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一 集部十四

译宋代孙应时撰写。孙应时字季和，自号烛湖居士，是余姚人。淳熙乙未年考中进士。起初任黄岩县尉，升任海陵县丞；又升任遂安县令，改任常熟县知县。因仓粟流失亏欠而被降职，调任邵武军判官。尚未赴任就去世了。考察杨简所作孙应时圹志以及张淏《会稽续志》，都称孙应时在绍熙初年曾接受蜀帅邱崈的征召，预先料知吴曦的叛乱阴谋，告知邱崈，让他以别将身份统领吴曦的军队。后来吴曦因叛乱被诛杀，孙应时的话果然应验。当时孙应时已经去世，三省奏请授予他的儿子祖开官职。他大概也是有智谋才略的人。史弥远又曾向孙应时受业，集中与史弥远往来的各篇书信，都深切地加以规劝告诫。等到史弥远掌握国政，他却独自超然自守，远离权势，不作任何迁就，甘愿一直沉沦为一名副职官员直到终身。他的人品尤其无人可及。《宋史·艺文志》载《烛湖集》十卷。根据孙应时诗中的自序，他大概曾应刘克庄的请求，亲手把自己的稿本编为五十卷。集末有他的侄子祖祐的跋文，称涑水司马述先把十卷交付刊刻。后来又附有《问思录》五十条、《通鉴摘义》三十条，总名为《经史说》。还附有雪斋父子的唱和诗，以及雪斋的行状、墓铭、杨简所撰的圹记、《会稽续志》中的小传、儿子祖开补官的省劄等篇。这十卷是祖祐编成的，不是孙应时原来的旧本。年代久远后散失了，长期没有传本。因此厉鹗作《宋诗纪事》时，只从吴礼部《诗话》、王应麟《困学纪闻》、黄宗羲《姚江逸诗》中采集了几篇，数量很少，也不完备。现在从《永乐大典》所载内容中编排成集。只是《经史说》残缺得特别严重，仅保存一篇。其余部分按照篇数估计，大概已经保存了十分之八九。由于卷帙繁重，分为二十卷。仍然把他的父亲介以及兄长应求、应符的诗编入附编，并记录孙应时父子的志传、行状、祖开补官的省劄等文章，作为上、下二卷。应求字伯起，曾经考中乡荐。应符字伯潜，著有《历代帝王纂要》二卷、《初学须知》五卷，见载于陈振孙《书录解题》。如今这两部书也都没有见到。△《昌谷集》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曹彦约撰写。曹彦约有《经幄管见》，已经著录。这部集子称为《昌谷集》，考察集中《与刘后溪书》说，他家世代是都昌村落人，后来迁居城下的昌谷巷，那么昌谷就是他居住地的名称。曹彦约起初在朱子门下求学。后来历任州郡长官，击退敌人、平定盗寇，独自显现出实际的才干。因此《宋史》本传称他可以建立事功。等到入朝侍讲，也能尽心竭力地启发辅导皇帝。他的《经幄管见》一书，陈述祖宗训诫，规劝针砭时政，至今仍有清楚的依据可考。可是他的文集却湮没不显，《宋史·艺文志》也没有著录。只有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昌谷小集》二十卷。钱溥《秘阁书目》中也有《曹文简公集》十五册。但这些书也早已没有传本。厉鹗《宋诗纪事》搜集极其丰富，却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姓名，可见其失传已经很久了。现在考察《永乐大典》，其中收载曹彦约的诗文很多。核对篇目，正如本传所称，他任利路转运判官时所作的《病夫议》，以及任兵部侍郎时上奏的《荐李心传劄子》，都没有收在其中。由此可知，仍然免不了有散佚缺失。不过其余作品中，世间没有流传的仍然很多。谨慎地分类编次、排列辑纂，整理为二十二卷。其中的奏议，大多通晓政体，切实可行。所论兵事利弊，尤其确实而有见识，不同于搜罗杂取的空泛议论。他所写的两篇奉诏陈述意见的奏疏，是庆元、宝庆年间先后上奏的。对于当时苟且偷安、消磨时日的弊病，反复致意，切中要害，也可以由此看出他鲠直的气概。只是骈俪文辞和押韵语句，稍微损伤了质朴的风格。然而不事修饰而自然能够文辞通畅、义理明白，若非学问有根本的人，是做不到的。《省斋集》十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廖行之撰写。廖行之字天民，祖先是延平人。五代时迁居衡州。淳熙甲辰年考中进士。