唐代二十卷旧本的原貌。《文献通考》记作十卷，又不是陈氏著录的旧本。这部书目录后面有“嘉定六年癸酉”字样，仍是根据宋宁宗时的本子翻刻的，大概就是《文献通考》所记载的本子。全书共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杂文九十二篇，合计二百一十篇。与《魏志》所说的一百多篇相比，数量反而多出了许多。但其中夹杂着残篇断句，错乱地出现。例如《鹞雀赋》和《蝙蝠赋》都摘自《艺文类聚》。《艺文类聚》的体例，都是标明“某人某文曰”等字样，编这部集子的人于是把“曰”字也当成正文，接在赋的开头，实在是没有仔细考察。又如《七哀诗》，晋人采来配乐，增删了它的词句以适合音律，见于《宋书·乐志》。这里不收原来的词句，却收录了配乐后的本子，也是一种错误。《弃妇篇》见于《玉台新咏》，也见于《太平御览》。《镜铭》八个字，反复颠倒排列，句句押韵成文，实际上是回文诗的祖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篇〕 这些内容见于《艺文类聚》，但都被舍弃而没有收录。《善哉行》一篇，各种本子都作古辞，却被误认为是曹植所作。不知道它下面所载的“当来日大难”，就是指这一篇。假如这篇是曹植所作，难道会有自己创作之后又自己仿作的吗？至于《王宋妻诗》，《艺文类聚》作魏文帝所作，邢凯根据旧本《玉台新咏》，称为曹植所作。如今的《玉台新咏》本又作王宋自己所赋的诗。既然众说各有不同，也应当一并载录，以备参考，但编者竟然遗漏了，这也是疏略之处，不能称为善本。然而唐代以前的旧本既已散佚，后来刻印曹植集的人大多以这部书为祖本，没有比它更古老的本子了。把它录下来保存，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嵇中散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旧本题作晋代嵇康撰。考察嵇康被司马昭杀害时，正值曹魏的国运尚未终结，因此嵇康应当是魏人，不应当算作晋人。《晋书》为他立传，实际上是房乔等人的错误。本集因此题作晋人，也是不对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嵇康文集十五卷，新、旧《唐书》也都相同。郑樵《通志略》所记卷数也相合。到了陈振孙《书录解题》，已经记作十卷。他还说，嵇康所作《文论》有六七万字，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这些，可见宋代时已经没有完整的本子了。怀疑郑樵所记，也只是沿袭旧史的文字，未必真的见过十五卷的本子。王楙《野客丛书》说：“《嵇康传》说：‘嵇康喜欢谈论名理，能够作文。撰写《高士传赞》，作《太史箴》《声无哀乐论》。’我得到毗陵贺方回家所藏的缮写本《嵇康集》十卷，其中有诗六十八首。如今《文选》所收的才三数首。《文选》只收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篇，不知道他还有《与吕长悌绝交》一书。《文选》只收《养生论》一篇，不知道他还有《与向子期论养生难答》一篇，共四千多字，辨析论述十分详细。集子中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难张辽自然好学论》一篇，以及《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等文章。《崇文总目》说《嵇康集》十卷，正是这个本子。唐代《艺文志》说《嵇康集》十五卷，不知道多出的五卷是什么。” 看王楙所说的情况，郑樵的妄加记载确实无疑了。这部书共收诗四十七篇、赋一篇、书二篇、杂著二篇、论九篇、箴一篇、家诫一篇。但杂著中的《嵇荀录》一篇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实际共收诗文六十二篇，也不是宋本的旧貌，大概是明代嘉靖乙酉年吴县黄省曾重新辑成的。杨慎《丹铅录》曾辨析阮籍死在嵇康之后，而世间流传的阮籍碑却说是嵇康所作。这部书没有收录此碑，可见其考订还算精密审慎。