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六 集部三十九

译卷一百八十六　集部三十九 ○总集类　文章典籍一天天兴盛，散乱而没有统属，于是总集便产生了。一方面搜罗散失的作品，使零散的篇章和残缺的著作都有归宿；另一方面删去繁杂芜秽的内容，使杂乱低劣的作品全部清除，精华完全显现出来。这实在是衡量鉴别文章的准则，也是著作汇聚的渊薮。《三百篇》既然列为经书，王逸所搜集的又只有《楚辞》一家，所以总集形成体例后，以挚虞的《流别》为开端。那部书虽然已经散佚，但其中的论述还散见于《艺文类聚》中，大概是按照文体分别编录的。《文选》以下的总集，彼此各有得失。到了宋代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才另行提出谈论义理的一派，于是总集便分成两条道路。然而文采与质实相互辅助，义理也不能偏废；各自阐明一种意义，并不妨碍最终归于一致。只是后来的学者追随声势，主持得过了头，使方言俚语都进入文章，华丽的典制作和宏大的篇章反而横遭讥评，这就连真德秀原来的宗旨也失掉了。现在一一加以裁别，务求归于中正。到了明代万历以后，书商和逐利之徒越来越多，坊间刻书日益增加，剽窃陈旧因袭的文字，动辄编成巨帙，根本没有可以说的门径。姑且保存这些书目，只作为戒止冗滥的例子罢了。△《文选注》六十卷（内府藏本） 考察：《文选》旧本三十卷，由梁昭明太子萧统撰写；唐代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事、崇贤馆直学士、江都人李善为它作注。起初每卷分别分成上下两部分。《新唐书·李邕传》说，他的父亲李善开始为《文选》作注，只解释事典而忘记文义；书成后拿给李邕看。李邕想有所修改，李善便让他加以补充，李邕于是附会事典来阐明文义，所以两部书并行流传。现在的本子兼释事典和文义，似乎是李邕改定的。然而《李邕传》说，李善注《文选》是在显庆年间；这同今本所载进表题为显庆三年相合。而《旧唐书·李邕传》说，李邕在天宝五载因柳勣之事被杖杀，年七十多岁。上距显庆三年总共八十九年，这时李邕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有帮助李善作注的事呢？况且从天宝五载向前推七十多年，应当在高宗总章、咸亨年间；而旧书说，李善研究《文选》的学问，是从曹宪那里接受的，推算应在隋末，当时已经二十岁左右。到李邕出生时，他应当已经七十多岁，也绝不可能有伏生那样的长寿，等到李邕长大后再著书。考李匡乂《资暇录》说：李氏《文选》有初注成的本子，有再注的，还有三注、四注的；当时不断被传抄，那些最后定稿的本子都解释音训和文义，注解很多。可见这是李善的定本，兼释事典和文义，并不是出于李邕。李匡乂是唐人，时代相近，他的话应当必有根据；由此可知《新唐书》喜欢采录小说杂说，并没有详细考察。这部书自南宋以来，一直同《五臣注》合刊，名为《六臣注文选》；而李善注单独刊行的本子，世上便很少流传了。这一部是毛晋刻的，虽然说是依据宋本校正的，但现在考察它的第二十五卷《陆云答兄机诗注》，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在《答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向曰”“济曰”各一条。大概是因为从六臣本中删去五臣注，只留下李善注，所以刊刻时没有删除干净，未必真正见到过单行本。其他如班固《两都赋》，错误地把注文列在目录下面；左思《三都赋》中，李善明确说刘逵注《蜀都》《吴都》，张载注《魏都》，但现在三篇却都题作刘渊林的字。又如《楚辞》采用王逸注，《子虚赋》《上林赋》采用郭璞注，《两京赋》采用薛综注，《思元赋》采用旧注；《鲁灵光殿赋》采用张载注，《咏怀诗》采用颜延年、沈约注，《射雉赋》采用徐爰注，这些都题写本名。而补注则另称“善曰”，在薛综的注文下说明体例尤其清楚。至于扬雄《羽猎赋》采用颜师古注这一类，却竟然漏掉了原注者姓名；班固《幽通赋》采用曹大家注这一类，则把姓名分散标在句子下面。又按照《文选》的体例，对于作者都写他的字，只有杜预《春秋传序》独自题写姓名。难道不是从六臣本中摘出李善注，凭自己的意思重新编排，所以体例彼此不同吗？到第二十七卷末尾附载《乐府君子行》一篇，注文说：李善本的古辞只有三首，没有这一篇；五臣本有这篇，现在附在后面。这是它不是李善原书的最明显证据。以此类推，其中的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传序》两篇，只列原文，完全没有一字注文，恐怕也是从五臣本中抄入的，不是原来的旧本。只是除这部书之外，再没有别的本子，所以仍然照旧著录，同时把上述错杂之处附带说明。△《六臣注文选》六十卷（内府藏本） 考察：唐显庆年间，李善从曹宪那里学习《文选》的学问，为它作注。到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又集合衢州常山县尉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之子刘良、处士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共同为它作注，并上表进呈朝廷。他们诋毁李善的缺点，说他“忽然解释章句”，这是征引记载典籍、叙述著作的缘由，却从来没有下笔；如果重新精密考核注文所引材料，就会陷入末流学者的拘泥；如果质询探求文章旨趣，旧文却仍然巍然存在；只说这会搅乱心思，为什么还要分析义理呢？他们叙述五臣的长处，说他们“相互反复研读词句，周全了解深奥旨意，使一切贯通于义理，幽深地测知澄明的心境；眼中没有全文，心中没有留下的疑意；作者的志趣表现出来，森然可观”。看他们所说的话，很想排斥前人，把自己的地位抬得很高。书首进表的末尾，还记载高力士所宣读的口头敕令，也有“这部书很好”之类的话。然而唐人李匡乂作《资暇集》，详细摘举他们窃取李善注、巧加颠倒的地方，逐条分析，说明得非常详细。姚宽《西溪丛语》又诋毁他们注释扬雄《解嘲》，不知道伯夷、太公是两位老者，反而驳斥李善注的错误。王楙《野客丛书》则诋毁他们错误叙述王暕的世系，把“览后”写成“祥后”，把“昙首之曾孙”写成“昙首之子”。明代田汝成重新刊刻《文选》，他的儿子艺衡又摘出其中为《西都赋》的“龙兴虎视，东都之乾符坤珍”、《东京赋》的“巨滑间”、《芜城赋》的“袤广三坟”等句所作的注文。现在看来，它的注文中迂腐浅陋、荒谬背理的地方还不止这些；而且凭着空疏的臆见，轻率地诋毁博通的儒者。

译这大概也就是韩愈所说的“蚍蜉撼树”吧。此书原本与李善注本分别单行，所以《唐志》分别著录。黄伯思《东观馀论》还讥讽《崇文总目》错误地把《五臣注本》列在李善注本之前；到了陈振孙《书录解题》，才开始有《六臣文选》的名目。大概自南宋以来，偶然与李善注本合刻，以便互相参证；元、明直到今天，便辗转沿袭，合成一集，借助李善注本而流传，这大概也是它的幸运。然而，它在疏通文意方面，也间有可取之处。唐人的著述，流传到后世的已经很少，实在不必竟然废弃它。田氏刊本颇有删改，仍然带有明人窜改、扰乱古书的习气；此本是明代袁袠所刊。朱彝尊《跋》说，它是按照宋崇宁五年广都裴氏本翻刻的，避讳字的缺笔仍保留原样，很足以乱真。只是没有题明刻版完工的年月，因此可凭此加以区别。钱曾《读书敏求记》说，他所收藏的宋本《五臣注》作三十卷，是没有失去萧统原来体制的；这个说法与《延祚表》相合。如今没有见到这个本子。然而，田氏本以及万历戊寅年徐成位所刻本，也都作三十卷。大概有时合卷，有时分卷，各随刊刻者的意愿。只要不改动旧文，就是善本；实在不必根据卷数的多少来判定它的优劣。△《文选颜鲍谢诗评》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方回撰。方回有《续古今考》，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取《文选》所收颜延之、鲍照、谢灵运、谢惠连、谢朓的诗，分别加以评论编次。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只有《永乐大典》载有此书。考察集中颜延之《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一首，评论说：“本来不应录入此诗，这里录下它，是为了说明满眼雕饰华丽的诗，还不能与谢灵运相比。”