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三 子部五十三

译三部书都载在明代吴琯《古今逸史》中，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海山记》叙述隋炀帝西苑的事情。书中所录隋炀帝的各种歌辞，曲调却是唐代李德裕所作的《望江南调》。段安节《乐府杂录》详细叙述了这种曲调的起源，大业年间怎么会有这种曲调呢？考察刘斧《青琐高议后集》载有此记，分为上下两篇，文字较为详细，大概是宋人托名伪作的。这个本子删削合并为一卷，更是伪作中的伪作。《迷楼记》也见于《青琐高议》，记载隋炀帝巡幸江都，唐代皇帝入京后看到迷楼，等等。竟然把迷楼说成在长安，错误荒谬得太厉害了。《开河记》叙述麻叔谋开凿汴河的事情，言辞尤其鄙俗浅陋，都近似民间街巷中的传奇故事。三部书同样出于托名伪作。不值得一提。△《续世说》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作唐代陇西人李垕撰。前面有俞安期的序，说此书出自梁谿安茂卿，依据宋本重刻，尚未印行安茂卿便去世了。三年后，安期又得到焦竑的藏本，重新校订，编成完书。序中又说，《唐志》中未见此书，《通考》所列的《续世说》，记载宋至五代的事情，乃是孔平仲所撰，实际上并不是这部书。何良俊撰写《语林》，文徵明为它作序；王世贞又删改《语林》以补成《世说》，都没有说曾经见过这部书，因此怀疑它是伪作。但最终还是以宋本纸墨古旧昏暗、书中缺少宋代避讳字为证。现在考察这部书，只是取李延寿《南史》《北史》中记载的零碎故事，依照《世说》的门类编排，又增加博洽、介洁、兵策、骁勇、游戏、释教、言验、志怪、感动、痴弄、凶悖十一门，此外没有什么奇闻，不能作为考据的资料。大概就是安期一类人假托编成的，却欺称为宋本。序中故意设置这些疑点，正是为了防备后人诘问。明代伪书往往如此，所谓想要掩盖，反而更加显露。△《丁晋公谈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内容都是记述丁谓所谈的当代故事。晁公武《读书志》认为此书出自洪州潘延之家，因此怀疑就是潘延之所作。潘延之是丁谓的外甥。现在看书中所记丁谓的事情，都是过分赞美；叙述澶渊之战，却归因于天象，一个字也不提寇准。又记载寇准挟私怨擅自改动冯拯转任官职文书的事情。这些都是颠倒是非，违背公论。即使未必是潘延之所作，也毫无疑问是丁谓余党的作品。然而书中称丁谓筹划军粮，促成真宗东封之行，把这当作美谈；这样想要赞美他的才干，恰恰显露出他迎合时局，小人的情状终究有无法掩饰的地方。△《残本唐语林》二卷（内府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根据《永乐大典》所载考察，这就是王谠的著作，只是散佚了八卷。前面有明代嘉靖年间桐城齐之鸾的序，也说所得并非善本。如今已经从《永乐大典》中辑取材料，重新补缀成帙，另行著录。这个残缺本已经成为无用的废物。但因为它是王谠的原书，长期流传于世，所以仍然附存其书目。△《昨梦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代康与之撰。康与之字伯可，又字叔闻，号退轩，滑州人，所以自署为箕山。此书末尾有一篇小传，却称他是嘉禾人，大概是南渡以后流寓于此。建炎初年，他上奏中兴十策，被汪伯彦、黄潜善压制，未能施行。等到秦桧执掌国政，他便迎合求取进用，被提升为台郎。后来专门以歌词供奉，混迹于优伶之列，深为士大夫舆论所不齿。他所撰《颐菴乐府》五卷，被谈论文学艺术的人轻视，世上流传不广，如今也没有见到其书。现在仅存的只有这一编，都是追述北宋遗闻。因为他出生在滑台，亲眼见过汴京的繁盛，所以取“昨梦”为书名。书中所记黄河卷扫、竹牛角、老君庙画壁等事，也可以作为考证资料。关于西北边城储藏猛火油的事情，《辽史》中已有这种说法。但怀疑这些都是传闻附会；辽、宋两代始终没有听说用这种油火攻取胜。况且这种东西产于高丽东部，高丽距离中国很近，也没有听说出产这种奇物。至于开封尹李伦被摄取一事，连篇累牍地叙述，几乎像传奇；又是唐人小说的末流，更没有可取之处。△《谈薮》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庞元英撰。庞元英有《文昌杂录》，已经著录。考察庞元英是宰相庞籍的儿子，属于元丰年间的人。此书却多记南宋宁宗、理宗两朝的事情，相隔一百年，其伪造已经不值得辩驳。书中共记杂事二十五条，都是其他说部书中已有的内容。大概是书商抄合旧文，假立新书名，向藏书之家出售伪书。厉鹗等人的《南宋杂事诗注》也误将它采入，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考察。然而尤侗的《明史艺文志》作于康熙己未年，已经著录此书，那么它是伪作，显然在前明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月河所闻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莫君陈撰。莫君陈是湖州人，他的生平始末不详。书中称“授知婺州朝辞”，又有“札子权刑部郎中”的说法，可见他曾以朝官出任郡守。书中记载郭璞钱塘谶语，似乎成书于南渡初年；但书中又多记元祐年间的事情，还有“今左丞晦叔”的话。考察吕公著担任尚书左丞是在哲宗即位之年，那么作者又曾见到北宋。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当时的藏书家中有月河莫氏，或许就是这个人吧？书中所载都是当时的杂事，篇幅很少，而且抄写讹误脱漏，几乎无法阅读。大概是书商从《说郛》中抄出，并不是完整的原本。△《养疴漫笔》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赵溍撰。赵溍字元晋，号冰壸，是赵葵的儿子。咸淳年间曾任建宁府知府。这部书杂记宋代琐事，末尾附有几条医方，多是搜集其他书籍编成的，例如《坦斋笔衡》《鹤林玉露》《瑞桂堂暇录》《谭渊》等，也间或注明出处。全书只有寥寥数页，大概不是完整的书。也是书商从说部中抄出，假托为旧本的。△《清夜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俞文豹撰。俞文豹有《吹剑录外集》，已经著录。这一编所记都是宋代杂事。叙述次序颇为杂乱，而且很多内容是其他书中已经见过的。陶宗仪《说郛》第三十八卷载有此书，拿它同这个本子校对，只多出两三条。怀疑是后人从《说郛》中抄出，又稍加增补，未必全是原本。△《翠屏笔谈》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作王应龙撰，没有注明时代。书中多记诗话，也涉及神怪杂事，属于小说家一类；但材料琐碎冗杂，完全没有体例。末尾一条独有标题，把开禧年间的边境冲突记得很详细。然而用史书文字加以考证，例如金人封吴曦为蜀王是在开禧二年六月，此书却记在七月，之类的地方也有小小差异。又如《宋史》记载，开禧二年十一月金人包围和州以后，又攻破信阳军，接着包围襄阳，才进犯随州；此书却在进犯随州以前漏掉了后面两件事。又《宋史》记载，这年十二月金人包围德安府，攻破成州以后，吴曦才焚烧河池县，退驻青野原；而此书在吴曦焚烧河池县以前又漏掉了两件事。因此也只是传闻中的错乱遗漏，不能完全作为依据。△《朝野遗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无名氏撰。记载南渡以后的杂事。书中称宁宗为“今上”，却又出现宁宗的字；又称理宗为“今东宫”，很不合体例，也像是杂采小说编成的。曹溶《学海类编》所收的书，往往属于这一类。△《三朝野史》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无名氏撰。记载理宗、度宗、端宗三朝的事情。然而书中称“大兵渡江，贾似道发出檄书”；又说周朝有太后在位，把帝位禅让给太祖；宋朝也有太后在位，归附于大元。由此可知这是元人所作。全书只有十九条，大多是其他说部中已有的内容，似乎是杂乱搜集编成的伪本。但贾似道甲戌年寒食诗，厉鹗《宋诗纪事》正是据此采录，这一点实在无法解释。难道也像郑景望诗被误从《蒙斋笔谈》中采录一样吗？△《幽居录》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各家书目也大多没有著录。检验此书，原来全部载录今本周密《齐东野语》第六卷至第十卷的文字，一字没有差别，只是次序略有颠倒。大概是书坊伪托的。△《至正直记》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一名《静斋类汇》，元代孔齐撰。孔齐字行素，号静齐，曲阜人。他的父亲孔退之担任建康书掾，于是定居溧阳。元末又避兵乱住在四明。他的仕宦经历则不详。这部书也属于陶宗仪《辍耕录》一类，所记的事情有很多粗鄙琐碎之处。其中一条记元文宗皇后的事情，已经有损国家体面。