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十九 子部二十九

译虽然他记在腹中的内容，有时会有记错，不免被后人摘取出来批评；但总的说来，这终究不是胸无点墨的人所能办到的。△《正杨》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代陈耀文撰写。陈耀文还撰有《经典稽疑》，已经著录。这部书共一百五十条，都是纠正杨慎错误的内容。成书于隆庆己巳年。卷前有李蓘的序和陈耀文的自序。杨慎在正德、嘉靖年间以博学著称，但他所作《丹铅录》等书，难免真伪杂陈、优劣并存。后来他被贬谪到永昌，又没有书籍可以查检，只凭记忆，难免有许多疏漏。陈耀文考察订正他的错误，不让错误转而增加疑惑，对学者并非没有功劳。然而争名的冲突由此而起，言语中多有攻击谩骂，丑陋的言辞和恶意的戏谑无所不用；即使古人因怀怨而争斗，如吴缜纠正《新唐书》那样，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实在违背著作应有的体例。此书写成以后，王世贞颇有不同意见。陈耀文又加以增补，反过来与他争辩，喧闹如同互相辱骂，愤怒得像面对仇敌。阅读这部书的人可以取其博大丰富，但也不能不警惕其浮躁喧嚣。朱国桢《涌幢小品》说：自从有了《丹铅录》等书，便有《正杨》，又有《正正杨》。古人、古事、古字，在这部书中这样说，在那部书中又那样说，散见杂出，各不相同。只看到其中一种说法，没有看到另一种说法，便哄然加以纠驳，难免被前人讥笑。这也是一种善于调解纷争的说法。不过，博学善辩的人固然应当戒除浮泛的言辞，精密核实的人最终仍要归于确定的结论。国桢批评这部书，竟想因此废弃全部考证工作，那又是矫枉过正了。△《疑耀》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明代李贽撰。李贽有《九正易因》，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张萱的序，说自己背着书箱跋涉数千里，前往拜访李贽，于是李贽编成一书给他看，并嘱咐他加以订正。戊申年，张萱以地官郎的身份分掌吴会地区的事务，便刊刻此书流传，等等。考察李贽，他倚仗才气而放诞妄为，竟敢用邪说欺罔百姓。他所作的《藏书》，甚至说不要把孔夫子的是非当作衡量我的是非。其他著作，没有一篇不是狂妄悖谬的言论。但这部书考订古代事实，循序渐进而有法度，虽然间或倡导儒、佛归于一体的说法，言论却谨慎而没有归结到这种主张上。至于说儒家不必借助佛教，佛教也不必借助儒家；又说经典是六朝人润色加工的，并非原本真实内容，这些说法都与李贽的论述相反，断然不是出自李贽之手。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说：我家有一部《疑耀》，共七卷，是李贽所著，而由他的门人张萱作序刊刻。我曾怀疑是张萱自己编撰，却借李贽之名流传，因为书中多次有校勘秘阁藏书和修撰玉牒等话。张萱曾任中书舍人，编纂《文渊阁书目》，而李贽从未任职于宫禁近侍之官。后来读到论温公的一条，其中说“我的同乡海忠介”，就更加确信无疑了，等等。现在根据王士祯的说法考察此书，其中《奉朝请》一条说：“我今年五十岁了，才开始担任尚书郎。” 这是张萱任户部官员时所说的话，李贽也从未在六部任官。《兰香》一条说：“这种方法宋代已经有了，从我广东开始。”《苏东坡》一条说：“东城寄居在我惠州的时间最长。”《文天祥》一条说：“文璧大概就是镇守我惠州、后来献城投降元朝的人。” 这些都是广东人的说法，与张萱的籍贯相符合；李贽本是福建人，没有理由写出这样的语言。由此可知，这部书确实出自张萱之手，王士祯所说并没有错。大概因为万历年间李贽的名声最盛，所以借李贽的名义使此书流传；而书中没有删尽的内容，还留下了这几条。相传书坊所刻李贽的《四书第一评》《第二评》，都是叶不夜伪造的，可见当时常有这种事情。这部书大多凭记忆写成，例如把文彦博的伪帖说成真事，却不知道那是《玉照新志》所记载的石苍舒之事；说翡翠屑金，却不知道这是欧阳修《归田录》中的话；说沈约回家后询问乡里，哪里能承受把“夫”字写成二字，却不知道这本是白居易的诗；说《左传》中的“巫尫”是巫者的名字叫尫，这些都失于疏略错谬。又说《本草》称螬虫可以治疗眼病，所以陈仲子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吃了螬虫和李子便立即痊愈；又说《本草》称莼菜和鲈鱼可作羹，能使气下行、止住呕吐，张翰当时意气郁抑，遇事便呕吐，因此想念这种味道，这尤其是穿凿附会、毫无道理。然而其中其他考证往往有所依据，过去因为憎恶李贽而一并排斥它们，是错误的。现在改题为张萱之名，以符合事实。△《艺彀》三卷、《彀补》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邓伯羔撰。邓伯羔有《今易筌》，已经著录。这部书征引经籍，考证详尽丰富；虽然多取自旧文，也颇有自己提出的新见解。例如怀疑汉代有两个牟融，辨析《出师表》原来有两个版本，都很有见识。他引用《西京赋》来证明“澹淡”是两个字，引用《唐六典》来证明“畊”“耕”是两个字，在六书的辨析方面也很精到。他驳斥苏氏《梼杌》的荒诞说法，纠正邵子称“外臣”的错误，尤其能够坚持公正的论断，不附和门户之见。至于《续博物志》本是南宋李石所撰，书中明明出现曾公亮、王安石、曾慥的名字，他却怀疑是唐人所作，实在很粗疏错误。又根据《西溪丛语》《七修类稿》，把“落霞”说成鸟名、虫名，也是不加辨别。他说《通考》中所谓“马妖”应当收录舞马，迂曲荒谬就更加严重了。然而隆庆、万历以后，士大夫只崇尚狂禅，不再把考察古事当作学问，这部书广泛征引，足以备作参考考核，在当时仍可算是笃实的学问。△《名义考》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周祈撰。周祈是蕲州人，生平事迹不详。书前有万历甲申年刘如宠的序，称他为周大夫。又有万历癸未年袁昌祚重刻时所作的序，说他曾任民部郎，又说他从幼年开始接受经学教育，直到后来身系官印、乘坐驿车。不知道他确切担任过什么官职。这部书共分为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分别根据各类名称的意义加以训释。其中有异同之处，就杂引各种书籍相互辨析考证。虽然条目丰富广博，却也不免有错误。例如论月亮和星辰，却不知道推步计算的方法；论黄河源头，完全依据传闻中的错误说法；论广轮，却不知道《周礼》中早已有这段文字；论“化日”，却不知道《潜夫论》实际上没有这句话；论鲜卑，把柳城说成柳州；论肉刑，把汉文帝说成魏文帝；论箜篌，说它就是琵琶；论杜甫诗，把“竹根”说成酒杯；像这样的错误，始终很多。但订正谬误、分析疑难，其中可取之处很多。只是引用旧文时，往往不注明出处，这是明人著书的通病罢了。△《笔精》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徐<火勃>撰。徐<火勃>有《榕阴新检》，已经著录。这部书分为易通、经臆、诗谈、文字、杂记五门。书名《笔精》，取自江淹《别赋》中的话。徐<火勃>以博学广闻闻名一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他见过徐<火勃>的遗稿，大半都写有铅笔批点和墨笔题跋。但这部书荒谬错杂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把乾卦阳在下说成老子所谓“犹龙”，把坤卦“黄中”、艮卦“行其庭”都说成指道家的“黄庭”，把《系辞》“游魂为变”说成佛教的四生六道，都不免喜欢制造异说、把儒家牵引到墨家一边。又采纳王柏的说法，说《野有死麕》是淫诗；采纳焦竑的说法，说《洛书》出自佛经；采纳陈玄龄的说法，说周代实际建寅月为正月。这些都没有作详细考察。其他如把铁裲裆说成马鞍的装饰，却不知道裲裆是袙腹，《广雅》中本来就有明文；把汉代《郊祀歌》的“甯”字说成应增入庚、青韵，却不知道齐、梁以前本来没有四声；说杜甫诗中的“郫筒”出自李商隐，却不知道李商隐在杜甫之后；说《冬青引》唐珏、林景熙两人的文集中都有收载。却不知道林景熙有文集，唐珏没有文集。说“溶溶”是水的样子，晏殊诗不应借此咏月，应改作“雨”，却不知道“月穆穆以金波”，以水比月，汉代《郊祀歌》中已经这样写了。说“一东”“二冬”是沈约分开的，却不知道沈约的诗赋中这两个韵实际上都通用；根据李涪《刊误》主张分用的，乃是陆法言。说《蒙斋笔谈》是郑景望所作，沿袭了商濬的错误，却不知道那是叶梦得的书。说李清照是赵抃的儿媳，却不知道赵明诚是赵挺之的儿子。说《琵琶故事》中的人物都是妇女，男子没有听说过，却不知道贺怀智、康昆仑、罗黑黑、纪孩孩都是唐代著名人物。书中类似的疏漏错误也很多。至于说杜牧的言语多猥琐晦涩，罗隐的诗极其浅俗，却称赞高启《梅诗》中“诗随十里寻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两句，认为超过林逋“疏影暗香”一联，更是草率轻率。甚至说孟子对《易》的道理理解不深，说周公作《金縢》是因为不能安然接受天命，这尤其表现了明人放纵任意的习气。只是他搜集摘录的材料既丰富，其中可资考证的内容很多，也不能全部废弃。衡量它的品第，大概属于张萱《疑耀》一类的书。△《通雅》五十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代方以智撰。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祯庚辰年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这部书都是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的著作。开头三卷分为五个子目，叫作“音义杂论”“读书类略”“小学大略”“诗说”“文章薪火”，都不计入卷数。书中分为四十四门：“疑始”专门论述古篆和古音，共二卷；“释诂”分为“缀集”“古隽”“謰语”“重言”四个子目，共七卷；“天文”分为“释天”“历测”“阴阳”“月令”“农时”五个子目，共二卷；“地舆”分为“方域”“水注”“地名异音”“九州建都考”“释地”五个子目，共五卷；“身体”“称谓”各一卷。“姓名”分为“姓氏”“人名”“同姓名”“鬼神”四个子目，共二卷；“官制”分为“仕进”“爵禄”“文职”“武职”“兵政”五个子目，共四卷；“事制”分为“田赋”“货贿”“刑法”三个子目，共二卷；“礼仪”和“乐曲乐舞”，附带乐器，共三卷；“器用”分为“书札”“碑帖”“金石”“书法”“装潢”“纸墨”“笔砚”“印章”“古器”“杂器”“卤簿”“戎器”“车类”“戏具”十三个子目，共五卷；“衣服”分为“彩服”“佩饰”“布帛”“彩色”四个子目，共二卷；“宫室”“饮食”“算数”各一卷；“植物”分为“草竹”“苇木”“穀”“蔬”四个子目，共三卷；“动物”分为“鸟”“兽”“虫”三个子目，共三卷；“金石”“谚原”“切韵声原”“脉考”“古方解”各一卷。明代中叶，以博学广闻著称的人，世人称杨慎；陈耀文兴起后与他争胜。