又评《北使洛》一首说：“所以录下这首诗，有两个原因。”又评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说：“行为拘谨，像砌砖筑墙、装饰妆点而成，没有什么值得圈点的地方，所以我评论他的诗，却不录下全篇。”（案：此本八首都录有全文，与这条评论不合。大概如果不载原诗，所评论的内容便无从归属，所以后人又补录了全文。）由此看来，这部集子大概是方回亲手书写的册子，后人得到他的墨迹，抄录编成卷帙。方回所撰《瀛奎律髓》，持论很偏。这部书的评论，例如多取谢灵运诗中善于写作说理语句的一面，又喜欢标举一个字作为句眼，仍然没有超出宋人的窠臼。不过其他评论大多切合理趣。又如谢灵运《述祖德》第二首，评论说：《文选》注释“高揖七州外”说，舜把天下分为十二州，当时晋有七州，所以说“七州”。我认为不是这样，这是指谢玄所统辖的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都督而言。若说晋有七州而“高揖其外”，难道就不再居住在晋的土地上了吗？评论谢瞻《张子房诗》说：苏轼诋毁五臣误作三殇的注释，其实那是李善的注。评论颜延之《秋胡诗》说：秋胡在陈国做官，陈国只是鲁国的邻国，诗中却说“王畿”，恐怕是颜延之一时的寓言。虽然以秋胡子为题，实际也是泛泛地说做官。李善注却引《诗纬》说：“陈，是王者兴起的地方。”这个意思似乎很不通。书中间或也有所考订。至于评论谢灵运《九日戏马台送孔令诗》，说“鸣葭”应当作“鸣笳”，却没有考察《晋书·夏统传》。评论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说“行药”是“乘兴还来看药栏”的意思，却错误地引用了杜甫的诗。评论谢朓《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诗》，说有人认为“岫”本义是穴，解释为远山也没有妨碍，这是附会陶潜《归去来辞》。这些小的差错和疏漏，也是在所难免的，总的说来并不妨害大体。通观全书，终究比《瀛奎律髓》好；大概是方回晚年所作，见识又有所进步了吧。△《玉台新咏》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陈代徐陵撰。徐陵有《文集》，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录的是梁以前的诗。案：刘肃《大唐新语》说，梁简文帝做太子时，喜欢创作艳诗，境内的人都受其影响；晚年想改作，却来不及了，于是命徐陵编撰《玉台集》，以扩大它的体制。这样看来，此书是在梁代编成的，所以简文帝称为“皇太子”，元帝称为“湘东王”。今本题作“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撰”，大概是后人追改的。例如刘勰《文心雕龙》本来作于齐代，却题作“梁通事舍人”。其中梁武帝的谥号、国号，以及邵陵王等都写成正式名号，也都是后人追改的结果。此书前八卷是自汉至梁的五言诗，第九卷是歌行，第十卷是五言二韵诗。虽然所选都是绮罗脂粉一类的词句，但距离古代还不远，仍然保留着温柔敦厚的遗风，不能一概斥为淫艳。其中如曹植《弃妇篇》、庾信《七夕诗》，今本各家文集中都已失载，可以据此补足亡佚。又如冯惟讷《诗纪》载苏伯玉妻《盘中诗》为汉人所作，据此可知应是晋代作品；梅鼎祚《诗乘》载苏武妻《答外诗》，据此可知应是魏文帝所作。古诗《西北有高楼》等九首，《文选》题作无名氏，据此可知是枚乘所作。《饮马长城窟行》，《文选》也题作无名氏，据此可知是蔡邕所作。其他有助于考证的地方，也不止一处。明代刻本任意增补。因此冯舒怀疑庾信有入北之作，江总滥收了所谓擘笺一类的作品。茅元祯本颠倒次序、改窜文字更加严重。

译此本是赵宧光家传藏的宋刻本，有嘉定乙亥年永嘉陈玉父重刻的《跋》，最为完善。书中间有后人附入的作品，如武陵王闺妾《寄征人诗》、沈约《八咏之六》等篇，都一一注明，尤其精审。然而陈玉父《跋》说，他最初从外家李氏得到旧京本，其中错误很多；后来又得到石氏收藏的抄录本，用来补充亡佚、校正脱文。例如五言诗中收入李延年歌一首、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一首、沈约《六忆诗》四首，都自行破坏了体例；七言诗中把《东飞伯劳歌》移到《越人歌》之前，也违背了时代次序。怀疑石氏本有所窜乱，而陈玉父沿用了它，没有察觉。看刘克庄《后村诗话》所引用的《玉台新咏》，一一与此本相合。但严羽《沧浪诗话》说，古诗《行行重行行》一篇，《玉台新咏》把“越鸟巢南枝”以下另作一首；此本仍然连为一首。严羽又说，《盘中诗》是苏伯玉妻所作，见于《玉台集》；此本却把它混列在傅玄诗中。邢凯《坦斋通编》引用《玉台新咏》，把《谁言去妇薄》一首说成曹植所作；此本却题作王宋自作。大概克庄所见的就是这个本子，而严羽等人所见的又是另一个本子。可见宋刻本已经有不同，并不是徐陵的旧本了。只是还不像明人改乱得那么严重，因为还保留着一些原来的规范。《大唐新语》称此书为《玉台集》，《元和姓纂》也这样称；梁代有《闻人蒨诗》载于《玉台集》。然而《隋志》已经称作《玉台新咏》，那么《玉台集》只是沿袭下来的省称，今天仍应以它的本名著录。△《玉台新咏考异》十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本朝纪容舒撰。纪容舒有《孙氏唐韵考》，已经著录。这部书针对徐陵《玉台新咏》自明代以来刊本不一的情况，指出不仅字句有异同，所收各诗也参差不齐。万历年间张嗣修本增删窜改很多，茅国缙本又把篇次一并弄乱，使原书的真实面貌更加丧失。只有寒山赵宧光所传嘉定乙亥年永嘉陈玉父本最接近古本。近来冯舒的本子据此校正，稍微清楚整齐一些；但冯舒所校，有些是宋刻本的错误，他却坚持认为没有错。例如张衡《同声歌》把“恐慓”讹作“恐瞟”，把“莞弱”讹作“苑蒻”，也以为是古字通假，曲意加以解释，既牵强又难以通晓。有些宋刻本并没有错，他反而认为错了，例如苏武诗一首，旧本没有题目，却妄加题名为《留别妻》，这种做法虚妄而没有依据。还有宋刻本本已出错，因照着改动而更加错误的，例如《塘上行》根据《宋书·乐志》改成魏武帝所作。这些都完全与原书相反，越发失去真实面貌，都不能作为定本。因此，纪容舒这部书参考各类书籍，汇集各本，仿照《韩文考异》的体例，对于两种说法都可以成立的便并存，对于无法解释的便保留阙文；明人刊本中虽然文义可以讲通、但古书没有证据的内容，则附带列出。他都在所取和所舍的文字旁作注，说明取舍原因，附在句子下面，引证相当完备。其他如《塘上行》有四种说法，刘勋妻诗有三种说法，把苏伯玉妻诗误作傅玄所作，把吴兴《妖神诗》误作《妓童》，把徐悱诗误作徐悱之妻所作，又把他妻子的诗误作徐悱所作；把梁武帝诗误作古歌；以及徐幹《室思》原本是六首，杨方《合欢》实际上共五篇，王融、徐陵独自书写某字，昭明太子没有收入选本，梁代帝王与群臣并列等问题，考辨也相当详细。虽然未必每一处都恢复了徐陵的旧貌，但比起明人任凭臆测、肆意窜改的本子，仍然是有根据的文献。只是汉、魏、六朝的作品散见于《永乐大典》的部分，所依据的都是宋刻精本，足以资助考证。（案：《文渊阁书》都是宋刻本，见王肯堂《郁冈斋笔尘》。）由于这些书收藏在宫中秘府，不是外界所能看到的，其中的文句差异还不能一一参校；现在一并详细校正，并在每册开头加上按语，以补足它原来的遗漏。△《高氏三宴诗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高正臣编。所收都是同僚聚会宴饮时作的诗，以一次聚会编为一卷，每卷卷首各有序，一篇为陈子昂所作，一篇为周彦晖所作，一篇为长孙正隐所作；三次聚会高正臣都参加了，所以汇集编成此书。参加宴会的共有二十一人。考察《新唐书》，有传的三人，即陈子昂、郎余令、解琬；附见于他人传中的一人，即周思钧；见于本纪及世系表的一人，即张锡；仅见于世系表的五人，即高正臣以及高瑾、王茂时、高绍、高峤。其余人的事迹都不详。案：世系表记载，高正臣曾任襄州刺史，没有说他任卫尉卿；如今诗后的叙文对高正臣和周思钧的事说得独为详细。文中所说“连姻帝室，寓居洛阳”，都与各篇序文相合，似乎并非没有根据。末尾又附《香山九老会诗》一卷，卷尾有“夷白堂重雕”字样。考察宋代鲍慎由，字钦止，括苍人，元祐六年进士，著有《夷白堂集》。