至于书中说自己年老时蓄养许多婢妾，最能表现人的不幸：辱没自身、败丧家业、陷害子弟，各种坏事没有不涉及的。我家的先人，晚年也因此遭受祸患。这样连家中的丑事也一并传播出来了。所谓“直记”，难道也是以父亲偷羊为例的所谓正直吗？另有一本题作《静斋直记》，文字完全相同。只是把四卷分成五卷，并删去各条目录，大概是曹溶《学海类编》改窜的。现在把它附录在这里，不再另行保存它的书目。△《冀越集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熊太古撰。熊太古是丰城人，熊朋来的孙子。考中进士，官至江西行省郎中。至正末年，天下盗贼纷纷起事，熊太古竭力陈述守御的计策。当权者不能听从，他于是弃官离去。入明以后没有做官，直到去世。这部书的自序题作乙未年，即至正十五年，当时还在元代，所以是他在元代所作。熊太古一生的足迹遍及天下的一半：向北渡过黄河，向西泛舟洞庭，向东游历浙右，向南到达交、广，所以把南北各地游历所见汇集起来，取名为《冀越集》。书中杂记见闻，也相当广博，明代李时珍等人撰写《本草纲目》时，颇多引用它。然而书中的记载常常不很准确。例如《元史·天文志》说郭守敬任太史，测量四海日影的地点共有二十七处，熊太古却说朝廷派遣使者十四批，分别隶属于十四处，显然没有详细考证。又如关于黄河源头的说法，他依据翰林学士潘昂霄、道士朱思本的记载，认为张骞所说的是葱岭的支流；但以今天的情况核对，也有很多是妄传而不合事实的。△《农田馀话》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明代长谷真逸撰，没有署真实姓名。所记多是元末以及张士诚割据时的事情。其中一条记至正壬辰年红巾军入侵，另一条记至正甲申年流星坠地的事情，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由此可知他出生于元末。但下卷有一条称，正德庚午九月一日，苏台张翼《南伯志》如此这般；前后相隔一百五十八年，年月实在互相矛盾，或许是后人增补进去的吧？△《东园客谈》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孙道易撰。孙道易字景周，自号映雪老人，华亭人。书中都是记录名人的嘉言懿行以及近代听闻见闻的事情，依据当时朋友们所写的材料编辑而成，所以称为《客谈》。每条下面分别标明姓名，共有钱维善、全思诚、陶宗仪、赵宣晋、夏文彦、夏颐、朱武、郭亨、邵焕、孙中晋、孙元铸、黄琦、费圜用、杨孙、李升、曾朴以及孙道易，共十七人，大多是元代遗民。后面有景泰丙子年金霁的跋，说原来共有五十帙，后来散佚不全，幸好只剩下这一部分。因此已经不是完整的原本了。△《东园友闻》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曹溶《学海类编》中收录了它，所记都是宋、元之间的事情。核查其中文字，原来就是剽窃孙道易《东园客谈》而改题此名的。△《可斋杂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彭时撰。彭时字纯道，安福人。正统戊辰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号文宪。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叙述他一生的经历，从正统乙丑年在国子监学习开始，其中多次称述李时勉善于教导学生的事情。接着叙述廷试第一名以及进入翰林院的事情，其中多讲梦兆、灾祥以及各种琐事。又记载景泰初年进入内阁的事情，对英宗北狩、额森入侵、夺门复辟、曹吉祥谋反等事记得都很简略，唯独王文入相一事记得详细。叙述周太后、钱太后并尊以及钱太后祔庙的事情，来龙去脉尤其详尽。大概他一生的经世事业在于策划项忠一事，一生的大节也在于这一件事。拿《明史》本传来验证，件件相合，可知不是编造言辞来夸耀自己。只是书中称景泰初年朝廷内外的御敌之策，认为于谦、陈循功劳相同，似乎不合公论。又记述张英、刘长子蒙冤的事情，以自己当时正在回乡省亲，从家乡到京城，来不及出面申救为自己辩解。然而后来彭时身在内阁，也没有听说他为张英、刘长子申雪，因此这只是未依法惩处的罪过，仅仅靠笔记保存公论，实在没有意义。彭时本来是贤相，难道是借此自我记下自己的过失吗？△《方洲杂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张宁撰。张宁字靖之，方洲是他的号，海盐人。景泰甲戌年进士，官至给事中。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所叙述的都是所见所闻的琐碎事情，对考中进士时的梦兆记载尤其详细。内容颇为猥杂，而且只有二十多条，篇幅很少，怀疑不是完整本子。△《蹇斋琐缀录》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尹直撰。尹直有《明良交泰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所记多是明代掌故，对内阁的事情尤其详细。对于同时代官员升降以及恩怨报复的缘由，也记述得相当细致。不过其中难免有个人好恶的言辞，他对吴与弼极力丑诋，毫不留情。考察《明史·儒林传》，记载吴与弼到京师后，李贤推让他坐在上座，以宾师之礼对待他；编修尹直到来后，只被安排坐在旁边。尹直非常愤怒，出去后就诽谤吴与弼。等到吴与弼回乡，知府张璝前去拜见却未能见到，十分恼怒，便招募人代替自己的弟弟投递诉状控告吴与弼；朝廷立即派吏员将吴与弼拘来，极力侮辱怠慢，之后才把他遣送回去。编修张元祯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写信责备尹直，说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之语。尹直又把这件事记在《琐缀录》中。又说吴与弼为石亨题跋族谱，自称门下士，士大夫因此讥议吴与弼。又记载顾允成的话，认为这是好事者编造的。然而吴与弼求取名声过于急切，确实有自负矫饰、刻意模仿圣人的地方，从他的日录中大致可以看出。尹直所记的这些事情，或许也是受了刺激才这样做的吧？他论述《续通鉴纲目》的一条，认为宋太宗“烛影斧声”的事情，是陈桱错误增入李焘的文字，李焘又错误改动文莹的话；这一考证说得相当详细。△《双槐岁抄》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黄瑜撰。朱国桢《涌幢小品》说，黄瑜字廷美，香山人。景泰丙子年举人。曾任长乐县知县，有惠民政绩，因为刚强正直而弃官。他亲手种了两棵槐树，在树间修建亭子吟咏长啸，自称双槐老人，写作《双槐岁抄》，就是这个本子。书中记载洪武至成化年间的事情，共二百二十条。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黄瑜的孙子黄佐以春坊谕德掌管南京翰林院事务，在院堂的书箱中得到吴元年留下的旧简，因而补足此书。考察黄佐有目录跋语，可知他所补的是洪武初年科举名次以及永乐年间庶吉士姓名两条。这部书首尾贯通，在明人的野史中很有体例纲要。然而其中也有许多是其他书已经记载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的奇闻。至于神怪报应之说，凡是与典章掌故无关的，往往滥加收录，也不免失于剪裁。△《石田杂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沈周撰。沈周字启南，长洲人，以绘画闻名一时。郡守想以贤良的名义举荐他，沈周占卜得到《遯》卦九五爻，于是决意不出仕。八十三岁去世。事迹详见《明史·隐逸传》。这部编册是他所记录的见闻杂事。末尾有伍忠光的跋，说先生去世后二十多年，这些记载还保存在糊工的废纸中，亲笔墨迹清楚如初，怀疑就是先生的绝笔。友人何良辅拿来给我看，于是命工刻印，等等。大概原来只是零散残缺的手稿，并非有意著书，所以所记颇多琐碎之事。△《双溪杂记》（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考察焦竑《经籍志》，其中记载《双溪杂记》二卷，为王琼所撰；《续说郛》所收也题作王琼。检阅书中所述，并且作者自己署名为“琼”，与两书所载相合，大概就是王琼的著作。王琼当时以才干谋略著称。他所著《晋溪奏议》，已经著录。这部书是杂记见闻之作。书中所载朝廷故事，在弘治以前颇有考核，足以与正史互相参证；即使是对是非和取舍的判断，也不十分悖谬。到了正德、嘉靖之间，则任意夹杂个人私见，多有诬蔑，不能全都当作实录。考察《明史》本传，王琼督理边务的功劳，以及推荐王守仁平定宸濠，其功劳固然不可埋没。然而他平日与江彬、钱宁等人交结，又与杨廷和、彭泽等不合，所以书中对廷和和彭泽的诋毁和诬陷尤其严重。至于“大礼”一事，他曲意顺从世宗的意旨，把过错全都归给杨廷和，更不是确定的论断。△《立斋闲录》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宋端仪撰写。