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 经部三十四

译卷三十四 经部三十四 ○五经总义类存目 △《五经图》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书人的姓名。雍正癸卯年，襄城常定远得到明代章达的原本并重新刻印。章达《序》说，这个本子得自卢侍御；卢侍御又从信州铅山得到它，原是鹅湖石刻本。考察明代卢谦，字默存，庐江人。万历甲辰年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司参政。他最初任永丰县知县时，得到信州学的《五经图》石刻本，由庐江县知县章达为之刻印。事情的始末见于李维桢的《序》以及卢谦的孙子云英重编的《五经图》中。这个本子称为章达刊刻本，应当就是卢谦所传的信州石刻本。书前有万邦荣的《序》，说此书与信州石刻本相互校对，前后错杂，差异很多，大概又经过窜改了。而且原书兼有《周礼》的图，所以名称叫“六经”；此本仍保存《周礼》的各图，却改题为“五经”，名称与实际也互相矛盾。又把每部经缩为八页，各种图混杂排列其中，大图留下的空隙就填补小图，尤其完全没有体例。△《群经辨疑录》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周洪谟撰写。周洪谟字尧弼，长宁人。正统乙丑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安。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大概是他任国子监祭酒时与诸生讲论的言语汇编。全书辨正《四书》《五经》中训释与经义相违误的地方，共一百零四条；又阐发先儒言外之意的，共一百零九条。《自序》说：“宁可做朱子的忠臣，不可做朱子的佞臣。”成化十五年，他曾上疏进呈朝廷，并请求下令修订各经。宪宗认为《大全》等书长期以来已经被学者诵习，不准许他的请求。阅读此书，大体可以看出他的用意所在。然而，他把三光、五行合称为七政，就不如古代传说中关于日月五星的说法确切。他辨析《周书》八诰和苏轼的说法，认为那些思念殷而背叛周的人都是纣王亲近宠信的罪人；但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势不合，仍不如苏轼《传》的说法恰当。至于他说社稷之神在“龙柱农弃”以前仍应当有所谓“稷”，他的说法虽然似乎有道理，但也没有根据。至于下卷，大多属于空泛之言，就更加没有可取之处了。△《石渠意见》四卷、《拾遗》二卷、《补阙》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恕撰写。王恕有《玩易意见》，已经著录。考察《明史》王恕本传，他最初辞官归乡是在成化二十二年。孝宗即位后，又召他任用。后来他与邱濬不合，请求离职，于弘治六年闰五月再次辞官。从此居家共十五年。这部书的开头一篇题作“己未季秋”，据《七卿表》，应当是弘治十二年，因此此书是在他第二次辞官时写成的。所以《自序》说，写作《意见》时八十四岁，写作《拾遗》时八十六岁，写作《补阙》时八十八岁。可以说是年老而仍然好学。他这部书的大意是认为列在学官中作为教材的《五经》《四书》传注，在义理上有的地方或许不够妥当，因此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诠释并记录下来。其中间或有阐发而值得取用的地方，但语言没有考证依据，纯凭臆测、武断立说的地方尤其多。例如他说《左传》是子贡等人所作之类，实在是毫无根据的空谈。△《五经心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崇庆撰写。王崇庆有《周易议卦》，已经著录。这一部书又把他所著的《书经说略》《诗经衍义》《春秋断义》《礼记约蒙》和《议卦》合编为一书。只有《周易》没有序，其余各篇都有《自序》。大体上都是剽窃、辑取旧文，很少有自己的心得。△《十三经解诂》五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陈深撰写。陈深有《周礼训隽》，已经著录。这部书共有：《易》三卷、《书》三卷、《诗》四卷、《周礼》六卷、《仪礼》四卷、《礼记》十卷、《左传》十四卷、《公羊传》三卷、《穀梁传》二卷、《论语》一卷、《孝经》一卷、《尔雅》三卷、《孟子》二卷。《易》只选取程颐《传》和《本义》，分别标明书名；《书》只选取孔《传》和蔡《传》，不再分别标注；《诗》选取《小序》和朱子《集传》，也兼采子贡《诗传》。《周礼》把《序官》分别放在各职之前，使长官与属官相互统属，采用王应电本，称为“古本”。《礼记》增入《夏小正》一篇，放在《曾子问》之前。《左传》采用夏正的说法，认为使用周正是诬妄。《论语》《孝经》《孟子》都没有注释，只有《孟子》加了评点，采用世人所称的苏洵本。其余也都是抄录旧注，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说经札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蔡汝楠撰写。蔡汝楠字子木，号白石，德清人。嘉靖壬辰年考中进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明史·文苑传》附见于《高叔嗣传》中。这部书分为《说易》《说书》《说诗》《说春秋》《说礼记》《说论语》《说学庸》《说孟子》八卷，末尾附有若干条《太极问答》。史书称蔡汝楠因服丧归乡，聚集诸生在石鼓书院讲求经义。这部书就是当时写成的。蔡汝楠年轻时曾跟随湛若水游学，晚年又与邹守益、罗洪先交友；他们的学问都以良知为根本，想把研究经书作为修治心性的功夫，所以他的论说多像语录，很少有广博考证的功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五经异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陈士元撰写。陈士元有《易象钩解》，已经著录。