这或许是鲍慎由所刊刻的吧？《九老会诗》已经附见于《白香山诗集》，而《三宴诗》的名称，《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载录。大概当时编排诗歌、装订卷轴，就像《兰亭诗》的墨迹流传一样，只归于鉴赏收藏之家，所以没有著录在藏书目录中。后来好事者传抄成卷，才列入典籍之中。只是辗转抄写，难免产生许多错误。例如把高峤写成“司府郎中”，《唐百官志》中没有这个官职，应当按照世系表改作“司门郎”。又张锡在武后久视元年拜同平章事，本是兖州东武城人，诗中却错误地把“锡东”当作他的名字；又说弓嗣初、高瑾、周彦晖都是“咸宁进士”。唐代没有“咸宁”年号，只有高宗曾改元“咸亨”；“宁”字也是“亨”字的错误，这些地方现在一并改正。△《箧中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唐代元结编。元结有《次山集》，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成于乾元三年，收录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七人的诗，共二十四首。书前有《自序》，说已经长逝的人遗留下来的文章已经散失，处在偏远阻隔之地的人又看不到近作，于是把箧中所有的作品总汇编次，命名为《箧中集》。这些诗都淳朴古雅、淡泊自然，完全摒弃雕饰，不仅与当时作者的创作道路大不相同，就是这七个人散见于其他集子中的作品，也不如本集精美，大概是淘汰取其精华，百篇中只保存一篇。只是元结不愿居有刊削删剃之名，所以托言箧中所有的作品只有这些罢了。沈千运《寄秘书十四兄》一首，比《河岳英灵集》所载颠倒了一联，又少了后四句，字句也稍有不同，但都以此本为优。怀疑元结也曾经有所删定。《馆阁书目》说二十四首都是元结所作，这是不对的。沈千运是吴兴人，家居汝北；王季友是河南人，家境贫寒，靠卖鞋为生，却博览群书，豫章太守李勉聘请他为宾客，这就是杜甫诗中所说的“丰城客子王季友”。于逖的里籍不可考，李白、独孤及都写诗赠给他；孟云卿是河南人，也有人说他是武昌人，曾考中进士，任校书郎，如今流传的诗只有一卷，共十七首，其中悲苦的词句有十三首，那么他也是一个仕途不得志的人。张彪是颍洛之间人，杜甫诗中所称“张山人彪”，就是他。赵微明是天水人，名字见于窦暨《述书赋》。元季川就是元结的弟弟元融，书中只称他的字，原因不详；或许是元融的子孙所录，就像《玉台新咏》称徐陵为徐孝穆一样吧？△《河岳英灵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殷璠编。殷璠是丹阳人，序文开头题作“进士”，《书录解题》也只称“唐进士”，至于他的生平始末则不详。这部集子收录从常建到阎防共二十四人的诗，计二百三十四首；各人姓名之下分别写有品评，仿照锺嵘《诗品》的体例。虽然没有明确分出等级次第，但篇数不多，却分为上、中、下三卷；而且书中对这些人的时代也没有详细叙述，难道不是暗中寓有锺嵘三品的意思吗？《文献通考》作二卷，大概是“二”字的错误。序文说“爰因退迹，得遂宿心”，大概是不得志而著书的人。因此所收都是仕途困顿之士，评论多有感慨之语。序文又说，名声不副其实、才华不合正道，即使权势压倒梁人，实际终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宗旨。书中各项品评，大多精当惬意。张谓条下称有《代北州老翁答湖上对酒行》，但集中只有《湖上对酒行》，没有“代北州老翁答”字样，怀疑传抄时有所脱佚。其中字句多与《国秀集》略有不同。又毛晋刊本在綦毋潜条下注文说：“小序与时刻不同。”可见校刊者彼此都有删改，已经不完全是旧本了。△《国秀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芮挺章编。挺章的籍贯不详，各书称他为“国子进士”，大概就是太学生。书前有《旧序》，说此集编于天宝三载，共收九十人的诗二百二十首。宋元祐年间，曾彦和在《跋》中说：“少列了一位士人，却多收了一篇诗。到毛晋校刊时，又说有三人只是虚列。”现在考察书中实际有八十五人，诗二百十一首，毛晋还没有来得及详细核查。唐代以前编纂总集，把自己的作品选入其中，最早见于王逸编录《楚辞》，其次见于徐陵编撰《玉台新咏》；芮挺章也收录自己的诗二篇，大概是仿照这种先例。然而文章的高下自有天下公论，应当留待天下后世评定，何必显露才华、夸耀自己，先行自我表彰呢？即使有先例可以援引，终究也不能作为规范。至于《旧序》一篇，没有作者姓氏，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是楼颖所作。楼颖是天宝年间进士，他的诗也选入集中。考察梁昭明太子编撰《文选》时，因为何逊尚在世，便不收录他的诗，大概是想杜绝世俗私情，以彰明公道；如今芮挺章和楼颖，一个选录在世之人的诗，一个选自己的诗并为之作序，后来相互标榜的风气，在这里已经开始萌芽了。由此可知，明代诗社的积弊，是逐渐形成的，并非一朝一夕造成。因为唐人的旧本所选诗作还有可取之处，所以仍予以著录保存；但特意指出它的鄙陋之处，用来作为文人的警戒。△《唐御览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此书又名《唐歌诗》，又名《选进集》，又名《元和御览》，唐代令狐楚编。令狐楚字谷士，宜州华原人，贞元七年考中进士，桂管观察使王拱征召他入幕府，后来又历任太原节度判官，被召授右拾遗，官至吏部尚书、检校尚书左仆射，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死于任上，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这部书是宪宗时奉诏编进的，署名题作“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考察令狐楚本传，记载皇甫钅尃与令狐楚交情深厚，推荐他为翰林学士，升任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身份兼任彰义节度使，令狐楚起草诏制，文辞有不合之处，于是停止他的学士职务，只任中书舍人。这样看来，此书进呈应在元和十二年以前。陆游《渭南文集》中有此书《跋》，说：“右边这部《唐御览诗》一卷，共收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是元和年间学士令狐楚所编。”考察卢纶《墓碑》说：“元和年间章武皇帝命侍臣采集诗歌，从名家中选得三百十一篇，公的诗章被进呈御览的，占其中十分之一。”

译现在《御览》中所载卢纶的诗有三十二篇，正是所谓占十分之一的诗。由此看来，《御览》确实是唐代旧本，无疑了。然而墓碑说有“三百十一篇”，此书却只有二百八十九首，大概已经散佚很多了，等等。这个版本收录人数和诗歌数量都与陆游《跋》相合，大概仍接近古本。所录诗人中只有韦应物是天宝时期的旧人，其余如李端、司空曙等都是大历以后的人；张籍、杨巨源又都是与编者同时代的人，取舍的凡例实在难以理解。书中只选近体诗，没有一首古体诗；即使《巫山高》等使用乐府题目的诗，也全是律诗。大概中唐以后，世人都把声律上的毛病和音调的谐婉作为崇尚标准，奋力追求古调的，不过韩愈等少数几人。令狐楚也受时代风气限制，不能自立异调。本传称令狐楚尤其擅长笺奏和制令，每篇写成后，人们都争相传诵；《旧唐书·李商隐传》也称令狐楚长于章奏，并把这种方法传授给李商隐，但都没有称赞他的诗。《刘禹锡集》和令狐楚诗中，虽有“风情不似四登坛”一句，但如今流传的令狐楚诗一卷，只有《宫中乐》五首、《从军词》五首、《年少行》四首，稍微值得观赏；其气格和文采，都与这部集子相同。大概是选取了令狐楚性情所接近的作品；其他如《郡斋咏怀诗》中的“何时羾阊阖”，《九日言怀诗》中的“二九即重阳”，《立秋日悲怀诗》中的“泉终闭不开”，《秋怀寄钱侍郎诗》中的“燕鸿一声叫”，《和严司空落帽台宴诗》中的“马奔流电妓奔车”，《郡斋栽竹诗》中的“退公闲坐对婵娟”，《青云干吕诗》中的“瑞容惊不散”，《讥刘白赏春不及》中的“下马贪趋广运门”，都是当时创作的鄙俗句子；其中《赠毛仙翁》一首尤其笨拙，大概是不太避忌俚俗。因此，这部集子所收的诗，如卢纶《送道士诗》、 《驸马花烛诗》、郑鏦《邯郸侠少年诗》、杨凌《阁前双槿诗》，都颇为接近俗格，也是他们一贯的习气。