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七 集部十

译卷一百五十七 集部十 ○别集类十 △《龟溪集》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沈与求撰写。沈与求字必先，德清人。政和五年进士。宋高宗时官至知枢密院事。死后谥号忠敏。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集子是绍熙年间由他的孙子说刊刻的，前面有观文殿大学士李彦颖、湖州教授张叔椿所作的两篇序。史书称沈与求历任御史三院，凡是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前后几乎有四百篇奏疏，他的言论恳切正直。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三四，大多切中当时的弊病。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沈与求曾经上奏论述王安石的罪过，其中最大的罪过在于推重扬雄、冯道。当时的学者只知道有王安石；在丧乱之际，甘心跟从伪政权，没有持节守义而死的风气，实际上是王安石倡导出来的。这种议论，以前没有人提到过。”等等。考察从熙宁直到政和年间，王氏、蔡氏诸人凭借权势奔走于天下，诛杀排斥善类，援引提拔小人。那些攀附权势、苟且求取富贵的人，本来就没有廉耻之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讲求名节呢？他们苟且偷生、出卖国家，实在是逐渐积累形成的，并不一定全都由于推奖扬雄、表彰冯道。沈与求这篇奏疏，也是事后追究原因的说法。不过，他的观点维护教化风俗、振兴纲常，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说是高明的议论。至于他的制诰等文章，典雅从容，也具有唐人的法度，又不能只以奏议见长来评价他。△《栟榈集》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代邓肃撰写。考察王明清《挥麈后录》，其中说：“宣和壬寅年，艮岳建成，宋徽宗亲自撰写记文。李质、曹组各自献上赋。只有太学生邓肃进献十首诗，详细叙述花石纲之事。诗的末句说：‘只愿君王安定万姓，园圃之中哪一天没有春风。’皇帝下诏将他屏退驱逐。靖康初年，李伯纪启奏说明此事，推荐他的才干，皇帝召见应对，赐予进士出身。后来任右正言，在当时以明亮正直著称。邓肃字志宏，南剑人。有文集，号《栟榈》，遗文三十卷，诗附在文集中。”等等。这就是指邓肃。如今的版本只有诗一卷、词一卷、文十四卷，与三十卷的数目不相符，大概是散佚不全，又经过后人重新编纂吧。张邦昌僭越称帝建立伪政权时，邓肃从小路奔赴南京；他被擢升为右正言，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大节与杜甫略有相似。他的《靖康迎驾行》《后迎驾行》等篇，也很接近杜甫奉先等作品。在南宋、北宋之间，可以说是坚定砥砺、重视名节的人士。唐、宋以来的学者都尊崇扬雄，熙宁年间甚至到了配享的地步。而邓肃论述扬雄的事情，却独自指斥他为叛臣，认为天地之间都不应容纳他。沈与求上疏论述王安石过分尊崇扬雄，不知道谁先谁后。不过二人的说法都见于《朱子纲目》记载王莽大夫之前。考察陆深《溪山馀话》，记载邓肃与朱子之父朱松友善，曾有一次邓肃喝醉后留下冠帽衣带作为抵押，换取纸笔的戏事。邓肃有《寄朱韦斋》诗，正是叙述这件事。那么，《纲目》斥责扬雄，莫非是传承了邓肃的说法吗？他的见识达到这种程度，难怪他立身处世能够有根本、有始终了。△《默成文集》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代潘良贵撰写。潘良贵字义荣，一字子贱，号默成居士，婺州金华人。政和五年，在廷试中考取第二名，脱去布衣，授任辟雍博士。逐步升任提举淮南东路常平。靖康元年被召回，因获罪被任命为监信州汭口排岸。宋高宗即位，召任左司谏，历任徽猷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因为与李光通信获罪，降三官。死后追赠左朝奉大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潘良贵学术醇正，为人刚直不阿。首先论述何等不可任相。又与黄潜善、吕颐浩意见相冲突，又当面弹劾向子諲。他多次因获罪而被斥退，但所坚持的原则始终不改变。因此朱子也称赞他刚毅而近于仁。他的《论治体劄子》等篇，情意深沉痛切，足以感动人，尤其足以窥见他的节操气概。他的文集在史书中记载有十五卷，早已散佚不传。这部版本是康熙年间他的后裔刊刻的，只有文二十首、诗二十七首、词一首，都是从散失残存的作品中搜集来的，大致保存了全书的梗概。不过，把文集中辞谢的各篇表文同本传、年谱相互核对，也有许多内容可以用来补订考证。例如年谱记载，潘良贵到严州任职后，请求担任祠禄官，获任主管亳州明道宫；后来转任秘书少监，升任起居郎，授中书舍人。