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三 史部三十九

译卷八十三 史部三十九 ○政书类存目一 △《杜氏通典详节》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知道是谁编的。考察它的版式，仍是宋代麻沙刻本的样式。书中列出的所引用儒者姓氏，只到吕祖谦、陈傅良、叶适三人，而且都注有“文集见行”字样，因此应是南宋人所作。在《杜氏通典》八门中删去了《兵制》一门，在《礼制》一门中又删去丧服制度，所以六朝儒者议论礼制的文章，许多借《通典》流传下来的，都没有收录。它的取舍又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之处，例如《通典》卷一记载后汉田制，列有荀悦、崔寔、仲长统三人的说法，而此书只保存荀悦一人的。大概只是竭力求简，却完全没有取舍的义例。△《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无卷数，内府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前集》记载从世祖即位到延祐七年英宗初年施政的事情。全书纲目有十项，叫作《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篇目共有三百七十三项，每一项中又分别列出条格。《新集》的体例大致仿照《前集》，都是续载英宗至治元年到二年的事情；不分卷数，似乎还是没有完成的本子。这部书的始末，《元史》没有记载。只是记载至治二年，金带御史李端说：世祖以来制定的制度，应当写定为法令，使官吏不能舞弊，审理案件有所遵守。英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年〕 书成之后，命名为《大元通制》，颁行天下，共二千五百三十九条。按时代考察，正好与此书相同；但二千五百三十九条这个数目，却与此书不相符合。卷首所载中书省札文，也不相合。看来各自是一本编纂之书，并不是《通制》。考察《元史》，说是在八月成书；各志记载都非常草率，实在不足以考察一代的法制。《元经世大典》又早已散佚，散见于《永乐大典》的内容颠倒割裂，无法重新编纂。因此使得一百年的掌故，没有完整成书可以考察。这部书把当时的法令分门别类地列载，采集得相当详细，本来确实应当保存，用来备考一朝的旧事。然而书中所载全是案牍文字，还夹杂方言俗语；浮泛的辞句妨碍要旨，占十之七八。体例又混乱，漫无头绪。从省札中有“置簿编写”的话来看，可以知道这只是胥吏抄录的条格，不足以用来考证。因此起初拟定抄录此书，最后却只保存其书目。△《明祖训》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洪武二年，命中书省编次，全书篇目有十三项：一是《祖训首章》，一是《持守》，一是《严祭祀》，一是《谨出入》，一是《慎国政》，一是《礼仪》，一是《法律》，一是《内令》，一是《内官》，一是《职制》，一是《兵卫》，一是《营缮》，一是《供用》。到洪武六年五月书成，太祖亲自作序，又命宋濂作序。这个本子缺少宋濂的序，只在篇首载有太祖的序。序中说：“开导后人，立为家法。用大字书写，悬挂在西廊，早晚亲自阅览，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程度。前后六年，共七次誊录草稿，到现在才定稿。命翰林编辑成书，由礼部刊印。”如此看来，各位词臣不过是抄录、编排而已，书中文字全是太祖亲自撰写的。其中多处谈到亲藩的体制，大体是鉴戒前代的过失，想兼用封建与郡县两种制度相互牵制。因此亲王与方镇各自掌握兵权，亲王不得参与民政，官吏也不得干预王府事务。他尤其反复强调担心奸臣蒙蔽君主、从中离间，所以防范得非常严密。例如说：如果大臣作奸，不让亲王见到天子，私下捏造罪名加给亲王，后来又遭遇不幸，那么亲王府的长史司和护卫就移文五军都督府，索取这个奸臣，灭掉他的家族。又说：如果朝廷没有正直的大臣，内部有奸邪恶人，那么亲王就训练军队，等待命令，或者率领正规军队讨伐平定。这样看来，靖难之变的祸端，是从这里开始的。朱高煦、朱宸濠于是接连仿效。此事也可说是纠正偏差却矫枉过正，制定制度反而造成弊病。皇甫录《明记略》说：“《祖训》用来教诫后世的内容十分完备，唯独没有禁止任用宦官的条文，世人都认为奇怪。有人说原本本来有这一条，只因刻版存放在司礼监，被删去了。”然而《永乐大典》所载也与此本相同，那么似乎并不是后来删掉的。皇甫录所说的这些话，大概只是凭意测度。△《明朝典汇》二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学聚撰写。徐学聚有《历朝珰鉴》，已经著录。此书采录明代典章故事，从洪武到隆庆，分类编纂。上至实录，下至稗乘，按条分类汇集，共二百门。卷一至三十三卷记载朝政大事，三十四卷以下则按六部分门记载，内容相当繁富。然而分类归属不免杂乱，例如明代六部与卿寺、院、监并不互相统属，此书却把宗人府、都察院以下的机构都归入吏部。又如庙号、尊谥、陵寝、巡幸、郊祀、祈祷、祠醮，都是礼部的职掌；较阅是兵部的职掌；耕蚕、庄田、勋戚、田土，都是户部的职掌。此书却把这些一概归入朝政大事之中，在体例上都不协调。又采集广博，却都不注明出处，也未免因没有依据而难以使人相信。李焘《续通鉴长编》凡是引用考证，必定注明书名，不像此书这样让人不知道所依据的根本。△《经世实用编》二十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冯应京撰写。