然而杨慎喜欢制造伪说以欺骗世人，陈耀文喜欢牵连旁引以求胜。其次是焦竑，他也喜欢考证，并且平时与李贽交游，动不动就牵引佛书，因而流于芜杂。只有方以智在崇祯年间崛起，考据精密核实，远远超过他们。学术风气一经开启，国初的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人沿着这股潮流相继出现，才开始一扫凭空揣测的空泛议论。虽然其中千虑一失，有时也难免，但他探究源流、追溯本末，每句话都有证据；在明代考证家中，可以说是卓然独立。△《卮林》十卷、补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周婴撰。周婴字方叔，莆田人。崇祯庚辰年以贡生身份入京，特授上犹知县。这部书的体例接近类书，但考订经史，辨析考证相当广博。每条用两个字标目，并分别列出原书作者的姓氏作为标记。例如“质鱼”“谘杜”之类，大概是采用《孔丛子·诘墨》和王充《刺孟》的体例。其中如驳斥王僧虔关于纪次仲的说法，以及论述杜甫诗中“西川杜鹃”等处，也不免拘泥。但他所刊正的内容，多数有依据，总体上是有根柢的学问，不是草率写成的书。王士祯《池北偶谈》称赞其中辨析“石尤风”的一条、解释《古乐府》中“赐”字意义的一条、考证君苗无姓的一条，以及指出高似孙误引《金楼子》的一条；但又说他考释“锺”字的一条，不知道《名媛诗归》是吴下人假托锺、谭之名所作，其中关于文明太后《青雀台歌》、杜兰香降临张硕的诗等几条，都是不值得辨析的。然而锺惺、谭元春的书在天启、崇祯年间盛行，直到真伪作品一同出现，已经没有办法辨别。如今乡里浅陋的儒生还奉行他们的余论，错误的种子流传下来，知道这些是托名伪作的人大概很少。既然已经知道它们的错误，就应当公开加以纠正，以免后人疑惑误解。如果像王士祯所说的那样，出自锺惺就应当辨明，不出自锺惺就不必辨明，那么这只是攻击作者本人，而不是攻击他的书了。用这一点责怪周婴，仍然不免带有门户之见。△《拾遗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胡爌撰。胡爌有《家规辑要》，已经著录。这部书杂考训诂，分为六类，征引采辑颇有根据。在《论语》类中，例如“不舍昼夜”一句，《朱子集注》依据《经典释文》把“舍”读作“捨”；胡爌作《楚辞辨证》时，则采用洪兴祖所引颜师古的说法，认为“舍”是止息的意思，《论语》所谓“不舍昼夜”，就是说从早到晚不停息；如今有人把它读作“捨”，是不对的。胡爌认为应当以《辨证》的说法为定论。“今也纯”一句，《集注》采用《说文》的说法；胡爌引用《仪礼》疏，说明古代“缁”和“纟才”二字并行，《释文》说“纟才”音为“缁”，按照字形从“糸”旁加“才”，后人把“才”误作“屯”，于是写成“纯”，所以“纯”就是“缁”。“君子不以绀緅饰”一句，孔氏注释中有一种说法把“緅”读作“入”；胡爌则引用《尔雅》《考工记》来纠正这个错误。关于卞庄子的勇，《集注》说见于《说苑》，胡爌则认为更早见于《荀子》。“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一句，《集注》说孔子对于孙林父、甯殖放逐并弑君的阴谋没有答复便离开；胡爌根据《左传》认为“甯殖”应当作“甯喜”。“子见南子”一句，陈自明认为南子是南蒯；胡爌根据《左传》指出，南蒯叛乱时孔子才二十二岁，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只有十三岁，因此斥责这种说法不通。在《孝经》类中，范祖禹《古文孝经说》中的“言之不通也”一句，胡爌认为是误把司马光的注释当成了经文。在《孟子》类中，“摩顶放踵”一句，据李善《文选注》所引，‘放’应作‘致於’二字；“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一句，根据《汉书·食货志》所引，认为“检”应作“敛”。赵岐注释把曾西说成曾子的孙子，把曹交说成曹国国君的弟弟，《集注》也沿用了这种说法；胡爌则根据《左传》中斗宜申、公子申都以“子西”为字，证明应当依从《经典释文》，把曾西认作曾申。又根据《左传》哀公八年宋人灭曹的记载，证明曹交是以国为氏，并不是曹国国君的弟弟。又根据《吕氏春秋》，知道孔子所说“置邮传命”的话，是在论述舜制服三苗。在《小学》类中，他根据《参同契》证明《急就篇》的“老复丁”；根据诅楚文写于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知道小篆并不是李斯创制的；根据《顾命》中出现齐侯吕伋，知道《竹书》称太公死于康王六年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张说《谢碑额表》，知道把季札墓碑说成孔子所书，始于唐人。虽然他的论点多依据前人的说法，但总的说来并非空疏之学者可比。在经说类中，有一条论司马光的话，以及一条论从汉儒到宋庆历年间的学者的话，尤其深刻地击中了末流学者的弊病。在俪考类中，论述文献考证古事，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向上比杨慎虽然不足，向下与焦竑相比则胜过他很多。原本在明代末年刻成，分为十卷。后来版本毁于火灾，此书便亡佚了。他的后代得到残缺的旧本，又重新搜集整理，只保存《论语》八十一条、《孝经》十六条、《孟子》七十四条、《小学》四十二条、经说二十一条、俪考六十三条，只是原书的十分之一二而已。但也足以由此看出它的大致内容了。△《日知录》三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顾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他的自记，说自己从年轻时读书，只要有所心得，就立即记录下来；其中有不合适的地方，时常再加以修改确定；或者古人已经先于自己提出过的，就把它删去。积累三十多年，才编成一部书。这大概倾注了他一生的精力。书中没有分门别类，但编排先后大致按照类别归并。大体上，前七卷都是论述经义；第八卷至第十二卷都是论述政事；第十三卷论述世风；第十四、十五卷论述礼制；第十六、十七卷都是论述科举；第十八卷至第二十一卷都是论述艺文；第二十二卷至第二十四卷杂论名义；第二十五卷论述古代事情的真伪；第二十六卷论述史法；第二十七卷论述注书；第二十八卷论述杂事；第二十九卷论述兵事和外国之事；第三十卷论述天象和术数；第三十一卷论述地理；第三十二卷为杂考证。顾炎武的学问有根柢，博大丰富而且能够融会贯通；每一件事都详细考察它的始末，参照各种证据后才写进书中。因此引用的材料虽然繁多，彼此矛盾的地方却很少，不像杨慎、焦竑等人偶然涉猎，得到一个义理上的异同，只知道其中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阎若璩作《潜邱劄记》，曾经补正这部书五十多条。阎若璩的女婿沈俨，特意在序中记载了这件事；赵执信撰写阎若璩的墓志，也特意记下了这件事。阎若璩博览群书，傲视当代，即使王士祯等人也还说不足以承受他的抨击；唯独在诘难这部书时，他却沾沾自喜，那么他把顾炎武抬出来作为分量的用意，也就可以概略看出了。然而他所驳斥的，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彼此各有长短，总之不足以成为顾炎武的过失。只是顾炎武生于明朝末年，喜欢谈论经世致用之事，受到时局激发，慨然把恢复古制作为志向；他的主张有的迂阔而难以实行，有的固执而过于尖锐。看他所作《音学五书后序》，甚至说圣人如果重新出现，一定会把今天的语音恢复到淳朴的古音，这难道是可以实行的事情吗？潘耒为这部书作序，竟大力称赞他的经世才略，把考据精详视为末务，大概不是确当的评论。△《义府》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本朝黄生撰。黄生另有《字诂》，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考证札记一类的文章。上卷论经书，下卷论各种史书、诸子和文集。又附载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的古碑，以及陶宏景、周子良《冥通记训诂》。把佛教、道教之书附在卷末，是表示将它们置于外的意思。黄生对于古音、古训，都考究广博通达，引证准确，不作没有根据的臆测之谈。例如依据《说文》辨析《周礼》的“<毛隹>毨”，纠正贾公彦、丁度的错误；引用贾谊的论说、陈琳的檄文，证明《尚书》中的“漂杵”应为“漂樐”；引用《尔雅》证明《礼记》郑注把“烹鱼去乙”解释错了；引用《吕览》证明“朱襮”不是“朱领”；引用《檀弓》以“弥牟”为木，证明“勃鞮”应为“披”；引用《左传》和《诗序》证明《檀弓》中“请庚”的“庚”应训为道路；引用《唐书》中的“廉访”，证明《周官》“六计”的“廉”应训为察访；引用《吴越春秋》证明“鄂不”就是“鄂跗”；引用《左传》证明“出於其类”的“出”应训为产生；引用《周礼》的《载师》《闾师》证明“夫布”“里布”是两件事；引用《诗·王风》证明《孟子》的“施施”

译引用《左传》刘子的言语，证明“司中”的含义；引用《系辞》证明“信信”应读作“申”；引用《礼记》把《说命》称为《兑命》，解释“行路兑矣”应训为喜悦；引用《汉书》证明“志微噍杀”应为“纤微憔悴”；引用《周颂》《尔雅》证明郑众解释“牍应雅”是错误的；引用《尔雅》证明终军、许慎解释“豹文鼠”的说法所以不同；引用《后汉书·李膺传》证明颜师古解释“轩中”有误；引用《孝经疏》证明《后汉书》中“辜较、估较、辜榷、酤榷”的含义；引用《史记·货殖列传》证明“刁悍”应为“雕悍”；引用《潜夫论》证明“关龙”就是“豢龙”；引用《庄子》证明《列子》“蕉鹿”的“蕉”应为“樵”；引用《世说》注证明“茗艼”就是“酩酊”，这些都以训诂典籍为根基，确凿可靠。至于引用《庄子》解释“断在沟中”的“断”为“断断”；引用《王莽传》说“青蝇、苍蝇”应作“鼃”；引用《国策解》把“氓”解释为流民；引用《易奇偶》证明“奇货”，其中有些就属于穿凿附会。又如“哉”“才”通用，他引用颜真卿碑文，却不引用《考古图》；“昌乐肉飞”，他引用《世说》，却不引用《吴越春秋》；“所”“许”通用，他引用颜师古《汉书注》，却不引用《世说》。“九德”引用《三国志》注，却不引用《国语》；“登时”引用《集异记》，却不引用《焦仲卿妻诗》，也有近在眼前却没有看到的疏漏。然而这些小小的疏误，不足以成为缺点。虽然篇幅不多，但其中值得取法之处，总的说来并不在方以智《通雅》之下。△《艺林汇考》二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本朝沈自南撰。沈自南字留侯，吴江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山东蓬莱县知县。这部书共分五篇，分别是《栋宇》《服饰》《饮食》《称号》《植物》。前面有秀水陈鉴的题记，说这部书原有二十四篇，卷帙很多。当时刊刻的只有这些，但与人事切近的内容已经大致齐备了。