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一 集部四

译又搜集各书编成《补遗》二卷；并把新定《年谱》一卷、陈振孙旧本《年谱》一卷，以及元稹《长庆集序》一篇、《旧唐书》本传一篇，一并置于卷首。又搜集各书中有关白居易诗歌的材料，分别在诗下作笺注。白居易的文集藏在东林寺，陆游《入蜀记》说宋代时已经散失，真宗曾命崇文院抄写校勘，用斑竹书帙包好，送到寺中；建炎年间又毁于兵乱。流传于世的版本，钱曾所说的宋本，已经不知道是否还存在。过去有明代武定侯家刻本，如今也很少见。世间流行的只有苏州钱氏、松江马氏两个版本，都颇有篇卷颠倒和文字讹误。胡震亨《唐音丁签》所收的，又按诗体琐碎分编，往往把同一题目拆分归入两卷，十分杂乱。立名所编的这个版本，考证和编排特别精密。它的笺释虽然不能每篇都完备，但引用材料详实可靠，也胜过诸家注本的铺陈分散、徒然混淆视听。大概在各种刻本中，尤其算是善本。此书成于康熙壬午年，朱彝尊、宋荦都为它作了序。△《鲍溶诗集》六卷、《外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鲍溶撰写。鲍溶字德源。元和四年考中进士。他任官的经历不详。鲍溶的诗在后世并不十分显著，但张为作《主客图》时，把鲍溶列为“博解宏拔主”；把李群玉列为“上入室”，又把鲍溶和司马退之二人同列入室之例。这样看来，他当时本来就受到极高的推重。他的诗集，宋代史馆旧本为五卷，误题为鲍防。曾巩开始依据《唐文粹》《唐诗类选》加以考订校正。又参照欧阳修的本子校勘，增加三十三篇。与旧本合计共二百三十三篇，分为六卷。晁公武《读书志》仍作五卷，说只存一百九十三篇，其余都散佚了。这个本子是江南叶裕家抄录的，卷首有曾巩校订后所作的序。现在核对所收内容，只有《集外诗》一卷与曾巩所说新增三十三首相合；它的正集比曾巩序中所说多一卷，但诗只有一百四十五首。大概是旧本残缺，传抄者把卷帙拆分开来，以凑足曾巩序中所说的卷数，却忘了《外集》一卷原本就在六卷之中。《全唐诗》所收比这个本子多十六首，比晁公武本多二首，但比曾巩本还少三十九首。这样看来，鲍溶诗集散佚的篇章很多。△《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内府藏本） 唐代杜牧撰写。杜牧字牧之，是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考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他的事迹附载在《新唐书·杜佑传》中。这部集子由他的外甥裴延翰编纂。《唐书·艺文志》记作二十卷。晁氏《读书志》又记载《外集》一卷。王士祯《居易录》说，旧藏的杜牧集只有二十卷，后来见到宋代版本，雕刻非常精美，而且卷数更多。考察刘克庄《后村诗话》，其中说：“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其中十八九篇都是许浑的诗。杜牧做官没有到过南海，但《别集》却有《南海府罢之作》。”这样看来，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续别集》三卷，所以王士祯才这样说。这个本子只附有《外集》《别集》各一卷，并有裴延翰的序；又有宋熙宁六年田概的序。与刘克庄所见的《别集》相比还少二卷，而且没有收录《南海府罢之作》。可见它又经过后人删定，并不是刘克庄所见的本子。范摅《云溪友议》说：“在此以前，李林宗、杜牧认为元、白诗体杂乱；那些崇尚清苦诗风的人对此加以讥笑，因此心中怨恨。杜牧又写文章说，近来有元、白诗风的人，喜欢写淫靡猥亵的话，煽动浮薄喧嚣；我恨自己官位还低，不能依法惩治他们。”《后村诗话》于是说杜牧的风情不浅。例如《杜秋娘》《张好好》等诗，（按：杜秋娘诗并不是艳情诗，刘克庄这句话很错误。） 至于“青楼薄幸”这样的句子，以及街吏报平安的诗句，与元、白相比又相差多少呢？这就好比用燕国去攻打燕国。他的说法确实有道理。《新唐书》也引用这件事来评论白居易。不过考察杜牧的文集，并没有这篇议论。只有《平卢军节度巡官李戡墓志》记载李戡的话说：“我曾经痛恨自元和以来，凡写元、白诗风的人，诗句纤弱艳丽而放纵失度。不是庄重之士、雅正之人，大多都被它败坏。流传到民间，张贴在屏风墙壁上；父子、女母彼此传授诵读。淫靡猥亵的话，无论冬寒夏热，都渗入人的肌骨，无法除去。我没有官位，不能依法治理这种现象。想让后代知道有发愤之人，于是把本朝以来类似古诗的作品选取若干首，编成三卷，题作《唐诗》，并作序来引导这种志向。”由此看来，这番话是李戡的观点，不是杜牧的观点。或许杜牧曾说过这样的话，到为李戡写墓志时，便借李戡之名发抒出来，所以范摅误以为是杜牧的话吧！平心而论，杜牧的诗比元、白更加放荡，但他的风骨确实超过元、白。他的古文纵横深厚，多切合经世致用的事务。《罪言》一篇，朱祁撰写《新唐书·藩镇传论》时，实际上全部加以抄录。费衮《梁谿漫志》记载：“欧阳修让儿子欧阳棐读《新唐书》列传，自己躺着听。读到《藩镇传叙》时，欧阳修感叹说：‘如果所有传记都像这篇一样，笔力就实在无法赶上了。’”能够辨识曲调而听出真意，大概不是偶然的。即使只论散文，杜牧也远胜元、白。看他的集中有读韩愈、杜甫文集的诗；又有《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说：“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这样看来，杜牧对于文章很懂得根本和枝末，所以应当轻视“长庆”诗体了。△《姚少监诗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姚合撰写。姚合是宰相姚崇的曾孙。考中元和十一年进士。调任武功主簿，又任富平、万年二县尉。宝应年间历任监察御史、殿中御史、户部员外郎。出任荆州、杭州二州刺史。

译后来任户部、刑部郎中、谏议大夫，以及陕州、虢州观察使。开成末年，姚合死于秘书少监任上。然而诗论家都称他为“姚武功”，他的诗歌流派也称为“武功体”。因为他早年作有《武功县诗》三十首，世人传诵，所以相沿称呼而不能改。姚合编选《极玄集》，取舍极其精审；他自称所收作者是“诗家射雕手”，评论者认为并非虚夸。他自己的创作则刻意苦吟，深入搜求物象，力求达到古人未曾达到的境界。张为作《主客图》，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把姚合列为“入室”。但姚合的诗格与李益并不相同，不知为什么这样说。他的诗集在北宋并不显著，到南宋“永嘉四灵”才开始奉他为宗师。其末流在琐碎事物上描写景物，在偏僻之处寄托情感，于是受到评论者排斥。然而这是因为仿效者拘泥于一家，沿着这条路越走越低下，未必一定要追究创始者，不能因为后来者失当就连创始者也一概惩斥。这个本子是毛晋刻印的。按类别编排，唐人从来没有这种体例，大概是宋人重新编排的。毛晋跋文说这是浙本，还有川本，编排次序略有不同；又说得到宋治平四年王颐石刻的《武功县诗》三十首，其次序和字句都有不同。这样看来，它显然不是唐代的旧本。△《李义山诗集》三卷（内府藏本） 唐代李商隐撰写。李商隐字义山，是怀州河内人。开成二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后任秘书省校书郎，调任弘农尉。会昌二年又因书判优异而中选。