如今文集中有《辞免秘书少监申省状》，可以同年谱互相印证，而本传没有说他曾转任秘书少监。又潘良贵任严州知州以后，前后两次任中书舍人，文集中有《谢中书舍人诰表》，又有《谢中书舍人表》可以证明；但本传只说后来起用为中书舍人，没有记载前后两次任命。这些都可以补正《宋史》的缺漏和错误。只是这部集子的篇页很少，却勉强分出卷数，未免有意追求卷数多。第一卷、第二卷又都收载本传、年谱、诰敕等文字，到第三卷才开始收他的著作。虽然采用了宋敏求编纂李白集的先例，但喧宾夺主得太过分，归根究底还是编排没有章法。至于潘畤，是良佐的儿子，对于良贵来说是侄子，却也把他的传志附在末编，尤其不合体例。现在姑且仍按旧本收录，同时附带订正它上述杂乱琐碎之处。△《鄱阳集》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洪皓撰写。洪皓有《松漠纪闻》，已经著录。这是他的诗集。洪皓在建炎年间被提拔为徽猷阁待制，代理礼部尚书，担任大金通问使，龚璹为副使。后来龚璹在刘豫那里做官，洪皓独自不肯屈节，于是被流放到冷山，住在雪窖中。陈王固新（按：“固新”《宋史》作“悟室”，今据《金国语解》改正）非常敬重礼待他，让他教授自己的八个儿子。文集中所称的彦清、彦亨、彦隆、彦深，都是固新的儿子。洪皓所作的诗，也大多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到乌珠（按：“乌珠”《宋史》作“兀术”，今据《金国语解》改正）杀死固新后，把洪皓迁到云中。直到绍兴十二年，洪皓才回到宋国。他前后留在金国总共十五年。后来被秦桧嫉恨，安置在英州。洪皓诗中所谓“六十之年入瘴乡”，说的就是这件事。他在那里居住九年，才开始向内地迁移，走到南雄州时去世。他的诗世上没有传本。传记称洪皓有文集五十卷，但《书录解题》作十卷。考察洪皓儿子适的《盘洲集》，其中载有洪皓集跋语一篇，说把洪皓在北方所作的诗文汇集为十卷，在新安郡刻印。

译那么《宋史》的记载就是错误的。他的文集很久没有流传。现在从《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中搜集整理编次，共编为四卷。凡是他最初奉命出使时、途中所经过的地方、迁居冷山时，以及回国后被贬往南方时所作的作品，凡有年月可考的，都按照年月排列。有些作品虽然年月无法考定，但确实知道是奉使后、回国后或南迁后所作，也都按类别归在一起。那些不知道写于什么时候的，就另行附在后面，并把洪皓儿子适的跋语附在后面。洪皓的大节凛然，光照古今。虽然不一定应当看重他的文章，但他的儿子适、迈、遵继承家学，又都考取词科，著述纷纷，在一代之中声名显著。这种渊源是有来由的，实在是洪皓开创了它。时隔至今年代遥远，篇章又散佚。幸而遇到圣明的时代，搜集散失的遗文，使它们在虫蛀腐蚀之后重新发出光辉。这也说明忠义之气不可能泯灭，只是等待昌盛的时代到来，便会自然显现光芒。△《澹斋集》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李流谦撰写。李流谦字无变，汉州德阳人。年轻时因父亲良臣的恩荫，补任将仕郎，授成都府灵泉县尉。任期届满，调任雅州教授。适逢虞允文宣抚全蜀，便把他置于幕府之下，他提出了许多谋划。不久因受到推荐，授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他极力请求出任外官，改任奉议郎、潼州府通判。他的事迹没有见载于《宋史》，只有他的哥哥益谦所作的行状，还完整记载了他的生平始末。他所撰写的文集，《宋志》也没有著录。只有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都记载有《澹斋集》八十一卷，可见明代还存在传本。如今已经湮没无闻。厉鹗撰写《宋诗纪事》，只从《成都文类》中搜得《梅林分韵》一首，其中的文字也同本集有不少异同。又把李流谦说成绵竹人，与行状不相符合。可知厉鹗没有见过本集，所以传闻出现了不同说法。李流谦以文学知名。他的父亲良臣曾经出于张浚门下，并受到张浚的论荐。文集中的《分陕志》，专门用来歌颂张浚的功勋德业，铺陈夸张得太过分，很难免除门户私见。他的诗文取材范围稍窄，有时流于浅俗，也没有完全达到醇厚精粹的境界。不过笔力峭拔强劲，不屑于把精雕细琢当作工巧。与后来破碎萎弱的文风相比，还是胜过它的。宋代遗留下来的文集，大半已经散佚。像李流谦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妨保存下来，以备成为一家之言。谨根据《永乐大典》所载，抄录搜集并编次，厘定为十八卷。他哥哥益谦所作的行状以及他的儿子廉渠刊刻文集时所作的原跋，也一并附录在末尾，以备考证。△《韦斋集》十二卷，附《玉澜集》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朱松撰写。朱松字乔年，另有字韦斋，是朱子的父亲。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入仕。官至吏部员外郎。因进言论事触犯秦桧，被调出任饶州知州。尚未赴任，便请求暂时任主管台州崇道观，获准。任期届满后再次请求，任命已经下达，他却去世了。