这部书考订《五经》文字的异同，大体以许慎《说文》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主，又搜集杂说加以补充。他所引用的依据很少。例如《易本义》在《坤》初爻《小象》下说“顺应当作慎”，《诗集传》说“景，是古代的‘影’字”等，也都逐条记载。又如宋本把“恒”写作“恒”，是为了避宋真宗的讳；如同把“真”写作“贞”，是为了避宋仁宗的讳；把“慎”写作“昚”，是为了避宋孝宗的讳。但他在《恒卦》注中说：“，《释文》作恒。”实在是考察不周。至于“雝”“雍”本是同一个字，他却在《书》“於变时雍”的注中说：“《路史》作时雍。”又如“睂”“眉”本是同一个字，他却在“以介眉寿”的注中说：“吕氏《读诗记》把眉写作睂。”这些内容更是没有必要记录。△《五经绎》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邓元锡撰写。邓元锡有《三礼编绎》，已经著录。这部书共有《易》五卷、《书》二卷、《诗》三卷、《三礼》四卷、《春秋》一卷。邓元锡先前已有《三礼编绎》二十卷单独流行，因此这部书只摘录其中自己阐发的言论，删去了经文和注释。《书》《诗》《春秋》也不载经文，只保留篇目。他的诠释大多属于空谈。《易》虽然载有经文，却大幅改变了经文次序。例如在《乾卦》“乾，元亨利贞”一句下面，接着是“大哉乾元”至“万国咸宁”五十七字；又接着是“元者善之长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贞”六十四字；又接着是“乾元者”至“天下平也”五十七字；又接着是“天行健”十字，然后才接六爻及《小象》；《小象》以后又接《文言》中“初九曰”以下的文字。这些都是邓元锡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编定的。他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则把《传》的文字全部删去，另自撰《天图原》等三卷来代替。其凭借臆测而杜撰的地方，也大致与《三礼编绎》等书相同。△《经书音释》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冯保撰写。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深州人。嘉靖年间任秉笔司礼太监。隆庆年间以及万历初年最为掌权。他的事迹详见《明史·宦官传》。这部书搜集《经典释文》《说文》《广韵》等书的材料，并参杂自己的意见。例如解释《论语》“过则勿惮改”中的“惮”字，说：“是困难，也是害怕。”这在朱熹的注中已经解释得很详细了。解释“宓不齐”的“宓”字，说：“三国时有秦宓，是人名。”这就更加与音义训释无关了。至于其中抄袭而造成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书末有隆庆辛未年冯保的《自跋》，他的私印却刻着“内翰之章”，尤其令人奇怪。史书称冯保善于弹琴、能够书写，这部书应当就是他自己撰写的。想来当时士大夫畏惧他的权势，一定有人跟着称誉他，所以这部书竟至于刊刻流传。“灾梨”指刻书耗费梨木版材。这个人和这部书，本来都不值得保存。只是因为赵高的《爰历》六篇曾被《汉书·艺文志》著录，所以保存这部书的书目，也借此让人看到明代宦官的专横竟然到了俨然把自己当作词臣，而没有一个人议论他的地步，足以成为万世的明显警戒。△《孙月峰评经》十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孙鑛撰写。孙鑛字文融，月峰是他的号。万历甲戌年考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这部书有《诗经》四卷、《书经》六卷、《礼记》六卷，每部经都加了圈点和评论。《礼记》卷首载有他所评论的书目，从经史到诗集，共四十三种；但这部书只有三种，并不是他的全部著作。不过，《诗经》前有慈谿冯元仲的《序》，称赞他把《诗》《书》《礼》三经如鼎的三足一样高高并立。大概冯元仲另行刻印的版本，是把三经自成一类。经书本来不应当用文章辞藻来评论；苏洵评论《孟子》，本来就是伪书；谢枋得批点《檀弓》，也不是古代经义。孙鑛竟然采用批阅时文的方式，逐字逐句标举其章法，文辞和意味都纤细逼仄。钟惺、谭元春一派的风气，这里已经显露出先声了。如今因为它没有适当的类目可归，姑且附入《五经总义类》。△《七经图》七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吴继仕编。吴继仕字公信，徽州人。考察宋代《馆阁书目》，记载有杨甲撰写、毛邦翰增补的《六经图》六卷，共有图三百零九幅。又《宋史·艺文志》载有叶仲堪《六经图》七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叶仲堪就是在毛邦翰旧本的基础上增删改定的。这部书刊刻于万历己卯年。前面有吴继仕的《自序》，说：“得到旧本摹写校订，旧图三百零九幅，如今加以校正，成为三百二十一幅。又增加《仪礼图》二百二十七幅，共计五百四十八幅图。”所谓旧本就是毛邦翰的书，所谓《仪礼图》也就是杨复的书，都不是吴继仕自己撰写的。△《九经考异》十二卷、附《九经逸语》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周应宾撰写。周应宾是鄞县人。万历癸未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这部书考证《九经》的异文。所谓《九经》，是把《五经》和《四书》合起来算作九部，并不是古代所说的《九经》。而且把《四书》放在《五经》之前，就更加不合古制了。这部书以陈士元《五经异文》为蓝本，稍加扩充，但错误和遗漏反而更加严重。例如在《书》“浮于江沱潜汉”下面说“陆本有一处作‘潜於汉’”，如今的《释文》中并没有这段文字。又如《诗》“有渰萋萋”，他知道引用《韩诗》作“有弇”，却没有引用《吕氏春秋》的“有晻”；“兴雨祁祁”，他知道引用《韩诗》作“兴云”，却不知道《吕氏春秋》也作“兴云”。像这类情况，尤其是连眼前的事实都没有看到。△《谈经》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郝敬撰写。