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经部二
卷二 经部二○易类二△《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刘牧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字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宋志》载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图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则作“图三卷”。其注今不传，惟图尚在，卷数与晁氏本同。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岐出图书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於种放，放出於陈抟，其源流与邵子之出於穆李者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於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而叶昌龄则作《图义》以驳之，宋咸则作《王刘易辨》以攻之，李覯复有《删定易图论》。至蔡元定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皆宗朱蔡，牧之图几於不传。此本为通志堂所刊，何焯以为自《道藏》录出。今考《道藏目录》，实在《洞真部灵图类云字号》中。是即图书之学出於道家之一证。录而存之，亦足广异闻也。南宋时刘敏士尝刻於浙右漕司，前有欧阳修《序》。吴澄曰：“修不信《河图》而有此《序》，殆后人所伪为，而牧之后人误信之者。”俞琰亦曰：“《序》文浅俚，非修作。”其言有见，故今据而削之。其《遗论九事》：一为《太皞授龙马负图》，二为《六十四卦推荡诀》，三为《大衍之数五十》，四为《八卦变六十四卦》，五为《辨阴阳卦》，六为《复见天地之心》，七为《卦终未济》，八为《蓍数揲法》，九为《阴阳律吕图》。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遗论”。本别为一卷，徐氏刻《九经解》，附之《钩隐图》末，今亦仍之焉。△《周易口义》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倪天隐述其师胡瑗之说。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用范仲淹荐，由布衣拜校书郎。历太常博士，致仕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天隐始末未详。叶祖洽作《陈襄行状》，称“襄有二妹，一适进士倪天隐”，殆即其人。董{芬廾}《严陵集》载其《桐庐县令题名碑记》一篇，意其尝官睦州也。其说《易》以义理为宗。邵伯温《闻见前录》记程子《与谢湜书》，言读《易》当先观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三原刘绍攽《周易详说》曰：“朱子谓程子之学源於周子，然考之《易传》，无一语及太极。於《观》卦辞云：‘予闻之胡翼之先生，居上为天下之表仪。’於《大畜》上九云：‘予闻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误加何字。’於《夬》九三云：‘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壮于頄，有凶。独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於《渐》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陆为逵。’考《伊川年谱》：‘皇祐中游太学，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文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意其时必从而受业焉。世知其从事濂溪，不知其讲《易》多本於翼之也。”其说为前人所未及。今核以程《传》，良然。《朱子语类》亦称“胡安定《易》分晓正当”。则是书在宋时，固以义理说《易》之宗已。王得臣《麈史》曰：“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间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馀士日讲《易》，是书殆即是时所说。”《宋志》载瑗《易解》十卷，《周易口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引李振裕之说云：“瑗讲授之馀，欲著述而未逮，其门人倪天隐述之。以非其师手著，故名曰《口义》。后世或称《口义》，或称《易解》，实无二书也。”其说虽古无明文，然考晁公武《读书志》有云：“胡安定《易传》盖门人倪天隐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称先生曰。”其说与《口义》合。又列於《易传》条下，亦不另出《口义》一条。然则《易解》、《口义》为一书明矣，《宋志》盖误分为二也。△《温公易说》六卷（永乐大典本）宋司马光撰。考苏轼撰光《行状》，载所作《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
译卷二 经部二 ○易类二 △《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刘牧撰。刘牧字长民，他的《墓志》作“字先之”，不知道哪一个正确，也可能有两个字。彭城人。官做到太常博士。《宋志》记载刘牧有《新注周易》十一卷、《图》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则作“图三卷”。他的注如今没有流传，只有《图》还在，卷数同晁氏本相同。汉儒谈《易》，多半以卦象、数理为主；到了宋代，在象数之中又分化出图书一派。刘牧在邵子以前，是最先倡导这一派的人。刘牧的学说出自种放，种放出自陈抟；其源流同邵子学说出自穆修、李之才一样。但把九定为《河图》、十定为《洛书》，则同邵子不同。他的学说在仁宗时期盛行。黄黎献撰作《略例隐诀》，吴秘撰作《通神》，程大昌撰作《易原》，都阐发、说明刘牧的说法；叶昌龄则撰作《图义》加以驳斥，宋咸则撰作《王刘易辨》加以攻击，李觏又有《删定易图论》。