朱子撰写行状，称朱松有《韦斋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外集》如今已经失传很久了。这部集子最初刻于淳熙年间，后来又刻于至元年间，弘治年间再次刊刻，流传的版本也很少。康熙庚寅年，他的后裔孙昌辰又校订抄录并重新刊刻，这就是今天的版本。核对它的卷数，与行状所说相符，大概仍是旧有的编帙。书前有傅自得的序，说他的诗高远而幽深清洁，文章温和婉约而典雅有法度。至于表、奏、书、疏等，也都合乎事理并切合实际。虽然这些是朋友推重赞许的话，但朱松早年与李侗交游，晚年又折服于秦桧，他的学识本来就不同于庸俗之人；所以发而为文章，气势格调高超脱俗，自然显得与众不同。即使不借助朱子作为他的儿子来提高声望，他的文集也足以凭自身流传并获得知遇。这些评价相当接近事实。并不是后来门户之见的私情，不能同张栻因为尊崇张浚而推尊他的情况相比。书后附有朱槔的《玉澜集》一卷。朱槔字逢年。朱槔是朱松的弟弟。他的文集原来另有单行本，所以《书录解题》和朱松文集分别著录。明弘治丙辰年，任邱人邝璠从睢阳陈性之处得到这个版本，于是把它附刻在朱松文集之后。昌辰这次刊刻也仍旧如此。书后有尤袤的跋，极力称赞其中的《春风》一篇和《即事》三首。但朱槔的诗实际上不如朱松，尤袤所称赞的也没有完全恰当。姑且借着朱松之集的声势一同流传罢了。△《陵阳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韩驹撰写。韩驹字子苍，是蜀地仙井监人。政和年间应召考试，赐进士出身。多次授官，后来任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南渡初年，任江州知州。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韩驹的学问出自苏氏。吕本中撰写《江西宗派图》，把韩驹列在其中，韩驹很不高兴。但韩驹的诗经过磨炼删削，也颇为接近豫章诗派的风格。他不愿把自己寄托在王氏门下，也如同陈师道对南丰曾巩只执瓣香致敬一样，是不忘自己的师承罢了，并不一定是宗旨截然不同。陆游为他的诗稿作跋，说他反复涂改删定，又多次考察语言的出处。诗写成后，已经送给别人，过了很久，有时几个月，远的甚至相隔千里，他还要追回来重新修订，直到没有丝毫遗憾才停止。也可以说是苦心吟咏的人了。晁公武《读书志》说，王黼曾命韩驹题写他家收藏的《太乙真人图》，一时传扬甚广。如今他的诗都收在集中，其中有“玉堂学士今刘向”的句子，推许到了极高的程度。刘克庄说“子苍这些人，把自己的才技推销到显贵地位”，大概指的就是这类事情。他的这种做法，难道也像陆游《南园记》中所说的情形吗？总之，他的文章才华是无法掩盖的。△《灊山集》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朱翌撰写。朱翌有《猗觉寮杂记》，已经著录。他的文集名称见于各书的记载：《宋史·艺文志》作四十五卷、诗三卷；陈氏《书录解题》作三卷；焦氏《经籍志》作二卷。而周必大的《平园集》又说：“他的儿子軧等人把朱翌遗稿编成共四十四卷。”卷数彼此很不相同。大概周必大所说的，就是《宋史·艺文志》所载的四十五卷，那是他的文集；所说的三卷，则专指诗集。

译《经籍志》所记载的也是他的诗集，只是又把三卷误作二卷了。如今文集已经看不到，诗集也没有流传的版本。只有《永乐大典》所收录的篇章还很多。现在谨慎地把它们搜集编成一集，厘定为三卷，以恢复它原来的卷目。朱翌的父亲朱载上，曾经与苏轼、黄庭坚交游。朱翌继承了家学，而且才力又很充沛刚健。因此他的著作具有元祐年间的遗风。集中五言、七言古体诗都极其跌宕纵横，近体诗也雄伟华丽而刚健。喜欢使用成语来构成对偶，大多妥帖自然。陈鹄《耆旧续闻》、刘克庄《后村诗话》、王应麟《困学纪闻》都采录他的佳句，对他极力推重。大概他的笔力强劲有力，确实足以傲视一时。与南渡以后平易舒缓的诗风以及牵强草率、颓唐潦倒的习气相比，完全不同。周必大在序中把他比作杜牧，并不是过分赞美。如今陈鹄等人所摘录的句子，虽然不能全部见到完整篇章，但三卷之中精华都还保存着，也足以从一斑窥见全豹了。△《云溪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郭印撰写。郭印的诗有数百篇，散见于《永乐大典》各韵部之中，都题作《云溪集》。《宋史·艺文志》和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只有厉鹗《宋诗纪事》记载郭印是成都人，政和年间进士，但也没有详述他的官爵。所收诗只有两首：一首从《全蜀艺文志》中摘出，是《游大隋山》诗；一首从《四川总志》中摘出，就是集中所收的《游下岩寺》诗。如今考察集中有《云溪杂咏小序》，郭印自题为乐居士，并且说“生性喜爱水竹，经营了二十年，才得到一亩园地”等语。这样看来，“云溪”就是他的别墅名称。又有《过铜梁县》诗说：“代理职务来到这个县，如今已经五十年。”又有《仁寿县山斋》诗说：“随着文书调任，几经升迁，佩铜章治理山地小县。”又有《次韵宋南伯》说：“年老迟暮还来任县令，劳苦繁重到了万般状况。”由此可见，他曾多次担任县令，晚年才退居。又《赠刘元圭诗》中有“今年岁八十”的话，可见他的年龄也已经达到上寿。