冯应京有《六家诗名物疏》，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万历甲辰年冯应京被下诏投入诏狱时编成的，分为乾、元、亨、利、贞五集。乾集十卷，元集二卷，亨集二卷，利集四卷，贞集九卷。开头记载明太祖《心法》《祖训》，直到取士、任官、重农、经武，以及礼、乐、射、御、书、数，最后以诸儒语录和《正学考》结尾。大体上把《祖训》作为律令，并附载历代制度沿革，它的用意不无可取之处。至于用乾、元、亨、利、贞分集，是取法羑里推演《易》的意义，却未免有僭越之嫌。△《明典章》（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辑录太祖吴元年以后、世宗嘉靖十五年以前朝廷的制诰和典章制度。大体是从《实录》中抄出编排，完全没有体例。△《会典抄略》（无卷数，内府藏本） 没有署编辑者的姓名。书前有题词，说：“《会典》一书，卷数超过二百。买它价格很高，带在囊中又很沉重。士人中有的从亲自执笔读书直到历任官职，也没有机会看上一眼。至于里巷中的普通百姓，更可想而知了。只是全书记载虽然很多，其中应当学习实行的内容大致都有概要。因此亲手抄录节略，压缩成十多帙，间或附注《通纪》中的一两件事，以备参考。”如此看来，这部书是在陈建《通纪》之后出现的。以上是“政书类”通制之属，共七部、三百三十一卷，其中二部没有卷数，全部附入《存目》。△《别本汉旧仪》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汉议郎、东海卫宏敬仲撰。卫宏所撰《汉官旧仪》，已经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并著录，详细情况见本条下文。这个本子的书名与《后汉书》卫宏本传相合，但篇数仍不相合，也与《书录解题》所说三卷的卷数不一致。其中多次引用胡广的话。胡广是安帝时人，而卫宏担任议郎是在光武帝时；前后相隔六十多年，卫宏的书中不应预先出现胡广的姓名。书中又时时称“卫宏曰”，也必定不是卫宏亲自著书的体例。书中注释还引用了《周礼注疏》；注是郑康成所作，疏是唐代贾公彦所作，卫宏更加不可能见到它们。大概原书早已散佚，后人从《汉书》注中摘录编成。看其中“竹宫去坛三里”一句前后出现两次，显然是杂乱抄录而导致重复。如今宋代旧本还保存于《永乐大典》中，已经校录刊刻，重新显现于世。这个后人汇集的本子，本来就可以搁置不论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篇〕 △《贡举叙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陈彭年撰。它被收录在曹溶《学海类编》中，实际上是《册府元龟·贡举》一门中的《总序》。因为陈彭年是五位作序者之一，于是便题署陈彭年的姓名。然而原本并没有说这篇序是陈彭年所作。△《通祀辑略》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历代尊崇祭祀孔庙的礼仪，起于鲁哀公，止于宋咸淳三年，怀疑是元人所作。全书共三卷：上卷分为《谥号》《庙祀》《殿额》《坐像》《冕服》《封爵》《位序》《配享》八门；中卷分为《从祀》《乡贤》二门；下卷分为《释奠乐章》《曲阜庙幸学》《谒庙》《告迁》《奉安》五门。△《明堂或问》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世宗肃皇帝亲自撰写。嘉靖十七年，致仕同知丰坊上疏请求恢复古礼，修建明堂，给兴献帝加上庙号，称“宗”并让他配享上帝。诏令下到礼部议论，尚书严嵩等人都认为明堂应当修建，但对于称宗和配享两件事，言辞却含糊不决。户部侍郎唐胄上抗辩之疏，说应当让太宗配享。皇帝发怒，把唐胄投入狱中。严嵩于是再次召集朝廷大臣讨论，请求给兴献帝称“宗”，让他配食。皇帝认为奏疏没有提到祔庙之事，便把奏疏留在宫中，不予下发。又设置成君臣问答的言辞，写成《或问》一篇。大意是说，文皇帝是远祖，不应当违背尊严父亲的意义，应当让父亲配享，并称为“宗”。虽然没有确定的说法，但尊崇亲亲、尊奉上帝，是义理上应当实行的。既然称为“宗”，就应当祔入太庙；哪有太庙中四位亲属的神主不齐备的礼制呢？这一年九月，于是尊奉兴献帝为睿宗，将其神主附祭于太庙。又将元极宝殿作为明堂，用大享礼祭祀上帝，以睿宗配享，一切都依照皇帝的旨意办理。本书前面有皇帝亲自撰写的小序，后面又附有一通配享诏书。△《正孔子祀典说》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明世宗肃皇帝亲自撰写。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请求订正先师孔子的祭祀典礼。皇帝于是说，圣人尊天与尊亲是相同的，如今完全采用祭天的仪式，并不是合乎正礼的做法；谥号和章服也都应当改正。张璁于是请求改称孔子为先师，不称王；使用木主，不用塑像；笾豆用十，乐舞用六佾。配享者应削去公、侯、伯的称号，只称先贤、先儒。皇帝命礼部集合众议，编修徐阶上疏陈述不可行。皇帝发怒，贬谪徐阶的官职。于是亲自撰写这篇文章，交付史馆刊行。大意说：“孔子认为鲁国僭越称王是不对的，难道肯自我僭用天子的礼制吗？”不久，由于争执的群臣很多，皇帝又下谕旨晓示众人，命礼部将此文与《祀典说》一同刊行，于是这项议论便确定下来。考察《明史·礼志》，其中还载有皇帝所撰《正孔子祀典申记》一篇；本书所附敕谕中也有“朕著说记”的话。但书中只有“说”而没有“记”，疑心是传抄者脱漏了。△《存心录》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全书记载明初坛庙祭祀的制度，并附记灾异和祥瑞。