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九 史部二十五

译卷六十九 史部二十五 ○地理类二 △《水经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后魏郦道元撰写。郦道元字善长，范阳人。官至御史中尉，事迹详见《魏书·酷吏传》。自晋代以来，给《水经》作注的共有两家：郭璞的注三卷，杜佑编纂《通典》时还见到过。如今只有郦道元的注本保存下来。《崇文总目》说其中已经散佚五卷，所以《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滹沱水、洛水、泾水，在今本中都看不到。然而今本仍作四十卷，大概是宋人重新刊刻时，将篇章拆分以凑足原来的卷数。这部书自明代以来，完全没有善本。只有朱谋<土韦>校订的本子流传很广，但错误也接连不断。现在依据《永乐大典》所引文字，按照各条水名逐条参校。不仅字句的讹误层出不穷，其中脱简、错简的地方，有的从几十字到四百多字不等。郦道元自己的序文一篇，各种本子都已散佚，也只有《永乐大典》还保存着。大概当时所依据的，仍是宋代刻印的善本。现谨慎地排比原文，与近代本子钩稽校勘，共补入缺漏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去妄加的一千四百四十八字，订正臆改的三千七百一十五字。文字顿时焕然一新，完全恢复旧貌，使三四百年来令人疑惑的珍本问题，一旦如同拨云见日般明白。这都是因为我皇上考察古代、崇尚文教，使经籍之道昌盛；瑯嬛、宛委所藏的秘本，也纷纷显现。因此，前代遗留下来的典籍有幸遇到昌盛的时代，得以在蠹蚀的残简中重新发出光彩。如果真有神物在护持呵卫，等待圣朝而出世，这也可以说是旷世难逢的一次机遇。至于经文和注文，各种本子大多互相混杂。现在考察核验旧文，得到了它们的端绪。凡是水道所经过的地方，《经》只说“过”，《注》则说“迳”。《经》总括列举都会，《注》则连细小琐碎的地名也一并涉及。凡是一条水的名称，《经》在开头一句标明，后文不再重复；《注》往往旁涉许多内容，必须重新写出水名来转换话题。凡书中所载郡县，《经》只列当时的名称，《注》则兼考旧城的遗迹。现在都探究它们的体例，一一加以厘定，并分别把考案文字附在下方。至于塞外的各条河流和江南的各支流，都是郦道元没有亲自到过的地方。所以对于滦河的正源、三藏水的次序、白檀和要阳的建置，都不免有牵强附会和错误。甚至把浙江错误地与姚江合为一水，尤其是把传闻当成事实而失实。自从我皇上命令使者亲自察看以后，才完全弄清了它的脉络曲折和详细情况。御制《热河考》《滦源考证》等篇，为此摘出错误，逐条分析、细密剖辨，足以永远订正后世因道听途说而沿袭的讹误。现谨慎地录在卷首，以永久彰明定论。又，《水经》的作者，《唐书》题作桑钦，然而班固曾引用桑钦的说法，却与这部经的文字不同。郦道元的注文也引用桑钦所作《地理志》，并不称作《水经》。看它在涪水条中称广汉为广魏，可知绝不是汉代的作品；在钟水条中称晋宁仍为魏宁，可知又没有晚到晋代。推究它的文句，大体是三国时期的人所作。如今既然得到郦道元的原序，知道其中并没有桑钦的文章，那么据此删去旧题，也差不多符合存疑而不妄定的原则了。△《水经注集释订讹》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沈炳巽撰写。沈炳巽字绎旃，归安人。他的书以明嘉靖年间黄省曾刊刻的《水经注》为依据，又按照自己的意见校订，多有厘正。又因为郦道元所征引的书籍极其丰富，传抄日久，错误相互沿袭，所以遍查《史记》《汉书》的志表以及各史的志，凡文字有异同的，都抄录在下方，以备参考。没有其他书可以校对的，就留作阙疑，间或附上各家的考订意见。凡州县沿革，则全部用今名加以解释。书中对于地理方位，往往有不能详细审定却任意凭主观推测的地方。例如《漳水注》说：“绛渎经过九门城南，又向东南经过南宫城北。”沈炳巽解释说：“九门城今在藁城县西北二十里。”却不知道一个在滹沱水南面，一个在滹沱水北面，中间隔着新河、宁、晋、束鹿、晋州，相距很远。《水经》说：“沁水经过穀远县东面，又向南经过陭氏县东面。”这个陭氏在潞安府屯留县西南，就是北魏的寄氏，“陭”误写成“猗”。沈炳巽却解释说：“今属平阳府。”这样就不知道《汉书·地理志》中有上党的陭氏，并不是河东的猗氏。又如河水经过高唐县南面，郦道元说“河水在县境内，漯水注入它”，这句话下面有《地理志》说：“漯水出自东武阳，如今漯水在武阳县东南承接河水，向西北经过武阳新城东面”等等。沈炳巽认为这段文字前面已经出现过，于是删去这里而保留前文。他不知道下文说水流从城东北面经过东武阳县旧城南面，所谓“从城”是承接“武阳新城”而言的。如果按他删去的做法，就会变成水流从城直接到达高唐，文意便无法贯通。这一类都是错误。然而沈炳巽撰写此书，前后共用了九年才完成，长期亲自用丹铅仔细点定。他起初没有见到朱谋<土韦>本，后来求得此本，发现大致相同，也可以看出他用心十分勤苦。虽然不能完全超出前人的范围，但他钩稽搜求、考证的功劳，也不能埋没。△《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赵一清撰写。赵一清字诚夫，仁和人。郦道元《水经注》传抄中的错误由来已久。各家收藏的本子彼此都有校勘，但大体上相差不大。欧阳元功、王祎等人，只说经文和注文混杂罢了，对于注文没有提出异议。近来宁波全祖望才自称得到先世旧闻，说郦道元的注中还有注文，原本是夹在正文两行之间书写的，如今混作大字，几乎无法辨认。赵一清于是采纳他的说法，辨析验证文义，把郦道元注文中的注文分离出来，用大字、小字分别书写，使各段文字不相混杂，而文意仍然彼此相连。