不过总体上雍容、谐和、雅正，没有失去风格；上比《箧中集》虽然不足，下比《才调集》却有余，也不能因为一两处瑕疵而牵累全书、弃置不顾。△《中兴间气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高仲武编。仲武自称渤海人，但唐人署写郡望的很多，不知道他的确切籍贯究竟在哪里。这部集子前面有《自序》，说：起于至德初年，止于大历末年，共收二十六人、诗一百四十首。末尾有元祐戊辰曾子泓的《跋》，说唯独漏了郑当一人，另有散佚诗八首，可见到宋代时已经残缺。所以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所选诗为一百三十二首。各姓氏下面都有品评，摘取其中警策的句子，体例如《河岳英灵集》；但张众甫、章八元、戴叔伦、孟云卿、刘湾五人的品评都缺失。考察毛晋《跋》，他说得到一本旧抄本，所缺张众甫、章八元、戴叔伦诸人的《评》都在，唯独刘湾的无法查考，所以书中在四家姓氏下面都注明“《评》载卷首”。现在检查卷首却没有这些内容，应当是年代久远后又散佚了。又考察钱曾《读书敏求记》，他说得到宋刻本，其中朱湾《咏玉》一首的“玉”字写作“三”，大概因为每句都暗藏“三”字的意义。后人不理解诗意，反而说“三”是讹字，擅自改成《咏玉》。从元代到明代的刻本都如此，这个版本仍沿袭旧的讹误，可知毛晋所说的旧抄本，也还不能完全作为依据。高仲武持论颇为谨慎自守，他说刘长卿的诗在十首以后，语意大略相同，结句尤其严重，鉴别十分精细。但王士祯《论诗绝句》却单独非难这一点，大概王士祯作诗在修饰辞藻上下的功夫多于锤炼意境，他描摹山水，往往自己陷入固定套式，这与刘长卿的短处很相同。莫非正因为高仲武的话触中了他所忌讳之处，所以才有这种自我辩护的说法吗？陆游文集中有此书《跋》，说：“高適字仲武。”这其实是名叫仲武，并不是高適；高適自己字达夫，陆游确实记错了，也辨错了。至于说高仲武的评论品第多有妄断，又说他的议论庸俗鄙陋，那就更不对了。现在看他的评论，如说杜诵“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诗句本来只是熟套，他却认为其中领会了人的一生始终的道理；说张继“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诗句过于直实相对，却认为事理两方面都切合。这些评论颇不免已经泄露出末流诗派的弊病。其余评论大多精确，不知道陆游为什么要诋毁他。至于他所评论的钱起“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刘长卿“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两句，这些都是诗人忠厚性情的遗意，尤其不能把它们说成庸俗鄙陋。只有王世懋《艺圃撷馀》摘出郎士元“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两句，说“听”“闻”意义重复；而高仲武称它善于发端，这确实指出了它的缺点，不能说是苛刻的评论。△《极玄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姚合编。姚合有诗集，已经著录。姚合作诗，刻意苦心吟咏，擅长点染小景、搜求新意，但雕琢过度、流于纤细狭窄的地方，也相当不少。宋末的“江湖诗派”，都是从这里得到源流的。不过，姚合选录这部集子，确实很有鉴别取舍的眼光；所选从王维到戴叔伦二十一人的诗，共一百首，如今保存下来的共有九十九首。姚合自称是诗家中的“射雕手”，也不是虚夸。计敏夫《唐诗纪事》凡是记载集中所收的诗，都注明“右姚合取为《极玄集》”，可见宋人非常看重这部书。二十一人中，只有僧灵一、法振、皎然、清江四人没有记载生平；祖咏没有记载字号，畅当字的下面留有一方空白，大概原本有内容而在传抄中脱落了。其余人的字、爵位、籍贯以及登科年份，全都逐一详细记载。看刘长卿名下注作“宣城人”，与《唐书》称其为河间人不同。又皇甫曾下注为天宝十二载进士，皇甫冉下注为天宝十五载进士；按照登科先后排列，把皇甫曾置于皇甫冉之前，这也与诸书所称“兄弟同登进士”不同。由此可知，这些内容是姚合原来的注释，不是后人抄取各书内容后增入的。总集兼备小传，实际上从这部书才开始，这也足以用来帮助考证。△《松陵集》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译这是唐代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唱和的诗。考察卷首皮日休的《序》，可知编成集子的人是陆龟蒙，题写集名的人是皮日休。陆龟蒙有《耒耜经》，皮日休有《文薮》，都已经著录。依照原诗韵脚相互唱和，始于北魏王肃夫妇，到唐代盛行于元稹、白居易，至皮日休、陆龟蒙时达到极盛。大概当时崔璞以谏议大夫身份任苏州刺史，征召皮日休为从事；陆龟蒙正好以自己的学业拜谒崔璞，于是得以同皮日休互相赠答。同时的进士颜萱，前广文博士张贲、进士郑璧、司马都，浙东观察推官李縠，前进士崔璐，以及处士魏朴、羊昭业等，也相继创作诗篇，汇集成这部书。《序》说共有诗六百八十五首。现在考察集中，皮日休、陆龟蒙各有往体诗九十三首、今体诗一百九十三首、杂体诗三十八首，另有联句和问答诗十八首。除此之外，颜萱有诗三首，张贲十四首，郑璧四首，司马都二首，李縠三首，崔璐、魏朴、羊昭业各一首，崔璞也有二首。其他如清远道士、颜真卿、李德裕、幽独君等五首，都是追录旧作，不计入原数。这样算来共有诗六百九十八首，与《序》中所列的数目不相符，难道是《序》在传抄时发生了错误吗？明弘治壬戌年，吴江县知县、济南人刘济民根据旧本重新刊刻，结尾由都穆作《跋》，但年代久远，文字已经漫漶。毛晋又得到宋刻本，重新校订刊刻；如今流行的版本都是毛本。唐人把唱和诗汇编成集的，共有三部。《断金集》早已散佚，王士祯记载湖广有一位莫进士藏有《汉上题襟集》，但求取而没有得到，如今也没有见到流传的版本。现存的只有这一部集子，把它著录保存下来，还可以由此想见当时文雅风气的盛况。△《二皇甫集》七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这是唐代皇甫冉、皇甫曾兄弟的合集。皇甫冉字茂政，丹阳人，天宝十五载进士，大历年间官至左补阙；皇甫曾字孝常，天宝十二载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后来被贬为阳翟令，死于任上。皇甫曾集一卷，与《书录解题》记载相同。皇甫冉集六卷，比《书录解题》多出五卷。不过皇甫曾集前有大历十年独孤及的《序》，说有“三百有五十篇”，而此本只有“一百三十四篇”，这样看来已经散佚了一百十六篇。又《酬杨侍御寺中见招》《送薛判官之越》《送魏中丞还河北》《赋得越山》，都是三韵律诗，却编在五言古诗中。《奉寄皇甫补阙》六言一首其实是张继的诗，有皇甫冉的答诗和《序》可以证明，却也编成了皇甫冉的诗。可知旧本把它附在答诗之后，重刊时按诗体重新编次，于是误混入六言诗中，遂误认为皇甫冉所作；连编排次序也不是旧本的原貌。看它与皇甫曾集都把五言排律另立一体，这种名称不仅唐代没有，即使宋、元也还没有。可见它是高棅以后不学无术的人妄加窜改造成的，十分明显。书前有王廷相的《序》，书后有杨慎的《跋》，都说河中刘润之辑录《二皇甫集》，那么这部集子就是刘润之编的。△《唐四僧诗》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代僧人灵澈诗一卷，灵一诗二卷，清塞诗二卷，常达诗一卷。考察《书录解题》，其中所载灵澈、灵一集都只有一卷，而清塞与常达没有记载。这部书把它们合在一起编纂，不知道是谁编的。灵澈、灵一和常达的集子前面，各载有宋代沙门赞宁奉诏撰写的本传一篇，只有清塞没有，大概是赞宁撰写《高僧传》时偶然遗漏了他的姓名。灵澈诗前有刘禹锡的一篇《序》，《文献通考》也引用过它。大概灵澈当时与僧人皎然交游，得到侍郎包佶、李纾的知遇，所以往来长安；他的名声比较显著，能够向名流求得《序》。但刘禹锡为他的诗作序时，诗共有十卷，这里却只有一卷，那么也只是吉光片羽，并不是完整的书。灵澈姓汤，字源澄，越州人。灵一姓吴，广陵人。常达姓顾，字文举，海隅人。清塞就是周朴，这个人后来还俗恢复平民身份，不应列为四僧。