书前有序，说“臣等奉命撰作此录，以坚定诚敬之心”。这是奉敕撰写的书，但文字多有残缺，不完整。考察《明史·艺文志》，其中有吴沈等编集的《存心录》十八卷、《精诚录》三卷，都列在《故事类》中。吴沈是兰溪人，元国子博士吴师道的儿子，洪武年间任东阁大学士。他曾撰写文章辨说孔子封王是不合礼制的，后来嘉靖年间重新确定祭祀典礼，实际上就是沿用了他的说法。由此可知他熟悉礼制方面的论说。而本书所记载的礼节全是洪武三年以前的事情，那么《艺文志》所说的《存心录》就是这部书。只是这个本子只有十卷，与十八卷的数目不相合。查检书的开头，有一方私印，印文是“尚宝少卿袁氏忠彻印”。这大概仍是明初的旧本，尚未有脱漏散佚。又黄佐《南廱志》记载嘉靖年间的《存心录》刻本，保存的有五十八面，缺少的有三面，所列也只有十卷，与这个本子相同。可见《史志》误多了一个“八”字。△《日本东夷朝贡考》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张迪撰写。张迪字文海，华亭人。所辑录的日本朝贡事迹颇多缺略。例如永乐二年封日本国的山为“寿安镇国之山”，以及两次派遣使者来朝贡等事，都散佚而没有记载。书末全部抄录宋、元两《史》的外国列传来补足篇幅，似乎是议论日本封贡之事时偶然作的考纪。

译△《临雍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费訚撰写。费訚字廷言，丹徒人。成化己丑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弘治元年三月，孝宗举行临雍释奠礼，费訚当时任祭酒，于是记录这次礼仪和奏议。等到他任礼部官员时，才编次成书，交给淮安知府徐镛刻印。到弘治九年，林瀚兼任祭酒事务，又在国子监刻印。此书将官府文书的文字全部录入，没有删削润色一字。文辞不够雅正，不能称为崇尚儒学的大典。考察《郊外农谈》说：“凤翔的麟游县有个叫虎臣的人，慷慨而有气节，成化末年贡入太学。正好听说万岁山搭设棕棚，以备登临眺望，虎臣上疏极力进谏。宪宗认为这件事奇特，祭酒费訚却不知道。费訚害怕虎臣因此惹祸，于是召集六堂，击鼓宣布他的罪状，把他戴上刑具锁起来等待处置。不久，官校传令虎臣到左顺门，中官传达温和的旨意慰劳他说：‘你的话是对的，棕棚已经可以拆掉了。’又命吏部授予虎臣七品正官，费訚非常惭愧。”如此看来，费訚任祭酒时本来就不得舆论认可，他的著作也就可想而知了。△《大礼集议》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席书编。席书是遂宁人，弘治庚戌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号文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嘉靖初年，席书任南京兵部侍郎，大礼议发生后，揣度出皇帝的意向，便支持张璁、桂萼，极力上疏主张他们的说法。皇帝非常高兴。当时汪俊接替毛澄任礼部尚书，仍然像毛澄的主张那样坚持己见。等到汪俊因极力争辩建庙之事而被罢职，皇帝特地下旨任用席书接替他。这部编书就是席书任礼部尚书时编刻进呈的。起初，侍读学士方献夫请求刊刻《大礼奏议》二卷，后来吏部侍郎胡世宁又续增一卷。到建庙的议论已经确定后，席书便取原来的编本，定为《奏议》一卷、《会议》一卷、《续议》一卷，又增入《庙议》一卷，末尾再附《诸臣私议》一卷。所谓私议，就是议论过但没有上奏的内容；然而这些意见都不超出张璁、桂萼等迎合时局的说法。△《科场条贯》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陆深撰写。陆深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洪武至嘉靖年间科举考试的条文制度，对于前后增损变化的制度，列举得相当详细。△《保和冠服图》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张璁撰写。张璁有《谕对录》，已经著录。这部书作于嘉靖七年，在张璁改名以前，所以仍题原名。此前，世宗命张璁制定燕弁冠服，供燕居时穿戴；又制定忠静冠服，赐给有官位的人。适逢光泽王请求制定宗室冠服的式样，皇帝命令以燕弁冠服为标准。于是定下这套图式，并命张璁为它作说明。书前有谕旨和张璁的序。其冠制为：亲王九衤取，世子八衤取，郡王七衤取。服装用青色衣身、青色衣缘，前后缀方形龙纹补子。内衬用深衣，颜色为玉色。腰带用青色表面、绿色里子和绿色边缘。鞋用皂绿色，系白袜。镇国将军至奉国中尉、左右长史至伴读，全都依照忠静冠服，按品官的制度穿用。仪宾则不在此列。名称叫“保和”，意思是各人都得到自己的名分，便能和谐。冠的图分为前、后、左、右四面，服的图分为前、后两面，比《三礼》各图只绘一面的情况更详细，可以作为绘图的格式。△《太庙敕议》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这是明代嘉靖年间礼部颁行的本子。成祖迁都北平以后，南京太庙仍旧没有废弃。到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庙发生火灾，礼部尚书湛若水上疏请求重建。世宗下敕命群臣集体议论，尚书夏言和大学士张孚敬等联名上疏，称国家不应有两座太庙，请把南京太庙的香火并入奉先殿。对于太庙原址，则仿照古代坛墠遗制，加高墙垣，命有关部门谨慎管理开闭。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夏言于是将所奉敕旨和会议题稿汇编成这部书，上奏请求刊行。