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 史部一

译○史部总叙 史学这门学问，撰述希望简明，考证却希望详尽。没有比《春秋》更简明的，也没有比《左传》更详尽的。《鲁史》所记载的，完整记录了一件事情的始末。圣人考察它的始末，辨明其中的是非，然后才能用一个字来确定褒贬。这是作史所凭借的考证。左丘明把这些记录下来作为《春秋》的传，后人考察它的始末，辨明其中的是非，然后才能知道一个字为什么这样褒贬。这是读史所凭借的考证。如果没有事迹，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作《春秋》；如果不了解事迹，即使按照圣人的方法来读《春秋》，也不知道其中褒贬的原因。儒者喜欢说大话，动不动就说舍弃《左传》而寻求经义，这种说法必定行不通。即使有人真的能够讲通，也必定是私下从《左传》中寻求依据，却假称自己舍弃了《左传》罢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世人称为绝作，却不知道他先编成《长编》，后来又编成《考异》。高似孙《纬略》载有司马光《与宋敏求书》，说自己到洛阳八年，才完成晋、宋、齐、梁、陈、隋六代的编纂。唐代的文字尤其多按年月编排成草稿，每四丈作为一卷，总计不少于六七百卷。又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一件事要采用三四处出处汇编而成，所用杂史等书共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也说，张新甫曾看见洛阳有《资治通鉴》的草稿，堆满了两间屋子。（按：李焘的文集如今已经散佚，这里依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转述其父马廷鸾的话。）现在考察这部书，例如“淖方成祸水”这样的说法，就采自《飞燕外传》；“张彖冰山”这样的说法，就采自《开元天宝遗事》，连小说也不遗漏。这样看来，古来编纂史书，除了正史以外还兼收博采，分列条目、分别编排，其中必定是有原因的。如今总括群书，分为十五类。第一类叫《正史》，是史书的大纲。其次是《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都是参考纪传体史书的；《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都是参考各史志的；《史评》，是参考史论、论赞的。旧有《谱牒》一门，但自唐代以后，谱学几乎绝传。玉牒既不向外颁行，家谱也不上交官府，只是徒然保留一个空名，所以删去了这一门。考察私家记载，只有宋、明两代最多。这大概是因为宋、明人都喜欢议论，议论不同便形成门户，门户形成便树立朋党，朋党树立便结下恩怨。恩怨一旦结下，得志时就在朝廷上排挤对方，不得志时就用笔墨互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也很能迷惑听闻。然而即使有疑难案件，综合众多证据加以质验，也一定能查明实情；即使有虚妄言辞，参照众说加以核查，也一定能查明实情。张师棣《南迁录》的荒诞，是因为关于邻国的事情没有证据可以验证；赵与峕《宾退录》以金国官制为证，从而知道它是假的。《碧云騢》一书诬蔑诽谤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认为确实出自梅尧臣，王铚认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考证说确实出自梅尧臣，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李焘最终参照互证，辨析并确定下来，直到今天于是再没有不同的说法。这也是考证必须详尽的一项证明。既然如此，史部各种书籍，除去那些鄙陋悖谬、烦琐杂乱、明显没有采录价值的以外，凡是对正史有帮助的，当然都应当选择保存。○正史类一 《正史》这个名称，见于《隋志》。到宋代确定著录的有十七部。明代刊刻监本，把宋、辽、金、元四部史书合在一起，共为二十一部。皇上钦定《明史》，又下诏增加《旧唐书》，共为二十三部。近来搜集四库书籍，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得以搜集整理成编。恭敬地承受皇上的裁定，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并列，共为二十四部。现在一并依照官本校订抄录。凡是未经皇帝裁定的，一概不冒滥收入。因为正史体制尊严，义理与经书相配，若不是悬之于法令典章，谁也不敢私自增加。这就是它与稗官野史不同的地方。其他解释训诂、说明音义的书，如《史记索隐》一类；搜集补足遗漏的书，如《补后汉书年表》一类；辨析订正异同的书，如《新唐书纠谬》一类；校正字句的书，如《两汉刊误补遗》一类。如果另行编次，会使查找检索更加繁琐，就分别附在原书之后，用来帮助参照考证。至于宋、辽、金、元四部史书中的译语，旧本都错误混乱，现在全部改正，以保存其真实面貌。《子部》《集部》也都按照这个办法办理。由于考校厘订从《正史》开始，谨在这里说明编纂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 汉代司马迁撰写，褚少孙补作。司马迁的事迹详见《汉书》本传。褚少孙依据张守节《正义》引用张晏的说法，认为他是颍川人，元、成时期的博士；又引用《褚顗家传》，认为他是梁相褚大的弟弟的孙子，宣帝时任博士，寄居沛地，师事大儒王式，所以号称先生。两种说法不同。然而宣帝末年距离成帝初年不过十七八年，两者相隔也并不远。考察司马迁《自序》，全书共有十二篇本纪、十篇表、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汉书》本传说其中有十篇缺失，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张晏注认为，司马迁死后，遗失了《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刘知几《史通》则认为这十篇本来没有完成，只有目录而已，驳斥张晏的说法，认为不对。现在考察《日者》《龟策》两篇列传，其中都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这是补缀残稿的明显证据，应当以刘知几的说法为正确。

译然而，《汉志·春秋家》记载《史记》一百三十篇，并没有说有所缺佚，大概当时官府刻本已经把褚少孙续写的部分合在一起，编成一部书了。考察《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两篇都出现“我做郎官时”之类的话，这一定是曾经上奏进呈过的，所以才有这样的称呼。至于“褚先生曰”这几个字，大概是后人追补题写的，用来作为区别标识吧。周密《齐东野语》摘录《司马相如传赞》中有“扬雄认为这是华靡艳丽的辞赋，劝诫的内容一百份中只有一份”之语；又摘录《公孙弘传》中有“平帝元始年间下诏赐给公孙弘子孙爵位”之语。焦竑《笔乘》摘录《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喜好学习，到孝昭帝时位列九卿”之语。这些都不是司马迁生前能够见到的。王懋竑《白田杂著》也说，《史记》只记年次而没有岁名；如今《十二诸侯年表》上面列有一行，记载庚申、甲子等字样，那是后人增加的。这样看来，不仅有散佚，也兼有窜改。年代久远，现在也无法考察清楚了。不过，字句被窜乱或许不能避免，但全书仍然是司马迁的原本。焦竑《笔乘》根据《张汤传赞》的如淳注，认为续写的人有冯商、孟柳。他又根据《后汉书·杨经传》，认为曾经删节司马迁的书，删成十多万字，并以此指称今本《史记》不是原书；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史记》自晋、唐以来，传抄本之间没有大的差异。只有唐开元二十三年，诏令把《史记·老子列传》提升到《伯夷列传》之前。钱曾《读书敏求记》说还存有宋刻本，如今却没有见到。南宋广汉人张材又曾刊刻时删去了褚少孙续写的部分，赵山甫又认为这样不完整，于是取褚少孙的书另行刊刻，附在书中。如今这些版本也都没有见到。世上通行的只有这个版本。至于伪托孙奭所作的《孟子疏》所引《史记》中的“西子金钱事”，今本并没有。大概是宋人诈称古书，并不是今本《史记》脱漏了。又《学海类编》中收有伪托洪遵所作的《史记真本凡例》一卷，擅自对原书进行删削，却说那就是司马迁藏在名山中的旧稿。这件事与梁代鄱阳王所称的《汉书真本》相类似，更加荒诞，不能作为依据。给《史记》作注的，如今只有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还保存着。他们起初各自编成一部部书，北宋时才开始合为一编。明代国子监刊刻的版本，颇有删除和窜改。南监本甚至把司马贞补写的《三皇本纪》放在《五帝本纪》之前，完全失去了旧貌。不过，汇集各家学说，查检翻阅比较容易，所以现在著录合并的版本，以便阅读观览；仍然另行著录三家的书，用来保存它们的完整本子。△《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裴骃撰写。裴骃字龙驹，河东闻喜人，官做到南中郎参军，他的事迹附载在《宋书·裴松之传》中。裴骃认为徐广的《史记音义》虽然略有阐发，但很遗憾过于省略，于是采集九经、各史以及《汉书音义》和众多书籍的内容，另行撰写此书。他所引用的，多是前代儒者的旧说；张守节《正义》曾经详细列述他所引用的书目。然而，像《国语》多引用《虞翻注》，《孟子》多引用《刘熙注》，《韩诗》多引用《薛君注》，张守节却没有列入书目，可知当时援引依据极为广博，张守节不可能全部列举。原本八十卷，隋、唐两代的史志著录也都相同。这个版本是毛氏汲古阁刊刻的，分成一百三十卷，原来的卷次于是无法考知了，但注文仍然沿用旧本。自明代监本把《索隐》《正义》附入正文以后，后来又任意删削，错误就很多了。例如《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句下和“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都脱漏了“名见《左传》”四字。《秦始皇本纪》“轻车重马东就食”句下，脱漏了“徐广曰：一无此重字”八字。《项羽本纪》“其九月会稽守”句下，脱漏了“徐广曰：尔时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纪》“祠上帝明堂”句下，脱漏了“徐广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适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睹矣”句下，脱漏了“又数本皆无可字”七字。《河渠书》“岸善崩”句下，脱漏了“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马相如传》“傍徨乎海外”句下，原本引用“郭璞说：青邱是山名，山上有田，也有国家，出产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传”句下，原本引用“张晏说：指的是《易·系辞》”。监本都误作《正义》。至于字句的异同，前后还可以互相参见。例如《夏本纪》“九江入赐大龟”句下，原本引用“孔安国说：出于九江水中”，监本作“山中”。《孝文本纪》“昌至渭桥”句下，原本引用“苏林说：在长安北面三里处”，监本多出“渭桥”二字。“祁侯贺为将军”句下，原本引用“徐广说：姓缯”，监本多出一个“贺”字。“当有玉英见”句下，原本引用《瑞应图》说：“玉英在五帝都修治政事时出现”，监本作“五常”。（按：“五帝并修”这句话无法解释，似乎应当以监本为正确。）“属国悍为将屯将军”句下，原本引用“徐广说：姓徐”，监本多出一个“悍”字。《孝景本纪》“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句下，原本引用“徐广说：一作应”，监本多出一个“平”字。《武帝纪》“自太主”句下，原本引用“徐广说：是武帝的姑母”，监本多出“太主”二字。《龟策列传》“猬辱於鹊”句下，原本引用“郭璞说：猬厌恶它，内心憎恶它”，监本作“而心恶之”。凡是这类情况，大概都是因为古注简略质朴，后人凭自己的意思增添解释，已经失去了原貌。至于坊间刻本流传的版本，脱漏和错误尤其严重。