郝敬有《周易正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又名《经解绪言》。郝敬所著《九经解》共一百六十五卷，一百六十七万多字；这部书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为九卷，总题为《山草堂集》，大概是后来编入文集的。全书有《易》七十条、《书》三十条、《诗》五十四条、《春秋》五十六条、《礼记》十三条、《仪礼》二十条、《周礼》四十二条、《论语》二十六条、《孟子》三十二条。郝敬天资高明开朗，论说多有新奇独到之处，但凭臆断定的地方也不少。详细内容都见于《经解》中。这部书也可以看出他学问的大概。△《六经三注粹抄》（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许顺义撰写。许顺义字如斋，晋江人。这部书前后都没有序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成的。考察它的版式，大概是万历以后书坊刻印的本子。书中把《易》《诗》《书》《春秋》《礼记》《周礼》称为“六经”，这个名称本来就是杜撰的；而且经文删节很多，注释也割裂拼凑。“三注”究竟指哪三家，也不知道。大概是书商为了牟利而刊刻的。△《五经纂注》五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旧本题作“竟陵锺惺纂注”，并有锺惺的《自序》。但书前又有舒文鼎所作的《凡例》，说：“现在的本子，把朱、蔡、陈、胡的统一训释，都由伯敬先生取其折中。”这样看来，这部书并不是锺惺所作。这部书把经文都删节了。《易》在一卦之内删去数爻，《诗》在一篇之中删去数章，《书》在一篇之中删去数段，《春秋》《礼记》的删节尤其严重。锺惺似乎不至于浅陋错误到这种程度，或者也是书商假托他的名义吗？△《峚阳草堂说书》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郑鄤撰写。郑鄤号峚阳，武进人。天启壬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崇祯年间被温体仁构陷，诬称他杖打母亲、不孝，最终在市集被磔刑处死。这部书首篇是《中庸说》一卷，其次是《大学意》一卷。他把《中庸》放在《大学》之前，理由是《中庸》以“明德”结束，《大学》以“明德”开始，《大学》实际上承接《中庸》而作。《论语咏》仿照宋代张九成的体例，用绝句代替笺疏。其次是《孟子略述》，随意标举语句加以解说，所以称为“略”。这四部书都是崇祯十二年在诏狱中写成、用来传给儿子珏的。其次是《诗书论世》三卷，杂论《诗》《书》二经。大体上都属于明末的狂禅之说，宣扬心学，与圣贤经书的本旨不相符合。△《拙存堂经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冒起宗撰写。冒起宗字宗起，如皋人。崇祯戊辰年考中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参议。这部书共九十六篇，分条考订辨析，其中颇有考据确实的条目。例如辨析《书》中七政都向右运行，认为蔡《传》的说法不是实地测验所得；认为《诗小序》与经文、传文多相符合；指出申公《诗说》与《鲁诗》不相合的地方有数端；认为《国风》不只是诗，程大昌《诗议》颇多错误；引用《方言》“东齐土作谓之杼，木作谓之柚”，来证明《诗》“杼柚其空”；引用《史记》《国语》来考证赵朔的出生年代。其他考证《书》和《春秋》地理的地方，也都看得出有根据。又如他说，《大司徒》《小司徒》等只说都鄙而没有涉及乡遂，是因为都鄙就是乡遂；《乡师》说六乡，《遂人》说六遂，却没有涉及都鄙，是因为乡遂就是都鄙。他还说六乡有七万五千家，六遂也同样有七万五千家，共十五万家。每人受田百亩，百里之国有田九百万亩。除去公田外，仅能安置八万家，其余七万家将在哪里受田？如果都鄙在乡遂之外，那么公侯伯等国中卿、大夫、士的采地又将在哪里受田？现在考察《大司徒》说：“辨别各邦国都鄙的数目。” 又说：“率领六乡的众人。”《小司徒》说：“以九比之法考核国中以及四郊、都鄙的夫家数目。”又说：“于是把九比之法颁发给六乡的大夫。”这样看来，同一职官的职责之内，明明把都鄙和六乡并列提及，怎么能说《大司徒》《小司徒》等只说都鄙而没有涉及乡遂呢？至于他说百里之国尚且不能容纳六乡、六遂民众的田地，怎么还会有都鄙？他不知道天子的六乡、六遂，大国只有三乡、三遂，次国有二乡、二遂，小国有一乡、一遂。《费誓》所说“鲁三郊三遂”，就是明确的证据。而且乡遂的制度既然依据《周礼》，就应当以《周礼》关于封国等级的数目为准。比如公爵封地方圆五百里，按每边一百里计算，就是五乘五，共二十五个方百里。侯爵封地方圆四百里，就是四乘四，共十六个方百里。大国有三乡，即使只算三万七千五百家；合计三个遂，也只有七万五千家。二十五个方百里才能容纳七万五千家，这只占三十五分之一，难道除此之外就再不能容纳都、鄙了吗？起宗错误地认为侯国也有六乡、六遂，和天子采用同样的制度；同时又不采用《周礼》所说的封国数目，所以当然认为百里之国容纳不了六乡、六遂。《春秋·襄公七年传》说：“叔仲昭伯任隧正。”其中“隧”与“遂”相通，可见有“遂”这个名称。《襄公九年传》又说：“二师命令四乡正恭敬地举行享礼。”可见有“乡”这个名称。《庄公二十八年传》说：“凡是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城邑叫作都。”可见有“都”这个名称。《庄公二十八年传》又说：“群公子都是鄙。”