△《改元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宗室朱常氵眄撰写。书前有自序，题为嘉靖壬午鲁国常氵眄识。考察《明史·诸王世表》，没有记载他的姓名；他大概是鲁荒王檀的玄孙，也是怀王常漎的堂兄弟。这部书专门考订历代年号，起于汉代建元，终于明代嘉靖；从正统年号到僭伪政权和偏安政权的年号，无不具备记载。然而其中错误很多。例如《十六国春秋》记载蜀地李雄在晋永兴元年僭称成都王，改年号为建兴。第二年李雄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晏平，国号为大成。但《华阳国志》偶然把“大成”误写成“大武”，《晋书·载记》于是删去“晏平”和国号四字，径直说改年号为大武。这部书竟把大武和晏平并列，实在是疏忽错误。又如后秦姚苌起初称秦王，改年号为白雀；三年后僭称帝号，又改年号为建初。建初七年姚苌去世，儿子姚兴即位，随即改年号为皇初。这部书却在白雀之后错误地增入皇初，而又把建初这个年号错误地移列到姚兴名下。又如西秦乞伏乾归僭称河南王，改年号为太初。后来投降姚兴，不久又背叛姚兴，自称秦王，改年号为更始。这部书在太初之后、更始之前，错误地增入一个弘始年号。却不知道弘始是姚兴的年号，不是乞伏乾归的年号。因为乾归投降姚兴时，史册用姚兴的年号记事，作者便把它归到了乾归名下，实在太草率了。其他辗转沿袭造成的错误也很多，例如对乞伏炽盘漏掉了永康年号，对慕容皝却多列了永寿年号。大体上都是沿袭其他版本的错误，而没有加以考查。至于从明太祖以下直到世宗，全都直接书写姓名中的某字而不避讳。朱常氵眄的原本未必敢这样做，或许是传抄者后来增添的吧？△《重辑祖陵纪略》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宗室朱自新撰写。所谓祖陵，是明高帝祖父熙祖的陵墓，在泗水一带。当初，高帝不知道熙祖葬在哪里，有个叫朱贵的人绘制地图进献，皇帝便命朱贵充任奉祀官。他的八世孙邦翰于是编纂《祖陵纪略》一书，记述修缮和祭祀之事。嘉靖癸丑年，朱自新又重新编纂了这部书。朱自新是邦翰的孙子。△《谥法通考》十八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译明代王圻撰写。王圻有《东吴水利考》，已经著录。王圻撰写《续文献通考》时，在《礼考》末尾增设《谥法》一目，以补马端临的缺漏；但对于明代的谥号典制，仍然没有涉及。这部书上考列朝，下至万历年间；从君王、皇后、妃主、王公、卿相直到百官，以及圣贤、隐逸，还旁及异端、宦寺和篡逆之党，凡是有谥号的人，全都详加记载，以供考证。卷首列有《总纪》《释义》两目，仍依照《续通考》的体例，也用来补充该书的缺漏。有赵可怀作序，说是从《续通考》中抽出《谥法》一类另行刊刻，难道是没有详细读过这部书吗？△《太常总览》（不分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金赟仁撰写。金赟仁是嘉靖初年的道士，因主持斋醮受到宠信，任太常寺少卿。这部书曾经上奏进呈，对典礼分别绘图加注，条理相当详细；但大体上是当时滥行祭祀的产物。△《明臣谥类抄》一卷（内府藏本）。明代郑汝璧撰写。郑汝璧有《明帝后纪略》，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记载明代获得谥号的臣僚，从刘基开始，到李珍为止，共六百六十一人。各人按照谥法分列门类，但不叙述年代。末尾附载苏禄、朝鲜、浡泥、日本等国王中凡获得谥号者，也都编入其中。不记载亲藩，是因为《帝后纪略》已经另列《藩封》一门。郑汝璧这部书与《功臣封爵考》，是他任礼部仪制司和吏部验封司官员时所作。因为都有案牍可以考查，所以记载比其他人所撰的更为准确。△《明贡举考》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代张朝瑞编。张朝瑞有《忠节录》，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考订明代科举制度。卷首是《场屋事例》一卷，对于制度沿革的缘由，叙述得相当详细；又附有《贡举纪略》，不计入卷数。第二卷以下起于洪武三年庚戌，终于万历十七年己丑。目录只列到万历癸未年，大概丙戌年以后又陆续增补。每一科都记载会试考官、试题和所刻程文的目录；殿试的榜单从头到尾全部记载，会试榜只记录前五名，乡试榜只记录各省第一名。凡有名臣大儒足以流传后世的，都附记在制策末尾；姓名、籍贯的不同也附注说明。它的考证相当详细精确，只是《贡举纪略》记载状元年老、年少之类的内容，近似说部，在体例上不够妥当。第一卷《事例》中杂引各位儒者的议论，至于引用桂枝有三种、红色为状元、黄色为榜眼、白色为探花，以此证明鼎甲三人的名称由来，更是十分芜杂。△《谥苑》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朱睦撰写。朱睦有《易学识遗》，已经著录。这部书上卷辑录古代十二家的谥法，分别是《史记谥法解》《周书谥法》《蔡邕独断谥法》《苏洵谥法》《周公谥法》《春秋谥法》《广谥法》《沈约谥法》《贺琛谥法》《扈蒙谥法》《郑樵谥法》《陈思谥法》。其中《周公谥法》《春秋谥法》《广谥法》《沈约谥法》《贺琛谥法》《扈蒙谥法》六家，是沿用王圻《续文献通考》的旧本；其余六家则是朱睦增辑的。因树屋撰写《书影》时，曾怀疑汉代萧何的谥号称“文终”，不知道在谥法中属于哪一等。如今考察《周公谥法》下卷，确实有“终”字，可见这种传说流传已久；但这部书最令人无法理解。尧、舜、禹、汤被称为谥号，这还可以说有相传的解释。可是帝、皇、王、侯、君、公也都列作谥号，假如帝的谥号是“帝”，难道要称作“帝帝”；王的谥号是“王”，难道要称作“王王”吗？