到了蔡元定，认为刘牧之说同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于是把十定为《河图》、九定为《洛书》。朱子接受了他的说法，撰作《易学启蒙》。从此以后，像胡一桂、董楷、吴澄的著作都尊奉朱熹、蔡元定，刘牧的图几乎失传。这部本子是通志堂刊刻的，何焯认为是从《道藏》中抄录出来的。现在考察《道藏目录》，它实际在《洞真部灵图类云字号》中。这正是图书之学出自道家的一项证明。把它录存下来，也足以扩大见闻。南宋时，刘敏士曾经在浙右漕司刊刻此书，前面有欧阳修的《序》。吴澄说：“欧阳修不相信《河图》，却有这篇《序》，大概是后人伪造的，而刘牧的后人错误地相信了它。”俞琰也说：“《序》的文字浅陋鄙俗，不是欧阳修所作。”他们的话有根据，所以现在据此删去这篇《序》。其中的《遗论九事》：一是《太皞授龙马负图》，二是《六十四卦推荡诀》，三是《大衍之数五十》，四是《八卦变六十四卦》，五是《辨阴阳卦》，六是《复见天地之心》，七是《卦终未济》，八是《蓍数揲法》，九是《阴阳律吕图》。因为这些都是先儒没有涉及的内容，所以称为“遗论”。原来另成一卷，徐氏刻《九经解》时，把它附在《钩隐图》末尾，现在也仍然如此。△《周易口义》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倪天隐述录他的老师胡瑗的说法。胡瑗字翼之，是泰州如皋人。因范仲淹推荐，由平民被授予校书郎，历任太常博士，退休后回乡。他的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倪天隐的生平始末不详。叶祖洽撰作《陈襄行状》，称“陈襄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进士倪天隐”，大概就是这个人。董{芬廾}《严陵集》载有他的《桐庐县令题名碑记》一篇，由此推想他曾经任职于睦州。他解说《易》以义理为根本。邵伯温《闻见前录》记载程子《与谢湜书》，说读《易》应当先看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的著作。三原刘绍攽《周易详说》说：“朱子认为程子的学说源自周子，然而考察《易传》，没有一句提到太极。在《观卦》卦辞中说：‘我听胡翼之先生说，居于上位，就应成为天下的表率。’在《大畜》上九中说：‘我听胡先生说，“天之衢亨”，误加了一个“何”字。’在《夬卦》九三中说：‘安定胡公把文字改作“壮于頄，有凶。独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 《渐》卦上九说：“安定胡公把‘陆’解释为‘逵’。”考察《伊川年谱》记载：“皇祐年间游学太学，海陵人胡翼之先生正主持教务，得到先生应试的文章后大为惊异，立即召见他，安排他担任学职。”想来，程子当时一定跟随胡翼之学习。世人只知道他曾向濂溪学习，却不知道他讲解《易》经常以胡翼之的说法为依据。”这种说法是前人没有涉及的。如今拿它与程《传》核对，确实如此。《朱子语类》也称“胡安定讲《易》，分明而且正确”。这样看来，这部书在宋代本来就是以义理解释《易》的宗派著作。王得臣《麈史》说：“安定胡翼之在皇祐、至和年间任国子直讲，朝廷命他主持太学。当时有一千多名士人每天讲习《易》，这部书大概就是他当时讲授的内容。”《宋志》记载胡瑗《易解》十卷、《周易口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引用李振裕的话说：“胡瑗在讲授之余想要著述，却没有完成，他的门人倪天隐把它整理记录下来。因为不是他老师亲手著成的，所以题名为《口义》。后世有时称为《口义》，有时称为《易解》，实际上并不是两部书。”他的说法虽然古代没有明确文献证明，但考察晁公武《读书志》说：“胡安定《易传》大概是门人倪天隐编纂的，不是胡瑗亲自撰写的。” 所以《序》开头称“先生说”。他的说法与《口义》相合。并且他把它列在《易传》一条之下，也没有另列《口义》一条。这样看来，《易解》和《口义》显然是一部书，《宋志》大概错误地分成了两部。△《温公易说》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司马光撰写。考察苏轼撰写的司马光《行状》，其中记载他所作《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
《宋史艺文志》作《易说》一卷，又三卷，又《系辞说》二卷。晁公武《读书志》云：“《易说》杂解《易》义，无诠次，未成书。”《朱子语类》又云：“尝得温公《易说》於洛人范仲彪，尽《随卦》六二，其后阙焉。后数年，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喜其复全。”是其书在宋时所传本，已往往多寡互异，其后乃并失其传。故朱彝尊《经义考》亦注为“已佚”。今独《永乐大典》中有之，而所列实不止於《随卦》，似即朱子所称后得之本。其释每卦或三四爻，或一二爻，且有全无说者。惟《系辞》差完备，而《说卦》以下仅得二条。亦与晁公武之言相合。又以陈友文《集传精义》、冯椅《易学》、胡一桂《会通》诸书所引光说核之，一一具在。知为宋代原本无疑。其解义多阙者，盖光本撰次未成，亦如所著《潜虚》，转以不完者为真本，并非有所残佚也。光传家集中有《答韩秉国书》，谓王辅嗣以老庄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为据。盖其意在深辟虚无玄渺之说。故於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如解《同人》之《彖》曰：“君子乐与人同，小人乐与人异。君子同其远，小人同其近。”《坎》之《大象》曰：“水之流也，习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学也，习而不止，以成大贤。”《咸》之九四曰：“心苟倾焉，则物以其类应之。故喜则不见其所可怒，怒则不见其所可喜，爱则不见其所可恶，恶则不见其所可爱。”大都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惜其沈湮既久，说《易》家竟不获睹其书。今幸际圣朝，表章典籍，复得搜罗故简，裒次成编。亦可知名贤著述，其精义所在，有不终泯没於来世者矣。谨校勘釐订，略仿《宋史》原目，定为六卷，著於录。△《横渠易说》三卷（内府藏本）宋张子撰。《宋志》著录作十卷。今本惟《上经》一卷，《下经》一卷，《系辞传》以下至《杂卦》为一卷，末有《总论》十一则，与《宋志》不合。然《书录解题》已称《横渠易说》三卷，则《宋志》误也。杨时乔《周易古今文》称今本只六十四卦，无《系辞》，实未全之书。则又时乔所见之本偶残阙耳。是书较程《传》为简，往往经文数十句中一无所说。末卷更不复全载经文，载其有说者而已。董真卿谓《横渠易说》发明二程所未到处。然考《宋史》，张子卒於神宗时。程子《易传序》则作於哲宗元符二年，其编次成书则在徽宗崇宁后，张子不及见矣。