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经部十七
卷十七 经部十七○诗类存目一△《诗说》一卷（内府藏本）宋张耒撰。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登进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绍圣中谪监黄州酒税。徽宗召为太常寺卿，坐元祐党，复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寻得自便，居於陈州，主管崇福宫，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书载《柯山集》中。纳喇性德以其集不甚传，因刻之《通志堂经解》中，凡十二条。如《抑篇》“慎尔出话”一条，盖为苏轼“乌台诗案”而发。《卷阿篇》“尔土宇昄章”一条，盖为熙河之役而发。馀亦多借抒熙宁时事，不必尽与《经》义比附也。△《诗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录。是书本载大昌《考古编》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经义考》始别立标题，谓之《诗议》，曹溶《学海类编》则作《诗论》，《江南通志》则作《毛诗辨正考》。原本实作《诗论》，则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陆元辅之言谓程氏《诗议》十七篇：一论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二论《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歌。三论《南》、《雅》、《颂》之为乐无疑。四论“四始”品目。五论《国风》之名出於《左》、《荀》。六证《左》、《荀》创标《风》名之误。七论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以证《风》不得抗《雅》。八论《豳诗》非《七月》。九辨《诗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缀《诗》出於卫宏。十一辨《诗序》不可废。十二据季札序《诗》篇次，知无《风》名（案此篇为改定《毛诗》标题，元辅此语未明）。十三论《毛诗》有古《序》所以胜於三家。十四论采诗、序诗因乎其地。十五论《南》为乐名。十六论《关雎》为文王诗（案此解“周道阙而《关雎》作”一语，非论文王。元辅此语亦未明）。十七论《诗》乐及《商》、《鲁》二颂，乃并末两篇为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辅之言不为无据。然详其文意，论《诗》乐与论《商、鲁颂》了不相属，似《考古编》刻本误合。曹本分之，亦非无见也。其大旨谓《国风》之名出汉儒之附会，其说甚辩。惟《左传》“《风》有《采蘩》、《采蘋》”语，《荀子》“《风》之所以为《风》”语，不出汉儒，无可指驳，则以左氏为秦人，“风”字出於臆说；谓荀子之学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赐可与言《诗》之比，故荀子所传亦为臆说。近时萧山毛奇龄据《乐记》“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表记》引《诗》“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又引《诗》“心之忧矣，於我归说”，皆称《国风》，以驳诘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胜於汉儒，原不计《经》义之合否，即引《乐记》、《表记》以诘之，亦不难以《戴记》四十九篇指为汉儒附会也。观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观乐，合於己说者，则以《传》文为可信。所言“《风》有《采蘩》、《采蘋》”，不合己说者，则又以《传》文为不可信。颠倒任意，务便己私，是尚可与口舌争乎？且即所谓可据者言之，十五国《风》同谓之周乐，《南》、《雅》、《颂》亦同谓之歌，不云《南》、《雅》、《颂》奏乐，《国风》徒歌也，岂此《传》又半可据半不可据乎？《传》又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鸣》之三”，亦将谓《颂》入乐，《雅》徒歌乎？是与所引孔子正乐但言《雅》、《颂》不言《风》，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类而已矣。△《诗疑》二卷（内府藏本）宋王柏撰。柏有《书疑》，已著录。《书疑》虽颇有窜乱，尚未敢删削《经》文。此书则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其以《行露》首章为乱入，据《列女传》为说，犹有所本也。以《小弁》“无逝我梁”四句为汉儒所妄补，犹曰其词与《谷风》相同，似乎移缀也。以《下泉》末章为错简，谓与上三章不类，犹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删《野有死麕》，《邶风》删《静女》，《鄘风》删《桑中》，《卫风》删《氓》、《有狐》，《王风》删《大车》、《丘中有麻》，《郑风》删《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风》删《晨风》，《齐风》删《东方之日》，《唐风》删《绸缪》、《葛生》，《陈风》删《东门之池》、《东门之枌》、《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凡三十二篇（案书中所列之目实止三十一篇，疑传刻者脱其一篇）。
译卷十七 经部十七 ○诗类存目一 △《诗说》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张耒撰写。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考中进士，元祐年间官至起居舍人。绍圣年间被贬为监黄州酒税。宋徽宗召他任太常寺卿，因元祐党案获罪，又被贬为房州别驾，安置在黄州。不久获得自便的待遇，居住在陈州，主管崇福宫，后来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这部书收入《柯山集》中。纳喇性德认为他的文集流传不广，于是把它刻入《通志堂经解》，共十二条。例如《抑》篇“慎尔出话”一条，大概是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而发；《卷阿》篇“尔土宇昄章”一条，大概是针对熙河战事而发。其余也多借机抒发熙宁年间的时事，不必都同《经》的意义相附会。△《诗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代程大昌撰写。程大昌有《易原》，已经著录。这部书原本载在程大昌的《考古编》中，所以《宋史·艺文志》没有单独列出书名。朱彝尊《经义考》才另立标题，称为《诗议》；曹溶《学海类编》则称为《诗论》；《江南通志》又称为《毛诗辨正考》。原本实际题作《诗论》，因此曹溶本的名称是正确的。曹溶本作十八篇，但朱彝尊引用陆元辅的话，说程氏《诗议》有十七篇：第一，论古代有两个《南》，却没有“《国风》”这个名称。第二，论《南》《雅》《颂》是乐诗，各国诗只是徒歌。第三，论《南》《雅》《颂》作为乐诗是无疑的。第四，论“四始”的品目。第五，论“《国风》”这个名称出自《左传》和《荀子》。第六，证明《左传》《荀子》首先标举“风”名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七，论散佚的《诗》中有《豳雅》《豳颂》而没有《豳风》，以此证明“风”不能与“雅”相抗。第八，论《豳诗》不是《七月》。第九，辨明《诗序》不是子夏所作。第十，辨明《小序》是卫宏缀辑《诗》文而成。第十一，辨明《诗序》不可废除。十二，依据季札观乐时所排列的《诗》篇次序，认为当时没有“《风》”这个名称（按：这一篇是改定《毛诗》的标题，元辅这句话没有说清楚）。十三，论述《毛诗》有古《序》，所以胜过三家。十四，论述采诗、作《诗序》是依据各地情况而定的。十五，论述“《南》”是乐名。十六，论述《关雎》是文王的诗（按：这一解释是针对“周道阙而《关雎》作”一句，并不是在论说文王。元辅这句话也没有说清楚）。十七，论述《诗》的音乐以及《商颂》《鲁颂》，于是把末两篇合在一起作为一篇考辨。原本也作十七篇，元辅的话并非毫无根据。然而细看文章的意思，论《诗》的音乐与论《商颂》《鲁颂》完全不相连，似乎是《考古编》刻本误合。曹本把它们分开，也不是没有见地。它的主要观点是，《国风》这个名称是汉代儒者附会出来的，这一说法辩说得很详尽。只是《左传》说“《风》中有《采蘩》《采蘋》”，《荀子》说“《风》之所以成为《风》”，这些话并非出自汉代儒者，没有办法指责驳斥，于是便说左氏是秦人，“风”字出于臆测；又说荀子的学说出自仲弓，而仲弓不像商、赐那样可以与之谈《诗》，所以荀子所传的说法也是臆测。近来萧山人毛奇龄依据《乐记》所说“正直而安静、廉洁而谦逊的人适宜歌唱《风》”，以及《表记》引用《诗经》的“我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顾得上我的后代”，又引用《诗经》的“心中的忧愁啊，在我这里得到归宿”，这些都称作《国风》，来驳问大昌。却不知道大昌的意图只在于争胜于汉代儒者，原本就不考虑是否符合经义；即使引用《乐记》《表记》来诘问他，也不难把《戴记》四十九篇说成是汉代儒者的附会。看他对于左氏所说季札观乐一事，凡是与自己学说相合的，就认为《传》文可信；至于“《风》中有《采蘩》《采蘋》”这句话，不合自己的学说，便又认为《传》文不可信。任意颠倒，只求方便自己的私意，这还可以用口舌同他争辩吗？而且即使按照他所谓可以依据的内容来说，十五国的《风》都称作周乐，《南》《雅》《颂》也都同样称作歌，并没有说《南》《雅》《颂》要奏乐，而《国风》只徒歌，难道这篇《传》又有一半可以依据、一半不可以依据吗？《传》又说“奏金乐《肆夏》的三章”“乐工歌唱《鹿鸣》的三章”，难道还要说《颂》用于奏乐，而《雅》只徒歌吗？这同孔子所说正乐时只谈《雅》《颂》而不谈《风》，却忘了他也没有谈《南》，其实是同样没有把同类事物说全罢了。△《诗疑》二卷（内府藏本） 宋代王柏撰写。王柏另有《书疑》，已经著录。《书疑》虽然颇有错乱，还不敢删削《经》文；这部书却不停地攻击驳斥毛氏、郑氏，连原本《经》文也一并攻击驳斥；攻击驳斥原本《经》文还不罢休，又把原本《经》文删削了。他把《行露》首章说成是混入的，根据《列女传》来立论，这还算有些依据。他把《小弁》中“无逝我梁”四句说成是汉代儒者妄自补入的，还说它的文辞同《谷风》相同，似乎是移接拼缀而成。把《下泉》末章说成错简，认为它同上面三章不相类，这还算写出了自己的疑问。至于删去《召南》的《野有死麕》，《邶风》的《静女》，《鄘风》的《桑中》，《卫风》的《氓》《有狐》，《王风》的《大车》《丘中有麻》，《郑风》的《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风》的《晨风》，《齐风》的《东方之日》，《唐风》的《绸缪》《葛生》，《陈风》的《东门之池》《东门之枌》《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总共三十二篇（按：书中列出的篇目实际上只有三十一篇，怀疑是传刻者脱去了一篇）。