考察沈约《宋书》，其中说汉代铙歌本来以大字书写歌词，以小字书写声调，后人把声、词合写，所以无法辨别。可见传抄混淆这种事情，古代就有。又如明嘉靖年间所刻《齐民要术》，简首《周书》中“神农之时，天雨粟”等一条文字；崇祯年间刊刻的《孔子家语本姓解》中“微国名子爵”五字，把夹注间或刻成大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至于一部巨大的书连续成篇、充满四十卷，而全部夹注都误写成正文，按照事理推断，似乎不大可能。姚宏补注《战国策》、范成大撰写《吴郡志》，都在注文中夹有注文，前人曾经举它们作为例子。但自宋代以来，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水经注》。全祖望所说的先世旧闻，不知道流传于哪一代，记载在哪部书中。大概是出于凭主观推求，却虚称有传授依据。可是倪思撰写《班马异同》，把大字、小字连在一起书写，突然之间很难辨析。明代许相卿改作《史汉方驾》，把班固、司马迁相同的内容写在中间，把司马迁有而班固没有的内容夹注在左边，把班固有而司马迁没有的内容夹注在右边。这样就使增删的意思打开书便清楚明白，而原书仍没有改动，是最好的变通办法。赵一清这部书，大概也属于这种做法。只要使正文和旁注的意义条理分明，这也算是郦道元的功臣了。何必假托为原本，仿效丰坊过去的做法呢？又，《唐六典注》说，桑钦所引用的天下水道有一百三十七条，长江、黄河也在其中。今本所列只有一百一十六条水道。考察《崇文总目》记载《水经注》三十五卷，大概宋代已经散佚五卷。今本是后人拆分篇章卷帙，以凑足原来的卷数，这二十一条水道大概就在散佚的部分中。赵一清用本书的注文作证，又杂采其他典籍，考得滏水、洺水、滹沱水、派水、滋水、伊水、瀍水、涧水、洛水、丰水、泾水、汭水、渠获水、洙水、滁水、日南水、弱水、黑水十八条水道，并且在漯水之下分列漯馀水。他又考验本经，知道清漳水、浊漳水、大辽水、小辽水，原来都分别列为两条。总共得到二十一条水道，与《六典注》的原数相符。他的考证、订补，也极其精密核实。卷首列出用来校正的依据，共有四十种。虽然其中不免有牵强附会、夸多其本的地方（例如所说的黄宗羲本，原本并没有成书；顾炎武本、顾祖禹本、阎若璩本，都是他们所著书中引用、考辨的内容，实际上没有刻本；又有黄仪本，说他的书如今收藏在新城王氏池北书库中。考察王士祯去世以后，池北书库所藏书籍都已经散佚，这件事见于赵执信《田园集》。这样看来，他的子孙绝不可能还收有书籍；如果是王士祯在世时收藏的，那么书归王氏，就应当在康熙辛卯以前，而赵一清的年纪也绝不可能见到它），然而他旁征博引，所涉内容颇为深广。考订疑点、辨明讹误，订正的地方很多。除官府校刻的宋本以外，外间各种刻本本来就不能不以此书为首选。△《吴中水利书》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单锷撰写。单锷字季隐，宜兴人。嘉祐四年进士，是欧阳修主持科举时录取的士人。考中以后，他没有出仕做官，只专心于吴中的水利。曾经独自乘坐小船，往来于苏州、常州、湖州之间，前后三十多年。凡是一条沟、一条渠，没有不遍览其源流、考察其地势的，于是把自己的经历见闻写成了这部书。元祐六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曾经替他上奏朝廷。恰逢苏轼被李定、舒亶弹劾，押赴御史台审讯，此事便搁置下来。明永乐年间，夏原吉疏通吴江水门、疏浚宜兴百渎；正统年间，周忱修筑溧、阳二坝，都采用了单锷的说法。嘉靖年间，归有光撰写《三吴水利录》，却说治理太湖不如治理松江；单锷想修筑五堰，开通夹苎干渎，以截断西来的水流，使它不进入太湖，却不知道扬州的湖泽，是上天用来蓄积东南水流的地方。水对百姓来说既是祸害，也是利益。如今用人力把它拦截，即使使太湖干涸，对百姓难道会是好处吗？他的说法与单锷稍有不同。大概年代久远，山陵谷地发生变迁，古今地形适宜的情况不同，各人都根据自己的所见来发表议论。总之，旧有的方法不能全部拘守，也不能全部废弃，关键在于随着时势斟酌取舍罢了。《苏轼进书状》收在《东坡集》五十九卷中，这部书就附在它后面。书中有“连同图一起进呈”的话，而在这句话上面加有贴黄说：“它的图画得很草略，不敢进呈，请交给有关部门，会同单锷另画。”这个本子删去了这段贴黄，只保留“另画”二字，单独列为一行。大概这部书很久没有专刻本，志书是从《东坡集》中抄录出来的，这个本子又是从志书抄录出来的，所以辗转传抄，出现这样的错漏。△《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二卷（浙江吴王墀家藏本）

译宋代魏岘撰写。魏岘是鄞县人，官为朝奉郎、提举福建路市舶。鄞地旧有它山一水，起初大溪与江水相通，咸潮冲入，耕种的人得不到好处。唐大和七年，县令王元暐开始筑堰来抵御江潮。于是溪水灌注城邑，鄞西七乡的田地都得到利益。年代久了，堰渠废坏，宋嘉定年间，魏岘向府中进言，请求重新修建，并且主持兴工的事务，于是为此事写成这部书。上卷杂记水源流向、规制以及修造始末，下卷都是碑记和题咏诗。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明州鄮县（案：鄞县在唐代为鄮县）南面二里有小江湖，灌溉田地八百顷。开元年间，县令王元纬修置。向东二十五里有西湖，灌溉田地五百顷。天宝二年，县令陆南金开拓扩大它。如今这部书说它山水流入南门，蓄积成为日湖、月湖。日湖就是小江湖，月湖就是西湖。书中说两湖都是王元暐所疏浚，却没有提到天宝年间的陆南金，似乎有所遗漏。至于它把元暐写成元纬，把开元年间写成大和七年，那么本书所载的各篇碑记以及唐代僧人元亮的诗，证据明显，足以纠正《唐志》的错误，不能因为它与史书文字不同就产生怀疑。