真卿谓发明所未到，非确论也。其说《乾彖》用“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说《文言》用“谷神”字，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语，皆借《老子》之言，而实异其义。非如魏晋人合《老》、《易》为一者也。惟其解《复卦》“后不省方”，以后为继体守成之主，以“不省方”为富庶优暇，不甚省事，则於义颇属未安。此又不必以张子故而曲为之辞矣。△《东坡易传》九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宋苏轼撰。是书一名《毗陵易传》。陆游《老学庵笔记》谓其书初遭元祐党禁，不敢显题轼名，故称“毗陵先生”，以轼终於常州故也。苏籀《栾城遗言》，记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於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籀又称洵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故朱子谓其惟发明爱恶相攻、情伪相感之义，而议其粗疏。胡一桂记晁说之之言，谓轼作《易传》，自恨不知数学，而其学又杂以禅，故朱子作《杂学辨》，以轼是书为首。然朱子所驳不过一十九条，其中辨文义者四条，又一条谓苏说无病，然有未尽其说者。则朱子所不取者仅十四条，未足以为是书病。况《朱子语类》又尝谓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处，则亦未尝竟废之矣。今观其书，如解《乾卦彖传》性命之理诸条，诚不免杳冥恍惚，沦於异学。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於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又乌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作《周易象义》，董真卿作《周易会通》，皆采录其说，非徒然也。明焦竑初得旧本刻之。乌程闵齐伋以朱墨板重刻，颇为工緻，而无所校正。毛晋又刻入《津逮秘书》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渐卦》上九并《经》文皆改为“鸿渐于逵”，则他可知矣。今以焦本为主，犹不甚失其真焉。△《易传》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译《宋史·艺文志》记作《易说》一卷，另有三卷，以及《系辞说》二卷。晁公武《读书志》说：“《易说》杂论《易》的义理，没有编排次序，还没有成书。”《朱子语类》又说：“我曾从洛阳人范仲彪那里得到温公的《易说》，读到《随卦》六二，后面就缺了。几年以后，有好事者在北方互市中得到一个版本，我很高兴，因为它又完整了。”可见这部书在宋代流传的版本，篇卷多少已经常常不同，后来便一并失传。因此朱彝尊《经义考》也注明“已经散佚”。如今只有《永乐大典》中还保存着它，而其中所列实际上不止《随卦》，似乎就是朱子所说后来得到的那个版本。书中解释各卦，有时解释三四爻，有时解释一两爻，也有完全没有解释的。只有《系辞》还比较完整，而《说卦》以下只保存了两条。这也与晁公武所说相符合。又拿陈友文《集传精义》、冯椅《易学》、胡一桂《会通》等书所引用的司马光言论来核对，内容一一都在其中。由此可知，它确实是宋代原本无疑。其中解释义理多有缺漏，大概是司马光编撰次序尚未完成，正如他所著《潜虚》一样，反而以不完整的本子作为真本，并不是后来有所残缺散佚。司马光的传记和文集中有《答韩秉国书》，说王辅嗣用老庄学说解释《易》，不是《易》的本来旨意，不足以作为依据。他的用意大概在于深入批驳虚无玄妙的说法。因此对于古今事物的情状，没有不贯通疏解、推演阐发得深刻透彻的。例如解释《同人》卦《彖传》说：“君子以与众人相同为乐，小人以与众人不同为乐。君子同的是长远之处，小人同的是眼前之处。” 解释《坎》卦《大象传》说：“水流动时不断反复而不停息，因而形成大河。人学习时不断温习而不停息，因而成为大贤。”解释《咸》卦九四说：“内心一旦有所偏向，外物就会按照同类来回应它。所以高兴时看不见有什么值得发怒，发怒时看不见有什么值得高兴；喜爱时看不见有什么可厌恶，厌恶时看不见有什么可喜爱。”大多不沿袭先儒的旧说，而是有德之人的言论，应当像布帛和粮食一样切合日常生活。可惜它沉没埋藏已久，讲《易》的人竟然不能看到这部书。如今有幸遇到圣朝表彰整理典籍，又得以搜集旧日残简，汇编成书。由此也可以知道，名贤的著述，其中精微义理所在，有些不会最终在后世彻底湮没。我谨慎地校勘订正，略微仿照《宋史》的原有目录，定为六卷，著录于此。△《横渠易说》三卷（内府藏本） 宋代张子撰写。《宋志》著录为十卷。现在的版本只有《上经》一卷、《下经》一卷，《系辞传》以下直到《杂卦》合为一卷，末尾有《总论》十一则，与《宋志》不相符合。但《书录解题》已经称为《横渠易说》三卷，因此《宋志》是错误的。杨时乔《周易古今文》说现今版本只有六十四卦，没有《系辞》，实际上是未完整的书。那么又是杨时乔所见的版本偶然残缺罢了。这部书比程《传》简略，往往经文几十句中一句也不解释。末卷更不再完整抄录经文，只记载那些有解释的部分。董真卿说《横渠易说》阐明了二程没有达到的地方。但考察《宋史》，张子死于神宗年间；程子《易传序》作于哲宗元符二年，而其编次成书是在徽宗崇宁以后，张子已经来不及看到。因此董真卿说它阐明了二程没有达到的地方，并不是确切的说法。他解释《乾卦·彖传》时使用“迎接它却看不见它的头，跟随它却看不见它的后面”，解释《文言》时使用“谷神”一词，解释“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时使用“天地不仁，把万物看作刍狗”的说法，这些都是借用《老子》的话，但实际意义却不同。这并不像魏晋人那样把《老子》和《易》合为一体。只是他解释《复卦》“后不省方”时，把“后”解释为继承基业、守成的君主，把“不省方”解释为富足安闲、不太过问政事，在义理上颇有不妥。这一点也不必因为是张子的说法就曲意替他辩护。△《东坡易传》九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苏轼撰写。这部书又名《毗陵易传》。陆游《老学庵笔记》说，这部书起初遭遇元祐党禁，不敢公开题写苏轼的名字，所以称为“毗陵先生”，因为苏轼最终死在常州。苏籀《栾城遗言》记载，苏洵作《易传》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嘱托两个儿子继续完成他的志愿。苏轼的书先完成，苏辙于是把自己的解释送给苏轼。如今《蒙卦》仍然是苏辙的解释。