看他所作《养生歌》和《读易》等诗，大概是从导引之术中有所领会。他交往最密切的是曾慥、计有功等人，都是一时博学雅正之士，那么郭印也属于杰出之流了。只因他的文集久已失传，所以记录宋诗的人便很少能够称述他。现在依据《永乐大典》的记载，按诗体分类编纂，厘定为十二卷。他的诗才和境界稍弱，不能自出机杼。但其中清新的词句、俊秀的语言，确实继承了眉山苏氏的风格。拿它同宋末嘈杂的诗风相比，毕竟还保留着应有的典范。△《卢溪集》五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王庭珪撰写。王庭珪字民瞻，庐陵人。政和八年考中进士。调任茶陵县丞。因与上级不合，弃官隐居在卢溪。胡铨被贬往岭南时，王庭珪作诗为他送行，其中有“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须为天下奇”的句子。后来因这件事获罪，被流放到岭南。孝宗时被召入朝廷对答，赐任国子监主簿。乾道六年，再次授任直敷文阁。九十三岁才去世。卷首载有胡铨、周必大等人的序文、题跋、志状，叙述他的生平始末十分详细。他一生著作很多，有《六经论语讲义》《易解》《语录》和《沧海遗珠》等书，如今都已散佚，只有这部集子还在流传。全书包括古体、近体诗二十五卷，杂文二十五卷；未完成的稿子，也附在卷末。读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一种矫健刚烈的气势，时常流露在笔墨之间。刘澄评论他的文章，认为在庐陵可以继承欧阳修。后来杨万里曾跟随他游学，也说他的诗出自杜甫、韩愈，大体上以雄健刚劲、浑厚博大为主。虽然这些推重的话未免有些过分，但总的说来，也确实说中了他的相近之处。△《屏山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刘子翚撰写。刘子翚字彦冲，崇安人，是刘韐的小儿子。曾任兴化军通判。因疾病请求离职，回到故乡，建室于屏山，终老在那里。这部集子是他的嗣子刘坪编成的，朱子为它作序。序末署名“门人朱某”，大概朱子早年曾奉父亲之命向刘子翚学习。集中谈论义理的文章，辨析明快，曲折详尽地表达了意思，没有南宋人语录一类的习气。论说时事的文章，洞察时势，也没有迂腐空疏的见解。如《圣传论》《维民论》和《论时事劄子》等篇，都是明白体察事理、通达实际作用的作品，不是那些空谈三代、只追逐虚名的人所能相比的。古诗风格高雅秀拔，不沿袭陈旧因袭的套式。只有七言近体诗，所属流派颇为杂有江西诗派的风格。大概刘子翚曾与吕本中交游，所以格律有时又像吕本中。王士祯《池北偶谈》说：“屏山的许多诗，往往有很多禅语。如《牧牛颂》说：‘即使把牛放牧得十分纯熟，疼痛之处还应再抽一鞭。’《径山寄道服》说：‘姑且把佛日三端布拿来，为你制作一领青州衫。’又说：‘这件袍子遍满三千世界，要和寒微之人共同展颜欢笑。’就是这一类。” 王士祯又叙述刘子翚的话说：“我年轻时在莆田做官，因为有疾病，时常接触佛、道之人。听到他们所说的清净寂灭，心里很喜欢。等到回乡读儒家书籍，才看见我们这一道的广大”等语。由此可见，刘子翚的学问最初是从禅学进入的，当时他原本也不避讳这一点，所以在诗歌吟咏中会有这样的表现。△《北海集》四十六卷、《附录》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綦崇礼撰写。綦崇礼字叔厚，高密人，后来迁居氵维的北海。重和元年考取上舍。高宗南渡后，任起居郎。应召在政事堂考试，授中书舍人。历任宝文阁学士，任绍兴府知府。

译后来退居台州，去世，追赠左朝议大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艺文志》和《书录解题》都记载綦崇礼的《北海集》六十卷，但世间很久以来已经失传。厉鹗《宋诗纪事》仅从《天台胜记》中得到他所作的《石梁瀑布》诗一首，其他作品一概没有见到。如今检查《永乐大典》，其中收载綦崇礼的诗文很多。其中制诰最为丰富，表、启一类次之，散体古文较少，诗篇尤其寥寥无几。大概是因为他一生以骈体文见长。集中有时有原注，称綦崇礼为“先祖”，那么当时所依据的，仍然是他家刊刻的旧本。史书称綦崇礼年轻时才华秀美出众，聪明超过常人；专心致力于辞章，是极受润色诏令、参与谋议之选。两次进入翰林，共五年。他撰写诏命数百篇，文章简洁、意思明白，不擅自夸美，也不寄托怨恨，深得代皇帝立言的体要。如今看这部集子所收的内外制诰，大体明白晓畅，切合事理，很接近《浮溪集》的体格。如《吕颐浩开督府制词》，楼钥赞赏它的宏伟；《王仲嶷落职制词》，王应麟取其精确切实；《邹浩追复待制制词》，《宋史》把它采入本传，认为它能够推明朝廷褒奖、抚恤正直死者的用意。他的《草秦桧罢政制》则直截了当地写出秦桧的恶行，以至于秦桧再次任宰相后上奏索取文稿，綦崇礼几乎因此遭遇灾祸。史书所说的情况，大概并不是过分赞美。陆游《老学庵笔记》说：“綦崇礼《谢宫祠表》中写道：‘把宫锦夹杂在渔夫的蓑衣中，怎敢忘记君王的恩赐。身在茅舍谈论玉堂之事，更觉得自身荣耀。’当时人们感叹它写得工巧。又有一篇表说：‘想要挂起衣冠退隐，还在仕途末路上低回徘徊。尚未先于犬马死去，或许还能在最初的愿望中偶然相逢。’尤其好。”如今这部集中却没有这两联。