他曾任岳州巴陵尉，因为父母年老，请求辞官奉养而归，注授宁乡主簿，但尚未赴任。据田奇所作的行状称，他一生注重内在品行的修养，留心经世济民之学，入仕后也多有显著的循良政绩。然而他的名位不显，所以姓名没有载入史传。他所写的著作，各家也很少著录。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廖谦刊刻的，原本十卷。现在从《永乐大典》中采集编纂，篇章卷帙颇为丰富，似乎应当是当时全部收入的。谨慎地编排次序、审校订正，仍分为十卷，以恢复它原来的面貌。原有的跋文十七篇、行状和墓铭等三篇，仍附在后面，以备考核。他的文章大体上排除藻饰，以质朴为宗旨，有时不免接近质朴粗陋。因此戴溪作序时，对他评价不高。然而他的文辞和意旨笃实，切近事理，也足以由此想见他的为人。至于他的四六文，则比其他文章流丽。潜敷敬的跋文称，他的表章、启牍有许多与周必大的文集相互重复。大概因为周必大也有“省斋”的名号，所以发生了混淆。现在检核周必大全集，实际上没有一篇与此集重复。这应当是后人知道误载后，随即刊削去了。《南轩集》四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张栻撰写。张栻字敬夫，广汉人，是丞相张浚的儿子。因荫补授官职。孝宗时历任左司员外郎，授秘阁修撰，最终任荆湖北路安抚使。事迹详见《宋史·道学传》。张栻去世后，他的弟弟张杓收集其旧稿，编成四大册，请朱子评定。朱子又访求四方学者所传的数十篇，加上平日往来的书信，编次缮写。尚未完成，已经有刊刻的别本流传。朱子认为，刊刻本中多是早年尚未定论的言论，而晚年谈论经学和政事、阐明道学要旨的文字，反而有许多散失。因此取出先前搜集的材料，参照互校，以张栻晚年的学问为准，定为四十四卷，并详细说明改编的缘故，置于书首。这就是现在流传的淳熙甲辰本。张栻与朱子交情最好，集中《与朱子书》共有七十三篇，另有《答问》四篇。其中的论辩彼此针锋相对，毫不宽让。例如第二封信就在辞官与接受任用之间提出疑问；第三封信辨析墓祭和中元祭；第四封信辨析《太极图说注》；第五、第六、第七封信辨析《中庸注》。

译第八封信辨析《游酢祠记》；第十封信规劝朱子说话不要过于少有和平之意；第十一封信论述社仓的弊病，责备朱子偏袒王安石；第十五封信辨析胡氏所传《二程集》不必追改，告诫朱子应当平心静气；第二十一封信辨析关于仁的学说所产生的流弊；第四十四封信谈论山中的诗，认为言辞还不够和平；第四十九封信论说《易说》有不妥之处，认为历来许多意思还没有放下；第五十四封信规劝朱子不要相信阴阳家的说法来选择葬地。与胡季随的第五封信又谈到朱子所编《名臣言行录》不够精细。朱子把这些信一并收入自己的文集，并不认为有所冒犯。而且张栻的学问渊源本来出自胡宏，但他在给朱子的第二十八封信中说，胡寅的《读史管见》弊病败坏得不可说，其中虽有一些好处，却没有一篇是完整的。又在第五十三封信中说，胡安国的《春秋传》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商量。朱子也把这些话一并收入文集，并不以此为嫌。这足以看出醇正儒者的心术光明通达，丝毫没有党同伐异的私心。后人拘守门户之见，对一字一句都无不回护，实在违背了朱子的本意。至于朱子撰写张浚的墓志铭，本来依据张栻所作的行状，所以多有溢美之辞，语录记载得很清楚。而编定这部集子时，却删去张浚的行状而不予收录，也足以看出他没有因朋友的私情而损害是非的公正。评论张浚的人，往往把这些意见归罪于朱子，大概是没有核查这部集子。刘昌诗《芦浦笔记》驳斥张栻的《尧庙歌》，指出尧庙在桂林，认为这是牵强附会。此诗如今还在集中，大概是取其尊崇帝德之意，而略去了事实。刘昌诗又记载张栻的《悫斋铭》，说张栻奉父亲之命为弟弟张杓所作，但本集没有收录。核查起来确实如此。然而张栻集就是张杓编纂的，不应当反而遗漏。考察高斯得《耻堂存稿》中有《南轩永州诸诗跋》说：“刘禹锡编《柳子厚集》，把永州以后截断，少作一篇也不收。南轩先生在永州所题写的三亭、陆山等诗，当时才二十多岁，兴致寄托已经如此落落穆穆。然而在集中寻找，却全都没有，难道编次的人是按照《柳集》的方法删取的吗！” 