《栋宇》篇的子目共十项，分别是宫殿、府署、亭台、门屏、庙室、寺观、宅舍、庑序、梁欐、沟涂。《服饰》篇的子目共八项，分别是冠帻、簪髻、装饰、袍衫、佩带、裩袴、履舄、缯布。《饮食》篇的子目共六项，分别是饔膳、羹豉、粉饎、炰脍、酒醴、茶茗。《称号》篇的子目共十一项，分别是宫掖、宗党、戚属、尊长、朋从、卒伍、编户、仆妾、巫优、诨名、道释。《植物》篇只有一卷，没有子目，所记载的仅有琼花一类。考察《栋宇》《服饰》《饮食》《称号》四篇，都有沈自南所作的题辞，唯独《植物》篇没有，大概还不是完整的卷帙。他所征引的材料，大都广博丰富而有根基，所以陈鉴的题记又转述汪份的话说，《汇考》所记载的各种书，都选取了有辨正价值的内容，阅读它足以增长智慧、消除疑惑。而且每次采录材料必定标明书名，使熟悉这些书的人一眼就能知道；想查看原文的人，也可以按书籍去查找。这种体例都不是近世类书所能比的，他的评论很能得到事实。因此特意把它著录在杂考类中，不与其他类书并列。△《潜邱劄记》六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本朝阎若璩撰。阎若璩另有《尚书古文疏证》，已经著录。这部编书都是他考证经籍、随笔札记的文章。之所以称为“潜邱”，是因为阎若璩本是太原人，寄居山阳，而《尔雅》说“晋有潜邱”。《元和郡县志》说，潜邱在太原县南三里，因此取它来命名书名，是为了不忘本。这部书的传本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孙子学林刊刻的，一种是山阳吴玉搢删定的。考察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第八十一条下面有这样的话：“《潜邱劄记》恐怕世上不会流传，姑且把它的说法载在这里。”然而所载的两条，一条推论春秋庄公十八年的日食，一条推论晋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连续发生日食，如今两种版本都没有。大概这是他年轻时的随笔札记，本来没有成书，后人从散失的篇章中搜集，汇编成卷，并不是它的全部。这一版本就是吴玉搢重新编定的。原刻本开头两卷，杂记读书时的考论，多有按语而没有作出结论；这一版本删并为一卷。原刻本卷三题为《地理馀论》，因为《禹贡》山川以及四书中的地名，已经在《疏证》和《释地》中详细论述，这里只是余论；这一版本把它排为卷二，又把开头两卷中属于这一类的内容编为卷三。原刻本卷四上收录杂文序跋，卷四下题为《丧服翼注》和《补正日知录》；这一版本把开头两卷中涉及丧服的内容编到《丧服翼注》之后，合为卷四，并把杂文序跋移到《补正日知录》之后。接下来是卷五：原本把与他人答论经史的书信编为卷五，把应博学宏词科所作的一首赋和若干首杂诗编为卷六；诗赋并不是阎若璩所擅长的，而且札记不应涉及这些内容，所以这一版本删去诗赋，只保存他与人答论经史的书信。接下来是卷六，大概是学林把他祖父遗留下来的残余文稿辑缀起来，想做到一字不遗漏，结果便杂乱而没有体例；这一版本比学林所编的还算有条理，如今姑且依从它。中间有四条重复出现，有一条出现三次，仍沿袭原本的错误，如今全部删改订正。阎若璩学问博通，却意气用事、喜欢争胜，同人辩论时，往往夹杂恶毒的辱骂和恶劣的戏谑，因此终于和汪琬结成仇隙，这很违背著书的体例。然而他的记诵广博、考核精细，在本朝初年实在很少有人能够匹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卷〕 即使以顾炎武那样学有根源的人为例，《日知录》一书也曾受到他的多处驳正，那么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部编书虽是辑录而成，并不能展现阎若璩学问的全部面貌，但字字句句都有依据，都足以作为考证的资料，当然不能因为残缺不全就废弃它。△《湛园札记》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译本朝姜宸英撰。姜宸英另有《江防总论》，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他考证经史的论说，其中订正三礼的内容尤其多。其中，他坚决主张天地合祭的说法，未免有些偏执。他引用《轩辕大角传》说轩辕十七星像龙的形状，有两只角，角星中又有大民、小民，以此证明“角”有“民”的含义，也未免穿凿。又如引用《西京杂记》记载薄蹄的事情，证明造纸不始于蔡伦，却不知道那是吴均的伪书；引用张平宅战舰声音像野猪的事情，证明“阴子春先鸣”的说法，却不知道“先二子鸣”出自《左传》；引用“条骖”作为宋祁的话，却不知道那是唐代徐坚的文章；引用李广铸造虎头形溲器的事情，认为这是“虎子”的起源，却不知道汉代制度中侍中所执的虎子在李广之前就已经存在；引用颜竣《妇人诗集》作为《玉台新咏》的祖本，却不知道《玉台新咏》并不是妇人诗集。这些也都不免有小的疏漏。然而他考论礼制，精审核实的地方很多，仍然是说部中有根基的作品。前面有自序，说阎若璩想把“札记”改作“劄记”，因为《尔雅注》《左传注》中都有关于简札的文字，而“劄”是古人奏事的名称，所以没有采纳他的说法；这番论述也很典雅精确。据郑羽逵所作《宸英小传》，这部书原本是三卷。这个版本只有两卷，是黄叔琳编入《湛园集》的，难道有所删削和合并吗？△《白田杂著》八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本朝王懋竑撰。王懋竑另有《朱子年谱》，已经著录。这部编书都是考证辨论的文章，其中在朱子著作上用力尤其深。例如《易本义九图论家礼考》等篇，反复研究探索，互相参照比较，判定为后人所依托伪托，是宋、元以来儒者尚未揭示的见解。《孟子序说考》认为《孟子集注》取自《史记》，《纲目》取自《通鉴》，但年月彼此不同。读完《楚辞》后，他说《集注》错误地沿袭旧说，并以《九章》所述来证明史书文字的错误。他所作读史诸篇，对于《通鉴纲目》多有拾遗补缺。其中《朱子答江元适书薛士龙书考》一篇，篇幅占满一卷，全部以《朱子全集》语录为根基，考查年月，辨别异同，对于求学的次序尤其解释得像启蒙者突然明白一样。大概他笃信朱子的著作，对其中一字一句都沉潜探求其始末，细微的得失无不周知，所以他的言论能够这样平正允当；并不是浮泛仰慕高名，借以压服众议，实际上却并未掌握其端绪。至于《吕祖谦大事记》，本来并不是僻书，但他在《儒林传考》第七条下面的自注却说：“《大事记》如今没有见到这部书，等待再次考察。” 他绝不因为偶然没有见到这部书就讳言未见，这与惠栋在《九经古义》中自称未见《易举正》相同，都还保留着先儒笃实的遗风。由此可知，他其他所引用的材料，都确实见过原书，与杨慎、焦竑等人动辄凭影像撰造的做法不同。这一版本后面有乾隆丁卯年河间纪容舒的跋，说是从景州申诩家抄来，但不知道是王懋竑亲自订定的，还是申诩选录的。近来另有《白田草堂全集》，凡是这一版本所载的内容，都收在其中，而这一版本没有的内容约占十分之六，大多是应酬文章，不如这一版本精审核实。大概他的后人珍藏手迹，片言只语也不遗漏，所以难免失于删汰。如今依据新刻《全集》，另在集部存目。这一版本篇篇都有标题，看似杂文，实际上全是考证体，因此特意收入杂类，这也如同《东观馀论》编入子部的先例。△《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蒋维钧编，内容都是他的老师何焯校正各种书籍的文字。何焯字屺瞻，长洲人。康熙四十一年，经直隶巡抚李光地推荐，以拔贡生身份入值内廷，不久特赐进士出身，改任庶吉士，授编修。后来因获罪被革职，仍在武英殿校书。康熙六十一年恢复原官，赠侍读学士。何焯文章负有盛名，却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去世后，他的侄子何堂搜集他点校各种书籍时所写的文字，编成六卷；蒋维钧又加以搜辑，编成这部书。全书包括四书六卷、《诗》二卷、《左传》二卷，《公羊》《穀梁》各一卷，《史记》二卷，《汉书》六卷，《后汉书》五卷，《三国志》二卷、《五代史》一卷，韩愈集五卷，柳宗元集三卷，欧阳修集二卷，曾巩集五卷，萧统《文选》五卷，陶潜诗一卷，杜甫集六卷，李商隐集二卷，考证都极为精密。他所考订的《两汉书》和《三国志》，乾隆五年礼部侍郎方苞校刊经史时，颇多采用其说。△《樵香小记》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本朝何琇撰。何琇字君琢，号励菴，宛平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这部编书都是考证文章，共一百二十条，论述经义的占大半，也涉及文字学、音韵学。他论述六书，和旧说有不少异同。例如他说“秃”字应从“禾”会意，《说文》说它是人伏在禾下，当然属于谬妄；即使《六书正讹》改说它从“木”并以声旁谐声，也不是确论。他认为《说文》把“为”字训为母猴，是本末倒置，应当是先有“为”字，才借它来命名猴；又认为“射”字从“身”从“寸”，是籀文像手持弓形状的讹误。这些说法都不免是独创之见。至于他解释《春秋》的“西狩获麟”、解释《周礼》的“奔者不禁”、解释《诗经》的“野有死麕”，有时也能提出先儒没有阐发过的见解。他学问的基本旨趣，大概出入于阎若璩、顾炎武、朱彝尊、毛奇龄诸家之间，所以多是在推演他们的绪论。△《管城硕记》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徐文靖撰。徐文靖另有《禹贡会笺》，已经著录。这是他的笔记。从经史一直到诗文，逐条进行辨析考证；每条以所引用的原书为纲领，再分别附上辨论，大略像《学林就正》的体例，但考订更加详细，大体与《笺疏》相近。他读《易》时依据梁武帝的说法来解释《文言》，却没有见到王应麟辑录的郑注。他读史时所引用的证据，竟涉及潘荣的《总论》、刘定之的《十科策略》、蔡方炳的《广治平略》、廖文英的《正字通》、阴时夫的《韵府群玉》，这些都不免受到俗学影响。总的说来，他推究《诗》《礼》等经书的原意，旁及诸子、史书和说部，措辞一定力求恰当，也可以说是博学而勤勉了。△《订讹杂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胡鸣玉撰。胡鸣玉字廷佩，号吟鸥，青浦人。岁贡生。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这部编书都是考订声音文字讹误的文章，大体上采集各家说部，再参杂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与前人暗合的地方。例如《文选·神女赋》一条，说“玉”字和“王”字颠倒互写，这是对的；但最初辨明这个错误的是姚宽《西溪丛语》，阐明其意义的是张凤翼《文选纂注》，而胡鸣玉仍反复极力辨析，说明他没有见到这两种说法。《扬子法言》“鸿飞冥冥，弋人何篡”一条，胡鸣玉逐一引用《后汉书·逸民传》注、陈子昂碑文、韩愈诗，证明今本“慕”字是错误的，这一点是对的。然而今本实际写作“篡”而不是“慕”；它误作“慕”，是从张九龄《感遇诗》中“孤鸿海上来”一首押入遇韵开始的，所以说是近人误写并不对。