详情见李龏《宏秀集》条下，这里不再详论。△《薛涛李冶诗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薛涛是蜀中的歌妓，李冶是乌程的女道士。薛涛曾与元稹唱和，李冶也曾与刘禹锡交游，她们都是中唐人。《书录解题》记载，薛涛诗一卷，李冶诗一卷，如今都已经失传。这个版本是后人抄录、辑集而成的。薛涛集中如《闻道边城苦》一首，同时见载于洪迈《唐人万首绝句》、计有功《唐诗纪事》和杨慎《升庵诗话》的说法中，因而同一首诗出现两次。又《唐诗纪事》第五卷的《离诗》和《唐摭言》第十卷的《离诗》，本来是同一件事的讹传，文字彼此不同，却也连续编在一起。它的编纂相当详细谨慎，附有补遗三篇，又采集《涛传》和各书所载事迹，考证也十分完备。《冶集》只有诗十四首。不过其中《恩命追入留别唐陵故人》一首，详细考察它的词意，不像是李冶所作，大概是好事者想把李冶的诗凑来与薛涛相配，嫌它太少，姑且摘取别的诗来补足。薛涛的《送友人》及《题竹郎庙诗》，向来为人传诵；然而像《筹边楼诗》所说：“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南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其中寄托的意味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那样忧国忧时的思想，不是寻常女子所能达到的，所以她的名声当时很重。李冶的诗以五言见长，如《寄校书七兄诗》《送韩揆之江西诗》《送阎二十六赴剡县诗》，放在大历十子之中，已经无法分辨；她的风格又远在薛涛之上，不能因为篇数少就弃置不论。△《窦氏联珠集》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唐代西江人褚藏言编纂的《窦氏联珠集》，收录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兄弟五人的诗作，每人编为一卷，各卷都有《小序》，详细说明编集始末。窦常字中行，官至国子祭酒；窦牟字贻周，官至国子司业；窦群字丹列，官至容管经略；窦庠字胄卿，官至婺州刺史；窦巩字友封，官至秘书少监。五人都是拾遗窦叔向的儿子，窦群、窦庠因荐举征召入仕，其余三人都由进士科入仕。窦叔向有诗集一卷，窦常有诗集十八卷，见于《唐书·艺文志》，如今都已失传。此集共五卷，《唐志》也有著录，但宋代传本已经很少，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说，遗憾的是没有见到《联珠集》。此本由毛晋汲古阁刊刻，末尾有张昭《跋》，署“戊戌岁”，即晋高祖天福三年。又有和岘《跋》，以及和<山皋>的题字，署“甲子岁”，即宋太祖乾德二年。和岘是和凝的儿子。和<山皋>是和岘的弟弟。和岘在《跋》中说，此书是向致政大夫借来抄录的，致政大夫就是张昭。又有淳熙戊戌年王崧的《跋》，也说世间此书的版本很少，如今把它刊刻于公府。看来此书经过抄写流传，到南宋才有蕲州的雕版本。最后是毛晋的《跋》，引用洪迈《容斋随笔》和计有功《唐诗纪事》，附录窦叔向的诗九篇，又补录窦巩的诗六篇，这些都不载于本集。褚藏言《序》说，窦牟、窦群、窦庠、窦巩的文集都还没有来得及编录，大概是因为遗诗散见各处。又说：“我亲手把《唐书·列传》抄录在后面，但这个本子没有，或许是偶然散失了吧。”集中还附载杨凭、韩愈、韦执中、李益、武元衡、韦贯之、刘伯翁、韦渠牟、元稹、白居易、裴度、令狐楚等人的诗，大概是仿照谢朓集中附载王融诗的先例。窦庠有一首诗、窦常有一首诗，也附载在窦牟集里，没有收入他们自己的文集。大概古人互相唱和，诗意都是彼此应答，不像后世只是泛泛应酬；必须把这些诗合在一起看，才能相互显现作者的用意，这也说明编次并不草率。△《才调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蜀地人韦縠编纂。韦縠在王建手下任监察御史，他的籍贯和事迹都不详。这部集子每卷收诗一百首，共一千首。《自序》说，他读过李白、杜甫的诗集以及元稹、白居易的诗，但本集中没有杜甫的诗。冯舒评论此集，认为编者崇重杜甫，不愿删选；但实际上是因为杜诗高古，和本书的体例不同，所以没有选录。冯舒的说法不对。其中颇有错误，例如把李白的《愁阳春赋》收入，这是赋而不是诗；把王建的《宫中调笑词》收入，这是词而不是诗，都违背了体例。把贺知章的《柳枝词》收入，其实是刘采春所歌唱的作品，并非贺知章所作。这种曲子兴起于中唐，贺知章在世时还没有。把刘禹锡的《别荡子怨》收入，其实是隋代薛道衡的《昔昔盐》；把王之涣的《惆怅词》收入，所咏的是崔莺莺、霍小玉的故事，王之涣不可能见到，实际应是王涣所作。这些作品的人名和姓名都发生了讹误，但其中很有一些各家失传的诗篇。例如白居易的《江南赠萧十九诗》、贾岛的《赠杜驸马诗》，都是各自文集中没有的；又如沈佺期的《古意》，高棅擅自改成了律诗；王维《渭城曲》中“客舍青青杨柳春”一句，俗本改成了“柳色新”；贾岛《赠剑客诗》中“谁为不平事”一句，俗本改成了“谁有如斯”之类。本书都独自保存了这些旧文，也足以用来考证。韦縠生逢五代文风衰敝之时，所以选诗取法晚唐，以浓丽宏阔为宗旨，用来挽救粗疏浅弱的风气，并非毫无见识。后来冯舒、冯班想要排斥宋诗，于是把这部书归入昆体，推尊为正宗。他们不知道，李商隐等人的诗，在《唐书》中只有“三十六体”这一名称；所谓西昆体，实际上始于宋代杨亿等人，唐人并没有这个名称。△《搜玉小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明编者姓名。郑樵《通志》已经著录此书，可见它流传已久。旧目录题作收三十七人、诗六十三首；这个本子只有三十四人、诗六十二首。大概是毛晋重刊时加以厘定的，所作注释和考证相当详细；然而胡鹄等三人只有姓名而没有诗，毛晋连他们的姓氏也一并删去，这已经不是存疑保存旧本的本意了。又少了三个人，诗却只少了两首，三个人无从分配，必定有一个人的诗混在了别人的名下。因此毛晋所订也不准确。书中的次序又被毛晋打乱，无法再考察。它既不按人物编排，也不按体裁分类，编次杂乱，重复出现，无法看出编纂体例，只是因为它出自唐人旧本，姑且保存罢了。△《古文苑》二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没有署明编者姓名。《书录解题》说：世间相传，孙洙字巨源在佛寺经龛中得到此书，是唐人所收藏的本子，所收诗、赋和杂文，从东周一直到南齐，共二百六十多篇，都是“史传”和《文选》没有收载的。然而其中所收汉、魏诗文，大多取自《艺文类聚》《初学记》的删节本，《石鼓文》也与近代通行本相同。它的真伪大概无法查明。南宋淳熙年间，韩元吉编次为九卷。到了绍定年间，章樵为它作注。明成化壬寅年，福建巡按御史张世用得到此书并刊刻。章樵《序》说，其中有首尾残缺的篇章，暂且沿用旧编；又取史书中遗漏的篇章来补足数目，厘定为二十卷。另有杂赋十四首、颂三首，因为文字大多不完整，另编为一卷，附在书末，共二十一卷，这就已经不是经龛旧本的原貌了。其中有王融的两首诗，题作谢朓所作，大概是因为附见于谢朓集而造成的错误。又如《文木赋》出自《西京杂记》，实际是吴均所作，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已有说明，但本书仍不能辨别，可见编录并不精审。至于《柏梁》一诗，顾炎武《日知录》根据注中所列姓名，驳斥其为托名之作；钱曾《读书敏求记》则说，旧本只标官位，是章樵增注后，妄自把作者落实为具体人物，从而引起后人的疑问。又如宋玉《钓赋》中的“蜎渊”误作“元洲”，《曹夫人书》中的“官绵”误作“官锦”，都是传抄造成的讹误，注释却又详细地加以解释。王应麟《困学纪闻》也辨明了这些问题，可见注释也不能没有错误。不过，唐以前散佚的文章，有时依靠此书才得以流传，所以前人多把它著录在目录中，大概也是明知有错误而姑且保存的意思吧。