宋端仪有《考亭渊源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杂录明代故事，从太祖吴元年直到英宗天顺年间，都是采集明人的碑志和说部编成的。它与正史间有抵牾，体例也冗杂而没有条理。△《寓圃杂记》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王锜撰写。王锜字元禹，别号梦苏道人，长洲人。这部书记载明代洪武至正统年间朝廷和民间的事迹，对吴中的旧闻尤其详细。然而其中多是拾取琐碎事物，与考据无关。△《复斋日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许浩撰写。许浩有《宋史阐幽》，已经著录。这部书全是记叙明初以来朝廷和民间的事迹，与叶盛《水东日记》所载颇有不同。书前有自序，题为乙卯年蒲节，大概就是弘治八年。其中如杨荣判断敌情、于谦整治军队、汪直专权乱政等条，叙述颇为详细。然而，像说王振起初能够防止邪说、接受教诲，从而成就英宗的盛德，并非没有补益之处，这种说法就错得很厉害。至于“儿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黄泉下”一诗，本是明初高启所作的《张节妇词》，载在高启文集中，却说是章纶的母亲所作，也是不合事实。△《野记》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祝允明撰写。祝允明有《苏材小纂》，已经著录。这部书所记大多是民间街巷的传闻。例如记载张太后遗诏恢复建文年号一事，张朝瑞《忠节记》已经辨明其不实。至于说《永乐大典》修辑未完成便停止，由此也可知道其他事情多有失实。朱孟震《河上楮谈》也说，祝允明所撰的志怪以及这部书，其中可信的百条中没有一条。△《前闻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祝允明撰写。这部书杂载前明事实，内容散漫而没有统纪。大体上是从他所作《野记》中另外摘取出来编成一书，只是稍微改动了次序。例如《野记》记载洪武三年二月，命令制作四方平定巾；洪武二十四年又谕令礼部侍郎张智申明巾的含义。它在注文中说，旧传太祖召见杨维桢，问他所戴的巾，杨维桢回答说是四方平定巾。而这部书却把《野记》的小注取来作为正文，后面再附上洪武三年、二十四年的事情，于是文辞和意义完全重复。又如《野记》记载太祖听到危素走路的声音，笑着说：“我只当是文天祥来了。”这部书却说：“我只当是伯夷、叔齐来了；有人说是文天祥。”这显然仍是同一条记载，只是略微改动了说法。明人想要夸耀著述丰富，常常把一部著作分成几种，往往就是这样，不值得追究。△《明记略》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皇甫录撰写。皇甫录字世庸，号近峰，长洲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顺庆府知府。《明史·皇甫涍传》称皇甫录官任重庆府知府。考察皇甫录《下陴纪谈》，其中对顺庆的记载很详细，那么《明史》中的“重庆”二字就是错误的。这部书根据嘉靖壬寅年其子皇甫冲的序言，序中说原稿有许多冗长闲谈和琐碎事情，便命皇甫冲加以校订删定；于是从开头到结尾，摘取重要内容，另编为四卷等等。由此可知，这是皇甫录的稿本，由皇甫冲删定。书中所记都是正德以前的旧闻。然而，其中如说铁铉的两个女儿在教坊作诗，建文帝骑骡子到了黔国公府第，王振曾经任教官，永乐末年因年满而无功被阉割；又说仁宗有的记载称死于雷击，有的称被宫人毒死，有的称被宦官击杀，等等。大体都是街巷间的传闻，即使删削，仍然没有删尽。△《近峰闻略》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皇甫录撰写。这部书也是他的儿子皇甫冲删定的。它从稗官野史和杂说中采集的材料很多，但考证完全疏略，错误也不少。例如《拾遗记》所说介子推的白鸦、《龙城录》所说李贺的赤虬，都把它们当作真实事情。又如杨沟一事出自《古今注》，却引用《霏雪录》作为最初出处。妻子的父亲称为外舅，文字本出《尔雅》，却说始于汉代董承。前进士见于《国史补》，却说出自《唐会要》。甘草、苦草的说法出自《师旷占》，却说出自《大戴礼》。其他如把“龙生九子”说成出自《尔雅》，把李商隐《乐游原》诗说成王建所作，把“二乔”说成妓女，都是极不加考察。至于陈善《扪虱新语》记载马大师等人在孔子之上的一类说法，都是荒谬妄诞的言语；袁宗彻《客座新闻》记载元顺帝是瀛国公之子一类的说法，也是诬蔑欺罔之词。对这些一概收取，尤其显得冗杂泛滥。△《下陴纪谈》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皇甫录撰写。这部书是他任四川顺庆府知府时所作。有的记载当时的事情，有的考察前代传闻，大体都与这一地区有关。当时正值蓝鄢之乱，叛贼三次进犯顺庆，皇甫录受命统领军队坚守城池。因为他登上城墙就守卫城池，下城守卫时便著书，所以用“下陴”作为书名。书末附有《三峡山水记》一卷，是他的儿子皇甫冲所作。皇甫冲字子浚，嘉靖戊子举人。《明史》把他附见于《皇甫涍传》中。传中说他著有《几策》《兵统》《枕戈杂言》三书，如今都没有见到，只有这篇《三峡山水记》附在他父亲的书中而得以保存。△《延休堂漫录》三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罗凤撰写。罗凤字子文，号印冈，应天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石阡府知府。这部书征引和搜集的材料颇为丰富。然而，有时记载汉、晋以来的遗闻，却错说成明代的事；有时详细记载明代一朝的人物和典章制度，却又泛泛摘取前代内容。古今混淆，大小杂乱，这是它的缺点。又如书中所载明代事情，像说刘基能够识别天子之气一类，都是杂取小说，不能作为可信的证据。只有辨明袁忠彻《符台外集》说元顺帝是瀛国公之子的错误，论述得很好。它说瀛国公六岁投降元朝，到元世祖去世时二十四岁；元顺帝生于延祐庚申年，那时瀛国公已经五十岁了。假使确有托梦而产生疑惑、因而解释并夺取皇后之位一类的事情，也应发生在世祖去世以前，距离顺帝出生的时间已有二三十年。这一论证最好，可以解开千古以来的疑问。△《翦胜野闻》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所记都是明太祖初年的事情，其中也有许多与其他书重复。陶珽《续说郛》、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都记载这部书，题作吴郡徐桢卿所著；然而《明史·徐桢卿本传》和《艺文志》都没有记载。书中所记往往也不合事实。例如说徐达追赶元顺帝，几乎就要追上，却突然收兵回师；常遇春向皇帝控告徐达，徐达自己心中疑惧，拔剑斩杀守门人而出。这实在是齐东野人的传闻，徐桢卿似乎未必荒唐到这种程度。△《玉堂漫笔》三卷（内府藏本） 明代陆深撰写。陆深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在翰林院任职时记录每天所得见闻的作品，对考核典故尤其详细。其中记载杨士奇的儿子杨稷获罪，是由于陈循陷害，这也是修史者没有详细说明的事情。△《金台纪闻》二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陆深撰写。全是陆深任翰林时杂记正德乙酉至戊子四年间的朝廷故事，以及朋友之间的议论。△《春风堂随笔》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陆深撰写。杂记听闻见闻，共二十三条。末尾附有一篇《歙砚志》。△《知命录》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陆深撰写。这大概也是杂记一类的书，但记载秦、蜀山川名胜的内容较多。它是陆深在嘉靖十三年赴四川任左布政使时，途中编写的。之所以取名“知命”，是因为他最初受任陕西藩司，经过扬州蜀冈时，对这个地名感到奇异，便询问其中缘故，别人回答说由此可以通往蜀地。不久他得到入蜀任职的命令，回头数说先前的征兆，认为确实是由前定下来的，于是用“知命”作为书名。△《谿山馀话》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陆深撰写。所记当时刘健、章懋、刘大夏等名臣的遗闻颇为详细，又多谈福建的事情，大概是他在福建任职时所著。△《愿丰堂漫书》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陆深撰写。陆深的年谱记载，他所著有《愿丰堂稿》，在正德己巳年于家中完成。如今这卷书末尾记载正德壬申年经过兰谿、拜访章懋一事，与年谱所记的年月不相符合。大概《愿丰堂稿》是他的诗文，这一卷则是他所著的说部作品。书中也是杂记故事，只有七条，恐怕不是完整本子。