由此可知，他那些杰出的制诰和宏大的篇章，还有很多已经散失。但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作品，已经足以看出他的辞藻精美，不必非要完整无缺才行。现在谨慎地按文体分列编排，厘定为三十六卷。又有《兵筹类要》一书，是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撰写进呈的，都是援引兵法，参照史事，并分别加以论断。虽然只是纸上谈兵，未必马上能够切合实际使用，但采集材料还算广博。如今也编为十卷，排列在后面。他历任官职的除授告词，以及吕颐浩的书启、李邴的祭文、秦桧请求追取御笔词头的劄子，原本都已经收入集中。现在一并仍按旧样保存。又增补《宋史》本传、《氏族言行录》等各条，另编为附录三卷，连接在全书末尾，以备考核。△《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孙觌撰写。孙觌字仲益，晋陵人。徽宗末年，蔡攸推荐他担任侍御史。靖康初年，蔡氏势力败落，他便率领御史极力弹劾蔡氏。金人包围汴京时，李纲被罢去御营使，太学生伏阙请求留用李纲，孙觌又弹劾李纲要挟君主。又说诸生将再次伏阙。朝廷认为他的话不实，贬斥为和州知州。不久李纲离开朝廷，朝廷又召孙觌任御史。他专门依附并赞同和议，官位升至翰林学士。汴京被攻破后，孙觌接受金人的女乐，还替钦宗起草表章上给金主，极力献媚。建炎初年，贬到峡州。后来再次被贬往岭外。黄潜善、汪伯彦又引荐他，使他掌管诰命。后来又因贪赃罪被斥退，任提举鸿庆宫。因此他的文集称为《鸿庆居士集》。孝宗时，洪迈修撰《国史》，说靖康年间的人只有孙觌还在，请求下诏让孙觌把所见所闻的靖康时事上报。孙觌于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如李纲等人，往往加以诬蔑之辞。洪迈很快相信了这些话，把它们载入《钦宗实录》。后来朱子与人谈到此事，常常以此为恨，说小人不可以让他执笔。因此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孙觌生于元丰辛酉年，死于乾道己丑年，享年八十九岁，可以说是老成宿望之人了。” 但他一生的出仕和退处，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岳珂《桯史》也说：“孙仲益的《鸿庆集》大半是墓志铭，不过是阿谀死者的常套，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只有《武功大夫李公碑》，竟然俨然像一个宦官的作品。他极力称赞李公的高尚风操和卓绝见识，还把自己没有见到他视为最大的遗憾。言谈中必定称‘公’，却一点也不感到惭愧。”赵与时《宾退录》又摘取他所作的《莫开墓志》，极力论述屈身求取金人的正确，宣扬反抗复仇的错误；又摘取他所作的《韩忠武墓志》，极力诋毁岳飞；作《万俟卨墓志》，极力表彰万俟卨杀害岳飞一事。这些说法颠倒悖谬。可见孙觌执迷于作恶而不肯悔改，当时已经人人鄙视他了。然而孙觌所作的诗文很工巧，尤其擅长四六文。他的声望和汪藻、洪迈、周必大相当。周必大为他作集序，称赞他的名篇佳句，到晚年更加精工。这也就是所谓“孔雀虽然有毒，也不能遮掩文章的光彩”。他的作品在文坛流传已经数百年。现在姑且也把它保存下来，同时把他的污秽事迹详细列在上面。一方面是节取他的文辞华美之处，另一方面是为了让人看到，一个人在立身处世上一旦失败，便会被后世长久羞辱；即使有清丽的文辞，也反而有人希望将它磨灭，却终究无法做到。这也足以成为文士的明显警戒。△《内简尺牍编注》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代孙觌撰写，由他的门人李祖尧编纂，并为它作注。孙觌所撰《鸿庆集》从第三十七卷到第五十卷都是书帖。但拿这部书互相校勘，时常有不同。例如本书收有《与信安郡王孟仁仲帖》二十二首，文集本全部没有收录；文集本第四十六卷有《与孟仁仲郡王帖》一首，又与本书不相同。另外，本书收有《与叶左丞少蕴帖》一首，与文集本第四十五卷所载《与叶少蕴资政帖》三首、第四十六卷所载《与叶左丞帖》一首，也各不相同。大概李祖尧是依据手稿编成此书的，所以有时会有出入。至于他的注释，其中多处引用孙觌自己所作的诗文来帮助考证。如第三卷《与周表卿侍郎》第五帖，注中引用孙觌文集的《谢吏部侍郎兼权直学士表》，而文集本却没有这篇。