△《陆士龙集》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晋代陆云撰写。陆云与兄长陆机齐名，当时称为“二陆”。史书说他的文章不如陆机，但立论超过陆机。如今考察集中各种启文，他措辞严正，敢于进谏争辩，陈述意见鲠直切实，确实近似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文风。至于他的文辞华美严密、意旨深厚高雅，与陆机也不相上下。平吴的两位才俊，恐怕也很难分出高下。《隋书·经籍志》记载陆云集十二卷，又称梁代有十卷，另有一卷目录。这说明当时流传的本子已经有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只记作十卷，那么所谓十二卷的本子已经看不到了。到了南宋时期，十卷本又逐渐湮没。庆元年间，信安徐民瞻才从秘书省得到它，与陆机集一起刊刻流传。然而如今宋刻本也没有见到，世间流行的只有这个本子。考察史书说陆云所作文章共三百四十九篇，这里只收录二百多篇，似乎不是足本。大概宋代以前流传的旧集，早已长久散佚；这部书只是把散失的材料搜集合并，重新编排，所以编次很杂乱。例如《答兄平原诗》二首，其中“行矣怨路长”一首其实是陆机赠给陆云的诗，所以冯惟讷《诗纪》收入陆机诗中，而这个本子误作陆云答陆机的诗。又如“绿房含青实”四句和“逍遥近南畔”二句，都是从《艺文类聚》的《芙蕖部》《啸部》中摘出的，原诗全文已经散失。因此《诗纪》认为它们失去了篇名，把它们附在卷末，只注说“见《艺文》某部”。这个本子却直接标作“芙蓉”、标作“啸”，大概是明代不学无术的人编的，而且成书还在《诗纪》之后。只是陆云的原集既然已经无法见到，如今只能借助这部书保存其中十分之一二。因此全部仍按旧本录入，姑且用来保存它的大概面貌。△《陶渊明集》八卷（内府藏本） 晋代陶潜撰写。考察北齐阳休之的序和编录，陶潜集流传于世的共有三种本子。一种是八卷本，没有序；一种是六卷本，有序和目录，但编排颠倒错乱，而且还有缺少；一种是萧统编撰的本子（考察古人，编录之书也称为“撰”，所以《文选》旧本都题作梁昭明太子撰，徐陵《玉台新咏序》也称编撰艳歌共十卷。阳休之称陶潜集为萧统所撰，大概是沿用当时的称呼，现在也仍保留原文），也是八卷，但少了《五孝传》和《四八目》。《四八目》就是《圣贤群辅录》。阳休之把三种本子参照合并，定为十卷，已经不是昭明太子的旧本了。宋庠《私记》又说，《隋书·经籍志》记陶潜集九卷，又说梁代有五卷，另有一卷目录。《唐志》记作五卷。宋庠当时流行的本子，一种是萧统八卷本，把文章编在诗歌前面；一种是阳休之十卷本。此外还有几十种本子，始终不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后来他得到江左旧本，次序最为条理贯通。现在世间流行的，就是宋庠所说的江左本。然而昭明太子距离陶潜生活的时代很近，已经没有见到《五孝传》《四八目》，所以没有把它们收入集内，阳休之又怎么会后来得到呢？而且《五孝传》和《四八目》所引用的《尚书》彼此矛盾，绝不可能出自同一个人，必定是假托之文，只是阳休之错误地相信了它们，又把它们增入集内。此后的各种本子，虽然卷数多少、编排先后各有不同，但把伪作混入其中，却全都沿袭同一套路，实际上是从阳休之编纂时开始的。宋庠《私记》只是怀疑《八儒》《三墨》两条有误，也是考察得不够审慎。如今《四八目》已经经过睿鉴指示，明确知道是伪作，另行著录在子部类书中，并详细加以辨析。《五孝传》的文义庸俗浅薄，绝不是陶潜所作。既然它与《四八目》同时出现，其伪造性质也不必再说。现在一并删去。只是编录陶潜诗文时仍依照昭明太子本，定为八卷。虽然梁代的旧次序如今已经无法考察，但排除伪作、保存真实，或许还算接近古本。△《璿玑图诗读法》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代康万民撰写。康万民字无沴，是武功人，为海的孙子。苏蕙织锦回文，古今传为佳话。刘勰《文心雕龙》说，回文诗的兴起，以道原为开始。那么在齐、梁之际，还没有见到这种图。此图以及唐则天皇后的序，都不知道来源于何处。考察《晋书·列女传》记载：“苻坚的秦州刺史窦滔犯罪，被迁徙流放到流沙。他的妻子苏蕙织锦，织成回文旋图诗。”其中没有窦滔镇守襄阳以及赵阳台从中进谗离间的事情。