译《昭公二十年传》说：“县、鄙的人。”可见有“鄙”这个名称。《襄公三十年传》说：“子产使都、鄙都有章法。”可见有“都鄙”这个名称。为什么说诸侯有乡、遂，就不能有都、鄙呢？起宗只是因为遂官所统辖的县正、鄙师，与稍县的县、都鄙的鄙名称相混，便断言都鄙隶属于乡遂，却不知道《周礼》中名称相同的官职很多。闾师的名称与闾胥相同，县师的名称与县正相同，难道能说闾师、县师就是闾胥、县正吗？《周礼》又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马、家司马，都是都鄙的官，而起宗却说《周礼》有乡遂之官，没有都鄙之官，这是错误的。《杂记》又说：“大夫为父母兄弟中尚未成为大夫的人服丧，服制如同士服。”《注》说：“大夫虽然尊贵，却不以自己的服制为父母兄弟服丧，是为了避免看起来像超过礼制。”这层意思最为精确，起宗却加以讥毁。至于《尚书》，他极力尊崇《古文尚书》，竭力诋毁梅鷟。谈到《春秋》，他说周代不用子正，还说秦代不用亥正。这些都是错误地承袭前人的说法，不知道选择取舍，以致丧失了全书的纲要。△《五经读》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际泰撰。陈际泰另有《易经说意》，已经著录。他一生以制艺闻名，经学并不是他的专门学问。因此，这部书解释《五经》，也都像时文的语气，这就是所谓习惯成自然。△《五经圭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蒋鸣玉撰。蒋鸣玉字楚珍，号中完，金坛人。崇祯丁丑年进士，官至台州府推官。蒋鸣玉对《四书》《五经》都有讲义。解释《四书》的书名叫《舌存》，现在没有见到；解释《五经》的书名叫《圭约》，意思是像用土圭测量日影那样，达到简约而能概括广大内容。他起初对每一经都分为《总论》《别论》《绪论》三编。康熙九年，他的儿子编修蒋超校订后付梓，认为原书分析过于琐碎，难以查阅，于是按照经文次序，把三编合为一编，但仍分别标出《总论》《别论》《绪论》的名称，以保存原来的体例。王崇简、魏裔介分别为此书作序。书中都采用前人的旧文，却不注明前人的姓名。蒋超所写《凡例》说，蒋鸣玉贫困时借书摘抄，所以来不及详细记载书名，这种解释也许是有道理的。他解释《易》，先讲义理，后讲象数；《尚书》大多依据《注》《疏》；《诗经》多遵从《小序》，与朱熹《传》有时相同，有时不同；《春秋》兼取三《传》，不以胡安国刻意深刻的说法为主；《礼经》只阐发文字义理，在考证方面较为疏略。书后附有《周礼》《仪礼》两篇论说，也都是推测性的议论。大体说来，在明末的经学解释著作中，它还算平实浅近、容易考究的书，但谈不上精深。△《经髓》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陈世濬撰。陈世濬字学元，闽县人。这部书完成于崇祯己卯年。书前有《自序》，说写于九龙学署。考察清流县有九龙滩，或许这里所说的就是该县的学官署吧？《五经》各占一卷，另加《周礼》一卷。全书都是摘录经文中可以用于制艺的部分，略加解释。末尾又有《孙子》一卷，大概是兼为对策之用，却与圣贤经典同样题名为“经髓”，尤其不伦不类。△《墨菴经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起撰。沈起字仲方，秀水人。前明时为诸生，后来成为沙门。这部书都是他所著的经说，共有五种：第一种叫《大易测》，分为《图象疏义》《字画订讹》两篇。第二种叫《春秋经传》，分为《经引》《传引》十六篇。第三种叫《诗说》，共四十五则，都是随时有所心得，札记记录下来的。第四种叫《诗匡偶存》。沈起曾经著有《诗匡》一书，后来被人借去而遗失，只剩下十一则，所以称为“偶存”。第五种叫《四书慎思录》，都是杂论《四书》的文字。其中偶尔也有新意，但只有寥寥几条，不能有很大的发明。△《五经翼》二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孙承泽另有《尚书集解》，已经著录。这部书杂取前人关于诸经的序跋、论说，按类别编排，共有《易》四卷、《书》二卷、《诗》四卷、《春秋》六卷、《礼记》二卷。余杭人严沆又加上孙承泽所著《周礼举要》二卷，合编刊行。此书采集还不完备，比不上朱彝尊《经义考》的广博详备。至于《周礼举要》，全面列举五《官》的大义，也颇有一些发明。然而议论多，考证少，这也不同于前代儒者专门研究经学的著作。王士祯《池北偶谈》记载，康熙辛亥年他与孙承泽谈论经学时，孙承泽自己说《五经翼》是十五年前所写的，不过是汇集解释经书的绪论而已，对经学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可见孙承泽自己也有自知之明。△《稽古订讹》（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龚廷历撰。龚廷历字玉成。书中称“震西氏”的，是他的别号。武进人。顺治壬辰年进士，曾任湖南推官。至于他在哪个府任职，就无法考定了。这部书首先摘出《周礼》郑玄《注》中可疑的地方，以及后人引用、误解《周礼》的文字；其次解释《仪礼》；再次论述朱子《孝经刊误》的错误以及各家解释经书的谬误。他论《周礼》时说，在南郊祭祀昊天，上衣裘服当然合宜；在季夏祭祀黄帝，正是盛暑之月，难道也穿裘吗？这个说法足以驳倒宋儒等人关于在裘衣上加葛衣的议论。又在《五服九服辨》中说，禹所规定的五服各为五百里，是从一面计算的。这种说法虽然取自罗泌《五服图》，但辨析得比较通畅。至于他说按照《周官》的制度，冢宰统领膳夫、饔人以及值宿警卫的士，后世不应把这些职务分属其他官职，这就是不知道时代不同、制度应当有所变化，未免过分拘泥古制了。他又说唐代的门下省就是《周官》中宫伯、宫正的遗制，宋代的阁门使、内侍省也掌管宿卫。他不知道唐代门下省专掌覆奏书制，宋代阁门使专掌宣赞，内侍省专掌承应奉御之事，并不是掌管宿卫。

译至于其中解释《仪礼》的各条，都是抄录、撮取《注》《疏》，没有辨正和阐发。只有《士冠礼》“面向北拜见母亲，母亲拜谢接受”的条文，引用孔氏《正义》说，母亲拜的是儿子所献的酒和肉脯，是因为要重视并尊敬来访的尊长，并不是拜儿子，这一解释还可以保存下来作为一种说法。至于《孝经》，专门驳斥朱子《刊误》的错误，所争论的不过是字句末节，也实在太琐细了。考察它的标题和体例，似乎现存的这个本子只保存了辨论这三部经书的文字，全书大概还不止这些。现在没有别的版本可以校对，姑且把现存部分著录于此。△《五经辨讹》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吕治平撰。吕治平号愚菴，海宁人。顺治年间岁贡生。官至德清县教谕。这部书考察、论述《五经》中的疑义，都是针对坊刻本讲章，辨析其中语意的是非。△《勉菴说经》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齐祖望撰。