译例如《夏本纪》“沣水所同”句下，原本引用“孔安国说：澧水所汇合，汇合于渭水”，坊本缺少一个“同”字。《项羽本纪》“乃封项伯为射阳侯”句下，脱漏了“徐广曰：项伯名缠字伯”九字。这又比监本低劣了。只有《货殖传》“蘖麹盐豉千瓵”句下，监本引用“孙叔敖说：瓵是能容纳斗六升的瓦器，合起来称为瓵（音贻）”，应当是“孙叔然”的讹误。这个版本也同样如此。可见校勘也难免有疏漏。不过，它最终还是胜过明人的监本。△《史记索隐》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司马贞撰写。司马贞是河内人，开元年间任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司马贞起初从崇文馆学士张嘉会那里接受《史记》，认为褚少孙补写司马迁之书，错杂不当之处很多；又认为裴骃《集解》旧有的《音义》年代久远，已经散佚。各家的《音义》中，延笃的音注和邹诞生、柳顾言等人的著作也都失传了，而刘伯庄、许子儒等人的著作又多有疏漏，于是依据裴骃《集解》撰写了此书。开头注释《骃序》一篇，全文都载录其中。他给司马迁的书作注，采用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只标出所注的字，大概是经书和传文分别单行的古法。全书共二十八卷。最后两卷是《述赞》一百三十篇，以及《补史记条例》。他想把《秦本纪》《项羽本纪》降为世家，把《吕后》《孝惠》各自列为《本纪》；补入《曹》《许》《邾》《吴芮》《吴濞》《淮南》六篇世家，并把《陈涉》降入《列传》；又把《萧何》《曹参》《张良》《周勃》《五宗》《三王》各自列为一传，并把《国侨》《羊舌肸》附在《管晏》之后，把《尹喜》《庄周》附在《老子》之后，把《韩非》附在《商鞅》之后，把《鲁仲连》附在《田单》之后，把《宋玉》附在《屈原》之后，把《邹阳》《枚乘》附在《贾生》之后。他又认为《司马相如传》《汲郑传》不应当排在《西南夷传》之后，《大宛传》也不应当放在《游侠传》《酷吏传》之间，想要重新调整它们的次序。他的这些说法都有条理。至于他认为司马迁的《述赞》安排不妥，另行替它撰写《述赞》，却没有领会司马迁话外的深意。最后又自作《三皇本纪》并为之作注，也不符合有疑问就保留疑问、传授可信内容的原则。这部书原本是在《史记》之外单独流传的。到了明代刊刻监本时，才把裴骃、张守节以及这部书的注文分散到正文句下，任意删削。例如《高祖本纪》中关于“母媪”“母温”的辨析，属于有关考证的内容，只因为与旧说不同，便删去不载。又如《燕世家》“启攻益事”一条，司马贞注说：“经传中没有记载，不知道事情的缘由。”虽然它在考据《竹书》方面有所疏失（按：今本《竹书》不记载此事，这里依据的是《晋书·束晳传》所引），也应当保存原文；可是监本认为这是多余的话，也删掉了。这类删削不止一处，遗漏非常严重。然而直到今天仍沿用它作为定本，就像成矩刊刻朱子的《周易本义》一样，人人都明知其中有错误，却因积重难返而不能恢复。这部单行本，是北宋秘书省刊刻的版本，毛晋得到后重新刻印。把它著录保存下来，仍然可以看到司马氏著作的旧貌，并纠正明人的疏漏错误。△《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代张守节撰写。张守节的生平始末不详。根据这部书的题署来看，他的官职是诸王侍读率府长史。这部书根据《自序》应为三十卷，晁公武、陈振孙两家著录则作二十卷。大概它标出字并列注文，也一定像《索隐》一样。后人把注文分散到正文句下，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到了明代监本，又把它采录附在《集解》《索隐》之后，删节得更多，失去了原书的主旨。例如张守节所长在于地理，所以《自序》说：“郡国城邑的情况，曲折细节都说明得很清楚。”可是监本在《周本纪》“子带立为王”句下，脱漏“《左传》云：周与郑人苏忿生十二邑，温其一也”十七字。《秦本纪》“反秦於淮南”句下，脱漏“楚淮北之地尽入於秦”九字。《项羽本纪》“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句下，脱漏“孟康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十九字。《吕后本纪》“吕平为扶柳侯”句下，脱漏“汉扶柳县也有泽”七字。《孝景本纪》“遂西围梁”句下，脱漏“梁孝王都睢阳，今宋州”九字；“立楚元王子平陆侯”句下，脱漏“应劭云：平陆西河县”八字。《孝武本纪》“见五畤”句下，脱漏“有人说在雍州雍县南面。孟康说：畤是神灵和上帝”十八字。《晋世家》“是为晋侯”句下，脱漏“那座城的南半部在州城中，削去改作坊，城墙北半部还存在”十七字。《赵世家》“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句下，脱漏“按：安平县隶属定州”八字。“饿死沙邱宫”句下，脱漏“《括地志》说：赵武灵王的墓在蔚州灵邱县东三十里，应当说的就是那里”二十三字。

译《韩世家》“得封於韩原”句下，脱漏“《古今地名》说：韩武子在韩原故城取得采邑”十六字。《淮阴侯列传》“家在伊卢”句下，脱漏“韦昭和《括地志》都这样说”十字。《货殖列传》“殷人都河西”句下，脱漏“盘庚定都于殷墟，那里属于河西”十字。“周人都河南”句下，脱漏“周平王以后定都洛阳”九字。《自序》“戹困鄱”句下，脱漏“汉末陈蕃的儿子陈逸任鲁相，改读音为皮。田褒《鲁记》说：灵帝末年，汝南人陈子游任鲁相，是陈蕃的儿子，鲁国人为了避讳而改了读音”三十九字。又如《秦本纪》“樗里疾相韩”句下，这个版本作“福昌县东十四里”，监本脱去“十四里”三字。《货殖传》“夫燕亦勃碣之间”句下，这个版本作“碣石渤海在西北”，监本脱去“北”字。并且张守节征引旧事，内容相当广博。所以《自序》说：“古代典籍深奥幽微，我私下探究其中的精美之处。”可是监本《夏本纪》“皋陶作士”句下，脱漏“士就像如今的大理卿”六字。“於是夔行乐”句下，脱漏“就像如今的太常卿”六字。《周本纪》“作命”句下，脱漏“应劭说：太仆，是周穆王设置的，大概是统领众仆的长官，属于中大夫”二十一字。“以应为太后养地”句下，脱漏“太后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芈氏”十一字。《秦始皇本纪》“为我遗镐池君”句下，脱漏“张晏说：武王居住在镐，镐池君就是武王。武王讨伐商，因此神灵说始皇荒淫如纣王，如今武王可以讨伐他了”三十二字。《叙论》“孝明皇帝”句下，脱漏“班固《典引》说：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诏令询问班固：太史迁的赞语中难道有不正确的吗？班固上表陈述秦朝的过失，以及贾谊所说并上奏的内容”四十二字。《项羽本纪》“会稽守”句下，脱漏“守读作狩，景帝中二年七月把郡守改称为太守”十六字。《孝景本纪》“伐驰道树殖兰池”句下，脱漏“按：驰道是天子的道路，秦始皇修建，宽一丈并在两旁种树”十四字。《孝武本纪》“是时上求神君”句下，脱漏《汉武帝故事》所说：“修建柏梁台来安置神君，她是长陵的女子。” 此前，她嫁给别人的丈夫为妻，生了一个男孩，几岁时死去；女子悲伤痛苦，一年之中也死了。后来灵宛像祭祀神灵一样祭祀她，于是听说灵宛成为神主，百姓多前往请福，说到家人的小事往往都能应验。平原君也祭祀她，后来子孙都显贵。等到皇帝即位，太后把她请到宫中祭祀，能听见她的声音，却看不见她本人。到这时神君请求出来，皇帝便为她修建柏梁台房舍来安置她。当初，霍去病地位卑微时，曾向神君祈祷；后来见到她的形貌，她自己修饰打扮，想同霍去病交往，霍去病不肯，对神君说：‘我认为神君精洁，所以斋戒祈求福佑；现在却想要淫乱，这不对。’于是断绝关系，不再前往，神君为此感到惭愧，就离去了。”一百七十字。“见安期生”句下，脱漏“《列仙传》说：安期生是琅琊阜乡亭人。他在海边卖药，秦始皇请他交谈了三夜，赏赐黄金数千万；他离开阜乡亭时，把这些金子全都放下，只留下书信，用一双赤玉鞋作为答礼，说：‘一千年以后到蓬莱山下寻找我。’”五十九字。“李少君病死”句下，脱漏“《汉书起居注》说：‘李少君将要离开时，武帝梦见和他一同登嵩高山，走到半路，有使者乘龙，时时从云中传话说“太一请李少君”，皇帝对身边的人说“他将要离开我了”。几个月后李少君病死。又打开棺材察看，只剩下衣服和帽子在那里。’”六十一字。“史宽舒受其方”句下，脱漏“姓史，名宽舒”五字。《礼书》“疏房床第”句下，脱漏“疏是窗的意思”四字。《律书》“其於十二支为丑”句下，脱漏“徐广说：‘这里缺少没有说明大吕和丑。’按：下面有缺文。有一种本子说‘丑就是纽的意思。是说阳气在上面还没有下降，万物受到拘束，还不敢出来’”四十一字。《天官书》“氐为天根”句下，脱漏“《星经》说：氐宿四星，是露寝和听朝所在之处；占卜时，星体明亮而大，表示臣下奉行法度。《合诚图》说：氐是星宿宫室。” 三十一字。“其内五星五帝坐”一句下面，脱漏“群下从谋也”五字。《楚世家》“伐申过邓”一句下面，脱漏“服虔云：邓，曼姓也”七字。《赵世家》“事有所止”一句下面，脱漏“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三十一字。“封廉颇为信平君”一句下面，脱漏“言笃信而平和也”七字。《韩世家》“公何不为韩求质于楚”一句下面，脱漏“质子虮虱”四字。又脱漏“公叔婴知秦楚不以虮虱为事，必以韩合于秦，楚王听，入质子于韩”二十六字。又脱漏“下一处说，知秦楚不以虮虱为事，重明脱‘不’字”十七字。《田叔列传》“相常从入苑中”一句下面，脱漏“堵墙也”三字。《田蚡列传》“其春，武安侯病”一句下面，脱漏“然而孔子作《春秋》依从夏正”九字。《卫将军列传》“平阳人也”一句下面，脱漏“《汉书》说：他的父亲郑季，是河东平阳人，以县吏身份在平阳侯家供事”二十三字。至于遵守六书、五音的规范，尤其详尽审慎。因此书的开头有《论字例》《论音例》两条。但是监本在《周本纪》“惧太子钊之不任”一句下面，脱漏“钊音招，又读作吉尧反。任，读作而针反”十一字。《秦始皇本纪》“彗星复见”一句下面，脱漏“复，读作扶富反。见，读作行见反”八字。“以发县卒”一句下面，脱漏“子读作忽反，下同”五字。“佐弋竭”一句下面，脱漏“弋读作翊”三字。“二十人皆枭首”一句下面，脱漏“枭，读作古尧反。