这样看来，张栻集以外的诗文都是朱子删去了他的早年作品，并不是偶然散失的。《勉斋集》四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宋代黄幹撰写。黄幹字直卿，号勉斋，闽县人。年轻时从朱子学习，朱子把女儿嫁给他。宁宗朝补授将仕郎。历任汉阳军知军、安庆府知府。以主管亳州明道宫的身份退休。去世后谥号文肃。事迹详见《宋史·道学传》。这部集子包括讲义经说三卷、杂文三十六卷、诗一卷。杂文中凡是任郡时发布的公文、判牍等文字都收录其中。根据它的卷目，与《宋史·艺文志》相合，大概仍是原本。以前朱子建成竹林精舍，曾给黄幹写信，说有“将来便可以请直卿代替我主持讲席”这样的话。黄幹也能坚守老师的学说，始终不改变。然而林栗与朱子在《易》学上意见不合，以至于结怨攻击，朱门弟子中有人想要焚毁林栗的书。黄幹在祭文中却独能不埋没林栗的长处，可以说完全没有门户之见。史书又称，黄幹在安庆府修筑城池，部署安排得当，百姓没有受劳累而事情就办成了。等到金兵大举而来，淮河东西都震动恐慌，唯独安庆仍像往常一样安定。他又在制置使李珏的幕府中，竭力指出军政没有修治、边防准备废弛。李珏没有采纳。后来光州、黄州相继失守，最终果然如他所说。这尤其不是朱子学派末流那些空谈心性的儒者所能相比的。也足以看出洛学、闽学创立教说之初，还具有实际内容，并不只是戴着高冠、穿着宽衣来刻意描摹圣贤。他的文章大体质朴直率，不事雕饰。虽然笔力不算挺拔，但气势体格醇厚充实，终究不失为儒者的言论。《北溪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代陈淳撰写。陈淳有《北溪字义》，已经著录。他一生不以文章闻名，所以他的诗文都像语录。然而陈淳在朱门弟子中最为笃实。因此发而为文，也多质朴真挚，不加修饰。元代王环翁作序，认为“读他的文章，应当像读布帛和菽粟一样，可以救济人的饥寒。如果用古文的格律来衡量，篇篇累牍，铺陈形状，难道能够切合日常使用吗”，等等。这虽然是矫枉过正的话，但总的说来，儒家确实有这样一派，不能废弃。陈淳认为朱子一生与陆九渊势如水火，所以他一生的主要宗旨，在于竭力申明儒家与佛教的区别，以针砭金谿一派的过失。集中如《道学体统》等四篇、《似道》《似学》两篇辨文，都是在严陵时所作。反复诘问辨析，力求阐明鹅湖会讲的绪论，也可以说是坚守老师的传授，丝毫不改变。文集由他的儿子陈榘编纂。末附外集一卷，收录奠祭文、志铭、叙述五篇，也是陈榘辑录附入的。淳祐戊辰年，郡倅薛季良为之刻版于龙溪书院。年代久远后散失。元至元乙亥年、明弘治庚戌年，又两次翻刻。如今流传的，大概仍是弘治本。《山房集》九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周南撰写。周南字南仲，吴郡人。淳熙庚戌年考中甲科。官至秘书省正字。两次因荐举进入词馆，都不久便被罢免离开。于是以殿廷所授的文林郎官职终身。《艺文志》有周南《山房集》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有《周氏山房集》二十卷、《后集》二十卷。卷数相差很大。现在检看《永乐大典》所载，既有题作《山房集》的，也有题作《山房后稿》的，与陈氏著录的本子相合。由此知道《宋志》所载五卷的卷目，是传抄脱误，不足以凭据。只是计算《永乐大典》所收的篇章，卷帙没有多少，应当是删削得过于严重，所以散佚的很多。现在只就今天保存的部分，各依原来卷目整理，分为前集八卷、后稿一卷，以略微保存它原来的面貌。周南长于四六文，以俊逸流丽著称。制诰等文章尤其深得训词的体制。他最初进入词馆时，确实是叶适推荐了他。考察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说：“开禧年间出兵，韩侂胄想让叶适以直学士院的身份起草诏书。叶适推辞说不能。后来卫泾奉命起草诏书，说：‘百年成为废墟，谁来承担诸人的责任。’”