又曰：“《小雅》中凡杂以怨诽之语，可谓不雅，予今归之《王风》，且使《小雅》粲然整洁。”其所移之篇目，虽未具列，其降《雅》为《风》，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当曰《采唐》，《权舆》当曰《夏屋》，《大东》当曰《小东》。”则并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来第一怪变之事也。柏亦自知诋斥圣经为公论所不许，乃托词於汉儒之窜入。夫汉儒各尊师说，字句或有异同。至篇数则传授昭然，其增减一一可考。如《易杂卦传》为河内女子坏老屋所得；《书》出伏生者二十九篇，孔安国以孔壁古文增十六篇，而《泰誓》三篇亦为河内女子所续得，《舜典》首二十八字为姚方兴所上；《周礼考工记》为河间献王所补：具有明文。下至《左传》增“其处者为刘氏”一句、“秦穆姬登台履薪”一段，先儒亦具有记载。惟《诗》不言有所增加，安得指《国风》三十二篇为汉儒窜入也？王弼之《易》、杜预之《左传》，以《传》附《经》，离其章句。郑玄《礼记目录》与刘向《别录》不同。亦咸有旧说。惟《诗》不言有所更易，安得谓《王风》之诗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有三家，可以互考，故《公羊》经文增“孔子生”一条，而《左传》无。《诗》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般》诗多“於绎思”一句，《毛诗》无之，见《经典释文》。《毛诗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无之，见《礼记缁衣注》。即《韩诗雨无正》多“雨无其极”二句，宋人亦尚能道之，见《元城语录》。一句一字之损益，即彼此参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三十二篇之窜入，如在四家既分以后，则齐增者鲁未必增，鲁增者韩未必增，韩增者毛未必增，断不能如是之画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则为孔门之旧本确矣。柏何人斯，敢奋笔而进退孔子哉？至於谓《硕人》第二章形容庄姜之色太亵，《秦风黄鸟》乃浅识之人所作，则更直排删定之失，不复托词於汉儒，尤为恣肆。陈振孙《书录解题》载陈鹏飞作《诗解》二十卷，不解《商颂》、《鲁颂》，以为《商颂》当阙，《鲁颂》当废。其说已妄，犹未如柏之竟删也。后人乃以柏尝师何基，基师黄榦，榦师朱子，相距不过三传，遂并此书亦莫敢异议。是门户之见，非天下之公义也。△《毛诗正变指南图》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是书为明末陈重光所刻。前有李雯《序》，谓其书为宋人未竟之本，故详於大而略於小。今考卷首列汉迄宋诸儒训故、图谱、音训之目，颇丛杂无次第。一卷全录《小序》首句，二卷作《诗》次序，皆本郑氏《诗谱》，三卷世次，四卷族谱，五、六卷杂释名物，俱为简略，惟五卷释刻漏稍详。其义例浅陋，不似古人著作，且亦别无佐证。疑即重光自辑，而托之旧本也。重光字端羲，华亭人。△《诗义断法》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建安日新书堂刊行”字，又有“至正丙戌”字，盖元时所刻。朱彝尊《经义考》载宋谢叔孙《诗义断法》，不列卷数，注引《江西通志》曰：“叔孙，南城人，举进士，官翰林编修。”又载《诗义断法》一卷，不著名氏，注曰：“见《菉竹堂书目》。”并云“已佚”。此本五卷，与后一部一卷之数不符，其叔孙之书欤？首有《自序》，词极鄙俚，殆不成文。卷前冠以《作义之法》，分总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五则。次为《学诗入门须知》。次为《先儒格言》。次为《总论六义》。皆剽窃陈言，不出兔园册子。又书中但列拟题，於《经》文刊削十七。始於《鄘风》之《干旄》，不知何取。盖揣摩弋取之书，本不为解《经》而作也。△《国风尊经》一卷（编修朱筠家藏本）旧本题“明陶宗仪撰”。宗仪字九成，黄岩人。元末举进士不中，即弃去，累辞辟举。洪武中乃出为教官。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前有宗仪《自序》。案孙作《沧螺集》有《陶九成小传》，备列其生平著述，无此书名。《明史艺文志》及朱彝尊《经义考》皆不著录。其书多用《字说》，如《序》中解《大、小雅》云：“雅，知风者也，故名相风。”解“君子好逑”云：“逑从求从辵，谓行而求之也。”解“参差荇菜”云：“荇从草从行，谓草生水中而东西行者也。”解“左右芼之”云：“芼从草从毛，言以菜加於食物之上，如毛之附丽於外。”解“螽斯羽”云：“螽从冬从虫，盖子产於冬而生於春也。”解“招招舟子”云：“招从手从召，谓举手召也。”解《简兮》云：“竹间为简，言众工来会，如竹之稠密也。”解“隰有苓”云：“未知何草，然从草从令，草之善者。”解“终窭且贫”之“窭”，从穴从娄，谓上下皆空也；“贫”从分从贝，谓所有辄散也。
译他又说：“《小雅》中凡是杂有怨恨诽谤之语的，都可以说不合于雅正，我现在把它们归入《王风》，并且使《小雅》显得鲜明整齐。”他所移动的篇目虽然没有逐一列出，但把《雅》降为《风》，已经明白说出来了。他又说：“《桑中》应当改称《采唐》，《权舆》应当改称《夏屋》，《大东》应当改称《小东》。”这样连篇名也一起改了。这是自从六经出现以来第一件奇怪的变乱之事。王柏也知道诋毁、斥责圣经是公论所不允许的，于是便把责任推托给汉代儒者，说是他们窜改补入的。汉代儒者各自尊奉师说，字句有时会有不同。至于篇数，传授的情况是明白可考的，增加或删减之处一一都能查考。例如《易杂卦传》是河内女子拆毁旧屋时得到的；伏生传出的《书》有二十九篇，孔安国又以孔壁古文增补十六篇；《泰誓》三篇也是河内女子后来续得的；《舜典》开头二十八字是姚方兴进献的；《周礼·考工记》是河间献王补入的：这些都有明确记载。下至《左传》增加“其处者为刘氏”一句和“秦穆姬登台履薪”一段，先儒也都有记载。唯独《诗》没有说有增加的篇章，怎么能指称《国风》三十二篇是汉代儒者窜入的呢？王弼的《易》、杜预的《左传》，把《传》附在《经》之后，改变了原来的章句；郑玄《礼记目录》与刘向《别录》不同，也都各有旧说。唯独《诗》没有说有过更改，怎么能说《王风》的诗竟然移入了《小雅》呢？而且《春秋》有三家传本，可以互相考订，所以《公羊》经文增加了“孔子生”一条，而《左传》没有。《诗》有四家传本，也可以互相考订，所以三家《般》诗多出“於绎思”一句，而《毛诗》没有，这见于《经典释文》。《毛诗》的《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传本没有，这见于《礼记·缁衣》注。即使《韩诗》的《雨无正》多出“雨无其极”两句，宋人还能够说到它，这见于《元城语录》。一句一字的增减，彼此的差异都清清楚楚，无法掩盖。如果这三十二篇是在四家传本分立以后窜入的，那么齐地传本增加的篇章，鲁地传本未必增加；鲁地传本增加的，韩氏传本未必增加；韩氏传本增加的，毛氏传本未必增加，绝不可能像这样整齐划一。如果是在四家传本尚未分立以前增加的，那就确实是孔门旧本。王柏是什么人，竟敢奋笔改动孔子所定的篇目吗？至于他说《硕人》第二章描写庄姜的容貌过于亵狎，《秦风·黄鸟》是浅陋见识的人所作，这就更加是直接排斥删定经文的过失，不再把责任推托给汉代儒者，尤其放肆。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陈鹏飞作《诗解》二十卷，不解释《商颂》《鲁颂》，认为《商颂》应当缺佚，《鲁颂》应当废弃。他的说法已经荒谬，却还没有像王柏这样竟然直接删削。后人因为王柏曾拜何基为师，何基拜黄榦为师，黄榦拜朱子为师，彼此相距不过三代传承，于是连这部书也不敢提出异议。这是门户之见，不是天下公认的正理。△《毛诗正变指南图》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这部书是明末陈重光刻印的。前面有李雯的《序》，说这部书是宋人没有完成的旧稿，所以详于大体而略于细节。现在考察书卷开头列出的从汉到宋各儒者训诂、图谱、音训的条目，颇为杂乱，没有次序。第一卷全录《小序》的开头句子，第二卷排列《诗》的次序，都以郑氏《诗谱》为依据；第三卷讲世系，第四卷讲族谱，第五、六卷杂论名物，都很简略，只有第五卷解释刻漏稍微详细。它的义例浅陋，不像古人的著作，而且也没有别的佐证。怀疑是陈重光自己编纂的，却假托为旧本。陈重光字端羲，是华亭人。△《诗义断法》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卷首有“建安日新书堂刊行”字样，又有“至正丙戌”字样，大概是元代刻本。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宋代谢叔孙的《诗义断法》，没有列出卷数，注中引用《江西通志》说：“叔孙是南城人，中进士，任翰林编修。”又记载《诗义断法》一卷，没有注明姓名，注说：“见《菉竹堂书目》。”