译把首级悬挂在树上叫作‘枭’”十一字。“体解轲以徇”一句下面，脱漏“读作红卖反”三字。“东收辽东而王之”一句下面，脱漏“王，读作于放反”四字。“故归其质子”一句下面，脱漏“质读作致”三字。“衣服旌旄节旗”一句下面，脱漏“旌读作精，旄读作毛，旗读作其”九字。“祗诵功德”一句下面，脱漏“祗读作脂”三字。“赭其山”一句下面，脱漏“赭读作者”三字。“仆射周青臣”一句下面，脱漏“读作夜”二字。“上乐以刑杀为威”一句下面，脱漏“读作五孝反”三字。“二世纪以安边竟”一句下面，脱漏“竟读作境”二字。《叙论》“为君讨贼”一句下面，脱漏“读作于伪反”三字。《项羽本纪》“将秦军为前行”一句下面，脱漏“读作胡郎反”三字。《高祖本纪》“时时冠之正义音馆”一句下面，脱漏“下同”二字。《孝景纪》“天下乂安”一句下面，脱漏“乂读作鱼废反”五字。“龙须拔堕”一句下面，脱漏“读作徒果反”三字。“攀龙胡髯号”一句下面，脱漏“读作户高反，下同”五字。“为且用事泰山”一句下面，脱漏“为读作于伪反，将要举行封禅”九字。《郑世家》“段出奔鄢”一句下面，脱漏“读作偃”二字。《田叔列传》“喜游诸公”一句下面，脱漏“喜，读作许记反；诸公，指父辈人物”十一字。其他一两个字的出入，大概有一千多条，更无法逐一列举。若不是震泽王氏的刊本完整保存下来，就无法知道监本妄自删削到了这种程度。△《读史记十表》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本朝汪越撰写，徐克范补充。汪越字师退，是康熙乙酉科举人。徐克范字尧民。二人都是南陵人。这部书有一篇《后记》，记载汪越最初写成此书后，拿书寄给徐克范说：“我有一部《读史记十表》，曾遍求朋友商讨。可惜没有一个人按照子长原来的《表》，从头到尾加以核定，来验证我的说法是对是错，不知是什么缘故。希望您仔细加以推考，指出并说明错误，以便修改订正。如果有补充的义理，也请写在篇中，将来付梓刊刻。”大概自古以来增删前人的旧著，大多发生在作者身后。只有这部书是在作者同时进行商讨并加以补订的，所以考订相当精密，对读史的人还算有帮助。考察史学家的困难，在于《表》和《志》。《表》的文字纵横交错，有时相连，有时断开，可以用来考证，却不便诵读，学者往往不去阅读。刘知几的《考正史例》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但《史通》中已经有废除《表》的主张，那么其他人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汪越等人独自把旧文排比整理，钩稽考索其中隐微的义理。虽然其中每一笔每一删都力求按照《春秋》的笔法来处理，未免有时失于穿凿；但订正错误、补救遗漏，所得很多。他们保存疑问的各条，也颇能纠正《史记》中的抵牾。这与那些偏爱、捧持一部书，连细微之处也一定要替它回护的人不同。在史学著作中，可以说是别人粗略对待的问题，他们却作了详尽考察。△《史记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本朝邵泰衢撰写。邵泰衢还著有《檀弓疑问》，已经著录。《史记》采集各家说法编成此书，征引广博，不免彼此抵牾。班固曾批评它宗旨有所乖违，刘知几也颇多摘举其体例上的错误。至于叙述中的疏漏，先儒虽然常常加以驳正，却没有人专门写一部书来揭示它的疏忽错误，只有邵泰衢广泛引用异说，逐一依据道理作出判断。例如他说《高祖纪》所载释放罪人的事，坦然返回沛地，并不符合实情；《留侯世家》所载诸将偶然在沙中私语，不可信；《李陵传》所说箭矢已经用尽后还杀死一万多匈奴，是夸张荒诞之言。他根据《功臣表》证明汉九年吕泽已经去世，从而驳斥《留侯世家》所记汉十一年不应再次出现吕泽。大体上都是相互参照、仔细考核，找出其中的缝隙，所以所论大多精确而不可移易。不只是像吴缜纠正《新唐书》那样，仅在字句之间求取证据。这部书本来与他所作的《檀弓疑问》合为一编。如今把《檀弓疑问》收入《经部》，而把这部书分入《史部》，使它们各自归于所属类别。△《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 汉代班固撰写，由他的妹妹班昭续成。始末详情都见于《后汉书》本传。这部书历代都被珍重传承，从来没有异议。只有《南史·刘之遴传》说：鄱阳嗣王萧范得到班固所撰《汉书》的真本，献给东宫皇太子，命刘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人参照校勘异同，刘之遴记录了几十件不同之处。现在考察起来，这些话全是荒谬妄说。刘之遴说：古本《汉书》题作“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没有上书的年月日。考察班固自永平年间奉诏修撰《汉书》，到建初年间才完成。又《班昭传》说：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班固便去世，和帝下诏让班昭到东观藏书处接续完成。因此，这部书是前后次第续成的，事情隔了两朝，撰写者也不是一人；刘之遴所见的古本既然已有《纪》《表》《志》《传》，却说全书在永平年间上表呈进，大概是没有考察成书的年月。刘之遴又说：古本《叙传》题为《中篇》，今本作《叙传》。又今本《叙传》记载班彪的事迹，而古本说班彪自有传。古书的叙，一向都载在卷末，班固自述著书的意旨，所以称为‘叙’；

译追述祖父的事迹，所以称为‘传’。后代史家都沿用这个体例。刘之遴说原来写作《中篇》，文字又系在篇末，那么“中”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至于说班彪自有传，这话尤其荒诞。班彪在光武帝时代被举为茂才，任徐县令，因病离职，后来多次应三公征召，确实是东汉人。只是因为把他附在《叙传》中，所以可以在况伯斿穉之后详细叙述他的生平。如果另立一传，列在西汉史中，那么断限又该如何解释？为什么不考察《叙传》所说的起于元帝、高祖，终于孝平帝和王莽被诛呢？刘之遴又说，今本的纪、表、志、列传不是合在一起编次的，而古本是合在一起编次的，共成三十八卷。考察班固自己说，纪、表、志、传共一百篇，一篇就是一卷。这正是不能作三十八卷的明证。他又说，撰述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这正是各自分列次序的明证。而且《隋志》作一百一十五卷，今本作一百二十卷，都是因为卷帙过重，所以分作子卷。（今本纪分为一个子卷，表分为两个子卷，志分为八个子卷，传分为九个子卷。）如果合并为三十八卷，卷帙就更加沉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五卷〕 古书写在竹帛上，大概恐怕难以流传。刘之遴又说：今本《外戚》在《西域》之后，古本则排在《帝纪》之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夹杂在各篇列传中，古本则把诸王全都排在《外戚》之下、《陈项传》之上。至于纪、表、志、传的次序，班固自己本来已经说明了。若按刘之遴所说，那么列传排在纪之后，而表、志反而在列传之后。而且诸王既然按世代相承，应该总题为《诸王传》，为什么《叙传》中却作《高五王传第八》《文三王传第十七》《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宣元六王传第五十》呢？况且《汉书》开始把《史记》的《项羽本纪》《陈胜世家》改为《列传》，自然应当排在《列传》的开头，怎么能移到《诸王》之后呢？其中列出《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显是说王莽的势力形成于元后，这寄托着史家的微妙用意。如果把《外戚传》移到《本纪》之后，那还哪里懂得史书的体例呢？刘之遴又引用古本的叙文说：“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然而今本“芮尹江湖”一句有《张晏注》，张晏所见的就是今本。何况《之遴传》所说献给太子的太子，是昭明太子。《文选》载有《汉书述赞》，说：“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与今本相同。这样看来，昭明太子也知道刘之遴所说的古本不值得相信。自汉代张霸开始伪造经书，到梁代又有人伪造《汉书》古本。然而一经考证，错误便明显暴露出来。颜师古注本开头列有《指例六条》，详细叙述各家说法，却没有涉及刘之遴所说的内容，大概是当时已经清楚知道那是伪本。李延寿没有查问事情的始末，便贸然把它载入史书，也可以说是喜爱奇闻、嗜好博闻，却茫然没有裁断。班固撰写此书，曾遭受收受金钱的诽谤，刘知几《史通》中还记述了这件事。但是《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关于收受贿赂、卖文取利的过错，公理已经辨析得很彻底了。”可见并没有这回事。又有人诽谤他窃取、冒用父亲的著作。然而《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三传都称“司徒掾班彪说”。《颜师古注》在发明体例时，于《韦贤传》中说：“《汉书》各篇赞都是班固所作。那些有叔皮先行论述的地方，班固也明确标示出来，以告示后人。”有人说班固盗用父亲的名义，看到这些就可以为他洗清了。这件事也确实不存在。《师古注》条理精密，实在是独到之作。但唐代人多不采用他的说法。所以《猗觉寮杂记》说：“颜师古注《汉书》，‘魁梧’的‘梧’读去声，‘票姚’都读去声。” 杜甫使用“魁梧”“票姚”时，都读作平声。杨巨源的诗“请问汉家谁第一，麒麟阁上识酂侯”，也不采用“音赞”的说法。大概重视久远的说法而轻视近代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吧。总的来说，颜师古的疏通、证明，终究无愧于班固功臣的称誉。不能因为一两个字的出入，就损害对全书大体的评价。△《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旧本有的题作宋代倪思撰，有的题作刘辰翁撰。杨士奇《跋》说：“《班马异同》三十五卷，相传是须溪所作。看它评论、批点的精妙程度，确实不是须溪不能做到的。然而《文献通考》记载为倪思所撰，难道是倪思作书、须溪作评论批点吗？书中的说法也在两者之间犹疑不决。”考察《通考》记载此书，实际上依据的是《直斋书录解题》。假如果真出自刘辰翁之手，那么陈振孙在世时怎么会先行著录？这件事本来不用辨析也已经明白了。这部书的主旨，是认为班固的《汉书》大多沿袭《史记》的旧文，只是增删了文字，于是考察两书字句的异同，以相互参照、判断得失。它的体例是把《史记》原文用大字书写，凡《史记》没有而《汉书》增加的，就用小字书写；《史记》有而《汉书》删去的，就用墨笔在字旁标出。或者《汉书》调换了前后次序，就注说“《汉书》上接某文，下接某文”；或者《汉书》把文字移入别篇，就注说“《汉书》见某传”。把两书互相核对，长处和短处便十分明显，对史学很有功劳。从前欧阳棐编《集古录跋尾》，把真迹和文集的版本并列保存，使读者探究删改的用意，以了解前人的用心。