又假如帝的谥号是王、侯，难道要称作“王帝”“侯帝”；王、侯的谥号是帝，难道要称作“帝王”“帝侯”吗？这些地方本应有所辨析订正，却一概因袭原文，不能作为考证依据。王圻《续文献通考》错误和遗漏很多，其中与古书不合的地方都是校刻造成的错误；如今竟据此注释异同，更是没有考查。《唐会要》也有《谥法篇》，却遗漏而没有收录，同样显得疏略。下卷列载明代王侯以下直到守令的谥号，不如鲍应鼇的书完备，而且也有不少错误。参照其他书籍来看，例如徐溥的谥号是文靖，却写成“文穆”；顾鼎臣的谥号是文康，却写成“文简”；乔宇的谥号是庄简，却写成“端简”；马昂的谥号是恭襄，却写成“忠襄”；墨麟的谥号是“荣毅”，却写成“文毅”；这样的错误不胜枚举，因此也不能完全作为依据。△《王国典礼》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代朱勤{艹美}撰写。朱勤{艹美}字伯荣，开封人，是镇国中尉朱睦的儿子。任周藩宗正，凭借文学使家学世代相传。这部书采集宗室藩王的成法，编成一部书。分为《圣训》《玉牒》《讲读》《冠礼》《婚礼》《爵秩》《冠服》《宫室》《仪仗》《禄米》《田地》《祀礼》《之国》《锡命》《庆祝》《入觐》《奏事》《宴飨》《丧礼》《事例》《管理》《宗子》《奖劝》《惩戒》《秩官》《仪宾》《兵卫》《仓庾》《支盐》《讳禁》三十类，每一类又各有子目。△《孔庙礼乐考》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瞿九思撰写。瞿九思有《春秋以俟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对于孔庙礼乐沿革的异同，考证相当详细，胜过其他家仅仅抄撮旧文、如同账簿的著作。只是第二卷把从祀的诸位弟子编成歌诀，实在违背体例。△《历代贡举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明代冯梦祯撰写。冯梦祯字开之，秀水人。万历丁丑年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这部书叙述历代贡举制度，例如叙述周代官制时，却没有详细说明大司徒、乡老、太宰、内史选拔士人的办法；叙述汉代制度时，又错误地把董仲舒被举为贤良说成发生在建元初年。魏、晋以来，中正九品制度盛行。辽、金、元也有进士科和荐举制科，各史志记载得十分详尽。冯梦祯却一概略去，未免过于简略，不足以供考证。△《明典礼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郭正域撰写。郭正域有《批点考工记》，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任礼部尚书时编纂的。第一卷是登极仪，第二卷是朝仪，第三卷是宴享仪，第四卷是尊号，第五至第七卷是册封，第八卷是冠礼，第九卷是婚礼，第十卷是丧礼，第十一卷是耕耤，第十二卷是亲蚕，第十三卷是经筵、日讲等仪式，第十四卷是出阁读书等仪式，第十五卷是巡狩，第十六卷是监国，第十七卷是仪仗，第十八卷是冠服，第十九卷是宫室，共有子目一百二十七条。第二十卷是杂典礼，共有子目六十六条。编排叙述还算明白简要，但体例颇为杂乱琐碎。朝仪已经单独成卷，外戚朝见却又收入杂典礼中。进呈实录、进呈玉牒、接受投降、献俘、宣布捷报，都是国家大事，也收入杂典礼中。至于郊祀、宗庙，却缺漏而不记载，尤其令人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学科考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董其昌撰写。董其昌字元宰，华亭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敏。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此书叙述历代设立学校的制度，同时叙述孔庙封赠及配享的起始，贡举方面的内容也涉及了。比如叙述太公庙始建于唐代，却没有记载宋代以后之事；叙述明经科始于汉代，却没有记载唐、宋两代的明经选拔；殿试亲自策问只记载汉、唐和宋代，辽、金、元三代全都没有记载，实在过于疏略。此书与冯梦祯《历代贡举志》都收入《学海类编》中，怀疑也是抄录、剪裁拼合而成的。△《明谥考》三十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叶秉敬撰写。叶秉敬有《字孪》，已经著录。此书搜集有明一代各位大臣的谥号，创立了冠额的编排方法：上一个字作为“冠”，下一个字作为“额”，又按照四声的次序分别排列。这种体例很是杜撰，所记谥号也多有错误。例如宋濂在正德年间被追谥为“文宪”，书中却写作“文惠”；又记载陶琬、郑世威都谥为“恭介”，却漏掉陈有年；陈有年是在万历二十六年获得谥号的。书中记载赵志皋谥为“文懿”是在万历二十九年，那么不能说不是考据上的疏漏。末一卷所记祖父、父亲、子孙中获得谥号的人，也遗漏很多，谈不上详尽完备。△《馌堂考故》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鼐撰写。张鼐有《吴淞甲乙倭变志》，已经著录。这是他任司业时撰述的，记载明代国学典故，也涉及轶事。大旨在于端正师范，抑制侥幸求进之风，所说多切中要害、合乎道理。只是所记“国学官陈言国事”一条，在义理上并不恰当。师儒之官只掌管教化，如果一定把能够参与听闻朝政当作美谈，这是没有考察宋代末年三学弊端的表现。（按：黄佐《南雍志》归入职官类，而本书及《辟雍纪事》另行归入政书类，是因为黄佐所记以太学官制和职掌为纲，这两部书则只是叙述旧事。） △《谥法纂》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孙能传撰写。