“龙锺”一条，不采用竹名、石名的说法，这是对的；但却误把岑参“雙袖龙锺泪不乾”一句当作常建的诗。又，李匡乂《资暇集》解释“龙锺”的含义，本来是错误地指为龙爪泥痕，胡鸣玉没有引用并加以驳正，也是疏漏。“双鲤鱼”一条，驳斥汉《陈胜传》《宋书·符瑞志》关于鱼腹藏书的说法，这是对的；但这句话最早见于蔡邕《饮马长城窟行》，而他只引用“古诗尺素如霜雪，叠成双鲤鱼”，这是蔡邕后来的文字，不是它的本源。这些偶然的疏于检核，时常也会有。总的说来，他只引用古书，彼此相互参证，不想多生新意，这正显示了他的长处，所以所说都有依据，所得反而比各家更多。“狐白之裘”本来就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所能制成的；他这样广泛搜集汇聚材料的勤劳，也不能轻易抹杀。△《识小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董丰垣撰写。董丰垣字菊町，乌程人。乾隆辛未年进士，官职是东流县知县。这部书共二十四篇，其中讨论礼制的占十分之九。例如，前代儒者认为祭社就是祭地，大多不相信《周礼》中所说在泽中的方丘祭地之文，董丰垣沿袭了这种说法，又把它附会到《周礼》上，说泽中的方丘就是《王制》所说的大社，二者都在库门以内。现在考察《明堂位》说：“春社秋省。”《郊特牲》说：“社是祭土，日期用甲日。” 《月令》说：“仲春选择吉日，命令百姓祭社。”《周礼·大司马》说，仲春训练军队，随后举行蒐猎并献上猎获的禽兽，用以祭社。《周礼·肆师》说，在祭社的日子，临场参与为来年的庄稼占卜。《疏》说：这里的社也是秋季祭社的日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据此可知，祭社自然是在春秋两季的甲日，方丘祭地则是在夏至，不能合并为一事。董丰垣又因为方丘还有“方泽”这一名称，便牵强地抓住一个“泽”字，把泽宫和方泽也合并为一处。现在考察《礼》，天子将要举行祭祀，必定先在泽地演习射礼。《疏》说：“泽”具体在什么地方，文献没有说明，大概是在宽敞空闲、靠近水泽的地方设置。又考察《周官·泽虞》注说：“泽，是水所汇聚的地方。”那么方泽之宫都应当靠近河流水泽，怎么能在库门以内、成为水所汇聚之处呢？董丰垣又说，卿大夫入仕做官而接受俸禄，是供养臣下的常规数额；有功而接受土地，是优待臣下的常规典制。这样说来，没有采地是常态，有采地反倒是变例。现在考察《礼运》说：“天子有田地来安置他的子孙，诸侯有国来安置他的子孙，大夫有采地来安置他的子孙。”这说的是制度。既然称为制度，就是列举常规。由此可见，大夫拥有采地，并不是特别优异的待遇。《晋语》说：“国君食用贡赋，大夫食用采邑，士食用田地，庶人靠劳动生活。”说的也是常制。《荀子·正论篇》说：“拥有天下的，侍奉七世；拥有一国的，侍奉五世；拥有五乘之地的，侍奉三世；拥有三乘之地的，侍奉二世。” 这里所说的五乘之地、三乘之地，都是指大夫、士的常规俸禄。《晋语》记载，韩宣子拿秦后子、楚公子的俸禄来询问叔向，叔向回答说：“大国的卿有一旅之田，上大夫有一卒之田。”那两位公子都是上大夫，都给一卒之田就可以了。韩宣子以秦公子富有为难题，叔向回答说他对百姓没有功绩，于是让他和子干均分俸禄。接受这一卒之地的人，传文明确说他“对百姓没有功绩”，那么董丰垣一定要说有功以后才开始受地，不是错误吗？《春秋·襄公二十二年传》说：“是国家的蛀虫，命令把他的赋税加倍。”大概说的是把鲁国大夫御叔的赋税加倍。杜预注说：“古代卿大夫家中有国邑，所以把加重赋税作为惩罚。”御叔在鲁国并不是有功的大夫，却拥有国邑。昭公十六年传记载，郑国发生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到桑山举行祭祀，并砍伐桑山的树木；天仍不下雨，便剥夺了他们的官职和封邑。这些屠、祝、竖都是地位很低的职官，却也能拥有官邑，那么说有功以后才受地，又有什么根据呢？董丰垣大概误读了《周礼·司勋》的文字，把赏田、加田当作采地，所以才有这种说法。董丰垣又说，大夫有三座庙，《王制》有太祖而没有曾祖，《祭法》有曾祖而没有太祖；大夫干祫可以祭及高祖，那么未必有高祖庙。现在考察《大传》说：“干祫可以祭及高祖。”《疏》说：这是说旁支子孙成为大夫、士的情况。如果嫡长支成为大夫，也可以祭及太祖，所以《王制》说大夫有太祖。师说认为，大夫有始祖，鬼神世代相传可达百世；如果得到君主的许可，就可以举行祫祭。这样也就是在太祖庙中举行祫祭，遍祭太祖以下的祖先。据此，干祫只祭及高祖，只是针对没有始祖庙的情况而言；董丰垣却拿这来证明大夫没有始祖庙，是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大传》说：“别子为祖。”注说：“别子，是指公子，或者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后世把他作为祖先。”既然奉为祖先却没有庙，难道是尊奉祖先的意思吗？《白虎通》说：“尊宗作为始祖后代的人，称为大宗，这是百世不迁的；尊宗作为高祖后代的人，称为小宗，五世以后迁庙。”高祖迁到上位，宗法系统就在下位改变。由此可见，大宗在下位不会改变，是因为始祖在上位不迁。大夫如果成为大宗，若没有始祖庙，又凭什么成为百世的宗呢？考察董丰垣所说的话，实在违背礼意。何况《周官·祭仪》说：“凡是祭祀，凡属王不亲自参加的，就赐给他禽牲；都家也是这样。”注说，王不亲自参加的祭祀，是同姓之人有先王的庙。因此，同姓的卿大夫尚且可以在远处建立先王的庙，难道会先自行断绝其始封祖先吗？这也是没有详细考察文献。

译其他如认为《禹贡》的五服和《职方》的九服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认为《周礼》所说公爵五百里、侯爵四百里，仍可解释为如今鲁国有方百里之地五处，而不是方百里之地二十五处；认为《祭法》说有虞氏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却没有涉及《鲁语》所说郊祭尧、宗奉舜。这些也都是前代儒者已有的论说。至于驳斥万斯同关于大禘祫的说法，驳斥鲁国举行禘祭不追溯所出始祖，以及东周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而不以稷为祖的说法；又驳斥毛奇龄关于迁主另立庙、而不把太祖神主收藏在太祖庙中的说法，议论最为正确，援引的依据也很详尽，对礼制颇有补益。在近代人中，还算是用心研究经义的人。虽然他的论述多有出入，但确实也有可以择取的地方。——以上“杂家类”中的“杂考”一属，共五十七部，七百零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百七卷〕 （按：考证经义的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一类的书，都是沿着它的支流发展而来。到了唐代，《资暇集》《刊误》一类的书逐渐增多；到了宋代，《容斋随笔》一类的书往往写成篇帙很大的著作。它们的论说大多兼论经、史、子、集，不能限定归入某一类，这确实是出自议官一流的杂家之学。〔班固说，杂家这一流派出自议官。〕现在把它们汇集编排，命名为《杂考》。） 卷一百二十　子部三十 ○杂家类四 △《论衡》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代王充撰写。王充字仲任，上虞人。他在自述中说，任县中掾吏时任功曹，在都尉府中任职也任掾功曹，在太守府中任列掾五官功曹行事。他又说，永和三年迁居，受到征召前往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后来入朝任治中。章和二年离开州府，居家。此书原有八十五篇，但第四十四篇《招致篇》只有篇目而没有文字，实际上是八十四篇。考察他的自述说：“书虽然文字繁重，所论却有百种。”又说，古代有太公望，近代有董仲舒，流传说他们著书篇数都超过一百；我的书也刚刚超过一百，却还说太多了。这样看来，原书实际上有一百多篇。现在这个本子的目录有八十五篇，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王充著书的大旨，在《自纪》一篇中说得很详细：大概是内心伤感时运坎坷，外在痛恨世俗虚伪，所以发愤著书，言辞多有激切之处。《刺孟》《问孔》两篇，甚至挥笔直指圣贤，与之相抗，可以说是悖逆了。他又显露才华、张扬自己，喜欢成为万物之先。至于叙述自己祖父顽固凶狠，以此来显扬自己的长处，悖谬也太严重了。其他议论辨析，如太阳、月亮不是圆形等说法，虽然被葛洪驳斥过，且记载在《晋志》中，但总的来说，这些文章订正错误、针砭世俗，其中合乎道理的很多，对风俗教化也很有帮助。储泳的《袪疑说》、谢应芳的《辨惑编》，也没有超过它。至于他的文章反复诘问辩难，颇有言辞冗费的毛病。王充所说“宅舍多，土地就不能小；户口多，簿籍就不能少；失实的事情多，虚华的言语就多；指明事实、确定适宜的做法，辩论争执的言辞怎么能简约直接”，他自己已经说过这一点。王充另著有《讥俗书》《政务书》，晚年又作《养性书》，现在都已失传，只有这部书保存下来。儒者很嫌它芜杂，但终究不能废弃它。高似孙《子略》说：袁崧《后汉书》记载，王充作《论衡》，中原还没有流传。蔡邕进入吴地，才见到此书，认为可以作为谈论的资料。用“谈论的资料”这句话，就可以概括此书了。他的评价可以说是恰当的。这就是攻击它的人很多，而喜爱它的人始终没有断绝的原因吧。△《风俗通义》十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代应劭撰写。应劭字仲远，汝南人。曾被举荐为孝廉，中平六年授任泰山太守。其事迹详见《后汉书》本传。马总《意林》称他为三国时人，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考察《隋书·经籍志》，《风俗通义》三十一卷，注本《录》一卷，都是应劭撰写；《梁书》作三十卷。《唐书·艺文志》记载应劭《风俗通义》三十卷。《崇文总目》《读书志》《书录解题》都作十卷，与今本相同。明代吴琯刻《古今逸史》时，又删去其中一半，那就更加残缺简略了。各卷都有总题，总题之下又各有分题；总题之后大略陈述全篇主旨，分题则先详细叙述事情，然后以“谨案”等语辨析得失。皇霸类有五个分题，正失类有十一个分题，愆礼类有九个分题，过誉类有八个分题，十反类有十个分题，音声类有二十八个分题，穷通类有十二个分题，祀典类有十七个分题，怪神类有十五个分题，山泽类有十九个分题。他的自序说：之所以称为《风俗通义》，是说它通论流俗中的过错谬误，并把各种事情归纳到义理之中。《后汉书》本传称，应劭撰写《风俗通》，用来辨析事物类别和名称，了解当时风俗中的疑忌，却不知为什么删去了“义”字。也许是流俗中省略文字，如同《白虎通义》被称为《白虎通》，史家沿用了这种称呼吧？这部书根据事情立论，文辞清晰明辨，可以用来增长见闻；大体上像王充的《论衡》，但叙述简明之处胜过《论衡》的冗长散漫。旧本多次经过传抄刊刻，因校勘不精而有不少讹误。例如在十反类中把范茂伯、郅朗伯分成两件事，却遗漏了它们的断语；穷通类中孙卿一事有文字而没有分目；怪神类中城阳景王祠一条有分目而没有文字。现在一并加以整理订正。又，宋代陈彭年等人修订《广韵》，王应麟撰写《姓氏急就篇》，多次引用《风俗通·姓氏篇》，可见这篇文字直到宋末还存在；今本却没有，不知在什么时候散佚了。然而考察元代大德丁未年无锡儒学刊本，前面有李果的序，后面有宋代嘉定十三年丁黼的跋。丁黼说：我在馀杭时，向会稽陈正卿借到一本，陈正卿大概是从中书徐渊子那里得到的，讹误错乱非常严重，几乎无法阅读。我喜爱它接近古本，便抄录收藏起来。后来带到中都，又得到馆中本和孔复君寺丞本，互相参照，才可以断句。现在把它刻在夔子，希望好古的人或许能得到旧本，再据此增补改订，这是我的愿望。这样看来，宋宁宗时的本子已经和今本相同；不知道王氏为什么能看到这篇文字，或许就是从《广韵》的注文中辗转引用来的吧？《永乐大典·通字韵》中还载有《风俗通》姓氏一篇，篇首题作“马总《意林》”，所载内容与《广韵》注文多相同，但不如《广韵》注文详细，大概是马总的节略本。不过，现在的《意林》没有这篇文字，又应当属于散佚脱失。现在把它采录附在《风俗通》末尾，保存其大概内容。△《封氏闻见记》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代封演撰写。封演的籍贯不详。考察封氏自西晋、北魏以来，世代都是渤海蓚人；然而《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没有封演的名字，怀疑他是封氏的旁支。书中《石经》一条说，他在天宝年间做太学生。

