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九 集部二

译卷一百四十九 集部二 ○别集类二 △《东皋子集》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代王绩撰写。王绩字无功，太原祁人。隋大业年间授任秘书省正字。出任六合县丞。归隐北山的东皋，自号东皋子。唐初以前曾任待诏门下，后来又请求担任太乐丞。此后便辞官回乡。这个人先后侍奉两朝，都因为仕途不得志，于是退隐山林，放浪自适。《新唐书》把他列入《隐逸传》，这一点令人不能理解。但王绩是王通的弟弟，志趣高雅，不像王通那样聚徒讲学、献策求仕，他的人品也远非王通所能相比。史书称他性情简约放达而嗜酒，曾经写过《醉乡记》《五斗先生传》《无心子传》。他的《醉乡记》受到苏轼称赞。但他的其他文章也疏放质朴而有情趣。他的诗只有《野望》一首为世人传诵。然而像《石竹咏》，意境高远古朴；《薛记室收过庄见寻诗》二十四韵，气势格调雄健。都能够洗去初唐诗歌讲究排偶而板滞的习气，即使把它们放在开元、天宝年间，也无法辨别出差异。《唐书·艺文志》记载王绩集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他的朋友吕才搜集访求遗文，编成五卷，并为它作序。” 但如今流传的本子实际上只有三卷。又据晁公武《读书志》引用吕才序文，说王绩十五岁时拜见杨素，应答论说英敏善辩。薛道衡读到他的《登龙门忆禹赋》，感叹说他是当今的庾信。序中还记载了他占卜应验的几件事。如今本子中吕才的序还在，但晁公武所引用的文字却没有了。序中又说“搜集访求尚未完成，编成三卷”，这与《书录解题》的记载不相合。他的《登龙门》一赋也没有收入集中。或许宋末时王绩原集已经散佚，后人从《文苑英华》《文粹》等书中采辑他的诗文，汇编成这部集子，又伪托吕才序置于卷首，也未可知。此本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本子。卷首还有陆淳的一篇序，晁、陈两家的书目都没有提到它。因此，它的真伪也处在难以判定的两可之间。△《寒山子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考察寒山子，是贞观年间天台广兴县的僧人，居住在寒岩，时常往来于国清寺。丰干、拾得也都是国清寺的僧人。世间流传台州刺史闾邱允遇到三位僧人的事情，他们的行踪非常奇异，大概已经无法考证了。他的诗相传就是闾邱允命寺僧道翘寻找寒山平日写在竹子、树木、石壁以及人家厅堂墙壁上的文字，得到三百多首。又取拾得写在土地堂墙壁上的偈语，编纂成卷。丰干则只留下房中墙壁上的诗两首。闾邱允亲自为此作序。宋代又称它为《三隐集》，见于淳熙十六年沙门道南所作的记文中。《唐书·艺文志》把寒山诗列入释家类，著录为七卷。如今合并为一卷，又把拾得、丰干的诗另编为一卷附在后面，这是明代新安吴明春校订刊刻的本子。王士祯《居易录》说：寒山诗，诗人常称道其中“鹦鹉花间弄，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月响，短舞万人看”，认为它具有唐代诗歌的格调。（考察起来，这是明代江盈科《雪涛》中的评语，王士祯引用了它。寒山子本来就是唐代人，江盈科却认为诗中有“唐调”，大概偶然没有考察他的时代。谨附记于此，以作订正。）他的诗中有工整精巧的语句，有率直的语句，有庄重的语句，也有诙谐的语句。至于说“不烦郑氏笺，岂待毛公解”，又像是儒生的口吻。大体上说，都是佛语、菩萨语。如今看他的作品，全是随手拈来玩弄笔墨，完全写成禅门偈语，不能再用诗歌格律来约束它。但其中机趣充沛，多有足以用来劝善惩恶的地方。况且这部专集从唐代流传下来，在世间流行已久。如今仍把它著录在书目中，以备作为释氏文字的一种。又考察《太平广记》引用《仙传拾遗》说：“寒山子，不知道他的姓名。大历年间隐居在天台翠屏山。那座山幽深险峻，即使盛夏也有积雪，也叫寒岩，因此自号寒山子。他喜欢作诗，每得到一篇或一句，就题写在树木之间、岩石上。有好事的人跟随记录下来，共有三百多首。诗中多写山林幽居隐逸的情趣，有时讥刺时俗，能够警醒和劝勉世俗之人。桐柏徵君徐灵府为它作序并编成集子，分为三卷，在民间流传。”如此看来，寒山子又成了中唐的仙人，与闾邱允的故事不同。既然无法深入考证，姑且只根据文字来评论文字罢了。△《王子安集》十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唐代王勃撰写。《唐书·文苑传》称他的文集有三十卷；但《杨炯集序》却说分为二十卷，并列出了各篇篇目。洪迈《容斋随笔》也说现存的是二十卷，大概还是旧本。明代以来，他的文集已经散佚，原来的目录于是无法考见。世间流传的《初唐十二家集》，只收录王勃的诗赋二卷，缺漏非常严重。所以皇甫汸作《杨炯集序》时，说在王勃的诗赋之外，没有见到他的其他作品。此本是明崇祯年间福建人张燮搜集《文苑英华》等书编成的，共十六卷。虽然不是唐、宋时期的旧本，但与其他本子相比，就较为完整了。王勃的文章在初唐四杰中居首，儒者颇以其浮华艳丽为病。考察段成式《酉阳杂俎》说：“张燕公曾读王勃《夫子学堂碑颂》中的‘帝车南指，遁七曜於中阶。华盖西临，高五云於太甲’四句，完全不能理解。于是向一位僧人询问。（考察起来，这位一公就是僧人一行。）一公说：‘北斗的斗柄指向午位，七曜在南方，这是祥瑞出现、没有爵位的圣人将要出世的征兆。’”但“华盖”以下的文字，最终也不能全部解释。洪迈《容斋随笔》又说：“王勃等四人的文章，都精确切实而有根源。他们用骈俪文体写记、序、碑、碣，大概是当时的文体如此，但后来却颇受非议。杜甫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是说这件事。‘身名俱灭’是责备那些轻薄之人，‘江河万古’指的是四杰。”

译韩愈《滕王阁记》说：“江南有许多适合游览观赏的美景，而滕王阁独居第一。等到得到三王所作的序、赋、记等文章，更感到他们的文辞壮美。”注释说这是指王勃作《游阁序》。韩愈又说，中丞命令他作记，他私下里很高兴自己的姓名能够载在上面，文章排在三王之后，也是一种荣耀。可见韩愈推重王勃，也不是一般程度。一行、段成式的博学广闻冠绝古今，杜甫、韩愈的诗文也冠绝古今，而他们对王勃的推重竟如此。那些腹中空空、只会死记硬背和争胜作文的人，拾取语录中的糟粕，竟沾沾自喜地开口讥议，恐怕正是所谓蚍蜉撼树吧。如今编录王勃文集，也把段成式、洪迈所记的内容一并收入，希望耳食之徒不要轻易诋毁他。△《盈川集》十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代杨炯撰写。《唐书·文苑传》称，他的文集原有三十卷。晁公武《读书志》只著录二十卷，说如今大多已经亡佚。这说明宋代已经不是完整的本子了。然而这个本子如今也没有流传下来。此书是明万历年间龙游人童佩从各种书中搜集汇编、编次成书的。又把本传、赠答文章和评论言语另编为《附录》一卷。皇甫汸为它作序。全书有赋八首、诗三十四首、杂文三十九首。