译第七卷《与常守徐计议》第五帖，注中引用孙觌文集《常州资圣禅院兴造记》的话说：“清智大师普璿到了以后，才改名为资圣。” 文集本第三十一卷收有这篇文章，却脱漏了“清智大师”四个字。其他所引用的典故，也都切实可靠。大概李祖尧亲自跟随孙觌交游，比起任渊注释陈师道、黄庭坚诗歌，所听到和见到的材料更有根据。不是后人注释前代书籍、只能摸索大概影响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崧庵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李处权撰写。《宋史》没有为李处权立传，各家书目也没有著录他的文集。只有方回《瀛奎律髓》收录他所作《送二十兄还镇江》诗一首，并在诗后注说：“李处权字巽伯，洛阳人，是邯郸公李淑的后代。有《崧庵集》。宣和年间与陈叔易、朱希真以诗歌知名。南渡后曾经统领三衢”等语。他的籍贯和经历大致可以考见，但没有说明他与李淑相隔多少代。如今他的文集传本已经绝迹，只有《永乐大典》中还保存着。并且逐一查找各韵部，李处权的自序、他的堂弟李处全的原序以及邵骥的原跋，也都完整保存着。所记载的生平踪迹，大体比较详备，只是世系仍不清楚。现在考察《建康志》中的《李处全小传》，称：“李处全是李淑的曾孙，原本是丰县人，后来迁居溧阳。官做到朝请大夫。”王明清《挥麈馀话》也称：“大理少卿李传正是李淑的孙子，也就是李处全的父亲。”据此可知，李处全确实是李淑的曾孙，而家居溧阳。《瀛奎律髓》所说的洛阳，应当是刻本流传时把“溧”误作“洛”了。李淑家中富藏典籍，他的《邯郸图书志》，晁公武常常引用作为依据。他又精心研究声律，所作《诗苑类格》，如今还散见于各书之中。李处全继承了家传学问，能够标新立异，另以清新俊逸的思致自成一格，在诗歌之道上颇有造诣。李处全在序言中称赞他：“年纪越大，心思越苦，句法越老练，与年轻时的作品不像。”可见他深思吟咏，年老之后诗艺更加精工。虽然原书已经散佚，东京时期和南渡以后所作的诗又彼此混杂，已经不能再按年代加以辨析。但总的来看，他的五言诗清新洒脱、流畅明快，略像张耒；七言诗爽朗刚健、奔放豪迈，可以和陈与义相比。在当时实在是一位诗歌高手。作品久已湮没，如今幸而重新保存下来，也是评论宋诗的人应当甄别收录的。谨慎地搜集编排，按照体裁加以区别，编成六卷。仍把原有的序和跋分别编列在前后，使后人能够据此考察。△《藏海居士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藏海居士集》，它散见于《永乐大典》中，题署为宋代吴可所撰。吴可的事迹无从考察，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考察集中诗作的年月，应当在宣和末年。他的诗中有“一官老京师”的句子，又有“挂冠养拙”的话，可知他曾经在汴京做官，后来又请求闲退离去。诗中还有“往时家分宁，比年客临汝”以及“避寇湘江外，依刘汝水旁”的句子，可知他曾居住在洪州。建炎以后，他辗转迁徙于楚、豫之间。吴可另外还有《藏海诗话》一卷，也载在《永乐大典》中，其中多是他和韩驹讨论诗歌的话。书中有《童德敏木笔诗》一条。考察《容斋三笔》所载临川人童德敏的《湖州题颜鲁公祠堂诗》，童德敏与洪迈处于同时代。由此可知，吴可是北宋遗老，到乾道、淳熙年间还在世。集中与他酬答唱和的人，如王安中、赵令畤、米友仁等，也多是北宋、南宋之间的文士。元祐诸贤的风流余韵还没有消失。因此，现存篇什虽不多，但大体清新警拔，气韵格调与谢逸、谢薖兄弟相近。只是他的文集既已不再流传，后世谈论宋诗的人便无法知道他的姓名。厉鹗《宋诗纪事》搜罗到三千八百多家，也没有涉及他。可见他沉晦埋没已经很久了。现在把作品逐一搜集编订，析为二卷。与《诗话》一同著录，使它不至于最终湮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豫章文集》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罗从彦撰。罗从彦字仲素，沙县人。因多次参加科举，凭借恩例授任惠州博罗县主簿。绍兴初年去世。淳祐年间追谥为文质。事迹详见《宋史·道学传》。这部书是至正三年延平进士曹道振编纂的。因为宋代儒者称罗从彦为豫章先生，所以用此作为文集名称。曹道振原序称：“郡人许源堂刻印他的遗集五卷，近来得到同邑人吴绍宗的稿本，厘定为十三卷，附录三卷、外集一卷、年谱一卷，共十八卷。”这个版本是明代重刻本。前面有成化八年张泰的序，后面有嘉靖甲寅谢鸾的跋。书中有《遵尧录》八卷，辑录二程和杨龟山的语录一卷，杂著二卷，诗一卷，附录三卷，外集一卷。年谱另行置于卷首，不计入卷数，所以题为十七卷。然而第一卷虽然列有“经解”的名目，文章早已散佚，只有目录而没有书文，实际上只有十六卷。△《和靖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尹焞撰。尹焞有《孟子解》，已经著录。然而《孟子解》虽然见载于《书录解题》，原书实际上已经散佚。如今流行的本子是伪本。只有这部文集还相传为旧本，共有奏劄三卷、诗文三卷。其中《壁帖》一卷，是尹焞亲手书写的圣贤治理情绪、涵养心性的要旨，粘贴在屋壁上用来自我警戒，后人把它抄录下来编成一卷。另外《师说》一卷，是尹焞平日的言论，而由他的门人王时敏编纂。考察《朱子语录》，其中说尹焞涉及朝廷事务的文章，多是门人代笔。如今哪些是请人代写的，哪些是真正亲笔所作，已经无法再考察了。不过，其中的指授、点定，也一定有尹焞亲自完成的部分。《会昌一品集序》虽然是李商隐所作，但最终以郑亚修改的本子为好，正不必要求文章全都出自本人之手。尹焞作诗不多，但《自秦入蜀道中作》中说：“南枝北枝春事休，啼莺乳燕也含愁。朝来回首频惆怅，身在秦川最尽头。”也很有诗情。因此，实在不能一概把它看作押韵的语录。△《王著作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王蘋撰。