译《贡举》一条记载他登第时张繟拿《千佛名经》开玩笑，但没有说登第是哪一年。《佛图澄碑》一条记载，大历年间他巡视县境到了内邱，可见他曾任邢州刺史。卷首署衔题为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尊号》一条记载贞元年间的事情，那么他在德宗时最终做到的就是这些官职。这部书在唐、宋《艺文志》《通志》《通考》中都作五卷，《书录解题》作二卷，大概是辗转传抄，各本彼此有分合。此本为十卷，末尾有元代至正辛丑年夏庭芝的跋，又有明代吴岫、朱良育、孙允伽、陆贻典四人的跋。朱良育跋说，从第六卷到第十卷，是友人唐子畏借给他抄录的；最近又向柳大中借抄了前五卷。第七卷中全部内容都缺失，只剩最后一页。现在考察目录所列共一百零一条，第一卷只有两条，不满两页，也像是不完整。第三卷《铨曹》一条缺少末尾；《风宪》一条全部散佚，不只是缺少第七卷。第七卷中的《视物远近》《海潮》《北方白虹》《西风则雨》《松柏西向》五条，也都全部散佚。《蜀无兔鸽》一条，前半篇散佚；《月桂子》一条，只保存完整的下半篇。《石鼓》《弦歌驿》两条也有缺失；《高唐馆》一条同样不完整。《其上下温汤》一条又缺少末尾，而目录在这一条下面增加了“增”字，也不只是保存了最后一页，中间还有很多缺字。孙允伽的跋说，他借秦酉岩本重新校订，想来它和朱本略有不同吧。然而跋中又说朱良育的跋是从秦本抄录的，这就无法解释了；怀疑此书很久没有刊本，只是相互传抄，已经不是朱氏旧本的原貌。唐人的小说，大多涉及荒诞怪异之事，只有这部书所记每件事都一定援引实证。前六卷多记述掌故，第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和杂论，都足以供考证之用。最后两卷则全是当时士大夫的逸闻，多数是嘉言善行，只有末尾附有几条诙谐语。其中《音韵》一条记载，《唐韵》的分部沿用陆法言的旧制，其中同用、独用则是许敬宗所规定的，这是其他书没有说过的。《文字》一条论述隶书并非始于程邈，并引用《水经注》作为证据。明代杨慎以为这是独到见解，其实封演已经说过了。又，颜真卿的《韵海镜源》世上没有传本，这部书详细记载了它的体例，由此可知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实际上源自此书。但后人没有考察清楚，有人说颜真卿取句首字而不取句末字，这种说法是杜撰出来欺骗人的。还可以知道，《永乐大典》把篆书、隶书等各种字体列在字下，正是从这部书偷取了体例，却隐讳其来源。《月中桂》一条记载“桂子月中落”一联是宋之问在台州所作的诗，足以证明计有功《唐诗纪事》中说骆宾王出家为僧是妄说。其他如论述金鸡、露布、卤簿、官衔、石志、碑碣、羊虎、拔河等条目，也都把来龙去脉说得详细明白。唐人的说部，除颜师古《匡谬正俗》、李匡乂《资暇集》、李涪《刊误》之外，确实很少有能与它相提并论的。△《尚书故实》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代李绰撰写。李绰的仕历不详。考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南祖之后，有一人名绰、字肩孟，是吏部侍郎李舒的曾孙；书中自称赵郡人，或许就是这个人吧。这部书在《宋史·艺文志》中被记载了两次，一次列在史部传记类，一次列在子部小说类；其下又注说，绰一作纬，实一作事。现在考察曾慥《类说》的引用，也明确标作李绰之名，那么作“纬”是错误的。自序称宾护尚书张公是三相世家、博学多闻的人。李绰在圃田避难时，常有机会侍奉交谈；每次听到他的征引，都不同寻常，于是把特别的事情编集起来，写成此书。可见书中内容都是依据张尚书的叙述。只是张尚书没有注明姓名。《新唐书·艺文志》沿袭《崇文总目》的错误，认为张尚书就是张延赏；晁公武、陈振孙已经斥责这种说法错误。然而书中称张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张嘉祐为高伯祖，那么所谓张尚书应当在张彦远、张天保、张彦修、张曼容兄弟几人之中。张文规、张次宗是张宏靖的儿子，按世次是张嘉贞的曾孙，不可以称为高祖；陈振孙却都因为他们没有登上八座而产生疑问，也是不对的。考察书中所说“宾护移知广陵”，又说“公除潞州旌节”，那么他一定曾任扬州刺史、昭义节度使。应当是史书在天保等人名下略去了他的官职，因而导致如今无从考证罢了。这部书杂记近来的事情，也兼考旧闻。比如司马承顺、王谷、卢元公、尉迟迥、韦卿材、谢真人、沦落衣冠章仇兼琼、郭承嘏等条，虽然颇多涉及怪异之说，但像兰亭序收入昭陵、顾长康所画《清夜游西园图》、谢赫和李嗣真评论绘画、百衲琴、戴容刻佛像、碧落碑、狸骨帖、《宝章集》、灵芝殿、佛教隶属鬼宿、冒黎生改造金根车、谢安无字碑、郑虔三绝、顾况擅长绘画等轶事，都出自此书。又如墓碑有圆孔、德政碑不应有圆孔一条，杨子华画牡丹花一条，已经见于《北齐书》；《晋书》寒具一条，省试《莺出谷》诗一条，杜牧未任比部一条，王右军书写《千字文》一条，也都颇有考证价值。王楙《野客丛书》引用此书最为广博；其中牡丹一事引用杨子华的故事，天厨一事引用西园图的故事，又引用此书关于东方朔的一条来考证《山海经》，都把它作为出处；在唐人小说中，它也仅次于《因话录》。只是张宏靖《萧斋记》本来是替李约写的，原记尚且存在，却说萧斋在张氏东都旧宅；李商隐只任过两次校书郎、一次太学博士，这在本传中可以考见，书中却说台仪从大夫以下直到监察，通称为五院御史；唐代历任五院御史的只有李商隐、张延赏、温造三人，这些说法都不符合事实。总的说来，瑕疵不能掩盖优点，固然不能因为一两处小节而废弃此书。△《灌畦暇语》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书中都自称“老圃”，只有记唐太宗的一条独自称“臣”、称“皇祖”，由此知道是唐人所作。

译“蒲且子”一条说，近来吴道元也曾师法张颠的笔法；又引用韩愈的两首诗，说后来哪里还会再有这样的人，那么作者应是中唐以后的人。书前有自序，说自己早年血气未定，铺开方纸，运用寸管，急切地起身去求取“一千一旦之名”，用尽力气、耗尽心志，仅仅能够如愿。又说自己急于功名而勇于退隐，脱去缨弁，那么也曾考中进士并出仕为官了。全书共三十二条。看他答黄仲秉的一条，宗旨大概出于黄、老之学，但大体上立论笃实，也不违背圣贤之道。书中记载魏繁钦《生茨诗》一篇，冯氏《诗纪》没有收录，大概是没有见到这部书。《唐志》《宋志》都没有著录，只有陈振孙《书录解题》才开始记载它的书名。然而朱子作《韩文考异》时，在《岐山》一首下的注中说，世间有一部《灌畦暇语》，说子齐当初应试，韩公赏识他，于是替他作《丹穴五色羽》等语。这说明此书流传已经很久了。这个本子是陆氏奇晋斋刊刻的。书末有李东阳的跋，说：“我近来租住在京城西面，有个卖杂物的人经过门前，看见他的箱子里有几种旧书，大多首尾不全，其中《灌畦暇语》一编尤其残断破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我用几十文钱把它买了下来。于是整理其中还可以阅读的部分，才得到三十多条，等等。由此可知，这部书就是李东阳整理的残本。如今“彭宠奴”一条缺失后半部分，“韩愈诗”一条缺失前半部分，共缺二十八行多，而且也不是李东阳整理的原本了。但是考察它的文词和旨意，确实是唐人的著述；即使残缺，终究还是可贵的。△《春明退朝录》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宋敏求撰写。宋敏求有《唐大诏令》，已经著录。《文献通考》两次列出这部书的名称：一次收入故事类，一次收入杂家类。如今考察书中所记，虽然大多叙述宋代的典章制度，但杂说、杂事也交错其中，所以归根到底应属于杂家类。书前有宋敏求自序，说熙宁三年自己以谏议大夫身份奉朝请。考察《宋史·宋敏求本传》，熙宁元年他以知制诰的身份被贬为知绛州，随即在这一年被召回，任谏议大夫。王安石厌恶吕公著，派他出任颍州知州。宋敏求起草制书违逆王安石，请求解除职务，没有获准。适逢李定从秀州判官被授为御史，宋敏求封还诏令词头，于是以本官奉朝请。又考察《宋史·吕公著传》，吕公著罢免御史中丞，正是在熙宁三年，大概就是这时。王偁《东都事略》说宋敏求从绛州调任右谏议大夫，后来又任知制诰，在职六年，这是错误的。自序末只称“十一月晦”，大概是承接上文熙宁三年的文字；但是书的下卷又有熙宁七年六月十三日的注记，难道是先作序、后来才成书，像程伊川的《春秋传》那样吗？△《笔记》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宋祁撰写。宋祁有《益部方物略》，已经著录。这部书上卷题为《释俗》，中卷题为《考订》，多用于订正名物和音训，对小学的帮助较多，也间或涉及文章和史事；下卷题为《杂说》，则想自成一家之言，造语奇特俊逸，多像焦赣《易林》、谭峭《化书》，最后以《庭戒》《治戒》《左志》《右铭》收束。不清楚这些内容是宋祁平日预先写成的，还是后人增补进去的。末尾有宝庆二年上虞李衎的跋，说其中可疑的地方有七件：例如把“骨朵”写成“胍<月乇>”，不知道“朵”是“{艿木}”字的讹误；认为鲍照写作“昭”是错误，却不知道这是唐代避武后名讳；认为牛耕始于汉代赵过，却不知道冉耕字伯牛，而且古代“犁”字的字形也从牛；把“栘”解释为“开”而且反过来合并，却不知道它指的是郁李；把臣瓒写成于瓒，却不知道郦道元《水经注》称作薛瓒；说“朴”没有读音，却不知道宋祁预先参与编修的《集韵》中确有蒲候、匹角两个反切；把“卯”说成原本是“柳”字，却不知道它其实是古“卿”字。