这部书在地理志书中相当接近古制，宋代《四明郡志》曾经采录它的说法。然而传本很少，几乎已经湮没而无法考察。明崇祯辛巳年，郡中人陈朝辅才得到旧本并刊刻流行，刻板也已经散佚。卷首有魏岘和陈朝辅的两篇序，末尾又附上《四明志序》，大概就是从陈本抄录出来的。△《河防通议》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赡思撰写。赡思是色目人，官至秘书少监，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这部书详细论述治理黄河的方法，以宋代沈立的《汴本》和金代都水监的本子汇合编成。这就是本传所称的《重订河防通议》。赡思出身于西域，精通经学，天文、地理、锺律、算数无不通晓。至元年间，他曾被召来商议河道事务，大概平素也很用心研究水利。所以他撰写这部书，分为六门，每门各有条目，凡物料、工程、丁夫、运输，以及安桩下络、叠埽修堤的方法，条例和格式，清楚完备，足以补充历代史志的缺漏。从前欧阳玄曾说，司马迁、班固记载河渠、沟洫，只记治理水道的原则，却没有说明具体方法，使后世负责这类事务的人无从考察。这部书所记虽然都是前代的法令格式，其中地形已经改变、人事已经迁移，未必一条条都能施行于后世；但以今时情况斟酌古法，规范终究还在，本来也是讲求河务的人应当参考并灵活变通的。△《治河图略》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王喜撰写。王喜的爵位和籍贯没有考证。书首列有六幅图，每图末尾各附说明，后面又附有他所撰《治河方略》和《历代决河总论》两篇。文中称“臣谨叙”“臣谨论”等，疑心是进呈朝廷的本子。考察《元史·顺帝纪》和《河渠志》，至正年间，黄河在白茅堤、金堤决口，大臣们访求治理黄河的方略，王喜这部书大概就是作于那时吧？它的主旨是采用李寻顺应水势自然的说法，只以疏浚河道、恢复旧道为主要办法。后来终于采用贾鲁的策略，疏浚与堵塞同时进行，使黄河转向东流，以恢复旧河道。这与本书的论点相合，那么当时本来已经采纳记录了他的意见。只是史书文字简略，没有记载他进书的始末。书中所绘河源，错误很多。大概昆仑山、星宿海远在荒僻的极远之地。自从我朝平定西部边疆，葱岭、于阗都归入版图，于是黄河有多个源头的迹象，才确实得到明确的证据。元人所述，依据潘昂霄的记载；潘昂霄的记载，又依据笃什的传闻。这样辗转沿袭，大多都是从听来的传闻而来。撰写《元史》的人竟然还把他的文字全部抄录到《河渠志》中，认为这是自古以来从未听闻的事情。王喜又沿袭错误、承袭谬说，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采用他筹划治理河道的详细内容，而搁置他考据疏略的部分，也就可以了。△《浙西水利书》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姚文灏撰写。姚文灏是贵溪人，成化甲辰年进士，官任工部主事。考察《明孝宗实录》，其中记载弘治九年七月，提督松江等处水利的工部主事姚文灏上言治理水利六件事，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看来，这部书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全书大意认为，天下的财赋都仰赖东南供给；南直隶的苏、松、常三府，浙江的杭、嘉、湖三府，环绕居处在太湖旁边，地势尤其低洼。太湖绵延数百里，承受各州山涧的水，分流注入淀山等湖，经由松江流入大海。地势稍高的地方，则承受杭州、禾兴的水，流到黄浦入海。大水一到，往往泛滥成灾。大概是因为围田阻塞遏制了水流，水势无处排泄，加上塘渠港汊淤塞的缘故。于是，他取宋代至明初论述浙西水利的文章，辑成一编。全书主旨以疏通江道、设置水闸、修筑堤岸为首要事务，河道和田围则兼而修治。对于各家的说法，间或有所删改取舍。例如单锷《水利书》和任都水《水利议答》一类著作，就详述其中正确的部分而略去错误的部分；而宋代郏氏的各种议论，则认为空疏而不予收录。这是因为他权衡水势地形，考察得相当详尽审慎，并不是只采录纸面上的议论。△《河防一览》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潘季驯撰写。潘季驯有《司空奏议》，已经著录。潘季驯在嘉靖、万历年间，前后四次奉命治理河道，任事二十七年，取得了成效。他曾在万历七年工程完工时，汇集前后的章奏以及诸人的赠言，编成一书，名为《塞断大工录》。后来认为它仍不完备，又加以增删，辑成这部书。开头是《敕谕图说》一卷，其次是《河议辨惑》一卷、《河防险要》一卷、《修守事宜》一卷、《河源河决考》一卷；接着是《前人文章之关系河务及诸臣奏议》八十多篇，分为九卷。明代依赖东南地区转运漕粮，以充实京师；又因为泗州祖陵逼近淮河、泗水，所以治理水患的人必定要把漕运和陵寝一并筹划。明代中期以后，河道决口时常发生，议论者纷纷争辩。唯独潘季驯竭力主张恢复旧河道：堵塞崔镇，修筑归仁堤，使黄河不向北流；修筑高家堰、黄浦八浅，使淮水不向东流。他创制减水顺水坝、遥堤、缕堤等制度，使蓄水和泄水都有所凭借。他的基本主张是，漕运与河道相通，治理河道就是治理漕运；