齐祖望字望子，号勉菴，广平人。康熙庚戌年进士，官至南安府知府。这部书包括《读易辨疑》三卷、《尚书一得录》一卷、《诗序参朱》一卷、《说礼正误》三卷、《春秋四传偶笔》一卷、《续笔》一卷。大体说来，讲《易》是辨析程、朱的错误，讲《书》是纠正蔡氏的讹误，讲《诗》多遵从《小序》而攻击朱熹《注》，讲《礼》是纠正陈氏的错误，讲《春秋》则纠驳胡《传》，而对《左氏》《公羊》《穀梁》三传也互有辨正。然而他大多凭主观臆断，不能依据古义，从根本上详细考察，因此无法真正纠正宋儒的错误。△《七经同异考》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象明撰。周象明字悬著，太仓人。康熙壬子年举人。这部书包括《易》四卷、《书》五卷、《诗》六卷、《春秋》六卷、《三礼》十三卷。全书汇集旧说，间或附加自己的意见，略作折中。然而采集材料的功劳多，考证的功劳少，体例大致接近黄震《日钞》、章如愚《山堂考索》。△《经说》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冉觐祖撰。冉觐祖另有《易经详说》，已经著录。这部书有的是抄录他的序，有的是偶尔议论一两条，看起来像是偶然抄成册子，用来请人评正，并不是刻意编成的定本。冉觐祖以讲学自任，把汉、唐诸儒视若仇敌。因此，这部书的宗旨，都是把深入研求《注》《疏》看作应当戒除的事。他的门户之见既深，这种情况就不是靠言语能够争辩改变的了。△《此木轩经说汇编》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焦袁熹另有《春秋阙加编》，已经著录。这部书是焦袁熹阅读各经《注》《疏》时偶尔作的标记，由他的门人搜集编成。全书涉及《易》《书》《诗》、三《礼》、三《传》《尔雅》十种经书，但《书》只有三十四条，《周礼》只有十六条，《仪礼》只有一条，《公羊传》只有九条，《穀梁传》只有七条，都十分寥寥，实际上只涉及五经而已。他解释《易》以义理为主，只有末尾列出《说卦传》的几条来推论卦象。不过，他的门人在《编辑凡例》中认为这些是杂抄诸书，并非焦袁熹亲自撰写。解释《诗》时竭力排斥《小序》，同时主张叶韵；解释《礼记》不考察礼制，只推论礼的意义。解释《左传》较为详细，末尾附有评语。例如“虢叔死焉”句下注“怕人”二字，“王曰无之”句下注“如何瞒得”四字，大概都是从他的读本中抄来的。《尔雅》颇有考证，如把“嫁”解释为“往”，引用《列子》“将嫁于卫”一句为证；把“孟”解释为“进”，引用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一句为证；这些都是郭璞、郑樵未曾涉及的。大体说来，焦袁熹用心研究《注》《疏》，偶尔有所触发，便随笔记录，本来并不是有意著书，所以他的论说往往旁及杂事。例如，因为《左传》中懿氏占卜有“凤皇”二字，《疏》又引用《山海经》“首文曰德，翼文曰顺”的话，他便讥讽崇祯甲戌年进士文德翼的名字是割裂拼凑的；因为季友毒死叔牙，便讥讽石崇把鸩鸟送给王恺饲养，认为这是晋代政纲败坏；因为长狄鄋瞒的记载，便议论说他们国家的女子也一定身材高大，才能与之配合生子，否则八尺高的妇女不能与三丈高的男子婚配；因为公子宋曾经吃鼋而用手指蘸取鼋羹，便记载康熙年间吴门进士顾三典因吃了一只鼋，突然腹泻不止，最终丧命。这些都是偶然的笔记，并不是为了讲论经书。他的门人过分尊崇老师的说法，把这些一一抄录编排，结果成为后人攻击他的口实。看他解释《木瓜》一诗，前后有两种解释，只是前后注文不同，不敢删去一种而保留另一种。《狡童》一诗，解释《诗经》时认为是讽刺忽，解释《左传》时又认为不是讽刺忽，也没有加以订正。又论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用兵车结盟的会盟，原稿把“兵”字误作“丘”，这本来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他也说“丘车”应当作“兵车”，但原稿写作“丘”，所以不敢擅自改动。推崇、相信得过分，以至于出现这样的错误，反而连累了他的老师。大概这也不是焦袁熹的本意。末尾附有《读朱子语类》一卷，却把它列在经说之中，实在很不相类，更可见编录者没有体例。△《六经图》十六卷（通行本） 国朝江为龙等编。江为龙是桐城人。康熙庚辰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这部书全是抄录前人的旧图编成的。末尾附有《四书图》，也是从各种书中摘录而来。△《重编五经图》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国朝卢云英编。卢云英是庐江人，明代江西布政司参政卢谦的曾孙。由于卢谦在永丰刻印的《五经图》原本版式参差不齐，卢云英又重新整理、增补，编成了这部书。《凡例》说，改正的地方共有五百多处。现在拿杨甲本与此本相比：杨甲本《大易》有《象数钩深图》七十幅，此本存六十八幅；杨甲本《尚书》有《轨范撮要图》五十五幅，此本存七十三幅；杨甲本《毛诗》有《正变指南图》四十七幅，此本存四十八幅；杨甲本《春秋》有《笔削发微图》二十九幅，此本存十五幅；杨甲本《周礼》有《文物大全图》六十五幅，此本存五十七幅；杨甲本《戴记》有《制度示掌图》四十三幅，此本存五十一幅。增减多有不同，但大体上是以杨氏的书为蓝本。△《冬馀经说》十二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国朝邵向荣撰。邵向荣字东葵，馀姚人。康熙壬辰年会试中式举人，官至镇海县教谕。这部书杂论各经，包括《易说》二卷、《书说》一卷、《诗说》二卷、《春秋说》二卷、《周礼说》一卷、《仪礼说》一卷、《礼记说》一卷、《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多引用前代儒者已经形成的说法，并辨析它们的异同。例如他说，孔颖达兼领《五经正义》，但各经分别由不同的人编纂，孔颖达并没有总括审核。《诗般正义》引用郑玄《注》说“九河在周代时齐桓公把它堵塞合为一条”，并说：“郑氏说齐桓公把它堵成一条，却不知道出自哪部书。”