王茂元镇守河阳时，征召他任掌书记。他历任幕府佐职，最后任东川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事迹详见《唐书·文艺传》。李商隐的诗与温庭筠齐名，文辞都繁丽华美。但温庭筠多写绮罗脂粉之词，而李商隐感慨时事、忧伤世事，还颇有《诗经》“风”诗的旨趣。所以蔡宽夫《诗话》记载王安石的话，认为“唐人能够学习杜甫而得到其藩篱的，只有商隐一人”。从宋代杨亿、刘子仪等人沿袭他的余波，创作《西昆酬唱集》以后，诗坛便有了“西昆体”。这导致伶官讥笑诗人只是剽窃。刘攽在《中山诗话》中记载了这件事，作为谈资。元祐年间的诸位作家起来加以矫正。整个宋代，作诗的人都不以李商隐为宗法对象。胡仔《渔隐丛话》甚至摘取他的《马嵬》诗、《浑河中》诗，斥责为浅近。后来江西诗派逐渐流于生硬粗鄙，诗坛又回过头来讲求温庭筠、李商隐。自释道源以后，给李商隐诗作注的共有好几家，大多刻意推求，务求作深奥的解释，认为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另有寓意，而对《无题》诸篇的穿凿附会尤其严重。现在考察李商隐《府罢》诗中有“楚雨含情皆有托”一句，可见他确实曾借夫妇关系比喻君臣关系，并且亲自说明过这种写法。然而《无题》诗中确实有寄托的，例如“来是空言去绝踪”这一类；有故意写成艳情诗体的，例如“近知名阿侯”这一类；有确实属于狎邪之作的，例如“昨夜星辰昨夜风”这一类。有的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题旨，例如“万里风波一叶舟”这一类；有的本来与《无题》相连，却被误合为一首，例如“幽人不倦赏”这一类。他把开头两个字摘出来作为题目，如《碧城》《锦瑟》等篇，也属于同样的情况。若一概用“美人香草”的比兴来解释，实在违背了原意。至于流俗传诵的作品，大多只收录那些绮丽艳情的诗；例如集中《有感》二首，选本从来没有涉及。只取他的短处而遗漏他的长处，就更加失当了。△《李义山诗注》三卷、《附录》一卷（通行本） 本朝朱鹤龄撰写。朱鹤龄有《尚书埤传》，已经著录。李商隐诗以前有刘克、张文亮两家的注本，后来都失传了。所以元好问《论诗绝句》中有“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这样的说法。（按：西昆体是宋代杨亿等人模仿李商隐诗歌形成的诗体，元好问竟把李商隐说成西昆体，实在错误，谨在此附带订正。）明末释道源开始为李商隐诗作注。王士祯《论诗绝句》所谓“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就是为道源这部注作的。可是他的书虽然征引繁多，实际上杂乱冗长而不得要领，多半没有理解古人的本意。朱鹤龄删取其中十分之一，补辑十分之九，编成这部注本。后来注释李商隐集的，如程梦星、姚培谦、冯浩诸家，大体都以朱鹤龄本为蓝本，并补正其中的缺漏错误。只是朱鹤龄认为，李商隐因为娶了王茂元的女儿，受到令狐綯排挤，终身沉沦，这不过是文士轻率选择仕途、苟且顾目前的常见情形。朱鹤龄却一定要认为王茂元是李德裕一党，令狐綯父子是牛僧孺一党；李商隐跟随王茂元，是识时务而择所依附的明智，也是公正无私。那么，令狐楚势盛之时，李商隐为什么又跟随他学习呢？令狐綯与李商隐结仇以后，为什么又多次替他上表陈情？新、旧《唐书》的记载清楚地摆在那里，朱鹤龄的议论未免只是回护之辞。至于他说李商隐的诗寄托深微，多寓含忠贞和愤懑，不同于温庭筠、段成式绮丽香艳的诗句，则见解特别深刻，是历来评论者所未曾达到的。只是他所作年谱，对于李商隐的仕进出处和当时事变多有疏漏，所以常被冯浩注本纠正。又如《有感》二首，是歌咏文宗甘露之变的诗，朱鹤龄引用钱龙惕的笺注，认为李训、郑注是奉天讨伐、为国难而死；这显然是触及明末宦官祸乱，有所感发而发的议论，与诗中“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等句明显相悖，实在失去了李商隐的本意。又把《有感》另一首所谓“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的诗句，竟然解释为称兵攻打宫阙、期待刘从谏。难道连汉代十常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没有听说吗？朱鹤龄又引用钱龙惕的话而不加以驳正，也未免牵强迁就其说。但总的宗旨是，对可以知道的加以贯通，对不知道的就承认缺略，绝不牵强附会于新、旧《唐书》，务求穿凿解释。他破除陷阱、廓清混乱的功绩，本来就超过诸家之上了。△《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通行本） 本朝徐树穀作笺，徐炯作注。徐树穀字艺初。康熙乙丑年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

译徐炯字章仲。康熙壬戌年进士。官至直隶巡道。二人都是昆山人。考察《旧唐书·李商隐传》，称李商隐有《表状集》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称李商隐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文赋》一卷。《宋史·艺文志》称有《李商隐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别集》二十卷、《诗集》三卷。如今只有《诗集》三卷流传，《文集》都已散佚。国初吴江朱鹤龄开始搜集各书，编成五卷，但缺少表状这一体。康熙庚午年，徐炯任福建主考，在林佶处得到这个本子。他采集《文苑英华》所载的各篇表状加以补充，又补入《重阳亭铭》一篇，于是成为今本。朱鹤龄原本虽然略作解释，但疏漏很多，大概还是尚未完成的稿本。徐树穀因此广泛考察史籍，考证当时事迹，为它作笺；徐炯又考索其中的典故和训诂，为它作注。其中《上崔华州书》一篇，徐树穀断定不是李商隐所作。近来桐乡冯浩的注本，则辨明这篇文章是开成二年春初所作。崔华州是崔龟从，不是崔戎；所以贾相国是贾餗，不是贾耽；崔宣州是崔郸，不是崔群。冯浩引用《唐书》的纪传材料，考证徐树穀的错误和疑点。又有《重阳亭铭》一篇，徐炯依据《全蜀艺文志》采录进来；冯浩注本则辨析说，碑末的结衔和乡贯都值得怀疑。可知这是旧碑漫漶不清，杨慎伪造补写使它完整。冯浩援引杨慎伪补的《樊敏碑》《柳敏碑》，证明徐炯轻信了错误材料。又根据《成都文类》采录《为河东公上西川相国京兆公书》一篇以及逸句九条，都足以补正这个本子的疏漏。不过《上京兆公书》只是案牍文字，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逸句尤其无关大旨。因此仍然把这个本子著录在这里。△《温飞卿集笺注》九卷（内府藏本） 明代曾益撰写，顾予咸补辑，他的儿子顾嗣立又重新订正。凡是注中没有署名的，是曾益的原注；署有“补”字的，是顾予咸的注；署有“嗣立案”的，是顾嗣立续作的注。曾益字予谦，是山阴人。这部书成于天启年间。顾予咸字小阮，是长洲人。顺治丁亥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员外郎。顾嗣立字侠君。康熙壬辰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改任中书舍人。他曾作注，但错误很多。