译又考察《晋书·孝武帝纪》，称：“太元四年，苻丕攻陷襄阳。”《苻坚载记》称：“任命其中垒梁成为南中郎将，都督荆、扬州诸军事，任荆州刺史，兼领护南蛮校尉，配给兵一万人，镇守襄阳。”同样没有提到窦滔。这与序中所说的完全不同。序末署“如意元年五月一日”。这时《晋书》已经完成很久了，不应当矛盾到这种程度。而且序文软弱，也不像初唐文体，怀疑是后人假托的。然而《晋书》称它的图共有八百四十字，可以纵横曲折地阅读，只是没有多加收录文字，这说明唐初确实有这幅图。李善注释江淹《别赋》时，引《织锦回文诗序》说：“窦滔在秦州时被迁徙到沙漠，他的妻子苏氏。窦滔离开秦州时与苏氏告别，发誓不再娶妻；到了沙漠，却又娶了妻子。苏氏织锦，在锦的中央织成这首回文诗送给他。她是苻国时期的人。”这个说法也与《晋书》相合，更加可以知道诗是真实的，而序是伪作。考察黄庭坚的诗已经用到“连波悔过阳台暮雨”的故事，那么这篇序的伪造应当在宋代以前。序中称锦的纵横各八寸，题写诗二百多首，共计八百多字。无论横读、竖读、反读、复读，都能组成章句。黄伯思《东观馀论》说：“这幅图原本用五种颜色相互分明，因此可以区别三言、五言、七言的不同。后人流传时，不再施加颜色，所以弄不清句读。”又说：“我曾经在王晋玉家得到唐代申諴的解释本，此后才完全明白。”如今申諴的本子已经失传。僧人起宗凭自己的推求，得到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为七图。康万民又进一步寻绎，在第三图中增立一图，并把所读诗增至四千二百零六首。与起宗所读的合计，共七千九百五十八首。把两家的图合在一起，编成这部书。其实只求押韵成句，不管意义究竟如何；反复钩连，横排斜上，本来就可以越增越多。但如果一定认为这就是若兰的本意，那就不能相信了。保存它作为文学艺术界的玩赏之物，也就可以了。起宗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王士祯《居易录》记载，赵孟頫的妻子管道昇有《璿玑图》真迹，并已经称起宗为道人等语，那么这个人应当生活在宋、元之间。△《鲍参军集》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鲍照撰写。鲍照字明远，东海人。晁公武《读书志》记作上党人，大概是误读了虞炎序中“本上党人”这句话。“照”有时写作“昭”，大概是唐人因避武后讳而改的。韦庄诗中有“欲将张翰松江雨，画作屏风寄鲍昭”一句，押平声韵，实际上很不合适。（按：宋代《礼部贡举条式》规定，“齐桓”因犯讳改作“齐威”，可以用于句中，却不能押入微韵。）沈约《宋书》、李延寿《南北史》中记载武后称制以前的事，实际都写作“照”，不写作“昭”。鲍照曾任临川王刘子顼的参军，死于乱兵之中，遗文散失零落。齐代散骑侍郎虞炎才开始编次，整理成集。《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却注说梁代有六卷，那么后来人又续加增补了。此本是明代正德庚午年朱应登刊刻的，说是从都穆家得到的。卷数与《隋志》相合，而卷首冠有虞炎序，不知道是否就是《隋志》所载的旧本。考察它的编排，既然把乐府另编为一卷，《采桑》《梅花落》《行路难》也都是乐府，却又列入诗集中。唐代以前的人都懂得声律，不应当错乱到这种程度。又如《行路难》第七首“蹲蹲”字下注说：“集本作‘樽樽’。”“啄”字下注说：“集本作‘逐’。”如果果真是原集，怎么又能称作“集本作”呢？这正是后人重新辑录的明显证据。然而文章大都有首尾，诗赋也往往有自序、自注，这一点又不同于六朝其他从类书中辑出的文集。大概是因为承传了旧本，只是稍有窜改错乱吧？锺嵘《诗品》说：“学习鲍照‘才能日中市朝满’，学习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如今集中没有这两句，更可知不是梁代的旧本。△《谢宣城集》五卷（内府藏本） 齐代谢朓撰写。谢朓字元晖，陈郡阳夏人。事迹详见《南齐书》本传。按：谢朓先以中书郎出任宣城太守，后因选任再次担任中书郎。