译倪思撰写这部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只是欧阳棐列举的是一人作品的异同，倪思列举的是两人作品的异同，于是成为一种创例。其中如“戮力”写作“戮力”、“沉船”写作“湛船”、“由是”写作“繇是”、“无状”写作“亡状”、“鈇质”写作“斧质”、“数却”写作“数卻”等，只是古今字形不同。“半菽”写作“芋菽”、“蛟龙”写作“交龙”等，只是传抄造成的错误。至于“秦军”写作“秦卒”、“人言”写作“人谓”、“三两人”写作“两三人”等，更与文义无关，都不是有意窜改。倪思一一列出，似乎未免稍嫌繁琐。但既然以“异同”为书名，那么一个字、一个词都不容忽略。失于过密，终究胜过失于过疏。至于《英布》《陈涉》诸传，则散失而没有收录。明代许相卿作《史汉方驾》，才把它们补入其中。这确实是千虑中的一次疏失。倪思字正甫，是湖州归安人。乾道二年进士。历任宝文阁学士，谥文节。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 《后汉书》有《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由宋代范蔚宗撰写，唐代章怀太子贤作注。范蔚宗的事迹详见《宋书》本传，章怀太子贤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考察《隋志》，记载范氏《后汉书》九十七卷；新、旧《唐书》则作九十二卷，彼此有所不同。只有《宋志》作九十卷，与今本相合。然而这部书历代相传，并没有亡佚。考察《旧唐志》又记载章怀太子为《后汉书》作注一百卷。今本九十卷，其中分出子卷的共有十卷。这是因为章怀太子作注时，才合并为九十卷，以凑成整数。《唐志》把各子卷的卷数分开计算，所以说是100卷；《宋志》把各子卷的卷数合并计算，所以仍说是90卷。其实是同一部书。又，隋、唐《志》都另载有范蔚宗《后汉书论赞》5卷，《宋志》才不再著录。推测唐代以前，《论赞》与本书分别流传，到了宋代又被散入书中。然而《史通·论赞篇》说：“司马迁在自序和各传之后，逐篇书写，分别叙述各篇的旨意。后来班固改作诗体，称为《述》。范蔚宗又改了《述》的名称，称为《赞》。班固的总述合在一篇中，使条理贯通而有次序；范蔚宗的《后汉书》，却分别附在各篇本事之后，写在卷末，篇目彼此分离，割裂而失去次序。一卷中每件事都立论，已经很烦琐了，随后又用赞来议论，就更加烦琐。这也像文士撰写碑文，序写完后又续上铭；佛教徒阐述佛法义理完毕后，又用偈语来宣说。”如此看来，唐代的范氏《后汉书》已经把《论赞》缀附在卷末了。史志中另列一目，其中原委还不清楚。范蔚宗编撰此书时，把《志》交给谢瞻。范蔚宗失败后，谢瞻把书全部用蜡封存，后来便没有传本。现在流传的八《志》共30卷，另题作梁代剡县令刘昭注。根据陈振孙《书录解题》，这是宋乾兴初年，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把刘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和范氏《后汉书》合编为一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卷、三十卷〕 考察《隋志》所载，司马彪《续汉书》有83卷，《唐书》记载也相同。《宋志》只著录刘昭《补注后汉志》30卷，却不著录司马彪的书。可见到宋代只剩下司马彪的《志》，所以把它移来补足《后汉书》的缺漏。它不称《续汉志》而称《后汉志》，正是因为已经并入范氏《后汉书》而改称了。有人说，郦道元《水经注》曾引用司马彪《州郡志》，因此怀疑它在此以前就已经单独流传。又有人说，杜佑《通典》叙述科举制度时，把《后汉书》和《续汉志》相连并举，因此怀疑唐代以前已经把八《志》并入范氏《后汉书》，但这种说法似乎并不确切。自八《志》合并以后，各书引用时，只题作《后汉书》某志。有些儒者不知道它是司马彪的书，所以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八《志》是司马绍统所作。（按，绍统是司马彪的字。）本来是汉末诸儒所传，到晋初由他加以编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三卷、三十卷〕 刘昭作注补充，另有《总叙》。因为有些版本漏载刘昭的《叙》，所以孙承泽《藤阴劄记》也误把范蔚宗《后汉书》中关于志、律、历的文字列了出来。”考察洪迈《容斋随笔》，其中已经误把八《志》当作范氏《后汉书》，可见这种错误并不是从孙承泽才开始的。现在把这30卷都题署司马彪的名字，希望借此消除流俗的错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卷〕 △《补后汉书年表》10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 宋代熊方撰。熊方字广居，丰城人，由上舍生出仕，官至右迪功郎，代理澧州司户参军。这部书前后的《进表》都没有注明年月。表中有“皇帝陛下振奋神武，平定乱事，使天下达到太平并实现中兴，仰望考察圣明功业，与光武相符”的话。又有“把皇帝的墨迹挥洒在九经上，使学校永远光耀；把云章般的书法显现在八种书体中，冠绝锺繇、王羲之”的话。御书《太学石经》是高宗时期的事，因此熊方应是南渡初年的人。过去司马迁撰写《史记》，开始创立十《表》。《梁书·王僧虔传》说它横行斜上，体制仿照《周谱》，大概是三代遗留下来的格式。班固的八《表》，实际上沿用了这一体例。范蔚宗撰写《后汉书》，唯独缺少这种体制，于是使东汉的典章故事散见于范氏列传之中，不能像丝线和绳索那样贯串联结，打开书卷也不能一目了然。熊方因此编成这部书，补足原书没有完备的部分。全书有《同姓侯王表》2卷、《异姓诸侯表》6卷、《百官表》2卷。他所采用的证据，完全依据范氏旧文；体例则仿效前代史书，又稍作变通。例如《王子外戚恩泽诸侯表》都不再分别列析，只把各人的情况写在始封者名下，而属于功劳还是亲属关系，一看便清楚。又如百官虽然沿袭西汉制度，但官职的设置和废除并不一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六卷〕

译熊方取用刘昭的《志》，从太傅到河南尹共23等，按年代编排，任命、授官、去世、免职等事实全都可以看到。他贯串材料、钩稽考核，极为详尽。纲目条理，也都鲜明而有法度。只是中间头绪繁多细密，所以偶尔也有错杂抵牾之处。例如海昏侯会邑、安众侯松，他们开始受封本来都在西汉，而前代史书却都说他们“今见为侯”。那么明帝、章帝以后，他们的后代仍然承袭封爵而没有断绝，理应列入东汉的列侯数目。虽然史文残缺简略，无法知道其世代承袭的详细情况，也应当标明其国号、姓名和所属，并注明“后缺”，这样才符合修史体例。熊方却因为他们的世系无法考证，便删去其姓名，只在篇末附记“见前书《王子侯表》”一句。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城阳恭王刘祉也见于前书《王子侯表》，为什么这部书又能把他列入呢？这就是体例不纯的地方。又如伏完是伏湛的七世孙，承袭封为不其侯，这一点在《伏湛传》和《皇后纪》中都记载得十分清楚。只是袁宏《汉纪》有建安元年董承、伏完等13人被封为列侯的文字，范氏《后汉书》错误地把它采入了《本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人〕 熊方没有加以考辨，在伏湛名下已经写明侯爵由伏完承袭，而在孝献帝时期的诸侯表中又另列一名列侯伏完，实在重复而错误。又《皇后纪》称伏完为屯骑校尉，建安十四年去世，儿子伏典承袭爵位。这样看来，曹操杀伏皇后时，伏完已经先去世了，所以史书只说曹操杀了皇后的兄弟宗族，却没有提到伏完。熊方却误以为曹操诛杀伏完而废除了其封国，因而在侯伏典这一代竟没有列入。又如汉寿亭侯，世代只称作寿亭侯，沿袭旧有错误，没有加以纠正。这是考核偶有疏漏的地方。又汉代制度规定，从太傅到将军属于五府。除大将军、车骑将军、度辽将军以外，其余各种将军名号随时设置，见于本纪、列传的还有很多。可是《百官表》中一概没有列入，遗漏颇多。这是采集材料不够完备的地方。这些都是他的缺点。但总的说来，他纵横贯通、安排周密，叙述次序井然，使读者可以按部查考，对史学很有帮助。《丰城县志》称熊方编写此书时，给自己的堂题名为“补史”。他对这部书深自珍重，大概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两汉刊误补遗》10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 宋代吴仁杰撰。吴仁杰著有《易图说》，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淳熙己酉年曾绛的《序》，说吴仁杰任罗田县知县时自行刊刻。卷末又有庆元己未年林瀛的《跋》，说陈虔英在全州郡斋刊刻。大概是吴仁杰起初想刊刻却没有成功，或者是陈虔英又重新刊刻吧。旧刻本早已散佚，现在这个本子是朱彝尊的儿子朱昆田从山东李开先家抄出，因而流传于世。从书名看，本来应是为刘攽《两汉书刊误》而作，但书中又兼有补正刘敞、刘奉世说法的内容。考察赵希弁《读书附志》，其中载有《西汉刊误》1卷、《东汉刊误》1卷，称为刘攽撰。又《文献通考》载有《东汉刊误》1卷，引用《读书志》的文字，也称为刘攽撰；又载《三刘汉书标注》6卷，引用《读书志》的文字，称刘敞、刘攽、刘奉世共同撰写；又引用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另一本题作公非先生《刊误》。实际上这是同一部书。徐度《却埽编》引用刘攽校订《陈胜传》《田横传》的两条材料，说刘攽的哥哥刘敞和哥哥的儿子刘奉世都精通《汉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六卷〕 他们每次阅读《汉书》，就随所得之处加以解释，后来编成一部书，名为《三刘汉书》。综合这些说法推断，大概刘攽起初分别为前、后《汉书》各作《刊误》1卷，这就是赵希弁所说的情况。后来把刘攽校订的《汉书》与刘敞父子校订的内容合编为一部书，这就是徐度记载的情况。不过，当时是把刘攽的书合并到刘敞父子的书中，而不是把刘敞父子的书合并到刘攽的书中，因此没有改变刘敞父子《汉书标注》的名称；《东汉》1卷无所依附，仍然单独流传，这就是马端临所列的情况。后来另一本书以刘攽的书为主体，把刘敞、刘奉世的说法附入其中，所以仍题作《刊误》，这就是陈振孙所记载的情况。此后便把《东汉刊误》也附在一起流传，称为《两汉刊误》。吴仁杰兼采三刘之说，大概依据的是后来的本子，但书名还没有来得及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文献通考》记载这部书有17卷，《宋史·艺文志》却作10卷。现在考察这部书，每卷多的不过14页，少的只有12页，按这种篇幅，不可能在10卷中析出7卷。并且10卷中补充前汉的有8卷，补充后汉的只有2卷，数量也相差太悬殊。大概修撰《宋史》时已经散佚了其中7卷，只把不完整的本子著录下来吧。刘氏的书对旧文多有改正，但随读随笔作标记，往往来不及剖析其中的缘由。吴仁杰这部书却引用材料广博周全，考证详细清楚，追溯根源，务求使人明白无疑才停止，其学识贯通实际上胜过原书。虽然其中把“麟止”说成“麟趾”之类，偶尔也有一两处牵强附会，总的说来，当然是瑕疵很少而优点很多。曾绛《序》转述周必大的话，称赞他博物洽闻，确实不是虚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卷、十卷、七卷、八卷、二卷〕 △《三国志》65卷（内府刊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五卷〕 晋代陈寿撰，宋代裴松之作注。陈寿的事迹详见《晋书》本传；裴松之的事迹详见《宋书》本传。