这样看来，这部书实际上是苏氏父子兄弟共同努力写成的，题作苏轼撰写，只是概括说由苏轼完成罢了。苏籀又称，苏洵晚年研读《易》，玩味卦爻的象，因而领会刚柔、远近、喜怒、逆顺等情状。所以朱子说，他只是阐明了爱恶相攻、情伪相感的道理，同时批评其说法粗疏。胡一桂记载晁说之的话，说苏轼作《易传》时，自己遗憾不懂数学，而且他的学说又夹杂禅理，所以朱子写《杂学辨》，把苏轼这部书列为首要批评对象。然而朱子所驳斥的不过十九条，其中辨析文义的有四条，另有一条说苏轼的说法没有毛病，但没有把道理说尽。这样，朱子真正不取的只有十四条，不足以据此认为这部书有严重弊病。何况《朱子语类》又曾说，它在事物的道理方面也有看得准确的地方，可见朱子也并没有完全废弃它。如今考察这部书，例如解释《乾卦·彖传》中性命之理的几条，确实不免幽暗恍惚，陷入异端学说。至于其他推演阐发义理和形势的地方，言辞简洁而意思明白，往往足以说明隐微难显的情状，并且深得曲折譬喻的旨趣。总的说来，它大体接近王弼，但王弼的学说只是畅述玄学风气，苏轼的学说则多切合人事。他的文章博大而善于辨析，足以启发人，又怎么可以一概排斥呢？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作《周易象义》、董真卿作《周易会通》，都采录他的说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明代焦竑最初得到旧本，将它刻印。乌程闵齐伋用朱墨套版重新刻印，颇为精致，但没有校正。毛晋又把它刻入《津逮秘书》。这三种本子中，毛本错误最多。例如把《渐卦》上九以及经文都改成“鸿渐于逵”，其他错误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以焦本为主要依据，仍然没有太失去原书的真实性。△《易传》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伊川程子撰。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考程子以绍圣四年编管涪州，元符三年迁峡州，则当成於编管涪州之后。王偁《东都事略》载是书作六卷，《宋史艺文志》作九卷，《二程全书》通作四卷。考杨时《跋语》，称“伊川先生著《易传》，未及成书。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未几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谢显道得其书於京师，以示余。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东归待次毗陵，乃始校正，去其重复，逾年而始完”云云，则当时本无定本，故所传各异耳。其书但解《上、下经》及《彖》、《象》、《文言》，用王弼注本。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惟《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无注，董真卿谓亦从王弼。今考程子《与金堂谢湜书》，谓“《易》当先读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谓程子有取於弼，不为无据。谓不注《系辞》、《说卦》、《杂卦》以拟王弼，则似未尽然。当以杨时草具未成之说为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盖古人著书，务抒所见而止，不妨各明一义。守门户之见者必坚护师说，尺寸不容逾越，亦异乎先儒之本旨矣。△《易学辨惑》一卷（永乐大典本）宋邵伯温撰。伯温字子文，邵子之子也。南渡后官至利路转运副使。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案沈括《梦溪笔谈》，载“江南郑夬字扬庭，曾为一书谈《易》。后见兵部员外郎秦玠，论夬所谈，玠骇然曰：‘何处得此法？’玠尝遇一异人，授此历数，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西都邵雍亦知大略”云云，盖当时以邵子能前知，故引之以重其术。伯温谓邵子《易》受之李之才，之才受之穆修，修受之陈抟，平时未尝妄以语人。惟大名王天悦、荥阳张子望尝从学，又皆蚤死。秦玠、郑夬尝欲从学，皆不之许。天悦感疾且卒，夬赂其仆於卧内窃得之，遂以为学，著《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时用》数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因撰此书以辨之。《宋史》邵子本传颇采其说。考《书录解题》有郑夬《易传》十三卷，《宋史艺文志》有郑夬《时用书》二十卷，《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今并佚。《司马光集》有《进郑夬易测劄子》，称其“不泥阴阳，不涉怪妄，专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伦，诚难多得。”与伯温所辨，褒贬迥殊。光亦知《易》之人，不应背驰如是。以理推之，夬窃邵子之书而变化其说，以阴求驾乎其上。所撰《易测》，必尚随爻演义，不涉术数，故光有“不泥阴阳，不涉怪妄”之荐。至其《时用书》之类，则纯言占卜之法，故伯温辞而辟之。其兼《易测》言之者，不过憎及储胥之意耳。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注曰“未见”。此本自《永乐大典》录出，盖明初犹存。《宋史艺文志》但题《辨惑》一卷，无“易学”字，《永乐大典》则有之，与《书录解题》相合，故今仍以《易学辨惑》著录焉。△《了翁易说》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陈瓘撰。瓘字莹中，了翁其自号也。延平人。元丰二年进士甲科。建中靖国初为右司谏，尝移书责曾布及言蔡京、蔡卞之奸，章数十上，除名编隶合浦以死。事迹具《宋史》本传。此本为绍兴中其孙正同所刊。冯椅谓尝从其孙大应见了翁有《易全解》，不止一卷，多本卦变，与朱子发之说相类。胡一桂则谓尚见其初刊本，题云《了翁易说》，并未分卷。此本盖即一桂所见也。邵伯温《闻见录》，称瓘说得康节之学。沈作喆《寓简》则曰“陈莹中尝以邵康节说《易》，讲解象数，一切屏绝，质之刘器之，器之曰：《易》固经世之用，若讲解象数，一切屏绝，则圣人设卦立爻，复将何用？惟知其在象数者皆寓也，然后可以论《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际而遽绝之，则吉凶与民同患之理将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云云。