又出任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代理南徐州事务，升任尚书吏部郎，后来被杀。他实际担任的官职并不只宣城太守。然而诗人都称他为“谢宣城”，大概是因为《北楼吟咏》在世间广为流传吧。据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谢朓文集原本十卷。楼炤任宣州知州时，只把上面的五卷赋和诗刊刻出来。下面五卷都是当时应用的文章，属于衰世的事务。其中可以采录的，已经见于本传和《文选》；其余比诗差，已经没有流传的必要了。”考察锺嵘《诗品》说：“谢朓极力同我谈论诗歌，感情激越，顿挫变化超过了他的文章。”那么陈振孙的话确实有根据。张溥刻《百三家集》时，把谢朓的诗赋五卷合为一卷。这个五卷本就是绍兴二十八年楼炤刻的本子。卷前有楼炤序，仍是南宋的佳本。本传称谢朓“长于五言诗”。沈约曾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诗”。但锺嵘《诗品》却说他的诗“稍微有伤于过分细密，颇有不合之处。” “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相杂。”又说他“善于自己开头，但篇末常常受挫。” “过分贬低和过分赞誉，都失去了真实情况。”赵紫芝诗说：“辅嗣阐释《易经》而没有汉代经学，元晖的诗风转变而已有唐代风貌。” 这在文章文质盛衰变化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得到了公允的评价。△《昭明太子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梁昭明太子萧统撰写。按《梁书》本传记载，萧统有文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记载都相同。《宋史·艺文志》只载五卷，已经不是原来的卷数。《文献通考》没有著录，那么到宋末已经散佚了。此本是明代嘉兴叶绍泰刊刻的。全书诗赋一卷，杂文五卷。赋每篇不过几句，大概是从类书中辑取拼成的，都不是完整的原本。诗中《拟古》第二首、《林下作伎》一首、《照流看落钗》一首、《美人晨妆》一首、《名士悦倾城》一首，都是梁简文帝的诗，见于《玉台新咏》。这部书是徐陵奉简文帝之命编成的，不可能有误。应当是因为书中称简文帝为皇太子，后来辗转抄录贩引，因而误作昭明太子。又《锦带书十二月启》也不像齐、梁时期的文体。其中《姑洗三月启》有“啼莺出谷，争传求友之声”一句。考察唐人《试莺出谷诗》，李绰在《尚书故实》中讥讽这件事没有出处。如果昭明太子早已有这篇启文，李绰难道会看不见吗？这也是伪作的明显证据。张溥《百三家集》中也收有萧统集。拿两种本子互相校对，此本的《七召》一篇、《东宫官属令》一篇、《谢赉涅槃经讲疏启》一篇、《谢敕赍铜造善觉寺塔露盘启》一篇、《谢赉魏国锦》《赉广州塸》《赉城边橘》《赉河南菜》《赉大崧启》五篇、《与刘孝仪》《与张缵》《与晋安王〈论张新安书〉》三篇、《驳举乐议》一篇，都是张溥本没有的。张溥本的《与明山宾令》一篇、《详东宫礼绝旁亲议》一篇、《谢敕铸慈觉寺钟启》一篇，也都是此本没有的。这样看来，这两种本子难道都是明人搜集拼缀出来的吗？△《江文通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梁代江淹撰写。江淹有《铜剑赞》，已经著录。江淹自序传中说：“从少年到成年，从未著书，只有文集十卷。”考察传中所排列的官职，只到中书侍郎为止。与史传校对，正当建元初年。因此，永明以后所作的文章还不在其中。如今旧本已经散佚，流传于世的只有歙县汪士贤本、太仓张溥本两种。此本是乾隆戊寅年，江淹同乡梁宾以汪本、张本互相校核异同，又增入睢州汤斌家抄本，参照编成的。汪本缺《知己赋》一篇、《井赋》四句、《铜剑赞》一篇、《咏美人春游》一篇、《征怨》一篇。张本缺《为萧让太傅扬州牧表》一篇。这些都已补全。其他如《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张本题目前缺少四字。《尚书符》题名下，张本缺夹注“起都宫车军局兰台”八字。