△《见闻考随录》（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韩邦奇撰写。韩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经著录。这部书已经收入他所著的《苑洛集》。如今这一本是明人抄出的别本，其中有许多朱笔标记，书眉上又间或加有评语。例如“胡守中结交郭勋”一条，评语说是传闻造成的错误；“甲申大同之变”一条，评语说比各种书的记载更加详细准确；“藩臬升迁”一条，评语说选官制度是从杨邃菴开始改变的。看来另有说法。书中的议论也颇有见地，只是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碧里杂存》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董穀撰写。董穀有《续澉浦志》，已经著录。这部书杂记琐碎传闻，其中多是齐东野人的说法。例如说明太祖制作钞币，使用贤人的心肝；马皇后在鸡鸣山鉴察石阶，远望太学；成祖把僧人碧峰放入甑中蒸死。这些都不近情理。他把邹衍说成汉代儒者，也十分疏误错乱。甚至把在礼部墙上看到的“读书须努力，写字莫糊涂”两句，说成掺杂在《少陵集》中而无法辨认，更是不可理解。△《苹野纂闻》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伍馀福撰写。伍馀福有《成化陕西志》，已经著录。这部书所记只有二十条，都是吴中的旧事，间或涉及朝政。末尾有他的儿子伍忠光所作的跋，称伍馀福居家闲食时编纂此书，死后才从书箱中查找出来，于是刊刻印行。△《贤识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陆釴撰写。陆釴有《山东通志》，已经著录。这部书全记洪武年间的杂事，所采用的只有《馀冬序录》《野记》《客座新闻》《草木子》等书。援引的材料既少，事迹也只有寥寥几条，不足以配得上“贤识”这个书名。△《病逸漫记》（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陆釴撰写。这部书杂记当时的事实。例如《明史·高启传》称，高启归居青邱，知府魏观把他的家迁来，早晚邀请他相见，关系十分欢乐。后来魏观因改修府治获罪，皇帝看到高启所作的上梁文，因而发怒，将魏观腰斩。但这部书记载，高启因为撰写苏州府上梁文，被巡按御史张度弹劾，与知府魏观一起被处以极刑。高启本传没有记载张度的弹劾，那么这部书的记载就更为详细。又据《明志》记载，天子的冠礼只加一次冕服，皇太子才加三次：第一次加折上巾，第二次加进贤冠，第三次加冕服。这部书则说天子加三次，第一次加折上巾，第二次加远游冠，第三次加九旒冕。这样看来，陆釴还见过天子加三次冠的礼仪，与《志》所载皇太子的仪式相同。《舆志》记载的是已经施行的典制，而这部书依据的是从前的制度。又如书中记载，三里河在天地坛前，距离通州五十里，河道比通州高一丈九尺；设置两道闸门，才可以行船，但有一两处容易淤积流沙。大通桥距离通州四十里，河道比通州高五丈。设置十道闸门，才可以行船。如今三里河已经干涸淤塞，与两道闸门也不相通，这部书仍然可以作为编纂志书采录资料的依据。然而其他内容多是冗杂琐碎的谈论，并不都足以供考证。△《孤树裒谈》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李默撰写。李默有《建阳人物传》，已经著录。这部书记录明代事迹，起于洪武，止于正德，引用的群书共三十种。体例按编年编排，形式却像小说，大体都是街巷间的传闻。考察《千顷堂书目》，它把这部书说成是赵可与所作，并注称：赵可与字念中，安成人，正德癸酉举人，任福建盐运司提举。过去把作者写作李默是错误的。现在还没有考察清楚它的依据，姑且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吏隐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沈津撰写。沈津有《邓尉山志》，已经著录。明代有两个沈津。知道这里所说的是苏州沈津，是因为本书所载朝廷和民间的逸事，还涉及他的先世行医的事迹。苏州沈津世代以行医为业。正德年间，他被选入太医院，充任唐藩医正，与这些情况相合。△《北窗琐语》（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余永麟撰写。余永麟是鄞县人。嘉靖戊子举人。官任苏州府通判。书中对日本的出处、土俗、朝贡三件事叙述颇为详细，其他记载却有很多失实之处。例如周岐凤因邪术获罪，余永麟却把他当作豪侠不羁之人，极力替他辩护。又说明太祖杀了徐中山王达的夫人；太祖虽然猜忌而残忍，哪里至于这样？这大概接近没有根据的传闻。至于所记淫词琐事，更没有什么可看的。△《螭头密语》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明代杨仪撰写。杨仪字梦羽，常熟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这部书杂记明代时事，只有二十多条，但言语多不合事实。例如说建文帝从隧道逃亡，仁宗中毒，宣宗微服出行，都是乡里间没有根据的传闻。所记孝宗、武宗的逸事，尤其涉及鄙俗琐屑之事。《常熟志》记载杨仪所著有《南宫集》《高坡异纂》，唯独没有这部书。怀疑它或许是伪托杨仪之名的作品。△《病榻遗言》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高拱撰写。高拱有《春秋正旨》，已经著录。这部书详细叙述他与张居正先后产生嫌隙的缘由，分为三篇：一是《顾命纪事》，二是《矛盾原由》，三是《毒害深谋》。用史实考察，也不完全是实录。△《名世类苑》四十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代凌迪知撰写。凌迪知有《左国腴词》，已经著录。这部书采集洪武至嘉靖十个朝代的名臣，汇编成书。前四卷先记载姓名、爵位和籍里，系以论赞；后四十二卷列举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分为九类，每一类中又各分小目。在此以前，杨廉编有《名臣言行录》；后来徐咸有《名臣后录》，郑晓《吾学编》中有《名臣纪》，沈应魁有《名臣新编》。凌迪知汇合各书，编排成书。正德以前共二百七十一人，嘉靖年间三十二人，是凌迪知从各书中摘取材料加以补充的；此外还附载建文末年的忠臣八十二人。书中叙述名臣，类似传记，但内容被割裂开来分别记载，并不是每人各自成传。又兼及神异、诙谐、定数等内容，体例混杂于小说之中，所以把它附在小说家类。△《迩训》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方学渐撰写。方学渐有《桐彝》，已著录。此书专门记载他乡里人物的品行事迹，以及先世中可以作为法则的事情。因为这些事距离桑梓很近，所以命名为《迩训》。全书分为四十一类，门类名目繁琐，所记事迹也没有详细注明出处。△《西吴里语》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宋雷撰写。宋雷自号市隐居士，是湖州人。此书成于嘉靖年间，都是记载吴兴的轶闻。书前有自序，说：我一向喜欢广泛阅读史传、史乘以及稗官小说一类的书，不排列年代，也不讲究伦理次序，只是随手杂录。其中有时犯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戒规，也沿袭了史臣讹误和遗漏的弊病，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等等。因此这部书都是随笔搜集记录，没有注明出处，而且多涉及荒诞之事，不能完全相信。书后有他的儿子宋鉴所作的跋。大概是宋雷去世后，由宋鉴搜集编纂并交付刊刻的。△《明朝典故辑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杂记洪武至正德十朝的事情。书前有自序，作于嘉靖三十二年，自称《东吴逸史》。又附载鲁宗人当<泪丐>的一篇序文。考察当<泪丐>原来编有《国朝典故》，怀疑此书就是从当<泪丐>的书中摘取编成的。全书大体零乱庞杂，完全没有体例。它记载明太祖微服出行，被巡军拘捕等事，已经荒诞不经；至于把明宣宗说成建文帝的儿子，更加荒诞。△《吴社编》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王穉登撰写。王穉登有《吴郡丹青志》，已著录。此书专门记载吴中乡里的社祀之事。书中所说的神名为“五方贤圣”，是淫祀中最严重的一种，却说它源于《搜神记》，实在是牵强附会、荒诞不经。所列“走会”“捨会”等条目，也反映了风俗中的弊病。末尾附有顾文龙写的一篇文章，说王穉登编写此书怀有怜悯时事之心，并有预见祸患的忧虑。然而铺陈夸张过度，不免成为讥刺一个、劝诫百人的做法。△《笔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连镶撰写。