并说“已经散佚”。这个本子有五卷，同后面所说的一卷数量不符，难道是谢叔孙的书吗？开头有《自序》，文辞极其鄙俗粗陋，几乎不能成文。卷前冠以《作义之法》，分为总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五项。接着是《学诗入门须知》。接着是《先儒格言》，再接着是《总论六义》。这些全是剽窃陈旧言论，和蒙学读物没有区别。书中又只列出拟作的题目，把《经》文删削了十七处。它从《鄘风》的《干旄》开始，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选取的。大概这是一本揣摩取巧、猎取功名的书，本来就不是为解释《经》而作的。△《国风尊经》一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旧本题作“明陶宗仪撰”。陶宗仪字九成，是黄岩人。元末考进士没有考中，随即放弃仕进，多次辞谢征召。洪武年间才出任教官。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书前面有陶宗仪的《自序》。按孙作《沧螺集》中有《陶九成小传》，详细列举了他的生平和著述，却没有这部书的名称。《明史·艺文志》和朱彝尊《经义考》也都没有著录。这部书大量采用《字说》的方法，例如在《序》中解释《大雅》《小雅》说：“雅，是知晓风的，所以称为相风。”解释“君子好逑”说：“逑字从‘求’从‘辵’，意思是行走着去求取。”解释“参差荇菜”说：“荇字从‘草’从‘行’，意思是水中的草向东西两边生长。” 解释“左右芼之”说：“芼字从‘草’从‘毛’，是说把菜加在食物上面，就像毛附着在外表一样。” 解释“螽斯羽”说：“螽字从‘冬’从‘虫’，大概是因为它在冬天产子、春天生长。”解释“招招舟子”说：“招字从‘手’从‘召’，意思是举起手来召唤。”解释《简兮》说：“竹子之间称为简，是说众乐工来聚会，像竹子一样密集。”解释“隰有苓”说：“不知道是什么草，但它从‘草’从‘令’，是草中良善的一种。”解释“终窭且贫”的“窭”字，说它从‘穴’从‘娄’，意思是上下都是空的；“贫”字从‘分’从‘贝’，意思是所有财物总是被分散掉。”
解“静女其姝”云：“姝，女颜之若朱者。”解“中冓之言”云：“冓之为文，有材木从横、层累增高之义，中冓当国之中，而构者则君之居也。”其穿凿不通，不可枚举。其最谬者，如谓《桑中》为《关雎》之遗，是以淫女拟圣后也；谓“人之无良，我以为兄”，兄者长也，居上为民长也，毛氏以为君之兄者，非也。自古以来，有称君为兄者乎？宗仪亦何至於此？核其词气，似明万历以后人，盖赝托也。惟《卷耳》，《葛覃》二诗，其说似近情理，然以《国策》触詟之语证古者诸侯之女无归宁之礼，则又不然。息妫归宁而过蔡献舞，止享而召兵。其事具载《左传》，安得谓其必无？以触詟之言疑古礼，是犹以华督目逆一事，疑古妇人无出必蔽面之礼；以崔杼见棠姜一事，疑古妇人无帏哭之礼；以陶婴中夜悲鸣一语，疑古寡妇无不夜哭之礼也。岂通论乎？原目自《周南》至《曹风》，惟无《豳风》。此本仅至《卫风》而止，盖佚其半。然如此妄谬之书，佚亦正不足惜耳。△《毛诗说序》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书以《小序》为主，而设为门人问答以明之。每章标举大意，主於疏通毛义而止。其诸说之异同，皆不置辨。其名物训诂亦皆弗详。犹说《诗》家之简严者，但疏解未免太略。此本传写讹脱，不可解处尤多。△《毛诗或问》一卷（通行本）明袁仁撰。仁有《砭蔡编》，已著录。是编大旨主於伸《小序》抑《集传》，设为问答以明之。所说止於《鲁颂》，疑佚其末数页也。其《自序》诋徐祯卿、孙锺元於《毛诗》训诂之外不能措一词，而谓：“他经可理测，而《诗》则不落理路。他经可意会，而《诗》则不涉意想。三千在门，独许商、赐可与言《诗》，以其各有悟门。”又诋朱子解《诗》如盲人扪象，而自谓其说“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为古人，古人之为我”，其言甚诞。今观其书，一知半解，时亦有之。然所执者乃严羽《诗话》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纯取妙悟之说。以是说汉魏之诗尚且不可，况於持以解《经》乎？△《鲁诗世学》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丰坊撰。坊有《古易世学》，已著录。是编首列子贡《诗传》，诡云石本，次列《诗序》，而以《正音》托之宋丰稷，以《续音》托之丰庆，以《补音》托之丰耘，以《正说》托之丰熙。谲称祖父所传，而自为之考补，故曰《世学》。又附以门人何昆之《续考》，共为一书。实则坊一人所撰也。其书变乱《经》文，诋排旧说，极为妄诞。朱彝尊《经义考》辩之甚详。而康熙中礼部侍郎平湖陆葇乃尊信其中三年之丧必三十六月之说，遭忧家居已阅二十七月，犹不出补官。其门人邱嘉穗载之《东山草堂迩言》中，以为美谈，不知此唐王元感之论，当时已为议者所驳，载於旧《唐书》中，非古义也。则伪书之贻害於经术者甚矣。△《诗传》一卷（内府藏本）旧本题曰“子贡撰”。实明丰坊所作。《明史》坊本传称“坊为《十三经训诂》，类多穿凿。世所传子贡《诗传》即坊编本”者是也。其说升鲁於《邶》、《鄘》之前，降《郑》於《郐》、《曹》之后，《大雅》、《小雅》，各分为三，曰续、曰传，皆与所作《申培诗说》同。二书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汉代传经，悉用隶书，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谓之古文。安得独此二书参用籀体？郭子章、李维桢皆为传刻释文，何钅堂收入《汉魏丛书》，毛晋收入《津逮秘书》，并以为曾见宋拓，皆谬妄也。△《诗说》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旧本题曰“申培撰”。亦明丰坊伪作也。何楷《诗世本古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皆力斥之。今考《汉书杜钦传》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后汉书杨赐传》称“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注皆称《鲁诗》，而此《传》仍训为太姒思淑女。又《坊记》注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为卫定姜之作。《释文》曰：“此是鲁诗。”而此仍为庄姜送戴妫，培传《鲁诗》，乃用毛《传》乎？其伪妄不待问矣。△《诗传纂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倪复撰。复字汝新，鄞县人。兹编不载《经》文，惟於有所发明者标其篇名。所说多袭前人，或全录之而不言所本。其自出新意者，如谓《皇华》、《四牡》通为射飨乐歌之类，於古皆无所考证。△《张氏说诗》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张廷臣撰。廷臣字元忠，昆山人。嘉靖戊子举人。是编题“娄上编甲之己”，盖其全集之一种也。大旨谓《诗序》有所传授，不应尽废，持论甚正。而其所推阐，则以意断制者多。△《读风臆评》（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解释“静女其姝”说：“姝，是女子的面容像朱色一样。”解释“中冓之言”说：“冓字的字形有木材纵横交错、层层累积增高的含义；‘中冓’就是国中的中部，而构筑房屋的地方就是君主居住的地方。”这种穿凿附会、讲不通的地方，多得数不清。其中最荒谬的，是说《桑中》是《关雎》遗留下来的诗，这等于把淫乱女子比作圣后；又说“人之无良，我以为兄”的“兄”是长者，居上位而成为百姓的首长，毛氏解释为君主的兄长，是错误的。自古以来，有把君主称作“兄”的说法吗？陶宗仪怎么竟至于此？考察它的文辞语气，似乎是明代万历以后的人所作，大概是假托陶宗仪之名。只有《卷耳》《葛覃》两首诗的说法似乎近于情理，然而他用《战国策》中触詟的话来证明古代诸侯的女儿没有归宁之礼，这又不对。息妫归宁时经过蔡国，蔡侯献舞招待她；她只接受宴享而没有回报，蔡国便召来兵祸。这件事详细记载在《左传》中，怎么能说古代必定没有归宁之礼？用触詟的话来怀疑古礼，就如同因为华督看见逆一事，便怀疑古代妇女出门一定要遮面的礼制；因为崔杼见到棠姜一事，便怀疑古代妇女没有设帏帐哭泣的礼制；因为陶婴“半夜悲鸣”一句话，便怀疑古代寡妇没有夜间不哭的礼制。难道这是通行的正确论断吗？原目录从《周南》到《曹风》，唯独没有《豳风》。这个本子只到《卫风》为止，大概已经散佚了一半。不过这样荒谬妄诞的书，散佚了也确实不值得惋惜。△《毛诗说序》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代吕柟撰写。吕柟另有《周易说翼》，已经著录。这部书以《小序》为主要依据，设置门人与老师的问答来加以说明。每章都标出大意，主旨只是疏通毛氏的解释。对于各家说法的异同，都不加辨析。其中关于名物和训诂的解释也都不详细。它仍属于说《诗》诸家中简明严谨的一种，只是疏解难免过于简略。这个本子传抄时有讹误脱漏，尤其有很多地方无法解释。△《毛诗或问》一卷（通行本） 明代袁仁撰写。袁仁另有《砭蔡编》，已经著录。这部书的主要宗旨是伸张《小序》、贬抑《集传》，设置问答来加以说明。所论只到《鲁颂》，怀疑末尾几页已经散佚。他的《自序》责骂徐祯卿、孙锺元，说他们在《毛诗》训诂之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并说：“其他经书可以用理来推求，但《诗》不能落入理路；其他经书可以凭意会理解，但《诗》不涉及意想。门下有三千弟子，只有商、赐被认为可以同孔子谈《诗》，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领悟的门径。”他又责骂朱子解释《诗》像盲人摸象，却自称自己的说法“言语和思考都无法达到，理解完全融会，不知道我是古人，古人就是我”，这些话非常荒诞。如今看他的书，偶尔也有一知半解的地方。然而他所坚持的，其实是严羽《诗话》中“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纯取妙悟”的说法。