《文苑英华》收有《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一首、《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一首，列在庾信文章之后，明人因误会而把它们编入庾信集中。此本收录《尔朱氏志》一篇，但《李氏志》仍未收入，可见搜罗仍有遗漏。《旧唐书》本传最称道他的《盂兰盆赋》。但杨炯的华美作品并不只有这一篇。刘昫大概认为这是进呈皇帝的作品，所以特意加以记载吧？本传又记载了他的《驳太常博士苏知几冕服议》一篇，引用经义，排斥浮泛空谈，是杨炯文章中最有根基的一篇。由此可知，他的文辞瑰丽，是由于贯通典籍，并不只是涉猎浮华。然而《新唐书》本传删去此文而不载，大概与本纪不记载诏令的意思相同。这是宋祁的偏见，并不是确定的评价。新、旧《唐书》又都说杨炯为政严酷，那么他就不能概括看作循吏。童佩序说，盈川县废县的旧址在瀫水北面，该地隶属龙邱县，距郡城四十多里，如今旧址仍高高独存。杨炯任盈川县令后，不久便去世，县也很快废除。百姓在当地为他立祠祭祀，直到现在春秋两季仍不断绝。这是因为他的文艺而进一步粉饰他的政绩，也不是公正的评论。△《卢昇之集》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代卢照邻撰写。《唐书·文苑传》称，卢照邻起初任邓王府典签，调任新都尉，因病离职。后来手脚痉挛残废，最终投颍水而死。考察集中《相里夫人檀龛序》，其中说“乾封纪岁”，应当是“乾封”元年丙寅。《对蜀父老问》中说“龙集荒落”，应当是总章二年己巳。这些都是他在益州时所作；《病梨树赋序》说“癸酉之岁，卧病长安”，那么他被罢官应当在咸亨四年以前。计算起来，他寄身于一个县尉任上，只有五六年。又《穷鱼赋序》说“曾以横事被拘，将致之深议”，那么这期间还遭受过无罪被拘、将被严加追究的事情。他病废以后，向洛阳的名流和朝廷官员求药、借书，甚至每人索求钱二千，他的贫困也可以想见。大概是文士中遭遇最坎坷的人。所以他一生所作，大多欢乐很少、忧愁深重，具有骚人的遗韵，也是由他的遭遇造成的。史书又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章齐名，杨炯曾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则说：“盈川的文章如同悬河，取之不尽，比卢照邻优胜而不逊于王勃。以居王勃之后为耻，确实如此；说愧居卢照邻之前，是谦辞。”如今看卢照邻的文章，似乎不如王勃、杨炯、骆宾王三家那样宏大奔放，我怀疑张说的评论是对的。不过，流传下来的篇章独少，不能凭一斑概括全豹。杜甫一概以“江河万古”来称许他们，似乎很难执着于残编断简而勉强判定高下。况且张鷟《朝野佥载》也记载这句话，却写作卢照邻说“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文人之间的品评，多是当时兴之所至的言论，尤其不能据此作为定论。晁氏、陈氏的书目都把他的文集著录为十卷。此本只有七卷，那么散佚的已经很多了。又《穷鱼赋序》说“曾经想要报答恩德，所以把它列在篇首”，那么卢照邻自己编的文集，应当把这篇赋列为第一。但此本却把《秋霖》《驯鸢》二赋列在它之前。他的《与在朝诸贤书》也不是完整的本子。由此可知，这是后人搜集编成的，不是原来的篇帙。△《骆丞集》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唐代骆宾王撰写。《唐书·文苑传》称：“中宗时下诏搜求他的文章，得到一百多篇，命郗云卿编次。”《书录解题》引用郗云卿旧序，说“光宅年间广陵发生叛乱，骆宾王伏法”。大概是根据李孝逸奏报获胜的话。孟棨《本事诗》却说：“骆宾王削发为僧，遍游名山。宋之问游灵隐寺作诗，曾续写‘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诗句。”如今考察集中内容，骆宾王与宋之问的踪迹往来非常密切：在江南有相互投赠的作品，在兖州有饯别的诗章。他们应当不是互不相识的人，怎么会到了面对面时反而错过呢？封演是天宝年间的人，距离骆宾王的时代很近，他所作《闻见记》中记载宋之问这首诗，考证月中桂子的事情，却完全没有说出自骆宾王。可知当时还没有这种说法。朱国桢《涌幢小品》又记载：“正德九年，有个姓曹的人，在海门城东黄泥口挖靛池，得到一座古墓的题石，上面写着‘骆宾王之墓’。”这也足以证明骆宾王逃亡后出家为僧的说法不确。大概是武后改唐为周，人心共同愤恨；李敬业、骆宾王失败后，世人颇为怜惜他们，所以编造了这种说法。孟棨没有考察，误把它记载下来。新、旧《唐书》都把他的文集记为十卷。《宋史·艺文志》还著录有《百道判》三卷，如今也一并散佚了。此本只有四卷，大概是后人搜集编成的。书中的注释是明代给事中颜文选所作。引用材料多有疏漏错乱，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由于《文选》之外没有别的注本，其中也还有一两处可以采纳，所以姑且一并收入，以备参考。△《陈拾遗集》十卷（内府藏本）

译唐代陈子昂撰写。陈子昂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以及卢藏用为他所作的别传。唐初的文章没有摆脱陈、隋时期的旧习。陈子昂开始振作奋发，自立为文，追步古代作者。韩愈诗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也说：“张说擅长著述，张九龄善于比兴，能够兼备这些长处的，只有子昂。”马端临《文献通考》却说，陈子昂“只有诗歌语言高妙，其他文章则没有脱离对偶华丽而卑弱的文体”。韩愈、柳宗元的评论并不只是称赞他的诗，这是马端临没有理解的。如今看他的文集，只有各篇表、序仍沿袭骈俪的习气；至于论事的书信、奏疏之类，确实疏朗质朴而接近古文，韩愈、柳宗元的评论并没有错。陈子昂曾上书武后，请求兴建明堂、太学。宋祁在《新唐书》本传赞语中认为，他是“把圭璧荐入宫门，却用脂粉污秽了它”。这篇文章如今收在集中。王士祯《香祖笔记》又举出他的《大周受命颂》四章、《进表》一篇、《请追上太原王帝号表》一篇，认为与扬雄《剧秦美新》相比，恐怕还超过它们。他下笔时已经不知道世上还有节义廉耻这些事情。这些文章如今也收在集中。这样看来，这部集子的流传，特别是因为辞采而受到珍视。这就好比放荡的妇人和失节的女子，凭姿色和才艺冠绝一世，却不能用礼法来约束她们。此本抄写、传写错误和脱漏很多，第七卷缺少两叶。根据目录查找，《礻马牙文》《禜海文》在《文苑英华》第九百九十五卷，《吊塞上翁文》在第九百九十九卷，《祭孙府君文》在第九百七十九卷。又据目录，《送崔融等序》之后还有《饯陈少府序》一篇，此本也已散佚，《文苑英华》第七百一十九卷收有此文。如今一并修补，使它成为完整的本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百十九卷〕 《文苑英华》第八百二十二卷收录陈子昂《大崇福观记》一篇，其中称武士彟为“太祖孝明皇帝”。这部集子没有收录这篇文章，大概是偶然散佚脱漏了。如今一并补入，使那些执笔作文的人知道，立身一旦失败，遗留下的耻辱会延续万年；即使想让这种文章不流传，也无法做到。