《禹贡正义》又引用郑玄《注》解释道：“《春秋纬宝乾图》说：移动黄河作为边界，齐国吕地填塞淤积八条水道，以扩大自己的土地。郑氏据此文说是齐桓公把它堵塞合为一条。”可见撰写《诗正义》的人不知道《书正义》中已有这段话。《左氏哀公十七年传》中，卫侯繇的辞说：“像鱼尾变红那样，横渡水流而徘徊在水边。”《正义》认为“裔焉”是语气助词，不应把“方羊”断句。《诗·汝坟正义》又引用《左传》“如鱼赪尾，衡流而彷徉”，并以郑众《注》作为证据。可见撰写《左传正义》的人不知道《诗正义》中已有这段话。他的话颇为切中历代官书由多人杂然撰写所产生的弊病。不过，他的书仍是一部未完成的稿本，是他的子孙在简册开头加上标记、杂抄编成的。△《三传三礼字疑》六卷，附《春秋大全字疑》一卷、《礼记大全字疑》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吴浩撰写。吴浩另有《十三经疑义》，已经著录。这部书依据《十三经注疏》编成，明代王鏊《震泽长语》说，当时只有汀州刻本留存。如今汀州版已经全不可见，世间流行的只有明万历年间的北监版和毛晋汲古阁版，二者都有讹误。明代诸儒把注疏都束之高阁而不阅读，其中《春秋》三传、《三礼》尤其几乎成为绝学，版本也更加错乱，难以阅读。吴浩于是取北监本、毛本校正文字讹误，汇集编成此书。全书《三传》三卷、《三礼》三卷。大体只是推究寻绎文句，没有什么考证成果，也没有广泛征引、相互校勘来判定是非。书后附《春秋大全》《礼记大全》各一卷。这两部书是胡广所编的浅陋本子，有什么值得订正的呢？况且坊刻本各有不同，校正了这一版本的错误，其他版本的错误又不相同；如果想全部校订，那是穷尽一生也做不完的工作。他尤其把精力耗费在无用之处。△《经史辨疑》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朱董祥撰写。朱董祥另有《读礼记略》，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目录，记载辨析经书的三十二条、辨析史书的二十三条，合计应为五十五条。此本只有五十一条，大概经、史各缺少两条。其中“继父同居”一条，徐乾学《读礼通考》曾经采用。不过全书喜欢创立新说，却看不出根据。例如他说：“《丧服》‘大功’章说‘为人后者降其昆弟’，由此可知伯叔父母不降服；‘小功’章说‘为人后者降其姊妹适人者’，由此可知姑不降服。凡人没有儿子，以嫡亲兄弟的儿子为后，亲生父母降为伯叔父母服本期，亲生兄弟姊妹降为伯叔兄弟姊妹服大功，这是礼制。只是伯叔父、各位姑仍然是嫡亲关系，为什么要一概降服呢？《家礼》把大功一概涉及伯叔父母，小功涉及出嫁的姑，这在礼制上并不恰当。”现在考察《丧服》“斩衰三年”章说：“怎样才可以成为后嗣？同宗才可以成为后嗣。”《疏》说：“同宗，是指在同一宗族中承继别子的那一支。”这样看来，即使族属较远而宗法相同的人也可以作为后嗣，本篇本来就有明文。朱董祥却只根据嫡亲兄弟的儿子，这是什么原因？至于《经》说“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不及世叔父母。降其姊妹适人者，不及姑”，就像“齐衰不杖期”章只记载世叔父母而没有涉及姑，但郑玄《注》却说，姑未出嫁的也同样如此。又如只记载昆弟而没有涉及姊妹，郑玄《注》却说姊妹未出嫁的也同样如此；只记载为众子而没有涉及女子，郑玄《注》却说女子未出嫁的也同样如此。又怎么能说经文只是偶然省略，原本从来没有这种服制呢？至于小功降服兼及出嫁的姑，是从《开元礼》开始的，朱董祥却把它归于《家礼》，更加错误。朱董祥又说：“《丧服小记》说‘妾母不世祭’，大概是说祭祀妾的礼仪应当减等。《小记》原文说：‘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礼制中，用牲叫作祭，没有用牲叫作荐。更换祭牲就是不用牲，不用牲就叫荐，不能叫祭。难道是断绝对她的祭祀而不祭了吗？注家认为儿子祭祀、孙子不祭，这是不对的。所谓不世祭，不只是孙子不能祭，连儿子也不能祭。”按照朱董祥这个说法，《小记》中的“世”字就兼指子孙，世世代代都可以荐，只是不能祭。然而考察《杂记》说：“主持妾的丧事，从祔祭到练祭、祥祭，都让她的儿子主持；她的殡祭不在正室举行。”这说明妾的儿子祭祀他的母亲，明明说是“祭”，而不是“荐”，那么妾怎么会不能祭呢？

译又如《隐公五年》记载：“为仲子修建宫室。”《穀梁传》说：“按照礼制，应当为他的母亲修建宫室，让公子主持祭祀。”《注》说：“公子，是长子的弟弟以及妾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公子祭祀妾母、礼制明确允许称为“祭”的证据。朱董祥却说不能祭，更是毫无根据。又礼制中凡是说“易牲”，并不是说不能使用祭牲。《小记》说：“士祔祭于大夫时，就要更换祭牲。”《注》说：“不敢用卑等的祭牲祭祀尊者。” 大夫用少牢。”据此，就是更换士所用的祭牲，改用大夫所用的祭牲。其意义在于提高等级，而不在于减省。所以《小记》又说：“妾没有妾祖姑时，更换祭牲而祔祭于女君，是可以的。”《注》说：“更换祭牲而祔祭，就是妾比女君低一个等级；这里是更换妾的祭牲，改用女君的祭牲。”朱董祥反而把“易牲”解释为不用祭牲，错了。又《小记疏》说：“妾与女君所用的牲牢，经典没有明文。既然说更换祭牲，所以《注》说低于女君一个等级。如果女君用少牢，妾就用特牲；如果女君用特牲，妾就用特豚。”据此可知，妾可以使用祭牲；朱董祥说妾不能有祭牲，完全是因为误解了经文“易牲”二字。其他如把郊祀解释为天地合祭，把“中月而禫”解释为二十五个月，说三代不改时令也不改月份，都是过分沿袭前人已经废弃的说法。至于说置闰应当在四季的月份，以及把《螽斯》中“揖揖”的“揖”解释为“拱揖”的“揖”，则又是明显的杜撰。△《经玩》二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沈淑编。沈淑另有《周官翼疏》，已经著录。这部书把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经文文字的异同辑录为六卷；其次把经书与传文中互有差异的文字以及《春秋左传》辑录下来，按国土、地名、职官、器物、宫室等类别分为四卷；又辑录《十三经》注疏中的琐碎语句四卷。