孙能传字一之，宁波人。万历丙辰年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他就是曾经与张萱共同编纂《内阁书目》的人。此书详细考察改易名号的制度，先讲功令，其次讲谥法，再次讲尊谥、臣谥，最后以议论作结。大体上是根据内阁册籍抄录编成的，体例颇与叶秉敬《谥考》相同，但精密程度不如后者。△《秦玺始末》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沈德符撰写。沈德符字景倩，又字虎臣，秀水人。万历戊午年举人。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有人献上传国玺，御史、兖州人杨桓考证辨析，确定它是秦代之物，见于《辍耕录》。沈德符认为这并不确实，于是逐一引用宋代李心传的说法，以及《五代会要》《晋史》《通鉴》等书，来证明元朝得到的并不是秦玺。然而传国玺一事，历代传闻纷纭，像聚众争辩一样。恭敬地阅读我皇上亲自撰写的《国朝传宝记》，其中折中各说而定为结论，皇上的言论伟大，确实足以流传后世、垂示教训。像沈德符这样絮絮不休地争辩，仍然是不揣度根本而只整齐枝末罢了。△《年号韵编》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陈懋仁撰写。陈懋仁有《泉南杂志》，已经著录。此书仿照表谱的体例，横格分为正统、偏闰、僭伪、叛乱、蛮夷五类；纵格向下贯通，同一年号归在一起。年号前后的次序，则依照韵部编排，以便查阅，体例也颇为详细严密。其中凡是前代年号与明代相同的，都删去不载。例如张重华、方腊都使用过“永乐”年号，于是因为明成祖而删去。大概是不愿让僭越叛乱之人与祖宗使用相同年号，也是臣子应有的情分，不能因此指责它遗漏。只是它所划分的类别，更始却列入正统，隋文帝反而列在偏闰一类，已经不妥。又如道经中有“龙汉”“中皇”之类的年号，是道流的妄说，不记载也就可以了；把它们列入僭伪一类，也觉得不合体例，比锺广汉《历代建元考》差得远了。此书成于天启年间，但其中有崇祯年号，应当是到崇祯年间刊刻时，随着时事补入的吧？△《明三元考》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张宏道、张凝道共同撰写。张宏道字成儒，张凝道字明儒，都是武进人。此书专门记载明代乡试、会试、殿试中的元魁和鼎甲。即使不是元魁而后来达到尊贵显要地位的人，以及一家之中科名极盛的人，也都一并记载。始于洪武三年庚戌乡试，终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会试。每一科都详细列出京城和各省的主试官，大体上与张朝瑞的书互有出入。△《万古法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袁应兆撰写。袁应兆有《大乐嘉成》，已经著录。此书总载学宫从祀先贤、先儒的姓名和位次，并考证其中的是非。例如他辨析复姓都题作一个字之类的问题，这显然是小地方的错误，不值得在文书上争论。至于其他所辨析的字形，见识也相当浅陋。比如辨析句井疆的“句”字，认为应当写作“勾”，说宋人为了避康王的讳，才开始把“勾”改为“句”。却不知道《说文》中“句”字本来就从“口”。《广韵》注说：“句从口不从厶。”这都有明确文字可查。△《辟雍纪事》（没有卷数，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卢上铭撰写。卢上铭字尔新，东莞人。崇祯年间任南京国子监典簿。此编叙述明代太学的典故，始于洪武，终于崇祯十年；对南监记载详细，北监也附带记述。△《学典》三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写。孙承泽有《尚书集解》，已经著录。此书记载的都是历代兴建学校、设置官职、举行礼仪、讲学习经和科举等方面的事情。从虞代到明代，按年份编排记载。只是前代的内容仅占八卷，而明代的事情却多达二十二卷。比如释奠礼，凡是各史、各志、各纪所记载的，都没有收入。既然记载了国子监学校的兴废和创置，而各朝学官的职掌、学宫的制度，却又全都缺漏。至于泮宫习射，以及各部经书列入学官的事，如汉代的石经、唐代的写经和石经、后唐的刻版，卷中也都没有提及。可是明代各种与《学典》毫无关系的章疏，却一概滥行收入。大概是门户之见已经很深，无论什么地方都要用来标榜自己的立场。△《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郎廷极撰写。郎廷极字紫衡，镶黄旗汉军。此书题署广宁，那是他的原籍。官至江西总督。此编逐一考察文庙从祀先贤、先儒姓名的异同。例如辨析颜幸写作“辛”，却不知道《通典》写作“柳”，《咸淳临安志》写作“韦”；辨析南宫适写作“韬”，却不知道另有写作“縚”的，也有写作“括”的；辨析司马耕写作“黎耕”，却不知道另有写作“子耕”的，不免考订疏略。只有他辨析文翁图比《家语》多五人、《家语》比文翁图多九人，以及正殿配享和东西两庑的位次数目，所引用的材料还相当典雅精确。△《頖宫礼乐全书》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张安茂撰写。张安茂字蓼匪，松江人。顺治丁亥年进士，官至浙江提学佥事。此书分为《学校》《褒崇》《庙制》《释奠》《从祀》《祀礼》《释诂》《祀乐》《乐律》《乐谱》《乐舞》《释菜》《启圣祠》《名宦乡贤祠》十四门。大体上以李之藻《頖宫礼乐疏》、王焕如《文庙礼乐书》为依据，只略有增删。