译全书《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这部书以魏为正统，直到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才提出不同意见。自朱熹以来，没有不赞同习凿齿而反对陈寿的。然而从道理上说，陈寿的错误无论如何都无法辩解；从形势上说，习凿齿尊汉为帝顺理而易，陈寿想尊汉为帝却逆势而难。大概习凿齿所处的时代晋已南渡，其处境有些像蜀，都是为偏安一方者争取正统，这种说法在当时是可以得到认同的。陈寿则身为晋武帝的臣子，而晋武帝承接魏的正统；如果说魏是伪朝，也就等于说晋是伪朝，这种观点怎么可能在当时实行呢？这就像宋太祖篡位建立政权，情形近似魏，而北汉、南唐的情形近似蜀，所以北宋诸儒都有所顾忌，不敢把魏说成伪朝。高宗以后，南宋偏安江左，处境近似蜀，而中原的魏地全部落入金人之手，所以南宋诸儒才纷纷起来尊蜀为正统。这些都应当联系各自所处的时代来评论，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只是陈寿错误地沿用了《史记》记载周、秦本纪的体例，不以魏文帝为开端，而以曹操为开端，确实还不如《魏书叙纪》体例得当。这一点确实是本来可以避免却没有避免的。宋文帝元嘉年间，裴松之奉诏作注，他所作的注广泛引用各家书籍，有时也加入自己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卷、十五卷、二十卷〕 概括起来，大约有六个方面：一是引用各家的议论来辨明是非；二是参照各书的说法来核对讹误和差异；三是对传中已有的事情详述其曲折经过；四是补充传中没有记载而散佚的事情；五是对传中已有的人物详述其生平；六是把传中没有记载的人物按同类附列其中。其中往往爱好奇闻、贪求博杂，很是妨害文章的纯粹。例如《袁绍传》中的胡母班，本来只是因为替董卓出使袁绍而被提到，裴注却说：“胡母班曾见过泰山府君和河伯，事情记在《搜神记》中，文字很多，没有全部记载。”这已经是多余的了。《钟繇传》中又引用“陆氏异林”一条，记载钟繇与鬼妇亲昵之事。《蒋济传》中引用《列异传》一条，记载蒋济的儿子死后成为泰山伍伯，迎接孙阿担任泰山令的事情。这类凭空编造、谈论怪异的文字，共有十多处，都与本事无关，而且严重妨碍史法，实在是缺点。又看裴松之注的初衷，似乎也想像应劭注《汉书》那样，考究训诂，引用旧事。因此在《魏志·武帝纪》中“沮授”二字下注“沮音菹”；在“獷平”二字下注引《续汉书·郡国志》说“獷平是县名，属渔阳”。“甬道”二字就引用《汉书》“高祖二年与楚交战，修筑甬道”；“赘旒”二字就引用《公羊传》；“先正”二字就引用《文侯之命》；“释位”二字就引用《左传》；“致届”二字就引用《诗》；“绥爰”“率俾”“昏作”三词都引用《书》；“纠虔天刑”四字就引用《国语》。至于《蜀志·郤正传》中的《释诲》一篇，几乎每一句都引用古事作注，连续占了数页。又如《彭羕传》中的“革”字没有解释为老，《华佗传》中的“旉”字本来似乎应为“专”，《秦宓传》中“棘”“革”二字的异文，《少帝纪》中“叟”“更”二字的异体，也偶尔加以辨证。其他传文中的字句，却不完全如此。不过，像《蜀志·廖立传》开头，忽然给他的姓下注“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然引用《博物记》为“繦”字作注之类，也偶有这种情况。大概是想做而没有完成，又舍不得删去已经写成的内容，所以有的详尽，有的简略，有的有注，有的没有，体例也很不纯一。不过，他搜罗的材料十分丰富，六朝旧籍中凡是今天已经失传的，仍然都能从他的注中看到大致面貌。而且其中许多材料首尾完整，不像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那样把文字删割得支离破碎。因此考证家取用材料不竭，后来相互引用的反而比引用陈寿原书的更多。△《三国志辨误》3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也无法详细知道成书时代。《苏州府志》记载，陈景云字少章，是吴江县学生，长洲人。年轻时曾跟随何焯游学，广泛通晓经史，博览贯通各类典籍。长于考订，凡是文字讹误的地方，都能细致剖析。他所著的书共有9种，其中有4种名为《三国志校误》，似乎就是这部书。然而考察《义门读书记》，其中有何焯校订的《三国志》3卷。在《魏志·杨阜传》“杨阜曾见明帝戴帽、披着缥绫半袖”一条下，何焯称“褎”“袖”是古今字；少章怀疑下面的一个字是衍文，查阅《宋书·五行志》，果然如此。这部书没有收录这条材料，那么又似乎不是陈景云所作。疑问不能弄清，缺少根据的地方暂且不知也可以。《三国志》文字简洁而有法度，古人称为良史，但也难免有抵牾之处。例如孙权攻打合肥一事，魏、吴二《志》的先后记载不同，当时已经受到孙盛的议论。明代以来，南、北监本在传抄、刊刻过程中脱漏错误尤其多。这部书辨析陈寿正文和裴松之注的错误，共《魏志》28条、《蜀志》8条、《吴志》21条。其中关于文字讹异的，例如《三少帝纪》“定陵侯繁”中的“繁”应作“毓”，“少府褒”中的“褒”应作“袤”之类；关于文句颠倒的，例如正元二年八月戊辰不应排在辛未之后之类。关于正文和注文相互混淆的，例如《王肃传》评语末尾附有刘寔的话，原本是裴注所引用的文字；关于原书脱漏的，例如徐详不应附在《胡综传》之后。它还参照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各项都有根据。虽然所辨析的只有几十条，不能像何焯的书那样校正得详尽，却不像何焯那样泛泛地作史评。大体上，它多以前后文字相互考证，并参照《后汉书》《晋书》，不能像杭世骏的书那样征引广博，但也不像杭世骏那样牵引繁杂的说法。它剖析摘取而精密审慎的地方，总的说来并不逊于三刘考订《西汉书》、吴缜考订《五代史》。△《三国志补注》6卷，附《诸史然疑》1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卷、一卷〕