译有一天放纵敌人，最终给数代留下忧患。”卫泾拿这句话给叶适看，错误地把“为墟”说成“成墟”。后来周南到来，叶适告诉他卫泾的文章近来很有长进，但“成墟”二字值得怀疑。周南惊愕地说：“原本是‘为墟’二字，为什么要改呢？”叶适这才知道原来是周南代为起草的，于是推荐他适合担任文字官。于是朝廷召试馆职。”考察这四句话，如今收在周南所作的《秦桧降爵易谥敕》中。那么这些话当时已经收入他自己的文集，足以证明他不能割舍这篇文章。敕文中另外还有“兵是五材之一，谁能去掉它。臣下没有二心，是上天的法则”几句话，也极受王应麟赞赏。由此他的文辞组织工巧、脍炙人口的特点，就尤其可以概见了。集中又有各种书籍的题跋二十多篇，体例与《馆阁续书目》相近，怀疑也是他在馆中校勘时所作。又有杂记数十条，多记述宋代故事，间或直接抄录古书文字，没有任何论断。怀疑原来另有一部说部附在集内，后来被《永乐大典》割裂。如今没有可以相互参证的材料，姑且仍按原文抄录如下。《橘山四六》二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李廷忠撰写。李廷忠字居厚，橘山是他的号。於潜人。淳熙八年考中进士。历任无为教官、旌德知县。最终任夔州通判。《宋史》没有他的传记。厉鹗撰写《宋诗纪事》，记载他有《洞霄诗集》，如今也已不传。只有这部文集还保存着，明代万历年间丹阳孙云翼为它作了笺注。孙云翼自序说：“所收藏的原本是抄本，甲申年赴京应贡，偶然携带这部书，于是取来翻阅，随手作笺释。后来跟随公文到炎徼，偏远之地空闲很多，于是取出加以订正，稍微编排次序”，等等。大概从前一直没有刊本，直到孙云翼作笺释之后才交付刻板流传于世。李廷忠名位不显，所以集中启札很多，大体是问候、酬谢之作。但第十四卷全是贺正、贺至的笺表，其中有“乘轺护漕”等语，与李廷忠的仕历不合，一定不是他亲自所作。考察洪迈《容斋四笔》说：“宋代各州郡相沿把表奏书启交给教授撰写，因而供给他们钱和酒。”那么这些文章一定是李廷忠任教官时，由州守和宪臣所作。只是原本没有及时注明，所以最终无法辨别。北宋四六文大多以典雅庄重、深厚雅正为宗旨。南渡末期，逐渐流于纤弱。李廷忠生于淳熙、绍熙之间，正是文风将要变化的时候，所以他的作品格调稍低。往往喜好博杂、务求新奇，反而损伤了繁复冗长。然而文辞组织仍然工整稳妥，其中的佳处终究不能掩盖。固然应当保存它，以作为一家之言。至于孙云翼的笺注，尤其多杂乱内容，不足以帮助考证。因为他搜集编缀颇为勤勉，所以姑且仍按旧本录入，不再刊削。后来跟随文书到了炎徼一带，处在偏远僻处而有许多闲暇，于是便取来加以订正，略作编次，等等。大概此书先前从未刊刻，只是说在云翼作笺释之后，才交付刊刻流传于世。廷忠的名位并不显赫，所以文集中书信启札居多，大抵是问候、酬答和致谢之作。但第十四卷中却全是贺正、贺至的笺表，其中有“乘轺护漕”等语，与廷忠的仕履不相符合，必定不是他亲自所作。考察洪迈《容斋四笔》说：“宋代各州郡，沿袭旧例把表奏、书启交给教授办理，于是给他们钱和酒作为酬劳。”那么这些文章必定是廷忠任教官时，由州守和宪臣所作。只是原本没有来得及注明，因而就无法辨别了。北宋的四六文，大多以典雅庄重、深厚高雅为宗旨。南渡以后的末流，逐渐流于纤细柔弱。廷忠生于淳熙、绍熙年间，正是文风将要变化的时候，所以他的作品格调稍低。往往喜欢广博而追求新奇，反而受到繁琐冗杂的损害。不过，他组织文字仍然工整稳妥，其中的佳处终究无法掩盖。固然应当保存它，以备一家之言。至于云翼的笺注，尤其多有芜杂之处，不足以用作考证依据。因为他搜集编缀颇为勤勉，所以姑且仍按旧本录存，不再刊削。《后乐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卫泾撰写。卫泾字清叔，华亭人。迁居昆山。淳熙十一年考中进士第一名。王楙《野客丛书》所说“潮水到夷亭便出了状元，甲辰年卫泾果然天下第一”，指的就是他。累官至参知政事，封秦国公。去世后谥号文节。他的事迹没有完整载入《宋史》。只有《南宋翰苑题名记》记载，卫泾于开禧二年七月任中书舍人，兼修玉牒官，直学士院；十月，授吏部侍郎，兼侍读。开禧三年十月，授礼部尚书；十一月，授御史中丞。《宋史·宰辅表》记载，开禧三年十一月丙戌，卫泾由中奉大夫、试御史中丞，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丁亥，兼权参知政事；十二月壬戌，卫泾与雷孝友同时授参知政事。