这种说法用于汉魏诗歌尚且不可行，更何况拿来解释经书呢？△《鲁诗世学》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丰坊撰写。这部书开头列出子贡的《诗传》，虚称是石刻本；接着列《诗序》，又把《正音》假托为宋代丰稷所作，把《续音》假托为丰庆所作，把《补音》假托为丰耘所作，把《正说》假托为丰熙所作。他诡称这是祖父传下来的东西，自己只是考订补充，因此称为《世学》。又附上门人何昆的《续考》，合起来成为一部书。实际上是丰坊一人所撰。书中扰乱《经》文，诋毁排斥旧说，极其荒诞。朱彝尊《经义考》对此辨析得很详细。然而康熙年间礼部侍郎、平湖人陆葇竟尊信其中“三年之丧必三十六月”的说法，服丧居家已经满二十七个月，仍不出来补任官职。他的门人邱嘉穗在《东山草堂迩言》中记载此事，把它当作美谈，却不知道这是唐代王元感的说法，当时已经被议论者驳斥，记载在旧《唐书》中，并不是古义。可见伪书对经学造成的祸害太大了。△《诗传》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子贡撰”。实际上是明代丰坊所作。《明史》丰坊本传说：“丰坊所作《十三经训诂》，大多穿凿附会。世上流传的子贡《诗传》，就是丰坊编纂的本子。”说的正是此书。他把《鲁》提升到《邶》《鄘》之前，把《郑》降到《郐》《曹》之后；《大雅》《小雅》各自分成三部分，称作“续”和“传”，都同他所作的《申培诗说》一样。这两部书都用古篆刻印。不知道汉代传授经书全都使用隶书，所以孔壁所得的蝌蚪文，世人不能辨认，才称作古文。怎么能只有这两部书参杂使用籀体呢？郭子章、李维桢都为它们传刻并释文，何钅堂收入《汉魏丛书》，毛晋收入《津逮秘书》，还都说曾见过宋代拓本，全是荒谬妄说。△《诗说》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申培撰”。这也是明代丰坊伪造的作品。何楷《诗世本古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都极力斥责它。现在考察《汉书·杜钦传》说：“佩玉在晚上发出声响，《关雎》对此表示叹息。”《后汉书·杨赐传》说：“康王有一次早晨迟迟不起，《关雎》见到这种苗头便作了讽谏。”注文都说这是《鲁诗》，而这部《传》仍把它训释为太姒思念贤淑女子。又《坊记》注文引用“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说是卫定姜所作。《释文》说：“这是鲁诗。”而这里仍说是庄姜送戴妫；申培传授《鲁诗》，难道竟采用了毛《传》吗？它的伪妄已经不必再问了。△《诗传纂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倪复撰写。倪复字汝新，鄞县人。这部书不载《经》文，只在有所阐发的地方标出篇名。所作说明大多沿袭前人，有时整段抄录却不说明出处。其自出新意的地方，例如说《皇华》《四牡》都是射礼、飨礼所用的乐歌，这些说法在古代都没有考证依据。△《张氏说诗》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张廷臣撰写。张廷臣字元忠，昆山人。嘉靖戊子年举人。这部书题作“娄上编甲之己”，大概是他全集中的一种。全书主旨认为《诗序》有所传授，不应全部废弃，这个立论很正确。但他所作的推演阐发，多是凭意断定。△《读风臆评》（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仲甫，长沙人。嘉靖癸丑进士，官巴县知县。是书取《诗经国风》加以评语，又节录朱《传》於每篇之后。乌程闵齐伋以朱墨版印行之。纤巧佻仄，已渐开竟陵之门。其於《经》义，固了不相关也。△《诗经正义》二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许天赠撰。天赠字德天，黟县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参政。是书不载《经》文，但标章名节目，附以己说，颇为弇陋。如於《采蘋》章云：“大夫妻讲中不可说出，此就说《诗》者言，非诗人口气。”书中大率如此，盖全为时文言之也。经学至是而弊极矣。△《诗经存固》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明叶朝荣撰。朝荣字良时，福清人。大学士向高之父也。隆庆元年恩贡，授九江府通判，官至养利州知州。是编乃其教授生徒时，酌取《诗经大全》，参以已意而成。后官九江，复加改定，更作《义略》一卷，总论十五国及《雅》、《颂》诸篇大义。万历四十四年向高致仕归，复整齐而重刻之。前有朝荣《自序》，《序》末附以向高《跋语》。△《诗序解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邵弁撰。弁字元伟，太仓州人。隆庆中贡生。此书申朱子《诗序辨说》之义，而又以己意更正之，中多臆论。所定《小雅》世次诸条，尤无确据。卷末附《洛书辨》一篇，无所阐发，徒事空言。又《“三江既入，震泽厎定”辨》一篇，主中江、北江、南江之说，寥寥数语，亦未畅明也。△《毛诗多识编》七卷（浙闽总督采进本）明林兆珂撰。兆珂字孟鸣，莆田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安庆府知府。是编本陆玑《疏》而衍之，凡《草部》二卷，《木部》、《鸟部》、《兽部》、《虫部》、《鳞介部》各一卷。多引郑樵、陆佃、罗愿之语，又兼取丰坊之伪子贡《传》、伪申培《说》。贪多务博，颇乏持择。其《凡例》称：“鸟兽、昆虫、草木非三百篇所有不载。”然如“龙旂”之龙非真龙，“鸾镳”之鸾非真鸾，而徵引故实，累牍连篇。此自类书，何关《经》义？又如因《尔雅》“荇，接余”之文，遂谓汉之婕妤取义於荇菜，其穿凿抑又甚焉。据其《凡例》，尚有《外编》、《杂编》二书，此本无之，未知其为未刻，抑为偶佚也。△《毛诗原解》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书前有《读法》一卷，大指在驳朱《传》改《序》之非。於《小序》又惟以卷首一句为据。每篇首句增“古序曰”三字，馀文则以“毛公曰”别之。《序》或有所难通者，辄为委曲生解，未免以《经》就《传》之弊。而又立意与《集传》相反，亦多过当。夫《小序》确有所受，而不能全谓之无所附益。《集传》亦确有所偏，而不能全谓之无所发明。敬徒以朱子务胜汉儒，深文锻炼，有以激后世之不平，遂即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尔反尔示报复之道耳，非解《经》之正轨也。△《诗经类考》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沈万钶撰。万钶字玉台，嘉善人。万历丁酉举人。官知县。兹编於三百篇所载名物典故，分门编录。前有《古今论诗考》、《逸诗考》、《音韵考》，后有《风雅颂异同考》、《群书字异考》。凡所援据，不能尽本经传，故往往不精不详。如《天文类》释“三五”、“小星”，引《释名》曰“星，散也”，《说文》曰“万物之精，上为列宿”。如此之类，与《经》义无涉，实为泛滥。又如朝制，有大朝觐之朝，若韩侯入觐是也；又有常朝之朝，若《鸡鸣》之诗是也。而此书《礼制类》乃止引《曲礼》天子“当扆而立”，“当宁而立”，及《周礼太宰》大朝觐、会同数则，而《玉藻》“朝辨色始入”诸条乃竟遗之。如此之类，亦多失於考核。盖此书本《诗名物疏》而作，而实不及原书也。△《毛诗微言》二十卷（内府藏本）明张以诚撰。以诚字君一，华亭人。万历辛丑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是书杂采旧说，无所发明。如丰坊伪《诗传》之类，皆不辨而滥收之，亦嗜博而失于别择。△《诗经说通》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沈守正撰。守正字允中，号无回，钱塘人。万历癸卯举人，官国子监博士。
译明代戴君恩撰写。戴君恩字仲甫，长沙人。嘉靖癸丑年进士，官任巴县知县。这部书取《诗经》的《国风》加以评论，又在每篇后节录朱《传》。乌程闵齐伋用朱墨版印行。文字纤巧轻佻而局促，已经渐渐开启了竟陵派的门径。至于其中对《经》义的说明，实在完全不相干。△《诗经正义》二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许天赠撰写。许天赠字德天，黟县人。嘉靖乙丑年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参政。这部书不载《经》文，只标出章名、篇目，附上自己的说法，颇为浅陋。例如在《采蘋》章中说：“大夫妻讲中不可说出，这只是对讲解《诗》的人说的，不是诗人的语气。”书中大体都是这样，大概完全是用时文的说法来讲《经》的。经学到了这个时候，弊病已经达到极点了。△《诗经存固》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叶朝荣撰写。叶朝荣字良时，福清人，是大学士向高的父亲。隆庆元年恩贡，授任九江府通判，官至养利州知州。这部编著是他教授学生时，斟酌取用《诗经大全》并参照自己的意见编成的。后来任职九江，又加以修改订定，另作《义略》一卷，总论十五国以及《雅》《颂》各篇的大义。万历四十四年，向高退休回乡，又把它整理修订后重新刻印。书前有叶朝荣的《自序》，《序》末附有向高的《跋语》。△《诗序解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邵弁撰写。邵弁字元伟，太仓州人。隆庆年间贡生。这部书申述朱子《诗序辨说》的主旨，又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订正，其中多有主观臆断。它所订定的《小雅》篇章世次等条目，尤其没有确实依据。卷末附有《洛书辨》一篇，没有任何阐发，只是徒事空谈。又有《“三江既入，震泽厎定”辨》一篇，主张中江、北江、南江的说法，寥寥几句话，也没有说明白。△《毛诗多识编》七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明代林兆珂撰写。林兆珂字孟鸣，莆田人。万历甲戌年进士，官至安庆府知府。这部编著以陆玑《疏》为基础加以扩充，共有《草部》二卷，《木部》《鸟部》《兽部》《虫部》《鳞介部》各一卷。