△《张燕公集》二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代张说撰写。张说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他的文章典雅华美、宏大丰富，当时与苏颋并称，朝廷中大型的著述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号称“燕许”。《唐书·艺文志》著录他的文集三十卷，如今流传的本子只有二十五卷。但自宋代以后，各家书目著录都相同，可知散佚的五卷已经很久了。集中《元处士碣铭》称，序文是元处士之子、将作少监行冲所作，而《唐书·行冲传》却没有记载他担任过这一官职。《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称，万年县令郑国忠的奏状说，六月十四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发现醴泉涌出；而《唐书·武后传》记载此事时却说发生在新丰县。这些都与史传有不少异同。不过，张说身处当时，必定不会有讹误，由此可知《唐书》的疏漏错误很多。这正是旧本可贵的原因。文集卷首有《永乐七年伍德记》一篇，说兵乱之后，文集散佚，只剩下这些，于是抄录收藏。到了嘉靖年间，他的子孙才开始刊刻流行，但错误特别严重。又参考本传以及《文粹》《文苑英华》等书，发现还有很多文章没有收入集内。如今从旁搜集，在集外得到颂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状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启一首、书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志九首、行状一首，共六十一首。这些都按类别补入集内。原集目录次序错乱的地方，也重新编次校定。仍整理为二十五卷，希望差不多能够恢复成完整的本子。△《曲江集》二十卷（广东巡抚采进本） 唐代张九龄撰写。张九龄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徐浩为张九龄撰写墓碑，称赞他学问穷究精微义理，文章参通幽深旨意，却没有说明他的文集有多少卷。唐、宋两部史书的《艺文志》都著录有张九龄文集二十卷。此后逐渐流传稀少。只有明代《文渊阁书目》著录《曲江文集》一部四册，另有一部五册，但民间大多没有见过。成化年间，邱濬才从内阁抄录出来，韶州知府苏韡为之刊行。它的卷数和篇目与《唐志》相合，大概仍是宋代以来的旧本。张九龄坚守正道、憎恶邪恶，以正道辅佐君主，被称为开元贤相。而且他的文章高雅，也不在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等人之下。《新唐书·文艺传》记载徐坚的话，说他的文章“像轻薄的缣帛、洁白的素练，确实有益于时务，却受限于篇幅格局”。如今考察他的《感遇》等作品，精神韵味超逸，可以和陈子昂并驾齐驱。文章宏大博洽而质实典雅，具有古代士大夫端笏垂绅的气象，也充分显现出大雅遗风。徐坚局限于当时的文风，以辞藻富丽艳美来评价它，这不足以作为定论。至于他撰写的制诰草稿，明白切实，多能得到诏令的体制。《本传》称，他任秘书少监时，适逢朝廷要赐给渤海国诏书，却没有值得起草诏命的人，于是命令张九龄来撰写。张九龄奉诏立即写成，因此升任工部侍郎、知制诰。如今查考他的文集中有《渤海王大武艺书》，应当就是当时所作。其他诏令，也有许多可以同史传相互参证。例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府右金吾卫大将军归诚王李归国书》，而考核《唐书·外国传》所记载的奚族事迹，自开元以后，只有李大酺、鲁苏、李诗延、宠姿固等酋长的名字，却没有提到归国。由此可知史书的记载有所遗漏，这尤其可以补充史书的缺失。《李北海集》六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唐代李邕撰写。李邕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李邕的文集原有七十卷，《宋史·艺文志》已经不再著录。此本是明代无锡曹荃刊刻的。前面有曹荃的序，说绍和徵君刻印唐人文集，起初得到《北海集》，而其余部分是他搜集整理的。序中没有说明是由谁编纂的。大体上都是采集《文苑英华》等书，汇集编成一帙，并不是原本。史书称李邕擅长撰写碑文和颂文，前后所作共有数百篇。如今只存赋五首、诗四首、表十四首、疏和状各一首、碑文八首、铭和记各一首、神道碑五首、墓志铭一首。大概已经十篇中保存不了一篇了。

译《旧唐书》称他的《韩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韦巨源谥议》受到当时文士的推重。李白《东海有勇妇》一篇说：“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杜甫《八哀》诗说：“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赵明诚《金石录》也说：“唐六公咏，文词高古。”如今这些作品在此集中都看不到，实在可惜。刘克庄《后村诗话》讥讽李邕为叶法善的祖父撰写碑文，给千百年留下笑柄。然而唐代的名儒硕士替缁衣、黄冠之士执笔，并不以此为嫌，不像两宋儒者把佛、道二教看作敌国。这应当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评论，当然不能拘泥于后世的标准来议论前人。况且刘克庄曾同真德秀交游，真德秀《西山集》中为道观、佛寺撰写的文章多得数不清，刘克庄却从未说一句，偏偏只严厉指责李邕。这尤其是门户之见，不能使人信服他对李邕的批评。卷末的附录，载有《新唐书》《旧唐书》中李邕的本传以及赠送他的各篇作品，另外还载有《文苑英华》所收李邕《贺赦表》六篇，题作“纠缪”。编者认为考察这些事情发生在代宗、德宗、宪宗时期，而李邕不可能见到。他的考订编次相当精审。但考察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说：“《贺赦表》六首，《类表》认为是李吉甫所作，而《文苑英华》认为是李邕所作。按李邕在天宝初年去世，而六篇表文却分别作于代宗、德宗、宪宗时期。况且《文苑英华》在第三百五十九卷又重复收录了一篇，题作李吉甫。又第二篇表文末尾说‘谨遣衙前虞侯王国清奉表陈贺以闻’，正好同李吉甫《郴州谢上表》的结尾语相同，那么就不是李邕所作。”如此看来，宋人早已考证清楚，编纂此集的人采用了彭叔夏的说法，却隐瞒了出处，也可以说是窃取他人功劳了。《李太白集》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唐代李白撰写。《旧唐书》李白本传称他是山东人，《新唐书》则说他是陇西成纪人。