嘉定元年六月乙亥，罢任，改任资政殿学士、知潭州。然而集中谢表显示，他在潭州以后又曾任福州知州，再任隆兴府知府。他任官的年月，仍可以考见。卫泾起初号拙斋居士，后来改号西园居士。之后建成堂屋，取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话题名为“后乐堂”。于是用它作为自己的号，也用来命名文集。原本共七十卷，是他的儿子卫樵编纂的，曾在永州刊刻。年代久远后散失。明代杨枢淞《故述》只记载了它的书名，而原本已经看不到了。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次，整理为二十卷。卫氏在宋代以文学知名。卫泾的伯叔父卫肤敏，绍兴年间任礼部侍郎，在朝廷任职颇有声望。卫泾的弟弟卫湜，也深通经学，他所著的《礼记集说》已经另行著录。卫泾所作大多和平温雅，具有文章体裁。归有光《震川集》称赞他的文章议论，对当世有所补益。韩侂胄掌权时，他隐居十年。在居住的石浦开辟西园，坚定地闭门不出。他在出仕和退处之间，大概能够依照礼义自我守持。现在就集中各篇奏疏考察，他的《应诏论北伐劄子》说，两国相互敌对，持重的人安稳，轻率行动的人危险；应战通常能够取胜，首先挑起事端通常会失败。他竭力指责韩侂胄挑起争端的错误，言辞意旨极其切直。他弹劾易祓、朱质、林行等人的奏状，也能够触犯奸佞，侃侃直言而不阿谀。他所论列的其他事情，也都切中要害。在当时可以称为正直之人。只是他执政时间不长，《宋史》又散失不传，他的大节几乎湮没。幸而遗文重新显现，还能据此看出他仕宦经历的大概。因此将其著录于此，以补充史书没有记载的内容。《竹斋诗集》三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宋代裘万顷撰写。裘万顷字元量，新建人。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大理寺司直。请求出任外官，添差江西抚幹。杨简为他撰写墓志，称赞他有默识。陈宏绪《寒夜录》称，裘万顷当时与胡桐原、万澹庵、徐竹堂往来唱和，被称为四杰。如今三人都已经湮没无闻，只有裘万顷的文集保存下来。刘克庄《后村集》中有《裘元量司直诗跋》，称赞他的诗“风致高雅卓异，有颜氏的清瘦，有龚生的高洁”。又说：“他的侄子南昌理掾应材，带来《竹斋遗墨》中的古体、律体诗三首；他的弟弟元龄又亲手抄录四十二首。这些诗的语言似近实远，似淡实深。近而淡是可以做到的，远而深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他为人自我珍重，耻于外露，诗也是这样。世上知道竹斋的人很多，但见过他的诗却极少。理掾何不把它们刻印出来，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欣赏”，等等。这样看来，刘克庄在世时，元量的诗还没有专集。这部本子是康熙己丑年由他的后代、锦县知县裘奏刊刻的，共诗三卷。末卷附录诰敕、志铭，不知是什么人编纂的。近来工部尚书裘曰修又重新刊刻了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修也，是万顷的后裔。他的诗虽然风骨不高，但清新婉约有余，不染江湖诗派的滥调。赵与虤《娱书堂诗话》曾称道他的《归兴》一诗。又说他最初任乐平印曹时，曾与洪迈诗篇往来，洪迈最推重他“云归青嶂雨初歇，花卧碧苔春已休”这两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华亭百咏》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许尚撰。许尚自号和光老人，是华亭人。他的生平始末无从考知。这部书作于淳熙年间，选取华亭的古迹，每一处写一首绝句，题目下面各有注释。然而一百篇中，没有注释的共有二十九篇，其中有许多若无注释便无法明白的地方。