书中多引用郑樵、陆佃、罗愿的话，又兼取丰坊伪造的子贡《传》和伪造的申培《说》。贪求广博，颇为缺乏取舍。他的《凡例》说：“鸟兽、昆虫、草木不是三百篇所有的，就不收载。”然而像“龙旂”的龙并不是真龙，“鸾镳”的鸾也不是真鸾，他却引证旧事，连篇累牍。这样已经属于类书，和《经》义有什么关系？又如因为《尔雅》有“荇，接余”这句话，便说汉代婕妤的名称取义于荇菜，这种穿凿附会又更加严重。根据他的《凡例》，还应有《外编》《杂编》两书，这个本子却没有，不知道是尚未刊刻，还是偶然散失了。△《毛诗原解》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郝敬撰写。郝敬有《周易正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读法》一卷，主要旨趣在于驳斥朱《传》改动《序》的错误。对于《小序》，又只以卷首的一句话作为依据。每篇开头增加“古序曰”三个字，其余文字则用“毛公曰”与之区别。《序》中有时有难以通晓的地方，他总是曲折附会地另作解释，未免有迁就《经》文来解释《传》的弊病。而且他有意和《集传》相反，也有许多地方做得过分。其实，《小序》确实有所承受，却不能说其中完全没有增益附会；《集传》也确实有所偏颇，却不能说完全没有阐发。郝敬只是因为朱子一心压倒汉儒，深文周纳，激起后世的不平，于是就采用朱子苛求《小序》的方法来苛求朱子。这简直是拿自相矛盾来表示报复的方法，并不是解释《经》的正道。△《诗经类考》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沈万钶撰写。沈万钶字玉台，嘉善人。万历丁酉年举人。官任知县。这部编著把三百篇中记载的名物、典故分门编录。前面有《古今论诗考》《逸诗考》《音韵考》，后面有《风雅颂异同考》《群书字异考》。所有引用的依据，不能全部出自经传，所以往往不精确、不详尽。例如《天文类》解释“三五”“小星”，引用《释名》说“星，就是散”，引用《说文》说“万物的精华，在上天成为列宿”。这类内容和《经》义没有关系，实在过于泛滥。又如“朝制”中，有大朝觐的“朝”，韩侯入觐就是这种情况；又有平常朝见的“朝”，《鸡鸣》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可是这部书的《礼制类》只引用《曲礼》中天子“当扆而立”“当宁而立”的条文，以及《周礼·太宰》关于大朝觐、会同的几条；《玉藻》中“朝辨色始入”等条文却竟然遗漏了。这类地方，也多是考核不周。大概这部书是仿照《诗名物疏》写成的，但实际上还不如原书。△《毛诗微言》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代张以诚撰写。张以诚字君一，华亭人。万历辛丑年进士第一，官任翰林院修撰。这部书杂采旧说，没有什么新的阐发。像丰坊伪造的《诗传》之类，也不加辨别而滥加收录，同样是喜好多取而失于选择。△《诗经说通》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沈守正撰写。沈守正字允中，号无回，钱塘人。万历癸卯年举人，官任国子监博士。
是编成於万历乙卯。其说颇以朱《传》废《序》为非，然又不甚用古义。其所列引用诸书，不过三十六种，而以丰坊伪《鲁诗》为冠。又谓《隋志》称《韩诗》虽存，乃其《外传》，竟不知《崇文总目》尚有《韩诗》。持论多茫无考证，故所引皆明人影响之谈。虽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牵，而纯以公安、竟陵之诗派窜入《经》义，遂往往恍惚而无著。如解《关雎》云：“所谓忧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泥定宫人。”然则究何指也？至於以《行露》、《野有死麕》为贞女设言自誓，不必定有强娶私诱之事。然则女子待年於室，无故而作一誓词传播於众，天下有此情事乎？又谓：“文王之化，必无强暴之男子。”然则尧舜之世，亦不当有四凶矣。其胶固不解，更甚於训诂之家，乌在其能得言外意也？△《诗经六帖重订》十四卷（两浙总督采进本）明徐光启撰。国朝范方重订。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定。事迹具《明史》本传。方字令则，如皋人。前有方《自序》，谓：“徐光启《六帖》后先错互，为未定之书。爰为重订，而去其《博物》一帖。其馀五帖，皆移定其次，而无所增改。五帖者，一《翼传》，二《存古》，三《广义》，四《揽藻》、六《正叶》也。”卷首有光启《韵谱说》并例，於诸诗皆不载其词，但於有韵之句以白圈为识，无韵之句以黑圈为识，体例殊为未善。且既以古音无叶为全书注意之处，乃於圈识之外绝不言其所以然。题曰《韵谱》，名实亦复相乖。又《六帖》名始於《帖经》，程大昌《演繁露》疏解颇明。白居易以名类书，殊无所取义。光启以名经解，为转不失其初。然考《明史艺文志》载徐光启《毛诗六帖》六卷，是每帖为一卷也。方既删《博物》一门，则六帖仅存其五，与光启作书之意全不相合，安得复以《六帖》称乎？△《毛诗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陈以蕴撰。以蕴字仲宣，南昌人。万历己酉举人。是书成於崇祯癸酉。前有以蕴《自序》，大旨谓《小序》固陋浅拙，词必徵之事，事必实之人，往往不得其义，则概谓之刺君，非得卜子夏之传者。又以朱子《集传》袒夹漈而诋毛《传》，亦未尽《孟子》说《诗》之法。然观编中所言，乃似坊选诗集之批语。即朱子《集传》亦尚非以蕴所可议，无论《小序》矣。△《诗经图史合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锺惺撰。惺字伯敬，竟陵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明史文苑传》附载《袁宏道传》中。是书杂考《诗》之名物典故，亦间绘图，故称《图史合考》。然名虽释《经》，实则隶事。如《周南桃夭篇》首引《本草纲目》载“桃仁去瘀血，桃枭疗中恶腹痛”一条，次引《家语》“六果桃为下”一条，次引《管子》“五沃之土宜桃”一条，次引《盐铁论》“桃实多则岁穰”一条，次引江淹《桃颂》一条，次引昆仑山玉桃一条，次引唐明皇目桃为消恨花一条，次引《酉阳杂俎》王母桃一条，次引《列仙传》绥山桃一条，其文遂毕，於《经》义一字无关。全书所载，皆类於此，不知其何所取也？△《毛诗解》（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锺惺撰。是编取古人说《诗》之书卷帙简少者合为一编。曰《诗序》、曰《诗说》、曰《诗外传》、曰《读诗一得》、曰《山堂诗考》、曰《困学纪诗》、曰《诗地理考》、曰《诗考》、曰《逸诗》、曰《文献诗考》、曰《诗传纲领》、曰《诗识》、曰《读诗录》、曰《印古诗语》。其中《读诗一得》，即黄氏《日钞》之一门；《山堂诗考》，即《山堂考索》之一门；《困学纪诗》，即《困学纪闻》中论《诗》之语；《逸诗》，即王氏《诗考》中之逸《诗》篇名；《读诗录》，即《读书录》中论《诗》数条；《诗传纲领》，即《诗经大全》之纲领：谬陋殆难言状。至申培《诗说》本伪《鲁诗》，《韩诗外传》明标韩字，乃题曰《毛诗解》，是尤不足深责者矣。△《诗通》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陆化熙撰。化熙字羽明，常熟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广西提学佥事。是编不载《经》文，止标篇什名目，而发挥其意旨。大都依文诠释，寻味於词气之间。其《自序》云：“朱注所不满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谓微言、托言，致《变风》刺淫之语，概认为淫；《变雅》近美之刺，即判为美耳。”故传中於郑卫之诗多存《小序》，即二《雅》、三《颂》亦多引《序》说，而又间引郑《笺》、孔《疏》以证之，颇异乎株守门户者，但所得不深耳。△《诗传阐》二十三卷、《阐馀》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邹忠允撰。忠允字肇敏，无锡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
译这部编著成于万历乙卯年。他的说法很认为朱《传》废弃《序》是不对的，但又不很采用古义。他列举的引用书籍不过三十六种，却把丰坊伪造的《鲁诗》列在第一位。又说《隋志》称《韩诗》虽然存在，实际是《韩诗外传》，竟不知道《崇文总目》中还著录有《韩诗》。他的立论多是茫然没有考证，所以所引用的都是明人的影响之谈。虽然大旨是想通过根据文辞揣测作者的志意来打破拘泥牵强，却把公安、竟陵两种诗派全都混入《经》义，因此往往恍惚而没有着落。例如解释《关雎》说：“所谓忧之、喜之，不必拘泥认定是文王，也不必拘泥认定是宫人。”那么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至于把《行露》《野有死麕》说成贞女设辞自誓，不必一定有强娶、私诱之事；那么女子待嫁在家，无缘无故作一篇誓词传播给众人，天下有这种事情吗？又说：“文王的教化之下，一定不会有强暴的男子。”那么尧舜的时代也不应当有四凶了。他这种胶着固执而不能通解，比训诂家更加严重，哪里谈得上能够领会言外之意呢？△《诗经六帖重订》十四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明代徐光启撰写。清朝范方重新订定。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甲辰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定。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范方字令则，如皋人。书前有范方《自序》，说：“徐光启《六帖》前后次序错乱，是一部尚未定稿的书。因此重新订定，并删去其中的《博物》一帖。其余五帖，都重新调整了次序，没有增删改动。这五帖是：一《翼传》，二《存古》，三《广义》，四《揽藻》，六《正叶》。”卷首有徐光启的《韵谱说》和凡例。对于各篇诗文都不载录原词，只在有韵的句子用白圈作标记，无韵的句子用黑圈作标记，体例很不完善。而且既然把古音无叶作为全书着意说明的重点，却在圈识之外完全不说明其中的道理。