连镶字抑武，是常熟人。嘉靖年间任安陆县知县。此编根据他一生的见闻，随笔记录。篇目有《两京旧闻》《先辈故实》《乡邑旧事》《宦游约记》《随手笔馀》。卷末附有《倭蛮纪略》九则，其中有很多传闻失实的话，不足以作为考证事实的依据。△《世说新语补》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明代何良俊撰补、王世贞删定。何良俊有《四友斋丛说》，王世贞有《弇山堂别集》，都已著录。书前有康熙丙辰年富阳章绂的序文，说云间何元朗仿照《世说新语》编成《语林》，很受当时称誉；但书中言辞错杂，王弇州、麟州又取来删定，改名为《世说新语补》。几百年来，梨枣刊刻不下几十次。只有吴兴凌初成的原刻本完全遵循古本，分为六卷，并附有王世贞审订的内容，题名为《鼓吹》，等等。何良俊的《语林》共三十卷，其中关于汉、晋的事情全都采自《世说新语》，又从其他书中搜集材料加以增补，本来就不是补写《世说新语》，也没有《世说补》这个名称。凌濛初刊刻刘义庆的书时，才取用《语林》所载内容，删去与刘义庆书重复的部分，另立这个书名，假托为王世贞所作。大概明代伪作成风，章绂也跟着相信了，实在是没有考察。然而章绂序文的字句鄙俗乖谬，词意彼此不连贯，怀疑也是书商假托的。看它所刊的目录，把补编列在前面，把原书列在后面；而三十六门的名称，在同一页中重复出现，连一个字都没有差别，这难道是明辨是非的人所做的吗！△《樊川丛话》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姜兆熊撰写。姜兆熊字恂如，是归安人。此编都是记录杂事，分为朝庙、山川、考证、诗话、闺秀、仙释、怪异、数验八门，每门只有十多条。樊川就是樊泽里，在湖州府城东，是姜兆熊世代居住的地方。△《西台漫记》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蒋以化撰写。蒋以化字仲学，是常熟人。隆庆丁卯年举人。官至监察御史。此书杂记所见所闻，多涉及偏僻、隐逸和幽怪之事。书中记载李贽荒谬悖逆、荒诞不经的事情，以及他最终因台臣互相攻讦而被下狱的经过，前后始末颇为详细，却没有说明他的结局。又误把姚安府知府写成姚州知州；所记王大臣的事情与史书所说冯保的说法大相径庭，几乎无法理解。全书议论常常过于喧嚣逞快，似乎包含许多恩怨之辞，并不全是实录。△《见闻杂记》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李乐撰写。李乐字彦和，号临川，是归安人。隆庆戊辰年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佥事。此书前两卷全部抄录董氏《古今粹言》和郑晓《今言》，后两卷才是自己记录的见闻，共一百八十六条。△《林居漫录前集》六卷、《畸集》五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译明代伍袁萃撰写。伍袁萃字圣起，是吴县人。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广东海北道按察司副使。事迹附载于《明史·徐贞明传》。史书称他所撰《林居漫录》《弹园杂志》，多贬斥当时的公卿大夫，对李三才、于玉立尤其严厉。如今看这部书，所记多为朝廷和民间的旧事，常常引用明初的事情来证明明末的弊政，但言辞激烈，未免过分。又因为极力排斥“良知”之说，与王守仁为难，于是连他的事功也一并抹杀，不免矫枉过正。至于大量记载街巷琐事，又多参杂因果报应之说，更失于庞杂。△《闇然堂类纂》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潘士藻撰写。潘士藻有《洗心斋读易述》，已著录。此书把所听闻和所见的杂事分类编纂叙述，大体都是为了警戒世人。第一类为训惇，第二类为嘉话，第三类为谈箴，第四类为警喻，第五类为溢损，第六类为徵异。成书于万历壬辰年。当时已是明朝末年，正值风俗衰败、社会弊坏之时，所以潘士藻所记录的内容，对于骄奢横行、放纵过度之事，详尽征验因果报应，用来垂示警戒尤其急切。这大概就是为了针砭流俗。△《西山日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丁元荐撰写。丁元荐字长孺，是长兴人。万历丙戌年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编杂录自洪武至万历年间朝廷和民间的事迹，分为英断、相业、延揽、才略、深心、名将、循良、法吏、节烈、忠义、清修、直节、德量、器识、神识、正学十六类，作为上卷；又分为古道、友谊、义侠、格言、正论、清议、文学、师模、庭训、母范、孝友、笃行、方术、高隐、恬退、持正、贤媛、耆寿、家训、日录二十类，作为下卷。西山，是他隐居的地方。末尾附有《避乱五箴》，原已刻入《拙存堂集》，因为对立身处世很有切实帮助，所以又收入此编。△《玉堂丛语》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焦竑撰写。焦竑有《易筌》，已著录。此编仿照《世说》的体例，搜集记载明初以来翰林诸臣的遗言和往行，分条列述。共五十四类，最后以“雠隙”一类结束。考察朱国桢《涌幢小品》说：焦弱侯率直任真。元子初次出阁时，确定讲官六人。癸未年是郭明龙，丙戌年是唐抑所、袁玉蟠、萧元圃、全元洲，己丑年则是焦弱侯。太仓相公认为应当选择其中浅近易懂的内容，编成一书进呈御览。不久，太仓相公离开朝廷，诸公不再过问，只有焦弱侯编了一册《养正图说》。郭明龙听说后愤愤不平，说：应当大家共同编写，怎么能由一人独自完成？后来他的儿子把书带回去，在南中刊刻，送到焦竑寓所。当时正在处理宦官之事，陈矩恰好来到，取走数部呈给皇帝阅览。诸位老臣非常恼怒，说这是通过其他途径进献图书而获得大用。又记载焦竑为吕坤的《闺范》作序，郑国泰请求取来增入后妃一门，众人喧然大哗，说郑氏著书，焦弱侯与之结交并为其作序，等等。焦竑编写此书，把“雠隙”作为全篇结尾，大概是有感于这两件事，借此寄托自己的意思。然而陈矩是司礼太监，郑国泰是贵妃的侄子，为什么两部书恰好分别落入这两个人手中，又都能够进呈宫禁呢？当时舆论的议论确实有其原因，不能全都归结为排挤。△《贻清堂日抄》（无卷数，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钱养廉撰写。钱养廉字国维，是仁和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此书记载万历年间缙绅之间的门户倾轧，十分详细。考察钱养廉因为争取范谦赠荫之事，触怒大学士张位而被削籍。因此此书开头就列出“戊戌落职”一条，大概就是所谓发愤著书。对于各种事情，他往往加以丑诋，不免带有恩怨之辞。△《汝南遗事》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李本固撰写。考察神宗时有两个李本固：一个是临清人，万历壬辰年进士；这个李本固字叔茂，是汝宁人，万历甲戌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因进言论事被罢官归乡。郡守黄邻初曾委托他编修《汝南志》，其中删去而未收入的草稿，又重新辑成此书。大概当时修撰《志乘》时有所裁断，未必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用此书加以补续，以表示不忍心割舍的意思。然而书中多涉及神怪、仙人和鬼魅，不免属于小说家的说法。另外，《汝南遗事》原本是元代王鹗记载金哀宗亡国之事的书。李本固误用了这个书名，也没有加以考察。△《客座赘语》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顾起元撰写。顾起元有《说略》，已著录。此书记载的都是南京的旧闻和各种杂事，不涉及南京的内容不予收录。大概也属于《金陵琐事》一类，只是不分门类，仍采用说部的体例罢了。虽然颇能补充地方志书的缺漏，但也有许多神怪琐碎的言语。至于《前闻纪异》一百条，全部抄录旧文，用来充实卷帙，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翦桐载笔》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象晋撰写。王象晋有《群芳谱》，已著录。此书是他奉命出使册封、途中所作，因此取“翦桐”之意命名。书中所载都是嘉言善行，但多涉及因果报应。其中《四公厚德解》等篇，体例近于戏文。卷首列有贺登极表一篇、贺惠王升位启一篇，尤其不合体例。△《金华杂识》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杨德周撰写。杨德周有《澹圃芋记》，已著录。此编是他任金华教谕时所作。杂采散佚的文章和轶闻，以补充地方志中尚未完备的内容。例如，潘良贵与陈瓘实际上并非同母所生，也没有陈瓘的父亲借妾生子的事情。潘良贵的父亲有六个儿子，也并不是到了晚年还没有后嗣。书中辨析周密《癸辛杂识》的错误，其中有时也有考证。然而书中多采录小说和神怪之说，反而玷污了自己的著作，这是贪多而嗜奇的过错。△《峤南琐记》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卷首有万历壬子年湛卢山中人的题词，说：我把箱笼中所记录的西方事情汇集起来，看到《大荒经》记载有耳朵上挂着蛇的神人。“珥”是耳饰，也有人说是瑱；又因为蚕在口中吐丝也叫“珥”，所以以“珥”命名。记录完毕后，还有一百多种零碎事情和续闻，于是又整理保存下来，命名为《峤南琐记》。