考察杜甫所作《崔端薛复筵醉歌》，有“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一句。杨慎《丹铅录》根据魏颢《李翰林集序》中“世号为李东山之文”的说法，认为杜集传抄时把字颠倒了。这样说似乎有道理。然而元稹撰写杜甫墓志，也称李白为“山东人”，文字说得十分明确。如果把它倒作“东山人”，语意就不通，也不能拿魏颢的序来解释。查考李白集中的《寄东鲁二子诗》，有“我家寄东鲁”一句。魏颢的序又说“与鲁地一位妇人结合，生下儿子，名叫颇黎”。大概李白在山东居住了很久，所以人们也这样称呼他；实际上山东并不是他的本籍，这是刘昫等人的错误。至于陇西成纪，是唐代李氏以郡望作的通称，所以刘知几《史通·因习篇》自注说：“近代史书为王氏作传，称‘琅邪临沂人’；为李氏作传，称‘陇西成纪人’。这不只是王、李两族早已离开本郡，也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这些郡县，都是魏、晋以前的旧名。”如今查验《唐书·地理志》，果然如刘知几所说。这样看来，宋祁等人沿袭旧文，也不足以作为依据。只有李阳冰的序说：“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被贬谪居住在条支。神龙初年，逃回蜀地，又指着李树而生下伯阳。惊姜的夜晚，长庚星进入梦中。魏颢的序称李白本是陇西人，于是因为家居绵州，既然生在蜀地……” 由此可见，李白是蜀人，有确实证据。两部史书所记载的都不是事实。李阳冰的序没有说明卷数，《新唐书·艺文志》却说《草堂集》二十卷，是李阳冰编纂的。考察宋敏求的后序说：“唐代李阳冰为李白《草堂集》作序，称为十卷；咸平年间乐史另外得到李白歌诗十卷，合编为《李翰林集》二十卷。” 史书又说：“杂著另编为别集十卷。”这样看来，《草堂集》原本是十卷，《唐志》却把李阳冰编纂的集子记作二十卷，实在是没有考察清楚。如今《草堂集》已经失传，乐史编的本子也很少见。此本是宋敏求得到王溥本和唐代魏颢本，又搜集《唐类诗》等书以及石刻所传内容，编成一集。曾巩又考订其先后并加以编次，共三十卷。第一卷只收录各篇序文、碑记，第二卷以下才是歌诗，共二十三卷。杂著六卷，流传得很少。本朝康熙年间，吴县缪曰芑才重新刊刻。书后有缪曰芑的跋说：“得到临川晏氏的宋本，重新加以校正，比坊间刻本更接近古本。”然而陈氏《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都题作《李翰林集》，这里却称《太白全集》，不知道是宋本改成这样的，还是缪曰芑改的，因此稍有可疑。根据王琦注本，此刻本还存有《考异》一卷。但坊间印本都删去了缪曰芑的序和目录，冒充宋本，于是连《考异》也一并删掉了。因为其中的文字已经全部收载在王琦本中，如今也不再另行补录。《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三十卷（通行本）。宋代杨齐贤集注，元代萧士赟删补。杜甫集自北宋以来作注的不到几十家，李白集由宋、元人撰写编注的，如今只有这一部流传于世。康熙年间，吴县缪曰芑翻刻宋本《李翰林集》，前二十三卷是歌诗，后六卷是杂著。此本前二十五卷是古赋、乐府、歌诗，后五卷是杂文。而且分别标明门类，目录次序也同缪本不同。究竟是杨齐贤改编的，还是萧士赟改编的，因为原书没有序跋，已经无法考知。只是所辑注文，分别以“齐贤曰”“士赟曰”为标题来区别，所以还可以辨识。注中多征引古代事实，也兼及诗文意义。卷帙浩繁博大，不可能没有错误。唐觐《延州笔记》曾摘出萧士赟注《寄远诗》第七首“灭烛解罗衣”一句，指出他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史记·滑稽传》淳于髡的话，反而泛泛引用谢瞻、曹植等人的诗。又如《临江王节士歌》，杨齐贤认为史书失载了它的作者姓名，萧士赟则引用乐府《游侠曲》来证明。殊不知《汉书·艺文志》所载《临江王》和《愁思节士歌》原本各自是一篇，自南齐陆厥开始才合称为《临江王节士歌》。

译后来庾信、杜甫都承袭了这个错误。李白的诗也属于沿袭讹误。杨齐贤等人不加辨析，反而认为史书失去了作者姓名。这类地方都没有做到精审核实。不过，这部书总体上详尽丰富，足以供查阅。其中如《广武战场怀古》一首，萧士赟认为不是李白的诗，便分置在卷末，也确实有他的见解；对于李白集来说，他毕竟不是毫无功劳。杨齐贤字子见，舂陵人。萧士赟字粹可，宁都人，是宋代辰州通判萧立等的儿子。他笃志求学，擅长作诗，同吴澄友善。他所著有《诗评》二十多篇以及《冰崖集》，都早已失传，只有这部书还共同流传于世。《李太白诗集注》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王琦撰写。王琦字琢崖，钱塘人。自杨齐贤、萧士赟以后，注释李白诗歌的人，明代林兆珂有《李诗钞述注》十六卷，简陋得很。胡震亨驳正旧注，撰成《李诗通》二十一卷。王琦认为这些注本仍有很多遗漏和疏略，于是重新编次、笺释，定为此本。他的诗歌参校会合各个版本，又增补散佚篇章，厘定为三十卷，以符合曾巩序中所说的卷数。另外把序志、碑传、赠答题咏、诗文评语、年谱、外纪编为附录六卷。缪氏本所谓《考异》一卷，则分散放入各诗文句子之下，不另行列出。他的注释想补足三家注本的遗漏，因此采集材料相当丰富，但难免稍显芜杂。不过搜集残存材料，有时也确实有一得之长。自宋代以来，注释杜甫诗歌的人很多，而注释李白诗歌的只有寥寥二三种本子。把这些记录下来保存，也足以供考证。这本来就是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内府藏本）。宋代郭知达编。郭知达是蜀人。书前有他的自序，作于淳熙八年。又有曾噩重刻本序，作于宝庆元年。曾噩一事，据《书录解题》说，他字子肃，是闽清人；凌知迪《万姓统谱》则说，他字噩甫，是闽县人，庆元年间任上高县尉，后来又调任广东漕使。这同陈振孙所记略有不同。陈振孙与曾噩同时代，凌知迪所叙的官衔又同序文中的署衔相合，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无法详考。宋人喜欢谈论杜甫的诗，但注释杜诗的书没有善本。这部书汇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坚、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彦材等人的注释，比较简要。郭知达的序说：“交给二三位士友，随着是非加以取舍。凡是假托姓名、捏造事实的，都删削不载。”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世间有一种称作东坡事实的书（按：应当是《老杜事实》），随事编造文字，逐一牵强附会，却都不说明出处。而且从头到尾语气如出一人之口，大概是妄人伪造，想欺骗扰乱世俗。书坊动辄把它抄入集注中，实在破坏读者的理解。此本唯独删去了这些内容。”这同郭知达的序相合，可知此书的取舍编裁是有原则的。陈振孙称曾噩在五羊漕司刊刻此书，字样“大宜老”（按：“宜老”是说适合老眼阅读，刻本有的作“可考”，并不是“宜老”），是最好的版本。