译河道与淮水汇合，治理淮水就是治理河道；河道、淮水合流入海，治理河道和淮水就是治理入海水道。所以他一生的规划，总是把约束水流、冲刷泥沙作为第一要义。考察《汉书》记载，王莽时征召治理河道的人，大司马史张戎已经有“水自刮除成空”的说法。借助水力冲刷泥沙，古人已经显露出这个意思，只是从来没有见诸实际施行。潘季驯于是斟酌考察、因势制宜，把这一办法阐发得精妙透彻，使之成为后世河渠可以长期依赖的策略。后来虽然不时有所变通，但谈论治理河道的人最终都以这部书为准则。阎若璩《潜邱札记》中有《与刘颂眉书》，说：“考察万历六年，潘司空季驯河工告成，他的功绩近的可比陈瑄，远的可比贾鲁，这是无可改变的评价。可是到了万历十四年，河道在范家口决口，又在天妃坝决口；万历二十三年，河、淮决口泛滥，邳、泗、高、宝等地都遭受水灾；天启元年，河道又在王公堤决口。怎么能说潘司空治理以后六十年没有水患呢！大体说来，潘司空制定的成法都在这里，即使有天灾，即使有小的变通，治理方法也没有超出他的范围。所以说《河防一览》是使天下太平的著作。”等等。阎若璩居住在山阳，对于河渠的利弊是亲眼见到的，这可以说是公允平实的评论了。△《三吴水利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归有光撰写。归有光有《易经渊旨》，已经著录。这部书的主旨认为，治理吴中水利，应当专力治理松江。松江治理好以后，太湖的水就会向东流下，其他水道也不需要再费多余的力量。当时堤防废坏，涨起的泥沙几乎与岸边齐平，水灾、旱灾都因此受到危害。于是他采集前人水利议论中最好的七篇，又自己撰写《水利论》二篇来阐明这些道理。还把《三江图》附在书后。松江是震泽的尾闾，全湖的水都从这里流向大海。前人所说“堵塞了，六府都共同受害；疏通了，六府都共同受益”，已经把道理说得很完备了。考察那条淤塞的水流，正如张弼《水议》所说：“自从夏原吉疏浚范家浜，直接通到黄浦以后，黄浦水势湍急，排水更加顺畅。” “但江潮平缓，容易造成停积淤塞。因此黄浦的宽度渐渐比从前增加了一倍，吴淞狭窄的地方仅仅像一条沟渠。”他这番话最有道理。归有光却概括地认为这是湖田被围占造成的，未免失于考察不够详尽。不过归有光居住在安亭，正处在松江上游。因此他所论述的地形水势，脉络最为清楚；他所说“应当从水道淤塞的地方着手治理，不可另外寻找其他道路”，也确实切中了要害。论述苏、松水利的人，这部书本来完全可以作为考察参考。△《北河纪》八卷、《纪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谢肇淛撰写。谢肇淛有《史觿》，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以工部郎中的身份巡视张秋河道时写成的。《明史·艺文志》著录此书，卷数也相同。开头列出河道的各种图，接着分为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议、河灵八记，详细说明北河的源流始末以及历代治理河道的利弊。书中采录相当完备，条理安排也很详明。至于山川古迹以及古今题咏之类，则另编为四卷附在后面，名为《纪馀》。这是因为记载河道的书以河道为主，体例与州郡舆地图并不相同。国朝顺治年间，管河主事阎廷谟又依据新的制度，撰成《北河续纪》四卷。虽然水势地形有所变迁，略有相同和不同之处，但总的来说，仍然都以这部书为蓝本。这是因为它创立体例、安排条例都很有条理，所以后来续修的人不能轻易改变。谢肇淛的著作很多，而《明史》在《文苑传》中唯独记载这部书，称它详细记载河流的源流始末和历代治理河道的利弊，可见它必定有值得取法之处。△《敬止集》四卷（浙江苏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陈应芳撰写。陈应芳字元振，是泰州卫人。万历乙未年进士，官任福建布政司参政。淮南早就被称为水泽之国，而泰州、兴化尤其严重。陈应芳家住泰州，因此研究水道的源流始末以及河道的利弊，完全了解当地的水势地形。他把当时论述河道的奏疏、公文、私人书信汇集成一书，名为《敬止》，是为了重视桑梓之地。又分别绘制地图，名为《泰州上河》《泰州下河》《高兴下河》《兴化下河》《宝应下河》《盐城下河》。附有议论十三篇，同时涉及漕运和田赋。虽然古今适宜的情况不同，水势地形也不断变化，拿现在的水道情况来核对，已经与图中所绘不相符合；但这部书的议论详尽明白，由当地人来谈当地的利弊，终究胜过临时考察地形、随着事情推测。根据其中的异同来推求沿革变化的原因，对于疏浚和修筑堤防也并非没有帮助。△《三吴水考》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内蕴、周大韶共同撰写。张内蕴自称吴江生员，周大韶自称华亭监生，他们的经历始末都没有详细记载。起初，万历四年，言官上奏议论苏、松、常、镇诸府的水利长期淤废，应该及时修治疏浚，请求派遣一名御史监督此事。于是朝廷命令怀安人林应训前往。林应训考察地形、筹划安排，经过六年完成工程，嘱托张内蕴等人编纂这部书。书前有万历庚辰年徐栻的序，称它为《水利图说》；而辛巳年刘凤的序、壬午年皇甫汸的序则称它为《三吴水考》，大概是书成之后改了书名。皇甫汸的序称林应训命诸位文学撰写，而徐栻、刘凤的序都称是林应训亲自撰写，所说又不相同。考察书中所载林应训的奏疏、条约，都只署官衔和姓氏而不署名字，似乎不是出自林应训亲手，大概是张内蕴等人编纂，而林应训负责主持完成的。这部书分为十二类，共有《诏令考》一卷、《水利考》四卷、《水源考》一卷、《水道考》三卷、《水年考》一卷、《水官考》一卷、《水议考》二卷、《水疏考》三卷、《水移考》一卷、《水田考》一卷、《水绩考》一卷、《水文考》一卷。虽然体例稍显烦琐，篇目名称也多是杜撰的，但各条水道的源流、各种方法的利弊，都一一记载得详细完备。这部书致力于切合实际应用，并不以著书立说为主，本来就不必用文章体例去苛求它。△《吴中水利书》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张国维撰写。张国维字九一，号玉笥，东阳人。天启壬戌年进士，福王时期官至吏部尚书。南京陷落后，他跟随鲁王到绍兴。