李衎所摘举的内容，大多切中了宋祁的错误。不过，总的来说，这部书考证精细详实，不是其他只作浮泛谈论的说部所能相比的。其中如论述汉高祖和吕后的一条，后来苏洵的《高祖论》完全取法于它。又如萧该《汉书音义》中有些内容是颜师古没有见过的，也依靠这部书保存了大略。晁公武《读书志》说，这部书每章都冠以“公曰”二字，却不知道何人编成；这个本子没有“公曰”，或许是传刻者删掉的。《文献通考》引用《中兴艺文志》，认为此书是绍圣年间宋肇编次其祖父宋庠的言论，与晁公武的说法不同。马端临说，两部笔录卷数相同，宋祁、宋庠又是兄弟，不能确定究竟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如今考察书中多次称引“莒公”，“莒公”就是宋庠，那么这部笔录明确是宋祁所作。也许宋肇编的另有一书，也叫《笔录》罢了。△《东原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龚鼎臣撰写。龚鼎臣字辅之，郓州须城人。景祐元年进士，历任谏议大夫、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改任大中大夫，提举亳州太清宫。以正议大夫身份退休。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多考辨训诂，也兼及杂事。其中解释经书，多提出新解。例如说《尚书》原本没有一百篇，孔子保存《甘誓》，是想让人看到父子相传的意义；保存《盘庚》，是想作为迁都的鉴戒；连《洪范》篇章错简的说法也是由龚鼎臣首先提出的，这些说法都很难遵循。他解释杜甫“今日起为官”一句，说“今日”是“金日”的讹误，并用金日磾来解释，尤其牵强。但是，像解释《易经》“鼎金铉”就是《仪礼》的“鼎扃”；解释《礼记》“升中于天”为《左传》“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的“中”；解释杨子“如玉加莹”一句，依据《唐类书》证明李轨的注是误本；解释《后汉书》注引《潜夫论》“化国之日”一句，认为是章怀太子避高宗讳；解释马融“轶越三家”一句，认为是指三王；以及引用《说苑》中子桑伯子的故事，证明王肃注有遗漏；引用汉代《地理志》有“煮枣”，证明颜师古注有遗漏；引用王弼把“子弓”解释为朱张的字，证明杨倞《荀子注》错误；引用“蹶”训为“倒”，证明高诱《吕览注》错误；引用殷仲堪《天圣论》解释仁宗年号，证明把字拆成“二人圣”是错误的；引用《汲冢记》证明汤墓在河东，证明刘向的说法错误，这些都颇有考证价值。

译所记的杂事，例如太宗赐进士诗、御注《艺祖批答赵普论王仁赡》以及皇帝到绫锦院时告诫梁周翰的事情，郑氏《诗谱》另有完整本，欧阳修得到的只是残本，文彦博家庙不建七间而是采用唐代杜岐公家旧式之类，也都可以作为参考。只是书中所说邵亢学士家制作三代木主，不再绘制画像，认为这大概不是古礼，等等，这种说法最为错误。根据上下文义推断，应当是“盖用古礼”，传抄时误写成“非”，不是原文，不能因此责怪龚鼎臣。△《王氏谈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说郛》收录此书，题作王洙撰；《书录解题》则认为是翰林学士、南京人王洙的儿子记录其父亲的言论。如今考察此书共有九十九则，其中称“先公”和“公”的有七十多则，那么显然不是王洙本人所著。大概编这部书的人看见卷末有一则编录供阅览的书目，末尾题着“王洙敬录”，于是就以为全书都出自王洙之手，却不知道这一则是嘉祐以前的人所作，王洙只是抄录并为它作跋，他的儿子把它附载在书末罢了。世上没有自己著书而又自己署名“敬录”的道理。他解释“绘事后素”的一条，被《朱子集注》采用；他认为校书应当两本并存，解释经书不能改动文字来迁就意义，这些见解都很有识见。他所说校书时的注记，两个字以上称作“一云”，一个字称作“一作”，也很有道理。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人，考中甲科，官至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死后谥号“文”。他的儿子王钦臣，字仲至，赐进士及第，官至待制、知成德军。根据《本传》和《东都事略》，王洙的儿子只有王钦臣一人，因此这部书就是王钦臣所记录的。△《文昌杂录》七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代庞元英撰写。庞元英字懋贤，单州人，是丞相庞籍的儿子，官至朝散大夫。王士祯《蚕尾集》写作“文英”，是错误的。元丰壬戌年，庞元英任主客郎中，在尚书省任职四年。当时官制刚开始施行，书中所记一时的见闻，多是朝廷章程和典故。《通典》记载尚书省为“文昌天府”，所以用它作为书名。书中所记，例如把尧舜对天地一事说成李矩问李演的故事，考察范镇《东斋记事》认为这是杨亿主持校士时的事，岳珂《桯史》认为是欧阳修知贡举时的事，《珍席放谈》认为是南唐时汤悦的妹婿询问汤悦的事，各书说法互不相同。又把“虎子”说成出自李广射虎的故事，却不知道孔安国任侍中时，因为儒者不拿虎子而拿唾壶，这件事已经发生在李广之前，不免有些错误。至于朝廷典礼、百官任免，以及其中时间先后和异同，多有可以用来考证《宋史》错误和遗漏之处的内容。原本六卷，后来增加补遗六条，所以《宋史·艺文志》记作七卷。又亲自作跋，记载自己入尚书省和撰写此书的年月。书前有宋卫的序。从明代以来只有抄本流传，近来才有刻本。但是其中如“新定仪制，宰相、两省侍郎、尚书、左右丞，皆由朱衣吏两人引导”一条，和下文“膳部郎中鲁言万州南山”一条；又如崔豹《古今注》“蛱蝶大的叫凤子”一条，和下文《西京杂记》“玉搔头”一条，本来都各自成条，现在却合并成了一条。另外，书中有四条注明缺文。卷二十三“以原庙奉安礼成，宴百官于紫宸殿”一句，酒九后注有“阙”字；下一条“经陈长文上”后也注有“阙”字。考察卷三“晏元献”一条，“昔有相印”后注有“阙”字。这处应当接上“经陈长文”等语；下一条“行罢教坊”前注有“阙”字，这处应当接在上面的“酒九”等语之后。由此可知，这四条原本并没有缺失，只是抄本、刻本都错误地拆分成了四条。王士祯称此书是说部中的佳作，《宋史》把它收入故事类，大概是因为所记朝廷典章较多。不过其中也颇多杂事、杂论，如今改列为杂家类。△《麈史》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王得臣撰写。王得臣字彦辅，自号凤亭子，安陆人。嘉祐四年进士，官至司农少卿。陈振孙《书录解题》认为他是王铚的伯父。考察书中《神受门》第七条，说王乐道的小儿子王铚，年少而博学，善于持论；又《诗话门》第十九条说，王铚字性之曾经对我说过；《谗谤门》第三条说，王萃，字乐道，任奉议郎，是颍人。由此可知他与王铚父子并非同族，陈振孙说错了。这部书前有政和乙未年自序，说当时年已八十，是追述而作的序。书中说“我在大农任职时，忽然得了眼病，请求任宫观官。不久便挂冠，时年六十二岁”。从政和五年乙未年向前推算，到他六十二岁时应是绍圣四年丁丑，成书应当在此年以后。当时尊崇王安石新学的说法正盛行，而书中称他人的官职、字号、谥号时，唯独对王安石只称名字，可见他也是耿介而独立的人。考察他自述，起初向郑獬学习，后来又向胡瑗学习。他在《明义》一条中，又与明道程子问答，疑心是洛党中的人物。但是评论诗歌、议论文章，没有一字提到苏轼、黄庭坚，也没有一字攻击苏轼、黄庭坚；他论诗的小序，两次申述苏辙、程子的说法，却都不说出他们的名字；苏轼把杜甫《同谷歌》中的“黄独”解释为黄精，这种说法曾被《后山诗话》驳斥；王得臣为苏轼的说法辩护，也不说出苏轼的名字。由此可知他不偏袒依附任何一方，所以元祐党人碑唯独没有刻上他的姓名，也可以说是卓然自立、不受沾染的人了。书中记载的共有二百八十四件事，分为四十四门，凡是朝廷掌故、前辈遗闻以及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事情，全都编录其中。其中参照考核经典，辨析异同，也很有助于考证，不是其他说部只记琐碎事情的书可以相比的。例如论唐代刘存错误地把“交交黄鸟，止于棘”说成七言诗，不知道这是挚虞《文章流别论》的说法；论王羲之《兰亭集》，不知道“天朗气清”本出张衡《南都赋》，“丝竹管弦”本出《汉书·张禹传》；论潘岳《闲居赋》，说其中“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李善认为“周文”“房陵”不详，于是引用王嘉《拾遗记》《述异记》来补充，却不知道李善在这两处分别引用《广志》注释周文弱枝，引用《荆州记》注释房陵朱仲，疏解得很清楚。王得臣大概偶然看到的是不完整的本子。（案：李匡爻《资暇集》、李善《文选》注总共改稿六七次，世间流行的并不是同一个本子。）

译他所补充的注释，也不知道《拾遗记》所说的北极之下的岐峰绝不是岐山。论王羲之书法时不讲偏旁，引用韩愈《石鼓歌》作为证据，却不知道小篆、隶书各自是一种字体，其偏旁有时相同、有时不同，不能用一种字体的规则来衡量另一种字体；颜元孙《干禄字书》已经说得很清楚。虽然不免有些小的错误，但对于当时的制度以及考察古迹，特别精确详核；《朱子语录》也称王彦辅《麈史》记载幞头的说法非常详尽。△《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沈括撰写。沈括字存中，钱塘人，寄籍吴县。考中嘉祐八年进士。熙宁年间官至翰林学士、龙图阁待制。因议论修筑永乐城一事获罪，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后来复任光禄寺少卿，分司南京。选择居住在润州直到去世。“梦溪”就是他晚年居住的地方。事迹附载于《宋史·沈遘传》中。祝穆《方舆胜览》说：沈存中的宅第在润州朱方门外。沈存中曾梦见到一处小山，山花像覆盖着锦绣，高大的树木覆盖其上，他在梦中十分喜爱。后来他出任宣城太守，有个叫无外的道人对他说，京口山川的景色很美；郡中有人有地求售，他便用三十万钱买下。元祐初年，他经过京口，登上所买的土地，正是梦中游览的地方，于是在那里筑室，命名为“梦溪”。这部书大概是他闲居此地时写成的。全书分为十七门：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共二十六卷。另有《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旧本分别流传。近来马氏刻本才把它们合在一起，并把《补笔谈》重新编为三卷，《续笔谈》的十一条附在末尾。其序中说，世间流传的《补笔谈》，每篇开头必定标明所补的是哪一卷，又分为前几条、中间和后面的条目。例如“补第二卷后十件”之类，似乎不是后人能够创拟的，它是旧本无疑。原书共二十六卷，其中十卷没有补文，其余各卷都有补文。现在拿原书来校考，多数并不相合。例如“故事不御前殿”等十条，既然是补第二卷，接下来“廊屋为庑、梓榆为朴”两条也补在第二卷；第二卷既然是“故事”，怎么会是这些内容呢？“子午属寅”是本论中关于纳甲的话，却被列为补第六卷“乐律”。卢肇论海潮，应当补入“象数”，却被列为补第九卷“人事”。