《为萧重让扬州表》中“任钧符负图之重”一句，张本误脱“符”字。《为萧让太傅相国十郡九锡表》开头，张本没有“备九锡之礼”五字。《上建平王书》末尾，汪本脱去“此心既照，死且不朽”八字。这些也都校正了。其余字句，都详细记录了异同。至于《杂拟诗序》中“芳草宁共气”一句，此本把“气”误作“弃”之类的小小疏漏，偶尔也不能避免。但总的来说，终究比其他本子好。△《何水部集》一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梁代何逊撰写。何逊字仲言，东海郯人。官至水部员外郎，所以自唐代以来称为“何水部”。王僧孺曾经把何逊的诗辑录编成八卷。宋代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有何逊集跋，称之为春明宋氏本。大概是宋敏求家传下来的本子，卷数还与《梁书》所记相符。但黄伯思说，杜甫所引用的“昏鸦接翅归，金粟裹搔头”等句，在集中看不到。可见当时已经有散失脱漏。旧本早已亡佚，所谓八卷再也无法看到了。即使《永乐大典》所引的何逊诗，也都是今天世上习见的诗篇。那么到元、明之间，这部集子已经不存在了。此本是正德丁丑年松江张纮刊刻的。卷首列有何逊小传，共收诗九十五首，附载范云、刘孝绰共同创作的《拟古》二首、《联句》十三首。末尾载黄伯思跋。跋后附《七召》一篇。末尾又有张纮跋，说旧时曾与《阴铿集》一起刻印。张纮认为两家文体各不相同，不应并列合刻，于是公务之余单独取出此集，删去其中繁杂芜乱的部分。同僚毗陵陆懋之、永嘉李升之捐出俸禄共同刊刻。这样看来，此集又经过张纮刊削，有所删取了吗？《玉台新咏》收有何逊《学青青河边草》一首，此本题作《拟青青河畔草》。这首诗采用转韵体，题作《为人作其人识节工歌》，与《玉台新咏》不同。考察六朝以前的诗题，没有这种体例，显然是后人擅自增添的。又《青青河边草》是蔡邕的作品，《青青河畔草》是枚乘的作品。六朝人仿作这两篇时，区别十分明确。这首诗仿效蔡邕的体制，却把题目写成“畔”字，明显是后人根据《古诗十九首》改的。又古诗不换韵，而这首诗却换韵，后人妄加所谓“转韵体”等语。看来字句也有很多窜改，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了。△《庾开府集笺注》十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周代庾信撰写，国朝吴兆宜作注。庾信事迹见《周书》本传。但考察集中《辛成碑文》，其中说“开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河州”，可知他进入隋朝任职将近一年了。庾信在梁元帝时镇守朱雀<舟行>，望见敌军便先行逃跑。此后历仕各朝，就像不断更换旅舍一样，他的立身行事本来就不值得看重。他的骈偶文章则集六朝文章之大成，并为初唐四杰开辟了先路。自古至今，他巍然是四六文的宗师。起初在南朝时，他与徐陵齐名。所以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说：“徐陵、庾信，他们的立意浅而繁杂，文章隐约而有文采。

译辞藻崇尚轻巧险怪，感情多有哀伤。”王通《中说》也说：“徐陵、庾信，是古代夸饰的人，他们的文章虚诞。”令狐德棻撰写《周书》时，甚至斥责他们“炫耀目光，奢侈超过红紫，放荡心志，超过郑卫”，把他们贬为辞赋的罪人。但这只是指他们在台城奉诏应制作文章时，两人以宫体诗文互相争胜。至于庾信北迁以后，经历既已增多，学问也更加深厚，所作文章都使华美与充实相互辅助，感情与文辞兼备。在锻炼辞藻、对偶工整之中，浩然之气舒展收放，变化自如，这就不是徐陵所能相比的了。张说诗说：“兰成追随宋玉，旧宅偶遇这位词人。笔端涌出江山之气，文章自有云雨般的神采。”对他的推重赞美到了极点。杜甫诗说：“庾信文章到老年更加成熟，凌云般的健笔意气纵横。后来那些讥笑、指摘并流传的赋篇，不觉使前代贤人畏惧后来的年轻人。”可见各家这些议论，杜甫本来就不以为然。《北史》本传称庾信有集二十卷，与周滕王宇文逌的序相合。《隋书·经籍志》作二十一卷，都早已散佚。