例如，《汉皇迎春词》明明是歌咏汉成帝时的事情，却把“汉皇”解释成汉高祖；《邯郸郭公词》是北齐乐府，旧题中的“郭公”指傀儡戏。旧本误把“词”写成“祠”，于是又牵强附会地引用东京郭子仪祠来解释这个“祠”字的讹误。嗣立全都加以订正，考证颇为详细严密。不过，他常常引用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的诗来作注。虽然李善注《洛神赋》时，因“远游履”三字引用《繁钦定情诗》作证，古人本来就有这种做法；但是硬说《夜宴谣》的“裂管”二字是用了白居易“翕然声作如管裂”一句，《晓仙谣》的“下视九州”四字是用了李贺“遥望齐州九点烟”一句，《生禖屏风歌》的“银鸭”二字是用了李商隐“睡鸭香炉换夕薰”一句，看起来似乎并不是这样，这也是他的一处缺点。唐代《艺文志》记载，庭筠有《握兰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诗集》五卷、《汉南真稿》十卷。《宋志》的记载也相同。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作《飞卿集》七卷。陆游《渭南集》中又有《温庭筠集跋》，说他父亲收藏的旧本以《华清宫》诗为首，其中有《早行》诗。后来得到蜀本，才发现《早行》诗已经散佚。《文献通考》却说：“温庭筠《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可见宋代刻本已经不是同一个本子了。曾本合为四卷，题名《八叉集》，把他作赋时的事情用来命名他的诗集，颇为杜撰。嗣立作的这个注本说，他依据所见的宋刻本，将诗集分为七卷、别集一卷，以恢复原来的编次。怀疑这就是《通考》所记载的本子。他又说，采集《文苑英华》《万首绝句》所收的诗，编为《集外诗》一卷，比曾本稍微完备一些。然而总的说来，仍然不是唐本的原貌。《丁卯集》二卷、《续集》二卷、《续补》一卷、《集外遗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唐代许浑撰。许浑字用晦，是武后朝宰相圉师的后代。考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圉师属于安陆许氏；许浑是他的后代，也应当出自安陆。陈振孙《书录解题》却说许浑是丹阳人。看他的诗集中《送王总归丹阳》一诗，其中说：“请你把家书寄来报信，旧居那里还有故人知道。” 他的家在丹阳，正如李白世系出于陇西而成为蜀人一样。许浑在大和六年考中进士。曾任当涂、太平二县令，因病免职。后来起任润州司马。大中三年任监察御史，历任虞部员外郎、睦州刺史、郢州刺史。题为《丁卯集》，是因为润州有丁卯桥，许浑的别墅就在这里，于是用它命名诗集。集中有《夜归丁卯桥村舍》一诗。《新唐书·艺文志》作二卷，晁氏《读书志》也作二卷。陈氏《书录解题》注说，蜀本有《拾遗》二卷。现在的《续集》，应当就是陈氏所说的《拾遗》，只是被后人改了题名。它的《续补》和《集外遗诗》，又是后人搜集增补进去的。只有晁氏说，近来得到许浑诗集的完本，共五百篇，仍然只有二卷。这个本子的篇数虽然相合，但卷数不同，大概总之都不是宋人刻本的原貌了。毛晋汲古阁刻本也是二卷，但诗只有三百多篇，怀疑就是晁氏所见的本子。《读书志》或许把“三”误作“五”，也未可知。因为这个本子比毛本完备，所以舍弃毛本而著录此本。《文泉子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译唐代刘蜕撰。刘蜕字复愚，长沙人。大中四年考中进士。咸通年间官至左拾遗，后来被贬为华阴令。考察王定保《唐摭言》，记载说：“刘纂是商州刘蜕的儿子，也擅长写文章。”这样看来，刘蜕应当是商州人。孙光宪《北梦琐言》又记载说：“刘蜕，桐庐人，官至中书舍人。有一件事，是他奉父亲之命，死后不接受祭祀。”所记载的籍贯和官爵又不相同，有人怀疑是另一个刘蜕，但详情已经无法考明。这部集子前面有刘蜕自序，说：“自从穿褐衣以来，从辛卯年以后、辛丑年以前，把那些寄托于古今上下之间的微言和意旨收集起来，编为内篇、外篇。又把那些怨愤压抑以及涉及仁义的颂、记等文章杂收为各篇。事物不能永远混杂在一起，所以分为十卷。分开以后又不能没有名称，所以给它命名为《文泉》。大概是把九流的宗旨广泛融会称为‘文’，再配上永不枯竭的意义称为‘泉’。山崖深谷凝结成珠玉，如果昏暗了，就将用它来救济；雨雷使黍稷等祭品丰盛，如果干旱了，就将用它来救济。难道是把它寄托在空泛的言语上吗！” 看他命名的含义，可以知道他的自负确实很深。他的《文冢铭》最为世人传诵。其他文章也都以扬雄为根本，多有奇特深奥之处。比孙樵的文章更险峻，比樊宗师的文章更平易。大旨与元结相近。他想挽回末世的风俗，使它返回古道。不过，他所谓的古道，大多归宗于老氏，并不完全符合圣贤的轨范；而且文辞多含恼怒愤懑，也不是仁义和蔼可亲的旨趣。然而唐朝末年，众人相率写织采排偶一类的文章，只有刘蜕毅然以恢复古文自任，也可以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高彦休《唐阙史》记载：“刘蜕能够辨别齐桓公盎的伪造。”可见他的学问大概是有根基的。《旧唐书·令狐楚传》记载：“咸通二年，左拾遗刘蜕极力论述令狐綯的儿子滈依仗权势、收受财物的罪行，因此获罪，被贬为华阴令。”这样看来，刘蜕在当时本来就是风操刚正、声望卓著的人，他的文章不同凡俗也是理所当然的。他的文集原有十卷，如今已经失传。这个本子是崇祯庚辰年福建人韩锡编成的，只得到一卷。大概是从《文苑英华》等书中采录出来的，并不是原来的卷帙。保存它，是为了存留唐代文章中的一家，姑且可以借此看见大概而已。《梨岳集》一卷、《附录》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唐代李频撰。李频字德新，寿昌人。大中八年考中进士。调任秘书郎，累次升迁至建州刺史，死在任上。建州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在梨山建立祠庙。事迹详见《唐书·文艺传》。李频是姚合的女婿，但他的诗另有自己的风格，不属于武功诗派。这部编本原名《建州刺史集》。后人敬奉李频的神灵，把梨山尊称为梨岳，诗集也因此改名。起初很少有传本。真德秀从三馆得到此本，想要刊刻却没有成功。嘉熙三年，金华人王埜才找到旧本并刻版。元元贞年间以及后至元年间，李频的后裔邦材、会同，明永乐年间河南人师祐，正统年间广州人彭森，先后四次重刊。这部本子就是正统刻本。共有诗一百九十五首，比《全唐诗》所收少八首。其中《送刘山人归洞庭》一首，在卷中出现两次，只有开头两句略有不同。又有《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一诗，误题作《送宋震先辈赴青州》。题目和诗文完全不相应，远不如席氏《唐百家诗》本完备。末尾是《附录》，收录历代庙祀敕书、碑记以及刻诗序跋。张复、彭森的两篇序都说，初刻本出自真德秀；这与王埜序所说真德秀想刊刻却没有成功相互矛盾，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传闻有所讹误吧？王士祯《居易录》说：“诗人成为神灵，没有比李频更显著的。”不过，李频的诗本来就写得好；他成为神灵，是由于政绩的缘故，不是由于文章的缘故。《李群玉集》三卷、《后集》五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唐代李群玉撰。