王子醇任枢密、统帅熙河时的六条，大体都属于“权智”，应当补入第十三卷，却被列为补第十五卷“艺文”。这一类情况，不能全部列举。又如原书只有二十六卷，现在所补的条目却从第二十七卷一直到第三十卷，更加令人无法理解。又说：“《通考》所载《笔谈》二十六卷，就是现在流行的本子。《宋史》则说二十五卷，郑樵《通志·艺文略》则说二十卷，卷数分合常常有这种情况，这就是我删削并重新校定它的原因。”现在考察《宋史·艺文志》，其中颠倒错讹，随处可见；它所说的二十五卷，原本就可以不必讨论。至于《通志》所说的二十卷，则怀疑沈括最初的本子其实是三十卷，郑樵据此著录，后来辗转传刻，缺掉了一笔，所以误把“三”写成了“二”。后来刻成定本，定为二十六卷。乾道二年，汤修年据此校刻，书本相当完善，于是世代相传直到今天。所谓《补笔谈》《续笔谈》，乾道本原来并没有收载。也许是稿本流传后，收藏者想把它们分散附在各卷中，逐条作出标记；但他们依据的仍是三十卷的初本，所以标出了第二十七卷至第三十卷的卷目。这些卷目实际上并非沈括亲自题写，分类颠倒错乱，本来就不值得奇怪。然而传刻古书，应当保留存疑之处，所以现在仍采用原本，以保存旧貌，同时把其中的错异附录在后。沈括生活在北宋，学问最为广博，尤其用心研究当代掌故、天文、算法和钟律。赵与旹《宾退录》评论他“积罂”一条，认为文字有误；王得臣《麈史》评论他计算古柏的一条，认为议论过于拘泥。这些小小的疏失，总不足以成为他的累赘。至于“月如银刃，粉涂其半”的说法，《朱子语录》采用了它；“蒲卢就是蒲苇”的说法，朱子的《中庸章句》也采用了它。其他内容也有很多被各书引用。汤修年在跋中称赞此书所记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有补益于世，非其他杂记所能相比。考察这部书后，知道这并不是过分的赞美。△《仇池笔记》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苏轼撰写。如今考察书中文字，怀疑是好事之人搜集苏轼的杂帖编成的，未必是苏轼亲手著作。例如下卷“杜甫诗”一条说：“杜甫的诗固然无人能敌，但从‘致远’以下的句子非常鄙俗。”这段话既没有标出原诗题目，也没有列举完整诗句，显然是偶然读到杜甫诗，在“致远终恐泥”一句上所作的批语，毫无疑问。其他内容也可以依此类推。又如“蒸豚诗”一条，记载醉僧的事；以及“解杜鹃诗”一条，解释杜鹃是否有意义，也都不像苏轼的语气，怀疑同样是有人附会窜入的。然而这部书流传并被引用已久，其中有时也可以用来作为考证材料。陶宗仪《说郛》也收录了此书，但删节不完整。明万历壬寅年，赵进美曾刊刻它的全本，版木已经失传。此本前面有赵进美的序，大概就是从赵本抄录出来的。书中与《志林》重复的内容，都只保留标题，并在下面注“见《志林》”，怀疑也是赵进美改窜的。△《东坡志林》五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苏轼撰写。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东坡《手泽》三卷，并注说：如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就是这部书。现在看其中所载的各条，很多自署年月，有的署明“读某书时写下此文”，有的笼统地说“昨日”“今日”，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这大概是苏轼随手记下的文字，原本不是著作，也没有书名；后来人们把它汇集抄录，命名为《手泽》。刊刻苏轼文集的人不愿把它称作苏轼父亲的书，所以才题名为《志林》。其中如“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穿掌”四句话，据《东坡外纪》记载，是苏轼被贬儋耳时，醉后到姜秀才家，正遇姜秀才外出，便向他的母亲索纸写下的。如今这四句话也收在本书中，自成一条，不再另加说明，这也是搜集苏轼墨迹的一个证据。此本五卷，比陈振孙所记的多出二卷；大概它的卷数也是后人划分的，所以多少各随编者的意思。△《珩璜新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孔平仲撰写。孔平仲字毅父，一作义甫，是“清江三孔”之一。治平二年中进士。元祐年间任提点京西刑狱。因被列入党籍，安置在英州。崇宁初年，召任户部金部郎中，出任提举永兴路刑狱，统帅鄜延、环庆。党争再次兴起后，以奉祠官身份退居，直至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又名《孔氏杂说》。但吴曾《能改斋漫录》引用时作《杂说》，而本书卷末有淳熙庚子年吴兴沈诜的跋文，称渝川丁氏刻版时已经题作《珩璜论》。可见宋代原本就有两个书名。如今刻本都题作《杂说》，而抄本都题作《珩璜新论》，大概各自依据所见的版本。此书都是考证旧闻，间或借古事来发表议论，其中的说法多精确严密，值得采纳。清江三孔在元祐、熙宁之间都以文章卓然成名，并不是那些言论没有根基的人所能相比的。卷末附录杂说七条，位于沈诜跋文之前，都是此本所缺的内容，怀疑是沈诜补抄进去的。如今一并附入，使全书完整。至于“珩璜”这个书名，沈诜已经说不知道它的由来，又认为有人把它解释为碎玉，解释得不对。考察《大戴礼》记载曾子的话说：“君子的言语，可以贯穿起来佩带。” 珩、璜都是可以贯穿起来佩带的玉，难道孔平仲的书原名《杂说》，后来人们推重这部书，取“贯佩”的含义，才改用这个书名吗？考察孔平仲与同时代的刘安世、苏轼，以及南宋的林栗、唐仲友，他们立身处世都无愧于君子；只是孔平仲、刘安世和苏轼与程子不合，林栗和唐仲友与朱子不合，讲学之人于是都把他们视为仇敌。人的心性各不相同，就像面貌各不相同一样；即使都是贤人，意见也不一定相合。评论者只应依据所争论的那一件事来判断是非，不能因为一件事的争执，就断定一个人一生的贤与不肖。韩琦和富弼彼此不合，也不能说他们两人中有一个是小人。因为一件事触犯了程子、朱子，就把他们的学问、文章、德行、政事一概斥为不正，这和佛教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呢？佛教不问一个人的善恶，只说皈依五戒的人有福、诽谤三宝的人有罪。刘安世和苏轼的光辉，足以同日月争光；讲学之人千方百计诋毁排斥他们，最终也不能磨灭他们的著述。孔平仲只存有《本集》《谈苑》和这部书，林栗只存有《周易经传集解》一书，唐仲友只存有《帝王经世图谱》一书。由于援助他们的人少、势力微弱，在众人的议论中逐渐被湮没，于是都处在似存非存、将亡未亡的境地。这实际上是被门户之见的私心所压制，并不是最公允的评论。如今仍然加以甄别收录，以保持公允。至于沈继祖的《栀林集》，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内容，还可以编排辑录成书；但因为沈继祖这个人不值得称道，又曾与朱子为难，所以便弃置不录，用以表明褒贬之权，完全只是为了不失去是非的真实标准。△《晁氏客语》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晁说之撰写。晁说之有《儒言》一书，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的札记和杂论，也涉及朝廷内外的见闻，大概属于语录一类。各条下面间或有夹注，例如说“以上五段是张某的话”，又说“第四段是刘快活的话”，还有“李及寿朋述志”等姓名。大概是仿照苏鹗《杜阳杂编》的体例，每条都记下所谈论的人，所以称为“客语”。其中的议论多涉及立身行事的大原则；所记熙宁、元丰年间名流的遗闻，大多是亲眼所见，与史传也可以互相参证。他的学说有时夹杂儒家和禅学，这是从晁迥以来家学相传的习惯，他所交往的苏轼、黄庭坚等友人所讲论的内容也如此。蜀党之学与洛党不同，原因就在这里，也不必拘泥于一种标准来约束它。只是他解释经书时喜欢提出异说，例如把孟子所说的“巨擘”解释成大蚯蚓，把“既入其苙”的“苙”解释成香白芷，说这是猪所喜爱的东西。这些都是有意穿凿附会，和王氏《新经义》有什么不同？只能说是博通之人的一种弊病罢了。△《师友谈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李廌撰写。李廌有《德隅斋画品》，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苏轼、范祖禹以及黄庭坚、秦观、晁说之、张耒所谈论的内容，所以称为《师友谈记》。这些人都是元祐年间的杰出人物，李廌的学问文章也足以和他们相提并论，因此能够理解他们所谈的内容。书中所载多是名言和精辟的议论，不是小说琐录可以相比的。书中记述秦观论赋的话，反复记录了数条，把赋文的曲折精巧说得十分透彻，但最后又认为科举场屋中的赋不值得重视，可以说没有因为喜爱秦观而偏袒他。书中称哲宗为“今上”，大概写于元祐年间。末尾记载苏轼任兵部尚书以及统帅定州的事情。苏轼到定州不久，就被贬往南方，因此这部书完成时，应当已经是在元祐诸人全部遭受贬斥之后。由此可知他们的交往出于精神上的契合，并不是因为势利而互相攀附。况且李廌是一个在科场失意、处境困顿的人，在《新经义》盛行的时候，只要曲意附和它的学说，就可以很快取得科举功名；但他却专门记载排斥、嘲笑《新经义》的话，丝毫不肯退让，甘愿处在别人所不愿处的困境中，也可以说是坚定而有所操守了。这样一部只有寥寥几页的书，却至今独自流传于天地之间，难道是偶然的吗？△《杨公笔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宋代杨延龄撰写。杨延龄的籍贯和居里不详。书中自称元丰年间任山阴县尉，又说曾任隰州司户，还说元丰八年秋任滏阳县令，又说任虢州通判。又说自己从江宁上元县调任常州武进县令，而卷首题作“朝奉郎致仕”，因此他的仕履始末也大略可以看出。他论说《易经》，采用郑夬的说法，大概因为当时邵伯温的《易学辨惑》还没有问世，所以不知道郑说的错误。他也颇多引用王安石、陆佃的说法；但辨析字音、字义时，只有一条引用《字说》，其余都引用许慎的《说文》。他还说自己经过洛阳拜见程子，这似乎又不是王氏学派。又把“四诗风雅颂”与“三光日月星”相对成句，《桯史》认为这是苏轼的事，而杨延龄自己记载说，这是他在兴国等待考试时梦中得到的，也可以用来证明小说中有很多附会之说。△《吕氏杂记》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吕希哲撰写。吕希哲字原明，先世是莱州人，后来迁居寿州。吕夷简是他的祖父，吕公著是他的父亲。吕希哲起初凭借父亲的恩荫入仕。吕公著任宰相时，他不肯求取进用。吕公著去世后，他才任兵部员外郎，升任崇政殿说书。绍圣初年，以秘阁校理身份出任怀州知州，不久分司南京，居住在和州。徽宗初年，召任光禄少卿。他竭力请求外放，以直秘阁身份任曹州知州，因被列入党籍而被夺去官职。后来又历任相州、邢州知州，罢官后以宫观奉祠，寄居淮、泗之间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吕希哲年轻时曾跟随焦千之、孙复、石介学习，后来又与二程、张子以及王安石父子交游，因此他的学问也兼有几家学说的成分，精纯与瑕疵相互杂见。