此本就是曾噩家最初印刷的本子，字形端正有力而清秀楷整，是宋版中极好的版本。陈振孙所说的，确实不是虚言。《黄氏补注杜诗》三十六卷（内府藏本）。这是宋代黄希的原稿，由他的儿子黄鹤续成。黄希字梦得，宜黄人。考中进士。官至永新令。曾在县衙修建春风堂，杨万里为它撰写记文，现载于《诚斋集》中。黄鹤字叔似。著有《北窗寓言集》，如今已经早已失传。黄希认为杜诗旧注常有遗漏和错误，曾经随着诗文逐条补辑，尚未完成便去世了。黄鹤于是取来刻本《集注》以及父亲的遗稿，替它校正确定。又增补自己所见的材料，积累三十多年的努力，到嘉定丙子年，才得以编成。书前原题作《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所列注家姓氏，实际上只有一百五十一人。注中征引的内容，主要是王洙、赵次公、师尹、鲍彪、杜修可、鲁訔等家的说法，其他资料也很少见到。而当时所称的伪苏注，也一并采录其中。大概坊间原本就有《千家注》本，黄鹤只是据此加以扩充，所以以“补注”为名。郭知达《九家注》和蔡梦弼《草堂诗笺》成书都比黄鹤本稍早（按：郭知达本成于淳熙辛丑年，比黄鹤本早三十多年；蔡梦弼本成于嘉泰甲子年，比黄鹤本早十二年），但注中一个字也没有引用它们。大概是流传还不广，偶然没有见到。书中凡是原有的注释，都称“某曰”；补注则称“希曰”“鹤曰”，用来区别。全书大旨在于按年代编排诗作，所以开头列有《年谱辨疑》，作为纲领；又在诗中各篇下面注明创作的年月，使读者能够考察其先后以及出处的大概情况。这种体例大概始于黄伯思，后来鲁訔等人接着加以考订，到黄鹤父子时又进一步阐明。其钩稽考察、辨析考证，也颇费苦心。其中有些地方前后抵牾、并不相合。例如《赠李白》一首，黄鹤认为是开元二十四年杜甫游历齐、赵时所作。他不知道杜甫和李白起初根本没有见过面，直到天宝三、四载李白从供奉职位被放逐后，二人才在东都相遇。考察杜甫《寄白二十韵》诗中所说“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这就是确切证据，黄鹤的说法明显错误。又如《郑驸马宅宴洞中》一首，黄鹤说它和《重题郑氏东亭诗》都是在河南新安县所作。他不知道《长安志》记载有莲花洞，位于神禾原郑驸马的居所，也就是诗中所说的“洞中”，并不在新安，不能同东亭混为一处。又如《高都护骢马行》，黄鹤认为是天宝七载所作。考察高仙芝平定小勃律后，到天宝八载才入朝，诗中有“飘飘远自流沙至”的话，那么应当作于天宝八载，而不是七载。又如《遣兴》诗中“赫赫萧京兆”一句，黄鹤把“京兆”解释为萧至忠。他不知道萧至忠从未担任京兆尹，诗中所指应当是萧炅。

译又如《喜雨》一首，黄鹤说是永泰元年所作。考察诗末杜甫自注“浙右多盗贼”的话，正是指宝应元年袁晁之乱，这首诗应当作于这一年。当时杜甫正在梓州、阆州一带，所以诗中有“巴人”的句子，黄鹤的说法不对。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几十条，都是由于考核疏略。又有些诗题和诗文都没有明文，无法考察年月，黄鹤也牵强附会地从其中某个字某句话去强行编排，实在有穿凿之弊。不过，他考据精确严密的地方，后来注释杜诗的各家也往往援引作为证据。因此，后人虽然无不加以攻驳，却始终不能废弃他的书。《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没有署明编纂者姓名。前面载有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梦弼四篇序。所采集的注家不到一百家，却题作“千家”，大概是力求夸耀搜罗丰富，就像魏仲举的《韩柳集注》也虚称“集五百家”一样。书中各句下面和篇末的评语，全是刘辰翁的话。朱彝尊认为是蔡梦弼编入的，然而蔡梦弼所撰的书原名《草堂诗笺》，他在自序中详细标明了注释体例，同此本并不相合。宋荦说，杜诗的评点始于刘辰翁。刘辰翁的本子没有注释，元代大德年间有个高楚芳，删取保存各家注释，并附入刘辰翁的评语。此本疑即高楚芳所编。刘辰翁的评论见识十分浅薄，他标举那些尖新字句，几乎可以说是竟陵派的先声。王士祯却把它比作郭象注《庄子》，恐怕不是确切的评论。至于书中所汇集的各家注释，真伪混杂，也多次受到后人的批评。然而宋代以来注释杜诗的各家，很少有专本流传到后世，散佚的文章和零星的议论，很大程度上还依赖这部书保存下来。它筚路蓝缕、开创基础的功劳，也不能完全废弃。《杜诗攟》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唐元竑撰写。元竑字远生，是乌程人。万历戊子年中举人。明朝灭亡后，他不肯进食而死，评论者把他比作“首阳饿夫”。这部书是他读杜甫诗时所作的札记。他所阅览的，大概是《千家注》本，其中附载刘辰翁的评论，所以多有驳正刘辰翁言论之处。自从宋人倡导“诗史”之说，给杜甫诗作笺注的人便把刘昫、宋祁两部书作为撰写依据，逐字逐句务求同纪传相合。忠于君主、热爱国家，是君子的心志；感慨时事、忧虑时局，是《诗经》中“风”诗的旨趣。杜甫诗所以高出诸家，本来就在这里。然而杜诗集中真正以此为根本的不过几十首。咏月便认为是在比拟肃宗，咏萤便认为是在比拟李辅国，那么诗家就没有景物了；说纨袴这种下身服饰比拟小人，说儒冠这种上身服饰比拟君子，那么诗家就没有字句了。唐元竑所论，虽然未必完全得到杜甫的诗意，但删去附会之说，涵泳诗歌性情，很能领会言外之意。其中如“白鸥没浩荡”一句，他一定要压低苏轼而申说宋敏求。“宛马总肥秦苜蓿”一句，明明是运用汉武帝离宫种植苜蓿的故事，他却拘泥于错误版本所说的春天苜蓿之事，认为这不合汉代霍去病。又往往喜欢谈论诗歌谶语，尤其荒诞无稽。不过，总的来说正确的地方居多，比旧注的穿凿附会远为高明。△《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附编》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仇兆鼇撰写。兆鼇字沧柱，是鄞县人。康熙乙丑年中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这部书是康熙三十二年仇兆鼇任编修时进呈的。诗注共二十三卷，杂文注二卷。后来又以《逸杜》《咏杜》《补杜》《论杜》编为《附编》上、下二卷。他的总目录从第二十八卷以下还有《仿杜》《集杜》等卷，都是只有目录而没有书，疑心是想继续编写却没有完成。每首诗都分出段落，先在前面解释文义，再把所征引的典故列在诗末。其中从类书中摘取材料，略有错误。例如注释“忘机对芳草”一句，引《高士传》的“叶幹忘机”。现在的《高士传》中没有这段文字。即使是《太平御览》所载嵇康《高士传》几乎满两卷，也没有这段文字。又注释“宵旰忧虞轸”一句，不知道其中“宵旰”二字本出徐陵的文章，却引用《左传》注释“旰食”，引用《仪礼》注释“宵衣”。考察郑玄的注，“宵”是“绡”的通假字，并不是“宵旦”的“宵”。至于《吟杜》卷中所载徐增的一首诗，本来出自他的《说唐诗》。所谓“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大概是说王维的诗杂有禅趣，李白的诗多有逸气，用二者相互映衬杜甫的谨严。