王蘋字信伯，福清人。《福建通志》称：“绍兴初年，平江守孙祐以德行向朝廷推荐他，召入朝廷应对，赐进士出身。授任秘书省正字。多次升迁至左朝奉郎。”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记作：“因赵忠简推荐而赐进士出身，官做到著作佐郎。秦桧厌恶他，适逢他的族侄因犯法获罪，便牵连罗织罪名，夺去他的官职。”这与《通志》的记载不同。然而这部集子以“著作”为名，那么陈氏所说才是正确的。陈氏著录时记为四卷，宝祐年间他的曾孙思文在吴学刊刻，卢钺为之作序。此本是明代弘治年间王蘋的第十一世孙王观编纂的。一卷是《传道支派图》，二卷是劄子和杂文十多篇，三卷以下是像赞、题跋以及门人私下记录的语录之类。与陈氏所记相比，卷数骤然增加了一倍。然而遗文不过一卷，其余都是附录。实际上，原书已经亡佚四分之三。这是搜集残存篇章编成的，已经不是旧本。因为他的学问出自伊洛一派，却能不依附秦桧，立身处世无愧于师门，所以予以著录保存，不因残缺而废弃。△《郴江百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阮阅撰。阮阅字闳休，舒城人。赵希弁《读书附志》称，他在建炎初年以中大夫身份任袁州知州。他的事迹则不详细。阮阅所撰有《松菊集》，如今已经散佚不传。这部《郴江百咏》，是他在宣和年间任郴州知州时所作。他的诗多涉及诗歌理论，大概宋代风气就是如此。阮阅一向留心吟咏，所作《诗话总龟》对遗篇旧事采集得相当详细。在这方面他绝非草率，所以还很少陈述拘泥于义理的说法。例如《东山》诗说：“藜杖芒鞋走过水的东面，红裙女子寂寞，酒樽也空了。郡中人见到我应当会笑，说我不像山公和谢公。”又如《乾明寺》诗说：“直松弯棘都不必说，庭院下面的山茶为什么这样红。”往往自有独到的意趣。又如《愈泉》一首，其中说：“自古以来知道多少诗歌的毛病，试问从今以后能否医治好。” 这些话虽然显得拘泥于字面和表相，但正是为了撰写他的《诗话》一书而作。这也算是诗中有作者的真性情，不同于只会随声附和的人了。这个本子出自厉鹗家藏，《百咏》还缺少八首。考察《郴州志》，也没有记载。吴之振选编《宋诗钞》和曹庭栋选编《宋诗存》，都没有收录。保存下来，也可以作为一家之作。只是每个题目下面都没有注明本事，如果不对照图经阅读，便茫然不知道诗句说的是什么。或许是在传抄过程中散失了吧？《袁州府志》载有他的《宣风道上》诗一首、《题春波亭》诗一首，鲍氏知不足斋本把它们录在这部集子的末尾，用来补充《松菊集》的遗缺。现在也依照鲍本，一并录存。△《双溪集》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苏籀撰。苏籀有《栾城遗言》，已经著录。考察苏氏、黄氏两家都被列入元祐党籍。南渡以后，黄氏虽然承受祖先的声望，颇受甄别录用，但家学几乎失传。只有他的孙子依附朱子门下，才得以在《语录》中留下名字。朱子对苏氏兄弟的攻击如同仇敌，却对黄庭坚没有贬斥的话，原因就在这里。然而苏籀的著作，只有《宋史·艺文志》记载有《复斋漫稿》二卷，世上没有它的本子。《文献通考》已经不再著录，宋人也没有称述它。文章这一方面，大概不是苏籀的长处。只是苏籀作为苏辙的孙子、苏迟的儿子，还能有这一部集子传世，也算没有堕失家风。只是苏轼、苏辙之所以成为伟人，并不只是因为文章受到重视；他们立身处世的始终，也都无愧于古代贤人。苏籀在这部集中却有《上秦桧》二书和《庚申年拟上宰相书》，极力陈说与金议和的好处。因此，他对秦桧的颂美无所不用，不免流露出迎合秦桧、谋求进身的心思。他的杂著中又有《进取策》一篇，再次极力主张进攻刘豫，以图谋金国。前后的议论互相矛盾。大概都是揣摩当时的喜好来进言游说。这个小人反复无常，比起他的祖父实在差得太远，反而不如黄庭坚那样无过失也无虚誉了。只是他的诗文雄健畅快、疏放流利；若从文辞才华来看，终究还保有一定的典范风格，因此也不能立即废弃。△《少阳集》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代陈东撰。陈东有《靖炎两朝见闻录》，已经著录。他的文集《宋志》没有记载，《书录解题》也没有记载。据戴埴《鼠璞》记载：“张浚上奏说，胡珵删削陈东的著作，追究并勒令编管。大概是因为张浚是黄潜善的门客，胡珵是李纲的门客，所以借此事除掉他。”如此看来，陈东死后仍受到兴起钩党之狱的牵连，大概没有人为他编集文章。元代大德年间，才有刻本《尽忠录》，共八卷，编排颇嫌杂乱。后来本朝康熙年间续刊的，称为《少阳文集》，共十卷。前五卷都是陈东的遗文，后五卷则是本传、行状以及其他书中的论赞。陈东以一名诸生的身份，对时事愤懑激切，揭发权奸，冒着万死只希望皇帝能够醒悟。他的气节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然而当时国势正处于危急之中，他却煽动一万多人，震动惊扰朝廷，甚至打坏谏院的鼓，把宦官中使剁成肉块。这些行迹近似乱民，也违背政治大体。南宋末年太学生的横暴，发展到驱逐宰辅、无人能够制止，其发端实际上就在这里。张浚所说“想凭布衣身份掌握大臣进退的权力，几乎要招致祸乱”，这话虽然出于私心，但也并非没有道理。后来陈东应诏再次出仕，最终因此被小人构陷，也不能说陈东等人没有招致祸患的原因。