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大中八年到朝廷进献诗作，被授予弘文馆校书郎。他的文集开头收有李群玉的《进诗表》、令狐綯的荐状以及郑处约所撰的制词。表中说，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共四通，合计三百首。考察刘禹锡所作《柳宗元集序》，说有三十二通。（按：今本作四十五通，是后人追改的。）这样看来，唐代以一通作为一卷。现在的本子分为三卷，已经与表文不相合。表中又说有三百首，而今本《正集》只有一百三十五首，《外集》也只有一百一十三首，合计不足三百首。看中卷末尾有《出春明门》一首，自注说：“当时请假回乡。”由此可见，这部集子虽然仍按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分类，但已经兼收他做官以后的诗，不再是当初进献给朝廷的原本了。《太平广记》记载李群玉遇见湘君的事情，十分奇异。相关诗篇如今载在《后集》第三卷。然而前一首是凭吊古迹之作，没有轻薄亵慢的意思；后一首写的是当时的棹女和二妃，尤其没有关系。何况李群玉虽然放达风流，难道也敢凭空编造言语，亵渎神明，污蔑古代圣人吗？大概是因为他的诗当时流传诵读很广，小说家便编造出这件事来附会罢了。洛神被讹传为感甄，李善甚至还引用这件事来注释《文选》。世俗传说和绘画一样，往往就是如此，不能据此当作实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三卷〕 何况群玉虽然行为放诞、风流不羁，难道又怎敢捏造言语，亵渎神明，污蔑古代圣人呢！大概只是因为他的诗当时广为传诵，小说家便据此编造这件事来附会罢了。把《洛神》讹传为“感甄”，连李善都引用它来注释《文选》。民间传说和丹青图画往往就是这样，不能把它们当作实录。《孙可之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唐代孙樵撰。孙樵字可之，又字隐之，自称关东人。函谷关以外地域广大，不知道他的籍贯究竟属于哪个郡县。大中九年考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僖宗巡幸岐、陇时，奉诏前往行在，升任职方郎中、上柱国，并赐紫金鱼袋。《新唐书·艺文志》《通志》《通考》都记载孙樵有《经纬集》三卷。《书录解题》说孙樵自己作序，共三十五篇。这个本子共十卷，是毛晋汲古阁刊刻的，说是王鏊从内阁抄出。前面收有孙樵自序，序中说：“我收藏图书五千卷，常常亲自探究研讨。年幼时就擅长文章，掌握了写文章的真正诀窍。广明元年，皇帝避乱前往岐、陇，朝廷因为巡察蜀国，文物由此兴盛，评定朝廷议论，表彰我的才华和品行。于是检阅自己所写的文章以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等，得到二百多篇，选取其中值得观览的三十五篇。”这些话与陈振孙的说法相合。序中又说：“编成十卷，收藏在箱笥之中。”这却与三卷的说法完全不同。近来汪师韩的文集中有一篇《孙文志疑序》，因而认为孙樵的文章只有《唐文粹》所收的《后佛寺奏》《读开元杂记》《书褒城驿》《刻武侯碑阴》《文贞公笏铭》《与李谏议行方书》《与贾秀才书》《孙氏西斋录》《书田将军边事》《书何易於》十篇是真的。其余十五篇都是后人伪作。然而，卷数和篇章的分合，古书中常有这种情况，不能凭此判定真伪。而且师韩并没有别的确凿证据，只根据文字和格局来判断，尤其不足以作为定论。孙樵《与王霖秀才书》说：“我曾经从来无择那里得到写文章的真正诀窍，来无择又从皇甫持正那里得到，皇甫持正又从韩吏部退之那里得到。”他在《与友人论文书》中又这样说。现在考察这三家的文章，韩愈包容融会众家之言，自然而高古；皇甫湜则稍微有意追求奇特；孙樵比皇甫湜更加用力追求奇特，显出这种姿态。他越是有意求奇，难道正是因此不如前人吗？《读书志》引用苏轼的话，说：“学习韩愈而没有达到的人是皇甫湜，学习皇甫湜而没有达到的人是孙樵。”这番评论十分精微。毛晋在这部集子的跋中却认为苏轼的话不对，见识实在浅薄。《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诗》一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唐代曹邺撰。曹邺字邺之，阳朔人。明代蒋冕的序说：“大中年间考中进士。由天平节度掌书记逐步升任太常博士、祠部郎中。官做到洋州刺史。”然而郑谷《云台编》中有《送曹邺吏部归桂林》一诗，可见他又曾任吏部官职。蒋冕的考证并不完备。《唐书·高元裕传》记载：“曹邺任太常博士时，议论高璩赠谥的事情，他的论说非常伟大。”但他的诗却多是哀叹年老、感慨地位卑微的作品。大概是命运坎坷、仕途不遇，晚年才成名。因此他一生的寄托，都不超出这个意思，不只是韦悫所说的《四怨》《三愁》《五情》等篇。等到考中进士以后，《杏园席上同年》诗说：“匆匆走出九衢，童仆的脸色也不同了。”《献恩门》诗说：“姓名像鸟一样飞传，几天便传到了越地。”《寄阳朔友人》诗说：“桂林应当生长千年桂树，却不知道要等到月影当空、月亮开放。我到了月中取得种子，为你移植到故乡栽种。” 又是多么浅薄啊。张为编《主客图》，曹邺位列其中，可见他当时也受到文士推重。他的《读李斯传》和《始皇陵下作》两首诗，有些选本选录了它们。但都没有深刻的意趣。《唐志》记载曹邺文集三卷。如今只有二卷，难道是其中有佳作散佚了吗？既然流传已久，姑且保存下来，以备作为一家之言也可以。末尾附有《曹唐诗》一卷。曹唐字尧宾，桂林人。起初做道士。大和年间还俗，考中进士。后来多次被各府征召担任从事。他的《游仙诗》最为著名。大概是取法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诗，铺陈扩展为众多女仙，分别仿拟赠答。不过各篇虽然更换了姓名，语言和意思却大致相同，实际上并不是杰出的作品。《唐志》记载他的文集也是三卷。蒋冕没有找到曹唐的原本，于是搜集各类选本，汇编成一卷，附在曹邺诗集后面。因为两人都是粤西出身。《麟角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唐代王棨撰。王棨字辅之，福清人。咸通三年考中进士。官至水部郎中。黄巢之乱以后，不知他的结局。唐代选取士人，科目很多，但最受重视的只有进士。进士科考试中的诗赋，《文苑英华》收录得很多。然而有些人的诗赋并不见于他们自己的文集中。例如李商隐凭《霓裳羽衣曲》诗考中进士，但《玉溪生集》中没有这首诗；韩愈凭《明水赋》考中进士，而他的这篇赋却在《外集》中。能够以他自己的文集流传于世、并流传到今天的，只有王棨这部编集。共有律赋四十五篇。王棨的八世孙、宋代著作郎蘋又从馆阁中得到王棨的省试诗，抄录下来附在集后，共二十一篇。题为《麟角》，大概是取《颜氏家训》中“学如牛毛，成如麟角”的意思，也含有考中进士如同登仙之意。集中的佳作，大多已经收录在《文苑英华》中。虽然科举考试的文章与著述无关，但当时的文风，大略可以从这里看出来。把它们记录保存下来，也足以作为文章的一种体式。《皮子文薮》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唐代皮日休撰。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人。居住在鹿门山，自号醉吟先生。考中咸通八年进士。官至太常博士。《唐书》说他投降黄巢，后来被黄巢杀害。尹洙《河南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却说：“日休为躲避广明之乱，逃奔钱氏。其子光业，做了吴越丞相；光业生璨，做了元帅判官；子良就是璨的儿子。”陆游《老学庵笔记》也根据皮光业碑，认为皮日休最终死于吴越，根本没有陷入贼军之事。这些说法都与史书完全不同，不知道究竟哪一种才是真的。这部书就是他的文集。