仇兆鼇于是把上句改成“赋似相如逸”，违背了原诗的本意。类似这样的情况往往都有，不能把它们作为可靠的典范。不过，他引用的材料丰富，而且没有《千家注》诸注本伪造典故的陋习。考察全书大体，多数地方都有助于考证，也不能完全废弃。△《王右丞集笺注》二十八卷、《附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王维撰写，国朝赵殿成作注。殿成字松谷，是仁和人。王维文集旧有顾起经的分类注本，但只注诗而没有涉及文章，诗注也间有错误和遗漏。赵殿成这部书，初稿定于雍正戊申年，成书于乾隆丙辰年。他广泛考查、订正考证，定为古体诗六卷、近体诗八卷。都以元代刘辰翁评本所载为准。其他版本增入的以及见于其他书籍的内容，编为外编一卷。他的杂文则分为十三卷，一并作笺注。又把《王缙进表》《代宗批答》《唐书》本传、世系、遗事以及同时代唱和之作、后人题咏编为一卷，置于全书卷首。把诗评、书录、年谱编为一卷，缀于卷末。他的年谱也属于本传、世系一类，后人的题咏也属于诗评、画录一类，却把前者放在后面、后者放在前面，编次很不协调。另外，集外诗既已编为外编，那些论画的文章也是集外之文，却疑惑于传闻而混入文集，不再分别，体例也不统一。不过，编排有条理，终究比其他版本精审。他的笺注往往搜集类书材料，不能深入考究出处。即使从开卷处说起，“阊阖”二字见于《楚辞》，却引用《三辅黄图》。

译“八荒”二字见于《淮南子》，却引用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胡床”二字见于《世说新语》所载桓伊、戴渊的故事，却引用张端义《贵耳集》。“朱门”二字也见于《世说新语》支遁的话，却引用程大昌《演繁露》。“双鹄”二字本来就是使用古诗“愿为双黄鹄”的话，却引用谢维新《合璧事类》。“绝迹”二字见于《庄子》，却引用曹植《与杨修书》。都不免只举末流而遗漏根本。不过，他对顾起经的注释多有订正。又王维本来精通佛典，顾起经的注释大多没有详细涉及。赵殿成因为王琦熟悉这方面的内容，便请他协助完成，也颇为补足了原来未备之处。考察其品评等级，本来还是在顾注之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岁〕 △《高常侍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代高适撰写。《唐书》说高适是渤海人。他的文集也题作“渤海”。《河间府志》根据他的《封邱县》诗中“我本渔樵孟诸野”一句，又根据《初至封邱》诗中“去家百里不得归”一句，断定他是梁、宋之间的人。然而他的《别孙沂》诗题下又注有“时俱客宋中”，这样又不是生于梁、宋之间的人了。府志的考辨，似乎也不确切。考察唐代士人多以郡望为称，史传也因此沿用，往往失去其实际籍贯。刘知几作《史通》，极力说明这种弊病，却始终无法改变。既然高适文集中没有确定的说法，那么存疑也可以。他的文集，《唐志》作十卷。《通考》又有集外文一卷、诗一卷。这部书是从宋本影抄而来，其中“廓”字缺笔避宁宗的嫌名，应当是庆元以后刊本。全书诗八卷、文二卷。集外诗文则没有收入。考察明人所刻高适集，把《太平广记》所载高锴侍郎墓中狐妖的一首绝句“危冠高髻楚宫妆，闲步前庭趁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也收入其中，杂乱得厉害。另外，《九日》一诗见于宋代程俱《北山集》，毛奇龄选编唐人七律时也误题为高适所作。这部书没有收录它，比其他版本尤其精审。第十卷中有《贺安禄山死表》，说：“臣得到河南道及各州的公文，都说叛贼安禄山痛苦而死，手足全都脱落，眼睛、鼻子残破。”这样看来，安禄山竟然是因病而死，与史书所载李猪儿之事大不相同。大概是战乱纷扰，所得到的只是传闻的缘故。△《孟浩然集》四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唐代孟浩然撰写。孟浩然的事迹详见《新唐书·文艺传》。书前有天宝四载宜城王士源所作的序。（考：士源就是补写《亢仓子》的王士元。这件事在序中也有记载。这里写作“源”字，大概是传抄造成的异文。） 又有天宝九载韦滔所作的序。士源序说：“浩然卒于开元二十八年，年五十有二。凡是已经写成的诗篇，往往立即毁弃，不再编录。乡里搜求收集，不能得到其中一半。向四方广泛寻访，往往有所获得。现在辑录他的诗二百一十七首，分为四卷。”这部书虽然卷数与序文相合，但诗却有二百六十二首，比原本多四十五首。洪迈《容斋随笔》曾怀疑其中《示孟郊》诗的时代不可能相及。现在考察《长安早春》一首，《文苑英华》题作张子容；《同张将军蓟门看灯》一首，也不是孟浩然游历所能到达的地方。因此，后人窜入的诗很多。士源序又说，有些诗散失或未完成，但构思清新优美，以及别人酬答赠和的作品，都一并编次而不弃置。然而这部书没有一篇不完整的诗，也没有唱和之作。它不是原本，有更加明显的证据。“排律”这个名称始于杨宏《唐音》，古代没有这种称呼。这部书却把排律标为一种诗体。其中《田家元日》一首、《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一首、《万山潭》一首、《渭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一首，都是五言近体诗，却编入古诗。《临洞庭》诗原本题目下有“献张相公”四字，见于方回《瀛奎律髓》。这部书也没有这四字。显然是明代重刻本，曾经有所移动和改动。至于序中“丞相范阳张九龄等与浩然为忘形之交”这句话，考察《唐书》，张说曾被贬为岳州司马，文集中称“张相公”“张丞相”的诗共有五首，都是为张说而作。若说是张九龄，他的籍贯属于岭南，以“曲江”作为著称的名号，怎么能称作“范阳”？这也明显是明人凭主观臆测擅自改写的。由于当今流行的版本之外没有别本，只好暂且照旧本抄录，同时把上述相互错乱之处附带订正。△《常建诗》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考：唐代常建不知其字，籍贯也无从考察。根据陈振孙《书录解题》，只知道他是开元十五年进士，最后任盱眙尉而已。诗家只称他为“常尉”，是沿用他的官职。他的诗，《唐书·艺文志》记载为一卷。这部书有三卷，是毛晋汲古阁所刊，并说不知道由什么人分类析分。根据《书录解题》，到宋末仍称为一卷，那么是元、明人分成的。殷璠作《河岳英灵集》，取舍极为精审。在肃宗、代宗之间，他所收录的诗人只有二十四人，把常建列为第一。所收常建诗只有二百三十四首，而常建的诗占十五首。他的序说：“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照死于参军，常建也沉沦于一个县尉之职。”对此深感悲惋。又称赞“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等句，尤其推重《吊王将军墓》一篇，认为它善于叙写悲怨，胜过潘岳。现在看他的诗共五十七首，与他赠答的人大多考不出姓名。其中最知名的只有王昌龄一人，而仅有《宿其隐居》一篇，是邀请王昌龄与张贲一同隐居的。