然则瓘之《易》学，又尝质之刘安世，不全出邵子矣。其造语颇诘屈，故陈振孙《书录解题》病其辞旨深晦。然晁公武《读书志》谓其以《易》数言天下治忽多验，则瓘於《易》实有所得，非徒以艰深文浅易者，正未可以难读废矣。△《吴园易解》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伊川程子撰写。卷首有元符二年的《自序》。考察程子在绍圣四年被编管到涪州，元符三年迁往峡州，那么这部书应当完成于被编管涪州以后。王偁《东都事略》记载此书为六卷，《宋史·艺文志》记为九卷，《二程全书》一概作四卷。考察杨时《跋语》，说：“伊川先生撰写《易传》，没有来得及完成。临将去世时，把他的书交给门人张绎。不久张绎去世，所以这部书散失了，学者所传的没有善本。谢显道在京师得到这部书，拿来给我看。书中错乱重复，几乎无法阅读。我回到东归途中在毗陵等待任职，才开始校正，删去重复内容，过了一年才完成校订。”由此可知，当时本来没有定本，所以流传的版本各不相同。这部书只解释《上经》《下经》以及《彖》《象》《文言》，采用王弼的注本。把《序卦》分置在各卦开头，采用李鼎祚《周易集解》的体例。只有《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没有注释，董真卿说这也是沿用王弼的体例。现在考察程子《与金堂谢湜书》，其中说“《易》应当先读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的书”，可见程子取法王弼，并非没有依据。说他不注《系辞》《说卦》《杂卦》是为了仿效王弼，似乎并不完全正确。应当以杨时所说“草稿已经具备但尚未完成”为是。程子不相信邵子的数，因此邵子用数来讲《易》，而程子这部《传》则讲义理；一部阐发天道，一部切合人事。古人著书，只是努力抒发自己的见解而已，并不妨碍各自阐明一个方面。拘守门户之见的人，必定坚决维护师说，一点也不容许越过，这也就不同于先儒著书的本来宗旨了。△《易学辨惑》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邵伯温撰写。邵伯温字子文，是邵子的儿子。南渡以后官至利路转运副使。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考察沈括《梦溪笔谈》，其中记载：“江南人郑夬字扬庭，曾经写过一部谈《易》的书。后来他拜见兵部员外郎秦玠，谈论郑夬所讲的内容，秦玠惊骇地说：‘你从哪里得到这种方法？’秦玠曾遇到一位异人，向他传授这种历数，用来推算古代的兴衰和历代运数，没有不应验的。西都邵雍也知道其中的大概。”大概当时认为邵子能够预知未来，所以引用他来抬高这种术数。邵伯温说，邵子的《易》学传自李之才，李之才传自穆修，穆修传自陈抟，他们平时从来不随便把学说告诉别人。只有大名王天悦、荥阳张子望曾经跟随学习，但两人又都早死了。秦玠、郑夬曾想跟随学习，邵子都没有答应。王天悦患病将死时，郑夬向他的仆人行贿，在卧室中偷得这套学说，于是据此作为学问，撰写了《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时用》等数部书，全都是支离破碎、妄加创作、穿凿附会而没有根基的东西。邵伯温因此写这部书来辨析它。《宋史》邵子的本传很大程度上采纳了他的说法。考察《书录解题》，有郑夬《易传》十三卷；《宋史·艺文志》有郑夬《时用书》二十卷、《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如今都已散佚。《司马光集》中有《进郑夬易测劄子》，称赞郑夬“不拘泥于阴阳，不涉及怪诞妄说，专门采用人事来说明六爻，寻求同类事例，确实很难多得”。这与邵伯温的辨析相比，褒贬完全不同。司马光也是懂《易》的人，不应当前后背离到这种程度。按道理推测，郑夬偷取了邵子的书，却改变其说法，想借此求得超过邵子的地位。他所撰《易测》，一定崇尚随着爻辞推演义理，不涉及术数，所以司马光才有“不拘泥于阴阳，不涉及怪妄”的推荐。至于他的《时用书》之类，则纯粹讲占卜的方法，所以邵伯温加以批评和驳斥。他把《易测》一并说到，不过是因为憎恶郑夬而牵连其余著作的意思。朱彝尊《经义考》记载这部书，注说“没有见到”。这个版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大概明朝初年还存在。《宋史·艺文志》只题作《辨惑》一卷，没有“易学”二字；《永乐大典》则有“易学”二字，与《书录解题》相合，所以现在仍以《易学辨惑》著录。△《了翁易说》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代陈瓘撰写。陈瓘字莹中，“了翁”是他的自号。延平人。元丰二年进士甲科。建中靖国初年任右司谏，曾写信责问曾布，并上章揭发蔡京、蔡卞的奸邪，奏章达数十次，后来被除名，编管并隶属合浦，直到在那里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个版本是绍兴年间由他的孙子正同刊刻的。冯椅说，他曾随陈瓘的孙子大应看到过了翁的《易全解》，不止一卷，其中多以本卦卦变为依据，与朱子发的说法相类似。胡一桂则说，他还见过陈瓘最初刊刻的版本，题为《了翁易说》，并没有分卷。这个版本大概就是胡一桂见到的本子。邵伯温《闻见录》说，陈瓘的说法得到了康节之学。沈作喆《寓简》却说：“陈莹中曾经用邵康节的说法讲解《易》，涉及象数的内容一概排斥，并拿这件事询问刘器之。刘器之说：《易》本来就是治理世事的工具，如果把象数的讲解一概排斥，那么圣人设置卦、建立爻又有什么用？只有知道象数都寄寓着意义，然后才可以谈论《易》。所以说，领会了意义就忘掉形象，领会了形象就忘掉言辞。正当还没有领会它的时候就急忙把象数断绝，那么吉凶与百姓共同忧患的道理将凭什么显现出来？恐怕这并不是筌和蹄的本意。” 这样看来，陈瓘的《易》学也曾向刘安世请教，并不完全出自邵子。他的措辞颇为曲折难解，所以陈振孙《书录解题》批评它的文辞和旨意深奥晦涩。然而晁公武《读书志》说，他用《易》的数来说明天下政治的治乱，多有应验；可见陈瓘在《易》学上确实有所心得，并不是只用艰深的文字来装饰浅显的内容，不能因为难以读懂就废弃它。△《吴园易解》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宋张根撰。根字知常，德兴人。年二十一登进士第。大观中官至淮南转运使，以朝散大夫终於家。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末有其孙垓《跋》，称为先祖太师者，其子焘孝宗时为参知政事追赠官也。根所撰述甚多，垓《跋》称有宋朝编年数百卷，五经诸子皆为之传注。晁公武《读书志》载有《春秋指南》十卷，今皆未见。惟此《易解》仅存，明祁承<火业>家有其本。此为徐氏传是楼所钞，自《说卦传》“乾健也”节以下，蠹蚀残阙。