只是他志在匡救时局，所说的话都合乎道理。他所攻击的，都是人们不敢触犯的大奸臣；他所指陈的事情，事后也一一得到验证。这说明他的行动出于忧虑国事，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因此，南宋以来的儒者都把忠义归给他，他的遗文也流传到今天。大概是略去他的行迹，而推究他的本心。△《欧阳修撰集》七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欧阳澈撰。欧阳澈字德明，崇仁人。建炎初年，他徒步赶赴行在，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诛杀黄潜善、汪伯彦，与陈东一起被判处死刑。后来高宗悔悟，追赠他为秘阁修撰。事迹详见《宋史·忠义传》。绍兴二十六年，吴沆编次他的诗，题为《飘然集》三卷，并为之作序。到嘉定甲申年，会稽人胡衍又取他所上的三篇奏书，连同序文刻印，厘定为六卷。元代末年版本毁于战乱。明永乐丙申年，欧阳澈的第十世孙、永康县丞欧阳齐重新刊刻。金华人唐光祖作跋，称此书编为三卷，诗文事迹为四卷。

译当时陈东与他一同上奏的奏书，也被搜集整理，没有散失，并取来附录为一卷。合计为八卷。书中所称的赞府士庄甫，就是欧阳齐的字。然而永乐丁酉年崇仁知县王克义的序，却称欧阳齐将前后奏议录出，接在《飘然集》之后，分为六卷。这与唐光祖的跋文不同。大概只是文字有详有略，实际上是同一个本子。万历甲寅年，欧阳澈的第二十世孙欧阳钺重新修整版本，吴道南为之作序。这个本子就是从欧阳钺所刻的版本传抄而来，但缺少第八卷陈东的奏书。不过，陈东已经另有文集单独流行，不必再附录在这里。现在也仍然依照这个本子，确定为七卷。△《东溪集》二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高登撰。高登字彦先，号东溪，漳浦人。宣和年间任太学生。靖康之难时，他与陈东一起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诛杀蔡京、童贯等六名贼臣，并任用李纲、种师道。当时钦宗正要提拔吴敏、张邦昌为宰相，又准备起用李邦彦。高登再次上书极力争辩。绍兴二年，他在礼部考试中中选，但因廷对过于直切，只授予富川县主簿。后来调任古县令。当时胡舜陟任静江帅，想为秦桧的父亲建立祠堂。高登坚持认为不可，被胡舜陟诬陷构罪，逮捕审治。恰逢胡舜陟败亡，高登得以减免死罪，贬谪到容州。考察《宋史》本传记载：“高登死后二十年，丞相梁克家和漳州太守何万等向朝廷进言，追复其迪功郎官职。又过了十年，朱熹任太守时，再次上奏请求褒奖录用，追赠承务郎。”如今考察朱子奏状，其中说：“近来梁克家援引绍兴赦书请求，有司拘泥文书，搁置不办。” “近年傅伯寿又按照前一奏状上奏，还没有得到皇帝的批示。这样使高登含恨终身将近五十年，姓名仍然留在罪籍之中。”由此看来，《宋史》的记载是错误的。又考察《书录解题》著录《东溪集》时，称为迪功郎高登撰。由此可知，高登后来进赠的官职并没有承务郎这一称号。而所谓迪功郎，显然并不是梁克家任内追复的。《宋史》又记载，高登五次上书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他因为谋划南归，忽然听说张邦昌等人分别被派往远郡，一时之间小人相继被罢斥，这与他所说的事情恰好有十之七八相合。高登很高兴，又写信评论吴敏尚未罢免，但仍没有得到答复。据此看来，在五篇奏书之外应当还有一篇。如今查阅文集中所载，原来这件事就是五篇奏书中的第四篇。开头所叙“正打算南下”等话，十分清楚。这尤其足以证明《宋史》记载混乱而不合事实。至于《绍兴八年上皇帝书》，是被召赴都堂时，与《时议》六篇先后一起上呈的。按照《宋史》的说法，题为《万言疏》，但文集中只有五百多字。细读它的语气，颇有前后不相衔接之处。这是文集传抄时有所脱漏，并不是《宋史》的错误。高登的遗集，《文献通考》记作二十卷，《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都说是十二卷。这个本子是明代林希元编纂的，只分为上、下二卷。书疏、论议、辨说等文章共二十篇，诗三十一首，赞五首，箴铭二十六首，词十二首，启二首。末尾有附录一卷，包括朱子褒奖录用的奏状、《祠堂记》两篇以及《言行录》十条。史书称高登所上的《时议》六篇，如今只保存了序；所上的五篇奏书，也已经亡佚一篇。又《言行录》记载“绍兴元年皇帝驻跸临安，高登把十件事交给当时的宰相”，文集中也没有这篇。看来这部集子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然而虽然散佚很多，阅读其中保存的篇章，仍然可以想见他的忠义气概。即使如《命子名字说》中所说：“我痛切地想到王室衰微，想要扶持它，使它重新振作。辅佐匡正，守护祖先的伟业。这一志愿还没有实现。因此给你取名为扶、持、振、拂，希望你努力效法两全的节操。”他的忠君爱国之心，竟然每顿饭都不曾忘记到这种程度。朱子说他能够使人听到他的事迹便振作奋发，确实不是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