译自序说：“咸通丙戌年没有考中进士，退居回到州中别墅，编排自己的文章。打开箱子，文章杂多而繁盛，像薮泽一样，于是命名为《文薮》，共二百篇。”宋代晁公武说，他尤其擅长箴铭。现在看集中书、序、论、辨等文章，也大多能够以经术为根本。他的《请孟子立学科》《请韩愈配飨太学》两篇奏书，在唐人中尤其具有卓越见识，不能只把他当作擅长辞章的人。集中诗歌只有一卷，大概是已经见于《松陵唱和集》的便不再重复编入，也和《笠泽丛书》的体例一样。王士祯《池北偶谈》曾摘录其中《鹿门隐书》一条、《与元徵君书》一条，两条中都在句子里连续使用“世民”二字，认为这是没有避唐太宗名讳。现在考察，确实如此。但后人传抄古书，往往会改换其中的避讳字。怎么知道皮日休原本中“世”字不是写作“代”，“民”字不是写作“人”，而是今本把它们改成了这样呢？因此，这一点本来不足以成为责难皮日休的理由。《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内府藏本）。唐代陆龟蒙撰写。陆龟蒙有《耒耜经》，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陆龟蒙自己编成的。因为内容丛杂琐碎，所以名为《丛书》，以甲、乙、丙、丁排列。后来又有《补遗》一卷。宋元符年间，蜀人樊开始作序并刊刻。政和初年，毗陵人朱衮又重新校订刊行，只分为上、下二卷，连同《补遗》共三卷。这个本子是元末陆龟蒙的后裔德原重新刻印的。它已经按照蜀本厘定为四卷，但序文仍依照毗陵本写成三卷，这是偶然的文字错误。王士祯《渔洋文略》中有这部书的跋，说他得到都穆重刊的蜀本，书中记载《锦裙》在丙集，《迎潮词》在丁集。但这个本子中《锦裙》在乙集，《迎潮词》在丙集，编排次序也没有完全依照蜀本旧式，怀疑是德原又有所窜改错乱。陆龟蒙和皮日休相互唱和，见于《松陵集》的作品，工力完全相当，很难判定谁优谁劣。只是杂文方面，陆龟蒙的小品文较多，不如皮日休《文薮》中有时能提出宏伟的议论。不过，陆龟蒙的闲情别致，也自成一家，所以各自发挥所长，本来并不妨碍。△《甫里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唐代陆龟蒙撰写。陆龟蒙著作颇为丰富，收入《笠泽丛书》的作品卷数不多。即使《松陵集》也只是收录唱和之作，并不完备。宋宝祐年间，叶茵开始从各书搜集，得到遗诗一百七十一首，加上两书所载的四百八十一首，共六百五十二首，编为十九卷。又附有附录，总共二十卷。林希逸作序，刻版放置在义庄。年代久了，版片有所缺失。明成化丁未年，昆山人严景和重新刊刻。严本在附录中增加了胡宿所撰《甫里先生碑铭》一篇，由陆釴作序。万历乙卯年，松江人许自昌又取严本重刻，在附录中继续增加范成大《吴郡志》一条、王鏊《姑苏志》一条，其余诗十三卷、赋二卷、杂文四卷，则完全依照旧有次序。这就是现在的本子。叶本所附《颜萱过张祐丹阳故居诗序》，只是陆龟蒙特意请颜萱唱和而作，其事不应附在这部集子中。胡宿的碑铭，《姑苏志》说碑已经亡佚；严氏所收，却有全文。想来成化年间胡宿的文集还没有散失。希逸序中辨析诏令授予拾遗一事，极为精确详尽，足以证明《新唐书》记载有误。叶茵对于杨亿《谈苑》所记弹鸭一事，反复辨说此事必定没有，实在是多余。文人偶尔游戏，又和贤能与否有什么关系呢？竟把它当作污点而加以避讳，也未免太迂腐拘泥了。△《咏史诗》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代胡曾撰写。胡曾是邵阳人。《文苑英华》载有他的两篇启，都是向方镇求荐的作品。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在咸通末年担任汉南从事。何光远《鉴戒录》“判木夹”一条记载，高骈镇守蜀地时，胡曾任记室，曾经起草檄文，告谕西山八国。看来他最终是在幕府中任职。这部编集杂咏历史事件，各以地名为题。从共工的不周山写到隋代的汴水，共一百五十首。《文献通考》记载为三卷。这个本子不分卷数，大概是后人合编在一起的。他的诗寄托兴意颇为浅薄，格调也低下。何光远称其中《陈后主》《吴夫差》《隋炀帝》三首。不过，在唐人诗作中，也算不上杰出。只是它追述兴亡，存有劝戒之意，主旨并不违背《诗经》作者的传统罢了。每首诗下面都抄录史书材料，分别为之作注。前后没有序跋，也没有记载注者姓名。看所引用的材料，似乎出自南宋人之手。例如《钜桥》诗中“遂作商郊一聚灰”一句，注文说：“周武王打开鹿台的财物，散发钜桥的粮食，大量赏赐天下，于是百姓都喜悦归服。”诗句说的是把商郊变成一堆灰，并不是这个意思。又如《渭滨》诗中“当时未入非熊梦”一句，注文说：“旧本作‘非罴’，俗本错误，后世没有人知道应当改正。”其中也偶尔有辨驳订正之处，但见识浅陋得厉害。例如《洞庭》诗吟咏黄帝自称指挥奏乐一事，注文却放置《庄子》原文不引，而引用《史记》中鼎湖的说法，未免连眼前的文意也没有看清。只不过因为旧本保存着这种写法，所以姑且保留下来罢了。△《云台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郑谷撰写。郑谷字守愚，是宜春人。光启三年考中进士。乾宁年间官至都官郎中。郑谷的父亲曾任永州刺史，和司空图同在一个官署。司空图见到郑谷，立即认为他非同寻常，说他应当成为一代诗文的主宰。郑谷的诗名在唐末很盛，许多人传诵吟咏，称他为郑都官。史书没有为他立传。他的事迹在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可以看到不少。《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郑谷著有《云台编》三卷、《宜阳集》三卷。如今《宜阳集》已经亡佚，只有这部编集保存下来，所收诗约三百首。之所以称为《云台编》，据郑谷自序说：“乾宁初年，皇上巡幸三峰，朝见之余有许多空闲，我寄居在云台道舍，于是把所记之事编成此书。”这大概是昭宗巡幸华州时的事。