事情失败后，投水而死。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先列出东南七府水利总图，共五十二幅；接着标列《水源》《水脉》《水名》等篇目，又辑录诏敕、章奏，下至议论、序文、记文和歌谣。所记虽然止于明代的事情，但指陈详细切实，有不少很有用的内容。凡例说，崇明、靖江二县浮处江海之中，地脉彼此不相连接，自古不列入东南水政范围之内。如今考察这两个县的地势，所说并非虚妄，足以看出其论述明确。《明史》本传称，张国维任江南巡抚时，修建苏州九里石塘，以及平望内外塘、长洲至和等塘，修治松江捍海堤，疏浚镇江和江阴的漕渠，都取得了成效。后来升任工部右侍郎，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当时正值旱年，漕运水道干涸，他疏浚各条水道以畅通漕运。又记载，崇祯十六年，八总兵的军队溃败，张国维当时任兵部尚书，因此获罪被解除职务并下狱。皇帝念及他治理河道的功劳，得以释放。由此可见，张国维对于水利确实能够有所筹划安排。这部书所记载的，都是他亲身阅历所得的见解，与儒者纸面上的空谈当然大不相同。△《钦定河源纪略》三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奉敕撰写。这一年春天，因为中州地区有河工事务，朝廷特意命令侍卫阿弥达祭告西宁河神，趁机向西溯流探寻河源，绘制地图并上奏。他说，星宿海西南三百多里有阿勒坦郭勒水，水色独为黄色；再向西有阿勒坦噶达素齐老，百道泉流汇入阿勒坦郭勒，这就是黄河真正的源头，是自古以来探索都未曾到达的地方。皇上于是考察征验、参照订正旧文，亲自撰写《河源诗》一章，详细加以训释，并附上案语；又亲自撰写《读〈宋史河渠志〉》一篇，以纠正历来沿袭的错误。又命兵部侍郎纪昀、大理寺卿陆锡熊等人，寻究史传，广泛考察众说，综合各说的异同，判定是非，辑成一书。书首冠以地图，凡是地图的方格、分度，全都以钦定舆图为准；河流所经过的地方以及各水道暗中相通、明显汇合的地方，则分别依照方位绘制，以详尽显示其情况。接着列出图表，用分流、合流、潜伏、显现四种例式，概括水道的脉络，使横向、斜向和上行的水道彼此贯通，经纬相互联系，纲目相互承接，以提出要领。其次是《质实》，详细考核水道的源流，同时仿照《水经》和郦道元注的体例，把旁支和主干逐一疏通、证明。其次是《证古》，凡是古代典籍所记载、又与今天实地勘察相符合的，都分条列出原文，各自加上案语，用来相互参照订正。其次是《辨讹》，凡是旧说中的错误，也分条列出原文，分别加以驳正，以消除迷惑、解释疑难。其次是《纪事》，凡是军队征伐所经过的地方、各部族聚居之处、职贡往来的地方，以及开屯、设置戍守而与水源相遇的地方，全都逐一铺陈记载；前代遗闻，也按类别附载其中。其次是《杂录》，凡是名山、古迹、物产、地方风俗等处在大河左右的内容，都广泛采录遗留下来的文章，作为旁证来帮助考核；并恭敬地收录御制诗文，置于全书之前，以统摄纲领、确定标准。考察自古以来谈论河源的人，有的认为河源在西域，有的认为在吐蕃，各自坚持一种说法，争论纷纷，不能得到折中结论。推究其中原因，大抵所记是真是伪，取决于能不能到达那个地方；考察得是疏略还是周密，取决于当时是否要求详尽。《山海经》说禹命竖亥从东极步行到西极，记下其亿万里数，但这件事不见于经传。经传中有记载的，只有疏导黄河至积石山，这明确是禹的足迹所到之处。所以《禹本纪》等书对黄河源头记载不详，儒者也不把它当作可信之说。汉朝与西域交通后，张骞也只了解到大概情况，因为三十六国没有纳入版图。元世祖时，曾派遣笃什深入探寻，却只到达星宿海便停止了，不知道还有阿勒坦郭勒的黄水，也不知道还有盐泽的潜流。难道不是因为开国初期事务匆忙、草创未定，不能要求每件事都核实实情，所以虽然能够到达那个地方，考察结果却始终不够详审吗？我朝恩德威势长远传播，边远地区都归附。圣祖仁皇帝平定西藏，疆域图籍已经大大扩展。我皇上七德昭明宣扬，天弧已经平定。天山南北两道拓展土地二万多里，向西通到濛汜之地，全部成为我朝的属地和臣民；月<出骨>以东，全都属于我国疆域。持着星轺、虎节的使者往来不断，仿佛就在门户之内。这与张骞辗转跋涉于遥远异域、暗中行走窥探，只能略微得到一些情况相比，形势完全不同。况且皇上自即位以来，勤勉不懈，长久持续，从未停止。天道运行越发强健，圣明的洞察没有遗漏。凡是综合考核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能得到真实情况；凡是任用派遣的人，也没有一个敢用虚假情况来蒙饰。这与笃什探寻尚未完成便仓促含糊地回报命令，更是完全不同。因此能够沿流溯源，排除错误说法，亲自加以厘定，刻成一部书，以昭示于无穷后世。我们这些臣子在执笔编纂之余，仰首颂扬圣上的功业无远弗届，又仰首颂扬圣上的鉴察没有细微之处不能周遍照察。△《昆仑河源考》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写。万斯同有《庙制图考》，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元代笃什所说的河源、昆仑与《史记》《汉书》不相符合，《水经》的记载也有错误，因此逐一引用《禹贡》《禹本纪》《尔雅》《淮南子》以及各史中的文字加以考证。考察张骞说河源出于盐泽，司马迁又说河源出于于阗；天子查考古代图籍，把黄河发源的山命名为昆仑。后来各书都没有不同说法。《唐书·吐谷浑传》开始有李靖远望积石山、考察河源的说法，但也没有明确指出具体所在。到了笃实奉命前往探求，声称在朵甘思西部边境找到了河源。潘昂霄等人妄自把它附会到经传上，音译又有错误，于是把鄂敦塔拉潜流重新出现的地方指为河源，把阿木尼玛勒占木逊山即古代积石山的地方指为昆仑。《元史》于是把这些说法采入《地理志》。以耳代目、沿袭传闻，混淆就更加严重。我朝德威远播，天山南北两道全部纳入版图。月竁以西，全都如同我朝门户之内。考察地图、推求事实，才知道黄河有两个源头，笃什探访到的只是其中潜入地下后再次流出的部分。