题名为《韵谱》，名实也不相符合。《六帖》这个名称起源于《帖经》，程大昌《演繁露》的疏解说得很明白。白居易用这个名称来指称类书，实在没有取其中的意义。徐光启用它来命名经书的解释，反而还没有失去它的本义。然而考察《明史·艺文志》，记载徐光启《毛诗六帖》六卷，可见每帖是一卷。范方既然删去《博物》一门，六帖只剩下五帖，和徐光启著书的本意完全不合，怎么还能再称为《六帖》呢？△《毛诗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以蕴撰写。陈以蕴字仲宣，南昌人。万历己酉年举人。这部书成于崇祯癸酉年。书前有陈以蕴《自序》，大意认为《小序》鄙陋浅薄，文辞一定要用事情来验证，事情一定要落实到具体人物，往往因此不能得到本义，却一概说成讽刺君主；这不是得到卜子夏传授的人所能作出的解释。又认为朱子《集传》偏袒夹漈而贬斥毛《传》，也没有完全掌握《孟子》说《诗》的方法。但看他书中所说的内容，却很像书坊选本诗集中的批语。即使是朱子《集传》，也还不是陈以蕴所能议论的，更不用说《小序》了。△《诗经图史合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锺惺撰写。锺惺字伯敬，竟陵人。万历庚戌年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明史·文苑传》附载在《袁宏道传》中。这部书杂考《诗》的名物、典故，间或绘图，所以称作《图史合考》。然而名义上虽是解释《经》，实际上只是罗列事物。例如《周南·桃夭》篇开头先引用《本草纲目》所载“桃仁能去瘀血，桃枭能治疗中恶腹痛”一条，接着引用《家语》“六果之中桃为下品”一条，又引用《管子》“五沃之土适宜种桃”一条，又引用《盐铁论》“桃实多则年成丰收”一条，又引用江淹《桃颂》一条，又引用昆仑山玉桃一条，又引用唐明皇把桃称为消恨花一条，又引用《酉阳杂俎》中王母桃一条，又引用《列仙传》中绥山桃一条，文章便结束了，对《经》义一个字也没有涉及。全书所记载的都类似这样，不知道它究竟取法于什么呢？△《毛诗解》（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锺惺撰写。这部编著把古人说《诗》的篇卷较少的书合编为一册：有《诗序》、有《诗说》、有《诗外传》、有《读诗一得》、有《山堂诗考》、有《困学纪诗》、有《诗地理考》、有《诗考》、有《逸诗》、有《文献诗考》、有《诗传纲领》、有《诗识》、有《读诗录》、有《印古诗语》。其中《读诗一得》就是黄氏《日钞》中的一门；《山堂诗考》就是《山堂考索》中的一门；《困学纪诗》就是《困学纪闻》中论说《诗》的文字；《逸诗》就是王氏《诗考》中的逸《诗》篇名；《读诗录》就是《读书录》中论说《诗》的几条；《诗传纲领》就是《诗经大全》的纲领：荒谬浅陋，几乎难以形容。至于申培的《诗说》本是伪造的《鲁诗》，《韩诗外传》明明标有“韩”字，却题作《毛诗解》，这更是最不值得深究的一点了。△《诗通》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陆化熙撰写。陆化熙字羽明，常熟人。万历癸丑年进士，官至广西提学佥事。这部编著不载《经》文，只标出篇章名目，阐发其中的意旨。大体依照文辞解释，在字词语气之间反复体味。他的《自序》说：“朱注不合人意的地方，只是因为忽略了所谓微言、托言，导致把《变风》中讽刺淫乱的言语一概认为是淫诗；把《变雅》中接近赞美而实含讽刺的诗，径直判定为赞美之作。”所以书中解释郑、卫之诗，多保留《小序》；即使二《雅》、三《颂》，也多引用《序》的说法，又间或引用郑《笺》、孔《疏》来加以证明，这和拘守门户之见的人颇为不同，只是所得并不深。△《诗传阐》二十三卷、《阐馀》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邹忠允撰写。邹忠允字肇敏，无锡人。万历癸丑年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
是书即丰坊伪《诗传》每章推演其义，而於坊伪《诗说》则深斥其妄。一手所造之书，而目为一真一赝，此真不可理解之事矣。△《诗经脉》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魏浣初撰。其标题又曰“闵非台先生增补”。浣初字仲雪，常熟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布政司参政。闵非台则不知何许人也。其书分上、下二格，如高头讲章之式。下格为浣初原书，前列正文，后有附考，颇知原本注疏，旁及诸家。如《君子偕老》章“副笄六珈”，毛《传》云：“笄，衡。”盖述《追师》“追、衡、笄”之文，衡垂於耳，笄贯於发，见於《追师》注疏甚详。浣初引以证朱《传》衡笄一物之误，尚小有考证。惟大致拘文牵义，钩剔字句，摹仿语气，不脱时文之习。上格为闵氏补义，则纯乎乡塾之说矣。△《毛诗发微》三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宋景云撰。景云字祥祯，博兴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其说《诗》以朱子《集传》为主，亦间采毛《传》及他说以参之。为例有三，标“正”字者，衍《集传》者也；标“附”字者，采他说者也；标“考”字者，释名物者也。然大抵以批点时文之法推求《经》义耳。△《圣门传诗嫡冢》十六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乌程人。是书辑《诗序》及毛《传》、郑《笺》，又以丰坊《诗传》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异同。以《诗序》旧称出子夏，《诗传》亦称子贡，故以《圣门传诗嫡冢》为名。其末《附录》一卷，则丰坊所作申培《诗说》也。△《言诗翼》六卷（两浙总督采进本）明凌濛初撰。此编仍列《诗传》、《诗序》於每篇之前。又以《诗传》、《诗序》次序不同，复篆书《诗传》冠於篇端，而杂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锺惺、唐汝谔六家之评，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锺惺之本加以圈点。明人经解，真可谓无所不有矣。△《诗逆》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独阙三月，乃摘“春日载阳”至“公子同归”、“蚕月条桑”至“猗彼女桑”诸事，布於二月、四月之间，标为“蚕月”。殊属穿凿。又《诗考》一篇，独载一《御车图》，尤为挂漏。其所诠释，亦罕逢奥义。△《毛诗鸟兽草木考》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吴雨撰。雨自题但称闽郡人，不知隶籍何县也。是书为其同郡徐<火勃>所编次。《鸟考》三卷，《兽考》三卷，《虫考》二卷，《鳞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卷，而以《天文考》二卷终焉。惟不考地理，或无以加於王应麟书，故置之欤？曹学佺《序》称其体本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又以配陈第《毛诗古音考》。然如鸡本家禽，而繁文旁衍；鼠原常物，而异种横增。骈拇枝指，殊为可已不已。视吴、陈两书之精核，相去远矣。△《诗经备考》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章调鼎撰。调鼎字玉铉，富顺人。是编因锺惺未成之本增损成书，以攻击朱子《集传》。夫《集传》排斥毛、郑，固未必尽无遗议，先儒亦互有异同。然非锺惺等所可置议也，况又拾惺之馀绪乎？△《诗牖》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钱天锡撰。天锡字公永，竟陵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佥都御史。是编大抵推敲字义，寻求语脉，为程式制艺之计。首载冯元飏《序》，谓其书“不但存朱子，存《毛诗》，并可以存齐、存鲁、存韩，祧卫宏而祢子夏，其功不在郑、孔下”。亦夸之甚矣。△《诗经考》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黄文焕撰。文焕字维章，永福人。天启乙丑进士，崇祯中由山阳县知县擢翰林院编修。坐钩党，与黄道周同下诏狱。后获释，流寓南都以终。是书专考三百篇中名物典故。其凡例有六：一曰世系，二曰畿甸，三曰人物，四曰天时地利，五曰兵农礼乐，六曰动植。仍以《经》文篇第为序，各标其目而解之，徵引颇为繁富。惟爱博嗜奇，颇伤冗杂。其於人物，皆详其始末，成一列传，而又不著其所本，尤为曼衍。窥其用意，似欲与何楷《世本古义》抗行一时，然不似楷之穿凿，亦不及楷之博洽也。△《诗经微言合参》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唐汝谔撰。汝谔字士雅，华亭人。天启中以岁贡生官常熟县教谕。汝谔初著《毛诗微言》二十卷，继复删汰赘词，标以今名。《自序》谓“溯源毛、郑，参以《读诗记》及严氏《诗缉》，而折衷於朱子。”今核其书，实不过科举之学也。△《惢泉手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这部书就是把丰坊伪造的《诗传》逐章推演其意义，而对于丰坊伪造的《诗说》却严厉斥责其荒谬。同一个人造出的书，却把其中一本看作真的、另一本看作假的，这实在是无法理解的事情。△《诗经脉》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魏浣初撰写。书名又题作“闵非台先生增补”。魏浣初字仲雪，常熟人。万历丙辰年进士，官至布政司参政。至于闵非台，则不知道是哪里人。这部书分为上下两栏，形式像高头讲章。下栏是魏浣初原书，前面列出正文，后面附有考证，颇能了解原本的注疏，也旁及各家说法。例如《君子偕老》章中的“副笄六珈”，毛《传》说：“笄，就是衡。”这是述说《追师》中“追、衡、笄”的文字：衡垂在耳旁，笄插在头发中，这些内容在《追师》的注文和疏解中说得很详细。魏浣初引用这些来证明朱《传》把衡、笄看作一件器物是错误的，多少还有一点考证。