他的凡例说，李氏的书博杂而丰富，缺点是拘滞；王氏的书简明而通达，缺点是单薄。然而看他的著作，也没有远胜这两部书。△《琉球入太学始末》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祯撰写。王士祯有《古欢录》，已经著录。此前，康熙二十三年，翰林院检讨汪楫、中书舍人林麟焻出使琉球册封，回来后上奏说中山王尚贞请求让陪臣的儿子进入国学。圣祖仁皇帝俯允了这一请求，王士祯于是记述这件事的始末。其中追叙明代琉球人进入国学的事情，洪武二十五年只记载中山，却漏载山南；洪武二十六年中山再次遣寨官的儿子入国学，永乐八年山南遣官生三人入国学，也都没有记载，大概是沿袭旧本《太学志》的错误。此书已经收入王士祯《带经堂集》中，这大概是最初单独刊行的版本。△《国朝谥法考》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祯撰写。起于国初，下至康熙三十四年，凡大臣获赐谥号的都予以记录。其中亲王十八人，郡王十五人，贝勒十二人，贝子十二人，镇国公十一人，辅国公十六人，镇国将军五人，辅国将军七人，妃三人，公主二人，额驸二人，藩王七人，民公九人，侯伯十四人，大学士二十七人，学士四人，詹事一人，尚书二十七人，侍郎九人，都御史三人，八旗大臣一百六人，总督十七人，巡抚十七人，殉难监司三人，提督十一人，总兵官八人，前代君臣二十六人，外藩一人。△《辨定嘉靖大礼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此书极力驳斥杨廷和的主张，同时又不屑于与张、桂二人的意见相同，认为张、桂的主张比杨廷和的更正确，只是不懂得经传的根本。全书共作辨析二十四篇，引用的材料典雅确实，也可以作为一家之说。只是他认为世宗既然继承武宗，就应当以武宗为父，并引用《公羊传》“为人后者为之子”作证。然而毛奇龄在所著《春秋毛氏传》和《曾子问讲录》中论述仲婴齐去世一条时，又极力斥责《公羊传》的错误，认为婴齐不能把兄长的儿子当作父亲，而应以父亲仲遂为祖父。他又在经说中极力排斥汪琬误信《公羊传》“为人后者”之说是人伦之祸，可是在这部辨议中却忽然主张这一说法，前后矛盾，实在难以理解。他又说世宗还应当为生身父母服丧三年，这种说法即使当时的张、桂等人也不敢创立，毛奇龄却忽然提出。考察《仪礼·丧服》经文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

译《丧服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因为不能有两次斩衰。” 为什么不能有两次斩衰呢？因为特别看重大宗，所以降低对小宗的服制。如果世宗又为生身父亲服斩衰，就是两次斩衰了。即使说经文专门是针对宗子而言的，也不知道宗子的尊贵，哪里比得上天子？既然说宗子，就通用于天子。毛奇龄又说，经文明明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因此对于生身父母并没有改称。既然对父母不改称，就不能改变三年服丧的制度。然而《仪礼》虽然没有改变父母的称谓，却仍然把服制降为齐衰期服一章，因此终究不能按照父母之服来服丧。毛奇龄所引用的材料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反而正好成为驳斥自己的依据。考察《通典》中徐邈答复孔注的话说：史皇孙称为皇考，只是称谓罢了，不足以说明服制的轻重。他的论述可以与《丧服传》互相发明。毛奇龄却采用徐邈已经废弃的说法，加以改饰和改变，实在违背典制。其余各条偶尔有可取之处，但不足以挽救其根本上的错误。△《制科杂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写。全书记载康熙己未年召试博学鸿词科的始末。其中有很多炫耀才华、夸扬自己的话，也有不少涉及恩怨是非的言论。这仍然是前代门户之见的余习，不能全部作为依据。△《汇征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康熙十七年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者的姓名、爵位和籍贯，以及参加御试并被选中的人数和名次。谨按，这一年正月，圣祖仁皇帝谕告吏部说：“自古以来，一个朝代兴起，必定有博学鸿儒振兴文运，阐发经史，润色文章，以备顾问和著作之选。朕在处理万机之余，留心文翰，希望得到博学多闻的人，借以辅助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尚儒学，尊重道术，培养人才。天下如此广大，难道没有奇才硕彦、学问深广通达、文采瑰丽，可以追踪前代贤哲的人吗？凡是学问品行兼优、文辞卓越的人，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都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及科道官员，在外的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各自推荐所知之人，朕将亲自考试并录用。其余内外各官，如果确实有真知灼见，在京的开列送交吏部，在外的开列报送督抚，代为上奏推荐。务必要虚心公正地延揽访求，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以符合朕求贤重文的意旨。”不久，内外共推荐一百八十六人，应诏来到京城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一，在体仁阁赐宴，考试《璿玑玉衡赋》和《省耕诗》。