译至于黄河水从葱岭、于阗流出，注入盐泽，潜行到积石山的那一段，笃什全都没有见到。恭敬地阅读皇帝批示的《通鉴辑览》，其中考核精详，河源才确实有了定论。万斯同这部书写于康熙初年，拿今天亲眼看到的情况来核对，也还不能完全吻合。不过当时西域尚未通达，还没有取得真实的证据；而万斯同钻研古书、参照考察异同，就能明确知道张骞所说并非虚妄，并且极力批评潘昂霄等人的背离经传、驰骛紊乱。凡是他指出和论述的地方，都没有相差太远。也可以说他长于考证，没有被旧说淹没。保存这部书，更可以看出圣明鉴裁、折中定论，远远超越万古。△《两河清汇》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朝薛凤祚撰写。薛凤祚有《圣学宗传》，已经著录。薛凤祚虽然也曾跟随讲学者交游，但他的学问出自鹿善继、孙奇逢，注重讲求实际应用。因此，他的算术学自西洋人穆尼阁，并以天文学著名。清朝初年谈论历法的人，推许他为独一无二，梅文鼎《勿庵历算书记》所说的“青州之学”就是指此而言。他又用心研究地理，所以能够详细探究两河的利弊，撰成这部书。卷首列有黄河、运河两幅图。第一卷至第四卷记述运河修筑的形势，北起昌平、通州，南到浙江等地，河、湖、泉、水等各项，都详细记载。第五、六卷专门记载黄河的职官、夫役、里程数目，以及历代直到本朝治理黄河的成效。第七卷辑录前明潘季驯的《河防辨惑》和清朝崔维雅的《刍议或问》两部书。第八卷是薛凤祚自己撰写的，篇名为《刍论》《修守事宜》《河防绪言》《河防永赖》。书中援引考据古今史实，对河防的得失，疏理考证得很清楚。只有《海运》一篇，想要访求元代漕运旧道，使它与漕河并行，大概仍沿袭邱濬的旧说。这就迂曲荒谬而且脱离实际，成为白玉上的一点瑕疵；没有这一篇就好了。△《居济一得》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清朝张伯行撰写。张伯行有《道统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张伯行任河道总督时考察水势地形，记录下来以备参考的。前七卷分条议论东省运河的坝、闸、堤、岸，以及修筑、疏浚、蓄水、泄水、启闭的方法。对于各种水利的利弊，条分缕析，疏理考证最为详尽。后面附《河漕类纂》一卷，只是概括摘述大意。大概张伯行只负责督理河工，所以对漕政有所省略。全书大意认为：宿迁以下，河道宽而水流急，治理应当放开它；宿迁以上，河道窄而水流缓，治理又应当约束它。徐、邳一带水位高而河岸平，水患在上游，应当筑堤控制上游；河南一带水面平而河岸高，冲刷之患在下游，又应当用卷埽控制下游。书中还有“三禁”“三束”“四防”“八因”等条目，都是从实际阅历中得到的，并非只是纸上谈兵。张伯行一生的著述，只有这部书切合实际应用。至今已经过了六七十年，虽然多次疏浚，水势地形略有不同，但依据书中所记来考察变化、沿革、损益的缘故，也不能说没有帮助。△《治河奏绩书》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附《河防述言》一卷（内廷藏本） 清朝靳辅撰写。靳辅有《奏疏》，已经著录。这部书第一卷是《川泽考》《漕运考》《河决考》《河道考》。第二卷是《职官考》《堤河考》以及《修防汛地埽规》，河夫额数、闸坝修建规制、船料和工价也附在其中。第三卷是靳辅所上的奏章以及各部的议论。第四卷是各河疏浚的事务，以及施工缓急先后等事项。《川泽考》所载，对于黄河从龙门以下直到淮、徐注入海，凡是分流、汇流的各条水流，都考察古代记载并核验当今情况，颇为详尽。对于注入黄河的各条水流，以及河道所蓄积的各种水，也都一一陈述得最为详尽。《漕运考》也是如此。《河道考》按照临河要地以及距河远近分条排列记载，比一般志书和史乘更详细。至于堤防工程的修筑事务，都是靳辅亲自查验后制定条规的。靳辅从康熙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共三次担任总河，所以他的疏奏和议论特别多。他专门把治理上河作为治理下河的办法，虽然依据的是一时所见，和后来水势地形略有不同，但所记载的修筑事务，仍有值得选择采用的地方。它和张伯行的《居济一得》一样，都还不是纸上空谈。另外，《河防述言》一卷，是张霭生撰写的。书中都是追述他的朋友陈潢的论述，所以称为“述言”。陈潢字天一，号省斋，钱塘人，是靳辅的幕客。靳辅治理河道，多依靠他的谋划。康熙甲子年，圣驾南巡，靳辅把陈潢的功劳上报朝廷，皇帝特赐给他参赞河务按察司佥事的官衔。这部书共有十二篇：第一篇《河性》，主张顺应河流的性质，加以有利引导。第二篇《审势》，认为凡是有祸患，都应推究造成祸患的原因。第三篇《估计》，认为如果想节省工力和材料，工程必然很快败坏，所花费的反而会比节省的更多。第四篇《任人》，主张谨慎选择人才，明确赏罚，并把根本归结到端正自己以率领属下。第五篇《源流》，认为河水本来是清的，它的淤积上涨是因为夹带了中国境内各水流的泥沙。第六篇《堤防》，主张潘季驯以堤约束水、以水冲刷泥沙的说法，尤其把减水坝视为要务。第七篇《疏浚》，主张在决口处先加固两旁，不让决口每天扩大，然后修复旧河道，再借助引河把水导入其中。第八篇《工料》，工程要核实工力，材料要预先准备。第九篇《因革》，说明今昔水势地形不同。第十篇《善守》，认为黄河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关键在于时时谨慎、从小处防微，并把重点归于河员长期任职。