末有康熙壬申李良年《跋》，亦称此本不易得。然《通志堂经解》之中遗而不刻，岂得本於刻成后耶？书中次第，悉用王弼之本。诠义理而不及象数，不袭河洛之谈。注文简略，亦无支蔓之弊。末有《序语》五篇，《杂说》一篇，皆论《系辞》，於《经》义颇有发明。又《泰卦论》一篇，於人事天道倚伏消长之机尤三致意焉。盖作於徽宗全盛时也。亦可云识微之士矣。△《周易新讲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耿南仲撰。南仲字希道，开封人。靖康间以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与吴幵沮战守之说，力主割地。南渡后迁谪以终。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旧本或题《进周易解义》，疑为侍钦宗於东宫时经进之本。前有南仲《自序》曰：“易之道有要，在无咎而已。要在无咎者何，善补过之谓也。”又曰：“拂乎人情，是为小过，拂乎天道，是为大过。”南仲是说，盖推衍尼山“无大过”之旨。然孔子作《文言传》，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作《象传》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行止断以天理，所以教占者之守道；艰险济以人事，所以教占者以尽道。其曰“无大过”者，盖论是非，非论祸福也。如仅以“无咎”为主，则圣贤何异於黄老？仅曰“无拂天道”，则唐六臣辈亦将谓之知运数哉？南仲畏战主和，依违迁就，即此苟求“无咎”与“无拂天道”之说有以中之。是则经术之偏，祸延国事者也。然大致因象诠理，随事示戒，亦往往切实有裨，究胜於高语玄虚，推演奇偶，晦蚀作《易》之本者。节取所长可矣。△《紫岩易传》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张浚撰。紫岩者，浚自号也。其曾孙献之《跋》云：“忠献公潜心於《易》，尝为之传，前后两著稿。亲题其第二稿云：‘此本改正处极多，绍兴戊寅四月六日，某书始为定本矣。’献之尝缮录之，附以《读易杂说》，通为十卷，藏之於家。”据此，则《杂说》一卷，似献之所续附。然考献之是《跋》在嘉定庚辰，而朱子作浚《行状》已称有《易解》及《杂说》共十卷，则献之特缮录而已，未尝编次也。其书立言醇粹，凡说阴阳动静皆适於义理之正。末一卷即所谓《杂说》。胡一桂议其专主刘牧，今观所论《河图》，信然。朱子不取牧说，而作浚行状但称尤深於《易》、《春秋》、《论》、《孟》，不言其《易》出於牧，殆讳之欤？△《读易详说》十卷（永乐大典本）宋李光撰。光字泰发，上虞人。崇宁五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谥庄简。事迹具《宋史》本传。光为刘安世门人，学有师法。绍兴庚申以论和议忤秦桧，谪岭南。自号读《易》老人，因摅其所得，以作是书。故於当世之治乱，一身之进退，观象玩辞，恒三致意。如解《坤》之六四云：“大臣以道事君，苟君有失德而不能谏，朝有阙政而不能言，则是冒宠窃位，岂圣人垂训之义哉！故《文言》以括囊为贤人隐之时，而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又解《否》之初六云：“小人当退黜之时，往往疾视其上。君子则穷通皆乐，未尝一日忘其君。”解《蛊》之初六云：“天下蛊坏，非得善继之子堪任大事，曷足以振起之？宣王承厉王后，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於东都，卒成中兴之功，可谓有子矣，故考可以无咎。然则中兴之业，难以尽付之大臣，《蛊卦》特称父子者以此。”其因事抒忠，依经立义，大旨往往类此。史载其绍兴中奏疏云：“淮甸咫尺，了不经营。长江千里，不为限制。晋元帝区区草创，犹能立宗社，修宫阙，保江浙，未闻专主避敌如今日也。”其退而著书，盖犹此志矣。光尝作胡铨《易解序》曰：“《易》之为书，凡以明人事。学者泥於象数，《易》几为无用之书。邦衡说《易》，真可与论天人之际。”又曰：“自昔迁贬之士，率多怨怼感愤。邦衡流落瘴乡，而玩意三画，可谓困而不失其所亨，非闻道者能之乎？”其《序》虽为铨作，实则自明其著述之旨也。书中於卦爻之辞，皆即君臣立言，证以史事，或不免间有牵合。
译宋代张根撰写。张根字知常，德兴人。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大观年间官至淮南转运使，以朝散大夫身份在家中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末尾有他的孙子垓所作的《跋》，称张根为先祖太师；他的儿子张焘在孝宗时任参知政事，后来追赠官职。张根撰写的著作很多，垓的《跋》说，他有《宋朝编年》数百卷，五经和诸子都为之作了传注。晁公武《读书志》记载有《春秋指南》十卷，如今都没有见到。只有这部《易解》保存下来，明代祁承<火业>家中曾有其版本。这是徐氏传是楼所抄的本子，从《说卦传》“乾健也”一节以下，已经被蠹虫蛀蚀而残缺。末尾有康熙壬申年李良年所作的《跋》，也说这个本子不容易得到。然而《通志堂经解》之中遗漏而没有刻入，难道是因为在刻成之后才得到它吗？书中的次序全部采用王弼的版本。它阐释义理而不涉及象数，不沿袭河洛之说。注文简略，也没有枝蔓繁复的弊病。末尾有《序语》五篇、《杂说》一篇，都是论说《系辞》的，对《经》文义理颇有阐发。另有《泰卦论》一篇，对于人事和天道中祸福相依、盛衰消长的关键尤其反复说明。这部书大概作于徽宗在位、国势全盛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能够察知细微变化的人了。△《周易新讲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耿南仲撰写。耿南仲字希道，开封人。靖康年间以资政殿大学士兼签书枢密院事，与吴幵阻挠主张战守的意见，极力主张割让土地。南渡以后屡遭迁谪，直到去世。这部书的旧版本有的题作《进周易解义》，疑心是他在侍奉钦宗、居东宫时进呈的版本。书前有耿南仲《自序》说：“《易》的道理有一个要点，就在于没有过错而已。所谓要在没有过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善于弥补过失。”又说：“违背人情，叫作小过；违背天道，叫作大过。”耿南仲的这一说法，大概是推演尼山所说“没有大的过错”的旨意。然而，孔子作《文言传》说：“知道进退、存亡的道理，却不失去自己的正道。”作《象传》说：“云上有雷，是《屯》卦；君子由此领悟到经营治理的道理。”对于行动还是停止，都用天理来判断，这是教导占筮者守持正道；对于艰难险阻，则用人为的努力来克服，这是教导占筮者尽力履行正道。书中说“没有大的过错”，大概是在论是非，而不是论祸福。