译清代杭世骏撰。杭世骏著有《续方言》，已经著录。这部书补充裴松之《三国志注》遗漏的内容，共《魏志》4卷、《蜀志》《吴志》各1卷。裴松之的注搜罗广博，考订精细，世人没有异议。杭世骏又搜集残余材料，想在博洽方面超过裴松之。因此无论细小或重大材料都不舍弃，瑕疵和优点同时存在。例如某人的住宅在某乡、某人的墓在某里，体例完全像地方地理志。虞荔的《鼎录》、陶弘景的《刀剑录》，也都按年代编入。又如《锺繇》等传中的《书评》《书品》，动辄连续引用数篇。它的体例又像杂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卷、一卷〕 至于神怪妖异之事，如嵇康见鬼、诸葛亮祭风之类，稗官小说连篇累牍地记载，尤其荒诞虚妄，不足以作为依据。又如魏文帝在角中弹棋，裴松之注已经引用《博物志》，却又引用《世说》；曹操发丘摸金，裴松之注已经载录陈琳檄文，却又引用《宋书·废帝纪》。所引书虽各不相同，事情却没有差别，这又何必在屋上再盖一层屋呢？至于崔琬捉刀，刘孝标《世说注》中已经辨明裴启《语林》的错误，却抛开刘孝标的话，另行引用《史通》的文字。张飞豹月乌的故事本出于叶廷珪《海录碎事》，却明明标出叶书，又冠以《汇苑》的名目。大抵是爱好广博、嗜奇猎异，所以牵连引用琐碎之辞，往往妨碍文章的纲要。又如《异苑》记王粲认识礜石的事情，删去了荆州刘表多次谈及的内容；诸葛亮《梁甫吟》一事，也没有说明出自《艺文类聚》。这样辗转抄引贩卖，疏漏也很多。然而，像《魏文帝纪》中“王凌谢亭侯”一条、《明帝纪》中“孔晏乂”一条、“陈泰年三十六”一条、《臧洪传》中“徐众”一条、《崔琬传》中“陈炜”一条、《华歆传》中“东海郡人”一条、“严包交通”一条、《蒋济传》中“弊勉”一条、《张辽传》中“大呼是名”一条、《楚王彪传》中“徙封白马”一条、《蜀志·先主传》中“谯周为从事”一条、《后主传》中“不置史官”一条、《诸葛亮传》中“躬耕南阳”一条、《邓芝传》中“廖化襄阳人”一条、《吴志·孙休传》中二子的姓名一条、《太史慈传》中“神亭”一条、《黄盖传》中“黄子廉”一条、《贺齐传》中“徐盛失矛”一条，都是参照校核异文，颇为精审核实。其余如黄初五年考试经学的办法、王昶考核官吏五项标准的名目、司马芝关于恢复钱币的议论、王肃关于秘书监的奏表、王象和缪袭编撰《皇览》，以及引用《正义》辨明郑玄解释“稽古同天”的错误，引用《后汉书注》证明“宗贼”的含义，引用《风俗通》证明周生是复姓，引用《困学纪闻》证明况长宁是蜀人，也都足以帮助考证。因此，这部书虽然芜杂，却也不能完全废弃。末尾附有《诸史然疑》一卷，也是世骏所撰，都是纠正史书文字的疏漏。全书《后汉书》十四条、《三国志》六条、《晋书》三条、《宋书》三条、《魏书》八条、《北史》六条、《陈书》三条，大概是后人抄录他的遗稿，编成一册。其中引用《史通》的一条说：“习凿齿认为刘氏是伪国，大概是为了确定正邪的途径，阐明顺逆的道理罢了。但檀道鸾说，他正当桓氏执政时，所以撰写这部书，是想断绝那些如瞻乌般择木而栖者的企望，防止这种逐鹿争夺天下的行为。如果确实像檀道鸾所说，那么习凿齿似乎未曾尊奉蜀汉。” 考察：这一条见于《史通·探赜篇》。核对上下文的意义，大概是传抄《史通》的人在“以刘”二字上面脱漏了一个“不”字。《史通·称谓篇》的自注说：“习氏《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其叙事都称蜀先主为昭烈帝。”本书中有充分明确的证据。近来浦起龙刊刻《史通》，因为这句话的文义相违，就把“刘”改为“魏”，这样做倒没有多大害处。世骏竟然依据错误的版本，仓促提出新说，实在是没有考察清楚。“牛继马后”一条，责备《晋书》不应沿袭旧史。完全是由于《史通》的说法，也不免有所抄袭。至于“三老五更”一条，根据《杨赐传》《伏恭传》《周泽传》补充杜佑《通典》的缺漏，却扩展到本书之外，与《后汉书》完全无关，也算是自己扰乱了体例。然而总的来说，它订正错误、考察异文，所得还是很多，对史学并非没有补益。因为篇幅不多，所以附在《三国志补注》之后。现在也一并抄录保存，用来帮助参照订正。△《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 唐代房乔等奉诏撰写。刘知几《史通外篇》说，贞观年间下诏认为前后撰成的《晋史》十八家都不能尽善，于是命史官重新编纂。从此以后，谈论《晋史》的人都抛弃旧本，争相采用新撰之书。然而唐人如李善注《文选》、徐坚编《初学记》、白居易编《六帖》，对于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沈约的著作，以及徐广、干宝、邓粲、王韶、曹嘉之、刘谦之所撰的纪传，还有孙盛的《晋阳秋》、习凿齿的《汉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都曾引用。可见旧本实际上并没有被弃置。难道是在新书成稿之日，就已经有不合众议的地方吗？考察本书，只有《陆机传》《王羲之传》的论赞都称“制曰”，大概出自太宗亲自撰写。晋朝一代，政事的得失、人才的优劣不知有多少，而皇帝深居宫中撰写华美辞章、宣布王言以彰显特别笔墨的，却只有一个善于文章的士衡和一个擅长书法的逸少。这样一来，全书的宗旨大体就可以知道了：它褒贬人物，大略轻视实际功业而奖赏浮华；它采录材料，忽视正典而取用小说。这种风气流行而不能回转，并非没有来由。比如《文选注》引《马汧督诔》时引用臧荣绪、王隐的书，说马汧在孤城建立功劳，因非罪而死，后来又加以追赠祭祀；但《晋书》不为他立传，也没有把他附见于《周处传》《孟观传》等传中。又如《太平御览》引用王隐的书说：“武帝想任命郭琦为佐著作郎，便询问尚书郭彰。郭彰憎恨郭琦不依附自己，回答说不认识他。武帝说：‘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乌丸人家的孩子只要能侍奉你，就足以担任郎官了。’到赵王伦篡位时，又想任用郭琦。郭琦说：‘我已经做过武帝的属官，不能再做当今世代的属官。我终身守在家中。’”郭琦大概是始终保持高尚节操的人。

译但《晋书》也删去这件事而不加记载。它所记载的，大多是大力褒奖风流人物，以供谈论的资料。把刘义庆《世说新语》和刘孝标的注逐条互相核对，几乎全部收入。这简直是稗官小说的体例，怎么能称作史传呢？黄朝英《缃素杂记》指责它引用《世说》“和峤峨峨如千丈松，礧砢多节目”，既载入《和峤传》，又因为“峤”字相同，载入《温峤传》。颠倒错乱，竟然没有检查出来；这还只是枝叶上的毛病，并不是根本上的毛病。正史之中，只有这部书和《宋史》被后人纷纷改撰，这也是有原因的。只是因为十八家旧书都已经亡佚，考察晋代史事的人除了这部书别无凭借，所以历代保存它而没有废弃。《音义》三卷，唐代何超撰写。何超字令升，自称是东京人。杨齐宣为它作序。书中审定读音、辨析字形，颇有创见；旧本所载的内容，如今仍附在书末。△《宋书》一百卷（内府刊本） 梁代沈约撰写。沈约的事迹详见《梁书》本传。沈约上表进献此书，说《本纪》《列传》已经缮写完毕，共有《志》《表》七十卷；所撰诸志还需要完成后续上进。现在这部书有纪、志、传而没有表。刘知几《史通》说此书为《记》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合计一百卷，并没有说有《表》。《隋书·经籍志》也记作《宋书》一百卷，与今本卷数相合。或许在唐代以前，它的《表》就已经早早散失，今天的卷帙是后人重新编排的吧。考察《志》的序文，称总共损益前代史书的诸志，分为八门：一为《律历》，二为《礼》，三为《乐》，四为《天文》，五为《五行》，六为《符瑞》，七为《州郡》，八为《百官》。可见《律历》从来没有分成两门。今本总目题作“卷十一志第一志序，卷十二志第二历上，卷十三志第三历下”，但每卷细目却作“志第一律志序，志第二历上，志第三历下”。这就是后人编制目录、强行分割的结果，并非沈约原本的旧次序，这是一个明证。八志之中，只有《符瑞》确实是多余的赘疣。《州郡》只依据《太康地志》以及何承天、徐爰的原本，对于侨置、创立、并省、分析等情况，大多没有详细说明年月，也很是疏略。至于《礼志》，把郊祀、祭祀、朝会、舆服总合为一门，以节省支节。《乐志》详细叙述八音、各种乐器以及鼓吹、铙歌等乐章，用来保存其中的意义和训诫；像《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这类有曲调而歌词无法详考的，每一句截断为一节，以保存它的节奏，体例和义例尤其好。至于追述前代，晁公武《读书志》虽然责备它失于划定界限。然而班固《汉书》增加记载《地理》，上溯叙述九州；创设《五行》，推演阐明《洪范》。追溯根源、探寻本始，这种做法是有前例的。况且魏、晋都属于短命的王朝，宋承接其后，经历时间不长，许多制度因袭沿用。沈约详细说明其沿革的缘由，并没有大的过失，也不能急于加以指责。考察《徐爰传》叙述当时修史时，曾议论为桓玄等人立传。沈约则认为桓玄、卢循等人本身就是晋朝的叛贼，与后代无关；吴隐、谢混等人的义举只涉及前朝，不应滥入；刘毅、何无忌等人志在兴复晋室，动机并非建立宋朝，都应删去，归入晋籍。他这样申明史书体例，又何尝不谨严呢？这部书到了北宋已经散失很多，《崇文总目》说缺少《赵伦之传》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只缺《到彦之传》。今本卷四十六有《赵伦之王懿张邵传》，只有《到彦之传》缺失，与陈振孙所见的本子相同。卷后有《臣穆附记》，说这一卷的体例同于《南史》，传末没有论，怀疑不是沈约的原书。这个说法很正确。大概宋初就已经缺少这一卷，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和《南史》来补足，以充满卷帙。然而《南史》有《到彦之传》，却独独舍弃而不取。又如《张邵传》后面附载他的兄子张畅，完全采用《南史》的文字，却不知道本书卷五十九已经有《张畅传》，忘记了这样会重复出现。这就是补缀者的疏漏。“臣穆”应当就是郑穆，《宋史》中有他的传。他在嘉祐年间曾经校勘《宋书》。他所作的考证，只见于这一条。大概重刊时删去了偶然多出的部分，也足以看出明代以来的刊本任意窜改，大多不合古书的体式。△《南齐书》五十九卷（内府刊本） 梁代萧子显撰写。萧子显的事迹附载于《梁书·萧子恪传》。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馆阁书目》说：“《南齐书》原本六十卷，现在保存五十九卷，亡佚了一卷。”刘知几《史通》、曾巩《叙录》却都说是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计五十九卷，并没有说有缺失。然而《梁书》和《南史》的萧子显本传确实都写作六十卷，所以《馆阁书目》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考察《南史》所载萧子显《自序》，似乎是依据他的《叙传》文字。又晁公武《读书志》记载他的《进书表》说：“天文之事神秘，户口数目不知，不敢擅自记载。”我怀疑原书六十卷中有一卷是萧子显的《叙传》，末尾附有《表》，与李延寿《北史》的体例相同。到唐代时，他的《叙传》已经亡佚，但他的《表》到宋代还保存着。如今连他的《表》也一并亡佚了，所以与本传相比缺少一卷。又《史通·序例篇》说：“令升先知先觉，远承述作丘明的传统；史书体例中兴，到此最为盛大。沈约《宋书》的志序、萧齐的序录，虽然以‘序’为名，实际上都是史例。萧子显虽然文辞有些艰涩失畅，但义理十分优长，是序例方面的佳作。”