译根据本书所题的内容来看，章樵字升道，是临安人，以朝奉郎身份任吴县知县。成化《杭州府志》却说他是昌化人，任处州知州。《宋诗纪事》也说他是昌化人，号峒麓，嘉定元年进士，历任知涟海军，授朝散郎、知处州。大概昌化就是临安所属的县，本书举的是他的郡望；处州是他最后任职的地方，而本书是他任吴县知县时所作的注。△《文苑英华》一千卷（御史刘锡嘏家藏本） 宋太平兴国七年，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诏编纂，后来又命苏易简、王祐等参与修订。到雍熙四年成书，是宋代四大书之一。梁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三十卷，收录作品到梁初为止。本书所收则起于梁末，大概是接续《文选》而作；分类编纂的体例也大致相同，但门类更加琐碎，这是因为后来文体日益增加，不是旧有门类所能概括的。周必大《平园集》中有此书的《跋》，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如今福建、四川已经刊行，只有《文苑英华》在士大夫之间极少见。大概因为本书所收主要是唐代文章，南北朝文章只保存了一两篇；当时印本极少，即使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的文章，也还没有广泛流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翱等名士的文集，世间尤其罕见。所以修书官把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的文集有的整卷收入。真宗朝，姚铉从中选取十分之一，称为《唐文粹》；因为篇幅简约而精粹，所以广为流行。近些年唐代文章的摹印本渐渐增多，不必依靠《文苑英华》也能流传，它不再流行于世也是合理的，如此等等。大概六朝和唐代的文集，在南宋初年保存的还很多，所以周必大的话才这样说。到现在经过四五百年，唐代诗集已经比旧日逐渐减少；文集则《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几乎十部中保存不了一部。比如李商隐《樊南甲乙集》早已散佚，如今保存的本子，全部是从本书辑录出来的。又如《张说集》，虽然还有传本，但拿本书所载内容相互校对，仍发现遗漏杂文六十一篇。因此，考订唐代文章的人只能依靠本书的保存；它实在是著作的渊海，与南宋初年的情况完全不同。本书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多讹误脱漏，所以方崧卿作《韩集举正》、朱子作《韩文考异》，都没有逐字引证。彭叔夏曾作《辨证》十卷，用来纠正其中的错乱、遗漏和重复；然而像刘孝威《绍古词》，一处收在第二百零三卷，一处收在第二百零五卷，字句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彭叔夏还没有来得及全部考究。本书是明万历年间刊刻的，校正相当详细，优于活字版《太平御览》；但由于卷帙浩繁，仍然有很多疏漏，如今参照核对各书，分别加以厘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三卷、二百五卷〕 那些没有其他版本可以验证的地方，就姑且仍旧保留。△《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彭叔夏撰。彭叔夏是庐陵人，自称乡贡进士，生平始末不详。《江西通志》也只在《绍熙壬子乡举》条下列出他的姓名，没有为他立传，大概已经无法考察了。这部书大概是因周必大校订《文苑英华》而作。考察周必大《平园集》中的《文苑英华跋》，说：孝宗皇帝想刊刻江钿的《文海》，我上奏说其中取舍错误，没有什么可看的，于是诏令馆阁汇集《皇朝文鉴》。我又提到《文苑英华》，虽然秘阁有本，但讹误多得无法阅读，不久听说皇帝下旨取入宫中，于是经过御览。当时御前设置了一二十名校正书籍的官员，他们往往擅自涂改、加注，抄写装潢后交给秘阁。我过去曾嘱托荆帅范仲艺、筠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年有幸退职后，又寻求别本，与士大夫朋友详细讨论，有疑问的地方就保留下来。只是这部书原来不是一人编修，内容丛杂、重复，前后抵牾；有时把一首诗拆成两首，有时又把两首诗合成一首。姓名互相差异，先后次序颠倒，数不胜数。其中赋文多用“员”字，如果没有读过《泰誓正义》，怎么知道今天的“云”字是“员”的省写？用“尧韭”对“舜荣”，如果没有读过《本草注》，怎么知道它指的是“菖蒲”？又如“切磋”的“磋”、“驰驱”的“驱”、“挂帆”的“帆”、“仙装”的“装”，《广韵》分别都有侧音，而流俗却把“切磋”改成“效课”，用“驻”替换“驱”，用“席”替换“帆”，用“仗”替换“装”，现在都已改正，并在每篇下面详细作注，不再一一列举。从嘉泰初年开始，到嘉泰四年秋天完工，如此等等。这部书的开头还有嘉泰四年彭叔夏的《自序》，说益公先生退居乡里养老，命我校勘，他在考订、讨论方面用力很多；这些内容散见于正文，读者难以遍览，所以把他的说法汇集起来，按类别分别编排，每类各举几项，不再全部载录，如此等等。那么，周必大所说的与士大夫朋友详细讨论的人，大概就是彭叔夏。因此，他与周必大的校本一样，都是在嘉泰四年成书的。全书分为若干类：一是《用字》，分三目；二是《用韵》，分二目；三是《事证》，不分子目；四是《事误》，分二目；五是《事疑》，不分子目；七是《人名》，分五目；八是《官爵》，分三目；九是《郡县》，分三目；十是《年月》，分四目；十一是《名氏》，分三目；十二是《题目》，分二目；十三是《门类》，不分子目；十四是《脱文》，分四目；十五是《同异》；十六是《离合》；十七是《避讳》；十八是《异域》；十九是《鸟兽》；二十是《草木》，这些都不分子目；二十一是《杂录》，分五目。其中“磋、驱、帆、装”等字，与周必大所举的例子相同。不过，《序文》说，细小的异同不在收录之内；原注相当简略，如今则加以详注。那些原来没有注释的，也仍附在本篇中，所以与周必大的原本相比，已有很多增删损益。《文苑英华》继《文选》而作，对于唐代文章，采录极为完备，号称文章的渊薮。但它的卷帙十分浩繁，抵牾之处确实很多，在宋代已经没有完善的版本。

译近来流行的本子，又出自明人重新刊刻的版本，承袭讹误、接连错误，反而更加严重。彭叔夏这部书考核精密，大体分为三种情况：沿袭讹误、应当改正的；另有依据、不可妄加改动的；意义可以两存、不必立即改动的。书中如杜牧《请追尊号表》把唐高宗讨伐鬼方说成出自《尚书》，显然是记载错误；彭叔夏却怀疑这是“逸书”，未免有犹疑不决之处。不过，他用意谨慎，不轻易删改古书，这一点也由此可以看出。△《唐文粹》一百卷（内府藏本） 宋代姚铉编纂。陈善《扪虱新话》认为编者是徐铉，这是错误的。姚铉字宝臣，庐州人，自署郡望，所以称为吴兴人。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官至两浙转运使，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收录文章和赋，只取古体，不收四六文；诗歌也只取古体，不收五言、七言近体诗。考察阮阅《诗话总龟》，记载姚铉在淳化年间侍奉宴饮，作《赏花钓鱼》七言律诗，得到赏赐黄金百两，当时人把这件事比作“夺袍赐花”的故事。江少虞《事实类苑》又记载姚铉的诗有“疏钟天竺晓，一雁海门秋”两句，也颇为清新高远。可见姚铉并不是不在声律上下功夫，大概只是诗文的骈偶形式，在唐代最为兴盛。盛极之后便衰落，流变为俗体，也没有比唐代更杂乱的。姚铉想竭力挽救这种末流风气，所以体例如此。在欧阳修、梅尧臣出世以前，他毅然纠正五代的弊病，能够与穆修、柳开相呼应，实际上是从姚铉开始的。其中如杜审言《卧病人事绝》一首，比文集本少了后四句，可见姚铉也有所删削。又如岑文本《请勤政改过疏》一类文章，都是《文苑英华》没有收载的，可见他的搜罗也很广博。王得臣《麈史》却讥讽他没有见到《张登集》，这种指责未免过于苛刻。只是文章中删去了韩愈的《平淮西碑》，却仍然收录段文昌所作的同题文章，未免有意标新立异。诗歌中如陆龟蒙《江湖散人歌》、皎然的古意诗等一概收录，也未免过分追求质朴粗野，稍微失于鉴别取舍；然而论述唐代文章的人，最终仍以此书为总汇，不能因为一两处小毛病就遮蔽它的全部优点。△《西昆酬唱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没有署明编者姓名。书前有杨亿的《序》，说卷帙是由杨亿分编的，书名也是杨亿所题，但没有说明是谁汇集编成此集。考察田况《儒林公议》说：“杨亿使两禁的文章改变了体制，刘筠、钱惟演等人也跟着效仿，以新诗互相唱和，杨亿后来把它们编排成集，题名为《西昆酬唱集》。” 