他核查校勘的功夫相当勤勉扎实，但没有考证和发明。比如《毛诗异文补》完全引用伪造的申培《诗说》，尤其说明他缺乏考辨。△《三经附义》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李重华撰写。李重华字君实，号玉洲，吴江人。雍正庚戌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这部书的内容，《易经》二卷、《书经》二卷、《诗经》二卷。论《易》时都在反对、正对之间推求，其中引用闽本异文十八条，只有《贲卦》“小利有攸往”一条、《中孚卦》“信及豚鱼”一条、《既济卦》“小亨”一条，李重华不认为正确，其余都采用。他所依据的实际上都是郭京《周易举正》的文字，不知为什么称作闽本。郭京伪托王弼、韩康伯之名，宋代赵以夫、王应麟等人都斥责其谬误。李重华采用它，难道也是喜好奇异的过错吗？他又说，《系辞》解释的十九爻，都是《文言传》的文字，王弼等人把经文掺杂进去，于是误编入《系辞传》中，折中本还没有改正，古本并不是这样。考察王弼以前的古本，已经无法查考；晁公武、吕祖谦以来的古本，却一一可以查核，其中并没有十九爻原在《文言传》中的版本。只有元代吴澄作《易纂言》，才开始凭臆见把它们移入《文言传》。李重华却把这当作古本，错误得太厉害了。他论说《书》也多属主观臆断。例如说《尧典》的“象恭滔天”应当作“饕餮”，只是音声相近，是因为伏生的女儿口授而造成讹误。然而《汉书·艺文志》说，秦朝焚烧书籍、禁止学术，济南伏生独自把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后，书籍散失，搜求得到二十九篇，用来在齐、鲁之间教授。《儒林传》和王充《论衡》也都这样说。可见伏生本人原来有书，只是遭逢乱亡而散失，百篇只保存了二十九篇。自从卫宏编定《古文尚书序》，因为今文《尚书》文字诘屈难通，才开始编造伏生的女儿口授、晁错记录的说法。这件事本来没有根据，李重华却因此改动经文，并不恰当。他对于古文《尚书》的伪作也确实能够辨识，却又拘泥于后世的文体来揣度经文。他说，如果没有《舜典》开头二十八个字，那么从“厘降”以下直接接到“慎徽五典”，文势终究不顺，必须从这一段另起开头，全篇才有纲领。这又是模棱两可的见解。又如他说《竹书纪年》记载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理东都，沈约《注》说平公就是君陈，是伯禽的弟弟；郑康成把君陈认为是周公的儿子，大概就是依据这一点。考察《竹书纪年》和沈约的注文都属于伪本，本来就不必讨论。即使姑且按照真本来讨论，沈约的《注》作于梁代，《竹书纪年》出于晋太康年间，郑康成怎么可能依据它呢？他论说《诗》比论《易》《书》详细，颇想推求言外之意，比拘守字面的人高明；但也常常因为喜欢创立新意而失误。例如论《燕燕》篇说：“戴妫回到自己的国家，庄姜为她送行，担心她不能始终谨慎，所以表面上赞美她，实际上是告诫她。”又说：“‘先君之思，以勖寡人’，是勉励戴妫，却反过来说勉励寡人，这正是措辞的巧妙之处。春秋时期妾媵回到本国，很少有能够善终的，怀嬴就是其中之一。这已经有明显的证据了。”考察《史记·年表》，鲁隐公元年是卫桓公十三年。卫桓公在鲁隐公四年被杀，在位已经十七年。推算其年龄，即使当时还很幼小，也已经超过二十岁，那么戴妫的年龄已经在四十岁以上了。她既不是容貌盛年，想来不会担心她改变节操。这是第一处不合。况且《春秋》中妾媵被遣出后改嫁的，只有齐桓公与蔡姬一事有明确记载。仓促地认为她们没有一个能善终，也有武断之处。这是第二处不合。怀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晋怀公的嫡妃，实际上不是妾媵。她多次捧匜侍奉的事情，是在晋文公时期。这是第三处不合。这难道不是拘泥文字而生发意义、没有深入考察的过错吗？至于《晋风》称作“唐”，也如同邶、鄘沿用旧地名一样。李重华却说，唐叔受封于唐，封号仍沿用旧名；他的子孙虽然有失德之处，却仍然亲近并主持诸夏盟会，都是始封者留下的恩泽。这也未免穿凿附会。只是把三经相比较，所得内容比《易》《书》要多一些罢了。△《松源经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清代孙之騄撰写。孙之騄辑录的《尚书大传》，已经著录。这部书全是解释经书的文章，有时提出一个义理，分别立题。大体只是汇集成说，不能自己研究经义，体例很接近科举策论。又把所作《檡山学记》《新荷赋》《括苍山赋》杂列在第一卷中，更不属于说经的体例。△《心园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郭兆奎撰写。郭兆奎另有《书经知新》，已经著录。这部书对《四书》以及《易》《书》《春秋》等经书，各自摘取条目加以解释，但内容尤其浅近。例如解释“子在齐闻韶”，说“须知孔子听到的韶乐，不是季札观乐”；解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说“这一章单独举出柳下惠的和顺，来说明他的操守”：都是乡塾中训导蒙童的话，没有别的创获。又解释《尚书》的“敬授人时”，多谈西洋推测的方法，属于主观臆造；并且议论其中所载《月令》只取“东风解冻”一条，而迎春祈谷的重要礼仪、覆巢杀胎的禁令等一概没有记载。却不知道把《月令》的文字分为七十二候，从《逸周书》就已经如此，并不是从欧逻巴人开始的。△《六经图》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皜撰写。皜字又皓，号雪<工鸟>（“<工鸟>”这个字见于周伯琦《六书正讹》。大概是不知道“江”字古代也读作“工”，于是另外造出这个字，取“工”作声旁，反而把《说文》中的“鸿”字当作俗体。王皜不知道其中的错误而沿用它，也属于喜好奇异的过错），六安人。这部书刻于乾隆庚申年，取《六经图》旧本略加删改增补。凡是补订校正的内容，都列在各卷末尾。其中像《书经图》中所绘的十二章服饰，把日画成三足乌的形状，本来就不是古制；把月画成白兔捣药的形状，连杵臼都清清楚楚，难道唐、虞时代就有这种说法吗？《周礼图》中所绘的墨车，把四匹马全放在两根辕之间，也完全不懂古代车制。