只是总体上拘泥文辞、牵强附会，钩剔字句，摹拟语气，脱不了时文的习气。上栏是闵氏补充的解释，则完全是乡塾先生的说法了。△《毛诗发微》三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宋景云撰写。宋景云字祥祯，博兴人。万历己未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他解释《诗》以朱子《集传》为主，也间或采纳毛《传》和其他说法来参证。体例有三种：标“正”字的，是发挥《集传》的内容；标“附”字的，是采纳其他说法；标“考”字的，是解释名物。可是大体上仍是用批点评点时文的方法来探求《经》义。△《圣门传诗嫡冢》十六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凌濛初撰写。这部书辑录《诗序》以及毛《传》、郑《笺》，又把丰坊的《诗传》列在各篇开头，互相考察它们的异同。因为《诗序》旧称出自子夏，《诗传》也说出自子贡，所以取名为《圣门传诗嫡冢》。末尾的《附录》一卷，就是丰坊所作的申培《诗说》。△《言诗翼》六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明代凌濛初撰写。此书仍把《诗传》《诗序》列在每篇之前。又因《诗传》和《诗序》的次序不同，便另以篆书书写《诗传》，置于篇首，并杂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锺惺、唐汝谔六家的评论，直接用选词、遣调、造语、炼字等方法来评论《诗经》三百篇。每篇又依照锺惺的版本加以圈点。明代人的经学解说，真可以说是无所不有了。△《诗逆》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凌濛初撰写。卷首有《七月表》一篇。因为其中唯独缺少三月，便摘取“春日载阳”至“公子同归”、“蚕月条桑”至“猗彼女桑”等事项，安排在二月、四月之间，标作“蚕月”。实在是穿凿附会。又有《诗考》一篇，只记载了一幅《御车图》，遗漏尤其多。书中所作的诠释，也很少遇到深奥的义理。△《毛诗鸟兽草木考》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吴雨撰写。吴雨自题只称自己是闽郡人，不知道隶属于哪个县。这部书由他的同郡人徐<火勃>编排次序。《鸟考》三卷，《兽考》三卷，《虫考》二卷，《鳞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卷，最后以《天文考》二卷收尾。只是没有考察地理，或许是因为无法超过王应麟的著作，所以把它置于末尾吧？曹学佺《序》说，此书体例本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又拿它来配合陈第《毛诗古音考》。然而，鸡本来只是家禽，却旁生出许多繁琐枝蔓的文字；鼠原本是常见之物，却横加增添各种异种。这种枝蔓旁出的做法，实在是已经过分而仍不停止。与吴、陈两书的精审核实相比，差得太远了。△《诗经备考》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章调鼎撰写。调鼎字玉铉，富顺人。这部书因锺惺未完成的稿本增删整理而成，目的在于攻击朱子的《集传》。《集传》排斥毛、郑之说，固然未必完全没有可议之处，前代儒者也一向各有不同看法；但这并不是锺惺等人所能置喙的，何况又拾取锺惺残余的观点呢？△《诗牖》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钱天锡撰写。天锡字公永，竟陵人。天启壬戌年进士，官至佥都御史。这部书大致是推敲字义、寻求语脉，以便用于程式化的制艺文。卷首载有冯元飏的《序》，说他的书“不但保存朱子，保存《毛诗》，还可以保存齐、鲁、韩三家，尊卫宏为祖而以子夏为父，其功劳不在郑玄、孔颖达之下”。这也夸得太过分了。△《诗经考》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文焕撰写。文焕字维章，永福人。天启乙丑年进士，崇祯年间由山阳县知县升任翰林院编修。因牵连党争，与黄道周一同被下诏狱。后来获释，流寓南都直到去世。这部书专门考证《诗经》三百篇中的名物和典故。凡例有六项：一是世系，二是畿甸，三是人物，四是天时地利，五是兵农礼乐，六是动植物。仍以《经》文的篇次为顺序，分别标出题目加以解释，征引相当丰富。只是喜爱广博、嗜好奇异，颇显得冗杂。至于人物，都详细叙述其始末，写成一篇列传，却又不注明依据的出处，尤其显得枝蔓铺陈。看它的用意，似乎想与何楷《世本古义》并驾齐驱一时；但它不像何楷那样穿凿，也不如何楷那样博洽。△《诗经微言合参》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汝谔撰写。汝谔字士雅，华亭人。天启年间以岁贡生身份任常熟县教谕。唐汝谔起初撰有《毛诗微言》二十卷，后来又删去多余的词句，改题为现在的书名。《自序》说：“追溯毛、郑的源流，参照《读诗记》和严氏《诗缉》，再由朱子加以折中。”如今考察这部书，实际上不过是科举之学罢了。△《惢泉手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自序》有二私印，一曰“闻性道字大直”，一曰“明山鉴西薜萝香弄隐人”，知为闻性道所作。《序》称“吾乡丰氏”，则鄞人也。《序》中所称“壬辰”，盖万历二十年。又称“岁在丁卯”，则天启七年。其册末云“己巳手补朱字”者，则崇祯二年也。是书取丰坊所作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二书合为一编，以篆文与释文皆出手钞，故谓之《手学》。案古文自许慎所存二百馀字外，钟鼎款识，随人音释，已均在疑似之间。况此二书又出丰坊妄造，性道乃珍重钩摹之，亦好古而不知考古者欤？△《桂林诗正》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顾懋樊撰。懋樊有《点易丹》，已著录。是编成於崇祯庚辰。博采众说，参以己见，然多不根之创解。如谓《郑》之《丰》及《风雨》篇皆《齐诗》，而误入於《郑》。《丰》诗为小白适莒，国人有悔不送而望其归之词。《风雨》诗以鸡鸣失时，比齐之昏乱。桓公兴，仲父相，乃晦明之大际。孔子删《诗》录《风雨》，亦犹“微管仲”之意也。如斯之类，不知何据而云然。至於《笙诗》六篇，竟以束皙《补亡》列入，溷乱《经》文，尤为乖剌矣。△《诗经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张溥撰。溥字天如，太仓人。崇祯辛未进士，改庶吉士。事迹具《明史文苑传》。自宋儒说《诗》废《序》，毛、郑之学遂微。明永乐中修《五经大全》，《诗》则取鄱阳朱克升疏义，增损刘瑾之书，悬为令甲。经学於是益荒。溥是书杂取《注》、《疏》及《大全》，合纂成书，差愈於科举之士株守残匮者。然亦钞撮之学，无所考证也。△《诗经偶笺》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万时华撰。时华字茂先，南昌人。是编成於崇祯癸酉。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说，而扫除训诂之胶固，颇足破腐儒之陋。然《诗》道至大而至深，未可以才士聪明测其涯际，况於以竟陵之门径掉弄笔墨，以一知半解训诂古经？其《自序》有曰“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谢太傅尝问诸从《毛诗》何句最佳，遏以‘杨柳依依’对，公所赏乃在‘訏谟定命，远犹辰告’。谭友夏亦言读《诗》不能使《国风》与《雅》、《颂》同趣，且觉《雅》、《颂》更於《国风》有味。易入处便入，终是读书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玄致，二蔽也”云云，盖锺惺、谭元春诗派盛於明末，流弊所极，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之贻害於学者，可谓酷矣。△《诗经副墨》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陈组绶纂。组绶字伯玉，武进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兵部主事。是书前列《读书二十四观》，次为《通考》、次为《总论》。每篇之前，皆并列《集传》、《小序》之文，而以《集传》居《小序》前。其每章诠解，则循文敷衍而已。卷首《凡例》有曰：“诸说虽精，或於制义未当者，吾从宋。”是其著书之大旨矣。△《诗志》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范王孙撰。王孙字士文，休宁人，寄籍钱塘。是书乃馆於金声家时所著，声为序而梓之。皆杂采诸说而成。於同时人中多取沈守正《说通》及陈际泰《五经读》、顾梦麟《说约》，不甚研求古义也。△《诗问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明陈子龙撰。子龙字人中，一字卧子，华亭人。崇祯丁丑进士，官绍兴府推官。后鲁王以为兵科给事中。事败被执，乘间投水死。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裕。此编乃其读《诗》劄记之文。曰《诗问》者，取问诸有道之意。又所解皆偶标己意，随拈各条，非说全《经》，故谓之《略》。《明史艺文志》不著录，见於曹溶《学海类编》中。其说不主朱子《集传》，亦不甚主《毛诗》、郑《笺》，大抵因《小序》而变其说。如《有女同车》，《序》以为刺忽，子龙则以为美忽。以《箨兮》、《狡童》为刺祭仲。率以意为解，不必有据。观其《自序》，知其学从郝敬入也，宜其臆断矣。△《诗触》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只是卷首《自序》上有两方私印，一方说“闻性道字大直”，另一方说“明山鉴西薜萝香弄隐人”，由此知道是闻性道所作。《序》中称“吾乡丰氏”，可知他是鄞人。《序》中所说的“壬辰”，大概是万历二十年；又说“岁在丁卯”，则是天启七年。书册末尾写着“己巳手补朱字”，那就是崇祯二年。这部书把丰坊所作的伪子贡《诗传》和申培《诗说》合编为一书，篆文和释文都是亲手抄写的，所以称为《手学》。