译现在考察这部书，《良政》《高逸》《孝义》《倖臣》等传都有《序》，唯独《文学传》没有《叙》，大概也是宋代以后残缺的吧。齐高帝喜欢使用图谶，梁武帝崇尚佛教，所以萧子显在《高帝纪》卷一引用太乙九宫占，在《祥瑞志》中附会纬书，在《高逸传》的论赞中推演阐发禅理。大概是受到当时风尚的牵制，未能加以厘正。又如《高帝纪》记载王蕴之抚刀、袁粲之郊饮，把琐碎小事连缀在一起，很不合纪传体例。至于《列传》，尤其冗杂。然而像记载建元年间创建基业的各种事情，在《张敬儿传》中载录沈攸之的书信，在《王敬则传》中叙述颜灵宝的话，都是直书其事而不加隐讳，尚且没有失去评判是非的公正。《高十二王传》引用陈思的《表》和曹冏的《论》，其中感怀宗国，含有史家言外之意，并非没有可以节取之处。自从李延寿的史书流行以后，诵读学习这部书的人很少，文字日益讹误脱落。《州郡志》和《桂阳王传》中都有缺文，无法补正。其余还有许多字句错误，例如《谢庄传》中，《南史》作“诏徙越巂”，这部书作“越州”；《崔怀慎传》中，《南史》作“臣子两遂”，这部书作“两节”。类似的错误又数不胜数。现在汇集各个版本，参照核验异同，订正那些明显可以确定的地方；其中有些无法考证的，就遵从存疑而不妄改的原则。△《梁书》五十六卷（内府刊本） 唐代姚思廉奉诏撰写。《唐书》姚思廉本传称，贞观三年下诏命姚思廉与魏徵共同撰写。《艺文志》也说《梁书》《陈书》都是魏徵共同撰写的。旧本只题姚思廉的名字。大概魏徵只是负责监修，不过参与审定了其中的《论赞》。（按：这是根据《史通·古今正史篇》所说“魏徵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徵多预焉”的文字。）单独标出姚思廉，是为了不埋没实际执笔者。这部书，《旧唐书·经籍志》和姚思廉本传都说是五十卷，《新唐书》作五十六卷。考察刘知几《史通》，说“姚察有志于撰辑成书，所费功夫尚未完成。他的儿子思廉凭借旧稿，加上新的记录，撰成《梁书》五十六卷”。这样看来，《新唐书》依据的是姚思廉编目旧本，《旧唐书》确实误脱了“六”字。姚思廉推承父亲的意旨完成此书，每卷之后题作“陈吏部尚书姚察”的共有二十五篇，题作“史官陈吏部尚书姚察”的有一篇。这大概是仿照《汉书》卷末题署班彪的例子。专门称为史官的那一篇，大概是姚思廉续纂的吧。姚思廉承袭家学，既然一向有学术渊源，又在贞观二年已经开始编纂，等到奉诏进入秘书省讨论撰述之后，又过了七年，他用力也可说勤勉专一。其中如《简文纪》记载大宝二年四月丙子日，侯景袭击郢州，擒获刺史萧方诸；而《元帝纪》却写作闰四月丙午日。这样一来，两卷之内的月份和日期就彼此不一致。《侯景传》上文说“张彪起义”，下文又说“彪寇钱塘”，短短几行之间，记述方式就相互矛盾。赵与旹《宾退录》评论说，它在《江革传》中称“何敬容掌选，铨选任用多不是适当的人”，在《敬容传》中却称何敬容“铨选评定明察审慎，号称称职”，尤其是非矛盾。其余事迹重复交错的地方，前后互相错杂，拿《南史》来验证，也往往彼此抵牾。可见著书竟是这样困难。然而它的立论大多平允，编排次序也还具备汉、晋以来相传的史法。总的说来，终究不同于多人合写、编次失当的书。△《陈书》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唐代姚思廉奉诏撰写。刘知几《史通》说，贞观初年，姚思廉奉诏撰成梁、陈二史，历经九年，才最终完成。曾巩《校上序》则说，姚察记录梁、陈的史事，著作尚未完成，恰逢他的儿子姚思廉继承父业。武德五年，姚思廉奉诏撰写《陈书》。贞观三年，在秘书内省讨论编撰事宜。贞观十年正月壬子，才首次进呈此书。因此，思廉编纂此书的功夫，当然不止用了九年。刘知几又说，《陈史》起初有顾野王、傅縡分别担任撰史学士；太建初年，中书郎陆琼续撰各篇，姚察又加以删改。这样看来，姚察修史实际上兼采了三家的成果。考察《隋书·经籍志》，其中有顾野王《陈书》三卷、傅縡《陈书》三卷、陆琼《陈书》四十二卷，大概就是姚察所依据的底本。而姚思廉为傅縡、陆琼作传时，详细叙述了他们撰著的事情，唯独没有说到他们修史，篇目次第也很是疏略。至于《顾野王传》，说他撰有《国史纪传》二百卷，这与《隋志》的卷数不相符合。那么就怀疑《隋志》有错误，而姚思廉所记才符合真实情况。《姚察传》见于第二十七卷，其中记载他撰写梁、陈二史的事情很详细。这部书是奉诏修撰的，不同于私人撰写的史书。因此不采用《序传》的体例，也不必以改变古例为嫌。只是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入隋，担任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和同时代的江总、袁宪等人一起向新朝叩拜称臣，历任显贵官职，却仍然列传于《陈书》中。按照史书的体例衡量，这就失去了断限的原则。而且江总是什么样的人，竟然把他和他的父亲合为一传，更是自取污辱。看李商隐《赠杜牧诗》中有“前身应是梁江总”一句，原来是借此互相赞誉。难道江总的为人，到唐代还没有定论吗？书中只有第二卷、第三卷题作“陈吏部尚书姚察”，其他各卷则都称“史臣”。大概姚察先编纂《梁书》，这部书只完成了两卷，其余都是姚思廉补撰的。如今阅读其中的列传，体例整齐有序，似乎出自一人之手；不像《梁书》那样参差不齐，大概也是这个缘故。只是其中记载传主年月的地方，间或有抵牾，不能不说是瑕疵。但各史都存在这种情况，也不能唯独责怪这部书。△《魏书》一百十四卷（内府刊本） 北齐魏收奉诏撰写。

译魏收上表进呈此书，共有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分为一百三十卷。如今流行的版本，是宋代刘恕、范祖禹等人校定的。刘恕等人的《序录》说，隋代魏澹重新撰写《后魏书》九十二卷；唐代又有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如今这些书都已失传。有关魏史，只有魏收的书作为主要依据；对于其中散佚、残缺的部分，校补了二十九篇，并分别在每篇末尾加以疏证。不过，他们依据什么书来补足缺文，刘恕等人没有说明。《崇文总目》说，魏澹的书只保存了一卷《纪》，张太素的书保存了两卷《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引用《中兴书目》说，魏收之书缺少《太宗纪》，用魏澹的书补足；《志》缺少《天象》二卷，用张太素的书补足。又说魏澹、张太素的书既然已经亡佚，唯独这几卷《纪》《志》保存下来，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这样看来，陈振孙也只是有所怀疑，未能确定。如今考察《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的《后魏书》，《帝纪》大多取自魏收之书，只是删去了重复的字句。《太宗纪》也和今本首尾相合，其中还增添了许多语句。（“永兴四年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下面，多出“弗有所讳”四字。） “泰常八年广西宫起外墙垣周回二十里”下面，多出“是岁民饥，诏所在开仓赈给”十一字。考察这几句话，《北史》中确实有，但《北史》前后的文字与《御览》所引的完全不同。《御览》引用各史的文字，一向只有删削而没有增添，但这篇《纪》却独不相同，难道它是魏收原书的底本吗？或者是补缀此书的人取用了魏澹的书，间或又有所删节？不过，《御览》所引的《后魏书》，实际上并不专门取自一家。比如此书卷十二《孝静帝纪》已经亡佚，是后人补写的，而《御览》所载的《孝静纪》，与这部书的体例完全不同。又有西魏《孝武纪》《文帝纪》《废帝纪》《恭帝纪》，因此怀疑它们取自魏澹的书。（《隋书·魏澹传》说，从道武帝起直到恭帝，共为十二纪。刘知几《史通》说：“魏澹把西魏看作正统，所以称文帝为纪。”）另外，此书卷十三《皇后传》也已亡佚，同样是后人补写的。如今拿它和《御览》互相校对，字句大多相同，只有其中有所删节。至于篇末附录的《西魏五后》，也应当是取自魏澹之书，用来补足全篇的。大概魏澹之书到宋初还不只是仅存一卷，所以成为补缀者取材的依据。到魏澹之书也残缺之后，才取《北史》来补足，例如《崔彧》《蒋少游》以及《西域传》等篇。因此《崇文总目》说，魏澹《魏史》、李延寿《北史》和魏收的史书彼此混杂，卷数篇次十分错乱。可见到了宋初，已经不能辨别确定了。只有所补的《天象志》二卷因避唐太宗的讳，可以确实认为是唐人的书，没有疑问。魏收因为这部书受到世人的诟骂，被称为“秽史”。如今考察魏收的传记，例如有人说魏收接受尔朱荣儿子的金钱，所以减轻了对他的罪恶记载。实际上，尔朱荣的凶暴悖逆，魏收没有不记在史册上的。至于《论》中所说的“如果修养德义的风气，那么韩信、彭越、伊尹、霍光，又哪里值得数说”，这是用反话表达真实意思，正是史家含蓄的讥刺。把它指作虚假的褒奖，似乎没有理解其中的文义。又有人说杨愔、高德正的势力压倒朝廷内外，魏收于是为他们的家族作传；他参与编修国史，又得到阳休之的帮助，因此替阳休之的父亲阳固作了佳传。考察起来，杨愔的先世是杨椿、杨津，高德正的先世是高允、高祐。杨椿、杨津孝友而有气节，高允有声名德行，高祐爱好学习，他们确实都是魏代的知名人物。难道能因为他们家族的门望正在兴盛，就嫌疑而不予记载吗？何况《北史·阳固传》称，阳固因为讥刺抨击聚敛，被王显嫉恨，于是王显上奏说阳固多取米麦，使阳固被免官，随军征讨硖石。李平认为阳固勇敢，军中的大事都和他商议。并没有说阳固因为贪婪暴虐，先被李平弹劾。李延寿的书写于唐代，难道也会为了讨好阳休之而这样做吗？又有人说卢同官至仪同，功业显著，却没有为他立传；崔绰官位只到功曹，本来没有什么事迹，却给他列了首传。卢同迎合元义的意旨，杀戮了很多人，后来又因属于元义一党而被罢官，不能说他功业显著。崔绰虽官职卑微，却受到高允的器重，高允称许他的道德，确实应当为他立传；对于独守操行的人，史家本来不应遗漏。看卢文的申诉，只是因为他的父亲官至仪同，而崔绰仅为功曹，便比较官职的高低，争论列入专传还是附传所带来的荣辱。（《魏书》初定本中，卢同附见于《卢元传》，崔绰自有专传；后来奉诏重新审定，卢同改立专传，崔绰改入附传。）这也不足以使魏收服气。大概魏收恃才而轻薄，有“惊蛱蝶”之称，他的德望本来就不足以使众人信服。况且魏、齐两代相距不远，凡是著名史籍所记的人物，都有子孙在世，谁不想使自己的祖父显贵荣耀？既然不能一一满足他们的愿望，于是众人喧然群起攻击魏收。平心而论，魏收又不是南史氏、董狐，怎么能相信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没有私心？但相互考察各书，验证他所撰写的内容，也不能说它过分偏离是非。“秽史”的说法，恐怕已经是过分的言辞了吧。李延寿修撰《北史》，看到了史馆中散失的简册，参照核对各种异同，常常以魏收之书为依据。他在《魏收传论》中说：“编成魏国史籍，文辞婉转而有章法，内容繁多却不杂乱，意在保存实录。” 他一定是有所见闻和依据的。如今魏澹等人的书都已亡佚，而魏收的书最终仍列入正史，大概也是等到恩怨都消尽之后，是非才得以明白吧。魏收叙事详细丰富，但编排条例不够严密，常常被魏澹加以驳正。《北史》没有采用魏澹的书，但《魏澹传》保存了他的《叙例》，丝毫不替他掩饰短处，这才是公正的评论。△《北齐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代李百药奉诏撰写。大概是承继他父亲李德林的事业，编纂成书，就像姚思廉继承姚察一样。大体仿照《后汉书》的体例，每卷末都附有《论赞》。但这部书自北宋以后逐渐散佚，所以晁公武《读书志》已经说它残缺不全。如今流行的版本，大概是后人取《北史》来补足亡佚部分，已经不是原来的卷帙了。