译考察万历年间闽人魏濬曾经撰写《西事珥》八卷，记述粤西的风土，已经另行著录。根据这篇题词来看，此书大概也是魏濬所作。然而《西事珥》属于地志一类，此书多记杂事，则属于小说家一流。△《琅嬛史唾》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象梅撰写。徐象梅有《两浙名贤录》，已著录。此书摘取史传以及稗官所记的事语，分类记叙。体例完全仿照《世说》，但另行创设品目。从“帝符”“后瑞”开始，到“灵畜”“壬人”结束，共一百二十二类。分类安排有很多不准确之处，而且每条下面都不注明所引用的书名，也没有考证依据。此书成于万历己未年。所谓“史唾”，是作者自认为拾取史家遗留下来的唾余。大概也属于何良俊《语林》一类，但取舍判断远不如何良俊。△《避暑漫笔》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谈修撰写。谈修有《惠山古今考》，已著录。此编都是搜集前代先贤的言论和事迹中可以作为师法的内容，以及近代风俗浇薄、可以作为鉴戒的事情，分条叙述成篇。此书成于万历年间。当时社会风气和人心都极为败坏，谈修因愤懑而著书，所以言辞往往过于激烈。△《明世说新语》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李绍文撰写。李绍文有《艺林累百》，已著录。此书完全仿照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其中三十六门也沿用旧书。所记是明代一朝的轶闻琐语，记到嘉靖、隆庆时期，大概是万历年间所作。书前有一篇释名，详细列出书中各人的姓名、谥号、爵位和籍贯。陆从平的序文说，李绍文近来因文学才华受到熊剑化的知遇，熊剑化又替他校正其中的错误。然而如今书中在“方正”门把文徵明谈论先人世交的话归给杨公，在“品藻”门把王畿关于贪、嗔、痴以及救、戒、定、慧的话说成是答复陆树声，这些都与其他说部记载不合，看来是传闻中的异说，不能全都确实。又把杨士奇称为“东杨”，把杨荣称为“西杨”，其释名也有很多错乱。△《管窥小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书中“世宗崇尚青词”一条说，作者年轻时到京城还来得及见到这种情况；又说张居正因横行放肆而败亡。由此可知作者大约生活在嘉靖、万历之间。又有“九卿保留新郑”一条说，当时先太保正在治理河道，没有参与这件事。由此可知作者是当时大臣的儿子。因此他的自序说：我年轻时很少有亲身见识，但是在游宦和家庭教育之间，也颇有一两件记忆。此书记载当时门户之间的倾轧以及专权乱政之事，其中很多是史书没有详细记载的。它记载会推有立推、坐推、行推的不同，也是在其他书中没有见到的。然而书中对高拱、张居正的诋毁非常严重，却单独推尊徐阶，大概也是出于恩怨之辞，并不全是直笔实录。△《见闻录》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陈继儒撰写。陈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此书编排记载明代朝廷官员的事迹，间或涉及典章制度。例如蒋瑶使明武宗醒悟、李充嗣抵御宸濠的事情，史书都没有记载得很详细。然而叙述编排杂乱，先后没有次序，仍然没有摆脱他平生著述草率成编的习气。△《太平清话》四卷（内府藏本） 明代陈继儒撰写。此书杂记古今琐事，引用材料错误的地方多得数不清。当时人称陈继儒能够鉴识古今书画，然而比如书中记载耐辱居士的墨竹笔铭，用《唐书·司空图传》来考证，明显相互乖谬，他却完全不知道这是伪作。△《西峰淡话》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茅元仪撰写。茅元仪有《嘉靖大政类编》，已著录。此书多议论明末时政。他所论述的明代制度，大多本于元代；尤其是对事情平心而论的公正议论，不是明代那些怀挟私见、曲意排斥他人的说法可以相比的。然而其中也不能免于有些愤激过度的言辞，仍是当时相互诟骂争论的积习。△《兰畹居清言》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郑仲夔撰写。郑仲夔字龙如，江西人。这部书辑录偏僻的轶事和警句，从汉、魏直到嘉靖、隆庆年间，分门别类，完全仿照刘义庆《世说》的体例。已经见于刘孝标注本以及王世贞补辑内容的（按：《世说新语》的补本，实为何良俊《语林》的文字，坊间刻本却假托王世贞之名；这里依据原序中的说法，谨附记于此），就不再收录。又因为同一个人的事迹散见于全书，姓名、爵位、谥号的称呼不一致，另作《释名》一篇，附在书前，也仿照汪藻校定《世说》的体例。△《癸未夏抄》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释静福撰写。静福是钱塘人。所谓“癸未”，大概指崇祯十六年。这部书抄录诸家说部的内容，也间或记载自己听见和看见的事，颇为杂乱无章。只是书中多记僧徒的恶行，并不替本教隐讳，和那些坚持儒家门户之见的人相比，反而还算较为贤明。△《明遗事》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全书都记载明太祖最初起兵时的事情。始于壬辰六月，即元顺帝至正十二年；止于洪武元年四月壬戌，即至正二十八年。按年份编排、按月份记述，也相当详细。但书中多记录小说家言一类的琐事，例如用酒灌蛇之类，全都荒诞不可信，不合史书体例。△《云间杂记》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明人撰写，没有署名。下卷记载顾氏东园、北园的一条，说后来遭逢鼎革，两个园子都变成了荆棘丛生的荒地，可见是国朝人撰写的。书中记载的都是明代万历以前松江的轶事。其中记徐阶任首辅时违逆皇帝旨意而下狱，恰逢地震，幸而得到赦免的一条，正史没有记载，大概只是民间巷谈。△《读史随笔》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陈忱撰写。陈忱字遐心，秀水人。这部书前四卷杂论从黄帝到宋、元的事情，后两卷全论明代之事，叙述尤其详细。大概年代越久远，史书记载越简略；时代越接近，见闻越容易详尽，这是形势使然。不过其中多有采录琐碎细节的内容，类似说部。例如记黄帝梦见风后、力牧，武丁梦见傅说，断语说：“通过梦境寻求贤才，是后世不能多有的事情。”记齐代女子娄逞的事情，断语说：“由此看来，木兰从军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又有的只记其事而不加评论。例如记成化十三年乐安王上奏，说宁王奠培残酷、贪婪、好色、图谋不轨等事，命太监罗吉祥前往查勘，大多属实，拟定罪名后姑且从宽处理，革除一年的禄米。除此之外一个字也没有评论，也不知道收录它的用意是什么。大概这部书名义上像是史评，实际上属于杂记一类。△《玉堂薈记》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杨士聪撰写。杨士聪字朝彻，号凫岫，济宁人。前明崇祯辛未年进士，任翰林院检讨。进入国朝后，官至谕德。这部书完成于崇祯癸未年十二月，距离明朝灭亡只有一百多天。他在自序中说，古来的正史有所遗漏，有时可以从杂录漫记中得到，用来补足正史的不足，也可以了解那些细小事情的意义。我从此承蒙参与史局，一直没有停止记录保存，而且已经积累了多年。壬午年再次进入春明，因时事而有所感发，于是取出过去编纂的旧稿，重新加以编次，不拘泥于年月，只要心中有所感触就记录下来，汇编成一册。大凡十多年间的世局、朝政、物态、人情，大略粗略地记载在这里。那些戏谑笑谈、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往往收录其中。如今看这部书，对于当时周延儒、薛国观、温体仁、王应熊等人之间因门户倾轧而产生的缘由，以及政治、刑法颠倒的原因，颇能说清其中曲折，很多是正史没有涉及的。然而杨士聪是周延儒的门生，所以行文之间颇多回护；对于黄道周、倪元璐，也都流露出不满之意。至于说黄道周不坐宦官的房间，不用通家名刺同宦官交往，认为这些做法都过于严苛。书中记张溥试作诗的事情，对他也诋毁得过分了，都不免夹杂恩怨之辞。又如孔有德之变，明明是新城王氏所激起的，毛霦《平叛记》说得最详细，书中却认为这是由于诛杀袁崇焕，失去了辽人的人心。这完全不是实录。