译这样看来，他不仅仕途寂寞、守持道义而无所营求，即使在唱和交游方面，也淡然置身于追逐名声、讲求声气的场合之外。否则，李白与王昌龄最为契合，高适、王之涣等人也曾与王昌龄在旗亭画壁，一同结伴作俊游，常建又何难借此攀附关系来博取一时的声誉呢？他的人品既然如此，那么诗品高超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诗除了殷璠所称赞的以外，欧阳修《题青州山斋》又极力欣赏“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两句，说自己想仿效这种语句，却久久不能做到。（考：欧阳修文集原作“竹径遇幽处”，大概是一时误记。姚宽《西溪丛话》已经辨明此事，现在根据常建诗集改正，附记于此。）然而在常建全集中，卓然可以与王维、孟浩然并驾齐驱的作品，大概有十分之六七，并不只是殷璠所称的两首。洪迈《万首绝句》另外收录常建《吴故宫》一首，这部集子没有收录，诗句也不像常建所作。洪迈编纂的书错误很多，不能全部作为依据。现在也不再增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储光羲诗》五卷（内府藏本） 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储光羲诗》五卷，唐代监察御史、鲁国人储光羲撰写。他与崔国辅、綦毋潜都是同年进士。天宝末年任伪官，被贬而死。”《唐书·艺文志》在《储光羲政论》下注说：“兖州人。考中开元进士。又奉诏由中书省考试文章，历任监察御史。安禄山反叛，陷入叛军后自行归来。”这与陈振孙所叙述的爵位、籍贯相同，但任伪官的事情已经略有不同。又《包融集》条下注说：“包融与储光羲都是延陵人。与丁仙芝等十八人都有诗名。殷璠汇编他们的诗，称为《丹阳集》。”这样连籍贯也不同。前后自相矛盾，无法详考。《唐志》记载他的文集有七十卷。这部集子前面有顾况的序，也说他所著文章、篇、赋、论共七十卷。辛文房《唐才子传》说他还有《九经分疏义》二十卷，与他所作《政论》十五卷一同流传。如今这些书都已散佚，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五卷诗。他的诗源出陶潜，在质朴之中具有古雅的韵味。把他放在王维、孟浩然之间，大概也没有惭愧之处。殷璠《河岳英灵集》称他“削尽常言，得浩然之气”，并不是过分赞美。△《次山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唐代元结撰写。元结的事迹详见《新唐书》本传。元结所著有《元子》十卷，李商隐为它作序；有《文编》十卷，李纾为它作序；又有《猗玕子》一卷。这些都见于《唐志》，如今全都没有流传。流传下来的只有这部书，但书名、卷数都不相合。大概是后人搜集散佚篇章编成的，不是元结的旧本。看洪迈所讥评的其中所记二十国之事，如方国、圆国、言国、相乳国、无手国、无足国、恶国、忍国、无鼻国、触国之类，见于《容斋随笔》的，这部书全都没有，可见散佚的篇章很多。元结的性情不合于世俗，也往往显得诡异激烈。他起初居住在商馀山，自称“季”；后来逃难到猗玕洞，称为“猗玕子”；又有时自称“浪士”，有时称“聱叟”，有时称“漫叟”。做官时有时称“漫郎”，很接近古代的狂士。然而他的操守高洁，内心深深怀有忧虑时局、忧患国家的心情。文章风格峭拔，自成一格，改变了排比偶对、绮丽靡弱的习气。杜甫曾经和作他的《舂陵行》，称赞他“可以替天地万物吐气”。晁公武说他的文章像古钟古磬，不迎合世俗的耳朵。高似孙说他的文章奇特古朴，不蹈袭前人。大概唐代文章在韩愈以前，能够坚定地自成一家的，从元结开始。也可以说，他具有耿介而超脱流俗的气质。皇甫湜曾题咏他的《浯溪中兴颂》说：“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 “然而他长于指事叙述，简约凝练中仍有余韵。内心的话与文辞恰好相应，写出的句子往往格外出众。在各位作者之间，像拔戟而立，自成一队。”皇甫湜对他的品评也很接近实际。△《颜鲁公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唐代颜真卿撰写。颜真卿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艺文志》所著录的颜真卿文集，有《吴兴集》十卷，另有《庐州集》十卷、《临川集》十卷。到北宋时都已经亡佚。有吴兴沈氏搜集遗佚，编成十五卷。刘敞为它作序，只称“沈侯”，没有写出他的姓名。嘉祐年间，又有宋敏求编的本子，也是十五卷，见于《馆阁书目》。江休复《嘉祐杂志》极力称赞宋敏求采录广博。到南宋时，又大多漫漶不全。嘉定年间，留元刚任永嘉太守，得到宋敏求残本十二卷，缺少三卷。于是把自己所见到的颜真卿文章另编为《补遗》，并编撰年谱附在后面，自己作了后序。后人又依据留元刚的本子分为十五卷，以符合沈氏、宋敏求两本的原来卷数。流传到明代，留元刚本也没有广泛流传。如今世上流行的是万历年间颜真卿后裔允祚所刊的本子，脱漏错乱，把旧貌全都丧失了。只有这部书是锡山安国所刻。虽然已经分为十五卷，但仍是留元刚的原本。颜真卿的大节，光明显著于史册；他的文章典雅博大、庄重严正，也符合他的为人。集中《庙享议》等篇，论说礼制尤其精审。只是它是在散佚之余重新搜集整理的，即使是留元刚所编，也不免有所缺略。

译现在考察石刻中保存的颜真卿遗文，往往是留元刚没有收录的。谨慎而详细地加以搜集，共得到《殷府君夫人颜氏碑铭》一首、《尉迟迥庙碑铭》一首、《太尉宋文贞公神道碑侧记》一首、《赠秘书少监颜君庙碑碑侧记》和《碑额阴记》各一首、《竹山连句》诗一首、《奉使蔡州》诗一首，这些都有现存的碑帖。另外，《政和公主碑》残文和《颜元孙墓志》残文两篇，见于《江氏笔录》；《陶公栗里》诗见于《困学纪闻》。现在一并采录出来，增补收入《补遗》卷中。至于留元刚所录的《禘祫议》，其文字既与《庙享议》重复，而篇末“时议者举然”等语，又是《新唐书·陈京传》叙事中的话，并非颜真卿本人所作。《干禄字书序》是颜元孙所作，颜真卿只是书写后刻在石上，留元刚却把它当作颜真卿的文章，也属错误。现在一并删去。后面附有《年谱》一卷，旧本也题为元刚所作。但谱中列出的诗文篇目，许多在文集中并不存在，怀疑也是元刚依据旧本增辑而成的。元刚字茂潜，是丞相留正的儿子。官职做到起居舍人。△《宗元集》三卷，附录《元纲论》一卷、《内丹九章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代吴筠撰写。吴筠字贞节，华阴人，隐居在南阳。天宝年间被召到京师，请求做道士，居住在嵩山。后来又请求回到茅山，向东游历会稽。他往来于天台、剡中之间，和李白、孔巢父相互唱和。大历年间去世。弟子私下谥称他为“宗元先生”。新、旧《唐书》都把他列入《隐逸传》。这部书是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抄本。书末有跋说：“收入《道藏》中，世上没有别本。”然而《文献通考》说：“吴筠《宗元先生集》十卷，前面有权德舆的序，列在别集诸人之后。”这样看来，当时并不是没有传本。