入选者分为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都授予翰林官职，入馆编纂《明史》。其余现任官员返回原任，候补官员归吏部，尚未做官的人返回原籍，年老者命吏部议定授予职衔。文运昌盛，人才兴起，这是熙朝的盛大典礼，确实足以光耀万古。其中入选的人，承接承明著作，各自都有作品流传。即使没有入选的人，也都受到感发而奋发不懈，达到古人的境界。他们所撰写的著作，如今收入《四库》的，仍然可以一一考查。这部编录虽然只是案牍文字，但看它所记载的内容，也足以看出棫朴菁莪般培养人才的盛况。只是阅卷大臣如杜臻、李霨、冯溥、叶方霭，都没有记载；至于年老而赐予职衔的诸人，虽有姓名，也没有逐一列出，这说明记录很是疏略。△《国学礼乐录》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周望、谢履忠共同撰写。李周望字渭湄，蔚州人。康熙丁丑年进士。谢履忠字方山，昆明人。康熙癸未年进士。此编是李周望任祭酒、谢履忠任司业时编纂的。内容从孔子世系、先贤先儒列传，到历代祀典、礼乐图谱，以及石鼓文字的潘迪音训，最后以历任祭酒、司业的题名作结。所列内容有很多疏漏。例如祀典中既然记载晋泰始七年皇太子讲经释奠，却遗漏了元康三年的讲经释奠；各种经书注疏和历代史志记载乐器十分详细，这里却只零星列出《史记》《汉书》中的几条。至于石鼓，自唐代以来辨论很多，如杨慎伪造的文字比真本完整，周、秦石刻释音又补以围方，各自都有考据依据。这部编录全都不加征引，只记载一篇音训，也未免过于简略。△《纪元汇考》三十五卷（大学士程景伊家藏本） 清朝黄琳撰写。黄琳有《经学渊源录》，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取历代纪年的年号，从汉代到明代，全部按照朝代先后编纂，分为《正统》《列国》《僣窃》《外夷》四门。凡是正史之外、稗官野史中有助于考订的材料，都搜集补入。体例以所记载的年号为纲，把前后相同的年号加以考订，附注在下面，搜集编录也相当广博详备。然而，像后魏以及辽、金，都载入《列国》一门，和西夏等国相同，实在属于比拟不当。又如把辽太祖记作耶律健德，考察《辽史》和《契丹国志》，都没有这个名字。又辽兴宗改元景福，第二年就改为重熙，也没有崇兴这个年号。此书颇不免有疏漏和错误。△《圣门礼乐统》二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朝张行言撰写。张行言字躬先，江浦人。这部书卷首为纲领，不计入卷数。第一卷至第五卷详细记载历代祀典；第六卷记载孔子世家和宗子世表；第七卷至第十五卷为四配、十哲、先贤、先儒列传；第十六卷为从祀启圣祠先贤、先儒列传；第十七卷为改祀、罢祀诸儒列传；第十八卷至第二十三卷为乐经、乐志、乐器、律品、谱图；第二十四卷记载孔子及四配林庙的各种图。它搜集编纂得极为繁多，但所引用的各种书籍仍然没有超出通常所熟见的范围。△《学宫备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彭其位撰写。彭其位字素君，吴县人。这部书前八卷分别为孔子以及从祀诸儒作传，第九卷记载历代礼乐典制，卷末附录没有从祀的申党、孺悲、公孙尼子、公明子仪、公明子宣、乐正子春、檀弓、河间王德、文翁、孔氏孟皮，共十人。所考订的礼乐典制，遗漏颇多。△《四译馆考》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清朝江蘩撰写。江蘩有《奏议》，已经著录。这部书概略记载外藩朝贡的项目，恭敬地记载列祖的敕谕以及赏赐物品的数目，这些都是《实录》《会典》中已有的内容。至于各国的风俗土产，则搜集摘取前代史传来写成，其中多不确实。书后附有集字诗二卷，都是江蘩自己所作，并且用各国文字翻译。诗本来与外藩无关，所翻译的文字又不能涵盖各国文字，因此也不过是游戏之笔，不能用来资助掌故考证。△《太常纪要》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朝江蘩撰写。这部编书是江蘩任太常寺卿时，因为《太常寺考》和《太常续考》所记只到明代，于是考核近代制度，编成一部书。分为《祀训》《祀仪》《祀例》《祀礼》《祀官》《祀赋》六门。这部书成于康熙壬午年，当时皇清礼书还没有纂修，所以江蘩才写了这部书。△《纪元要略》二卷、《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陈景云撰写。陈景云有《通鉴胡注举正》，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从汉代到明代各帝王的建元和历年；他的儿子黄中又搜集历代僣伪政权的年号，附带外国，编成《补遗》一卷。陈景云对于分据各地的朝代分别记载，并相互加以注释。不区分大书和附书，体例最为公允。不过内容都是史传中习见的材料，只是为了便于查阅而已。△《历代帝系年号》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朝刘宗魏撰写。刘宗魏字友韩，号柚航，赣州人。乾隆戊辰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这部书以历代帝系年号为名，实际上还涉及割据、僣窃政权，甚至把李自成、张献忠也列入记载。然而所列割据、僣窃政权又不能详细完备，体例颇为冗杂琐碎。──以上是“政书类”典礼之属，共四十八部、三百五十七卷，其中二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