如果只是把“没有灾咎”作为宗旨，那么圣贤和黄老之学有什么区别？如果只说“不违背天道”，那么唐代六臣之流也会认为自己懂得气数了吗？南仲畏惧战争，主张议和，迟疑迁就，正是受了这种苟且求得“没有灾咎”和“不违背天道”说法的影响。这样看来，就是经学见解的偏失，灾祸还会延及国事。然而，这部书大体上依据卦象阐释义理，随着具体事情提出警戒，也常常切合实际而有所裨益，终究胜过高谈玄虚、推演奇偶、使《易》学本旨变得晦涩的做法。选取其中的长处就可以了。△《紫岩易传》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张浚撰写。紫岩是张浚的自号。他的曾孙张献之在《跋》中说：“忠献公潜心研究《易》，曾经为它作传，前后写成两稿。亲自题写他的第二稿说：‘这一稿改正的地方很多，绍兴戊寅四月六日，我的书才成为定本。’我曾经把它誊录下来，并附上《读易杂说》，合起来共十卷，收藏在家中。”据此看来，《杂说》一卷似乎是张献之续加附录的。然而考察张献之这篇《跋》作于嘉定庚辰年，而朱子撰写张浚《行状》时已经说他有《易解》和《杂说》共十卷，那么张献之只是誊录而已，并没有重新编排。此书立论醇厚纯正，凡是讲阴阳动静的地方，都符合正当的义理。最后一卷就是所谓《杂说》。胡一桂认为它专门尊奉刘牧的说法，现在看它论述《河图》的内容，确实如此。朱子不采纳刘牧的学说，但撰写张浚《行状》时只说他尤其精通《易》《春秋》《论语》《孟子》，没有说他的《易》学出自刘牧，难道是有意避讳吗？△《读易详说》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李光撰写。李光字泰发，是上虞人。崇宁五年考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谥号庄简。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李光是刘安世的门人，学术有师承法度。绍兴庚申年，他因议论和议而触犯秦桧，被贬到岭南。他自号“读《易》老人”，于是抒发自己的心得，写成这部书。因此，对于当时天下的治乱和个人仕途的进退，他通过观察卦象、玩味卦辞，始终反复着意说明。例如解释《坤》卦六四说：“大臣依据正道侍奉君主，如果君主有失德却不能进谏，朝廷有政事缺失却不能进言，那就是冒领恩宠、窃据职位，难道是圣人垂示训诫的本意吗？所以《文言》把‘括囊’说成贤人隐退的时候，而大臣不可以借此为自己开脱。”又解释《否》卦初六说：“小人到了应当退黜的时候，往往仇视上位者。君子无论困厄还是通达都能自得其乐，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自己的君主。”解释《蛊》卦初六说：“天下已经败坏，如果没有贤善而能够继承父业、担当大事的儿子，哪里足以使它振作起来？宣王继承厉王之后，整修车马，准备器械，又在东都重新会合诸侯，最终成就中兴功业，可以说是有这样的儿子了，所以父亲可以没有过错。” 这样看来，中兴的事业很难完全交给大臣，《蛊卦》特意说到父子关系，原因就在这里。”他因具体事情抒发忠心，依据经义确立论说，大意往往都是这样。史书记载，他在绍兴年间的奏疏说：“淮甸近在咫尺，却完全不作经营。长江绵延千里，也不加以凭恃设防。晋元帝当初在艰难中草创基业，尚且能够建立宗社、修建宫阙、保全江浙，从没有听说像今天这样专门主张躲避敌人。”他退居以后写书，大概仍然抱有这样的志向。李光曾为胡铨的《易解》作序说：“《易》这部书，完全是用来阐明人事的。求学的人拘泥于象数，《易》几乎就成了无用之书。邦衡讲解《易》，确实可以和他谈论天人关系。”又说：“自古以来，被贬谪的士人，大多有怨恨愤懑之情。邦衡流落在瘴疠之乡，却能玩味三画，可以说是身处困境而没有失去最终通达的根本，这不是听闻道理的人能够做到的吗？”他的序虽然是为胡铨所作，实际上也是在说明自己著书的宗旨。书中解释卦爻辞，都直接从君臣关系立论，再用史事作证，有时不免牵强附会。
然圣人作《易》以垂训，将使天下万世无不知所从违，非徒使上智数人矜谈妙悟，如佛家之传心印，道家之授丹诀。自好异者推阐性命，钩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於圣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辕而北辙，转不若光作是书，切实近理，为有益於学者矣。自明以来，久无传本，朱彝尊《经义考》亦云“未见”。兹从《永乐大典》薈萃成编。原阙《豫》、《随》、《无妄》、《睽》、《蹇》、《中孚》六卦及《晋卦》六三以下，其《复》与《大畜》二卦《永乐大典》本不阙而所载光解《复卦》阙《大象》及后四爻，《大畜》则一字不存，《系辞传》以下亦无解。其为原本如是，或传写佚脱，均不可知，姑仍其旧。其书《宋史》作《易传》，诸家书目或作《读易老人解说》，或作《读易详说》，殊不画一，而十卷之数则并同，殆一书而异名也。今从《永乐大典》题为《读易详说》，仍析为十卷，存其旧焉。△《易小传》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宋沈该撰。该字守约，一作元约，未详孰是。吴兴人。登嘉王榜进士。绍兴中官至左仆射，兼修国史，故宋人称是书为《沈丞相易传》。尝劄进於朝，高宗降敕褒谕，尤称其每卦后之论。其书以正体发明爻象之旨，以变体拟议变动之意，以求合於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之义。其占则全用《春秋左传》所载筮例，如蔡墨所谓“《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者。林至作《易裨传》，颇以该说为拘挛。盖南渡以后，言《易》者不主程氏之理，即主邵氏之数，而该独考究遗经，谈三代以来之占法，违时异尚，其见排於至固宜。然左氏去古未远，所记卜筮，多在孔子之前。孔子赞《易》，未闻一斥其谬，毋乃太卜所掌周公以来之旧法，或在此不在彼乎？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该又有《系辞补注》十馀则，附於卷末。今本无之，盖已久佚矣。△《汉上易集传》十一卷、《卦图》三卷、《丛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朱震撰。震字子发，荆门军人。政和中登进士第。南渡后赵鼎荐为祠部员外郎，官翰林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题曰“汉上”，盖因所居以为名。前有震《进书表》，称“起政和丙申，终绍兴甲寅，凡十八年而成。”其说以象数为宗，推本源流，包括异同，以救庄老虚无之失。陈善《扪虱新话》诋其妄引《说卦》，分伏羲、文王之《易》，将必有据《杂卦》反对造孔子《易图》者。晁公武《读书志》以为多采先儒之说，然颇舛谬。