第十一篇《杂志》，叙述治理河道的曲折详情。第十二篇《辨惑》，则驳斥当时的不同意见。他的言论往往合乎事理，和靳辅的书可以互相发明。现在把它附录在靳辅书的末尾，以供参考。书前冠有黄河全图，是张霭生自己绘制的。虽然不如钦定《河源纪略》明确，却远远胜过笃什等人的记载。又有靳辅《奏疏》中的一篇，虽然专门是为陈潢而发，但很能看出当时治理河道的始末，现在也一并保存。△《直隶河渠志》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译清朝陈仪撰写。陈仪字子翙，号一吾，文安人。康熙乙未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充任霸州等处营田观察使。这部书就是他经营营田时所作，所列有海河、卫河、白河、淀河、东淀、永定河、清河、会同河、中定河、西淀、赵北口、子牙河、千里长堤、滹沱河、滏阳河、宁晋泊、大陆泽、凤河、牤牛河、窝头河、鲍邱河、蓟河、还乡河、塌河淀、七里海二十五处水道，都是洪流巨浸。虽然叙述简洁质朴，但记载了当时的水势地形，不详细考述古迹。况且几十年来，多次得到皇上的忧念和民众的依赖，经营疏浚，长久享有河水安定。和陈仪写这部书的时候相比，水道的通塞、分流、合流，又已经略有不同。但是陈仪本是当地人，又亲自参与各种水利事务，对于一切水性、地形，知道得比较详尽。因此，书中陈述水利利弊的议论很多，而考证沿革的文字较少。把它记录保存下来，也足以用来参考大概情况。△《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通行本） 清朝傅泽洪撰写。傅泽洪字穉君，镶红旗汉军。官至分巡淮扬道、按察司副使。这部书成于雍正乙巳年。全祖望作《郑元庆墓志》，认为它出自郑元庆之手。有人怀疑郑元庆曾客居游历于傅泽洪幕府，或者参与编纂摹写。然而没有其他明显证据，所以不能详考。记述水道的书，《禹贡》以后，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作《沟洫志》，都只是完整史书中的一篇。独立成书的，则始于《水经》。不过这些书只是标举水道源流，疏理考证支流，尚未涉及疏浚、堤防的事务。单锷、沙克什、王喜所撰的书，才开始详细说明治水的方法。明代以后，著作逐渐增多，但大多只选取一个方面，专门谈一条水道。把古今情况总括起来，详细陈述利弊，上自前代直到本朝，四渎的分合、运道沿革的缘由，汇辑成一部书的，没有比这部书更详尽的。卷首冠有各类地图。其次是《河水》六十卷，再次是《淮水》十卷、《汉水》《江水》十卷，再次是《济水》五卷、《运河水》七十卷、《两河总说》八卷，以及《官司》《夫役》《漕运》《漕规》共十二卷。全书体例都是摘录各书原文，并按时代编次，使各条记载相互证明，首尾贯通。原文记载不完备的地方，也间或用自己的意见考核，附注在下面。上下数千年之间，地形的变迁、人事的得失，像丝线牵连、绳索贯串一样，始末清楚分明。到了我国，开拓土地、疏导河流，使百川各得其所。又蒙圣祖仁皇帝亲自驾临，指示治理河道的机宜，圣明的谋算周详，永远显示出水道顺畅的轨道，实在足以给万年垂示法则。傅泽洪把康熙六十一年以前所奉的谕旨，都恭敬地抄录在书中，以彰明圣谟训示，尤其是疏通治理水道的指南。谈论水道的人读这部书，也能看到水道治理的纲领和要目，大致了解其全貌。△《水道提纲》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齐召南撰写。齐召南字次风，台州人。乾隆丙辰年召试博学鸿词，授官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历代史书各志都记载地理，但除《水经》以外，水道没有专门的著作。郭璞的注早已散佚不传。郦道元的注在北方记得详细，在南方记得简略。而且距离现在已经一千年，山陵和河谷发生变迁，即使是书中所记北方各水，也多已不是旧日的样子。清朝初年，余姚黄宗羲作《今水经》一卷，篇幅很少，只粗略具备大概情况，而且塞外各水的记载颇有错误，不足以用来考证。齐召南任翰林时，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蒙古诸部等外藩地区由他分工校勘，所以对西北地形多能考察核验。又因天下舆图齐备于书局，能够广泛考察、旁征博引。于是又结合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互相钩稽校核，编成这部书。开头以海为首，接着是盛京到京东一带的各条水道，再次是汇入直沽的各条水道，然后是北运河，再后是黄河及流入黄河的各水，淮河及流入淮河的各水，长江及流入长江的各水，江南运河及太湖流入海中的港浦，浙江、闽江、粤江，云南各水，西藏各水，漠北阿尔泰以南的水以及黑龙江、松花江各水，东北海及朝鲜各水，塞北漠南各水，最后是西域各水。大体上，通津所注记的水道，往往延伸数千里，不能用疆域来限定。齐召南叙述水道，不以郡县为区分，只以大河为纲，以汇入其中的众多支流为目，所以称为“提纲”。水道源流的分合、方位的曲折，都是以今天的水道为主来统摄，不屑于勉强附会古代说法；至于沿革和异同，也就在叙述中相互显现。他在自序中批评历来记载地理的人，心思放在《艺文》方面，感情偏爱观览游赏。有的涉及神仙荒诞怪异之事，远远接续《山海经》；有的涉及洞天佛寺，极力赞扬仙佛；有的偶然涉及游历踪迹，便夸耀奇异、炫示新奇。描摹形容、修饰文辞，只是为了供词赋使用。因此，他所叙录的内容颇为详实严谨，和《水经注》那种摹写山水形貌的意图本来就不同。然而，如果齐召南不是生逢圣明时代，处在天下归附的时期，也不可能在数万里之外听闻古人没有听闻过的事情，并且说得如同指着手掌一样清楚。