译郑谷凭《鹧鸪》诗得名，甚至有“郑鹧鸪”的称号。但他的诗格调低下，第七句“相呼相唤”几个字尤其重复。寇宗奭《本草衍义》引用时作“相呼相应”，这样几乎没有语病，但也算不上上乘之作。方回《瀛奎律髓》又说郑谷的诗大量使用“僧”字，共有四十多处。郑谷自己有诗句说“诗无僧字格还卑”。这和张端义《贵耳集》所说“诗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觉得有清雅意味”一样，都是在雅致中夹杂俗套。不能轻率地把它们说成美谈。至于其他作品，往往在风格声调之外，又别有意味。删去其中肤浅的部分，选取精华之作，他固然也算是晚唐的巨擘了。△《司空表圣文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代司空图撰写。司空图是河内人。“表圣”是司空图的字。僖宗时任知制诰，为中书舍人。不久辞去职务，晚年自号耐辱居士。朱全忠召请他，他坚决拒绝出仕。等到朱全忠僭越称帝，他于是绝食而死。《新唐书》把他列入《卓行传》。他所著的诗集另行流传于世。这十卷是他的文集，就是《唐志》所说的《一鸣集》。他的文章还保留着唐代的旧有格调，没有五代文章猥杂的习气。集中《韩建德政碑》一文，《五代史》说：“乾宁三年，昭宗巡幸华州时所立；回到朝廷后，才封韩建为颍川郡王。”但碑文称它立于乾宁元年，并且已经写韩建为颍川郡王，大概是史书记错了。当时韩建正强横跋扈，昭宗不得已才称誉他。司空图奉诏作文，文辞中多有告诫训饬之意，足以看出他的刚正气节。集中又有《解县新城碑》，是替王重荣所作；《河中生祠碑》，是替王重荣的弟弟王重盈所作。宋祁于是说王重荣父子很敬重司空图，司空图曾经替他们作碑。如今考察这些文章，也都是奉诏所作，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不能拿这件事作为司空图的过错。陈继儒《太平清话》记载耐辱居士《墨竹笔铭》，这部集子中没有。铭文序说：“咸通二年，我考中进士，得以任职史馆。”按照唐代制度，进士没有立即进入史馆任职的。司空图在咸通末年考中进士，后来出外依附王凝，任幕职，他的本传记载得很清楚，哪里有任职史馆的事情？序文又说：“后来召入授任礼部员外郎，升任知制诰，不久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兼任礼部、户部二侍郎，没有一天不和竹子相对。”按序文所说，墨竹种在长安。司空图任知制诰、中书舍人，是僖宗驻跸凤翔的时候；他任兵部侍郎，又是在昭宗驻华州的时候。怎么能够和竹子相对呢？何况司空图身为唐臣而死，享年七十二岁；序文却说“现在是梁庚寅年，我已经八十二岁了”。这篇序确实是伪作，因而更加清楚。这部编集的前后八卷，都题作《杂著》。只有第五卷、第六卷单独题作《碑》。实际上其他各卷也有碑文，分类体例很是杂乱。旧本就是这样，现在姑且仍旧保留。△《韩内翰别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韩偓撰写。《唐书》本传说韩偓字致光。计有功《唐诗纪事》作字致尧。胡仔《渔隐丛话》说字致元。毛晋为这部集子作跋，认为不知道哪一个正确。考察刘向《列仙传》称偓佺为尧时的仙人，尧曾跟随他求问道理，那么韩偓字致尧在义理上是相合的。致光、致元都是因为字形相近而产生的错误。韩偓世代是京兆万年人。他的父亲韩瞻，和李商隐同年考中开成四年进士，又都做了王茂元的女婿。李商隐集中所说的“留赠畏之同年”，其中的“畏之”就是韩瞻的字。韩偓十岁就能作诗。李商隐集中所说的“韩冬郎即席得句，有老成之风”，说的就是韩偓。韩偓也在龙纪元年考中进士。昭宗时官至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他触犯了朱全忠，被贬为濮州司马，又贬为荣懿尉，调任邓州司马。天祐二年恢复原官。韩偓厌恶朱全忠的叛逆行为，不肯入朝任职。他避居外地，进入闽地，依附王审知，最终在那里去世。韩偓任学士时，对内参与秘谋，对外争论国家大事，多次触犯逆臣的锋芒。在生死患难面前始终不改，百折不挠。他晚年的操守也属于管宁一类，实在是唐末的完人。他的诗虽然受到时代风气的限制，浑厚程度不如前人，但忠贞愤懑之气时时流露在字句之外。他性情真挚，风骨自然劲健。诗作慷慨激昂，和当时萎靡柔弱的声调大不相同。他在晚唐诗人中，也可以说是文坛的凤凰了。即使《诗经》风雅发生变化，圣人也没有废弃它，又何必一定要用一种标准来约束呢？《唐书·艺文志》记载韩偓的集子一卷、《香奁集》一卷。晁氏《读书志》说韩偓诗二卷，《香奁集》没有记载卷数。陈振孙《书录解题》说《香奁集》二卷，《入内廷后诗集》一卷，《别集》三卷。各家著录互不相同。现在这个抄本既称《别集》，又注作《入内廷后诗》。但集中的诗又不全是在入内廷以后所作，怀疑是后人搜集编成此书，按照年代编排，并不是韩偓的全集。△《唐英歌诗》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吴融撰写。吴融字子华，是越州山阴人。龙纪元年考中进士。昭宗时任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制诰。事迹详见《新唐书·文艺传》。吴融和韩偓同任翰林学士，所以韩偓有《与融玉堂同直》诗。但两人唱和的作品只有一两篇，原因不详。若从立身行事的根本来评论，韩偓心系朝廷，竭力谋求匡正辅弼，凭一个体弱的文士身份却毅然抵挡逆党的凶锋，他诗中所说“报国危曾捋虎须”，确实不是虚言。他的纯忠亮节，远远不是吴融所能相比。若从文章工拙来评论，吴融的诗音节谐和典雅，还保有中唐遗风，比韩偓略胜一筹。在天祐年间的诸位诗人中，他的闲适旷远不如司空图，深沉真挚不如罗隐，繁富丰赡不如皮日休，奇特峭拔不如周朴。但除此之外的作者，实在很少有能和他并列的。《唐书》本传说，昭宗恢复帝位后，吴融在御前跪着起草十多道诏书，不一会儿就写成了，意思详尽，措辞恰当。《唐诗纪事》又说，李巨川替韩建起草谢表，拿给吴融看。吴融吟诵完，立即写成一篇，李巨川赞赏感叹不已。看来在当时，他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玄英集》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唐代方干撰写。方干字雄飞，是新定人。他是章八元的外孙。凭诗名闻于江南。咸通年间参加一次科举考试而未中，于是隐遁在会稽。死后，宰相张文蔚请求追赐那些沉沦失意的名儒进士出身，共十五人，方干也在其中。这部集子前面有乾宁丙辰年中书舍人、祁县人王赞所作的序，又有安乐人孙郃所作的小传。之所以名为《玄英》，是因为方干的私谥为玄英先生。何光远《鉴戒录》称方干作诗锤炼字句，每个字都没有失误；吟咏系连风雅，体察事物的道理。孙郃的小传也称赞他高峻坚实、挺拔不群。大概他的气格清新高远，意趣闲适旷远，在晚唐纤弱靡丽、浅俗鄙俚的风气中，独能振作自立，所以当时受到广泛推重。不过他的七言诗浅薄柔弱，比五言诗逊色。《郝氏林亭》之外，佳句不多，这又是时代风气对他的限制。王赞序说，方干的外甥杨弇以及门僧居远搜集编缀遗诗三百七十多篇，分为十卷。《唐书·艺文志》的记载也相同。这个本子是明嘉靖丁酉年方干后裔廷玺重刊的，只分为八卷，收诗三百零七篇。卷目全都不是原来的旧式。近来洞庭席氏《百家唐诗》所依据的是宋刻本，虽然仍作十卷，但诗也只有三百十六篇。《全唐诗》搜集散佚的作品，增加到三百四十七篇。但最终仍和王赞序所说的原数不相符合。大概流传时间既久，散失残缺的作品很多了。△《唐风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杜荀鹤撰写。杜荀鹤是池州人。考察计有功《唐诗纪事》，说：“荀鹤有诗名，大顺初年考中进士第二名。他是杜牧的私生子。杜牧从齐安调任秋浦太守时，正有一个妾怀孕，后来出嫁给长林乡人杜筠，生下荀鹤。”又说：“荀鹤考中进士时，时局危乱、形势衰败，于是又回到旧日山中。田頵在宣州，非常看重他。田頵起兵后，暗中派人带着书信辗转送到梁太祖朱全忠那里。等到田頵遭祸，梁主上表授予荀鹤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中、知制诰等职。他倚仗权势轻慢欺侮士大夫，众人愤怒，想杀掉他，但还没有来得及。天祐初年去世。”