这篇跋题作戊申年，没有写年号，怀疑是在《文献通考》以前写成的。卷首有权德舆的序，称太原王颜类编遗文三十卷。后面又有《吴尊师传》，也是权德舆所撰，却说文集有二十卷。这些都与《文献通考》所说的十卷不合。考察权德舆的序，称全书有四百五十篇，而本书诗、赋、论合计只有一百一十九篇，可见这不是完整的书。又，旧《唐书》吴筠本传说：“是鲁中的儒士。”新《唐书》本传说：“华州华阴人。”权德舆序称他是“华阴人”，传文却又说是“鲁地儒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九篇〕 序中说吴筠从冯尊师那里接受正一法，上距陶弘景五代；传文又说他从潘体元那里接受正一法，而潘体元是冯尊师的老师。这些说法彼此矛盾。考察旧《唐书·李白传》，说：“天宝初年客居游历会稽，和道士吴筠一同隐居在剡中。”但传文却说：“安禄山将要作乱时，请求回到茅山。后来中原大乱，江淮一带盗贼很多，于是向东游历会稽，和诗人李白、孔巢父以诗篇相互唱和。”不知道天宝年间乱事发生以后，李白已经因永王璘之事被流放到夜郎，怎么还能和吴筠一同隐居呢？这篇传记大概是依托伪撰的。序中又说吴筠死于大历十三年，过了二十五年才为这部集子作序，那么作序之年应是贞元十九年。权德舆在贞元十七年主持礼部贡举，第二年正式任侍郎。因此，他若在这一年作序，署衔为礼部侍郎，和史实相合。然而《金丹九章经》前面又载有吴筠自序一篇，题为元和戊戌年所作。戊戌是元和十三年，距离所谓先生去世之年又相隔四十年。序后还说：“元和年间游历淮西，遇到王师讨伐蔡贼吴元济，便到东岳避乱，遇见李谪仙，把《内丹九章经》传给了他。”这简直像梦话。既然如此，这篇序和那篇传记就是同一人伪造的了。根据新、旧《唐书》都有“《元纲》三篇”的记载，卷末附录的《元纲论》三篇，自然应当是吴筠所作。至于《内丹九章经》，用序文加以核对，显然是伪造妄说。因为它流传已久，姑且一并收录，同时把其中的矛盾辨析如下。△《杼山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代僧人皎然撰写。考《唐书·艺文志》，皎然字清昼，湖州人，是谢灵运的十世孙。他居住在杼山。颜真卿任刺史时，召集文士撰写《韵海镜源》，皎然参与了论著。贞元年间，把他的文集取入集贤御书院收藏，刺史于頔为它作序。这部集子的卷数与《唐志》相合，于頔的序也还保存着，大概仍是旧本。书前有赞宁所作的传，大概是从《高僧传》中抄录来的。书末有集外诗，是毛晋补辑的。皎然以及贯休、齐己，都以诗歌著名。现在看来，皎然的作品比齐己弱，却比贯休雅，在中唐作家中可以列在末席。集末附录杂文数篇，只是姑且用来完备体例，并不是皎然所擅长的。另有别本附刻《杼山诗式》一卷。考《唐志》，昼公的《诗式》《诗评》都载在文史类中，并不附在本集之后。现在也把它析出，另行著录。△《刘随州集》十一卷（编修邹炳泰家藏本） 唐代刘长卿撰写。长卿字文房，河间人。姚合《极元集》说他是宣城人，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无法详考。开元二十一年考中进士。官职做到随州刺史，所以至今称他为“刘随州”。这部集子共收诗十卷。文章一卷。

译第二卷中有《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当苗税充百官俸钱》诗，没有写“勾”字，但注释说：“御名。” 大概宋高宗名构，当时按惯例避讳同音字，所以说“勾”字是御名。这说明它仍是依据南宋旧本翻刻的。然而编排十分杂乱，各种诗体都把绝句列在最前面。中间古体、近体也常常混淆。例如“四月深涧底，桃花方欲然。宁知地势下，遂使春风偏”四句，在第四卷中作为《晚桃》诗的前半首，是《幽居八咏上李侍郎》中的一首；但第一卷又把这四句割出作为绝句，题作《入百丈涧见桃花晚开》。这两处必有一处错误。旧本原有外集一卷，所收只有诗十首，其中《重送》一首已经见于第八卷，另外又脱去了题目中的“裴郎中贬吉州”六字。《次前溪馆作》一首已经见于第二卷；《赠袁赞府》一首已经见于第九卷，却又错误地把题下所注“时经刘展平后”一句当成题目，并脱去了“时经”二字。《送裴二十七端公》诗也见于第二卷。《哭李宥》一首也见于第九卷。《秋云岭》《洞山阳》《横龙渡》《赤沙湖》四首，就是第四卷《湘中纪行》十首中的四首，但又把“秋云岭”讹作“云秋岭”，把“洞山阳”讹作“山阳洞”。《寄李侍郎行营五十韵》一首已经见于第七卷，又脱去了题目开头“至德三年”等二十四字。不知道为什么错误竟多到这种程度。大概宋本也有好有坏，不能逐一精细核对。现在删去《入百丈涧见桃花晚开》一首，外集也一并删去，以免重复。长卿的诗号称“五言长城”，大体上锤炼精深稳健，同时自有高雅秀美的韵味。他的文章善于遣词造句，也和他的诗一样。因此，在盛唐、中唐之间，被称为名家。但他的才力和资质稍弱，这是一个短处。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批评他“十首以后语意略同”，可以说是能够看出细微问题的评论。王士祯《论诗绝句》却说：“不懂得批评高仲武，为什么把长城贬低为文房？”这并不是确切中肯的评论。△《韦苏州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韦应物撰写。韦应物是京兆人。新、旧《唐书》都没有为他立传。宋代姚宽《西溪丛话》记载，吴兴人沈作喆为他补作传记，说：“韦应物年轻时游学太学。开元、天宝年间，充任宿卫，随从皇帝出游，颇为任侠而意气用事。战乱以后，流落失职，于是改变操守，专心读书。由京兆功曹逐步升官，做到苏州刺史、太仆少卿，兼任御史中丞，任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活到九十多岁，不知最终死于何处。” 在此以前，嘉祐年中王钦臣校订了他的文集，有序一篇，所述韦应物的事迹与补传完全相合。只是说根据文集中以及当时人的称誉来推考他的仕宦始末，怀疑只考订到苏州刺史为止。考察《刘禹锡集》中有《苏州举韦中丞自代状》，可见王钦臣的记述很简略。《李观集》中有《上应物书》，深切指出他性情偏狭急躁；而李肇《国史补》说：“韦应物性情高洁，很少吃东西，欲望寡少，所居之处焚香洒扫，然后静坐。”这两种说法很不相同。大概过分拘守清高，往往会显得峭刻，这两方面在事理上也可以同时存在。他的七言诗不如五言诗，近体诗不如古体诗。五言古体诗源自陶渊明，又融化了三谢的风格，所以真实而不质朴，华美而不艳丽。但如果认为它只是步趋柴桑风格，那就不合实际。例如“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这样的句子，陶渊明的诗哪里有这种格调呢？这部书是康熙年间项絪依据宋刻本翻刻的，也就是王钦臣校定的本子。编排次序是：赋、杂拟、燕集、寄赠、送别、酬答、逢遇、怀思、行旅、感叹、登眺、游览、杂兴、歌行。共分十四类，五百七十一篇。原序却说分为十五类，实在令人无法理解。不过它的字迹精美，远远胜过毛晋所刻的四家刻本，所以现在依据它著录。毛本所收的拾遗诗数首，真伪无法判定，也就不再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