按体例推测，当时不可能不加注释，大概是传抄时散佚了吧？凭吊古迹的诗，大体不外乎今昔之感，自唐代许浑等人以来就不能跳出旧套。至于把一地的景物铺写成一百首诗，那么写到几首以后，语言和意思大致相同，也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厉鹗编《宋诗纪事》，只收录了他的《陆机茸》《三女冈》《征北将军墓》《顾亭林》《白龙洞》《俞塘》《普照寺》《陆瑁养鱼池》《唳鹤滩》《湖光亭》十首，大概也是因为其中很少遇到新奇警策的语句。不过，诗的格调和意境虽然多有重复铺陈，措辞却修整洁净，还不失为雅正之音。书中的注释虽简略，但这些古迹距今已有五六百年，当时的遗迹还没有完全湮没。各处所在的位置、名称的由来，也还足以作为编纂地方志书的参考。若从诗家的标准看，它与众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地理记载中，却远胜后来那些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说法。△《梅山续稿》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姜特立撰。姜特立字邦杰，丽水人。他的父亲姜绶在靖康年间殉难。南渡以后，姜特立因父荫补授承信郎。孝宗召他任太子春坊，后来累迁至浙东马步军副总管、庆远军节度使。他的事迹详见《宋史·佞倖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梅山稿》六卷、《续稿》十五卷，把它们列在《诗集类》中。这样看来，两部集子都有诗而没有文章。这部书出自休宁汪森家，附入杂文和诗余，共成十七卷，不知是谁增辑的。汪森在序中说，此书流传极少，所以抄写下来以便流传，可见也是罕见的版本。他原来的六卷稿本，藏书家都没有著录，想来已经散佚很久了。姜特立在当时依仗光宗在藩邸时的旧交，颇为揽取权势，屡次被廷臣弹劾，他这个人实在不值得称道。陈振孙说他本来是一个士人，却改变了行事道路，俨然有了{执目}御的样子，大概是为他感到惋惜。不过，若论他的诗格，意境尤其超旷，常常自然流露，不事雕琢。同时代的韩元吉、陆游都喜爱他的诗，也是有原因的。他的《上梁文引》对自己的生平叙述得最为详尽，其中说：“百首之清诗夜上，九重之丹诏晨颁。”现在考察这部集子所收的作品，都是他任春坊官以后的作品；而所说的百首诗，集子中并没有收载。或许就在散佚的那些篇数之中吧！△《信天巢遗稿》一卷，附《林湖遗稿》一卷、《江村遗稿》一卷、《疏寮小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高翥撰。高翥字九万，号菊磵，余姚人，是孝宗时期的游士。他有《菊磵集》二十卷，早已散佚不存。到了国朝康熙二十六年，他的后裔孙士奇从徐乾学家收藏的宋刻书中辑得遗诗一百零九首，再加上家藏的二十二首；又从其他诗集中辑得十三首，后来又得到朱彝尊宋刻《江湖集》中所载的四十七首。删去重复的，共得诗一百八十九首，刻印出来，题名为《信天巢遗稿》。“信天巢”是高翥给自己的居所所取的名称。然而卷首有元贞元年姚燧的序，原本题作《菊磵集》，不知道为什么改了名称。后面附有《林湖遗稿》一卷，是高翥的侄子高鹏飞所撰，高鹏飞字南仲。又附有《江村遗稿》一卷，是高翥父亲高选、叔父高迈的诗。高选、 高迈都在绍兴年间登第，高选任武当军节推，高迈任县尉。这一卷中又附有质斋、遁翁二人的诗，都是高氏家谱中所载的，只留下了他们的号，就连士奇也无法考出他们的姓名。最后附有高似孙《疏寮小集》一卷。高似孙就是撰写《纬略》的那个人。《文献通考》记载《疏寮集》三卷。这次刻本收得很少，其他选本中还有一些诗文，而这部刻本没有收录。这部集子在宋代颇有声望，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作文怪异艰涩，诗还可以观赏。刘克庄《后村诗话》说他的诗能够参用诚斋的活句。不知道这次刻本为什么辑录得反而不完备。然而士奇的后序起初完全没有提到附刻《疏寮集》，怀疑是士奇的后人增入的，而且也没有再费心广泛采集吧？