这样看来，这就是《西昆酬唱集》。全书收录杨亿以及刘筠、钱惟演、李宗谔、陈越、李维、刘骘、刁衎、任随、张咏、钱惟济、丁谓、舒雅、晁迥、崔遵度、薛<口英>、刘秉十七人的诗；但杨亿的序却说，属于相互唱和的有十五人，难道是以钱、刘为主要作者，而杨亿和李宗谔以下十五人为唱和者吗？诗歌都是近体诗，上卷共一百二十三首，下卷共一百二十五首，而杨亿《序》称共有“二百有五十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遗失了两首。他们的诗取法唐代李商隐，文辞追求妍丽华美而又不缺少兴寄和形象；仿效这种风格的人渐渐失去了诗歌的本真，只工于组织辞藻。于是出现了优伶拉扯讥戏的表演，石介甚至作《怪说》来讥刺这种风气。到了祥符年间，朝廷便下诏禁止浮艳的文风。不过，石介的说法，苏轼曾经加以辨析。真宗的诏令，是由于《宣曲》一诗中有“取酒临邛”一句；陆游《渭南集》有《西昆诗跋》，对事情的始末说得很详细，最初并不是因为文风而发布禁令。后来欧阳修、梅尧臣相继创作，苏轼、黄庭坚接踵而起，而杨亿、刘筠这一派也就延续不断。总的说来，他们取材广博丰富，锤炼文辞精密整饬；如果没有深厚的学问根基，也不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因此本来就不可以轻易贬斥。《后村诗话》说：《西昆酬唱集》的对偶和字面虽然工整，但值得摘录的佳句很少，难怪受到欧阳修的厌恶。又有一条说：“君只把诗寄给欧阳修，欧阳修答复说：先朝刘、杨的风采震动天下，直到今天还使人倾慕追想，难道欧阳修只是特别厌恶他们的碑版奏疏吗？其中精工、稳妥、贴切的诗句，自然不可以废弃吧。”这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平心而论，应该以后一种说法为正确。此书自明代以来，世上很少流传。毛奇龄最初在江宁得到旧本，徐乾学为它刻版，但因为雕刻不精，不大加以摹印。康熙戊子年，长洲朱俊升又重新镌刻，卷首有常熟冯武的序。冯舒、冯班本来都主张西昆一派，冯武是他们的侄子，所以对这部书极为推崇。但冯武说，元和、大和年间，李义山在中原杰出而起，与太原的温庭筠、南郡的段成式，都以格调清峻挺拔、才华辞藻优美丰裕，形成所谓“西昆三十六体”，因为三人都一起列在十六人之中。考察《唐书》，只有“三十六体”的说法，并没有“西昆”二字；杨亿《序》论此集，只说取“玉山策府”之名。题为《西昆酬唱集》，可见“三十六体”和“西昆”本是两件事，冯武却把它们合为一事，错了。△《同文馆唱和诗》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邓忠臣等编撰。同文馆原本是用来接待高丽使人的，当时邓忠臣等人在那里共同负责考校，便把那里作为试院，并因而记录同舍官员的唱和诗作，汇编成一书。考察《宋史·艺文志》，其中有苏易简《禁林宴会集》、欧阳修《礼部唱和诗集》，唯独没有著录此书。《宋志》最为错漏，大概是偶然遗漏了。与邓忠臣相互唱和的，除邓忠臣外，还有张耒、晁补之、蔡肇、余幹、耿南仲、商倚、曹辅、柳子文、李公麟、孔武仲，共十一人。另有两人只题名为“向”和“益”，没有写出姓氏。“益”疑即温益；“向”则不知道是什么人。张耒、晁补之、蔡肇、耿南仲、李公麟、孔武仲、温益七人，《宋史》有传；邓忠臣、商倚都被列入元祐党籍，只有余幹、柳子文的事迹没有大致记载。曹辅也不是靖康年间担任枢筦的人，楼钥误把两人合为一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已经辨明此事。集中没有记载唱和的年月，考察《宋史》中张耒、晁补之的传记，都说他们在元祐初年担任校书郎；以“耒诗雠书芝阁上，补之诗辍直雠书省”两句话考证，应该正是在他们任职秘省时。元祐三年，主持贡举的人是孔平仲，此事见于他的本传。这部集中没有孔平仲的名字，因此可以知道不可能是在元祐三年。只是邓忠臣的诗中有“单阏孟夏草木长”一句，自注说：“丁卯四月还朝。”丁卯是元祐二年，想来可能就是这一年吧。又考察：曹辅的诗说：“九人同日锁重闱。”柳子文又有“毛遂未至空连房”一句，注说：“同舍十九人，只有我最后进入。”看来试官允许人们先后进入试院，宋代制度本来就是如此。当时共同任事的有十九人，而集中缺少其中八人，大概古人质朴，不勉强去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比如“兰亭修禊”，参加聚会的有四十一人，有诗的只有二十六人，并不是散佚了。各家的专集，只有张耒《柯山集》、晁补之《鸡肋集》、孔武仲《清江三孔集》如今还流传于世；其余如蔡肇的《丹阳集》、邓忠臣的《玉池集》，已经散佚不传；其他人究竟有集还是无集，也无法考察。残篇缺句，实在借此书才得以窥见一斑。即使是有文集的人，把本书与他们的文集互相校对，也颇有不同。例如晁补之五言诗“官醪持饷妇”一句，《鸡肋集》中的“官醪”作“宫壶”；七言诗“诗似凉风凄有兴”一句，《鸡肋集》中“凄有兴”作“来有思”。这类情况很多，诗题也往往彼此不相同，但也未尝不能借此作为参校订正的帮助。△《唐百家诗选》二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王安石编。王安石有《周礼新义》，已经著录。此书的取舍完全令人无法理解，自宋代以来，怀疑它不是王安石所编的人不止一个，曲意为之解释的人也不止一个，但大体都把它指为王安石所编。只有晁公武《读书志》说：《唐百家诗选》二十卷，是皇朝宋敏求、字次道编的。次道任三司判官时，曾取出他家所收藏的唐人一百零八家的诗，选择其中佳作共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编成一书。王介甫看到后，于是又有所删取，并且题写说：“想要阅读唐诗的人，读这部书就足够了。”世人于是认为是王介甫编纂的，这种说法与各家尤其不同。考察《读书志》成书于南宋初年，距离王安石去世不远。况且晁氏自元祐以来，承接旧家文献和前人的论说，他的话一定有所依据。邵博《闻见后录》引用晁说之的话，说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任群牧司判官。次道家中有很多唐人的诗集，荆公把这些书全都拿来，在其中选取好的诗，贴签标记在上面，叫吏员抄录。吏员嫌长诗字数多，便把选中长诗的签移走，放到没有选中的短诗上。荆公性情疏忽，没有再检查。如今世上所说的《唐百家诗选》题作“荆公定”，其实是群牧司的吏员定的，这种说法又与晁公武不同。然而，如果晁说之确实说过这番话，晁公武不应反而不知道。考察周煇《清波杂志》，也有这种说法，与邵博所记相合。周煇的曾祖父与王安石是中表亲，所以周煇的立论多偏袒王安石；这是否是因为王安石的党羽认为此书不合于公众舆论，便编造这种说法来替它解脱，又把话托名于晁说之，而邵博没有考察就记载下来呢？此本是宋代乾道年间倪仲传刊刻的，卷首有倪仲传的《序》，此书后来长久不再流传。本朝康熙年间，商邱宋荦才买到残本八卷并刻印；后来又得到全本，续刻流行，于是二十卷的数目又恢复完整，当时有人怀疑它是伪书。阎若璩广泛引用高棅《唐诗品汇》中的记载，指出该书以唐玄宗《早渡蒲关诗》作为开卷第一首；又引用陈振孙《书录解题》的记载，说明书中不但没有李、杜、韩三家，连王维、韦应物、元、白、刘、柳、孟郊、张籍都没有，以此证明此书是真本。残本又散失了王安石原序，阎若璩根据《临川集》所载加以补足。这些文字都载在阎若璩《潜邱札记》中。只是今本所收共一千二百六十二首，比晁氏所记多十六首。阎若璩没有来得及对此置论，或者传抄《读书志》的人把“六十二”误写成了“四十六”吗？至于王昌龄《出塞诗》，各本都作“若使龙城飞将在”，只有此本作“卢城飞将在”。阎若璩引用唐代平州治下有卢龙县来加以证明；然而唐代三百年间，再没有一个人把“卢龙”称作“卢城”，为什么唯独王昌龄要杜撰这个地名呢？这就是过分尊信宋本所造成的错误。△《会稽掇英总集》二十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译宋代孔延之编。卷首有他自己的《序》，开头题写他的官职为尚书司封郎中、知越州军州事、浙东兵马钤辖；末尾署“熙宁壬子五月一日，越州清思堂”。考察施宿《嘉泰会稽志》，孔延之在熙宁四年以度支郎官知越州，熙宁五年十一月被召入朝。壬子正是熙宁五年，这一年代与《会稽志》相合。只是《志》称孔延之为度支郎官，而此书作司封郎中。