考察古文，除了许慎保存下来的二百多个字以外，钟鼎文字的款识随着各人的音读解释，早已都处在真伪相近、难以确定的状态。何况这两部书又是丰坊妄造的，闻性道却把它们珍重地摹写下来，他也算是喜爱古物却不知道考辨古物的人吧？△《桂林诗正》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顾懋樊撰写。顾懋樊另有《点易丹》，已经著录。这部书完成于崇祯庚辰年。它广泛采集各家说法，参照自己的见解，但多有毫无根据的创见。例如说《郑风》的《丰》和《风雨》两篇都是《齐诗》，却误收入《郑风》。《丰》诗说的是小白前往莒国，国人后悔没有送行而盼望他归来的言辞。《风雨》诗借鸡鸣而错过时辰，比喻齐国的昏乱。桓公兴起，仲父辅佐，正是由晦暗转向光明的重大关头。孔子删取《诗经》而收入《风雨》，也正有“如果没有管仲”的意思。像这一类说法，不知道根据什么竟这样说。至于《笙诗》六篇，竟然把束皙的《补亡》列入其中，混乱《经》文，尤其乖谬。△《诗经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溥撰写。溥字天如，太仓人。崇祯辛未年进士，改任庶吉士。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自从宋代儒者解说《诗经》而废弃《诗序》以后，毛、郑之学便衰微了。明永乐年间修纂《五经大全》，其中《诗经》取用鄱阳朱克升的疏义，增删刘瑾的书，悬为法令。经学从此更加荒废。张溥这部书杂取《注》《疏》和《大全》，合编成书，比科举之士拘守残缺旧说的做法稍好一些。然而也只是抄录撮要的学问，并没有考证。△《诗经偶笺》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万时华撰写。时华字茂先，南昌人。这部书完成于崇祯癸酉年。主旨遵循《孟子》“以意逆志”的说法，扫除拘泥训诂的弊病，很能破除腐儒的浅陋见解。然而，《诗经》的道理极其广大深厚，不是才士的聪明所能测知其边际的，何况凭借竟陵派的门径来卖弄文墨，以一知半解解释古经呢？他的《自序》说：“如今的君子知道《诗经》是一部经书，却不知道《诗经》也是诗，这是第一种弊病。谢太傅曾经问跟从《毛诗》的人，哪一句最好，谢遏用‘杨柳依依’回答，谢公所欣赏的却是‘訏谟定命，远犹辰告’。谭友夏也说，读《诗经》不能使《国风》和《雅》《颂》具有同样的趣味，而且还觉得《雅》《颂》比《国风》更有意味。哪里容易理解就从哪里下手，终究是读书人的毛病。如今的君子很少有这种深远的情致，这是第二种弊病。”如此等等。大概明末锺惺、谭元春的诗派盛行，流弊发展到极点，竟至于用他们的方法解释经书。《诗归》给学者带来的祸害，可以说太严重了。△《诗经副墨》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陈组绶编纂。组绶字伯玉，武进人。崇祯甲戌年进士，官任兵部主事。这部书先列《读书二十四观》，其次是《通考》，再次是《总论》。每篇之前都并列《集传》和《小序》的文字，但把《集传》放在《小序》之前。每章的解释，只是顺着原文铺陈发挥罢了。卷首《凡例》说：“各家说法虽然精妙，但有些不适合制义的，我采用宋人的说法。”这就是他著书的主旨。△《诗志》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范王孙撰写。王孙字士文，休宁人，寄籍钱塘。这部书是他在金声家中任馆客时所著，由金声作序并刻印。全书都是杂采各家说法编成的。在同时代人中，多取沈守正《说通》、陈际泰《五经读》和顾梦麟《说约》的说法，并没有深入探求古义。△《诗问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陈子龙撰写。子龙字人中，另字卧子，华亭人。崇祯丁丑年进士，官任绍兴府推官。后来鲁王任命他为兵科给事中。事情失败后被捕，乘机投水而死。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裕”。这部书是他读《诗经》的札记。称为《诗问》，取的是向有道之人请教的意思。又因为其中的解释都只是偶尔标出自己的意见，随手摘取各条，并不是解释完整的《经》，所以称为《略》。《明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在曹溶《学海类编》中可以见到。它的说法不以朱子《集传》为主，也不很遵从《毛诗》和郑玄《笺》，大体上依据《小序》而改变其说法。例如《有女同车》，《序》认为是讽刺忽，陈子龙却认为是赞美忽；又把《箨兮》《狡童》解释为讽刺祭仲。大都凭主观意会来解释，不一定有根据。看他的《自序》，可以知道他的学问是从郝敬那里入门的，他有这样的臆断也就不奇怪了。△《诗触》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贻孙撰。贻孙字子翼，禾州人。是书前后无序、跋，不著作书年月。考陈士业《筠庄初集》有《贺子翼制艺序》，而《凡例》中引梅膺祚《字汇》，书中多引锺惺《诗经评》，亦皆明末之书，当即其人也。是书以《小序》首句为主，而删其以下之文，以为毛苌、卫宏之附益，盖宗苏辙之例。大旨调停於《小序》、《朱传》之间，作诗之旨多从《序》，诗中文句则多从《传》；《国风》多从《序》，《雅》、《颂》则多从《传》。每篇先列《小序》，次释名物，次发挥诗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而其所从入，乃在锺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卷首冠以四论。其第三篇论淫诗，第四篇论风刺，皆为有见。第二篇论以意逆志，是以全书之根本而涉於掉弄聪明。全书之病，即坐於是。第一篇论诗与歌谣、讴、诵、谚语不同，三百篇皆乐章，其说甚是。而谓汉魏之乐府，宋之词，元之南、北曲，皆用此例，则不尽然。无论宋词、元曲各有宫调，其句法之长短、音律之平仄、字数之多少，具有定谱，不可增减，与三百篇迥殊。即汉魏乐府有倚声制词者，亦有采诗入乐者。观郭茂倩《乐府》所载，孰为本调，孰为魏乐所奏，孰为晋乐所奏，其增减字句以就声律者，班班可考，何尝有一定之调，亦何尝田夫贩妇一一解音律哉！故三《颂》者，《郊祀歌》之类也，自谐管弦者也。二《雅》、十五国《风》者，《相和歌》之类也，采以被之管弦者也。贻孙所说，似是而非。盖迂儒解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贻孙解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鉴湖诗说》四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陈元亮撰。元亮字寅倩，山阴人。是书乃乡塾讲章。其凡例有十：曰尊经、曰从注、曰存《序》、曰辨俗、曰标新、曰考古、曰博物、曰章旨、曰节解、曰集说。其所取裁，不出永乐《大全》诸书。△《诗经精意》（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明詹云程撰。云程字念庭，江西人。是编诠释《经》文，皆敷衍语气，为时文之用，乃塾师训蒙讲章也。△《诗意》（无卷数，两淮马裕家藏本）明刘敬纯撰。敬纯，武进人。是书大旨宗朱子《集传》。虽间采诸家，然其发明《集传》者亦科举揣摹之本也。
译明代贺贻孙撰写。贻孙字子翼，禾州人。这部书前后都没有序、跋，也没有署明著书年月。考察陈士业《筠庄初集》，其中有《贺子翼制艺序》；又看《凡例》中引用梅膺祚《字汇》，书中多次引用锺惺《诗经评》，这些也都是明末的书，所以应当就是这个人。这部书以《小序》的首句为主，删去下面的文字，认为那些是毛苌、卫宏增附的，大概遵循苏辙的做法。全书主旨在《小序》和《朱传》之间调和：作诗的宗旨多依从《序》，诗中文字则多依从《传》；《国风》多依从《序》，《雅》《颂》则多依从《传》。每篇先列《小序》，其次解释名物，再阐发诗意。它以《孟子》“以意逆志”为主旨，每每曲折探求言外之意，所以颇能胜过诸儒拘泥腐朽的说法。然而它所取的入手方法，实际上来自锺惺《诗评》。因此也常常用后人的诗法来解释先圣的经书，不免失于轻佻巧饰。所谓楚国已经走失了，齐国也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道路。卷首列有四篇论说，其中第三篇论淫诗，第四篇论风刺，都颇有见地。第二篇论“以意逆志”，把它作为全书的根本，却流于卖弄聪明。全书的毛病，正是由此造成的。第一篇论述《诗经》与歌谣、讴、诵、谚语不同，认为三百篇都是乐章，这个说法很正确。但他说汉魏的乐府、宋代的词、元代的南曲和北曲，都采用这个体例，却不完全如此。不说宋词、元曲各有宫调，单就句法的长短、音律的平仄、字数的多少而言，也都有固定的谱式，不能任意增减，与三百篇完全不同。即使汉魏乐府中有依声制词的作品，也有采集诗歌配入音乐的作品。看郭茂倩《乐府》所载，哪些是原本的曲调，哪些是魏代演奏的乐章，哪些是晋代演奏的乐章，以及哪些增减字句以适合声律，都清清楚楚可以考察；哪里曾经有固定不变的调子，又哪里曾经有农夫和商贩妇女个个都懂音律呢？所以，三《颂》就像《郊祀歌》一类，是本来就适合管弦乐器演奏的；二《雅》和十五国《风》，就像《相和歌》一类，是采集来配上管弦乐器演奏的。贺贻孙的说法，似乎正确其实不正确。大概迂腐的儒者解释诗，弊病在于把它看得与后世的诗太远；贺贻孙解释诗，弊病又在于把它看得与后世的诗太近。△《鉴湖诗说》四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陈元亮撰写。元亮字寅倩，山阴人。这部书是乡塾中的讲义。它的凡例有十项：尊经、从注、存《序》、辨俗、标新、考古、博物、章旨、节解、集说。它所取用的材料，没有超出永乐《大全》诸书。△《诗经精意》（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詹云程撰写。云程字念庭，江西人。这部书解释《经》文，都是铺陈语气，用于时文，原来只是塾师训蒙的讲义。△《诗意》（无卷数，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刘敬纯撰写。敬纯是武进人。这部书的主旨遵从朱子《集传》。虽然间或采纳各家说法，但其中阐发《集传》的内容，也不过是科举揣摩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