冯椅《厚斋易学》述毛伯玉之言，亦讥其卦变、互体、伏卦、反卦之失。然朱子曰：“王弼破互体，朱子发用互体。互体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处多。”魏了翁曰：“《汉上易》太烦，却不可废。”胡一桂亦曰：“变、互、伏、反、纳甲之属，皆不可废，岂可尽以为失而诋之。观其取象，亦甚有好处。但牵合处多，且文辞繁杂，使读者茫然。看来只是不善作文尔。”是得失互陈，先儒已有公论矣。惟所叙图书授受，谓“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更三传而至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更三传而至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再传至程颢、程颐。厥后雍得之以著《皇极经世》，牧得之以著《易数钩隐图》，敦颐得之以著《太极图说》、《通书》，颐得之以述《易传》。”其说颇为后人所疑。又宋世皆以九数为《洛书》，十数为《河图》。独刘牧以十数为《洛书》，九数为《河图》。震此书亦用牧说，与诸儒互异。然古有《河图》、《洛书》，不云十数、九数。大衍十数见於《系辞》，太乙九宫见於《乾凿度》，不云《河图》、《洛书》。黑白、奇偶、八卦、五行，自后来推演之学，楚失齐得，正亦不足深诘也。
译然而，圣人作《易》来垂示训诫，是要使天下后世没有人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违背什么，并不只是让少数才智高的人夸耀玄妙的领悟，如同佛家传授心印、道家传授炼丹秘诀那样。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推演性命之学，钩考奇偶之数，他们的言论越是精妙，却越是背离圣人立教启迪百姓的宗旨，反而不如李光撰写这部书，切实而近于义理，对学习者更有益处。明代以来，传本已经长久失传，朱彝尊《经义考》也说“没有见到”。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汇集编成。原书缺少《豫》《随》《无妄》《睽》《蹇》《中孚》六卦，以及《晋卦》六三以下的内容；《复》和《大畜》两卦，《永乐大典》本并非全缺，但所载李光对《复卦》的解释缺少《大象》和后四爻，《大畜》则一个字也没有保存，《系辞传》以下也没有解释。它原本就是这样，还是在传抄过程中散佚脱落，都无法知道，姑且仍按旧貌保存。此书在《宋史》中题作《易传》，各家书目有的题作《读易老人解说》，有的题作《读易详说》，名称很不统一，但十卷的卷数却都相同，大概是同一部书而名称不同。现在依据《永乐大典》题作《读易详说》，仍分为十卷，保存它的旧貌。△《易小传》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代沈该撰写。沈该字守约，一作元约，不清楚哪一个正确。他是吴兴人。考中嘉王榜进士。绍兴年间官至左仆射，兼修国史，所以宋人称此书为《沈丞相易传》。他曾经上奏进呈朝廷，高宗下诏褒奖嘉许，尤其称赞他每卦之后的论说。此书用正体阐明爻象的意义，用变体推拟卦爻变化的意义，以求符合“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的道理。至于占筮，则完全采用《春秋左传》所记载的筮例，如蔡墨所说“《乾》变为《姤》时说‘潜龙勿用’，变为《同人》时说‘见龙在田’”之类。林至撰写《易裨传》，很认为沈该的说法拘泥局促。大概南渡以后，讲《易》的人不是以程氏的义理为主，就是以邵氏的象数为主，只有沈该独自考究古代经籍，讨论三代以来的占法，和当时的风尚不同，所以被林至排斥，本来是很自然的。然而，左氏距离古代并不远，他所记载的卜筮，大多发生在孔子以前。孔子赞述《易》，没有听说斥责其中的错误，难道太卜所掌管的、从周公以来流传的旧法，恰好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吗？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沈该还有《系辞补注》十多条，附在书末。现在的本子没有这些内容，大概早已散佚了。△《汉上易集传》十一卷、《卦图》三卷、《丛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朱震撰写。朱震字子发，是荆门军人。政和年间考中进士。南渡以后，赵鼎推荐他任祠部员外郎，后来官至翰林学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题作“汉上”，大概是因为他居住在汉上，所以用来命名。书前有朱震的《进书表》，说：“始于政和丙申年，终于绍兴甲寅年，共用了十八年才完成。”他的学说以象数为根本，推究源流，兼收各种异同，用来补救庄子、老子虚无之学的弊病。陈善《扪虱新话》斥责他妄自引用《说卦》，区分伏羲、文王的《易》，并说他一定是有所根据《杂卦》的反对说法，来臆造孔子的《易图》。晁公武《读书志》认为此书大量采纳先儒的说法，但颇有错乱谬误。冯椅《厚斋易学》转述毛伯玉的话，也讥评它在卦变、互体、伏卦、反卦方面的错误。然而朱子说：“王弼废弃互体，朱子发采用互体。互体从左氏那里就已经说过，也有道理，只是现在推求起来不合适的地方很多。”魏了翁说：“《汉上易》过于繁琐，但不可以废弃。”胡一桂也说：“变、互、伏、反、纳甲之类，都不可废弃，怎么能一概认为是错误而加以诋毁呢？看它取象，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只是牵强附会的地方多，而且文辞繁杂，使读者茫然。看来只是朱震不善于作文罢了。”这样看来，得失两方面都已经说到，先儒对此早已有公允的评论。只是他叙述图书传授源流时说：“陈抟把《先天图》传给种放，经过三传而传到邵雍。种放把《河图》《洛书》传给李溉，经过三传而传到刘牧。穆修把《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再传到程颢、程颐。此后，邵雍得到它，用来撰写《皇极经世》；刘牧得到它，用来撰写《易数钩隐图》；周敦颐得到它，用来撰写《太极图说》《通书》；程颐得到它，用来撰述《易传》。” 这种说法很受后人的怀疑。而且宋代人都把九个数说成《洛书》，十个数说成《河图》，只有刘牧把十个数说成《洛书》，九个数说成《河图》。朱震这部书也采用刘牧的说法，与各位儒者不同。然而，古代虽有《河图》《洛书》的名称，却没有说是十数、九数。大衍之数为十，见于《系辞》；太乙九宫见于《乾凿度》，但都没有说是《河图》《洛书》。至于黑白、奇偶、八卦、五行，都是后世推演之学，楚国失传而齐国得到，正也没有必要深究责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