像这一类问题，王皜丝毫没有订正，他所谓校补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十三经字辨》（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陈鹤龄撰写。陈鹤龄字瑶宾，南通州人。起初著有《五经四书字辨》，后来又自行补订，编成这部书。刻于乾隆乙酉年。前面是《校画》，后面是《校音》，两部分都有许多错乱和遗漏。所谓“十三经”，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仪礼》《尔雅》。不论古代本来没有这种称法，即使按所列各书计算，如果把《春秋》三传分列为三部，再加上《四书》，就是十四部；如果把三传合起来总称《春秋》，又只有十二部，在数目上也不相合。△《古学偶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潜山张絅撰”，没有注明时代。考察明代有吉水人张絅，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河南巡抚，但不是潜山人。书中自注说“取法于御制《周易述义》”等话，由此可知作者是近代人。此书实际只有三卷。第一卷称《观物篇》，全是阐述《易》的旨意，仍是图书家惯常的说法。第二卷称《月令夏小正同异说》，参照校勘颇为详细，但牵涉《先天易图》，便横生枝节。他说医书有九十二候，却不知道根据何在。考察宋代林亿等校正《素问》时有这段文字，但林亿等所说的是《唐月令》，不是医书。《春秋天王辨》说，特别书写时称“天”，合并书写时称“王”；那些特别书写却不称“天”的情况，是文字脱漏，孔子没有贬抑、删削“天王”的道理。这种说法很正确，但也是前代儒者的旧说。△《九经图》（无卷数，福建巡抚采进本） 清代杨魁植编，杨魁植的儿子文源增订。杨魁植字辉斗，文源字泽汪，长泰人。这部书以信州学宫石刻的《易》《书》《诗》《礼记》《周礼》《春秋》六经图为基础，把《春秋》三传分为三部，又增加《仪礼》，成为九经图。信州石刻原本残缺脱漏的地方，就仍然缺着。其中像《易》既载《河图》《洛书》，又载《古河图、洛书》二图，一图画成旋毛形，一图画成龟裂形，依据的是明代以来的伪本，实在是没有考察。书末又载邵子《皇极经世》、司马光《潜虚》、关朗《洞极》、扬雄《太玄》《准易运》《会历数》等图，都是《易》以外的支流，也失于泛滥。《书》不载《序》，《诗》却单独载《序》，体例并不统一。书中所注地理都沿袭石刻本的旧说，例如说鲁地就是今天的仙源县，说荆山就是今天襄州的地方之类，时代没有说明。《春秋列国表》中又增入孔子，也不合体例。《三礼》全都抄袭聂崇义、杨复等人的图，而丧礼和行礼的图又删去不载。这大概是科举对策用的本子，不足以供考据之用。△《说书偶笔》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代丁恺曾撰写。丁恺曾字萼亭，日照人。这部书第一、二卷解释《大学》《论语》《中庸》；第三卷解释《孟子》，附有《四书补遗》和《宗献九献歌括》；第四卷包括《大学、孟子、王制、周礼造士之制》《虞书三苗辨》《天官九赋敛财贿解》《冬官考》《古建国分田原非死法》，并附《说诗》。前面有李在坊所作的《序》，说恺曾的儿子东生把恺曾写在书本纸页上的文字整理出来，抄录成册。可见恺曾只是偶然作些笔记，原本没有著书的意思，所以内容都是乡塾讲授功课时的话。至于解释“行夏之时”一句，竟然还载录当时文章的两股作为写作格式。李在坊《序》又说，明永乐年间，有个专门以诋毁朱熹《注》为能事的人，把自己所著的书进献给朝廷，明成祖大为谴责，立即命令烧掉他的书，并将他处以磔刑。考杨士奇《三朝圣谕录》记载：“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之进献自己所著的书，专门斥责濂洛关闽诸家的学说。皇上看后非常愤怒，命令行人押送朱季之回饶州，召集布政司、府、县官员以及乡里的士人，公开说明他的罪行，笞打他以示惩罚；又搜查他的家，把他所著的书集中起来焚烧。”

译这样看来，只是烧掉了他的书罢了，并没有磔杀此人的事情。李在坊的意图在于尊崇朱熹，所以伪造了这个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经解》五卷、《经义杂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文澍撰写。黄文澍字雨田，又称穀田，也称穀亭，丰城人。这部书每卷卷首都题作“桃穀山房稿”，旁边又注写“石畦集经解”“石畦集经义杂著”。可见《桃穀山房稿》是其文集的总名，《石畦集》是其稿本中的一种，而《经解》诸书又是其文集中的子部作品。《经解》共分：《易》二卷，《书》一卷，《诗》和《春秋》合一卷，《礼》一卷。《易》多推演河图、洛书之学。《书》多考辨《禹贡》中的山川，于是扩展到舆地、形势等经文没有记载的内容。《诗》最为简略，只主张废弃《小序》而尊重《朱》传。《春秋》多排斥攻击三《传》。《礼》多拘泥于古代制度，纠正世俗的错误。大体上都是推衍宋儒的旧说。《经义杂著》共收《序》四篇、《说》十一篇、《辨》二篇，主旨也没有超出他所著《经解》的范围。其中《颜子心斋坐忘辨》二篇，实际上是讨论《庄子》的文字，与经义无关，只是泛泛涉及而已；这也像《经解》中因解释《禹贡》而涉及《五岭以南山川脉络考》一样。此书明明只有一卷，标题却写作“卷之一”。或许是刊版尚未完成，或者装订者有所遗漏吧。──以上“五经总义类”共四十三部，三百四十九卷，其中七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考按：先儒之间的传授，大体上专门研究一经。能够兼通各经并分别有所论说的，从郑康成以下，隔代也只有数人。宋以后著作逐渐增多，明以来撰述更加繁多。这并不是后人的学问远远超过前代学者，而是精心研究就会觉得困难，浮泛涉猎就会觉得容易；寻求实际证据，议论就少，致力于空谈，卷帙就多。孙承泽抄录各家经解的序文，寥寥数卷，也命名为《五经翼》，那么还有谁不是兼通《五经》的人呢？只略存书目而不收录其书，古今人物巧拙的不同、华美与真实的分别，大概也可以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