《朱子语录》说，他学习程氏之学，原意是想直接达到圣人的境界，用尽一生的力量，结果反而认为佛教与圣人之道相合。如今看这部书，他喜欢谈论禅理，常常把儒家、墨家混在一起看作一体，确实不免如朱子所说。又据《宋史》记载，王安石想举荐吕希哲担任讲官，吕希哲推辞说：“我承蒙您与我相知已久，万一出仕，就难免有意见相同或不同的时候，那么过去相交的情意就全没有了。”王安石于是作罢。因此，书中记载王安石父子的事情，也没有讥刺责骂的话。然而他记顾临出使北方时的答对，却说作为推行世教的人应当重视儒学，又说尊祖孔子、宗法孟子，是学术的正道；如果不同于此，都是不正的学术。他又记载司马光排斥佛教的话，斥责老子“剖斗折衡”的说法，并极力辨明孔子并没有以老子为师；还极力论述礼乐不可废弃。这样看来，他的见解特别像苏轼、苏辙一类人，时时出入于儒、佛、道三家，原本不能把他完全斥为异端之学。至于他直接收录刘经的《太学颂》，用来显示刘经过分尊崇王安石；又直接收录程公逊祝贺待制的诗，用来显示程公逊过分谄媚王雱；这说明他对荆公、舒王父子也有隐约的批评，并不是完全结党依附他们。其他所记的家世旧闻、朝廷掌故，多数可以与史传相互参照。书中如“杞柳湍水”“喜怒哀乐”“耕莘钓渭”三条，如今都误收入《程氏遗书》中，大概是因为文辞旨意相近，所以来不及辨别吧？《宋志》没有著录此书。《通考·岁时类》中有吕原明《岁时杂记》二卷。考察陆游《渭南集》中的《岁时杂记》跋文，说太平无事之时，故都的节令物候和中州的风俗，人人都知道，似乎没有必要记载；自从战乱以来七十多年，旧日遗民凋零殆尽，已经没有人存在，这才知道此书不可缺少。可见它应当与《梦华录》属于同一类。又周必大《平园集》中有《岁时杂记》序，说上元一门多达五十余条；这是一部分门编类的书，与本书不相合。只有《文渊阁书目》记载《吕原明杂记》一部，大概就是这个本子。其中所载的诗话，如王逵赠蔡襄所作、元绛祝贺王安石所作、吕公弼游东园所作的几篇，厉鹗《宋诗纪事》都没有采录，由此可知近代以来已经很久没有传本了。如今依据《永乐大典》所载内容，汇集编成一部书，编为二卷。其中间或有吕氏其他书中的文字，而《永乐大典》误标为本书内容的，也姑且保留存疑，一并抄录，并分别附上按语加以订正。△《冷斋夜话》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僧人惠洪撰写。惠洪又名德洪，字觉范，是筠州人。大观年间，他游学于丞相张商英门下。商英兵败，惠洪也因此受到牵累，被贬谪到朱崖。这部书，晁公武《读书志》著录为十卷，与今本相合。然而陈善《扪虱新话》说，《山谷》西江月词中“日侧金盘坠影”一首是惠洪伪作，载在《冷斋夜话》中；又引用《宋百家诗选》的话说，《冷斋夜话》中有伪作的山谷赠洪诗，韵味胜过秦少觌而不减，气势清爽极像徐师川，等等。今本没有这两篇，大概已经被后人删削，并不是它的完本。并且每篇都有标题，但标题有的过于冗长重复，有的粗陋不文雅，都不像本书原有的风格。其中最为乖谬的，例如《洪驹父诗话》一条，本来是引用洪驹父的话来纠正通行刻本的错误，并不是要指责洪驹父的错误；标题却写成“洪驹父评诗之误”，显然与正文相抵触。又如“共阝亭湖庙”一条，捧着牲礼来求福的是安世高的船夫，所以神说“船上有沙门，为什么不一起来呢”，并不是安世高亲自来求福。又追叙汉代建寺，是为了说明秦观作《维摩赞》的缘起，并不是记载安世高的事情；标题却写成“安世高请福共阝亭庙”。秦少游住宿于此，梦见天女请求他作赞，这既违背原事，也不成文理。又如苏轼寄给邓道士的诗，使用的是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诗》的韵，本来记载的是苏轼的诗，并不是记载韦应物的诗；标题却写成“韦苏州寄全椒道人诗”，完全不懂文义。又惠洪本是彭氏之子，与彭渊材是叔侄关系，所以书中只称“渊材”，不连用他的姓；标题却都改作“刘渊材”，尤其是没有考察清楚。这一类错误多得数不清，也都是后人妄自增改的，并非原书所有。这部书杂记所见所闻，但谈论诗歌的内容占十分之八；谈诗的内容中，称引元祐时期诸人的又占十分之八，其中引用黄庭坚的话尤其多，大概是因为惠洪还来得及认识黄庭坚，所以把他的话看得很重要。关于黄庭坚梦游蓬莱的一条，《山谷集》题作《记梦》。洪驹父《诗话》说：“我曾经问山谷说，这只是记载一段事情。他曾跟随一位尊贵的宗室带着歌妓游览僧寺。酒兴将尽时，歌妓们都散到僧房中去，主人也不以为怪，所以才有‘晓然梦之非纷纭’这样的句子。”

译惠洪却说，黄庭坚曾经与他一同住宿在湘江的船中，亲口谈到梦见与道士游览蓬莱的事情，并且说如今《山谷集》中的文字不同，大概是后来改易过了。这恐怕是他窜改扰乱黄庭坚的说法，故意使它与文集不相符合，以此表明自己与黄庭坚关系亲密，只有自己知道其中详情。晁公武指责这部书有很多荒诞妄言和伪托之处，说的也许就是这一类吧？不过惠洪本来擅长作诗，他的诗论确实多有切中理解之处；其中有可取的就取用，至于他托言“听某某说”的内容，置之不论也就可以了。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三十一 ○杂家类五 △《曲洧旧闻》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代朱弁撰写。朱弁字少章，是朱子的从父。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文献通考》著录朱弁《曲洧旧闻》一卷、《杂书》一卷、《骫骳说》一卷。这个本子单是《曲洧旧闻》就已有十卷。不过，这个本子是按照宋代刻本的影本抄写的，每卷末都有“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字样。而且“惇”字为了避光宗的讳，字中都缺笔。这是南宋旧刻，不应当有错误；一定是《通考》把十卷错误地写成了一卷。考察朱弁在建炎丁未年出使金国后被扣留，过了十七年才回来。而书中有腊月八日在清凉山见到佛光的事情，说当年是甲寅年；又记载秘魔岩的事情，那地方在燕京；又记载他的朋友转述定光佛的话，说是“俘囚十年”。这样看来，这部书应当是在被留居金国期间写成的。不过书中都是追述北宋遗事，没有一句提到金国，所以称作“旧闻”。《文献通考》把它列入小说家。现在考察这部书，只有几条神怪诙谐的记载没有脱离小说的体例，其余大多记载当时祖宗的盛德以及各位名臣的言行；对于王安石变法、蔡京绍述以及朋党分立争斗的原因，谈得尤其详细。大概它的意图在于说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的原因，对史事很有补益，实际上并不是小说家一流的书。只是其中还间杂有《诗话》《文评》以及各种考证，不能归入单一体例，也不可把它看作杂史，所以现在改列入杂家类。△《元城语录》三卷，附《行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城语录》三卷，宋代马永卿编。马永卿字大年，扬州人，后来寄居铅山。据《广信府志》，知道他曾考中大观三年进士。据他所作《懒真子》，知道他曾任江都丞、浙川令、夏县令。他又说自己曾在关中任官，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官。徽宗初年，刘安世与苏轼一同北归，大观年间寄居永城。马永卿当时正任主簿，向刘安世学习，于是编集他的言论，成为这部书。刘安世的学问出自司马光，所以书中多有司马光遗留下来的说法。只是司马光有《疑孟》，刘安世却笃信《孟子》，也足以看出君子之间的交往并不一定苟且求同。其中关于艺祖制定薰笼制度的事情，周必大《玉堂杂记》说，是把元丰以后的官制加到了艺祖时期，属于牵强附会；但刘安世不是妄言的人，也可能只是记忆偶有不确。李心传《道命录》又认为书中记载程子劝谏折柳的事情是虚构的，说程子被任命为说书是在三月，到了四月二日才再次上书具名辞免，四月上旬并不是事情发生的时候，等等。然而四月上旬与三月相隔又有多远？仅凭这一点就断定绝不可能有“正当春天万物生长，不可摧折”的话，实在是强行争辩，不合正理。刘安世的风骨气节高峻，声名和气节震动天下。朱子撰写《名臣言行录》，对于王安石、吕惠卿都各有所取，却唯独不收录刘安世。董复亨《繁露园集》的序中说：“朱文公《名臣言行录》不收录先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等到读了《宋史》，才知道朱文公不收录先生，大概有三个原因：先生曾上疏议论程正叔，又与苏文忠交情深厚，还喜爱谈论禅学。朱文公偏袒程正叔，不赞同苏文忠；至于禅学，他又从内心轻视并竭力排斥，因此不予收录。他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也算是能见微知著的议论。然而《道命录》详细收载孔平仲等人弹劾议论程子的奏疏，以表示讥刺贬斥，却唯独不收刘安世的奏疏，只是在孔平仲条下附带评论说刘安世不了解伊川。大概也是知道刘安世的人品为世人共同信服，不可能动摇，所以不敢丑诋他。近来有个安丘人刘源渌，作《冷语》三卷，拾取伊洛学派的糟粕，却以卫护道统为名，肆意发言攻击，把刘安世指为邪人，说他的罪过超过章惇、邢恕，难道不是只抱守朋党之见，完全没有是非之心吗？总之，刘安世的内心和操守如青天白日，不是刘源渌一个人所能遮蔽众人目光的。《行录》一卷，是明代崔铣续编的，大名兵备副使于文熙又补缀了其中的文字。旧本把它附在语录末尾，现在也一并保存，以便读者了解刘安世的品行，更足以印证刘安世的言论。至于语录中有时似乎涉及禅学，这种情况在程门高弟游酢、杨时、吕大临、谢良佐等人身上也有，朱子同样批评他们有这种弊病。因此不必只责备刘安世，也不必再替刘安世讳言。△《懒真子》五卷（内府藏本） 宋代马永卿撰写。这部书是他的杂记之书，但也多记述刘安世的话。开篇又以司马光的事情居首，书中也多次称述司马光，大概是因为他的学术渊源出自司马光。《宋史·艺文志》著录了此书，但晁、陈两家的书目却都没有收载。不过，袁文是建炎、绍兴年间的人，王楙是庆元、嘉泰年间的人，费衮是绍兴、淳熙、开禧年间的人。袁文《瓮牖闲评》驳正其中关于“印文五字”的一条，王楙《野客丛书》驳正其中关于“承露衰”的一条，费衮《梁溪漫志》驳正其中关于汉太公无名、母媪无姓的一条，可见这部书并非从未流传于世，只是晁、陈两家的书目偶然遗漏了它。书末称绍兴六年，大概是在南渡以后完成的。书中间或涉及杂事，但考证性的文字很多。例如根据《汉书》王嘉的封事，指出“书无教逸欲有邦”中的“教”应当作“敖”；指出陶潜《游斜川诗》中的“开岁倏五十”应当作“开岁倏五日”，《与殷晋安别诗》原本有十韵，传本错误地脱去一韵，苏东坡也误和成九韵；指出杜甫诗中“虬须十八九”这几个字出自《汉书·丙吉传》；指出韩愈《感二鸟赋序》中的贞元十一年误作十五年；又考订《曹成王碑》中的衍文和讹字以及《笺释句读》，指出《前汉百官表》中少府的“遵官”据《唐百官志》应当作“导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