《会稽掇英总集》中有沈立等人的《和蓬莱阁诗》，又作《孔司封集》，是孔延之亲自校订的，官职不应有误，可知施宿所记是错误的。孔延之认为会稽的山水和人物，前世已有许多美好的记载；但有关记录、赋咏大多散佚，于是广泛搜集，还旁及碑版石刻，自汉代直到宋代，共得到铭、志、歌、诗等八百零五篇，辑成二十卷，各自分列类目。前十五卷为诗：第一类称《州宅》，其次为《西园》，其次为《贺监》，其次为《山水》，其中分为《兰亭》等八个子目；其次为《寺观》，其中分为《云门寺》等四个子目，并把祠宇附在其中；其次为《送别》，其次为《寄赠》，其次为《感兴》，其次为《唱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五篇〕 后五卷为文章：第一类称《史辞》，其次为《颂》，其次为《碑铭》，其次为《记》，其次为《序》，其次为《杂文》。书中对作者都标明姓名，唯独称王安石为“史馆王相”，大概是编写此书时正值王安石执掌政权，所以有所避讳，不敢直接写出他的姓名吧。所收诗文，大多是从山岩草莽间搜寻出来的，所以有许多出自名人文集之外，是世间少见的。例如大历年间浙东唱和的五十多位作者，如今记录唐诗的人有的已经不能列举他们的姓氏，实在依靠此书才得以流传。至于《唐、宋太守题名壁记》，都完整抄录原文，以供考证，裨益很多；其搜访的勤勉，可以说对文献作出了贡献。此书在世间很少流传，许多藏书之家也没有著录。这个本子是明代山阴祁氏“淡生堂”的旧抄本，在宋人总集中最为珍贵，其精审博洽超过严陵诸集。△《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新喻孔文仲以及他的弟弟孔武仲、孔平仲的诗文。庆元年间，由临江守王<辶苇>编纂。孔文仲字经父，嘉祐六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孔武仲字常父，嘉祐八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孔平仲字毅父，治平二年进士，官至金部郎中。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孔文仲兄弟与苏轼、苏辙同时，都凭文章名重一世，所以黄庭坚有“二苏联璧”“三孔分鼎”的说法。南渡以后，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章散佚，王<辶苇>才开始访求并刻印。卷首有庆元五年周必大的《序》。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孔文仲集二卷，孔武仲集十七卷，孔平仲集二十一卷，与此本相合。孔文仲的诗只有七首，但吕祖谦《宋文鉴》收有他的一首《早行》古诗，竟然散佚而未收入本集。《宋文鉴》编于孝宗淳熙四年，《舍人集》编于宁宗庆元四年，后者比前者晚二十一年，不应看不到这首诗，难道是王<辶苇>有所删取吗？孔武仲《侍郎集》中，青词、斋文都题作“制”，按体例来说不妥，似乎不是原来的目录。《平仲郎中集》中，在古体、律诗之外，另列《诗戏》三卷，都是人名、药名、回文、集句之类，大概是仿照《松陵集》把杂体诗另编一卷的体例。考察王士祯《居易录》，记载宋荦《寄三孔文集》，总共只有五卷，可惜已经不是庆元年间的旧本。王士祯、宋荦两家都富有藏书，而他们所见的尚且不是完整篇帙，那么这个本子完整独存，也确实非常值得珍藏。△《三刘家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刘涣、刘恕、刘羲仲编撰。刘涣字凝之，是筠州人，天圣八年考中进士，任颍上令，以太子中允的身份退休。刘恕是刘涣的儿子，有《通鉴外纪》；刘羲仲是刘恕的儿子，有《通鉴问疑》，都已经著录。刘涣祖孙三代、父子几人，都刚正耿直而有史才，其中刘恕最为优秀。司马光称赞他“博闻强记，细大之事，皆有稽据”，确实是公允的评价。这部集子是咸淳年间由他们的后代、御史刘元亨辑录的。大概南宋末年已经没有传本，只能从残缺散失的材料中搜集，所以刘涣只有诗四首、文二首；刘恕只有《通鉴外纪序》一首，以及他儿子所记录的《通鉴问疑》；刘羲仲只有《家书》一首。其余都是同时代其他人的唱和作品，以及与刘涣父子有关的他人文章。其中称刘涣为“西涧先生”，称刘恕为“秘丞”，称刘羲仲为“检讨”，本来是他们子孙的称呼；至于其他人的诗文，编者把题目中原有的称字文字一概删去，改称“西涧先生”“秘丞”“检讨”，这就不符合实际了，是编次粗陋之处。到了明代，万安贪婪鄙陋、无耻无行，被世人讥笑，却偏偏把他的一篇《跋》保存在卷末；刘涣父子祖孙难道还要借助这个人来彰显吗？现在刊刻时把它删去，使这三个人不至于因此受玷污。△《二程文集》十三卷、《附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这是宋代明道程子、伊川程子的合集。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明道集》四卷，《遗文》一卷；《伊川集》有一种本子二十卷，另一种本子九卷。又有《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是把二程合为一集的建宁刻本。这说明宋代流传的版本已经参差不同。这个本子出自胡安国家，刘珙、张栻曾在长沙刻印；胡安国对原文颇有删改。例如《定性书》《明道行述》《上富公谢帅书》中，删去的多达几十字；又把《辞官表》的次序颠倒，把《易传序》中的“氵公”改成“氵斥”；把祭文中的“侄”改成“犹子”。刘珙等人的刻本一概以胡安国的本子为准，朱子认为非常不可以，曾写信给刘珙和张栻，盛气凌厉地争辩，极力说明其中的错误，这些都详细记载在《晦菴集》中。然而两人始终没有完全采用朱子的意见，大概南宋初年，学者还各自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学说；不像淳祐以后，学派门户已经形成，羽翼也很多，对朱子的话，一个字也不敢有异议。元至治年间，临川谭善心重新校刊，开始与蜀人虞槃商议考订，全部采用朱子改定的文字；其中《定性书》《富谢》两书被删去的字，也设法找到别本补足；又搜集《程子遗文》十六篇、《遗事》十一条，以及朱子论述胡本错误的几篇文章，另编为二卷，附在书后。只是伊川的诗仅有三章，《河南府志》载有他的《陆浑乐游诗》说：“东郊渐微绿，驱马欣独往。舟萦野渡时，水乐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逸谐心赏。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集中却没有这首诗。《地志》大多喜欢假托名人来夸耀名胜，这首诗大概是好事者托名伪作的吧。△《宋文选》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考张邦基《墨庄漫录》称，崔伯易有《金华神记》，编入《圣宋文选后集》中，那么这部书就是它的前集，当成书于南渡以前。所选全是北宋文章，从欧阳修以下共十四人，只选取与经术、政治有关的作品，诗、赋、碑铭之类不收。其中没有“三苏”的文章，却收录了黄庭坚、张耒的文章；难道是当时对苏氏文章的禁令最严，而对黄、张这类人的文章稍微宽松一些吗？其中又没有“二程”的文章，大概是不把他们当作文士看待。何焯《义门读书记跋》在所校《元丰类稿》后说：己卯年冬天，他在保定行台（按：何焯当时在直隶巡抚李光地的署中）看到内府赏赐给大臣的《古文渊鉴》，其中有六篇不在文集之内，即《书魏郑公传后》《邪正辨说》《再上田正言书》《上欧蔡书》。后来才知道立斋相公（按：立斋是大学士徐元文的别号）有几册建本《圣宋文选》，其中有《南丰文》二卷，嘉善人柯崇朴借来抄录，于是流传到外面。这六篇全都在其中，等等。考《书魏郑公传后》一篇，《宋文鉴》也收载，并不只是见于这部集子，何焯大概考察得不够周密；不过《南丰外集》《续稿》如今都已失传，那些散佚的篇章只能依靠这部集子保存下来，这也不能说没有功劳。宋人选编宋代文章的书，南宋流传下来的还很多，北宋的只有这部集子保存至今。它虽然不如《文鉴》完备，但选取编纂用意严谨慎重，应当是有文才的人编成的，尤其不能同南宋建阳书坊刻印、出自书商杂抄的本子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