△《海塘录》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翟均廉撰写。翟均廉有《周易章句证异》，已经著录。浙江海塘在海宁州南面，自唐、宋以来，历代都有修筑。到了本朝，皇上忧念百姓依赖海塘，治理规划尤其完备。圣祖仁皇帝和当今皇上都亲自临视考察，建立万年保障的基础。这部书总括古今，恭敬地抄录诏谕和圣制，置于卷首作为冠冕。其次为《图说》一卷、《疆域》一卷、《建筑》四卷、《名胜》二卷、《古迹》二卷、《祠祀》二卷、《奏议》五卷、《艺文》八卷、《杂志》一卷。书中征引各史的纪、志以及《玉海》、乾道和咸淳《临安志》、《四朝闻见录》《明实录》等书。考订辨证颇为广博周详。例如订正盐官海塘长一百二十四里，唐开元年间所筑，旧志写作二百二十四里是错误。又引用《泊宅编》记载宋代制度中有铁符镇海之事，这是史传没有记载的。其他如海宁的堤防修筑于沈让诸，也为志书和史乘所未完备记载。《浙江通志》虽然有《海塘事宜》一门，但只记到雍正十一年为止。这部书详细叙述到乾隆二十九年，凡是圣上的谋划指示、深思熟虑，以及臣工的奏议，都谨慎地加以解释叙述，尤其足以昭示后人。其中《建筑门》叙述宋代制度，却没有引用《咸淳临安志》所载林大鼐的议论；明代安然修筑石堤，《明实录》记载在洪武十年，书中却误作十一年。间或有脱漏简略之处，但不足以损害全书。──以上“地理类”中的河渠类，共二十三部、五百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筹海图编》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胡宗宪撰写。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绩溪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督师剿灭倭寇，因言官弹劾而下狱，死于狱中。万历初年，追复原官，谥号襄懋。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首先记载《舆地全图》《沿海沙山图》，其次记载《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再其次记载广东、福建、浙江、直隶、登莱五省的《沿海郡县图》《倭变图》《兵防官考》及相关事务，接着记载《倭患总编》《年表》，然后是《寇迹分合图谱》《大捷考》《遇难殉节考》《经略考》。《明史》说赵文华督察浙江军务，胡宗宪深深依附他。总督张经在王江泾击破倭寇，赵文华把张经的功劳全部掩盖，归给胡宗宪，张经于是获罪。赵文华又陷害巡抚李天宠。赵文华回朝后，竭力推荐胡宗宪，胡宗宪于是升任显要官职。胡宗宪又因为赵文华而结交严嵩，把严嵩作为朝中的援助。他喜爱功名而崇尚权术诈谋，确实有如《传赞》所说的“奢黩蒙垢”那样。书中记载胡松撰写的《王江泾捷事略》，专门叙述胡宗宪的功劳而不提张经，和本传相符，这是胡宗宪侵夺功劳的实证。然而，其他如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平望之战的胜利、陆泾坝之战的胜利、十一月后屯之战的胜利、清风岭之战的胜利，三十五年仙居之战的胜利、七月乍浦之战的胜利、十一月龛山之战的胜利，以及金塘、淮扬、宁台温等地的胜利；又记载剿灭徐海以及擒获王直的始末，大体都与《明史》的纪、传相符合。那么，胡宗宪保障东南，也不能说毫无功劳。《经略考》三卷中，凡是会哨、邻援、招抚、城守、团结、保甲、宣谕、间谍、贡道、互市，以及一切海船、兵仗、戎器、火器，没有不记载周密的。又如唐顺之、张时彻、俞大猷、茅坤、戚继光等人的各项议论，这部书也无不完备收载。对于明代海防，也可以说记载详备。大概胡宗宪这个人虽然品行不纯，但他的才能确实是当时一代豪杰。△《郑开阳杂著》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郑若曾撰写。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昆山人。嘉靖初年贡生。这部书原来分为《筹海图编》《江南经略》《四隩图论》等编，各自分别成书。清朝康熙年间，他的五世孙郑起泓和郑定远又加以删削汰除、重新编纂，合成一部。定名为《万里海防图论》二卷、《江防图考》一卷、《日本图纂》一卷、《朝鲜图说》一卷、《安南图说》一卷、《琉球图说》一卷、《海防一览图》一卷、《海运全图》一卷、《黄河图议》一卷、《苏松浮粮议》一卷。《海防一览图》就是《万里海防图》的初稿。由于详略各有不同，所以两部都保存下来。郑若曾还著有《江南经略》一书，唯独缺失未予收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许是编装的人偶然遗失了吧？郑若曾年轻时向魏校学习，又拜湛若水、王守仁为师，和归有光、唐顺之也互相切磋学问。这些人中，只有王守仁、李顺之讲求经世济民之学；但王守仁施行这种学问很有成效，李顺之施行起来却不太见效。至于曾若，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曾在胡宗宪幕府中任职，因平定倭寇而立有功劳。大概李顺之是从空泛的言论中求取经世之学，曾若则是从阅历中得到的。这十部书所写的江防、海防形势，都是作者亲眼见过的；关于日本的各种考察，也都是通过访问和研究取得实际依据，并不是剽窃史传拼凑成书的，与书生纸上空谈自然不同。——以上是“地理类”边防之属，共二部、二十四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