至于鄙俗戏谑和污秽言语，全都详细收载，尤其显得猥琐杂乱，又不是《归田录》等书偶尔记载诙谐之事的体例了。这部书的自序说是一册，但书首题作“卷一”，那么应当有两卷。书中“癸未九月经筵”以下的部分，旧本另占一页，与前文不相连接。怀疑这是下卷的开头，只是传抄时把标题遗漏了。△《庭闻州世说》（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题名署“桃都漫士宫紫阳述”，没有写出他的姓名，也没有写明成书年月。考察书中所说的话以及卷首自序，大概作者是前明崇祯癸未年进士，而此书则成于国朝康熙甲辰年。查《江南通志》，崇祯癸未年进士中有泰州宫伟镠，任翰林，当即是这个人。书中记的都是泰州杂事，所以称为《州世说》；又都是从庭训中听闻而来，所以称为《庭闻》。目录分为六段，似乎有六卷，但刊本不标明卷数，不清楚它的体例究竟如何。△《客途偶记》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与侨撰写。郑与侨字惠人，济宁人。前明崇祯丙子年举人。这部书记述他在明末所见所闻的二十五篇事情，多是忠义节烈之事。所谓《义犬》《义猫》《义象》等篇，怀疑是借寓言来使背叛主人的人感到惭愧。《败节纪》一篇，也是讽刺那些守义不坚定的人。《杂说》十篇，多借事寄托愤懑激越之情。《游记》一篇，是游历河南时所作，多叙述流贼破坏残害的情状。其中《济宁守御纪》《济宁倡义纪》两篇，记叙当时的方略相当详细。《折奸纪》则写同无赖小人做交易，偶然丢失账簿，又偶然找回。事情实在过于琐碎，很不值得记载。△《玉剑尊闻》十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国朝梁维枢撰写。梁维枢字慎可，真定人。前明时由举人出任工部主事。这部书作于国朝顺治甲午年。它取材于有明一代的轶闻琐事，依照刘义庆《世说新语》的门类，分为三十四类，并自行作注，文章体格也完全仿效《世说新语》。但随意抄录，颇为缺乏选择。例如李贽曾说，宇宙之内有五大部文章：汉代有司马子长《史记》，唐代有《杜子美集》，宋代有《苏子瞻集》，元代有施耐庵《水浒传》，明代有《李献吉集》等等，这些都是狂妄荒谬的话，是学习晋人的放诞却走向失当的表现。他的注释尤其多属浅薄之见。例如曹操、李白之类，人人都熟知，何必还要大量占用简册篇幅呢？至于以此书命名的意义，吴伟业等人的序以及梁维枢自己所作的小引都没有说明，如今也无法详细考知。△《明语林》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肃公撰写。吴肃公有《读礼问》，已经著录。这部书共分三十七类，全都采用《世说新语》的旧有门类。其中“德行”“言语”“方正”“雅量”“识鉴”“容止”“俳调”七类，又各有补遗数条，体例也仿效《世说》，但分类多有混淆。例如“夙慧”类记载杨东里的母亲改嫁罗理，杨东里跟随前往，当时才六岁，曾私下磨砖和泥土，做成牌位的样式，祭祀他的三代祖先，罗理因此感动流泪。这是极高的孝行，与“德行”类所载刘谨六岁时的事情正相类似。然而刘谨归入“德行”，杨东里却归入“夙慧”，事情相同而分类不同，不知道应当以哪一种为准。书中收录的内容也有很多遗漏。△《明逸编》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邹统鲁撰写。这部书搜集探访有明一代的逸闻，以《世说新语》的原有门类分别记录，原名《明世说补》。后来恰逢他的朋友江有溶先撰成《逸编》一书，于是把这些内容按次序补入，仍然命名为《逸编》。自序说，这是为了表明并非他一人独自专有其功。邹统鲁的儿子定周、江有溶的儿子度为此书作注。书前列有《释名》一篇，说明各人的官爵、谥号、称名有不一致之处，大概仿照宋代汪藻校订《世说新语》的体例。这部书过于疏略，虚妄失实的内容尤其多。例如“仇隙”类中记载仁宗葛妃进毒一事，竟相信《螭头密语》所记的话，仓促写入书中。这样一来，洪熙年间的仁主遭受这种冤屈诽谤，就不只是黄公在酒垆旁作裴郎的学问了。邹统鲁字大系，衡阳人；江有溶字谷尚，长沙人。△《闻见集》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蔡宪升撰写。蔡宪升字江云，南昌人。这部书全都记载明末杂事，偶尔涉及明代中叶的，只有谢榛、桑怿、徐渭等几条而已。所记内容多同史书相合。例如刘綎的父亲刘显，本是龚氏的儿子；他的祖父岷把他收养为子，于是冒用了岷的姓氏，这是史书没有记载的。但其中也有传闻失实的说法。例如说天启辛酉年各位名士在滕王阁饮酒赏雪，作诗时得到“滕”字；有一个渔父往来于阁下，好像若有所思。名士们戏问：“你会作诗吗？”渔父回答：“各位吟咏时，我正好想起了《滕王蛱蝶图》。”随即高声吟诵：“鸭鹅夜乱功收蔡，蛱蝶春深戏试滕……”之类。这本来是宋末吕徽之的事情，记载在陶宗仪《辍耕录》中，只改动几个字，就另造出一个人物来，实在太荒诞了。他又说李贽任姚安官时，因剃发被上官弹劾，关入诏狱；以及说明末李自成攻陷扬州，这些事情也都没有根据。△《筇竹杖》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施男撰写。施男字伟长，吉水人。顺治初年随军征讨广西，凭军功授任广西按察使副使。这部书的前三卷，是施男任职桂林时所作，记载峒黎地区的风土，并收录自己所作的诗句。第四、第五卷是他游历江、浙、吴、楚之间时所作，多记山川名胜。第六卷是自著诗集。第七卷则收录刘湘客、杨廷麟、刘大璞、刘日襄、倪元璐五家的作品。他所作的诗文，言辞多险峻冷僻，大概仍沿袭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遗风。△《今世说》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晫撰写。王晫有《遂生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完全仿照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因为记载的都是近代事情，所以取名为《今世说》。它的分类也都沿用旧有门类，只删去了“自新”“黜免”“俭啬”“谗险”“纰漏”“仇隙”六类。“惑溺”一类，则选择较为雅正的内容保存。其中刻画摹拟，颇嫌过于相像；所加称许，也多有超过实际的地方。大概这是一本标榜声气的书，仍然带有明代诗社的遗习。至于把自己的事情也收录进去，更加违背体例。徐喈凤的序以汉代黄宪为说，但《天禄阁外史》本是王逢年的伪书，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呢？“文学”门中记载吴百朋拿“殹”“鄦”二字向吴任臣请教，吴任臣回答说：“‘殹’字同出于秦权古文，‘鄦’字同出于《说文长笺》。”吴百朋听后叹服。按，“殹”字出于秦权是对的；但《说文》中本来就有“殹”字，注说：“击中声。”只是赵宦光的《说文长笺》认为《说文》以“也”字训释，意义不雅，于是改从秦权，用“殹”字代替“也”字，不能只举出一个而遗漏另一个。《说文》中有“{无邑}”字，就是“鄦”字。注说是甫侯受封之地，在颍川，现今通行写作“许”。至于确实写作“鄦”字的，则见于《史记·郑世家》“鄦公恶郑于楚”。注说：“就是许灵公。”可见这个字见于正史。吴任臣认为它出自《说文长笺》，实在没有找到它的根本出处。王晫仓促地把这件事当作博学多闻记录下来，也是没有考察清楚。确实，空谈容易，核实事实却很难。△《秋谷杂编》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维宁撰写。金维宁有《垂世芳型》，已经著录。这部书全都记载同时代的琐事。但金维宁居乡时，颇与同乡不合；任官时又颇与同僚不合，因浮躁而被罢官归里。所以文辞意旨多带愤激，往往有伤于忠厚。他记载董含卖婢以及撰作《三冈识略》等几条事情，恐怕未必真有这样严重。至于又旁征博引《山海经》《拾遗记》等书中的旧文，隐去出处来充足篇卷，也不合著述的体例。△《陇蜀馀闻》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祯撰写。王士祯有《古欢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全都记载陇、蜀地区的琐碎事情。例如吴山、岍山之类，间或也有考证。因为这是他奉使时记录的内容，其中很多不是亲眼所见，而且很多地方也不是他亲自经过的地方，所以称为《馀闻》。兼及赵州、介休，是因为前往陇、蜀时所走的驿路必然经过这些地方。△《皇华纪闻》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祯撰写。康熙甲子年，王士祯以少詹事身份奉命出使，前往南海祭告。于是把沿途经过的地方串联起来，搜集故事，写成这部书。书中多采录小说、地志中的文字，直接抄录其事，没有考证，不如他的《池北偶谈》等书。△《砚北丛录》（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写。黄叔琳有《研北易抄》，已经著录。