倪瓒《清閟阁集》中有《与彝斋学士书》说：“听说您新近收得《庾子山集》，我在州城时想借来给我看，却没有及时借到。现在专门派人来请您，无论如何暂且借我看一看。”如此看来，元末明初尚且有重新编成的本子，如今也看不到了。虽然卷首冠有滕王宇文逌的序，实际上是从各书抄撮辑成的，并不是庾信原来的文集。《隋书·魏澹传》说：“废太子杨勇命魏澹为《庾信集》作注。”这部书已经失传。《唐书·艺文志》记载张廷芳等三家曾经为《哀江南赋》作注，《宋史·艺文志》已经不再著录。近代胡渭开始为它作注，但没有来得及编成完整的书。吴兆宜采集整理胡渭的说法，又同昆山徐树穀等人补充缀辑，编成此书，大体上得到一个梗概。然而六朝人所见到的书籍，如今已经十不存一。吴兆宜搜集残存文字，补缀排比以求相合，势必不能把出处全部考详。例如注释《哀江南赋》“经邦佐汉”一事时，引用了《史记索隐》的错误版本，把园公说成姓“庾”，把四皓说成汉相，这就难免牵强附会。后来钱塘倪璠另作笺注，于是此本便不太流行了。但吴兆宜开创经营的功劳，终究不能抹杀。把它和倪璠的注本一同收录保存，也可以说明研究杜诗的人，并不会把千家注本全部废弃。吴兆宜字显令，吴江人，康熙年间为诸生。曾经为徐陵、庾信两集作注，又注《玉台新咏》《才调集》《韩偓诗集》。如今只有徐、庾两集的刊本流传于世，其余只有抄本保存。△《庾子山集注》十六卷（通行本） 国朝倪璠撰写。倪璠字鲁玉，钱塘人。康熙乙酉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舍人。这部书是在吴兆宜笺注《庾开府集》的基础上，汇合众人之手编成的，颇有遗漏简略之处。于是倪璠详细考察各史，作成年谱置于文集之前。又广泛搜集材料，重新加以注释。其中如《小园赋》开头一段本来属于散文，倪璠却认为使用了古韵，未免有穿凿附会之嫌。《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别栩阳赋》五篇，本来是人的姓名；而庾信《哀江南赋》却说“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中“桂华”二字本来就是篇名，“冯冯翼翼，承天之则”两句是下一章的开头；而庾信《黄帝云门舞歌》却说“清野桂冯冯”。这些都是明显的错误。倪璠对这些说法含糊迁就，没有加以驳正，也有附会之失。然而与史传相互考核后，确实比吴兆宜本详细。《哀江南赋》一篇，引用考据当时事物，尤其典雅精确。文集末尾的《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都考核了年月，又以《文苑英华》为证，知道是杨炯的文章误收入庾信集。辨析考证也颇为精审，不因稍有繁芜冗长而嫌弃。△《徐孝穆集笺注》六卷（内府藏本） 陈代徐陵撰写，国朝吴兆宜作注。《隋书·经籍志》记载徐陵集原有三十卷，早已散佚失传。此本是后人从《艺文类聚》《文苑英华》等书中辑取编成的。徐陵文章华丽，与庾信齐名，世人称为“徐庾体”。《陈书》本传称他的文章编缉裁剪巧妙严密，常有新意。自陈朝开国以来，文檄、军书以及禅让授受的诏策，都由徐陵撰制，是一代文宗。他的文集旧来没有注释。吴兆宜既然为《庾信集》作笺，于是也一并为徐陵集作笺。他没有完成，乡里同人徐文炳接续补辑，才编成此书。其中可以同史事互相印证的，例如《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二年记载：“派遣建康令谢挺、散骑常侍徐陵等出使东魏。”胡三省注说：“建康令秩为千石，散骑常侍秩为二千石，谢挺不应在徐陵之上。大概徐陵是奉命出使，谢挺只是辅佐同行。”现在考察集中《在北齐与杨仆射书》说：“谢常侍今年五十一岁，我今年四十四岁。介已经知命，宾又到了杖乡之年。”如此看来，谢挺实际上是正使，大概是假借散骑常侍的官职出行。只是《通鉴》只记他的本官，并不是错误。胡三省没有考察徐陵的书信，难免委曲地作出这种解释。参照此集，可以纠正他的错误。而吴兆宜所作笺注，对此完全没有提及。大概他的重点在于搜集字句，并不太考订史传。然而他对辞藻的笺释，也颇足以供考查，所以直到今天仍同他所笺的庾信集一起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