又说：“荀鹤起初拜见梁王朱全忠时，天正在下雨，但天空没有云。荀鹤作诗，其中有‘若教阴翳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的句子。” 这样看来，荀鹤的为人实在极其不足称道。说他是杜牧的儿子，难道也像梁师成依托苏轼那样吗？他的诗中最有名的是“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这一联，但欧阳修《六一诗话》认为是周朴的诗。吴聿《观林诗话》也说，他见过《唐人小说》，其中写作周朴的诗，荀鹤只是窃取来作为压卷之作。这样说来，这一联就又像宝月之于柴廓了。这部集子是他刚考中进士时亲自编成的。诗作多为俗调，不配称为名家之作。因为它是唐人旧集，流传已久，所以姑且保存下来，以备一家之说。毛晋刻本前面有顾云的序。序末称它为《唐风集》。下文与前文不相衔接。原来旧本《唐诗纪事》记载顾云此序时，错误地把下条“荀鹤初谒梁王”一段六十四字接在序后，毛晋没有察觉，错误地把它们一起抄录下来，实在疏忽错乱。现在刊刻时删去这一段，以恢复原来的面貌。△《徐正字诗赋》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唐代徐寅撰写。徐寅字昭梦，是莆田人。乾宁元年考中进士，授任秘书省正字。后来依附王审知的幕府，归老于延寿溪。著作有《探龙》《钓矶》二集，共五卷。从《唐书·艺文志》开始就不再著录，各家书目也不记载其名。想来当时就已经散佚不传了。这个本子只保存赋一卷，共八首；各体诗一卷，共三百六十八首。大概是他的后裔从《唐音统签》《文苑英华》等书中搜集编成，附刻在家谱之后，已经不是原来五卷的旧本了。他的赋句雕琢字词，不超出当时科举程式文的格调。但他刻意锤炼，时常有秀美的佳句。集中《赠渤海宾贡高元固诗序》说，渤海国传抄徐寅的《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三赋，甚至用金字书写，列作屏风和帷幛。这样看来，他当时在鸡林也受到很高的评价。诗也没有超出五代的格调，咏物写景的作品尤其多。五言诗如“白发随梳少，青山入梦多”“岁计悬僧债，科名负国恩”；七言诗如“丰年甲子春无雨，良夜庚申夜足眠”“月明南浦梦初断，花落洞庭人未归”“鶗鴂声中双阙雨，牡丹花畔六街尘”等诗联，已经是集中较好的句子。然而，当时的文体不过如此，不能只责怪徐寅。徐寅曾向朱全忠献赋，后来触犯了朱全忠，便逃回闽地；他并不是真有对旧主深切思念之情，只是同司空图、罗隐二人在远处彼此唱和，气味相投。他又作《大夫松》诗说：“怎如山涧底下凌霜的节操，不接受秦王给它的这个官号。”作《马嵬》诗说：“张均兄弟如今都在哪里？却是杨妃死后报答了君王。”更像是连吃过一顿饭的恩情都不忘记唐朝。大概文人的言论不能全都作为依据，评论历史的人之所以重视考察事实，就是这个道理。△《黄御史集》十卷、《附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唐代黄滔撰写。黄滔字文江，莆田人。乾宁二年考中进士。光化年间授任四门博士，不久升任监察御史里行，充任威武军节度推官。王审知占有整个闽地，却始终恪守臣子的节操，黄滔匡正辅佐的功劳很大。《五代史》称王审知爱好礼遇士人，王淡、杨沂、徐寅等唐代知名士人多依附于他，却唯独没有提到黄滔。《五代史》遗漏简略之处很多，不足以作为依据。黄滔集中又有《祭南海南平王文》，其中说：“崔员外昨天带着礼物，曾经来到府门，承蒙您握手相迎的欢喜，并充分表达了亲近仁人的意旨。”这篇文章是代王审知祭祀刘隐而作。考察刘隐最初封为大彭王，进封南平王，后来又进封南海王。根据《五代会要》，南海王的封号是在刘隐去世一个月后才加封的，所以这篇文章仍称他为南平王。有些人或许因为高季兴也曾封为南平王，又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代王审知所作，于是说黄滔曾接受高氏的聘请，这也是考证得不够审慎。《唐书·艺文志》记载黄滔文集十五卷，另有《泉山秀句》三卷，都已经散佚了。这部书卷首有杨万里和谢谔的序。杨万里的序说：“黄滔的后代永丰君亲口说，这部集子失传已久；他的父亲考功公才开始得到它，但仅有四卷而已。” 后来，永丰君又从吕夏卿家得到诗文五卷，又从翁承赞家得到散佚的诗作，还从佛寺和道观中得到铭文碑刻。

译于是编成十卷。这是淳熙初年刻印的本子。后来明代正德年间重刻，万历年间三刻，崇祯年间四刻。这部本子就是崇祯刻本。集中文章颇为丰富茂盛，诗歌也保留着贞元、长庆年间的遗风。虽然比不上罗隐、司空图，但确实不是徐寅等人所能及的。他在《颍川陈先生集序》中说：“天复元年，我承蒙闽相征召。” 考察乾宁四年，唐朝把福州设置为威武军，任命王审知为节度使；王审知多次升迁，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王。到梁太祖即位时，才封他为闽王，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黄滔称他为“闽相”而不称“闽王”，那么所谓规劝王审知使其恪守臣节的话，也算是一条证据。《附录》在末尾，共一卷。其中又收录黄滔后代黄补的一篇遗文。黄补字季全，绍兴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安溪县令。他所著的《诗解》《九经解》《人物志》等书，都已失传，只有这篇文章保存下来，所以附在黄滔文集之后一同流传于世。△《罗昭谏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代罗隐撰写。罗隐有《两同书》，已经著录。考察《吴越备史》罗隐本传说，罗隐有《江东甲乙集》《淮海寓言》和《谗书后集》，都流传于世。郑樵《通志·艺文略》记载《罗隐集》二十卷、《后集》三卷，另有《吴越掌记集》三卷。到了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说《江东甲乙集》只有十卷，而《后集》反有五卷，又多出《湘南集》三卷。而且注释说，《甲乙集》全是诗，《后集》有几首律赋，《湘南集》则是罗隐在长沙幕府中所作的应用文章。罗隐又有《淮海寓言》和《谗书》等书，但寻找未能得到，等等。这样看来，不仅《吴越掌记集》没有流传下来，就连《淮海寓言》《谗书》这两种书，陈振孙也没有见过。这部书是康熙初年彭城知县张瓒刻印的。书后有张瓒的跋说：“罗昭谏的各部集子，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只在本县人袁英家得到《江东集》的抄本。后来又得到《甲乙集》的刻本，合在一起阅读；虽然没有能够看遍全集，但如同从豹身上只看到一斑，也已经略见一端了。”这部书大概是后人搜集零散材料编成的，不是旧日的完整书帙。所收诗歌四卷，另有杂文一卷。诗歌与毛晋刻的《甲乙集》相合，杂文则不知道原来属于哪一部集子。《湘南集》只保存一篇自序，编列在卷中。序中说，《湘南集》的文章在骑马奔赴军前时散失了，只分为三卷，而且科举文章和祭祀文章也包括在其中。如今杂文中既没有长沙幕府所用的应用文章，也没有科举文章和祭祀文章。只有各篇书启大多作于湖南，或许就是《湘南集》中遗留下来的文章吧。《文苑英华》收有罗隐《秋云似罗赋》一篇，大概就是《后集》中的律赋，这部书却没有收载。这样看来，所采集的材料也还有遗漏。第七卷末一篇是《广陵妖乱志》，前十一篇恐怕就是《淮海寓言》的文章。