这部书卷首有魏兆龙的序，说是黄叔琳任浙江巡抚罢官以后偶然记录下来的。内容杂采唐、宋、元、明以及近代说部，也加入耳闻目见的事情。大体上多是文人嘲弄戏谑的言辞，如《谐史》《笑林》一类。有的注明出处，有的不注明，体例不一致，也没有分卷。大概只是为了在忧患中借此消磨时日而已，并没有著书的用意。△《汉世说》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章抚功编纂。章抚功字仁艳，钱塘人。这部书仿照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用来记载汉人的言行。大体以《史记》《汉书》为主要依据，再杂取其他书籍加以补充。分为十四门，分别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清介”“才智”“英气”“义烈”“宠礼”。与刘义庆原书略有不同，采录也很完备。但所记都是人们熟知的事情，没有什么其他异闻，而且分类往往不准确。例如龚遂责备昌邑王的过失，本来应当归入“方正”；邓禹行军有法度，本来应当归入“政事”，却都归入了“德行”。至于射的山仙人取箭，本来是志怪之说，却收入此书，尤其不合体例。书中的凡例说：本书以“语”命名，起源于《论语》。国语记载言语，不把事情混杂进去。陆贾《新语》一书，马上翁每次进奏，皇帝都称赞好。临川刘义庆的《世说》一书，是许多士人共同撰述的，始于竹林，终于江左；风流简远，以少许胜过繁多，最为可贵。本编唯独推重两汉，意在专门叙事，所以不以《新语》命名，等等。按，刘向先已有《世说》，所以刘义庆所撰的书另名《世说新书》，后来人们才改称为《新语》。黄伯思《东观馀论》考证得最为详细，并不是因为记载言语才称作《新语》，章抚功的说法大错特错。至于刘义庆所记，上接东汉，怎么能说始于竹林呢？这更加是没有考察清楚。

译△《过庭纪馀》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国朝陶越撰写。陶越字艾村，秀水人。这部书是杂缀听闻见闻琐事而成。因为其中许多内容是听他父亲口述的，所以取名为《过庭》。间或有《志乘》遗漏的内容，可以补助考核；但大体上过于涉及繁琐细节。又因为记载了自己平生游历和入幕的事迹，也未免有自我夸耀之嫌。──以上是“小说家类”杂事一属，共一百一部，四百七十五卷，其中七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卷一百四十四 子部五十四 ○小说家类存目二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图》二卷（通行本） 明代王崇庆撰写。王崇庆有《周易议卦》，已经著录。这部书全部载录郭璞的注释。王崇庆间或有所论说，但文辞都很浅薄。书中的图也是书坊中庸俗工匠凭空臆造的，不能作为典据。△《幽怪录》一卷、《续幽怪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幽怪录》，由唐代牛僧孺撰写。牛僧孺的事迹详见《新唐书》本传。《唐书·艺文志》作《玄怪录》。朱国桢《涌幢小品》说：牛僧孺撰有《玄怪录》，杨用修改名为《幽怪录》。因为世宗在位时忌讳“玄”字，杨用修不敢不避讳。其实是同一本书，并非刻印错误。不过，《宋史·艺文志》载有李德裕《幽怪录》十四卷，那么这个书名又重复了。《唐志》作十卷，现今只剩一卷，大概是抄合而成的，并不是原来的版本。晁公武《读书志》说，牛僧孺身为宰相，在世上颇有声望，却撰写这类书。《周秦行纪》一书招致的讥谤，大概正是由此造成的。书末附有唐代李复言《续录》一卷。考察《唐志》和《馆阁书目》，都作五卷；《通考》则作十卷，说是分为“仙术”“感应”两门。如今只剩下几页残篇，已经不能成卷了。不过，志怪一类的书与教化无关，保存完整与否也不必深究。△《续玄怪录》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唐代李复言撰写。这部书世上有两个版本：附在牛僧孺《幽怪录》末尾的版本，大概是从《说郛》中抄录出来的；另一种就是这个版本，共记二十三件事，卷数也与《唐志》不相符合。这个版本大概是从《太平广记》中抄录出来的，虽然比《说郛》本稍多一些，但也不是完整的书。△《龙城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唐代柳宗元撰写。宋代葛峤首先把它编入柳宗元的文集中，但《唐艺文志》没有著录。何薳《春渚纪闻》认为是王铚伪造的。《朱子语录》也说：“柳宗元文章后面的《龙城录》杂记，是王铚写的。”柳子厚叙事的文字，笔力有强有弱；这部记载的文字却衰弱得厉害，把古人诗文中无法考知的内容都暗暗寄托其中，仿佛从幽暗的影子中显现出来。现在看书中记载的皇帝命人取书一事，似乎是解释韩愈《调张籍》诗中“天官遣六丁，雷电下取将”两句。赵师雄在罗浮山梦见梅花的故事，似乎是解释苏轼梅花诗中“月下缟衣来扣门”一句。朱熹的论断，深深抓住了其中的实情。庄季裕撰写《鸡肋编》，竟然引用这部书来驳斥《金华图经》。庄季裕与王铚是同时代的人，或许这部书刚流传出来时，伪造的痕迹还没有暴露，所以来不及详细考察吧？然而自南宋以来，词赋家已经把它沿用为典故，不能再废弃了。这也就是王充所说的“俗语不真实，却流传下来成为丹青”的情形。△《独异志》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李冘撰写。《唐艺文志》作李元，不知哪一个姓名正确。这部书杂录古代故事，也涉及唐代琐闻，大多是讲述怪异之事。例如女娲兄妹成为夫妻的故事，都是《齐东》一类的说法。又如《列子》中海人戏弄鸥鸟、愚公移山的故事，都是把寓言摘取出来当作真实事件，尤其拘泥固执。至于王涯被仇士良杀害，本来并不是文宗的命令，却说王涯是被天兵斩杀的，实在荒谬至极。△《陆氏集异记》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为唐代比部郎中陆勋撰写。《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都作二卷。陈振孙说：这是讲述怪异之事的书，共有三十二件事，其中说狗怪的占三分之一。这部书比陈振孙所记的多出两卷，而所记事情的数量又比陈振孙记录的多三四倍，也不多说狗怪，难道是后人附会增益的，并不是原书吗？△《剑侠传》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唐人撰写，没有注明姓名，收入明代吴琯《古今逸史》中。书中全都记载唐代剑侠的故事，与《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三至一百九十六所载“豪侠”四卷的文字完全相同。篇次以及句下夹注也相吻合，例如“潘将军”条下所附“忘其名疑为潘鹘硉也”九字也完全相同，只是把“鹘硉”误作了“鹤碎”。这大概是明人抄袭《太平广记》的文字，伪题了这个书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九十三卷、一百九十六卷〕 △《录异记》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蜀地杜光庭撰写。杜光庭有《了证歌》，已经著录。这部书《宋志》作十卷，与今本不同。白云霁《道藏目录》把它收入洞元部记传类恭字号中。不过，杜光庭虽然是道士，但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实际上与道家无关。卷首沈士龙的题辞说，杜光庭以方术侍奉蜀地孟昶，所以写成此书来取悦孟昶。考察陶岳《五代史补》，杜光庭在唐僖宗巡幸蜀地时出家为道士，此后历事王建、王衍，并未进入后蜀。即使只根据这部书来考察，其中记载蜀地丁卯年在会昌庙城壕旁有龟背上显出“金书玉字大吉”字样的事，应当是王建天复七年的事。又称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诞广圣节，王彦徽得到白龟进献，这应当是王衍元年的事。这些事情都是替前蜀王氏编造祥瑞，以此说成取悦孟昶，实在考察失误太甚。这些说法都荒诞不可信。《冶城客论》说：“广成先生杜光庭撰写《仙传录异》等书，大多是自己编造的，所以人们有无稽之谈，称之为‘杜撰’。”这样看来，关于杜光庭的虚妄，前人早已说过了。△《括异志》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张师正撰写。张师正字不疑，熙宁年间任辰州帅。《文献通考》记载，张师正考中甲科后，在外任职四十年而不得志，于是推究变怪的道理，参合所见所闻的奇异之事，写成二百五十篇，魏泰为它作序。这个版本没有收录魏泰的序，大概是在传抄过程中散失了。不过，王铚《默记》认为这部书就是魏泰所作。魏泰是曾布妻子的兄长，而王铚是曾纡的女婿，还曾经见过魏泰；他说的话应当不会是假的。△《青琐高议前集》十卷、《后集》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