译如今核查此书，《本纪》中，《文襄纪》汇集了冗杂文字，《文宣纪》《孝昭纪》的论辞又有重复；《列传》中，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九至卷四十都没有《论赞》，卷二十八有《赞》而没有《论》，卷十二、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有《论》而没有《赞》。此外，《史通》引用李百药《齐书论魏收》的话说：“如果子孙有灵，我私下恐怕还没有领会高明的评论。”又说：“足以进入司马相如的门庭，游历孔子的门墙，意在保存实录，揭露奸邪隐私。”如今《魏收传》中没有这些话，都是补缀者有所遗漏。至于《库狄干传》连带提到他的儿子士文，《元斌传》称齐文襄帝，这又是补缀者删削得不彻底留下的文字。北齐建立国家的根基本来浅薄，文宣帝以后，纲纪废弛，军事纷扰，既比不上后魏整饬边疆，也比不上后周修明法制。它所倚重任用的治国之人，也很少有始终坚贞忠亮的士人，整体上没有什么奇功伟节可供史笔发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卷、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八卷、十二卷、四十九卷〕 看《儒林传》《文苑传》的叙述，除去那些已经见于《魏书》或见于《周书》的人，只剩寥寥数人，不过是勉强用来充满卷帙罢了。由此可见，这部书的文章疲弱，篇章节目杂乱，本来是由于史料、史学都不如古人，但也确实有当时形势造成的原因。不过，一个朝代的兴亡，应当有专门的史书来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政事的得失、人才的优劣，都可以从中得到考证。这未尝不是后来人的借鉴。△《周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代令狐德棻等奉诏撰写。贞观年间修撰梁、陈、周、齐、隋五史，这项议议是令狐德棻首先提出的。令狐德棻专门主持《周书》，与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唐俭共同修撰。晁公武《读书志》称，宋仁宗时取出太清楼本，与史馆、秘阁的版本合校，又征集天下的书籍，采用夏竦、李巽家的版本，交给馆阁订正文字。后来林希、王安国把校订本进呈朝廷。这样看来，北宋重新校订时，尚且没有说它有所散佚。如今考察此书，残缺却十分严重，很多地方取《北史》来补足亡佚部分。又有许多地方被窜改错乱，却都没有标明移取的是哪一卷、删改的是哪一篇，于是和令狐德棻的原书混杂在一起，无法辨别。如今考察文字意义，大略探寻其梗概，可以看到第二十五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卷、第三十三卷的《传》后都没有《论》。其中传文多与《北史》相同，只是把《北史》中称为周文帝的地方改称为太祖。《韦孝宽传》又连着写到周文帝、周孝闵帝，说明有些称谓仍未完全改动。至于《王庆传》连续写到大象元年、开皇元年，却没有说明他由周入隋，这是明显抄取《北史》的证据。又如《韦孝宽传》末尾删去《北史》的“兄敻”二字，那么《韦敻传》中所说的与孝宽并马而行，就没有了事情的根源。《卢辩传》中删去了他曾经侍奉节闵帝的事情，于是传中所说随皇帝入关的话便无法理解。这些都是任意删削，最终造成的疏漏。至于遗失的文章和脱落的简册，前后不断出现，也不能全部补缀起来。大概名义上说是令狐德棻的书，实际上并不完全出自令狐德棻；名义上说是移取李延寿的书，实际上也不完全出自李延寿，只是大体没有改变而已。刘知几《史通》说：“如今世俗流行的《周史》，是令狐德棻等人所撰。它的文章华美却不切实，典雅却不简练，真正的原作很少，客套浮辞尤其多。考察宇文氏开国之初，政事都是由苏绰主持的。军国方面的文书诏令，全都以《尚书》为准。太祖下令朝廷的其他文章，也一概以此为准。大概史臣记载的文字，都遵循了他的规范。柳虬等人也随风附和。”考察苏绰的文章，虽然去除了过度淫丽的文辞，保留了典雅真实的内容，却陷入矫枉过正的错误，违背了适应风俗、顺应时势的道理。如果记载言辞都像这样，错误就更多了。到了牛弘，越发崇尚儒雅，只是沿袭旧事加以编成，务求堆砌清雅之言，很少有佳句。而令狐德棻不能另外寻求其他著述，以扩大异闻，只凭原书再加润色，于是使周氏一代的史书大多不是实录。刘知几又议论说，王劭、蔡允恭、萧韶、萧大圜、裴政、杜台卿等人的书中有俚俗语言，因此导致史书有所遗略；他对令狐德棻的诋毁十分用力。然而文章的质朴或华美因时代而异，记载应当遵循事实。周代既然文章典雅，仿照古代制度使用言辞，执笔记史的人势必不能把那些华美的文辞改成俚俗语言。至于敌国的诋毁、民间巷里的谚语歌谣，删去而不记载，是史书的正体，哪里能以此作为讥议的依据？何况令狐德棻广泛征引简牍，意在搜集事实。因此《元伟传》之后，对于元氏亲属中事迹已经湮没的人，仍然考查他们的名位，连缀附载，实在不能一概斥责为疏略。《庾信传论》仿照《宋书·谢灵运传》的体例，推论六义的源流，唯独对庾信特别加以含蓄的批评。这确实是因为当时人们竞相以骈偶文辞相互夸耀，所以有意纠正当时的弊病，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专门崇尚浮华言辞。刘知几所说的并不是确切的评论。晁公武《读书志》承袭了他的说法，掩饰成自己的见解。这种只凭听到的声名而作判断的看法，更没有可取之处。△《隋书》八十五卷（内府刊本） 唐代魏徵等奉诏撰写。贞观三年，诏令魏徵等修撰《隋史》。贞观十年完成《纪传》五十五卷。贞观十五年，又诏令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进呈完成的书稿。根据刘知几《史通》的记载，撰写《纪传》的是颜师古、孔颖达。（考察：《集古录》根据孔颖达墓碑，说碑文称他与魏郑公共同修撰《隋书》，而孔颖达本传没有记载。大概只是根据《旧唐书》所说，未曾考察刘知几的书。）撰写《志》的是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考察宋刻《隋书》后面有天圣年间校正旧本的跋文，称共同修撰《纪传》的还有许敬宗，共同修撰《志》的还有敬播。至于每卷的署名，旧本十《志》中只有《经籍志》题作侍中、郑国公魏徵撰写。

译《五行志序》有人说是褚遂良所作。《纪传》中也有题作太子少师许敬宗撰写的。如今依从多数版本的记载，《纪传》题署魏徵，《志》题署长孙无忌，等等。由此可见，这部书各卷所题撰写者的姓名，在宋代已经不能统一。到天圣年间重新刊刻时，才确定以主持修撰者为主，分别题署魏徵和长孙无忌。它的《纪传》并非出自一人之手，间或有异同。例如《文帝本纪》说“善于相面的人赵昭”，而《艺术传》却作“来和”。《本纪》又说“任命贺若弼为楚州总管”，而贺若弼本传却作“吴州”。大概卷帙浩繁，出现抵牾在所难免。至于顾炎武《日知录》摘出的《突厥传》中的一条：前文说沙钵略可汗进攻阿波并将其击破擒获，后文又说雍虞闾拿隋朝所赐的旗鼓向西征讨阿波，敌人以为有隋兵相助，纷纷前来归附，于是生擒阿波；顾炎武因此怀疑，前文原本只说击破阿波，传抄时误增了一个“擒”字。顾炎武认为这是同一件事重复记载，似乎未必正确。这十《志》最受后人推重，但也有人怀疑它失于断限。考察《史通·古今正史篇》，其中称唐太宗认为梁、陈以及齐、周、隋诸氏都没有史书，于是命学士分头编修，仍让秘书监魏徵总管其事。起初在贞观三年开始编纂，到十八年才完成。合为五代的纪传，并目录共二百五十二卷。书成后，交付史阁，只有十《志》，分为三十卷。不久准备上奏请求续修，却没有留下文字。太宗去世后，刊刻编排才完成，编入《隋书》。其实它是单独刊行的，民间称为“五代史志”等等。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的史书本来合为一部，十《志》就是为五代史而作，所以也总括五代。它被编入《隋书》，只是因为隋在五代中位居最后，并不是专属于隋。后来五代史各自流行，十《志》于是专称《隋志》，实际上并非原来的名称。如今有人据此说它兼载前代，实在是完全没有考察事情的始末。只是当时《晋书》已经完成，而《律历志》所载《备数》《和声》《审度》《嘉量》《衡权》五篇，《天文志》所载《地中》《晷影》《漏刻》《经星》《中宫二十八舍》《十煇》等篇，都上溯到魏、晋，与《晋志》重复出现，实在不合史书体例。而且这些篇章都出自李淳风一人之手，也不应当自行剽袭自己的说法。大概是因为《晋书》不在五史之列，所以没有避开重复吧。《五行志》的体例与《律历》《天文》二志很不相同，不像是李淳风亲自撰写的。推测宋代流传的旧本题为褚遂良撰写，也未必没有依据。《地理志》详细记载山川，用来确定疆域。《百官志》辨明品秩，用来区别等级。它能够补充萧子显、魏收所没有完备记载的内容。只有《经籍志》编排次序没有法则，叙述经学源流，也多有错误。例如把《尚书二十八篇》说成是伏生口头传授，却不知道伏生本来有《书》在齐、鲁一带教授；把《诗序》说成卫宏增饰，却不知道它是从毛亨那里传下来的；把《小戴礼记》中《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说成马融增补，却不知道刘向《别录》中的《礼记》已经载有这三篇。在十《志》中，这一篇最差。但后汉以后的艺文，只有凭借它才能考察源流、辨别真伪，所以也不因这些小缺点而认为它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