第八卷有《两同书》十篇，《唐志》已经著录。其主张认为儒、道两家是一致的，所以称为“ 两同 ”。这似乎说明，除《谗书》之外，罗隐还有这部书。它们之间的异同就无法考察了。罗隐在唐朝不得志。等到唐朝灭亡，梁主以谏议大夫之职召用他，他拒绝没有应召。他又竭力劝钱镠讨伐梁朝。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君子却认为他的行为是正确的。他的诗，如《徐寇南逼感事献江南知己》一首、《即事中元甲子》一首，以及《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都忠贞激愤之气洋溢于字里行间；与同时代李山甫、杜荀鹤一类人相比，真有鸾鸟与枭鸟之别。即使是在残缺不全的遗存中，仍然受到文坛珍视，大概是有原因的。△《白莲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代僧人齐己撰写。齐己是益阳人，自号衡岳沙门。宋人给杜甫《己上人茅斋》诗作注，说齐己与杜甫同时，这是错误，不必再加辨析。旧本题作梁人，也十分荒谬。考察齐己曾依附高季兴，任龙兴寺僧正。高季兴虽然曾接受梁朝官职，但齐己任僧正时是龙德元年辛巳，在唐庄宗进入洛阳以后。集中齐己已经称高季兴为南平王，而陶岳《五代史补》记载徐东野在湖南幕府中赠给齐己的诗，称“我唐有一位僧人名叫齐己”。怎么能说他是梁人呢？这部集子是他的门人西文编成的，卷首有天福三年孙光宪的序。前九卷是近体诗，后一卷是古体诗。古体诗之后又有绝句四十二首，疑心是后人搜集后附入的。唐代僧侣中能作诗的人很多，现今还有文集流传的，只有皎然、贯休和齐己。皎然清新但偏弱，贯休豪迈却较粗疏，齐己的七言律诗没有超出当时的习尚；至于七言古诗，把卢仝、马异的诗体压缩成短章，文辞艰涩聱牙，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五言律诗占全集的十分之六。虽然颇为沿袭武功一派的风格，但格调独自强劲。例如《剑客》《听琴》《祝融峰》等篇，仍有大历以来的遗意。他的绝句中，《庚午年十五夜对月》一诗说：“海面澄澈，天空碧蓝，月亮正圆；吟咏遐想玄宗在今夜感到寒冷。玉兔有情，应该还记得；西边已经看不见旧日的长安。”他对故君的深切眷恋，更不是其他僧人所能相比的。难怪他能同司空图相契合了。△《禅月集》二十五卷、《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译唐代僧人贯休撰写。贯休字德隐，姓姜，兰谿人。旧本题作梁人。考察贯休起初在乾宁三年依附荆帅成汭，后来先后游历于高季兴、钱镠之间，晚年才入蜀依附王建。到乾德癸未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一生确实没有进入梁朝，旧本记载错误。陶岳《五代史补》称贯休有《西岳集》四十卷，由吴融作序。然而集末载有他的门人昙域后序，说把歌诗、文章、赞文编为三十卷，那么陶岳也记错了。这部书是宋嘉熙四年兰谿兜率寺僧人可灿刻印的，毛晋得到后又重新刊刻。如今只有诗二十五卷，难道是他的文章、赞文五卷散佚了吗？《补遗》一卷也是毛晋辑录的。但其中所收的佚句，如“朱门当大道，风雨立多时”这一联，其实出自《赠乞食僧》诗，如今就在第十七卷卷首，只是“道”字作“路”，“雨”字作“雪”。毛晋没有辨别出来，却又重复收录，实在是校检失误。《文献通考》另外记载《宝月集》一卷，也说是贯休所作，如今已经失传。然而昙域没有说有这部集子，疑心是马端临记错了。毛晋又说《西岳集》有的本子作《南岳集》。考察贯休一生没有登临太华山，怀疑称作《南岳集》更为接近事实。“西”字或许是传抄时的错误。又，书籍刊刻始于唐末，但当时刊刻的都是流传的古书，还没有为自己刻印专集的。昙域的后序作于王衍乾德五年，说检寻稿草以及凭暗中记忆所得的作品，大约有一千首，雕刻编成一部集子。这样看来，为自己刊刻专集当从这部集子开始，这也可以作为考证的材料。△《浣花集》十卷、《补遗》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代韦庄撰写。韦庄字端己，杜陵人。乾宁九年考中进士。授任校书郎，转任补阙。后来侍奉蜀王王建，官至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文献通考》记载韦庄文集五卷。这部十卷本，是毛晋汲古阁刻印的。它由韦庄的弟弟韦蔼编成，卷首有韦蔼的序。疑心是后人把五卷析分为十卷，所以第十卷只有六首诗。末尾有《补遗》一卷，是毛晋增补的。然而如《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一首，既见于卷八，又收入《补遗》，实在是校检失误。《全唐诗》收录的作品比这部书多出《勉儿子即事》等篇，共三十多首。大概韦蔼的序作于癸亥年六月，即唐昭宗天复三年。韦庄当时刚得到杜甫草堂，所以用它来命名文集。此后所作的篇章都没有载入，因此常常散见于各种书籍中，后来人们又陆续增补进去罢了。△《广成集》十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后蜀杜光庭撰写。杜光庭有《了证歌》，已经著录。《宋史·艺文志》记载杜光庭《广成集》一百卷，另有《壶中集》三卷。《通志·艺文略》记载《光庭集》三十卷。如今这部书只有十二卷，仅收表和斋醮文两种文体。《十国春秋》所记载的《序毛仙翁略》一篇，以及《泸州刘真人碑记》《青城县重修冲妙观碑记》《云昇宫广云外尊师碑记》《三学山功德碑文》等篇目，都没有收入集中。大概这只是残缺遗存，已经不是完整的本子了。考察《通鉴》记载蜀主任命杜光庭为谏议大夫，而集中有《谢除户部侍郎表》，史书却没有说他任过这一官职。又，《通鉴》记载王宗绾攻取宝鸡、岐地，保胜节度使李继岌投降，恢复姓名为桑弘志；而集中《贺收复陇州表》说：“节度使桑简率领手下兵士归降。”这样看来，桑弘志又名桑简，但史书没有提到。集中又有《贺太阳当亏不亏表》，说：“本月一日丁未巳时，太阳本应在轸十一度发生亏蚀。”如今用史书和史志核对，蜀高祖永平元年正月丁亥朔、后主乾德三年六月乙卯朔、五年十月辛未朔，都应当发生日食，却唯独没有丁未日。蜀国使用胡秀林制定的永昌历，也许它的历法与中原不同。这一点可以作为参考。杜光庭在唐末为王建撰写斋醮词，有的称王建为川主相公，有的称司徒，有的称蜀王，有的称太师。根据史书考察，王建以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的身份代理司徒之职，封为蜀王，这些称呼一一相合；唯独史书遗漏了他曾有太师的称号。又有称汉州尚书王宗夔、镇江侍中王宗黯的，这两人都是王建的养子。《十国春秋》详细记载了他们的官职，却唯独没有记载他们曾任汉州刺史、镇江军节度使。又有《越国夫人为都统宗侃还愿词》，说：“迫近孤城，很快拖延了十余天，突然打开壁垒，大败凶悍的敌人，取得扫荡的功劳，符合圣明君主的奖赏。”然而史书记载王宗侃任北路行军都统，讨伐岐国，在青泥镇一战中，王宗侃的军队大败，受到蜀主责备，无功而回。这与词中所说完全不相符合。杜光庭骈偶体文章的辞藻颇为丰富华丽，但多涉及道教中的荒诞说法，不能全部合乎正理。只是五代文字资料残缺简略，集中保存的内容中，仍有许多足以与正史相互印证的材料。因此全部记录下来，用来帮助考察史实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